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案例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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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遇到孩子涉刑,往往惊慌失措、慌不择路。事实上,对于未成年人涉刑,法律给了一道“教育挽救”的口子,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今天,辩护人带你读懂这个制度,一起收藏吧。 一、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中,不起诉的意思,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某一个案件,因为可能不构成犯罪、可能情节比较轻、可能证据不够,所以不把案件移送到法院进行审判,诉讼程序到检察院为止,由于案件没有送到法院,所以从法
从校园管理到网络空间,从消费安全到人格权益,从家庭监护到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贯穿生活方方面面。为切实回应社会关切、厘清权利边界、提供维权指引,文康律师事务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聚焦日常高频法律问题,特邀资深律师开展专题解读,推出2026年 “六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系列普法文章。 文章将围绕 AI 侵权、个人信息泄露、校园管理、消费纠纷、网络霸凌、监护权争议等话题,以专业视角释法明理、明晰规
未成年人偷偷用父母手机给游戏充值数万元,家长发现后起诉退款,法院会判全额返还吗?11岁的池某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充值消费13728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全额返还;12岁的王某通过母亲微信向游戏充值10414元,法院却仅判决退还7291元。同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金额为何相差近一倍?此类“熊孩子充值”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逐年增长,具有“举证难、退款难、定责难”的特点。笔者研究了近年来未成
2026年4月21日,阿拉巴马州司法部长宣布,阿拉巴马州已与Roblox公司达成122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以解决对Roblox有关未成年用户的安全和保护的指控。此前,Roblox已与内华达州、西弗吉尼亚州达成和解,算上此次和解金额,Roblox将支付3600万美元的和解金。 Roblox犯了什么事? Roblox是一款于2006年上线的互动式在线游戏平台。平台允许并鼓励用户实时交流,并提供允许用户
1、案情 陈某某和李某是未成年人陈某的父母,三人按份共有案涉房产,其中,陈某的房产份额由其祖父母出资,祖父母表示相关出资系对陈某的赠与。陈某某和李某向刘某借款90万元,并向刘某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将该笔借款用于陈某的教育事宜,用案涉房产为该笔借款设定了抵押。后陈某某和李某将该笔借款用于企业经营。因陈某某和李某未按期还款,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某和李某返还借款本息并行使抵押权。陈某以其对父母的抵押
2026年3月19日,犹他州立法机构通过了参议院法案73号。该法案加强了对未成年人有害材料的在线出版商和分发者的年龄核查义务,建立了新的执法和责任机制,并对受保护实体征收消费税,以资助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网络安全项目。 主要条款 该法案适用于那些在网络上发布或传播有害未成年人内容的商业实体,并引入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其中包括年龄验证、执行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其主要条款包括: 扩大了年龄验证要求,规定
房屋作为相对稳定且通常价值较高的不动产,常被作为抵押物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因继承、赠与、家庭内部安排等原因而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进行抵押的行为也较为常见。该抵押是否有效,是因债权人主张抵押权而被监护人以监护人滥用监护权提出该抵押合同或者抵押无效抗辩的案件,或者被监护人主动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案件中的核心争议。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法院对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与市场交易稳定的位阶与平衡上
陪伴式人工智能(AI)在提供拟人化陪伴的同时,也暴露出诱导沉迷、传播有害内容等隐患,引发全球监管关注。本文通过案例揭示法律风险,梳理全球监管态势并比较中美差异,为中国企业提供系统可操作的合规建议,以期在创新与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 引言 陪伴式AI通常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模拟人类的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方式与用户进行长期、持续的情感互动,旨在满足用户社交
内容摘要: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家庭结构及婚姻观念经历深刻转型,婚姻家庭矛盾呈多发态势,家事案件复杂度显著提升。此类案件中,未成年人权益涉案比例颇高。我国虽已制定了一系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但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如何保障却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作为家庭成员,未成年人在家事诉讼中多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身份参与诉讼程序,案件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利益存在直接关联性,但因程序保障缺位,当其权益与成年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编者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罔顾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弱点,通过暴力威胁、拉拢裹挟、蛊惑哄骗等手段,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泉州中院联合泉州市检察院,发布4起依法惩治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例,旨在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此类行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幕后黑手深挖严查、露头就打、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揭露此类行为对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提升全社会的关注度和警惕性;展示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的实际举措和成效;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整治各类不良现象、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 娄某荣组织卖淫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娄某荣,男,2000年5月6日出生。 2025年4月至7月间,被告人娄某荣招募多名失足妇女卖淫。为散播招嫖信息,被告人娄某荣委托他人印制带有其联系方式的招嫖卡片,并雇佣邱某某、李某某、许某某(均未满16周岁)等未成年人在晋江市区及乡镇的繁华地段进行散发。被告人娄某荣于同年7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检察院提起公诉,晋江法院一审。现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娄某荣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娄某荣雇佣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应从严惩处。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等因素,依法对娄某荣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成年人雇佣未成年人流窜分发色情卡片的线索,系惠安县检察院在对专门学校转出的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管教帮扶法律监督过程中发现,并将线索上报泉州市检察院。晋江市检察院接到泉州市检察院线索交办通知后,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联合晋江市公安局共同对辖区内相似行政案件进行串并分析,通过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从中深挖雇佣、利用未成年人从事涉黄违法犯罪的幕后黑手,成功打击流窜作案未成年人背后的组织卖淫团伙,追诉涉罪人员,斩断“成人牟利、少年担责”的黑色链条。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晋江市检察院持续衔接惠安县检察院,分别对本地和异地的涉案未成年人开展精准矫治帮教,帮助未成年人规划就学、合法就业途径,消除被不法分子拉拢利用的现实诱因,实现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与温情帮扶失足未成年人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林某芳、李某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林某芳,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 被告人李某,男,1989年10月21日出生。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被告人李某在被告人林某芳经营的某娱乐城内,组织多名未成年人以表演后陪酒的方式为客人提供有偿陪侍服务,并从中获利。后被告人林某芳、李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晋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晋江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芳、李某组织多名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对二被告人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娱乐场所经营者与表演管理者结伙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已触犯刑法。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准确把握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行为的定罪处罚,对二被告人依法严惩。处于人生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被组织从事有偿陪侍服务,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泉州中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根据此案暴露出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教育缺失、监护人监护缺位、职能部门监管有待加强等问题,及时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敦促家长切实履行教育监护职责,并协同教育行政部门,帮助未成年被害人顺利复学,防止再入歧途;制发司法建议书,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加强日常执法监管,促进娱乐服务行业规范有序经营,努力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案例三: 陈某灿盗窃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陈某灿,男,2005年10月6日出生。 被告人陈某灿于2025年5月6日晚,教唆苏某甲、苏某乙、陈某某(均未满十六周岁)实施盗窃,苏某甲等三人于次日凌晨5时许,窜至安溪县城厢镇某小区门口,采用拉车门方式盗走被害人朱某某停放在该处车辆内的现金人民币40000元,所得钱款被四人挥霍使用。公安机关于当日抓获被告人陈某灿,现场扣押赃款16400元并发还被害人朱某某。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安溪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由安溪法院一审、泉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教唆未成年人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陈某灿教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对其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责令其继续退赔被害人朱某某的经济损失。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所涉犯罪手段为近年来常见的未成年人“拉车门”式盗窃,多呈流窜式作案,对社会治安以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一些不法分子为规避侦查、逃避制裁,教唆、纠集未成年人并由未成年人直接实施犯罪,将未成年人当作其犯罪的“工具人”,而自身躲在幕后操纵、指挥并借此牟取非法利益。司法机关依法认定幕后操纵的成年被告人需对整个共同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且其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依法予以从严从重惩处,彰显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重拳打击、溯源惩处的严正立场。 案例四: 梁某弟贩卖毒品案 基本案情 向上滑动阅览 被告人梁某弟,男,1992年1月5日出生。 2024年5月23日,被告人梁某弟明知李某(2009年9月1日出生)要购买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用于加价贩卖,仍与李某商定交易地点、数量及价格,居间介绍李某向上家购买了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被告人梁某弟未从中获利。后李某在贩卖其中1个电子烟弹的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获,经称重、鉴定,该电子烟弹内液体重1.2816克,其中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为0.08%。2024年6月6日,被告人梁某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诉讼过程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由永春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永春法院一审,判决已生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弟违反国家毒品管制法规,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仍居间介绍,与他人共同贩卖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弹,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梁某弟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予以从重处罚。根据本案犯罪性质、情节及被告人认罪悔罪等表现,依法对被告人梁某弟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典型意义 向上滑动阅览 本案系成年人明知未成年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仍居间介绍联络,积极促成毒品交易完成的涉毒犯罪典型案件。依托咪酯属于新型毒品(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被告人梁某弟居间介绍贩卖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虽然依托咪酯成分含量低,折合成海洛因不足0.1克,但其身为成年人,本应承担社会责任,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远离毒品危害,却反向利用未成年人弱点,积极为其买毒、贩毒行为提供货源、创造条件,使未成年人陷入毒品犯罪泥潭,是毒品犯罪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深度耦合,故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彰显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和坚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态度。 ▼ 往期精彩回顾 ▼ 分享、点赞与在看 让生活更好看,戳戳戳↓↓↓
不少家长遇到孩子涉刑,往往惊慌失措、慌不择路。事实上,对于未成年人涉刑,法律给了一道“教育挽救”的口子,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今天,辩护人带你读懂这个制度,一起收藏吧。 一、什么是附条件不起诉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刑事诉讼流程中,不起诉的意思,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某一个案件,因为可能不构成犯罪、可能情节比较轻、可能证据不够,所以不把案件移送到法院进行审判,诉讼程序到检察院为止,由于案件没有送到法院,所以从法律上讲,当事人是不构成犯罪的,因此也就没有留下犯罪记录。往往成年人的案件不起诉是三种,也就是对应我们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形,分别是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以及存疑不起诉。而未成年人案件,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一种,就是附条件不起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如果符合一定条件,可能暂时不把未成年人移送到法院审判,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然后规定一段时间进行考察,如果这段期间未成年人表现良好,案件就最终作出不起诉;如果表现不好,例如又犯新罪,则会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将旧罪、新罪一并移送法院审判。那附条件不起诉做出需要什么条件呢? 亮黑板了: 罪名有要求 必须是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的罪名,像故意伤害、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 刑期不能重 检察院通过评估案件所有的情节,认为法院可能判到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如果情节特别恶劣,刑期降不到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也无法做出附条件不起诉。 主观能悔改 未成年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这里的悔改,通常表现在能自首、认罪认罚、立功、赔偿被害人等等。 二、附条件不起诉的流程 第一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如果未成年人符合上述适用条件,检察院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未成年人父母愿意管教,就会考虑能否附条件不起诉。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前,检察院会听取未成年人和他父母、公安机关、被害人、辩护人的意见。 第二步:设置考验期和考察条件。检察院会根据未成年人可能判处的刑期决定考验期的时间,考验期是6个月到1年,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刑期可能判到8个月有期徒刑,那考验期就可能会设置8个月。在考验期内,会设定考察条件需要未成年人及家长遵守,比如说让未成年人定期参加公益劳动、法治教育,有时候家长也可能会被要求参加一些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第三步:如果没有撤销情形,考验期满后作出最终的不起诉。除非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屡教不改,否则经过考验期后,检察院就会最终不起诉,并且这个记录会被封存起来,不影响工作、就学。 三、律师专业意见 碰到孩子涉刑,家长应当尽量配合检察院,争取附条件不起诉,并最终取得不起诉。 第一点:要将孩子以往好的表现情况、家庭监护的优势条件向检察院和社工如实反映。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有一道程序是社会调查,检察院会委托司法社工对于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家庭监护进行调查,这个程序会影响对未成年人是否起诉。因此孩子及家长在接受社工老师调查时,态度一定要诚恳,多将孩子以往好的表现、家庭监护的优势条件,与社工老师进行沟通,取得司法社工的理解,进而反馈至检察官。 ◎辩护律师建议: 1.可将以往孩子成长经历、家庭成员良好相处、在校良好表现的照片和材料进行整理,提交给检察院和司法社工。 2.如果孩子以往在学校表现良好,且学校也已经知道孩子涉案了,可以跟学校沟通,能否出具表现良好的情况材料。 3.如果孩子是取保候审,则把取保候审期间,孩子表现进步的情况向检察官和司法社工反映,让他们觉得孩子能够教育悔改。 4.家长要充分表明愿意履行监护义务的决心,甚至可以书写承诺书,表明自己愿意履行监护义务和参加家庭教育指导。 第二点:积极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争取取得谅解。未成年人能否被做出附条件不起诉,被害人的态度至关重要,被害人能够谅解会使得检察院更倾向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给未成年人教育改正的机会。因此在诉讼期间,孩子及家长一定要努力寻求被害人的谅解。 ◎辩护律师建议: 1.在与被害人沟通取得谅解前,一定要提前与公安机关、检察院进行沟通,在征得同意并且在良好的时机,再进行沟通,避免矛盾激化,甚至影响案件节奏。 2.与被害人进行沟通时,一定要态度诚恳,绝对不能激化矛盾,必要时可以委托辩护律师参与协调。如果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一定要与其家长进行沟通,避免直接找被害人。若被害人愿意谅解,则出具正规的谅解书,然后提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 3.若被害人执意不肯谅解,也一定要表示出诚恳的态度。例如,可以撰写道歉信、录制道歉视频等方式,提交给公安机关、检察院。 第三点:若是被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孩子和家长一定要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和司法社工的考察监督。 ◎辩护律师建议: 1.若觉得考验期过长,考察条件过分严苛,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前,可以跟检察院进行沟通,客观陈述现实困难,争取理解;若检察院认为考验期和考察条件不宜变更的,则尽量配合,避免被误解为不同意附条件不起诉,最终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2.在考验期间,孩子需要严格遵守考察条件。如果有客观困难,一定要提前向检察官和司法社工进行报备。 3.针对未成年人是否会留下案底的担忧。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附条件不起诉以及最终的不起诉,并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从法律上讲是无罪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其次,关于不起诉的记录,由于未成年人的不起诉记录是被封存起来的,除非后来未成年人又再次涉案,否则这个记录是不会被揭开的,家长完全不必过分担忧。
从校园管理到网络空间,从消费安全到人格权益,从家庭监护到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贯穿生活方方面面。为切实回应社会关切、厘清权利边界、提供维权指引,文康律师事务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小组聚焦日常高频法律问题,特邀资深律师开展专题解读,推出2026年 “六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系列普法文章。 文章将围绕 AI 侵权、个人信息泄露、校园管理、消费纠纷、网络霸凌、监护权争议等话题,以专业视角释法明理、明晰规则、指引操作,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实法治支撑与实用参考。本文解读“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致人损害,谁来担责?”。 我们每天都能在街头看到骑行电动车、摩托车的未成年人,这份“平常”背后隐藏着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当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并造成他人损害时,受伤的不仅是受害人,还有陷入赔偿困境的未成年人家庭,以及需要承担管理责任的相关单位。笔者结合自身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件,围绕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义务、交强险缺位时的法律责任展开分析,以期为类似纠纷的预防与处理提供实务参考。 1、案情介绍 十六岁的小李校外实习时,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实习单位的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将过马路的行人张某撞倒。因小李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并且在发生事故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被交警部门认定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事故发生之后,各方的责任争议与受害人的维权困境显现:小李认为自己系受实习单位指派外出送货,驾驶摩托车属职务行为,赔偿责任应由实习单位承担。实习单位则辩称小李刚到三天,尚未正式登记办理手续,系私自驾驶车辆,单位不存在管理过错,且已出于人道主义垫付一万元。 受害人张某则陷入维权困境:侵权人为未成年人,赔偿能力有限;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责任主体认定复杂;肇事车辆无牌无证、未投保交强险,无法通过交强险的快速理赔渠道缓解医疗费用与康复支出的经济压力,生活陷入窘迫。 2、法律分析及办案过程 本案融合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实习单位管理责任、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的法律责任等多重法律关系。 依据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李在事故发生时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客观上造成张某十级伤残的损害后果,侵权责任依法成立。小李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未履行对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的教育、管理与监督义务,未能阻止孩子从事无证驾驶的危险行为,因此应当承担法定的侵权赔偿责任。 实习单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本案争议的最大焦点。法院在审理中没有仅看书面协议,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认定了事实上的实习管理关系。法院查明,实习单位负责人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自认小李系单位新招收的实习生,事故发生时小李是受店长指派外出送货,该行为处于单位的管理职责覆盖范围之内。肇事车辆的钥匙长期插在车上,单位未对车辆进行专人管理,也未对未成年人取用车辆的行为进行制止,存在明显管理疏漏。虽然实习单位与学校的正式实习协议是在事故发生后签订的,名单中也未包含小李,但法院结合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以及单位对小李的实际管理行为,最终认定事发时小李属于该单位的实习人员。法院同时明确,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此类实习行为是人才培养的组成部分,属于教学的延伸,应当参照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负有管理、保护义务的规定处理。实习单位明知小李是未成年人,不可能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却仍然默许其驾驶无牌摩托车外出,车辆管理上的疏漏直接为事故发生提供了条件,单位未尽到基本的监督、管理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实习单位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是法定的投保义务人,其未为车辆投保交强险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直接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交强险的基本保障。因此,实习单位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侵权人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不会因单位的内部管理约定或各方过错比例划分而被免除,这是法律对投保义务人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明确约束,也是对受害人最基础的权益兜底。 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行为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以及主体的责任地位,对赔偿责任比例作出了公平合理的划分。小李存在无证驾驶、未保护现场等重大过错,承担35%的赔偿责任。实习单位未尽管理职责、默许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存在多重重大过错,承担65%的主要赔偿责任。小李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若其本人无经济能力履行,由其监护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习单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小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律师建议 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这是不可突破的法律底线。监护人应主动对未成年人进行常态化交通安全教育,清晰告知法律规定及违规骑行的后果,不为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购买或提供电动自行车,也不得默许、纵容孩子私自骑行。对已满十六周岁的子女,要监督其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作为接收未成年人实习或用工的单位,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与学校、监护人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不得安排未成年人从事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等高风险作业。实习单位应对车辆、钥匙等物品实行专人专管,建立严格的取用制度,定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建议投保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通过保险工具分散经营风险。同时,机动车所有人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未投保的发生事故后需自行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全部赔偿责任。 事故发生之后及时规范应对固定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奠定基础。事故方要保护现场,确保交警出具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明确的事故认定书。如果未成年人是在实习、兼职、受雇期间发生事故,要立即收集微信聊天记录、工作安排通知、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与单位之间的管理关系,避免单位以非正式员工为由推卸责任。 4、法律依据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十二周岁 (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三)不得醉酒驾驶 (四)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的车辆行驶 (五)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辆牵引,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 (六)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竞驶 (七)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二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 (八)非下肢残疾人不得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九)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 (十)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驾驶非机动车。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合并请求监护人和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列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在判决中明确,赔偿费用可以先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监护人抗辩主张承担补充责任,或者被侵权人、监护人主张人民法院判令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应当保留被监护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费用。
未成年人偷偷用父母手机给游戏充值数万元,家长发现后起诉退款,法院会判全额返还吗?11岁的池某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充值消费13728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全额返还;12岁的王某通过母亲微信向游戏充值10414元,法院却仅判决退还7291元。同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金额为何相差近一倍?此类“熊孩子充值”引发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逐年增长,具有“举证难、退款难、定责难”的特点。笔者研究了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典型案例,发现法院普遍采纳“确认主体——判断效力——酌定金额”的审理路径,强调监护人管理义务与平台实名风控义务并重。此类纠纷审理需要查明充值主体、行为效力、过错分配三大核心问题,现结合典型案例解析如下。 一、查明充值主体的审理要点 根据,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并非独立的案由。司法实践中,此类纠纷通常根据具体争议内容归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不当得利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等案由。 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审理,首先需要查明诉争充值行为是否确由未成年人本人实施,这构成诉讼程序的起点,也是原告方举证责任面临的首要争议焦点。 (一)综合证据链突破形式表象 从近年裁判实践来看,法院并非简单采信系统显示信息,也不是仅凭家长单方陈述就作出认定,而是通过将账号实名信息与实际操作轨迹进行交叉比对,综合判断真实使用人。这一判断通常建立在多项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链之上,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者对游戏内容的熟悉程度、充值与使用的时间段是否符合未成年人作息、设备与IP地址的归属、亲属关系是否吻合、账户资金流转路径是否合理等。当这些间接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未成年人实际操作的“高度盖然性”心证时,法院便会突破“实名信息系成年人”的表象,将未成年人认定为合同相对方。 案即为典型例证。该案中,涉案游戏账户认证姓名为原告母亲刘某,被告据此抗辩原告主体不适格。但法院并未停留于这一形式证据,而是综合考量了多项实质因素:原告能够当庭熟练登录游戏进行操作、对游戏内容给予详细生动的描述、对其使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及充值能进行合理可信的解释,以及原告母亲的职业、年龄等情况,最终认定涉案账户充值行为由原告所为具有高度盖然性,否定了被告系统显示注册信息的证明力。案延续了这一审理思路。尽管涉案账户实名认证信息为孙某某,但法院综合游戏昵称、充值打赏时间段、操作游戏熟练程度、孙某某的年龄与文化程度、游戏内容的适龄特点等事实,认定案涉账号由原告王某实际使用,并确认与被告实际发生网络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为原告本人。 (二)举证不充分承担败诉风险 原告应对“未成年人系实际使用人”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审查的证据链通常包括:登录熟练度、聊天记录、使用时段、设备与IP地址、亲属关系、账户资金流转路径等。 案件中,被告某某公司提出多项有力反驳:涉案游戏账号曾在北京等地登录,与原告常住地不符;账号在工作日上课期间有159次登录记录、午夜至凌晨有308次登录记录,与未成年人作息不符;充值记录与成年人日常消费(如滴滴出行、顺丰速运、河南省人民医院缴费)交织。尽管如此,法院仍综合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含“爸爸我到了”“这周都没带手机”等对话)、当庭陈述、涉案游戏性质与特点及原告父亲年龄等事实,认定充值行为系原告作出。这一案例说明,原告的证据链需要形成“闭合回路”,能够合理解释反常之处,否则将面临举证不利的风险。 二、查明行为效力的认定规则 确认充值主体后,审理即进入对充值行为法律效力的判断环节,这一判断直接决定了应否返还这一核心问题。 (一)效力分层认定的法律标准 《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确立了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的二分法:不满八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律无效;八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超出范围的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 案件对此作出了精细化处理:原告刚满十周岁,在暑假期间通过父亲微信分104笔向游戏充值5581元,单笔金额从4元至328元不等。法院根据王某乙自认平时会让原告自行购买零食的生活常识,结合微信交易记录,酌定单笔10元以下的消费在法定代理人授权范围内、超出部分未经授权不予追认,从而认定超出授权范围的游戏充值行为无效,判决返还3000元。这一“分层认定”的思路值得关注——并非一刀切地认定全部充值无效,而是根据金额大小区分处理。 (二)大额高频消费的无效认定 司法实践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大额、高频充值或打赏行为,监护人事后拒绝追认的,普遍认定无效。 案件中,11岁至12岁的原告在约两个月内累计充值88次、金额10414元,其中2023年1月30日单日即充值两笔各1000元。法院认定,这一金额明显超出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智力所能理解的范围,法定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三、返还责任与过错分配的裁判规则 民事法律行为被认定无效后,争议焦点便从“是否应当返还”转向“应当返还多少”这一更具实质性的问题。由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无效法律行为的财产返还须结合各方过错程度确定责任分担,而“过错”的认定本身具有较强的弹性,该环节往往成为此类纠纷中争议最为集中、法院自由裁量空间最为显著的阶段。 (一)过错分配决定返还比例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不能返还或无必要返还的,应折价补偿;各方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笔者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全额返还”与“按过错比例返还”两种裁判类型,其关键在于对监护人过错程度的认定。 类型一:全额返还(监护人过错相对较轻时)。案件中,法院认定充值行为无效后,判决被告全额返还13728元,理由在于:被告仅通过身份证号和姓名匹配完成实名认证,给未成年人利用他人信息注册留有较大空间,未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识别未成年人主体。尽管法院在判后寄语中批评了原告父母“未妥善履行监护职责”,但这一批评未转化为法律上的过错分担,未扣减返还金额。此案判决于2022年,代表了较早时期的司法态度。 类型二:按过错比例返还(双方均有过错时)。近年来的判决更倾向于综合考量各方过错,酌定返还比例。 案件是典型例证。原告累计充值10414元,法院仅判令被告退还7291元,扣减比例约30%。法院认定原告方存在多重过错:原告已近12岁,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却利用母亲身份信息注册账号,故意躲避平台监管;法定监护人既允许原告使用固定手机进行日常消费并告知支付密码,又未安装未成年人保护软件,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原告连续多次充值、深夜登录消费等未予有效监管。同时,被告方亦存在实名认证机制不完善等过错。双方过错相抵后,法院酌定了70%的返还比例。 案件中,15周岁的原告累计充值12304元,法院仅判令退还8000元,扣减比例约35%。法院加重了对原告方过错的认定:15岁已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原告将手机带至学校期间多次操作充值,监护人对此完全不知情,“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明显过错”。同时,被告仅采取协议提示,未采取充分有效的技术手段避免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大额充值。 案件中,原告累计充值5581元,其中有效部分171元(单笔10元以下)、无效部分5410元,法院仅判令退还3000元,实际返还比例约55%。法院认定监护人过错显著:将手机交给原告打游戏、告知微信交易密码、使原告随时可使用微信充值。 因此,通过分析上述案例,可以归纳出返还比例的裁判规律:法院对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处理,已从早期的“侧重保护未成年人、近乎全额返还”,逐步演进为“过错分配、比例返还”的精细化裁判模式。具体表现为:当监护人仅存在一般性疏忽(如未及时发现),但未主动告知支付密码等积极过错,且平台实名核验明显流于形式时,法院倾向于全额返还,如案对11岁原告的13728元充值判决全部退还。而当监护人存在告知支付密码、长期放任不管等较明显过错时,返还比例通常在70%左右,如案中监护人将绑定信用卡的账号交给孩子使用、两个多月未有效监管,法院将10414元充值酌定返还7291元。若未成年人年龄较大(如15岁)、具有较强认知能力,且监护人存在严重失察,返还比例可能降至65%左右,如案中原告将手机带至学校长期充值,监护人竟完全不知情,12304元充值仅判还8000元。而在监护人主动将手机交给孩子打游戏、告知交易密码、构成“放任”消费的极端情形下,返还比例可低至55%左右,如案中法院扣减近半,5581元充值仅支持返还3000元。总体而言,监护人过错的“主动性”越强(主动告知密码>疏于发现>一般疏忽)、未成年人年龄越大、平台风控措施越完善,法院酌定的返还比例就越低,反之则越高。 (二)虚拟消耗影响折价补偿 未成年人充值购买的虚拟道具、游戏币等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已消耗的虚拟财产难以原物返还,法院普遍采取折价补偿方式,并综合双方过错酌定金额。 例如,在判决书中,法院明确指出,“虚拟币虽然是虚拟财产,但亦具有财产属性,返还已无可能”,故综合过错程度及损失情况酌定返还金额。这一处理方式在多个判决中均有体现,说明“充值购买虚拟产品、双方的合同义务业已履行”的事实会成为减少返还金额的考量因素。 四、裁判路径总结与实务建议 (一)法院审理的“三阶审查”路径 综合上述案例,法院普遍采纳以下审理路径: 第一步:确认主体。审查账号实名认证信息与实际操作证据链(登录时段、设备/IP、亲属关系、聊天记录、账户资金流转等),综合判断真实使用人是否为未成年人。 第二步:判断效力。根据年龄区分行为能力类型;审查充值金额、频率是否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确认监护人是否同意或追认。大额、高频充值且监护人拒绝追认的,认定无效。 第三步:酌定返还。审查虚拟财产是否已消耗、能否返还;综合衡量监护人过错(账户管理、密码保管、发现制止及时性)、平台过错(实名核验、风控技术、诱导性机制)、未成年人自身认知与规避手段,按过错比例酌定返还金额。 (二)监护人维权举证操作要点 发现异常消费后,应及时向平台提出异议并明确拒绝追认,同步固定证据链:充值账单、设备操作轨迹、登录时段记录、聊天记录、账户资金流向、IP/设备号等,便于证明实际操作者为未成年人且金额频率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在平台未配合时,可考虑公证固定关键电子数据。 退款主张应优先请求返还尚未消耗的虚拟财产对应金额,对已消耗部分主张折价补偿,结合无效行为的法律后果与双方过错主张比例退款。 日常预防层面,应妥善管理支付账户与设备(开启支付限额、二次验证、短信提醒),不向未成年人告知支付密码,定期核查账单,及时设置未成年人/青少年模式并开启消费管理功能。 (三)平台合规风控治理要点 平台应严格落实实名认证与适龄提示,在注册、登录、充值等关键节点增加动态核验与人机核验,提高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身份的识别率;对异常消费行为建立画像预警并及时核验处置。同时,建立未成年人争议快速核验与退款工作机制,收到监护人异议后及时暂停可疑账号交易、核验实际使用人,对确属未成年人无效行为的消费快速处置、合理返还。此外,平台还应完善操作日志与交易数据留存,确保在诉讼中可提供必要的后台数据。 从司法实践的整体走向来看,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裁判逻辑已从早期侧重对未成年人的单向保护,逐步转向兼顾未成年人权益、监护人履责水平与平台合规义务的多元平衡。法院不再以未成年人身份本身作为全额返还的充分条件,而是借助“确认主体——判断效力——酌定返还”的三阶审查路径,在个案中精细衡量各方的过错性质与程度,最终形成与过错相匹配的返还比例。这一变化意味着,监护人仅凭“孩子偷偷充值”的简单陈述已难以获得全额退款,日常账户管理、密码保管、消费监督等履责情况将成为影响裁判结果的核心变量;与此同时,平台的实名核验机制、异常消费预警能力以及争议处理效率,也将在过错认定中持续受到检验。在未成年人、监护人、平台三方关系的动态调适中,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裁判规则正在走向更为精细与理性的阶段。 (德恒成都办公室实习生金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6年4月21日,阿拉巴马州司法部长宣布,阿拉巴马州已与Roblox公司达成122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以解决对Roblox有关未成年用户的安全和保护的指控。此前,Roblox已与内华达州、西弗吉尼亚州达成和解,算上此次和解金额,Roblox将支付3600万美元的和解金。 Roblox犯了什么事? Roblox是一款于2006年上线的互动式在线游戏平台。平台允许并鼓励用户实时交流,并提供允许用户自由上传作品的UGC平台(有点类似于早期的4399平台与flash游戏论坛的结合)。目前,Roblox拥有上千万日活用户,平台内存在上百万可自由下载的游戏。 然而一个用户基数庞大、并且主要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游戏平台,竟然到2024年仍没有建立健全的年龄审核机制与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由于注册Roblox账号时没有最低年龄限制,也无需进行年龄验证或获得父母同意,因此用户无需提供真实年龄信息即可下载游戏。而Roblox平台中上百万的可下载游戏当然不都是全年龄向的,其中不乏有“逃出爱泼斯坦岛”“didi派对”等未成年人不宜的游戏。 更严重的是,美国执法机构竟发现Roblox平台中一个拥有上千名成员的群组,群内竟有成员公开交易有关儿童的性作品。如此明显的儿童性剥削行为在Roblox眼皮子底下发生,它却没有及时取缔并规范用户的使用行为,这直接踩上了执法机构的“红线” 2025年内,Roblox因儿童安全、内容监管、隐私与商业欺诈等问题,被美国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十几个州的检察长在州内提起诉讼。 Roblox在阿拉巴马州的整改措施是什么? 根据协议,Roblox承诺在通信安全、内容管制、年龄验证、家长控制和执法合作方面采取全面的管控与整改措施。 1、和解金支付 Roblox将在4年内向州检察长支付1220万美元的和解金。这笔和解金将用于该州的安全学校倡议基金,主要用于公共安全项目、在线儿童安全倡议、消费者教育、调查与合规监控或该州法律允许的其他目的。 同时该项和解协议还附有“最惠州待遇”,如果Roblox此期间与其他州达成更优的和解条款时,将自动同步给阿拉巴马州,监管力度只升不降。 2、通信安全和年龄验证 Roblox将要求所有用户在使用聊天功能之前完成年龄验证,而非仅自我报告年龄。成人用户和16岁以下用户之间的聊天将受到限制,除非成人用户被未成年人用户指定为“可信任的朋友”。Roblox还被要求对参与私人聊天的未成年用户实施安全警告,并向司法部长提交年度报告,详细说明通信安全问题和改进措施。 3、内容安全和青少年模式 Roblox将为16岁以下用户设置默认的青少年模式,限制其访问需经过适龄等级过滤的游戏。成人体验或限制内容只有年满18岁且经过年龄验证的用户才能访问。Roblox必须确保平台内的所有游戏都带有内容成熟度分级与年龄分级,并对那些虚报分级的开发者进行监管。 4、强化家长控制和隐私保护 Roblox将开发允许家长远程控制的工具,包括对通信、内容访问、在线时间、支出、隐私设置和通知的控制。Roblox还将限制所有16岁以下的用户接收个性化广告,并限制青少年用户在夜间接收通知。 5、数据保护和合规保障措施 Roblox同意将收集的年龄信息仅用于安全和预防欺诈目的,并实施安全的数据保护措施。同时为配合当地执法机关的执法,Roblox将不允许平台内涉及未成年人的通信被加密,以协助执法机关更容易地打击儿童性剥削有害内容的传播,并要求第三方供应商在不再需要时删除年龄保证数据。 Roblox案件带来哪些合规警示? 当前Roblox仅与三州达成和解,尚需与美国的其他州开展协议谈判,预计全部和解协议达成后的合规成本不低于1亿美元。Roblox用上千万元美金的代价告诉所有出海企业,未成年人保护的雷池不是说进就进的,任何出海美国的产品均需做好未成年人保护的合规义务。 1、先做好“儿童合规准入评估” 企业在出海布局含用户交互功能的产品(游戏、社交、教育类)时,需首先明确产品是否面向、可接触未成年人,划定儿童用户群体范围(尤其关注13岁以下未成年人),完成合规准入评估。 确认产品涉及未成年人后,企业需根据目标市场的州级法规和美国联邦儿童保护法规(如COPPA),重点排查产品现有功能中可能存在的未成年人安全风险,包括陌生人互动、不良内容传播、个人信息收集等潜在隐患。事先完成合规,杜绝“先上线、后整改”的侥幸心理。 2、构建年龄审核机制与青少年模式 企业需摒弃单一用户自填年龄的粗放模式,结合面部年龄估算、政府ID验证等技术手段,纠偏用户年龄谎报行为,确定用户的真实年龄,确保年龄核验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产品需为16岁以下未成年人设置默认启用的青少年模式,对平台内游戏、内容进行适龄等级划分与严格过滤,屏蔽不适龄内容与高风险互动功能,确保模式启用后能切实发挥保护作用,且不可随意关闭。 同时在青少年模式下,限制未成年人用户与成年人用户的交流功能;如需交流互动,需未成年人用户的家长在控制中心明确该成年用户为“可信任的用户”。 3、产品使用全流程保障家长控制 产品在用户注册、功能开启、内容访问、社交互动及虚拟消费等关键环节,均嵌入家长监护机制。在识别到用户为未成年人后需提醒进行家长绑定,在未完成家长绑定前则自动启用最严使用模式,禁止使用如交易、交流等高风险功能。 产品需设置独立、易用的家长控制中心,支持家长实时查看子女使用时长、互动对象、内容偏好与消费记录,并允许家长灵活设置时长限额、聊天权限、陌生用户接触限制及虚拟货币交易阈值。
1、案情 陈某某和李某是未成年人陈某的父母,三人按份共有案涉房产,其中,陈某的房产份额由其祖父母出资,祖父母表示相关出资系对陈某的赠与。陈某某和李某向刘某借款90万元,并向刘某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将该笔借款用于陈某的教育事宜,用案涉房产为该笔借款设定了抵押。后陈某某和李某将该笔借款用于企业经营。因陈某某和李某未按期还款,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某和李某返还借款本息并行使抵押权。陈某以其对父母的抵押行为不知情,抵押行为不符合被监护人最佳利益保护原则为由,主张抵押行为无效。 2、评析 监护人抵押未成年人共有房产的效力认定涉及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与交易相对人利益保护的价值衡平。审理此类案件时,既要确保未成年人利益不受损害,也不能随意限制交易的稳定性。 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笔者认为,监护人抵押未成年人的房产份额属于代理行为,代理的效力取决于该抵押行为是否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抵押行为的效力认定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利益,还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保护,故需要考察相对人在抵押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进而判断其主观是否为善意。结合本案例,分析如下: 准确界定房产权属。未成年人通常不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实践中存在监护人出资购房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情况,此种情况下,房产并非当然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还需要考虑监护人的真实意思予以确定,如房产实际属于监护人财产或家庭财产,则监护人的处分行为并不必然损害未成年人利益。本案中,未成年人陈某的房产份额来源于其祖父母对其的赠与,属于其个人财产。陈某某和李某代理陈某处分其个人财产的行为,不应超出“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权限范围。 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对于监护人为其个人债务抵押与未成年人共有房产的行为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问题,应结合借款的用途予以认定。本案中,陈某某和李某抵押陈某共有的房产,将借款用于企业经营活动,使陈某的财产处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不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审查相对人的主观状态。相对人应当知晓“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法律规定,就监护人的抵押行为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利益应当进行审查。实践中对于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存在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种标准。笔者认为,相对人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监护人的抵押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中,陈某某和李某抵押时出具了将借款用于陈某教育所需的承诺书,符合形式审查的要求,但仅凭该承诺书无法证明借款的实际用途。刘某明知抵押房产中存在未成年人的份额,亦应当明知抵押行为可能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其仅要求陈某某和李某出具承诺书,不能认定其已经尽到审查义务,难以据此认定其主观善意。 综上,陈某某和李某抵押陈某共有房产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未经被代理人陈某追认,不发生法律效力。
2026年3月19日,犹他州立法机构通过了参议院法案73号。该法案加强了对未成年人有害材料的在线出版商和分发者的年龄核查义务,建立了新的执法和责任机制,并对受保护实体征收消费税,以资助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网络安全项目。 主要条款 该法案适用于那些在网络上发布或传播有害未成年人内容的商业实体,并引入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其中包括年龄验证、执行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其主要条款包括: 扩大了年龄验证要求,规定那些明知故犯、故意在包含大量此类有害内容的网站上发布或传播对未成年人有害内容的商业实体,在给予访问权限之前必须采用合理的年龄验证方法,包括使用数字化身份证、第三方年龄验证服务或其他由规则规定的验证方式; 定义和范围澄清,明确诸如“对未成年人有害的物质”、“实质性部分”(网站内容的三分之一以上)、“合理的年龄验证方法”以及“受保护主体”等关键概念,并为当网站被认定主要致力于此类内容时设立可反驳的推定原则; 隐私和数据保存保障措施,禁止商业实体和第三方在已获授权访问后仍保留用于年龄验证所收集的识别信息,并限制诸如虚拟专用网络(VPN)或代理服务等规避手段的利用; 法律责任及民事救济措施规定,若商业实体未能遵守年龄验证要求或非法保留身份信息,则可能需对因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而产生的损害(包括诉讼费用和合理的律师费)承担赔偿责任; 规定消费者保护司的执法权力包括:有权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每起违规行为处以最高 2500 美元的行政罚款,寻求司法救济,下达没收令,并与司法部长办公室以及打击网络性侵犯儿童犯罪小组协调执法工作; 制定规则的权力和安全港条款,授权消费者保护部门制定标准,以确定网站是否包含大量有害内容,并规定可接受的年龄验证方法,同时为符合批准标准的实体提供安全港保护; 对相关实体征收一项消费税,对涉及获取受年龄验证要求约束的实体所提供的数字内容的交易的销售价格征收 2% 的消费税,税款的征收管理由国家税务委员会负责; 专门用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网络安全方面的资金,设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限制账户和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限制账户,将税收收入、罚款和罚金用于资助心理健康治疗、预防项目、公众教育以及执法活动。 生效时间 该法案中的大多数年龄验证及执行条款将于 2026 年 5 月 6 日生效,而与税务相关的条款则将于 2026 年 10 月 1 日生效。 新闻来源:https://www.dataguidance.com/news/utah-bill-strengthening-online-age-verification
房屋作为相对稳定且通常价值较高的不动产,常被作为抵押物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因继承、赠与、家庭内部安排等原因而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进行抵押的行为也较为常见。该抵押是否有效,是因债权人主张抵押权而被监护人以监护人滥用监护权提出该抵押合同或者抵押无效抗辩的案件,或者被监护人主动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案件中的核心争议。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法院对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与市场交易稳定的位阶与平衡上,观点存在较大差异。2026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发布的《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法办〔2026〕76号)中,第二十四条强调: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防止监护人违法处分未成年人的财产,同时也要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主张合法处分行为无效。在该条文精神之下,本文总结过往案例,主要从法院认定此类抵押合同效力的房屋来源、签字情况、抵押目的、抵押权人过错因素,逐一进行梳理。[1] 一、房屋来源是主张抵押合同效力认定的权利依据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确立了不动产登记生效主义,登记的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但在实然状态下,不乏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与实际所有人分离的情形。若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出资情况的,则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来确认不动产所有权归属。尤其在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所有权归属的认定上,由于未成年人通常不具有独立、大额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其父母扶养的特殊性,法院普遍认为除有充分证据证明未成年人系通过继承、奖励、父母之外第三人的赠与、报酬、收益等合法经济来源,否则推定该不动产为父母出资购买,该房屋应属于家庭共同财产。[2] 父母出资购买房屋赠与或者部分赠与给未成年人属于现实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情形,但赠与合同是双务合同,未成年人接受赠与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接受,则产生父母自己与自己发生法律行为,自己代理无效,可能无法实现赠与的法律后果。[3] 则父母作为出资人,才是该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有权对该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提供担保,该行为不是以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提供抵押的行为。 若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或者房屋份额为通过继承、第三人赠与等合法方式取得,则在此类案件中法院认为不同于父母赠与,该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或者房屋份额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依法保护。[4] 因此,房屋来源是法院在监护人以未成年人名下房屋抵押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认定上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被监护人是否有权主张抵押无效的权利依据。 二、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签字情况对抵押效力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 司法实践普遍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房屋提供抵押的行为,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案例中认为,我国法律对抵押人的身份并无限制,未成年人的签字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其抵押行为有效。因此,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共同在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实际为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名下房屋的自行处分行为,未成年人的身份不会导致抵押无效。[5] 也有法院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均在抵押合同上签字,法定代理人同时签字的行为并非同意或者追认,而是代理,因而应当按照《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实施监护人的法定代理行为。[6] 换言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监护人在抵押合同上签字并不是认定抵押行为或者抵押有效的决定性因素。 监护人以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进行抵押,抵押合同上通常有监护人的签名。而在此类案例中,抵押合同上同时有未成年人签名的情况较少,即使为共同签名,法院说理往往含糊不清,主要着重分析监护人行为是否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7] 因此难以从较少的案例中探寻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种情形下的观点变迁及近期的观点偏向。本文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修改)》第十九条的规定,监护人无论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抵押行为的同意或者追认,还是行使代理权,其作出与被监护人有关的决定时,均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但未成年人通常不具有对抵押及其法律后果充分认识,未成年人在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往往出于对监护人的盲目信任或者为监护人强制要求,因此其签字并不能当然表明以其所有的房屋进行抵押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若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如抵押权人等,已经充分向被监护人说明,并使被监护人充分了解了抵押的有关情况,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仍在抵押合同上签字,与此同时监护人的签名才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供抵押的同意或者追认,否则应为代理行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未成年人非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名应由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但“未充分说明”属于消极事实,举证存在一定困难,且未成年人往往在事后才意识到权利受到侵害,不具有当时保留证据的意识。出于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在此类案件中将“已向未成年人充分说明”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抵押权或者抗辩抵押合同有效的一方诉讼主体,可能较为合理。但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该类情形应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适当加重抵押权人的审慎注意义务,要求抵押权人举证证明其在接受抵押时合理信赖未成年人知情且同意,也不失为较为合理的替代方案。 三、抵押目的是抵押合同效力认定的核心因素 《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该规定为禁止性规定,因此抵押目的是此类案件中法院关注的重点。 对于监护人以未成年人的房屋提供担保必须是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并无争议,但就“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的范围司法观点则略有差异:按照一般理性标准,为了维护未成年人子女的生存和发展,保障其生活、居住、教育、医疗等利益而进行借款抵押,该借款直接用于未成年人,符合“为了未成年人利益”的要求。[8] 该观点属于较为狭义的认定范围。较为广义的观点则认为,若借款直接或者间接有利于未成年人,如借款用于父母的生产经营活动,则该借款有利于整个家庭的共同利益,使未成年人间接受益,也属于“为了未成年人利益”的范畴。[9] 但为避免该认定范围过于宽泛,有法院强调,父母的经营活动必须使未成年人直接受益,否则不属于“为了未成年人利益”。[10]“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4年发布的文章则主张目的性限缩解释,认为既不能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完全等同于父母或者家庭利益,导致未成年人财产保护形同虚设,又不能将未成年人利益限缩于纯赠与范围,不利于未成年人参与私法活动,应当结合个案情况进行综合实质性判断,具体考虑抵押与未成年人关联密切度、借款是否为用于未成年人或者近亲属等、抵押是否具有必要性,以及其他特殊因素,并指出,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优先保护原则,在无确凿证据证明借款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应推定系“非为未成年人利益”。[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亦持此观点。[12] 四、抵押权人的审慎注意义务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财产的重要防线 监护人单独在抵押合同上签字的情形,以及前述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充分了解抵押的相关情况及法律后果情况下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监护人共同在抵押合同上签字的情形,监护人是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未成年人对其个人财产进行抵押。若该抵押非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实施,则该行为应属于无权代理。除未成年人在成年后追认外,该抵押对未成年人不发生效力。[13] 除非抵押权人善意且无过错,有充分理由认为监护人为有权代理,从而构成表见代理。若未成年人名下房屋已经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则抵押权人可能善意取得该抵押权。 对于抵押权人善意的认定程度,有法院认为,抵押权人的注意义务只要达到一般标准即可,如监护人或者被监护人出具了同意抵押、抵押不侵犯未成年人利益的声明;也有法院认为,以未成年人不动产抵押中抵押权人的注意义务应当高于一般注意义务,[14] 即使监护人或者被监护人出具了声明,抵押权人还应对实际情况进行审查。[15] 对于抵押权人履行审慎注意义务的范围,有法院认为仅需审查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抵押权人就有理由相信监护人有权为与被监护人共有的房屋设立抵押。[16] 也有法院认为,应当对抵押是否侵害未成年人的利益进行审查,即对借款用途进行审查。[17] 2025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认为,为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抵押权人严格审查的范围应包括行为目的及合法性,及涉未成年人抵押担保的情况。[18] 本文认为,出于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全面、综合保护,以未成年人名下房产抵押的抵押权人应负有高于一般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签订抵押合同时应确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充分了解抵押相关情况及法律后果,抵押、借款系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抵押权人为避免抵押权的丧失,相较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也更有意愿和能力对以上事实进行确认。 综观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抵押这一实务难题,其本质在于监护人代理权的行使边界与交易安全之间的价值权衡。从司法裁判的演进脉络来看,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始终面临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维护市场交易稳定”之间的优先级取舍。梳理近年来的裁判导向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以前的判例多倾向于优先保护交易稳定,认为监护人滥用代理权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应由监护人另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不宜直接否定抵押合同的外部效力。[19]然而,随着《民法典》的深入实施及未成年人保护理念的强化,部分地方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所表达的观点,已呈现出明显的转向——即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优先保护,倾向于认定监护人非为未成年人利益而抵押其个人财产的,抵押无效或者对未成年人不发生效力。这一观点转变,在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制度设计的同时,为在个案中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防线提供了价值导向。 注释 [1] 本文所指未成年人不包含十六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3]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21)渝0116执异58号案外人异议裁定书、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该观点存在理论争议,也有观点认为父母赠与给未成年人的财产与跟其他人赠与未成年人的财产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未成年人因“赠与”而获得的财产应当包括发生在亲子间的赠与。(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1页。)也有法院认为法律对未成年人纯获利益行为的保护,并不需要未成年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和行为为前提。(参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4]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 [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6]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3民终1749号民事判决书。 [7] 参见“聊城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2025年10月20日发布文章《【典案聚焦】使用未成年子女房产进行抵押借款,是否有效?》,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Kwe634U5tob5EmgSPmaS9w,访问时间:2026年3月29日。 [8]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 [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0] 参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4年7月22日发表文章《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共有房产抵押的,应如何认定其效力?》,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NxFRixVKQtR_3fJ_79albQ?scene=1,访问日期:2026年3月29日。 [1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 [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4年7月22日发表文章《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共有房产抵押的,应如何认定其效力?》,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NxFRixVKQtR_3fJ_79albQ?scene=1,访问日期:2026年3月29日。 [14]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 [15]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6] 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7] 参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微信公众号2024年7月22日发表文章《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共有房产抵押的,应如何认定其效力?》,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NxFRixVKQtR_3fJ_79albQ?scene=1,访问日期:2026年3月29日。 [18] 牛敬良、栾爽:《用未成年人子女名下房产作贷款抵押担保是否有效?法院:损害未成年人合法利益,担保无效》,载《人民法院报》2025年7月15日第三版。 [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308号、、民事裁定书。
陪伴式人工智能(AI)在提供拟人化陪伴的同时,也暴露出诱导沉迷、传播有害内容等隐患,引发全球监管关注。本文通过案例揭示法律风险,梳理全球监管态势并比较中美差异,为中国企业提供系统可操作的合规建议,以期在创新与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 引言 陪伴式AI通常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模拟人类的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方式与用户进行长期、持续的情感互动,旨在满足用户社交陪伴、情感支持等心理需求的产品或服务。 陪伴式AI的发展正呈现如火如荼之势。市场数据显示,全球AI陪伴产品市场处于高速扩张阶段,用户对陪伴式AI产品的付费意愿较为强烈。中国智能AI陪伴玩具市场表现尤为突出,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2024年我国AI玩具市场规模已达到约246亿元,预计2025年全年将增至290亿元[1]。从能对话的玩偶到可倾诉的虚拟伴侣,这些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日常生活,尤其吸引了大量青少年用户。 然而,AI在提供拟人化陪伴的同时,也暴露出诱导沉迷、传播有害内容,甚至干预心理健康的隐患。近年来一系列真实发生的案例,正将陪伴式AI对未成年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引发的法律风险,推向舆论与监管的焦点。 一、陪伴式AI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隐患和风险 在美国,Character.AI在多个州被诉,案件指控其平台缺乏有效年龄验证与安全过滤机制,诱导未成年人成瘾,并接触包含性暗示、暴力及详细自杀方法的有害内容,导致青少年产生严重心理依赖、自残行为乃至自杀企图。[2]OpenAI也被指控其产品ChatGPT的成瘾性设计及危机干预机制缺失,与未成年用户的自杀身亡存在因果关系[3]。 在中国,监管与司法实践同样展现出对陪伴式AI内容安全风险的高度关注。Alien Chat涉黄案在上海进入二审,此案中主要开发和运营者因大量用户与其AI智能体进行淫秽内容对话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标志着AI“聊黄”行为已触及刑法规制[4]。行政监管方面,上海市网信办曾因虚拟角色互动生成低俗内容问题依法约谈筑梦岛App运营企业并要求整改[5]。此外,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AI陪伴侵权案也提示了民事侵权维度风险:某手机记账软件通过AI生成特定人物语料进行对话,被认定构成人格权侵权[6]。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严峻趋势:陪伴式AI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若缺乏有效的年龄门槛、成瘾控制、内容过滤和风险防控机制,可能存在重大安全与伦理风险和隐患,从而给开发企业带来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这对开发企业合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二、 全球监管态势与中美监管框架比较 全球范围内,各国对AI技术可能造成的情感依赖、心理操纵及具体伤害的高度警惕,对陪伴式AI的监管正迅速收紧与细化,监管焦点已从单纯的数据隐私,扩展至内容安全、心理健康和伦理边界。 中美作为AI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对陪伴式AI的监管路径上呈现出不同侧重点。 在本文成文之际,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共同发布了的通知(国信办发文〔2026〕2号,以下简称“《未成年人网络平台认定办法》”)[9]。《未成年人网络平台认定办法》明确了“未成年用户数量巨大”、“对未成年人显著影响”网络平台的认定标准,且规定了网络平台自评估、主动申请认定的义务。同时根据,若被认定为“未成年用户数量巨大”、“对未成年人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则需承担的核心义务包括:在全流程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影响评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或专区,建立合规制度并由外部独立机构监督,制定专门平台规则,停止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服务。对于违反该等义务的网络平台,情节严重的将面临5000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措施。 三、 陪伴式AI开发企业应关注的核心合规要求 纵观全球主要司法辖区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陪伴式AI开发企业需重点关注以下核心合规要求: 1. 年龄识别与验证 年龄识别与验证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陪伴式AI开发企业应从简单的事先通知或声明,升级为可靠的技术手段,以识别和验证未成年人。 如上所述,未成年人的年龄识别和验证正成为执法监管重点,全球监管普遍要求AI服务提供者具备主动识别未成年人身份的能力或采用合理年龄验证措施,以及对儿童必须获取“可验证的家长同意”。且中国监管还进一步要求AI拟人化服务提供者可对疑似未成年人自动切换至“未成年人模式”。 2. 内容安全与风险干预 避免安全与伦理风险的核心在于防止AI生成有害内容,识别风险信号,并在危急时刻进行有效干预。 关于禁止与限制内容,全球监管共识是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生成或推送色情、暴力、诱导自残自杀等内容。中国的要求还扩展至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德、侵害他人权益等更广泛范围。 关于危机干预机制,美国加州SB-243法案(2026年生效)明确要求,当AI检测到用户表达自杀意念、自残倾向时,必须触发干预机制,包括立即停止危险对话,向用户推送危机服务热线等;美国FTC对于陪伴式AI平台Character AI的调查重点之一是其是否具备识别用户极端情绪的能力、预设的危机干预回复机制等;欧盟基于DSA对SHEIN的调查也指控其“未能充分评估识别未成年受伤害风险,且未有效进行系统性干预”。而中国监管倾向更为严格,例如《AI拟人化服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AI拟人化平台需预设安抚模板、提供专业援助方式,并在用户明确表达自杀、自残等极端意图时,启动“人工接管”并通知监护人。 3. 信息披露与防沉迷 对于心智认知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AI服务提供者应特别注意确保用户知晓交互对象的本质并非真人,并设置防沉迷机制。一方面,AI服务提供者需在交互中清晰、显著地提示用户正在与AI而非真人交流。中国监管要求不仅在初始时提示,还需在用户出现沉迷倾向时动态提醒。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在欧盟DSA以及执法调查语境中,“成瘾性设计”本身即面临潜在违规风险,这就要求AI服务提供者在产品前端设计中内置防沉迷机制,例如对所有用户设定定时提醒,并特别对未成年人实行强制时长限制。 4. 数据保护与隐私 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监管通常会予以特别保护,处理要求也极为严格。美国COPPA对陪伴式 AI的未成年保护,核心是以“可验证家长同意” 为基石,严格管控儿童交互数据的收集、使用、共享与留存,并在2025年修订中专门强化了AI 训练、算法透明、数据最小化等适配陪伴式AI的特色规则。中国《AI拟人化服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原则上不得将用户交互数据、用户敏感个人信息用于模型训练,除非获得用户的单独同意,且必须提供便捷的查询、更正、删除渠道;向第三方提供未成年人数据,需获得监护人单独同意,监护人有权要求删除未成年人的历史交互数据。 5. 组织架构与内部治理 为确保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有效运行,并落实责任机制,陪伴式AI开发企业应设置专门负责人,并定期开展风险评估或合规审计。例如欧盟DSA指南建议任命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专业团队或负责人,需定期(至少每年)开展未成年人使用风险的系统性评估。中国则强制性要求企业每年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合规审计并报告。《向未成年人提供AI安全指引》进一步鼓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明确服务运营规则,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一体化保护机制。 四、中国企业合规建议 面对日益收紧且日趋系统化的中国监管环境,同时需应对全球市场差异,中国的陪伴式AI开发企业亟须将合规提升至战略高度,及时开展全流程系统性评估与整改。通过构建前瞻性、可执行的合规体系,方能在创新与监管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在中国“高标准”监管体系下,建议陪伴式AI开发企业全面对照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审视产品设计;依据《AI拟人化服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要求提前规划并预设最严格的人工干预与监护人控制流程;落实《生成式AI暂行办法》的安全评估、算法备案等前置准入程序;将《向未成年人提供AI安全指引》作为构建未成年人数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强化训练数据及生成内容安全的关键技术合规参考文件。依照《未成年人网络平台认定办法》,持续自评估是否符合“未成年用户数量巨大”、“对未成年人显著影响”网络平台的认定条件,并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 而对于计划出海的中国企业,必须深度研究目标市场法规(如美国COPPA、各州法案以及FTC指引,欧盟AI Act、DSA、GDPR等),适应其规则和执法趋势,避免将国内产品简单复制出海。建议聚焦以下核心合规要求:设计并加固源头性的年龄验证与未成年人识别技术模块,将年龄认证从后端数据合规前置为产品商业模式的核心合法性变量之一;考虑建立数据与模型的本地化/隔离部署方案,以应对不同法域的数据跨境和训练要求;强化算法透明度机制,为用户提供清晰的推荐逻辑说明和非画像化的选择选项;在模型训练数据清洗、输入审核、生成过滤、输出后审核各环节构建全链路内容安全风控,部署应急响应及危机干预机制;任命负责未成年人保护的专业团队或负责人,定期开展未成年人使用风险的系统性评估。 [注] [1]https://mp.weixin.qq.com/s/dqzsDan0GJmT2JPJ1GUyHw [2]See,e.g.,Garcia v. Character Technologies, Inc., No.6:24-cv-01903. [3]https://www.nbcnews.com/tech/tech-news/family-teenager-died-suicide-alleges-openais-chatgpt-blame-rcna226147 [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325619 [5]https://www.sohu.com/a/907114014_115565 [6]https://mp.weixin.qq.com/s/YvF450Xbl0CQb5WZqWObrw [7]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5/06-10/10429817.shtml [8] https://www.cac.gov.cn/2025-12/27/c_1768571207311996.htm [9] https://www.cac.gov.cn/2026-02/28/c_1774010730056867.htm
内容摘要: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家庭结构及婚姻观念经历深刻转型,婚姻家庭矛盾呈多发态势,家事案件复杂度显著提升。此类案件中,未成年人权益涉案比例颇高。我国虽已制定了一系列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但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如何保障却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作为家庭成员,未成年人在家事诉讼中多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身份参与诉讼程序,案件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利益存在直接关联性,但因程序保障缺位,当其权益与成年人利益产生冲突时,常沦为成年人利益实现的工具,甚至被忽视或牺牲。故在婚姻家事审判改革进程中,亟需强化对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保护,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关键词:家事诉讼;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 01 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保护的困境 (一)相关立法不完善 我国对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起步较晚,现行法律体系中落实“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法律规范缺失,未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究竟应遵循普通民事诉讼理念,抑或针对未成年人特殊性进行合理突破,尚无定论。现行民事诉讼体制”成人中心主义”特征明显,制度设计多从成年人角度出发,而未成年人诉讼应聚焦其切身利益纠纷解决。同时,未确立家事诉讼专门程序,相关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程序保障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仅对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亦未细化未成年人参与家事诉讼的具体方式,未能凸显其参与的特殊性。同时,部分法律文件间存在适用冲突,加剧纠纷处理难度。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时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否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否引导未成年人进行了真实意思表达均缺乏有效监督。由于上位法缺位导致规范矛盾,”父母本位”思想盛行,未成年人意见常被家长意见覆盖,听取未成年意见的规定沦为形式。 (二)未成年人诉讼主体地位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对未成年人参与诉讼的年龄进行了限制,《民法典》以8周岁为界划分民事行为能力,诉讼法将诉讼行为能力简化为”有”或”无”,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享有诉讼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具民事权利能力。家事诉讼中,诸多具备自主意识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因”一刀切”规定被剥夺诉讼主体资格,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诉讼资格受限尤甚。 未成年人虽享有诉讼参与权,但因其缺乏诉讼行为能力,需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然而,法定代理人并非案件直接利害关系人,其代理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加剧未成年人权益受损风险。如《家改意见》仅在抚养权纠纷中保护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忽视其他涉及家事案件中的表达需求。未成年人表达能力弱于成年人,若缺乏保障机制,将彻底丧失话语权。 (三)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方式单一化 在家事诉讼中,成年人通常出庭参与诉讼,但未成年人特殊性决定其不能完全适用成年人的参与方式。未成年人无法或不宜出庭时,法律并未提供替代参与途径。例如,在庭审模式不适合幼儿参加的情况下,是否应设置幼儿沟通室来观察其情感需要;庭上对话易致心理压力,父母常拒绝未成年子女出庭或隐瞒信息,导致未成年人无法实质参与,就比如,未成年人在校学习期间参与诉讼可能干扰学业,需考虑网络沟通等柔性参与方式了解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现行法律规范未制定未成年人意见表达辅助措施,其参与家事诉讼渠道与成人无异,缺乏适龄多样化路径。据统计,家事案件中离婚纠纷占比最高,多涉子女利益,未成年人因诉讼主体地位缺失,无法直接主张身份权、财产权。虽法官适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但未成年人无法直接表达诉求,仅能被动接受裁决,需建立专项表达机制落实未成年人意见表达的权利。 (四)维权渠道受阻 “没有救济,即没有权利”,再好的保护愿望,如果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最终也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权利保障上。[1]未成年人在认知、语言、经济能力上处于劣势,在诉讼中若不通过特殊机制弥补,将导致其诉讼权利行使不充分,必然导致未成人合法权益受损。随着家事案件数量增长,未成年人权利救济需求迫切,但现行法律未规定未成年人独立参与诉讼的例外情形,尤其在亲子利益冲突时,法定代理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或侵害权益时,未成年人无法自主启动司法救济。诉讼主体资格受限导致法官与未成年人沟通障碍,即使参与诉讼,法定代理人的存在也可能限制其真实意愿表达,维权渠道不畅将使”利益最大化”原则失效。 02 完善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规范化构建 (一)健全法律保障机制 1.强化”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由于未成年人意愿与最佳利益非必然一致,在未听取未成人意见时裁判者对最佳利益的判断存在偏差,因此该原则不得作为排除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依据,需禁止以”最佳利益”为名压制表达。应通过立法、司法全面贯彻该原则,修正冲突规范,补强制度漏洞。随着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提升,监护人应从”指导”转向”建议”,意见权重应随年龄增长而提高。表达方式由未成年人自主选择直接或间接途径,立法需兼顾实体与程序规则,增强可操作性。 2.细化未成年意见表达权行使规范 应当进一步细化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为法院是否切实听取儿童意见、如何听取、听取后如何考量、是否采纳等问题得以通过法律规范予以明确。[2]例如,法官听取意见时,未成年人可自主选择在场人员类型;意见听取可采”全面听取”或”部分听取”模式,并确立标准;涉身份权、财产权案件均应充分听取意见,但需审查可参考性;抚养权纠纷中裁判结果与未成年人意愿不符时,应在判决中说明权衡理由并作合理解释,保障表达权受尊重。 3.完善家事调查员制度 家事调查是法院主动查明案情的重要方式,调查员需通过咨询、观察未成年人父母关系、教育环境、生活状况等,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段采用适宜询问技巧,尊重被询问者。可以通过面对面交流、心理沙盘、亲子关系评估等方式了解未成年意愿,全程记录并留存资料,保障调查权规范行使。 (二)保障未成年人诉讼主体地位 1.赋予适龄未成年人相应诉讼能力 现行诉讼行为能力制度与司法需求脱节,法定代理制度使未成年人沦为父母的”附属品”。因此,需突出未成年人独立主体性,将其视为诉讼权利主体而非客体。涉未成年人利益的事项应听取其意见,并独立于成年人意见之外独立审视,对符合相应条件的未成年人赋予相应的诉讼能力。例如,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具初步表达能力,未成年人表达其意见的权利年龄可由专业机构评估调整;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已完成阶段性的学习教育,具备一定的思考表达能力,可以直接参与家事诉讼;8-14周岁未成年人可由辅助人协助表达。司法中可配套心理辅导、诉讼监督员、圆桌会议等柔性措施,降低心理压力,保障真实意愿表达。 2.建立适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 未成年人作为家事案件中的重要信息源,需保证其诉讼参与权的行使,保障适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的权利。法庭应允许有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出庭作证,法院通过安排专业人员疏导未成年人情绪,避免心理波动。无法出庭时可采用网络、录像等可减轻心理压力的方式进行表达,确保未成年人尽可能清晰、完整的表达真实意见。另外,需提升法官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能力,构建信息平台,创新作证形式,保障未成年人的举证权利。 (三)拓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独立表达渠道 1.构建适龄未成年人庭下对话机制 建立适龄未成年人庭下对话制度,明确适用案件范围:对于离婚、抚养、监护等直接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案件,法官必须与未成年人庭下对话,了解未成年人真实的想法;财产纠纷等间接案件无需对话。年龄分层:14周岁以上原则上直接对话;8-14周岁可庭下对话并视情况听取;8周岁以下通过电话、视频等柔性方式交流。需简化对话程序,结合日常生活、家庭环境等内容沟通,培养信任,促进主动表达。 2.设立未成年人独立代表人制度 在未成年人利益与法定代理人冲突时,可由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指定独立代表人。代表人需独立调查未成年人生存环境,与专门机构协作,评估最优方案并提交书面报告,仅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负责。可先行试点,为立法积累经验。 (四)完善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的救济途径 1.强化权益救济 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受侵害或法院未履行程序义务时,应为其提供诉讼救济渠道。需完善法律规范,明确维权路径,由专业律师协助未成年人行使申诉权。侵害行为应由未成年人申诉,但有必要确保未成年人不面临家庭暴力带来的二次伤害。具体适用可参照司法解释,如对失职的法定代理人、辅助人等可直接向主审法官申诉,或设程序辅助人保障程序权利。 2.设立家事案件诉后回访制度 回访制度是判决作出后的监督机制,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实现的一种辅助机制,需对案件执行、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状况。若发现判决不当或未成年人权益受损,应及时向其监护人反馈;若监护人不履行时,可向法院报告并协助申请法律援助,保障权益最终实现。 03 结论 随着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关注领域,其中未成年人在家事诉讼中的程序参与权保障机制正日趋完善。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家庭诉讼案件数量呈现显著增长态势,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需求愈发迫切。在此背景下,家事审判改革不仅迎来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催生了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意见表达权保护机制的现实需求,这一机制的建立已具备充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条件。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体系正朝着更加系统化、精细化的方向迈进。笔者将持续深化该领域的学术探索,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为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贡献专业力量。本课题的完成仅是阶段性成果,未来将继续关注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前沿问题,以持续的研究投入助力构建更具人文关怀与法治温度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新格局。 【参考文献】 1.王晓松,施忆.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机制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31(05):17-22. 2.丁启明.离婚监护案件“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重新审视——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14号意见书为视角[J].东南司法评论,2016,9(00):358-367.
案情简介 某日,12周岁的许某与伙伴们在小区花园玩,花园与小区道路之间的车位上停满了车。许某和同伴先在花园追逐,后有两名同伴从车辆间隙跑入道路,许某为追对方,也从停放的汽车之间横穿跑入道路。17周岁的章某骑自行车沿该道路逆向骑行,刹车不及与许某发生碰撞,导致许某右侧胫骨远端骨骺损伤、右侧腓骨骨折,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双方就事故原因及赔偿问题未协商一致,许某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章某在小区道路全程逆向骑行,发现行人从左侧进入道路时未及时调整路线靠右侧骑行,未能有效避让许某以致发生碰撞,存在过错。许某与同伴追逐过程中,从花园进入道路时未观察路况,未作停顿,直接由两车之间径直冲出,亦存在过错。相较于章某未靠右侧通行的过错,许某从两车之间突然快速冲出更是难以被预见和避免;而且事发时章某采取了脚踩地等制动措施,许某无任何减速行为,故判定章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许某自担70%的损失。 法官说法 本案是小区内行人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典型“鬼探头”式交通事故,对未成年人的小区出行安全具有警示意义。小区虽非市政主干道,但仍属于人员与车辆通行的公共区域,也应遵守右侧通行、不逆行、不横穿道路、不超速等基本交通准则,不能为图方便而违反规定。同时,“鬼探头”是小区事故高发诱因——停车位、绿化带、建筑转角等区域易形成视线盲区,从间隙中突然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应反复教育未成年子女:在从车辆间隙或遮挡物后穿行前,务必停下观察,确认无往来车辆。
案情简介 某日,12周岁的许某与伙伴们在小区花园玩,花园与小区道路之间的车位上停满了车。许某和同伴先在花园追逐,后有两名同伴从车辆间隙跑入道路,许某为追对方,也从停放的汽车之间横穿跑入道路。17周岁的章某骑自行车沿该道路逆向骑行,刹车不及与许某发生碰撞,导致许某右侧胫骨远端骨骺损伤、右侧腓骨骨折,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双方就事故原因及赔偿问题未协商一致,许某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章某在小区道路全程逆向骑行,发现行人从左侧进入道路时未及时调整路线靠右侧骑行,未能有效避让许某以致发生碰撞,存在过错。许某与同伴追逐过程中,从花园进入道路时未观察路况,未作停顿,直接由两车之间径直冲出,亦存在过错。相较于章某未靠右侧通行的过错,许某从两车之间突然快速冲出更是难以被预见和避免;而且事发时章某采取了脚踩地等制动措施,许某无任何减速行为,故判定章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许某自担70%的损失。 法官说法 本案是小区内行人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典型“鬼探头”式交通事故,对未成年人的小区出行安全具有警示意义。小区虽非市政主干道,但仍属于人员与车辆通行的公共区域,也应遵守右侧通行、不逆行、不横穿道路、不超速等基本交通准则,不能为图方便而违反规定。同时,“鬼探头”是小区事故高发诱因——停车位、绿化带、建筑转角等区域易形成视线盲区,从间隙中突然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应反复教育未成年子女:在从车辆间隙或遮挡物后穿行前,务必停下观察,确认无往来车辆。(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2025年12月2日,海淀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涉未成年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审判白皮书》。本案系通报案例之一。 案 情 简 介 某日,15周岁的李某在非机动车道内跑步锻炼,62周岁的赵某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从李某后方驶来。赵某醉酒且未注意观察路况,轮椅车与李某碰撞后向右侧翻,导致二人受伤、轮椅车损坏,赵某次日经抢救无效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某负主要责任,李某负次要责任。赵某的妻子吴某及儿子将李某及其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作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驾驶人,违反规定醉酒驾驶,从后方撞击李某,是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李某虽跑步锻炼值得提倡,但在非机动车道内跑步属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综合双方违法行为与事故的关联程度及原因力大小,判定李某承担10%的责任。因李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父母承担侵权责任,若李某有个人财产,先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父母补足。 法官 说 法 本案是因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与在非机动车道内跑步叠加引发的交通事故,对于习惯在非机动车道跑步的行人有警示意义,明确两项关键规则。一是非机动车驾驶人需严格遵守“禁止醉酒驾驶”的交通法规,醉酒会严重削弱判断与操作能力,即便是非机动车出行,也需对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负责;二是行人需遵守“道路功能划分”规则,非机动车道专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通行,行人应在人行道内活动,确需临时借道时需注意观察、快速通过,未成年人及家长需杜绝在非机动车道内从事跑步等活动,以防范交通风险。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随着今年四月“labubu”玩偶的突然爆火,潮玩这个网络热词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潮玩说直白些就是一些设计师和艺术家以潮流元素为内核,融合多种艺术元素设计出来的一些手办、毛绒玩具等。因深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导致其价格一路飙升。随之而来的是相关交易平台的兴起,“某鱼”、“某岛”等都属于较为知名的交易app,但由于该行业处于刚兴起的阶段,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导致纠纷颇多。最近,一位家长爆出其子女在某交易平台上的“奇葩”事迹,再次将该行业一些为人诟病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笔者借助该事件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该行业相关的法律问题。 一、案情简介 一位11岁女孩在二手潮玩平台私自消费500余元购买卡牌,家长发现后申请退款时,遇到部分卖家提出一些极端条件:需上传家长持续怒骂孩子≥3分钟的视频;狂扇孩子耳光5分钟的视频(要求声音清晰、不间断);附加千字手写检讨书、家长签字盖手印等材料。家长向平台客服投诉后,平台以“无法强制卖家,建议协商”的理由拒绝处理,家长怒不可遏遂将事件曝光。同时,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平台存在赌博式的“盲盒”抽奖,自己已经因为深陷其中而遭受了几万元的损失。事件发生后,江苏省消保委明确表态要求平台下架侮辱性条款,设立未成年人退款专项通道。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也拟约谈该平台。 二、问题探讨 该涉事交易平台出现诸多机制漏洞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相关行业的监管机制缺失以及平台自身的消极懈怠。当然,该平台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或许是相关行业存在的整体问题。笔者就就借助该平台反映出的一些情况来分析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1、退款规则存在欠缺。 该平台“闪购”频道虽标注“二手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但该条款隐藏在页面底部,不刻意注意很难发现。同时,部分订单在付款后系统会默认收货,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 根据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 (一)消费者定作的; (二)鲜活易腐的;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二十六条: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涉事平台作为利用网络交易二手潮玩的经营者,销售的商品不属于上述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的四类产品。消费者一般依据该条文是享有无理由退货的权利的。该平台以消费者明知不允许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根据上述条文的规定,二手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属于是对消费者应享有的权利的排除,这种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并且该平台将其隐藏在页面底部,属于也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至于平台部分订单在消费者付款后就自动收货,更是对消费者权利的剥夺。还未收到货物开箱查验,平台就替消费者“决定”收货,听起来十分荒唐。消费者遭遇上述情况,一方面可以向平台注册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财物。 2、未成年人消费问题。 二手潮玩作为在年轻人中兴起的潮流,主要消费群体为年轻人,该平台明知会存在未成年人消费问题。一方面没有作出警示标语,另一方面未设立未成年人专用退款通道,并且曾以“隐私顾虑”为由下架人脸识别功能,导致未成年人可绕过支付限制。这也导致在该平台上发生未成年人消费的概率激增,并且无法分辨到底是否为未成年人消费。平台监管的不作为,一方面无法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个人卖家,其交易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导致部分极端卖家在卖家以未成年为由要求退货时,要求家长上传持续怒骂或狂扇孩子耳光的视频。根据及的规定,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具有不得对孩子实施家庭暴力的义务。这些极端商家的行为无疑是在教唆家庭暴力和人格侮辱。这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绝这些乱象,一方面个人卖家要提高自身法律意识,维权可以,但不得以违法为前提。另一方面,平台也要加强主体责任意识。完善未成年人审查机制,将未成年人消费问题控制在前段,设立专门售后机制,保护个人卖家合法权益。 3、“福袋”玩法涉嫌赌博。 该平台在提供实物交易功能外还提供“福袋”玩法,即用户支付固定金额随机抽取商品(可能获高价稀缺款或低价普通款),玩法类似赌博开宝箱。在上述事件爆发后,有用户称投入超200万元玩“福袋”,最后血本无归。根据我国理论研究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区分盲盒玩法是否涉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射幸特征,即我们平常说的“以小搏大”,如果盲盒结果具有高度随机性,并且获得的奖品价值远高于参与者支付的费用,那么就属于具备该特征,可能涉嫌赌博。第二点就是盈利机制和资金双向流通特征,如果商家通过该盲盒赚取投注总金额和奖品价值的差价稳赚不赔,并且平台提供奖品兑换现金或虚拟货币的服务,那么也可能涉嫌赌博。综上所述,如果一个平台提供的盲盒玩法奖品价值严重不对等,且隐藏款概率不公示,提供虚拟货币兑换、积分折现等资金流转功能,形成赌博闭环。那么该盲盒就涉嫌赌博。反之即为正常的盲盒玩法。 本案中,因为该平台数据问题导致取证困难,无法定性。但通过该事件,也给广大潮玩平台提了个醒。推出盲盒玩法一定要守好概率透明,价格相差不大,不提供资金兑换等方面底线,否则极易被认定为开设赌场。 三、律师小贴士 未成人退款作为最近几年频发的事件,背后反映的是孩子抵御诱惑的能力弱以及家长的监管不到位。未成年人无条件退款规则的产生源于我国《民法典》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该条有力的保护了作为相对弱势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群体。但是,任何法律条文都是有边界的,如果家长以为具备这个条文就万事大吉,依然对自己的孩子缺少监督。那么根据该条文的规定,如果孩子独立实施了与自己年龄或认知能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将会被认定为是有效的,不再适用未成年人退款规则。如果遇到了孩子私自消费的情况,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妥善处理?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调整好心情。心平气和的与孩子单独谈话。了解他买了什么、在哪个平台、花了多少钱、支付密码是如何得知的。目的是搞清楚整个流程,而不是发泄情绪。 2、迅速固定证据。立即从银行APP、微信/支付宝账单中,截图或录屏所有相关交易记录,包含订单号、商户名称、交易时间、金额等关键信息。登录孩子使用的平台账号,对充值/消费记录、聊天记录、使用痕迹等进行截屏或录屏。尽可能收集证明消费所使用的设备是家长手机或孩子常用设备以及有孩子操作时的照片、视频,或能找到证明其年龄的聊天内容的相关证据。 3、采取适当手段维权。首先可以通过平台APP内、官网上的官方客服渠道进行申诉。如果平台客服推诿、拖延或直接拒绝,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整理好证据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退款,诉讼手段和前两个维权方式是并行不悖的,可以同时进行。 4、注重事后教育和预防。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钱是劳动所得,来之不易。明确告知他,未经父母允许,绝对不可以动用家里的钱。如果可能,可以让孩子通过做家务等方式,象征性地“偿还”一部分损失,让他深刻理解行为的后果。同时可以带孩子参与户外活动、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让他的生活充实起来,减少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5、加强技术防范。管理好手机支付密码,绝对不要告诉孩子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平时在输入密码时有意遮挡一下。关闭小额免密支付,对部分消费app设置应用锁。 四、法条链接 一、【无理由退货制度】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 (一)消费者定作的; (二)鲜活易腐的; (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二、【正确使用格式条款的义务】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三、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性侵意见》)第30条第3款: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性侵害事实相关的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的解释第141条: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性侵意见》第30条第3款的规定与《刑诉法解释》第141条确立的先供后证规则(或称“隐蔽性证据规则”)具有相同的规范结构。后者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先供后证规则属于我国证据印证规则的特殊类型,并同时包含了依据非亲历不可知细节补强被告人供述真实性的逻辑判断。 尽管两个条文存在一定差别,但其确立的基本原理是共通的,即都是排除了陈述者获得案件特殊细节的其他信息来源(如条文所列举的“指证、诱证、诬告、陷害、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从而推论陈述者是亲历犯罪的人(犯罪行为人或者被害人),其相关陈述是真实可信的。 今天,主要探讨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非亲历不可知细节”采信规则以及该规则存在问题。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涵盖了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等诸多罪名。此类犯罪多发生在私密空间之中,案发时现场往往仅有加害人与被害人存在。导致案件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形非常普遍,犯罪嫌疑人拒绝作出供述,案件容易形成“一对一”言词证据的证据构造,通过印证证明进行事实认定存在很大的困难。 因此,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司法实践中往往重视运用补助证据来判定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并进而认定案件事实。从司法实务看,补助证据的常见类型就包括:未成年人是否披露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 “非亲历不可知细节”采信规则的确立实际是基于一般经验常识作出的事实推论。由于未成年人尤其是年幼的儿童通常不会知道性行为的具体细节,因此,如果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显示出已经掌握了超出其年龄阶段认知的性知识,并且排除了她知道该信息的其他来源(如条文所列举的“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就可以得出结论:未成年人知悉性侵害行为的相关细节是因为她亲历了其陈述的性侵害而导致,未成年人关于受到性侵害的相关陈述是真实可信的,一般应当采信被害人的陈述。 《性侵意见》第30条第3款的规定是“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一般之外,总有例外。 根据真实案例拍摄的丹麦电影《狩猎》,大概剧情为: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女孩因为从她哥哥的电子设备上看到了黄色图片,就对幼儿园的看护阿姨撒了个谎,说男老师给自己看了他身体的某个隐私部位,细节说的还很清楚。本着“负责任” 的态度,幼儿园园长请来了心理医生为小女孩做疏导,试图得到真相。但事与愿违,心理医生诱导式的提问,加上小女孩的犹犹豫豫,竟间接坐实了男老师性侵犯的罪名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谎言,让男老师的生活瞬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电影《狩猎》的剧情和我多年前办理的一个案件几乎一模一样(链接-无罪辩护手记【猥亵儿童罪】),两位老师在经历无尽的黑暗与绝望,终于等来了洗清冤屈的那一刻,法律还了他们清白。 这两个案件中的小女孩似乎都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这些“细节”除了条文所列举的“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外,也存在被害人无意识的说谎、病态的说谎。幼儿说谎的动机不一定就是诬告、陷害被告人,她们的动机可能是好玩、好奇、希望得到关注等等。还存在小女孩的误解,例如:被告人是在帮助儿童清洗或正常的肢体接触等,引发小女孩误解等。 村上春树也曾写过这样一部小说:一个十三岁的女同性恋中学生,因为得不到女老师玲子的爱,就说老师性侵她,玲子成为一个变态的、性侵未成年的钢琴老师,被大家憎恶和谩骂,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这就是《挪威的森林》。 作为辩护人,遇到这样的案件必须严格审查该类细节是否真实来源于被害人亲身经历,能否排除外界不当干扰。重点审查被害人对细节的陈述是否前后连贯,陈述时生理及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表达是否自然流畅。 针对被害人的监护人或朋友、同学常以传闻证据形式转述被害人所述的非亲历不可知细节。此时应比对其转述内容与被害人直接在办案机关陈述的细节是否一致,差异是否在合理范围内。若在关键细节上存在重大矛盾或高度雷同却超出合理记忆范围,需考虑是否存在不当影响或教唆行为。 被害人在办案机关有多次询问笔录的,应对比前后陈述是否存在变化,特别是首次陈述与后续陈述中非亲历不可知细节的增减变化:若细节显著增加,需质疑案发一段时间后反而记忆更清晰是否合乎常理;若细节大量减少,则需考虑是否因系被教唆而非亲身经历,导致自然遗忘。 还要审查被害人在案发前、案发时及案发后的生理及精神状态。我在西北某省份办理的一个猥亵儿童的案子,被害人在所谓的案发四年后才报案,报案时处于严重抑郁状态,精神状态已不适合做笔录,后经鉴定有被害妄想症,因此要特别注意审查被害人做询问笔录时的神情、语态、姿势、表达的状态等,这需要结合询问同步录音录像详细审查。 尽量了解年幼被害人的生活环境、过往经历、语言习惯及与被告人的关系等因素,判断其是否存在说谎的可能性,对被害人的诚信要有所判断。 辩护律师也要走访案发现场,注重案发现场的物理空间。只看案卷中侦查机关拍摄的现场勘验图片或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案发现场还存在,要及时到案发现场,对现场进行全方位录像拍照,必要时可以做公证。这类案件一般发生在相对私密的空间,一定要注意观察房间的布局,是否有窗户,窗户是否有窗帘,门是否能反锁、是否有他人进入,周围环境等等细节也要逐一核实。 我在东北某省办理的一起猥亵儿童案,公诉机关指控的案发地点在某小区步梯楼道,我到案发现场时,发现该楼没有电梯,案发时正值上下班高峰,来往人员很多,也有某邻居打招呼,结合其他证据显示被告人不可能对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 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立场,我们能够理解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中采用“非亲历不可知细节”的采信规则。但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恶性案件是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自己同学并埋尸案件。故作为辩护律师,要保持对“人性之恶”的谨慎,要时刻警醒“未成年人不仅会说谎,还会犯罪”,慎重使用“非亲历不可知细节”的采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