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民商事诉讼案件的实际办理中，管辖权认定是诉讼程序的首要核心环节，直接决定案件能否在对应法域启动诉讼程序、由哪一地域、哪一级别的法院行使审判权，亦是立案阶段的核心审查要件。同样的案件，在中国香港、澳门、内地不同法域起诉，财产分割的结果、诉讼的周期、程序的便利度，都有可能天差地别。 为更好地了解不同法域的管辖权规定，北京展达律师事务所主办、智元法律课堂协办的“以法治家”跨境实务交流会第37期，特邀来自香港的承诺律师和来自澳门的黄景禧律师，深度拆解了不同法域的家事案件管辖权规则、实务操作要点与避坑指南。 香港篇：专属家事法庭与三大管辖门槛 在香港办理离婚，最核心的一点是：不存在类似内地民政局协议离婚的部门，任何婚姻的解除必须经过香港家事的法庭。因此，管辖权认定是在香港离婚的前置核心要件。 （一）香港家事法庭存在三大管辖法定要件 （满足其一即可） 1.夫妻任意一方以香港为居籍：通常香港永久居民可直接认定；持有永居身份但长期离港的，需举证证明仍以香港为永久居所； 2.提起离婚诉讼前，夫妻任意一方已在香港连续居住满3年； 3.提起离婚诉讼时，夫妻任意一方与香港存在紧密联系。 （二）两大高频认知误区 误区一：双方都同意在香港离婚，法庭就一定会受理？ 这是实务中最常见的错误认知。香港法律明确规定，管辖权的决定权在法庭，而非夫妻双方。即便双方达成合意，只要不符合上述三个法定条件，香港家事法庭依然会以无管辖权为由驳回起诉。 误区二：在香港登记结婚，就能在香港离婚？ 实际上，婚姻缔结地从来不是香港家事法庭审查管辖权的考量因素。哪怕双方在香港登记结婚，但若既无香港居籍，也未在香港连续居住满3年，与香港无其他紧密联系，仅仅是领证后便返回内地生活，香港法庭依然不会受理离婚申请。 （三）两大核心风险提示 1.平行诉讼的时间差风险：香港管辖权异议审理周期通常在半年到一年，若其他法域先作出生效离婚判决，香港法庭会直接终止离婚诉讼程序。 2.离婚后财产分割的严格限制：婚姻在境外解除后，如未分割香港的财产，可向香港家事法庭申请离婚后经济济助进行财产分割，该申请需在离婚后1年内提交，且离婚后再婚的一方将丧失申请资格。 澳门篇：宽容的管辖制度与独具特色的财产制度 与香港的普通法系不同，澳门法律深受葡萄牙影响，属于典型的大陆法系，以五大法典为核心。澳门初级法院下设的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专门统揽所有家事案件。澳门的家事法律中也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亮点。 （一）宽容的管辖规定 澳门家事法庭的管辖相对开放。即便双方都不是澳门居民，只要一方在澳门居住，甚至在澳门以外缔结的婚姻，都可以在澳门法院申请离婚。 1.不仅在澳门登记结婚的婚姻可以受理，在澳门以外登记结婚的婚姻，同样可以在澳门提起离婚诉讼； 2.即便夫妻双方均非澳门居民，只要其中一方在澳门居住，就可以在澳门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且无法定的连续居住时限要求； 3.继承案件的管辖则以遗产为核心，只要被继承人在澳门留有遗产，澳门法院就可以受理相关的遗产继承纠纷。 （二）强大的“查账神器” 澳门家事法律中最具特色的制度，是《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规定的特别财产清单制度，即夫妻任意一方在提起离婚诉讼前，或离婚诉讼同时，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制作特别财产清单”。法院就可以在不告知另一方的情况下，调取另一方名下在澳门的全部财产信息，并形成完整报告交给申请人。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制度仅能实现财产查询，无法直接查封冻结财产，若要防止财产转移，还需要同步提起财产保全程序。 （三）独特的婚姻财产制度与继承制度 关于婚姻财产制度方面，澳门《民法典》包含了四种财产制度，其中，取得财产分享制最为特殊，不同于内地的“婚后共有”或香港的“分别财产”。它的核心逻辑是：婚姻存续期间各自的财产仍归个人所有，可单方处置；离婚时，双方婚后财产的增值部分合并计算，双方各分得 50%。 而关于继承方面，与内地不同，澳门继承制度中规定了特留份制度：法律强制要求被继承人必须为配偶、子女、父母保留法定遗产份额，常规情形为遗产总额的1/2或1/3，被继承人无权通过遗嘱处分该部分财产。 内地篇：务实、详尽的管辖体系 相比于港澳，内地的民商事管辖权规定得更为详尽和具象，有着严格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体系。 （一）核心管辖原则与专属管辖 中国内地的核心管辖原则为原告就被告原则，即由被告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但如果被告不在中国境内居住、下落不明，涉及身份关系的诉讼，可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针对华侨、跨境居住的夫妻，法律也做了细化规定：比如在国内结婚、定居国外的夫妻，若定居国法院以婚姻缔结地为由不予受理，可由国内婚姻缔结地或一方最后居住地法院管辖。 此外，内地法律还有许多专属管辖规定，如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继承遗产纠纷，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二）涉外立案的核心要求 在中国内地，涉外立案的核心要求是境外形成的身份材料、授权委托书，需完成公证认证手续并提供中文翻译件。在中国加入海牙认证公约后，相关手续已大幅简化。 除此之外，法官见证是更便捷的方式：外籍当事人在法官面前签署授权委托书、起诉状，无须再做境外公证认证，且后续变更诉讼请求更为灵活，是涉外诉讼中性价比极高的选择。 总结与对比 对于跨境家族财富与婚姻诉讼而言，没有“绝对完美”的法院，只有最有利的策略选择： 香港法院：依靠判例法，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管辖门槛高、审理周期长。但其“离婚后经济济助”制度为错失外地诉讼良机的一方留下了一道兜底防线。 澳门法院：成文法典规制细致。对管辖规定较为宽容，但财产制度与继承制度极具特色，而“特别财产清单”更是针对隐匿资产的一大利器。 内地法院：规则明确、地域分明。虽然体系庞杂，但在送达与审理效率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务实与高效。 管辖是跨境诉讼中的第一道关卡，掌握了不同地域的管辖权核心规则，才能在复杂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为客户争取到最大化的权益保护。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法律环境。（法释〔2025〕3号，下称“《批复》”）正式施行后如何落地，如何在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内便利地适用港澳法律或选择港澳仲裁，一直是港澳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法院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结的认可和执行“港资港仲裁”司法审查全国首案，回应大湾区港澳企业的关切，进一步促进发挥大湾区科创效能，该案亦标志着《批复》从规则层面迈向了实质性的落地实践。 本文结合“港资港仲裁”司法审查全国首案、《批复》适用条件及相关实务指引，深度解读“港资港法港仲裁”的制度安排、法律突破、实务操作要点及其深远意义。 一、里程碑式意义：“港资港仲裁”司法审查第一案解读 2025年9月2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首宗适用《批复》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裁定，该案系首宗适用《批复》第二条规定的案件，标志着“港资港仲裁”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从“规则突破”迈向“实践落地”。 1、案件基本情况 申请人：某深圳公司（系在深圳前海注册的港资企业）。 被申请人：某内地自然人陈某（保证人）。 案情概要：申请人与主债务人发生纠纷，经法院判决后主债务人未履行。申请人遂依据与保证人陈某签署的《调解、仲裁确认函》，向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 争议特点：双方均为内地主体（一方为内地注册的港资企业，一方为内地自然人），争议标的及法律事实均在内地，属于典型的“无涉外因素”案件。 2、司法审查路径 仲裁过程：2025年6月，申请人提起仲裁；仲裁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仲裁院作出裁决。 法院审查：申请人于2025年8月13日向深圳中院申请认可和执行。法院审查的核心焦点在于：在无涉外因素的情况下，双方约定香港仲裁是否有效。 裁判依据：法院直接适用了《批复》第二条。法院查明申请人提供了其在前海登记注册的工商信息，证明其为“港资企业”。据此，法院认定当事人有权约定香港为仲裁地，仲裁条款有效。 3、示范意义 该案从立案到裁定仅用时一个半月（8月13日申请，9月29日裁定）。涉港企业当事人仅需提交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其港资背景，无需再费力证明案件具有复杂的涉外因素。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从“规则突破”真正迈向了“实践落地”，为后续类似案件提供了极强的示范效应。 二、政策溯源：传统“涉外因素”的认定标准及其限制 在《批复》出台之前，内地法律体系对于合同当事人选择适用域外法律或约定在域外进行仲裁设有严格的前置条件，即争议本身必须具备“涉外因素”。本章节将深入剖析这一传统标准及其对港资企业的限制。 根据及的规定，认定“涉外民事关系”遵循“三要素”原则。这意味着，一项民事关系必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才被视为具备涉外因素： 1、当事人要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外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2、标的物要素：争议的标的物位于中国领域之外。 3、法律事实要素：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国领域之外。 在这一传统框架下，在内地依法登记注册的港澳企业，即便其资本全部来源于香港或澳门，通常仍被视为内地法人。司法实践中，如 (2021)闽02民辖终225号 案的裁判观点所示，法院明确指出，香港法人在境内设立的独资企业“仍属境内企业，不属于涉港企业”。因此，这类企业与其他内地主体签订的、履行地和标的物均在内地的纯境内业务合同，因不满足上述“三要素”中的任何一项，不被认定为具有涉外因素，从而无法有效约定适用港澳法律。 同样，在仲裁地的选择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关于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第83项的观点，不具备涉外因素的争议若约定由境外仲-裁机构仲裁，相关仲裁协议可能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正是上述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路径上的严格限制，凸显了《批复》的突破性意义，为大湾区内的港澳企业开辟了全新的法律空间。 三、批复核心解读：“港资港法”与“港资港仲裁”的适用条件 根据《批复》及相关配套文件，我们将“港资港法”与“港资港仲裁”两项突破性措施的具体适用范围和资格要求梳理如下： 1、“港资港法”与“港资港仲裁”适用条件对比 关键补充说明： 单方符合即可：新政策不要求合同双方均为符合条件的港澳企业，只要合同一方的主体资格和注册地符合上述要求，即可适用相应的便利措施。 主体资格核实：在签订任何约定适用香港、澳门法律或香港、澳门仲裁的合同前，务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官方渠道，核实自身或交易对方是否符合《批复》所定义的“香港、澳门投资企业”资格及其相应的地域要求。 适用法院范围：《批复》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其效力及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而非仅限于大湾区内的法院。这意味着，即便相关案件由大湾区以外的法院审理，只要符合《批复》的适用条件，该法院也应遵循其规定。 新政策为符合条件的港澳企业打开了在无传统“涉外因素”情况下，合法、有效地利用香港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和国际化的仲裁服务来解决商业争议的大门。 2、当事人选择“港资港法”与“港资港仲裁”的优劣比较 当事人在设计合同争议解决条款，以及履行合同出现争议时最为关心、反复论证的问题之一是选择向内地法院起诉，还是选择仲裁程序解决争议。抛开案件实体问题不谈，下图对比了两种争议解决程序通用性的核心优劣点： 关键补充说明：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分：务必清晰认识到，选择“港资港法”在内地法院诉讼时，仅合同的实体权利义务问题适用香港法、澳门法。这意味着，虽然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将依据香港法、澳门法判断，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期限（诉讼时效）、提交证据的规则、以及庭审流程，仍将完全遵循的规定。 香港仲裁机构的选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及相关实务指引，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必须通过指定的六家香港仲裁机构进行。 四、跨境联动：仲裁程序保全措施的“双向奔赴” 在跨境商事争议解决中，当事人最担心的情况莫过于“赢了官司，输了钱”——即虽然在仲裁中胜诉，但被申请人早已将资产转移，导致裁决成为一张“法律白条”。 适用《批复》的港资企业若选择香港仲裁，可以根据2019年10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简称《仲裁保全安排》）直接向内地法院申请查封、冻结、扣押内地资产。同样，内地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也可以向香港法院申请临时措施。 1、两地法律体系对保全定义有所不同 《仲裁保全安排》建立了双向的协助机制，但两地法律体系对“保全”的定义有所不同： 内地法院的“保全”：包括财产保全（查封冻结资产）、证据保全（固定易灭失证据）和行为保全（责令作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 香港法院的“保全”：香港法下称为“临时措施”，即由香港特区法院就在香港或者香港以外开展或者即将开展的仲裁程序作出临时措施，以便利仲裁程序进行、防止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害等。主要包括：要求当事人维持现状或恢复原状；采取行动防止目前或即将对仲裁程序发生的危害或损害，或不采取可能造成这种危害或损害的行动；提供保全资产；保全对解决争议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证据；颁发强制令以禁制当事人移走或以其他方式处理资产、防止损坏或侵入行为；颁布命令指定财产接管人等。 2、场景拆解之一：香港仲裁 → 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 这是我们在实务中最为常见的场景之一：港资企业选择香港仲裁，而相对方为内地企业或自然人，主要财产所在地也在内地，港资企业在提起仲裁的同时希望对相对方的财产进行保全。 （1）哪种仲裁程序可以申请？ 并非所有在香港进行的仲裁都按照《仲裁保全安排》在内地法院申请保全。申请人必须证明其所在的仲裁程序属于“香港仲裁程序”，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仲裁地：必须以香港为仲裁地。 管理机构：必须由合资格的仲裁机构或常设办事处管理。目前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亚洲事务办公室、香港海事仲裁协会、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 （2）向哪家法院申请？ 申请人应当向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或者证据所在地的内地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如果上述地点涉及不同法院辖区，申请人只能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出，不得多头申请。 （3）申请程序 情形一：仲裁程序进行中（最常见） 转递原则：应当通过香港仲裁机构向内地法院转递申请。 实务变通：考虑到机构转递可能耗时，为实现保全目的，实务中允许香港仲裁程序当事人将保全申请书连同仲裁机构出具的“转递函”自行提交给内地人民法院，法院随后向机构核实。 情形二：仲裁受理前（紧急情况） 直接申请：可以直接向内地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解除风险：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如果未收到仲裁机构出具的“已受理仲裁案件证明函件”，法院将解除保全。 3、场景拆解之二：内地仲裁 → 向香港法院申请保全 另一种反向路径的常见场景是，内地当事人在内地申请仲裁，而相对方为香港企业或自然人，主要财产所在地也在香港，内地当事人提起仲裁的同时希望对相对方的财产进行保全。 （1）哪种仲裁程序可以申请？ 《仲裁保全安排》第六条将可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仲裁保全的内地仲裁程序界定为内地仲裁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而不论仲裁地是否在内地。 （2）向哪家法院申请？ 香港的管辖法院单一且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3）申请程序 向香港法院申请通常依据香港《仲裁条例》第45条及《高等法院规则》进行，其程序与内地有显著不同： 单方申请：为防止资产转移，通常先在不通知对方的情况下提出单方申请。 誓章：申请人须以誓章形式详细陈述案情、申请理由、资产处于香港的证据以及面临的耗散风险。香港法律要求宣誓人在监誓员面前完成宣誓的，其法律地位等同于在法庭证人栏内给出的口头证言。如果宣誓人在誓章中故意作假，不仅会影响官司，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全面坦诚披露义务：香港法律要求申请人必须披露所有相关事实，包括对申请人不利的事实。如果隐瞒不利事实，法庭可能直接撤销保全令并要求赔偿。 承诺及保证：申请人应当根据香港特区法律作出承诺及保证，包括对损害赔偿作出承诺，就被申请人的讼费及其他合理支出提供保证，申请仲裁前保全时承诺立刻申请仲裁等。 五、结语 “港资港法”与“港资港仲裁”政策是中央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法律服务融合的里程碑式举措。这项制度创新不仅为在大湾区运营的港资企业提供了更灵活、稳定和高效的争议解决新选项，也通过规则的衔接与机制的对接，极大地优化了大湾区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此举是粤港澳大湾区在“规则衔接”与“制度型开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它不仅有助于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卓越地位，也为“一国两制”的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建议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积极把握此项政策红利，对标准合同范本进行系统性审查，优化争议解决策略，评估如何将新政策的优势系统性地融入企业的合同管理与风险控制体系之中，以在新格局下占得先机。

编者按 为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案件的裁判品质，进一步促进类案价值取向和适法统一，实现司法公正，上海一中院探索类案裁判方法总结工作机制，通过对各类案件中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进行总结，将法官的优秀审判经验和裁判方法进行提炼，形成类案裁判的标准和方法。 外国公司是指依据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港澳台公司是指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在港澳台地区设立的公司。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主要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股东出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等，办理此类案件需要分层识别法律关系，精准确定、查明和适用准据法，审理难度较大。为进一步提升此类案件的审理质量，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该类案件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 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准据法 查明及适用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一）确定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确定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约定适用准据法的，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应当先适用法院地法的国际私法规则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并正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适用的情形等。 1、区分不同法律关系确认应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和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律。针对主案由的法律关系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判断较为容易，但涉及到相关主体本身，则需要法官进一步分层识别。 如一起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纠纷案件中，香港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冲突规则需适用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当一方当事人为境外公司，其出庭人员是否有代表权或诉讼请求依据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也需要依据准据法审查。若原告为境外公司，起诉时必须先解决原告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可能需要适用该外国或地区的法律对其公司董事会决议效力做出确认。若被告公司注册于我国，根据的规定，股东权利的行使等事项适用我国公司法。故主体审查程序上要依据境外公司法对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进行审查，以确定原告出庭人员资格，实体上对被告公司组织机构及股东权利行使等问题则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此即为多法域法律适用的情形。 2、审查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准据法 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协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根据，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应当提交该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并说明获得途径、效力情况、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等。外国法律为判例法的，还应当提交判例全文。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律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法律查明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法律专家的身份及资历证明，并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书面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对“强制性规定”作出了解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这里主要包括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反垄断、反倾销等公法领域的事项。需要注意的是，的条文中没有写明“可以协议选择”的，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其冲突规则均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3、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 公司主营业地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准据法的认定。而关于主营业地，上述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可以参照我国关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规定，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例如，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在境内，且境外公司主要在境内开展业务，可以认定境外公司的主营业地在境内。 根据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该条有但书，即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故实务中存在争议。 如一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侵权责任问题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被告反对适用该国法律，主张其与原告共同经常居所地在上海，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项争议的审查会涉及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的判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自然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可以认定为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该案中，被告出入境记录显示其频繁往来于日本和我国，难以认定其在我国连续居住满一年，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其以我国为生活中心，最终没有确认其经常居所地在我国。 4、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情形。在冲突规范指向我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也要转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法院应当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关于查明途径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则，审理中不论是通过当事人、专业查明机构、委托使领馆查明还是其他途径，都不意味着法官只是被动接受查明结果，或者只是简单提出“查明××公司法”的要求，法官在整个查明过程中要穷尽查明途径实现“查”与“明”，在判决书中对查明过程及法律适用理由阐述详尽。 1、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 查明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需现行有效、完整全面 涉外商事案件审判中，当事人对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等的熟识度有限，法官对于这些法律的适用也没有对我国法律适用的经验丰富，若当事人提交的查明内容不够完整全面，法官需进一步查明或要求当事人再行查明，以免出现当事人故意隐瞒部分法条导致适用错误的情况。除查明内容需完整全面外，还需要关注时效，很多涉外案件的纠纷背景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存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修改、变革的可能性，而且各个国家法律的时间效力及适用规则存在差异，因此查明的法律是否现行有效也是查明的要求之一。 查明法律需以具体成文法或判例作为支撑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与很多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重大差异。在查明时，不应仅委托专家就案涉法律发表意见，还应要求其查明内容必须有成文法或者判例作为支撑。尤其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主要由案例构成规则，因此查明中查找相应判例尤为重要。 查明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具体规则应对应于具体案情 无论是成文法国家或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适用均需对应具体的案件情形，在查明法律时，应准确定位到适用于案件对应诉请、案由、法律关系和案情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判例法中，每个规则的适用均有其特定的情形，应确保查明的法律与案情对应和匹配。 2、根据案情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定位对应概念、规则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或存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的概念，都是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查明中的常态。我国法律体系与境外法律体系使用的相关术语、概念不同是一种常见的情况，而实务中当事人通常是以我国法律上的概念、术语提出诉请或抗辩。如果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可以将该法律中相关的表述与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进行对比，若含义大致相同而只是概念名称不同，则可以适用。如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公开股份有限公司。 另，若根据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相关条文和判例，可以总结归纳出与当事人的诉请相匹配的法律规则，也可以视为定位准确。例如香港《公司条例》中关于一人公司揭开面纱并无成文规定，判例法中对股东责任的裁判重点在于查明当事人是否存在逃避债务、欺诈、隐瞒等非法目的，而不在于财产混同。这些判例所确定的规则可以适用于案件审理。因此法官在查明和适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时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术语、概念，而要提炼具体案情和诉请的实质以匹配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的具体规则，有些情况下还可能需要向原告释明，对诉请作出对应调整。 3、充分运用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 2023年12月27日，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中英文）正式上线。包括诉讼、调解、仲裁、域外法查明、翻译、公证、法律资源库七个服务模块。当事人通过关注进入“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模块项下的“案沪通”，再点击“我要办”模块项下的“国际商事一站式”即可进入该平台，进而选择域外法查明服务。目前该板块收录的有准确查明适用香港判例、日本商业惯例、新加坡法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美国法、瑞士法等典型案例。该平台以数字赋能的方式切实解决当事人的诉讼难题，更能满足针对性、精准性的诉讼需求，法官和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使用该平台加快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的审理进程。 4、法院依职权审查认定存在解释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 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当事人对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根据该规定，无论是法院依职权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其中包括法院通过条约途径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还是当事人履行义务向法院提供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均应当交各方当事人充分了解查明内容，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关于该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以最终确定如何适用该法律。对有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法院可以通过合议庭讨论、专家法官会议等法院内部途径审查认定，也可以听取法律专家关于存在解释争议的相关条文的专业意见。出庭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只围绕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及其理解发表意见，不参与其他法庭审理活动。 例如一起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但是对部分条文的解释产生分歧。原告认为某股份公司董事长签发的股权证，是确立原告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但该股权证上仅有董事长一人签字，不符合《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关于股权凭证应当由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总裁或者副总裁以及财务主管或者助理财务主管、秘书或者助理秘书两人共同签署的规定，形式上存在瑕疵，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即公司股东（董事长）则认为《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里一人可以兼任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出具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被告经公司2022年特别股东会议决议，作为公司董事长取得代为履行公司秘书职责的权力，所以系争的股权证由被告单独签署，可以理解为其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公司秘书的双重职责，该股权证所反映的公司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法官在庭审中利用互联网，对双方提交的美国特拉华州法典（DELWARE STATE CODE）第八篇（TITLE 8）第一章普通公司法（CHAPTER 1.GENERAL CORPORATION LAW）的相关条文、被告提交的来源于美国“LEXIS”网站的判例进行了当庭查询，并交由双方质证，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某大学教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见证查询过程并发表专家意见。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认定原告的某股份公司股东、董事身份有效。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查明通常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条文、判例，应当多方听取意见并经充分讨论后予以确定。

编者按 为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案件的裁判品质，进一步促进类案价值取向和适法统一，实现司法公正，上海一中院探索类案裁判方法总结工作机制，通过对各类案件中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进行总结，将法官的优秀审判经验和裁判方法进行提炼，形成类案裁判的标准和方法。 外国公司是指依据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港澳台公司是指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在港澳台地区设立的公司。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主要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股东出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等，办理此类案件需要分层识别法律关系，精准确定、查明和适用准据法，审理难度较大。为进一步提升此类案件的审理质量，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该类案件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 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准据法 查明及适用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一）确定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确定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约定适用准据法的，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应当先适用法院地法的国际私法规则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并正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适用的情形等。 1、区分不同法律关系确认应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和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律。针对主案由的法律关系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判断较为容易，但涉及到相关主体本身，则需要法官进一步分层识别。 如一起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纠纷案件中，香港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冲突规则需适用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当一方当事人为境外公司，其出庭人员是否有代表权或诉讼请求依据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也需要依据准据法审查。若原告为境外公司，起诉时必须先解决原告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可能需要适用该外国或地区的法律对其公司董事会决议效力做出确认。若被告公司注册于我国，根据的规定，股东权利的行使等事项适用我国公司法。故主体审查程序上要依据境外公司法对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进行审查，以确定原告出庭人员资格，实体上对被告公司组织机构及股东权利行使等问题则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此即为多法域法律适用的情形。 2、审查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准据法 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协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根据，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应当提交该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并说明获得途径、效力情况、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等。外国法律为判例法的，还应当提交判例全文。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律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法律查明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法律专家的身份及资历证明，并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书面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对“强制性规定”作出了解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这里主要包括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反垄断、反倾销等公法领域的事项。需要注意的是，的条文中没有写明“可以协议选择”的，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其冲突规则均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3、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 公司主营业地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准据法的认定。而关于主营业地，上述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可以参照我国关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规定，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例如，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在境内，且境外公司主要在境内开展业务，可以认定境外公司的主营业地在境内。 根据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该条有但书，即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故实务中存在争议。 如一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侵权责任问题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被告反对适用该国法律，主张其与原告共同经常居所地在上海，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项争议的审查会涉及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的判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自然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可以认定为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该案中，被告出入境记录显示其频繁往来于日本和我国，难以认定其在我国连续居住满一年，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其以我国为生活中心，最终没有确认其经常居所地在我国。 4、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情形。在冲突规范指向我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也要转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法院应当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关于查明途径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则，审理中不论是通过当事人、专业查明机构、委托使领馆查明还是其他途径，都不意味着法官只是被动接受查明结果，或者只是简单提出“查明××公司法”的要求，法官在整个查明过程中要穷尽查明途径实现“查”与“明”，在判决书中对查明过程及法律适用理由阐述详尽。 1、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 查明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需现行有效、完整全面 涉外商事案件审判中，当事人对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等的熟识度有限，法官对于这些法律的适用也没有对我国法律适用的经验丰富，若当事人提交的查明内容不够完整全面，法官需进一步查明或要求当事人再行查明，以免出现当事人故意隐瞒部分法条导致适用错误的情况。除查明内容需完整全面外，还需要关注时效，很多涉外案件的纠纷背景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存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修改、变革的可能性，而且各个国家法律的时间效力及适用规则存在差异，因此查明的法律是否现行有效也是查明的要求之一。 查明法律需以具体成文法或判例作为支撑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与很多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重大差异。在查明时，不应仅委托专家就案涉法律发表意见，还应要求其查明内容必须有成文法或者判例作为支撑。尤其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主要由案例构成规则，因此查明中查找相应判例尤为重要。 查明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具体规则应对应于具体案情 无论是成文法国家或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适用均需对应具体的案件情形，在查明法律时，应准确定位到适用于案件对应诉请、案由、法律关系和案情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判例法中，每个规则的适用均有其特定的情形，应确保查明的法律与案情对应和匹配。 2、根据案情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定位对应概念、规则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或存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的概念，都是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查明中的常态。我国法律体系与境外法律体系使用的相关术语、概念不同是一种常见的情况，而实务中当事人通常是以我国法律上的概念、术语提出诉请或抗辩。如果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可以将该法律中相关的表述与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进行对比，若含义大致相同而只是概念名称不同，则可以适用。如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公开股份有限公司。 另，若根据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相关条文和判例，可以总结归纳出与当事人的诉请相匹配的法律规则，也可以视为定位准确。例如香港《公司条例》中关于一人公司揭开面纱并无成文规定，判例法中对股东责任的裁判重点在于查明当事人是否存在逃避债务、欺诈、隐瞒等非法目的，而不在于财产混同。这些判例所确定的规则可以适用于案件审理。因此法官在查明和适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时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术语、概念，而要提炼具体案情和诉请的实质以匹配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的具体规则，有些情况下还可能需要向原告释明，对诉请作出对应调整。 3、充分运用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 2023年12月27日，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中英文）正式上线。包括诉讼、调解、仲裁、域外法查明、翻译、公证、法律资源库七个服务模块。当事人通过关注进入“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模块项下的“案沪通”，再点击“我要办”模块项下的“国际商事一站式”即可进入该平台，进而选择域外法查明服务。目前该板块收录的有准确查明适用香港判例、日本商业惯例、新加坡法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美国法、瑞士法等典型案例。该平台以数字赋能的方式切实解决当事人的诉讼难题，更能满足针对性、精准性的诉讼需求，法官和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使用该平台加快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的审理进程。 4、法院依职权审查认定存在解释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 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当事人对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根据该规定，无论是法院依职权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其中包括法院通过条约途径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还是当事人履行义务向法院提供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均应当交各方当事人充分了解查明内容，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关于该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以最终确定如何适用该法律。对有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法院可以通过合议庭讨论、专家法官会议等法院内部途径审查认定，也可以听取法律专家关于存在解释争议的相关条文的专业意见。出庭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只围绕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及其理解发表意见，不参与其他法庭审理活动。 例如一起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但是对部分条文的解释产生分歧。原告认为某股份公司董事长签发的股权证，是确立原告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但该股权证上仅有董事长一人签字，不符合《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关于股权凭证应当由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总裁或者副总裁以及财务主管或者助理财务主管、秘书或者助理秘书两人共同签署的规定，形式上存在瑕疵，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即公司股东（董事长）则认为《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里一人可以兼任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出具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被告经公司2022年特别股东会议决议，作为公司董事长取得代为履行公司秘书职责的权力，所以系争的股权证由被告单独签署，可以理解为其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公司秘书的双重职责，该股权证所反映的公司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法官在庭审中利用互联网，对双方提交的美国特拉华州法典（DELWARE STATE CODE）第八篇（TITLE 8）第一章普通公司法（CHAPTER 1.GENERAL CORPORATION LAW）的相关条文、被告提交的来源于美国“LEXIS”网站的判例进行了当庭查询，并交由双方质证，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某大学教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见证查询过程并发表专家意见。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认定原告的某股份公司股东、董事身份有效。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查明通常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条文、判例，应当多方听取意见并经充分讨论后予以确定。

编者按 为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案件的裁判品质，进一步促进类案价值取向和适法统一，实现司法公正，上海一中院探索类案裁判方法总结工作机制，通过对各类案件中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进行总结，将法官的优秀审判经验和裁判方法进行提炼，形成类案裁判的标准和方法。 外国公司是指依据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港澳台公司是指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在港澳台地区设立的公司。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主要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股东出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等，办理此类案件需要分层识别法律关系，精准确定、查明和适用准据法，审理难度较大。为进一步提升此类案件的审理质量，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该类案件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 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准据法 查明及适用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一）确定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确定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约定适用准据法的，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应当先适用法院地法的国际私法规则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并正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适用的情形等。 1、区分不同法律关系确认应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和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律。针对主案由的法律关系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判断较为容易，但涉及到相关主体本身，则需要法官进一步分层识别。 如一起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纠纷案件中，香港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冲突规则需适用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当一方当事人为境外公司，其出庭人员是否有代表权或诉讼请求依据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也需要依据准据法审查。若原告为境外公司，起诉时必须先解决原告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可能需要适用该外国或地区的法律对其公司董事会决议效力做出确认。若被告公司注册于我国，根据的规定，股东权利的行使等事项适用我国公司法。故主体审查程序上要依据境外公司法对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进行审查，以确定原告出庭人员资格，实体上对被告公司组织机构及股东权利行使等问题则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此即为多法域法律适用的情形。 2、审查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准据法 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协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根据，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应当提交该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并说明获得途径、效力情况、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等。外国法律为判例法的，还应当提交判例全文。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律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法律查明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法律专家的身份及资历证明，并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书面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对“强制性规定”作出了解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这里主要包括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反垄断、反倾销等公法领域的事项。需要注意的是，的条文中没有写明“可以协议选择”的，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其冲突规则均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3、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 公司主营业地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准据法的认定。而关于主营业地，上述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可以参照我国关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规定，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例如，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在境内，且境外公司主要在境内开展业务，可以认定境外公司的主营业地在境内。 根据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该条有但书，即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故实务中存在争议。 如一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侵权责任问题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被告反对适用该国法律，主张其与原告共同经常居所地在上海，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项争议的审查会涉及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的判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自然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可以认定为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该案中，被告出入境记录显示其频繁往来于日本和我国，难以认定其在我国连续居住满一年，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其以我国为生活中心，最终没有确认其经常居所地在我国。 4、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情形。在冲突规范指向我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也要转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法院应当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关于查明途径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则，审理中不论是通过当事人、专业查明机构、委托使领馆查明还是其他途径，都不意味着法官只是被动接受查明结果，或者只是简单提出“查明××公司法”的要求，法官在整个查明过程中要穷尽查明途径实现“查”与“明”，在判决书中对查明过程及法律适用理由阐述详尽。 1、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 查明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需现行有效、完整全面 涉外商事案件审判中，当事人对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等的熟识度有限，法官对于这些法律的适用也没有对我国法律适用的经验丰富，若当事人提交的查明内容不够完整全面，法官需进一步查明或要求当事人再行查明，以免出现当事人故意隐瞒部分法条导致适用错误的情况。除查明内容需完整全面外，还需要关注时效，很多涉外案件的纠纷背景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存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修改、变革的可能性，而且各个国家法律的时间效力及适用规则存在差异，因此查明的法律是否现行有效也是查明的要求之一。 查明法律需以具体成文法或判例作为支撑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与很多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重大差异。在查明时，不应仅委托专家就案涉法律发表意见，还应要求其查明内容必须有成文法或者判例作为支撑。尤其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主要由案例构成规则，因此查明中查找相应判例尤为重要。 查明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具体规则应对应于具体案情 无论是成文法国家或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适用均需对应具体的案件情形，在查明法律时，应准确定位到适用于案件对应诉请、案由、法律关系和案情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判例法中，每个规则的适用均有其特定的情形，应确保查明的法律与案情对应和匹配。 2、根据案情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定位对应概念、规则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或存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的概念，都是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查明中的常态。我国法律体系与境外法律体系使用的相关术语、概念不同是一种常见的情况，而实务中当事人通常是以我国法律上的概念、术语提出诉请或抗辩。如果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可以将该法律中相关的表述与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进行对比，若含义大致相同而只是概念名称不同，则可以适用。如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公开股份有限公司。 另，若根据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相关条文和判例，可以总结归纳出与当事人的诉请相匹配的法律规则，也可以视为定位准确。例如香港《公司条例》中关于一人公司揭开面纱并无成文规定，判例法中对股东责任的裁判重点在于查明当事人是否存在逃避债务、欺诈、隐瞒等非法目的，而不在于财产混同。这些判例所确定的规则可以适用于案件审理。因此法官在查明和适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时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术语、概念，而要提炼具体案情和诉请的实质以匹配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的具体规则，有些情况下还可能需要向原告释明，对诉请作出对应调整。 3、充分运用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 2023年12月27日，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中英文）正式上线。包括诉讼、调解、仲裁、域外法查明、翻译、公证、法律资源库七个服务模块。当事人通过关注进入“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模块项下的“案沪通”，再点击“我要办”模块项下的“国际商事一站式”即可进入该平台，进而选择域外法查明服务。目前该板块收录的有准确查明适用香港判例、日本商业惯例、新加坡法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美国法、瑞士法等典型案例。该平台以数字赋能的方式切实解决当事人的诉讼难题，更能满足针对性、精准性的诉讼需求，法官和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使用该平台加快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的审理进程。 4、法院依职权审查认定存在解释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 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当事人对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根据该规定，无论是法院依职权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其中包括法院通过条约途径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还是当事人履行义务向法院提供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均应当交各方当事人充分了解查明内容，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关于该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以最终确定如何适用该法律。对有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法院可以通过合议庭讨论、专家法官会议等法院内部途径审查认定，也可以听取法律专家关于存在解释争议的相关条文的专业意见。出庭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只围绕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及其理解发表意见，不参与其他法庭审理活动。 例如一起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但是对部分条文的解释产生分歧。原告认为某股份公司董事长签发的股权证，是确立原告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但该股权证上仅有董事长一人签字，不符合《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关于股权凭证应当由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总裁或者副总裁以及财务主管或者助理财务主管、秘书或者助理秘书两人共同签署的规定，形式上存在瑕疵，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即公司股东（董事长）则认为《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里一人可以兼任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出具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被告经公司2022年特别股东会议决议，作为公司董事长取得代为履行公司秘书职责的权力，所以系争的股权证由被告单独签署，可以理解为其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公司秘书的双重职责，该股权证所反映的公司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法官在庭审中利用互联网，对双方提交的美国特拉华州法典（DELWARE STATE CODE）第八篇（TITLE 8）第一章普通公司法（CHAPTER 1.GENERAL CORPORATION LAW）的相关条文、被告提交的来源于美国“LEXIS”网站的判例进行了当庭查询，并交由双方质证，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某大学教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见证查询过程并发表专家意见。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认定原告的某股份公司股东、董事身份有效。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查明通常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条文、判例，应当多方听取意见并经充分讨论后予以确定。

编者按 为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案件的裁判品质，进一步促进类案价值取向和适法统一，实现司法公正，上海一中院探索类案裁判方法总结工作机制，通过对各类案件中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进行总结，将法官的优秀审判经验和裁判方法进行提炼，形成类案裁判的标准和方法。 外国公司是指依据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港澳台公司是指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在港澳台地区设立的公司。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主要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股东出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等，办理此类案件需要分层识别法律关系，精准确定、查明和适用准据法，审理难度较大。为进一步提升此类案件的审理质量，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该类案件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 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准据法 查明及适用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一）确定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确定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约定适用准据法的，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应当先适用法院地法的国际私法规则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并正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适用的情形等。 1、区分不同法律关系确认应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和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律。针对主案由的法律关系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判断较为容易，但涉及到相关主体本身，则需要法官进一步分层识别。 如一起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纠纷案件中，香港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冲突规则需适用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当一方当事人为境外公司，其出庭人员是否有代表权或诉讼请求依据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也需要依据准据法审查。若原告为境外公司，起诉时必须先解决原告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可能需要适用该外国或地区的法律对其公司董事会决议效力做出确认。若被告公司注册于我国，根据的规定，股东权利的行使等事项适用我国公司法。故主体审查程序上要依据境外公司法对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进行审查，以确定原告出庭人员资格，实体上对被告公司组织机构及股东权利行使等问题则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此即为多法域法律适用的情形。 2、审查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准据法 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协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根据，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应当提交该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并说明获得途径、效力情况、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等。外国法律为判例法的，还应当提交判例全文。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律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法律查明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法律专家的身份及资历证明，并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书面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对“强制性规定”作出了解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这里主要包括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反垄断、反倾销等公法领域的事项。需要注意的是，的条文中没有写明“可以协议选择”的，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其冲突规则均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3、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 公司主营业地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准据法的认定。而关于主营业地，上述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可以参照我国关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规定，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例如，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在境内，且境外公司主要在境内开展业务，可以认定境外公司的主营业地在境内。 根据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该条有但书，即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故实务中存在争议。 如一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侵权责任问题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被告反对适用该国法律，主张其与原告共同经常居所地在上海，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项争议的审查会涉及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的判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自然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可以认定为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该案中，被告出入境记录显示其频繁往来于日本和我国，难以认定其在我国连续居住满一年，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其以我国为生活中心，最终没有确认其经常居所地在我国。 4、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情形。在冲突规范指向我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也要转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法院应当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关于查明途径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则，审理中不论是通过当事人、专业查明机构、委托使领馆查明还是其他途径，都不意味着法官只是被动接受查明结果，或者只是简单提出“查明××公司法”的要求，法官在整个查明过程中要穷尽查明途径实现“查”与“明”，在判决书中对查明过程及法律适用理由阐述详尽。 1、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 查明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需现行有效、完整全面 涉外商事案件审判中，当事人对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等的熟识度有限，法官对于这些法律的适用也没有对我国法律适用的经验丰富，若当事人提交的查明内容不够完整全面，法官需进一步查明或要求当事人再行查明，以免出现当事人故意隐瞒部分法条导致适用错误的情况。除查明内容需完整全面外，还需要关注时效，很多涉外案件的纠纷背景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存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修改、变革的可能性，而且各个国家法律的时间效力及适用规则存在差异，因此查明的法律是否现行有效也是查明的要求之一。 查明法律需以具体成文法或判例作为支撑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与很多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重大差异。在查明时，不应仅委托专家就案涉法律发表意见，还应要求其查明内容必须有成文法或者判例作为支撑。尤其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主要由案例构成规则，因此查明中查找相应判例尤为重要。 查明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具体规则应对应于具体案情 无论是成文法国家或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适用均需对应具体的案件情形，在查明法律时，应准确定位到适用于案件对应诉请、案由、法律关系和案情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判例法中，每个规则的适用均有其特定的情形，应确保查明的法律与案情对应和匹配。 2、根据案情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定位对应概念、规则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或存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的概念，都是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查明中的常态。我国法律体系与境外法律体系使用的相关术语、概念不同是一种常见的情况，而实务中当事人通常是以我国法律上的概念、术语提出诉请或抗辩。如果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可以将该法律中相关的表述与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进行对比，若含义大致相同而只是概念名称不同，则可以适用。如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公开股份有限公司。 另，若根据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相关条文和判例，可以总结归纳出与当事人的诉请相匹配的法律规则，也可以视为定位准确。例如香港《公司条例》中关于一人公司揭开面纱并无成文规定，判例法中对股东责任的裁判重点在于查明当事人是否存在逃避债务、欺诈、隐瞒等非法目的，而不在于财产混同。这些判例所确定的规则可以适用于案件审理。因此法官在查明和适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时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术语、概念，而要提炼具体案情和诉请的实质以匹配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的具体规则，有些情况下还可能需要向原告释明，对诉请作出对应调整。 3、充分运用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 2023年12月27日，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中英文）正式上线。包括诉讼、调解、仲裁、域外法查明、翻译、公证、法律资源库七个服务模块。当事人通过关注进入“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模块项下的“案沪通”，再点击“我要办”模块项下的“国际商事一站式”即可进入该平台，进而选择域外法查明服务。目前该板块收录的有准确查明适用香港判例、日本商业惯例、新加坡法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美国法、瑞士法等典型案例。该平台以数字赋能的方式切实解决当事人的诉讼难题，更能满足针对性、精准性的诉讼需求，法官和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使用该平台加快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的审理进程。 4、法院依职权审查认定存在解释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 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当事人对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根据该规定，无论是法院依职权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其中包括法院通过条约途径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还是当事人履行义务向法院提供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均应当交各方当事人充分了解查明内容，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关于该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以最终确定如何适用该法律。对有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法院可以通过合议庭讨论、专家法官会议等法院内部途径审查认定，也可以听取法律专家关于存在解释争议的相关条文的专业意见。出庭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只围绕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及其理解发表意见，不参与其他法庭审理活动。 例如一起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但是对部分条文的解释产生分歧。原告认为某股份公司董事长签发的股权证，是确立原告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但该股权证上仅有董事长一人签字，不符合《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关于股权凭证应当由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总裁或者副总裁以及财务主管或者助理财务主管、秘书或者助理秘书两人共同签署的规定，形式上存在瑕疵，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即公司股东（董事长）则认为《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里一人可以兼任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出具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被告经公司2022年特别股东会议决议，作为公司董事长取得代为履行公司秘书职责的权力，所以系争的股权证由被告单独签署，可以理解为其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公司秘书的双重职责，该股权证所反映的公司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法官在庭审中利用互联网，对双方提交的美国特拉华州法典（DELWARE STATE CODE）第八篇（TITLE 8）第一章普通公司法（CHAPTER 1.GENERAL CORPORATION LAW）的相关条文、被告提交的来源于美国“LEXIS”网站的判例进行了当庭查询，并交由双方质证，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某大学教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见证查询过程并发表专家意见。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认定原告的某股份公司股东、董事身份有效。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查明通常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条文、判例，应当多方听取意见并经充分讨论后予以确定。

编者按 为全面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案件的裁判品质，进一步促进类案价值取向和适法统一，实现司法公正，上海一中院探索类案裁判方法总结工作机制，通过对各类案件中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进行总结，将法官的优秀审判经验和裁判方法进行提炼，形成类案裁判的标准和方法。 外国公司是指依据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港澳台公司是指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在港澳台地区设立的公司。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主要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股东出资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效力纠纷等，办理此类案件需要分层识别法律关系，精准确定、查明和适用准据法，审理难度较大。为进一步提升此类案件的审理质量，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对该类案件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进行梳理、提炼和总结。 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准据法 查明及适用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 （一）确定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确定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是审理该类案件的前提。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约定适用准据法的，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审查过程中，应当先适用法院地法的国际私法规则对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并正确区分不同法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适用的情形等。 1、区分不同法律关系确认应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和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律。针对主案由的法律关系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判断较为容易，但涉及到相关主体本身，则需要法官进一步分层识别。 如一起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纠纷案件中，香港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是否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冲突规则需适用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当一方当事人为境外公司，其出庭人员是否有代表权或诉讼请求依据的公司决议是否有效，也需要依据准据法审查。若原告为境外公司，起诉时必须先解决原告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可能需要适用该外国或地区的法律对其公司董事会决议效力做出确认。若被告公司注册于我国，根据的规定，股东权利的行使等事项适用我国公司法。故主体审查程序上要依据境外公司法对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进行审查，以确定原告出庭人员资格，实体上对被告公司组织机构及股东权利行使等问题则适用我国公司法认定。此即为多法域法律适用的情形。 2、审查当事人约定适用的准据法 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协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根据，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应当提交该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并说明获得途径、效力情况、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等。外国法律为判例法的，还应当提交判例全文。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律的，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当提交法律查明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法律专家的身份及资历证明，并附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书面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对“强制性规定”作出了解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规定的强制性规定，这里主要包括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反垄断、反倾销等公法领域的事项。需要注意的是，的条文中没有写明“可以协议选择”的，如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其冲突规则均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3、正确认定公司主营业地和自然人经常居所地 公司主营业地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准据法的认定。而关于主营业地，上述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可以参照我国关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规定，办事机构所在地是指执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业务活动、决定和处理组织事务的机构所在地。例如，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均在境内，且境外公司主要在境内开展业务，可以认定境外公司的主营业地在境内。 根据之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该条有但书，即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故实务中存在争议。 如一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侵权责任问题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被告反对适用该国法律，主张其与原告共同经常居所地在上海，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项争议的审查会涉及自然人经常居所地的判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自然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可以认定为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该案中，被告出入境记录显示其频繁往来于日本和我国，难以认定其在我国连续居住满一年，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其以我国为生活中心，最终没有确认其经常居所地在我国。 4、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当审查是否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情形。在冲突规范指向我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也要转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 关于查明案件适用的准据法，法院应当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关于查明途径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则，审理中不论是通过当事人、专业查明机构、委托使领馆查明还是其他途径，都不意味着法官只是被动接受查明结果，或者只是简单提出“查明××公司法”的要求，法官在整个查明过程中要穷尽查明途径实现“查”与“明”，在判决书中对查明过程及法律适用理由阐述详尽。 1、准确提出查明要求，审查查明结果 查明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需现行有效、完整全面 涉外商事案件审判中，当事人对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等的熟识度有限，法官对于这些法律的适用也没有对我国法律适用的经验丰富，若当事人提交的查明内容不够完整全面，法官需进一步查明或要求当事人再行查明，以免出现当事人故意隐瞒部分法条导致适用错误的情况。除查明内容需完整全面外，还需要关注时效，很多涉外案件的纠纷背景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存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修改、变革的可能性，而且各个国家法律的时间效力及适用规则存在差异，因此查明的法律是否现行有效也是查明的要求之一。 查明法律需以具体成文法或判例作为支撑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与很多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重大差异。在查明时，不应仅委托专家就案涉法律发表意见，还应要求其查明内容必须有成文法或者判例作为支撑。尤其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主要由案例构成规则，因此查明中查找相应判例尤为重要。 查明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具体规则应对应于具体案情 无论是成文法国家或是判例法国家，其法律适用均需对应具体的案件情形，在查明法律时，应准确定位到适用于案件对应诉请、案由、法律关系和案情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判例法中，每个规则的适用均有其特定的情形，应确保查明的法律与案情对应和匹配。 2、根据案情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定位对应概念、规则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或存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的概念，都是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查明中的常态。我国法律体系与境外法律体系使用的相关术语、概念不同是一种常见的情况，而实务中当事人通常是以我国法律上的概念、术语提出诉请或抗辩。如果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缺少对应概念，可以将该法律中相关的表述与我国公司法中的概念进行对比，若含义大致相同而只是概念名称不同，则可以适用。如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类似于普通法法域的公开股份有限公司。 另，若根据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相关条文和判例，可以总结归纳出与当事人的诉请相匹配的法律规则，也可以视为定位准确。例如香港《公司条例》中关于一人公司揭开面纱并无成文规定，判例法中对股东责任的裁判重点在于查明当事人是否存在逃避债务、欺诈、隐瞒等非法目的，而不在于财产混同。这些判例所确定的规则可以适用于案件审理。因此法官在查明和适用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时不能拘泥于形式上的术语、概念，而要提炼具体案情和诉请的实质以匹配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中的具体规则，有些情况下还可能需要向原告释明，对诉请作出对应调整。 3、充分运用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 2023年12月27日，上海法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中英文）正式上线。包括诉讼、调解、仲裁、域外法查明、翻译、公证、法律资源库七个服务模块。当事人通过关注进入“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模块项下的“案沪通”，再点击“我要办”模块项下的“国际商事一站式”即可进入该平台，进而选择域外法查明服务。目前该板块收录的有准确查明适用香港判例、日本商业惯例、新加坡法律、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美国法、瑞士法等典型案例。该平台以数字赋能的方式切实解决当事人的诉讼难题，更能满足针对性、精准性的诉讼需求，法官和当事人都可以通过使用该平台加快涉外、涉港澳台公司类案件的审理进程。 4、法院依职权审查认定存在解释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 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当事人对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均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根据该规定，无论是法院依职权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其中包括法院通过条约途径获取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还是当事人履行义务向法院提供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均应当交各方当事人充分了解查明内容，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关于该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以最终确定如何适用该法律。对有争议的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条文，法院可以通过合议庭讨论、专家法官会议等法院内部途径审查认定，也可以听取法律专家关于存在解释争议的相关条文的专业意见。出庭的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法律专家只围绕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及其理解发表意见，不参与其他法庭审理活动。 例如一起股东出资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但是对部分条文的解释产生分歧。原告认为某股份公司董事长签发的股权证，是确立原告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但该股权证上仅有董事长一人签字，不符合《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关于股权凭证应当由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总裁或者副总裁以及财务主管或者助理财务主管、秘书或者助理秘书两人共同签署的规定，形式上存在瑕疵，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即公司股东（董事长）则认为《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里一人可以兼任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出具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被告经公司2022年特别股东会议决议，作为公司董事长取得代为履行公司秘书职责的权力，所以系争的股权证由被告单独签署，可以理解为其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公司秘书的双重职责，该股权证所反映的公司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法官在庭审中利用互联网，对双方提交的美国特拉华州法典（DELWARE STATE CODE）第八篇（TITLE 8）第一章普通公司法（CHAPTER 1.GENERAL CORPORATION LAW）的相关条文、被告提交的来源于美国“LEXIS”网站的判例进行了当庭查询，并交由双方质证，双方对此均不持异议。某大学教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见证查询过程并发表专家意见。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认定原告的某股份公司股东、董事身份有效。 外国法（或港澳台法律）的查明通常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条文、判例，应当多方听取意见并经充分讨论后予以确定。

当前，全球芯片产业高速发展。芯片作为智能手机、汽车、移动通信等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芯片产业包含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交付应用各环节，对国际分工与合作有着高要求。目前，世界各国均未能独立建立完整的芯片产业链。 2025年5月，美国《芯片安全法案》出台，要求任何受管控的集成电路产品在出口、再出口或在国内转移至外国之前配备能够实施位置验证的芯片安全机制，以确保技术不会流入特定国家。这并非简单的产业政策调整，而是裹挟着地缘政治考量的系统性遏制工具。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企业将面临哪些直接影响，又该如何应对风险？ 本文分上下篇解析美国《芯片安全法案》对大湾区企业的影响。上篇分析法案背景与核心条款，下篇聚焦产业影响与应对案例。 一、美国《芯片安全法案》对相关产业影响 （一）对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法案在原有《芯片与科学法案》“护栏条款”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管制措施，对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系统性制约。 1. 先进制程技术发展受阻 法案明确规定封锁16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技术，直接冲击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推进的高端芯片研发项目。这一限制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工智能芯片、高性能计算芯片等领域的研发项目面临流片渠道中断、量产能力被扼制的困境。 2. EDA工具断供引发设计断层 2025年5月3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对全球EDA三巨头——新思科技、楷登电子和西门子EDA下达全面断供禁令。在黄埔区集聚的150余家集成电路企业中，超过85%的企业长期依赖上述三家的设计工具。断供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端芯片设计领域面临工具链断裂、研发进程受阻、人才技能断层三重危机。 3. 供应链安全风险呈级联扩散 法案引发的供应链重组效应已从晶圆制造延伸至设备材料领域，形成多级风险传导机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间接风险传导效应——美国正加速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联合日本、荷兰等设备制造国实施多边出口管制。此举直接冲击寒武纪、安凯微电子等广州企业的AI芯片流片计划，迫使敏感订单全流程外包且禁止设计企业干预生产过程，核心技术掌控权被剥夺。 4. 封装测试环节遭遇精准封锁 法案首次将先进封装技术纳入管制范围。这一限制直接冲击了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布局的晶圆级封装、系统级封装、2.5D/3D集成等先进封装领域。广州粤芯半导体、安凯微电子等企业原本规划的先进封装产线建设因设备进口受阻和技术合作中断而陷入停滞。更严峻的是，将使广州企业彻底丧失对芯片制造过程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形成“黑箱式生产”模式，严重阻碍技术迭代能力。 （二）对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环境的影响 1.外资项目面临重大不确定性 法案通过补贴绑定机制重构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逻辑，导致广州半导体领域外商投资呈现“量质双降”的态势。根据法案规定，接受美方资助的企业若在中国进行“涉及先进制程的重大交易”，可能面临全额补贴没收的处罚。这一条款促使国际半导体巨头重新评估在广州的投资组合。 2. 本土投资方向被迫战略调整 为应对法案限制，广州政府投资重心正加速转向自主可控领域和特色工艺赛道。2025年6月出台的《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支持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将投资重点从追求先进制程转向特色工艺半导体： 一是重点投资车规级芯片、显示驱动芯片等差异化领域； 二是大力扶持半导体材料装备国产化； 三是押注第三代半导体，支持碳化硅、氮化镓等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研发，规避传统硅基芯片管制风险。 3.风险资本结构失衡加剧 法案实施后，半导体领域风险投资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EDA、IP核等基础工具层企业获得资本追捧；另一方面，需要巨额投资的先进制程制造项目遭遇资本退潮。更值得关注的是，短期替代性技术投资出现过热迹象，而真正需要长期投入的底层技术研发仍面临融资困境。这种资本结构失衡可能导致广州半导体产业在关键领域突破乏力，形成“避重就轻”的畸形发展路径。 （三）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生态的影响 法案的长期实施将重构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格局，推动产业链从全球化协作向区域化自主转型。这一过程涉及产业链协同模式、技术研发路径和区域竞合关系三个维度的变革。 1.产业链协同发展转向本地化垂直整合 法案实施前，广州半导体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形成了“设计在黄埔、制造在粤芯、封装在东莞”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法案切断这一协作链条后，产业生态被迫转向本地化垂直整合。广州加速构建“设计-制造-封测-应用”全流程闭环体系：在黄埔区规划建设2000亩集成电路产业园，引进中芯广州12英寸晶圆代工线；扶持本地封测企业兴森科技发展晶圆级封装；推动广汽集团、小鹏汽车等终端企业开放车规芯片应用场景。 2.区域产业集群面临重构压力 美国推动的半导体产业联盟战略正加速全球供应链重组，对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位形成挤压效应。美国通过“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基本垄断全球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供应。这种排他性联盟导致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获取关键设备材料的渠道受限。 同时，区域竞争失衡加剧：东南亚国家借势吸纳产业链转移，而广州同期外资项目落地率下降12个百分点。双重挤压迫使广州半导体产业加速内循环，但短期难以弥补国际供应链缺口。 3.产业创新体系遭遇生态瓶颈 法案封锁使粤港澳大湾区难以沿袭国际主流技术路线，倒逼产业探索替代性技术路径：一是在芯片架构上，重点发展RISC-V开源架构。珠海高新区已成立全球首个RISC-V产业创新合作组织（RDSA联盟），广州黄埔区同步布局RISC-V生态。 二是在材料体系上，加速宽禁带半导体产业化。依托南沙区建设的“超宽禁带半导体未来产业集聚区”，重点突破氮化镓、氧化镓等第四代半导体材料。 三是在制造工艺上，专注特色工艺创新。这些替代路径虽为广州开辟了差异化发展空间，但也面临生态不完善、标准不统一、市场接受度低等新挑战。 4.区域协同发展迎来新机遇 在该法案压力下，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协同将进入加速期，广州作为“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功能定位更加凸显：一方面，深化珠三角产业配套协同。广州依托黄埔区、增城区制造基地，与深圳的设计资源（海思、中兴微电子）、珠海的封测集群（珠海越亚）、东莞的设备材料企业（中图半导体）形成高效互补。 另一方面，构建长三角——大湾区创新走廊。上海与广州共同发起“国产芯片攻关计划”，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向广州开放FD-SOI工艺平台，广州则为上海企业提供车规芯片验证场景。两地在1000亿元规模的“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框架下设立半导体专项子基金，支持跨区域技术攻关。 这种区域协同有效分散了法案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为大湾区半导体产业构建了更富韧性的发展生态。 二、国际国内经验借鉴与应对案例 在半导体产业全球化分工与技术竞争交织的格局中，美国持续加码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已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变量。从欧盟到亚洲经济体，从我国中央到地方，各方均基于自身产业基础构建应对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应对《芯片安全法案》等限制措施提供了多维度参考。 （一）国际经验 面对美国不断收紧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国际社会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1. 欧盟：《欧洲芯片法案》的实施 2023年9月，备受瞩目的《欧洲芯片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案被广泛视为欧盟对美国《芯片法案》的有力回应。 该法案计划投入约430亿欧元的公私资金，旨在推动欧盟半导体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加大对半导体研发、制造、封装等全产业链环节的投入，欧盟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自主、可控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提升在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中的话语权。 2. 日本：多元化合作构建稳固供应链 日本在应对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时，积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经济产业省与荷兰经济事务和气候政策部签署《半导体领域合作备忘录》，双方携手推动产学研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此外，日本与印度签署《半导体领域合作备忘录》，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印度签署共同开发半导体生态系统和确保其全球供应链弹性的协议的合作伙伴。在日本国内，2023年日本投资公司收购了全球最大的光刻胶制造商JSR公司，并将其摘牌，以确保这家不可或缺的公司仍然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 3. 韩国：全面推动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 韩国的半导体战略致力于强化本国国内产业基础、加大研发投资、培育技术专业人才以及促进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形成。在研发投资方面，韩国从不同层面加大投资促进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涉及技术研发、基础设施研发、税收优惠和中小企业支持等。 韩国斥资约190亿美元实施的半导体产业一揽子支持计划，支持半导体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延长投资税收抵免。同时，韩国政府通过扩大对半导体行业的税收优惠，激励更多的企业投资于半导体领域。 在人才培养方面，韩国立足于未来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专业人才需求，分层次投资创新人才的培养，以满足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专业人才供应。对于半导体专业的大学生、半导体领域高级专业人才均提供财政支持。 在生态系统建设方面，韩国政府不断吸引芯片制造工厂及相关企业构建工业园区，在国内形成强大的尖端系统产业生态系统。 （二）国内经验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出口限制。面对严峻挑战，中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推动半导体产业自主发展。美国的限制虽然减缓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进程，但也推动了中国本土企业在先进芯片和封装技术方面的发展。 1. 国家层面战略应对：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 1）资金支持：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成为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8年11月19日，美国提出高新技术出口限制新提案征求公众意见。中国当时的反制措施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的技术突破，加速企业成长。 2）半导体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的特征，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在美国2022年10月宣布对华制裁之后，中国计划投资1万亿元支持国内芯片技术研发，并在深圳和上海成立专项技术攻关单位和芯片技术人才培训机构，鼓励国内芯片企业上市融资。 3）中国芯片企业积极应对，通过海外收购芯片技术和建立行业交易中心等方式，缓解美国对华负面影响。 2021年7月5日，闻泰科技宣布旗下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已达成对英国纽波特晶圆厂的收购协议。 2024年8月收购晟碟半导体80%的股权，进一步拓展存储封测布局。江波龙2023年并购Zilia（智忆巴西），去年7月，开始封装生产江波龙存储产线，拓展了在巴西的市场和业务。 深圳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于2023年2月正式运营，注册资本21.28亿元，由国资委主导联合13家央企/民企共建。交易中心采用“集采+竞标+撮合”模式，并提供通关、外汇、融资一体化服务，解决供应链痛点。通过规模化集采和供应链服务，提升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定价权与稳定性。 2. 各城市应对措施 1）北京：推动装备国产化与核心零部件突破 北京将推动集成电路关键装备国产化作为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北京经开区计划到2025年实现集成电路关键技术和产品的突破性进展，形成产业链式互动发展格局，通过上下游企业紧密协作，提升产业整体协同创新能力与竞争力。 2）深圳：产业政策引领核心芯片突破 深圳发布《深圳市关于促进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全面提升产业链核心环节。重点聚焦高端通用芯片的设计突破，并积极布局人工智能芯片、边缘计算芯片等专用芯片的开发。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深圳对使用多项目晶圆进行研发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 3）上海：合规建设与风险管控并行 上海致力于建设国际经贸合规生态圈，建立上海市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站集成电路行业“合规示范点”，为企业提供精细化、针对性的合规服务。同时，引导和支持行业协会加强集成电路企业坚持合规经营，建立出口管制综合合规体系，推动企业建立有效管控风险机制。 4）苏州：开源芯片产业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中心成立：苏州成立RISC-V开源芯片产业创新中心，围绕RISC-V核心技术攻关、产业生态培育、应用场景落地三大核心方向，汇聚全国创新资源，打造开源芯片产业创新高地。 产业集群建设：积极打造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集群，整合载体平台、智力支撑、协同创新等资源要素，形成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产业基金支持：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集成电路产业母基金和总规模20亿元的科创天使母基金，产业创新集群基金规模已达377亿元。 5）成都：高端设备制造基地建设与产业链升级 高端设备制造基地建设：成都大力引进中微半导体设备等龙头企业，建设研发及生产基地，总投资约30.5亿元，推动形成半导体高端装备产业链集群。 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和“补链”，进一步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力优化本地集成电路产业生态。 产学研合作：加强企业与成都高校和科研院所间的合作，积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6）杭州：人才培养与产业基金双轮驱动 人才培养与引进：杭州高度重视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推动有条件的市属高校加强微电子、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支持集成电路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办学，定向培养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 人才待遇保障：探索研究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企业在内的突出贡献企业建设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政策，加大教育资源对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人才招引的保障力度。 产业基金作用发挥：充分发挥杭州创新基金等产业基金作用，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在半导体产业全球分工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做到半导体产业完全的自给自足，全球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产业生态。全球产业链本应共生共荣，美国逆势而动的单边主义，只会倒逼中国芯片产业在淬火中成长。唯有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才能在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承载地，应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夯实基础研发，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推动国产替代，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打通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全链条，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更好的中国方案。 （感谢袁林炎、杨洋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当前，全球芯片产业高速发展。芯片作为智能手机、汽车、移动通信等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芯片产业包含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交付应用各环节，对国际分工与合作有着高要求。目前，世界各国均未能独立建立完整的芯片产业链。 2025年5月，美国《芯片安全法案》出台，要求任何受管控的集成电路产品在出口、再出口或在国内转移至外国之前配备能够实施位置验证的芯片安全机制，以确保技术不会流入特定国家。这并非简单的产业政策调整，而是裹挟着地缘政治考量的系统性遏制工具。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企业将面临哪些直接影响，又该如何应对风险？ 本文分上下篇解析美国《芯片安全法案》对大湾区企业的影响。上篇分析法案背景与核心条款，下篇聚焦产业影响与应对案例。 一、美国《芯片安全法案》对相关产业影响 （一）对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法案在原有《芯片与科学法案》“护栏条款”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管制措施，对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系统性制约。 1. 先进制程技术发展受阻 法案明确规定封锁16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技术，直接冲击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推进的高端芯片研发项目。这一限制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工智能芯片、高性能计算芯片等领域的研发项目面临流片渠道中断、量产能力被扼制的困境。 2. EDA工具断供引发设计断层 2025年5月3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对全球EDA三巨头——新思科技、楷登电子和西门子EDA下达全面断供禁令。在黄埔区集聚的150余家集成电路企业中，超过85%的企业长期依赖上述三家的设计工具。断供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端芯片设计领域面临工具链断裂、研发进程受阻、人才技能断层三重危机。 3. 供应链安全风险呈级联扩散 法案引发的供应链重组效应已从晶圆制造延伸至设备材料领域，形成多级风险传导机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间接风险传导效应——美国正加速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 4），联合日本、荷兰等设备制造国实施多边出口管制。此举直接冲击寒武纪、安凯微电子等广州企业的AI芯片流片计划，迫使敏感订单全流程外包且禁止设计企业干预生产过程，核心技术掌控权被剥夺。 4. 封装测试环节遭遇精准封锁 法案首次将先进封装技术纳入管制范围。这一限制直接冲击了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布局的晶圆级封装、系统级封装、2.5D/3D集成等先进封装领域。广州粤芯半导体、安凯微电子等企业原本规划的先进封装产线建设因设备进口受阻和技术合作中断而陷入停滞。更严峻的是，将使广州企业彻底丧失对芯片制造过程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形成“黑箱式生产”模式，严重阻碍技术迭代能力。 （二）对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环境的影响 1.外资项目面临重大不确定性 法案通过补贴绑定机制重构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逻辑，导致广州半导体领域外商投资呈现“量质双降”的态势。根据法案规定，接受美方资助的企业若在中国进行“涉及先进制程的重大交易”，可能面临全额补贴没收的处罚。这一条款促使国际半导体巨头重新评估在广州的投资组合。 2. 本土投资方向被迫战略调整 为应对法案限制，广州政府投资重心正加速转向自主可控领域和特色工艺赛道。2025年6月出台的《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支持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将投资重点从追求先进制程转向特色工艺半导体： 一是重点投资车规级芯片、显示驱动芯片等差异化领域； 二是大力扶持半导体材料装备国产化； 三是押注第三代半导体，支持碳化硅、氮化镓等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研发，规避传统硅基芯片管制风险。 3.风险资本结构失衡加剧 法案实施后，半导体领域风险投资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EDA、IP核等基础工具层企业获得资本追捧；另一方面，需要巨额投资的先进制程制造项目遭遇资本退潮。更值得关注的是，短期替代性技术投资出现过热迹象，而真正需要长期投入的底层技术研发仍面临融资困境。这种资本结构失衡可能导致广州半导体产业在关键领域突破乏力，形成“避重就轻”的畸形发展路径。 （三）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生态的影响 法案的长期实施将重构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格局，推动产业链从全球化协作向区域化自主转型。这一过程涉及产业链协同模式、技术研发路径和区域竞合关系三个维度的变革。 1.产业链协同发展转向本地化垂直整合 法案实施前，广州半导体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形成了“设计在黄埔、制造在粤芯、封装在东莞”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法案切断这一协作链条后，产业生态被迫转向本地化垂直整合。广州加速构建“设计-制造-封测-应用”全流程闭环体系：在黄埔区规划建设2000亩集成电路产业园，引进中芯广州12英寸晶圆代工线；扶持本地封测企业兴森科技发展晶圆级封装；推动广汽集团、小鹏汽车等终端企业开放车规芯片应用场景。 2.区域产业集群面临重构压力 美国推动的半导体产业联盟战略正加速全球供应链重组，对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位形成挤压效应。美国通过“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基本垄断全球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供应。这种排他性联盟导致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获取关键设备材料的渠道受限。 同时，区域竞争失衡加剧：东南亚国家借势吸纳产业链转移，而广州同期外资项目落地率下降12个百分点。双重挤压迫使广州半导体产业加速内循环，但短期难以弥补国际供应链缺口。 3.产业创新体系遭遇生态瓶颈 法案封锁使粤港澳大湾区难以沿袭国际主流技术路线，倒逼产业探索替代性技术路径：一是在芯片架构上，重点发展RISC-V开源架构。珠海高新区已成立全球首个RISC-V产业创新合作组织（RDSA联盟），广州黄埔区同步布局RISC-V生态。 二是在材料体系上，加速宽禁带半导体产业化。依托南沙区建设的“超宽禁带半导体未来产业集聚区”，重点突破氮化镓、氧化镓等第四代半导体材料。 三是在制造工艺上，专注特色工艺创新。这些替代路径虽为广州开辟了差异化发展空间，但也面临生态不完善、标准不统一、市场接受度低等新挑战。 4.区域协同发展迎来新机遇 在该法案压力下，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协同将进入加速期，广州作为“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功能定位更加凸显：一方面，深化珠三角产业配套协同。广州依托黄埔区、增城区制造基地，与深圳的设计资源（海思、中兴微电子）、珠海的封测集群（珠海越亚）、东莞的设备材料企业（中图半导体）形成高效互补。 另一方面，构建长三角——大湾区创新走廊。上海与广州共同发起“国产芯片攻关计划”，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向广州开放FD-SOI工艺平台，广州则为上海企业提供车规芯片验证场景。两地在1000亿元规模的“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框架下设立半导体专项子基金，支持跨区域技术攻关。 这种区域协同有效分散了法案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为大湾区半导体产业构建了更富韧性的发展生态。 二、国际国内经验借鉴与应对案例 在半导体产业全球化分工与技术竞争交织的格局中，美国持续加码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已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变量。从欧盟到亚洲经济体，从我国中央到地方，各方均基于自身产业基础构建应对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应对《芯片安全法案》等限制措施提供了多维度参考。 （一）国际经验 面对美国不断收紧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国际社会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1. 欧盟：《欧洲芯片法案》的实施 2023年9月，备受瞩目的《欧洲芯片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案被广泛视为欧盟对美国《芯片法案》的有力回应。 该法案计划投入约430亿欧元的公私资金，旨在推动欧盟半导体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加大对半导体研发、制造、封装等全产业链环节的投入，欧盟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自主、可控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提升在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中的话语权。 2. 日本：多元化合作构建稳固供应链 日本在应对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时，积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经济产业省与荷兰经济事务和气候政策部签署《半导体领域合作备忘录》，双方携手推动产学研合作，整合优势资源；此外，日本与印度签署《半导体领域合作备忘录》，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印度签署共同开发半导体生态系统和确保其全球供应链弹性的协议的合作伙伴。在日本国内，2023年日本投资公司收购了全球最大的光刻胶制造商JSR公司，并将其摘牌，以确保这家不可或缺的公司仍然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 3. 韩国：全面推动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 韩国的半导体战略致力于强化本国国内产业基础、加大研发投资、培育技术专业人才以及促进半导体生态系统的形成。在研发投资方面，韩国从不同层面加大投资促进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涉及技术研发、基础设施研发、税收优惠和中小企业支持等。 韩国斥资约190亿美元实施的半导体产业一揽子支持计划，支持半导体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延长投资税收抵免。同时，韩国政府通过扩大对半导体行业的税收优惠，激励更多的企业投资于半导体领域。 在人才培养方面，韩国立足于未来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专业人才需求，分层次投资创新人才的培养，以满足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专业人才供应。对于半导体专业的大学生、半导体领域高级专业人才均提供财政支持。 在生态系统建设方面，韩国政府不断吸引芯片制造工厂及相关企业构建工业园区，在国内形成强大的尖端系统产业生态系统。 （二）国内经验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出口限制。面对严峻挑战，中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推动半导体产业自主发展。美国的限制虽然减缓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进程，但也推动了中国本土企业在先进芯片和封装技术方面的发展。 1. 国家层面战略应对：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 1）资金支持：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成为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8年11月19日，美国提出高新技术出口限制新提案征求公众意见。中国当时的反制措施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的技术突破，加速企业成长。 2）半导体产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的特征，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在美国2022年10月宣布对华制裁之后，中国计划投资1万亿元支持国内芯片技术研发，并在深圳和上海成立专项技术攻关单位和芯片技术人才培训机构，鼓励国内芯片企业上市融资。 3）中国芯片企业积极应对，通过海外收购芯片技术和建立行业交易中心等方式，缓解美国对华负面影响。 2021年7月5日，闻泰科技宣布旗下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已达成对英国纽波特晶圆厂的收购协议。 2024年8月收购晟碟半导体80%的股权，进一步拓展存储封测布局。江波龙2023年并购Zilia（智忆巴西），去年7月，开始封装生产江波龙存储产线，拓展了在巴西的市场和业务。 深圳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于2023年2月正式运营，注册资本21.28亿元，由国资委主导联合13家央企/民企共建。交易中心采用“集采+竞标+撮合”模式，并提供通关、外汇、融资一体化服务，解决供应链痛点。通过规模化集采和供应链服务，提升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定价权与稳定性。 2. 各城市应对措施 1）北京：推动装备国产化与核心零部件突破 北京将推动集成电路关键装备国产化作为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北京经开区计划到2025年实现集成电路关键技术和产品的突破性进展，形成产业链式互动发展格局，通过上下游企业紧密协作，提升产业整体协同创新能力与竞争力。 2）深圳：产业政策引领核心芯片突破 深圳发布《深圳市关于促进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全面提升产业链核心环节。重点聚焦高端通用芯片的设计突破，并积极布局人工智能芯片、边缘计算芯片等专用芯片的开发。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深圳对使用多项目晶圆进行研发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 3）上海：合规建设与风险管控并行 上海致力于建设国际经贸合规生态圈，建立上海市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站集成电路行业“合规示范点”，为企业提供精细化、针对性的合规服务。同时，引导和支持行业协会加强集成电路企业坚持合规经营，建立出口管制综合合规体系，推动企业建立有效管控风险机制。 4）苏州：开源芯片产业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中心成立：苏州成立RISC-V开源芯片产业创新中心，围绕RISC-V核心技术攻关、产业生态培育、应用场景落地三大核心方向，汇聚全国创新资源，打造开源芯片产业创新高地。 产业集群建设：积极打造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集群，整合载体平台、智力支撑、协同创新等资源要素，形成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产业基金支持：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集成电路产业母基金和总规模20亿元的科创天使母基金，产业创新集群基金规模已达377亿元。 5）成都：高端设备制造基地建设与产业链升级 高端设备制造基地建设：成都大力引进中微半导体设备等龙头企业，建设研发及生产基地，总投资约30.5亿元，推动形成半导体高端装备产业链集群。 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和“补链”，进一步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力优化本地集成电路产业生态。 产学研合作：加强企业与成都高校和科研院所间的合作，积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6）杭州：人才培养与产业基金双轮驱动 人才培养与引进：杭州高度重视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推动有条件的市属高校加强微电子、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支持集成电路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办学，定向培养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 人才待遇保障：探索研究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企业在内的突出贡献企业建设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政策，加大教育资源对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人才招引的保障力度。 产业基金作用发挥：充分发挥杭州创新基金等产业基金作用，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在半导体产业全球分工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做到半导体产业完全的自给自足，全球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产业生态。全球产业链本应共生共荣，美国逆势而动的单边主义，只会倒逼中国芯片产业在淬火中成长。唯有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才能在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承载地，应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夯实基础研发，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推动国产替代，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打通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全链条，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更好的中国方案。 （感谢袁林炎、杨洋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新闻1：“H+A”新路开启，红筹企业回深上市“遥遥在望” 新闻2：8家保额达2亿元！年内已有267家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经济格局下，企业上市路径以及风险保障机制正发生着深刻变革，为市场主体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将深入剖析近期备受瞩目的 “H 加 A” 上市新路径以及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以期为企业决策者、投资者以及相关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上市新路径解析 (一)政策推动下的上市新局 2025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其中明确提出允许在港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回归深交所上市。这一重磅政策的出台，为相关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 2024 年三季度以来，A 股赴港上市成为一股潮流。据相关数据显示，仅 2025 年 4 月份，披露港股上市筹划的公司数量就多达 14 家，总市值高达 7000 亿元，这一数字更是超过了 2025 年一季度的总量。中信证券基于对市场趋势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做出了 2025 年下半年有望迎来 A 股赴港二次上场的判断。 (二)上市架构：红筹与 H 股的比较 在港股上市的企业架构主要分为红筹架构和 H 股架构两种模式。红筹架构的上市主体为境外注册的控股公司，其通过股权或协议控制境内实体；而 H 股架构的上市主体则是境内注册公司，直接在香港上市，并需同时遵守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的双重监管规定。 目前，在港股上市的广东企业数量众多，达到 257 家，总市值超过 11 万亿元，其中大部分企业采取的是红筹架构。然而，此前尚未有红筹架构企业在深交所成功实现上市。但随着政策的转变，现有规则已为在港股上市的红筹企业回归深交所主板上市提供了相对清晰的指引。 例如，对于满足市值不低于 2000 亿元，或市值 200 亿元以上且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在同行业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等条件的企业，将有机会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目前，满足市值超过 2000 亿元条件的企业主要有腾讯控股和腾讯音乐。 (三)交流合作：深交所与港交所的融合发展 港交所与深交所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 2016 年深港通便已正式落地实施。截至2025 年 6 月 12 日，深股通、港股通标的在年内的买卖累计额分别达到了 9.45 万亿元人民币和 1411.24 亿港元，其交易规模与市场影响力不言而喻。在上市双重企业层面，H 股架构企业在 A 股发行上市的路径已经较为成熟。诸如青岛港、中国通号、中国银河、中金公司等企业，均是先在港交所上市，随后成功登陆上交所的典型案例。 深圳市也在这方面有着较为典型的案例。而红筹架构企业在上交所层面虽有所探索，但整体进程相对缓慢。2018 年之后，中国证监会及沪深交易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允许红筹企业赴科创板、创业板上市。中兴国际、百济神州等企业成为了这一政策的尝鲜者，尝试在科创板进行二次上市。 (四)双重上市：新路径带来的多重影响 本次意见的发布，为有意在内地上市的企业开辟了全新的路径，即企业可以先选择来港上市，再回 A 股挂牌。这一举措无疑将刺激更多企业优先选择港股上市，进而为香港股市带来积极影响，推动港股估值体系与内地市场的逐步接轨，有效缩小 A 股与 H 股之间的价差。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内地的产业结构，特别是深交所上市公司若能引入更多来自香港的高新科技企业，将有助于提升其整体的科技含量与竞争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董事责任保险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董责险市场现状剖析 随着公司法的不断完善以及监管力度的日益加强，上市公司面临的各类风险也日益复杂多变，董事责任保险逐渐成为企业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工具。据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5 年 6 月 11 日，今年以来已有 267 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或拟购买董责险的公告，这一数量与 2024 年同期持平，显示出市场对董责险的需求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 (二)董责险：企业风险防控新趋势 董事责任保险，全称为董事、监事高管责任险，其核心是以董事及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司及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是上市公司提高治理水平、应对外部风险的重要保障手段。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董责险的保险期限通常为 1 年期，保单限额从 1000 万元到数亿元不等。据统计，已有 93 家 A 股上市公司今年投保的董责险保单限额均在 1 亿元以上，其中更有 8 家公司的保额高达 2 亿元。从保费的金额来看，年投保费金额在 3 万元至100 万元之间，如鹏辉能源、相益融通、仁福医药等公司的投保费均在 100 万元左右。 在被保险人的范围方面，涵盖了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管和其他雇员等多个主体，主要保障法院判决的民事赔偿金、庭外和解金、律师费、专家费等各类费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被保险人的欺诈犯罪、恶意故意行为等严重违法违规情形，则明确属于责任免除的范畴。 (三)政策助力：新公司法下的董责险发展 2024 年，新修订的正式以立法形式确定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并于当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这一立法举措为董责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公司治理层的责任和义务。 在证券市场监管日益严格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受到监管、监察、警示、处罚乃至立项调查的数量大幅增加，甚至可能引发投资者的诉讼。这使得企业愈发认识到投保董责险的重要性，希望通过这一保险工具来完善自身风险管理体系，降低运营风险，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应对挑战：董责险市场健康发展之路 然而，董责险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一些挑战。部分保险公司在缺乏专业团队和定价能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进入市场，导致价格恶性竞争，保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据市场反馈，保费整体下降幅度大概在 10 个百分点左右。 这一现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可能为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和承保业绩带来潜在风险。因此，保险公司必须审慎规划业务，加强专业团队建设，提升定价能力，做好充分的条款设计、风险定价、核保工作，避免陷入价格战的泥潭，确保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未来展望：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上市新路径不断拓展以及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持续完善的大背景下，企业应当充分把握政策机遇，深入研究自身的风险状况，合理配置保险资源，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实现稳健发展。同时，这一领域的变革与发展也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了广阔的业务拓展空间。无论是保险机构、法律从业者还是财经顾问等，都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综合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市场的繁荣与进步。 综上所述，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上市新路径的开启以及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是当前经济环境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决策者需要以前瞻性的视角，积极拥抱变化，合理利用政策红利与保险工具，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相关从业者也应紧跟市场动态，以专业、严谨的态度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共同书写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一、稳定币的概念和核心特征 稳定币是一种通过与法定货币（如美元、欧元等）、商品（如黄金）或其他加密资产挂钩，或依靠算法机制，保持价值相对稳定的加密货币。基于此，稳定币以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解决了传统加密货币如比特币和以太坊，由于价值波动显著而难以作为交易和价值储存媒介的问题，在加密货币市场中被广泛用于交易和价值储存。而在跨境支付领域，稳定币则以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记录交易和管理资产，以智能合约技术手段实现自动化管理，从而保持价值的稳定性。结合上述技术形式、交易场景及本质属性来看，稳定币属于虚拟货币的一种。 二、我国大陆地区关于虚拟货币的金融监管政策 1.监管部门立场 我国大陆地区对虚拟货币的金融监管政策秉持“风险防范”的核心原则，构建从“属性否定”到“业务禁止”，再到“风险隔离”以及“犯罪打击”的全方位监管框架。首先，在属性定性上，监管政策否定虚拟货币的货币职能，明确强调其定位为“特定虚拟商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从而杜绝其货币化可能，避免对法定货币体系造成冲击。其次，在业务禁止方面，监管政策全链条禁止虚拟货币与金融活动的关联，各金融机构、支付机构和互联网平台等为虚拟货币提供定价、兑换、支付、清算等使其可能“货币化”的服务行为都将被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以此切断虚拟货币与正规金融体系的联系，防止风险延伸至金融领域。再次，在风险隔离环节，明确“虚拟货币交易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投资者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同时，禁止银行账户用于虚拟货币交易，将风险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其对社会金融稳定造成影响。最后，对于利用虚拟货币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监管部门更是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相关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惩处。 2.现行监管政策解读 我国大陆地区在虚拟货币监管方面构筑了“金融防火墙”，旨在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稳定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以下是关键政策的梳理与解读： 2.1（2013年12月3日发布） 明确比特币为“特定的虚拟商品”，禁止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并要求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在电信管理机构进行备案。 2.2（2017年9月4日发布） 针对首次代币发行（ICO）进行融资的活动大量涌现的现象，将ICO定性为“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核心措施：立即停止所有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关闭代币融资平台的法币与代币兑换通道，金融机构不得为ICO提供账户开立、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产品或服务。 2.3《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2017年9月13日发布） 直指比特币、莱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日益成为洗钱、诈骗、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工具，并警示投资者虚拟货币的投资风险，以及伴随着虚拟货币交易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呼吁互联网金融协会各会员单位不参与任何与所谓“虚拟货币”相关集中交易或为此类交易提供服务。 2.4（2021年5月18日发布） 互联网金融、银行业协会以及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表声明，强调虚拟货币“无真实价值支撑”，其价格易被操纵。强调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不得承保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虚拟货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明确虚拟货币交易合同不受法律保护，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5（2021年9月15日发布） 将“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纳入非法金融活动，对参与的技术支持方、宣传方追究法律责任。地方政府建立风险处置机制，强化资金监测；企业注册名称不得含“虚拟货币”等字样；部署公安机关打击洗钱、赌博、非法集资等犯罪。 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修正）》（2022年2月23日发布） 将“以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明确列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方式之一。 2.7（2024年8月19日发布） 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明确列为洗钱方式之一。 2.8（2024年12月26日发布） 将“虚拟货币非法跨境金融活动”认定为“外汇风险交易行为”，强化银行外汇风险管理，对于各种外汇风险交易进行早识别、早预警和早处置，要求银行及时报送外汇风险交易报告。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稳定币条例》基本内容解读 1.什么是稳定币？ 根据《条例》第3条的规定，稳定币是指符合以下特征的加密保护数码形式价值： （1）以计算单位或经济价值储存形式表述； （2）作为或拟作为公众接受的交易媒介，用于下述一个或多于一个目的： (i)为货品或服务付款；(ii)清偿债务；(iii)投资； （3）可通过电子方式转移、储存或买卖； （4）在分布式分类帐或类似资讯储存库上操作；及 （5）参照以下其中一项以维持稳定价值的： (i)单一资产；或(ii)一组或一篮子资产维持价值。 其中，分布式分类帐(distributed ledger)指使用某科技的资讯储存库，而透过该科技，交易纪录： （1）在分类帐内保有； （2）在网络中共享； （3）在网络参与者间使用共识机制核证； （4）在网络节点间同步。 同时，《条例》将监管范围明确限定于“指明稳定币”。根据《条例》第4条的规定，指明稳定币是指完全参照一种或多种官方货币，或《条例》所指明的计算单位或者经济价值储存形式，以维持稳定价值的稳定币。 2.什么主体可以发行稳定币？ 根据《条例》第5条的规定，发行指明稳定币属于“受规管稳定币活动”，需向金融管理专员申请牌照从而成为持牌人。而《条例》的附表2则对牌照申请的标准进行了明确。具体如下： （1）法团身份： 根据《条例》的规定，持牌人须为：a）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或b）在香港以外成立为法团的认可机构。 （2）财政资源及流动资产： 持牌人须具备足够的财政资源及流动资产，具体而言，其已缴股本不少于2500万港元。 （3）储备资产的管理 持牌人须具备完善的储备资产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就持牌人发行的每类指明稳定币： a）该持牌人须保存该类指明稳定币的储备资产组合 (“指明储备资产组合”)，以及确保其与其他储备资产组合分隔；b）该类指明稳定币的指明储备资产组合的市值须在任何时间，最少等同于该类指明稳定币属尚未赎回及仍流通的稳定币的面值；c）除事先书面批准，每类指明稳定币的指明储备资产组合须以该类指明稳定币所参照的相同参照资产持有。 此外，《条例》还对持牌人的每个指明储备资产组合保管要求、储备资产管理要求、风险管理制度与程序、管控制度、披露要求、赎回机制等多项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3.什么主体可以从事稳定币相关活动? 根据《条例》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仅符合规范要求的主体可“进行受规管稳定币活动”或“显示自己进行受规管稳定币活动”；以及“要约提供指明稳定币”或“显示自己要约提供指明稳定币”。前者要求属于“就有关受规管稳定币活动获发牌的人”或取得豁免资格的人；后者则需要符合各项规范情形。其中，符合要求的“认许提供者”可要约提供指明稳定币，包括：符合《条例》规定的持牌人、提供虚拟资产服务的持牌法团、根据《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获批给牌照的人、持有《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经营第1类受规管活动牌照的法团、认可机构。 4.购买稳定币主体是否存在限制? 根据《条例》第9条的相关规定，由持牌人发行的指明稳定币无受众限制，可向零售投资人销售；但根据《条例》第9（2）（b）规范，就“获要约提供该指明稳定币的人”进行了限制性规范，即在(i)某人属认许提供者；（ii）《条例》不禁止有关指明稳定币的发行；的情况时，（iii）获要约提供该指明稳定币的人，是根据《条例》指明的财政司司长指明的特定人或属于该类别的人。 5.稳定币如何使用和赎回？ 稳定币可用于货物或服务付款、债务清偿或投资。同时，持牌人必须为持有人提供赎回权，且不得设置过分严苛的赎回条件。通常情况下，持牌人需在收到有效赎回要求后及时以该指明稳定币所参照的参照资产，向持有人支付该等指明稳定币的对应面值。这一机制保障了稳定币的“可赎回性”。 四、结语：监管趋势展望 我国大陆地区严禁虚拟货币的核心在于防范投机炒作引发的金融风险、洗钱及货币主权侵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制订和实施《条例》是香港对全球稳定币的快速发展及其潜在系统性风险防控的制度建设成果与贡献，有利于健康金融生态的维护，并在数字金融监管创新高地上做出有益尝试。 香港通过《条例》针对指明稳定币构建了“牌照准入——业务监管——风险处置”的监管框架，其核心在于将稳定币的参与主体及活动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并通过强制性的储备资产隔离、法定赎回权保障等制度设计，有效缓释其稳定性风险，以及对货币体系的潜在冲击。若此监管模式得以成功运行并验证其有效性，则有望为人民币稳定币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范式，从而促进跨境数字金融生态的规范化与有序化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环节进行部署，为全面加强新时代涉外法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涉外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加强涉外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成都法院立足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深入贯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总体要求，充分发挥涉外司法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完善域外法查明、准据法适用、司法协作、跨境纠纷多元化解等方面的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机制。本次发布的成都法院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审判典型案例（2024），覆盖跨境投资、国际贸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涉及新西兰、俄罗斯、印度、泰国、塞尔维亚、开曼群岛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对国际商事规则的本土化诠释，也有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前瞻性思考，集中展现了成都法院以高质量涉外司法审判护航“一带一路”建设、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成果。 2024年成都法院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审判典型案例（节选） 目 录 案例1：探索域外法查明报告可复用场景，高效审结六起跨境担保集团案件——某银行诉某铁钛公司、某矿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系列案 案例2：准确界定涉外合同效力否定性评价标准，规范新业态跨境商事交易——刘某月与深圳某科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案例3：跨庭室整合专业化审判力量，推动完善内地与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协助合作——黄某鸿与徐某某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案 案例4：合理界定市场主体权利义务边界，为中欧班列运输实践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某海运公司与某国际物流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案例5：探索适用法律互惠认定标准，积极回应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的互惠实践——崔某某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案 案例6：巧用涉外商事多元解纷机制，高效化解涉外航空货运纠纷——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与T国际物流公司、陈某某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01. 探索域外法查明报告可复用场景，高效审结六起跨境担保集团案件 ——某银行诉某铁钛公司、某矿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金融借款合同系列案 / 基本案情 / 某矿业公司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某铁钛公司系某矿业公司全资子公司。2010年至2022年期间，某银行与某铁钛公司签订了六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分别对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某矿业公司与某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某铁钛公司的前述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某矿业公司向某银行出具相应《董事会决议》。某银行依某铁钛公司的申请发放了相应贷款。合同履行期间，某铁钛公司未能偿还贷款项下第一期本金及利息，触发交叉违约条款，经催告后债务人及保证人仍未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某银行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铁钛公司还本付息，某矿业公司就某铁钛公司前述责任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 / 裁判结果 / 成都中院经审查认为：某银行与某铁钛公司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法有效，某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某铁钛公司逾期还款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某矿业公司的登记地为英属开曼群岛，主营业地为中国香港，依据规定，应适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判断合同签署方是否有权代表境外上市公司签署对外担保合同。经当庭对另案生效法律文书中就相关法律查明的结果进行举证质证，各方均认可直接适用另案中的法律意见书结果及时效性，不再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法律查明。而关于本案担保合同的法律适用，根据，因协议未约定适用法律，但《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从合同，且《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签订主体均为我国市场主体，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担保合同应当适用中国法律。故本案一审判决：某铁钛公司向某银行偿还未付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某矿业公司在某铁钛公司前述付款义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作出后五案上诉后撤回，一案上诉后调解，后续关联案件全部在诉前按照前案处理思路全部调解结案。 / 典型意义 / 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一流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构建以RCEP为重点的区域开放布局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举措走深走实的背景下，人民法院在涉外司法审判中是不是能够准确地适用法律、准确地查找和释明域外法、准确地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各方参与者对我国投资环境、贸易环境以及司法环境的信心和评价。本案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法律关系以及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其中保证人为开曼群岛注册的香港上市公司且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适用法律，法律适用直接影响跨境担保的效力。 人民法院通过引导和贯彻实质解纷理念，促使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直接适用类案已查明的法律意见书结论，创新域外法查明报告的可复用场景。从立案、送达、庭审、判决耗时仅4个月，优质、集约、高效审结六件涉外商事案件，既减轻当事人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又为解决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存在的案件审理周期长等问题提供了有益探索，对于提升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扩大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腹地，与国际市场特别是东盟地区的交流合作紧密，经济贸易活跃，涉外案件数量多。该案中成都法院在传统法律查明途径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近年来高频次查明问题、查明法律，探索生效法律文书已采用的域外法查明报告后续复用的可行性，有效破解制约涉外审判实践中域外法查明难的“瓶颈”问题，以实际行动不断提升成都涉外审判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助力成都成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新高地。 02. 准确界定涉外合同效力否定性评价标准，规范新业态跨境商事交易 ——刘某月与深圳某科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 基本案情 / 2020年12月，深圳某科技公司员工刘某昌通过微信与刘某月协商，委托其代为收购三家印度公司实际控制权，用于在印度运营有金钱输赢的“rummy”线上棋牌类游戏，并向刘某月转账30万元人民币作为委托费用。刘某月陈述，刘某昌后又联系刘某月称，深圳某科技公司没有外汇无法转出款项，委托刘某月帮忙，以印度卢比支付当地人员费用。后因刘某月未按约定完成公司控制权变更，深圳某科技公司要求返还款项未果，遂提起诉讼。 / 裁判结果 / 四川自贸区法院审理认为，深圳某科技公司委托刘某月收购位于印度的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目的是为了经营“rummy”棋牌类线上游戏，实质是为从事违法活动进行准备的行为。同时，以收购境外公司为目的使用外汇并调动资金出境，属于资本项目下外汇管理范畴，应当履行必要手续。深圳某科技公司向刘某月支付人民币并委托刘某月在当地实控企业以印度卢比向当地人员支付，意图逃避相应外汇监管手续，违法将资金转移至境外。本案委托合同的两项具体委托事项，均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有悖公序良俗，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因深圳某科技公司已经通过刘某昌向刘某月支付处理无效委托合同的“费用”人民币30万元，该“费用”应据实返还，若刘某月因履行该无效合同已经支出了成本，可以酌情折抵，但因刘某月无法举证证明成本支出的证据，故判决：刘某月向深圳某科技公司返还30万元人民币，利息损失不予支持。 一审宣判后，刘某月不服提起上诉。成都中院经审理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典型意义 / 随着“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商事交易样态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特点，国内商事主体跨境交易机会日益增多，依托网络平台出现的线上赌博成为部分经营者逃避国内监管，谋取非法利益的“商机”。本案是涉外委托合同纠纷效力认定的典型案例。案涉合同实质系通过委托他人收购位于境外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用以经营棋牌类线上游戏业务，意图规避外汇监管，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从事网络赌博违法活动。法院通过对合同目的、实际履行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进行穿透式审查，认定案涉委托合同所涉经营活动可能对我国法律秩序、公共利益产生实质损害，依法应当适用我国强制性规定认定案涉协议无效，为“新业态”涉外合同的效力认定划清红线。该案确立了涉外合同效力判定的“中国标准”，即对任何试图利用境外法律“灰色地带”损害国内公共利益的合同行为依法作出否定性评价，对于规范跨境商事活动交易、维护外汇管理秩序，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新经济业态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03. 跨庭室整合专业化审判力量，推动完善内地与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协助合作 ——黄某鸿与徐某某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案 / 基本案情 / 申请人黄某鸿与被申请人徐某某于2017年4月28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缔结婚姻后育有一子，后因徐某某将儿子带离香港，黄某鸿向香港区域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该院于2022年5月16日作出婚姻诉讼2021年第5371号《由区域法院彭家光法官在内庭审理（非公开）命令》命令家庭子女黄某洋的管养、照顾及管束权批予黄某鸿，徐某某有合理探视权；于2022年7月20日作出婚姻诉讼CMC2021年第5371号《暂准判令转为绝对判令证明书（离婚案）》判令黄某鸿与徐某某的婚姻关系解除。申请人黄某鸿向成都中院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区域法院作出的两项命令。双方对于婚姻关系解除命令均无异议，徐某某对子女抚养权的命令提出异议，认为该命令系在其缺席且未获合法传唤的情况下作出，程序违法；且儿子由其父抚养不符合未成年人最佳利益，黄某鸿经济条件及家庭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本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成都高新法院已成功执结。 / 裁判结果 / 成都中院认为，徐某某向香港区域法院提交的《拟亲自行事通知书》上记载了其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具体住址，香港区域法院司法常务官向该地址邮寄送达聆讯通知函，有合理理由认定香港区域法院已对徐某某进行依法传唤。并且，从香港法院案件审理过程看，在2021年8月11日的首次约见聆讯中，徐某某委托律师发表陈述意见，因此，不存在徐某某未获得合理陈述、辩论机会的情形。徐某某主张黄某鸿取得家庭子女黄某洋的管养、照顾及管束权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亦未举证证明，故裁定认可和执行香港区域法院作出的两项命令。徐某某不服提起复核，四川高院经审查维持一审裁定。 / 典型意义 / 本案系一起内地法院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离婚判决的典型案例。法院通过审查香港法院的传唤程序、文书送达记录及当事人参与庭审情况，确认香港法院已通过合理方式履行通知义务，且被申请人具备充分陈述机会。本案明确了对“合法传唤”的认定标准，即若当事人在境外变更送达地址未及时告知法院，不影响原送达效力。同时，本案创新审判机制，跨庭室组建合议庭进行审查，整合涉外民商事审判与家事审判专业力量，涉外审判团队负责条约解释与程序审查，家事法官侧重未成年利益评估，形成裁判合力，并通过实地走访、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考量，兼顾了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民事判决的审查规则与家事争议实体权益保护。本案裁判彰显了内地法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司法协作中的积极作为，为两地司法互认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实践样本。 04. 合理界定市场主体权利义务边界，为中欧班列运输实践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某海运公司与某国际物流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 基本案情 / 2019年，某海运公司与某国际物流公司签订《短期租箱合作协议》，约定某海运公司向某国际物流公司提供短期集装箱租赁服务，并约定了租金计算标准和集装箱灭失不能返还的赔偿标准。合同签订后，某海运公司在俄罗斯莫斯科堆场先后向某国际物流公司当地代理人提供441个铁路集装箱。其中大部分集装箱已随货运回国并归还，但部分集装箱在运输中被俄罗斯执法部门扣押。原因是当地执法部门无法核实上述集装箱是否违反入境期限不得超过90个日历日（可以申请延长）的当地法律规定。某海运公司虽然通过先前的承租人等客户取得部分包含集装箱号的单证，配合提供给某国际物流公司办理解除扣押，但由于上述单证涉及案外人商业秘密，某海运公司无法全部获得，故有75个集装箱被长期扣押未能归还。后，某海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某国际物流公司支付拖欠租金及赔偿未归还集装箱的损失。某国际物流公司则提出反诉，认为某海运公司未提供必要的单证，导致集装箱滞留，产生滞留费用，且货物随集装箱被扣押导致被托运人索赔，要求某海运公司赔偿相关损失。 / 裁判结果 / 四川自贸区法院审理认为，某国际物流公司欠付已归还集装箱租金的事实和金额清楚，应予判令。该案主要争议在于75个集装箱在境外被扣押不能归还，是否属于某海运公司违约。法院认为，案涉铁路集装箱曾先后在多个不同的承租人、实际使用者之间往返流转，是中欧班列运输中的交易形态。铁路运输相关单证，是由其他货运代理商、承租人或其他实际使用者掌握。某海运公司通过案外人配合，取得了部分入境单证材料，协助某国际物流公司办理解除扣押手续，已经按诚信原则履行了附随义务。但上述单证材料包含了案外人的商业秘密信息，在缺乏明确约定情况下，不能强行要求某海运公司从案外人处逐一全部取得、提供。有关集装箱在境外海关当局没有被录入识别号码，并不代表上述集装箱是非法入境，不能证明某海运公司提供的集装箱存在重大权利瑕疵。有关集装箱被境外当局扣押导致某国际物流公司损失的结果，属于营商环境风险、境外政策风险，不能归咎于某海运公司。故某国际物流公司的反诉请求不能支持。由于案涉75个集装箱长期被扣押未能归还，某国际物流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买断”性赔偿，某海运公司另主张该75个集装箱的租金，不予支持。因此该院作出一审判决：某国际物流公司支付拖欠租金合计957109.05元和相应逾期违约金，支付75个集装箱灭失赔偿2181026.25元，驳回某海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以及某国际物流公司的反诉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成都中院经二审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典型意义 / 本案系涉及中欧班列运输的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本案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条款套用的是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文本，但在“一带一路”跨境铁路集装箱运输实践中，遭遇了海上集装箱运输中少见的难题，使该案具有较强的新颖性。该案关键争议在于，在中欧班列运输过程中遭遇当地执法查扣的风险情形，如何确定集装箱出租人的义务和责任范围，特别是涉及出租的集装箱是否适于运输，是否符合当地规定，以及应当提供的有关单证的范围的审理判断。法院在审理中，通过抽丝剥茧，锁定了相应关键争议事实，即境外执法部门未能掌握部分铁路集装箱的入境日期，在无法确定滞留期限是否超过当地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要求承运人提供集装箱入境单证资料。但该资料涉及案外人商业秘密，是本案承运人、集装箱出租人都难以合理获取的资料。由此法院根据“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的商法原则，在无法认定违约的情况下，不允许将该损失后果从承运人处强制转嫁给集装箱出租人，驳回了承运人对集装箱出租人的损失索赔请求。当前，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较多，当地政策法律较为复杂，营商环境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本案裁判合理确定了集装箱出租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边界，避免了集装箱经营者承担超出其合理控制范围的经营风险。该案也对有关集装箱经营者、货运代理企业、货主、承运人等具有借鉴提醒作用，注意针对中欧班列运输的特殊性，针对传统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条款进行修订修改，采取更加完备的条款设计，多方面共同采取合理措施，应对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营商环境风险、法规政策风险。 05. 探索适用法律互惠认定标准，积极回应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的互惠实践 ——崔某某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案 / 基本案情 / 崔某某向成都中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新西兰奥克兰法院于2020年1月26日、2020年10月10日作出的No.2018NZTT北岸4143102号民事判决。 成都中院查明：新西兰北岸租赁法庭于2020年1月26日、2020年10月10日就原告房东崔某某与被告房客双某、金某之间房屋租赁纠纷作出编号为[2020]NZTT North Shore 4143102的实质性判令及诉讼费用判令，判令双某和金某向崔某某支付到期应付租金50000新西兰元以及费用20056.49新西兰元。双某、金某针对相关判令提出了复审申请和上诉，但均被驳回。 另查明，1.根据新西兰《1986年住房租赁法》第77条、第177条规定，租赁法庭管辖范围包括“房东与租客或房东与租客担保人之间的纠纷”，不服租赁法庭裁判的，可以向地区法院上诉。2.新西兰与我国尚未缔结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但现行有效的新西兰《1934年相互执行判决法》为“在新西兰执行在联合王国或其他国家（无论是否在君主领地内）所作判决”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3.新西兰上诉法院、新西兰高等法院分别于2016年4月、2023年3月作出判决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2份民事判决。 成都中院于2025年3月25日作出（2023）川01协外认14号民事裁定，承认和执行案涉新西兰北岸租赁法庭作出的[2020]NZTT North Shore 4143102实质性判令及诉讼费用判令，即双某、金某向崔某某支付租金50000新西兰元、费用20056.49新西兰元。该裁定现已生效。 / 裁判结果 /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我国与新西兰之间并未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国际条约明确相互承认民事判决，故依法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第一，新西兰采用普通法法系，从新西兰《1934年相互执行判决法》相关规定来看，我国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新西兰法院的承认和执行，故存在法律上的互惠关系基础。从新西兰司法实践来看，2份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分别在2016年4月、2023年3月得到新西兰上诉法院、新西兰高等法院的承认、执行，亦表明存在事实上的互惠关系基础。第二，根据新西兰《1986年住房租赁法》第3部分第77条、第177条等规定，新西兰北岸租赁法庭有权审理房东崔某某与房客双某、金某之间的房屋租赁纠纷，新西兰地区法院亦享有该案上诉管辖权，且本案并不存在违反我国专属管辖或当事人排他性选择管辖协议的情形。故案涉新西兰判令具有合法管辖基础。第三，申请执行判决以“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应当同时满足判决作出国相关法律和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对于案涉2份判令，双某、金某曾提出复审申请，后又提出上诉，但均被驳回，现已生效。本案应从新西兰地区法院2021年3月17日驳回上诉后开始起算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期间，崔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案涉判决未超出2年诉讼时效期间。双某、金某主张从2020年12月14日（作出《判令证明书》）、2020年1月26日（作出实质性判令）或者2020年10月10日（作出诉讼费用判令）等时间开始起算期间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第四，在案涉新西兰诉讼的其中一次庭审中，双某、金某中途自行退庭，并非诉讼权利未获保障，其主张未得到合法传唤、未获得陈述、辩论机会的抗辩不能成立。 综上，经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认定新西兰与我国存在互惠关系，且案涉判令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故予以承认和执行。 / 典型意义 / 本案系基于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普通法系国家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新类型案件，涉及复杂的域外法查明对象，涵盖新西兰《1986年住房租赁法》《1934年相互执行判决法》等实体法、程序法以及新西兰承认、执行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的判例，法院立足依职权查明域外法并结合当事人提供线索的方式，通过法律资料库、互联网等“其他适当途径”获取域外法并经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后确认，不仅深化了域外法查明责任、查明途经、查明程序、查明标准的实证范例，也降低了域外法查明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极大减轻了当事人负担。 本案针对当事人诸多争议予以实质审查和回应，全方位展现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案件的审查思路，为类案处理提供了完整借鉴。本案基于新西兰《1986年住房租赁法》的管辖权判断，丰富了新民事诉讼法关于审查间接管辖权的实践案例；基于新西兰《1934年相互执行判决法》及其司法实践案例的审查，探索了适用法律互惠认定标准的典型样本；对于外国法院初审判决作出后即可申请执行同时又存在上诉程序的情形，应从何时开始计算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外国法院判决的期间这一难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判断上采用了同时满足判决作出国和判决承认国要求的双重要件标准，既遵循了国内判决可执行性以法律效力确定性为前提的统一，又兼顾了不同法系、国家之间法律制度的差异。 新西兰是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两国签订的中新自贸协定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首个自由贸易协议。中国与新西兰近日在北京开启了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首轮谈判。在中新两国进一步深化贸易合作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成都中院基于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西兰民商事判决，不仅积极回应了新西兰法院承认和执行人民法院民商事判决的互惠实践，而且彰显了中国司法有力推动高质量司法合作、服务保障“一带一路”的时代担当。 06. 巧用涉外商事多元解纷机制，高效化解涉外航空货运纠纷 ——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与T国际物流公司、陈某某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 基本案情 / 2023年7月5日，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与T国际物流公司签订《航空货物国际运输包机协议》，于2023年10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上述协议主要约定，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为T国际物流公司提供“成都至曼谷”货物包机运输服务，T国际物流公司应支付包机运费、差额补足款、燃油附加费、货站处置费、货量差额补足款等款项。协议履行期间，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已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提供了包机服务，并对应产生了对应的费用、款项。但T国际物流公司尚欠部分款项未付，并产生了逾期付款违约金。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暂将T国际物流公司曾经支付的104万元保证金抵扣了欠付款项后，仍不足以支付全部费用。陈某某于2023年7月5日与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约定陈某某为上述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T国际物流公司拖欠应付款项，S国际航空货运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支付未付款项共1807599.7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要求陈某某在上述款项、违约金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调解过程 / 本案涉及成都至曼谷货运包机航线的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为涉外航空领域商事案件。该纠纷立案后，四川自贸区法院高度重视。考虑到该跨境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可能强制适用有关国际条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且当事人具有调解基础的情况，承办团队迅速利用天府中央法务区涉外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机制，启动相关操作规程，委托“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就本案纠纷进行诉中调解。接受调解委派后，该中心调解员利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经验和调解技巧，及时梳理案情，推动指定调解方案，积极开展调解沟通工作。通过多轮协商，最终促成当事人协商确定付款金额、付款期限、担保责任等事项。因陈某某居于国外，调解组织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通过线上调解平台“实名认证”功能，以及线上视频调解时再次对陈某某身份进行核对确认，切实便利了位于境外的当事人参与调解。该案从立案后仅约1个多月时间即组织各方于线上签署完毕，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及时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 / 典型意义 / 本案所涉成都至曼谷货运包机航线，是近年来我省推动“一带一路”和RCEP通道建设，新开辟的中泰之间航空运输物流新通道，承担着促进川货出川，助力提升四川消费能级的重要作用。及时高效化解该涉外航空货运纠纷，是司法服务“一带一路”和四川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四川自贸区法院在充分评估案件复杂、专业程度和调解可能性后，充分运用现有涉外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机制开展高效的专业化调解工作。在调解办理过程中，创新探索当事人身份认证机制，充分便利了身在境外的当事人签署调解文件。这些探索举措，最大限度节约了司法资源，提升了纠纷处理效能，强化了企业、群众司法获得感，是天府新区涉外商事“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不断走深走实，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生动实例。 - 点赞分享 告诉更多的人 - 「 蓉法新媒体 」品牌栏目矩阵 ▼ 丨 丨 丨 丨 丨 总有一档 你会喜欢 关注我再设为星标 < 第2503期 > 文稿丨国商法庭 编辑丨李丽莎 一审丨董秋彤 二审丨张子纯 三审丨苏 禹 [ 转载请注明来源 ] 第35个全国助残日 · 往期推荐 · 蓉法护企面对面第三场 综治有“法”2 分享 是支持 收藏 是鼓励 在看 是真爱 点赞 是好评

引言 2025年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登记设立的香港、澳门投资企业协议选择港澳法律为合同适用法律或者协议选定港澳为仲裁地效力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与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发布的（以下简称“意见”）相配合，进一步扩大了“港资港法”和“港资港仲裁”的适用范围。这一系列新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司法体系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大湾区企业提供了更灵活、更具国际视野的法律保障和争议解决机制。 主要内容 一、“港资港法”关于法律适用的突破 （一）一般规定与背景介绍 （二）特殊区域的例外规定 （三）批复的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 （四）扩大适用的实践意义 二、“港资港仲裁”关于域外仲裁的突破 （一）一般规定与现状分析 （二）涉外因素的扩大解释趋势 （三）批复的进一步突破 （四）扩大适用的深远影响 三、其他配套措施与安排 01、“港资港法”关于法律适用的突破 （一）一般规定与背景介绍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于不具备涉外因素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原则上不得选择适用域外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只有在法律关系具备涉外因素时，方可约定适用外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了涉外因素的判断标准，包括当事人主体的国籍或居住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及法律事实发生地等因素。 与（以下简称“《自贸区司法保障意见》”）中明确规定自贸区内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可以选择域外仲裁不同，对于上述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否可以选择适用域外法律，法律或相关司法解释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从《自贸区司法保障意见》第11条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审理的涉自贸试验区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律，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似乎可以推断，自贸区内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约定适用域外法律并未被禁止。然而遗憾的是，自《自贸区司法保障意见》发布以来，实践中鲜有自贸区内外商独资企业因约定适用域外法律而产生纠纷的案例。 （二）特殊区域的例外规定 2022年12月2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上市纠纷司法规则衔接的指引（一）》第11条首次明确指出，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等特殊区域注册的港澳投资企业，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合同纠纷。 前述规定为粤港澳大湾区特定区域内的港澳投资企业约定适用域外法提供了明确的制度支持。 （三）批复的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 本次批复进一步扩大了上述规则的适用范围，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市、珠海市登记设立的香港、澳门投资企业，协议选择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为合同适用的法律，并在诉讼中主张适用该法律，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予以支持。" 由此，批复不仅将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深圳、珠海两大城市，还明确降低了适用门槛，只需合同一方主体满足注册地及港澳股东身份的要求即可适用港澳法律。 （四）扩大适用的实践意义 1. 增强法律安排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港法在某些领域的判例较为成熟，如债券投资者/受托人基于维好协议要求维好协议提供方承担责任的问题，香港法院已有明确裁决并获得内地法院的认可与执行。批复允许选择港法，有助于当事人增加法律安排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降低交易风险。 2. 优化法律选择的灵活性 港法与内地法在某些问题上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当事人可通过选择适用港法，更灵活地安排自身权益。 以收益保底承诺问题为例，内地法明确禁止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投资人作出保底承诺，禁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对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而港法则相对宽松。 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选择适用香港法律，但如果约定由内地法院管辖，当香港法律的相关规定被认定违反内地的强制性法律时，香港法律也无法适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应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在苏州中院公布的一起商事仲裁审查典型案例中，苏州中院认定上市公司股东向定增投资者提供保底承诺的行为具有“定增保底”性质，违反了“同股同权”的法律原则以及股票市场“买者自负”的投资风险分配基本规则。这种行为扭曲了股票发行市场的定价机制，扰乱了金融监管秩序，并对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因此，苏州中院以该仲裁裁决认可上述安排的效力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撤销了相关仲裁裁决。由此可见，即便当事人作出收益保底承诺并约定适用香港法律，但如果案件由内地法院管辖，内地法院仍可能以该约定违反内地强制性规定为由，直接适用内地的强制性法律，否定相关交易的效力。 02、“港资港仲裁”关于域外仲裁的突破 （一）一般规定与现状分析 与法律适用类似，我国原则上不允许无涉外因素的案件提交境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事务问题解答》第83条以及 “关于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2113-0011号、第12112-0012号仲裁裁决案件请示的复函”均明确指出，法律并未允许国内当事人将其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争议提请外国仲裁。因此，如果国内当事人将其不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或者财产权益纠纷约定提请外国仲裁机构仲裁或者在外国进行临时仲裁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有关仲裁协议无效。 （二）涉外因素的扩大解释趋势 近年来，司法实践逐步扩大了涉外因素的解释范围。《自贸区司法保障意见》第9条明确规定，设立于自贸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可约定域外仲裁。 更进一步放宽主体限制，只需主体在自贸区注册即可约定境外仲裁。 在“支持仲裁”的政策影响下，法院对“涉外因素”的认定逐渐采取更为宽松的标准。例如，在2024年9月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法院明确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政策背景和导向下，审查案涉协议是否具有涉港因素并进一步判断涉港仲裁条款是否有效时，应参照涉自贸区案件中涉外因素认定的司法实践标准及相应精神，对涉港因素进行适当的扩大化解释。 该案件中，股权回购的条件为目标公司未能在一定期限内于包括香港证券交易所在内的相关市场上市。上海金融法院认为，可以对“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进行扩大化解释，以认定本案是否具有涉港因素。目标公司可能在香港上市是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可以充分预见的事实，这一可能发生的法律事实将直接导致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变动。因此，法院认定本案争议具有涉港因素。这一判决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涉外因素认定的灵活性和倾向性，进一步支持和鼓励涉港仲裁的适用。 （三）批复的进一步突破 批复明确规定，只要合同一方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登记设立的香港、澳门投资企业，即可协议约定香港或澳门为仲裁地，不论争议是否具有涉外因素，人民法院均不得以“无涉港澳因素”为由否认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进一步降低了域外仲裁的门槛，提供了更加灵活的争议解决机制。 （四）扩大适用的深远影响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已初步认可以仲裁地作为决定仲裁裁决性质的标准。例如，当事人选择香港或澳门作为仲裁地，相关仲裁裁决即被认定为香港或澳门仲裁裁决。关于仲裁地对实体法律适用、时效、送达、临时措施、撤销与执行等方面的影响，笔者已在《逻辑锚点：从管辖浅析跨境争议解决全球攻防术》中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第2条规定，内地法院对香港仲裁程序提供保全协助的前提条件，除了要求仲裁地为香港外，还要求仲裁程序由符合条件的机构或常设办事处管理。这些机构或常设办事处的名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并经双方确认。 目前，上述符合条件的机构和常设办事处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亚洲事务办公室、香港海事仲裁协会、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事人仅约定香港为仲裁地，但未约定由上述机构或常设办事处管理仲裁程序，则在香港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将无法获得内地法院的保全协助。这一规定对仲裁协议的设计和仲裁机构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需引起当事人的高度重视。 03、其他配套措施与安排 为进一步支持批复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 1. 打造大湾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推动建立统一的仲裁规则和线上争议解决平台，提升仲裁效率和透明度。 2. 促进仲裁与诉讼的衔接 在内地九市建立法院与仲裁机构的对接服务平台，为仲裁保全等事项提供便利。 3. 建立仲裁案例库 通过案例指引，规范仲裁实践，鼓励企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4. 培育涉外仲裁人才 粤港澳三地共同建设培训基地，推动仲裁员和仲裁秘书资源共享，提升仲裁服务水平。 5. 推动仲裁员资源共享 建立粤港澳三地仲裁员推荐名册，推行仲裁员互认互聘机制，进一步优化仲裁资源配置。 结语 此次批复及相关配套意见的出台，体现了我国司法体系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力度。通过扩大“港资港法”和“港资港仲裁”的适用范围，为大湾区企业提供了更为清晰、灵活的法律选择与争议解决路径。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进入大湾区，也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接轨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凭借更高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经济合作与争议解决领域的重要枢纽地位。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八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涉及域外法查明、内地法院依据新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民商事判决、香港公司选择内地法院管辖并适用内地法律解决纠纷、“澳车北上”保险责任承担、网络域名权属等热点与前沿问题，体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全面加强三地诉讼规则衔接，全力打造跨境纠纷化解优选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生动实践。 这十个典型案例包括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担保合同纠纷、著作权纠纷等多种类型。在陈某斌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民商事判决案中，广东法院首次适用新安排实现民商事判决的异地“流通”。在张某与广州果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内地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协同化解跨境版权纠纷，探索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有效路径，激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新活力。在黄某诉陈某等涉港合伙纠纷案中，内地法院依法认定香港合伙人的技术性劳务费用属于合伙企业债务，保护港澳投资者在内地的投资权益，营造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广东法院去年共审结一审涉港澳民商事案件1.35万件，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自2019年12月至今，已陆续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8批120个，发挥案例在统一裁判尺度、提供规则指引、加强法治宣传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司法之力护航大湾区行稳致远。 01 颜某诉郑某、澳门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澳车北上”澳门保险公司的责任承担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8日11时59分，澳门居民郑某驾驶的具备跨境行驶资格的小型轿车在珠海市与内地居民颜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颜某左眼失明，经鉴定为七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郑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郑某驾驶的车辆在澳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颜某提起诉讼，要求郑某和澳门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计81万余元。 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事故发生在澳门居民与内地居民之间，双方无共同居住地，事发地点在珠海市，本案应当适用内地法律。郑某在澳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颜某的各项损失合计72万余元，应由澳门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明确澳门保险公司承保澳门车辆在内地发生事故引发纠纷的法律适用规则，为“澳车北上”政策顺利实施提供司法保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流与物流的畅通。 02 陈某玲诉陈某敏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适用香港法律保护香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陈某敏出生于2007年12月，陈某武、周某艳为其父母，三人均为香港居民，后陈某武、周某艳经香港法院判决离婚。陈某敏名下持有东莞市房产一套，登记为单独所有。2020年5月，周某艳在中介纬某公司的促成下，委托他人以陈某敏的名义与内地居民陈某玲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将陈某敏名下的房产出售给陈某玲并收取了定金。2020年7月，周某艳告知纬某公司不再出售案涉房产并退还定金。陈某玲起诉要求解除《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由陈某敏、周某艳、陈某武、纬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陈某敏、陈某武主张对周某艳出售案涉房产不知情，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某艳无权代为出售陈某敏名下房产，案涉《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无效，陈某玲无权主张违约金。陈某玲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陈某敏、陈某武、周某艳为香港居民，应当以共同经常居所地即香港法律作为准据法。根据香港法律查明意见，监护人在处理未成年人托管的财产时必须考虑未成年人的意愿及其最佳利益，父母离婚后不能单方面处理孩子的重要财产。因周某艳未经陈某敏和陈某武同意单独出售陈某敏名下房产，该合同对陈某敏不发生法律效力。结合各方过错程度，酌定周某艳、纬某公司分别向陈某玲赔偿因房屋交易无法完成而遭受的损失10万元、5万元，陈某武、陈某敏无须承担责任。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适用香港法律认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置权限，依法保护香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3 黄某诉陈某等涉港合伙纠纷案 ——合伙人的技术性劳务费用属于合伙企业对外债务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黄某与内地居民陈某等四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陈某等四人以现金出资，黄某以厨艺技术出资，注册成立星某公司经营餐饮业务，黄某持有20%股权。考虑到黄某在餐饮业的管理经验以及知名度，合伙协议约定黄某还需以其知名度供企业进行一年的宣传推广，为餐饮业务建立基本框架，合伙企业每年向黄某支付管理、宣传费用。合伙协议签订后，黄某携雇员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并同意陈某等四人使用其肖像和香港工作照进行前期宣传。陈某等四人认可黄某的合伙事务完成情况并承诺支付款项，但最终未支付。黄某起诉主张陈某等四人支付合伙事务管理、宣传费用。 裁判结果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当事人未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合伙协议的履行地在内地，内地法律是与本案纠纷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故参照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管理、宣传费用应扣减黄某按照股权比例应自行承担的部分，判令陈某等四人向黄某支付剩余费用及利息损失。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各方当事人虽以星某公司作为经营载体，但实质为个人合伙关系。星某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了注销登记，而黄某所主张的劳务费用属于星某公司的对外债务，黄某作为合伙人应对星某公司未经清算的债务按股权比例承担责任。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依法认定香港合伙人向合伙体独立投入的技术劳务费用属于合伙企业债务，保护港澳投资者在内地的投资权益，营造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04 华某公司诉香港硕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 ——香港公司唯一董事代表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效力 基本案情 江苏某银行与硕某实业公司签署《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江苏某银行为硕某实业公司提供1.8亿元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江苏某银行与香港硕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香港硕某公司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向江苏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最高额不超过1.8亿元。香港硕某公司的唯一董事潘某代表香港硕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未盖香港硕某公司公章，但有潘某的签字。江苏某银行依约向硕某实业公司发放贷款1.79亿余元。2018年6月29日，华某公司受让了江苏某银行的上述债权。2020年6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硕某实业公司的破产清算。2022年2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华某公司对硕某实业公司的债权为2.28亿余元。华某公司起诉请求判令香港硕某公司对硕某实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参照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香港硕某公司的注册登记地为香港，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审查潘某是否有权代表香港硕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121条（2）（b）、第127条（3）（a）的规定，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潘某为香港硕某公司的唯一董事，《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香港硕某公司应对硕某实业公司拖欠华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判决香港硕某公司对硕某实业公司拖欠华某公司的2.28亿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适用香港法律认定香港公司唯一董事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依法维护商事交易稳定性。 05 广州悠某公司与喜某门公司网络域名权属、侵权纠纷案 ——国际域名争议解决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基本案情 喜某门公司注册了“喜某门”“xiXmen”等多个商标，其中“喜某门”商标早在2005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喜某门公司发现广州悠某公司注册了案涉争议域名xiXmen.com。喜某门公司遂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提交对广州悠某公司恶意注册及使用争议域名的投诉，该中心秘书处经审查，认定广州悠某公司行为符合《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规定的恶意情形，裁决将争议域名转移给喜某门公司。广州悠某公司在收到裁决书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广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案涉域名为其所有，并要求喜某门公司赔偿2万元。喜某门公司应诉后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其享有案涉域名，广州悠某公司将案涉域名转移给喜某门公司，并赔偿喜某门公司9.5万元。 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根据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采纳的证据，结合互联网回溯工具查看，案涉争议域名在广州悠某公司注册期间主要用于链接至域名交易网站。同时，结合广州悠某公司注册了大量域名用于招揽域名交易的事实，广州悠某公司在注册案涉域名之前，应当知道他人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驰名商标“喜某门”“xiXmen”及企业名称等享有权利，而仍将与之相同的拼音字样受让注册为域名，明显存在转让牟利及阻止权利人注册的故意，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判决驳回广州悠某公司全部诉请，判令广州悠某公司停止使用案涉域名“xiXmen.com”，将案涉域名转移给喜某门公司注册使用，赔偿喜某门公司1万元。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依据国际域名争议解决机构裁决查明的域名历史利用情况认定案件事实，适用专门性域名争议解决规则化解纠纷，维护国际域名注册使用秩序，推动大湾区知识产权的协同保护。 06 成某公司与买某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尊重香港公司选择管辖法院与准据法的合意 基本案情 香港买某好公司向香港成某公司采购婴儿奶粉和儿童辅食，双方于2018年4月至9月期间在广州市签订了4份销售合同，约定相关争议在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广州法院解决，案涉协议适用内地法律。成某公司称其已经交付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要求买某好公司支付货款，买某好公司则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对方未完全交付等理由拒付货款。成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买某好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 裁判结果 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案涉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对案涉纠纷具有管辖权，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并判令买某好公司向成某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买某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买某好公司、成某公司均为香港公司，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争议由内地法院管辖并适用内地法律，一审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管辖权，并以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处理正确。根据现有证据，成某公司已交付全部货物，且无证据证明案涉货物存在买某好公司主张的质量问题，买某好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货款及利息，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香港公司共同选择将跨境商事纠纷提交内地法院管辖，并约定适用内地法律解决争议，体现香港商事主体对内地法治的认同感。 07 李某、GX公司诉梁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跨境网络操盘履行方式下合同纠纷准据法的确定 基本案情 内地居民李某与梁某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李某将自有资金1700万元汇入李某担任唯一董事的GX公司的香港证券账户，并将账户交予梁某管理。李某授权梁某通过网上交易或热键方式对账户进行操作，运作账户资金用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有价证券买卖，梁某保证账户本金安全，并按照约定标准支付收益补偿。合同履行后，账户发生亏损，梁某拒绝补齐本金及支付收益补偿。李某与GX公司遂提起诉讼，主张以香港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合同纠纷的准据法，梁某则主张应适用内地法律，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裁判结果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纠纷主要产生于合同履行过程，需要解决的是合同效力、可执行性等与合同履行地具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故合同履行地法是处理案涉纠纷的最密切联系地法。鉴于案涉合同的履行系通过在香港开立的银行账户且在香港证券市场交易股票进行，主要财产交换在香港完成，故香港系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的履行地，应以香港法律作为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的准据法。案涉合同具备香港法律规定的合同成立要素，且不具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571章）第114条规定的违法情形，应认定有效。账户发生在梁某管理期间发生亏损，梁某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责任。遂判令梁某向李某、GX公司补足本金并支付收益补偿。梁某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适用特征性履行原则确定香港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据此界定双方权利义务，规范跨境委托理财行为，维护大湾区投资理财市场秩序。 08 陈某斌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民商事判决案 ——广东法院首次适用新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民商事判决 基本案情 内地居民陈某斌因与湖北神某公司、香港神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在香港提起民事诉讼，香港法院于2024年7月26日判决湖北神某公司、香港神某公司向陈某斌支付租金、投资款及相应利息、诉讼费。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该公司在佛山有财产，2024年10月11日，陈某斌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上述民商事判决，湖北神某公司、香港神某公司对上述申请无异议。 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民商事判决属于《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新安排）施行后香港法院作出的生效民商事判决，该判决不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新安排关于内地法院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所作民商事判决的各项条件，遂裁定认可和执行上述民商事判决。 典型意义 广东法院首次适用新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民商事判决，实现民商事判决的异地“流通”，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既得利益。 09 张某与广州果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与国际组织协同化解跨境版权纠纷 基本案情 裁判结果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合作共建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探索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有效路径，激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新活力。 10 富某盛公司诉横琴商事服务局、横琴执委会行政处罚案 ——支持行政机关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基本案情 富某盛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德某广场”发布广告文章及图片，其中含有“德某广场傲距横琴岛芯，占据着城市最稀缺、最有价值的资源”“德某广场位于横琴行政中轴之上，约5分钟直达横琴口岸，约20分钟到达珠海市区，经港珠澳大桥约45分钟到达香港、澳门”的广告用语。群众通过12345热线举报该公司存在虚假广告行为，横琴商事服务局立案调查后作出行政处罚。富某盛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横琴执委会作出维持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富某盛公司仍不服，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处罚决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应予维持。富某盛公司提起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公众号“德某广场”使用了“最稀缺”“最有价值的资源”“约5分钟直达横琴口岸，约20分钟到达珠海市区，经港珠澳大桥约45分钟到达香港、澳门”的用语，分别违反了“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三）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及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房地产广告，房源信息应当真实，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二）以项目达到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的规定，以案涉商品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等影响其投资价值的因素，误导接触该广告的不特定人。横琴商事服务局对上述广告行为进行定性处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规范房产市场竞争秩序，助力大湾区营商环境建设。 编校：何雪娜 采写：全小晴 罗 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不断融合，众多港澳地区企业积极进军中国内地市场，将自家商品引入内地，带给内地消费者丰富多样的选择。然而，不少港澳地区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却面临知识产权难题，诸如自家商标被抢注、商品名称被模仿、企业字号被冒用等“傍名牌”“搭便车”情况接连不断发生。针对港澳地区企业如何在中国内地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维权，本文将借由广东高院公布的《广东法院第三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典型案例》之“珍妮曲奇公司诉深圳珍妮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下简称“珍妮曲奇案”）[1]，结合笔者自身实践，就港澳地区商品在内地知识产权维权事宜提出粗浅观点，以供参考。 一、基本案情 珍妮曲奇小熊饼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妮曲奇公司”）为香港地区企业，自2005年以来其生产的“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凭借独特的口味和精美的包装，在香港地区享有较高知名度。在2015年珍妮曲奇公司于中国内地设厂销售前，“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已经通过海淘代购的方式销往内地，并在内地电商平台小红书2014年举办的“全球TOP10零食”网络评选中位居第三位。深圳市珍妮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珍妮公司”）通过实体店和网店大量销售曲奇饼干商品，并以“全球TOP10零食——第三位”作为宣传用语。珍妮曲奇公司认为以上行为极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严重损害了珍妮曲奇公司的合法权益，遂在广东深圳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深圳珍妮公司停止相关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珍妮曲奇公司损失人民币1000万元及相关合理维权支出。 深圳珍妮公司则认为其所生产的珍妮曲奇产品已经过商标权人授权，可以在中国内地销售、推广。同时，深圳珍妮公司还主张在其生产经营珍妮曲奇产品时，珍妮曲奇公司并没有在中国内地合法经营，且珍妮曲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属于规定的知名商品。 二、法院裁判 在“珍妮曲奇案”中，最关键的争议焦点在于珍妮曲奇公司生产的“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前是否已在中国内地知名。需要知悉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域性特点，这意味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当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得相同保护，深圳中院一审基于此认为：尽管珍妮曲奇公司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香港地区的知名度，但是未能证明其产品在内地为相关公众所知悉，认定珍妮曲奇公司关于“珍妮曲奇小熊饼干”为知名商品的举证不足，故判决一审驳回珍妮曲奇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二审程序中，广东高院综合全案证据认为：珍妮曲奇公司“珍妮曲奇小熊饼干”的知名度已不限于香港地区，已经由海淘代购、旅游交往、手信馈赠、互联网口碑分享及宣传等多种途径为内地广大消费者所知悉。深圳珍妮公司作为同业经营者，经营地址与珍妮曲奇公司所处的香港地区毗邻，在信息交流如此便捷的情况下，不可能不知悉“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香港地区与广东地区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深圳珍妮公司不仅不尽合理避让义务，还擅自使用与“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基本相同的特有包装装潢，在网店中直接使用“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小红书评选中所获美誉，故意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其不正当利用和攫取珍妮曲奇公司知名度的主观恶意明显。最终，广东高院撤销一审判决，二审判令深圳珍妮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向珍妮曲奇公司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及合理维权费用。 三、实务建议 通过“珍妮曲奇案”，我们可以看出港澳地区企业在中国内地进行知识产权维权诉讼中，尤其需要注意自身产品在内地知名度上，而从维权诉讼策略考虑，笔者结合“珍妮曲奇案”尝试归纳出如下几点策略： 1. 往“前”找——挖掘早期市场痕迹 若港澳地区企业在相关侵权行为发生前已通过多种途径使自家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积累了一定知名度，将对诉讼维权极为有利。港澳地区企业应积极收集自家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各类证据，如在“珍妮曲奇案”中，珍妮曲奇公司即便未在中国内地开设实体店，也能通过代购记录、互联网宣传报道、内地消费者网络评价等证据，证明“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中国内地的知名度。所以，港澳地区企业应注重留存自家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交易记录、消费者评价、网络宣传等资料，这些材料形成时间越早于侵权行为，越能有力证明商品在内地的知名度，为维权提供坚实基础。 2. 往“大”找——借助知名平台力量 知名纸媒、网络媒体和内容创作者（如博主、主播、达人等）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和传播度，其对港澳地区企业及其商品的相关报道或推荐，能够有力提升自家商品知名度的证明效力。在“珍妮曲奇案”中，珍妮曲奇公司借助小红书这一中国内地知名社交媒体将“珍妮曲奇小熊饼干”评为 “全球TOP10零食大赏TOP3” 的奖誉及用户正面评价，有力地证明了该商品在内地的美誉度和受欢迎程度。此外，“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香港地区的杂志报道和中国内地网站的相关介绍，都从不同渠道展示了该商品的知名度。港澳地区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应积极争取在知名电商平台、行业权威网站上进行产品展示、评测，与有一定影响力的内容创作者合作推广商品，及时保存这些平台、网站和内容创作者对商品的宣传推广内容，包括图片、文章、视频等，以便在维权时作为有力证据，增强自身商品知名度的说服力。 3. 往“近”找——巧用地域管辖优势 在“珍妮曲奇案”中，广东高院肯定了深圳中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域性”的观点，但也认为涉案侵权行为发生在毗邻香港地区的深圳，两地交流更为密切，珍妮曲奇公司“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香港地区知名的情况对该案所涉消费群体的辐射影响将更为显著，最终认定珍妮曲奇公司生产的“珍妮曲奇小熊饼干”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广东地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因此，港澳地区企业在中国内地面对自家商品被他人假冒、仿冒、“搭便车”等侵权情况，应迅速对侵权行为进行全面分析，结合自身掌握的商品知名度证据特点，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管辖法院，如果港澳地区企业在中国内地某个地区有较多的市场活动和知名度证据积累，而该地区恰好符合管辖条件，那么选择在此地诉讼，将更有利于展示证据，争取到有利判决。 四、结语 “珍妮曲奇案”为港澳地区企业在中国内地知识产权维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港澳地区企业在维权行动中应积极收集和运用各类证据，证明自家商品在内地的知名度，尤其当下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兴渠道已成为商品推广的重要方式，港澳地区企业可以积极参与其中，并保存相关的推广记录。例如，港澳地区企业可以在抖音、快手等中国内地热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产品推广视频、直播带货的销售数据和观众互动记录等，都可以作为证明商品在内地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有利证据。此外，诸如微博、小红书等中国内地知名社交媒体上的话题热度、用户自发的分享和讨论等数据，也能反映商品在内地消费者群体中的受关注程度。 参考案例： [1]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