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法律风险——反思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性边界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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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
PART 01、引言 壮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智慧与审美的结晶。2006年5月20日,壮锦织造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拥有三大种类、20多个品种、50多种花纹图案,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国潮兴起与文旅融合加速,壮锦产业正从传统手工艺迈向现代化、品牌化发展——广西壮锦山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申请商标143枚、有效22项;“布傣媄锦”等品牌开始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
一、背景 2026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法释〔2026〕7号,以下简称“新《解释》”)。新《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2021年3月施行的(法释〔2021〕4号,以下简称“原《解释》”)。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故意侵权的,或被判惩罚性赔偿。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充分条件是:故意(主观过错)+情节严重,完整的惩罚性赔偿主张需要满足前述两点,并明确计算基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春雷所宋江文律师。2026年4月20日,最高院发布了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共10个。本期春雷云法精选其中4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将分两条主线重点解读:一是知识产权严保护,通过商标恶意注册案与刑民交叉惩罚性赔偿案,看司法机关如何“严”字当头打击侵权行为;二是公平竞争秩序维护,通过恶意“挖角”案与“网络黑嘴”商业诋毁案,看司法机关如何为诚信经营者撑腰、为良性市场生态护航
一、引言 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历经多年立法完善,已全面覆盖商标、专利、著作权及反不正当竞争等核心领域,形成“填平赔偿为基础、惩罚震慑为补充”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格局。计算基数的精准界定与规范适用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基数认定是否科学、口径是否统一,直接决定惩罚性赔偿能否实现“过罚相当、惩戒恶意、遏制侵权”的立法目的。 即将于2026年5月1日施行的,专门对违法所得、侵权获利的计算规则作出明
引言 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对于促进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对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为了有效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惩罚性赔偿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应用。惩罚性赔偿的设计旨在通过加重对侵权行为的处罚,使得潜在的侵权者因为高昂的成本而不敢轻易侵犯知识产权,以此来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鼓励更多的创新活
2025年11月1日,施行,旨在落实(2025年4月30日通过,5月20日施行),立足民营经济的发展痛点与创新需求,构建从创造、保护,到运用、服务的全链条知识产权支撑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起来看《办法》中有哪些要点。 01、明确三大核心原则,落实职责与制度 《办法》总则部分明确了三大核心原则: 一是聚焦优化知识产权发展环境,强化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二是夯实国家及地方知识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法律边界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传统的事后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弥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以及预测性警务的普遍实施,推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兴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识别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以期实现早期预警和干预。此外,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内部管理规范,作为预防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预防性治理路径也可能引发隐私权侵犯、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通过探讨预防性治理路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明确这一路径的法律边界,以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犯罪;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 引 言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围绕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保护的显著问题之一。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也可能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治理犯罪的传统方式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刑事制裁,知识产权犯罪的传统应对方式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已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事先预防的治理趋势。为了有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已有部分地区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分级预警等方式对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进行实时检测和提前干预。例如,作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宁波市已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波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探索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路径。[1]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探索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 然而,这一治理知识产权犯罪的创新机制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其中可能涉及企业经营数据、员工行为信息、通信数据、员工出入研发场所的生物识别信息等,而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敏感信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引发争议。其次,在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预测性警务的合法性本身也可能引发争议。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知识产权犯罪治理路径出现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化的趋势时,如何能够明确这一路径的合法边界,让知识产权犯罪的预测性治理在符合刑法谦抑性与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开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刑事手段的泛化。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预防、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创新经验,分析人工智能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需要应对的法律风险,从刑法的谦抑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具体而言,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第一,目前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的数据采集、处理行为是否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采集和处理行为限制在合法边界内;第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趋势,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出现公私边界模糊并继而造成刑事保护泛化。 本文首先结合目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智能化预测性警务的兴起介绍目前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向智能化、预防化转向的背景;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以及预测性治理路径在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公私边界模糊和刑事手段泛化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为例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法治化提出建议。 一、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的转向及其背景 (一)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 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呈现出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并且泄密结果极易扩散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变化也给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因技术密集度高、数据互联性强,商业秘密犯罪的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传统纸质文件转向数字化形态,导致窃取商业秘密更依赖技术手段。不同以往商业秘密主要以纸质图纸、生产工艺文件等纸质文件为载体,当前企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与经营信息普遍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例如自动驾驶算法、测试数据、供应链信息、客户数据库等。而这些信息通常储存在数字化信息系统中,使得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常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窃取行为常伴随数据隐匿、权限滥用等隐蔽技术操作,增加了事后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难度,并且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也极为依赖技术手段,对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也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导致商业秘密侵权和犯罪案件通常办理难度大、时间长。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4月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其中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孙某明、胡某伟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因技术事实认定难度较高,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查明复杂的技术事实,检察技术人员也使用了技术手段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检察机关完成审查工作并提起公诉。[2] 企业内部员工滥用数据访问权限窃取商业秘密,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常见手段。由于窃取商业秘密的数字化工具的匿名性特征,以及泄密行为可能在员工职务权限掩盖下实施,导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极具隐蔽性。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与保密制度缺失,客观上也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例如,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利用权限或公司系统漏洞实施。[3]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手段的技术化与隐蔽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需探索以新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路径。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在此政策背景下,刑事司法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在2013年至2024年间,全国检察院就6.91万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全国法院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4]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完善,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知识产权犯罪,2021年起施行的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类型,降低了入罪标准,加大了刑罚惩罚力度。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系统地明确和降低了入罪标准,增加了入罪情形,提高了罚金刑上限,并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效果。[5] 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在此轮趋势中得到显著强化。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体系中唯一以保密性为核心要件的权利类型,其刑事保护充分考虑了这一独特属性。在立法层面,新增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这一新罪名,并且该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便构成该罪,并将责任主体扩大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组织”,以有效打击跨境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得到落实。例如,宁波市孙某、罗某向境外泄露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经营信息,在2024年被以该罪名定罪和判处刑罚。[6]为了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预防再犯,除了判处刑罚外,法院还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7] 此外,各地方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并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刑事保护方式。其中尤其显著的趋势之一是许多地方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并且注重预防的模式。例如,西安市建立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8]因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泄密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出现了从事后打击向预防与打击并重的趋势。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和《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权利人举证难度大等的问题,并提出要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模式。”[9]如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有效预防商业秘密犯罪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尤其是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正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犯罪预防和治理,这也为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提供了新路径。 (三)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预防的犯罪治理路径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技术的发展,以数据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逐渐在国内犯罪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刑事司法的传统路径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打击,而预测性警务则强调对高风险行为、区域和人员提前识别和干预,以有效预防犯罪发生。预测性警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后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实践。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广泛建设大数据平台,为针对犯罪风险的预测性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犯罪预警在国内已较为普遍实践。[10]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采取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规定为高风险应用并严格限制的做法,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目前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实践空间。这些使得预测性警务能够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也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因为其技术优势和预防性保护的特点恰恰针对性回应了传统事后打击模式的局限性,其潜力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尤其突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窃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技术性较强且企业内部员工作案会导致隐蔽性强、事后取证难度高,传统的事后打击模式难度高。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胜诉率低以及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率和审查起诉率都很低都反映出这个问题。[11]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证据都比较复杂,导致办案和审理难度大,周期也长。[12]这就导致企业事后维权周期较长,维权成本高;再加上商业秘密案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对企业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薄弱,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保护效果上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企业克服上述困难,损害赔偿也未必足以弥补企业损失。[13]由此看出,无论是企业事后寻求救济还是执法、司法机关事后进行打击,传统的泄密后再处理的模式对于保护商业秘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知识产权侵权和犯罪,商业秘密依赖其保密性也导致泄露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就可能迅速传播到竞争企业甚至境外产业链,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存。因此,比起事后维权和打击,企业对事前预防泄密的需求更为强烈,事前预防也对保护国内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来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也推动了治理商业秘密犯罪路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转型。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中应用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会极大影响预测准确度。因此,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路径的实现依赖于企业于公安机关的合作。公安部在部署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安芯”专项工作时,要求要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14]目前,大部分地区预防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警务机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导,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同时企业也会提供一部分数据。例如,2024年成立并运行的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自主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数据,对企业涉密岗位人员进行画像,通过算法预警泄密风险。[15]如果对特定人员或群体进行犯罪风险画像,必然会收集行为轨迹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甚至可能还会收集敏感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尊严,与程序公正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突。[16]而且,如果企业担心泄露商业信息,在向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时仅提供有限数据,这也会影响预测的准确度。此外,算法偏见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常见的问题既可能导致对特定人员群体产生歧视性的、带有偏差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影响犯罪风险预测的准确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预测性警务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欧盟严格限制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的原则,中国现阶段倾向于先应用新技术进行实践探索然后根据情况再进行立法规制。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应用于犯罪治理,也符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特殊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法律明确规范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在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合法性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而引发法律风险。数据既是商业秘密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核心资源,也是影响公民隐私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尽快在法律中设定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明确且合理的边界,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并使其持续发挥治理犯罪潜力的关键。而且,当企业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转变为政府协同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合作方后,如何规范公私边界也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 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其法律风险 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背景下,商业秘密犯罪的治理路径出现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防型路径转型的趋势。公安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试图及时发现异常高风险行为,在泄密发生前进行干预。虽然这种转型呼应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需求并存在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潜力,但是这种预防型路径也存在大量潜在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企业对员工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发生冲突,不当侵犯员工隐私权并伴随算法偏见引起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对预警数据的过度依赖,并且刑事程序中的商业秘密认定泛化,不加规制可能会导致公私边界模糊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本部分将聚焦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这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预警机制中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技术,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机制的运作依赖于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为了尽量准确预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就需要通过收集企业员工的系统操作记录、通信记录、出入企业研发部门等涉密场所的信息等数据供预警平台实施监测和分析。然而,预警机制收集、处理数据的范围等尚未有法律和政策规制,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冲突。 首先,如果要提高预测准确度,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或者需要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通信记录、行为数据等。例如,企业是否会在研发场所安装收集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门禁系统收集研发人员出入的生物信息并且上传至预警系统,或者企业是否为识别异常操作行为而收集员工日常在系统中的操作数据,企业是否会通过无线网络定位、工卡感应等方式记录员工活动轨迹,或分析员工收发邮件的时间和频率等通讯数据构建行为画像等。这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17]但是,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明确说明此类预警系统是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如果在未明确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收集其敏感信息,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在收集数据时,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收集与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然而,如果在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收集、处理范围的情况下,预警系统广泛收集员工的各类信息,可能导致对员工过度监控,侵害其隐私权。 第三,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系统会给涉密岗位员工做画像,通过算法进行风险分级和预测。[18]而标记高风险员工画像和预警数据的处理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问题并进而是否可能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择业造成不当影响等目前缺乏公开资料佐证。然而,算法可能因训练数据的问题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类犯罪风险预测时都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如果算法可能根据员工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特定数据预测其泄密风险,就可能在预测犯罪风险时对某些群体造成偏见并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员工在岗位安排、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 当前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主要依托政府推动的政企协作机制展开,例如通过警企合作平台运行犯罪预警系统。推行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双重背景在于: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以及由此缺乏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积极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和内部管理机制已在调研中得到印证。例如,宁波市政府在修订前的调研发现,近半数受访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建立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普遍存在以下六个问题:企业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因此存在保密措施亟待完善、技术秘密的登记和保存有待规范、缺乏员工离职审计制度、缺乏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以及企业法务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相关的专业经验。[19]正是基于企业自身保护能力欠缺与政府强化产业保护的双重因素,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干预措施。 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明确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指导、风险预警及维权支持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主导地位。[20]这一政策导向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落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2024年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核心原则,还对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机制以及维权途径、方法提供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指引和建议。[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正积极介入商业秘密保护并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宁波市政府便将其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总结为“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会联动”。[22]政府推动的保护模式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推进。以宁波重要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商业秘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为例,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创新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23]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处理案件基础上延伸职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宁波市外贸协会送达法检联合司法建议,对外贸企业进一步完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还专门制定了《企业经营类商业秘密刑事报案证据指引》,为企业维权提供清晰的收集证据方面的建议。[24] 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在提升区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上成效显著。以宁波为例,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在2024年投入运行当年,就通过精准预警风险从而成功阻止新能源汽车企业核心涉密文件外泄,涉密资产估值超亿元,体现了事前防范的有效性。[25]同样,这种政府推动的模式也提升了事后打击的效率和效果。2024年,依托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协作,在泄密发生后迅速协助企业成功追回核心技术资料并挽回高达三千万元经济损失。[26]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其预防犯罪与处理高效的优势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也需防止可能模糊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边界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在权力行使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介入企业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流程,可能导致公权力过度延伸至本应属于企业自治范畴的领域。因此,信息获取与执法介入边界的明确对预防风险并稳定发挥这种治理模式的潜能十分重要。 首先,行政机关需警惕行政指导、合规激励等手段变相成为“建议式强制”,将本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畴的事项纳入行政评价体系。例如,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2年出台了《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保护领导机构应“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结论”,以及“企业应根据监督检查结论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并形成评价报告”[27]随后,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4年9月出台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建议稿)》,虽然这份报告将评估流程概括为由“申请”开始,但是报告明确提出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等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并有效运行”;而且,评估报告模板还包含了在企业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估并用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中一般不包含的内容,例如“整改要求”、“整改时限”、“整改验证材料和形式”,尤其是企业的异议处理形式例如申诉等。[28]这就可能让政府指导在实践中异化成行政机关主导的标准化评估和强制化整改模式,使行政权力实质性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突破了公私领域的基本界限。这可能导致以行政标准化挤压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特点自主设计内部管理的空间。而且,这一评估过程本身也可能增加泄密风险。尤其是,如果行政机关将评估结果与企业政策补贴、优惠政策等挂钩,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29]则以提供管理和救济方面的实操建议,在避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发挥了促进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降低泄密风险的作用。 其次,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为实现精准预警和高效打击,预警平台需要收集企业的大量内部数据例如涉密员工的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进出涉密区域的记录等才可以做到。如果缺乏关于数据收集范围、使用目的、保密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过度或不当的信息收集本身也可能侵犯商业秘密或经营自由。目前,企业在多大范围内应当/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数据供预警系统分析目前仍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如果刑事司法中的专门机关介入的条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式可能会模糊企业内部管理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边界。尤其是预防型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模式会促使公安机关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进行干预,如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本身存在问题,并且算法未充分考虑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的歧视,那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无法准确预防犯罪,还可能为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正当性带来争议。 这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传统上属于私权范畴,一般通过民事程序而非刑事司法保护;如果刑事司法要介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中,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商业秘密会成为需要刑事法介入保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导致刑事手段会过度介入市场竞争从而扭曲市场秩序。英国的立法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没有专门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立法,但在特定情形下,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计算机滥用法案1990》(Computer Misuse Act 1990)第1条,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故意通过技术手段(如黑客攻击)获取作为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此款规定的犯罪。此外,根据《数据保护法2018》(Data Protection Act 2018)第170条规定,未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故意或过失获取、披露或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被窃取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包含个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获取或披露可能构成犯罪。而这两种罪名本质上都不是专门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分别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及隐私权。窃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因为侵犯了其他公共利益而需要刑事手段介入。而《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则新增了与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新罪名,第一部分第二条将行为人“明知”是在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是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4年监禁或/并处罚金。[30]这一规定旨在应对外国通过间谍手段获取英国关键技术和商业信息而给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认为只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刑事手段的介入才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即刑事手段不应当介入一般的商业纠纷,从而防止过度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范畴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这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也应当考虑,预警的是普通侵权行为还是需要刑事手段介入的、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上,还需要统筹考虑治理的系统性成本。如果因公私边界模糊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还可能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挤占刑事司法系统原本可以分配在治理其他危害性更高的犯罪上的资源,包括用于打击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资源。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大、时间长,消耗的刑事司法资源明显会更多,刑事制裁在商业秘密侵权治理上泛化后对其他犯罪治理资源的挤占效果会更严重。而且,刑事制裁泛化后,那些原本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人会因此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会对这些人的就业和重返社会带来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本文并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是,应警惕刑事手段超越公私边界的介入。所以,明确公私边界,确保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是在促进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而非替企业承担责任的框架内运行,是这一模式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议题。 三、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合法边界 在前文对商业秘密预警机制因数据收集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回应前文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探讨构建这一预防性治理机制的合法边界,并明确何种情形下刑事手段(预测性警务)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是合法、必要且正当的。 (一)企业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合法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企业通常需要收集和提供员工的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的风险行为。企业收集和处理企业员工数据的范围、方式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前述风险,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企业收集数据行为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企业内部收集、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能仅由企业自行设定,而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限于预防商业秘密泄露和预警商业秘密犯罪风险所必需的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预警无关的个人信息例如员工的私人通信。员工的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尤其应当保持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并且,应明确禁止企业将为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收集的数据用于绩效评估、职称晋升等超出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目的,防止预警机制异化为对员工的非法电子监控。通过目的限制,可以明确区分企业合规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 其次,企业应确保员工对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收集数据的范围和处理方式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前,应明确告知员工数据的收集目的、方式、范围、保存期限等,并取得员工的明确同意。换言之,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避免使用概括同意类条款,而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警系统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目的与存储期限等内容。并且,鉴于劳动关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性,企业不得后期通过任意单方面修改企业内部规定、政策而要求员工提供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遵守关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以提出方案和意见的规定,让员工个人数据的收集从企业的单向管控转化为劳资共治下的合规管理,以此确保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在合法边界内。员工也应有权拒绝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且不应当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企业也应建立机制,允许员工对数据采集和预警提示提出异议,并进行人工复核,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 第三,企业向预警平台(特别是涉及与执法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的平台)提供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确保数据传递和处理在合法边界内。企业在提供数据给平台时,应确保数据的脱敏处理,平台接收到的应当是经过处理后的异常行为统计数据,而非直接关联特定自然人的原始身份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技术、访问权限限制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二)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至关重要。当前,预警系统通过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行为”并进行犯罪风险提示,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预备存在争议。如果公安机关仅依据风险预警报告介入,可能导致对预备犯的认定过于宽泛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的泛化,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将预警系统提供的犯罪风险提示作为立案依据,也可能会挑战刑事司法的立案程序和证据规则。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将犯罪风险预警认定为犯罪预备并介入。算法标记的高风险行为仅反映统计概率,不能直接等同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警平台仅能识别行为,难以识别员工实施这样的行为是否具备实施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预警系统识别到的异常操作也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员工出于合法目的加班备份文件被识别为高风险异常操作。刑事手段介入的前提,必须是该行为已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紧迫性。换言之,该行为必须是专门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目的实施的行为,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专门购买技术工具破解数据防火墙但尚未下载数据。在介入时,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防止将因工作或管理失误引发的误操作纳入刑事手段处理的范畴。 其次,在预警机制运作中,应当建立企业内部调查前置程序,并以此严格限定公安机关介入。当预警平台发出风险提示时,企业应利用其内部管理权限,先行调取办公系统日志、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调查等非强制性的核实工作,以便排除因系统误差、员工误操作或员工合理履职的行为引发的预警。如果企业经过内部调查和初步收集的证据可以判断很可能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根据企业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方可立案启动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确保刑事手段的介入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在合法边界内。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预测性治理的实施进行监督,确保其合法、公正、透明。这包括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预警机制的运行进行审查;建立申诉和救济机制,保障被错误识别为高风险个体的合法权益。 总之,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应谨慎处理预警机制识别的高风险行为,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预备犯,防止刑事手段适用的泛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加强对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规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等措施,明确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边界,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结 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从传统的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数据,不仅增加了窃取商业秘密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取证难度。商业秘密的保护也面临新挑战。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性以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预测性警务普遍实践,使得预防性治理路径成为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重要方向。然而,商业秘密犯罪的预防性治理路径也需要明确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与法治原则冲突的问题。首先,犯罪风险预警系统可能涉及对企业员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若未经员工同意,可能违反的相关规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其次,政府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制性建议或评估”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可能模糊公私边界,侵蚀企业的自主权。 为明确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人工智能驱动的犯罪预警机制应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数据收集在员工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仅在必要限度内,避免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政府在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时,可以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的建议,但应避免通过“强制性建议或评估”过度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如果预测性治理持续发挥治理潜力,也应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合法边界,通过明确高风险行为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防止刑事手段泛化;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确保其在有明确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方可立案启动侦查,避免仅依据风险提示报告介入。更为根本的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刑事司法的介入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同时危害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进而引发更多治理问题。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预测性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注释: [1]黄素珍、王西泽:《公安新质战斗力保护企业新质生产力:守护新能源汽车创新核心“共富”密码》,载《浙江法治报》,2025年2月19日,第6版。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91.s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4]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1,2025年6月2日访问。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3,2025年6月2日访问。 [6]《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7]《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南通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揭晓》,载《南通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20-21版。 [8]王梁、黄业晞:《西安市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7日,第2版。 [9]《我省三部门联合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行政+司法”,关口前移事半功倍》,载新华日报,https://xh.xhby.net/pc/con/202503/22/content_1432031.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10]胡铭、严敏姬:《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11]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2]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3]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0页。 [14]张晨:《公安机关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直达重点企业》,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24日,第5版。 [1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6]王禄生:《论预测性司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90页。 [17]。 [18]《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9]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0],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4/2a3d95637b4842b8a1a361dee4ce785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1]https://www.lingang.gov.cn/upload/1/cms/content/editor/1729220111366.pdf [22]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4]《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6]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7]《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报批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3010410445120114/2023010410425212615.pdf(第9页),2025年6月3日访问。 [28]《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4092019254876245/2024092019105231535.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9]《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载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http://www.sziprs.org.cn/attachment/0/72/72386/115161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30]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大量获取、清洗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商业秘密、乃至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诉讼风暴。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法律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经历从“审慎克制”到“积极规制”。早期的“技术中立”原则(如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在面对AIGC训练阶段的侵权指控时,正失去其绝对的防御效力。当下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AI企业降低创新成本的技术诉求,与原始权利人保护智力成果、维护数据主权的财产诉求,本文试图跳出对立视角,立足于、、《数据安全法》及《人工智能法(草案)》的最新立法动向,并结合美、欧等法域的典型司法判例,系统性地分析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法律属性、侵权判定标准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为业界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法理坐标。 一、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技术解构与法律定性 要准确判定AI训练是否构成侵权,必须首先在技术层面对“训练”这一黑箱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构。AI模型的训练并非简单的“复制后存储”,而是一个包含数据抓取、清洗、预处理、Token化、前向传播计算、梯度更新及参数固化的复杂转化过程。 (一)输入端的“物理复制”与临时复制标准 在训练的初始阶段,AI企业通常需要将网络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下载至本地服务器,进行去噪、去重和格式统一。这一阶段毫无疑问涉及了所规定的复制权。 部分AI企业抗辩称,数据在经过清洗和Token化后,已经被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向量,原始作品在最终的模型参数中并未以可读形式存在,因此属于“临时复制”或“非表达性利用”。 然而,从司法实务来看,复制的完成并不以最终成果是否保留原始物理形态为转移。只要作品被加载到内存或硬盘中,形成了可供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化复本,即完成了复制行为。即使后续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向量,前期的“中间复制”依然独立构成对复制权的规制对象的触碰。 (二)转化过程中的“实质性利用”而非“合理使用” AI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模型“学习”到了作品的表达风格、结构组织、逻辑关联等核心要素。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法理问题:对作品中所蕴含的“统计学规律”的提取,究竟是对“思想”的提炼,还是对“表达”的变相掠夺? 知识产权法历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AI企业往往以此为护城河,主张训练抓取的是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而非“表达”。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模型的参数矩阵之所以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或图像,正是因为其在训练中高度精确地“逼近”了原始作品的表达细节。当训练数据量足够大、或者对某一特定版权作品进行过度训练时,模型在输出端能够高概率地“复现”原始作品的片段。 因此,输入端的利用绝非单纯的“非表达性利用”,它是以实现商业化“替代性表达”为目的的实质性数字化利用。 二、著作权法角度下的侵权判定与“合理使用”的边界重塑 在涉及AI训练的著作权诉讼中,“合理使用”或“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是最核心的辩护事由。不同法域对此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而这些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司法检验。 (一)美国法下“转换性使用”的异化与修正 在美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依赖第107条的“四要素测试法”。在AIGC兴起前,著名的Authors Guildv.Google,Inc.(2015)案(谷歌图书案)确立了非表达性文本挖掘的合理使用地位。法院当时认为,谷歌数字化图书设立索引和提供片段摘要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转换性”,且没有替代原著的市场。 然而,在AIGC时代,这一判例的适用前提已被颠覆: 1、目的与性质:AI企业虽然也是将作品数字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训练出一个能够直接替代人类创作的商业化通用工具。这种使用不具有库房索引式的“转换性”,而是对原作品市场份额的直接侵蚀。 2、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改变。在AndyWarholFoundationv.Goldsmith(2023)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紧了“转换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强调如果衍生作品与原作品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大模型通过学习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画风,生成的AIGC产物在市场上与原作者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的潜在许可市场。 法院正逐渐倾向于认定:当模型训练的输出结果具有与输入数据源发生市场替代的巨大风险时,输入端的无偿抓取难以维持“合理使用”的合法性外观。 (二)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的“选择退出”机制 欧盟通过2019年的《数字单一度市场著作权指令》(CDSMDirective)第3条和第4条,确立了成文法上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机制:针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享有绝对豁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豁免,但权利人保留了“选择退出”的权利。 这一机制看似平衡,但在司法实务和技术落地中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2026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全面步入执行阶段,欧盟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施加了严格的合规义务,要求其必须制定政策以尊重欧盟著作权法规定的“选择退出”声明,并提交详细的训练数据摘要。 这一立法的司法转向意义深远:它将“不反对即许可”的默示推定,转变为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时撤回的“附条件豁免”。一旦权利人普遍声明“选择退出”,AI企业的“免费午餐”时代便宣告终结。 (三)我国法下的适用困境 我国采取了“列举与兜底”的模式。其中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以及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AI企业试图援引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大模型开发企业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独角兽或科技巨头,其研发目的虽然带有科研色彩,但最终指向商业运营,无法直接适用第(六)项的“科研豁免”。目前我国尚未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为AI商业化训练创设新的著作权豁免条款。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虽规定了“能够提高训练数据质量”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直接赋予其著作权侵权豁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下,AI企业未经许可使用版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训练,在现行框架下寻找“合理使用”的抗辩空间极其狭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数据抓取”与商事侵权判定 当训练数据不构成保护的“作品”(例如纯粹的事实数据、用户评论、商品价格信息等)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便转移到了。 (一)“非公有领域数据”的竞争法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如微博、大众点评、字节跳动等)积累的非公开或半公开数据集,具有极高的商业变现价值。AI企业通过恶意绕开API接口、破解反爬机制获取这些数据,往往被诉诉诸(原则条款)或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 裁判思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只要抓取行为破坏了原平台的技术措施,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引入“实质性替代”与“不当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标准。 3、腾讯诉微播视(抖音)案:兼顾数据流通与公共利益。不再单方面保护平台的数据垄断,而是审查抓取行为是否导致原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二)AI训练抓取的独特侵权机理:从“流量截留”到“能力替代” 传统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数据横向搬家、聚合链接),其侵权后果通常表现为流量的截留和用户注意力的分散。 但AI训练抓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侵权机理:垂直截留与能力替代。AI企业抓取了某垂直行业平台十年的数据,训练出的专业大模型可以直接回答用户的特定问题。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原平台寻找答案,原平台的商业闭环(“用户-内容-广告/电商-数据”)被彻底斩断。 这种“抽干池水”式的利用,突破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容忍底线。司法裁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实质性替代、实质性损害”的审判标准:如果AI训练对数据源平台构成了不可逆的市场功能替代,且未能证明该利用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不具竞争冲突的社会净福利,则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AI训练的合规红线 除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外,AI训练数据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这直接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强制性合规红线。 (一)“公开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豁免及其限度 AI企业经常主张,其抓取的数据均属于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信息(如社交媒体公开发言、博客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然而,该条同时规定了限制性红线:“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大模型训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往往伴随着深度的用户画像、关联推导与自动化决策。例如,通过零散的公开言论推断出用户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并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深度加工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在公开该信息时的合理预期,对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风险,因而不能免除“知情同意”的法定义务。 (二)“被遗忘权”在神经网络中的技术性失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赋予了个人“删除权”。在传统数据库中,删除一条记录轻而易举。但在大模型中,一旦个人信息参与了前向传播计算并改变了权重参数,该信息便“熔化”进了数千亿个参数之中。 目前的技术手段在不损坏模型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极难彻底清除特定个体的训练记忆。这种“法律权利上的必须删除”与“技术实现上的无法剥离”之间的鸿沟,是当前AI企业面临的最严峻的合规危机。司法层面在评估企业法律责任时,需考量企业是否尽到了“技术最大努力”及前置的去标识化、匿名化义务。 五、前瞻性法论证:如何构建“权责对等”的AI利益分配机制 面对上述多重法律困境,一味收紧法律尺度、搞“司法全面封杀”将会扼杀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而一味纵容“野蛮生长”,则会毁灭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导致“无数据可用”的公地悲剧。司法者和立法者必须在法理上寻找更为精细化的解法。 (一)区分“基础模型”与“垂直应用模型”的差别化规制 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不宜对所有AI训练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实施分层分级裁量: 通用基础模型: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对其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审查,在权利人未设立明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其在“物理复制”阶段的法律责任,倾向于通过后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解决,避免直接发出“禁令”导致模型停服。 垂直行业模型:如果某模型专门抓取特定竞争对手的独家数据(如医疗、法律、特定画风艺术网站),其商业目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替代性,司法裁判应当适用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未获明示授权即应推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推动从“禁令救济”向“责任规则”的司法裁判转向 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中,权利人最常申请的是“停止侵害”。但在AIGC领域,如果因为大模型训练使用了某几百本版权图书,就判令“销毁已训练的模型”或“停止模型运行”,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技术倒退(即诉讼法上的利益失衡)。 在AIGC训练侵权救济中,司法裁判应当逐步践行法经济学派提出的“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替代“财产规则”: 核心裁判法理除非涉案模型存在恶意、大面积抄袭或针对性盗版,否则法院在判定构成侵权后,应审慎适用“停止运行/销毁模型”的判项,转而通过判令被告支付高额的、惩罚性的合理许可费或损害赔偿金来弥补原告的损失。 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财产对价权益,又维持了前沿技术成果的社会存续。 (三)探索数据要素信托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AI许可模式” 长远来看,个对个的“先授权后使用”无法适应海量数据的训练需求。业界亟需搭建桥梁。我国可率先在音频、文字、图片等领域,依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国家数据交易所,创设“一站式AI训练授权通道”。 通过制定标准的“AI训练许可合同范本”,确定合理的计费矩阵(如按Token消耗量、按数据集占比或按模型商业收益分成)。AI企业一键付费即可获得合规底座,权利人则能够精准分润,从而将法律冲突转化为产业红利。 结语:人工智能时代法治的温情与理性 人工智能没有剥夺人类思考的权利,它只是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我们既有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张力与局限。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在个案中亦步亦趋地适用法条,更是在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中,为技术划定不容逾越的道德与权利红线,同时为创新的洪流预留奔涌的河道。 大模型训练中所涉及的数据交织与产权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共同体在智能时代的重组过程。唯有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性与“保护智力成果”的温情,方能在这场算法洪流中,真正筑牢法治的基石。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01 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不只是“纠错”,更是企业战略工具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驳回、不予注册、无效、撤销等决定,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利边界和市场竞争地位。这类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企业不服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王召峰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行政诉讼是企业穷尽行政救济后的司法出口。 王召峰律师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专利、商标的授权与确权机关,其作出的驳回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注册或撤销注册商标等决定,对企业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企业在经过复审等行政程序后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第二,提起诉讼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王召峰律师分析,除纠正错误行政决定、保护企业专利或商标权利外,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还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确权进程,在专利或商标侵权诉讼中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谈判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能为企业产品争取市场空间,并在商务谈判中增加筹码。 第三,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最容易走到行政诉讼。 王召峰律师比较了几类典型商标行政案件的诉讼潜力:从程序路径看,商标无效宣告通常可直接起诉,无需经过复审(依职权宣告无效除外);从审查范围看,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可围绕绝对事由、相对事由、程序违法等多种事由提出主张,可诉空间最大,因此最容易进入行政诉讼;撤销案件次之;而驳回复审案件审查范围相对较窄,可争议事项有限,进入行政诉讼的动力和空间相对较小。 第四,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存在三类典型风险。 王召峰律师强调,像科沃斯这类科技企业,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保护上各有“暗礁”。专利方面,需警惕侵权风险、重复授权与从属专利风险,以及专利撰写质量不佳导致保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问题;商标方面,要重视商标抢注与在先使用抗辩风险,避免延续性注册的误用;商业秘密方面,则要确保保密措施到位,并建立覆盖员工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布局? 知识产权行政纠纷的背后,往往是企业对核心资产和市场地位的争夺。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权利受损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不利决定,应首先梳理是否已穷尽复审等行政救济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起诉前要明确诉讼目标——是单纯纠错,还是配合侵权诉讼、商业谈判等整体策略,据此组织证据和诉讼主张。 2.如果你是案件利害关系人: 在商标无效宣告、专利无效宣告等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结果与你密切相关,即使未参与行政程序也应积极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交证据并发表意见,防止自身权益在他人诉讼中被忽视或减损。 3.如果你是科技企业管理者: 应将知识产权布局前置到研发和市场决策中。研发立项和产品上市前进行专利侵权风险评估;建立“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的注册策略并保留使用证据;对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采取物理隔离、访问限制、保密协议、竞业限制等多重保护措施,避免“有创新、无保护”的被动局面。 03 写在最后 科沃斯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看似是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个案争议,实则折射出科技企业在创新竞争中面临的真实困境:一项专利或商标的存废,可能直接决定产品能否上市、品牌能否延续。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因此不仅是纠错机制,更是企业维护市场地位、争取战略空间的重要工具。对科技企业而言,与其在确权争议发生后被动应诉,不如在研发、品牌、合规的每一个环节提前布局,把知识产权从“成本项”变成“护城河”。本文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相关法条 (2017修正) 第四十四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20修正) 第四十一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四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局做出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维持注册商标或者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裁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0修正)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PART 01、引言 壮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智慧与审美的结晶。2006年5月20日,壮锦织造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拥有三大种类、20多个品种、50多种花纹图案,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国潮兴起与文旅融合加速,壮锦产业正从传统手工艺迈向现代化、品牌化发展——广西壮锦山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申请商标143枚、有效22项;“布傣媄锦”等品牌开始将原创设计纳入版权保护体系;“米洛甲”等文创IP更借助国际设计力量拓展了壮锦文化的现代表达。 然而,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知识产权保护的短板日益凸显。我们看到,壮锦纹样被随意复制、非遗技艺被商业盗用、传统品牌被恶意抢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壮锦产业从业者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亟待厘清:壮锦的知识产权保护,究竟可以保护什么?保护的边界又在哪里?作为长期关注传统手工艺知识产权保护的从业者,我们将结合现行法律框架与实务经验,系统解析壮锦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类型与范围边界。 PART 02、壮锦的知识产权客体类型 知识产权并非单一的权利形态,而是一个涵盖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地理标志及商业秘密的“权利束”。对于壮锦这一兼具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的特殊客体,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可以为其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一)著作权客体:纹样之“魂”与创意表达 壮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纹样图案。正如业内所言,纹样图案是壮锦的基因。从法律视角看,这些纹样图案属于规定的“美术作品”范畴,受著作权法保护。 具体而言,壮锦的著作权客体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第一,传统纹样的独创性改编。蟒龙纹、凤蝶纹、万字纹等传统纹样虽已进入公有领域,但传承人在传承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新组合形成的图案,只要体现了独创性的审美判断与个性化表达,即可构成新的美术作品。特别是传承人在花笼上“编程”创作的新图案——这种通过竹笼机编排经纬线以形成图案的技艺,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创作过程,其最终形成的图案具有独立的著作权。第二,原创设计纹样。如“布傣媄锦”品牌将原创设计进行版权登记,这类完全由设计师独立创作的新纹样,从完成之日起即自动获得著作权保护。第三,文创衍生作品。“米洛甲”案例具有典型意义——委托国际知名设计团队创作的美术作品,经约定享有著作权后,不仅实现了对壮锦文化元素的现代化诠释,更获得了坚实的著作权保护基础。此外,壮锦文创产品如将壮锦纹样应用于文具、服饰、家居用品等形成的新的美术或设计作品,同样属于著作权保护客体。 需要强调的是,著作权保护只及于表达、不及于思想。这意味着,某种纹样的构思理念本身不受保护,但具体的图案设计——线条的走向、色彩的搭配、构图的布局——则是著作权保护的核心对象。 (二)商标客体:品牌之“名”与市场识别 商标是壮锦走向市场的“脸面”,也是消费者识别商品来源的关键标识。在壮锦产业中,商标客体主要包括:企业品牌名称与标识,如企业字号、图形标志等;产品系列名称,用于区分不同风格、定位的壮锦产品线;以及区域公共品牌,如以“广西壮锦”“靖西壮锦”等地理名称与产品通用名称结合形成的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 广西壮锦山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143个商标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通过围绕核心品牌进行多类别、防御性注册,可以有效防止他人“搭便车”或恶意抢注。我们建议壮锦企业在商标注册时,至少应覆盖第24类(织物及其替代品)、第25类(服装鞋帽)、第35类(广告销售)等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类别,同时关注文创衍生产品可能涉及的类别。 (三)专利客体:技艺之“新”与技术方案 尽管壮锦是传统手工艺,但围绕壮锦的创新性技术成果完全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发明专利可覆盖织锦工艺的改进方案,例如高速智能电脑绣花机与传统壮锦工艺结合的新技术方法,或者对织造流程的优化方案。实用新型专利可保护织机结构的改进、辅助装置的创设等具有实用性的技术方案。外观设计专利则在壮锦产业化中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壮锦纹样应用于产品外包装、产品造型设计(如壮锦纹样的灯具、家具、装饰品造型)等,均可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保护。 值得关注的是改良人造丝工艺等新型面料工艺。传统壮锦以棉、麻、丝为原料,若通过技术创新改良面料配方或处理工艺,形成了具有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技术方案,则可能构成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客体。 (四)地理标志:地域之“源”与品质背书 壮锦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紧密相连,具备申请地理标志保护的天然条件。根据及,如果壮锦的品质、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归因于其产地——如靖西、忻城等壮锦传统产区特有的地理环境,或当地特有的织造传统——则可以通过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或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集体商标的方式,将“产地”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品质标识。 地理标志保护的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以阻止非产区生产者冒用产地标识,更能通过规范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维护壮锦的整体品质声誉,实现“保护一个标志、带动一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五)商业秘密:匠人之“密”与核心信息 在壮锦织造中,有大量无法通过著作权或专利获得保护、但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技艺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客体。根据,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具体而言,壮锦产业中的商业秘密可能包括:独特的染色配方——某些传承人掌握的特殊植物染料配比或染色工序,能够使壮锦呈现独特的色泽与耐久性;织造技艺参数——如经纬线密度、张力控制、编织节奏等经验性技术参数;以及客户资源、供货渠道等经营信息。商业秘密保护的优势在于无需公开技术内容、无保护期限限制,但其前提是权利人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保密制度,与知悉秘密的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并采取物理隔离、权限管控等合理保密措施。 PART 03、保护范围的边界 在明确了壮锦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类型后,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知识产权并非无边界的“保护伞”。厘清保护边界,对于合理维权、避免侵权同样至关重要。 (一)传统纹样:公有领域与独创性改编的界分 传统壮锦纹样——如流传数百年的蟒龙纹、回字纹等——作为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通常已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但是,一旦传承人或设计师在传统纹样的基础上融入了独创性的审美选择与个性化表达——改变构图比例、创新色彩搭配、重组纹样结构——则由此形成的新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在实务中,判断是否构成独创性改编,关键在于考察改编后的图案是否体现了作者的独立创作劳动,以及是否形成了可辨识的差异性表达。 (二)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与区别 壮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是两条并行但有区别的法律路径。非遗保护侧重于技艺的传承、文化的延续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强调对传统知识的记录、弘扬和代际传递;而知识产权保护则以私权保护为核心,赋予权利人排他性的使用、许可和禁止权,以激励创新和商业开发。简言之,非遗保护解决“如何传下去”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解决“如何利用和获益”的问题。两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在非遗保护的框架下,知识产权保护为壮锦的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地方立法的制度支撑 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明确规定:“加强壮瑶医药等中医药、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产业、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这一条款为壮锦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地方层面的立法支撑,明确了壮锦等非遗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属于制度重点,也为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加强壮锦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法规依据。 PART 04、建议与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壮锦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明确与界定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壮锦知识产权资产清单。建议壮锦企业和传承人系统梳理自身掌握的知识产权资源——包括原创纹样、品牌标识、技术改进、独特工艺等,分类登记造册,明确各类资产的法律属性和保护路径。对符合条件的,应及时进行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或专利申请,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法定权利”。 第二,善用地方立法资源,主动对接行政保护渠道。已为壮锦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制度基础,从业者应积极利用行政投诉、快速维权等渠道,降低维权成本。同时,对于具有产区特色的壮锦产品,可协同地方政府推动地理标志的申请与认定。 第三,厘清传统与创新的边界,在尊重公有领域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新权利。 传统纹样可以自由借鉴,但独创性改编必须独立创作;技艺可以传承,但技术改进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壮锦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在“保护传统”与“激励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 壮锦的知识产权保护,归根结底是对文化创造力的尊重,是对匠人劳动的认可,更是对产业未来的投资。唯有明确保护客体、厘清权利边界,才能让这朵八桂大地的艺术之花在现代法治的土壤中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事项作出规定(下称“该指令”),正式明确了对非政府主体进入并经营这一战略性行业的若干方面。 此前,2013年颁布的《邮政和电信领域非政府活动特许权使用费征收法》(下称“该法”)授权并责成电信部,就提供邮政、电信及信息技术服务的相关活动,以及颁发通信与信息技术网络建设许可证,向私营企业征收一定数额的特许权使用费及政府分成。此外,该法还授权电信部对相关许可证持有人未履行义务的行为确定法定罚则,并将所收款项存入国库。 该指令援引上述既有授权,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引入特许权使用费制度并设定了具体义务。 该指令第一部分规定,申请人须在获取AISP许可证时一次性缴纳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具体要求将5,000亿伊朗里亚尔存入伊朗通信监管局(CRA)的国家账户。许可证持有人还须向国家承担持续性财务义务,以政府分成形式缴纳。该指令规定,年度缴纳额应为被许可人经审计核实的年总收入的3%,审计工作由审计署或经授权的伊朗注册会计师协会成员执行。 该指令第二部分载有一份详细的处罚清单,以保障监管要求得到切实遵守。该指令对以下违规行为规定了阶梯式执法措施: (一)未能履行服务质量或业务发展承诺; (二)违反监管义务; (三)未经授权访问或披露用户数据; (四)在许可范围之外提供服务; (五)未缴或逾期缴纳相关款项; (六)未经伊朗通信监管局事先批准擅自停止提供服务; (七)违反强制性信息安全规定。 该指令进一步明确,在存在多项同时违规的情形下,各项违规行为的罚款应分别独立计算并适用。 尽管该指令在财务层面有所明晰,并为AISP许可证持有人建立了义务与处罚清单,但整体监管框架仍存在较大模糊性。原因在于,任何完善的法律框架所必须具备的若干基本要素尚付阙如——该指令对人工智能与AISP的定义、行业参与者申请AISP许可证的必要性,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预计相关主管机关将尽快出台更为健全、全面的许可证法律框架。 (二)特定进口商品须进行CRA合规查询的新规 2026年2月2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海关当局在对25类特定商品清关前,须向伊朗通信监管局(CRA)进行监管合规查询。 此前,已有一项针对以HS编码标识的全面货物清单的要求生效,规定海关当局放行前,必须经伊朗通信监管局核实其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此次新规在前述规定的基础上,将使用无线连接、感应链路、SIM卡或其他无线电通信技术的25类商品纳入管控范围,从而在上述商品的标准进口清关程序中增加了一道伊朗通信监管局合规查询环节。 二、贸易与投资领域 (一)加快重要商品清关的监管新规 2026年2月24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下称“该规定”),就重要商品的清关许可签发规定了5天期限。 该规定旨在落实部长会议于2025年颁布的《保障粮食安全及改善民众生计条例》(下称“《粮食安全条例》”)所确立的目标。 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7条,负责签发促进商品清关的法定许可的相关机构,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长不超过5天)完成许可签发,并通知伊朗海关总署。伊朗海关总署收到通知后,须立即启动商品清关程序。 该规定明确规定,负责签发重要商品进口许可的相关机构,包括标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伊朗兽医组织等,必须在商品向海关申报后最长5天内完成审核并签发清关许可证;否则,上述机构须在海关系统中通过获取相应担保的方式签发商品清关许可证。 如上述机构出现延误,相应责任将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13条附注转由各省省长承担。依据该条款,各省省长须成立工作组,负责监督重要商品的状态及《粮食安全条例》的执行情况。
一、背景 2026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法释〔2026〕7号,以下简称“新《解释》”)。新《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2021年3月施行的(法释〔2021〕4号,以下简称“原《解释》”)。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故意侵权的,或被判惩罚性赔偿。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充分条件是:故意(主观过错)+情节严重,完整的惩罚性赔偿主张需要满足前述两点,并明确计算基数及倍数。 新《解释》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故意”认定的情形、细化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并对赔偿基数及倍数计算予以明确。 二、新《解释》新增“和解后再侵权”及“换壳”作为侵权故意的认定情形 原《解释》对于“和解后再侵权”行为没有明确是否构成故意。原《解释》第三条(一)项规定“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第四条(一)项规定“被告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通过以上两条款,对于原告已发过律师函或以其他方式通知、警告后,仍继续侵权的,经原告维权,被告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若被告仍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待原告再次起诉时,就可以主张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原《解释》对于原被告和解后、被告再次侵权是否构成故意没有规定。为了明确“和解后再侵权”这一故意情形,新《解释》第六条(六)项规定“被告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但需注意,该项规定仅是是对于侵权故意的认定,还需要另有情节严重的认定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相较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理指南》(以下简称为《北京高院惩罚性赔偿指南》),新《解释》仅将“和解后再侵权”认定为故意,实质上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门槛。2022年4月发布并实施的《北京高院惩罚性赔偿指南》第2.5条【侵权故意且情节严重的认定】规定“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下列情形一般可以认定为故意侵害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6)当事人在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确认侵权后,同一侵权人再次或者继续实施同样的侵权行为的;……”。由于最高院新《解释》的法律位阶更高,新《解释》实施后,《北京高院惩罚性赔偿指南》第2.5条的适用因其与新《解释》第六条(六)项规定不一致而不再适用,从而导致惩罚性赔偿门槛的提高。 实务中很多侵权人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侵权后,通过关联公司或者设立新公司等换壳方式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以逃避惩罚性赔偿。新《解释》对于“换壳”行为,明确规定为属于故意情形。新《解释》第六条(七)项规定“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控股股东、隐名设立公司等方式掩盖实际控制关系,或者签订免责协议,逃避侵害涉案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结合《解释》第七条(一)项【即原《解释》第四条(一)项】规定“被告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有效打击“换壳”侵权行为。 三、新《解释》细化了“以侵权为业”行为的认定标准,并区分适用“营业利润”与“销售利润” 原《解释》第四条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列为可以认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但实践中原告的举证难度较高。对涉嫌以侵权为业的案件中,法院也较少在判决书中引用该条来认定惩罚性赔偿。 新《解释》在第七条(四)项中细化了“以侵权为业”的界定:“被告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者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等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最高法对这一条的细化有效引导了原告方的举证思路,并给各法院认定“以侵权为业”来适用惩罚性赔偿明确了审理思路。 新《解释》第九条新增规定“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 对于“营业利润”与“销售利润”的概念区分,目前司法领域尚未达成通说或明确共识,但可以明确的是:营业利润更接近“净利润”的概念,而销售利润更接近“毛利润”的概念,即营业利润应当是小于销售利润的。在“布鲁克诉迪盈特专利侵权案”[1]中,法院认为:“本院以原告布鲁克公司提出的上述数据作为认定被告迪盈特公司、被告万悦公司生产、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利润率的依据。但在计算营业利润时,仅扣减销售、管理费用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对所得税不应予以扣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20修正)》第十四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2020)》第1.7条第二款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获利,一般以营业利润为准;被告完全以侵权为业的,可以销售利润为准。”《北京高院惩罚性赔偿指南》第3.2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是指侵权人因侵害知识产权所获得的财产性收益,通常是指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营业利润,但对于主要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计算其销售利润。” 四、新《解释》完善了倍数计算的规定,为惩罚性赔偿倍数裁量的进一步精细化提供依据;并再次明确“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新《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新增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在法定范围内确定,可以不是整数”。实际上,倍数的取值范围在数学上天然可以是任意实数,法定区间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其内部容量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倍数取值并非一个"是整数或非整数"的选择问题,而是应当根据个案情形,在法定区间内任何一点取值。原《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未就倍数是否可以是整数作出任何规定,加之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严重程度的确很难量化到小数层级,由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倍数的“整数化惯性”。最高法对这一条的完善为惩罚性赔偿的精细化适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支撑。早在原《解释》发布之前,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广州天赐公司等与安徽纽曼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2]中,一审法院广州知产法院即适用了2.5倍的惩罚性赔偿,认定被诉侵权行为构成对涉案技术秘密的侵害,并考虑了侵权故意和侵权情节。尽管该案二审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适用了五倍顶格赔偿,但一审法院适用2.5倍惩罚性赔偿的判决,客观上证明了非整数倍数在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与正当性,为后来新《解释》的明确规定提供了实证支撑。 然而,“可以不是整数”的规范表述,在解释论上蕴含着两种可能的走向:其一,有限非整数化理解。即认为非整数倍数仅指0.5、1.5、2.5等以0.5为单位的半整数倍数。此种理解实质上仍未突破以0.5为最小刻度的粗略分级逻辑,不过是在整数分级之外增加了一个中间层级,制度的精细化程度并未发生质的飞跃;其二,充分精细化理解。即认为"可以不是整数"意味着倍数可以在法定区间内任何一点取值。依照此理解,法院完全可以根据个案情节,确定1.2倍、1.7倍、2.3倍乃至3.8倍等非整数倍数,使惩罚力度精准匹配侵权行为的恶性程度。 新《解释》第十二条新增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实际上,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均为“对于故意/恶意……且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即赔偿的数额的总额最高就是基数的五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赔偿数额最高为六倍的判决。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源于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解读,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都是包括本数的。根据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在构成【故意+情节严重】的前提下,可以适用一倍的惩罚性赔偿。但是惩罚性赔偿不同于普通民事赔偿,其兼具填平损失与惩戒威慑双重功能,所涉并非单纯的数学"倍数"问题,若机械适用一般文义解释规则,将“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理解为赔偿总额直接乘以相应倍数,则在“一倍”情形下,惩罚性赔偿部分将归零,彻底背离惩罚性赔偿的制度目的。为此,部分法院为规避这一“惩罚归零”情形,采用了“填平赔偿+惩罚性赔偿”的叠加式理解。具体而言,赔偿总额=填平性赔偿基数(一倍基数)+基数×惩罚倍数。据此: 当倍数为一倍时:总额=基数+基数×1=二倍基数 当倍数为五倍时:总额=基数+基数×5=六倍基数 司法实践中,对于“倍数应为惩罚性赔偿倍数亦或是赔偿的总倍数”存在分歧,分歧体现较为明显的是“惠氏案”[3],浙江高院在二审判决中维持原判,但是专门纠正一审法院关于惩罚性赔偿计算的错误,明确指出“最终确定的被诉侵权人承担的赔偿总额应为基数数额加上惩罚性赔偿数额之和;因本院确认以3倍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的倍数,故本案赔偿总额应为基数的4倍,一审法院对此理解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对于倍数理解分歧导致的“六倍赔偿”,较为典型的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与迁安市杨店子街道办事处新贵宾研究商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4],该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最终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2124.5元为基数确定由迁安市杨店子街道办事处新贵宾研究商店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因迁安市杨店子街道办事处新贵宾研究商店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仍然销售侵权产品,侵权故意十分明显,侵权情节相当严重,故确定适用5倍的惩罚性倍数。据此,应当按照计算基数的6倍计算确定最终赔偿数额,即迁安市杨店子街道办事处新贵宾研究商店应当赔偿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22124.5元*6=132747元的经济损失。”;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中,上诉人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仍然销售侵权产品,侵权故意明显,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一审法院综合上述因素确定适用5倍惩罚性倍数并无不当”,后维持原判。 由此可见,“六倍赔偿”是原《解释》框架下,因法条理解分歧而产生的实务争议,其本身并非现行法律制度所认可或支持的赔偿计算方式。新《解释》通过“赔偿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的明确规定,从制度层面终结了这一争议,“六倍赔偿”已成历史。 新《解释》第八条第三款新增规定“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进一步明确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即“赔偿数额的计算需当事人举证,不可以完全由法院酌定”。实际上,已经相对明确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不可以适用法定赔偿。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第二款才规定了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五、新《解释》通过调整关键用词,明确传递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信号 原《解释》第三条对于侵权故意认定的规定为“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而新《解释》调整为“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原《解释》第四条对于情节严重认定的规定为“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而新《解释》调整为“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两处修订的措辞调整,尤其是对情节严重认定的“可以”调整为“应当”,反映了司法解释引导司法政策向"严保护"方向升级的导向——降低权利人证明负担的同时,压缩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确保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落地。此外,故意认定增设"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在强化权利保护的同时保障了被告的程序性抗辩权。 附:原、新《解释》对照表 原、新《解释》对照表 原《解释》(法释〔2021〕4号) 新《解释》(法释〔2026〕7号) 第一条 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 本解释所称故意,包括和规定的恶意。 第一条 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 第二条 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在起诉时明确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在二审中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第二条 原告请求惩罚性赔偿的,应当提出明确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第三条 原告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在二审中增加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不予支持。 / 第四条 原告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请求赔偿损失但未请求惩罚性赔偿,经人民法院释明仍未请求,诉讼终结后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第五条 原告针对被告故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以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被侵害知识产权客体类型、权利状态和相关产品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对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 (一)被告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 (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的; (三)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四)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五)被告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 (六)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第六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客体的类型、权利状态和知名度,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关系等因素。 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一)经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 (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三)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代理、代表等关系,且基于前述关系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四)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且基于前述关系接触过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 (五)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他人专利行为的; (六)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 (七)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控股股东、隐名设立公司等方式掩盖实际控制关系,或者签订免责协议,逃避侵害涉案知识产权法律责任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 第四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等因素。 被告有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 (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 (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 (五)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 (六)侵权行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 (七)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条 对于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的认识、基本态度等因素。 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法律责任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类似侵权行为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的; (三)伪造、毁坏或者隐匿侵权证据的; (四)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者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等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 (五)侵权获利巨大或者侵权行为导致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的; (六)侵权行为危害或者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七)其他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五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该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前款所称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并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原告的主张和证据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构成规定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分别依照相关法律,以原告实际损失数额、被告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计算基数。计算基数不包括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计算的,人民法院依法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第十条 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主张和在案证据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构成规定情形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第九条 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 第六条 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行政罚款或者刑事罚金且执行完毕,被告主张减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前款所称倍数时可以综合考虑。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在法定范围内确定,可以不是整数。第十三条 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罚款或者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予考虑。 /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在该总额之外另行计算。 第七条 本解释自2021年3月3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第十四条 本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法释〔2021〕4号)同时废止。 本解释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注释: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书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4]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春雷所宋江文律师。2026年4月20日,最高院发布了2025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共10个。本期春雷云法精选其中4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将分两条主线重点解读:一是知识产权严保护,通过商标恶意注册案与刑民交叉惩罚性赔偿案,看司法机关如何“严”字当头打击侵权行为;二是公平竞争秩序维护,通过恶意“挖角”案与“网络黑嘴”商业诋毁案,看司法机关如何为诚信经营者撑腰、为良性市场生态护航。 反复恶意注册商标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 蓝某公司“蓝妹”系列商标自2001年起注册,具有较高知名度。同行金某公司于2017至2022年间多次委托谷某公司,代理注册“蓝味啤酒”“蓝魅啤酒”等十余枚近似商标,并将其中两枚许可他人使用。即便已有在先裁决和判决认定其构成恶意注册,金某公司仍持续注册。蓝某公司遂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认定金某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谷某公司构成帮助侵权。判决金某公司赔偿50万元,谷某公司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有两大突破:第一,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可规制反复恶意抢注,为权利人开辟商标法之外的民事赔偿救济路径;第二,首次将商标代理机构纳入帮助侵权责任主体。对治理“商标蟑螂”现象具有里程碑意义。 春雷建议 商标保护是企业品牌建设的基石,春雷所建议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建立商标监测机制。对核心品牌商标的近似注册申请进行常态化监测,发现疑似抢注及时通过异议、无效宣告等程序阻击,避免恶意商标“既成事实”后被动应对。 第二,注重证据积累。持续保存品牌宣传材料、销售数据、市场认可证据等,为认定商标知名度提供有力支撑——商标知名度的认定是恶意注册案件的胜负关键。 第三,善用救济组合拳。“撤三申请”、无效宣告、反不正当竞争民事赔偿、行政投诉举报等多重路径可以并用,形成立体打击合力。其中,“撤三申请”是治理批量恶意囤积商标的利器,春雷所在办理刘春雷商标维权案时,曾通过“撤三申请”成功撤销恶意囤积的引证商标,并最终推动最高院再审改判,成效显著。 翻新交换机再售商标侵权案 案情简介 C公司系知名通信设备品牌商。周某等人收购二手交换机翻新后贴改司商标,以新设备名义对外销售。周某等在刑案中被判决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并判处罚金。后C公司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主张参与销售及账户支持的六名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 裁判结果 法院认定,同一侵权行为已被处以刑事罚金并执行完毕的,不构成减免民事惩罚性赔偿的理由,但可在确定倍数时综合考虑。本案适用3倍惩罚性赔偿,判决六被告连带赔偿2000万元及合理开支1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确立“刑事罚金不阻却民事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清晰规则,打破了“已被刑事追究就不能再适用民事重罚”的实务误区,传递出对严重侵权行为刑民并重、严打到底的鲜明司法导向。 春雷建议 本案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维权提供了更多路径: 第一,刑民并行追责的策略价值。当侵权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时,权利人可双线并进——积极推动刑事追诉以形成强力震慑,并同步提起民事诉讼以争取充分赔偿,切勿因刑事程序的启动而放弃民事维权。 第二,惩罚性赔偿的证据准备。主张惩罚性赔偿需要充分的“故意+情节严重”证据基础,建议权利人重点收集侵权规模证据(销售数量、查扣货值)、主观恶意证据(明知警示后仍继续侵权)、获利情况证据等。 第三,警惕刑民交叉的双面性。实务中刑民交叉既有本案“刑民同向、严惩侵权”的正面情形,也存在被滥用的负面情形——比如有的当事人通过虚假刑事报案获取所谓“新证据”以推翻对己不利的民事判决,俗称“以刑促民”“以刑阻民”。春雷所近年在民事维权中曾遭遇此类干扰,最终通过推动刑事判决再审改判无罪,从根本上扫除了民事维权障碍。 恶意“挖角”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 A公司与B公司系同业经营者,曾就互不挖角达成《和解协议》。然而B公司仍持续招募A公司离职员工二十余人,并以第三方代签劳动合同、代发工资、代缴社保、代付违约金等方式帮助B公司员工规避竞业限制义务。 裁判结果 一审驳回A公司诉请,A公司上诉至苏州中院。二审法院认为,B公司明知或应知相关员工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仍实施恶意“挖角”,扰乱了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遂改判B公司赔偿A公司100万元。 典型意义 恶意“挖角”的本质,是以损害竞争对手合法权益的方式换取自身的短期发展收益。本案在国家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大背景下,旗帜鲜明地为诚信经营者撑腰,引导企业回归技术创新与品质提升的良性竞争轨道。 春雷建议 春雷所建议从以下四方面构建“反恶意挖角”防线: 第一,重视竞业限制的体系化设计。对核心岗位、关键技术人员系统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明确补偿金、限制范围、违约责任等条款,并建立离职面谈、告知确认机制,让制度真正可落地。 第二,留存恶意“挖角”的证据。一旦发现批量挖角行为,及时通过公证保全、调取员工社保缴纳记录、跟踪工资发放主体等方式固定证据。 第三,善用《和解协议》或专门约定。同业企业之间如曾发生类似争议,可通过签订《和解协议》明确“互不挖角”义务;一旦对方违反,相关协议本身即是认定恶意的有力证据。 第四,多重救济手段并用。对违反竞业限制的员工主张违约责任、对挖角企业主张不正当竞争损害赔偿、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提起侵权诉讼,必要时还可推动刑事追诉。 “网络黑嘴”商业诋毁案 案情简介 P公司及其创始人于某因诚信经营理念赢得消费者认可。2025年3月起,柴某借助温某实名注册的“柴某怼”账号在多个社交平台持续发布诋毁P公司及于某的视频,并借机吸粉引流带货,为其关联珠宝公司营造竞争优势。P公司、于某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许昌中院认定:柴某构成商业诋毁及名誉权侵害;温某出借账号未尽监督义务、关联珠宝公司为享受流量红利对侵权信息持放任态度,构成共同侵权。判决四被告停止侵权、致歉,并赔偿26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清晰划分了舆论监督与恶意诋毁的法律边界——借助网络平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抹黑特定企业并借机引流牟利的行为,已超出舆论监督边界,构成商业诋毁。本案还系统认定了“出借账号者”与“享受流量红利的关联企业”的共同侵权责任。 春雷建议 “网络黑嘴”已成为困扰众多企业的现实问题,知名企业、网红品牌更是首当其冲。春雷所建议从以下四方面构建应对体系: 第一,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通过专业舆情监测工具或服务对涉企网络信息进行常态化跟踪,做到早发现、早判断、早响应。一旦发现恶意诋毁信息,及时公证保全,避免侵权信息删除后举证困难。 第二,准确区分舆论监督与恶意诋毁。对正当的批评意见和消费者反馈,企业应理性接受、及时回应;但对编造事实、误导性陈述、侮辱性表达等明显超出舆论监督边界的言论,应坚决依法维权,避免姑息纵容。 第三,全链条追责。本案中法院将出借账号者、享受流量红利的关联企业一并纳入共同侵权责任范围,建议维权时全链条追责——除直接发布者外,账号实名注册人、关联企业、传播平台(视情形)也应一并纳入追责范围。 第四,刑民并行考量。情节严重的“网络黑嘴”行为可能同时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等刑事犯罪。维权时可同步评估刑事追诉的可行性,对屡犯不止的“职业黑嘴”形成更强威慑。
一、引言 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历经多年立法完善,已全面覆盖商标、专利、著作权及反不正当竞争等核心领域,形成“填平赔偿为基础、惩罚震慑为补充”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格局。计算基数的精准界定与规范适用作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基数认定是否科学、口径是否统一,直接决定惩罚性赔偿能否实现“过罚相当、惩戒恶意、遏制侵权”的立法目的。 即将于2026年5月1日施行的,专门对违法所得、侵权获利的计算规则作出明确细化,区分一般侵权与职业侵权差异化利润计算标准,构建起“营业利润为原则、销售利润为例外、行业及权利人利润率为兜底”的三阶递进式裁判规则体系,助力解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违法所得及侵权获利计算标准混乱、利润口径裁判不一、侵权举证难度过大、职业侵权惩戒力度不足等难题。 本文聚焦该司法解释第九条,系统阐释营业利润与销售利润的区分适用、规则内在逻辑,梳理当前司法适用中的现实争议难点,并提出完善路径,以期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新制度的落地提供参考。 二、司法解释第九条规范要义与法理逻辑解构 (一)第九条核心内容 明确规定: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该条款构建了“原则通用、例外从严、兜底补充”三阶递进的规则体系,清晰划分不同侵权情形下的利润计算口径,精准平衡权利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基数计算的核心裁判依据。 (二)营业利润与销售利润的区分适用 准确适用第九条,首要前提是厘清营业利润与销售利润的会计定义与法律适用差异。二者核心区别在于费用扣除范围不同,这也直接影响了侵权获利计算数额高低与惩戒力度强弱。销售利润俗称毛利,计算方式为侵权产品销售收入扣除直接生产销售成本,不扣除企业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等期间经营成本,计算数额更高,惩戒力度更重。营业利润则在销售利润基础上,进一步扣除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各类期间费用,更贴合企业实际经营净收益,计算数额适中,契合一般侵权过罚相当原则。 (三)三阶递进适用规则内在逻辑体系 第九条确立的“营业利润为原则、销售利润为例外、行业及权利人利润率为兜底”递进式适用规则,本质是根据侵权主观恶意与经营模式差异等配置惩戒力度。第一层级为一般侵权通用规则,正常经营企业实施知识产权侵权,主观恶意相对有限、侵权并非主营业务,统一适用营业利润计算侵权获利,坚守填平与惩戒平衡底线。第二层级为职业侵权特殊加重规则,针对专门以侵权为业、无合法主营业务、靠侵权获利生存的市场主体,适用惩戒力度更强的销售利润计算基数,体现恶意从重裁判理念。第三层级为举证困难兜底替代规则,在侵权人拒不配合举证、财务账册缺失、利润率无法直接核算时,参照权威行业平均利润率或权利人自身利润率推定计算,破解权利人举证弱势困境,压实侵权人举证不利法律后果。 三、司法解释第九条的实务适用难题 尽管第九条构建了完整的侵权获利计算规则体系,但司法实践中仍有以下难题影响规则的统一适用。其一,营业利润扣除范围认定标准模糊,各地法院对于期间费用扣除范围、无关经营费用是否扣除的裁量尺度不一,导致同类案件营业利润计算结果差异较大。其二,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缺乏量化认定标准,司法解释第七条原则性规定“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者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两类具体情形,未明确侵权利润占比、业务规模、持续时间等量化指标,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其三,新兴领域、小众行业、电商新业态等往往缺乏权威、及时、细分的官方统计与行业利润率数据,导致兜底规则在大量案件中难以适用,最终仍只能转向法定赔偿。 四、司法解释第九条的优化路径 针对前述司法适用争议难点,结合实践裁判需求,或可从以下三方面完善第九条适用机制。第一,细化营业利润费用扣除统一标准,明确仅扣除与侵权产品直接相关的经营期间费用,无关分摊费用、非关联研发费用、跨项目费用等原则上不予扣除,防止侵权人通过费用分摊压低侵权获利数额。第二,量化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认定标准,通过指导案例、典型案例等进一步阐明侵权利润在企业总利润的占比、以侵权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判断要素等,如案件,最高法便明确“界定行为人是否以侵权为业,可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判断,客观方面即行为人已实际实施侵害行为且系其公司的主营业务并构成主要利润来源,同时行为人除侵权产品外不生产其他产品,主观方面即行为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管理层等明知其行为构成侵权而仍予以实施”。第三,建立权威的行业利润率数据供给机制,如建议统计部门、行业协会或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定期发布分地区、分行业、分年度的平均利润率参考数据,为法院适用兜底规则提供稳定而可信的数据基础,减少法定赔偿的过度依赖。。 五、结语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是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获利计算规则体系化、精细化的核心规范,通过差异化利润计算规则,有效破解惩罚性赔偿基数认定难、裁判尺度不一、惩戒力度弱等实务难题,兼顾知识产权严格保护与市场主体合法经营权益平衡。未来司法实践中,应当进一步严格区分营业利润与销售利润适用边界,精准认定职业侵权法定情形,完善兜底替代计算规则数据支撑,结合典型案例裁判精神统一裁量标准,以此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惩戒、威慑、预防的制度功能。
引言 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对于促进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对权利人造成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为了有效打击侵权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惩罚性赔偿制度应运而生,并逐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应用。惩罚性赔偿的设计旨在通过加重对侵权行为的处罚,使得潜在的侵权者因为高昂的成本而不敢轻易侵犯知识产权,以此来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鼓励更多的创新活动。本文通过对上海法院2022-2023年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案例进行筛选和分析,剖析当前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厘清惩罚性赔偿在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中的适用情况,法院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裁量标准,以期为法官裁判提供案例参考,推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案件统计分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上海法院2022-2023年审理的涉惩罚性赔偿知识产权案件,共检出案件120件。其中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共有9件,不支持的案件为111件。(如图1) 图1:上海市2022-2023年间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知识产权案件支持和不支持的比例 (一)细分知识产权的案件类型 统计区间的120件惩罚性赔偿案件中,侵害专利权案件8件、侵害商标权案件75件、侵害著作权案件36件、其他案件1件。(如图2) 图2: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知识产权的案件类型 (二)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 1.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类型 支持惩罚性赔偿的9件案件中,侵害商标权案件8件,侵害专利权案件1件。(如图3) 图3: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类型 2.支持惩罚性赔偿案件的类型化分析 根据最高院《关于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第一条,原告主张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处理。由此可知对于被告是否需要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条件主要是由被告是否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以及情节是否严重这两个条件进行认定。 (1)对于“故意”要件的判定 在支持惩罚性赔偿的9件案例中,法官主要以“通知后仍继续使用”“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被告与原告或者原告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许可、经销等关系”“被告与原告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进行磋商”这四种情形理由来进行判定,其中以“通知后仍继续使用”作为判定理由的有4件,以“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被告与原告或者原告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劳动、劳务、许可、经销等关系”作为判定理由的各有2件,而以“被告与原告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有业务往来或者为达成合同进行磋商”为判定理由的1件。(如图4) 图4:支持惩罚性赔偿故意情形的判定理由比例 从司法判例可知,法官在实践过程中主要以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被告与原告或利害关系人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来作为主要的判定依据。从原告举证角度而言,上述四种情形相对较易取证。例如,赛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中,在案证据均显示溢某公司与赛某公司之间曾为合作关系。并且溢某公司明知赛某公司曾遭受他人侵权的事实,仍与案外人签订协议,生产、销售侵犯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品。 (2)对于“情节严重”要件的判定 在支持惩罚性赔偿的9件案例中,法官主要以“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实施相同或者类似的侵权行为”这两种情形理由作为判定依据。其中“侵权获利或者权利人受损巨大”作为判定依据的有6件,“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实施相同或者类似的侵权行为”的有3件。(如图5) 图5:对于惩罚性赔偿情节严重的判定 从司法判例可知,法官常以侵权获利或权利人受损巨大作为判断情节严重性的依据。这一依据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或者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导致权利人无法及时维权。此外,如果侵权行为涉及的关键技术、商标或著作权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也会被法官视为情节严重的依据。而“已经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实施相同或者类似的侵权行为”这一情节主要表现在侵权者的主观恶意和行为的持续性上。由此可知,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判断情节严重性时,主要依据的是侵权者的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程度以及侵权者的主观恶意和行为的持续性。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已被行政处罚或者法院裁判承担责任后,再实施相同或类似的侵权行为”会更加有利于对被告的主观侵权故意和侵权情节严重的认定。例如,M公司与宁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在提起前案专利侵权诉讼之前,曾三次向被告公司发送侵权警告函,以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前案中已经明确认定该案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但被告并未停止实施侵权行为。再加之,原告在前案诉讼以及本案诉讼中均存在诉讼不诚信行为,否认收到侵权警告函,否认实施制造侵权产品的行为,且未主动履行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在这一案件中,M公司对于被告宁某公司在情节严重的证据提交上,就提交了发送侵权警告函以及在前案判决后明知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的情况下仍持续该侵权行为,使法院能够更加客观和全面地了解被告的主观恶意和情节严重的程度。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侵权获利或者侵权人受损巨大”主要会通过侵权时间长且侵权规模巨大来体现。例如,华某公司与韩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审案件中,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华某公司在起诉暨某公司后受到行政处罚,并且华某公司在起诉韩某公司和暨某公司后,韩某公司和暨某公司被判民事赔偿后也仍未停止侵权行为,并且韩某公司和暨某公司在前案中,侵权商品为16件,而在本案中,侵权商品已经高达27件;其中在前案中韩某公司和暨某公司的销售金额高达两千三万余元至三千七万余元,而在本案中的销售金额接近两千万元。由此可得出韩某公司和暨某公司在侵权期间的获利巨大并且在行政处罚和民事判赔后仍在继续侵权。可以明显看出韩某公司和暨某公司的侵权故意和情节严重。 (三)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 1.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类型 在114件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随机选取50个案件,并对这些个案件细分案件类型,其中侵害商标权案件34件、侵害专利权案件4件、侵害著作权案件有11件、其他案件1件。(如图6) 图6: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类型 2.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理由 在50个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主要理由有:“原告提供的证据与侵权行为并不相关联”1件,“被控侵权时间及相应数量尚难认定情节严重”3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件,“证据不足以证明“故意”和“情节严重””20件,“销售时间不长,销售规模不大,不符合情节严重的条件”5件,“未提供证明”5件,“未明确基数”4件,“无法律依据”2件,“不再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3件,“主张后未提出惩罚性赔偿”1件,“侵权商品非被告所生产”1件,“涉案的商品均已下架”1件,“侵权金额过小”1件。(如图7) 图7: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理由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在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法院对于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理由大部分都是证据不足难以证明,该理由占总数的41%。也由此可以体现出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四)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和倍数认定 1.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认定 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认定首先需由原告提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通常是根据被告销售侵权产品的实际获利),如该金额难以认定,法院一般会通过许可使用费、销售量、利润率等计算侵权获利或侵权获利区间。 在支持惩罚性赔偿的8件案例中,7件案件通过销售金额X利润率得出侵权获益,并以此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1件以许可使用费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 2.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认定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认定,主要以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侵权人的情节严重程度在1~5倍区间进行计算。 法院认定倍数时主要是考量侵权人的情节严重程度和主观恶意程度。在8件案例中,除有1件案件的原告只请求50万元赔偿(包含惩罚性赔偿和合理费用),故法院并未对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进行认定外,其余7件案件中有4件对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认定为2倍,2件案件认定为3倍,1件案件认定为4倍。(如图8) 图8: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认定 二、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的困境 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提出适用惩罚性赔偿申请的案件,裁判者需要经过“定性阶段”和“定量阶段”两个阶段。“定性阶段”是对侵权人的主观和客观方面进行审查,以此作出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判断;“定量阶段”是通过原告提供的证据、诉求或被告在侵权期间内的销售额和利润率来判断具体实施惩罚性赔偿的数额。 (一)定性阶段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往往涉及对“故意”或“恶意”的认定,法院在适用该制度时容易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在商标、专利和著作权利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条件有“故意”与“恶意”两种表述,“故意”与“恶意”都能体现出侵权人的主观心态,且两者均有道德谴责的意味。这两种表述在法律规范中的认定标准比较模糊,使之在实践中如何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条件,就需要法官根据具体的个案分别进行裁量。惩罚性赔偿的赔偿基数通常包括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非法获利或合理的许可费。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基数的确定往往存在困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往往难以精确计算,并且,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往往难以查证。合理的许可费也缺乏明确的标准。这些问题导致法院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难以确定合理的赔偿基数。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案件会在“定性阶段”因为原告无法就侵权人的主观故意或者侵权程度是否严重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致使有些案件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断为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而大部分案件会因为难以确定基数而无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也普遍存在权利人举证困难的现状。由于权利人举证困难,当事人很难通过充足具体的证据证明自身利润的减少情况。因此法官倾向于选择法定赔偿为处理案件的标准。 (二)定量阶段的困境 导致惩罚性赔偿基数认定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知识产权价值的无形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特性致使计算基数难以确定。二是侵权证据不易收集致使计算基数难以确定,秉持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大部分情况下是由原告举证,但是原告很难完全清晰地掌握被告的盈利证据,导致原告举证存在障碍。三是权利使用费适用限制致使计算基数难以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使用许可使用费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的案件少之又少,在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例中,只有一件案件以使用许可使用费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例如重庆金某公司与上海豫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中,因为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产品在线上销售平台的销售金额,所以法院根据侵权情节、性质、后果等因素,参照权利许可使用费,酌定填平性赔偿数额,并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 (三)向法定赔偿逃逸 惩罚性赔偿比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更加严格,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侵权行为的恶意、故意或情节严重,需要原告进行举证说明和法官的综合考量,往往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在大部分案件判决中,法官往往会更倾向于法定赔偿。从而影响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效果。 三、从司法实践中汲取有益经验 目前,实务中已存在多种惩罚性赔偿基数的新思路,可作为今后确定赔偿基数的参考来源。总结如下:一是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中寻找具有确定性的部分,若无法确定全部基数,可以确定部分基数的,则部分适用惩罚性赔偿;二是增加确定基数的路径,例如以酌定、约定的方式确定计算基数,适用惩罚性赔偿。 (一)在全部基数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对于部分基数可以确定的,部分适用惩罚性赔偿 在8件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某株式会社诉浙江巨某公司一案中,法官在认定被告侵权获利的时候,以被告出口摩洛哥、印度的侵权缝纫产品的总金额乘以某株式会社所主张的利润率中位数来得出该案件的侵权获利。法官在认定侵权人存在侵害权利人商标专用权的故意以及侵权规模与侵权获利均较大的严重情节下,区分被告的境外生产出口行为与境内生产销售行为,根据被告的出口订单金额确定境外出口成为的部分侵权获利,并以此来作为惩罚性赔偿基数;而对于境内生产销售行为,因无在案证据可证明传统三种基数,因而在综合侵权人的持续销售故意以及严重侵权情节下,法官适用法定赔偿判定境内销售行为的赔偿数额。通过该案件可以发现,承办法官通过进一步区分侵权事实的方式,令惩罚性赔偿得到适用的空间。 (二)以酌定方式确定基数数额 酌定赔偿是“在计算赔偿所需的部分数据确有证据支持的基础下,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要的其他数据,从而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例如在M公司与宁波精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中,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从而该案件中的侵权获益是以我国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利润率6.5%并乘以酌情确定涉案专利贡献率为45%再乘以销售金额以此来得出该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由此可知酌定赔偿是以传统损害赔偿方式为中心寻找计算参数的依据,通过其他资料来确定赔偿数额。 (三)确定惩罚性赔偿的界定标准 为了解决认定标准的模糊性问题,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故意”或“恶意”等概念的界定标准。同时,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也应制定具体的标准或指导原则。例如最高院出台的《关于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的司法解释》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审理指南》。完善责任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应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细化责任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对于主观要件的认定,可以借鉴刑法中的故意犯罪理论,明确“故意”的认定标准和证明方法。对于客观要件的认定,可以制定具体的量化指标和判断标准,例如根据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侵权范围、侵权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情节是否严重。 (四)细分惩罚性赔偿基数 针对惩罚性赔偿基数难以确定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证据收集和调查取证工作,确保赔偿基数的准确性;二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赔偿基数进行评估和鉴定;三是参考行业平均利润率、同类案件判决结果等因素确定合理的赔偿基数。例如,东莞某公司与浙江翔某公司侵权商标权纠纷中,原告提交了被告2019年、2020年审计报告,明确了该两年企业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销售费用,可计算出该两年原告的营业利润率为15%左右相关行业同时期平均利润率为6%~7%,法院酌定按照上述货值的8%计算原告损失,来确定本案的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四是加强与其他法律责任的协调,为了协调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多种法律责任,建议制定统一的责任认定和赔偿标准。在计算标准方面,各个地区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条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统一进行立法规定,让法院在裁量时有一个具体参照的标准。五是优化审判原则和理念,提高惩罚性赔偿性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效率。在证明标准方面应适当降低权利人的举证难度,采用多元化的证明方法和手段,在审理原则方面应坚持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并重的原则,充分发挥法官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同时,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的有机衔接。此外,还应加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联合打击力度,形成对侵权行为的强大震慑力。
2025年11月1日,施行,旨在落实(2025年4月30日通过,5月20日施行),立足民营经济的发展痛点与创新需求,构建从创造、保护,到运用、服务的全链条知识产权支撑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起来看《办法》中有哪些要点。 01、明确三大核心原则,落实职责与制度 《办法》总则部分明确了三大核心原则: 一是聚焦优化知识产权发展环境,强化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二是夯实国家及地方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职责,推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发力; 三是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定期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政策,杜绝歧视性规定,让民营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享有平等权利。 02、鼓励自主创新,提速提质获权流程 在知识产权创造上,《办法》注重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一方面,引导民营企业树立高质量创新理念,鼓励开展前瞻性知识产权布局,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脱低水平重复创新; 另一方面,优化授权确权服务,紧盯民营企业获权需求,完善审查制度和机制,提升审查质量与效率,创新专利商标多元化审查模式,让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法定权利。 03、构建多维防护网,破解维权难题 针对民营企业维权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等痛点,《办法》打造“国内+海外”“快速+多元”的立体化保护体系,筑牢民企创新成果“防火墙”。 ①国内保护从严从快 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违法行为,规范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严禁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 依托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服务; 拓展调解、仲裁、司法等多元纠纷化解渠道,健全跨区域协同处理机制,提升维权响应效率。 ②海外保护精准赋能 跟踪国外知识产权法律动态,及时发布法规信息、风险提示和典型案例; 搭建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平台,提供专业防控服务; 引导民营企业优化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开展出口产品风险排查,助力民企规避涉外知识产权风险。 04、盘活无形资产,助推创新价值变现 《办法》的核心落脚点是推动知识产权从一纸文件走向落地,让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收益。 《办法》鼓励民营企业结合自身发展特点,灵活采用自行实施、入股、转让、许可、质押等多种方式,实现知识产权高效转化; 支持民企参与专利池、专利开源、开放许可等创新运营模式,提升知识产权市场化效益; 推动民企与高校、科研机构、服务机构组建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 引导民企整合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资源,打造科技支撑的知名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 05、优化服务供给,夯实发展根基 《办法》聚焦民营企业服务刚需,强化公共服务和人才保障两大支撑,让知识产权服务更具实效。 在公共服务方面,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信息查询、业务办理等“一网通办”,加大数据开放共享力度,助力民企研发、融资和市场拓展; 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普及,弘扬创新文化,树立民企诚信创新典型; 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自律和服务作用,为民营企业提供咨询、培训、维权等全方位帮扶。 在人才培养方面,完善人才培养与评价机制,重点加大民企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力度,加快涉外知识产权人才和法律服务机构培育,提升海外纠纷应对专业性。 06、明确法律责任,强化刚性约束 《办法》明确法律追责底线,对于侵害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区分行政、民事、刑事责任,依法从严惩处,形成有力警示。 结语 《办法》以公平、创新、保护、运用为关键词,着眼民营企业知识产权领域的堵点难点,强化对民企创新成果的刚性保护,提供全周期便利化服务,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能,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知识产权动能。
摘要:2025 年以来,全球 AI 知识产权司法实践进入密集裁判期,中国《专利审查指南》完成重大修订,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核心条款正式生效。本文基于 2024-2025 年最新司法案例与监管动态,深入剖析 AI 生成内容可版权性认定标准、生成式 AI 平台责任边界、AI 模型结构与参数保护等前沿议题,提出“合规前置、动态防御、全球协同、生态整合”四位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优化框架,为企业应对快速演进的法律环境提供系统性战略指引。 引言:2025 年 AI 知识产权规则的“裁判密集期” 2025 年,全球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治理进入关键转折期。在司法层面,中国法院密集审结了一批具有标杆意义的 AI 知识产权案件: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奥特曼 AI 生成图片侵权案”成为全国首例认定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构成帮助侵权的案件;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变身漫画特效”案首次明确 AI 模型结构与参数受保护;张家港市法院审理的“蝴蝶椅”案则成为否认文生图可版权性的标志性判决。在国际层面,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就 GEMA 诉 OpenAI 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 OpenAI 未经许可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音乐歌词训练 ChatGPT 模型构成侵权,成为“欧洲生成式 AI 版权第一案”。 在监管层面,中国《专利审查指南》于 2025 年 11 月完成重大修订,新增 AI 伦理审查标准、创造性判断示例及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规范,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核心条款于 2025 年 8 月 2 日强制生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数据透明度提出明确要求。美国版权局于 2025 年初发布人工智能问题报告,进一步明确“单纯向 AI 系统提供提示词的用户,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控制,使其成为输出内容的作者”。 与此同时,产业层面的震荡同样剧烈。OpenAI 于 2026 年 3 月宣布终止 Sora AI 视频应用服务,距离其 2025 年 12 月正式上线不足四个月,深度伪造内容争议与版权纠纷被认为是重要诱因。字节跳动 Seedance 2.0 模型的海外上线计划因迪士尼的停止侵权函而搁置。DeepSeek 以 MIT 许可证完全开源其模型权重,却遭遇商标抢注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明确表态“严厉打击抢注'DeepSeek'等相关商标申请行为”。 道可特知识产权团队深度参与多起前沿 AI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本文基于 2024-2025 年最新司法案例与监管动态,试图超越对既有法条的静态解读,从制度演进的底层逻辑出发,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的优化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战略指引。 一、2025 年 AI 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的新趋势 (一)AI 生成内容可版权性:从“肯定”到“审慎”的裁判转向 2023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春风送来了温柔”案首次确认,利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具备“智力成果”与“独创性”要件可被认定为作品。然而,2025 年的司法实践呈现出更为审慎的裁判倾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在“蝴蝶椅”案中明确:“判定文生图是否属于独创性智力成果,必须审查创作过程的原始记录”,并以原告未能提供创作过程的原始记录、无法证明其对生成图片的构图、色彩等表达要素作出个性化选择为由,否认了 AI 图片的可版权性。 这一裁判思路在随后的"CS007 灯笼”案和“猫咪晶钻吊坠”案中得到延续,法院均以原告未能提交体现其对图片作出个性化选择与独创性判断的证据为由否认了可版权性。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 2025 年 11 月审理的“上海首例 AI 提示词侵权案”中进一步划定边界:简单罗列型提示词属于抽象的“思想”或“创作指令”范畴,不构成受保护的“表达”。 上述判决形成的裁判逻辑可归纳为:AI 生成内容是否具有可版权性需要进行个案判断,核心标准为是否存在表达层面独创性的智力投入;用户主张权利需提供创作过程的原始记录以证明其创作思路、指令内容、内容的选择与修改等具有独创性智力投入,不能仅是输入简单的提示词或场景提示。这一标准对企业的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AI 使用者在生成过程中必须做好生成日志留存,通过多轮线性修订等方式彰显独创性,不能过分依赖 AI 自动生成。 (二)生成式 AI 平台责任:“避风港”规则的突破与重构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奥特曼 AI 生成图片侵权案”(2024 年 9 月一审判决,2024 年 12 月二审维持原判)是全国首例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构成帮助侵权的案件。该案的核心突破在于重构了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标准。 法院认为,传统“避风港”规则主要针对信息存储、链接等被动式网络服务,难以适配生成式 AI 平台提供模型训练与内容生成服务的特性。审理法院从侵权信息明显程度、扩散风险的高低、预防措施可行性等多维度综合判定被告存在过错:奥特曼形象具有较高知名度,被诉侵权图片位于平台中能够被明显感知的位置,用户通过叠加奥特曼 LoRA 模型可以稳定输出图片角色形象特征,被告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且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却怠于采取必要预防措施,构成帮助侵权。 该案确立的裁判规则具有重要指引意义:AI 平台若从定向生成服务中直接获益,且对知名 IP 的侵权风险具备可预见性,就应承担高于普通网络平台的合理预防义务;判决首次将 AI 技术的扩散性风险纳入过错认定,警示平台需建立与技术能力匹配的风险防控机制,而非被动应对侵权投诉。 值得注意的是,在类似的“上海美杜莎”案中,法院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以平台仅提供中立技术与存储服务、已尽“通知—删除”义务、主观无过错为由否认了平台的侵权责任。这种差异化的裁判思路表明,平台责任的认定仍需结合个案具体情形,关键在于平台是否建立了有效的投诉机制、是否向用户提供版权合规提醒、是否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岗位等。 (三)AI 模型结构与参数:竞争法保护的新路径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变身漫画特效”案(2025 年 3 月 31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开辟了 AI 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路径。该案中,原告北京某科技公司主张被告抄袭其旗下 APP 中“变身漫画特效”的模型结构及参数,用于自身“少女漫画特效”。 法院认定,AI 生成的漫画成像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被告使用高度相似模型的行为,攫取了原告的竞争优势和用户流量,构成不正当竞争,判赔 160 万元。二审法院明确指出:AI 模型的结构与参数虽非作品,却是权利人通过大量数据与算力投入形成的重要竞争利益,擅自抄袭使用违反商业道德,具有不正当性。 该案的意义在于:当 AI 生成内容因缺乏人类独创性贡献而难以获得著作权保护时,权利人可以寻求的救济;判决通过谴责“直接使用其他经营者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形成的人工智能模型结构和参数,从而迅速打破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和技术壁垒”的行为,向 AI 模型研发及应用市场发出了“拒绝劣币驱逐良币”的警示。 (四)训练数据合规:从“灰色地带”到“红线清晰” 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 GEMA 诉 OpenAI 案中的判决,对训练数据合规问题作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裁判。法院认定,模型“记忆”歌词构成复制,理由是模型参数中固定了歌词的可再现信息,通过简单提示词即可间接感知,符合德国著作权法“有形固定 + 可感知”的要求,技术形式不影响定性。 这一认定与美国汤森路透诉罗斯智能案(2025 年 2 月美国特拉华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判思路形成呼应。在该案中,法院同样认定 AI 模型训练过程中对法律检索数据库中法律批注的复制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否定了“技术中立”可豁免复制责任的抗辩主张。 在中国,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球 AIGC 平台侵权第一案”(2024 年)首次认定“未经许可爬取版权图片训练模型”构成侵权,判赔超 2000 万元。明确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数据处理活动,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 二、最新监管动态与制度演进 (一)中国《专利审查指南》的重大修订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发布局令第84 号,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次修改针对 AI 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审查标准进行了重要增补和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引入 AI 伦理审查标准。 新增的审查规则,明确要求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明创造需要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审查示例明确:依据性别和年龄进行差异化决策的无人驾驶车辆应急决策模型,因违背尊重生命和人人平等的基本社会价值准则,属于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第二、明确 AI 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规范。 鉴于 AI 模型或算法常有“黑盒子”特性,修改后的指南对说明书的撰写提出了更高要求:说明书一般需清楚记载模型必要的模块、层级或连接关系,以及训练必需的具体步骤、参数等;说明书一般需清楚记载模型或算法如何与具体领域或场景结合,输入、输出数据如何设定以显示其内在关联关系等,确保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依据记载内容实现该发明。 第三、新增创造性审查示例。 针对应用场景和处理对象等因素的异同给创造性判断带来的困惑,新增“一种识别船只数量的方法”和“一种建立废钢等级划分神经网络模型的方法”两个审查示例,进一步明确:场景不同、算法相同的发明不具创造性;场景相同、算法不同的发明可能具创造性。 第四、严格发明人身份要求。 明确“发明人应当是个人(即自然人),请求书中应当填写所有发明人的身份信息,并确保信息真实”,同时要求专利代理机构对请求书中填写的申请人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进行核实。 (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核心条款生效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于 2024 年 8 月 1 日公布生效,其核心条款于 2025 年 8 月 2 日强制生效。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GPAI)的治理规则要求:训练数据透明度——在不损害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完整记录模型训练数据;高风险应用监管——起草合规文档时需平衡公共利益与企业机密保护。 2025 年 2 月 2 日,针对“特定高风险 AI 应用”的禁令条款提前实施,明令禁止:非授权抓取图像构建人脸数据库;工作场所及教育场景的情绪识别;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执法领域的预测性警务;实时生物识别技术(仅限失踪人口搜寻与反恐例外)。 (三)美国版权局的立场进一步明确 美国版权局于 2025 年初发布的人工智能问题报告明确:“无论提示词被修改和重新提交多少次,最终输出展现的是用户对 AI 系统解释的接受,并不意味着用户对 AI 系统的表达享有著作权。”报告举例称,以目前广泛商用的“文生图”应用为例,使用者在输入提示词时可能反映出了某些想法或者概念,但无法控制最终表达的结果,AI 会在内部对提示词进行调整、补充和修改。 三、高科技企业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开源策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难题 DeepSeek 于 2025 年 1 月发布 DeepSeek-R1 时选择完全开源,采用 MIT 许可证向全球开放模型权重与 Base 版本代码,被视为对 OpenAI、Anthropic 等闭源模式的正面挑战。这种“开源代码 + 保护品牌”的策略展现了现代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但也带来了复杂的合规挑战。 一方面,开源不等于放弃知识产权。DeepSeek 在商标保护方面采取了强硬姿态,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表态严厉打击抢注"DeepSeek"等相关商标申请行为。另一方面,开源许可证的选择直接影响企业的商业空间:MIT 和 Apache 许可证允许闭源衍生作品,适合希望广泛传播技术的场景;GPL 等强 Copyleft 许可证要求所有衍生作品必须开源,适合希望确保代码始终开源的场景。 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训练数据的合规性。据披露,DeepSeek 的训练数据高达 3.2 亿份文档,每天要过滤掉 15% 的争议内容。在万亿量级的训练素材面前,传统确权手段显得力不从心。企业需要在开源策略与合规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AI 幻觉与平台责任的边界模糊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 2025 年审结的"AI 幻觉侵权第一案”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作出了重要界定。该案中,原告使用某 AI 应用程序查询高校报考信息,AI 提供了不准确信息,并在被纠正后承诺“若生成内容有误,将赔偿 10 万元”。原告据此起诉要求赔偿。 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履行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采取有效提示措施,使公众认知人工智能的功能局限,起到警示提醒效果;应尽功能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采取行业通行技术措施不断提高生成内容准确性和可靠性。具体到本案,法院认定该人工智能公司已充分履行上述义务,案涉行为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 该案确立的裁判规则为:AI 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判断过错的核心在于是否履行了“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和“生成内容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这一标准为企业设计用户协议和风险提示机制提供了明确指引。 (三)跨境合规的复杂性加剧 Sora 的关停和 Seedance 的出海受阻,凸显了 AI 企业跨境合规的复杂性。OpenAI 于 2026 年 3 月宣布终止 Sora AI 视频应用服务,深度伪造内容争议与版权纠纷被认为是重要诱因。据报道,Sora 曾因用户生成对马丁•路德•金不敬的视频而临时限制功能,使用经典影视、品牌角色创作内容的行为也引发广泛知识产权担忧。 字节跳动 Seedance 2.0 模型的海外上线计划同样遭遇挫折。华特迪士尼公司于 2025 年 2 月末向字节跳动发出停止侵权函,指控 Seedance 预装的参考库包含《星球大战》、漫威等受版权保护的角色素材。这一事件表明,即使技术本身具有创新性,训练数据和参考素材的合规问题也可能成为出海的最大障碍。 四、法律路径优化的核心框架:四位一体战略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提出“合规前置、动态防御、全球协同、生态整合”四位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优化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思想是:将知识产权保护从传统的“事后救济”模式转向“事前合规”模式,从“单一权利”思维转向“系统能力”构建,从“本土保护”视野转向“全球运营”格局。 (一)合规前置: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设计” 第一、训练数据合规的前置审查。 建立训练数据来源的合规审查机制,确保数据的获取符合版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探索与数据权利人的合作模式,通过许可协议、数据联盟等方式获得合法授权。关注“合理使用”和“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等法定抗辩事由的适用空间,在合规框架内最大化数据使用自由。 第二、AI 生成内容的权属设计。 在 AI 产品的设计和运营中,明确人类创作的贡献点,保留能够证明人类实质性参与创作的证据(如提示词迭代记录、参数调整日志等)。在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 AI 生成内容的权益归属,避免与终端用户产生权属争议。关注各国立法和司法动态,及时调整保护策略。 第三、开源策略的精细设计。 根据项目的性质、目标用户、商业化需求选择合适的开源许可证。若希望代码被广泛使用且无限制,可选择 MIT 或 Apache;若希望确保代码始终开源,可选择 GPL;若涉及专利技术,建议选择 Apache 以获得明确的专利授权条款。同时,建立开源合规审查机制,确保衍生作品的许可证兼容性。 (二)动态防御:构建适应性保护体系 第一、建立专利组合的动态管理机制。 定期评估专利资产的价值贡献,及时淘汰低价值专利、强化高价值专利的维护、补充新兴技术领域的布局。引入专利分级管理制度,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核心资产的保护。关注《专利审查指南》的最新修订,确保专利申请文件满足“充分公开”要求。 第二、完善商业秘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数据的产生、存储、使用、流转到销毁,建立全流程的保密管理体系。特别需要关注 AI 训练数据的合规管理,建立数据来源追溯机制、使用授权审查机制、敏感数据脱敏机制。对于 AI 模型结构与参数,即使难以获得著作权保护,也应通过寻求救济。 第三、构建知识产权风险预警系统。 通过专利监控、竞品分析、行业动态追踪等手段,及时识别潜在的侵权风险和维权机会。在 AI 领域,建议特别关注开源社区的许可证合规风险、生成式 AI 输出内容的侵权风险、以及 AI 幻觉引发的法律责任风险。 (三)全球协同:跨境保护的系统化布局 第一、制定差异化的地域布局策略。 基于目标市场的商业价值、竞争态势、法律环境等因素,确定专利申请的重点国家和优先顺序。对于 AI 企业,建议重点关注美国、中国、欧洲、日本、韩国等主要市场,同时关注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布局机会。 第二、建立跨境维权的能力储备。 提前在重点市场建立本地化的法律服务网络,熟悉当地的诉讼程序和救济机制。对于可能发生的跨境纠纷,预先制定应对预案,包括证据保全、管辖选择、策略组合等。特别关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合规要求,以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制裁等政策动态。 第三、应对地缘政治带来的合规挑战。 密切关注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等政策动态,评估其对知识产权跨境流转的影响。在涉及敏感技术的国际合作中,提前进行合规审查,避免触碰监管红线。 (四)生态整合:构建知识产权运营生态 第一、优化产学研合作的知识产权安排。 在联合研发、委托开发、技术转让等合作场景中,明确约定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许可、转让等权利义务,避免后续纠纷。特别需要关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职务发明制度,以及国家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要求。 第二、参与行业标准和专利池的建设。 积极介入相关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过程,争取将自有核心技术纳入标准必要专利。在条件成熟时,发起或参与专利池的组建,通过专利的集中管理和联合许可提升整体议价能力。 第三、探索知识产权的金融化运用。 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保险等金融工具,盘活知识产权资产,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 AI 领域,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方法仍在探索中,建议与专业机构合作建立适合行业特点的评估模型。 五、面向未来的具体策略建议 (一)AI 生成内容的版权策略 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建议企业采取以下策略:第一,建立创作过程的全流程记录机制,保留提示词迭代记录、参数调整日志、多轮筛选过程等证据,以备日后举证之需;第二,在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 AI 生成内容的权益归属,避免与终端用户产生权属争议;第三,关注各国立法和司法动态,特别是在目标市场的版权登记和维权策略。 (二)生成式 AI 平台的合规策略 针对生成式 AI 平台的合规运营,建议企业:第一,建立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对用户举报的侵权内容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第二,向用户提供版权合规提醒,在显著位置提示用户不得使用平台生成侵权内容;第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岗位,负责平台的版权合规事务;第四,对知名 IP 建立侵权风险预警机制,对可能生成侵权内容的模型进行技术限制。 (三)AI 相关专利的布局策略 在 AI 相关专利的布局上,建议关注以下要点:第一,重视算法与具体技术场景的结合,避免单纯算法方案的可专利性风险;第二,关注 AI 技术的可解释性,在专利申请中提供充分的技术披露,满足《专利审查指南》的“充分公开”要求;第三,避免算法歧视等违反社会公德的技术方案,确保专利申请符合的要求;第四,建立专利与商业秘密的协同保护机制,对于难以通过专利保护的核心算法,通过商业秘密方式加以保护。 (四)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策略 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方面,建议企业:第一,建立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根据争议性质和标的,灵活选择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第二,重视诉前准备,特别是在证据保全、专家证人、技术鉴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第三,在 AI 相关争议中,关注技术事实的查明方式,探索适合 AI 技术特点的举证和质证方法;第四,对于 AI 模型结构与参数被抄袭的情形,积极寻求的救济。 结语 2025 年,全球 AI 知识产权治理进入“规则成型期”。从杭州“奥特曼案”到慕尼黑"GEMA 案”,从《专利审查指南》修订到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生效,司法实践与监管规则正在快速演进。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这既是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也是构建竞争壁垒的战略窗口期。 知识产权保护不再是简单的“申请 - 维护 - 维权”线性流程,而是需要与商业战略深度融合、与技术演进动态适应、与全球市场系统协同、与创新生态有机整合的复杂系统工程。企业需要将合规思维前置到产品设计和运营的全流程,将知识产权保护从成本中心转化为价值创造中心。
关键词 AI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侵权监测;权利确权;法律挑战 摘要 在人工智能(AI)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且深入,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挑战。本文聚焦AI技术在版权确权、侵权监测、权利预警、侵权固证等关键环节的应用,剖析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同时深入探讨AI生成内容版权归属、训练数据合法性、侵权判定标准等法律难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研究表明,AI技术正重塑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推动其向智能化、高效化迈进,但需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司法实践、提升技术治理能力及增强法律意识等综合举措,有效应对AI技术带来的新挑战。 一、引言 人工智能(AI)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杰出代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改变着各个领域的发展格局。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AI技术的应用意义尤为重大。它不仅显著提升了保护效率,降低了保护成本,更为解决传统保护手段难以应对的新型侵权问题提供了全新思路与有效途径。 然而,AI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且棘手的法律挑战,如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界定模糊、训练数据的合法性存疑、侵权判定标准难以适应新情况等。本文旨在深入剖析AI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多维度影响,全面分析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具有创新性与实用性的应对策略,为推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智能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二、AI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创新应用 2.1 版权确权:智能融合,精准高效 AI技术在版权确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跨模型理解识别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的创新融合,实现了确权流程的智能化与精准化。AI能够对申请确权的作品进行快速内容识别,并与底层安全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精准判断确权内容中的违法信息并进行标注,辅助审核人员进行形式审查和合规性判断。 以中国版权链版权服务平台为例,该平台借助AI技术,构建了高效的版权确权体系,实现了对申请确权作品的快速、准确审核,显著提高了版权确权的效率和精准度,大大缩短了确权周期,为权利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确权服务[2]。 2.2 侵权监测:多模识别,全面覆盖 在侵权监测方面,AI技术运用多模态内容识别技术、基因比对技术、隐水印技术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侵权内容的全方位、快速识别和比对。AI可以批量提取正版内容的特征值,进行机器深度学习,并自动化比对侵权内容,极大地解放了人力,提高了侵权发现和识别的效率。 例如,中版链平台利用AI技术,为帆书平台提供了强大的侵权监测支持,成功发现了大量利用AI技术模拟樊登先生声音和肖像进行带货的非法行为,有效保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经济损失,彰显了AI技术在侵权监测领域的强大实力[3]。 2.3 权利预警:批量预警,防患未然 AI技术还能够通过批量自动化向相关内容平台发放权利预警函,实现全网权利预警。在作品上线前,AI可以提示各内容平台提高注意义务,提前做好版权保护工作,从而有效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这种前瞻性的权利预警机制有助于权利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就采取措施,降低侵权风险,为知识产权保护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2.4 侵权固证:无缝衔接,可靠存证 在侵权固证方面,AI技术实现了侵权监测与侵权固证的无缝衔接。一旦发现侵权链接,系统会自动进行侵权证据固定,形成证据文件并进行哈希上链存储,方便法院或行政机关将来调取核验证据。这不仅提高了侵权固证的效率,还增强了证据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为权利人维权提供了有力支持。 例如,在一些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AI技术固定的侵权证据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为权利人赢得了胜诉,有力地维护了知识产权市场的秩序[4][5]。 三、AI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 3.1 提高保护效率:自动化流程,缩短周期 AI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效率。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处理方式,AI能够快速完成版权确权、侵权监测、权利预警、侵权固证等工作,大大缩短了保护周期,降低了保护成本。以往需要人工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完成的工作,现在借助AI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 例如,在版权确权环节,传统方式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而AI技术可以将确权周期缩短至数天甚至数小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2]。 3.2 增强保护能力:前沿技术,精准打击 AI技术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借助多模态内容识别技术、基因比对技术等前沿技术,AI可以精准识别侵权内容,有效打击侵权行为,切实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即使侵权行为更加隐蔽和复杂,AI技术也能够凭借其强大的分析和识别能力,及时发现并制止侵权行为。 例如,在图像侵权领域,AI技术可以通过基因比对技术,快速准确地识别出侵权图像,即使侵权图像经过了旋转、缩放、裁剪等处理,也难以逃脱AI的“法眼”[3]。 3.3 推动保护创新:智能评估,战略指导 AI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通过智能评估技术、智能匹配系统等创新手段,AI能够帮助企业更加精确地量化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和技术潜力,指导企业制定更加精准的知识产权战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向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展。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例如,企业可以利用AI技术对自身的专利组合进行评估,了解专利的市场价值和竞争力,从而制定合理的专利布局和运营策略,实现知识产权的最大化价值[1]。 四、AI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法律挑战 4.1 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界定模糊,争议不断 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是当前法律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根据我国,作品必须是由“人类智力创作”产生,且需体现独创性。然而,AI生成内容往往缺乏人类的实质性创作投入,其版权归属问题存在争议。 目前,主流法律观点认为,纯AI生成内容通常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人机协作内容若体现了人类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则可能受著作权保护。但这种界定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困难,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例如,在一些AI生成的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等案件中,版权归属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挑战[3]。 4.2 训练数据的合法性:数据来源,风险隐现 AI模型的训练依赖于海量数据,其中可能包含受版权保护的文本、图片或音乐。未经许可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数据进行商业AI训练,可能侵犯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此外,即使数据来源公开,若违反网站《Robots协议》或突破技术防护措施抓取,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或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如何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是AI技术发展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例如,一些AI公司在训练模型时,使用了大量未经授权的版权数据,引发了版权纠纷,给企业带来了法律风险和经济损失[3]。 4.3 侵权判定标准:复杂隐蔽,标准待新 AI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侵权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侵权判定标准也面临挑战。例如,在AI拟声换脸和洗稿领域,如何精准识别侵权行为成为难题。此外,AI生成内容的独创性判断、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认定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传统的侵权判定标准在面对AI技术带来的新情况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建立新的判定规则和标准。例如,在AI洗稿案件中,由于洗稿后的内容与原文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抄袭判定标准难以准确认定侵权行为,需要探索新的判定方法和标准[3]。 五、应对策略:多维举措,协同共进 5.1 完善法律法规:前瞻适应,明确规范 针对AI技术带来的法律挑战,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原则、训练数据的合法性要求、侵权判定标准等,为AI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应用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要关注法律的前瞻性和适应性,及时跟上AI技术的发展步伐,避免法律滞后带来的问题。 例如,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AI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AI技术的应用[6]。 5.2 加强司法实践:案例指导,统一标准 加强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研究和指导,统一裁判标准。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制定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AI技术涉及的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原则和方法,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司法机关应加强对AI技术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和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审判能力。 例如,可以建立AI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库,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和借鉴,确保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和公正性[3]。 5.3 提升技术治理能力:创新研发,强化支撑 加强AI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应用研发,提升技术治理能力。通过引入更先进的多模态内容识别技术、基因比对技术等手段,提高侵权识别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加强区块链等新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应用,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不可篡改性。 技术研发机构和企业应加大投入,不断创新技术,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持。例如,可以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展AI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1]。 5.4 增强法律意识:宣传培训,营造氛围 加强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其对AI技术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的认识。通过宣传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同时,要加强对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法律培训,引导其合法合规地使用AI技术,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例如,可以开展AI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知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六、结论 AI技术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刻改变着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其在版权确权、侵权监测、权利预警、侵权固证等方面的创新应用,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显著提高了保护效率、增强了保护能力、推动了保护创新。然而,AI技术也带来了诸多法律挑战,如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训练数据的合法性、侵权判定标准等问题亟待解决。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司法实践、提升技术治理能力、增强法律意识等综合措施,积极应对AI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向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按GB/T 7714 - 2015格式规范) [1]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5[R]. Geneva: WIPO, 2025. [2] 国家版权局. 中国数字版权发展报告(2025)[R]. 北京:国家版权局,2025. [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白皮书(2020—2025)[R]. 北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5. [4]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25)浙0192民初5678号民事判决书[Z]. 2025. [5]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2025)沪73民终1234号民事判决书[Z]. 2025. [6]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a European Approa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B/OL]. (2025-04-22)[2025-04-24]. https://eur - lex.europa.eu.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法律边界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传统的事后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弥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以及预测性警务的普遍实施,推动了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兴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识别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以期实现早期预警和干预。此外,政府部门积极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内部管理规范,作为预防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预防性治理路径也可能引发隐私权侵犯、公私边界模糊等问题。本文通过探讨预防性治理路径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明确这一路径的法律边界,以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犯罪;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 引言 近年来,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围绕核心技术和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知识产权犯罪成为影响技术创新保护的显著问题之一。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不仅关乎企业利益,也可能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治理犯罪的传统方式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刑事制裁,知识产权犯罪的传统应对方式也是如此。但是,目前已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事先预防的治理趋势。为了有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已有部分地区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分级预警等方式对潜在的商业秘密泄露风险进行实时检测和提前干预。例如,作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重镇,宁波市已在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探索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波市公安机关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探索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路径。[1]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探索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内部治理制度,提升企业的保护商业秘密的能力。 然而,这一治理知识产权犯罪的创新机制也可能存在法律风险。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依赖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其中可能涉及企业经营数据、员工行为信息、通信数据、员工出入研发场所的生物识别信息等,而这些数据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属于个人信息甚至敏感信息。这些数据的收集、处理行为是否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规定可能会引发争议。其次,在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预测性警务的合法性本身也可能引发争议。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当知识产权犯罪治理路径出现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化的趋势时,如何能够明确这一路径的合法边界,让知识产权犯罪的预测性治理在符合刑法谦抑性与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开展,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避免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以及刑事手段的泛化。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手段预防、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创新经验,分析人工智能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需要应对的法律风险,从刑法的谦抑性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个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具体而言,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探讨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第一,目前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的数据采集、处理行为是否属于对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以及如何将这些数据采集和处理行为限制在合法边界内;第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趋势,如何防止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出现公私边界模糊并继而造成刑事保护泛化。 本文首先结合目前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智能化预测性警务的兴起介绍目前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向智能化、预防化转向的背景;其次,本文将具体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以及预测性治理路径在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的公私边界模糊和刑事手段泛化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为例探讨知识产权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知识产权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法治化提出建议。 一、商业秘密犯罪治理路径的转向及其背景 (一)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新特点与趋势 商业秘密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呈现出手段更具技术性、隐蔽性并且泄密结果极易扩散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变化也给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挑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因技术密集度高、数据互联性强,商业秘密犯罪的这些特点尤为突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已从传统纸质文件转向数字化形态,导致窃取商业秘密更依赖技术手段。不同以往商业秘密主要以纸质图纸、生产工艺文件等纸质文件为载体,当前企业所依赖的核心技术与经营信息普遍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例如自动驾驶算法、测试数据、供应链信息、客户数据库等。而这些信息通常储存在数字化信息系统中,使得窃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常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窃取行为常伴随数据隐匿、权限滥用等隐蔽技术操作,增加了事后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的难度,并且收集证据和认定事实也极为依赖技术手段,对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商业秘密犯罪案件也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导致商业秘密侵权和犯罪案件通常办理难度大、时间长。例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4月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其中北京君某科技有限公司、孙某明、胡某伟等四人侵犯商业秘密案因技术事实认定难度较高,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过程中引入“技术调查官”查明复杂的技术事实,检察技术人员也使用了技术手段收集关键证据,最终检察机关完成审查工作并提起公诉。[2] 企业内部员工滥用数据访问权限窃取商业秘密,已成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常见手段。由于窃取商业秘密的数字化工具的匿名性特征,以及泄密行为可能在员工职务权限掩盖下实施,导致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还极具隐蔽性。企业内部管理漏洞与保密制度缺失,客观上也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例如,宁波市绝大部分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都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利用权限或公司系统漏洞实施。[3]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手段的技术化与隐蔽性的新趋势,传统的治理路径已难以有效应对,亟需探索以新技术为重要手段的新路径。 (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强化 随着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推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日益受到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刑事司法保护”,并“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修改罪状表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在此政策背景下,刑事司法机关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上升。在2013年至2024年间,全国检察院就6.91万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全国法院审结一审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6.46万件。[4] 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完善,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法律依据。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知识产权犯罪,2021年起施行的增加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类型,降低了入罪标准,加大了刑罚惩罚力度。202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系统地明确和降低了入罪标准,增加了入罪情形,提高了罚金刑上限,并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情形,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和效果。[5] 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在此轮趋势中得到显著强化。商业秘密是知识产权体系中唯一以保密性为核心要件的权利类型,其刑事保护充分考虑了这一独特属性。在立法层面,新增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这一新罪名,并且该罪名为行为犯,只要实施便构成该罪,并将责任主体扩大至“经营者以外的其他组织”,以有效打击跨境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安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强化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政策导向也得到落实。例如,宁波市孙某、罗某向境外泄露新能源电池研发和未来产业布局的经营信息,在2024年被以该罪名定罪和判处刑罚。[6]为了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预防再犯,除了判处刑罚外,法院还会禁止侵犯商业秘密的罪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7] 此外,各地方也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同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政策,并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刑事保护方式。其中尤其显著的趋势之一是许多地方探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并且注重预防的模式。例如,西安市建立了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8]因商业秘密的保密性和泄密后果的不可逆性,对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也出现了从事后打击向预防与打击并重的趋势。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全国首个《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和《办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指引》,针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审理周期较长、权利人举证难度大等的问题,并提出要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模式。”[9]如前文所述的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犯罪的特点,有效预防商业秘密犯罪需要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尤其是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正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犯罪预防和治理,这也为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提供了新路径。 (三)从事后打击到事前预防的犯罪治理路径转向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据技术的发展,以数据技术驱动的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逐渐在国内犯罪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刑事司法的传统路径是在犯罪发生后进行打击,而预测性警务则强调对高风险行为、区域和人员提前识别和干预,以有效预防犯罪发生。预测性警务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兴起后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有效的实践。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广泛建设大数据平台,为针对犯罪风险的预测性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源,犯罪预警在国内已较为普遍实践。[10]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采取欧盟在《人工智能法》中将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规定为高风险应用并严格限制的做法,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目前在中国仍有较大的实践空间。这些使得预测性警务能够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也被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因为其技术优势和预防性保护的特点恰恰针对性回应了传统事后打击模式的局限性,其潜力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尤其突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窃取商业秘密的手段技术性较强且企业内部员工作案会导致隐蔽性强、事后取证难度高,传统的事后打击模式难度高。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权利人胜诉率低以及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立案率和审查起诉率都很低都反映出这个问题。[11]信息时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涉及的技术问题和证据都比较复杂,导致办案和审理难度大,周期也长。[12]这就导致企业事后维权周期较长,维权成本高;再加上商业秘密案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对企业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维权能力相对薄弱,这些因素都会带来保护效果上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即使企业克服上述困难,损害赔偿也未必足以弥补企业损失。[13]由此看出,无论是企业事后寻求救济还是执法、司法机关事后进行打击,传统的泄密后再处理的模式对于保护商业秘密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知识产权侵权和犯罪,商业秘密依赖其保密性也导致泄露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商业秘密一旦泄漏,就可能迅速传播到竞争企业甚至境外产业链,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存。因此,比起事后维权和打击,企业对事前预防泄密的需求更为强烈,事前预防也对保护国内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因此,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来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也推动了治理商业秘密犯罪路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防范转型。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中应用的关键在于数据来源,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会极大影响预测准确度。因此,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路径的实现依赖于企业于公安机关的合作。公安部在部署公安机关开展防范、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安芯”专项工作时,要求要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建立“常态化警企联系服务机制”。[14]目前,大部分地区预防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警务机制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导,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同时企业也会提供一部分数据。例如,2024年成立并运行的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自主研发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系统”和“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利用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数据,对企业涉密岗位人员进行画像,通过算法预警泄密风险。[15]如果对特定人员或群体进行犯罪风险画像,必然会收集行为轨迹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甚至可能还会收集敏感信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尊严,与程序公正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突。[16]而且,如果企业担心泄露商业信息,在向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时仅提供有限数据,这也会影响预测的准确度。此外,算法偏见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常见的问题既可能导致对特定人员群体产生歧视性的、带有偏差的预测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影响犯罪风险预测的准确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对预测性警务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框架。不同于欧盟严格限制人工智能驱动的预测性警务的原则,中国现阶段倾向于先应用新技术进行实践探索然后根据情况再进行立法规制。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应用于犯罪治理,也符合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特殊需求;但是,如果缺乏法律明确规范人工智能预测性警务在商业秘密犯罪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可能会因数据来源合法性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发生冲突而引发法律风险。数据既是商业秘密犯罪预测性治理路径的核心资源,也是影响公民隐私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尽快在法律中设定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明确且合理的边界,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并使其持续发挥治理犯罪潜力的关键。而且,当企业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提供数据转变为政府协同治理商业秘密犯罪的合作方后,如何规范公私边界也是规范化这一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 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数据收集、处理及其法律风险 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的背景下,商业秘密犯罪的治理路径出现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预防型路径转型的趋势。公安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建立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试图及时发现异常高风险行为,在泄密发生前进行干预。虽然这种转型呼应了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需求并存在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潜力,但是这种预防型路径也存在大量潜在的法律风险。一方面,企业对员工行为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发生冲突,不当侵犯员工隐私权并伴随算法偏见引起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刑事司法对预警数据的过度依赖,并且刑事程序中的商业秘密认定泛化,不加规制可能会导致公私边界模糊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本部分将聚焦分析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这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预警机制中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法律风险 人工智能是数据驱动的技术,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机制的运作依赖于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实时分析。为了尽量准确预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就需要通过收集企业员工的系统操作记录、通信记录、出入企业研发部门等涉密场所的信息等数据供预警平台实施监测和分析。然而,预警机制收集、处理数据的范围等尚未有法律和政策规制,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相冲突。 首先,如果要提高预测准确度,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或者需要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如生物识别信息、通信记录、行为数据等。例如,企业是否会在研发场所安装收集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信息的门禁系统收集研发人员出入的生物信息并且上传至预警系统,或者企业是否为识别异常操作行为而收集员工日常在系统中的操作数据,企业是否会通过无线网络定位、工卡感应等方式记录员工活动轨迹,或分析员工收发邮件的时间和频率等通讯数据构建行为画像等。这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17]但是,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明确说明此类预警系统是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以及处理过程。如果在未明确告知员工的情况下收集其敏感信息,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在收集数据时,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避免过度收集与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然而,如果在没有明确界定数据收集、处理范围的情况下,预警系统广泛收集员工的各类信息,可能导致对员工过度监控,侵害其隐私权。 第三,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系统会给涉密岗位员工做画像,通过算法进行风险分级和预测。[18]而标记高风险员工画像和预警数据的处理是否存在算法歧视的问题并进而是否可能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择业造成不当影响等目前缺乏公开资料佐证。然而,算法可能因训练数据的问题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是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各类犯罪风险预测时都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如果算法可能根据员工的年龄、学历、工作年限等特定数据预测其泄密风险,就可能在预测犯罪风险时对某些群体造成偏见并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员工在岗位安排、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 当前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主要依托政府推动的政企协作机制展开,例如通过警企合作平台运行犯罪预警系统。推行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双重背景在于: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识,以及由此缺乏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基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及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考虑,积极引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企业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和内部管理机制已在调研中得到印证。例如,宁波市政府在修订前的调研发现,近半数受访高新技术企业尚未建立内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并普遍存在以下六个问题:企业缺乏保护意识、以及因此存在保密措施亟待完善、技术秘密的登记和保存有待规范、缺乏员工离职审计制度、缺乏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以及企业法务缺乏保护商业秘密相关的专业经验。[19]正是基于企业自身保护能力欠缺与政府强化产业保护的双重因素,政府开始采取主动干预措施。 在此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中明确提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政策指导、风险预警及维权支持等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中的主导地位。[20]这一政策导向已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落地。例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2024年发布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不仅将“预防为主”确立为核心原则,还对企业构建商业秘密管理机制以及维权途径、方法提供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指引和建议。[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地方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正积极介入商业秘密保护并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宁波市政府便将其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总结为“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社会联动”。[22]政府推动的保护模式也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推进。以宁波重要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商业秘密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为例,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法院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并创新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23]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处理案件基础上延伸职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向宁波市外贸协会送达法检联合司法建议,对外贸企业进一步完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还专门制定了《企业经营类商业秘密刑事报案证据指引》,为企业维权提供清晰的收集证据方面的建议。[24] 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商业秘密保护模式在提升区域商业秘密保护水平上成效显著。以宁波为例,宁波市商业秘密刑事风险预警感知平台在2024年投入运行当年,就通过精准预警风险从而成功阻止新能源汽车企业核心涉密文件外泄,涉密资产估值超亿元,体现了事前防范的有效性。[25]同样,这种政府推动的模式也提升了事后打击的效率和效果。2024年,依托宁波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中心,政府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协作,在泄密发生后迅速协助企业成功追回核心技术资料并挽回高达三千万元经济损失。[26]这种政府推动、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其预防犯罪与处理高效的优势尤为突出。然而,这一模式目前还在探索和完善阶段,也需防止可能模糊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边界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实质在于,如果政府在权力行使边界不够清晰的情况下介入企业内部商业秘密管理流程,可能导致公权力过度延伸至本应属于企业自治范畴的领域。因此,信息获取与执法介入边界的明确对预防风险并稳定发挥这种治理模式的潜能十分重要。 首先,行政机关需警惕行政指导、合规激励等手段变相成为“建议式强制”,将本应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范畴的事项纳入行政评价体系。例如,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2年出台了《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其中明确指出商业秘密保护领导机构应“对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结论”,以及“企业应根据监督检查结论评价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并形成评价报告”[27]随后,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在2024年9月出台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建议稿)》,虽然这份报告将评估流程概括为由“申请”开始,但是报告明确提出对企业的要求是“企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标准等建立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并有效运行”;而且,评估报告模板还包含了在企业自愿申请第三方评估并用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中一般不包含的内容,例如“整改要求”、“整改时限”、“整改验证材料和形式”,尤其是企业的异议处理形式例如申诉等。[28]这就可能让政府指导在实践中异化成行政机关主导的标准化评估和强制化整改模式,使行政权力实质性介入企业内部治理,突破了公私领域的基本界限。这可能导致以行政标准化挤压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特点自主设计内部管理的空间。而且,这一评估过程本身也可能增加泄密风险。尤其是,如果行政机关将评估结果与企业政策补贴、优惠政策等挂钩,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深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29]则以提供管理和救济方面的实操建议,在避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础上发挥了促进提升商业秘密保护水平、降低泄密风险的作用。 其次,如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警,作为数据驱动的技术,为实现精准预警和高效打击,预警平台需要收集企业的大量内部数据例如涉密员工的浏览记录、下载记录、进出涉密区域的记录等才可以做到。如果缺乏关于数据收集范围、使用目的、保密义务方面的明确规定,过度或不当的信息收集本身也可能侵犯商业秘密或经营自由。目前,企业在多大范围内应当/可以向公安机关提供数据供预警系统分析目前仍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如果刑事司法中的专门机关介入的条件缺乏明确规定,这种模式可能会模糊企业内部管理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边界。尤其是预防型的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模式会促使公安机关对尚未发生的犯罪进行干预,如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本身存在问题,并且算法未充分考虑可能对特定群体造成的歧视,那公安机关的介入不仅无法准确预防犯罪,还可能为刑事司法制度运作的正当性带来争议。 这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传统上属于私权范畴,一般通过民事程序而非刑事司法保护;如果刑事司法要介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中,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或条件下,商业秘密会成为需要刑事法介入保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可能会导致刑事手段会过度介入市场竞争从而扭曲市场秩序。英国的立法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没有专门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刑事立法,但在特定情形下,相关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计算机滥用法案1990》(Computer Misuse Act 1990)第1条,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故意通过技术手段(如黑客攻击)获取作为企业内部数据的商业秘密,则可能构成此款规定的犯罪。此外,根据《数据保护法2018》(Data Protection Act 2018)第170条规定,未经数据控制者同意,故意或过失获取、披露或保留个人数据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被窃取或披露的商业秘密中包含个人数据,未经授权的获取或披露可能构成犯罪。而这两种罪名本质上都不是专门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而是分别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及隐私权。窃取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因为侵犯了其他公共利益而需要刑事手段介入。而《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则新增了与商业秘密直接相关的新罪名,第一部分第二条将行为人“明知”是在协助外国情报机构获得商业秘密的行为规定为是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4年监禁或/并处罚金。[30]这一规定旨在应对外国通过间谍手段获取英国关键技术和商业信息而给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一立法认为只有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刑事手段的介入才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即刑事手段不应当介入一般的商业纠纷,从而防止过度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纳入刑事范畴而导致刑事手段泛化。在预防商业秘密犯罪这个具体问题上,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也应当考虑,预警的是普通侵权行为还是需要刑事手段介入的、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 在治理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上,还需要统筹考虑治理的系统性成本。如果因公私边界模糊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还可能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分挤占刑事司法系统原本可以分配在治理其他危害性更高的犯罪上的资源,包括用于打击已经发生的犯罪的资源。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难度大、时间长,消耗的刑事司法资源明显会更多,刑事制裁在商业秘密侵权治理上泛化后对其他犯罪治理资源的挤占效果会更严重。而且,刑事制裁泛化后,那些原本不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人会因此有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会对这些人的就业和重返社会带来阻力,从而增加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本文并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刑事手段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但是,应警惕刑事手段超越公私边界的介入。所以,明确公私边界,确保商业秘密犯罪治理是在促进企业治理水平提升而非替企业承担责任的框架内运行,是这一模式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议题。 三、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的合法边界 在前文对商业秘密预警机制因数据收集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和公私边界模糊的风险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节旨在回应前文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探讨构建这一预防性治理机制的合法边界,并明确何种情形下刑事手段(预测性警务)介入商业秘密保护是合法、必要且正当的。 (一)企业收集和提供数据的合法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预警机制中,企业通常需要收集和提供员工的相关数据,以识别潜在的风险行为。企业收集和处理企业员工数据的范围、方式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针对前述风险,应从以下方面构建企业收集数据行为的合法性边界。首先,企业内部收集、提供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不能仅由企业自行设定,而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以及“目的限制”原则。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限于预防商业秘密泄露和预警商业秘密犯罪风险所必需的信息,避免过度收集与预警无关的个人信息例如员工的私人通信。员工的生物识别信息等敏感信息尤其应当保持非必要不收集的原则。并且,应明确禁止企业将为商业秘密犯罪风险预警平台收集的数据用于绩效评估、职称晋升等超出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人力资源管理等目的,防止预警机制异化为对员工的非法电子监控。通过目的限制,可以明确区分企业合规收集数据和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 其次,企业应确保员工对商业秘密犯罪预警平台收集数据的范围和处理方式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前,应明确告知员工数据的收集目的、方式、范围、保存期限等,并取得员工的明确同意。换言之,企业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应避免使用概括同意类条款,而应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警系统收集员工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目的与存储期限等内容。并且,鉴于劳动关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性,企业不得后期通过任意单方面修改企业内部规定、政策而要求员工提供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个人信息,而是应当遵守关于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以提出方案和意见的规定,让员工个人数据的收集从企业的单向管控转化为劳资共治下的合规管理,以此确保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在合法边界内。员工也应有权拒绝提供非必要的个人信息,且不应当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企业也应建立机制,允许员工对数据采集和预警提示提出异议,并进行人工复核,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 第三,企业向预警平台(特别是涉及与执法部门共享部分数据的平台)提供数据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确保数据传递和处理在合法边界内。企业在提供数据给平台时,应确保数据的脱敏处理,平台接收到的应当是经过处理后的异常行为统计数据,而非直接关联特定自然人的原始身份信息尤其是敏感个人信息。数据的传输和存储应采取加密技术、访问权限限制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二)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 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法律边界至关重要。当前,预警系统通过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行为”并进行犯罪风险提示,但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预备存在争议。如果公安机关仅依据风险预警报告介入,可能导致对预备犯的认定过于宽泛并进而导致刑事手段的泛化,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将预警系统提供的犯罪风险提示作为立案依据,也可能会挑战刑事司法的立案程序和证据规则。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公安机关将犯罪风险预警认定为犯罪预备并介入。算法标记的高风险行为仅反映统计概率,不能直接等同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预警平台仅能识别行为,难以识别员工实施这样的行为是否具备实施商业秘密犯罪的主观故意。因此,预警系统识别到的异常操作也可能出现错误,例如员工出于合法目的加班备份文件被识别为高风险异常操作。刑事手段介入的前提,必须是该行为已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紧迫性。换言之,该行为必须是专门为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目的实施的行为,例如为窃取商业秘密专门购买技术工具破解数据防火墙但尚未下载数据。在介入时,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收集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窃取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防止将因工作或管理失误引发的误操作纳入刑事手段处理的范畴。 其次,在预警机制运作中,应当建立企业内部调查前置程序,并以此严格限定公安机关介入。当预警平台发出风险提示时,企业应利用其内部管理权限,先行调取办公系统日志、进行企业内部的合规调查等非强制性的核实工作,以便排除因系统误差、员工误操作或员工合理履职的行为引发的预警。如果企业经过内部调查和初步收集的证据可以判断很可能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事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线索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根据企业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方可立案启动侦查程序。这样既可以避免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以确保刑事手段的介入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在合法边界内。 第三,应当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预测性治理的实施进行监督,确保其合法、公正、透明。这包括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预警机制的运行进行审查;建立申诉和救济机制,保障被错误识别为高风险个体的合法权益。 总之,在商业秘密犯罪的预测性治理中,应谨慎处理预警机制识别的高风险行为,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预备犯,防止刑事手段适用的泛化,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加强对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规制、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等措施,明确预测性治理的法律边界,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结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秘密的载体从传统的纸质文件转向电子数据,不仅增加了窃取商业秘密技术手段的多样性,也提高了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和取证难度。商业秘密的保护也面临新挑战。同时,侵犯商业秘密的不可逆性以及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强化、预测性警务普遍实践,使得预防性治理路径成为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重要方向。然而,商业秘密犯罪的预防性治理路径也需要明确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与法治原则冲突的问题。首先,犯罪风险预警系统可能涉及对企业员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若未经员工同意,可能违反的相关规定,侵犯员工的隐私权。其次,政府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制性建议或评估”介入企业内部管理,可能模糊公私边界,侵蚀企业的自主权。 为明确商业秘密犯罪预防性治理路径的合法边界,人工智能驱动的犯罪预警机制应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确保数据收集在员工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并且仅在必要限度内,避免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政府在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时,可以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的建议,但应避免通过“强制性建议或评估”过度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如果预测性治理持续发挥治理潜力,也应明确刑事手段介入的合法边界,通过明确高风险行为与犯罪预备行为的界限,防止刑事手段泛化;严格限定公安机关的介入条件,确保其在有明确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方可立案启动侦查,避免仅依据风险提示报告介入。更为根本的是,商业秘密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刑事司法的介入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同时危害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可能导致刑事手段泛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进而引发更多治理问题。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保障公民权利、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预测性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商业秘密保护与法治原则的协调统一。 注释: [1]黄素珍、王西泽:《公安新质战斗力保护企业新质生产力:守护新能源汽车创新核心“共富”密码》,载《浙江法治报》,2025年2月19日,第6版。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91.s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4]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1,2025年6月2日访问。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发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504/t20250424_693977.shtml#3,2025年6月2日访问。 [6]《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7]《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南通法院2024年度十大典型案例揭晓》,载《南通日报》,2025年1月13日,第20-21版。 [8]王梁、黄业晞:《西安市检察院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快速联动办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25年2月7日,第2版。 [9]《我省三部门联合推进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行政+司法”,关口前移事半功倍》,载新华日报,https://xh.xhby.net/pc/con/202503/22/content_1432031.html,2025年6月2日访问。 [10]胡铭、严敏姬:《大数据视野下犯罪预测的机遇、风险与规制———以英美德“预测警务”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 [11]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2]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29页。 [13]浙江省商业秘密保护联合调研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防研究——基于浙江相关罪案的调研》,《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30页。 [14]张晨:《公安机关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直达重点企业》,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24日,第5版。 [1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6]王禄生:《论预测性司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第90页。 [17]。 [18]《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19]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0],载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官网,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54/2a3d95637b4842b8a1a361dee4ce785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1]https://www.lingang.gov.cn/upload/1/cms/content/editor/1729220111366.pdf [22]王岚、唐小衡:《加码企业秘密技术保护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载《宁波日报》,2023年4月26日,第4版。 [23]《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4]《浙江宁波:严惩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护航企业创新发展》,载《检察日报》,2025年3月23日,第3版。 [25]《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6]浙江宁波构建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防护网”十个月为1174家企业生成风险体检报告1547份,助力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3381亿元》,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74/c9981897/content.html,2025年6月3日访问。 [27]《商业秘密保护管理规范(报批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3010410445120114/2023010410425212615.pdf(第9页),2025年6月3日访问。 [28]《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体系评价指南(征求意见稿)》,载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scjg.ln.gov.cn/scjdglj/hd/zjdc/2024092019254876245/2024092019105231535.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29]《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实务指引》,载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http://www.sziprs.org.cn/attachment/0/72/72386/1151614.pdf,2025年6月3日访问。 [30]英国《2023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
前言 (下简称“新法”)已于2025年12月27日修订通过,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该法修改引发国内外企业关注,众所周知,知识产权问题向来是各国贸易过程中倍受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将分析该法的修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可能会对国内外企业带来哪些影响。 一、新强化了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定框架与执法力度 (一)法律适用范围与保护原则的明确 新法延续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贸易的紧密关联。根据新法第二条,该法适用于对外贸易以及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根据第三十二条,国家加强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保护。这为后续各项具体措施的适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针对进口侵权货物的执法措施 新法显著加强了对进口环节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新法第三十二条,进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侵权人生产、销售的有关货物进口等措施。这一规定与现行有效的现行有效形成了衔接与补充,后者规定对进出口侵权货物的,可没收货物并处货物价值30%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新法的“禁止进口”措施,为行政执法部门提供了更为前置和严厉的贸易管制工具。 (1)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对于从事进口业务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其供应链管理中的知识产权合规审查义务加重。一旦进口货物被认定为侵权且危害外贸秩序,不仅面临海关的行政处罚,还可能被禁止相关货物的进口,导致供应链中断和商业损失。企业需建立更严格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机制。 (2)对外国企业的影响:作为出口方,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货物时,必须确保其产品不侵犯在中国有效的知识产权。否则,其产品可能面临被禁止进入中国市场的风险,其自身也可能被列为“侵权人”,影响其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布局。 (三)对外贸易主管部门的调查权进一步明确 与修订相配套,现行有效明确,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可以依照对进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等事项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这为商务部门(即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启动“中式337调查”式的程序提供了行政法规层面的直接授权。这预示着“中式337调查”即将落地,为我国反制外国知识产权壁垒提供了法律工具。 二、新增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权利行为的规制,旨在维护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 (一)新增禁止性行为类型 新法新增条款,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特定行为进行规制。根据新法第三十四条,知识产权权利人有阻止被许可人对许可合同中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进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在许可合同中规定排他性返授条件等行为,并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 (二)与现有法律体系的衔接与差异 该规定与现行及内容一脉相承,但新法将其提升至法律层面。实务文章分析指出,这一机制与体系下规制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形成“两驾马车”。与主要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权利人不同,新法的此项规制不设市场支配地位的门槛,只要相关行为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主管部门即可介入调查。这大大扩展了规制的潜在范围,灵活性更强。 对中外企业的影响分析: (1)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对于作为技术被许可方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该条款提供了对抗国外技术提供方可能施加的不公平许可条款的法律武器。当面临“质疑禁止”、“搭售”或“排他性回授”等压力时,企业可以向商务部门举报,寻求行政救济。 (2)对外国企业的影响:对于拥有知识产权的跨国企业(无论是外国企业还是中国的外资企业),其在华开展技术许可、专利运营等活动时,需要审慎评估其许可协议的条款。以往可能被认为属于商业谈判范畴的条款,现在可能因“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而面临行政调查和干预。企业需调整其全球许可策略以符合中国的新规。 三、构建系统的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与维权援助体系,提升企业涉外能力 (一)国家层面的支持与引导 新法专设条款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与企业能力建设。根据新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开展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进对外谈判,建立健全海外知识产权预警和维权援助信息平台,提升对外贸易经营者知识产权合规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 (二)与企业合规义务的呼应 这一国家支持体系与行政法规中强调的企业自身合规义务相辅相成。现行有效要求企业增强法治意识,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储备,并主动了解海外法律制度。同时,规定国务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应面向企业开展宣传、培训,提升其纠纷处理能力。 影响分析: (1)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出海企业)的积极影响:这是新法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最直接利好。国家建立预警和援助平台,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前获知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在遭遇纠纷时获得官方指导和支持,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结合关于平等保护外国投资者知识产权的精神,中国营造的更好营商环境,最终也会惠及所有在中国市场进行创新和经营的企业。 (2)对外国企业的间接影响:外国企业在与中国企业进行贸易或投资合作时,将面对知识产权合规意识更强、应对能力更佳的中国伙伴,这有助于减少因中方合作伙伴侵权而引发的连带风险。同时,外国企业也可以关注并利用中国建立的这些公共服务平台,了解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动态。 四、完善针对外国歧视性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贸易反制机制 (一)反制条款的修订与完善 新法对原有的贸易反制条款进行了文字调整,使其更加周延。根据新法第三十五条,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未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组织国民待遇,或者不能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物、技术或者服务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与该国家或者该地区的对外贸易采取必要的措施。与此前的条款相比,将“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统一为“个人、组织”,并将“贸易”明确为“对外贸易”,表述更为严谨。 (二)与配套法规共同构成反制体系 该法律授权在行政法规中得到具体化。现行有效第三项明确将此类情形列为商务部门的调查事项之一。此外,该机制还可与、《反外国制裁法》及其配套规定联动,形成多层次的反制工具箱。例如,对利用知识产权纠纷危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可采取列入反制清单、禁止提供数据等措施。 影响分析: (1)对中国企业的意义:该条款是中国政府应对国际知识产权争端、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的“法律盾牌”。当中国企业在某个国家遭遇系统性、歧视性的知识产权执法不公时,可以推动中国政府依据此条启动调查,并可能对该国采取相应的贸易反制措施,从而对企业形成支持。 (2)对外国企业及其母国的挑战:对于外国企业而言,其需要关注其母国与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互惠关系。如果其母国对中国企业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歧视性政策或实践,可能引发中国的贸易反制,进而影响该国所有企业对华贸易的整体环境,增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外国企业在制定对华战略时,需将此政治法律风险纳入考量。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新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预警与援助,有助于提升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合规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时,其许可行为也受到更严格的规制,需防范因滥用权利而引发调查。对于外国企业而言,新法意味着其进入中国市场时,知识产权合规要求更加严格,进口侵权货物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新法也为其在中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救济渠道,但其母国若对中国企业实施歧视性知识产权政策,则可能面临中国的贸易反制措施。
引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文章创作、数据处理、商业服务等诸多领域地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为产业发展带来新活力的同时,也给传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由其引发的知识产权权属界定、侵权行为认定以及责任划分等问题愈发突出。 近年来,各级法院审理了诸多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涉及著作权侵权、不正当竞争等多个范畴。这些案例在明晰人工智能产品定性、划分平台责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深入剖析各案例的司法观点,不仅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更有利于构建契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系,进而推动数字经济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三个热点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典型案例,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供参考。 01、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AI生成物能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已成为司法实践的首要热点问题。从理论上看,1及2规定,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或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需满足可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属于特定领域成果、属于智力成果、具备独创性等构成要件,理论界普遍认为作品必须为人类的智力成果。 从司法实践来看,已有不少判决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认定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可见司法实践仍倾向于顺应时代背景而发展。在3案件中,原告的编辑团队向Dreamwriter软件提供筛选后的样例文章并提出需求后生成了涉案文章,同时原告还需在该软件中收集数据库、自行设定文章生成的触发条件、选择文章框架模板、训练智能校验算法模型等,因此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认为,涉案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安排,是由原告团队的整体智力创作完成的作品,被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向公众提供涉案文章内容,使得公众能够在自行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取该内容,此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此可见,部分司法实践认为,人们运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文章,本质上还是人类借助工具进行创作,整个创作过程中付出智力投入的是人类,并非人工智能模型,因此若AI生成物符合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则应认定使用AI使用主体的作者地位。在4案、山东省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游戏动画编辑器”著作权侵权案5亦认定AI生成物构成作品。 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司法对AI生成内容的独创性标准有所细化,其裁判倾向由鼓励创作的包容性探索转变为审慎规范。在(2025)赣0602知民初47号6一案中,原告对于AI所生成的图片仅付出了输入提示词的劳动,未投入过多的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且文生图结果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法院认为涉案图片不属于受保护的独创性作品。可见,提示词输入相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的内容只是思想,并非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在生成物与提示词没有独一的映射性的情况下,AI生成物不能认定为作品。 02、若用户借助AI平台生成的内容构成侵权,AI平台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对于AI平台在用户借助其生成侵权内容时的责任承担问题上,当前法律体系中,无论是《信息网络传播条例》对各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界定,还是《生成式人工智服务管理办法》中关于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均无法直接、完全地适用于AI平台这一新兴主体。不过,从这些规定中仍能清晰看出,AI平台仍处于监管范畴内,需承担网络信息安全、标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义务。在司法实践进程中,法院对于AI平台的责任承担,着重判断要点为平台是否对侵权行为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倘若平台在主观层面存在过错,并且对生成结果具备实际的控制能力,则应当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在7案件里,某网讯公司运营的“度加”App具备“AI一键成片功能”,用户通过该软件输入特定指令时,软件会未经许可将影视作品《庆余年》剪辑、切条、生成短视频片段,将其存储在服务器并向用户提供该片段,据此可认定某网讯公司的“度加”软件并非传统搜索引擎,而是可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合成视频的AI成片软件。在认定平台是否承担侵权责任时,法院重点判断的因素是平台在内容“生成”阶段是否存在过错,即是否已构建适当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防范体系。本案中,某网讯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防范机制,未设定拒绝机制避免侵权行为发生,也缺乏完善的举报投诉机制,没有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最终,法院判定某网讯公司构成直接侵权,需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腾某公司等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80万元。 但在某些案例中,法院对AI平台的注意义务认定又更进一步细化。在8一案中,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用户会向平台自主“投喂”数据,要求平台对该数据进行逐一审查并不具备可行性,因此需将平台注意义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动态调整过错认定标准。具体到本案中,用户通过向平台“投喂”奥特曼图片,结合平台基础模型调整参数生成了涉案侵权奥特曼LoRA模型,但因平台未参与用户的“下达指令”“投喂图片”“分享所生成图”等行为,因此法院认定平台不构成直接侵权。但由于“奥特曼”IP具有较大知名度与影响力,且其他用户使用该侵权LoRA模型生成的侵权图片数量大、无随机性、稳定性强,侵权LoRA模型在平台内使用次数多、侵权态势严重且明显,被告应当知道涉案LoRA模型具有较大侵权可能性,加之平台自身怠于采取明显的预防措施,因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平台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构成帮助侵权。 综合上述司法实践案例可见,AI平台的知识产权合规需紧扣“合理注意义务”核心。平台一方面要主动对可控的算法部分(如平台基础模型、素材整合等)先行开展侵权审查,而对于用户自主“投喂”的数据虽无需逐一审查,但仍需对高知名度IP、高频使用模型等建立监测机制;另一方面,平台也要完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防范机制。这要求平台不仅需设置便捷的举报投诉通道,更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如侵权模型大量传播)时,及时采取下架、屏蔽、限制使用等必要措施,避免侵权态势扩大化。唯有如此,AI平台才能既为技术创新留足空间,又切实履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有效规避直接侵权或帮助侵权的法律风险,实现商业价值与法律责任的良性平衡。 03、AI模型等数据权益的保护路径有哪些? 在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AI模型作为核心技术成果,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备受关注。从现有法律框架及实践来看,若AI模型符合著作权法中“作品”的构成要件,就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若AI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等满足商业秘密“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的构成要件,可运用商业秘密进行保护;若AI模型存在难以满足著作权、商业秘密特殊构成要件的情况,实践中也常借助一般条款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这也是当前数据权益保护的重要路径。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典型案例为AI模型与参数的保护提供了明确指引。如9一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为研发AI变身特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经数据训练和调校形成的模型结构及参数,能够为原告带来创新优势、经营收益与市场利益,属于所保护的竞争利益。该案中,被告未经合法授权,直接使用原告涉案AI模型的结构与参数,短时间内打破原告通过自主研发建立的竞争优势,分流用户与市场流量,其行为因违反行业公认商业道德、损害原告竞争利益及消费者合法权益,最终被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一裁判结果不仅明确了AI模型核心要素的法律保护边界,更印证了在AI模型无法通过著作权、商业秘密获得保护时,一般条款可作为重要保护路径,为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保护与市场竞争秩序维护提供了关键司法支撑。 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通过梳理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对于AI生成内容的作品定性、平台责任的划分以及AI模型的保护路径等核心问题,法院已在个案中逐步探索出相对清晰的裁判规则。这些规则既体现了对传统知识产权法理的遵循,也展现出适应技术发展的灵活性与前瞻性。未来,随着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相关法律框架仍须进一步细化与完善,以在激励创新与保护权益之间实现更合理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为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最终推动科技与社会效益的共同实现。 1 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 (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视听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2 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3,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4,某(上海)科技公司诉杭州某网络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2024年山东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http://wfzy.sdcourt.gov.cn/wfzy/442541/442474/40352320/index.html 6(2025)赣0602知民初47号,崔某诉某文化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 7,腾某公司、深圳腾某公司等与某网讯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8,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杭州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9,某信息技术公司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