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浪潮下的跨境家庭守护(三):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从“身后怎么分”到“钱怎么安全给”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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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
一、跨境分居家庭的核心困境 截至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家庭国际化程度的提升,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分居家庭日益增多。子女虽为法定赡养义务人,却因地理距离而陷入“远距难以有效介入”的困境——法律上的义务并未因距离而减免,但现实中的照护却因距离而难以落实。 实务中,我们频繁遇到这类困扰: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海外子女无法及时赶回签署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
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走私毒品案件。被告人王某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让其家人从境外邮寄毒品至境内,构成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情回顾 2025年至2026年期间,王某让其在国外的家人将大麻电子烟藏匿在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瓶内,通过快递从国外邮寄至国内。2026年1月,王某在收取申报品名为“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的快递后被
伴随(2026年第47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正式发布,我国医药创新“四驾马车”—专利保护、专利链接、专利期补偿与药品试验数据(以下简称“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拼图终于完成。新规之下,试验数据的价值被空前凸显,它不再是药品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成为决定药品市场独占期的核心战略资产。本文将深度剖析《实施办法》的要点,并为医药企业如何合规构建试验数据的“防火墙”与“护城河”提供实战建议。 一、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

引言 前两篇分别谈了意定监护和不动产信托在跨境分居家庭中的适用,本篇换一个常见情形: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父母百年之后,财产怎么按自己的意愿分给子女,子女又能不能顺顺当当、及时拿到。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基础的工具就是遗嘱和保单——遗嘱管“给谁”,保单管“高效给付”。这些年兴起的遗嘱信托和保险金信托,又把遗嘱的意思表达、保单的高效给付和信托的长期管理串联在一起,本文将从三类工具各自的作用、跨境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它们之间怎么配合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遗嘱:身后财产如何按意愿分配 遗嘱作为财产传承的基础工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须同时处理境内遗产分配与跨境效力两个层面的问题: 纯粹国内框架下,遗嘱的效力认定相对清晰,只要遗嘱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分配比例,不涉及无权处分和必留份(即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且符合法定效力要件,如自书遗嘱需本人亲笔书写全文、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一般即可形成有效的定向传承。 但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中国法定继承的继承人范围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宽。根据,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相比之下,不少普通法系国家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往往以配偶和子女为核心,父母通常不在第一顺序甚至不列入法定继承人范围。中国将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意味着父母与配偶、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若父母在被继承人之后、遗产分割之前去世,根据关于转继承的规定,父母本应继承的份额将转由父母的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继承。这样一来,原本打算留给境外子女的财产,可能因一纸遗嘱的缺失而分流至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手中,甚至进一步外溢至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贾某无配偶、无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于其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其兄弟姐妹四人中一人先于贾某死亡,留下一女。法院最终认定,因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继承;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兄弟姐妹,其子女可代位继承。最终贾某的侄女放弃继承权,其名下的房产由其两位在世兄弟姐妹各继承40%,另一位兄弟姐妹继承20%。虽然本案中并无境外子女的争夺,但其揭示的规则对跨境家庭同样适用——只要父母尚在且未立遗嘱,境外子女就面临与父母(甚至最终与叔伯姑舅姨)分割遗产的风险。遗嘱的意义,在于提前锁定分配方案,避免国内法律宽泛的继承人范围和转继承规则打乱本人意愿。 而即便订立了遗嘱,在国内层面将财产按意愿指定分配也并非易事,如形式要件、必留份、无权处分等问题都需要逐一妥善处理。即便解决了上述实体问题,程序层面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假设遗嘱本身没有任何效力争议,法定继承人也需要全体出席配合办理继承权公证(无争议)或通过诉讼确认遗嘱效力(有争议),方可确认遗嘱效力进而办理财产过户。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这一步往往比预想中更为棘手。继承人长期定居境外,协调全体成员回国或办理远程授权本就是一大难题;而若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及事实关系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例如被继承人在英国结婚、在香港生育子女),则相关身份关系证明文件需在文件出具地办理公证及海牙认证(Apostille),方可在中国境内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虽然中国已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省去了领事认证这一环节,但每份文件仍需单独办理公证、翻译及附加证明书,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件认证流程各异,实际操作中依然相当烦琐,时间和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且一旦遗嘱订立人的身份(如外籍或港澳居民)、经常居所地及财产分布跨越不同法域,原本已不简单的遗嘱安排,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第一,法律适用冲突。根据,遗嘱方式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遗嘱行为地法律中的任一法律,即为成立;而遗嘱的实质效力则适用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三条),该规定虽然为遗嘱效力提供了多重连接点,但也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并证明所援引的外国法律。一案中,被继承人陆某于2000年移民加拿大,200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由当地律师一人署名见证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位于广州的房产指定由其中一名子女继承。陆某去世后,继承人因遗嘱效力发生争议。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未能按照法院要求限期提供加拿大关于遗嘱效力的相关法律依据,也未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域外法查明。在此情况下,法院无法适用加拿大法律对遗嘱效力进行审查,最终只能适用中国法律,认定该遗嘱因仅有一名见证人、不符合代书遗嘱须两名以上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而无效。可见,境外订立的遗嘱并非当然有效,举证责任在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而域外法查明在实务中恰恰是最棘手的环节之一。 第二,形式要件差异。不同法域对遗嘱形式的要求各不相同。例如,普通法系国家普遍要求遗嘱须有两名见证人见证,而我国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各有不同要求。一份在境外形式上符合当地法律的遗嘱,回到国内未必能满足中国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除非当事人能够成功援引第三十二条适用境外法律,而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取决于能否及时提供有效的域外法查明材料。 第三,多份遗嘱的协调难题。当被继承人在不同法域分别订立多份遗嘱时,还可能引发遗嘱内容冲突与效力优先的问题。 一案中,被继承人许某7原为中国籍,2006年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7年在美国去世。许某7生前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立有多份公证遗嘱和见证遗嘱。法院经审理认定许某7在中国订立的公证遗嘱是其最后一份遗嘱,许某7在出国治疗前一年基本上在国内居住,其生前最后一份遗嘱的订立行为地在中国大陆,订立时使用的也是中国公民身份,经常居住地亦在中国大陆,故应适用中国法律判断遗嘱效力。最终,法院依据“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处理遗产分配。 则涉及更复杂的跨境身份冲突。被继承人区某祥与妻子区某育有两子,与另一被告尹某(香港居民)虽未登记结婚但育有五名子女,所有子女及尹某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区某祥于2004年在广州某司法所立下公证遗嘱,将其在广州的房产份额及广东省内所有动产和不动产指定由长子区某1继承。2005年,区某祥又在香港某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明确声明“此乃本人最后遗嘱”“以香港为居籍,此份最后遗嘱须按香港法律诠释”,将其所有土地和非土地财产(不论位于何处)无条件遗赠给尹某。该遗嘱经两名香港律师签名见证,并由香港高等法院出具了遗嘱认证书。区某祥2011年在香港去世后,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遗嘱引发诉讼。因被继承人及多名被告均为香港居民或美国公民,法院认定本案为涉外继承纠纷。法院依据、,分别审查两份遗嘱的效力,认为广州订立的遗嘱适用中国法律、香港订立的遗嘱适用香港法律。最终,法院认定广州遗嘱有效、香港遗嘱因与在先的广州公证遗嘱内容冲突且涉及中国境内不动产的处分而未被采信,判决案涉房产由区某1继承四分之三产权份额。 二、保单与保险金信托:让钱“安全、快速”地抵达受益人 遗嘱解决的是遗产分配问题——它回答“给谁、给多少、怎么给”。但正如前文所述,跨境场景下遗嘱从订立到执行,处处是坎:形式要件稍有差池即可能被认定无效,法律适用冲突导致效力悬而未决,多份遗嘱的协调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即便遗嘱本身毫无争议,全体继承人到场、跨国文件认证等程序性障碍也足以让境外子女望而却步。正因如此,近年来不少跨境家庭倾向于将目光从“遗嘱”转向“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它们解决的是另一类问题:保险金如何快速、安全、跨境地抵达受益人手中。遗嘱要绕的弯子,保单恰好可以避开。 (一)保单的跨境优势:减少复杂的继承程序 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单的一项其他传承工具难以替代的优势是:只要保单明确指定海外子女为受益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金依法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保险公司在审核材料后完成理赔,将保险金给付给海外子女,无需办理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手续,也无需所有继承人到场,理赔周期通常为数周。这意味着,即使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离世、子女远在海外无法及时回国办理继承手续,保险金仍能第一时间抵达受益人手中,这不仅为海外子女处理后续事务提供即时的资金支持,也避免了因继承程序漫长而导致遗产分割不确定性增加的困境。 (二)保险金信托:从“一次性给付”到“持续管理” 保险金信托是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资产隔离与灵活分配”功能相结合的工具。投保人以人身保险合同的相关权利和对应利益,以及后续支付保费所需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在保险赔付条件触发后,保险金进入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分配。这一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24年末家族信托余额为6435.79亿元,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已突破9500亿元。平安信托、建信信托、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四家公司已率先突破千亿规模。保险金信托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养老场景的高度契合密不可分。平安信托保险金信托客群中,选择养老金生活金分配方式的客户占比高达91%。2025年,平安信托进一步将保险金信托设立门槛降至100万元以下,使保险金信托从高净值人群专属走向更多普通家庭,而对于跨境家庭而言,保险金信托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期分配,绕开一次性给付的隐患与跨境税务风险。委托人可预先在信托合同中约定向海外子女分期分配或定向支付的条件(如完成学业、结婚、购房等),相较于一次性大额给付,分期分配不仅能引导子女合理使用资金、避免挥霍,在设有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国家还具有重要的税务规划价值。对于某些征收遗产税、保险金所得税且每年设有一定免税额的国家或地区的税务居民而言,若一次性给付大额保险金,可能直接触发高额税负;而通过信托逐年向受益人分配,则可利用年度免税额控制税务风险。其二,资产隔离,防范婚姻与债务风险。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构筑了一道天然防火墙。信托内资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其他财产,即便子女日后发生婚变或背负债务,信托内的资产也不易被纳入偿债或财产分割范围。其三,制度协同,搭建综合保障架构。保险金信托并非孤立存在,与本系列前两篇讨论的意定监护、不动产信托恰好形成互补,意定监护解决“失能时由谁守护人身”的问题,不动产信托管理“房子如何处置”的问题,保险金信托则负责“现金流如何保障与传承”的问题,三者共同搭建起养老、人身以及财产保障的综合架构。 结语 从意定监护到不动产信托,再到遗嘱、保单与保险金信托,三篇文章勾勒出一条完整的跨境家庭保障链条:生前有守护,身后有安排;房产有归属,现金有流向;突发时有托底,长久时有规划。遗嘱承载的是“身后之事由我做主”的意志,它解决分配方向,但在跨境场景下从订立到执行,步步是坎。保单和保险金信托则绕开了继承程序的烦琐,让保险金以最高效的方式抵达境外子女手中,再通过信托的持续管理实现分期给付、资产隔离与税务规划。三种工具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衔接:遗嘱定方向,保单供流动性,信托管长远。对于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家庭而言,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某一纸文件带来的,而是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无论自己身在何处、何时离去,财产都能按意愿到该去的地方,子女都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到最需要的支持。 老龄化是确定的浪潮,跨境是许多家庭的常态,提前布局,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远方的子女一份安心。 注释: [1]最高法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9131.html [2]民事判决书 [3]民事判决书 [4]民事判决书 [5]中国信托业协会微信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rDOL-iDk_CN389dsV9IszA [6]北京商报网 https://www.bbtnews.com.cn/2025/0512/556701.shtml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不得将用人单位指定为受益人。用人单位仅对劳动者购买的该险种承担缴费义务,而保险理赔金请求权则属于劳动者所有。 用人单位为工伤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可以通过社保部门及劳动者协商解决;若用人单位未能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其垫付医疗费的行为,则是其作为用工主体主动履行了工伤赔付义务。 在购买了团体意外险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后所得的保险理赔金应归劳动者所有,用人单位并不能私自截留该保险理赔金,更不能以其作为团体意外险的缴费人,主张团体意外险获得的保险理赔金来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 【律师哥提醒】 用人单位应对工伤保险、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有一定的了解和区分。 工伤保险作为法定的强制险种,应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参保;用人单位未参保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团体意外险,实则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福利。发生保险事故时,受益人为劳动者及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并非是保险理赔金的的赔付对象,享受不了该保险利益。 而雇主责任险属于财产责任保险,受益人为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工伤赔付后,可以此保险理赔款冲抵自身损失。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一、制度破局:不动产信托回应跨境家庭的现实需求 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我们讨论了跨境分居家庭如何通过意定监护解决失能后“谁来守护”的问题。然而,对许多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家庭而言,比“谁来守护”更让人焦虑的,往往是“房子怎么办”。房产是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但在跨境场景下,房产的管理与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子女远在海外,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房产的出租、维护与处置;房产一旦登记在子女名下,可能因子女的境外税务身份引发复杂的跨境税务申报义务;父母失能后,房产的处置需要监护人配合,而监护人若不具备专业管理能力,房产收益可能无法充分用于父母的养老照护。不动产信托,在境外是常见的财富传承工具,常用于优化不动产持有结构、规避遗产税负;引入中国后,其功能被赋予了更深的社会价值——它恰好回应了老龄化浪潮下跨境家庭的深层焦虑:父母的房产如何转化为养老资源,又如何安全地向海外子女完成传承。 不动产信托的法律依据早在2001年[1]中即已确立,但受限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始终处于"有法可依、无路可行"的境地。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风险隔离,即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不受二者债权人的追索——这一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信托财产的权利外观能够清晰公示。然而,由于缺乏不动产信托转移登记的专门规定,实践中只能以现金购买房产再设立信托或搭建公司架构间接持有等替代方案操作,税费负担沉重、流程复杂,且产权证书上无法标注“信托财产”信息,风险隔离处于法律模糊状态,不动产信托因此长期难以规模推广。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相继出台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政策,从制度层面打通了不动产装入信托的“最后一公里”。一年多来,试点范围已扩展至十城,实操案例陆续落地,不动产信托正式从理论探讨迈入实践验证阶段。 二、试点铺开:十城联动,多元主体加速入局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试点政策出台后,各地在落地执行中呈现出怎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回应?以下从试点城市推进与受托人参与两个维度展开观察: 自2024年12月北京率先出台试点政策[2]以来,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在全国重点城市快速推进。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地已相继启动试点,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域,多点联动的制度创新格局初步形成,各试点城市在制度设计上各有侧重: 1 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启动试点的城市,创立了“信托产品预登记—签订信托文件—信托财产登记”三步走操作流程,2025年4月,中国外贸信托[3]和国投泰康信托[4]分别完成各自辖区内的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同年年底试点获延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 2 上海由六部门联合发文[5],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了从政策出台到案例落地的“全流程闭环”[6],其协同效率为后续城市提供了有益参考。 3 广州在借鉴京沪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预告登记制度——暂不符合过户条件的房产可先行办理信托财产预告登记,有效锁定物权,同时纳入遗嘱信托登记路径,为通过遗嘱方式设立不动产信托提供了操作依据[7]。 4 苏州于2025年11月完成全省首单[8],创新融合“以房养老+特殊需要+公益目的”三重属性;合肥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试点[9],成为全国第十个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被业内视为不动产信托登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更大范围延伸的标志性信号。 试点城市的制度探索为不动产信托奠定了政策基础,而真正检验制度生命力的,则是受托人能否将政策空间转化为可落地的业务实践。 在这一层面上,受托人队伍的扩容与业务模式的创新尤为值得关注: 1 国投泰康信托与中国外贸信托率先完成北京首单业务;上海信托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现金”混合财产形式的家庭服务信托,将不动产与金融资产共同置入信托架构。 2 爱建信托聚焦老年人养老照护需求,探索不动产信托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路径。2026年2月,大业信托成功落地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10],其后进一步落地广东省首单养老信托不动产预告登记,是预告登记制度在养老场景下的首次实践应用。 3 光大兴陇信托在广州落地了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11],创新采用“双监察人+双受益人”模式,首次实现特殊家庭“托孤+养老”一体化保障。 十城试点铺开与受托人多元探索相互印证,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加速走向业务常态。尤其对于跨境家庭而言,过往因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缺失,不少家庭选择以境外信托架构持有境内房产,面临高昂的设立与维护成本,更因境内外法律体系差异而埋下权属不清、处置受限等纠纷隐患。如今,无需绕道境外架构,直接以境内信托持有不动产,法律关系清晰、权属登记明确,受中国法律体系完整保护。制度的突破为跨境家庭打开了新的选择空间,但如何结合自身家庭状况与资产结构,精准运用这一工具,仍需专业路径的系统梳理。 三、规划落地:三大应用场景与跨境家庭的专业配置路径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从目前已落地的实操案例入手。从实践来看,不动产信托主要回应了三类核心需求,为跨境家庭提供了差异化的制度解决方案: (一)特殊需求保障 以保障为目的的特殊需求家庭,多用于残障或心智障碍子女的终身照护安排。这类家庭的典型困境在于:核心资产为房产,而受益人往往不具备独立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能力,直接赠与或继承面临资产被侵占、挪用的重大风险。北京通州区一位70岁委托人将名下唯一住宅置入信托,为患有自闭症的子女锁定终身照护费用来源,并引入监察人制度对信托运行实施有效监督;广州光大信托则在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中实现了“托孤+养老”双重保障。对于子女在海外、国内有特殊需要家庭成员需要照护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同样可以发挥"跨代际、跨地域"的稳定保障功能。 (二)养老照护与财富传承 面向最广泛人群的核心功能,旨在衔接“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需求。上海信托的案例中,委托人将商办房屋与现金资产共同置入信托,通过出租获取稳定现金流用于补充母亲养老金,待子女成年后再将不动产定向传承;爱建信托案例中,一位年近八旬的离异独居老人将名下唯一住房托付给信托公司,以租金收入补充退休养老金,身故后将房产定向传承给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属。不动产信托让老年人既能“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又能确保财产按本人意愿精准传承。在跨境场景下,这一工具尤为关键——父母可将房产收益用于自身养老,身故后直接向海外子女定向分配,无需经历跨境继承的漫长程序。 (三)资产盘活与财富管理 面向持有多套不动产的资产持有者,核心诉求在于盘活闲置房产、优化资产配置。普通家庭将闲置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专业管理运营,既可获得稳定租金收益,又可依托信托财产隔离属性避免因个人债务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企业主体亦可将写字楼、厂房、产业园区等不动产交由信托团队管理运营,将资产与企业经营风险相隔离,避免经营波动波及核心不动产,实现聚焦主业、保全资产的双重目标。对于子女在海外的家庭而言,将国内房产集中置入信托,由专业机构统一管理,既可避免远程管理的沟通成本与维护难题,一定程度上也可规避子女境外税务身份带来的跨境申报复杂性。 在这三类场景中,跨境家庭的综合需求尤为突出——父母在国内持有房产、子女定居海外,面临远程管理困难、失能后房产处置无人代决、直接赠与或继承可能引发复杂境外税务申报义务等多重制约。不动产信托可将房产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运营,租金收益用于父母养老照护,身故后按信托文件定向分配子女,避免跨境继承的繁琐环节,同时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固有财产,不受个人债务或婚姻变故牵连。以下从法律关系衔接、税费考量和与意定监护的协同三个维度,为跨境家庭提供具体的专业规划指引: (一)境内外法律关系衔接 境外信托或意定监护类授权文件通常无法直接适用于境内不动产信托登记,建议在境内单独设立信托并明确与境外已有安排的衔接关系。 (二)税费考量 若子女已取得境外税务居民身份,需提前评估各环节的境内税务影响及境外申报义务变化。当前不动产信托尚无专门税收优惠政策,装入环节涉及的契税、增值税等适用规则各地执行口径不一,需境内外税务师共同参与。 (三)与意定监护的协同 以广州老李为例——老李夫妇退休多年,独生子小李定居美国,老两口持有一套住宅。为应对突发疾病时儿子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失能后房产无人打理以及直接过户可能引发的跨境税务申报等顾虑,老李将房产置入信托由信托公司管理运营,同时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国内侄女小丽担任意定监护人,并由小李担任信托监督人、小丽同时担任信托监察人,形成“双监察人”机制进行双向制衡:一方面,信托将核心资产隔离于监护人直接控制之外,受托人须依信托文件约定管理运营,监护人虽负责一线照护却无法处分房产;另一方面,小李与小丽共同监督信托公司,防止受托人偏离委托人初衷。意定监护与不动产信托相互嵌套,“监护人一线守护、受托人专业管财、监督人远程把关”的三角制衡结构得以真正落地。 结语 总体来看,尽管税费政策、登记效力等配套制度尚待完善,但从北京首单落地到十城铺开,从特殊需求保障到养老、传承、资产盘活等多元场景全面开花,不动产信托正从制度设计走向业务常态。对于持有房产、有传承保障或资产盘活需求的跨境家庭而言,当前正是了解并规划这一工具的适当时机。 注释: [1]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做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工作的通知(试行)》(京金发〔2024〕337号) [3]https://mp.weixin.qq.com/s/7jH_8tyZjrBOyXVSKaR_TQ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成首单仓储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北京规划自然资源微信文章) [4]https://open.bjtzh.gov.cn/kftzh/c110062/202504/1750958.shtml全国首例!通州区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网) [5](沪委金融办〔2025〕53号) [6]https://mp.weixin.qq.com/s/dWmgv-G1yIxAI3zaBAsYcA两单!上海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落地——运用场景拓展到银发老人特殊需要等普惠金融领域(上海规划资源微信文章) [7]《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粤金发〔2025〕33号) [8]https://zrzy.jiangsu.gov.cn/sz/gtzx/jcdt/202511/t20251121_1888482.htm苏州完成全省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9]https://mp.weixin.qq.com/s/5qK6q75kCIP5AC_Pbdgd-Q合肥市率先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路径(合肥不动产登记微信文章) [10]https://mp.weixin.qq.com/s/P5_1LcCxet022qzSydWoYg大业信托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项目成功落地(大业信托微信文章) [11]https://mp.weixin.qq.com/s/hCX5YF6V_EbRj2tM5bwnWA光大兴陇信托落地广东首单孤独症家庭不动产特需信托(光大信托微信文章)
一、跨境分居家庭的核心困境 截至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3.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家庭国际化程度的提升,父母在国内、子女在境外的跨境分居家庭日益增多。子女虽为法定赡养义务人,却因地理距离而陷入“远距难以有效介入”的困境——法律上的义务并未因距离而减免,但现实中的照护却因距离而难以落实。 实务中,我们频繁遇到这类困扰:父母在国内突发疾病,海外子女无法及时赶回签署医疗文件;父母失能后,境外设立的授权文件在国内不被认可;父母名下的房产需要处置时,海外子女无法有效配合。这些问题并非无解,而是需要在父母尚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提前规划。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许多父母或子女已在境外设立了相关监护授权文件(如香港《持久授权书》、美国《持续性代理授权书》(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及《医疗授权书》(Health Care Proxy)等),但这类文件通常无法在中国境内直接适用,医院、银行等机构往往不予认可。因此,对于尚未确定最终养老地的父母而言,建议分别在境内与境外各准备一套符合当地法律要求的监护及医疗授权文件,以确保无论未来在哪地生活或就医,相关安排均可有效落地。本文从人身监护、医疗决定、财产规划三个维度展开,探讨跨境场景下父母可借助的法律工具及其适用要点。 二、意定监护:突破法定顺序,指定“身边可信之人” 意定监护[1]是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一项与法定监护相对应的制度,允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意识清楚、心智健全时,通过书面协议,预先为自己选定一名或多名监护人,约定在未来因疾病、衰老等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负责其人身照护、医疗决策及财产管理等事务。监护人既可以是近亲属,也可以是邻居、好友,甚至是专业养老机构或社会组织。监护人并不等同于财产继承人——监护关系本身并不赋予监护人继承权,这是许多父母在规划时的核心顾虑之一,实际上意定监护与财产继承各自独立,完全可以在协议中分开安排。在管理财产时,监护人须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保持透明,禁止侵占、挪用或随意处分。对于跨境家庭而言,意定监护与分居场景的需求高度契合。父母可在与海外子女充分沟通并取得理解的基础上,优先选定国内值得信赖的人士担任监护人,以避免日后因信息不对称或距离阻隔而产生决策冲突。 以我们处理过的一类典型案例为例,独居北京的母亲突发脑卒中送医,独生女远在纽约无法及时赶回签署手术同意书。若母亲此前已通过意定监护协议,指定一位可信任的邻居为监护人,该邻居即可凭有效协议及公证书,依法代为签署医疗文件、安排住院照护,确保老人及时获得救治,无需等待海外子女授权或法院另行指定,而该邻居并不因此获得任何财产继承权,其监护行为亦受协议及监督人机制的约束。 实践中,协议的全过程仍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因此,签署协议前后更需要严格、专业的把关,协议在发挥效力时才能更贴合个人意愿,真切保障长者的权益。以下从方案制定、协议内容、公证办理、监护启动四个环节展开跨境分居场景下的实务要点: (一)关注设立人的精神状态和监护人选任 在意定监护中,设立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意味着必须在心智健全、能够完全理解协议内容和后果时进行设立,必要时需到司法鉴定机构或医疗机构申请出具的认知功能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证明。选任监护人时,设立人可以就所选对象,一是按法定顺位征询近亲属意见;二是对潜在监护人进行背景调查,自然人可以在违法犯罪记录、征信状况、涉诉情况等多维度进行考量,组织可以考虑资质、服务能力及方案等;三是对有多位潜在监护人选或法定义务可能存在冲突的,建议监护人顺位排序或明确职责分工;四是除了法律层面的合法性外,还要关注生活层面的可靠性,对潜在监护人的时间、精力、基本照料能力和常识、居住距离等方面进行考察。 在跨境分居场景下,我们建议父母在办理意定监护时,安排海外子女通过远程视频或书面方式参与笔录,明确其对监护人选任及监护安排的知悉与认可,以进一步降低日后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决策冲突的风险,降低日后其他亲属提出异议的风险。 (二)关键条款的精细化设计 从相关业务指引[2]及实务经验可知,意定监护协议至少应涵盖以下核心内容:当事人基本信息、监护人选任、监护职责范围、监护期限、监督机制、监护报酬、监护关系的变更与终止、违约责任及附则等。在跨境分居场景下,有两项条款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代管财产的范围及大额财产处分的制约机制。我们建议在协议中引入监督人角色,由海外子女或父母信任的其他适当人选担任,形成“监护人执行、监督人把关”的制衡结构。例如,协议可明确约定:监护人如需出售父母名下房产,须事先取得监督人书面同意;监护人每季度向监督人提交财产使用与人身照护情况的书面报告。通过此类安排,既保障了父母财产的审慎管理,也让远在海外的子女能够持续了解父母状况,有效缓解跨境监督的难题。 二是监护报酬与费用报销机制。协议应明确监护人的报酬标准、支付方式,以及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合理费用(如交通、通讯、代办事务支出等)的报销流程。事先将这些经济安排约定清楚,有助于避免日后因费用问题产生纠纷,影响监护关系的稳定性。 (三)优先采用公证方式签订协议 需要说明的是,意定监护协议在法律上属于签订也可生效的协议,并不以公证为生效前提。但在实务中,我们仍建议父母通过公证方式办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 其一,部分公证处在意定监护协议落地时,可依申请配套颁发监护人证书,受托人可凭两份文件,向第三方机构明确自己作为监护人的身份及权限范围,便于监护人在日后实际行权时(如代为办理银行事务、签署医疗文件等)出示,有效降低行权阻力。 其二,从证据力度角度而言,经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具有更强的证明效力。公证机构在办理过程中将核实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并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辅证父母办理时的精神状态。在跨境分居场景下,意定监护安排有时可能面临其他亲属或第三方的质疑与挑战,而经公证的协议及相关存档记录,可为父母的真实意愿提供有力佐证,大大增强了协议在争议中的稳固性。 另,办理意定监护公证,一般需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被监护人相关财产及债务凭证、意定监护协议文本等基础材料。上述材料系一般性列举,具体所需文件及协议条款,仍建议由律师、公证员根据客户的实际家庭结构、财产状况及跨境需求,进行针对性调整与沟通,不宜简单套用模板。 (四)从协议签订到正式履职 意定监护并非签订协议即生效,只有当设立人被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监护人才正式履职[3]。监护人在履职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监护范围,围绕被监护人日常生活照料、医疗决策、权益保护及财产审慎管理等核心事项履行监护职责,并遵守权利的边界。在跨境分居场景下,监护启动程序的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父母能否在关键时刻及时获得照护。实践中,父母年迈,对于行为能力认定等法律程序的资讯往往难以全面梳理与判断;子女远在海外,亦不便及时跟进国内法院的具体要求与流程变化。此时,由专业律师协助统筹规划——提前了解住所地法院的程序要求、预先梳理所需证据材料——可有效缩短从申请到认定的时间差,减少监护启动的阻力与延误。 三、医疗决定、遗嘱与信托:完成人身监护之后的配套规划 在通过意定监护解决了"谁在紧急时刻代为决策"这一核心问题之后,医疗决定与财产传承的安排便成为跨境家庭规划中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实务中,前来咨询意定监护的父母与子女,通常也会希望了解是否还有其他配套规划文件可以一并设计。以下简要探讨三种配套工具及其协同作用: (一)深圳地区的父母,也可配套规划生前预嘱,维护医疗尊严 除人身照护外,医疗决定同样是跨境家庭不可回避的议题。当父母面临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状态,无法自主表达意愿时,子女往往需要在巨大的情感压力下做出艰难的医疗抉择,生前预嘱正是为此而设。目前,国家层面虽尚未统一立法,但地方性法规已有所突破——[4]首次将病患“临终决定权”以生前预嘱为载体列入地方性法规,明确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医疗机构应尊重其预先表达的意愿,包括是否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针对深圳地区有法可依的父母,我们通常会建议其在规划意定监护的同时,配套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以充分维护其在生命末期的医疗自主与尊严。 (二)财产传承:遗嘱与信托的境内外协同规划 相比人身监护和医疗规划,多数父母更关注的仍然是财产如何安全、有序地传递给海外子女,遗嘱与信托则是最为常见的两项工具,在跨境场景下通常采取境内外分开设计的方式,例如,起草中国遗嘱时需美国律师、税务师共同参与,以避免引发意外税务负担,反之亦然。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自2024年底以来,北京、上海、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济南、东莞、合肥十城已相继启动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房产这一中国家庭最为核心的资产,终于有了装入信托架构的制度通道。对于持有房产、子女在海外的跨境家庭而言,不动产信托既能实现“以房养老”与“定向传承”的双重目标,又能借助信托财产的风险隔离功能,避免因子女的跨境身份或家庭变故牵连房产。关于不动产信托的具体设计与操作要点,将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中详细展开。 结语 在境外实践中,遗嘱、信托与意定监护通常被作为一个整体同步规划;而受文化习惯影响,中国父母在咨询时往往聚焦于财产处分,对人身监护的关注相对有限。我们选择以意定监护为本文的起点,正是希望提醒跨境家庭:再周密的财产安排,若缺少失能后及时行权的监护保障,也可能在执行中受阻。财富传承之前,请先安顿好“身前谁来守护”。 注释: [1]《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律师办理意定监护类业务操作指引(2026)(试行) [3]《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4]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一)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二)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三)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作为《条例》首个配套执行细则,进一步明确了临床转化审批的准入范围、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监督规则,将监管框架落地为可执行标准。 一、立法背景 近年来,基因编辑、CAR-T/NK细胞疗法、干细胞治疗、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前沿生物医学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技术主要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思路与传统药品、医疗器械存在本质差别,给监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条例》出台前,我国对该领域的监管散见于《生物安全法》及《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试行)》等部门规范性文件,同时仅在海南博鳌乐城等少数区域有地方性试点规则,呈现出多部门交叉、政策分散、边界模糊的局面,企业普遍面临合规路径不清晰、政策预期不稳定的困境。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亦暴露出伦理监管的缺口,从而加速了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进程。从2019年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到2025年国务院正式发布条例,历时六年,最终形成了覆盖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全周期的监管体系。 作为行政法规,《条例》效力等级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其出台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填补立法空白,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构建了从临床研究备案、临床转化审批到上市后监管的全流程管理制度;二是明确双轨路径,正式确立“药品注册+技术转化”并行的双轨制商业化模式;三是平衡创新与安全,在严格守住伦理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技术创新留足发展空间。而本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则是将《条例》中的条款进一步细化,解决的是怎么申请、怎么审查、怎么管理的实操问题。 二、《条例》监管框架 (一)适用范围与核心定义 根据《条例》第三条,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 临床研究的覆盖范围包括四类情形:(1)直接对人体进行操作的;(2)对离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进行操作后植入或者输入人体的;(3)对人的生殖细胞、合子、胚胎进行操作后植入人体使其发育的;(4)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 (二)临床研究阶段 《条例》将临床研究由原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调整为备案制,降低了研究的启动门槛,但同时强化了过程监管与主体资质的要求。 1. 主体资质要求 发起机构 必须为中国境内法人,且需确保技术已通过非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 实施机构 仅限三级甲等医疗机构,且需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相应场所设备人员、规范管理制度与稳定经费来源 项目负责人 需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及高级职称 2. 备案流程与材料 项目通过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后5个工作日内,由临床研究机构向国家卫健委备案,需提交机构信息、人员资质、非临床研究报告、研究方案、双审意见、知情同意书、经费来源证明等全套材料。 3. 过程监管要求 必须严格按照备案方案实施,重大变更需重新审查备案; 必须取得受试者书面知情同意,严禁向受试者收取任何与研究相关的费用; 研究机构需建立风险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机制; 研究记录与原始材料自研究结束起保存30年,涉及子代的需永久保存; 受试者损害由研究机构负责治疗,费用由发起机构承担,鼓励购买商业保险。 (三)临床转化应用阶段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对《条例》的转化审批规则进行了全面细化,明确了准入门槛、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全周期监督。 1. 审批范围 并非所有生物医学新技术都能走转化应用路径,《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划定了明确的审批范围。从正面准入的角度,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个性化程度高,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原理的药品获得上市许可,也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二是用于治疗国家卫健委《罕见病目录》收录的罕见病,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同适应症药品上市或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从负面排除的角度,符合定义的医疗器械,全部走药监注册路径,不纳入本审批范围。 该规则进一步落实了“双轨制”的划分路径,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走药品、器械路径;个性化程度高、难以做成标准产品的前沿技术走医学技术转化路径,从而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最大化地促进医学创新并满足临床需求。 2. 申请门槛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明确了申请临床转化应用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核心条件,一是已依法备案并完成临床研究;二是临床研究证明技术安全、有效,符合伦理原则;三是多中心独立验证一致。 3. 审批流程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申请受理——材料核查——技术、伦理评估——行政决定”的审批链条,流程如下: 审批环节 实施主体 审查内容 形式审查 国家卫健委受理窗口 材料完整性、资质合规性、是否属于审批范围 转交专业机构 国家卫健委 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转交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开展专家评估 材料核查与评估 生物中心、医管中心 书面现场核查材料真实性,划定风险等级,开展技术评估与伦理评估 行政决定 国家卫健委 收到评估意见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不予批准/终止审查决定 4. 优先审查与紧急应用 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公共卫生急需的技术,可申请优先审查,加速审批流程;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优先条件的,将转回普通程序。 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国家卫健委可批准尚在临床研究阶段的技术,在规定范围、期限和条件下紧急应用。 (四)技术路径与药械路径的界定 结合《条例》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药品注册与临床技术转化已形成双规并行,错位互补的格局: 对比项 药品、医疗器械路径 生物医学新技术路径 监管部门 国家药监局(NMPA/CDE) 国家卫健委 适用情形 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生物制品/药品 个性化程度高、难以标准化成药,且国内无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罕见病适应症 实施流程 IND申请——临床试验——NDA/BLA注册上市 非临床研究——学术、伦理审查——临床研究备案——多中心临床研究——转化审批——院内应用 实施范围 取得资质的医疗机构均可使用,产品可全国流通 限制期内仅限原研究机构(含多中心)使用,期满后可备案推广 优势 商业化空间大、规模化程度高 研发周期短,审批速度相对较快,适配个性化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同时明确,因不同技术特点会有所不同,后续将进一步细化“同类机制原理”的界定标准,企业需持续关注细则更新。 (五)法律责任 《条例》设置了梯度化的处罚机制,最高可处20倍违法所得罚款,责任人可被终身禁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程度 违规情形(例举) 处罚措施 一般违规 未经备案开展临床研究;未按备案方案实施且逾期不改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30-3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3-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3年禁业 较重违规 未经非临床证明安全有效开展研究;未通过双审开展研究;未经批准擅自临床转化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50-5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5-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5年禁业 严重违规 骗取转化批准;出现重大安全风险未采取措施;造成严重健康损害或重大社会影响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100-10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10-20倍罚款;责任人处10-20万罚款,10年直至终身禁业 专项违规 临床研究违规向受试者收费 退还违规收取费用,并处收取费用5倍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未经批准生产销售细胞类产品、非法行医等 可能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假药罪、非法行医罪等,最高可处死刑 三、对生物医药企业影响 (一)政策红利释放 1. 明确预期 《条例》最大的价值在于消除了长期困扰行业的政策模糊。双轨制的正式落地,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的商业化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吸引资本投入,推动产业从零散探索走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待到《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则可进一步消除转化环节的操作盲区,让企业可以清晰预判技术到底能否走这条路径、要走多久、要准备什么,从而降低商业化路径的决策成本。 2. 简化流程 相较于此前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设计,备案制简化了临床研究的周期。对于发起机构而言,流程与时间成本降低,企业可以更快推进早期技术的临床验证,提升研发效率。国内首个备案项目“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博海生物的多靶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技术”,已于2026年5月底,即《条例》正式施行起一个月内成功落地,验证了新规下合规路径的可行与高效。 此外,对于罕见病、无有效治疗手段的重症技术,叠加优先审查通道后,能够更快实现商业落地,既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也帮助企业更早实现收益。 (二)合规门槛提高 《条例》将临床研究机构严格限定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缩小了企业可合作的医院范围。若企业此前与非三甲医院、科研机构存在临床研究合作,相关项目须进行调整。加上《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企业可能会面临同时对接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因此该合作资源将变得更为稀缺,企业的合作成本也会有所上升。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在申请条件上新增了“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若该征求意见稿最终落地实施,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依靠单中心临床研究数据申报转化。企业的研发成本将有所上升,需承担多家中心的研究费用、伦理审查费用与数据管理成本,且研发周期也会有所延长。此外,不同中心的操作规范、数据标准可能会存在偏差,因此对企业的质量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转化审批的范围,但“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出台,部分技术的路径归属仍存在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路径选择直接决定了研发投入、周期与商业化模式,尤其对于已投入大量资源的在研项目,若路径判断出现偏差,将会面临沉没成本损失。 此外,细胞、外泌体等技术在医美、抗衰等消费级领域的应用是否纳入《条例》监管,目前仍无明确细则。这类业务此前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若后续被纳入《条例》监管,现有消费级业务模式将面临全面调整,大量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相关业务将直接被叫停。 (三)行业洗牌加速 随着818号令及后续《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过往依托监管模糊地带存续的灰色业态将失去生存空间,大量不具备合规能力的市场主体将被逐步清退,行业资源将向具备核心技术、合规体系与优质临床资源的企业集中。 首先,根据《条例》要求,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必须由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实施,且需具备相应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与完整的配套设施;《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要求参与确证性临床研究的机构均需完成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备案。这意味着此前大量依托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细胞输注、抗衰治疗等灰色产业将不再具有合规基础。 其次,《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任何费用。该规定终结了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以临床研究名义收取治疗费用的灰色盈利模式。 再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明确划定了转化审批的准入边界,符合医疗器械定义的产品一律走药监注册路径,国内已有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或进入确证性临床试验的技术,也不纳入技术转化范围。同时,转化审批要求多中心独立验证、完整的非临床与临床数据支撑、标准化操作规范与质控体系,提升了技术商业化的合规门槛。企业难以以医疗技术为名规避药品、医疗器械的严格监管,也难以依靠单中心、小样本数据实现商业化落地。 在此背景下,行业发展将从野蛮生长的探索期进入合规驱动的规范阶段。具备核心技术壁垒、已完成合规临床研究布局、与优质三甲医院建立稳定合作的头部企业,将在合规红利下进一步扩大市场优势;而依赖概念炒作、违规经营的中小主体将逐步退出市场,行业整体集中度将持续提升。 四、企业合规建议 面对监管框架的落地与未来配套细则逐步出台,企业应当将合规管理前置,融入技术研发、临床研究、转化落地的整个流程,在规范发展的框架内提前布局,抢占行业调整期的先发优势。 当前,监管逻辑已经从事后处罚、违规纠偏转向了全流程的风险防控,这意味着“先做再说、出问题再补救”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企业需要着手搭建覆盖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受试者权益保护、临床数据管理、安全风险应急的内部合规制度体系,将合规要求纳入项目的全周期,而不是作为独立环节后置处理。对于集团化运营的企业,还需要建立母子公司、总分公司统一的合规管理标准,定期排查各业务条线的潜在风险,防止单点合规问题扩散。 在临床研究资源层面,企业应当尽快对现有在研项目的合作机构进行梳理,对不符合资质要求的合作项目,及时调整合作模式或终止相关研究,避免合规隐患。企业可主动对接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优质三甲医疗机构,尤其是已经完成对应专业GCP备案的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针对重点推进的研究项目,要提前规划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方案,筛选两到三家操作能力匹配、数据标准统一的合作机构开展研究,在保障数据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后续转化申请的多中心验证要求做铺垫。 对于技术商业化路径的选择,企业需要跳出单一的成药思维,基于双轨制的监管框架对现有在研项目进行盘点与评估。结合每项技术的自身特点、目标适应症、商业化目标,分别测算药品注册与技术转化两条路径的研发周期、合规成本、盈利模式,制定针对性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最终落地,企业要密切关注相关细则的发布,待规则明确后进一步对优化调整项目方案,降低路径切换带来的沉没成本。 针对研究记录长期保存的监管要求,企业要提前搭建符合规范与监管要求的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统一不同合作中心的数据采集标准与存储格式,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可追溯。除了满足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项监管要求外,还要同步对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受试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人类遗传资源合规管理方案。更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将数据存储、长期随访运营、数据安全持续防护等长期合规成本,提前纳入项目整体预算与商业盈利模型当中,而不能只计算短期研发投入,防止后续因长期成本预估不足导致项目难以维持。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伦理审查的管理,妥善留存历次伦理审查意见、各版本知情同意书、跟踪审查记录等全部文件,满足申报与监管检查的要求。 整体来看,当前《条例》的正式施行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只是生物医学新技术监管体系完善的起点,后续还将有配套细则陆续落地,企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跟踪机制,重点关注几大方向的规则更新:一是《工作规范》正式版的修订内容与生效时间,及时调整转化申报准备工作;二是技术与药械的界定指导原则,明确不同项目的监管归属;三是风险分级指南的具体划分标准,预估技术获批后的推广进度;四是消费级大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管边界,提前评估相关业务的合规调整方向;五是临床研究备案的具体操作细则,优化项目启动流程。 结语 818号令的落地与配套审批细则征求意见稿的公开,标志着中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产业正式进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规范化发展阶段。对于生物医药企业而言,合规不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赛道的入场券与长期发展的基础。主动拥抱监管、完成合规布局的企业,将在本轮行业重构中抢占先发优势,实现技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兑现。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频片头动画等视觉元素,比如学术会议上的3D分子结构动画、给药装置的操作演示无法获得商标保护,以往只能依赖著作权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举证成本高、保护力度弱。 2026年新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要素,与WIPO《商标法新加坡条约》(Singapore Treaty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简称“STLT”,该条约适用于依据缔约方法律可注册的所有类型商标)及亚太自贸区(简称“RCEP”,该协定要求成员国加入包括STLT在内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完成制度衔接,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立法表现。同时,新法第十八条设定限制:仅由商品自身性质产生、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或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动态效果,不得注册。 这意味着:医药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动态演示、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动效——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尝试作为动态商标注册,获得10年一续的排他权;官网动态视觉识别系统、APP开屏动画、微信公众号品牌动态水印被竞争对手模仿时,可直接援引商标侵权条款,举证路径大幅简化;药品外包装动态全息防伪标识兼具防伪与品牌识别功能,也可纳入商标保护体系。 (二)药企的深层矛盾:识别功能与技术效果的冲突 动态标志入法对药企而言,核心矛盾不在于能不能注册,而在于注册后会不会制造用药风险。 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旋转动态演示——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作为动态商标注册。但商标审查员会追问:消费者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本身购买产品,还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识别出品牌?如果是前者,因“功能性”被驳回。比如,药企用一段动画来展示药物在体内24小时平稳释放的过程。根据新法第十八条,如果这个动态效果“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则不能注册。这里的判断标准不再是美学而是药理学。商标审查员需要判断这个动画是品牌装饰,还是对“缓释”这一技术特征的必要解释?对药企来说,建议将技术动画抽象化、艺术化,转化为与产品功能无关的品牌视觉符号。例如,将“旋转”这一动作设计成品牌特有的、带有艺术美感的3D动画,而非精确模拟药品释放过程。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一个展示“摇匀—插入—深吸”三步操作的动态图标,如果竞争对手使用类似动画但操作步骤有细微差别,是否会造成医生或患者的误操作?此时,商标侵权诉讼的焦点将不再仅是品牌混淆,更重要的是用药安全风险。 此外,有源医疗器械(监护、影像、手术设备)电子屏幕属于产品标签延伸载体,开机界面通常认为属于器械交互标识范畴,基于可用性工程与人因测试合规考虑,适用“警示信息优先、不得被商业标识干扰”规则。建议给药、治疗类有源医疗器械企业采取时序分离演示策略:上电首屏先全屏静态风险 / 用药警示文字,无任何品牌图形,停留≥2秒足够阅读时间,再单独全屏播放>0.5秒的动态LOGO,LOGO 播放阶段屏幕无安全警示文字,然后再进入主操作界面,并在风险管理报告、可用性文件中写明时序设计逻辑。对于中高风险治疗/给药器械(输注泵、医美设备、注射器械等)建议补充简易认知走查报告,证明用户能够完整阅读首屏风险文字;低风险器械可仅书面说明设计思路,无需眼动测试。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USPTO要求提交连续关键帧静态图序列/MP4视频,同时必须配套书面完整动态描述+真实商业使用样本(specimen),我国新法仅要求关键帧截图+短视频,未强制提交真实市场使用获得显著性的证据。欧盟EUIPO要求动态效果本身具有显著性,对“技术效果”的排除比中国更严格,但欧盟未要求提供使用证据。日本2020年开始接受动态商标注册,当前常规动态商标申请审查周期相较静态商标更长,但可通过加速通道缩短审限。 简单列举一下这方面的案例。据公开信息显示,葛兰素史克(GSK)紫色吸入器颜色商标案(2020)——GSK于2015年向EUIPO申请将“Purple-Pantone:2587C”注册为颜色商标,用于哮喘吸入器和药品。EUIPO以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认为在部分成员国,紫色吸入器含有特定活性成分组合,消费者会将其视为药品特征而非来源标识。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0年9月法院维持驳回。法院特别指出: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药物警戒指南建议,吸入器颜色选择应考虑避免与其他已确立产品混淆,这意味着颜色在医药领域具有功能性安全识别作用,不应被单一企业垄断。之后,2023年,GSK的3D商标(深紫色和淡紫色吸入器)在注册近二十年后,被仿制药企业Cipla Europe NV提起无效宣告。EUIPO撤销部认定该3D商标缺乏显著性,上诉委员会维持撤销决定。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3年5月法院撤销上诉委员会决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上诉委员会未基于整体印象评估该组合商标的显著性,而仅审查了各组成元素的单独显著性。 综上,医药商标申请实际受到商标和药监双重监管约束,建议药企在布局动态商标时,动态画面如果是给药步骤、设备操作、分子机理,极易产生临床混淆、用药差错风险,该风险是商标律师无法单独识别的,必须建立安全审查前置程序,由医学/临床/人因工程师介入评估,排除药监层面功能性、误导性、操作风险。任何动态标志的申请,都须经过医学事务部门评估,确保相关公众不会在紧急情况下引发识别混淆或操作误解,然后再由专业商标团队进行预审。 二、程序中止规则:为研发周期买一份时间保险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三十五条“可以中止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基于结案效率考量往往不中止,直接依据引证商标在审时的有效状态作出驳回决定。新法第四十一条将“可以中止”从驳回复审扩展覆盖异议、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等全部案件类型,在立法上增强了申请人的程序主动权。 (二)药企的战略应用 无论是原研药、仿制药、医疗器械产品、中药地理标志,排除在先权利障碍,除非“撤三”成功,否则通过司法进行权利闯关较为困难且动辄三五年。新法实施后,药企可以申请中止审查的案件类型增加,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防止程序空转拖延时日。 三、驰名商标域外证明:中药出海的母国背书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仅规定中国境内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对境外注册审查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知名度的情况,缺乏明确行政确认通道。新法第六十九条新增: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或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第六十三条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三)中药出海困境 中药出海最大的障碍不是质量,而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六味地黄丸”“片仔癀”这些名字,在西方审查员眼中可能只是描述性词汇或缺乏显著性的符号。过去只能提交海量销售数据、广告投入来证明知名度,但往往收效甚微。 新法实施后,可向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函”。这份母国主管机关出具的官方文件,在境外审查程序中的证明力通常要远高于企业自行提交的证据。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对境外驰名商标的保护分两个阶段:商标申请审查阶段,商标局依据《兰哈姆法》第二条第四款,以混淆可能性驳回近似商标注册,仅能在同类、关联商品范围内提供保护;民事诉讼阶段,权利人可依据《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主张混淆侵权,文字、动态标识、产品界面等识别符号均受保护;若商标在美国全境高度知名,还可依据《商标淡化修正法案》对应的《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主张跨类淡化保护,无需证明消费者混淆,但仅国内知名度不满足适用条件。美国遵循商标地域性原则,不会直接认可他国出具的驰名认定文书。欧盟《欧盟商标指令(2015/2436)》第5条第3款承认在先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但要求完整举证市场份额、广告投放、使用时长、公众认知度,量化知名度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日本、韩国通过双边条约或国内法提供保护,程序复杂、周期较长。 我国新法第六十九条的设计,实质上为中国企业海外维权提供了“母国背书”机制,契合《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保护驰名商标的立法精神,且办理流程更为便捷,企业无需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仲裁,直接向我国商标局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文书。 该确认函域外采信存在明确边界:《巴黎公约》仅要求各成员国保护在本国境内驰名的商标,并未强制成员国直接认可他国行政机关作出的驰名认定;各国有权独立重新审查知名度,他国官方确认函仅能作为补强证据,不具备决定性效力。许多巴黎公约成员国要求域外官方文书完成公证:巴黎公约成员国同为海牙公约成员国的,改用附加证明书(Apostille)替代领事认证;巴黎公约成员国但非海牙成员国的,普遍需要公证+领事双认证;非巴黎公约成员国,确认函证明力有限。美国审理驰名以美国本地公众知晓度为核心标准,即便持有中国官方确认函,若无美国市场使用、宣传证据,USPTO/联邦法院难以采信。 建议中药企业应立即启动”母国驰名”战略,梳理归集古籍记载、行业专家推荐、非遗认证、市场销售、品牌宣传等证据,向商标局申请驰名商标确认。对美国、欧盟、日本等核心出海市场,不要仅依赖确认函,需同步完成目标国商标注册并培育本地市场知名度。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对他国驰名确认函接纳度更高,可优先以确认函作为维权辅助证据。 四、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从“产地标签”到“品质宪章” (一)规则变动 旧法仅仅笼统界定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未明确限定集体商标注册主体类型,同时缺少地理标志类集体、证明商标转让的主体资格约束条款。实践中,道地药材地理标志商标多由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注册,但普遍存在使用准入标准模糊、药企使用门槛不清晰、注册人疏于品质监管等问题。 新法第六条细化定义,明确集体商标由“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注册。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限制规则,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第六十条增设注册人履职罚则,注册人怠于履行品质管控、使用者准入管理职责的,最高可处十万元罚款。 (二)“道地中药材”的注册与管理 “道地”二字,是中医药的灵魂。它背后是特定的土壤、气候、种质资源和炮制工艺。道地药材与普通地理标志存在本质差异:地理标志的产品质量要求仅包括“产品质量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未将“品质优于同类普通产品”作为准入强制条件;而道地中药材要求“特定的品质和疗效”,对产地联系的紧密度要求更高,不仅原料来源限定在道地产区,加工炮制工艺也必须是道地产区特有。 新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六十条,通过提高注册人和受让人门槛,并设定怠于管理的罚则,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谁有资格定义道地”的问题。即,只有具备专业监督能力的行业协会,才能成为“道地”的守门人。 (二)对药企的直接影响 道地药材使用者采购原料药:新法落地后,无法出示地理标志合法使用备案证明的供应商,其药材缺少道地产区标准化管控的法定佐证,产地真实性与品质稳定性存疑。 道地药材生产者经营种植基地:地理标志形成规范化准入壁垒,能够有效阻隔非道地产区药材冒用道地产区声誉、搭品牌红利便车的行为。 计划收购道地药材品牌的投资者:必须审查目标企业是否具备地理标志商标使用资格,同时核验该地理标志注册人是否持续合规履行品质监管义务,避免商标转让受阻、道地标识失效的法律风险。 建议将供应商地理标志使用备案资质纳入中药材GMP常态化供应商审计维度,联合产地行业协会搭建基于DNA条形码、指纹图谱的道地药材溯源体系,以技术手段固化道地品质标准。开展中药企业并购尽调时,把道地药材供应链产地合规、地理标志使用稳定性列为核心核查项目。 五、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个案评判”的结构性风险 新法在实体规则上做了大量完善,但在审查标准层面仍留下较大“自由裁量”空间。 比如,动态标志的显著性判断问题。如何判断一个动态标志“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看第一帧画面还是整体动态效果?要求每一帧都具备显著性还是动态过程本身具备识别功能?审查指南尚未出台,审查员自由裁量权依然很大。 又如,“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恶意注册认定问题。新法第十九条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调整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但“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边界在哪里?一家药企为10个在研管线各注册5个备用商标,算不算“明显超出”?不同审查员甚至同一审查员可能以“个案评判”为由给出截然不同结论。 再如,“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撤销情形问题。第五十六条新增此撤销理由,但“误导公众”的标准是什么?商标局及复审委是不是应当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不是简单下结论?要求实际造成消费者误认还是只要存在误认可能性?只针对商品质量、产地误导还是也包括功效、成分误导? 商标局与商标复审委长期以来以“个案评判”理由在诉讼阶段“解释”自身审查标准尺度不一、飘忽不定、审查结论缺乏证据支持等问题,久为业界诟病。同样商标在不同审查员手中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结果。新法虽然提升了部分规则明确性,但核心审查标准仍依赖后续《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细化,难以有效矫正商标行政部门审查实践中常见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而指南修订往往滞后于法律生效数年,期间企业被迫在不确定性中摸索。 建议:对核心商标采用“多方案并行”策略——同时提交几个不同设计版本的注册申请。对动态标志等新型商标,优先选择显著性最强、最不可能引发争议的版本提交。在审查过程中主动说明商标的商业使用场景和识别功能,降低被自由裁量的风险。建立“法务+医学+市场”的跨部门商标评审小组,在商标申请前就模拟审查员的质疑,并准备好相应的科学证据包。 六、异议期缩短:防御窗口收窄 新法第三十六条将异议期从3个月缩短为2个月。 在先权利人需持续监测、拦截竞品恶意抢注,决策、证据筹备的法定时间窗口压缩约33%。创新药企核心药品商品名遭遇仿制药企业抢先注册时,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全套异议申请材料提交。叠加企业内部审批、多维度证据归集、外部律师文书撰写流程,两个月筹备周期压力显著提升。 建议搭建自动化商标监控预警系统,对核心商标初审公告实现实时抓取预警;提前储备异议证据、制定标准化维权预案;围绕核心商品名布局多类别防御商标矩阵,降低单一核心名称被恶意抢注的商业风险。将商标风险防御由传统“产品上市后被动监测”前移至研发全周期:临床前阶段完成核心商标全球检索与布局规划;临床阶段常态化监控近似商标初审公告;申报NDA阶段确保核心药品商标已完成注册,或至少顺利度过异议公告期。 七、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扩大与认定标准的张力 新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不再区分商标是否已在中国注册,统一规定对‘他人的驰名商标’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提供跨类保护,取消了旧法第十三条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限制,实现了驰名商标保护的全面升级。 但相关认定标准未同步细化。第六十三条虽然列举了认定驰名商标考虑因素,但仍是原则性规定。执法司法实践对“相关公众”范围、“知晓程度”量化标准、“持续使用”最低年限等问题并未形成权威、明确的统一标准。比如,创新药商品名可能在医生群体中知名度很高,但在普通消费者中知之甚少。非药企如保健品公司在不相类似商品上注册相同商标,药企因此主张驰名商标保护时,国知局可能在驳回的同时并不说明具体审查规则尺度,法院可能因对“相关公众”缺乏明确规则而倾向于维持国知局复审驳回决定。 建议药企必须“破圈”收集、积累知名度证据。除了医学期刊、学术会议,还应有意识地在权威大众媒体上进行疾病教育(DTC),提升品牌在“相关患者公众”中的知名度,同时注重在健康管理、医疗器械、在线医疗等关联品类进行防御性注册,为商业生态布局提前筑起防火墙。 八、马德里体系的“五年依赖期”:跨境BD的阿喀琉斯之踵 (一)规则边界 《马德里议定书》规定,国际注册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如果原属国的基础注册不再受保护,国际注册的保护也将失效。母国失效即全部失效,不需要每个国家单独撤销。对于国际注册因原属局要求被注销(即“中心打击”)的情形,权利人须在国际局登记注销之日起3个月内将对应指定国保护转换为该国单独国家注册,视为在原国际注册的注册日期提交。 (二)跨境BD的特殊风险 药企跨境BD交易往往涉及商标权的跨境转移或授权。一个常被忽视的风险点是:如果BD交易导致原属国商标权发生变动,可能触发马德里体系“五年依赖期”的连锁反应。 场景一:License-out交易 中国药企将某创新药海外权益授权给MNC,MNC要求在目标国以其名义注册商品名。如果该商品名此前已通过马德里体系基于中国注册延伸保护,而MNC要求在目标国进行转让或变更注册人,即便仅拆分转让部分海外指定国权利,五年依赖期内国际注册整体仍绑定中国基础注册效力,国内基础商标出现任何权利瑕疵,全部区域保护同步灭失。如果变更过程中中国基础注册出现被无效、被“撤三”等问题,所有指定国的国际注册将全部失效。 场景二:资产剥离交易 药企将某个产品线的全球权益出售给境外买方,买方要求将相关商标全部转让至其境外实体。如果该商标此前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转让必须在原属国(中国)先完成,且受让人必须符合中国法律要求。如果买方是纯粹的境外投资实体,不具备“在中国有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可能无法直接受让中国基础注册,导致整个国际注册体系无法顺利转移。 场景三:多区域授权冲突 同一商标通过马德里体系在多个国家注册,但不同区域的BD交易授权给不同合作伙伴。如果某一区域合作伙伴的违约行为导致该区域注册被撤销或无效,是否影响其他区域的注册?理论上不影响,但实践中可能因“母国基础注册”的变动而产生连锁风险。 (三)证据管理 对主要依赖出口的药企,必须在国内保留商标使用痕迹(样品包装、临床试验物料、学术会议展示等),应对“撤三”风险。商标使用证据台账可覆盖:学术会议(展台照片、演讲PPT、会议手册)、临床资料(试验方案封面、研究者手册、伦理批件、知情同意书、总结报告)、线上宣传(官网截图带时间戳、微信公众号推文、短视频/直播回放、电商平台页面)、样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发放记录、物流单据、签收确认)、小试中试物料(批记录、质量标准、工艺验证报告、稳定性考察报告)。 建议:考虑在五年依赖期内的核心目标市场进行“单独国家注册”(而非仅依赖马德里体系),即使成本更高,但可规避五年依赖期风险。跨境BD交易中,将“马德里体系依赖期风险”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进行审查,在交易文件中设置相应的保护性条款(如基础注册维持义务、变更限制条款、违约救济机制)。即使没有商业销售,也必须在中国境内制造“使用痕迹”——在CDE审评报告、药物警戒系统、国内学术会议展板等场景持续使用该商标。 九、MAH与医疗器械多品牌企业: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 (一)法律规则 新法第四十六条继承旧法第四十二条对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的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 新法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 (二)MAH企业的特别风险 MAH制度下,同一药品可能涉及多个主体:研发企业持有药品注册批件,生产企业负责实际生产,销售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各主体可能分别持有不同商标。 场景一:MAH转让中的商标拆分 如MAH持有A药品注册批件和“XX”商标,同时持有B药品注册批件和“YY”商标。“XX”和”YY”在药品类别(第5类)上构成近似商标。计划将A药品的MAH转让给另一家企业,但保留B药品和“YY”商标。根据新法第四十六条,不能仅转让”XX”商标而保留“YY”商标——必须一并转让,否则商标局不予核准。 场景二:多品牌企业的品牌剥离 拥有多个药品品牌的大型药企,计划将其中一个品牌剥离给新成立的子公司或出售给外部投资者。被剥离的品牌商标与保留的品牌商标在类似商品上构成近似。不能“挑肥拣瘦”地只转让想卖的、保留想留的——必须一并转让或重新设计商标体系。 (三)医疗器械企业的特别风险 医疗器械企业商标布局比药品企业更复杂:同一企业可能同时拥有“设备品牌”和“耗材品牌”;设备与耗材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可能分属不同类别,但在实际商业场景中高度关联。计划出售设备业务但保留耗材业务,必须审查两个品牌的近似性,避免因“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而被迫一并转让。 考虑到类似商标转让不可分规则已实施多年,企业相关风险管理已较为成熟。在此仅简略提示:梳理企业全部注册商标,按商品类别和近似性分组,识别“必须一并转让”的商标组合。进行MAH转让、企业并购或品牌重组时,将“商标一并转让义务”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审查。在品牌设计之初,就应避免在不同产品线之间使用近似商标。如果现有商标体系存在“近似商标分散在不同主体”的情况,考虑通过商标许可(而非转让)绕开限制,但需在许可合同中设计严密的质控条款,以满足MAH制度下对药品质量的要求。 结语 这部新将于2027年1月1日生效。对药企而言,它重构了品牌资产布局的逻辑:动态标志打开了视觉资产的产权化通道,程序中止规则压缩了确权周期,驰名商标域外证明提供了出海背书工具,地理标志准入规则重塑了道地药材的竞争格局。同时,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异议程序的防御窗口收窄、马德里体系的依赖期陷阱、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这些结构性风险需要被纳入商业决策的考量。 在医药行业,商标战略的本质,是在“合规”与”创新”之间,在“安全”与”品牌”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它要求企业不仅做法律的遵守者,更做规则的理解者和运用者。用法律的确定性,去拥抱医药创新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这部新法对所有医药经营者的终极启示。
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走私毒品案件。被告人王某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让其家人从境外邮寄毒品至境内,构成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情回顾 2025年至2026年期间,王某让其在国外的家人将大麻电子烟藏匿在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瓶内,通过快递从国外邮寄至国内。2026年1月,王某在收取申报品名为“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的快递后被当场抓获。民警从该快递中起获大麻电子烟10支,后又在王某家中搜出其此前邮寄到手的大麻电子烟6支。经称量、鉴定,上述电子烟内含有四氢大麻酚成分的黄色膏状物净重共计6.92克。 审理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和海关管理法规,通过邮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王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北京四中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法官说法 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同时该条第四款规定,走私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王某走私的6.92克大麻制品属于其他少量毒品,法院因此在三年以下对王某判处了刑罚。 法官提示 涉案电子烟是含有四氢大麻酚(THC)的大麻电子烟,该成分属于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是我国法律严格禁止的毒品。虽然电子烟本身在我国并不违法,但一旦含有大麻等毒品成分,就属于毒品范畴,任何形式的携带、邮寄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王某明知大麻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毒品,仍采取伪报、隐匿的形式走私进境,其具有明显的走私犯罪意图,系“明知故犯、以身试法”。目前,毒品监管和缉查技术日益严密,任何伪装手段都难逃法网,侥幸心理终将付出惨痛代价。 法官在此提醒,毒品伪装形式千变万化,但法律的底线始终不变。无论毒品被包装成何种形式,均不允许进行走私、贩卖、运输等行为。每一位公民都应当清醒认识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坚守法律底线,莫让一念之差毁掉一生前途。
伴随(2026年第47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正式发布,我国医药创新“四驾马车”—专利保护、专利链接、专利期补偿与药品试验数据(以下简称“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拼图终于完成。新规之下,试验数据的价值被空前凸显,它不再是药品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成为决定药品市场独占期的核心战略资产。本文将深度剖析《实施办法》的要点,并为医药企业如何合规构建试验数据的“防火墙”与“护城河”提供实战建议。 一、制度全景:试验数据保护的“六年、四年、三年”意味着什么? 《实施办法》对于试验数据的保护期限并非一刀切,而是根据药品的创新程度和市场首次进入情况,构建了阶梯式保护: ◈六年保护期:授予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以及境外已上市但境内未上市的原研药(均自其在中国获批上市之日起算)。 ◈四年保护期:授予改良型新药及其新增适应症(自相关改良或新适应症获批之日起算)。 ◈三年保护期:授予首家成功仿制已在境外上市但境内未上市原研药品的仿制药(自其在境内获批上市之日起算)。 不予保护的情形:明确排除了仿制已在中国上市的原研药、以及针对境内已上市生物制品的生物类似药等。这标志着,一款药品的市场独占期,将由专利保护期、专利期补偿与试验数据保护期中较晚到期的那一项决定。这意味着,即使药品专利到期,只要试验数据保护期未满,仿制药仍无法走“捷径”依赖原研药数据快速获批;反之,若试验数据保护先于药品专利到期,仿制药上市则仍面临侵权风险。 二、试验数据保护的核心认定标准 获得保护的试验数据需同时满足三大属性:自行取得、未披露、未依赖。《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受保护的是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在数据保护期内,其他申请人未经已获批药品的持有人同意,依赖该受保护数据来申请药品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将不予许可。 关键概念解读 “自行取得”:包括申请人自行开展、委托开展、或通过购买/获得独占授权等方式合法获取的数据。 “未披露”:指相关试验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未被公开。即便部分数据已披露,但核心、完整的数据集未公开,则仍符合“未披露”要求。 “依赖”:指其他申请人在申请改良型新药或仿制药时,引用或参考了已上市原研药持有人的试验数据来证明自身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未重复开展相同试验的行为。 三、您的试验数据为何会失去保护资格 依据上文内容,获得保护的试验数据需同时满足三大属性:自行取得、未披露和未依赖。但医药企业常在这三点上“踩雷”。 1. “自行取得”——试验数据来源不明/权属不清晰的风险 当医药企业自行开展药品研发,却未能规范留存完整的研发记录或试验记录,将导致企业无法证明试验数据系自行研发所取得,从而导致试验数据无法被认定为“自行取得”。 当医药企业委托第三方,例如,合同研究组织(以下简称“CRO”)或 临床研究机构开展研究或实施临床试验,但未在与第三方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医药企业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试验数据单独所有或享有独占许可权,也将导致试验数据权不符合“自行取得”的要求,从而丧失保护资格。 2. “未披露”——试验数据被提前泄露的风险 药品申报前,试验数据因各种渠道(例如,监管机构的公示、学术与行业交流、新闻稿、内部人员泄露、合作伙伴泄露以及网络攻击等)被提前主动或被动公开,即被认定为已披露,从而失去保护资格。 3. “依赖”——仿制药的申报风险 在原研药试验数据保护期内,仿制药申请人仅提交生物等效性(以下简称“BE”试验)数据,而论证自身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时却借用或参考了原研企业的完整数据,却未单独开展相关试验获得全套数据。此行为将被认定为“依赖”,将导致药品上市申报被驳回。 四、构建全链条试验数据风险防御体系 为防范上述风险,建议医药企业从顶层设计到日常执行,建立四道防线: 1. 第一道防线:建立企业内部数据治理基石 ◈制度先行:企业应尽早制定并执行覆盖研发全周期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与“保密管理制度”,明确核心试验数据的定级标准、访问权限、存储及传输安全规范。 ◈规范研发项目:建立并严格执行研发项目管理制度,所有项目均需立项审批,并保留完整的项目文档、会议纪要、技术交底书、实验数据等。 ◈能力建设:企业需提升自身网络系统的安全防护等级,定期进行漏洞扫描与数据安全审计,防止因技术原因导致试验数据的泄露。 2. 第二道防线:严控对外披露的底线 ◈设立跨部门对外披露审核机制:由法务、注册、医学、研发等部门组建固定小组,对任何可能涉及未披露试验数据的对外沟通材料(企业新闻稿、学术与行业交流内容、向投资者披露的文件材料等)进行实质性的事前审查,建立严格的审批流程与记录。 ◈统一出口,规范宣发:通过全面管控对外信息出口,构建源头防御机制,严防非主观因素导致的数据外泄。 3. 第三道防线:防范与第三方合作的法律风险 与CRO公司、临床研究机构等第三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必须明确约定以下关键条款: ◈权属界定:明确约定基于研究产生的全部数据及其知识产权归医药企业所有。 ◈保密加码:要求第三方承担不低于自有的保密义务,并约定具体的物理隔离与技术管控措施。 ◈发表管控:任何基于合作数据的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行业会议演讲等)必须经医药企业事先书面批准,医药企业有权要求延迟或修改。 ◈责任升级:明确约定若因合作方泄密或违约,导致数据保护资格丧失,对方需承担包括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及维权费用在内的全额赔偿,并可设定高额惩罚性违约金。 ◈尽调前置:合作前对合作方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专项评估。 4. 第四道防线:为License-in项目定制“专属风控条款” 在通过许可引进(License-in)模式获取药品技术时,数据保护的“获得”与“维持”更具挑战,须在交易各环节增加防护: ◈尽调阶段:专项核查许可方数据的全球公开状态,确保核心数据集未被整体披露;确认其数据权属清晰、无第三方权利主张。 ◈协议谈判阶段:明确授权范围:确保许可协议授予被许可方在中国境内享有对试验数据的独占使用权利。 ◈严控全球披露:加入关键条款,要求许可方及其关联方(如原始研究者)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数据发表,均需获得被许可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以防其在其他地区的学术发布“误伤”中国的“未披露”状态。 ◈强化保证与赔偿:要求许可方保证数据的“未披露”状态及权属合法性,并明确约定若因其违约(如提前披露、权属纠纷)导致被许可方在中国丧失数据保护,许可方须承担涵盖交易对价、开发投入及市场损失在内的全额赔偿责任。 ◈执行与注册阶段:与许可方建立数据披露联动机制,确保信息同步;在注册申报时,精心组织数据包,凸显对引进数据的独立分析与控制,规避“依赖”认定。 结语 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医药监管进入“强数据保护”时代。对企业而言,这既是保护创新投入的法律盾牌,也对企业内部数据合规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唯有将数据视为核心资产进行主动、系统性的管理,并将其保护要求深度融入从自主研发到外部合作的每一个环节,才能真正筑起坚固的“药品试验数据护城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6万元,科某公司先行支付启动金116.6万元,并明确若研发成果未达约定标准,委托方可解除合同并索赔。 履行中,蓬某公司分别采用两种工艺进行慢病毒滴度测试,三次检测均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随后该公司提出变更工艺、增加费用,在未获同意后,以技术困难为由终止项目。科某公司要求返还启动经费并承担违约金,蓬某公司拒绝,科某公司遂诉至法院。 审理情况 新区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依约履行。 针对“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抗辩,新区法院认为: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指在现有科学知识、技术手段或资源条件下客观上无法解决的技术障碍,不能简单等同于受托方自身技术能力、平台条件或履约资源不足。本案中,蓬某公司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并未特别提示存在客观不能克服的技术障碍;科某公司后续委托其他公司已采用相关工艺实现相关指标。故蓬某公司不能以“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为由免除违约责任。 最终,新区法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蓬某公司返还启动经费116.6万元、支付违约金,同时销毁全部保密信息并出具销毁证明。 蓬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技术开发鼓励探索创新,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只揽活、不担责。 技术开发合同区别于普通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其履行过程确实可能受到实验条件、技术路线、样本差异、平台适配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对于真正因现有科学知识和技术条件限制而无法突破的研发失败,法律允许当事人按照约定或合理原则分担风险。 但技术开发风险不能成为专业受托方转嫁自身能力不足的工具。所谓“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当具有客观性、外部性和不可避免性。受托方不能仅以实验失败、结果未达预期、项目难以继续等表述当然主张免责。而是应在承接项目前充分评估自身能力、签约后积极履约。对于委托方特别关注、且足以影响项目整体商业目的和后续临床申报进程的核心技术指标,受托方应当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审慎评估,并充分提示技术风险、实现条件、替代路径及可能成本。 司法保障创新,并非要求研发主体对所有技术开发结果承担绝对成功责任;司法尊重研发失败,也不意味着允许专业受托方以“技术困难”概括性抗辩消解合同约束。对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合同约定、磋商过程、履行行为、技术指标属性、替代主体实现情况等因素,区分真正的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有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约束失信、保护投入”的裁判规则。 素材:夏文浩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条件,标志着我国医学科研伦理监管进入“全链条、强约束”的法治化新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进入高速增长期。据《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统计,2024年全国1217家三级甲等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总量达2704件,同比增长37%;其中转让1895件、许可747件、作价入股62件,作价投资方式同比增长近6倍,转化方式多元化趋势显著。《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院所与三级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达2359.8亿元,总合同项数67.9万项,转化规模持续扩大,医疗机构已成为医学创新转化的核心主体。 在转化数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伦理合规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合规门槛。据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统计,2023—2024年全国已有数十家医疗机构因未按规定开展伦理审查、违规开展临床研究等行为被行政处罚,依据单案最高罚款达1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暂停执业;而依据2026年施行的《转化条例》,违规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违规成本大幅提升。如何在新规框架下识别转化全流程的伦理风险、建立合规机制,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核心命题。 二、核心要点 相较于2016年版,2023年新规在适用范围、审查标准、监管强度上全面升级,其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核心规定如下表所示: 维度 核心规定 对应法条 对成果转化的直接影响 适用范围 覆盖境内医疗卫生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所有以人为受试者、使用人生物样本/信息数据的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涵盖新技术新产品人体试验、流行病学研究、健康数据挖掘等全类型活动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条 成果转化涉及的临床验证、真实世界研究、生物样本二次利用、数据商业化开发等均纳入审查范围,无例外空间 设立强制要求 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未设立或未委托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不得开展相关研究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转化性研究的法定前提,无伦理委员会的机构不得自行开展涉及人的转化研究 申请材料要求 需提交研究方案、知情同意书、生物样本/数据来源证明、利益冲突申明、招募广告、成果发布形式说明等11类法定材料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 转化项目需提前披露合作企业、经费来源、收益分配、成果商业化计划,隐瞒将直接导致审查不通过 重点审查内容 涵盖合规性、研究者资质、风险受益比、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招募公平性、利益冲突、特殊人群保护、损害赔偿等11项核心维度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 转化项目的商业属性被纳入审查重点,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等利益关联必须充分披露并接受评估 跟踪审查要求 对已批准研究实行全程跟踪审查,包括年度/定期复审、严重不良事件审查、方案变更审查、提前终止审查四类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 成果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受试者损害、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均需重新提交伦理审查,不得自行变更 免除审查边界 仅对“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的三类样本/数据研究可免除审查,且需履行内部认定程序 《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 带有商业目的的成果转化项目原则上不得适用免除审查,即使使用留存样本/历史数据也需走正式审查流程 法律责任 机构未按规定设立伦理委、违规开展研究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和处分;伦理委未建立利益冲突机制、违规审查的,追究机构与个人责任 《伦理审查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转化项目伦理违规将直接导致研究终止,相关人员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资格受限,纳入科研诚信档案 三、新规下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风险点 科技成果转化涵盖“基础研究—临床验证—成果转让/许可—临床应用”全链条,每个环节均存在对应的伦理合规风险,且新规下风险传导性显著增强。 (一)研究立项阶段中的伦理审查前置缺失风险 1. “先转化后审查”的顺序倒置风险 部分医疗机构为加快转化进度,在与企业签订转化协议、启动临床验证研究后才补充提交伦理审查,违反《伦理审查办法》“研究开展前必须通过伦理审查”的法定要求。根据《转化条例》第四十四条,未通过伦理审查即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可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开展相关研究,直接导致转化项目终止,前期研发投入全部损失。 2. 免除审查滥用风险 部分机构将基于留存生物样本、历史病历数据的转化性研究认定为“免除伦理审查”范畴,但《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要求免除审查必须同时满足“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三项前提。带有商业转化目的的样本与数据研究,即使使用留存材料,也不属于免除审查范围,违规适用将被认定为程序违法,研究成果不得作为转化应用的依据。 (二)临床研究阶段中转化导向下的伦理偏倚风险 1. 利益冲突披露不充分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通常涉及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分成等利益关联。《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明确将“利益冲突申明”列为必备申请材料,若研究者未如实披露与受让企业的经济关联、未说明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方案,将构成伦理申报不实。对2024年全国公开查处的医学科研失信案件的分类统计显示,其中约17% 的案件涉及利益冲突未披露问题;存在此类失信行为的成果转化项目,对应的转化合同可能被认定存在效力瑕疵,涉事医疗机构将面临合规问责。 2. 知情同意的商业化信息遗漏风险 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常仅告知研究目的与风险,未明确告知“研究成果后续将进行商业化转化、可能产生经济收益”。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五项,知情同意必须信息充分完整,隐瞒商业化背景将导致知情同意存在瑕疵,受试者有权依据《民法典》人格权相关规定主张撤销同意并要求赔偿,进而引发转化项目的合规危机与民事纠纷。 3. 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超范围使用风险 转化研究常使用既往采集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但《伦理审查办法》要求生物样本、信息数据必须有合法来源证明,且使用范围不得超出原始知情同意的授权。若原始知情同意仅约定“用于科研用途”,未明确授权“商业转化用途”,则后续用于成果转化的企业合作、技术开发均构成超范围使用,涉嫌侵犯受试者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 (三)成果转化实施阶段中伦理跟踪缺位风险 1. 转化方案变更未重新审查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常因商业化需求调整研究方案,如扩大受试者范围、增加检测指标、变更临床终点指标等。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研究方案发生实质性变更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审查。部分机构存在“初始审查通过即可一劳永逸”的误区,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不履行审查程序,构成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被责令终止研究。 2. 受试者损害赔偿责任落空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九项明确要求审查“研究参与者参加研究受到损害时,给予的治疗、补偿或者赔偿是否合理、合法”。但在转化项目中,部分机构将赔偿责任全部推给合作企业,未在转化协议中明确损害赔偿的承担主体、资金保障与赔付流程。一旦发生受试者损害,医疗机构作为伦理审查责任主体仍需承担连带责任,且可能因赔偿机制不完善被监管部门处罚。 (四)成果应用阶段中的伦理合规的传导风险 1. 转化后临床应用的伦理延续性风险 根据《转化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需经过国家级或省级伦理审查与技术评估,未通过伦理评估不得批准临床应用。部分医疗机构认为“院内伦理审查通过即可转化”,忽视转化应用阶段的高阶伦理审查要求,直接导致成果无法落地应用,前期研发与转化投入全部损失。 2. 成果发布与商业化宣传的伦理违规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将“研究成果的发布形式说明”列为申请必备材料,转化项目的成果宣传、商业推广不得利用受试者信息、不得夸大研究效果、不得误导公众。若转化后企业在商业宣传中违规披露受试者数据、使用未经证实的疗效结论,医疗机构作为成果所有方需承担连带伦理责任,相关科研诚信记录将影响后续所有国家级项目申报资格。 四、科技成果转化视角下的合规对策 针对上述风险,医疗机构应将伦理合规嵌入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建立“前置审查—过程管控—跟踪评估—责任闭环”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在合规前提下推动成果高效转化。 (一)建立伦理审查前置的转化立项机制 1. 实行“伦理预审”作为转化立项门槛 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立项评估阶段,同步启动伦理预审。由技术转移部门联合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拟转化项目的研究类型、样本数据来源、商业合作模式进行初步伦理判断,明确需走的审查类型(全面审查/简易审查/免除审查),杜绝“先签约后审查”的逆向操作。 对于涉及生物样本、健康数据的转化项目,严格对照《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的免除审查条件进行三重校验: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否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是否带有商业目的,凡涉及商业转化的一律不适用免除审查。 2. 转化合同设置伦理合规生效条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自项目通过医疗机构伦理审查之日起生效”,同时约定合作企业需配合提交伦理审查所需的全部材料,因企业原因导致伦理审查不通过的,由企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机构损失。通过合同条款将伦理合规转化为双方共同义务,降低机构单方合规风险。 (二)完善转化项目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 1. 建立转化项目利益冲突专项审查制度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常规伦理审查基础上增加利益冲突专项审查环节。要求研究者全面披露与合作企业的所有关联关系,包括持股、任职、咨询报酬、专利收益、家庭亲属关联等;伦理委员会对利益冲突程度进行分级评估: 轻度冲突:要求充分披露并加强过程监督; 中度冲突:要求研究者退出部分决策环节,引入第三方监察员; 重度冲突:直接要求研究者回避或调整合作模式。 2. 规范转化收益分配的伦理合规性 依据与医院内部制度,明确成果转化收益在机构、科室、研发团队之间的分配比例与发放方式,所有收益分配方案需在伦理审查时一并提交备案,禁止通过企业私下发放报酬、规避监管。同时建立收益内部公示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转化项目的收益分配情况,接受监督。 (三)强化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转化使用合规 1. 建立样本数据“授权范围溯源机制” 对用于成果转化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逐一溯源原始知情同意书的授权范围。对于仅授权“非商业科研用途”的样本数据,不得直接用于商业转化项目;确需使用的,需重新获取受试者的补充知情同意,明确告知商业化用途与相关风险。 对于转化合作中向企业提供的数据,严格执行脱敏处理与最小必要原则,禁止提供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原始数据;数据传输采用加密通道,签订数据保密协议,明确企业不得二次扩散、不得用于约定外用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2. 知情同意书增加商业化专项告知条款 针对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在常规内容基础上增加专门章节,明确告知: 1 本研究属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后续成果可能进行商业化开发; 2 受试者不会因成果商业化获得额外经济收益; 3 受试者的生物样本与个人信息仅用于本研究,不会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4 研究成果的商业开发不会损害受试者的个人权益与隐私安全。 (四)构建转化全流程的伦理跟踪机制 1. 实行转化项目“伦理里程碑”管理 将伦理跟踪审查与成果转化的里程碑节点绑定:在临床研究中期、方案调整、成果转让、临床应用申报等关键节点,必须提交伦理跟踪审查。特别是转化阶段发生研究方案实质性变更、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的,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继续推进。 2. 建立转化项目受试者损害保障机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受试者损害赔偿的责任划分:要求合作企业购买临床试验责任险,或设立专项赔偿保证金;医疗机构与企业约定连带责任与内部追偿机制,确保受试者损害发生时能得到及时赔付。同时建立受试者投诉与纠纷处理的快速响应通道,明确伦理委员会、法务部门、技术转移部门的职责分工。 (五)提升机构伦理审查与转化管理的协同能力 1. 加强伦理委员会的转化专业能力建设 在伦理委员会中吸纳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委员,提升对转化类项目的审查专业性。定期开展《伦理审查办法》《转化条例》专项培训,确保委员准确把握新规对转化项目的审查标准,避免因审查尺度把握不准导致的合规风险。 2. 建立技术转移与伦理管理的协同工作机制 明确技术转移部门与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成果转化项目从对接阶段即同步告知伦理管理要求。将伦理合规情况纳入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核指标,对伦理合规管理到位的项目与团队给予正向激励,对违规行为建立责任追溯机制。 五、结语 及配套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从“重数量、重速度”向“重质量、重合规”转型。伦理合规不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阻碍,而是保障转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医疗机构唯有将伦理要求深度嵌入转化全流程,主动识别风险、完善机制,才能在合规前提下推动医学创新成果高效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平衡发展。 引用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卫科教发〔2023〕4号,2023年2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令第818号,2025年9月。 [3],科技部等部门,国科发监〔2022〕221号。 [4]《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海南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健康界,2025年6月。 [5]《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5年。 [6]《关于部分科研失信行为的公开通报(第一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2026年4月9日。
前言 近年来,产假期间生育津贴与职工本人工资标准存在差额的问题日益成为劳动争议的焦点。核心争议在于:女职工从社会保险基金获得的生育津贴,若低于其休假前的月平均工资,用人单位是否有法定义务补足差额。实践中,劳动者多主张产假期间“工资受损”而提起仲裁或诉讼;用人单位则常以“津贴已由社保基金拨付,用人单位无需再行支付”为由进行抗辩。双方之间的分歧需从法律性质层面予以厘清。 一 问题的提出 根据之规定,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此处的计发基数,系用人单位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而非女职工本人的工资。 实践中,劳动者可能会认为,既然已参加生育保险,产假待遇便由社保基金承担,差额部分只能自行承受;而部分用人单位则主张,社会保险已履行拨付义务,额外补差无法律依据,亦有违公平。两种认识均有失偏颇。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在法律性质上究竟是什么关系?用人单位能否以社保支付为由免除补充给付责任? 二 法律分析 《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产假期间,女职工虽未实际到岗工作,但在法律上被拟制为“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即负有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此处的“劳动报酬”标准,理应为女职工休假前正常工作时所应获得的工资水平。 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社会保险基金先行给付生育津贴,旨在减轻用人单位负担、分散社会风险,但并不因此免除用人单位作为工资支付责任主体的法定义务。 在入库案例靖某霞诉太原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案案中法院认定劳动者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即为产假期间工资的替代,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全额计发。依据上述逻辑,实践中应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若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用人单位应按津贴标准全额发放;若津贴未能足额覆盖女职工原工资,作为最终责任主体的用人单位,理应补足其间的差额。 三 案例引入 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湖北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之三中,王某休产假158天,当地社保机构核定支付128天的生育津贴约1.2万余元。公司将津贴转付后,未再另行支付工资。王某以其休假前月平均工资5500元为标准,要求补足差额1.6万余元。劳动仲裁裁决公司支付128天产假工资差额,但未支持延长产假30天的工资。双方均诉至法院。 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生育津贴如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应予补足;同时,对于社保尚未覆盖的30天延长产假,用人单位亦不得拒绝支付,否则将造成“女职工享受延长产假政策的待遇落空,不利于国家生育政策的落实和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法院最终判决该公司支付全部158天产假期间的工资差额。 该案不仅确认了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时用人单位的补足责任,更将保护范围明确扩展至地方延长产假期间,从落实国家生育政策与保障女职工权益的立场出发,否定了用人单位以“社保未覆盖”为由规避责任的抗辩。
在常规生物医药授权许可模式下,交易双方通常将药品上市许可的注册权利(即对于研发中药品今后申请及持有MAH的权利)作为许可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范围的一部分,一揽子由许可方向被许可方进行授权。但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市场上越来越多出现MAH注册权利予以单独保留及拆分的安排,在该情形下由于MAH(许可方)与商业化权益实际享有方(被许可方)相分离,在市场推广、财务条款、研发权利义务的分工,特别是上市后开发等方面体现出与一般许可交易不同的特点与安排。 1. 整体而言,该类型许可合作的常规安排与共性特点有哪些? 如引言所述,大部分该类型许可合作安排,从法律关系上仍体现为某项产品或管线的商业化权利的授权许可。但就许可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范围而言,与一般授权许可模式不同,一般授权许可合作下的MAH注册权利往往默认是许可范围的一部分,至多在是否立即授予生产权利上,不同项目会有区别安排。而在题述类型许可合作下,注册权益与商业化权利相分离,即被许可方虽非MAH持有人但仍实质享有合作产品商业化活动的决策权,物流及配送供应商的选任权,实质享有合作产品大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并按照一般许可交易的模式向许可方支付首付款、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分成。 由于被许可方实质享有商业化权益但又非MAH,在首次商业销售后,将更多体现为被许可方向许可方提供相关市场推广、市场准入服务,以行使其在商业化活动方面的最终决策权,并通过个案化的财务条款设计,在向许可方支付各种名目的里程碑费用与净销售额分成后,最终实质享有该产品剩余大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 2. 该类型交易近年来数量增加的原因,以及交易双方的主要考量有哪些? 对于许可方而言,保留MAH身份意味着许可方仍然对许可产品在法律层面保留全生命周期的控制权,并可在合作初期进展不顺的情况下,以较低的过渡期成本更换新的合作方。若许可方同时保留生产权利还可防止生产工艺等技术诀窍在合作初期即对外披露。另一方面,许可方仍可借助被许可方成熟的渠道与团队快速完成市场布局,降低自主商业化风险。 此外,我们理解该类型合作近年来数量增多也与特定资本市场周期相呼应。近期港股IPO市场持续火热,而不少潜在许可方正处于冲刺港股IPO关键期,希望将进展相对靠前的管线拿出来达成BD交易,但由于该类型Biotech公司成熟管线较少,从确保港股IPO后的估值稳定与吸引基石投资人角度,保留管线MAH权利也是现实需求。 而对于被许可方而言,其无需作为MAH直接承担产品质量控制和药物警戒方面的责任,可集中发挥其商业化能力。被许可方之所以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及各类里程碑款项但不强求MAH注册权利,往往也源于此类交易下的标的产品已有较为确定的商业价值,如已处于NDA申请阶段或临近获批,或被许可方在中国市场外的其他区域取得授权引进的优先合作权等。 3. 该类型交易与一般商业化权利授权许可交易的区别有哪些? 除MAH申请及维持权利是否转让外,题述类型交易与一般商业化权利授权许可交易相比,还往往在以下细节安排上存在区别: (1)是否涉及年度最低销量保证: 在一般授权许可交易下,由于被许可方整体“买断”标的产品或管线的开发、注册、生产及销售等商业化权利,因此往往不会向许可方承诺年度最低销售额、最低销量指标等。但对于题述类型交易,由于常涉及的是开发阶段较为后期的成熟产品,许可方更为看重被许可方的商业化渠道能力,且MAH的保留也为许可方在特定情形下终止合作寻找新合作方带来便利,因此许可方往往会在此类交易中要求设定一些最低销售额/销量指标,或通过其他维度(例如进院数量等)考核被许可方的商业化能力。 相应地,被许可方也会从标的产品上市申请获批的时间要求等角度对许可方施加特定义务,对应相关考核指标的调整及其他补偿机制。 (2)上市后开发权利义务的细化: 在一般许可交易下,被许可方整体取得合作产品的全部商业化权利并承继作为MAH的合规义务,自然包括MAH的申请及维持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作为MAH承担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风险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法定责任,并负责标的产品上市后的持续开发,如开展上市后真实世界研究、拓展新适应症、新工艺开发等。 在题述类型交易下,由于MAH作为许可方需要履行药品注册证书的维持义务,以及作为MAH在适用法律下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责任,因此尽管商业化权益已经授权许可,但许可方往往仍要求对标的产品的上市后持续开发拥有一定控制权,包括合作产品上市后的变更管理及开展为维持上市许可目的所必须进行的上市后研究。在此情形下,若合作双方均希望参与合作产品后续开发,往往会对上市后各项开发活动权限进一步进行细分,包括区分为维持上市许可目的所必须进行的上市后研究,以及其他上市后开发活动,如拓展适应症相关的IIT研究,上市后医学研究及其他非注册目的的真实世界研究,或将各上市后开发活动的最终决策权限交由合作委员会讨论。 4. 该类型交易与常规CSO交易的区别有哪些? 如上所述,由于存在MAH持有权利与商业化权益的分离,在市场准入与市场推广环节,大部分题述类型交易会体现为被许可方向许可方提供学术推广、市场准入服务,以行使及确保被许可方商业化权益的实现。这与通常我们理解的CSO交易存在外观上的相似性,但与常规CSO交易又有本质区别: (1)费用支付与结算: 在常规CSO模式下,CSO通常无需向MAH支付合作首付款(仅在少数独家CSO模式下可能出现首付款机制),而是由MAH向CSO支付相应服务费,服务费结算可能适用服务项目制、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或混合结算制。而题述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往往需向许可方支付首付款、各阶段里程碑款项及净销售额分成,即与一般许可交易的财务安排一致。许可方在收取上述特定对价后,不再就标的产品的商业化收益的剩余部分主张权益,被许可方将通过个案化设计,最终实质享有该产品剩余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在部分项目中被许可方可指定其关联方作为经销商,并设定MAH向经销商的初始供货价格,在标的产品实现商业销售后由被许可方另行与其关联方经销商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商业化收益结算。 (2)经销商、物流供应商的选任: 在常规CSO模式下,经销商和物流供应商的选任决策权往往仍归属于MAH,由MAH负责选任上述主体,并与上述主体协商签署合同,受托推广方因其具备专业渠道资源,通常也享有一定的推荐权限。但在题述类型交易下,由于商业化权益实质已发生转移,MAH一般不再干预商业化层面的决策事项,上述合作主体的筛选及评估往往由被许可方实质主导,一方面被许可方可强化其渠道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此对销售流向数据、出入库数据等信息有更高管控力。 (3)生产端与供货安排: 在常规CSO模式下,CSO不参与生产环节,即使是一些深度参与商业化活动的CSO服务提供方,其参与程度与范围往往也限于经销渠道管理、市场准入等方面。而题述类型交易下,商业化权益的授予时常伴随生产技术转移,即被许可方或其指定关联方将掌握合作产品的生产技术,并作为受托生产方,为作为MAH的许可方提供委托生产服务。不过往往此类交易下的生产技术转移不会立刻发生,例如可能在双方合作进入稳定期(如实现首次商业销售后特定期限内)或发生供应中断情形下,方触发生产技术转移。 5. 从合同角度,在MAH未发生转移的情形下,被授权方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在此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支付了实质金额的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但未持有相关MAH,在该情形下如何更好维护被许可方的权益,同时合理平衡许可方作为MAH仍需承担的权责范围,是双方需要重点谈判与关注的: (1)合作委员会议事事项的决定权: 合作双方通常会设置合作委员会就相关重要事项进行决策。尽管双方均以最大化合作产品商业化价值为共同目标,但就合作委员会审议事项内容及审议事项的控制权分配上,需结合项目具体背景在双方之间进行平衡。 被许可方作为商业化活动的开展主体,往往会争取对商业化事项的最终决策权,包括商业推广、学术推广方案的制定及实施、经销商和物流供应商的选任、合作产品的定价策略与准入谈判、生产技术转移的时点及生产工艺改进等;此外,被许可方也可主张将合作产品上市后开发、上市许可变更、生产技术转移之前的合作产品供应等事项纳入委员会协商讨论,以保留对合作产品的开发、生产环节的监督。 (2)明确许可方的特定义务: 为进一步保障被许可方的权益,除要求作为MAH的许可方在交易文件中作出常规的陈述与保证外,被许可方通常还可要求许可方承担取得并维持药品上市许可及生产许可、持续稳定生产及供应合作产品,以及发生任何上市后变更需事先通知被许可方等义务。此外,上市许可获批进度直接影响着被许可方的商业化权益落地,因此被许可方通常也会从标的产品上市申请获批的时间要求等角度对许可方施加特定义务,并对应相关考核指标的调整及其他补偿机制。此外,被许可方可进一步在交易文件中明确要求获得未来MAH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并设置特定触发事件下的强制转让机制。 (3)终止条款的设置: 被许可方可通过终止条款的设置进一步控制合作风险。在题述类型的交易下,被许可方的终止权诉求可兼具 CSO合作与一般授权许可模式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被许可方可主张出现产品重大安全事件、合作方上市许可被撤销/吊销、合作产品出现供应中断等情形时享有单方终止权;另一方面,被许可方也可参照一般许可交易惯例,主张在合作产品核心专利未获授权、未能完成生产技术转移、合作产品未实现开发预期等情形时,享有单方终止权,并会进一步争取任意解除权。而许可方往往倾向于限制被许可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例如约定在某个研发里程碑未实现前不得行使该权利,且许可方已收取的相关款项不予退还等。 6. 该类型交易下,许可方保留MAH的合规风险主要有哪些? (1)MAH的全链条法定责任: 在题述类型交易下,许可方作为MAH在法律层面需承担药品全生命周期的法定责任,但在实际执行层面,由于商业化活动过程产生的市场信息、不良反应信息等均依赖于被许可方的配合,且被许可方在某些交易中还会享有标的产品上市后进一步开发权利,因此双方通常需要通过许可协议及其他配套协议具体约定与市场监管相关的权利义务如何在内部进行分配,以及最终责任分摊机制。 此外,若涉及生产技术转移,许可方作为MAH以及委托生产方,还应与受托方另行签署委托生产协议及质量协议,落实药品生产管理法规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各项质量责任,确保委托生产行为持续符合药品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的要求。 (2)医药代表新规进一步强化MAH主体的特定责任: 考虑到MAH与商业化权益相分离,双方的合作模式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许可方作为MAH委托被许可方开展包括学术推广活动在内的商业化活动,在此情形下涉及双方对各自医药代表的协同管理,以及CSO提供学术推广服务的合规边界等问题。相较于常规CSO合作,题述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拥有更大的商业化决策权限,而MAH对商业化活动的决策权则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许可方作为MAH依然需要根据适用法律承担穿透式监管责任,使得许可方在题述交易模式下的合规管控压力要高于常规CSO合作模式。 根据医药代表管理相关法规,MAH委托专业组织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的,应当对受托方能力进行评估并与受托方签订医药代表管理协议,与经授权的医药代表签订授权书并在全国统一备案平台完成备案及更新,自行对医药代表的从业资质及执业记录进行筛查,避免聘用或授权有商业贿赂记录的医药代表,MAH不得以委托为由转移自身法定责任。若MAH违反相关规定,除了被限制药品学术推广活动、限制持有人药品进入医疗卫生机构外,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还可对MAH实施穿透式信用评价并可相应采取风险警示及限制挂网等措施。一旦限制挂网,将切断标的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对合作双方均是巨大的损失。 (3)对财务结算合规性的影响: 针对MAH委托专业组织开展学术推广活动,明确,MAH不得向医药代表分配药品销售任务,包括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医药代表仅可从事药品信息传递、协助使用药品、收集反馈不良反应等信息的学术推广活动。而医药代表不得背负销售任务的规定也会进一步影响CSO与医药代表,以及MAH和CSO之间的费用结算。 常规CSO服务费结算可能适用服务项目制、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或混合模式,其中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模式由于和销量考核捆绑,一直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其争议在于,CSO收取服务费仅与医生处方和医院采购的结果挂钩,与其所提供的服务过程关联薄弱,容易被监管机构认定CSO以服务费之名,行商业贿赂之实,而MAH作为最终受益方,也容易被穿透式认定为商业贿赂的责任主体。在新规颁布的背景之下,该结算模式的合规性可能进一步收紧。 不过,题述类型交易与常规CSO结算模式的资金流向相反,通常由提供CSO服务的一方(被许可方)向MAH支付净销售额分成,即CSO服务效果越好,其需向MAH支付的分成越多,该财务结算逻辑从表面看似乎对降低商业贿赂认定风险有一定帮助,具体还需结合个案讨论。 (4)特定交易模式下的协议约定应对: 基于上述固定合规风险,结合该类型交易的特有商业安排,即便题述交易模式并非传统CSO合作模式,考虑到合规监管需求,仍建议双方在交易达成过程中就委托推广服务部分涉及的合规风险达成一揽子安排,包括:交易前许可方基于一般CSO合作的前置要求,对被许可方进行尽职调查,重点关注财务状况、过往CSO模式的合作文件、法律纠纷、历史合规记录等;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除约定服务内容与追责机制外,还需明确被许可方的商业化行为红线,以及保留MAH的监督、审核及要求整改的权利。 这种以医药委托销售的外在形式,开展实质为商业化权利转让的BD交易,体现了当前医药交易根据各方商业诉求不断进行演进的趋势,呈现出复合性、定制化的交易特征。在这一模式下,无论是许可方、被许可方还是其他合作主体,均应结合自身商业诉求、合作产品所处阶段、以及风险控制等角度,在交易文件中清晰、具体地约定各方在不同环节的分工与权责,以及商业化利益的分配方式,避免因合同约定模糊、责任边界不清引发标的产品在商业化落地阶段的潜在纠纷。
前言 评价中国生物医药BD(商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交易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最直观的方式是将其置于近三年的纵向坐标系中审视。根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及公开监管披露信息的统计口径,三条核心指标呈现出近乎陡峭的上升曲线: 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完成94笔,披露总交易金额达519亿美元,首付款累计41亿美元,交易金额在全球创新药BD市场中的占比已升至约28%——这本身已是当时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幅约26%。 2025年,上述纪录被全面改写。截至当年12月31日,中国创新药BD出海授权全年交易总金额达到1,356.55亿美元,首付款累计70亿美元,交易数量157笔,中国交易金额占全球份额跃升至49%,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当年全球第一大创新药对外授权来源国。从94笔到157笔、从519亿到1,357亿,不仅仅是数量级的跃迁,更标志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从"跟跑"阶段进入了"并跑乃至局部领跑"的全球分工新格局。 2026年第一季度,热度不仅未退,反而进一步加速。根据医药魔方《2026Q1医药交易趋势报告》,一季度中国医药BD交易共98笔,总金额614亿美元,首付款36亿美元;其中对外授权(License-out)为交易主力,总额约596亿美元,首付款约34亿美元。这一单季成交额不仅大幅超越同期海外市场266亿美元的交易规模,更已超过2024年全年的交易总和(约519亿–590亿美元区间);当期全球医药交易总额为880亿美元,中国占比高达69.7%。业内基于该斜率预测,2026年全年交易总额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大关。 以上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商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 简称“BD”)交易,已不再仅仅是补充性融资手段,而是跃升为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核心基础设施。行业格局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曾经由跨国药企单向引进中国管线的传统路径,正被双向、多边且结构高度定制化的战略合作所取代。 无论交易最终以许可费、里程碑付款、销售分成、股权投资抑或是合资公司形式落地,其法律本质始终如一——即将高度不确定的技术研发过程,转化为一套可执行、可审计、可救济的精密契约机器。生物医药BD交易不再是可以凭一份标准许可合同模板走天下的简单资产买卖,而是演变为集知识产权许可、跨境监管合规、公司股权结构、反垄断审查与国际争议解决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千亿量级的交易规模,要求律师在架构设计中必须具备更高的精密性与前瞻性。 本文将结合近年来的若干典型交易案例,依据公司官方公告及公开披露文件,从法律实务视角系统梳理交易模式的选型逻辑、对价条款等条款细节,以及律师在谈判中必须锚定的关键风险点。 一、BD交易模式的演进:从单向授权、联合开发、战略联盟到股权合作 (一)传统单向授权(对外授权,License-out):现金流工具与下游控制权的平衡 以恒瑞医药与Elevar Therapeutics(2023年10月)关于“双艾”组合的交易为例。恒瑞医药发布公告,将其自主研发的卡瑞利珠单抗(PD-1抑制剂)联合阿帕替尼(Rivoceranib,亦称“艾坦”)治疗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的海外权益,授权给Elevar Therapeutics。此次授权的区域范围为除大中华区和韩国以外的全球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并未在此次授权中重置新一轮的开发或临床里程碑付款。这是因为该联合疗法的基础临床证据(即CARES-310全球三期临床试验)已在双方既往的合作框架下推进完成,本次授权更侧重于将已接近终点的资产交由具备准入能力的伙伴进行最后的注册冲刺与商业化。因此,协议架构被精简为:Elevar在联合疗法于美国、日本及约定的欧洲国家分别首次获批上市后,依据累计净销售额达标情况,向恒瑞支付累计最高6亿美元的销售里程碑(Sales Milestones);此后,按实际年净销售额(Annual Net Sales)的20.5%支付销售分成(Royalties)。 法律评析: 这一案例确立了“开发里程碑不重复计取”的行业惯例。对于律师而言,当许可标的是已进入后期或已获批、核心开发风险已被部分消化的资产时,起草的重点必须从“如何支付开发里程碑”转移至三个更为关键的维度:第一,净销售额(Net Sales)定义的完备性,必须对可扣除项(如税费、运费、合理折让)进行逐项枚举,杜绝开放式解释;第二,审计权(Audit Rights)与报告标准的确立,否则20.5%的提成比例仅是纸面富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锁定被许可方的商业化勤勉义务(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 / Diligent Efforts)。由于许可方的收款几乎完全依赖对方的销售表现,合同中必须设定最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推广投入义务,并配套违约终止(Termination for Cause)与资产回转(Reversion)机制,防止管线被对方“雪藏”。 (二)联合开发(共同开发,Co-development):从“收租逻辑”升级为“损益共担” 信达生物与武田制药(2025年10月官宣,2025年12月交割)关于IBI363(PD-1/IL-2α偏向型双抗)等项目的合作,是近年来联合开发模式的典范。根据双方披露,信达生物授予武田IBI363在全球范围内(除中国和美国外)的独家开发及商业化权利,同时保留在美国与中国市场的共同开发与共同商业化权益。双方约定,全球开发成本按武田60%、信达40%的比例分摊;在美国市场,双方共同承担损益,即不再采用传统的销售分成模式,而是按同样的60/40比例直接分享利润或分担亏损。此外,信达还授予武田IBI343(CLDN18.2抗体偶联药物)除大中华区外的全球独家许可,以及IBI3001(EGFR/B7H3双抗)的独家选择权。在对价方面,武田支付了12亿美元的首付款(Upfront Payment),其中包含1亿美元的战略股权投资(Strategic Equity Investment),即以每股112.56港元的价格认购信达生物股份;同时,三项资产合计设置了最高约102亿美元的研发及销售里程碑付款,使得该交易的总潜在价值达到约114亿美元。 法律评析: 这一交易在法律结构上最值得研究之处,在于它将“对外授权”与“类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式共治”缝合在同一份主协议体系中。对于IBI363这类共同开发资产,律师的工作重心必须超越简单的金额条款,深入至运营规则的构建:首先是联合指导委员会(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JSC)的决策机制,当科学判断与商业预算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决定权(Casting Vote);其次是成本分摊政策(Cost Allocation Policy)与损益结算机制(True-up Mechanism),必须明确60/40的比例是名义比例还是基于实际可核验的允许成本(Allowable Costs),并严格界定哪些费用可被计入成本;最后是利润池(Profit Pool)的定义,必须是收入减去经审计的允许成本,而非对方的内部管理会计黑箱。简言之,共同开发模式80%的法律功力体现在附件里的账簿规则与决策程序。 (三)双向授权(相互授权,Co-Co):多管线、双向流动与分阶段切分 恒瑞医药与百时美施贵宝(BMS,2026年5月12日官宣)的合作,则是双向授权模式的集大成者。双方围绕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达成全球战略合作。这13个项目包括4项恒瑞原研的肿瘤学/血液学项目、4项BMS原研的免疫学项目,以及5项为双方依托恒瑞发现引擎共同研发的项目(含选择权机制)。在区域权益划分上,恒瑞原研资产由BMS获得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外的全球独家权益,而BMS原研的免疫学资产则由恒瑞获得大中华区的独家权益。在研发分工上,双方采取了典型的“分阶段切分”策略:恒瑞全面负责早期临床开发(直至概念验证阶段,Proof of Concept),以加速推进;BMS则负责海外区域的后期关键注册临床及全球商业化。在对价方面,BMS支付了6亿美元的首付款,并设置了两笔有条件的周年付款(Anniversary Payments),分别为2026年的1.75亿美元和2028年的1.75亿美元(视条件达成情况),这部分前端对价总计可达9.5亿美元;若所有选择权全部行使且全部项目达成开发、注册及商业化里程碑,潜在总价值约为152亿美元;此外,恒瑞有权收取除大中华区外净销售额的分梯度销售分成。 法律评析: 这份交易在法律技术上展现了高阶的起草技巧。第一是项目独立性(Program-level Independence)的处理:13个项目置于同一框架下,必须明确单个项目的终止是否会影响其他项目的履约,是否触发交叉违约(Cross-default),通常应设计为按项目独立终止。第二是知识产权改进(Foreground IP / Improvements)的归属:恒瑞主导早期阶段产生的数据、生物标志物、制剂工艺优化归谁?BMS后期开发的伴随诊断(Companion Diagnostics)、新制剂归谁?双方是否需要互相授予回授许可(Grant-back License)?这些条款远比6亿美元的首付款更难事后修正。第三是周年付款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履约保证,将付款义务与时间节点而非临床节点挂钩,律师需确保其先决条件(Conditions Precedent)设置对称,避免成为单方面的惩罚性条款。 (四)授权+股权合作(Licensing + Equity):资本与管线的双重绑定 在传统许可交易的基础上嵌入股权对价,是近年来日益成熟的交易变体。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被许可方(Licensee)不仅支付常规的许可费用(Upfront/Milestones/Royalties),还向许可方(Licensor)进行股权投资,或双方成立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共同开发和商业化。这种模式旨在通过“资本+管线”的双重绑定,建立超越合同义务的长期战略利益共同体。 法律评析: 作为许可方,这些企业通常专注于细分领域创新,处于“研发驱动+商业化初期”阶段,市值或营收规模相对较小。它们通过对外授权早期或中期管线,绑定海外合作方,解决研发资金缺口,同时借助海外方的区域资源加速管线落地。 被许可方多为中小型的创新药基金或生物医药投资机构,例如如Hercules、Solstice、R1、MultiValent,通常具备资本与产业的双重属性,在海外市场孵化和临床开发方面具备相应的资源和能力。在交易中以股权支付作为对价之一,实现双方合作的利益交换。 案例1:康诺亚与Belenos(2024年7月) 康诺亚将其自主研发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CM512(针对特应性皮炎等自免疾病)及CM536的全球独家许可(除大中华区外)授予美国生物科技公司Belenos。交易对价包括:(1)首付款及近期付款:1500万美元;(2)股权投资:Belenos以约750万美元认购康诺亚增发股份,占交易完成后Belenos总股本的30.01%;(3)里程碑付款:合计最高可达3.4亿美元的研发及销售里程碑;(4)销售分成:基于净销售额的个位数百分比分成。 法律评析:对于中小型Biotech,750万美元的直接股权投资虽然金额不大,但30.01%的持股比例赋予了其在被许可方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确保了管线在海外的推进能与自身利益保持一致,避免了单纯许可后“失控”的风险。 案例2:和铂医药与Solstice(2023年12月) 和铂医药将其靶向B7H4 x 4-1BB的双特异性抗体HBM7008在除大中华区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外的全球权益授权给美国生物技术公司Solstice。交易结构包含:(1)首付款:1000万美元;(2)股权投资:Solstice以1000万美元认购和铂医药增发股份,占交易完成后Solstice总股本的14.99%;(3)里程碑付款:累计不超过5.6亿美元的研发及销售里程碑;(4)销售分成:基于净销售额的个位数至双位数百分比分成。 法律评析:此类交易中的被许可方(如Solstice)本质上是“资本载体”。律师需重点审查股权对价与许可对价的独立性——如果许可协议因监管原因终止,股权是否需回购?反之亦然。同时,需防范被许可方利用资本优势在合资公司层面挤压许可方的利益。 二、对价条款的法律细节:从里程碑到停止付款 (一)里程碑付款(Milestone Payments):节点必须客观可验证 以默沙东与礼新医药(LaNova)关于LM-299(PD-1/VEGF双抗)的交易为例。默沙东官方披露,该全球独家许可(Global Exclusive License)的首付款为5.88亿美元,礼新医药有资格获得最高约27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且在技术转让(Technology Transfer)完成后即触发了一笔3亿美元的付款。这一结构揭示了两个法律规则:其一,技术转让本身可以作为独立的里程碑事件,因为它对被许可方而言是实质性的交付物;其二,高额首付款往往对应着全球独家权利(Global Exclusive Rights)的全面让渡,许可方在换取现金流的同时,也交出了对分子未来命运的控制权。因此,律师在起草时,应将技术转让节点设计为闭环的验收流程,明确交付物清单、签收主体及争议解决标准。 法律评析: 针对新增适应症(Subsequent Indications),行业惯例与法律逻辑均不支持重复支付全套开发里程碑。鉴于首适应症已承担了高额的沉没成本(大规模患者招募、多中心管理及全生命周期生产工艺投入),新增适应症主要依托已验证的安全性数据进行桥接试验,边际成本极低。因此,实务中新增适应症的开发里程碑通常设定为首适应症的10%至30%,且仅设置注册里程碑(Regulatory Milestone),同时必须设定所有新增适应症累计里程碑的总上限(Total Cap),以防止或有负债无限膨胀。恒瑞与Elevar关于“双艾”组合的交易即遵循了这一逻辑,仅设置销售里程碑,不再重置开发里程碑。 (二)销售分成(Royalties):净销售额定义的攻防战 律师在起草净销售额(Net Sales)条款时,最常见的失误是将其简化为“总销售额减去惯常扣除项”。正确的做法是穷举可扣除项,包括法定税费(Statutory Taxes)、运费及保险(Freight and Insurance)、贸易折扣(Trade Discounts)、返利(Rebates)及退货拨备(Returns and Allowances);同时明确排除一般及行政费用分摊(G&A Expenses)、企业日常开销(Overhead)、研发摊销(R&D Amortization)以及与关联方交易中的非公允利润(Non-arm's Length Profits)。 另一个常被遗漏的经典节点是专利到期后的“尾期库存”(Run-out Inventory)。参考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在相关判例(涉及基因泰克与百健关于Cabilly专利及Tysabri药物的争议)中确立的立场:若协议未明文规定专利到期后库存销售免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法院倾向于通过合同整体目的、谈判历史及外部行为证据,解释为库存若在专利期内合法生产,其售后的分成义务并不因专利届满而自动消灭。 法律评析: 在高标准的协议起草中,律师应明示:特许权使用费的期限(Royalty Term)应持续至专利最后到期日或监管独占期结束日;且对于在该期限届满前生产但尚未售出的库存,应允许在一个短暂的尾期销售期(Run-out Period,通常不超过6至12个月)内继续销售,并在此期间继续支付分成。 (三)停止付款条款(Stop-Payment Triggers):安全阀的双向平衡 停止付款条款是被许可方的风险控制阀,但必须程序化(Proceduralized),防止被滥用。典型的触发情形包括三类:一是权利基础丧失,如许可专利被判无效(Invalidation)、不可执行(Unenforceability)或遭遇政府强制许可(Government Compulsory License);二是技术或注册失败,如关键三期临床试验失败(Phase III Failure)或上市申请被驳回且无可行补救路径;三是许可方违约或破产,如不交付关键技术诀窍(Know-how)、阻挠监管资料转移或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律师在起草时,必须为被许可方设置严格的程序限制:需书面通知并给予许可方合理的补救期(Cure Period);同时明确,即便触发停止付款,对于已产生但尚未支付的里程碑或分成款项(Accrued but Unpaid Obligations),其支付义务不应消灭,且需排除因被许可方自身节省预算导致的“自毁式失败”。 在生物医药BD交易中,合理商业努力条款(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 简称“CRE条款”)是贯穿许可协议全生命周期的“核心义务条款”,其法律实质是:将被许可方推进管线开发的抽象责任,转化为可识别、可评估、可救济的合同义务。 案例:2018年,Alexion以4亿美元首付款 + 最高8亿美元earn-out(里程碑)收购Syntimmune,标的资产为核心管线ALXN1830(SYNT001,抗FcRn单抗,自身免疫方向)。合并协议(Merger Agreement)第3.8(f)条要求Alexion在交割后7年内就ALXN1830履行"商业上的合理努力(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 CRE)"义务以推进开发与商业化,且CRE的定义采用了"外向型/客观标准"(outward-facing / objective standard):即努力程度不以Alexion自身内部战略优先级为准,而以"与Alexion规模和范围相当的生物制药公司通常在类似情况下会投入的努力与资源"为衡量基准,并列举了一组考量因素(安全性、疗效、标签与定价、竞争力、孤儿药地位、专利覆盖、成功概率、监管框架、预期盈利等)。条款同时包含一个但书:"不要求Alexion采取违背审慎商业判断(prudent business judgment)的行为",且"目标最终未实现本身不能当然推出未尽CRE"。2021年7月Alexion被AstraZeneca收购,AZ设定约5亿美元/年协同效应目标,ALXN1830进一步被置于次要位置。2021年末Alexion以"安全性疑虑 + 竞争力不足"为由终止ALXN1830开发——此时8个里程碑仅达成1个,剩余earn-out落空。Syntimmune原股东代表(SRS)起诉主张:Alexion并未基于药物本身的科学/商业证据做决定,而是为了内部KPI与AZ协同目标故意deprioritize并掐掉管线,违反CRE义务。 法院的关键认定逻辑可提炼为三条规则:(1)CRE采"客观/外向标准"时,参照系是"理性同行公司在类似处境下会怎么做",不是"买方/被许可方自己的战略优先级或财务便利。“Alexion不能以"我们要追10-by-23""AZ要求协同"作为降维投入的正当理由——因为这些属于company-specific /idiosyncratic考量,被客观标准的措辞刻意排除。(2)安全性/竞争力不足可以成为终止的理由,但必须有"与客观标准相称"的证据链。法院指出,本案所谓immunogenicity风险更多停留在假设条件层面,缺乏确凿证据;而数据其实仍显示ALXN1830在特定适应症(如某些自身免疫细分)存在差异化空间——一个"理性同类公司"更可能继续投入获取更多信息,而非直接终止。"(3)违背审慎商业判断"的但书,不等于"只要我能讲出一套商业故事就能砍项目"。法院将其理解为:CRE义务一直存续直到继续投入本身变得prudent business judgment不能支持;而不是允许以prudent judgment为名,把CRE变相架空。法院认定Alexion违反CRE义务,损害赔偿裁定(2025.06)合计超过1.8亿美元(外加此前就到期的里程碑相关款项约1.3亿美元级。 法律评析: 被许可方在衡量是否适用CRE条款终止项目研发或合作时,应理性、谨慎、客观的去判断是否适用该条款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结语 从恒瑞医药将“双艾”组合以纯销售里程碑结构授权给Elevar,到信达生物与武田制药搭建损益共担的联合开发体系,再到恒瑞医药与百时美施贵宝构建13个项目的双向战略联盟,这些千亿量级的交易共同印证了一个结论:中国生物医药BD已迈入“架构复杂度超过金额复杂度”的阶段。真正决定交易命运的,不再仅仅是首付款的高低,知识产权归属是否清晰,里程碑表是否客观可验、净销售额定义是否经得起审计,还包括股权对价的退出路径是否通畅,以及公司治理结构能否平衡双方的长短期利益,共同开发治理是否具备可操作性等等,将这些复杂的商业逻辑转化为精密的法律工程图纸,正是外部律师在出海浪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引言 越南传统医学产业正在从经验性、辅助性医疗服务,逐步进入国家健康战略、医保支付体系和医疗服务现代化进程。对中国中医药、康复医疗、天然药物和植物提取企业而言,越南市场的核心机会已不再是单纯出口中成药或销售保健品,而是围绕监管分类、医疗机构合作、临床证据、质量标准和医保支付路径,参与越南传统医学的现代化建设。本文从越南政策信号、法律框架、产业机会、合规风险和进入路径五个维度,分析中国企业在越南传统医学窗口期中的可行策略。 一、核心观点:机会已经从“贸易逻辑”转向“制度准入逻辑” 过去,中国企业观察越南中医药市场,往往首先想到三类模式:把中成药卖到越南、把保健食品放进商超或电商渠道、在胡志明市或河内开设中医理疗门店。这种理解并非完全错误,但已经不足以解释越南传统医学政策正在释放的新信号。越南近期围绕传统医学法治化、医保目录、基层医疗、药材产业和现代医学结合所作出的政策安排,表明传统医学正在从“文化性医疗补充”进入“国家健康治理工具”的范畴。 因此,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机会,应当从单点产品销售升级为制度性产业参与:一方面,企业需要判断自身产品或服务在越南法律下究竟属于药品、传统药品、药材、食品补充剂、医疗器械、医疗技术还是康复服务;另一方面,还要评估其是否具备进入医院采购、医生使用、医保支付或长期临床合作的条件。换言之,越南市场的竞争门槛不是“有没有需求”,而是“能否被越南监管、医院和支付体系接受”。 二、政策信号:传统医学进入国家健康战略 越南传统医学并非近期才出现的医疗资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正在被重新嵌入现代医疗制度。越南医保支付目录中已经存在传统药物、草药来源药品和传统药材项目;越南政府亦提出研究制定《传统医学法》,以建立更加系统、统一和可执行的制度框架。第25/CT-TTg号指示进一步要求促进越南传统医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内容涵盖法律制度、诊疗指南、药材产业、数字化管理、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等方面。 这一政策组合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第一,传统医学不再只是医疗机构内部的科室设置问题,而是涉及卫生法、药品法、医保支付、医疗广告、医疗服务许可、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的交叉监管等问题。第二,传统医学产品和服务将更加强调证据、标准、价格和可追溯性。第三,监管机构未来可能通过目录管理、技术规范和支付规则,将符合条件的传统医学服务纳入更清晰的公立医疗和保险支付体系。 三、越南为什么需要传统医学现代化 越南发展传统医学,并不只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或传统疗法传承,而是具有现实的医疗体系需求。首先,越南正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覆盖。医保覆盖率目标提升后,医保体系不能只处理住院和重大疾病,还要面对基层医疗、预防保健、慢病随访、康复护理和老年健康服务的扩容需求。传统医学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可支付化,可以成为基础医疗体系的重要补充。 其次,越南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负担上升,使康复医学、疼痛管理、骨关节疾病治疗、脑卒中后康复、术后功能恢复和长期健康管理的需求持续增长。针灸、推拿、草药、功能训练和康复理疗等传统医学服务,本身具有较强的基层接受度和成本优势,如果与现代康复医学结合,可能形成适合越南医疗资源结构的服务模式。 再次,越南医疗资源在城市与基层之间仍存在差异。传统医学具有可及性强、服务半径灵活、与社区医疗结合度高的特点。对政府而言,将传统医学纳入规范化管理,不仅有助于提高服务供给,也有助于控制未经许可诊疗、夸大疗效宣传和草药质量不稳定等风险。 四、中国企业的主要机会:参与现代化体系建设 (一)康复医疗与慢病管理 越南政策所关注的老年健康、基层医疗、康复治疗和慢病管理,与中国中医药和现代康复产业的优势高度重合。中国企业若具备康复设备、数字化康复平台、针灸推拿标准化方案、中医理疗技术、疼痛管理路径或老年健康管理能力,可以优先选择脑卒中后康复、骨关节疾病、慢性疼痛、颈肩腰腿痛、术后康复和老年功能退化等场景。 该方向的关键不在于开设一家商业化中医馆,而在于能否形成被越南医院、医生和监管部门接受的临床路径。例如,通过与传统医学医院、康复医院或医科大学合作,开展联合门诊、医生培训、临床观察和治疗流程标准化,逐步建立本地证据与本地信任。 (二)天然药物、植物提取与药材标准化 越南拥有丰富药材资源,也存在长期草药使用传统。但药材资源要转化为现代产业,需要解决种植规范、品种鉴定、质量检测、有效成分控制、生产工艺、注册审批、药品警戒和品牌流通等问题。中国企业在GACP种植、GMP生产、植物提取、中药现代化、质量标准和药品注册方面的经验,可以与越南本地药企、药材基地和科研机构形成互补。 不过,企业必须先进行监管分类判断。相同的草本产品,在不同剂型、宣称功能、销售渠道和使用场景下,可能分别落入传统药品、普通药品、食品补充剂、健康食品、化妆品或医疗机构制剂等不同框架。分类不同,注册资料、审批周期、广告边界、医生推广方式和责任风险完全不同。 (三)医院、大学与医教研合作 越南传统医学现代化很可能不是由单个门店完成,而是通过医院体系、医科大学和公共卫生政策推进。中国中医药大学、三甲医院中医科、康复医院、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可以考虑与越南传统医学医院、康复医院、医科大学和本地药企开展合作,内容包括联合诊疗中心、医生培训、学术交流、适应症研究、临床观察、传统医学课程建设和老年慢病管理项目。 这种路径更符合越南“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政策语言,也能降低外资企业被视为单纯商业销售方的风险。对医疗健康产业而言,长期合作关系本身就是准入资产。 五、合规风险:窗口期不等于低门槛 第一,不能将“中国中医药”直接等同于“越南传统医学”。越南拥有自身传统医学体系、药材命名、诊疗术语、临床习惯和监管逻辑。中国企业进入越南时,应减少“输出中国中医药”的单向表达,转而强调“参与越南传统医学现代化”“促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共同建设标准化康复与慢病管理方案”。 第二,产品宣传风险较高。很多中药、保健品、理疗仪器和草本产品在营销中容易使用“治疗”“根治”“医生推荐”“医保可报销”等表述。一旦涉及疾病治疗、疗效承诺、医疗机构背书或医保支付暗示,就可能触及越南药品广告、医疗广告、消费者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监管。公众号、短视频、电商详情页和线下讲座均应纳入合规审查范围。 第三,医疗服务资质要求不能被商业模式掩盖。针灸、推拿、康复治疗、医师诊疗、处方使用和医疗机构合作,均可能涉及医疗执业许可、人员资质、技术目录、场所许可和责任保险等问题。若以“养生馆”“理疗中心”名义实际开展诊疗活动,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合同无效、患者索赔和品牌风险。 第四,医保支付并非短期红利。医保支付扩大意味着市场空间增加,但也意味着价格、疗效、质量、审查和数据要求提高。企业若只把政策窗口作为营销噱头,反而可能因为证据不足、分类错误或宣传越界而承担更高风险。 中国企业进入越南传统医学和康复医疗市场,宜采取五步策略。第一步是合规定位,先确认产品或服务的法律分类、审批机关、注册路径、进口要求、标签语言、广告限制和责任主体。没有分类,后续所有商业设计都可能偏离监管要求。第二步是选择医疗场景,优先聚焦康复、慢病、老年健康、疼痛管理、脑卒中后康复和骨关节疾病等需求真实且政策支持明确的领域,而不是一开始追求“大而全”的中医药综合中心。第三步是建立本地合作,通过传统医学医院、康复医院、医科大学、本地药企或医药流通企业进入临床和学术体系。第四步是建设证据,包括越南语产品资料、真实世界数据、临床观察、医生培训资料、适应症边界和安全性材料。第五步是研究支付路径,对长期价值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提前分析医保目录、医疗技术目录、医院采购规则和价格控制逻辑。 结语 越南传统医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制度阶段。医保支付基础、传统医学法研究、全民健康覆盖目标、老龄化趋势和健康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行业升级的长期背景。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不只是一个中药出口市场,而是一个正在形成法律规则、质量标准、临床证据和支付体系的新兴传统医学产业市场。 未来真正有机会的企业,不是单纯把中国产品卖过去的企业,而是能够理解越南政策语言、尊重越南传统医学体系、具备注册合规能力、能够与本地医疗机构合作,并愿意长期建设临床证据和支付路径的企业。简言之,越南中医药市场的核心机会,不在于短期销售,而在于围绕康复、慢病、老年健康和医保支付,参与构建一个合规、可持续、可复制的传统医学现代化体系。
引言 近年来,医保基金监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在立法层面,2026年2月12日,国家医保局公布,进一步对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个人等的欺诈骗保情形作出了明确界定。在执法层面,国家医保局多次发文强调对欺诈骗保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严厉打击。2026年2月2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强调要“巩固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空刷套刷医保凭证、超量开药等涉药违法违规行为,并新增了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4个重点整治领域[1]。2026年4月14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持续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内分泌、精神医学2个重点整治领域。此外,医保执法也体现了事件驱动的特征。近年来哈尔滨药店假处方事件、某产品医保追溯码重复事件、湖北部分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违规收治患者事件、近期湖南及河南药店串换药品事件等,均引起了舆论关注,并进而引发全国性的调查与整改工作,无不表明医保基金安全已成为舆论与监管的双重焦点,相关领域的全面排查正在加速推进。 就药品而言,涉及骗保风险较高的产品往往是技术较先进、临床价值高、价格昂贵、患者需要长期使用的药品,例如肿瘤靶向药、免疫治疗药品等(以下统称“高值药品”)。此类药品多通过国家医保谈判纳入报销范围,患者需求强烈,但支付压力大,因此成为骗保行为的高发地带。对医药企业而言,尽管医药企业不是医保支付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法律也未规定骗保的单位犯罪或者企业的行政责任,但医药企业一旦卷入骗保案件,仍可能面临严重后果,包括:区域业务团队多人涉案导致业务中断;中层或高层管理者因教唆、授意行为被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负面舆情引发品牌声誉受损;以及产品被医保部门或医疗机构从严审核、甚至医院对该等产品大面积停药等。因此,医药企业有必要建立常态化的医保合规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识别并管控相关风险。 然而,实践中企业识别医保合规风险面临天然障碍:骗保行为多发生于企业监管体系之外,由个别员工私下实施,相关沟通亦不经过公司系统;加之企业并非诊断、处方、取药及医保报销环节的直接参与方,难以及时察觉异常。因此,除了一般的合规政策发布与培训教育,企业更需要从产品特性、医保支付政策、市场策略、合作项目、销售指标设定等前端因素入手,系统性地识别潜在风险点。本文立足于医药企业视角,从医保骗保的底层逻辑出发,构建医保合规风险的全景分析框架。我们将从产品适应症、医保报销政策、企业商业化策略三个维度展开剖析,梳理各环节的风险成因与表现形式,并结合实务经验提出风险排查要点与防控建议,以期为医药企业法务及合规团队开展自查与风险评估提供可落地的参考。 一、风险的“基因”:产品适应症维度的客观基础分析 为了控制医保支出,医保部门会为药品设置限定支付范围。由于高值药品价格昂贵,存在患者有用药需求但无法获得医保报销的情况。不法分子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患者为了减轻治疗负担,都可能产生骗保行为。此外,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对于部分药品适应症的解读可能存在模糊地带,进而影响执法口径。因此,无论从风险评估还是潜在抗辩的角度,医药企业都有必要全面搜集产品的境内外说明书、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及细则、相关临床诊疗规范、指南、专家共识、临床试验结果、医学文献以及相应的流行病学统计数据等,对产品适应症进行全面分析。实践中企业可以寻求医学部的支持,或者通过社交媒体、患者群了解患者的真实反馈。下文将梳理从产品适应症切入的主要分析维度。 (一)适应症获批及纳入医保的维度 药品研发周期通常较长且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从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目录往往会经历较为漫长的过程,后续扩展适应症也会重复同样的过程。在适应症扩展过程中,首先可能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小部分的超说明书用药行为,只有经过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性有效性之后才可以获得药监局的批准上市,而能否纳入医保目录,则需要进一步考虑其药物经济学价值。因此从产生临床需求到获批上市,再到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可能成为发生骗保的“诱因”,尤其是当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该部分无法报销的患者数量较大时,企业更需要引起警惕。上述流程如下表所示: 区别 超说明书用药 适应症获批 适应症进医保 决定主体 医疗机构 国家药监局 国家医保局 考虑维度 尚无有效或者更好治疗手段,取得患者明确知情同意,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品用法 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靠性 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参保人承受能力相适应 结合产品的作用机制和研发策略,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时间差产生的深层原因: 跨病种作用机制: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一个药物靶点可能对应多个病种。例如同一个靶点常见于乳腺癌、肺癌、胃癌等多个癌种;同一机制的药品可以广泛调控同一个疾病通路,可能适用于该通路下多种疾病。在药品研发过程中,企业通常先申报其中的一个发病率高的适应症(获取更大的市场)或者罕见病适应症(享受优先审评审批政策,并且可以在同靶点市场较为饱和时进行差异化竞争),再逐步扩展适应症。 同病种后线到前线: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抗肿瘤药物基于后线研究数据开展前线适应症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中提及,传统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通常遵循从“后线治疗向前线治疗逐步推进”的研发路径。这一模式来源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的研发逻辑——在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尚未明确时优先纳入既往治疗失败、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后线患者,既体现了以患者获益为核心的基本考量,也利于逐步构建药物获益-风险证据链。因此,企业通常选择先在经过多线治疗失败后无药可用的末线患者中证明疗效和安全性,随后逐步向二线、一线、术后辅助、术前新辅助扩展适应症。 同病种扩大人群范围:部分药品在研发过程中,通常会优先选择干扰因素较少、安全性风险更可控、医学背景更单纯的患者人群进行临床验证,在获得充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后,再逐步向更复杂或更特殊的人群拓展适应症。例如,从成人银屑病向儿童银屑病扩展,或从治疗绝经后乳腺癌向治疗绝经前乳腺癌扩展。 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以及医保谈判准入改革的推进,药品获批以及纳入医保的速度越来越快,上述风险也在逐渐减小。据公开数据,在2014-2016年和2017-2021年,与进口药在境外首个获批时间相比,在我国批准的进口新药的中位滞后时间从7.2年缩短到5.0年。[2]2025年以来,部分跨国药企产品实现全球同步开发甚至“中国首发”,新药中外上市“同频”趋势渐显。[3]根据国家医保局2024年7月发布的数据,新药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目录的时间,从原来的5年多缩短到现在的1年多,80%的创新药在上市后两年内进入医保药品目录。[4] (二)适应症认定标准的维度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复杂性,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适应症仍可能存在认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进而引发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或医保诈骗的潜在风险,这需要监管部门和医学专业人士的进一步解读判断。实践中,部分地区医保部门可能会进行细化规定,但相关规定通常不会公开,且医学文献、指南、专家共识中的标准,不同地区、医院之间的判断标准可能松紧不一、难以统一,已有标准也并不一定完全贴合患者实际用药需求。常见的医保适应症范围的认定难点如: 与疾病程度相关:部分药品限“轻度”“中度”“重度”使用,而临床实践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 与用药时机相关:例如“限出血时使用”,通常被解读为开具药品时患者正在出血,但也可能被解读为允许提前开具药品用于在患者出血时使用。再比如“限择期行手术”,随后患者因故未实施手术,是否还符合该条件,可能存在不同理解。 与检测方法相关:部分药品限定具体的基因突变或者检测结果,但未明确具体的方法,实践中可能存在多种检测方法以及判定检测结果的标准,也可能存在组织、血浆等不同的样本。 与用药线数相关:部分药品限定一线二线用药或者初始治疗,实践中对于因疾病进展换药、因不耐受换药是否认定为线数增加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已经在不同地区的司法判决中有所体现。 与用法用量相关:例如,用药剂量存在较大的浮动空间(例如根据患者可能出现的血液学毒性等情形,最低给药剂量和最高给药剂量之间存在数倍差异)、说明书中没有明确的用药时长限制(例如“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无法耐受的毒性”)、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及地方医保政策并未对用量作出具体限制(如仅规定年报销上限)等。因此,实际上开药量主要取决于医生处方,也可能为超量购药提供潜在空间。 共病特殊情形:部分疾病存在共病情形,即患者同时患有药品的A适应症(纳入医保)和B适应症(未纳入医保),两个适应症认定标准、用法用量存在差异,此时会存在更加复杂的情形:例如按照A适应症报销,按照B适应症用量,是否属于超量用药?主要患B适应症,是否符合A适应症存在争议,按照A适应症报销是否构成超范围使用? 联合用药情形:联合用药过程中可能存在与说明书或医保支付范围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实际联合用药方案比说明书适应症或医保支付范围中的用药方案多一种药、少一种药或换一种药等情况。 对于医保报销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的情形,按照一般法理,行政执法及司法裁判时通常应当采用“存疑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不宜简单认定为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或骗保。国家医保局对此采取“充分尊重医生的临床诊疗自主权”的态度。实践中,医保部门在存在争议空间时,会充分听取医疗机构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具体而言,国家医保局于2022年3月发布,于2023年5月发布《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框架体系(1.0版)》,明确对于药品合理使用类[5]问题,在智能审核的基础上,医保部门需要充分听取医药机构申诉意见后确定是否支付[6]。其后,国家医保局进一步发布了八批智能监管“两库”的具体规则和知识点,并相应出版了《医疗保障基金智能监管规则库、知识库(2025年版)》,涵盖智能监管规则88类,知识点24.7万条。 2026年4月17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药服务管理司关于医保目录内部分药品支付范围论证结果的函》,进一步强调了对医生临床诊疗自主权的尊重,明确“医保支付范围界定的是医保基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支付,不是限制医师临床用药”,并且,对于地方医保部门及医疗机构反映的对医保目录内部分药品支付限定条件的理解不一致、执行尺度存在差异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例如针对特定药品支付范围中“二线治疗”及“中度至重度”如何认定。同时,对于联合用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与说明书或医保支付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国家医保局指出,由于临床情况的复杂性,不同药品、不同疾病之间差别很大,无法对所有情况均做出统一规定,后续将针对具体情况组织专家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形成统一意见后指导各地执行。 二、风险的“空间”:医保报销政策维度的外部环境分析 高值药品的医保报销往往较为复杂,并且有特殊的流程。医保政策可能对医保风险的分布以及主要的行为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代购类和伪造材料类),并且,医保政策的监管薄弱环节可能导致骗保行为有隙可乘。因此,企业在进行某一区域的医保合规风险评估时需要重点关注当地的医保报销政策。由于各地医保政策差异较大,并且更新较为频繁,在实务中通常需要仔细检索当地医保局、医院的官方信息,有时也可以借鉴社交媒体上患者的分享。此外,企业的政府事务等部门也可能会搜集此类信息。 需要提示的是,尽管严格的医保报销流程可以避免造假,但过于严苛的报销流程又有可能导致部分患者的合理需求无法满足。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地探索和优化,大部分的漏洞或不合理的政策都已经得到了修补,故关注医保政策更多是对于既往案件风险的评估。下文将具体介绍医保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以及常见的情形。 (一)门特政策 为便利患者在门诊享受与住院相当的高报销比例,各地普遍将高值药品的门诊报销纳入特殊的目录(简称“门特政策”,各地表述和要求不一,如高值药品认定、特殊药品使用备案、门诊慢特病资格认定、单行支付药品认定),患者需要额外完成申请/备案流程方可报销[7]。一般由医生根据相关材料签字确认、提交申请,并由医保办进行审核,需要提供病情诊断证明书、病史资料、影像报告、病理报告、基因检测报告等完整的医学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的情况可以反映不同的风险类型,例如院内系统出具的证明材料(如影像报告、病理报告等)只有在医生协助下才可能被篡改或冒名使用,例如此前轰动全国的无锡某医院编造影像检查案[8];而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证明材料可能在流转过程中被检测公司、医药企业工作人员或患者篡改。此外,不同类型的医学文书的篡改难度存在差异,复杂的涉及影像的文书伪造难度更大,而内容简单的文书(例如以阴阳性或者数值为结果)的文书则更容易篡改。 (二)双通道政策和“三定/五定政策” 根据2021年5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的,高值药品大部分实行“双通道”供应,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患者需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然而由于各地发展情况差异,谈判药品的采购和使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9]例如,部分地区医院可能因药占比、内部考核、药品品种数量限制以及药事会周期等原因,导致高值药品进院情况存在差异(例如临时采购、正式进院、正式进院但存在限额等)。再如,对于注射类的药品,不同医院的注射要求可能也存在差异(例如要求住院注射或有日间输注中心,是否接受外配药品等差异)。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当地患者的实际诊疗购药路径,从而影响医保风险的分布。 在门特申请/备案过程中,部分地区会限定患者就医报销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定点责任医师等,通常称为“三定/五定政策”,一般指需要固定由某位定点医疗机构责任医师开具药品处方,且在固定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购药报销。一般在一个治疗评估周期内均延续该等要求,一个治疗评估周期届满后由责任医师重新评估是否继续治疗/更换药物(各地对于重新评估周期、变更难度、定点机构数量要求存在差异)。 “三定/五定政策”严格限定了患者购药报销的医疗机构/药店,在保障参保患者用药和医保基金安全的同时,也会导致患者购药流程拉长、购药灵活性降低。[10]实践中,由于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责任医师的数量较为固定和有限,可能会导致患者客观上存在购药困难(如患者因更换住所导致购药不便、县域患者周边医院未被列入定点医院等),患者可能将医保卡交由医药代表保管并开药后邮寄给患者,可能诱发冒名超量购药的情况。 (三)药品外配处方政策 双通道政策下,还会产生外配处方流转、零售药店购药审核等问题。据观察,各地对于处方形式(电子流转、机打纸质、手写纸质)、是否盖章、是否可以扫码验证等要求不一,实践中存在医药代表可以获取空白纸质处方、参与填写纸质处方等情况,可能滋生骗保风险。例如,医药代表可以通过药店/医生/患者的配合,用伪造的虚假处方开具药品,或者利用药品用法用量不固定等因素伪造处方超量购买药品用于转卖。2024年10月,央视报道了哈尔滨市4家药店存在大规模伪造特药处方等情况,涉及上万张手写假处方,总计金额过亿元。其中部分虚假处方为医药代表提供。[11] 2024年10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提及要加大对纸质处方的查处力度,做到“纸质处方使用量大的必查,单个处方开药剂量大的必查”。近年公开的多个药企员工涉案的案件均与伪造处方相关,因此企业有必要了解当地外配处方落地情况。实践中,企业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对开展的创新支付项目材料进行审计来间接判断某区域的处方风险。 (四)长处方政策 2021年,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明确对于符合条件[12]的慢性病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处方量在4周-12周[13]。长处方政策在方便慢性病患者的同时,也因其“长周期、高金额”的特点,可能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产生超量购药等情形。企业可以了解当地长处方政策执行情况。 (五)医保报销比例差异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医保用量等原因,各地医保报销的起付线、报销上限、报销比例存在差异,同一地区的职工、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也存在差异,产生了潜在的“套利”空间,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企业可以特别关注报销比例较高或较低的区域。此外异地报销政策、药品代购政策也是常关注的点。 结语 除产品适应症和医保报销政策两个维度外,实践中,企业在商业化执行过程中的管理动作也需要引起关注。这些管理动作通常在商业上是中性的,例如销售指标与奖金设置、市场策略制定、合作项目开展等。但是,在特定语境下,这些行为可能被解读为骗保的教唆授意行为。例如,不合理的销量指标与奖金模式(如设置过高的、难以达成的销量指标,或单纯将绩效奖金与销量挂钩)可能被认定为是医药代表实施骗保行为的诱因。因此,企业在风险评估时,有必要与市场部、销售部、医学部等部门共同审视企业的商业化策略中是否存在可能被误解,或者执行中可能变形的风险点。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其的监管力度之强、覆盖之广、追责之严,标志着监管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高压新阶段。对于医药企业而言,医保合规不再是法务或合规部门的“孤岛作业”,而应成为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融合医学、市场、销售、准入等多职能的系统性工程。本文系统梳理了医保合规风险的“全景图”,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在源头上,建议企业审视产品特性与医保限定之间的“缝隙”,预判可能的解读偏差;在流程上,建议企业深入理解各地医保政策的执行细节,关注门特、双通道、外配处方等环节的监管薄弱点;在执行中,建议企业审慎制定市场策略与销售指标,确保商业目标与合规边界清晰分离,避免“策略变形”引发法律风险。另外,如有员工涉及到骗保案件中,建议企业及时开展内部风险评估、合规访谈、数据回溯与政府沟通,必要时引入专业法律支持,做到早识别、早处置、早隔离风险。 医保合规,不是限制企业发展的枷锁,而是保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当骗保的“捷径”被一一堵死,唯有真正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企业,才能在合规的窄门中,走出一条长远而宽广的道路。 (实习生向维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 2024年4月2日,国家医保局、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2024年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包括虚假诊疗、虚假购药、倒卖医保药品等欺诈骗保违法犯罪行为,并将聚焦骨科、血透、心内、检查、检验、康复理疗等重点领域。2025年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新增了肿瘤、麻醉、重症医学3个重点领域。 [2] Su, L., Liu, S., Li, G. et al.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Drug Approvals in China, 2011–2021. Ther Innov Regul Sci 57, 343–351 (2023). 转引自DIA资讯公众号:《十年之路—从2011到2021,我国新药审评审批的趋势分析》,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bPuXhumL7w3iTJCiB_69CQ。 [3] 参见《从治疗领域、创新质量、获批时差看2025中美上市新药格局变化》,载医药经济报公众号,2026年3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YwfJFH5uTQOcKgJ9Hmv2qQ?from=industrynews&color_scheme=light。 [4] 参见《医保目录多久“扩”一次?——医保药品目录“极简史”(三)》, 载国家医保局官方公众号,2024年7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pWYBOtyoZ-ahGh4FZJUv4g。 [5] 指依据疾病诊疗规范等,对医保药品临床使用合理性进行判定。 [6] 参见《<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框架体系(1.0版)>政策解读》,载国家医保局官网,2023年5月15日,https://www.nhsa.gov.cn/art/2023/5/15/art_105_10612.html [7] 中国医疗保障:《受益者变为“套利者”,惠民政策不应成为“唐僧肉”》,载中国医疗保障公众号,2025年11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QwIwBBYDJgoaVc7nnF0vTg [8] 参见《关于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飞行检查情况的通报》,载国家医保局官网,2024年10月8日,https://www.nhsa.gov.cn/art/2024/10/8/art_14_14102.html [9] 申远等:《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国家谈判药品采购使用现状:基于13个地区的实证数据分析》,载《中国卫生资源》2022年第3期。 [10]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工作委员会(RDPAC):《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现状和地方实践经验研究报告》,2024年1月,第2页。 [11] 参见《新闻1+1丨欺诈骗保,药店、医药代表动了什么“歪心思”?》,载央视网,2024年10月15日,https://news.cctv.com/2024/10/15/ARTIhnZrPZMu6N5DCxp1XCjW241015.shtml。 [12] 《长期处方管理规范》第二条:“长期处方适用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病情控制平稳、需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13] 《长期处方管理规范》第十一条:“根据患者诊疗需要,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内;根据慢性病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