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目  录 一、引言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四、结语 一、引言 在受贿案件中，合作投资型受贿是隐蔽性较强的犯罪类型之一，行为人假借合法商事投资外衣掩盖权钱交易本质，导致刑民法律边界模糊，司法认定尺度不一。但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也时常出现将公职人员的正常投资收益错误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情形，同类案件裁判结果的分歧，根源在于司法机关未能准确厘清民商事行为核心底层逻辑与通过权力谋取对价的界限。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法发〔2007〕22 号，下称《2007年受贿意见》），将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作为此类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办案机关机械解读条文，唯身份定罪、片面客观归罪的误区，即仅因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且获取投资收益，便径直推定受贿犯罪成立，但该裁判思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实质正义理念，混淆了刑事受贿、公职人员违纪行为与正常市场交易的法律边界。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刑事辩护视角，结合 G省L市公安机关负责人X某参与酒店投资分红典型案例，对照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四类认定情形，辨析真实民商事投资与变相权钱交易的本质差异，梳理垫资投资、实际经营、未利用职权谋利等关键出罪要件，归纳此类案件的辩护思路与突破路径，为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提供务实参考。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一）裁判规范依据及官方理解与适用梳理 1.裁判规范依据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专门针对以开办公司、项目合作等合作投资名义实施的受贿行为作出明确规制，划定了两类典型受贿情形，即“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该条文正式确立了此类案件以“实际出资、参与经营”为核心的基础审查要素，成为准确认定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核心法律依据。 2.新司法解释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其中第十四条专门细化了受贿罪核心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标准，条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相较于新规出台前的裁判标准，此前《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3〕167号，下称《纪要》）已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基础性界定：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由此可见，《纪要》对职务便利的认定，整体限定于本人直接职权范围，严格框定在明确的上下级隶属与制约关系的框架之内；而《解释（二）》第十四条通过实质扩张解释，打破了仅限主管分管及仅限直接上下级的形式，拓宽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认定边界。规则迭代后，司法机关对职务关联性的认定标准变得更为宽松，也对刑事辩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辩护人视角，工作中想要切断指控的职权关联，否定职务谋利的因果关系，必须要有更加精细、严谨的论证逻辑。结合相应规则与真实案例，笔者认为，针对相关案件的辩护核心，应围绕“行为人与被利用的第一层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展开论证，具体如下： 其一，区分私人关系与职务行为，否定公权力侵害性。当某领导向下属打招呼协调请托事项时，若请托事项的最终实现完全依托下属的亲属、朋友等私人社会关系，与下属的法定职务、职权行为无任何关联，即可据此论证行为人并未利用公共权力，未侵害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不符合受贿罪的客体构成要件。 其二，精准界定法条适用主体，区分监管关系与职务隶属制约关系。《解释（二）》所规定的隶属、制约关系，适用主体仅限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实践中常出现的行政机关对普通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关系，如公安局局长对酒店老板的监管关系，并非法条规定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酒店老板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在法条规制主体范围内，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 其三，法条的核心要义并非绝对化。如“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据此，笔者认为辩护中可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三定”方案、岗位权责清单等官方依据，反证部分同系统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仅为日常工作往来形成的松散联系，而非刑事法律意义上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从而排除利用职务便利的适用可能。 其四，区分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对于已离职的领导干部，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向在职的领导干部打招呼收受钱款的情形，按照的规定，可以利用影响力受贿定罪，量刑相对受贿罪较轻。 （二）司法适用核心争议、权威回应与类型化认定规则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在适用中长期存在两大核心争议：其一，条文所称“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其规制范围是否仅局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能否涵盖合伙企业等其他商事主体？其二，依据（下称）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基本权利，出资是股东享有投资收益的法定前提。在已然确立“有出资即有收益权”的核心商事逻辑下，《2007年受贿意见》额外将“未参与经营管理”作为受贿认定的辅助要件，是否属于规则冗余，与商事基本法理存在适用冲突？ 针对上述实务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15期，下称《理解与适用》）作出回应，明确《2007年受贿意见》与的规范逻辑并无冲突。“不参与经营管理”并非独立的定罪标准，而是辅助司法机关判断投资真伪、甄别是否存在名义虚假投资的关键要素，以此可有效筛查挂名持股、空手套利的变相受贿行为。同时，特定情形下的经营管理劳务付出，可作为实质出资的补充佐证形式。由此可见，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核心，始终是区分真实商事投资与名义虚假投资，全部审查要素均围绕该核心展开，因此，司法实践不得脱离行为实质，机械孤立地套用条文定罪。 以“是否真实出资”为根本标尺，结合司法解释规则与官方解读，可将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行为划分为四类情形，差异化界定罪与非罪、合法投资与违纪经商、刑事受贿的边界，精准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 第一，真实出资+实际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完全合法的商事投资行为，行为人实际出资、深度参与项目经营管理、自负盈亏、自担商业风险，完全符合正常市场投资规则，分红为合法投资收益，行为与受贿无关，不具有任何刑事违法性。 第二，无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典型的合作投资型受贿，行为人无任何实质出资与经营劳务投入，仅依托自身公职身份获取项目分红，权钱交易本质清晰明确，认定受贿并无争议。同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全部分红、利润款项，是以投资为名实施的变相非法获取，相关分红金额全部计入受贿犯罪数额。 第三，有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在理论与实务中均存有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出资真实、股权权属清晰、按投资比例分红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即便未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本质仍属于合法商事投资，仅可评价为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但亦有观点认为，判断核心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出资，而在于收益是否匹配市场规律、是否依托职权形成不当利益。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经营、业务开展提供关键帮助，使其获得脱离正常市场回报率的收益、实现无风险套利，就应当穿透投资外观，认定为以合法投资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受贿行为。 第四，无出资+有经营管理。该情形是四类投资模式中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实务争议最为突出的类型，核心争议在于，单纯的经营管理劳务投入能否视同合法出资进而取得股东分红资格，这种情形无法简单归入受贿犯罪或笼统评价为违规经商行为，需结合商事法律规则与个案专门细化研判。 综上，四类情形的司法裁判逻辑，始终锚定“是否真实出资”这一核心标准，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仅为辅助印证投资真伪的配套考量因素。司法认定理应回归商事投资的本质逻辑，摒弃唯公职身份推定、片面客观归罪的机械裁判思路。就此，司法实务裁判口径与官方评析亦印证该区分规则——在曹某某受贿案二审作出生效裁判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栏目组织纪检、检察、审判三方人员开展联合评析：行为人实际出资入股民营医疗机构，按持股比例取得分红、同步承担项目经营亏损，对应分红收益系市场化投资回报，仅作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评价，不纳入受贿犯罪，唯有超出股权比例无正当理由获取的超额收益，才可认定为受贿数额（详见：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605/t20260527_492577_m.html）。 （三）无出资有经营管理情形的法律边界与分层甄别规则 无出资仅以经营管理参与合作投资的裁判尺度分歧，根源在于不同商事主体对劳务出资的法律规制存在本质差异，而民商事法律的差异化规则，直接影响刑事层面罪与非罪、罪与违纪的边界认定。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第六十四条又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据此可明确差异化裁判规则：若双方合作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行为人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企业，即便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其劳务付出亦不能视作合法出资，仅可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务报酬，无权依据经营行为取得股东分红；只有在合伙企业中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作经营时，经营管理行为才具备劳务出资的法律基础，据此分取利润具有商事合法性，可作为阻却受贿认定的重要依据。 回归司法认定层面，对无出资但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既不能一概推定为受贿犯罪，也不能简单归入违规经商的违纪范畴，实务中应当分层递进、审慎甄别：第一，先行界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劳务出资的法定边界，结合前述的规制差异，从法律层面厘清案涉经营劳务能否作为合法出资，进而享有股东分红资格。第二，甄别经营行为的真实属性，判断行为人投入的经营管理是纯粹独立的商事劳务付出，还是假借经营之名实则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协调关系、提供特殊关照、输送隐性利益。第三，匹配收益合理性与职权关联度，结合收益数额与劳务价值是否相当、行为人职权与投资项目是否存在实质制约关联综合评判。若所获报酬明显超出正常经营活动的报酬，且投资方依附行为人职权谋求利益，超额部分依法认定为受贿数额。 经上述层级审查规则研判，若案涉经营行为缺乏合法出资基础、收益明显超额且收益获取依附于公职对价，可穿透认定为变相受贿；若仅为无出资的劳务参与行为，且不存在职权谋利、权钱交易，便不成立刑事犯罪，依规按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作出违纪评价。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一）基本案情梳理 以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例做深入剖析。被告人X某系某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其以妻子H某名义投资入股某酒店，同时长期深度参与经营并分红。在案涉酒店项目启动前，X某与其他投资人L某、Z某系多年同窗好友，三方已长期维系私人情谊往来，不存在职务依托关系。经几方事前评估，案涉酒店项目具备良好市场盈利前景。之后，X某向另一位投资人Y某提供该酒店招租信息并因此受邀参与投资，四方最终商定：酒店总投资200万元，Y某出资100万元占股50%，L某、Z某各投资50万元，各占股16%。与此同时，L某、Z某基于长期私交及商业合作契机，向经济拮据的X某分别出借18万元，也即X某名义上投资36万元，占股18%，三方口头约定以酒店分红优先抵偿X某的借款。在酒店装修启动后，X某投入6万余元基础建设费用，后续经营中，X某已按约定清偿了全部借款，并在5年后的二次装修过程中又投入10万元。同时，在该酒店长达12年的运行过程中，X某以股东身份持续、深度参与经营管理工作，至案发止，X某共计获得分红款480余万元，该金额被调查机关认定为受贿款。 （二）个案核心争议辨析 本案的核心焦点，集中在X某的行为是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还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而按照前述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该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有两点：X某有无真实投资，是否实质性参与经营管理？ 就第一个问题，进而言之，X某接受其他投资人的借款，也即借款投资是否属于自身真实投资？笔者认为，垫资是外在形式，关键应看资金是否需要返还，是否属于职务对价。针对该问题，前述《理解与适用》专门作出审慎阐释，明确因该类情形争议较大且牵涉民刑交叉与商事外观判断，司法解释未予以一刀切式规定，而是以是否属于真实投资为唯一核心标尺，结合个案实质审慎认定，释放出审慎入罪、实质评判、杜绝机械归罪的裁判导向。据此，站在所谓“行贿人”视角，垫资行为并非当然等同于行贿，关键在于区分是否存在真实投资基础与权力对价。 实践中大量权钱交易均是以该模式伪装成合法投资，如请托人为谋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主动为公职人员垫付入股资金并完成工商登记，由公职人员挂名持股、参与经营，且无需归还垫资款项，后续还可基于持股获取高额分红。该类情形中，一般裁判逻辑认为，请托人无偿提供的垫资款项，本质是假借投资名义输送的贿赂，应当全额计入受贿犯罪数额；而公职人员后续获取的分红利润，属于受贿犯罪的孳息收益，需依法追缴，但不计入受贿数额。 回到本案。结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确立的七大审查标准，即借款事由、资金流向、双方关系、谋利请托、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欠款成因，可对垫资行为性质精准界分：基于亲友情谊、商业合作互换、无职权谋利意图、存在实际还款行为的垫资，属于合法民事投资范畴；对于无合理商事事由、无偿特殊垫资、依托公职身份对价的利益输送，可评价为受贿犯罪。本案L某、Z某的出借行为具备完整合法基础，二人与X某系多年私人挚友，借款动因源于X某为其引荐优质商业项目的利益互换和项目未来盈利预期，而非基于X某的公职身份与职务便利。案涉借贷约定内容清晰明确，分红还款流程完整，资金流水可查，出借人与酒店项目无其他利益勾兑，该资金往来模式符合民间借贷的商事外观与交易逻辑，在无权力对价支撑的前提下，不具备行受贿的刑事评价基础。具体而言： 1.出资层面：出资真实足额，无虚假垫资、无权力对价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典型特征体现为“零出资、纯受益、无风险”，或是依托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人无偿垫资、无需还款、变相输送利益，实务中具体表现为旱涝保收、超额获利、名实不符、无风险套利四类受贿模式。反观本案，X某的全部投资行为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出资与权力对价问题。其一，初始投资源于合法民间借贷。案涉初始投资款项来源于L某、Z某出借，资金基础是多年同窗情谊与商业引荐的利益互换，与X某的公职身份、职务职权无任何关联。双方借款、分红还贷的约定符合民间亲友借贷惯例，且有银行流水、当事人陈述、庭审证言相互印证，出借人庭审中亦明确X某为真实出资人，足以佐证该笔借贷及对应出资行为的合法性。其二，装修现金投入构成有效出资投入。酒店装修期间，X某以个人现金支付水泥采购、集成吊顶等工程开支6万余元，有无利害关系证人佐证该事实，而调查机关以财务台账无记录、无法核实是否报销为由不予认可，该认定方式在证据审查层面存在一定瑕疵：一方面，要求被告人自证“未报销”的消极事实，违背被告人无需自证无罪的基本刑法原则；另一方面，调查未穷尽核查手段、未依职权核实完整财务凭证，事实认定不尽审慎。其三，二次增资行为真实有效。原审仅以单方陈述为由否定增资事实，但全案书证、资金流水、证人证言可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同时，酒店二次装修采取边营业、边施工的行业常规模式，增资方案与出资份额经全体股东共同商议确定，X某增资款由亲属H某代为转账至法人账户再统一归入酒店财务，对应的转账流水、代付记录、分红台账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增资行为真实合法。 2.经营层面：实质参与经营，排除挂名持股、空股获利情形 刑法层面“参与经营管理”的认定，不以行为人每日驻店值守、一线实操为必要条件，核心判断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独立行使股东商事权利、付出商事劳务、承担经营风险，以此区分真实投资与挂名虚假投资。本案中，X某全程深度参与酒店经营管理，并非形式化的名义挂名持股情形：一是掌握核心经营决策权。酒店股东微信群记录证实，X某独立主导酒店锅炉大修、消防整改、淡季运营策略、房价调控、设备更新、股东重大议事等核心经营事项，独立行使股东决策职权。二是享有人事与财务审批权限。酒店经理、会计定期向其汇报经营数据、采购价格、费用明细，员工招录、日常审批、大额物资采购、房租水电支出等关键事项，均需经其审核同意，X某具备完整的经营管控权限。三是负责常态化运营统筹。X某长期跟进酒店房态管理、销售调度、现场项目整改，统筹节假日运营与团队管理，持续投入无法量化的大量精力与劳务付出，属于典型的实质参与经营模式。 3. 职权层面：无职务便利、无谋利行为、无权力对价关联 权钱交易是受贿犯罪的本质核心，无职权关联、无谋利行为、无利益输送，则无受贿成立基础。本案中，X某的职权与投资收益相互并无关联。首先，X某虽曾任职酒店属地辖区派出所教导员，但其任职时间较短，在酒店本身完全是合法经营的前提下，X某没有可以对酒店实施消防验收、市场监管、环保等事项的职权和条件，无依托职权谋利的职务基础。其次，履职周期与经营周期完全错位。案涉酒店于2010年开业，X某于2010年下半年即调离对应辖区派出所岗位，酒店后续十余年经营、分红的核心周期内，其已无一线监管职权，不存在依托职务影响力持续牟利的客观基础。最后，本案无任何不正当利益输送。酒店全程证照齐全、合规经营，常态化接受行业监管，不存在免罚、减罚、放宽监管、特殊关照等情形。X某与相关单位仅存在正常人际交往，无利益勾兑、无财物输送、无职权滥用，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4.收益层面：比例合规、风险共担、符合商事惯例 受贿型虚假投资的核心特征是旱涝保收、超额获利、风险转嫁、脱离市场规律，而本案投资收益完全契合正常商事投资逻辑，与受贿存在本质区别：其一，分红比例合规公允。X某分红数额严格对应自身股权出资比例，无任何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情形，十余年持续分红属于长期稳健经营的正常市场回报，并非短时集中利益输送。其二，全程共担经营风险。酒店经营存续期间，长期存在淡季亏损、设备损耗、整改投入、市场波动等常态化商业风险，X某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经营损益，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情形。其三，经营模式符合行业惯例。本案其余股东亦以宏观决策、财务审核、经营统筹为主要参与方式。公诉机关指控对商事经营外观机械、形式化的评价，违背实质审查原则。同时，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书证证明力优于主观否定性证言，足以佐证经营参与行为的真实性。 （三）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体系化辩护路径构建 结合本案辩护实践与同类案件裁判规则，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破除公职身份有罪推定，回归商事投资本质，切断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纠正司法实践中“身份+收益=受贿”的机械裁判误区。围绕真实出资、真实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核心要素，可归纳出同类案件可复制、可落地的体系化辩护路径。 1.破除主观归罪：否定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 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是受贿罪成立的核心要件之一，无权力变现故意则无受贿犯罪。司法实践中，不能仅凭公职人员存在投资获利即推定存在受贿故意，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辩护过程中，可通过投资缘起、合作合意、资金往来、股东沟通记录等完整证据链条，来论证行为人投资初衷是追求正常商业市场收益，而非利用公职身份变现牟利。本案中，酒店项目具备优越区位条件与盈利前景，投资合作基础源于长期私人情谊与平等商业机遇，各方事前、事中均无达成利益输送的合意，可以证实行为人不具备受贿的主观故意。 2.夯实出罪基础：举证证实出资真实、合法、足额 真实出资是阻断受贿认定的首要核心要件，是区分合法商事投资与变相受贿的第一道屏障。针对控方虚假出资、垫资行贿的指控，可从三个维度系统抗辩：一是佐证资金来源合法，依托银行流水、还款记录、转账凭证，完整还原“借款出资—分红还贷”的资金闭环，清晰区分民事借贷与受贿型无偿垫资；二是补强非货币出资证据，以证人证言、装修事实、支出凭证佐证现金垫资、劳务投入等有效出资形式，丰富真实投资的证据体系；三是匹配股权与收益规则，证实出资额度、股权比例、分红标准等要素均符合商事约定与行业惯例，不存在无偿持股、虚假出资、超额分红等异常情形。同时，结合经济犯罪案件七大借贷审查标准，佐证垫资行为的民事属性，彻底排除权力对价。 3.补强关键要件：证实实质经营、风险共担 辩护工作需紧扣经营决策、人事审批、财务管控三大核心商事职权，依托微信工作记录、股东议事记录、审批凭证、员工汇报记录等客观证据，证实行为人独立付出精力劳务、行使股东专属权利、深度参与企业经营。同时，通过企业淡季亏损、设备整改投入、市场波动风险等事实，证实行为人全程共享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亏损的风险，完全契合真实商事投资的核心特征，区别于挂名持股、零风险获利的受贿模式。 4.精准数据抗辩：论证收益合规、无超额利益输送 收益超额、收益与出资比例严重失衡，是司法认定变相受贿的关键标尺。辩护中，需依托股权约定、分红台账、审计明细、历年收益凭证等书证，精准比对出资比例与分红比例，证实收益分配公平合规、无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针对长期分批小额分红的投资模式，需重点阐释常态化分红是民营企业稳健经营的行业惯例，与受贿犯罪短时、集中、大额的利益输送存在本质区别，以商事惯例佐证收益合理性，对抗利益输送指控。 5.切断核心关联：否定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系 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是受贿成立的根本前提，无职权对价、无因果关联则无受贿基础。辩护可从四方面切断关联：一是无对应监管职权，行为人不具备项目审批、行业监管、行政处罚的相关权限，无职务谋利基础；二是履职周期错位，核心经营与分红阶段已脱离相关履职岗位，无持续职务影响力；三是无具体谋利行为，全程未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特殊关照、协调资源、规避处罚；四是收益源于项目市场红利、团队经营成果与行业优势，与公职身份无任何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6.厘清纪法边界：区分违规经商与刑事受贿 司法实践中，极易混淆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与受贿刑事犯罪，二者的核心界限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与权力对价。事实上，并非所有公职人员基于民间投资获利的行为均属于受贿犯罪，单纯违反廉洁纪律、参与商事经营的行为，仅属于党纪政务规制范畴，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辩护中需坚决摒弃“公职身份+投资收益=受贿”的客观归罪逻辑，坚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厘清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边界，对无职权谋利、无利益输送的真实投资行为，依法否定刑事追责，仅可评价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 四、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应当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本质特征，摒弃机械司法、身份推定、客观归罪的裁判误区。实践中，办案机关易因行为人具备公职身份，过度放大民间投资行为的刑事属性，忽视商事交易的基本规律与市场逻辑，进而将合法商事投资、违规经商的违纪行为不当升格为刑事受贿犯罪。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核心，在于从真实出资、实质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维度夯实证据体系，拆解身份定罪的归罪逻辑，清晰厘清刑民边界、纪法边界、罪与非罪边界。 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司法裁判既要严守反腐败司法底线，依法惩治以合作投资、股权分红为外衣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行为，也要恪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尊重商事交易规律，区分公职人员正常民间投资与刑事受贿的本质差异，杜绝过度追诉与机械入罪。所谓囹圄空虚，方为盛世，唯有兼顾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严守刑事规制边界与尊重市场规则，方能真正实现司法应有的公信力。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提高，旅游出行需求也显著增加，旅游市场中潜藏的各类法律风险与消费陷阱亦随之高发。这份超实用的防坑指南，用大白话讲清所有套路，教你一眼识别、全程防范，安心玩遍全国。 一、细数旅游十大常见陷阱 不合理低价陷阱：市面上“零团费”“99元一日游”等超低价旅游产品，实际通过诱导或强制购物来获利。 低价门票套路：部分景区利用极低门票吸引游客，实际不含核心景点，仅为入园基础门票，进入景区还需购买“小交通”“小景区”门票等。 虚假宣传与合同陷阱：部分无证机构违规经营旅游业务；商家宣传的“五星酒店”“纯玩无购物”与实际体验严重不符；销售人员口头承诺不兑现，合同隐藏霸王条款、模糊条款。 景区购物陷阱：景区餐饮价格模糊、海鲜临时抬价；商家以“交朋友、成本甩卖”为噱头推销玉器；中药材按克计费，极易产生宰客问题；“赌石”大多人为操控，风险极高。 地域性陷阱：在宗教场所、少数民族地区聚居景区，存在“假道士”“假僧人”假借祈福名义，诱导游客算命、烧高香、购买高价“开光产品”问题；当地特色银饰、牦牛肉等特产可能存在以次充好、价格虚高的问题。 线下“黑”服务：景区及车站周边部分黑车私自揽客、绕路宰客；景区私人“免费拍照”诱导性服务；封闭式专属购物点，通过环境限制、话术施压，强迫游客消费。 线上新型诈骗：网络平台私人伴游无资质、无合同、无保障；“野游”穿越无人区、未开放区域兼具违法性及极高风险性；各类虚假票务退改链接，专门骗取游客资金。 健康名义陷阱：部分低价旅行团会在行程中安排“免费体检”“健康讲座”“名医诊断”等活动，利用游客对健康的关注及疾病的担忧，推销三无特效药、保健品。 道德绑架与情感攻势：导游在行程前期提供热情服务获取游客好感，抵达购物点位后，通过诉苦、卖惨进行情感营销，利用游客同情心、从众心理，将商业消费转化为情感义务，在群体压力中被动消费。 金融与投资陷阱：部分机构以“充值返利”“会员分红”“投资旅游项目”等邀请游客参加“考察游”，用免费旅游吸引游客，属于典型庞氏骗局，用后投资者的资金兑付前投资者收益，一旦资金链断裂，组织者便携款跑路。 二、全程防范：从出发到返程，步步不踩坑 （一）行前把关，筑牢安全底线 查资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官方平台，仔细查验旅行社营业执照与业务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且在有效期内，坚决拒绝没有资质的“黑社”。签合同，与旅行社签署文旅部最新版《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至关重要。合同中必须详细明确行程安排、住宿餐饮标准、交通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口头承诺全落实到纸面，不签空白合同。买保险，建议出行前主动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覆盖旅途意外风险。妥善保管好电子保单及缴费凭证，以备维权使用。 （二）规范选择跟团游 1.摒弃贪便宜心理，远离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团。 2.短视频、直播宣传承诺录屏留存，签合同逐字核对，拒绝模糊条款。 3.谨慎进入封闭式购物点，不被导游精神施压，不听道德绑架，消费必拿正规发票。 （三）景区消费四不原则 1.不买高价玉器：别信“成本价”“交朋友”话术，不熟悉的贵重物品一概不买； 2.不踩中药宰客陷阱：先问清计价单位，坚持先称重、后加工、再付款，不信“神医”推销的高价药材； 3.不参与赌石：景区赌石大多是人为操控骗局，直接拒绝； 4.对宗教信仰和地域民俗保持敬畏，不轻信不参与。 （四）警惕线上新型骗局 1.不找无资质私人伴游，无合同、无保障，风险极高； 2.不跟风尝试穿越未开放区域、景区逃票等行为，违法又危险； 3.拒绝车站、景区门口的黑车揽客，不参与免费拍照等诱导服务； 4.票务退改仅使用官方渠道，不点陌生链接、不转陌生账户。 （五）远离旅游中投资项目 1.提前价格对标，对免费出游项目直接拒绝； 2.除旅行必要费用，不投资、不充值、不交保证金； 3.不转个人微信、支付宝或私人银行账户，所有款项进入旅行社对公账户并做好备注。 三、合法维权：四步维护合法权益 固定证据：第一时间保留所有相关证据，如合同、发票、录音录像、聊天记录等。 协商解决：优先与旅行社或商家进行沟通，明确提出合理诉求。 行政投诉：若协商未果，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旅游投诉，或拨打12315热线处理旅游消费问题。 法律诉讼：若协商未果，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律师建议：旅行出游请保持理性消费心态，摒弃侥幸、贪小便宜心理，全程强化证据留存意识，严守法律底线。最好的维权，永远是提前防范，但不幸遭遇旅游欺诈、强制消费等问题，应寻求多元合法渠道维权，必要时借助司法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摘要 电子竞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承认的体育运动，近年来在商业化、职业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相关赛事规模不断扩大、职业体系也日趋成熟。但与此同时，竞技压力以及商业利益等因素催生了兴奋剂滥用的风险。个别选手试图借助药物提升反应速度、专注力或缓解疲劳从而在电竞比赛中获取优势，其行为对赛事公平性、选手身心健康及行业形象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需要引起重视。当前，我国针对电竞领域的反兴奋剂规制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有效应对相关问题。相较之下，国外多个知名电竞联盟已陆续出台专门的反兴奋剂政策，建立监管与惩戒机制。面对这一现状，我国应立足电竞项目特点与行业发展实际，在确保规则科学性、可行性的前提下，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构建本土化的电竞反兴奋剂体系，维护赛事公平、公正，推动电竞行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电子竞技；反兴奋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IESF）；电竞诚信委员会（ESIC） 一、我国电竞反兴奋剂管制的必要性 国家体育总局及国际奥委会将电子竞技运动定义为：借助高科技软硬件移动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1]。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电子竞技已从小众娱乐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竞技体育项目，形成了独有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相关赛事的商业价值仍在持续攀升。竞技体育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围绕“公平、公正”展开，电子竞技作为智力对抗型运动，对于选手的专注力、反应速度以及决策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些能力可能直接左右比赛结果，而兴奋剂的滥用，会打破这种竞技平衡，从而损害赛事公信力。 从选手个人利益出发，兴奋剂的滥用会对选手身心健康造成潜在危害。电竞选手大多是正在发育或刚刚完成发育的青少年，长期使用兴奋剂会引发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方面损伤。在电子竞技逐渐向奥运会项目靠拢的今天，多个外国电竞体育联赛已针对电竞领域制定了反兴奋剂规则。我国若缺乏完善的管制体系，不仅难以参与国际电竞领域的规则制定，也会影响我国电竞选手的国际参赛资格与行业国际竞争力。因此，构建科学、完善的电子竞技反兴奋剂管制体系，既是维护赛事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电竞选手合法权益、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关于电竞反兴奋剂的立法及司法实践 （一）部门规章与推荐性标准的初步探索 我国现行法规体系中，同时包含“电子竞技”与“兴奋剂”关键词的部门规章为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电子竞技规定》”）。该规章明确，信息中心电子竞技项目部管理电子竞技赛事时，需处理竞赛中的兴奋剂问题[2]。同时，该规章还规定电子竞技赛事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遵守体育竞赛相关国家规定和体育道德，严禁使用兴奋剂、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违者将依规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法律责任[3]。该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为国家体育总局，在电子竞技被认定为体育运动且需要针对兴奋剂处罚的规定时，可以适用我国在体育运动中针对兴奋剂的处罚措施[4][5]。此外，我国于2024年发布《电子竞技场馆运营服务规范》（GB/T44456-2024），其中明确要求电子竞技场馆应当设置兴奋剂检测室[6]。该规范虽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亦能体现我国对电竞领域兴奋剂问题的立法价值取向与监管态度。 目前，我国境内尚未出现电竞领域兴奋剂检测及处罚的公开案例，也未针对电子竞技兴奋剂处罚相关问题开展进一步的专门论证与实践探索。 （二）对其他同质化电竞舞弊行为的规制现状及启示 1. 民事司法裁判对电竞舞弊违约侵权的判定 我国虽然无公开的行政、刑事甚至行业处罚电子竞技中服用兴奋剂的案例，但除兴奋剂滥用外，还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同属电竞领域的违规舞弊行为[7]。在涉电子竞技舞弊的民事案件中，司法裁判观点通常以合同约定为基础，以侵权责任为补充进行判定。法院会严格区分责任主体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若电竞选手存在打假赛、赌赛等舞弊行为，且该行为发生在其与原俱乐部合同存续期间，即便选手后续已完成转会，原俱乐部仍需就其作出的“选手无违约行为”相关合同承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8]。若前述行为导致转入俱乐部订立转会协议的核心目的无法实现，转入方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违约方应全额返还转会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及合理律师费。选手本人实施舞弊行为的，俱乐部可按照内部规定对其作出禁赛等处罚[9]。 此外，股东主张俱乐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疏于管理，导致选手打假赛并进而损害公司利益的，须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管理失职行为与选手舞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董事、高管的其他违规行为，与选手舞弊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应分别认定、单独追责[10]。 2. 电竞舞弊刑事追责路径与相关罪名适用 电子竞技舞弊行为可能涉嫌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在电子竞技中打假赛的行为可能构成受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也可能构成赌博罪。具体情节为电子竞技参与者以营利为目的，长期在赌博网站注册会员，通过充值参与电子竞技类赌博活动，累计参赌流水巨大，其行为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因为参与者存在打假赛并与赌博投注行为形成关联，其本质是通过操控比赛结果影响赌博输赢以谋取非法利益[11]。 3. 行业自行监管及行政处罚缺位的现状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体育竞赛的组织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但目前尚无行政机关针对电子竞技舞弊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公开案例。行政机关对电竞领域的监管处罚，主要集中在赛事组委会或运营公司提供的设备不符合标准[12]、电竞酒店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等方面[13]。针对电竞舞弊行为的处理，目前多由赛事组委会、电竞行业协会对违规选手作出禁赛等惩戒，其规制逻辑仍将电子竞技视为娱乐服务类的商业行为。 电子竞技赛事组委会通常由游戏公司、赛事运营公司、俱乐部联盟及商业合作方组成，属于企业或社会团体，并非行政机关。同理，电竞行业协会亦不属于政府机关，为社会/行业组织。 4. 对潜在电竞兴奋剂物质的药品管制 在《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中，安非他命与哌甲酯作为电竞可能使用的兴奋剂物质，均被列为我国第一类精神药品。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24）》第四条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的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等活动，这是目前国内尚未出现典型电子竞技兴奋剂问题的原因之一。但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电子竞技的进一步商业化，一旦出现不属于国家管制范畴、却可被用作电子竞技兴奋剂的新型物质，相应管制问题将成为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电子竞技中的舞弊行为已受我国民法与刑法的规制，其行为性质与传统体育赛事中使用兴奋剂具有同质性。因此，在电子竞技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理应与电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受到同等的司法评判与行政监管。当前行政层面尚未出现针对电竞舞弊行为的公开处罚案例，这一现状值得反思。若对电竞舞弊行为缺乏有效规制，长期来看可能影响我国电子竞技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整体竞争力，在现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或可参考/借鉴域外相关规定与典型案例。 三、国外电竞兴奋剂规制的立法、行规与司法实践 （一）域外法律与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 2015年，一名《反恐精英：全球攻势》（Counter-Strike: Global Offensive，简称CS:GO）选手承认，在争夺25万美元奖金的赛事中使用阿德拉（即安非他命，一种列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的刺激剂）[14]。此后，电子竞技联盟（Electronic Sports League，ESL，下称“欧洲电竞联盟”）便联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德国反兴奋剂机构，制定了自己的电子竞技领域的反兴奋剂规则。2017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已将电子竞技列为竞技体育项目，电子竞技也由此正式向奥运会项目发起冲击[15]。但遗憾的是，因国际奥委会与沙特奥委会在参赛模式、准入游戏类型及版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于2025年10月30日终止了合作。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会就此重新思考电子竞技在奥运会中的举办方式，电子竞技进入奥运会或许只是时间问题。若电子竞技未来成为奥运会项目，其反兴奋剂问题必将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域外法律对电竞反兴奋剂的兜底条款 （1）服用兴奋剂行为的入罪规定 德国针对精英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设有专门刑事入罪条款，明确禁止运动员无医学正当理由，为在有组织体育竞赛中谋取竞技优势，自行使用或授意他人为自己使用《国际反兴奋剂公约》附件I所列的兴奋剂物质或手段[16]，此类行为最高可处2年监禁或罚金，且犯罪未遂同样构成犯罪，也需追究刑事责任。若向未成年人提供兴奋剂，或向大量人员提供、使用兴奋剂，还将适用加重处罚情节。尽管目前德国刑法尚未将电子竞技正式纳入“体育项目”范畴，未实现二者法律层面的等同认定，但电竞反兴奋剂相关实践由德国反兴奋剂机构率先发起，足以说明德国早已察觉并正视电竞领域的兴奋剂问题。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未来德国或将电竞领域的兴奋剂使用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2）与中国类似的药品兜底管制规定 美国对电竞兴奋剂的规制主要基于联邦药品监管。安非他明类药物被美国缉毒局列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芬太尼同属一类[17]，基于该分类，所有美国职业体育联盟均禁止选手使用此类药物，电竞联盟也需遵循该法律的分类原则。 （3）明确电竞赛前药检的规定 菲律宾将职业电竞选手归类为职业运动员，并强制实施药检制度。职业运动员每年进行一次药检，业余运动员每两年进行一次，均须提交大麻素与甲基苯丙胺的阴性检测报告[18]，否则该选手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2. 国际组织对电竞行业禁用药品清单的引领示范 电子竞技反兴奋剂的监管主体与传统体育基本一致，由国际组织、各国相关法律以及行业赛事协会与组织三方构成，旨在形成“国际组织引领、国家法律兜底、电竞行业执行”的监管格局。 欧洲电竞联盟是电子竞技反兴奋剂领域的先驱，也是最早建立反兴奋剂规则的电竞组织。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International eSports Federation, IESF，下称“电竞联合会”）作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签约方，直接采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禁用清单。 2017年，欧洲电竞联盟开始全面吸收并执行电竞诚信委员会关于兴奋剂的禁用清单[19]。电竞诚信委员会（Esports Integrity Commission, ESIC）于2016年成立，宗旨是处理、预防、调查并惩处电子竞技领域的各类舞弊行为，其所有成员均同意在自身权责范围内执行相关监管原则[20]。 与电竞联合会不同，电竞诚信委员会更侧重于管控能够直接提升电竞选手竞技水平的药物。在此之下，守望先锋联赛（OWL）、英雄联盟冠军联赛（LCS）、使命召唤联赛（CDL）等其他顶级职业电竞联赛目前尚未实施禁用物质政策[21]。 标准不一的规制方式，在实际执行与选手处罚过程中引发了诸多争议。 （二）域外电竞行业典型案例及引发的争议 1. 规则缺失下的免受处罚案例 电子竞技兴奋剂规则的出台源自前文所述的《反恐精英：全球攻势》选手承认自己服用阿德拉（Adderall）[22]之后。除此之外，2020年《使命召唤》世界冠军亚当·斯洛斯（Adam Sloss）也公开表示电竞领域阿德拉存在滥用问题，并阐述这一现象出现是自己考虑退役的原因[23]。所有相关的当事人均未受到赛事方的禁赛处罚，核心原因为当时对应赛事尚未建立兴奋剂检测机制、未制定明确的反兴奋剂监管政策，部分事件因仅为个人披露或指控未被证实，缺乏处罚依据。 由此可见，电子竞技领域兴奋剂滥用的问题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开始损害电子竞技的生态，将整个行业推向了法律灰色地带。目前相关处罚案例稀少，即便部分选手事后忏悔、指控他人也无济于事。电竞行业需要建立事前预防、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机制。 2. 规则适用后的争议个案：阿什案 随着电子竞技出台反兴奋剂政策，一起颇具争议的案件引发了广泛讨论。巴基斯坦电竞选手阿尔斯兰・阿什（Arslan Ash，下称“阿什”）在参加《铁拳》项目赛事期间，于2022年12月10日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其尿液样本被检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明令禁止的四类类固醇物质，分别为19-去甲雄酮（19-norandrosterone）、19-去甲本胆烷醇酮（19-Noretiocholanolone）、司坦唑醇（Stanozolol）代谢物及美雄酮（Metandienone）代谢物[24]。 电竞联合会对阿什作出处罚，宣布对其禁赛两年，禁赛期为2023年4月至2025年4月，相关声明于2025年6月19日正式发布。禁赛期间，阿什不得参加任何由电竞联合会认证、主办或合作的电竞赛事，其过往赛事冠军头衔、积分及奖金均被剥夺并追回[25]。 对于处罚结果，阿什承认服用类固醇的事实，但辩称系疫情期间健身过程中，因自身相关知识不足，听从健身教练的建议后服用的。自己仅知晓相关药物有助于提升健身效果，并不知道该类物质属于电竞项目中的禁用物质[26]。电竞联合会表示将继续在后续赛事中贯彻对兴奋剂“零容忍”的态度。 电竞联合会的处罚遭到了多方的质疑和批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类固醇类药物并不能提升电竞选手的竞技优势。电竞项目，尤其是《铁拳》这一类格斗游戏完全依赖选手的操作与快速反应，与选手自身的肌肉强度无关，故该处罚缺乏科学依据。电竞诚信委员会也明确表示，因处罚缺乏科学支撑，将不予执行[27]。 其次，电竞联合会公布处罚的时间严重滞后，在阿什禁赛期届满两个月后才对外发布，导致诸多赞助商与其他赛事机构对此毫不知情，进而引发禁赛期间所签合同效力、参赛成绩如何认定等一系列问题。加之各赛事机构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即便赛事机构和赞助商知晓针对阿什的禁赛处罚决定，仍可合法合规地允许其参赛，并展开合作。在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阿什及其教练组未受到任何法律处罚。相反，其赞助商扭曲思维战队公开发声支持阿什，称其职业生涯始终依靠技术、热爱与努力支撑。阿什本人甚至在所谓的“禁赛期”内夺得 2023年《铁拳》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使得电竞联合会的禁赛处罚形同虚设[28]。 最后，电竞联合会追溯追缴阿什过往赛事奖金，在无证据证明当时比赛中阿什存在使用违禁药物的情况下，此举违背法律中的不溯及既往原则。即便不涉及法律规定，行业内部以不透明、不公开的方式作出此类处罚，同样缺乏合理性[29]。 综上，电子竞技反兴奋剂工作确有必要加强，但缺乏科学依据与程序正义的处罚，反而会损害电竞联合会的公信力。电子竞技的反兴奋剂监管，应聚焦于真正能够影响比赛结果的药物，才能切实维护赛事公平。同时，行业组织与相关机构作出处罚后，应及时告知所有利害当事方，明确处罚期限及处罚方式，保障当事人享有公开透明的救济权利。依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应在电子竞技反兴奋剂工作初期，对相关制度建立前的选手行为进行追责。此外，考虑到电子竞技商业化程度不及传统奥运项目，且选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年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初期监管宜以教育与科普为主、禁赛处罚为辅。待行业发展成熟后，再由相关机构逐步实施更为严格的反兴奋剂惩戒措施。 四、电竞兴奋剂的种类及检查方法 （一）电竞兴奋剂的种类讨论 结合各大电子竞技赛场出现的相关案例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规定：S1至S5类药物（类固醇、β₂-激动剂等）为赛内、赛外均禁用药物；而S6类的刺激剂及β-阻断剂为赛内禁用药物。涉及的药物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分类如下： 药物种类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分类 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19-Norandrostenedione、 Stanozolol代谢物等） S1 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 去甲乌药碱（Higenamine） S3 β2-激动剂（β2-agonists） 安非他命类（商品名：Adderall、 Dextroamphetamine） S6刺激剂（Stimulants） 哌甲酯类（Methylphenidate； 商品名：Ritalin、Concerta） S6刺激剂（Stimulants） 氟莫达非尼（Flmodafinil）、 氟拉达非尼（Fladrafinil） S6刺激剂（Stimulants） 甲氯芬酯（Meclofenoxate） S6刺激剂（Stimulants） 芬图拉西坦（Fonturacetam/4- Phenylpiracetam） S6刺激剂（Stimulants） 奥克托林（Octodrine；别名：DMHA） S6刺激剂（Stimulants） N,N - 二甲基苯乙胺（N,N-Dimethylphenethylamine/N,N-DMPEA） S6刺激剂（Stimulants） 普萘洛尔（Propranolol）、 美托洛尔（Metoprolol） β 阻断剂（β-blockers） 根据上表，可以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禁用清单作为基础，分别讨论其中的药物是否应被界定为电竞兴奋剂。 1. 禁用清单明确列入且电竞行业共识度高的刺激剂 电子竞技中选手主要服用的药物为刺激剂，具体为认知增强类药物（cognitive enhancing drug，益智药），例如安非他命（商品名：阿德拉，Adderall）和哌甲酯（商品名：利他林，Ritalin）[30][31]。阿得拉可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发作性睡病。该药在美国和欧盟属于处方药，但在东亚部分地区属于受管制的非法药物[32]。由于服用后能帮助使用者保持专注、提升注意力，从而达到超水平发挥的结果，该类药物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列为禁用物质，同时也被电子竞技联盟以及电子竞技诚信委员会明确禁止使用[33]，如前文所述，鉴于此药物的滥用与泛滥，在电子竞技中需要禁止这一类药物的使用。 哌甲酯类药物与安非他命一样，也可提升注意力、反应速度及信息处理效率，但具有成瘾性，故同样被禁用[34]。此类药物自2024年起由电子竞技诚信委员会列入禁用清单。 2. 禁用清单明确列入但电竞领域未普遍禁止的物质 除电竞领域已禁止的相关药物外，像去甲乌药碱、氟莫达非尼、氟拉达非尼、甲氯芬酯、芬图拉西坦、奥克托林、N,N-二甲基苯乙胺，以及普萘洛尔、美托洛尔，均已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纳入2026年的禁用清单。如果电竞各联盟决定全面毫无保留地执行该禁用清单，上述药物也将成为电竞选手的禁止服用药物。因上述药物均可以提高电竞项目选手的专注力、神经反应速度、精神耐力，在运动中获得优势与这类药物的药理作用高度契合[35]。 3. 禁用清单明确列入但与电竞属性明显不符、规制合理性存疑的物质 如前所述，电子竞技与传统竞技体育存在明显区别，其核心考验选手的反应速度、手眼协调、战术思维与决策能力，而服用类固醇显然无法提升上述能力。 类固醇（Steroid）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男性第二性征发育，包括胡须与体毛生长、喉结突出、嗓音变粗、肌肉量与肌肉力量提升、肩部变宽等[36]。这类药物主要增强肌肉力量与部分耐力，多用于举重、田径、橄榄球、健美等运动[37]。这类运动依赖的身体素质与电子竞技所需能力差异显著。因此，不宜将无法提升电竞选手竞技水平的类固醇列为违禁兴奋剂，更不应以此为由对选手作出禁赛处罚，无论是行业惩戒，还是司法、行政处罚，均缺乏合理性，甚至有强人所难之嫌。 诚然，大量服用类固醇虽然无法提升电竞选手的竞技能力，但会产生副作用，甚至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包括肝损伤、心脏损伤、骨质疏松、血栓、中风，还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氧雄龙被列为潜在致癌物）[38]。过量服用类固醇会造成女性运动员生理周期紊乱、卵巢萎缩等不可逆损伤，而对男性运动员而言，过量服用类固醇则可能引发内分泌失调问题[39]。 国际奥委会将类固醇纳入禁药名单，并非仅因可能带来的竞技优势，核心初衷是保护运动员健康。因此，建议电竞行业及相关战队向选手普及相关知识，即便不将类固醇直接列为电竞项目的禁药，鉴于电竞选手多为青少年，仍有必要充分披露该类药物过量服用的健康危害。 （二）电子竞技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与适用路径 1. 传统尿检与血检的局限性及不适用性 电子竞技中常见的兴奋剂为认知增强类药物（益智药），例如哌甲酯与安非他命。传统的尿液药物检测方法，往往无法检测出此类药物服用后4小时内的行为，且不同药物的检测窗口期也存在差异。安非他命通常在服药1天后才可被检出，美沙酮则需在服药2天后才能被检测到[40]。 若选手在比赛前不久服用药物，很可能无法通过常规尿液样本检测发现。因此，尿液检测在电竞反兴奋剂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势必大打折扣。静脉采血与干血斑采样因具有侵入性，且相关检测采血操作可能影响选手的操作能力。而电子竞技比拼的正是这一能力，故血液检测的方法也不应适用于电竞选手。 2. 唾液检测的合理性与适用价值 基于上述检查方法的局限性，口腔液采样成为检测电竞领域益智药滥用的更实用、更合适的样本选择。口腔液可以反馈被检测者48小时内的口腔药物摄入的情况[41]。目前，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UPLC-MS）可以完成运动员口腔中的13种益智药及其代谢物的检测，这一检测方法有着精确（多次测量数值一致）、准确（与实际数值接近）、高效、高灵敏度的优势[42]。 五、我国电子竞技兴奋剂适用的行政及司法监管 （一）行业主导电竞反兴奋剂自我监督 我国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电竞专属反兴奋剂规则体系，该体系可由中国电竞协会牵头，联合头部赛事联盟共同制定类似《电子竞技反兴奋剂实施细则》的相关文件。在制定时可参考德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实践或联合开展相关研究，优先将直接影响电子竞技比赛结果的刺激剂类物质纳入禁用清单，排除类固醇等与提高电竞项目成绩无关的物质，以贴合电竞项目的自身特点。 在相关反兴奋剂规则体系建立后，需明确“禁赛、取消成绩、追回奖金、罚款、俱乐部连带处罚”等梯度处罚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形，让惩罚与行为匹配。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电竞兴奋剂违规、失信名单制度，实现跨赛事、跨联盟惩戒信息的公开与互认，避免出现选手在因某一赛事被处罚后，其他赛事或联盟不知情、仍允许其参赛的情况，让处罚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针对顶级赛事，必须设置科学的电竞兴奋剂检测室，优先采用唾液检测的方法，保障检测的时效并在检测过程中充分尊重电竞选手的隐私。如果处罚决定下达，还需完善告知、听证及申诉流程，处罚决定及时公开，杜绝滞后性与不透明的问题发生。 （二）行政机关对电竞反兴奋剂的专门监管与制度规范 与行业规范一样，国家体育总局可参考电竞诚信委员会或电竞联合会的相关规定，待电子竞技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后，制定区别于传统体育项目的电子竞技兴奋剂清单，确保检测工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建议在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下设电竞相关仲裁庭，专门处理兴奋剂违规处罚争议，保障处罚程序的正当性与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实现行业自律与司法监督的有效衔接。 政府及司法机关须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俱乐部建立反兴奋剂教育与自查制度，将反兴奋剂条款纳入选手劳动合同，在合同签订后，针对兴奋剂问题对选手开展专项培训。对未落实上述要求的俱乐部，可限制其运营资格。对放任、教唆选手使用兴奋剂的俱乐部，依法从重处罚，不排除对俱乐部吊销运营资格及对负责人、教练员适用刑罚措施。 （三）电竞反兴奋剂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界定与适用 在电竞兴奋剂的刑事追责问题上，应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处罚思路。对教练、管理人员等幕后组织者及以牟利为目的的违规行为实施严厉打击，对受操纵的运动员个人则采取更为审慎、人性化的处理方式，精准聚焦对组织性、牟利性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 对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电竞选手使用兴奋剂参加重大赛事的，建议以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走私、非法经营电竞兴奋剂管制物质的，依法适用走私、非法经营类罪名。 六、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电脑游戏已逐步摆脱“玩物丧志”“电子毒品”的偏见，成为电子竞技这一被广泛认可的竞技体育项目。电子竞技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然成为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虚拟世界的竞技争夺战已全面展开，电子竞技的规范化发展不仅关系到行业自身的长远生命力，更关系到我国在全球电竞领域的话语权与竞争力。当前，我国电子竞技兴奋剂管制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立法不完善、司法空白、检测方法不当以及行业监管不到位等挑战。我国与德国、美国等电竞反兴奋剂规制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应加快完善相关规制体系，维护赛事公平，促进我国电竞行业的国际化发展。 本文荣获“2027版与中国反兴奋剂治理”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本文首发于“威科先行” 注释 [1] 参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2015).Sport.gov.cn.https://www.sport.gov.cn/xxzx/n11032/c671883/content.html. [2] 参见《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2015）第十六条第九项。 [3] 参见《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2015）第十八条。 [4] 参见《反兴奋剂条例》（2018）第一条。 [5] 参见。 [6] 参见《电子竞技场馆运营服务规范》（GB/T44456-2024）附录A电子竞技场馆功能区划分及要求。 [7] 参见《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2015）第十八条。 [8] 参见(2021)苏0585民初8253号。 [9] 参见(2021)苏0585民初8253号。 [10] 参见(2021)沪0101民初18107号。 [11] 参见。 [12] 参见浔市监处罚〔2024〕326号。 [13] 参见（2022）皖0822行初75号。 [14] Schöber, Timo, and Georg Stadtmann. The Dark Side of Esports –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Doping, Match-fixing,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ports, vol. 1, no. 1, 2022. Page 10 [15] AFP. “Olympic Committee Recognizes Video Games as Sports.” The Local Switzerland, 30 Oct. 2017, www.thelocal.ch/20171030/olympic-committee-recognizes-video-games-as-sports. Accessed 5 Mar. 2026. [16] Gesetz gegen Doping im Sport (Anti-Doping-Gesetz - AntiDopG)§ 3 Selbstdoping [17] 21 U.S.C. 812 - Schedules of controlled substances，21 CFR § 1308.12 - Schedule II. [18] Esports Tales, 11 Oct. 2017, www.esportstales.com/dota-2/esports-players-are-athletes-philippine-government. Accessed 5 Mar. 2026. [19] Wolmarans, Kyle. “ESL Changed Their Cheating Sanctions to Align with the Esports Integrity Coalition.” Critical Hit, 25 July 2017, www.criticalhit.net/gaming/esl-changed-their-cheating-sanctions-to-align-with-the-esports-integrity-coalition/. Accessed 5 Mar. 2026. [20] Fashina, Oluwatamilore. Doping in Esports: How and to What Extent Can We Look to WADA for Guidance. Sports Lawyers Journal, 28, 2021. Page 37. [21] Rosenthal, Rebecca R.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Making the Case for Why Esports Leagues Must Adopt Strict Banned Substance Policies to Preven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Virgini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0, no. 1, Spring 2021. Page 83-85. [22] Rosenthal, Rebecca R.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Making the Case for Why Esports Leagues Must Adopt Strict Banned Substance Policies to Preven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Virgini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0, no. 1, Spring 2021. Page 83-85. [23] Bennett, Christopher. The Cost of Being Cracked: Why the Call of Duty League Should Implement a Stricter Study Drug Regulation Policy.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vol. 35, no. 1, 2023. Page 7. [24] Karakolevska, Ana. Official Statement on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 WEC22. IESF, 19 June 2025, iesf.org/wec22-anti-doping/. [25] Karakolevska, Ana. Official Statement on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 WEC22. IESF, 19 June 2025, iesf.org/wec22-anti-doping/. [26] Sports Desk. “Tekken Star Arslan Ash Breaks Silence on Anti Doping Sanction by IESF.” The Express Tribune, 4 July 2025, tribune.com.pk/story/2554146/tekken-star-arslan-ash-breaks-silence-on-anti-doping-sanction-by-iesf. Accessed 4 Mar. 2026. [27] Sports Desk. “Tekken Star Arslan Ash Breaks Silence on Anti Doping Sanction by IESF.” The Express Tribune, 4 July 2025, tribune.com.pk/story/2554146/tekken-star-arslan-ash-breaks-silence-on-anti-doping-sanction-by-iesf. Accessed 4 Mar. 2026. [28] Kim, Andrew. “The Arslan Ash Doping Ban and the Oncoming Battle over Competing Anti-Doping Frameworks.” Esports Legal News, 6 Oct. 2025, esportslegal.news/2025/10/06/the-arslan-ash-doping-ban/. Accessed 4 Mar. 2026. [29] Kim, Andrew. “The Arslan Ash Doping Ban and the Oncoming Battle over Competing Anti-Doping Frameworks.” Esports Legal News, 6 Oct. 2025, esportslegal.news/2025/10/06/the-arslan-ash-doping-ban/. Accessed 4 Mar. 2026. ‌ [30] Tjønndal, Anne. Social Issues in Esports. Routledge, 2022. Page 12-13. [31] Jędrejko, Karol, et al. Unauthorized Ingredients in “Nootropic” Dietary Supplement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harmacology, Prevalenc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Potential as Doping Agents.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vol. 15, no. 8, 2023. Page 804-805. [32] Jędrejko, Karol, et al. Unauthorized Ingredients in “Nootropic” Dietary Supplement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harmacology, Prevalenc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Potential as Doping Agents.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vol. 15, no. 8, 2023. Page 804-805. [33] ESIC Prohibited Substance List – ESIC. [34]ESIC Prohibited Substance List – ESIC. [35] Jędrejko, Karol, et al. Unauthorized Ingredients in “Nootropic” Dietary Supplement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harmacology, Prevalenc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Potential as Doping Agents.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vol. 15, no. 8, 2023. Page 804-805. [36]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15. [37]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62-73. [38]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32-36. [39]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64. [40] Salum KA, Hsieh MT, Hung SH, Chen HC, Chang W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41] Salum KA, Hsieh MT, Hung SH, Chen HC, Chang W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42] Salum KA, Hsieh MT, Hung SH, Chen HC, Chang W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参考文献 （一） 中文类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类： [1] 裘韵.电子竞技运动中的反兴奋剂问题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9,35(04):9-17.DOI:10.16419/j.cnki.42-1684/g8.20190722.008. [2] 王桢.电子竞技兴奋剂管制的必要证成、合理边界及困境克服[J].湖北体育科技,2024,43(01):9-13+59. （二） 外文类参考文献 1、 著作类： [3] Fourcroy, Jean L. Pharmacology, Doping and Sports. Routledge, 27 Oct. 2008. [4]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5] Tjønndal, Anne. Social Issues in Esports. Routledge, 2022. 2、 期刊论文类： [6] Bafna, Pranav. Challenges to the Anti-Doping Regulations in Esports. Journal of Sports Law, Policy and Governance, vol. 2, no. 1, December 2020, pp. 133-144. [7] Bányai, Fanni,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Espor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35, no. 2, Mar. 2018. [8] Bennett, Christopher. The Cost of Being Cracked: Why the Call of Duty League Should Implement a Stricter Study Drug Regul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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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uthorized Ingredients in "Nootropic" Dietary Supplement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harmacology, Prevalenc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Potential as Doping Agents.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vol. 15, no. 8, 2023, pp. 803-839. [15] Kelly, Sarah, Thomas Magor, and Annemarie Wright. The Pros and Cons of Online Competitive Gaming: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Assessing Young Players' Well-Be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12, no. 651530, May 2021. [16] Riedl, Erika. A Comparison of Esports Integrity Policies and Programs to Those of Traditional Sports. Sports Law, Policy & Diplomacy Journal (SLPD Journal), vol. 2, no. 1, Spring-Summer 2024, pp. 45-66. [17] Rosenthal, Rebecca R.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Making the Case for Why Esports Leagues Must Adopt Strict Banned Substance Policies to Preven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Virgini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0, no. 1, Spring 2021. [18] Salum KA, Hsieh MT, Hung SH, Chen HC, Chang W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19] Schöber, Timo, and Georg Stadtmann. The Dark Side of Esports –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Doping, Match-fixing,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ports, vol. 1, no. 1, 2022. [20] Schubert, Mathias, et al.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Esports Players on Performance-Enhancing Substance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Health, Sept. 2022. [21] Schubert, Mathias, et al. Performance-Enhancement in Esports – Players’ Perspectives on Prevalence, Legitimacy,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Health, vol. 12, no. 3, Elsevier BV, Aug. 2024. [22] Shinohara, Tsubasa. The Rule of the National Esports Federation for Integrity Issues in Esports. UNLV Gaming Law Journal, vol. 15, no. 1, Fall 2024, pp. 89-103. [23] Shmatenko, Leonid. Esports-“It's in the game”： the Naissance of A New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21. [24] Słyk, Stanisław, et al. The Prevalence and Outlook of Doping in Electronic Sports (Esports): An Original Study and Review of the Overlooked Medical Challenges. Cureus, vol. 15, no. 11, Nov. 2023.

计划好的自驾行程被 “缩水”，约定景点也 “瘦身”，遇到这种情况，预付的旅游款还能退吗？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我们阅读案例，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基本案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自驾发烧友老杨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小吕。小吕表示自己能带领其自驾穿越可可西里、羌塘等自然保护区，双方通过微信沟通上述自驾行程线路并达成一致，费用总计2万元。 后老杨通过微信向小吕支付定金1万元，两人到达青海的集合点汇合后，其又向小吕支付了尾款1万元。后小吕告知老杨线路出现问题，须缩减大部分途经点，无法实现最初自驾的目的，双方沟通无果、最终行程取消。 老杨要求小吕退还支付的费用并赔偿其此次行程的交通费，小吕一直拖延，故到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杨与小吕就自驾服务经沟通后达成一致，老杨向小吕支付了相应的服务费，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因小吕收取服务费后未按照约定提供最初协商一致的自驾路线的服务，故老杨要求退还2万元服务费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老杨要求交通损失的主张，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协商一致的自驾路线涉及的无人区，自驾穿越有违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明知，对案涉服务合同无法履行均有过错，故对老杨主张的交通费损失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随着社交媒体快速兴起，不少旅游博主为博取流量、获取经济利益，发布“野景点”打卡攻略甚至刻意隐瞒相关禁令推荐一些保护区禁入区为目的地，吸引了众多不知情的驴友前往打卡游玩。这些区域往往缺乏专业管理和科学保护，有的甚至人迹罕至，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未经官方批准随意进入还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面临法律的制裁。 该案即警示社会公众在接受网络平台的非正规户外邀约时应审慎核实交易相对方的专业资质与安全保障，确保行为合法性，避免因此产生各类纠纷与人身危险。毕竟，财物受损事小，安全才是最美的风景！ 法官在此提醒： 探索世界的勇气值得赞赏，但对规则的遵守和法律的敬畏同样不可或缺。那些被刻意美化的“秘境”从来都不是浪漫的注脚，照片中美好的“诗与远方”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与难以预知的安全隐患。 请广大驴友务必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在开展旅游活动前有计划地做好出行准备，让每一次出发都始于理性、归于平安。 法条链接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百零二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买了健身私教课，却因工作调动无法完成全部课程，能否退费？近日，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涉健身服务的合同纠纷案，判决健身机构退还消费者剩余课时费。 1、基本案情  2025年5月，张某在潼南区某健身工作室支付6480元购买了36节私教课，合同约定有效期为180天，并载明退费需扣除一定手续费。签约前，教练曾口头承诺“未用课程可全额退还”。后张某因工作调动需离开潼南，尚有28节私教课未使用，遂向健身房申请退费。健身房以“扣除30%手续费”“卡已到期仅退一半”等理由推诿，双方协商未果，张某诉至潼南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时费5040元。 2、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因工作调动导致合同履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该变化不属于商业风险，张某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主张退还剩余课时费。合同未明确约定手续费的具体比例，综合考虑课程使用情况、未消费金额及双方过错，秉持公平原则，最终法院判决健身房退还张某4500元。 3、法官说法 预付式消费合同具有人身依附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张某因工作调动离开潼南，客观上无法继续接受服务，属于合同履行基础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根据的规定，张某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 在此提醒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时应理性购买，妥善保管合同、付款凭证及经营者作出的退费承诺等关键证据，遇纠纷及时维权。同时，经营者应诚信经营，明确约定退费规则，严格履行签约前的各项承诺，不得以格式条款不当限制消费者权利，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篮球、足球等对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有助于青少年强健体魄、培养团队精神，但其所伴随的身体碰撞、意外受伤等固有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旦在运动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责任应如何划分？ 近日，西城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踢球引发的健康权纠纷案。本案明确了文体活动中伤害责任认定的重要边界，旨在保障运动的正常开展，同时也提醒参与者及监护人应增强风险意识，理性看待并承担运动的正常风险。 快来参加本期普法课堂， 听“西法号”给您讲一讲！ 基本案情 某日晚，原告王某（未成年人）与被告李某（未成年人）等数人在一室外足球场一同踢球。活动中，王某在球门附近被李某射门踢出的足球击中左眼受伤。事后，王某多次就医，诊断为眼外伤、前房积血等。因协商赔偿未果，王某将李某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3万余元。被告方辩称，足球运动具有固有风险，参与者应自甘风险，故不同意赔偿。 审理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情形符合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以案说法 “自甘风险”是文体活动伤害责任认定的重要规则。 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的群体性、对抗性决定了身体碰撞、被球击中等风险是其固有部分。法律确立此规则，旨在公平分配风险，保障文体活动的正常开展，避免对无过错参加者错误追责。适用“自甘风险”的关键在于审查致害人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意”指行为人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发生。“重大过失”指行为人严重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能够预见并避免风险却未能避免。 本案中，足球运动具有对抗性和人身危险性，参与者自愿参加即应视为接受其固有风险。损害发生在正常踢球过程中，李某的射门行为属常规技术动作，李某射门目的是进球，并非希望或放任伤人，不构成故意，其作为未成年人在运动瞬间实施常规射门动作，无法预见具体伤害后果，行为未违反运动常规和基本注意义务，故亦不构成重大过失。因此，损害后果应当由自愿承担风险的原告自行负担。 法官提示 自愿参加篮球、足球等具有对抗性的体育活动，即意味着接受该活动可能带来的正常风险。在此类伤害纠纷中，能否索赔的关键在于其他参加者是否存在恶意犯规或严重违规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建议活动参与者增强风险意识，做好防护，遵守规则。 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发生意外后，各方应理性区分责任，依法妥善解决，共同维护良好的运动环境。 制作：安雪晴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体育行业运营公司的业务范畴已从传统的赛事组织、场馆运营，扩展至体育经纪、智能装备、体育旅游、数据服务等多元领域。产业融合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所面临的运营风险也更加复杂。实践中，因风险防控意识薄弱、内部合规机制缺失所引发的民事索赔、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已严重制约部分企业的发展。本文旨在从法律实践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体育运营公司面临的核心法律风险，剖析其内在成因，并据此构建合规应对策略，为公司发展提供指引。 一、合同管理风险 体育运营业务依赖各类合同的缔结与履行，涵盖赛事授权合作、赞助代言、场馆租赁、媒体版权采购、运动员经纪、服务外包等诸多类型。 （一）合同管理风险表现形式 第一，合同形式签订不规范。尽管法律认可多种形式的合同类型，但体育商业合作涉及多方主体、多重权利义务，且履行周期较长，若仅依赖口头约定或微信聊天往来记录，在发生争议时，可能会因关键条款约定不明而导致举证不力，进而导致公司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如授权范围、费用支付节点、违约责任、知识产权归属、人身意外损害等等，此类均属于合同关键条款，必须要用明确的合同进行约定。 第二，合同履行随意。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履行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实践中，赛事日期调整未及时正式通知合作方与参赛者、赞助权益落地执行缩水、未按约提供赛事数据服务等情形，均可能被认定为履行不符合约定。一旦构成违约，对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尤其在重大赛事合作中，单方违约可能导致高额赔偿，并严重损害公司商业信誉。 （二）合规建议 首先，公司应针对高频合同类型制定权责清晰、风险分配合理的标准合同文本库。所有对外签署的合同，必经法务或外聘律师审核，重点审查权利义务对等性、违约责任可执行性、争议解决条款有效性。 其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当建立合同履行台账，对重要履约节点形成书面确认记录。任何合同变更，必须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对于赛事延期、取消等重大事项，需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正式的通知与协商程序，并保留相关证据。 最后，对履行周期长、标的额大、涉及主体多的重大项目合同，进行定期履约风险评估，提前识别潜在违约点，并制定应急预案。 二、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知识产权是体育产业的核心资产，包括赛事转播版权、赛事名称与标志商标权、运动员肖像权、自有技术专利、训练方法商业秘密以及原创宣传内容的著作权。侵权风险既存在于公司自身权利被侵犯，也存在于公司业务活动中无意侵犯他人权利。 （一）风险表现形式 第一，自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未经许可，第三方擅自通过网络平台盗播赛事、假冒赛事特许商品、在宣传中擅自使用赛事标志或运动员肖像的行为屡见不鲜。根据规定，未经许可在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根据规定，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赛事节目剪辑等视听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若公司维权行动迟缓，将导致市场被侵蚀，知识产权价值贬损。 第二，业务开展中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如在赛事宣传物料中未经授权使用了具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音乐作品，或开发的体育科技产品侵犯他人专利权，又或是在营销活动中使用的口号、标识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构成近似。根据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产品，即构成侵权。此类侵权一旦成立，公司不仅需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并对品牌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二）合规建议 第一，公司应当对核心赛事品牌、Logo、技术成果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申请注册商标、登记著作权、申请专利，构建完善的权利证明体系，对运动员肖像等合作权益，通过书面合同明确授权范围、期限和使用方式。 第二，在广告投放、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内容制作等环节前置知识产权审查流程。使用任何外部素材（如图片、字体、音乐、视频）必须核实授权链条，确保来源清晰、授权完整。 第三，委托专业机构或利用技术工具对市场及网络进行侵权监测，制定分级的维权策略，综合运用发函警告、行政投诉、平台投诉、民事诉讼等多种手段，积极维护自身知识产权。 三、赛事安全与消费者权益保障风险 体育赛事，特别是大型群众性活动，人群聚集、场面热烈、情绪高昂，易发生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事件。运营公司作为赛事组织者或场馆管理者，依法负有不可推卸的安全保障义务。 （一）风险表现形式 体育场馆等经营场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义务是法定义务，其标准高于一般注意义务。风险常体现于：安检流于形式导致危险物品入场、场地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且未及时检修或警示、人流疏导方案不合理导致拥挤踩踏、应急预案缺失或演练不足，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力、对参赛运动员的健康状况筛查与风险告知不足等。 此外，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观众购票观赛即与组织者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观众作为消费者，享有安全权及受损害后的依法求偿的权利。若因组织方原因导致赛事严重延迟、取消，或宣传承诺的明星运动员未出场、赛事级别与宣传不符，可能被认定为服务内容与约定不符，构成违约甚至虚假宣传。即便组织方单方面制定的“票务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等格式条款，若不合理地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二）合规建议 第一，应严格履行大型活动安全许可与备案程序。依据及的规定，在举办大型活动时，需提前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并制定详尽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明确各岗位安全责任。 第二，要实施全流程、实体化的安全保障措施。赛前对场地、设施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测，赛中配备足量且培训合格的安保、医疗救护人员，确保监控系统有效运行，并严格按照方案控制人流，赛后确保有序疏散，所有措施均应留有书面检查记录与影像资料。 第三，规范票务销售与消费者告知义务。在售票页面及票面以显著方式明确告知赛事时间、阵容、注意事项及合理的退换票规则，对于赛事可能存在的变更风险，应在合同中设置合理的告知与处理条款，避免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 四、劳动用工与人员管理风险 体育运营公司用工形式多样，除正式员工外，常涉及实习生、劳务派遣、项目制合作、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法律关系界定不清、管理不规范易引发劳动争议。 （一）风险表现形式 例如，对长期、固定从事特定工作且接受公司管理的兼职人员，若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即便未签订劳动合同，司法实践中也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订立书面合同，否则用人单位将面临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风险。 其次，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程序不合法，例如，以“业绩不达标”为由直接辞退员工，若未经培训或调岗程序，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解除。根据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需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方可解除合同，违法解除将导致公司需支付赔偿金。 对于志愿者，虽不构成劳动关系，但组织者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因活动组织不当导致志愿者受伤，公司仍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二）合规建议 第一，公司应严格区分与规范各类用工关系，对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岗位，必须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对项目合作、顾问等非劳动关系，应签订内容清晰的业务承揽或服务合同，避免出现管理与薪酬发放上的“劳动关系化”特征。 第二，应完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制定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明确录用条件、考勤、薪酬、绩效考核、培训、解除合同等流程，对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必须履行法定的培训或调岗前置程序，并保留书面证据。 第三，对于参与赛事活动的员工、志愿者、临时工作人员这类特定的群体，应购买足额的意外伤害保险，转移人身伤害风险。 五、数据合规与税务安全风险 体育运营公司在数字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如购票信息、运动数据、健康数据）及经营数据。同时，体育运营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复杂，涉及门票、赞助、版权、衍生品等多渠道。 （一）风险表现形式 关于数据合规风险，主要体现于个人信息处理不合法。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处理个人信息一般需取得个人同意。公司通过App、小程序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时，若未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公开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的目的方式范围、未经用户单独同意便向第三方共享数据，均构成违规。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违规处理个人信息将面临监管部门的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甚至暂停相关业务等行政处罚，并可能引发群体性民事诉讼。 关于税务风险，主要在于收入确认不规范带来的偷逃税嫌疑。例如，将部分赞助收入、门票收入不入公账，或通过虚构成本等方式少列收入。根据规定，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构成偷税，将面临追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刑法。 （二）合规建议 第一，应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区分一般数据、重要数据与个人信息。对于个人信息处理，严格遵循“告知-同意”核心原则，制定并公示合规的隐私政策。涉及数据出境或处理重要数据的，需开展风险评估。 第二，确保所有经营收入均依法入账并开具发票，与财务部门协同，定期进行税务健康检查，对复杂业务如跨境支付、运动员奖金发放的税务处理进行提前规划与咨询。 第三，开展专项合规培训，对市场、运营、技术、财务等关键岗位员工进行数据安全与税务合规的常态化培训，提升全员合规意识。 结语 体育行业运营的法律风险治理，绝非应对单一诉讼的权宜之计，而应提升至企业战略管理与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它要求公司决策层从根本上树立“业务开展，合规先行”的理念，将合规要求内嵌于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构建由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执行体系与监督体系构成的常态化合规治理架构，公司方能有效识别、评估、控制与化解前述各类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趋严的监管环境中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

2026年3月15日起，文旅部新修订的和新版旅游合同正式实施，2010年5月5日原国家旅游局令第32号公布的同时废止。 2026年新修订的版本较2010年版本优化了管辖规则、压缩了受理时限、强化数据共享与监督保障，旨在提升投诉处理效率。新规明确了旅游投诉的受理范围、处理流程、办理时限、权责划分，全方位完善了旅游消费维权的规范不足。 一、（2026年版）核心内容 （一）适用范围：适用于旅游者因与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导游等旅游经营者在包价旅游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向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的投诉，不包括已经通过诉讼、仲裁或消费者协会调解解决的事项，以及与旅游无关的民事或劳动争议。 （二）管辖原则：其一新增“三位一体”管辖原则，第五条明确旅游投诉由旅游经营者住所地、旅游合同签订地或旅游纠纷发生地的县级以上旅游投诉处理机构管辖，相比较旧规，极大地扩张了旅游者的救济选择权；其二“纠纷发生地”的强优先权，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若损害行为需要立即制止、纠正，则纠纷发生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具有强制优先管辖权；其三“协作机制创新”，办法第七条明确了“先立案管辖”（最先收到者管辖）与“指定管辖”（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指定）机制，同时第十九条引入了《旅游投诉调查取证委托书》，破除了属地监管的束缚，实现“权随人走、异地必助”。 （三）受理条件：对于此新规明确了三点，其一投诉人与投诉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二有明确的被投诉人和具体的投诉请求；其三投诉需包含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信息、投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其四“2日受理挑战”，新规第十四条明确受理决定时限从“5个工作日”极限压缩至“2个工作日”。 （四）不予受理情形：新规第十一条明确，“不予受理”的时效界定由旧规的“旅游合同结束之日”精细化修改为“旅游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该条的进一步细化对于分阶段履行的复杂长线旅游产品（如多段式定制游），该条的明确为时效计算提供了更明确的法理起点，避免了因“合同结束”定义模糊导致受理争议； （五）处理程序：新规明确机构应在2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处理实行调解制度，遵循自愿、平等原则，60日内完成（事实清楚的立即调解，复杂情况需送达通知书），调解不成或达成后未执行的，投诉人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六）其他要点：其一新规规定了共同投诉（4人以上）可推选1-3名代表；其二保密要求，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予以保密；其三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可用于旅行社责任赔偿（如解散、拒绝履行合同等情形）；其四关键弹性条款，第二十条规定，“鉴定、检测时间不计入投诉处理时间”，该条是处理重特大事故纠纷时的“避风港”条款；其五车辆与设备保障，新规第二十六条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必须为投诉处理工作提供人员、经费、办公场所、车辆和设备的刚性保障”，该条为基层执法巡逻车、数字化勘验设备提供了强有力的预算依据；其六多种途径解纠纷，新规明确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双方协商、申请调解、提起仲裁、提起诉讼四种途径解决，重点规范文旅部门的投诉受理、处理与监督工作，明确可投诉情形包括：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因经营者责任致旅游者人身或者财产受损、不可抗力引发合同履行争议等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与此同时新规明确划定不予受理红线，如超过旅游合同履行期90日、其他机构已受理处理、无直接利害关系或无明确被投诉人等情形，将不予受理，避免投诉资源浪费。 2026版的施行，标志着我国旅游纠纷解决机制完成了从“行政主导管理”向“行政服务保障”的底层逻辑转型。 二、旅游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餐饮纠纷 旅游中遇到的餐饮纠纷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类：其一价格争议类纠纷，常见的海鲜刺客现象（游客在景区餐厅消费时，因菜品实际收费远高于预期而产生纠纷，常见的情形是未获知真实价格，结账时发现被收取高额费用）、定价标准不透明（如部分餐厅存在菜单标价与实际结算价格不符、以“时价”模糊标价）；其二服务质量类纠纷，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游客就餐时发现食物中有异物、食材变质等情况）、设施安全隐患（如餐厅门具故障、地面湿滑等安全隐患导致顾客受伤的情况）；其三强制消费类，常见的诱导消费（如司机或者导游诱导游客去往指定餐厅消费，价格虚高）、捆绑销售（如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增加菜品或附加消费项目）。 根据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发生纠纷时应保留证据、及时沟通，投诉或者协商不成，依据《旅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维权。 （二）跟团出游纠纷问题处理 根据《旅行社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者可以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外汇管理部门投诉。第5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旅行社，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贼难过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 游客在跟团旅游中合法权益受损，可依据法律法规选择协商、调解、投诉、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依法、有序、有效维权。 *旅游出行温馨提示： 1.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并签订旅游合同：在选择旅行社时，要注意查看公司是否有履行业务经营许可证，及登记的许可经营范围，若是出境旅游，还要选择有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范围的旅行社；在确定行程后，要及时与旅行社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线路、行程、景点、交通和食宿安排及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基本内容； 2.对旅游行程不满意可以请求变更行程：根据《旅游法》第73条规定，旅行社根据旅游者的具体要求安排旅游行程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请求变更旅游行程安排，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3.被强制购物时，可合法维护自身权益：根据《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且根据规定，未经旅游者签字确认，擅自违反合同约定增加购物次数、延长停留时间的，每次向旅行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10%的违约金；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的，每次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20%的违约金。

基本案情 金永荣长期使用“金浤”账号在雪球平台发布荐股文章，并辅以在淘股吧、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其他平台开通账号发文发帖宣传，参与淘股吧实盘比赛以及直播分享选股逻辑等形式，积累名气和受众。截至2025年4月其雪球“金浤”账号粉丝数量超过10.7万人，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间发布帖文的单篇平均阅读量高达130万次，金永荣在证券投资领域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2024年9月2日至2025年4月16日，金永荣知晓其荐股行为具有影响力，在其雪球“金浤”账号公开发文评价、推荐“启迪环境”“路维光电”“光华科技”等32只股票，并控制账户组在荐股后的当日或次日进行大量反向卖出交易。按当日及次日卖出口径计算，交易金额合计630,594,337.30元，违法所得合计41,623,864.21元。 办理情况 中国证监会浙江局认定： 其一，当事人具有影响证券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一，当事人长期使用“金浤”账号在雪球平台发布荐股文章，并辅以在淘股吧、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其他平台开通账号发文发帖宣传，于2024年第二、三季度参与淘股吧炒股实盘比赛并获得冠军，以及直播分享选股逻辑等形式，积累名气和受众，其中雪球“金浤”账号的活跃程度、粉丝关注度最高，大量粉丝跟随账号发帖交易。第二，雪球“金浤”账号粉丝量高，文章阅读量大。雪球平台为国内头部投资交流平台，截至2025年4月，“金浤”雪球账号粉丝数量为10.7万人，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内发布帖文的单篇平均阅读量超过130万次，单篇荐股类文章最高阅读量高达808万次。第三，当事人在询问笔录、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多次承认具有影响力。 第四，根据沪深交易所测算，“金浤”账号发布的案涉荐股文章对相关股票价格和成交量有较大影响。 其二，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当事人操纵证券市场的主观故意。第一，当事人在明知其雪球“金浤”账号具有影响力、大量粉丝跟随其发帖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在公开发帖对案涉股票进行分析、评价、预测或推荐后，于当日或次日即实施大量反向卖出交易，与其发帖荐股意思表示相矛盾。当事人提出的所谓一贯交易风格，发帖出于自我表达和学习目的，未发布未经证实、夸大或虚假的信息等理由，不足以阻却其交易行为的违法性；当事人是否分享亏损股票与本案违法事实认定无关。第二，相关询问笔录均经当事人签字确认，真实全面客观记录当事人表述，当事人在询问结束后已经阅看笔录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我局已全面收集当事人后续提供的情况说明或补充说明。 其三，案涉发帖构成公开荐股。第一，案涉发帖具有公开性。我局对于案涉期间内阅读量异常的发帖未予认定。当事人提出在平台不可见的一篇帖文，根据雪球官方提供数据，该帖文阅读量已经达到18,467次且有评论点赞互动，该帖文公开展示行为已完成。第二，案涉发帖内容性质上属于对上市公司或股票的分析评价、预测或投资建议，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针对部分股票，当事人存在通过反复发帖、转发之前所发荐股帖文等方式不断巩固强化推荐逻辑的情况。部分发帖通过展示所谓交易感受与仓位记录，向外界传递自身已加仓买入或未卖出股票的信号，足以对投资者产生引导跟随交易影响。部分发帖对公开信息、客观数据进行加工处理、选择性引用、开展解读，属于分析、评价，并非单纯转载信息。部分发帖通过提问方式明确或暗示传递对股票积极信号，属于对此前发帖分析逻辑的再次强化论证，并非单纯向雪球其他用户请教或求证。标注“不推荐买卖”“不作为买入依据”“会根据盘面决策操作”仅为形式免责，不影响行为性质认定。案涉认定为公开荐股的帖文均明确提及股票名称或代码，或结合此前发帖内容而指向明确的股票标的。 其四，当事人客观交易行为符合“抢帽子操纵”的典型特征。第一，规定的反向证券交易强调交易方向与荐股方向相反，而非“仅有卖出、没有买入”。金永荣在荐股后的当日或次日进行大量反向卖出交易，甚至将部分股票在发帖荐股后的十几分钟内清仓卖出，发帖时间与反向交易行为紧密关联，当事人发帖后的买入行为无法阻却对其操纵行为的认定。第二，当事人大量所谓做T交易实质为针对同一只股票反复循环操作“买入—荐股—卖出”，其买入卖出时机与荐股发帖时间紧密关联。 其五，当事人提供的所谓披露股票持仓及未来卖出计划等证据，不影响本案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认定。第一，法律层面上，披露股票持仓及未来卖出计划并非“抢帽子操纵”违法行为的法定阻却事由。第二，事实层面上，当事人相关披露行为不影响本案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认定。 其六，本案违法所得计算并无不当。第一，违法所得计算范围。一是本案以荐股后一定期间内反向卖出交易全部盈亏计算违法所得，符合证监会执法惯例，当事人提出扣除市场行情变化及个股基本面表现导致的股价波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关于荐股文章的认定前文已全面阐述。三是针对同一只股票，本案对于每次荐股后当日及次日实施的反向交易逐一计算违法所得，并未重复评价违法行为；首次荐股后买入的股票，本质上是为后续荐股后再卖出进行“建仓”，当事人提出后续发帖不具有影响力、首次荐股后买入的股票不应纳入违法所得的计算范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违法所得计算方式。本案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违法所得，符合证监会执法惯例。当事人于发帖后买入股票未在荐股后当日及次日反向卖出的，未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未纳入违法所得计算。当事人针对单只股票交易的整体盈亏情况，不影响违法所得计算。 其七，关于责任认定与量罚。第一，当事人在公开荐股后实施反向交易行为，操纵市场主观故意明显，符合“抢帽子操纵”行为特征。第二，本案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确定量罚，已充分考虑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等情节，在法定幅度内给予最低罚款金额，量罚合法恰当。 综上，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的规定，浙江局决定： 没收金永荣违法所得41,623,864.21元，并处以41,623,864.21元罚款；对金永荣采取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在证券交易场所交易上市或者挂牌的所有证券。 点评 1.“抢帽子交易操纵”，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抢帽子交易操纵”属于规定的“对证券、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的规定，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追究刑事责任。 2.“抢帽子交易操纵”而言，其本质属于信息型市场操纵，即通过有目的、诱导性的“公开荐股”，致使市场投资者按照行为人的预期进行证券买卖，由此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这与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我交易、虚假交易、诱导交易等明确规定的操纵行为具有相同的犯罪性质，具有同等的实质危害性。当然，与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我交易、虚假交易、诱导交易等五类操纵行为有所不同，判断“抢帽子交易操纵”对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应该主要根据证券机构或从业人员的市场影响力、信息发布媒体数量及其影响范围、相关证券供求关系基本面有无发生明显变化等基础事实，综合认定“公开荐股”对市场投资者行为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被推荐证券的公司经营状况变化不大，相关国家政策、市场情况等也比较稳定，而其价格却与大盘运行偏离较远，趋势明显与基本面不符，则可认定为已经构成了市场操纵。本案就违法所得金额，已达刑事立案标准且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本案当事人还面临刑事风险。 3. 对“抢帽子交易操纵”的事实认定，应该全面分析、综合评价以下各类情况：涉案账户登录、证券交易IP、MAC地址与行为人日常行为轨迹的吻合性及与其专属使用网银等交易工具在时间上的重合性和连贯性，涉案特定股票IP、MAC地址及交易方式对于涉案账户所有人的排他性，涉案账户资金出入与行为人的密切相关性，行为人供述与涉案账户所有人证言在细节上的矛盾性，行为人对涉案股票在荐股前几乎全仓买入、荐股后随即卖出的“巧合”缺乏合理解释，等等。 注：本案例来源于中国证监会浙江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45号

张莉（化名）在网络平台中的蓝天公司（化名）直播间花费5175.98元购买两份“某度假村珍品豪华房2晚”套餐，张莉及其家人到达酒店后，发现酒店环境及套餐实情与直播间描述不符。因要求退费未果，张莉将蓝天公司及平台运营方成都某旅游公司、北京某旅游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未入住房费5175.98元。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蓝天公司退还张莉酒店订单费用5175.98元。 案情简介 张莉诉称，2023年1月其在直播间拍下两份“某度假村珍品豪华房2晚”套餐订单，共计5175.98元。2023年1月18日13时10分，张莉到达当地机场，13时19分联系商家客服，询问是否直接到酒店入住，被告知必须要提供入住人姓名预约才能入住，张莉将家人的信息发给了商家，但商家并未告知预定后就不能取消订单。与商家联系预定后，张莉一家六口于同日15时20分到达酒店，发现酒店于2023年刚开业，周边没有任何配套设施，人员较少。询问酒店前台得知，需要打车约4公里才能到达海边，与商家宣传的3分钟走到海边不一致，直播宣传的“入住即可原价购买茅台酒”实为在餐厅消费1000元，才可以购买且需要现场喝掉不可带走。张莉拒绝办理入住，电话联系商家退款，商家未同意。张莉想在平台中取消订单、退款，发现订单已经被商家核销，无法操作，其向客服投诉，但仍未能解决退款问题。 成都某旅游公司辩称，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纠纷的交易相对方，仅为网络平台运营方。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已履行了平台经营者的职责，在获悉本案纠纷后，已经第一时间对涉案团购商品进行排查，确认涉案团购商品已下架，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北京某旅游公司辩称，公司不是涉案产品的销售方，也不是运营方，不是涉案主体，不应承担责任。 蓝天公司辩称，不同意退款。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公司在收到张莉的预约入住信息后，当即向酒店发出了采购订单，确认了入住人员信息及订单内容，酒店在收到公司提供的入住信息后已经为入住人员作了预留登记，预留了房间，至此双方的交易已完成，公司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退一步讲，要求退费的对象也应该是酒店而非公司。另外，根据公司提交证据可以看出，案涉酒店的地理位置是临海的，从酒店房间通往海滩，仅需穿过马路或通过酒店专门开设的地下通道即可到达，并非如张莉所述需要驱车前往。关于酒店消费满1000元可在餐厅内可在餐厅内原价饮用茅台酒的活动内容，公司系根据酒店提供的活动信息宣传，并未作出任何不实或虚假陈述。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仅凭蓝天公司所提交的与案涉供应商酒店之间的往来确认函件，不足以证明其向酒店发出的入住确认信息系经张莉授意完成。其次，根据张莉所提交的酒店订单页详情截图可以看出，所谓详情主要是对酒店内部环境的介绍，对酒店周边环境介绍仅有一张夜景图以及有限的文字描述（例如主要交通、主要景点等）。而根据张莉所提交证据可以看出，酒店实地状况，包括周边环境等，确实与案涉订单产品详情页展示的文字描述内容有一定出入。即便预定指令确为张莉所发出，但张莉并未实际办理入住手续，且其主张的影响其消费意愿的理由确有一定合理性。关于张莉要求成都某旅游公司以及北京某旅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之诉请，鉴于其并非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且在平台相关用户服务协议中，已对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案涉交易服务提供者的信息进行了披露，对本案纠纷的产生不存在过错。 最终，法院判决蓝天公司退还张莉酒店订单费用5175.98元。宣判后，蓝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近年来，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与消费模式的改变，通过互联网平台售卖旅游产品、推广旅游服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面，这极大地增加了消费者选择旅游产品的途径、扩大了选择范围；但另一方面，由于新规则的制定和完善远跟不上新事物的发展速度，也引发了旅游服务合同纠纷。 基于营销策略考虑，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或者旅游产品的销售者一般会选择性地将有利于销售的信息展示给消费者，甚至不惜夸大宣传；而作为消费者，又倾向于在同类产品中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但价格最优的选择不一定能获得较高质量保障。 与传统的线下购买旅游产品过程不同，通过网络平台线上购买旅游产品时，商家通常不会与顾客签订书面的旅游服务合同；且除了直播间或网页上的少量统一介绍之外，也很难做到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分别进行个性化的说明。因此，对于与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的内容，比如：售卖者与消费者之间究竟建立了何种法律关系；谁是直接的旅游服务提供者；购买后的产品或服务如何使用、未使用能否退款等等，都只能从平台页面及订单信息中检索。 根据之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本案中，订单的“退款规则”为格式条款，该“退款规则”规定，“已入住或超时后未入住情况不支持变更或取消订单，预付款将全额扣除”，未明确表述“预约后不可取消订单”，且该格式条款对张莉的权利作出一定排除、限制，对张莉的责任进行加重，蓝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以合理方式提示张莉注意，以及对该条款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故蓝天公司以订单“退款规则”作为不退款的抗辩理由不应予以支持。

寒假来临，不少家长会选择带孩子到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之旅。由于一些热门博物馆需要预约购买门票，不少人发现，尽管第一时间点击抢票可门票还是“秒光”，但在第三方平台却能买到高价门票，或者是“门票+讲解”的套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案。 案情介绍 2024年10月，某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官方购票程序放出的门票常常“秒空”，但第三方平台却频繁出现待售的高价门票，怀疑有“黄牛”通过技术手段抢票，导致部分通过正规渠道买票的游客抢不到票，遂向警方报案。同年12月，公安机关将被告人金某某、兰某某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金某某从他人处购得一代码文件，将其加载到某应用程序中，就可以避开博物馆等文化场馆购票小程序的时间限制，提前进入购票信息填写页面进行抢票。2023年8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捕捉到这一“商机”的金某某拉来朋友兰某某等人一起成立工作室，招募了数百名“抢手”，专门进行抢票并加价出售。在使用上述方法抢票成功后，再加价出售给某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赵某某、张某某（均另案处理），由某旅行社以“门票+讲解服务”的套餐形式，以官方门票7到10倍的价格，高价捆绑出售给游客。 期间，金某某、兰某某组织的“抢手”抢得博物馆等文化场馆门票9000余张，获利人民币20余万元。其中，金某某负责购买抢票程序、寻找客户、组织“抢手”抢票及分赃等，兰某某负责整理客户信息、发布抢票任务、结算“抢手”工资等。 图片由AI生成 人民法院审理 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金某某、兰某某等人共同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该系统中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被告人金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兰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金某某、兰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有退赔情节，均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静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被告人金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兰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主审法官：杨柳 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如今公众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博物馆等文化场馆是传承和弘扬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旨在让更多人享受文化成果，但不法分子为牟利利用“外挂”软件抢票再加价售卖的行为，使得正常参观的游客无法购买门票，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公众的文化权益。 一、严厉打击“外挂”抢票犯罪行为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侵入计算机系统、窃取信息、盗取财产，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本案中被告人金某某、兰某某借助技术手段入侵博物馆预约票务系统，非法窃取数据、恶意抢票，将属于全体公民的文化共享空间与参观权利变为个人牟利工具，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应予严惩。 二、保障正常购票秩序 本案中抢票团伙利用外挂软件侵入博物馆购票系统，再将门票倒卖给旅行社，由旅行社进行加价捆绑销售，形成 “旅行社预定——抢手抢票——加价捆绑转售”的规模化非法抢票链条，导致官方渠道门票瞬间售罄，致使本应通过正规渠道平价向公众出售的文化场馆门票，被第三方平台以远高于票面价格捆绑销售，最终转嫁成本于游客。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公众通过正规、公平渠道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及文化事业形象。 三、共同维护公众文化权益 建议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加强监管，打击非法“代抢”、捆绑出售高价门票等行为；文化场馆需加强票源流向实时监控，对异常账号及交易行为进行快速识别与处置，定期升级购票系统，从技术上防范“外挂”软件抢票行为，畅通公众投诉举报渠道；广大游客应通过正规渠道预约门票，如遭遇“黄牛”倒票、诈骗或发现相关线索，应保留证据，并及时通过场馆官方渠道、12315消费者投诉平台或直接向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第二百八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文中人物系化名） 文 | 杨柳、包梦娜 编辑 | 范婷婷

以下内容均由小律同学法律及政务AI生成，仅供参考。 尊敬的用户，您好！我是小律同学，一名专业律师。根据您咨询的“健身房锻炼意外受伤责任由谁承担”问题，我将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最新法律文件（截至2025年12月22日）进行分析。检索内容中涉及的法律依据均来自【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等效力层级较高的规范性文件，我将优先引用原文，避免使用任何过期或非权威来源。以下分析基于您提供的具体检索数据，仅针对健身房场景，不涉及其他类型场所。 一、核心法律原则及责任认定依据 （一）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依据 根据检索到的原文： 【引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同时，明确规定： 【引用】“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损害的，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上述条文表明： • 健身房作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类公共场所，其经营者（即健身房管理方）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 若经营者未尽到该义务（如未及时维修设施、未提供安全提示、未采取应急措施等），导致消费者受伤，经营者需承担侵权责任。 • 若损害由第三人（如其他顾客）行为造成，第三人直接担责；但健身房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制止危险行为、未及时救助），则需承担补充责任。 （二）责任认定的关键要素 责任承担需综合考量以下要素，具体以检索到的司法案例为参考： 1. 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 设施维护义务：例如，在“刘某国与天津某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案例中，法院认定“被告作为游泳场所的经营者，应当为前来游泳健身的顾客提供安全的锻炼环境，有义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明知泳道底部瓷砖存在破损的情况下，未及时进行修复，亦未进行必要的安全提醒……应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安全提示义务：在“金牛区某某健身休闲活动馆与卫某某”案例中，法院指出“某某馆在卫某某付费参与活动过程中，虽在团购详情备注中有载明‘运动量较大，建议穿平底鞋或者运动鞋’，但不足以证明其对卫某某尽到安全提示和告知注意义务”，因此需承担责任。 • 应急救助义务：在“某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等与徐某和等”案例中，法院认为“某约球有限公司、某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徐某裕突发倒地昏迷后，未采取任何应急措施，应对显然不当……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缺陷”。 2. 受害人自身过错程度 • 根据（医疗费等赔偿计算依据），法院会结合双方过错比例划分责任。 • 例如，在“汪女士诉某健身公司健康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 > “汪女士曾因负重深蹲导致腰椎受伤，理应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及负重踏箱训练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有清醒的认识，谨慎选择适当的健身项目。但在本案中，在自身有老伤的情况下，汪女士仍然进行负重踏箱训练，且达数十次之多……综合考量事发起因、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汪女士本人应承担较大的责任。” 最终判决健身公司承担30%责任，汪女士自行承担70%责任。 • 但需注意：在专业健身培训场景中，若教练未评估学员身体状况（如“教练沈先生对汪女士原有的伤情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过于依赖原告个人提供的信息，没有对原告的特殊体质进行谨慎判断”），经营者仍需承担过错责任。 3. “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限制 • 检索到的“自愿参加体育活动 意外受伤谁担责”案例中，法院指出：“宋先生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对于此项运动的危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害，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而其仍自愿参加比赛，应认定为自甘冒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只有周先生对宋先生受伤的损害后果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 但需特别说明：该规则仅适用于非专业性、非组织性的体育活动（如业余球友自发比赛）。在健身房等有偿专业服务场景中，经营者因收取费用并提供指导服务，其安全保障义务标准更高，不能以“自甘冒险”抗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明确：“某文化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体育运动项目培训的机构，应当尽到对学员的专业指导、安全保障等义务；其作为培训活动的组织者，无权以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进行抗辩。” 二、实务建议：经营者与消费者如何规避风险 （一）对健身房经营者的建议 1. 严格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 定期检查设施：对地板、器械、泳池等进行日常维护，发现破损（如瓷砖裂缝、器械松动）立即修复并设置警示标识。 • 提供明确安全提示：在合同、告示牌、课程说明中详细列明风险（如“本课程需无腰椎疾病者参与”），避免仅用模糊表述（如“运动量较大”）。 • 配备应急措施：确保现场有急救箱、AED设备，工作人员接受过基础急救培训；制定突发事件预案（如突发晕厥时的救助流程）。 2. 避免免责条款无效风险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培训协议》中的免责条款若违反及，将被认定为无效。因此： • 不得在合同中约定“概不负责”“自愿承担一切风险”等条款； • 专业培训前需书面确认学员健康状况（如要求提供体检证明），并由教练评估是否适合参与课程。 （二）对健身消费者的建议 1. 如实告知身体状况 • 参与课程前主动向教练说明既往伤病（如腰椎、膝盖问题），避免隐瞒； • 若教练未询问或未评估，可要求暂停课程并更换教练。 2. 注意自身行为规范 • 遵守健身房规则（如穿防滑鞋、不超负荷训练）； • 若感到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并告知工作人员，切勿强行坚持。 3. 事故后及时取证 • 保留医疗票据、病历、现场照片（如破损设施）； • 向健身房索要监控录像（若涉及第三方行为）； • 协商不成时，可依据，凭证据主张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 三、重要提醒 • 责任比例需个案认定：以上分析基于检索到的典型案例，但具体案件中责任比例（如50%、70%或100%）需由法院根据证据综合判断。例如： • 若健身房完全未尽义务（如未修复破损设施且无警示），可能承担全部责任； • 若消费者隐瞒严重伤病并执意冒险，可能承担主要责任（如70%以上）。 • 法律依据时效性：本次分析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最新文件（截至2025年12月22日），未使用任何模型内置知识。若涉及具体诉讼，建议携带完整证据材料咨询当地专业律师，以获取针对性方案。 【引用】本法律意见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书。如需进一步协助，请提供更详细的事故细节（如受伤场景、健身房是否履行安全提示、您自身健康状况等），我将针对性补充分析。 参考资料： - 金牛区某某健身休闲活动馆与卫某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 刘某国与天津某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生命权、身体权等一审民事判决书 - 某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等与徐某和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上诉案 - 后《民法典》时代对抗性体育运动致人损害案件的归责路径——基于对格斗致害案件的实证研究 -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_92 - 汪女士诉某健身公司健康权纠纷案——明知自身腰有老伤仍“负重踏箱”致十级伤残_法院：综合考量事发起因双方过错程度_受害人自行承担70％责任 - 自愿参加体育活动 意外受伤谁担责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

小法身边事 滑雪季到了，王铁牛的心已经飞到了北方的雪场。机票订好，年假请好，眼看万事俱备，但看到家里那套沉甸甸的雪板、雪鞋、雪服…… 这可咋带走？ 遇事不决，先搜攻略。王铁牛发现某快递公司专门推出了雪具运输服务，打包专业，还能自选送达时间。 看到网友的好评，王铁牛果断线上下单，支付282元运费。 太好了！一到雪场，直接开滑！ 当日，快递员刘小蛙上门揽收雪具。 王铁牛不放心，特意跟快递员确认。 师傅，今天下单，后天能送到吗？ 今天算第一天，我们保证第三天送达目的地！ 完美！我后天到，刚好取件~ 我们是专业的，您放心吧！ 然而现实打了脸，王铁牛人已到雪场，快递却“鸽”了他——整整迟到了两天！他只能租雪具应急。 王铁牛遂将某快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运费282元并赔偿租雪具损失1850元。 小法请法官 承办法官 王波 说好的三天变五天，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 某快递公司已构成违约 王铁牛线上下单并支付运费，双方间的快递服务合同就成立了。王铁牛明确选择了预约送达服务，快递员刘小蛙也亲口承诺第三天送达，结果第五天才到，故某快递公司构成迟延履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某快递公司应赔偿合理损失 某快递公司虽然迟到，但最终还是把雪具送达了目的地，这是部分违约，而非根本违约，故应当减少部分价款，根据违约情形，法院酌定退还快递费150元。 因为快递迟到，王铁牛不得已而租用雪具，产生的租金是直接损失，某快递公司应当赔偿，但赔偿金额应当合理，法院根据王铁牛提供的证据及当地雪具租赁的市场行情，酌定支持900元。 法院判决：某快递公司赔偿王铁牛1050元。 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 【合同履行的原则】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五百八十二条 【瑕疵履行违约责任】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八十四条 【损害赔偿范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小法对你说 冰雪经济热潮催生了雪具寄送等专业服务，产业经济要长久“发热”，离不开每个环节的诚信履约。对于经营者而言，宣传推广只是锦上添花，服务质量才是核心竞争力。 而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时要全面了解协议内容，注意保留好消费记录，勇敢依法维权。每一次成功的维权，都是在推动市场向更规范、更可靠的方向发展。 （以上出现名称纯属虚构） 118 来源：淳化法庭 文字：张 璇 责编：葛云云

随着雪季来临，各大雪场迎来滑雪热潮，雪道上的飞驰既带来肾上腺素飙升的快乐，也暗藏碰撞、摔倒等安全风险。很多人以为“滑雪受伤是自己的事”，却忽略了违规滑行可能要对他人损失负责；部分雪场也存在“只收门票、轻安全管理”的情况，未意识到安全保障是法定责任。作为滑雪新人，享受冰雪运动快乐之余应知悉哪些滑雪安全准则？如在雪道发生碰撞意外应如何维权？雪场又应承担何种安全保障义务？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案例一探究竟！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是滑雪初学者，事故当天，A滑雪场开放高中低三条雪道，但未开放高级道高速缆车，运营的小火车也处于维护状态，大量雪友聚集初级雪道。李某在A滑雪场初级雪道中间位置慢速向下滑行，被告王某在李某身后以“之”字线路快速向下滑行，后李某突然变换方向横向滑行，身后的王某避让不及，与李某发生碰撞，李某经送医诊断为右肾挫裂伤，右肾血肿。李某起诉王某及A滑雪场要求二者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王某辩称，其滑雪已有七八年，平时在中、高级雪道滑雪；事故发生时其在初级道滑雪，但练习的动作均系在初级道可以练习的常规动作，其始终正常滑行，线路稳定，没有违规行为。李某作为初级滑雪者，练习时有两次摔倒，未能控制自己的速度与动作，事故发生时有忽然横穿雪道，阻碍他人滑行的行为，依据雪联安全准则，李某违反了自控原则和停止地点原则，在其横穿雪道时，亦应遵循“从上向下滑降的人优先”原则；另单板滑雪适用自甘冒险原则，其对李某受伤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应对李某损失承担责任。 被告A滑雪场辩称，李某因被王某撞倒受伤，属于意外事故，李某的受伤与滑雪场设施设备以及雪场运营没有关联性，李某应自行承担风险。滑雪场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其边界，安全保障应体现在向消费者提供合格的滑雪场地及滑雪器具、提前做好滑雪活动的风险提示和规则告知、对高风险雪道及周边山体设置安全保障设施、对出现事故的游客及时提供救助等。滑雪场显著位置均设置了明显的安全警告标志，雪场外还有护栏和边网，侧面还有提示栏。雪场救护人员在接到救援电话后第一时间对原告进行了救助，及时叫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且不存在过错和过失，因此雪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 丰台法院审理认为，滑雪是一项高风险运动，滑雪者要有风险意识，应当合理评估自身的能力，选择适合自身水平与技能的雪道进行滑雪活动。本案中，王某已滑雪七八年，平时主要在中、高雪道进行练习，事故发生时，其在初级道上滑行，应对初级道练习者的自身控制能力有限有所预见，伤者李某作为领先位置的滑雪者对于雪道有优先使用权，王某作为后方滑雪者应当保持与前方滑雪的安全距离，始终控制自己的速度和动作，确保能够随时停下来避开他人或物体。事故发生时王某的滑行速度较快，滑行弯度较大，其未能控制自己的滑行速度，导致避让不及撞上前方的李某，应对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当滑雪者进入雪道滑行时，必须仔细观察周围环境，以确认其所进行的滑行不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造成危害。从监控视频可见，李某在王某前方道路中间位置慢速向下滑行，向下滑行时忽然横向滑行，应系未能控制好身体所致，影响了后方王某对其正常滑行轨迹的预判，亦对其受伤负有相应责任。 A滑雪场作为管理方，应对雪场环境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公司张贴了相关警示条款，并于李某受伤后，五分钟内派员到场实施求助，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应当注意的是，滑雪场运营时，开放不同级别的雪道，对雪道进行分级，旨在保障滑雪者能选择适合自己的雪道级别，从而减少事故风险，提升滑雪体验，同时雪道分级也要求滑雪场应根据不同级别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与设施。依据李某、王某提交的A滑雪场雪道交通设施的相关证据可知，涉案事故发生时，高级雪道小火车维修停运，运力不足，在高级道滑雪耗时较长，影响高级道滑雪者（如王某）体验以及对雪道的选择，增加了事故风险，因此，A滑雪场也应对李某受伤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经二审维持原判，现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京小槌提示 滑雪是兼具速度与激情的高危运动，不仅是体能的挑战，也考验着每一位参与者的规则意识与法律认知。滑雪的乐趣建立在安全基石之上，这份安全需要滑雪者与雪场共同守护。 对滑雪者而言，国际雪联十大安全准则是不可逾越的“行为红线”。无论是主动选择不危及前方滑雪者的安全线路，保障前方滑雪者对雪道的优先使用权，还是遵守自控原则，让自己的滑行处于可控范围内，避免突发横向滑行，每一项规则的遵守，都是对自身生命的保护，更是对他人安全的尊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虽规定了文体活动的“自甘风险”规则，但明确排除“其他参加者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本案中王某高速滑行，未保持安全距离，未避让前方滑雪者的行为违反安全准则，已构成重大过失，无法以“自甘风险”免责，仍需依法对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对雪场经营者而言，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责任而非附加服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明确，体育场馆等经营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行为致损且经营者未尽义务的，需承担相应补充责任。这要求雪场不仅要通过警示牌、广播等进行风险提示，更要落实硬核防护：加强运力管理，开放不同级别的雪道，控制雪道上的人员密度，及时清理雪道障碍物，劝阻未戴护具者进入中高级雪道，规范教学活动区域等。 唯有滑雪者守规则、雪场尽义务，双方各自尽责，才能让滑雪运动真正成为“速度与安全并存”的快乐体验。

冉某诉重庆某农旅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柱县某宾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劳动者拒绝续签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需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 关键词 民事 劳动争议 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拒签 二倍工资 诚信原则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11日，原告冉某与重庆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旅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12月11日至2023年12月10日，职务为财务部负责人。合同期满后，重庆某旅游公司多次通过口头、微信方式向冉某提出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冉某以“公司要解散，不签合同可以拿二倍工资”为由拒绝续订。2024年4月30日，冉某与重庆某旅游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于当日解除劳动合同，并确认重庆某旅游公司不拖欠冉某合同解除之前的工资及其他报酬。重庆某旅游公司为冉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24年4月，发放经济补偿计算截至2024年4月30日止。同年5月，重庆某旅游公司注销登记，其权利义务由石柱县某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宾馆）承继。重庆某农旅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旅公司）系重庆某旅游公司股东。冉某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冉某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支付原告冉某2024年1月至4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人民币41000元（币种下同）。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2024)渝0240民初3949号号民事判决：驳回冉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冉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据此，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书面形式便于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更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 本案中，劳动合同期满后，冉某继续在重庆某旅游公司工作，该公司仍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重庆某旅游公司曾多次与冉某沟通续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宜，但冉某始终拒绝签署。冉某执意拒绝续订的行为，旨在通过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主张二倍工资，将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机制，异化为谋取额外利益的工具，偏离了法律设定二倍工资罚则旨在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初衷。 因此，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冉某本人，其自己拒绝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却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有违诚信原则。某宾馆作为重庆某旅游公司权利义务承继人、某农旅公司作为重庆某旅游公司的股东均无需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 裁判要旨 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但是拒绝用人单位提出的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要求，后又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2012年修正）第82条 （法释〔2020〕26号）第34条 一审: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4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