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效力边界研究——基于对内约束与对外公示的二元区分
公司章程之效力边界,系公司治理实务中争议频发之基础性问题。章程究竟为纯粹内部自治规范,抑或兼具对外拘束效力之公示文件?此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涉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责任认定及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结合五个司法判例,系统梳理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照。 1 结论性概述 公司章程之效力,依其作用对象,可作二元区分: 对内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绝对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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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之效力边界,系公司治理实务中争议频发之基础性问题。章程究竟为纯粹内部自治规范,抑或兼具对外拘束效力之公示文件?此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涉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责任认定及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结合五个司法判例,系统梳理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照。 1 结论性概述 公司章程之效力,依其作用对象,可作二元区分: 对内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绝对约束力
编者按 各位读者大家好,智仁“微矩阵榜”每周挑选一篇精品文章推送给广大读者:本周推送:【浙江智仁(建德)律师事务所】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那点事——第七期:国资参股企业退出之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指国有企业将其持有的参股企业股权通过特定程序让渡给其他主体,从而实现资本退出的行为。根据(国资发改革规〔2023〕41号)第二十四条规定,除战略性持有或培育期的参股股权外,国有企业应当退出
引言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直接决定了担保合同的效力。善意的核心标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而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是认定的关键。自(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于2021年施行以来,“合理审查”标准已经逐渐吸收与修正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确立的“形式审查”标准,审查强度明显提高。本文从规范依据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类型
引言 据统计,202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高达1,457亿美元。在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部分国家存在恶意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完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监管、加强对境内投资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顺应形势需要,2026年5月5日,(以下简称“《新规》”或“《对外投资新规》”)正式发布。《对外投资
在全球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涉外合同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外国企业“引进来”的关键法律工具。与纯粹的国内合同相比,涉外合同因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管辖竞争以及跨境执行等问题,其复杂性与风险性显著增高。一份起草严谨、权责清晰的涉外合同,是预防纠纷、保障交易安全的基石。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审核涉外合同时,必须秉持审慎、专业的态度,对核心条款进行系统性、针对性的审查与修改。本指引旨在梳理涉
履职依据 国有企业向合资公司委派人员行使股东权利,其法律逻辑链条始于出资行为,成于法律授权,并受多重规范约束。清晰认识这一基础,是合规履职的前提。 一、股东权利与公司自治 根据(以下简称“”)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国有企业通过投资成为合资公司股东,其委派董事、监事、高管的行为,是行使“选择管理者”与“参与重大决策”权利的具体化、人格化体现。此乃履职权力的
随着(以下简称“《新规》”)的颁布并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ODI)监管环境迎来了新一轮的明确与强化。既是国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投资安全的必要举措,也为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带来了新的合规课题与操作挑战。本文对《新规》中关于ODI核准备案的关键条款进行解析,并为企业的合规实践提供建议。 一、 《新规》下的ODI备案要求趋严 《新规》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
(国务院令第837号,下称“新规”)已经2026年4月17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2026年5月5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第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监管从“部门规章分散管理”迈入“行政法规统一规制”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新规并非简单地收紧政策,而是拉高了合规门槛,理解以下五大核心变化,是在新规框架下持续开展境外投资的前提。 一、个
前言 近日,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涉外行政处罚复议案引发关注(点击链接查看案件详情)。一名外籍人士持团聚签证合法居住于中国境内,某日在北京市某奶茶店内与朋友聚会交流期间,出于善意临时协助现场人员制作奶茶。办案机关一度依据认定其构成非法就业,作出罚款并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代理律师团队介入后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原处罚机关经内部执法审查,在十日内主动撤销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该事件引出涉外执法领
摘要:2026年公布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治理从以部门规章和备案管理为主的阶段,进一步转向行政法规层面的体系化、全过程和风险导向治理。对中国企业而言,出海合规的重点已不只是境外公司设立与资金出境,而是境外投资目的、控制权安排、融资担保、技术与数据跨境、利润回流、境外再投资以及资本退出之间的整体法律结构。以越南项目为观察对象,在越南资本市场升级和东南亚产业链重组背景下,境外经营主体可能从传统生产基地转

公司章程之效力边界,系公司治理实务中争议频发之基础性问题。章程究竟为纯粹内部自治规范,抑或兼具对外拘束效力之公示文件?此一问题的厘清,直接关涉公司对外交易安全、股东责任认定及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结合五个司法判例,系统梳理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照。 1 结论性概述 公司章程之效力,依其作用对象,可作二元区分: 对内效力: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绝对约束力——此为不可动摇之铁律。 对外效力:原则上不及于善意第三人;但经登记机关登记之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可对抗善意相对人。 简言之章程系公司内部之“家规”,第三人无当然遵守之义务;然若将特定事项登载于工商登记簿,则第三人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责。 2 章程对外效力之原则性排除 (一)规范依据 (2023年修订,以下称)第五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该条文以穷尽列举方式,明定章程约束对象为公司内部主体,未将“第三人”纳入其中。此乃民法契约相对性原则在公司法领域之体现:章程系股东之间之契约,契约效力不及于未签署之第三人。 (二)判例印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案(“中建材案”)裁判要旨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规则,不具有对世效力;将章程对外公开并不当然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不能强加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 据此,公司能否以章程设有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未经决议之担保行为无效,须区分不同情形加以判断,不可一概而论。北京高院“中建材案”所确立之“第三人对章程内容不负审查义务”规则,有其特定适用背景——该案系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纠纷,非上市公司并无公开决议公示渠道,相对人客观上难以便捷查询章程及决议信息,故不宜强加审查义务。 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8条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已就上述规则作出精细化区分: 关联担保情形下(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相对人须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至少应核查决议是否经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之其他股东过半数通过。相对人未进行此等审查者,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非关联担保情形下(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外之人提供担保),相对人对章程及决议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仅在明知或应知决议系伪造、变造等重大瑕疵时,方不构成善意。在非上市公司场景下,相对人通常可主张合理信赖法定代表人权限,公司不得以章程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 须特别留意者,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适用更为严格之规则。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结合第8条第2款),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不仅须经内部决议,且该决议须依法公开披露。相对人若未尽审查义务,未核实上市公司是否已就此发布公告,则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此乃因上市公司具有公开信息披露义务,其章程及决议公示渠道与封闭公司迥异,故不得援引“中建材案”之非上市公司规则主张免责。 综上,“中建材案”所持“第三人对章程不负审查义务”之原则,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已被修正为分层递进之审查义务体系:非上市公司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合理审查义务(形式审查),非上市公司关联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形式审查义务,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负担公告审查义务。 3 章程对外效力之例外:登记事项的公示效力 (一)规范依据 规定:“公司登记事项未经登记或者未经变更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该条之反面解释即为:凡经登记之事项,具有对抗善意相对人之效力。所谓“对抗善意相对人”,指登记事项一经公示,第三人即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受拘束。常见之登记事项包括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姓名或名称等。 (二)判例印证 最高人民法院案裁判要旨指出:“章程确定并经登记机关登记的股权归属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可以据此申请强制执行相关股权。” 据此,债权人信赖工商登记信息,申请执行登记于被执行人名下之股权,被执行人不得以代持协议或内部约定为由提出抗辩。登记公示之权利归属,优于真实权利状态。 4 章程对内效力之绝对性 章程对内效力具有绝对性与不可抗辩性。凡具备股东身份者,即应受章程约束,不得以其未签署章程、未查阅章程或不知晓章程内容为由主张免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陈某主张章程上之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故章程对其不生效力。法院认为,陈某作为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且其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应当知悉章程内容,故章程对其具有约束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朱某主张其依据合作协议以专利出资,章程记载为货币出资系错误记载。法院认为,章程规定股东应以货币出资,朱某即应按章程履行出资义务。 以上两案共同揭示之裁判规则为:股东身份之取得,即意味着对章程之概括同意与接受。股东不得以“未签字”或“不知情”为对抗章程效力之正当理由。 5 章程效力瑕疵之处理:回归真实合意 若章程之制定或备案存在根本性瑕疵,如未经股东真实同意或系行政机关自动生成,则应回归股东真实合意。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某公司于2021年制定章程,将股东会决议通过比例由“全体股东通过”修改为“三分之二通过”。后经查明,该章程系市场监督管理局系统自动生成,股东从未就此达成合意。行政判决撤销该章程之备案。针对此前依据该章程所作股东会决议之效力,二审法院认定:章程备案被撤销后,效力状态回复至原始章程,原始章程规定“全体股东通过”,现仅有70%股东同意,决议不成立。 本案之裁判逻辑清晰:章程之效力根植于股东真实合意,缺乏真实合意之章程,对内对外均不产生拘束力。 6 违法章程条款之效力:绝对无效 章程条款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例如完全禁止股权转让或排除股权继承,该条款对内对外均属无效。 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须注意,该条所称“另有规定”系指章程可对股权转让设定合理限制,而非完全禁止。完全禁止转让或排除继承,实质上剥夺了股东之基本财产权,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案: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离职须退股、股权不得继承、转让价格按净资产价值计算。法院认为,上述条款过度限制股东财产权,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7 对外担保中章程程序瑕疵之法律效果 对外担保未按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决议程序时,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系实务中争议最为集中之问题。 (一)规范依据 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依据该条,越权代表行为之效力,以相对人善意——即不知且不应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为前提。若相对人非属善意,则代表行为对公司不生效力。就担保场景而论,“应当知道”之认定具有特殊规范意涵: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须依前文所述之审查义务体系分层判断。关联担保中,相对人未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者,即构成“应当知道”越权;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仅在明知或应知决议存在重大瑕疵时,方构成“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公司公章之加盖,并不当然等同于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之审查义务履行情况,方为判断善意与否之关键。 (二)判例印证 北京高院“中建材案”进一步明确:第一,(2005年版)非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章程系内部文件,不得强加第三人全面审查义务;第三,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其行为效力及于公司,除非相对人明知其越权。惟须注意者,上述裁判规则之适用,须结合前文所述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区分框架,依相对人审查义务之不同层次,综合认定越权代表行为之效力,不可一概以“签字盖章即公司担责”论之。 8 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对外效力:加速到期制度 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在常态下具有内部约束力;然于特定情形下,债权人可突破章程约定,主张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 (一)规范依据 (2023年修订)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此为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之一般性规则,其适用不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为前提,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者,即已触发加速到期条件。 此外,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此为破产程序中之加速到期规则,适用前提为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 二者适用条件不同,效力层级亦有差异:为一般性规则,适用于公司尚在存续经营中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之情形;为特别规则,适用于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之情形。前者构成后者之前置补充,后者则为前者之终极保障。 (二)判例印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案:潘某系某公司股东,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为2048年。公司因资不抵债被申请强制执行,但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请求潘某提前履行出资义务。潘某抗辩称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法院依据之规定,认定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而未申请破产,股东出资义务应当加速到期,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不得对抗债权人。 该案适用之裁判规则为:章程对出资期限之约定,在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时,不对债权人发生对抗效力。而依据新,即便公司尚未达到破产原因,仅需满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之条件,债权人亦可主张加速到期。相较而言,新法拓宽了加速到期之适用门槛,章程约定之出资期限对外效力进一步受到压缩。 (三)规则整合 综合上述规范与判例,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对外效力,可归纳为以下层次: 一般加速到期:依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不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为必要。 破产加速到期:依据,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得要求股东缴纳全部认缴出资,不受章程出资期限之限制。 章程对出资期限之约定,在前述两种情形下,均不得对抗债权人。董事会应依据新之规定,在出资期限届满或加速到期条件触发时及时履行催缴义务,否则董事可能因此承担相应责任。 9 实务建议 (一)对股东之建议 股东不得以“未签署章程”或“不知晓章程内容”为由主张免除章程拘束力——工商登记即视为公示同意。 发现章程被他人擅自修改或备案虚假章程,应立即通过诉讼或行政程序请求撤销,避免既成事实难以逆转。 出资期限不可依赖为免责护身符,公司一旦具备破产原因,债权人即有权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 (二)对债权人及交易相对人之建议 交易相对人对交易对手公司对外担保之内部决议程序,是否负担审查义务,不可一概而论,须依前文所述之区分框架分层判断。关联担保中,相对人须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须核实相关决议是否已依法公开披露。未履行此等审查义务者,不构成善意,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非上市公司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则通常可主张合理信赖法定代表人权限,公司不得以章程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惟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决议存在重大瑕疵者除外。易言之,相对人是否因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而受保护,以相对人是否已履行与之相应之审查义务为判断基准,其“不知情”须以“不应知”为前提,非谓一切越权行为当然对公司发生效力。 经由工商登记之事项如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信息,具有推定知情之效力,交易相对人可合理信赖。 债务人公司资不抵债时,债权人可直接诉请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不受章程约定出资期限之限制。 (三)对公司之建议 章程不得设置违法条款,如禁止股权转让或排除继承;此类条款违反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 重要事项须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登记之事项方可产生对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东间之私下协议仅在内部有效。 法定代表人之授权应予规范,其对外签订之合同,公司应承担法律后果;章程对法定代表人职权之内部限制,不对善意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 10 结论 公司章程之效力规则,可归纳为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上不具有对外效力。章程系内部自治规范,依据及,对善意第三人不生拘束力。 第二,经登记之事项具有对外效力。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具有公示公信效力,第三人不得以不知晓为由主张免责。 第三,违法条款绝对无效。章程不得剥夺股东基本财产权利,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条款,对内对外均属无效。 第四,股东身份即意味着概括接受章程约束。股东不得以未签字、不知情等事由对抗章程效力——此为确立之铁律。 一言以蔽之:章程如家规,贴于大门(登记)则外人须认,未贴则外人可不观;然既入此家(取得股东身份),即须守此规。
编者按 各位读者大家好,智仁“微矩阵榜”每周挑选一篇精品文章推送给广大读者:本周推送:【浙江智仁(建德)律师事务所】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那点事——第七期:国资参股企业退出之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 国有股权转让,指国有企业将其持有的参股企业股权通过特定程序让渡给其他主体,从而实现资本退出的行为。根据(国资发改革规〔2023〕41号)第二十四条规定,除战略性持有或培育期的参股股权外,国有企业应当退出5年以上未分红、长期亏损、非持续经营的低效无效参股股权,以及退出与国有企业职责定位严重不符且不具备竞争优势、风险较大、经营情况难以掌握的参股投资。股权转让因其相对成熟的制度框架和操作流程,成为实践中最为常见的退出方式。 法律依据 国有股权转让须严格遵循国有资产监管的特别规制,其核心法律依据包括: 1、(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该办法是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基础性规章。其第十三条规定,“产权转让原则上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进行”。这意味着,除符合法定条件的非公开协议转让情形外,国有股权转让必须进入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以信息披露和公开竞价方式确保交易公允。 2、:为股权转让提供了一般性法律框架。例如,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需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及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在国有股权转让中同样适用,且需与国资特殊程序相衔接。 3、:明确产权转让事项需进行资产评估,转让价格应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这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环节。 4、:明确了国有企业应退出低效无效参股股权的政策导向,并指出可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清理退出。 案例分析 北京三中院判决 本案是国有企业因股权回购条款被法院认定无效而导致其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的典型反面案例,清晰地揭示了在国有资产转让中,违反法定程序的回购安排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基本案情 原告贵州西南交通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实业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股东为独山县财政局)。2016年,西南实业公司与圣佑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圣佑公司负责收购一家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协议中包含了股权回购条款,约定由圣佑公司未来收购西南实业公司在合作公司(西南交投公司)中持有的60%股权。 后因圣佑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回购义务,西南实业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圣佑公司受让其持有的西南交投公司60%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西南实业公司与圣佑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回购)的约定是否有效? 三、 法院裁判理由与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股权回购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并据此驳回了西南实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其裁判逻辑如下: 1.案涉股权性质属于国有资产 西南实业公司的全部出资均来源于国有出资,因此其转让所持西南交投公司的股权,依法属于国有资产转让行为。 2.国有资产转让必须履行法定程序 根据的相关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 (1)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规定,转让重大财产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2)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 3.案涉回购条款因规避法定程序而无效 法院查明,西南实业公司在拟通过回购方式转让股权时,未依法进行资产评估,也未通过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交易。该行为直接违反了前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四、法律后果 根据(现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双方合同中关于股权转让(回购)的约定应属无效。既然基础合同条款无效,西南实业公司依据该无效条款要求圣佑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并支付价款的诉讼请求,便失去了合同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 律师建议 国有股权转让作为国有企业退出参股企业的核心路径,其成功实施有赖于对国资监管法规的深刻理解、对市场规则的充分尊重以及对交易流程的精准把握。在“管资本”为主的新监管导向下,通过规范、透明的股权转让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与有序进退,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必然选择。建议国有企业在实施退出前,务必进行全面的法律尽职调查与合规论证,制定周详的实施方案,必要时寻求专业法律支持,以确保退出行为经得起法律与市场的检验。 一、前置规划与协议设计 在投资参股之初,即应在投资协议或公司章程中设置清晰的退出条款,明确退出触发情形、定价机制(如与评估值挂钩)、以及受让方(包括其他股东或第三方)配合进场交易的义务与违约责任。避免出现可能被认定为“明股实债”的固定收益条款。 二、全程注重程序正义 1、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国资监管规定,履行转让方内部决策程序。 2、审计评估: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审计与资产评估,并完成核准或备案手续。 3、进场交易:原则上必须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披露信息、征集受让方。确需申请非公开协议转让的,须符合规定的严格条件。 4、优先购买权处理:依法履行通知其他股东的义务,妥善处理优先购买权行权事宜。 三、选择专业服务机构:聘请在国有资产交易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产权交易机构,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合规辅导、方案设计及文件制作服务,有效防控法律风险,保障交易效率。 四、强化投后管理与主动作为:对于已投资的参股企业,应加强投后管理,及时掌握其经营与财务状况。一旦出现规定的低效无效情形,应主动启动退出研究论证,避免因拖延导致资产进一步贬损或退出难度加大。
引言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直接决定了担保合同的效力。善意的核心标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而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则是认定的关键。自(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于2021年施行以来,“合理审查”标准已经逐渐吸收与修正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确立的“形式审查”标准,审查强度明显提高。本文从规范依据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类型化处理,梳理善意认定的核心规则、主要分歧及实务应对策略,供一线实务工作者参考。 一、规范依据的体系梳理 讨论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的善意认定,须先厘清背后完整的规范链条。这一链条涉及《民法典》以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三个层次,各规范之间相互衔接、层层递进。 (一)——担保的议决程序 2023年末修订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该条是讨论公司担保问题的规范起点,确立了“无决议,不担保”的基本规则,并将担保区分为两类: 第一,非关联担保,即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他人提供担保,决议机关由公司章程自行选择——董事会或股东会均可,取决于章程安排。 第二,关联担保,即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董事会无权决定。这一区分对后续善意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越权 代表与表见代表 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504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因此,法定代表人在未经公司决议的情况下对外提供担保,本质上是越权代表行为。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越权事实,即为“善意”与否的判断标准。若相对人构成善意,则代表行为有效,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反之,则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简称《九民纪要》)第18条——形式审查标准 2019年发布的《九民纪要》第18条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该条明确将担保区分为关联担保与非关联。分别规定了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在非关联担保情形下,相对人只需证明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即可,无需主动查阅公司章程来确定决议机关。在关联担保情形下,相对人须审查股东会决议,并确认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经出席会议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九民纪要》确立的是“形式审查”标准,即相对人只需对决议文件做表面审查即可,审查强度较低。这一标准在实务中逐渐暴露出问题:部分相对人仅要求担保人提供一纸决议,对决议内容是否合规不加核对,导致公司利益受损,裁判尺度也不统一。 (四)《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合理 审查标准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将审查标准从“形式审查”提升为“合理审查”。该条第1款但书规定:“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 与《九民纪要》相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的实质性变化在于:(1)用语从“形式审查”升级为“合理审查”,意味着审查强度提升;(2)举证规则明确化,相对人先承担已审查的举证责任,公司若欲推翻,须证明相对人明知或应知决议系伪造、变造;(3)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的区分继续沿袭,但在合理审查的统一框架下重新解释。 二、审查标准的演变:从形式审查到合理审查 从《九民纪要》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审查标准的演进反映了立法与司法政策在“担保交易效率”与“公司治理安全”之间的权衡变迁。 在形式审查标准下,相对人仅需审查决议的存在——即是否有决议文件——而不必深究决议的内容是否合规、决议机关是否适格。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简便高效,有利于担保交易的快速达成;但弊端亦很明显:部分相对人仅索要一纸决议即作罢,甚至对决议中的明显瑕疵视而不见,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实践中出现了“只要有决议,就认定善意”的机械倾向,使对公司的保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 合理审查标准的引入,正是对这种倾向的矫正。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时明确:合理审查不是实质审查——相对人无需对印章真伪做鉴定,也无需核实会议是否实际召开;但相对人也不能走过场,至少应尽到一个普通审慎之人应有的注意义务。换言之,合理审查标准要求的是“注意程度恰到好处”:既不过度(以免加重交易成本),也不放松(以免纵容懈怠)。 三、核心规则体系: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的区分 善意认定的核心区分维度在于担保类型。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两套标准的审查义务强度完全不同。 非关联担保场景的善意认定 依据《九民纪要》第18条,无论章程是否规定决议机关、或规定为董事会还是股东会,只要债权人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内容符合章程规定),就应当认定善意。债权人无须主动查阅公司章程来确定决议机关——法律不要求强制查阅章程内容。 但也有两个例外场景: 债权人在交易前已经通过特定渠道知道了章程内容 → 负有知道义务 章程的某项内容系为落实法律的强行性规定 → 因法律规定被赋予了对抗效力 关联担保场景的善意认定 相对人须审查股东会决议,且须确认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要求——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后,经出席会议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符合章程规定。 四、合理审查的范围与边界 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相对人承担的是合理审查义务——不是公证式的深度核查。其范围可通过“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两个维度来界定。 合理审查的内容(正面清单): 审查决议的存在(形式上有决议文件) 审查决议的表决情况(票数、签字人员) 审查章程确定的决议机关与实际决议机关一致 不要求的内容(不属于合理审查范围): 公司以决议系伪造或变造为由抗辩 → 须由公司举证相对人对此明知,公司仅证明伪造本身不足以否定善意 决议程序有小瑕疵(如通知程序有误)→ 不影响善意认定 担保金额超过章程限额 → 公司须证明相对人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 但在决议存在明显瑕疵时,相对人应当警觉。根据检索相关案例显示,签名格式完全雷同、签名不一致、印章与工商登记的肉眼可辨不一致、决议时间与签署场景明显矛盾等,属于相对人应发现的“红灯信号”。如相对人忽略此类明显瑕疵,则可能被认定未尽合理审查义务。 实务中,仅凭经办人事后的口头证言或情况说明,证明力极弱。相对人未能提供签约时审查决议的书面证据,仅凭员工事后证言不足以证明已尽合理审查义务。建议的操作方式是:签约时留存决议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清晰复印件,同时制作简要的审查记录,记载决议机关、时间、表决比例、核对结论等核心要素,由经办人签名并注明日期。该审查记录在未来诉讼中是最为直接的举证武器。 五、无须决议的例外情形(善意认定的反向场景)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规定了以下情形,即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决议,担保合同也有效: (1)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2)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限定为全资子公司,非一般控制); (3)担保合同由单独或共同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此外,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上述第(2)项和第(3)项例外规定。(来源: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保制度解释亮点解析(上)》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与《九民纪要》第19条相比,《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作出了两项重要调整:一是删除了“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商业合作关系”这一实务中常见的例外情形,二是将“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表述为“全资子公司”。这意味着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施行后,母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也不再自动豁免决议要求,除非满足全资子公司的严格条件。对于前述例外情形,建议仍留存相关证明文件(如子公司关系证明、股东签字文件等),以备争议时举证之需。 六、上市公司担保的特殊规则 上市公司担保适用独立的特殊规则。《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规定:“相对人未依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生效且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规则同样适用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来源: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保制度解释亮点解析(上)》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适用该规则。在多个典型案例中,相对人仅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内部决议文件主张担保权利,但未能提供已查阅上市公司担保公告的证据,最终均被驳回。建议:“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时,必须逐笔查询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担保公告,并将公告内容与担保合同条款逐一核对。公告与合同不一致的,以公告为准。” 七、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善意认定的核心程序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偏向保护善意相对人:相对人先举证进行了审查,公司若想推翻,须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越权。 八、常见风险场景与防范建议 场景一 担保人声称“决议在走流程,先签约后补”。实务中常见,但风险极高。一旦发生争议,相对人很难证明“签约时已审查决议”,极可能被认定非善意。建议坚持“先审决议、后签约”,不予以通融。 场景二 担保人主动提供章程,但声称“这是最新版本”。章程存在被篡改或已修订的可能。建议要求担保人一并提供加盖工商登记查询章的最新章程复印件。 场景三 决议由非关联股东签署,但被担保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幕后参与了决策。从严格审查角度讲,只要形式上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相对人善意认定通常不受影响。但若相对人有证据证明明知实际控制人在背后操纵,则可能被认定非善意。此为灰色地带,建议在审查时关注决议的实质背景。 场景四(关联担保场景) 被担保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以“弃权”方式处理,回避了“同意”或“反对”,但未明确回避表决。实践中对此存在争议。保守做法是要求被担保股东明确回避参与表决,并在决议中明确记载回避事实,确保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九、结语 公司对外担保中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已从宽松的形式审查走向严格的合理审查,体现了立法与司法在“交易效率”与“公司自治”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努力。从规范层面看,需把握—《民法典》第61条/第504条—《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这一完整的规范链条;从实务操作看,核心要求可归纳为“四步法”:一是区分担保类型(关联/非关联/上市公司),锁定对应的决议要求;二是索要公司章程,核对决议机关是否适格;三是留存书面材料(决议原件或复印件),制作审查记录;四是上市公司担保,必须逐笔查阅公告。唯有如此,才能在纠纷发生时有效证明善意,避免担保落空的风险。 一、法规依据 、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18条 二、知识来源 李建伟《公司法600问》、《公司法评注》 三、网络来源 君合律师事务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亮点解析(上)》 链接:https://www.junhe.com/law-reviews/1369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司对外担保时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的认定》案例PDF【山东法院民法典适用典型案例46】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79123
引言 据统计,202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高达1,457亿美元。在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部分国家存在恶意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完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监管、加强对境内投资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顺应形势需要,2026年5月5日,(以下简称“《新规》”或“《对外投资新规》”)正式发布。《对外投资新规》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第一部总领对外投资领域的综合性行政法规。 笔者基于对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法律服务的实务经验,就《对外投资新规》的相关要点进行解读,并对中国境内投资者提出相关合规建议。 目录: 一、中国现行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新规》涵盖各类境内投资主体和各类对外投资类型 三、《新规》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纳入监管范围 四、《新规》明确了不得以对外投资方式违反出口管制规定 五、《新规》健全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六、《新规》完善了对外投资违规处罚制度 七、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合规建议 八、结语 一、中国现行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外投资新规》发布前,中国现行对外投资监管主要规定如下: 规定名称 发布机关 发布时间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年7月13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年7月4日 商务部 2014年9月6日 国务院国资委 2017年1月7日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等部门 2017年12月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年12月26日 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七部委 2018年1月18日 长期以来,主要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发布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监管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实务中,该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存在法律层级较低和各部门核准备案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对外投资新规》作为行政法规,进一步落实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与资金汇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跨境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人员出境入境管理以及经营者集中审查、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监管、税收征收管理、国有资产监管等监管制度无缝衔接、协同适用[1]。 同时,《对外投资新规》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委根据《对外投资新规》相应修改对外投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供了行政法规依据,避免了部门之间核准备案标准不统一和职责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对外投资新规》发布实施后,中国对外投资监管已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对外投资新规》第十条规定了对外投资分类分级的监管原则,第十一条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鼓励、限制、禁止对外投资的领域。同时,《对外投资新规》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因此,《对外投资新规》并未根本改变现有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规则,而是将其从部门规章层面上升至行政法规层面。 二、《新规》涵盖各类境内投资主体和各类对外投资类型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中国境内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相较于,《对外投资新规》新增“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两类投资主体,符合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实现对各类境内投资主体的监管和保护。 另外,就对外投资的类型,《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二款[2]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3]进行了明确规定,除了常见的投资类型,还将“以自有资金、募集资金及其他受托资金在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和“投资者以对外投资获得的资产、权益等在中国境外再投资”等对外投资类型纳入对外投资监管,根据《对外投资新规》与国家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实务中,中国境内投资者存在违规进行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的情形。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6年5月22日发布的信息,为了保护中国境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相关主体未经核准,未取得证券经纪和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上述三家境内外相关主体还涉及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决定没收上述三家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对外投资新规》将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纳入对外投资监管,以防范中国境内投资者违规进行境外金融市场投资和保护中国境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新规》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纳入监管范围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了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居民个人。《对外投资新规》发布前,对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进行了规定,境内居民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实务中,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申请外汇登记,一般不会获得批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需根据(以下简称“37号文”)的相关规定办理外汇登记,具体详见笔者《境内自然人合规境外投资需关注重要事项》文章。 实务中,部分境内高净值居民个人因资产配置、家族传承或跨境投资需求,实质性地进行了对外投资,但并没有办理对外投资相关外汇登记手续,存在严重的违规风险。如境内居民个人林某因对外投资未办理外汇登记,被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处以人民币185.9万元罚款。 《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授权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制定中国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该等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何时发布实施,存在不确定性。笔者建议,该等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除了要明确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核准备案和外汇登记路径外,同时也应明确境内居民个人已经进行的违规对外投资的合法补救措施。 四、《新规》明确了不得以对外投资方式违反出口管制规定 《对外投资新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对外投资新规》的上述规定将实务中常见的用于规避出口管制的形式予以细化列示,与规定的管制物项范围相一致,从而可以有效地防止相关主体以对外投资名义规避出口管制的风险。 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如以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出资,或与境外关联公司以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进行交易,均需要考虑是否违反中国相关出口管制规定。如某上市公司通过改变税则号列的方式规避商务部审查,违法将管制产品向其海外全资子公司出口,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均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参照《关于公布对稀土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对外投资新规》规定的出口、使用或转移方式应包括在境内或者境外提供给境外关联公司,包括贸易性出口以及通过知识产权许可、交流、赠送、展览、展示、检测、测试、援助、传授、联合研发、受雇或雇佣、咨询等任何方式进行的出口、使用或转移方式。 五、《新规》健全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对外投资新规》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碍,并应当遵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决定。 《对外投资新规》上述规定确定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与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所需履行的核准备案相互独立,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等主管部门基于是否影响国家安全的实质判断确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另外,境外投资安全审查范围不仅包括境内投资者进行境外投资之时,同时也包括境内投资者转让或处分境外关联公司股权、境外投资相关资产和权益等情形。 如就美国科技巨头Meta收购人工智能平台Manus,商务部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互利共赢的跨国经营与国际技术合作,企业从事对外投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跨境并购等活动,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程序;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此项收购与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对外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开展评估调查。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于2026年4月27日作出安全审查决定,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Manus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六、《新规》完善了对外投资违规处罚制度 《对外投资新规》在规定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对外投资的违规行为及其相应的处罚标准,主要如下: 具体条款 违规行为 具体处罚标准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投资者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 责令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没收违法所得 拒不执行的,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投资者未按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手续,或者以提交虚假材料、隐瞒真实信息等方式申请有关核准备案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其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第二十七条第三款 投资者以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境外投资核准备案 撤销核准备案文件,没收违法所得,处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 已经投资的,责令其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第二十八条 拒不配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有关信息,或者不遵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决定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 危害国家安全的,责令其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可以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 已经投资的,可以责令其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 对违规行为主要以撤销核准或备案和警告为主,对违规行为主要以撤销核准或备案、警告和要求限期改正为主,投资者的违法违规成本较低。 《对外投资新规》则明确了严格责任追究制度,除了责令改正、限期处分股份或资产、没收违法所得、按投资额一定比例罚款和限制违规投资者一定期限内不能对外投资等处罚措施外,还明确了双罚制,即除了对违规投资者进行处罚外,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此外,《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条还规定了兜底性条款,明确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违反规定,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合规建议 《对外投资新规》已不再是单一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核准备案规定,而是融合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外汇管理、反垄断审查、税收征收管理、国有资产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等的系统性制度规定。境内投资者应合规进行对外投资,避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一)对境内企业投资者的合规建议 1. 实务中,部分境内企业投资者存在未办理对外投资核准备案手续而对外投资的情形,也存在将境内技术许可境外关联公司使用等情形,建议境内企业投资者对现有对外投资项目进行合规核查,特别是核查是否存在违反出口管制或安全审查的情形,如存在则应尽快进行合规整改。 2. 境内企业投资者对外投资,就具体对外投资项目,可能涉及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外汇管理、反垄断审查、税收征收管理和国有资产监管等相关监管事项,境内企业投资者应依法办理涉及事项的合规核准或备案手续。 3. 《对外投资新规》对境内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安全审查涵盖境外投资阶段、境外再投资阶段、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阶段,境内企业投资者的合规义务贯穿境外投资始终。境内企业投资者应设立对外投资合规岗位,持续跟踪境外投资进展和变化,确保各类事项符合规定,避免可能产生的巨额罚款以及可能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风险。 (二)对境内居民个人投资者的合规建议 1. 《对外投资新规》明确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制定境内居民个人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但该等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尚未发布,除根据37号文办理返程投资外汇登记外,境内居民个人暂无合规对外投资渠道。因此,计划进行对外投资的境内居民个人,建议待上述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发布实施后进行实质性对外投资,避免相关法律风险。 2. 对于已办理37号文返程投资外汇登记的境内居民个人,应关注现有境外关联企业的合规性,对照《对外投资新规》进行相应规范和调整,避免因违反《对外投资新规》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 《对外投资新规》已明确将境内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纳入监管范围。实务中,部分境内居民个人通过地下钱庄、分拆购汇或违规中介机构等方式将资金违规出境后进行境外金融投资,该等违规境外金融投资情形应予以规范。现阶段,境内居民个人可以通过QDII和港股通等合法途径进行境外金融投资。 八、结语 《对外投资新规》不仅明确了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以及境内资金合规出境等法律问题,还延伸到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等法律问题,境内投资者应严格按照《对外投资新规》的规定,合规进行对外投资,避免产生可能的民事、行政或刑事风险。 注释: [1] 《对外投资新规》第十四条规定,对外投资涉及资金汇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跨境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人员出境入境的管理以及经营者集中审查、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监管、税收征收管理、国有资产监管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对外投资新规》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对外投资即境外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3] 《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投资者以自有资金、募集资金及其他受托资金在中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的管理,依照本规定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对外投资新规》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投资者以对外投资获得的资产、权益等在中国境外再投资的管理,依照本规定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在全球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涉外合同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外国企业“引进来”的关键法律工具。与纯粹的国内合同相比,涉外合同因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管辖竞争以及跨境执行等问题,其复杂性与风险性显著增高。一份起草严谨、权责清晰的涉外合同,是预防纠纷、保障交易安全的基石。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审核涉外合同时,必须秉持审慎、专业的态度,对核心条款进行系统性、针对性的审查与修改。本指引旨在梳理涉外合同审核中的关键要点,并就争议解决条款这一重中之重提供具操作性的设计建议。 一、合同基础要素与当事人资格的审查 审核一份涉外合同,首要任务是确认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否牢固。这包括对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与缔约能力的审查。根据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前提之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审核伊始,即应要求外方当事人提供其注册地法律下有效的商业登记证明、公司章程、授权代表签署合同的董事会决议或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以核实其是否具备签订及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合法资格与权限。对于中方当事人,同样需审查其经营范围是否涵盖合同所涉业务,避免因越权经营导致合同效力瑕疵。此步骤是防范因主体不适格而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二、法律适用条款:确定合同准据法的明示选择 法律适用条款是涉外合同的“灵魂”,它决定了合同解释、履行、违约认定及争议解决所依据的实体法。根据,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若缺乏明示选择,则将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其他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审核与修改建议: 1.坚持明确选择:务必在合同中设立独立的法律适用条款,明确写明“本合同的理解、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某国家]法律”。避免使用“适用卖方所在地法律”或“适用国际惯例”等模糊表述。 2.评估选择结果:在选择具体国家法律时,应进行初步评估。选择中国法有利于我方预判法律风险,但需考虑外方接受度。若选择外国法,则必须咨询熟悉该国法律的律师,了解其关于合同效力、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计算等核心规则与我方的差异。 3.注意强制性规定:提醒当事人,根据等精神,即便选择外国法为准据法,我国法律中对涉及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事项的强制性规定(如外汇管制、进出口管制等)仍可能直接适用,此类风险无法通过法律选择条款完全排除。 三、管辖权与争议解决条款:设计有效的救济路径 这是涉外合同审核中最为复杂和关键的环节,直接关系到未来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寻求救济,以及裁决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本部分需将诉讼管辖与仲裁进行区分审查。 (一)诉讼管辖条款 若当事人约定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则必须明确约定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二百七十六条,对于涉外合同纠纷,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连接点的人民法院均可管辖。同时,该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等三类合同纠纷由我国法院专属管辖。 审核与修改建议: 1.争取有利管辖:应力争约定由我方所在地(如中方当事人住所地、合同主要履行地在中国)的人民法院管辖。例如:“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城市]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2.避免模糊与冲突:严格审查是否存在“非排他性管辖”(non-exclusivejurisdiction)的约定,此类条款意味着多个法院可能均有管辖权,易引发管辖权冲突和“挑选法院”(forumshopping)问题。对于我方而言,应优先争取“排他性管辖”(exclusivejurisdiction)条款。 3.警惕格式合同陷阱:对于外方提供的格式合同,需特别警惕其中可能隐含的、对外方极为有利的管辖条款(如约定在对方所在国某偏远地方法院诉讼),此类条款将极大增加我方的维权成本与难度。 (二)仲裁条款 仲裁因其保密性、一裁终局性及依据《纽约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可执行性,成为涉外商事争议解决的主流方式。一份有效的仲裁条款是启动仲裁程序的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25修订)》第二十七条,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包含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机构。 审核与修改要点: 1.仲裁机构的明确性:这是实践中仲裁条款无效的最常见原因。必须明确指定一个唯一的、存在的仲裁机构。禁止使用模糊表述,如:“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在买方所在国仲裁机构仲裁”或“在北京或香港仲裁”。正确示例为:“任何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2.仲裁地的战略选择:仲裁地(SeatofArbitration)不同于仲裁开庭地点。仲裁地的法律决定着仲裁程序的司法监督(如撤销仲裁裁决)。选择我国内地(如北京、上海)或香港、新加坡等法律体系健全、司法支持仲裁的地区作为仲裁地,通常更为稳妥。 3.仲裁规则的关联:通常约定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自动适用。但需注意,某些国际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他仲裁规则,需确保条款内部无冲突。 4.排除诉讼的明确表示:为彻底排除法院管辖权,应明确写入“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或“双方均不可撤销地放弃就本合同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5.效力独立性:即使主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变更或解除,仲裁条款的效力亦应独立存在,此乃国际商事仲裁通行原则,建议在条款中予以明确。 四、其他核心商业与法律条款的审核 1.合同效力与生效条款:根据,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审核时需注意,若合同涉及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准手续(如外商投资、技术进出口),则必须明确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署并经中国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将办理报批义务明确分配给一方,同时约定未履行该义务的违约责任。 2.价款支付与汇率条款:对于跨境支付,必须明确计价与支付货币、汇率基准日(如付款日前第三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付款路径(电汇TT)、银行费用承担方等,以锁定汇兑成本,避免争议。 3.违约责任条款:违约金条款应具体、可计算。避免使用“承担一切经济损失”等模糊表述。应结合商业谈判情况,设定合理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或上限。同时,审查违约情形是否对等,是否包含了本方关切的根本违约行为(如延迟交货、技术资料不符等)。 4.不可抗力条款:需对不可抗力的定义进行本土化完善,明确列举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洪水、战争以及“依据中国法律认定的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同时,应详细规定通知义务、证明文件(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后果处理(延期履行或解除合同)。 5.合同转让与保密条款: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保密条款应定义“保密信息”范围,设定保密期限(即使合同终止仍应持续),并约定违约赔偿责任。 6.通知与送达条款:明确约定双方有效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联系人、电话及电子邮箱。该地址适用于包括争议解决阶段在内的所有通知送达,并约定任何一方向该地址寄送文件即视为有效送达。此条款对保障诉讼或仲裁程序顺利推进至关重要。 五、文本、签署与形式要求 最后,应确保合同以中英文等两种以上语言书就时,明确约定各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同时须指定一种语言为解释发生冲突时的作准文本。建议约定中文文本为作准文本,以掌握解释主动权。签署页应完整,公司签署需加盖公章并经授权代表签字,个人签署需亲笔签名。所有附件(如技术规格、服务清单)均应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正文中明确援引。 结语 涉外合同审核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律师不仅精通国内法,还需具备国际视野与风险预判能力。核心在于通过严谨的条款设计,在促进交易达成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将法律风险控制在可知、可控、可承受的范围内。其中,一份权责清晰、程序明确、执行有力的争议解决条款,是为客户守住风险底线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保障。实务中,应始终秉持“事前防范重于事后救济”的原则,使合同真正成为护航跨境商业合作的坚实盾牌。
履职依据 国有企业向合资公司委派人员行使股东权利,其法律逻辑链条始于出资行为,成于法律授权,并受多重规范约束。清晰认识这一基础,是合规履职的前提。 一、股东权利与公司自治 根据(以下简称“”)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国有企业通过投资成为合资公司股东,其委派董事、监事、高管的行为,是行使“选择管理者”与“参与重大决策”权利的具体化、人格化体现。此乃履职权力的原始法源。 二、章程与协议的具体创设 授予公司通过章程自治的广泛空间。因此,股东在合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中的约定,构成了对委派人员职权范围、行权程序的具体创设与授权。例如,章程中赋予国有股东对特定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实质是将该股东权能授予其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层面行使。这份“契约授权”是履职最直接、最具体的行动指南。 三、代表人与公司职务的融合 委派人员身份具有双重法律属性。对外,经合资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合法选任后,其是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管,对合资公司负有规定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对内,其与派出国有企业之间构成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需按照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及内部《委派责任书》的约定,向国有企业负责,报告工作,执行指示。平衡好这双重义务,是履职的核心挑战。 四、国资监管的强制性要求 国有企业的此项行为,还需接受、等国资监管法规的约束。例如,委派人员需符合相应的任职资格与回避规定,其履职行为需纳入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监督体系,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可能被追究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这使得其履职相较于普通商事主体委派人员,程序更严、责任更重。 履职要点 一、控股公司 在国有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的合资公司中,履职的核心逻辑从“防范边缘化、争取话语权”转变为“积极、审慎、规范地行使控制权,确保国有资产的主导地位不被滥用,并实现保值增值”。其履职要点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导并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与关键人事任免:作为控股股东,应依法依章程主导股东会、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确保能够按照国资监管要求与公司利益,合法合规地行使多数表决权,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并决定其薪酬。需特别注意,向合资公司委派或推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不仅要符合的任职资格,其选任程序、薪酬标准等也应符合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实现“管人”与“管资本”的统一。 2.确保控制权行使的合法、合规与程序正当:控股地位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治理程序。必须严格遵循合资公司章程及“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要求。所有重大决策,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经营方针、投资计划、年度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方案、重大资产处置等,均应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通过规范会议形成书面决议。国有股东委派的董事长或董事,应负责确保会议召集、通知、议事、表决、记录等各环节的程序合法合规,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决策效力受损。 3.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与风险防控体系:利用控股优势,推动在合资公司内部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监控、审计监督、合规管理等。应确保国有股东能够有效掌握公司的真实经营与财务状况,通过外派财务负责人、建立定期报告与审计机制等方式,实施穿透式监管。同时,要特别注意规范关联交易,即使是与国有股东自身或其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也必须履行公允定价、信息披露及严格的内部决策程序,防止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 4.平衡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承担信义义务:控股股东及其委派人员对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负有更重的信义义务。履职时,决策出发点应以公司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为首要考虑,避免利用控制地位实施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如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占用公司资金等)。行使控制权必须兼顾商业效率与合规安全,在追求经营目标的同时,确保公司运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安全等各项法律法规。 二、参股公司 在非控股状态下,国有企业需通过精巧的法律文件设计,将国资监管的合规要求与保护性权利,内嵌于合资公司治理结构中,为委派人员装备“法律武器库”。 1.一票否决权的设定与行使。 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小股东易被边缘化。为此,在章程中为国有股东设定保护性否决权至关重要。其法律本质是“超级多数决”或“类别股表决权”的约定。设定时,范围应审慎限定于根本性事项,如:修改章程、增资减资导致股权稀释、合并分立解散、年度预算外超一定比例的重大支出、对外担保超过净资产特定比例、主营业务变更等。条款需明确、无歧义。委派董事行使此权时,必须基于章程明确授权,并遵循内部请示报告程序,确保权力行使的合规性与正当性。 2.关联交易的穿透规制。 关联交易是利益输送的主要渠道。规制不能仅依赖的原则性禁止规定,而需在协议与章程中构建前置性程序约束。核心要点包括:(1) 定义宽泛: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尽可能宽泛定义“关联方”;(2)程序严格:约定任何关联交易,除符合商业惯例、价格公允外,必须事先获得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书面同意,或在股东会层面获得国有股东赞成票;(3)信息披露充分:要求关联方持续、完整披露关联关系及交易实质。这为委派人员否决不公允交易提供了坚实的合同依据。 3.股东知情权的扩大与落实。 知情是监督的前提。赋予的查阅权是基础,但在合资实践中常受阻挠。必须在章程中扩大并具化此项权利,可约定:国有股东有权定期(如按月/季)获取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银行对账单、重大合同副本、董事会决议纪要等。更为关键的是,应设定违约责任条款,即若合资公司或其他股东无正当理由阻碍知情权行使,应承担高额违约金,以此增强条款的可执行。 4.股权转让限制与优先权。 为维持合作基础,防止不合适的第三方进入,应在股东协议中设计锁定期与优先权。锁定期限制其他创始股东在一定年限内不得转让股权。优先购买权确保国有股东在其他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受让。优先认购权则保障在公司增资时,国有股东可按比例优先认缴,以维持股权比例不被稀释。当发生股权变动时,委派人员应及时提示并协助国有股东主张这些权利。 律师建议 国有企业应在投资谈判的“黄金窗口期”,将治理风险防控前置于法律文件设计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协议中,明确写入对特定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严格的关联交易公允审查与批准程序、以及超越公司法规定的扩大化股东知情权等关键保护性条款,为未来行权奠定无可争议的文本基础。通过《委派书》等文件对派驻人员清晰授权,明确其报告责任,选派具备专业与责任意识的人员,并在内部建立会前请示、会后报告的闭环管理程序。预先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公司僵局解决与股东退出机制,为合作破裂提供有序的法律出口,避免公司资产在僵持中耗损。
随着(以下简称“《新规》”)的颁布并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ODI)监管环境迎来了新一轮的明确与强化。既是国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投资安全的必要举措,也为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带来了新的合规课题与操作挑战。本文对《新规》中关于ODI核准备案的关键条款进行解析,并为企业的合规实践提供建议。 一、 《新规》下的ODI备案要求趋严 《新规》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此条款虽看似原则性规定,实则构成了企业ODI合规义务的基石,其内涵远不止于完成一项行政程序。 首先,该条款将“如实提交材料”的义务法定化。该法条规定,申请人应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在ODI备案语境下,“真实性”涵盖投资主体适格性、资金来源合法性、投资方案可行性、最终受益人透明度、不涉及敏感行业或地区等一系列实质内容。任何在财务报表、投资协议、尽职调查报告、内部决议等文件中存在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均构成对“如实提交”义务的违反。 其次,“配合监督检查”的义务意味着企业的合规责任并未在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那一刻终止。境外投资是一个动态过程,投资后的运营情况、股权变更、再投资行为、重大财务变动等,都可能成为主管部门事后监管的关注点。根据,投资主体有义务“报告有关信息,配合监督检查”。因此,建立贯穿投资全周期的信息报告与内部合规应答机制,与备案申请本身同等重要。 《新规》通过第十二条与第二十七条的联动,构建了一个“义务-责任”的完整闭环:第十二条规定了“应当做什么”,第二十七条则明确了“违反后需承担什么”。这标志着ODI备案已从一项单纯的行政管理流程,升级为企业必须严肃对待、全程负责的核心法定义务。任何对此义务的轻视或操作瑕疵,都可能触发严厉的法律后果。 二、 不备案的法律后果明确 《新规》第二十七条以递进的逻辑,清晰划分了三类违法行为及其对应的行政处罚体系,处罚力度空前,且引入了资格罚,值得企业注意。 (一)国家禁止投资仍然投资的法律后果 即“投资者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的”。此处的“禁止”应结合所确立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以及所指的“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进行理解。此类行为直接触及国家监管红线,主管部门将“责令停止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没收违法所得”。若企业拒不执行,将面临投资额5‰至10‰的高额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万至10万元的个人罚款。此类处罚旨在坚决遏制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境外投资,企业必须在投资决策前端进行严格的合规筛查。 (二)程序欺诈与信息失实的法律后果 即“未按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手续,或者以提交虚假材料、隐瞒真实信息等方式申请有关核准备案的”。这是实践中最为常见的违规情形,又可细分为两种: 1.“未备案先投资”:即逃避监管,在未取得任何备案文件的情况下即进行出资或交易。根据,外汇登记以商务主管部门的备案/核准为前提。未备案即无法完成外汇登记,资金无法合法出境,但企业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运作,此行为本身即构成重大违规。 2.“欺诈性备案”:即在备案申请环节弄虚作假。例如,虚报投资金额以规避上级审批、隐瞒真实的最终受益人、虚构境外投资项目或合作方、提供伪造的银行资信证明等。 对于这两类行为,《新规》设定了阶梯式处罚:首先,“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值得注意的是,“没收违法所得”的适用,意味着即便投资本身盈利,该利润也可能被全部收缴,使得投资行为在经济上变得毫无意义。若企业“拒不改正”,处罚将升级为“责令停止该投资活动,限期处分股份、资产,并处投资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同时追究个人责任(2万至5万元罚款)。这体现了监管部门“以罚促改”和“罚当其过”相结合的执法思路。 (三)手段不正当的法律后果 即“以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境外投资核准备案的”。这与第二类中“提交虚假材料”有交叉,但更强调获取备案的手段本身违法,如贿赂核准备案机关工作人员。对此类行为,监管的否定性评价最为严厉:直接撤销核准备案文件。这意味着企业自始未获得合法投资资格,后续所有基于该备案的投资行为在法律上均存在瑕疵。处罚措施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1‰-5‰),且对于已发生的投资,同样面临被叫停和处分资产的风险,并处罚个人。 (四)除了罚款,还有限时取消备案资格 《新规》的创新之一,是规定了“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在3年内不受理违法行为人提出的核准备案申请,或者禁止其在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期限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这是一种“资格罚”或“行为罚”,其严厉程度远超罚款。对于一家将全球化作为战略核心的企业而言,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被禁止开展新的境外投资,可能导致其错失市场机遇、战略布局断裂,造成的商业损失难以估量。 三、 对企业合规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为出海投资企业提出以下系统性合规建议: (一)投资前端:建立完整的合规尽调与决策机制 1.禁区筛查:任何投资项目启动前,建议对照国家不定期更新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和敏感国家和地区名单进行首轮筛查,并评估项目是否可能触发国家安全审查。 2.真实性核查:企业内部应对拟提交的所有备案材料建立交叉验证机制。例如,财务数据需经审计部门确认,投资协议需与境外合作方签署的最终版一致,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需有银行文件支持。确保每一个数据、每一份文件都有据可查。 3.流程合规:严格遵守确立的备案与核准分类管理制度。明确本企业投资的项目属于备案类还是核准类,并据此向正确的级别(省级或商务部)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避免因程序错误导致的“未按规定履行手续”。 (二)备案申请中:材料实质真实与形式完备 1.材料需真实:深刻理解“如实提交”的法律边界。为满足某些隐性门槛而对项目进行不切实际的“包装”,或隐瞒交易结构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如代持、对赌协议),均构成“隐瞒真实信息”的风险。 2.关注细节:确保申请表格填写准确无误,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齐全,附件清晰完整。 3.保留沟通记录:与主管部门的正式沟通、问询答复,建议通过书面或可追溯的方式进行,并妥善保存记录,作为已履行配合义务的证明。 (三)投资事后:构建持续的报告与应对体系 1.落实信息报告:指定专人负责投资后的信息报告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定期或于重大事项发生时(如增资减资、股权变更、项目中止)向主管部门报告。 2.应对监督检查:建立内部应急预案,确保在接到主管部门的检查通知时,能迅速协调财务、业务、法务等部门,提供所需资料,并能有专业人员进行对接和解释。 3.定期合规审计:建议每年或每两年对已完成的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合规性内部审计,检查其运营是否符合备案方案,是否存在未报告的重大变更,及时发现问题并主动纠正。 结语 《新规》的出台,是中国对外投资监管走向“精准化、全程化、严厉化”的明确信号。它不再仅仅关注投资流向,更深入关注投资行为的真实性、合规性与全过程的可控性。对于出海企业而言,过去那种“重业务、轻程序”,“重获取证书、轻后续义务”的思维需要扭转。 ODI备案合规,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战略、财务、法务、业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在《新规》即将实施的时间窗口,建议已开展或计划开展境外投资的企业,对照新规要求,对自身ODI管理制度、流程和历史项目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与升级。
(国务院令第837号,下称“新规”)已经2026年4月17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2026年5月5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第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监管从“部门规章分散管理”迈入“行政法规统一规制”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新规并非简单地收紧政策,而是拉高了合规门槛,理解以下五大核心变化,是在新规框架下持续开展境外投资的前提。 一、个人投资者正式纳入监管范围 新规第二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这是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将境内自然人纳入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者范畴。此前,境外投资监管主要针对企业,个人境外投资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灰色地带,发改委11号令和商务部3号令均明确排除了自然人直接投资,个人仅能通过37号文路径进行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并非常态化的境外直接投资通道。然而,个人境外投资的需求与灰色操作从未停止,近期的监管执法实践已充分暴露了这一制度真空的风险。 2026年5月,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非法跨境展业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证监会指出,相关主体未经核准、未取得证券经纪、融资融券等业务许可,即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业务并获取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其中部分主体还涉及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期货经纪业务,证监会拟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该等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境内个人投资者通过非合规渠道进行境外证券投资,既可能绕开外汇管理要求,也绕开了尚无明确备案通道的境外直接投资监管。 与个人境外投资相关的违规风险并不限于跨境证券投资。个人通过分拆购汇、地下钱庄、无牌中介等方式开展境外不动产投资、境外理财或其他境外投资安排,可能同时触发外汇管理、非法经营、合同效力及投资者保护等多重风险。一旦资金出境路径本身不合规,投资者不仅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也可能在后续民事争议中因交易安排违反强制性规定而难以获得充分法律保护。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共同规律: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缺乏合规备案通道的制度环境下,个人投资者只能借助地下钱庄、分拆购汇、无牌跨境券商等灰色渠道完成资金出境和投资,而这些行为本身即构成违法违规,一旦出事,投资者既无法获得境内法律保护,也难以跨境维权。新规将居民个人正式纳入对外投资监管框架,正是对这一长期制度短板的系统性修补——自然人境外新设公司、海外并购股权、境外不动产投资、海外基金出资等行为,均被纳入对外投资监管范畴,个人投资者不能再以“无法可依”为由游离于监管之外。 实务提醒: 目前发改委和商务部尚未出台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具体管理办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规备案通道尚未打通。在这一过渡期内,个人投资者面临“有法可依、无路可走”的现实困境——新规已明确个人需遵守对外投资监管要求,但具体如何办理核准备案尚无细则。因此,对于计划通过境外SPV搭建架构或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包括新设境外公司、海外并购、境外不动产投资等)的个人投资者,建议暂缓方案落地,密切关注发改委和商务部后续出台的配套细则,待合规路径明确后再行推进。对于已通过37号文路径持有境外架构的存量个人投资者,则须认识到新规项下的持续合规义务已即时生效——已持有的境外实体及境外资产须同步满足新规要求,包括维护合规的治理结构与内控制度、遵守技术出口与数据跨境流动限制等。37号文路径能否继续作为个人境外投资的外汇合规依据,有赖于后续配套细则的明确。此外,富途、老虎、长桥等案件已充分表明,通过灰色渠道绕道进行个人境外投资不仅面临资金损失的风险,更可能因违反外汇管理、非法经营等规定而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在配套细则出台前,个人投资者应避免通过分拆购汇、地下钱庄、无牌中介等非法渠道进行资金出境和境外投资,这些行为本身就构成违法违规,不受境内法律保护,违法投资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技术与数据跨境流动受到全面管控 新规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境外转移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该条款的制度逻辑并非创设新的出口管制义务,而是将既有法律法规项下的禁止性义务明确嵌入对外投资场景之中,其核心在于堵住以投资活动为载体、绕过出口管制和数据跨境管控的路径。 近期发生的几起案件已充分暴露了这一“灰色地带”的现实风险。2026年4月,中国监管部门阻止Meta收购由中国创始团队背景的AI智能体企业Manus。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搭建境外架构、接受外资并购或推动核心技术和数据跨境迁移时,可能同时面临技术出口、数据出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以及对外投资监管等多重合规问题。上述风险并不限于股权交易本身,无论通过跨境并购、人员派驻、技术服务、系统权限开放还是培训交流等方式,凡涉及受控技术、服务或数据的跨境转移,均可能触发出口管制、数据出境及对外投资监管要求。此前部分企业认为只要不直接出口设备和软件,通过人员交流、技术培训等方式转移技术就不会触发出口管制;新规第十三条将相关禁止性义务明确嵌入对外投资场景后,这种理解需要被重新审视。 实务提醒: 面对上述风险,技术密集型出海企业应立即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建立境内物项、技术和服务清单,逐项对照《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识别哪些技术、数据或服务落入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范围。其次,全面梳理对境外关联公司的各类技术支持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许可/转让协议、咨询服务协议、日常技术指导惯例、跨境培训安排、人员交流计划等——评估其中是否涉及禁止或限制内容,并确认是否已取得必要许可或完成登记。第三,建立跨境人员出差和技术交流的事前合规审查流程,确保出差目的、交流内容与出口管制合规要求相符——新规第十三条已将“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四种方式明确列为受控的技术转移路径,企业外派工程师驻场、向境外团队开展培训、向境外平台开放系统权限等日常行为均可能落入监管范畴。第四,重新评估境外研发中心的知识产权归属安排,审查境内知识产权转移或许可至境外研发实体是否需要技术出口许可或登记。对于AI、半导体、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高度关注技术管制的行业,上述合规审查必须前置到项目立项和投资架构设计阶段,而非等到技术或人员即将出境时才临时应对。 三、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正式确立 新规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碍,并应当遵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决定。”这是我国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确立独立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新规第十五条正是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外资进来”)之外,补上了“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一端的制度缺口,与形成“一进一出”两道闸门。 该制度具有多重关键特征:首先,安全审查已成为与ODI核准备案并行的独立监管程序,其触发不以相关投资先触发境内核准或备案手续为前提。其次,其监管触角延伸至投资全生命周期,不仅覆盖投资进入阶段,也涵盖境外资产的退出、出售、剥离、转让等后续环节;而新规将安全审查延伸至退出环节,正是为了防止投资退出阶段因资产处置不当而产生国家利益的次生风险。第三,审查触发标准采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开放性表述,是否启动取决于主管部门对潜在国家安全影响的实质性判断,这为监管保留了充分的灵活性。第四,审查决定具有强制约束力,有关组织和个人负有协助、配合的义务,不得拒绝或阻碍,并须遵守相关决定,违规者将面临罚款、没收所得乃至1至3年禁止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的严厉处罚。 实务提醒: 对于涉及关键技术、重要数据、战略资源、关键基础设施的项目,投资者必须单独评估安全审查风险,不能再将其视为核准备案的附属环节。由于安全审查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目前尚无明确路径可以主动申报并获得正式“通关”认定。投资者应在交易前期将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纳入项目筛查框架,如评估提示存在较高风险且交易落入核准备案范围,应在申报材料中对相关国家安全因素充分披露;若不在核准备案范围内,可考虑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主管部门沟通了解监管预期,并保留完整的风险评估记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安全审查不仅针对新投资项目,同样适用于存量项目的资产转让和退出,这意味着已持有境外资产的投资人在筹划退出时也需提前评估安全审查风险。 四、法律责任全面升级:量化罚款加穿透追责 结合新规第二十七条的处罚体系,投资者面临的合规风险已全面升级。首先是个人责任的穿透追责,新规首次将处罚延伸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限于法定代表人,凡实际参与境外投资决策、申报或执行环节的高管、项目负责人乃至具体经办人员,均可能面临最高10万元的个人罚款,过去“公司违规、个人免责”的格局已被彻底打破。其次是罚款金额的量化跃升,以“投资额”为基数计算,亿元级项目一旦违规可能面临千万级罚款,违规成本从此前的“警告一下”跃升为“伤筋动骨”。与此同时,若干关键概念在执法口径上仍存在不确定性——“未按规定履行核准备案手续”是仅指完全未履行,还是也包括“已提交申请但尚未获批即开工建设”或“备案后发生重大变更未办理变更手续”等情形,尚无定论;“没收违法所得”在境外投资场景下究竟指项目收益、违规资金使用收益,还是因规避监管获取的其他经济利益,同样有待澄清。更需警惕的是存量项目的“历史欠账”——新规处罚针对的是施行后仍持续的违规状态,若境外投资项目在7月1日前已设立但从未办理ODI备案,7月1日后仍在运营,则该违规状态持续存在,随时面临处罚风险(这也是第一部分中个人投资者存量37号文架构需同步审视合规状态的制度逻辑所在)。此外,投资禁入还可能产生传染效应——违法行为人可能被禁止1至3年内从事对外投资活动,该禁令是仅针对被处罚的主体企业,还是可能延伸至同一实控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尚无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存在被关联审查的现实风险,集团化运作的企业尤需关注。 实务提醒: 面对上述风险,投资者应当在细则尚未明朗的阶段以最审慎的标准审视自身合规状态。在理解“未按规定履行手续”等不确定概念时,应按最严格标准把握——凡应在事前取得的手续,未取得前即实施投资行为,均宜认定为违规,避免因理解偏差而低估风险。同时应保留完整、可追溯的决策、资金、交易和申报记录,以备监管核查时能够清晰还原事实全貌。对于存量项目,凡已设立境外主体的投资者应尽快开展全面自查,重点排查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办理核准备案、备案信息与事实不符、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未履行再投资报告义务等情形,发现问题应及早主动整改,争取在监管介入前完成规范。对于集团化运作的企业,在架构设计上应考虑合理设置防火墙,隔离单个项目的合规风险向集团主体传导,避免因某一境外主体的违规行为触发投资禁入而波及集团其他业务。最后,在新规施行初期,对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合规事项,建议主动与主管部门沟通了解监管预期,避免因被动等待而错失整改窗口。 五、海外投资保护与反制机制首次制度化 新规在“管理”之外专设“保护”维度,以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构建了海外利益保护与对等反制两套制度。第二十三条规定,投资者在境外遭遇投资壁垒或其他经营障碍的,商务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对外投资专项法规中首次以明文制度形式确立投资壁垒调查机制。第二十四条建立了分层反制体系,针对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调整国别政策、限制进出口;针对具体组织或个人,可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反制清单,采取贸易、投资、入境等方面的禁止或限制措施。第二十五条则引入了穿透式适用机制,相关反制措施可延伸至外国组织或个人实际控制或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这意味着即使歧视方不在境内,我国政府仍可通过其参与的组织实施反制。这一制度安排固然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制度性后盾,但同时也意味着相关跨国经营主体面临的双向风险敞口显著扩大——对于那些在华设有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跨国企业而言,若其母公司在境外参与了对中国投资者的歧视性行为,该在华实体本身就可能成为被反制的对象;而相关境外主体若因遵守其母国法律而与中国合规要求发生冲突,则可能陷入“遵守母国指令触发中国反制,遵守中国法规又在母国面临制裁风险”的两难境地,这种结构性冲突对于在华业务规模较大、同时又与美欧等国监管机构存在合规义务冲突的跨国企业尤为棘手。 实务提醒: 面对上述双向风险,投资者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新规提供的不仅是“保护”,更是一套可以主动启动的救济程序——当企业在海外遭遇不公正的投资壁垒或经营障碍时,应主动向商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推动启动投资壁垒调查程序,将个案困境上升为政府层面对话与反制的议题,而非仅依赖东道国司法救济单打独斗。其次,跨国企业应建立专门的中国合规应对机制,密切追踪商务部发布的投资壁垒调查进展、国别投资政策调整及反制清单动态,在母国法律合规义务与中国反制法律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这要求在重大跨境交易的顶层法律框架层面进行系统性评估,而非交由单个业务部门各自应对。第三,在华有实质运营的外国投资者应重新审视集团内部治理结构,评估若母公司或关联方被列入反制清单,在华的子公司、合资企业及供应链是否会受到波及,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此外,相关投资者应善用使领馆发布的海外安全状况提示和风险评估信息,将东道国政策环境的变化纳入常态化监测范围,在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中做到风险前置预判,而非等到歧视性措施落地后再被动应对。 六、结语 新规的立法依据已由此前的转向《对外关系法》,并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写入立法目的。这一转换意味着对外投资监管已被纳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体框架。 新规并非另设一项覆盖对外投资的一般性审批程序,而在于将既有分散于发改、商务、外汇、出口管制、数据出境、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监管要求,纳入更加完整的制度框架。对外投资不再仅仅关乎资本、股权和项目实施,而已成为一个涵盖投资准入、资本外流、跨境技术和数据传输、海外资产处置以及投资后治理等各个方面的系统性合规问题。 对投资者而言,核心问题或许不再仅仅是“能否完成投资”,而是“能否在国家安全监管框架下持续持有、运营和退出投资”。对外投资合规正从项目审批层面的程序性工作,演变为覆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战略性治理议题。 参考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转载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7号), 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606/t20260602_1157822.shtml。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非法跨境展业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https://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634330/content.shtml。 [3] BBC中文:关于中国监管部门阻止Meta收购Manus的相关报道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1d274yn2q9o/trad。
前言 近日,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涉外行政处罚复议案引发关注(点击链接查看案件详情)。一名外籍人士持团聚签证合法居住于中国境内,某日在北京市某奶茶店内与朋友聚会交流期间,出于善意临时协助现场人员制作奶茶。办案机关一度依据认定其构成非法就业,作出罚款并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代理律师团队介入后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原处罚机关经内部执法审查,在十日内主动撤销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该事件引出涉外执法领域的核心问题: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法定认定边界应当如何把握?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典型案例及执业实务经验,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解读。 一、非法就业的法律规定体系 (以下简称《出境入境管理法》)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是规范外国人入境、出境、停留居留及在华就业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各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据该法查处外国人非法就业行为,并对违法主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一)外国人合法就业的前提条件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上述证件的外国人。据此,外国人在华合法就业需同时满足两项法定要件:一是依法取得工作许可;二是持有有效工作类居留证件,二者缺一不可。 (二)非法就业的法定情形 《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划定了三类属于非法就业的行为:(一)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二)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三)外国留学生违反勤工助学管理规定,超出规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三)非法就业的行政处罚标准 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条第一款,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或者存在其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定,不适宜继续在华停留居留情形的,可以处限期出境;违法行为情节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公安部可作出驱逐出境决定。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自驱逐出境之日起十年内不准入境。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非法就业的法律后果不限于财产处罚,还会直接影响当事人在华居留资格,甚至面临遣送、十年不准入境等重大法律风险。 二、非法就业认定的关键法律概念辨析 (一)行政法视野下“就业”的核心界定 “就业”在劳动法律体系与出入境管理法律体系中内涵略有区分。结合出入境执法实务与司法裁判观点,行政法层面认定“就业”,一般综合考量四项核心特征:一是行为属于具有持续性的劳动或服务活动;二是行为人与用工主体之间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三是行为人以获取劳动报酬、经济利益为目的;四是劳动行为具备规律性,占用固定工时。简言之,认定非法就业,原则上以双方实际形成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为基础。 结合前文案例分析:本案当事人制作奶茶的行为,发生在私人聚会场景中,属于临时、善意的协助行为,未获取任何报酬,与奶茶店之间也不存在管理、隶属关系。该行为不具备行政法意义上“就业”的核心特征,不应被认定为劳动就业行为。 (二)就业行为与无偿帮助、志愿服务的区分 执法实践中,需严格区分就业、无偿帮助、志愿服务、文化交流四类行为。上述行为外在形式相近,但法律性质存在本质区别,区分标准主要有四点: 第一,行为目的: 就业以获取劳动报酬、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无偿帮助、志愿服务以社交往来、善意互助、文化交流为目的,不追求经济回报。 第二,行为持续性: 就业具备长期性、规律性、反复性;无偿协助多为偶发、一次性行为。 第三,人身从属性: 就业中劳动者接受用工单位的指挥、管理与约束;临时帮助、志愿服务的行为人处于平等独立地位,不受第三方用工管理。 第四,对价关系: 就业行为与劳动报酬形成直接对价;无偿协助、志愿服务不存在经济对价。 (三)非法就业认定的争议情形与边界问题 在基层执法过程中,非法就业的认定标准偶有把握不一的情况,以下三类边界情形争议较为集中: 情形一:偶发性无偿协助能否认定为就业 如前述奶茶店协助案例,聚会过程中的临时无偿帮忙,因缺少持续性、经济对价、人身隶属三大核心要件,依法不应认定为就业。但实务中,部分执法人员对“就业”作扩大理解,出现将此类偶发协助行为定性为非法就业的情况,这也是涉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常见案由。 情形二:超出工作许可范围工作的裁量边界 依据法律规定,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开展工作,本身属于非法就业。但在执法裁量层面,需结合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处理。 以某地外籍人员行政处罚复议案为例:当事人受聘于学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许可限定工作地点为该校,其私下为其他机构提供英文翻译服务,属于超范围工作。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认为,当事人虽构成非法就业,但违法情节轻微,未达到“不适宜在华继续居留”的标准。原处罚机关经内部复核,撤销了处罚决定中“限期出境”的内容,仅保留罚款处罚。该案例体现了行政执法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 情形三:主观状态对非法就业认定的影响 实践中存在外籍人员被用人单位误导,在未办妥工作证件时先行上岗的情形。结合相关案例裁判观点:主观过错程度一般不影响非法就业行为的定性,仅影响处罚裁量。只要客观上满足“无证工作、超范围工作”等法定构成要件,即便当事人并非故意违法,仍会被认定为非法就业;主观无过错、被用工方欺骗等情节,可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但不能直接阻却违法认定。 三、非法就业行政处罚的复议与律师代理实务 (一)行政复议在涉外执法救济中的作用 行政复议是行政相对人纠正违法行政处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定救济途径,也是涉外行政处罚案件中较为高效的维权方式之一。行政复议既可以纠正行政机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执法程序违法等问题,也能推动行政机关开展内部执法监督、主动纠错。多数争议可在复议阶段化解,避免当事人陷入周期更长的行政诉讼程序。前文奶茶店协助案、外籍人员超范围工作案,均通过行政复议实现纠错,体现了复议程序在涉外争议解决中的实用价值。 (二)律师代理案件的核心应对策略 第一,快速介入,全面核查全案材料 接受委托后,应第一时间梳理案件事实、调取全部执法案卷,逐项核查以下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作出处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是否准确;执法流程是否符合等规范,排查证据瑕疵、程序违法等突破口。 第二,实体抗辩:紧扣非法就业法定构成要件 针对定性错误的处罚决定,核心抗辩思路为拆解非法就业构成要件:一是论证涉案行为不具备就业所需的持续性、规律性;二是证明当事人未获取任何劳动报酬,无经济对价;三是证明当事人与相关主体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四是结合当事人签证及居留事由,论证行为与合法停留事由相符。从法定要件层面否定非法就业的定性。 第三,程序抗辩:严格审查执法程序合法性 程序合法是行政处罚有效的前提,涉外案件需重点审查以下程序要点:执法人员数量是否不少于二人、是否依法出示执法证件;询问过程中是否存在诱导、胁迫等违规情形;是否依法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救济等法定权利;针对外籍当事人,办案机关是否配备具备资质的翻译人员,保障当事人准确理解笔录、文书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依法送达。 在前述奶茶店相关案件中,代理方核查发现多项程序瑕疵:办案人员存在诱导式询问;长时间的留置询问期间,办案机关未提供饮用水,忽视当事人基本生理需求;未为当事人配备母语或专业英文翻译,强制其签署无法理解的中文笔录;作出处罚后未依法当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程序违法问题,成为推动处罚机关撤销决定的重要依据。 第四,多渠道组合维权,合理运用沟通途径 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的同时,可采取多元化维权方式:主动与办案机关沟通,陈述事实与法律意见;向执法监督部门反映执法不规范问题;必要时按照国际惯例,联系当事人所属国家驻华使领馆,依法申请领事保护。需注意,领事保护仅作为辅助手段,以国内法定救济途径为核心,避免额外增加涉外影响。 第五,固定证据,做好证据保全工作 指导当事人完整留存各类证据:证明行为性质的聊天记录、现场影像资料;证明无劳动报酬的银行流水、收支记录;证明不存在用工管理关系的佐证材料;执法过程中的笔录、文书、送达凭证等。完整的证据链是复议、诉讼获得支持的基础。 四、律师实务应对的操作路径 结合办案流程,现将涉外非法就业行政处罚案件的代理步骤梳理如下: 01 委托接收与案件初步评估 与当事人详细沟通,还原事件经过、执法全过程及文书送达情况,初步判断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当事人告知救济途径、流程及潜在法律风险。 02 调取案卷与证据梳理 向行政机关申请调取全部执法卷宗,同时协助当事人收集、整理有利证据,搭建完整证据体系。 03 撰写并提交行政复议申请 结合事实、证据与法律规定,起草《行政复议申请书》,明确提出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等抗辩理由,确保文书逻辑严谨、论据充分,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复议机关。 04 同步开展多渠道沟通维权 递交复议申请后,依法与原处罚机关、复议机关对接沟通;视案件情况向执法监督部门反映问题,或依法对接驻华使领馆。 05 全程跟进复议流程 持续跟进案件审查进度,配合复议机关调查询问。若复议结果不利,及时评估行政诉讼的可行性,向当事人提供专业建议。 06 案件收尾与合规风险提示 案件办结后,向当事人总结案件要点,讲解中国出入境管理、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相关规定,提醒日常居留、活动的合规注意事项,防范后续法律风险。 五、结语 涉外行政处罚,尤其是外国人非法就业认定类案件,不仅关系当事人财产权益,更直接影响其人身自由与在华居留权益。及时、专业的法律应对至关重要。办理此类案件,既要从实体层面精准把握非法就业的法定边界,也要从程序层面严格监督行政执法行为,同时灵活运用复议、沟通、监督等多元维权方式。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来华工作、生活、交流的外籍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涉外行政执法也朝着更规范、更透明的方向发展。法律从业者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助于规范涉外执法行为、推进依法行政。未来,策略律师也将持续深耕涉外法律服务领域,以专业能力处理各类涉外法律争议。
摘要:2026年公布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治理从以部门规章和备案管理为主的阶段,进一步转向行政法规层面的体系化、全过程和风险导向治理。对中国企业而言,出海合规的重点已不只是境外公司设立与资金出境,而是境外投资目的、控制权安排、融资担保、技术与数据跨境、利润回流、境外再投资以及资本退出之间的整体法律结构。以越南项目为观察对象,在越南资本市场升级和东南亚产业链重组背景下,境外经营主体可能从传统生产基地转化为可融资、可并购、可上市的资本化资产。企业只有将ODI、外汇、税务、公司治理、技术出口、数据合规和证券退出路径纳入统一法律框架,才能把账面利润转化为可审计现金流,并进一步转化为股权价值和资本市场认可的退出收益。 关键词:对外投资;ODI;利润回流;股权架构;越南资本市场;海外IPO;跨境合规 一、问题的提出:出海合规从设立转向资本化 的出台,不能简单理解为对企业出海的收紧。其更深层意义在于,对外投资已被纳入更高位阶、更完整的法治化治理框架之中。过去相当一部分企业将境外投资理解为一个程序性动作:完成ODI备案,设立境外公司,汇出资本金,随后依赖当地经营形成利润。这样的理解在早期制造业出海、贸易结算和工厂落地阶段具有现实基础,却不足以支撑企业在境外融资、并购、上市和争议保护中的制度需求。新规的逻辑不是只追问资金能否出去,而是要求企业说明投资目的是否真实、股权与控制权是否清晰、资金和担保安排是否合规、技术和数据能否跨境、境外利润如何形成并回流、未来资产如何出售、并购或上市。由此,中国企业出海的法律命题已经从能否设立升级为能否解释、能否审计、能否融资、能否退出。 二、规范基础:对外投资定义的扩张与全过程监管 将对外投资界定为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或地区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这一定义的规范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企业仅以境外设立公司作为监管边界的传统理解。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平台间接持股,境内母公司为境外项目提供股东贷款或担保,境外平台继续收购目的国企业,或者境外利润留存后再投资,都可能纳入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的观察范围。尤其对越南项目而言,早期以本地人代持、个人垫资、贸易公司结算、低注册资本高实际投入等方式快速落地的安排,在经营阶段也许并不立即暴露风险,但在后续引入基金、进行并购、接受IPO尽调或申请政府保护时,均可能成为股权瑕疵、资金来源瑕疵和信息披露风险。 三、利润回流:从账面利润到可审计现金流 企业在越南取得收入和利润,并不当然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实现商业闭环。真正具有法律和资本价值的利润,应当是依法形成、真实纳税、可审计、可分配、可汇兑并能被投资人认可的利润。越南公司分红通常需要以完税、财务报表、公司决议和外汇支付安排为基础;中国股东取得境外分红后,还涉及中国税收、外汇登记和集团财务处理。除股息分红外,管理费、技术服务费、商标和专利许可费、供应链服务费等安排也可能成为利润回流工具,但其合法性取决于真实服务、合理定价、合同发票一致、关联交易可解释以及目的国和中国税务规则的共同认可。若企业仅在利润形成后临时补签合同或人为调整价格,不但难以通过税务和审计审查,也会削弱未来融资估值的可信度。因此,利润回流不是单纯财务安排,而是公司法、税法、外汇管理、ODI合规和关联交易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技术、数据与人员跨境:高科技企业出海的新合规边界 明确要求投资者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对限制出口事项,未经许可不得出口或使用;同时不得通过派遣技术人员、跨境提供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方式规避出口管制要求。这一规定对新能源、储能、人工智能、半导体、工业软件、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服务器和医疗器械等行业具有直接影响。企业进入越南时,不能只判断目的国是否允许经营,还必须反向审查中国侧的技术出口、数据出境、网络安全和出口管制要求。例如,中国工程师长期赴越调试核心设备,可能涉及生产工艺转移;中国软件系统部署于越南客户现场,可能涉及源代码、算法、数据回传和个人信息处理;集团总部向境外子公司开放技术文档、远程培训和运维权限,也可能触发出口管制或数据合规审查。对高科技企业而言,商业合同签署之前即应完成技术、数据和人员服务的合规评估,否则境外业务越成功,后续监管和资本市场审查风险越集中。 五、海外权益保护:国家保护以企业自身合规为前提 不仅包含管理义务,也将对外投资服务和保护制度化。国家通过海外综合服务、风险预警、领事保护、投资壁垒调查、国际经贸协定和争议解决机制,为投资者及其境外项目提供支持。这一制度安排表明,对外投资法治化并非单向监管,而是管理、服务与保护的统一。但是,企业能否有效获得保护,取决于其自身合规基础是否坚实。若境外项目ODI手续缺失、资金来源不清、股权代持复杂、利润回流不合规,或劳动、税务、海关、环保资料混乱,即使在目的国遭遇不公平待遇,也难以形成清晰的权利主张和证据链。由此可见,合规不是企业经营的成本负担,而是未来政府协调、仲裁诉讼、保险理赔和外交领事保护的前置条件。 六、越南资本市场升级与海外资产估值重塑 从目的国维度观察,越南资本市场正在经历制度升级。FTSE Russell已就越南由前沿市场向次级新兴市场的重新分类作出安排,并将市场准入、结算机制、全球券商接入和指数纳入作为重要条件。该趋势本身并不直接改变中国企业的法律义务,却会改变中资企业在越南资产的资本市场语境。过去,越南工厂主要被视为降低成本、规避贸易壁垒、承接订单和服务欧美客户的生产基地;未来,若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稳定利润、清晰股权、合规关联交易、规范土地厂房权属以及可持续行业故事,就可能被投资人视为可融资、可并购、可上市的境外资产。资本市场关注的不是单年度利润,而是利润的真实性、持续性、可审计性和退出路径。因此,中国母公司、香港或新加坡控股平台、越南运营主体以及可能存在的海南区域总部之间,应当围绕未来融资和退出提前设计权利结构。 七、并购与海外IPO:从经营项目到资本平台 当越南公司已经具备稳定利润,并计划继续收购当地企业、整合供应链或引入美元基金时,该项目已经不再是单一境外经营项目,而是“境外产业整合加资本化”的复合交易。若由越南运营主体直接收购其他越南公司,交易落地较快,本地整合效率较高,但未来跨境融资、股权重组和境外退出的灵活性可能不足。若由香港或新加坡平台统一持有越南资产,则前期需要处理ODI、外汇、税务居民身份、实际控制人披露、越南股权变更和反避税等问题,但更便于未来引入境外基金、设计优先权、反稀释、回购、共同出售以及上市前重组。企业选择何种路径,不应只以注册便利或短期税负为标准,而应结合控制权稳定、利润回流效率、税收协定适用、目的国监管、投资人偏好和证券市场可接受性进行整体判断。 八、结论 发布后,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不再是把公司注册到海外,也不是把利润简单留存在海外,而是建立一套能够被监管、税务、审计和资本市场共同理解的法律结构。对越南项目而言,企业应将境外投资备案、资金出境、股权控制、利润分配、技术数据跨境、投后治理、并购整合和IPO退出置于同一张法律地图中审视。只有在项目启动之初就按照未来融资、并购和上市标准设计结构,境外利润才可能成为可回流现金流,现金流才可能支撑估值,估值才可能转化为股权融资、并购收益和海外IPO退出。换言之,中国企业出海的下一阶段,不只是产业链迁移,而是海外资产的制度化、资本化和可保护化。
(下文简称为“《规定》”)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开始施行。新的规定确立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总体基调,把监管范围从准入环节扩展到投资的整个生命周期。本文将从律师实务角度出发,试着剖析新规下对外投资核准备案(ODI程序)的识别逻辑、申报要点、程序衔接、法律风险防控途径。笔者在此由衷地希望各位律师朋友在阅读拙作后能得到稍许收获。 1 监管对象的精准识别:穿透式视角下的实务预审 在启动ODI申报程序以前,律师的首要任务乃是进行“监管适用性评估”。《规定》第二条明确指出:“本规定所讲的对外投资也就是境外投资,指的是投资者运用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办法,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将‘居民个人’明确纳入‘投资者’范畴,规定‘本规定所称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填补了长期以来境内个人境外投资ODI合规的立法空白。同时,《规定》借助“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间接投资等多元化获取权益的方式全面纳入监管,达成了对监管对象的全面覆盖。 (一)投资行为的“全口径”界定 律师于实际业务操作当中,应当冲破“股权等同于投资”这种传统思维模式,而去留意下述行为所具备的监管性质: 1.资产与权益存在多种投入方式:除去现金出资外,境内公司若以自有设备、原材料或者依法持有的境内外股权当作对价来进行投资,都需要履行备案手续。律师要着重核查实物出资的资产评估报告,保证作价公平合理,避免出现资产非法转移的情况。 2.在跨境担保、融资支持这一范畴内,境内母公司会为境外子公司给予“内保外贷”或者跨境借款。律师需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判断,看其是否致使境内主体在实际情况中获取了境外企业的权益或者控制权。倘若涉及债转股安排,律师应当向客户提出建议,即在初始阶段便要对ODI备案的预留空间加以思考。 3.在间接投资的穿透监管方面,律师需要关注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即SPV所进行的再投资情况。新规对于“间接获得”权益的监管性质作出了明确界定。在实际的业务操作过程中,律师应向客户说明,虽然境内资金没有直接流向境外,然而只要涉及境内母公司最终权益发生变动,就依然有可能引发向发改、商务部门进行补备案的义务。 (二)申报主体的适格性审查 律师需对境内投资者的背景进行深度穿透: 1.财务稳健性审查这一工作中,律师需要审阅境内主体近三年的审计报告。监管部门一般会关注资产负债率是不是过高、有没有存在大额亏损的情况。要是遇到那种境内主体规模远远小于境外投资额,也就是所谓“小马拉大车”的项目,律师就得准备详细的资金来源说明。 2.信用记录核查方面,律师需要借助“信用中国”、监管部门官网,来核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即查看投资者有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还要确认投资者是否存在尚未结清的违规对外投资记录。 2 程序选择实务:核准制与备案制的深度辨析 《规定》的第十条到第十二条明确了分类分级管理。律师需要在交易刚开始的时候,就为客户确定好准确的审批途径,防止出现程序性的耽搁。 (一)核准程序的“高压线”预判 《规定》针对涉及敏感国家、地区或者行业的项目实施核准。敏感行业一般涵盖基础电信、跨国水资源利用、大规模土地开发等。律师需要协助企业去起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着重论证投资对于国家利益、产业链安全所产生的影响。核准程序审查周期比较长,律师在起草《股份购买协议》(SPA)时,一定要预留足够的“长止日期”。 (二)备案程序的“实质合规”化 《规定》对于多数商业投资适用备案制。律师需留意,备案虽称作“备案”,然而在实际业务操作里已朝着“实质审查”方向发展。律师在筹备申报材料时,要保证《境外投资备案表》内的每一项数据,像是投资比例、币种、出资节奏等,都与底层交易文件完全相符。任何一个“低级错误”都有可能致使申报被退回,甚至引发监管部门对交易真实性产生怀疑。 3 核心申报材料的律师合规审查实务 申报材料的质量能够直接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程序的成功与否。律师需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针对核心文件展开“合规加固”工作。 (一)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与逻辑链条 监管部门对于资金出境的真实性秉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律师需要协助客户去建立一套完整的资金逻辑:就自有资金这一方面来说,要提供银行对账单,并且解释资金积攒具备合法性的相关情况,而若是募集资金,要是涉及上市公司,律师就要去核查募投项目书,以此保证境外投资方向没有偏离募集用途,要是属于银行贷款,那就得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贷款意向书或者融资协议。 (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与专项法律意见 在大额跨境并购中,律师需要向客户提出建议,聘请专业机构来出具估值报告。律师在申报文件里要引用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的合理性予以论证,以此来避免出现“资产非法转移”或者“洗钱”的嫌疑。要是项目溢价过高,律师应当在尽调报告中详细阐述溢价的商业逻辑,像是品牌溢价、技术协同等方面。 4 部门间协同衔接:发改、商务与外汇的“三位一体” 对外投资核准备案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律师要妥善处理各程序间的联动情况。 (一)“两证”申领的实操细节 投资者需要分别取得发改部门所给予的核准或备案文件、商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律师处理相关业务时要留意两部门口径的细微差别。发改委更注重投资总额(包括境外融资),商务部则更看重境内主体的实际出资额。律师填写表格时,要保证两套材料在底层商业逻辑方面保持一致。 (二)银行外汇登记的最后公里 核准备案文件只是银行办理外汇登记的前提条件。律师需要明确告知客户,拿到相关证书并不代表能够马上进行汇款操作。在实际业务中,银行会按照“展业三原则”,对资金来源的真实性、投资路径的合理性展开审核。律师要协助客户准备审计报告、资金来源说明等资料,以此保证银行对证书所记载的出资币种、金额、架构不存在异议。在SPA协议里,律师应当把“完成银行外汇登记并取得业务登记凭证”设为独立的交割先决条件,并且在“长止日期”内预留足够的银行合规审核时间,避免因资金拨付遇到阻碍,致使投资者承担违约责任。 5 全过程监管下的动态合规 《规定》把监管拓展到投资实施之后的各个环节,故而律师需要履行持续督导的责任。 (一)变更备案的实务判断 在投资实施阶段,要是出现了重大调整情况,律师就一定要及时参与进来。通常出现的变更情形有这些:投资主体有所增加、出资方式发生了改变、投资额增加或者减少的幅度超过了20%。律师需要告知客户,要是没有经过变更备案就擅自把资金的用途给改变了,这是严重违规的行为。 (二)信息报告与结项注销的闭环管理 新规对投资者的定期报告义务作出了要求。这意味着律师需要帮助客户建立《境外投资合规台账》,并且要定期在监管系统里履行月报与年报的义务。在项目终止或者清算,又或者是股权转让退出之后,律师必须为客户协助办理注销手续。 6 安全审查与出口管制的程序嵌入 《规定》当中的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这部分内容,把安全审查、出口管制这两项工作,深度地融入到了整个流程里面。 (一)境内安全审查(OSR)的实务应对 要是投资当中涉及了敏感技术转移的情况,那么律师在向相关部门提交备案申请以前,就得提前去评估一下是否会触发安全审查这一程序。律师必须着重阐述投资不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相关理由。 (二)技术出口许可的衔接义务 要是对外投资中存在用技术当作出资对价的情况,律师就得严格去核查这项技术是不是在《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范围之内。按照《规定》第十三条,没有得到许可绝不允许把限制出口的技术转移到境外。律师需要帮助客户先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并且取得《技术出口许可意向书》,这是办理ODI核准备案的前置要件或者核心要件。要是律师忽略了这个衔接程序,会致使ODI备案因为底层资产合法性方面有瑕疵而被驳回,甚至会让企业触及出口管制的法律红线,面临严厉的行政制裁、刑事风险。 7 违规责任的风险对冲与律师的“防火墙”作用 《规定》的第五章里面设定了比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在此情况下律师需要协助客户去建立起风险对冲机制。 针对“未备先投”的合规补救。具体而言,对于那些因为历史缘故而没有办理备案的存量项目,律师需要建议企业赶快进行“合规补救”工作。详细来讲,律师要借助专项合规审计,把历史违规的具体缘由和资金出境的实际路径完整弄清楚,还要主动向监管部门呈上补备案申请。虽说补办程序也许会遭遇行政处罚,可这却是让境外利润合法回流、境外子公司在境内再投资、未来进行资本市场融资的唯一合法方法。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协助企业起草详细的合规整改报告,努力通过主动申报来减轻处罚,进而完全消除企业一直存在的合规隐患。 8 境外合规体系建设:律师服务的深度延伸 核准备案工作结束之后,律师所提供的服务应当扩展到境外实体的治理方面。鉴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仅进行简略的介绍与分析。 (一)境外法人治理结构的合规重塑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需要投资者完善境外企业治理。在此情况下,律师应当协助客户起草契合中国新规要求的境外子公司章程,还要建立并且健全内部控制、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处置制度。 (二)应对歧视性措施的法律反制实务 《规定》第二十四、二十五条赋予了反制权力。详细来讲,当外国政府违背国际法,针对中国企业采取诸如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时候。中国政府能够采取对应的对等措施。当客户在境外遭遇到歧视性限制的情况时,律师应当协助企业向商务部提起“投资壁垒调查”,借助国家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 9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所确立的全过程监管模式,让律师的执业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律师要完成从原来的角色向“合规架构师”这一角色的转变。 在全过程监管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律师的角色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作为单纯的法律文书制作者,而是转变成为客户全球战略的合规架构师。律师深入参与到对外投资的各个监管环节当中,依靠自身具备的专业能力,协助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里,建立起一套同时兼顾中国监管要求与国际竞争规则的“双重合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对外投资能够在法治轨道上稳定地向前发展。
法律规定 国有股权转让主要受以下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其核心精神是公开、公平、公正,并强调通过产权市场进行阳光交易,以下列举主要规定的核心条款以供参考: 1.:奠定了基本法律框架。其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除国家规定的直接协议转让情形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第五十五条要求转让价格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2.(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是当前最核心的操作性规章。其第二条强制要求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在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并详细规定了可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例外情形(如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内部重组)。 3.:由国务院国资委制定,为各产权交易机构提供了统一的交易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 国有股权转让具体流程 本文以表格形式对转让流程进行了介绍,内容包括从内部决策到工商变更的全过程,进场交易是其中的核心环节。 典型案例 1.金某环保公司诉某能源工程集团公司等合同纠纷案(案号:(2021)浙01民初240号、(2022)浙民终40号) 该案中,某国有控股能源公司与民营企业签订《投资框架协议》,明确承诺在约定期限内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进场公开挂牌交易,并收取了3.5亿元诚意金。然而,国有方逾期未履行进场挂牌义务。法院最终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进场交易的承诺构成合同核心义务,国有方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判决其返还全部诚意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此案被最高法选为典型案例,其核心启示在于:国有企业关于进场交易的程序性承诺具有法律强制力,违反该承诺将承担严格的违约责任,体现了司法对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原则。 2.防港集团与秉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观点) 该案中,国有独资企业防港集团在转让其子公司股权前,已与民企秉泰公司私下签订《备忘录》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了交易定价原则,并约定后续按此原则进场挂牌。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在进场交易前已私下锁定交易对象、确定交易核心条件的行为,实质上是以公开挂牌交易的形式掩盖了私下直接交易的目的,侵害了不特定主体同等条件下参与竞买的权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认定双方签订的《备忘录》和《意向协议》无效。 合规建议 为确保国有股权转让合法有效、防范法律风险,核心在于严守“进场交易”程序红线:转让方必须杜绝任何形式的场外协议或“明招暗定”行为,严格履行内部决策、审计评估、审批备案等前置程序,并选择浙江产权交易所等指定机构公开挂牌;受让方则应重点审查转让方是否已取得合法有效的国资监管机构批复、评估报告是否备案、挂牌信息是否完整合规,并在交易文件中明确约定“以在产权交易所完成交易为合同生效前提”,将进场交易程序作为合同的核心义务与付款的先决条件,从而从根本上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合同无效或无法履行的重大风险。
摘要:随着国际制裁、跨境监管与供应链审查持续强化,“长臂管辖”已逐渐从传统金融制裁领域扩展至数据治理、产业安全与跨境经营管理等更广泛层面。2026年4月7日,(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施行,标志着中国开始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制度框架。随后,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21号公告,司法部发布第5号公告,分别针对美国涉伊朗次级制裁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作出制度回应。同一时期,闻泰科技亦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相关主体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限制措施,侵害其合法权益,并请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上述实践表明,中国反制裁与反域外管辖制度,已经开始进入司法、执法与企业合规层面的实际运行阶段。本文拟结合《条例》的制度结构与近期实践,对其制度定位、实施逻辑及企业合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制裁与反制裁;跨境监管;不当域外管辖;不得承认 不得执行;不得遵守 一、问题提出:全球“长臂管辖”升级背景下中国反制体系的形成 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国家安全治理与地缘政治竞争之间的界限不断趋于模糊,传统意义上的域外管辖亦呈现明显扩张趋势。各主要经济体正逐步将本国法律与监管工具嵌入全球产业链、金融体系与数据流动之中,由此形成一种兼具经济、监管与地缘政治属性的“长臂管辖”模式。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域外管辖实践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通过美元结算体系、全球金融网络以及技术出口许可制度,对大量境外主体形成实际约束。尤其是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实施的次级制裁机制,即便相关主体并非美国人、相关交易亦未直接发生于美国境内,只要被认定与美国制裁对象存在交易联系,即可能遭受金融限制或市场准入障碍。近年来,美国域外管辖已不再局限于传统金融制裁,而逐渐扩展至技术、数据与供应链领域。例如,美国出口管制中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已突破传统属地管辖逻辑,将使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生产的第三国产品纳入美国出口管制范围,并对全球产业链产生明显外溢影响。 与此同时,欧盟亦开始强化其监管规则的域外适用趋势。特别是在《外国补贴条例》(FSR)实施后,欧盟监管机构在并购审查、公共采购与市场竞争领域,对外国企业展开跨境调查,并要求部分境外企业提交大量经营数据、补贴信息及内部文件。部分调查已超出传统竞争法监管范围,呈现出明显的跨境监管扩张特征。 除制裁与补贴调查外,近年来跨境数据索取、供应链尽职调查以及境外执法协助制度亦不断扩张。一些国家通过强制信息披露、供应链透明化义务等方式,要求中国企业提交境内数据、商业记录及内部合规文件。此类措施虽然通常以监管或市场准入形式出现,但其实际效果,可能对中国企业的数据安全、商业秘密与经营自主性产生实质影响。 从国际法角度看,上述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传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边界,并逐渐形成一种“监管性域外管辖”趋势。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回应外国法律与措施的不当域外适用,已成为当前中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近年来逐步建立起以反制裁、反域外适用与国家安全保护为核心的涉外法律制度体系。2021年1月9日施行的(以下简称《阻断办法》),首次以专门制度形式回应外国法律域外适用问题,通过建立报告义务、禁令机制与民事救济制度,尝试阻断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的不当效力延伸。同年6月10日,《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则进一步推动中国反制体系由“阻断”向“反制”升级。此后,国家又相继出台了等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国的反制法律体系。 在此基础上,于2026年4月7日公布施行的(以下简称《条例》),标志着中国开始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制度框架。《条例》不仅涵盖阻断机制,还进一步涉及识别认定、反制措施、国家协调机制与企业救济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出台后不久,商务部于2026年5月2日发布《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1号);司法部即于2026年5月15日发布(司法部公告第5号),首次依据《条例》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上述实践表明,《条例》并非单纯原则性立法,而已开始进入实际适用阶段。 综上所述,《条例》的制度定位、与既有阻断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中国企业与跨国企业跨境合规的影响,均具有进一步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数据跨境、供应链审查与国际制裁规则不断交织的背景下,企业未来可能同时面临外国法义务与中国法限制,由此形成更为复杂的“双重合规冲突”。如何在不同法域规则之间实现风险平衡,正在成为涉外合规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二、的核心制度结构 (一)立法目的与法理基础 传统国际法通常承认几类主要管辖基础,包括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以及普遍管辖。其中,属地管辖长期被视为国家管辖权最核心、最稳定的基础,而属人管辖与保护性管辖,则主要适用于本国公民行为或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特殊事项。然而,近年来部分国家不断扩大域外管辖边界,一些国家通过金融体系控制、出口管制、数据监管与供应链规则,将本国法律适用于大量境外主体与境外行为,并在事实上形成对第三国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约束。 从中国立法逻辑看,《条例》正是在此背景下,对“管辖权滥用”现象作出的制度回应。其核心立场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域外管辖本身,而是反对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中国国家利益或中国主体合法权益的“不当域外管辖”。 《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了开展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识别工作应当综合考虑的因素:(一)是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被外国国家域外管辖的行为与该国的联系是否适当;(三)是否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损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四)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由此可知,《条例》并未完全否定国际法上合理存在的域外管辖,而更强调对“过度扩张”“缺乏合理连接点”以及“具有歧视性、干涉性”的域外法律适用进行限制。 从目前公开实践观察,“不当域外管辖”可能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典型情形: 其一,次级制裁。即外国国家通过金融、贸易或市场准入限制,对第三国主体与被制裁对象之间的正常交易实施惩罚。由于相关主体往往并非该外国法域内主体,亦未直接在其境内从事行为,因此长期被认为具有较强域外扩张属性。 其二,域外执法。包括外国执法机关绕过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直接向中国境内主体调查取证、调取数据或实施行政要求等情形。此类行为在数据监管与反垄断调查领域已逐渐增多。 其三,跨境调查。近年来部分外国监管机构通过补贴调查、供应链审查、ESG尽职调查等方式,对中国企业提出大范围信息披露要求。相关调查虽然名义上属于行政监管,但在实际效果上可能已经超出合理监管边界。 其四,长臂司法。即外国法院基于较弱连接点,对境外主体之间的交易或争议主张司法管辖,并试图通过资产冻结、域外禁令等方式扩大裁判效力。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条例》实施时间尚短,关于“不当域外管辖”的具体认定标准、程序边界与裁量尺度,仍有待后续实践进一步明确。因此,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仍应保持必要谨慎,避免对其适用范围作过度扩张解释。 (二)《条例》的主要制度工具 第一,《条例》建立了“不当域外管辖”的识别与认定机制。《条例》第三条规定,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实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损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中国政府有权采取相应的措施。第六条规定,国务院法治部门会同其他有关机关开展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识别工作,可以进行调查和对外磋商等。 第二,《条例》建立了明确的阻断机制。对于经识别构成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国务院法治部门可以依法予以公告,并明确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相关措施。其制度逻辑在于,通过中国国内法否定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在中国境内的执行效力,从而防止外国法律与监管措施对中国主体形成单方面强制约束。同时,建立了精准适用的禁执令制度,明确国务院法治部门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序,可以对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组织、个人作出禁止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决定,并对违反禁执令的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从而进一步强化阻断机制的制度效力。 第三,《条例》还建立了相应的豁免制度。《条例》明确,中国公民、组织因特殊情况确需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应当向国务院法治部门提出申请,并说明相关事实、理由以及需要执行或者协助执行的具体范围。经工作机制决策程序同意后,可以在特定范围内执行或者协助执行相关措施。该制度实际上体现出《条例》在制度设计上的一定灵活性。考虑到跨国经营实践中,企业可能同时面临中国法要求与外国法压力,若一律绝对禁止执行外国相关措施,可能导致部分企业面临重大商业风险或现实经营障碍。因此,《条例》并未采取完全刚性的“一刀切”模式,而是保留了个案豁免与例外处理空间。 第四,《条例》在制度层面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明确的司法救济依据。第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侵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中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该条实际上确立了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民事救济路径,有助于强化中国主体在跨境经营中的权利保护。 三、《条例》与《阻断办法》的关系 《条例》出台后,其与《阻断办法》之间的关系,成为实践与理论层面均需回应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两者均以外国法律与措施的不当域外适用为规制对象,且都涉及禁止遵守、阻断执行以及保护中国主体合法权益等内容,因此容易被理解为“新法替代旧法”的关系。但从制度层级、规范目标与治理逻辑观察,二者之间并非简单替代,而更接近一种“衔接、吸收与扩展”的关系。 《阻断办法》于2021年施行,是中国首次以专门规范形式回应外国法律域外适用问题,其出台背景与美国长期实施次级制裁、出口管制及“长臂管辖”密切相关。从制度定位看,《阻断办法》的核心目标,在于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在中国境内的不当适用,维护中国主体正常经贸活动与合法权益。其制度逻辑总体仍偏向“防御型”,即通过“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等方式,降低外国域外管辖对中国主体的影响,而并未形成较强的主动反制体系。 相较之下,《条例》的出台,则意味着中国反域外管辖制度开始出现明显升级。 首先,从规范层级上看,《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法律位阶明显高于部门规章性质的《阻断办法》。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规范效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国家对于“反不当域外管辖”问题的制度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在中国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通常承担连接国家政策目标与具体行政治理的重要功能。因此,《条例》的出台,可以理解为中国已将“反不当域外管辖”正式纳入国家层面的长期制度建设,而不再仅仅视为针对特定国际局势的阶段性回应工具。 其次,《条例》的制度逻辑已由“阻断”进一步扩展至“反制”。《阻断办法》的核心思路,在于阻断外国法律的不当效力;而《条例》则进一步明确,对于实施不当域外管辖的外国国家、组织或者个人,中国有权依法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这意味着,中国涉外法治体系正在从单纯“消极防御”,逐渐转向兼具主动回应能力的制度模式。 再次,《条例》的制度定位也已超出传统民商事保护范围,而开始更加明显地融入国家安全与涉外治理体系。《阻断办法》主要聚焦企业的经贸活动与民事权益保护;而《条例》则进一步将“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因素纳入制度框架。这表明,中国对于“长臂管辖”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制裁法问题,而开始扩展至跨境监管、数据治理、供应链控制等更广泛领域。 尽管《条例》的出台具有重要制度意义,但从未来运行角度看,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仍可能面临若干现实问题。 首先,是不同制度之间的适用边界问题。目前,《条例》与《阻断办法》均涉及外国法律与措施的不当域外适用,但二者在制度功能、启动条件与法律后果方面并不完全相同。未来在具体案件中,同一外国制裁或监管措施究竟适用何种制度路径,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其次,是跨部门协调问题。域外管辖事项通常涉及商务、司法、外交、金融、数据监管等多个领域。未来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序衔接与权限协调,将直接影响制度运行效果。 最后,是涉外司法协调问题。未来在国际商事争议中,外国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或行政决定,如涉及被中国认定为“不当域外管辖”的内容,中国法院如何处理其承认与执行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尤其是在跨境金融、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领域,不同法域之间的规则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保持国际商事可预期性之间实现平衡,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涉外法治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条例》出台后的首次执法实践观察 2026年5月接连发布的两份公告,标志着中国的反不当域外管辖制度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其中,司法部公告第5号与商务部2026年第21号,虽然分别针对欧盟监管调查与美国次级制裁,但二者在制度逻辑上具有较强关联性。 (一)商务部2026年第21号公告的制度意义 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1号),内容如下: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鑫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 从性质上看,该公告属于较为典型的“反次级制裁”实践。过去,中国对于外国次级制裁的回应,更多集中于原则性反对与个案协调;而此次以正式阻断禁令形式作出回应,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制度化方式限制外国制裁措施在中国境内的实际效力。 (二)司法部公告第5号的制度意义 2026年5月15日,司法部发布,具体内容为:“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这是《条例》施行后,中国首次正式认定外国相关措施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这意味着《条例》中的识别与认定机制已经开始进入实务运行阶段。 与商务部公告第21号主要针对美国次级制裁不同,此次司法部公告所涉及的,是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项下的跨境调查。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的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外国政府补贴对欧盟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因此,欧盟监管机构通常会要求企业披露补贴来源、融资安排、供应链结构以及关联交易情况。然而,在部分案件中,相关调查已经突破传统竞争法审查范围,开始要求中国境内主体提交大量形成于中国境内的数据、商业信息与内部文件。此类要求不仅可能涉及商业秘密、数据安全与产业信息,还可能触及中国关于数据出境、国家安全与涉外调查协助的法律限制。 从中国角度看,问题的核心已不仅是竞争法调查本身,而在于外国监管机关是否可以在缺乏充分国际法依据情况下,对中国境内主体实施具有实质约束力的跨境调查。尤其是在要求中国企业提交大量境内数据、商业信息与内部文件的情况下,相关调查可能涉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 因此,该公告的制度意义在于:中国开始将欧盟“监管性域外调查”纳入反不当域外管辖的观察与回应范围,而不再仅局限于传统经济制裁。 五、《条例》对企业合规与跨境经营的影响 《条例》的出台,其影响并不仅限于国家层面的涉外法治与国际规则回应,而且将直接作用于企业的跨境经营模式与合规体系建设。尤其对于长期参与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全球供应链合作以及跨境数据流动的中国企业而言,《条例》的实施意味着企业未来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单一法域意义上的“国际合规”问题,而是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日益复杂的规则冲突问题。 (一)企业面临的“双重合规冲突” 长期以来,企业在跨境经营过程中,通常更加关注国际制裁、出口管制、反洗钱以及境外监管要求等合规事项。但随着《条例》的出台,企业涉外合规所面临的法律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企业在处理跨境调查、数据披露、供应链审查以及制裁合规等事项时,除考虑境外法律要求外,也需要同步关注中国法层面的合规义务与法律风险。 一方面,遵守外国法律与监管要求,可能触及中国法律限制。这一问题在跨境调查、数据披露、供应链审查与制裁执行领域尤为突出。例如,外国监管机关要求中国企业提交境内数据、内部文件或供应链信息时,相关行为不仅可能涉及商业秘密与数据安全问题,还可能触及中国关于数据出境、涉外执法协助以及反不当域外管辖的法律限制。 另一方面,遵守中国法亦可能导致企业遭受外国制裁或商业限制。例如,在美国次级制裁背景下,如企业依据中国阻断制度拒绝执行外国制裁要求,则可能被境外金融机构限制交易,甚至面临海外市场准入障碍;如企业拒绝向外国监管机关提供相关数据,也可能遭遇罚款、调查升级或并购审批受阻等风险。 因此,企业未来越来越难以通过单一法域合规实现整体风险隔离。相反,其可能同时面临不同法域提出的相互冲突、甚至彼此对立的法律要求。这种“双重合规冲突”,正在成为当前跨境经营中的核心法律风险之一。 (二)企业合规建议 在当前国际规则竞争与跨境监管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条例》的出台实际上已经对企业传统合规体系提出新的要求。未来,企业涉外合规工作的重点,可能不再只是“避免违反外国法”,而是如何在多法域冲突环境下实现整体风险控制。 首先,企业有必要建立域外管辖风险识别机制。过去,部分企业对于“长臂管辖”的理解,主要停留在美国制裁层面;但从当前趋势看,外国补贴调查、供应链监管、跨境数据执法、ESG审查以及出口管制等,都可能构成广义上的域外监管风险。因此,企业应逐步建立针对外国法律域外适用的专项识别机制,包括:识别高风险法域;识别高风险交易;识别可能涉及数据跨境、制裁或调查协助的业务场景;识别可能触发中国反制制度的外国要求。 其次,应建立中国法优先审查机制。对于涉及外国调查、制裁执行、数据披露以及供应链审查等事项,企业不宜仅依据境外律师意见或境外监管要求作出决定,而应同步进行中国法层面的合法性评估。特别是在涉及数据出境、内部调查、商业秘密以及涉外执法协助等问题时,应重点审查是否触及《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外国制裁法》《条例》以及其他涉外监管规定。 再次,应进一步完善跨境数据合规体系。未来,数据问题很可能成为企业涉外合规冲突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企业应逐步建立数据分类分级机制、跨境数据审批机制、境外数据请求响应机制、涉外调查内部审批机制。对于涉及外国监管机关的数据请求,尤其需要建立法律、合规、信息安全与管理层联合审查机制。 此外,企业还应关注阻断申报机制建设。在外国法律与措施可能构成“不当域外适用”情况下,企业是否需要报告、何时报送、如何保留证据以及如何与监管机关沟通,未来都可能成为重要合规问题。目前相关制度仍在发展阶段,因此企业尤其需要加强对政策动态与执法趋势的持续跟踪。 最后,企业应加强涉外争议解决布局。随着不同法域规则冲突加剧,未来企业面临的,不仅是行政监管风险,还可能包括跨境合同纠纷、境外仲裁、外国法院判决执行以及资产冻结等复杂问题。因此,企业有必要提前优化合同法律适用条款、争议解决条款、跨境仲裁安排、境外资产隔离机制以及国际制裁应急预案。从长期看,涉外争议解决能力,很可能将逐渐成为大型跨国经营企业核心合规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结语 《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涉外法治体系正在进一步走向体系化与制度化。随后,2026年5月司法部公告第5号与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1号的相继发布,表明相关制度已经开始进入实际运行阶段。从美国次级制裁到欧盟外国补贴调查,中国对于“长臂管辖”的制度回应,也正在从传统经济制裁领域,逐渐扩展至跨境监管、数据治理与规则外溢等更广泛层面。 当然,也应看到,目前相关制度仍处于发展初期,其具体适用边界、国际协调空间以及与全球商业实践之间的衔接,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特别是在跨国经营、国际监管合作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保持国际经贸活动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仍将是未来中国涉外法治建设中需要持续面对的重要课题。 总体而言,《条例》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反域外管辖法律体系。这一体系未来的发展,不仅将影响中国企业的跨境经营与合规实践,也可能对国际社会关于域外管辖边界、跨境监管合法性以及全球合规秩序的讨论产生更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部公告第5号),网址https://www.moj.gov.cn/pub/sfbgw/gwxw/xwyw/202605/t20260515_535047.html。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公告2026年第21号),网址https://www.mofcom.gov.cn/zwgk/zcfb/art/2026/art_0ff88c45f1974962a539775085014888.html。 7. 司法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网址:https://www.moj.gov.cn/pub/sfbgw/gwxw/xwyw/202605/t20260515_535048.html。 8. 参见刘恩东、陈子豪:《中国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法治建设的成效、不足及完善路径》,载《公共治理研究》,2025年第4期,第77-96页。 9. 参见姜悠悠:《论中国反制裁法的域外效力》,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第2025年第1期,第95-108页。 10. 参见叶研:的时代价值.网址: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cjd/202604/t20260413_533756.html。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企业出海更多关注“能不能出去”“怎么设公司”“钱怎么出去”“项目怎么落地”;而今天,出海已经从单一投资行为,演变为涉及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数据安全、出口管制、反制裁、境外争议解决和全球合规治理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的出台,具有非常重要的制度信号意义。该规定不是简单重复既有的发改、商务、外汇等部门规则,而是首次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层级,对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基本制度框架作出统一规定。它既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也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对于已经出海、正在出海、计划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未来对外投资不再只是商业决策,也不再只是履行ODI备案那么简单,而是必须被纳入企业整体合规、风险管理和全球治理体系之中。 一、强调对外投资的边界:不只是设公司、买股权 该规定第二条对“对外投资”作出了较为宽泛的定义,即中国境内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这个定义值得企业高度关注: 第一,对外投资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境外设立公司”或“境外并购股权”。只要境内投资者通过资金、资产、权益、融资、担保等方式,在境外取得企业、资产或经营权益,就可能被纳入对外投资监管范围。 第二,间接投资也被纳入监管视野。过去不少企业习惯通过香港、新加坡、BVI、开曼等中间控股平台进行境外布局,认为只要境内主体不直接持股境外项目,监管压力就相对较小。但该规定明确包括“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相关权益,这意味着穿透式监管思路将更加明显。 第三,融资、担保也可能构成对外投资相关活动。实践中,很多中国企业并不直接对境外项目出资,而是通过境内母公司担保、境外子公司融资、关联方借款、供应链授信等方式支持海外项目。如果这些安排实质上使境内投资者获得境外经营权益或控制权益,也需要纳入合规审查。 因此,企业判断一项跨境安排是否属于对外投资,不能只看形式上有没有设立境外公司,也不能只看有没有股权交割,而应从“是否取得境外企业、资产、控制权、经营管理权或相关权益”的实质角度进行判断。 二、投资者范围覆盖企业、组织和居民个人,个人境外投资也将逐步纳入制度化管理 该规定明确,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同时,第三十三条还特别规定,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等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制定。 这意味着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制度化监管可能会进一步推进。长期以来,中国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存在较多灰色地带。例如,通过亲友代持境外公司股权、通过境外账户参与投资、通过虚拟资产或其他路径配置境外资产、通过境内企业或香港公司间接持有境外项目等,均可能涉及外汇、税务、反洗钱、数据、资产申报以及对外投资管理问题。 此次规定虽然没有直接展开居民个人对外投资的具体管理细则,但已经为后续制度建设预留了明确依据。对于高净值人士、家族办公室、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而言,未来以个人身份或通过境外架构参与海外投资,需要更加重视资金来源、税务居民身份、外汇合规、受益所有人披露和境内审批备案边界。 尤其是很多企业家在全球布局过程中,往往同时存在“企业出海”和“个人资产全球配置”两条线。过去两者可能被分开处理,但未来在监管逻辑上可能被纳入同一套更强调穿透、真实、合规和风险控制的框架之中。 三、国家态度非常明确:支持真实、合规、市场化的对外投资 该规定并不是为了限制中国企业出海。相反,全文多处明确释放支持信号。 规定第四条提出,国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多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第五条进一步明确,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这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背书。它说明,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部分国家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的背景下,中国并不会关闭对外投资的大门,而是要推动更高质量、更安全、更规范的出海。 但是,支持不等于放任。国家支持的是符合市场原则、依法合规、真实经营、风险可控的对外投资,而不是盲目扩张、虚假投资、违规资金出境、规避出口管制、破坏当地环境、侵犯劳动者权益或者损害国家安全的投资。 换言之,中国企业出海的监管逻辑已经从“有没有办手续”升级为“项目是否真实、目的是否合规、过程是否透明、风险是否可控、行为是否符合中国及东道国法律、是否损害国家利益”。 四、对外投资监管进入“全过程监管”时代 该规定第十条明确提出,国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的科学性、安全性,推动投资便利化和有效防范风险相结合。 “全过程监管”是理解该规定的关键词之一。过去,很多企业把对外投资合规理解为项目启动前的核准或备案问题:发改委备案、商务部门备案、外汇登记完成后,似乎合规工作就告一段落。但新规显然不是这个思路。 从文本结构看,监管贯穿了投资前、投资中和投资后。 投资前,企业需要判断项目是否属于鼓励、限制或禁止类投资,是否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和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审查,是否涉及敏感国家、敏感行业、敏感资产或关键技术。 投资中,企业需要关注资金汇兑、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跨境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人员出入境、经营者集中、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税收、国有资产监管等问题。 投资后,企业还要持续完善境外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合规经营、内部控制、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处置等制度,加强风险识别与防范处置,投入必要人员、资金、设备等资源,保障员工和资产安全。 这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外投资合规不能再是项目审批人员、财务人员或外部中介临时处理的事项,而应成为董事会、管理层、法务、财务、税务、业务、供应链、人力资源、安全和数据团队共同参与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五、出口管制、技术出境和数据跨境成为对外投资核心合规风险 该规定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尤其值得高度重视。规定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未经许可,不得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同时,不得通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境外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跨境培训等方式,变相向境外转移禁止或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这条规定非常有现实针对性。 很多企业以为,出口管制只发生在货物报关环节,只要没有出口受控产品,就不存在出口管制问题。但实际上,技术资料、源代码、算法模型、工艺流程、设计图纸、实验数据、工程参数、远程运维服务、人员培训,都可能构成技术、服务或数据的跨境转移。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先进制造、生物医药、通信设备、卫星遥感、网络安全等行业,中国企业出海设厂、设研发中心、建立售后服务团队、向海外子公司授权技术,均可能触发出口管制和技术出境合规问题。 更重要的是,该规定明确禁止通过人员派遣、技术指导、跨境培训等方式规避监管。这意味着监管关注的不仅是“货物流”,也包括“技术流”“数据流”“人员流”和“知识流”。 例如,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工厂,派工程师赴当地调试设备;向境外子公司开放研发数据库;通过远程系统为海外客户提供算法升级;将境内研发成果授权给境外关联公司使用;安排境外员工接受核心技术培训。这些安排表面上属于正常经营,但如果涉及限制出口技术、重要数据、个人信息、敏感算法或关键工艺,就需要进行合规审查,必要时申请许可或履行评估程序。 六、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被正式强化 该规定第十五条提出,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 这一条具有很强的制度意义。过去,中国企业更多熟悉的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即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境内敏感领域可能触发安全审查。但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程度提高,境外投资同样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例如,核心技术转移、战略资源控制权变化、重要数据出境、关键基础设施相关投资、境外国有资产处置、敏感行业海外并购等,都可能被纳入安全审查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不仅覆盖“境外投资”,也覆盖“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这意味着企业不仅在“走出去”时要关注安全审查,在后续退出、出售、重组、股权转让、资产处置、控制权变化时,也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国家安全影响。 对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科技企业、数据密集型企业和掌握关键技术的制造业企业而言,未来境外投资项目不能只做商业尽调和法律尽调,还应增加国家安全影响评估、技术出口管制评估、数据出境评估、供应链安全评估和地缘政治风险评估。 七、境外企业治理和合规体系建设成为法定义务 该规定第十六条明确,投资者及其在境外投资的企业应当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合规经营、内部控制、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处置等制度,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处置,并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员工和资产安全。 这意味着,中国母公司不能再简单地认为境外子公司“独立经营、风险自担”。从中国监管视角看,境内投资者对其境外投资企业负有持续管理和风险控制责任。 实践中,很多中国企业出海后存在几个常见问题:境外公司设立后长期无人管理;当地董事、名义股东或代理人权限过大;合同、印章、银行账户和财务权限缺乏控制;境外员工劳动合规薄弱;税务申报和转让定价管理缺失;海外项目没有反贿赂、制裁筛查、数据合规和出口管制流程;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没有应急预案。 在新规框架下,这些不再只是商业管理问题,而可能演变为对外投资合规问题。企业应当建立一套适用于境外子公司的治理清单,包括董事会授权、重大事项审批、合同管理、财务管理、关联交易、用工合规、税务合规、反腐败、制裁筛查、数据保护、出口管制、安全生产、应急响应和争议处理机制。 尤其是在中东、东南亚、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法律环境、文化习俗、劳动制度、税务监管和执法方式与中国差异较大。中国企业如果仍以国内经验管理海外项目,风险会被显著放大。 八、中国政府保护企业海外权益,但企业自身也要主动维权 该规定第十八条至第二十四条体现出非常重要的“国家保护”维度。国家将加强对外投资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及时发布有关国家或地区安全状况,提示投资风险;并根据国际条约、协定或平等互惠原则,与其他国家开展执法合作,保护中国投资者、企业、项目员工和资产安全。 第二十条还规定,国家依法为境外投资的中国公民、组织及其境外企业、项目所属中国籍员工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发生战争、武装冲突、暴乱、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重大疫情、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时,驻外外交机构应及时核实情况,敦促当地采取措施保护中国公民和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并根据情形提供协助。 这对出海企业是重要保障。但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保护并不替代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和法律行动。规定第二十一条明确鼓励投资者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解决对外投资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因此,企业在海外遇到股东纠纷、政府违约、征收、歧视性执法、合同违约、项目停滞、资产冻结、员工安全、供应链中断等问题时,应当及时启动证据保全、合同救济、当地法律程序、投资仲裁评估、外交领事沟通和中国主管部门报告等多层次方案。 尤其是涉及重大境外投资项目时,企业在投资前就应设计争议解决条款、投资保护路径、资产保全机制、保险安排和危机应对预案,而不是等到纠纷爆发后再被动寻找救济。 九、境外诉讼、调查和证据出境必须特别谨慎 该规定第二十二条明确,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参与对外投资相关仲裁、诉讼,或者受到境外司法、执法机构调查,需要向境外提供证据或相关材料的,应当遵守保守国家秘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技术出口管理、出口管制、司法协助等法律法规;依法须经主管机关准许的,应履行相关法律程序。 这条规定对中国企业具有非常强的实务价值。 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业务增加,越来越多企业会面临境外诉讼、仲裁、监管调查、刑事调查、反垄断调查、制裁调查、海关调查、数据调查和证券监管调查。境外律师往往会要求中国企业提供大量文件、邮件、合同、财务数据、员工信息、技术资料和业务数据。 但从中国法角度看,并不是所有材料都可以直接提供给境外律师、法院、仲裁机构或监管机构。相关材料可能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重要数据、核心技术、出口管制物项或司法协助程序。如果未经评估直接向境外提供,企业可能同时面临中国境内合规风险。 因此,中国企业一旦卷入境外程序,应建立“跨境证据出境审查机制”:先由中国律师、数据合规律师和技术专家判断材料性质,再由境外律师判断当地程序要求,必要时通过司法协助、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技术出口许可等路径处理。不能简单地以“境外律师要求”为由直接批量传输文件。 十、反制裁和反歧视措施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制度工具 该规定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保护制度中的“反制”逻辑。任何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投资经营等方面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类似措施的,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安全和正当权益。 同时,对于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企业正常交易,或者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剥夺或限制正当权益的外国组织、个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禁止或限制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在中国境内投资、与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交易合作、相关人员产品交通工具入境等措施。 这说明,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不合理制裁、歧视性执法、政治化审查、供应链断供、单边限制时,不仅可以寻求商业谈判和司法救济,也可以考虑通过中国政府相关机制反映情况,推动行政、外交、经贸和法律层面的综合应对。 当然,企业在使用这些工具时需要非常谨慎。是否构成歧视性措施、是否涉及国家利益、是否适合启动政府层面的反制机制,需要结合事实、证据、行业影响和国际关系背景综合判断。 十一、违法责任明显加重,企业不能再轻视ODI合规 该规定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条设置了较为明确的法律责任。对于投资国家禁止的对外投资、未按规定履行核准备案手续、提交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信息、以贿赂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核准备案、拒不配合境外投资安全审查、违反市场秩序等行为,均规定了责令停止投资、限期处分股份资产、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一定期限内不受理核准备案申请或禁止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等后果。 其中,罚款标准与投资额挂钩,违法成本将随项目规模放大。对于大型制造业出海、能源资源项目、海外并购、基础设施项目而言,一旦被认定存在重大合规问题,不仅可能导致行政处罚,还可能影响项目本身的融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国资监管、审计评价、银行授信、保险理赔和后续出海资格。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还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违反规定,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治安违法或犯罪的,还可能承担相应行政或刑事责任。这说明对外投资违规不只是“手续问题”,在严重情况下可能上升为综合法律责任。 十二、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建立“出海合规五件套” 面对新规,中国企业不应恐慌,但必须升级出海合规能力。建议企业至少建立以下五项机制。 第一,建立对外投资项目准入审查机制。项目立项阶段即判断是否涉及敏感国家、敏感行业、敏感资产、国资、数据、技术、出口管制、反制裁、反垄断、税务和外汇问题。 第二,建立ODI核准备案和资金出境合规流程。所有境外设立、并购、增资、担保、融资、再投资、股权转让、资产处置等事项,应形成统一台账,避免业务部门自行操作。 第三,建立出口管制、数据跨境和技术出境审查机制。对于技术资料、软件、算法、工程服务、人员培训、远程运维、研发协作和数据传输,应进行分类分级评估。 第四,建立境外子公司治理和合规管理制度。包括董事授权、财务控制、合同审批、银行账户、税务申报、用工管理、反贿赂、制裁筛查、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 第五,建立境外争议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包括当地律师网络、仲裁诉讼预案、证据保全、保险安排、领事保护沟通、监管报告、媒体应对和员工撤离计划。 结语:出海的下半场,是合规能力的竞争 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治理进入更加系统、更加成熟、更加安全导向的新阶段。 对中国企业而言,未来出海的核心竞争力,不只是产品、资金、渠道和价格,也包括合规能力、组织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谁能在项目启动前看清监管边界,谁能在投资过程中管理好多法域风险,谁能在纠纷发生时调动法律、外交、保险、金融和商业资源,谁就更有可能在全球竞争中走得更稳、更远。 一句话总结: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胆量;现在,中国企业出海靠系统能力。新规之下,合规不再是成本,而是企业全球化的基础设施。
近日,国务院颁布(以下简称《规定》),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对外投资(也即境外投资)的行政法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重要实践。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持续加快,出海发展规模稳步扩大,但国际环境正经历深刻演变,单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盛行,对外投资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然而,既往散见于各部门规章的对外投资制度政策,已难以适应这一要求;对外投资中各类扰乱对外投资秩序的行为缺乏上位法约束;面对海外歧视性措施,企业事前预警不足、事后救济乏力,投资保护亟待国家层面的法治支撑。《规定》的出台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以统一立法破解制度碎片化,以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回应市场需求,以全链条保障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为投资者创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1、以制度型开放统领对外投资立法层级跃升 制度型开放是“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其关键在于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往我国对外投资立法层级低、监管标准不一、规则碎片化,难以适应复杂国际环境下的需求,企业在面对部分国家歧视性措施时,缺乏高位阶的法律依据与对等反制工具。 《规定》以行政法规形式系统整合对外投资服务、管理与保护制度,解决了制度碎片化难题,构建起内外协调、层级对等的制度体系。这一立法实践与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法治双翼,既是国内制度创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以法律确定性应对全球治理不确定性的主动选择,为我国对外投资活动提供了统一、规范的行为边界与制度预期。 2、监管机制的系统完善 《规定》对对外投资的监管机制作出系统完善,主要体现为,通过监管对象全覆盖和统一规则,回应投资者多样化需求;同时通过规范投资者行为、增强制度刚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在监管口径上,《规定》全面涵盖企业、其他组织、个人等各类投资者,明确投资规则,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投资者提供公平一致的行为预期。 在秩序维护上,《规定》针对违反技术出口、违背反不正当竞争原则、违反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违反出口管制、规避安全审查等行为作出专门规范,同时明确对损害其他投资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他人商业秘密、没有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品等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通过设定清晰的法律红线与处罚措施,引导中国企业树立合规经营意识,以法治手段维护良好的国际形象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投资权益的全流程保障 《规定》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为中国对外投资者构建了“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保护体系,通过监测预警评估、条约和领事保护、企业化解投资纠纷、投资壁垒调查、精准反制等制度安排,将国家保护与市场自救有机结合。 事前防范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外投资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针对有关国家(地区)安全状况,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加强风险提示。依托驻外使领馆、商会及专业机构,完善公共平台与服务,通过政府部门与企业间的信息互通,加强风险防范应对指导,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指南与决策支撑。 事中救济上,在政府层面,国家积极商签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国际经贸协定,在投资目的国家(地区)发生战争、武装冲突、暴乱、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重大传染病疫情、恐怖袭击等重大突发事件时,依法为在该国家(地区)的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企业、项目所属中国籍员工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在投资者层面,鼓励投资者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化解对外投资有关矛盾纠纷,发挥投资者风险防范主体作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应对反制上,《规定》明确了系列措施手段。针对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地区)遭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权组织开展调查,依据调查结果调整投资国别政策、采取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等措施;对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对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中国投资者及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外国组织、个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这一法律“工具箱”的完善,有利于我国对歧视性措施给予精准有力的回应,形成了层层递进的立体化保护体系。 《规定》以法律的确定性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既有效震慑潜在的歧视性措施,为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又向世界展示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反对单边主义的坚定立场。《规定》的出台,不仅是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因应之策,更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长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