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反腐败斗争持续向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金融、国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域腐败治理，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施行，为预期收益型受贿认定标准、违法所得追缴范围等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明确裁判标尺。如何准确把握穿透式审查的边界，在严格惩治腐败的同时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职务犯罪辩护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德和衡刑事业务中心长期深耕职务犯罪辩护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积淀。律师团队紧扣《解释（二）》施行后的实务需求，围绕核心条文理解适用、新型隐性腐败认定难点、受贿案件涉案财物处置等前沿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栏目现将相关成果集中推送，以期为司法实务界和律师行业提供交流参考，共同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质效不断提升。 目  录 一、引言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四、结语 一、引言 在受贿案件中，合作投资型受贿是隐蔽性较强的犯罪类型之一，行为人假借合法商事投资外衣掩盖权钱交易本质，导致刑民法律边界模糊，司法认定尺度不一。但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也时常出现将公职人员的正常投资收益错误认定为受贿犯罪的情形，同类案件裁判结果的分歧，根源在于司法机关未能准确厘清民商事行为核心底层逻辑与通过权力谋取对价的界限。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法发〔2007〕22 号，下称《2007年受贿意见》），将是否实际出资、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作为此类案件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办案机关机械解读条文，唯身份定罪、片面客观归罪的误区，即仅因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且获取投资收益，便径直推定受贿犯罪成立，但该裁判思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实质正义理念，混淆了刑事受贿、公职人员违纪行为与正常市场交易的法律边界。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立足刑事辩护视角，结合 G省L市公安机关负责人X某参与酒店投资分红典型案例，对照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四类认定情形，辨析真实民商事投资与变相权钱交易的本质差异，梳理垫资投资、实际经营、未利用职权谋利等关键出罪要件，归纳此类案件的辩护思路与突破路径，为同类职务犯罪案件罪与非罪的认定提供务实参考。 二、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法律规范依据与核心认定逻辑 （一）裁判规范依据及官方理解与适用梳理 1.裁判规范依据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专门针对以开办公司、项目合作等合作投资名义实施的受贿行为作出明确规制，划定了两类典型受贿情形，即“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该条文正式确立了此类案件以“实际出资、参与经营”为核心的基础审查要素，成为准确认定合作投资型受贿的核心法律依据。 2.新司法解释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2026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法释〔2026〕6号，下称《解释（二）》），其中第十四条专门细化了受贿罪核心要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标准，条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 相较于新规出台前的裁判标准，此前《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3〕167号，下称《纪要》）已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基础性界定：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由此可见，《纪要》对职务便利的认定，整体限定于本人直接职权范围，严格框定在明确的上下级隶属与制约关系的框架之内；而《解释（二）》第十四条通过实质扩张解释，打破了仅限主管分管及仅限直接上下级的形式，拓宽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认定边界。规则迭代后，司法机关对职务关联性的认定标准变得更为宽松，也对刑事辩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站在辩护人视角，工作中想要切断指控的职权关联，否定职务谋利的因果关系，必须要有更加精细、严谨的论证逻辑。结合相应规则与真实案例，笔者认为，针对相关案件的辩护核心，应围绕“行为人与被利用的第一层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展开论证，具体如下： 其一，区分私人关系与职务行为，否定公权力侵害性。当某领导向下属打招呼协调请托事项时，若请托事项的最终实现完全依托下属的亲属、朋友等私人社会关系，与下属的法定职务、职权行为无任何关联，即可据此论证行为人并未利用公共权力，未侵害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不符合受贿罪的客体构成要件。 其二，精准界定法条适用主体，区分监管关系与职务隶属制约关系。《解释（二）》所规定的隶属、制约关系，适用主体仅限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实践中常出现的行政机关对普通市场主体的监督、管理关系，如公安局局长对酒店老板的监管关系，并非法条规定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酒店老板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在法条规制主体范围内，不能据此认定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 其三，法条的核心要义并非绝对化。如“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据此，笔者认为辩护中可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三定”方案、岗位权责清单等官方依据，反证部分同系统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仅为日常工作往来形成的松散联系，而非刑事法律意义上的职务隶属、制约关系，从而排除利用职务便利的适用可能。 其四，区分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对于已离职的领导干部，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向在职的领导干部打招呼收受钱款的情形，按照的规定，可以利用影响力受贿定罪，量刑相对受贿罪较轻。 （二）司法适用核心争议、权威回应与类型化认定规则 《2007年受贿意见》第三条在适用中长期存在两大核心争议：其一，条文所称“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其规制范围是否仅局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能否涵盖合伙企业等其他商事主体？其二，依据（下称）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基本权利，出资是股东享有投资收益的法定前提。在已然确立“有出资即有收益权”的核心商事逻辑下，《2007年受贿意见》额外将“未参与经营管理”作为受贿认定的辅助要件，是否属于规则冗余，与商事基本法理存在适用冲突？ 针对上述实务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来源：《人民司法》（应用）2007年第15期，下称《理解与适用》）作出回应，明确《2007年受贿意见》与的规范逻辑并无冲突。“不参与经营管理”并非独立的定罪标准，而是辅助司法机关判断投资真伪、甄别是否存在名义虚假投资的关键要素，以此可有效筛查挂名持股、空手套利的变相受贿行为。同时，特定情形下的经营管理劳务付出，可作为实质出资的补充佐证形式。由此可见，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核心，始终是区分真实商事投资与名义虚假投资，全部审查要素均围绕该核心展开，因此，司法实践不得脱离行为实质，机械孤立地套用条文定罪。 以“是否真实出资”为根本标尺，结合司法解释规则与官方解读，可将国家工作人员合作投资行为划分为四类情形，差异化界定罪与非罪、合法投资与违纪经商、刑事受贿的边界，精准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 第一，真实出资+实际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完全合法的商事投资行为，行为人实际出资、深度参与项目经营管理、自负盈亏、自担商业风险，完全符合正常市场投资规则，分红为合法投资收益，行为与受贿无关，不具有任何刑事违法性。 第二，无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属于典型的合作投资型受贿，行为人无任何实质出资与经营劳务投入，仅依托自身公职身份获取项目分红，权钱交易本质清晰明确，认定受贿并无争议。同时，行为人实际取得的全部分红、利润款项，是以投资为名实施的变相非法获取，相关分红金额全部计入受贿犯罪数额。 第三，有出资+无经营管理。该情形在理论与实务中均存有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出资真实、股权权属清晰、按投资比例分红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即便未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本质仍属于合法商事投资，仅可评价为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但亦有观点认为，判断核心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出资，而在于收益是否匹配市场规律、是否依托职权形成不当利益。若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经营、业务开展提供关键帮助，使其获得脱离正常市场回报率的收益、实现无风险套利，就应当穿透投资外观，认定为以合法投资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的受贿行为。 第四，无出资+有经营管理。该情形是四类投资模式中法律关系最为复杂、实务争议最为突出的类型，核心争议在于，单纯的经营管理劳务投入能否视同合法出资进而取得股东分红资格，这种情形无法简单归入受贿犯罪或笼统评价为违规经商行为，需结合商事法律规则与个案专门细化研判。 综上，四类情形的司法裁判逻辑，始终锚定“是否真实出资”这一核心标准，是否参与经营管理仅为辅助印证投资真伪的配套考量因素。司法认定理应回归商事投资的本质逻辑，摒弃唯公职身份推定、片面客观归罪的机械裁判思路。就此，司法实务裁判口径与官方评析亦印证该区分规则——在曹某某受贿案二审作出生效裁判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三堂会审”栏目组织纪检、检察、审判三方人员开展联合评析：行为人实际出资入股民营医疗机构，按持股比例取得分红、同步承担项目经营亏损，对应分红收益系市场化投资回报，仅作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评价，不纳入受贿犯罪，唯有超出股权比例无正当理由获取的超额收益，才可认定为受贿数额（详见：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605/t20260527_492577_m.html）。 （三）无出资有经营管理情形的法律边界与分层甄别规则 无出资仅以经营管理参与合作投资的裁判尺度分歧，根源在于不同商事主体对劳务出资的法律规制存在本质差异，而民商事法律的差异化规则，直接影响刑事层面罪与非罪、罪与违纪的边界认定。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可以用劳务出资。第六十四条又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作价出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 据此可明确差异化裁判规则：若双方合作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行为人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伙企业，即便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其劳务付出亦不能视作合法出资，仅可获取与其劳动价值相当的劳务报酬，无权依据经营行为取得股东分红；只有在合伙企业中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参与合作经营时，经营管理行为才具备劳务出资的法律基础，据此分取利润具有商事合法性，可作为阻却受贿认定的重要依据。 回归司法认定层面，对无出资但参与经营管理的行为，既不能一概推定为受贿犯罪，也不能简单归入违规经商的违纪范畴，实务中应当分层递进、审慎甄别：第一，先行界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劳务出资的法定边界，结合前述的规制差异，从法律层面厘清案涉经营劳务能否作为合法出资，进而享有股东分红资格。第二，甄别经营行为的真实属性，判断行为人投入的经营管理是纯粹独立的商事劳务付出，还是假借经营之名实则利用职务便利为项目协调关系、提供特殊关照、输送隐性利益。第三，匹配收益合理性与职权关联度，结合收益数额与劳务价值是否相当、行为人职权与投资项目是否存在实质制约关联综合评判。若所获报酬明显超出正常经营活动的报酬，且投资方依附行为人职权谋求利益，超额部分依法认定为受贿数额。 经上述层级审查规则研判，若案涉经营行为缺乏合法出资基础、收益明显超额且收益获取依附于公职对价，可穿透认定为变相受贿；若仅为无出资的劳务参与行为，且不存在职权谋利、权钱交易，便不成立刑事犯罪，依规按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作出违纪评价。 三、个案实证辨析与类案辩护体系构建 （一）基本案情梳理 以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真实案例做深入剖析。被告人X某系某市公安机关负责人，其以妻子H某名义投资入股某酒店，同时长期深度参与经营并分红。在案涉酒店项目启动前，X某与其他投资人L某、Z某系多年同窗好友，三方已长期维系私人情谊往来，不存在职务依托关系。经几方事前评估，案涉酒店项目具备良好市场盈利前景。之后，X某向另一位投资人Y某提供该酒店招租信息并因此受邀参与投资，四方最终商定：酒店总投资200万元，Y某出资100万元占股50%，L某、Z某各投资50万元，各占股16%。与此同时，L某、Z某基于长期私交及商业合作契机，向经济拮据的X某分别出借18万元，也即X某名义上投资36万元，占股18%，三方口头约定以酒店分红优先抵偿X某的借款。在酒店装修启动后，X某投入6万余元基础建设费用，后续经营中，X某已按约定清偿了全部借款，并在5年后的二次装修过程中又投入10万元。同时，在该酒店长达12年的运行过程中，X某以股东身份持续、深度参与经营管理工作，至案发止，X某共计获得分红款480余万元，该金额被调查机关认定为受贿款。 （二）个案核心争议辨析 本案的核心焦点，集中在X某的行为是党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还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而按照前述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对该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有两点：X某有无真实投资，是否实质性参与经营管理？ 就第一个问题，进而言之，X某接受其他投资人的借款，也即借款投资是否属于自身真实投资？笔者认为，垫资是外在形式，关键应看资金是否需要返还，是否属于职务对价。针对该问题，前述《理解与适用》专门作出审慎阐释，明确因该类情形争议较大且牵涉民刑交叉与商事外观判断，司法解释未予以一刀切式规定，而是以是否属于真实投资为唯一核心标尺，结合个案实质审慎认定，释放出审慎入罪、实质评判、杜绝机械归罪的裁判导向。据此，站在所谓“行贿人”视角，垫资行为并非当然等同于行贿，关键在于区分是否存在真实投资基础与权力对价。 实践中大量权钱交易均是以该模式伪装成合法投资，如请托人为谋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主动为公职人员垫付入股资金并完成工商登记，由公职人员挂名持股、参与经营，且无需归还垫资款项，后续还可基于持股获取高额分红。该类情形中，一般裁判逻辑认为，请托人无偿提供的垫资款项，本质是假借投资名义输送的贿赂，应当全额计入受贿犯罪数额；而公职人员后续获取的分红利润，属于受贿犯罪的孳息收益，需依法追缴，但不计入受贿数额。 回到本案。结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确立的七大审查标准，即借款事由、资金流向、双方关系、谋利请托、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欠款成因，可对垫资行为性质精准界分：基于亲友情谊、商业合作互换、无职权谋利意图、存在实际还款行为的垫资，属于合法民事投资范畴；对于无合理商事事由、无偿特殊垫资、依托公职身份对价的利益输送，可评价为受贿犯罪。本案L某、Z某的出借行为具备完整合法基础，二人与X某系多年私人挚友，借款动因源于X某为其引荐优质商业项目的利益互换和项目未来盈利预期，而非基于X某的公职身份与职务便利。案涉借贷约定内容清晰明确，分红还款流程完整，资金流水可查，出借人与酒店项目无其他利益勾兑，该资金往来模式符合民间借贷的商事外观与交易逻辑，在无权力对价支撑的前提下，不具备行受贿的刑事评价基础。具体而言： 1.出资层面：出资真实足额，无虚假垫资、无权力对价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典型特征体现为“零出资、纯受益、无风险”，或是依托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人无偿垫资、无需还款、变相输送利益，实务中具体表现为旱涝保收、超额获利、名实不符、无风险套利四类受贿模式。反观本案，X某的全部投资行为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出资与权力对价问题。其一，初始投资源于合法民间借贷。案涉初始投资款项来源于L某、Z某出借，资金基础是多年同窗情谊与商业引荐的利益互换，与X某的公职身份、职务职权无任何关联。双方借款、分红还贷的约定符合民间亲友借贷惯例，且有银行流水、当事人陈述、庭审证言相互印证，出借人庭审中亦明确X某为真实出资人，足以佐证该笔借贷及对应出资行为的合法性。其二，装修现金投入构成有效出资投入。酒店装修期间，X某以个人现金支付水泥采购、集成吊顶等工程开支6万余元，有无利害关系证人佐证该事实，而调查机关以财务台账无记录、无法核实是否报销为由不予认可，该认定方式在证据审查层面存在一定瑕疵：一方面，要求被告人自证“未报销”的消极事实，违背被告人无需自证无罪的基本刑法原则；另一方面，调查未穷尽核查手段、未依职权核实完整财务凭证，事实认定不尽审慎。其三，二次增资行为真实有效。原审仅以单方陈述为由否定增资事实，但全案书证、资金流水、证人证言可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同时，酒店二次装修采取边营业、边施工的行业常规模式，增资方案与出资份额经全体股东共同商议确定，X某增资款由亲属H某代为转账至法人账户再统一归入酒店财务，对应的转账流水、代付记录、分红台账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增资行为真实合法。 2.经营层面：实质参与经营，排除挂名持股、空股获利情形 刑法层面“参与经营管理”的认定，不以行为人每日驻店值守、一线实操为必要条件，核心判断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独立行使股东商事权利、付出商事劳务、承担经营风险，以此区分真实投资与挂名虚假投资。本案中，X某全程深度参与酒店经营管理，并非形式化的名义挂名持股情形：一是掌握核心经营决策权。酒店股东微信群记录证实，X某独立主导酒店锅炉大修、消防整改、淡季运营策略、房价调控、设备更新、股东重大议事等核心经营事项，独立行使股东决策职权。二是享有人事与财务审批权限。酒店经理、会计定期向其汇报经营数据、采购价格、费用明细，员工招录、日常审批、大额物资采购、房租水电支出等关键事项，均需经其审核同意，X某具备完整的经营管控权限。三是负责常态化运营统筹。X某长期跟进酒店房态管理、销售调度、现场项目整改，统筹节假日运营与团队管理，持续投入无法量化的大量精力与劳务付出，属于典型的实质参与经营模式。 3. 职权层面：无职务便利、无谋利行为、无权力对价关联 权钱交易是受贿犯罪的本质核心，无职权关联、无谋利行为、无利益输送，则无受贿成立基础。本案中，X某的职权与投资收益相互并无关联。首先，X某虽曾任职酒店属地辖区派出所教导员，但其任职时间较短，在酒店本身完全是合法经营的前提下，X某没有可以对酒店实施消防验收、市场监管、环保等事项的职权和条件，无依托职权谋利的职务基础。其次，履职周期与经营周期完全错位。案涉酒店于2010年开业，X某于2010年下半年即调离对应辖区派出所岗位，酒店后续十余年经营、分红的核心周期内，其已无一线监管职权，不存在依托职务影响力持续牟利的客观基础。最后，本案无任何不正当利益输送。酒店全程证照齐全、合规经营，常态化接受行业监管，不存在免罚、减罚、放宽监管、特殊关照等情形。X某与相关单位仅存在正常人际交往，无利益勾兑、无财物输送、无职权滥用，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4.收益层面：比例合规、风险共担、符合商事惯例 受贿型虚假投资的核心特征是旱涝保收、超额获利、风险转嫁、脱离市场规律，而本案投资收益完全契合正常商事投资逻辑，与受贿存在本质区别：其一，分红比例合规公允。X某分红数额严格对应自身股权出资比例，无任何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情形，十余年持续分红属于长期稳健经营的正常市场回报，并非短时集中利益输送。其二，全程共担经营风险。酒店经营存续期间，长期存在淡季亏损、设备损耗、整改投入、市场波动等常态化商业风险，X某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经营损益，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情形。其三，经营模式符合行业惯例。本案其余股东亦以宏观决策、财务审核、经营统筹为主要参与方式。公诉机关指控对商事经营外观机械、形式化的评价，违背实质审查原则。同时，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书证证明力优于主观否定性证言，足以佐证经营参与行为的真实性。 （三）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体系化辩护路径构建 结合本案辩护实践与同类案件裁判规则，合作投资型受贿案件的辩护核心在于破除公职身份有罪推定，回归商事投资本质，切断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纠正司法实践中“身份+收益=受贿”的机械裁判误区。围绕真实出资、真实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核心要素，可归纳出同类案件可复制、可落地的体系化辩护路径。 1.破除主观归罪：否定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 权钱交易的主观故意是受贿罪成立的核心要件之一，无权力变现故意则无受贿犯罪。司法实践中，不能仅凭公职人员存在投资获利即推定存在受贿故意，需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辩护过程中，可通过投资缘起、合作合意、资金往来、股东沟通记录等完整证据链条，来论证行为人投资初衷是追求正常商业市场收益，而非利用公职身份变现牟利。本案中，酒店项目具备优越区位条件与盈利前景，投资合作基础源于长期私人情谊与平等商业机遇，各方事前、事中均无达成利益输送的合意，可以证实行为人不具备受贿的主观故意。 2.夯实出罪基础：举证证实出资真实、合法、足额 真实出资是阻断受贿认定的首要核心要件，是区分合法商事投资与变相受贿的第一道屏障。针对控方虚假出资、垫资行贿的指控，可从三个维度系统抗辩：一是佐证资金来源合法，依托银行流水、还款记录、转账凭证，完整还原“借款出资—分红还贷”的资金闭环，清晰区分民事借贷与受贿型无偿垫资；二是补强非货币出资证据，以证人证言、装修事实、支出凭证佐证现金垫资、劳务投入等有效出资形式，丰富真实投资的证据体系；三是匹配股权与收益规则，证实出资额度、股权比例、分红标准等要素均符合商事约定与行业惯例，不存在无偿持股、虚假出资、超额分红等异常情形。同时，结合经济犯罪案件七大借贷审查标准，佐证垫资行为的民事属性，彻底排除权力对价。 3.补强关键要件：证实实质经营、风险共担 辩护工作需紧扣经营决策、人事审批、财务管控三大核心商事职权，依托微信工作记录、股东议事记录、审批凭证、员工汇报记录等客观证据，证实行为人独立付出精力劳务、行使股东专属权利、深度参与企业经营。同时，通过企业淡季亏损、设备整改投入、市场波动风险等事实，证实行为人全程共享收益的同时也承担亏损的风险，完全契合真实商事投资的核心特征，区别于挂名持股、零风险获利的受贿模式。 4.精准数据抗辩：论证收益合规、无超额利益输送 收益超额、收益与出资比例严重失衡，是司法认定变相受贿的关键标尺。辩护中，需依托股权约定、分红台账、审计明细、历年收益凭证等书证，精准比对出资比例与分红比例，证实收益分配公平合规、无特殊优待、无超额获利。针对长期分批小额分红的投资模式，需重点阐释常态化分红是民营企业稳健经营的行业惯例，与受贿犯罪短时、集中、大额的利益输送存在本质区别，以商事惯例佐证收益合理性，对抗利益输送指控。 5.切断核心关联：否定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系 职权与收益的因果关联是受贿成立的根本前提，无职权对价、无因果关联则无受贿基础。辩护可从四方面切断关联：一是无对应监管职权，行为人不具备项目审批、行业监管、行政处罚的相关权限，无职务谋利基础；二是履职周期错位，核心经营与分红阶段已脱离相关履职岗位，无持续职务影响力；三是无具体谋利行为，全程未利用职务便利提供特殊关照、协调资源、规避处罚；四是收益源于项目市场红利、团队经营成果与行业优势，与公职身份无任何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6.厘清纪法边界：区分违规经商与刑事受贿 司法实践中，极易混淆公职人员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与受贿刑事犯罪，二者的核心界限在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与权力对价。事实上，并非所有公职人员基于民间投资获利的行为均属于受贿犯罪，单纯违反廉洁纪律、参与商事经营的行为，仅属于党纪政务规制范畴，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辩护中需坚决摒弃“公职身份+投资收益=受贿”的客观归罪逻辑，坚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厘清刑事犯罪与违纪行为的边界，对无职权谋利、无利益输送的真实投资行为，依法否定刑事追责，仅可评价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违纪行为。 四、结语 合作投资型受贿的认定，应当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本质特征，摒弃机械司法、身份推定、客观归罪的裁判误区。实践中，办案机关易因行为人具备公职身份，过度放大民间投资行为的刑事属性，忽视商事交易的基本规律与市场逻辑，进而将合法商事投资、违规经商的违纪行为不当升格为刑事受贿犯罪。此类案件的刑事辩护核心，在于从真实出资、实质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合规、无职权谋利五大维度夯实证据体系，拆解身份定罪的归罪逻辑，清晰厘清刑民边界、纪法边界、罪与非罪边界。 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司法裁判既要严守反腐败司法底线，依法惩治以合作投资、股权分红为外衣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行为，也要恪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尊重商事交易规律，区分公职人员正常民间投资与刑事受贿的本质差异，杜绝过度追诉与机械入罪。所谓囹圄空虚，方为盛世，唯有兼顾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严守刑事规制边界与尊重市场规则，方能真正实现司法应有的公信力。

随着人们生活品质提高，旅游出行需求也显著增加，旅游市场中潜藏的各类法律风险与消费陷阱亦随之高发。这份超实用的防坑指南，用大白话讲清所有套路，教你一眼识别、全程防范，安心玩遍全国。 一、细数旅游十大常见陷阱 不合理低价陷阱：市面上“零团费”“99元一日游”等超低价旅游产品，实际通过诱导或强制购物来获利。 低价门票套路：部分景区利用极低门票吸引游客，实际不含核心景点，仅为入园基础门票，进入景区还需购买“小交通”“小景区”门票等。 虚假宣传与合同陷阱：部分无证机构违规经营旅游业务；商家宣传的“五星酒店”“纯玩无购物”与实际体验严重不符；销售人员口头承诺不兑现，合同隐藏霸王条款、模糊条款。 景区购物陷阱：景区餐饮价格模糊、海鲜临时抬价；商家以“交朋友、成本甩卖”为噱头推销玉器；中药材按克计费，极易产生宰客问题；“赌石”大多人为操控，风险极高。 地域性陷阱：在宗教场所、少数民族地区聚居景区，存在“假道士”“假僧人”假借祈福名义，诱导游客算命、烧高香、购买高价“开光产品”问题；当地特色银饰、牦牛肉等特产可能存在以次充好、价格虚高的问题。 线下“黑”服务：景区及车站周边部分黑车私自揽客、绕路宰客；景区私人“免费拍照”诱导性服务；封闭式专属购物点，通过环境限制、话术施压，强迫游客消费。 线上新型诈骗：网络平台私人伴游无资质、无合同、无保障；“野游”穿越无人区、未开放区域兼具违法性及极高风险性；各类虚假票务退改链接，专门骗取游客资金。 健康名义陷阱：部分低价旅行团会在行程中安排“免费体检”“健康讲座”“名医诊断”等活动，利用游客对健康的关注及疾病的担忧，推销三无特效药、保健品。 道德绑架与情感攻势：导游在行程前期提供热情服务获取游客好感，抵达购物点位后，通过诉苦、卖惨进行情感营销，利用游客同情心、从众心理，将商业消费转化为情感义务，在群体压力中被动消费。 金融与投资陷阱：部分机构以“充值返利”“会员分红”“投资旅游项目”等邀请游客参加“考察游”，用免费旅游吸引游客，属于典型庞氏骗局，用后投资者的资金兑付前投资者收益，一旦资金链断裂，组织者便携款跑路。 二、全程防范：从出发到返程，步步不踩坑 （一）行前把关，筑牢安全底线 查资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官方平台，仔细查验旅行社营业执照与业务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且在有效期内，坚决拒绝没有资质的“黑社”。签合同，与旅行社签署文旅部最新版《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至关重要。合同中必须详细明确行程安排、住宿餐饮标准、交通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口头承诺全落实到纸面，不签空白合同。买保险，建议出行前主动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覆盖旅途意外风险。妥善保管好电子保单及缴费凭证，以备维权使用。 （二）规范选择跟团游 1.摒弃贪便宜心理，远离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团。 2.短视频、直播宣传承诺录屏留存，签合同逐字核对，拒绝模糊条款。 3.谨慎进入封闭式购物点，不被导游精神施压，不听道德绑架，消费必拿正规发票。 （三）景区消费四不原则 1.不买高价玉器：别信“成本价”“交朋友”话术，不熟悉的贵重物品一概不买； 2.不踩中药宰客陷阱：先问清计价单位，坚持先称重、后加工、再付款，不信“神医”推销的高价药材； 3.不参与赌石：景区赌石大多是人为操控骗局，直接拒绝； 4.对宗教信仰和地域民俗保持敬畏，不轻信不参与。 （四）警惕线上新型骗局 1.不找无资质私人伴游，无合同、无保障，风险极高； 2.不跟风尝试穿越未开放区域、景区逃票等行为，违法又危险； 3.拒绝车站、景区门口的黑车揽客，不参与免费拍照等诱导服务； 4.票务退改仅使用官方渠道，不点陌生链接、不转陌生账户。 （五）远离旅游中投资项目 1.提前价格对标，对免费出游项目直接拒绝； 2.除旅行必要费用，不投资、不充值、不交保证金； 3.不转个人微信、支付宝或私人银行账户，所有款项进入旅行社对公账户并做好备注。 三、合法维权：四步维护合法权益 固定证据：第一时间保留所有相关证据，如合同、发票、录音录像、聊天记录等。 协商解决：优先与旅行社或商家进行沟通，明确提出合理诉求。 行政投诉：若协商未果，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旅游投诉，或拨打12315热线处理旅游消费问题。 法律诉讼：若协商未果，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律师建议：旅行出游请保持理性消费心态，摒弃侥幸、贪小便宜心理，全程强化证据留存意识，严守法律底线。最好的维权，永远是提前防范，但不幸遭遇旅游欺诈、强制消费等问题，应寻求多元合法渠道维权，必要时借助司法武器保护自身权益。

计划好的自驾行程被 “缩水”，约定景点也 “瘦身”，遇到这种情况，预付的旅游款还能退吗？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我们阅读案例，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基本案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自驾发烧友老杨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小吕。小吕表示自己能带领其自驾穿越可可西里、羌塘等自然保护区，双方通过微信沟通上述自驾行程线路并达成一致，费用总计2万元。 后老杨通过微信向小吕支付定金1万元，两人到达青海的集合点汇合后，其又向小吕支付了尾款1万元。后小吕告知老杨线路出现问题，须缩减大部分途经点，无法实现最初自驾的目的，双方沟通无果、最终行程取消。 老杨要求小吕退还支付的费用并赔偿其此次行程的交通费，小吕一直拖延，故到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杨与小吕就自驾服务经沟通后达成一致，老杨向小吕支付了相应的服务费，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因小吕收取服务费后未按照约定提供最初协商一致的自驾路线的服务，故老杨要求退还2万元服务费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老杨要求交通损失的主张，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协商一致的自驾路线涉及的无人区，自驾穿越有违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双方均应明知，对案涉服务合同无法履行均有过错，故对老杨主张的交通费损失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随着社交媒体快速兴起，不少旅游博主为博取流量、获取经济利益，发布“野景点”打卡攻略甚至刻意隐瞒相关禁令推荐一些保护区禁入区为目的地，吸引了众多不知情的驴友前往打卡游玩。这些区域往往缺乏专业管理和科学保护，有的甚至人迹罕至，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未经官方批准随意进入还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甚至面临法律的制裁。 该案即警示社会公众在接受网络平台的非正规户外邀约时应审慎核实交易相对方的专业资质与安全保障，确保行为合法性，避免因此产生各类纠纷与人身危险。毕竟，财物受损事小，安全才是最美的风景！ 法官在此提醒： 探索世界的勇气值得赞赏，但对规则的遵守和法律的敬畏同样不可或缺。那些被刻意美化的“秘境”从来都不是浪漫的注脚，照片中美好的“诗与远方”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与难以预知的安全隐患。 请广大驴友务必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在开展旅游活动前有计划地做好出行准备，让每一次出发都始于理性、归于平安。 法条链接 第六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百零二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026年3月15日起，文旅部新修订的和新版旅游合同正式实施，2010年5月5日原国家旅游局令第32号公布的同时废止。 2026年新修订的版本较2010年版本优化了管辖规则、压缩了受理时限、强化数据共享与监督保障，旨在提升投诉处理效率。新规明确了旅游投诉的受理范围、处理流程、办理时限、权责划分，全方位完善了旅游消费维权的规范不足。 一、（2026年版）核心内容 （一）适用范围：适用于旅游者因与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导游等旅游经营者在包价旅游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向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的投诉，不包括已经通过诉讼、仲裁或消费者协会调解解决的事项，以及与旅游无关的民事或劳动争议。 （二）管辖原则：其一新增“三位一体”管辖原则，第五条明确旅游投诉由旅游经营者住所地、旅游合同签订地或旅游纠纷发生地的县级以上旅游投诉处理机构管辖，相比较旧规，极大地扩张了旅游者的救济选择权；其二“纠纷发生地”的强优先权，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若损害行为需要立即制止、纠正，则纠纷发生地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具有强制优先管辖权；其三“协作机制创新”，办法第七条明确了“先立案管辖”（最先收到者管辖）与“指定管辖”（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指定）机制，同时第十九条引入了《旅游投诉调查取证委托书》，破除了属地监管的束缚，实现“权随人走、异地必助”。 （三）受理条件：对于此新规明确了三点，其一投诉人与投诉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二有明确的被投诉人和具体的投诉请求；其三投诉需包含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信息、投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其四“2日受理挑战”，新规第十四条明确受理决定时限从“5个工作日”极限压缩至“2个工作日”。 （四）不予受理情形：新规第十一条明确，“不予受理”的时效界定由旧规的“旅游合同结束之日”精细化修改为“旅游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该条的进一步细化对于分阶段履行的复杂长线旅游产品（如多段式定制游），该条的明确为时效计算提供了更明确的法理起点，避免了因“合同结束”定义模糊导致受理争议； （五）处理程序：新规明确机构应在2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处理实行调解制度，遵循自愿、平等原则，60日内完成（事实清楚的立即调解，复杂情况需送达通知书），调解不成或达成后未执行的，投诉人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六）其他要点：其一新规规定了共同投诉（4人以上）可推选1-3名代表；其二保密要求，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予以保密；其三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可用于旅行社责任赔偿（如解散、拒绝履行合同等情形）；其四关键弹性条款，第二十条规定，“鉴定、检测时间不计入投诉处理时间”，该条是处理重特大事故纠纷时的“避风港”条款；其五车辆与设备保障，新规第二十六条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必须为投诉处理工作提供人员、经费、办公场所、车辆和设备的刚性保障”，该条为基层执法巡逻车、数字化勘验设备提供了强有力的预算依据；其六多种途径解纠纷，新规明确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双方协商、申请调解、提起仲裁、提起诉讼四种途径解决，重点规范文旅部门的投诉受理、处理与监督工作，明确可投诉情形包括：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因经营者责任致旅游者人身或者财产受损、不可抗力引发合同履行争议等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与此同时新规明确划定不予受理红线，如超过旅游合同履行期90日、其他机构已受理处理、无直接利害关系或无明确被投诉人等情形，将不予受理，避免投诉资源浪费。 2026版的施行，标志着我国旅游纠纷解决机制完成了从“行政主导管理”向“行政服务保障”的底层逻辑转型。 二、旅游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餐饮纠纷 旅游中遇到的餐饮纠纷主要涉及到以下几类：其一价格争议类纠纷，常见的海鲜刺客现象（游客在景区餐厅消费时，因菜品实际收费远高于预期而产生纠纷，常见的情形是未获知真实价格，结账时发现被收取高额费用）、定价标准不透明（如部分餐厅存在菜单标价与实际结算价格不符、以“时价”模糊标价）；其二服务质量类纠纷，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游客就餐时发现食物中有异物、食材变质等情况）、设施安全隐患（如餐厅门具故障、地面湿滑等安全隐患导致顾客受伤的情况）；其三强制消费类，常见的诱导消费（如司机或者导游诱导游客去往指定餐厅消费，价格虚高）、捆绑销售（如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增加菜品或附加消费项目）。 根据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发生纠纷时应保留证据、及时沟通，投诉或者协商不成，依据《旅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维权。 （二）跟团出游纠纷问题处理 根据《旅行社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者可以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外汇管理部门投诉。第5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旅行社，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导游人员、领队人员，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贼难过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 游客在跟团旅游中合法权益受损，可依据法律法规选择协商、调解、投诉、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依法、有序、有效维权。 *旅游出行温馨提示： 1.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并签订旅游合同：在选择旅行社时，要注意查看公司是否有履行业务经营许可证，及登记的许可经营范围，若是出境旅游，还要选择有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范围的旅行社；在确定行程后，要及时与旅行社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线路、行程、景点、交通和食宿安排及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基本内容； 2.对旅游行程不满意可以请求变更行程：根据《旅游法》第73条规定，旅行社根据旅游者的具体要求安排旅游行程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请求变更旅游行程安排，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3.被强制购物时，可合法维护自身权益：根据《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且根据规定，未经旅游者签字确认，擅自违反合同约定增加购物次数、延长停留时间的，每次向旅行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10%的违约金；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的，每次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20%的违约金。

张莉（化名）在网络平台中的蓝天公司（化名）直播间花费5175.98元购买两份“某度假村珍品豪华房2晚”套餐，张莉及其家人到达酒店后，发现酒店环境及套餐实情与直播间描述不符。因要求退费未果，张莉将蓝天公司及平台运营方成都某旅游公司、北京某旅游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未入住房费5175.98元。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蓝天公司退还张莉酒店订单费用5175.98元。 案情简介 张莉诉称，2023年1月其在直播间拍下两份“某度假村珍品豪华房2晚”套餐订单，共计5175.98元。2023年1月18日13时10分，张莉到达当地机场，13时19分联系商家客服，询问是否直接到酒店入住，被告知必须要提供入住人姓名预约才能入住，张莉将家人的信息发给了商家，但商家并未告知预定后就不能取消订单。与商家联系预定后，张莉一家六口于同日15时20分到达酒店，发现酒店于2023年刚开业，周边没有任何配套设施，人员较少。询问酒店前台得知，需要打车约4公里才能到达海边，与商家宣传的3分钟走到海边不一致，直播宣传的“入住即可原价购买茅台酒”实为在餐厅消费1000元，才可以购买且需要现场喝掉不可带走。张莉拒绝办理入住，电话联系商家退款，商家未同意。张莉想在平台中取消订单、退款，发现订单已经被商家核销，无法操作，其向客服投诉，但仍未能解决退款问题。 成都某旅游公司辩称，公司并非本案合同纠纷的交易相对方，仅为网络平台运营方。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已履行了平台经营者的职责，在获悉本案纠纷后，已经第一时间对涉案团购商品进行排查，确认涉案团购商品已下架，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北京某旅游公司辩称，公司不是涉案产品的销售方，也不是运营方，不是涉案主体，不应承担责任。 蓝天公司辩称，不同意退款。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公司在收到张莉的预约入住信息后，当即向酒店发出了采购订单，确认了入住人员信息及订单内容，酒店在收到公司提供的入住信息后已经为入住人员作了预留登记，预留了房间，至此双方的交易已完成，公司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退一步讲，要求退费的对象也应该是酒店而非公司。另外，根据公司提交证据可以看出，案涉酒店的地理位置是临海的，从酒店房间通往海滩，仅需穿过马路或通过酒店专门开设的地下通道即可到达，并非如张莉所述需要驱车前往。关于酒店消费满1000元可在餐厅内可在餐厅内原价饮用茅台酒的活动内容，公司系根据酒店提供的活动信息宣传，并未作出任何不实或虚假陈述。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仅凭蓝天公司所提交的与案涉供应商酒店之间的往来确认函件，不足以证明其向酒店发出的入住确认信息系经张莉授意完成。其次，根据张莉所提交的酒店订单页详情截图可以看出，所谓详情主要是对酒店内部环境的介绍，对酒店周边环境介绍仅有一张夜景图以及有限的文字描述（例如主要交通、主要景点等）。而根据张莉所提交证据可以看出，酒店实地状况，包括周边环境等，确实与案涉订单产品详情页展示的文字描述内容有一定出入。即便预定指令确为张莉所发出，但张莉并未实际办理入住手续，且其主张的影响其消费意愿的理由确有一定合理性。关于张莉要求成都某旅游公司以及北京某旅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之诉请，鉴于其并非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且在平台相关用户服务协议中，已对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案涉交易服务提供者的信息进行了披露，对本案纠纷的产生不存在过错。 最终，法院判决蓝天公司退还张莉酒店订单费用5175.98元。宣判后，蓝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近年来，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与消费模式的改变，通过互联网平台售卖旅游产品、推广旅游服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面，这极大地增加了消费者选择旅游产品的途径、扩大了选择范围；但另一方面，由于新规则的制定和完善远跟不上新事物的发展速度，也引发了旅游服务合同纠纷。 基于营销策略考虑，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或者旅游产品的销售者一般会选择性地将有利于销售的信息展示给消费者，甚至不惜夸大宣传；而作为消费者，又倾向于在同类产品中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但价格最优的选择不一定能获得较高质量保障。 与传统的线下购买旅游产品过程不同，通过网络平台线上购买旅游产品时，商家通常不会与顾客签订书面的旅游服务合同；且除了直播间或网页上的少量统一介绍之外，也很难做到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分别进行个性化的说明。因此，对于与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的内容，比如：售卖者与消费者之间究竟建立了何种法律关系；谁是直接的旅游服务提供者；购买后的产品或服务如何使用、未使用能否退款等等，都只能从平台页面及订单信息中检索。 根据之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本案中，订单的“退款规则”为格式条款，该“退款规则”规定，“已入住或超时后未入住情况不支持变更或取消订单，预付款将全额扣除”，未明确表述“预约后不可取消订单”，且该格式条款对张莉的权利作出一定排除、限制，对张莉的责任进行加重，蓝天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以合理方式提示张莉注意，以及对该条款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故蓝天公司以订单“退款规则”作为不退款的抗辩理由不应予以支持。

寒假来临，不少家长会选择带孩子到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之旅。由于一些热门博物馆需要预约购买门票，不少人发现，尽管第一时间点击抢票可门票还是“秒光”，但在第三方平台却能买到高价门票，或者是“门票+讲解”的套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案。 案情介绍 2024年10月，某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官方购票程序放出的门票常常“秒空”，但第三方平台却频繁出现待售的高价门票，怀疑有“黄牛”通过技术手段抢票，导致部分通过正规渠道买票的游客抢不到票，遂向警方报案。同年12月，公安机关将被告人金某某、兰某某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金某某从他人处购得一代码文件，将其加载到某应用程序中，就可以避开博物馆等文化场馆购票小程序的时间限制，提前进入购票信息填写页面进行抢票。2023年8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捕捉到这一“商机”的金某某拉来朋友兰某某等人一起成立工作室，招募了数百名“抢手”，专门进行抢票并加价出售。在使用上述方法抢票成功后，再加价出售给某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赵某某、张某某（均另案处理），由某旅行社以“门票+讲解服务”的套餐形式，以官方门票7到10倍的价格，高价捆绑出售给游客。 期间，金某某、兰某某组织的“抢手”抢得博物馆等文化场馆门票9000余张，获利人民币20余万元。其中，金某某负责购买抢票程序、寻找客户、组织“抢手”抢票及分赃等，兰某某负责整理客户信息、发布抢票任务、结算“抢手”工资等。 图片由AI生成 人民法院审理 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金某某、兰某某等人共同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该系统中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被告人金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兰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金某某、兰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有退赔情节，均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静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被告人金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兰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主审法官：杨柳 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如今公众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博物馆等文化场馆是传承和弘扬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旨在让更多人享受文化成果，但不法分子为牟利利用“外挂”软件抢票再加价售卖的行为，使得正常参观的游客无法购买门票，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公众的文化权益。 一、严厉打击“外挂”抢票犯罪行为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侵入计算机系统、窃取信息、盗取财产，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本案中被告人金某某、兰某某借助技术手段入侵博物馆预约票务系统，非法窃取数据、恶意抢票，将属于全体公民的文化共享空间与参观权利变为个人牟利工具，已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应予严惩。 二、保障正常购票秩序 本案中抢票团伙利用外挂软件侵入博物馆购票系统，再将门票倒卖给旅行社，由旅行社进行加价捆绑销售，形成 “旅行社预定——抢手抢票——加价捆绑转售”的规模化非法抢票链条，导致官方渠道门票瞬间售罄，致使本应通过正规渠道平价向公众出售的文化场馆门票，被第三方平台以远高于票面价格捆绑销售，最终转嫁成本于游客。该行为严重侵害了公众通过正规、公平渠道平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及文化事业形象。 三、共同维护公众文化权益 建议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加强监管，打击非法“代抢”、捆绑出售高价门票等行为；文化场馆需加强票源流向实时监控，对异常账号及交易行为进行快速识别与处置，定期升级购票系统，从技术上防范“外挂”软件抢票行为，畅通公众投诉举报渠道；广大游客应通过正规渠道预约门票，如遭遇“黄牛”倒票、诈骗或发现相关线索，应保留证据，并及时通过场馆官方渠道、12315消费者投诉平台或直接向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第二百八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文中人物系化名） 文 | 杨柳、包梦娜 编辑 | 范婷婷

冉某诉重庆某农旅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柱县某宾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劳动者拒绝续签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需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 关键词 民事 劳动争议 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拒签 二倍工资 诚信原则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11日，原告冉某与重庆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旅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12月11日至2023年12月10日，职务为财务部负责人。合同期满后，重庆某旅游公司多次通过口头、微信方式向冉某提出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冉某以“公司要解散，不签合同可以拿二倍工资”为由拒绝续订。2024年4月30日，冉某与重庆某旅游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于当日解除劳动合同，并确认重庆某旅游公司不拖欠冉某合同解除之前的工资及其他报酬。重庆某旅游公司为冉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24年4月，发放经济补偿计算截至2024年4月30日止。同年5月，重庆某旅游公司注销登记，其权利义务由石柱县某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宾馆）承继。重庆某农旅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旅公司）系重庆某旅游公司股东。冉某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冉某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支付原告冉某2024年1月至4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人民币41000元（币种下同）。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2024)渝0240民初3949号号民事判决：驳回冉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冉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据此，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书面形式便于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更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 本案中，劳动合同期满后，冉某继续在重庆某旅游公司工作，该公司仍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重庆某旅游公司曾多次与冉某沟通续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宜，但冉某始终拒绝签署。冉某执意拒绝续订的行为，旨在通过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主张二倍工资，将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机制，异化为谋取额外利益的工具，偏离了法律设定二倍工资罚则旨在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初衷。 因此，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冉某本人，其自己拒绝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却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有违诚信原则。某宾馆作为重庆某旅游公司权利义务承继人、某农旅公司作为重庆某旅游公司的股东均无需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 裁判要旨 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但是拒绝用人单位提出的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要求，后又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2012年修正）第82条 （法释〔2020〕26号）第34条 一审: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4年11月5日)

暑期正当时，拖着装满期待的行李箱出发，却可能遭遇——承诺的“纯玩”掺购物水分，规划好的行程偷偷“瘦身”，如何未雨绸缪，用法律武器为自己撑起保护伞，这份指南助你一臂之力！ 01、“纯玩”团怎么还被安排去购物 若违反旅游法相关规定，游客有权要求旅行社办理退货退款。 无论是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印在广告宣传页，还是载入服务保障标准，一旦明确承诺“纯玩无购物”，旅行社就无权以“游客要求”等理由擅自增设购物环节，否则直接构成违约。签合同时务必紧盯购物条款和“纯玩”的具体定义，合法合理维权。如果违反旅游法相关规定，行程结束后的30日内可以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当然，如果旅行社与游客达成合意（如书面补充协议、聊天记录）同意在行程中增加购物环节，且该变更不影响其他游客权益的，则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变更。 法条链接： 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规定，导游和领队应当严格执行旅游行程安排，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02、旅游中受伤谁担责 旅游经营者等需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游客自身需尽注意义务。 旅游经营者、辅助服务者需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到义务造成游客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赔偿责任。若因第三人行为致损，由第三人担责，经营者未尽义务则承担补充责任。游客自身也需尽注意义务，旅游行程中未经许可故意脱队，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不得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损失。 消费者签订旅游合同时应仔细阅读费用构成、退改条款及付款约定，审查对方资质，注意合同条款内容，对安全保障等相关事项予以关注。 行程中如遇到纠纷优先与旅行社协商解决，旅行社有义务向消费者进行合理解释，如双方能达成一致变更合同，可以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继续履行，如果协商未果，消费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消费者应妥善保存签订的合同及各类票据，对于身体和财产受损，可以通过拍照、录音录像、微信聊天记录等方式保留证据。 法条链接： 规定，旅行社不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旅行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由于旅游者自身原因导致包价旅游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救助义务的，应当对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十一条规定，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03、遇到网红“照骗”民宿隐私还泄露 广大消费者在选择民宿住宿时，切勿将预订平台显示的高分评价作为唯一的决策依据，应在预订前多途径查阅并浏览附带真实环境图片或视频的用户评价， 亦可主动联系民宿房东索要房间实时视频便于评估房源现状与宣传信息是否相符。 入住民宿后，为有效防范个人隐私泄露风险，建议大家对房间内易被用于非法安装隐蔽摄像头的部位进行检查，包括但不限于烟雾报警器、各类电源插座孔、路由器、镜面、空调通风口等潜在风险点。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任何疑似或确凿的非法偷拍偷录设备，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请注意完整保存相关证据，如可疑设备的照片、视频、具体位置信息及与房东、平台的沟通记录等。 您亦有权同步向民宿所在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并可依法向文旅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必要时，消费者有权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 法条链接： 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 04、被迫“消费降级”怎么办 游客可要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的旅游项目的合理费用。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旅行社如果存在遗漏景点等未能按照约定全部履行的情形，即使部分行程变更系因安全、节日、自然因素影响，旅行社作为专业旅游经营者也应当提前预判并制定预案，并在出行前予以释明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旅行社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降低游客体验，需承担违约责任。 法条链接： （2020年修正） 第十五条规定，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有擅自改变旅游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旅游者依据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暑期正当时，拖着装满期待的行李箱出发，却可能遭遇——承诺的“纯玩”掺购物水分，规划好的行程偷偷“瘦身”，如何未雨绸缪，用法律武器为自己撑起保护伞，这份指南助你一臂之力！ 01、“纯玩”团怎么还被安排去购物 若违反旅游法相关规定，游客有权要求旅行社办理退货退款。 无论是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印在广告宣传页，还是载入服务保障标准，一旦明确承诺“纯玩无购物”，旅行社就无权以“游客要求”等理由擅自增设购物环节，否则直接构成违约。签合同时务必紧盯购物条款和“纯玩”的具体定义，合法合理维权。如果违反旅游法相关规定，行程结束后的30日内可以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当然，如果旅行社与游客达成合意（如书面补充协议、聊天记录）同意在行程中增加购物环节，且该变更不影响其他游客权益的，则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变更。 法条链接： 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规定，导游和领队应当严格执行旅游行程安排，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游客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02、旅游中受伤谁担责 旅游经营者等需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游客自身需尽注意义务。 旅游经营者、辅助服务者需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到义务造成游客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赔偿责任。若因第三人行为致损，由第三人担责，经营者未尽义务则承担补充责任。游客自身也需尽注意义务，旅游行程中未经许可故意脱队，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不得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损失。 消费者签订旅游合同时应仔细阅读费用构成、退改条款及付款约定，审查对方资质，注意合同条款内容，对安全保障等相关事项予以关注。 行程中如遇到纠纷优先与旅行社协商解决，旅行社有义务向消费者进行合理解释，如双方能达成一致变更合同，可以按照变更后的合同继续履行，如果协商未果，消费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消费者应妥善保存签订的合同及各类票据，对于身体和财产受损，可以通过拍照、录音录像、微信聊天记录等方式保留证据。 法条链接： 规定，旅行社不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合同，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旅行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由于旅游者自身原因导致包价旅游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救助义务的，应当对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十一条规定，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03、遇到网红“照骗”民宿隐私还泄露 广大消费者在选择民宿住宿时，切勿将预订平台显示的高分评价作为唯一的决策依据，应在预订前多途径查阅并浏览附带真实环境图片或视频的用户评价， 亦可主动联系民宿房东索要房间实时视频便于评估房源现状与宣传信息是否相符。 入住民宿后，为有效防范个人隐私泄露风险，建议大家对房间内易被用于非法安装隐蔽摄像头的部位进行检查，包括但不限于烟雾报警器、各类电源插座孔、路由器、镜面、空调通风口等潜在风险点。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任何疑似或确凿的非法偷拍偷录设备，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请注意完整保存相关证据，如可疑设备的照片、视频、具体位置信息及与房东、平台的沟通记录等。 您亦有权同步向民宿所在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并可依法向文旅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必要时，消费者有权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 法条链接： 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 04、被迫“消费降级”怎么办 游客可要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的旅游项目的合理费用。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旅行社如果存在遗漏景点等未能按照约定全部履行的情形，即使部分行程变更系因安全、节日、自然因素影响，旅行社作为专业旅游经营者也应当提前预判并制定预案，并在出行前予以释明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旅行社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降低游客体验，需承担违约责任。 法条链接： （2020年修正） 第十五条规定，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有擅自改变旅游行程、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提供服务时有欺诈行为，旅游者依据规定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引言 中国酒店行业面临极其饱和的现状，但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国”）的旅游热度和商务往来却爆发出如火如荼的状态，因之产生了大量的酒店需求。目前哈国旅游区的酒店价格高企，且面临本地供应不足，缺乏国际水准的酒店。反观中国国内酒店业态成熟，具有资金、品牌和管理输出能力。目前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已经提前布局中亚法律研究中心，并在汉盛乌鲁木齐分所设立中亚法律执行机构。最近某温州资本集团欲抓住本轮哈国酒店投资机会，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承接该项目的法律咨询和项目落地的法律可行性研究。 关键词：中亚投资、绿地投资、酒店开发建设、哈萨克斯坦、温州资本、一带一路 一、开发投资哈国酒店的模式分析 从商业投资角度看，目前外资投资哈国酒店主要有两类模式。 第一类是轻资产模式，即哈国企业投入土地形成物业，外资企业将其酒店品牌特许经营权限授权给哈国企业，由外资主导酒店运营。比如：哈萨克斯坦本土企业MK Corporation LLP（“MK”）在阿克套市沿着里海海岸建设一个4星级酒店综合体——Wyndham Garden Aktau。在该项目中，MK与美国温德姆（Wyndham）酒店集团签署了商标许可协议，获得使用其品牌商标的权利，许可期至2044年。双方以“商业用地长期租赁 + 品牌特许经营”的投资模式达成合作，MK作为项目发起方，负责酒店投资、建设与日常运营；Wyndham提供品牌标准、营销支持及忠诚度计划接入。 这是一个成熟标准的轻资产特许经营模式。根据哈萨克斯坦法律规定，未在本地注册公司的外资企业不得租赁土地。MK作为本土企业长期租赁商业用地开发建设酒店，外资不参股、不出资，仅提供商标和运营系统，符合哈国的土地制度规定。 第二类是重资产模式，即由外资企业通过投资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土地，全程主导开发及运营酒店的模式。该类模式需要大量资金注入，但能够迅速做大资产，有利于将来企业融资，也可以享受土地升值带来的高额资产收益。 二、重资产投资酒店模式下的哈国土地法律制度梳理 哈萨克斯坦土地分为国有和私有两部分，其使用权有二种方式：长期使用、临时使用（类似租赁）。 哈国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大改变在于农业用地与外资的关系调整，可谓是哈国土地红线。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期间，哈国《土地法典》曾经允许向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公司、外资参股的哈国公司出租农用土地。但2021年5月颁布的《土地关系法》修正案规定，外国自然人和法人不能拥有哈国农用土地的私有产权和临时使用权。自此，哈国全面禁止向外国人租售农业用地。因此，在哈国酒店开发投资过程中绝对不能触及农业用地。 而对于农业用地之外的其他土地的法律规制则较为宽松，国家单位可长期使用国有土地，公民和本地企业可购买私有土地，但农业用地禁止完全私有化；外国自然人和法人禁止直接购买土地，但允许以合资（与哈国企业合作，持股不得超过49%）或者协议形式长期租赁土地（不包括农业用地和边境特别保护区），最长租赁期限为49年，租赁期满后可以由当事人谈判自由续签，各方以协议方式推进，但在未达成新的租赁签约之前并无法律上的绝对保障。 朱博卓团队对此总结如下： 土地租赁价格依其位置（经济特区及地理位置）和用途有较大差别。在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如AIFC）内能享受更低租金和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注册流程便捷化、投资居留制度等）。截至目前，哈国共设立 13 个经济特区，根据其功能定位分别确定了不同的主导产业，外资企业进入哈国时可以选择符合其发展规划的经济特区。哈萨克斯坦土地租金因用途差异显著，农业用地最低（仅数美元/公顷/年），工业与仓储用地次之，城市核心商业用地最高（可达上百美元/平方米/年）。 关于哈国的土地租赁及登记制度，根据哈国《不动产产权国家登记法》的规定，土地租赁期限1年及以上的，必须进行土地权属的注册登记。在发生土地协议租赁关系后，承租方在司法部下属指定的公共公司进行土地权属公示，将土地权属登记在承租方名下，是保护承租方土地权益的最可靠方式。此外，外资注册登记的需额外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KNB）无异议函。 三、哈国重资产投资酒店模式下的三种投资方式及投资平台决策因素考虑 中资在决策哈国投资开发酒店项目时通常会考虑如下四大因素：控制权、权利稳定性、融资便利性、土地增值。基于上述因素考量，朱博卓律师团队研究了中资进入哈国开发投资酒店的三种可行性法律路径，并对三类路径的优劣及合规操作方式做出分析。 1、第一种路径：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注册外商独资公司 哈萨克斯坦法律明确规定，未在本地注册公司的外资企业不得租赁土地。外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注册本地公司，便可直接申请长期商业用地租赁（49年）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再经由指定的公共公司进行土地权属公示登记取得法律保障，进而开展酒店建设。 就流程而言，到哈萨克斯坦投资或经商的外国法人或公民可根据需要办理注册哈萨克斯坦法人实体。在哈国登记注册公司的中国法人或自然人，应持有关文件到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商处进行登记备案。由各地受司法部委托的“居民服务中心”或主管机关负责审核登记文件、出具证明及决定是否颁发登记注册证。该路径设立周期为7~10日，最低资本为750 USD。 该路径存在如下劣势：成本支出高、最长租赁期限届满后的法律保障不足、租赁关系下资产融资便利性较差。 2、第二种路径：外商合资企业：购买土地、股权比例受限 中资企业可以与哈萨克斯坦本土企业合资，签订Joint Venture LLP ，进而获得土地使用权。其中中资企业股权不得超过49%，否则视为“外资”触发额外审批。该路径的优势在于通过共享本地渠道降低政治风险，对酒店本地化建设有利，其设立周期为7~10日，最低资本为750 USD。 目前LLP是哈萨克斯坦允许外资与本土方共同设立的最常见载体，仅需1名或以上合伙人即可成立，无最低注册资本强制要求。 在该路径下，中资企业49%股权上限成为最大障碍，实务中通常可经专业律师采用股权代持和企业托管方式实施规避和过渡，待将来符合条件时解除股权代持。在股权代持模式下， 外资实际控制人注册AIFC公司，选定哈国代持人转让股权，令其作为股东与本地LLP合资。这种模式需要注意预留将来转让的预期、全面尽调筛选代持人，同时采取代持人与被代持人之间的担保措施（如资产质押、保险）。在企业托管模式下，外资实际控制人注册AIFC公司，通过签订协议控制本土运营公司，由本土公司持有法律所有权，通过协议将经济收益权转移至外资实体，实现风险隔离。 3、第三种路径：BOT模式 BOT模式（政府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授予投资人某项公共资产在一定期限内的“建设-运营”权利，投资人自筹资金建成并运营，期满无偿移交给政府。酒店开发正好在BOT模式适用范围内。 该路径需要确认项目能否列入2025 年特许目录，并确保通过政府评审。合同签署后30日内，在“政府为公民”公共公司登记土地租赁合同方可生效。设立周期为90~180日，最低资本是项目而定。 朱博卓律师团队对BOT和租赁两种模式总结如下： 四、对中资酒店投资机构的合规建议 哈萨克斯坦土地分类严格、用途清晰。中国投资者该如何把握投资回报与法律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如何在土地的获得、权属确权方面得到当地法律最大限度的保障呢？借助汉盛中亚法律中心的前瞻性基础研究，结合汉盛乌鲁木齐分所涉外法律实践，朱博卓律师团队整理、归纳如下建议： 1、对土地基础信息开展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形成土地性质和用途清单，按照我们服务中亚客户的经验，建议中资企业与监管部门核实实务口径，以避免因用途不符带来的审批风险。在哈国，土地用途是允许变更的（不包括农用土地），但要求该土地位于居民点或特别经济区内且变更后的用途须与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还须补足差额，同时变更后须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完成登记。 2、做好土地相关的确权保障 进行土地权属的注册登记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KNB）取得无异议函。在发生土地协议租赁关系后，承租方在司法部下属指定的公共公司进行土地权属公示，将土地权属登记在承租方名下。 3、酒店开发建设运营平台的选择 从税负、维持成本和股东责任三个维度进行考量，选择开发建设运营的平台。 （1）平台税负控制 采取"AIFC公司+LLP"双架构。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LFC）注册豁免公司作为控股层，同时设立本地LLP作为运营层，能够免征企业所得税和5%股息预提税。 （2）平台的维持成本控制 集中采购服务：聘请同一家机构同时审计AIFC公司和LLP可享优惠； 数字化管理：使用AIFC电子申报系统能够节省合规时间成本。 （3）平台股东责任 避免直接持股，进行风险隔离。AIFC层面可以购买董事责任险；LLP层面推荐签署《资产分割协议》来隔离运营公司与资产公司责任。 华政实习生陈诗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书籍： 《哈萨克斯坦投资国别指南2024版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地开发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哈可再生能源投资中我国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研究》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基础建设投资的法律保障研究》 《在哈国从事酒店投资开发投资过程中的土地法律风险实例》 《哈萨克斯坦新<土地法典>对其吸引外资有何影响？》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_规模与结构》 《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汇率风险研究》

引言 中国酒店行业面临极其饱和的现状，但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国”）的旅游热度和商务往来却爆发出如火如荼的状态，因之产生了大量的酒店需求。目前哈国旅游区的酒店价格高企，且面临本地供应不足，缺乏国际水准的酒店。反观中国国内酒店业态成熟，具有资金、品牌和管理输出能力。目前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已经提前布局中亚法律研究中心，并在汉盛乌鲁木齐分所设立中亚法律执行机构。最近某温州资本集团欲抓住本轮哈国酒店投资机会，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承接该项目的法律咨询和项目落地的法律可行性研究。 关键词：中亚投资、绿地投资、酒店开发建设、哈萨克斯坦、温州资本、一带一路 一、开发投资哈国酒店的模式分析 从商业投资角度看，目前外资投资哈国酒店主要有两类模式。 第一类是轻资产模式，即哈国企业投入土地形成物业，外资企业将其酒店品牌特许经营权限授权给哈国企业，由外资主导酒店运营。比如：哈萨克斯坦本土企业MK Corporation LLP（“MK”）在阿克套市沿着里海海岸建设一个4星级酒店综合体——Wyndham Garden Aktau。在该项目中，MK与美国温德姆（Wyndham）酒店集团签署了商标许可协议，获得使用其品牌商标的权利，许可期至2044年。双方以“商业用地长期租赁 + 品牌特许经营”的投资模式达成合作，MK作为项目发起方，负责酒店投资、建设与日常运营；Wyndham提供品牌标准、营销支持及忠诚度计划接入。 这是一个成熟标准的轻资产特许经营模式。根据哈萨克斯坦法律规定，未在本地注册公司的外资企业不得租赁土地。MK作为本土企业长期租赁商业用地开发建设酒店，外资不参股、不出资，仅提供商标和运营系统，符合哈国的土地制度规定。 第二类是重资产模式，即由外资企业通过投资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土地，全程主导开发及运营酒店的模式。该类模式需要大量资金注入，但能够迅速做大资产，有利于将来企业融资，也可以享受土地升值带来的高额资产收益。 二、重资产投资酒店模式下的哈国土地法律制度梳理 哈萨克斯坦土地分为国有和私有两部分，其使用权有二种方式：长期使用、临时使用（类似租赁）。 哈国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大改变在于农业用地与外资的关系调整，可谓是哈国土地红线。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期间，哈国《土地法典》曾经允许向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公司、外资参股的哈国公司出租农用土地。但2021年5月颁布的《土地关系法》修正案规定，外国自然人和法人不能拥有哈国农用土地的私有产权和临时使用权。自此，哈国全面禁止向外国人租售农业用地。因此，在哈国酒店开发投资过程中绝对不能触及农业用地。 而对于农业用地之外的其他土地的法律规制则较为宽松，国家单位可长期使用国有土地，公民和本地企业可购买私有土地，但农业用地禁止完全私有化；外国自然人和法人禁止直接购买土地，但允许以合资（与哈国企业合作，持股不得超过49%）或者协议形式长期租赁土地（不包括农业用地和边境特别保护区），最长租赁期限为49年，租赁期满后可以由当事人谈判自由续签，各方以协议方式推进，但在未达成新的租赁签约之前并无法律上的绝对保障。 朱博卓团队对此总结如下： 土地租赁价格依其位置（经济特区及地理位置）和用途有较大差别。在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如AIFC）内能享受更低租金和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注册流程便捷化、投资居留制度等）。截至目前，哈国共设立 13 个经济特区，根据其功能定位分别确定了不同的主导产业，外资企业进入哈国时可以选择符合其发展规划的经济特区。哈萨克斯坦土地租金因用途差异显著，农业用地最低（仅数美元/公顷/年），工业与仓储用地次之，城市核心商业用地最高（可达上百美元/平方米/年）。 关于哈国的土地租赁及登记制度，根据哈国《不动产产权国家登记法》的规定，土地租赁期限1年及以上的，必须进行土地权属的注册登记。在发生土地协议租赁关系后，承租方在司法部下属指定的公共公司进行土地权属公示，将土地权属登记在承租方名下，是保护承租方土地权益的最可靠方式。此外，外资注册登记的需额外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KNB）无异议函。 三、哈国重资产投资酒店模式下的三种投资方式及投资平台决策因素考虑 中资在决策哈国投资开发酒店项目时通常会考虑如下四大因素：控制权、权利稳定性、融资便利性、土地增值。基于上述因素考量，朱博卓律师团队研究了中资进入哈国开发投资酒店的三种可行性法律路径，并对三类路径的优劣及合规操作方式做出分析。 1、第一种路径：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注册外商独资公司 哈萨克斯坦法律明确规定，未在本地注册公司的外资企业不得租赁土地。外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注册本地公司，便可直接申请长期商业用地租赁（49年）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再经由指定的公共公司进行土地权属公示登记取得法律保障，进而开展酒店建设。 就流程而言，到哈萨克斯坦投资或经商的外国法人或公民可根据需要办理注册哈萨克斯坦法人实体。在哈国登记注册公司的中国法人或自然人，应持有关文件到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经商处进行登记备案。由各地受司法部委托的“居民服务中心”或主管机关负责审核登记文件、出具证明及决定是否颁发登记注册证。该路径设立周期为7~10日，最低资本为750 USD。 该路径存在如下劣势：成本支出高、最长租赁期限届满后的法律保障不足、租赁关系下资产融资便利性较差。 2、第二种路径：外商合资企业：购买土地、股权比例受限 中资企业可以与哈萨克斯坦本土企业合资，签订Joint Venture LLP ，进而获得土地使用权。其中中资企业股权不得超过49%，否则视为“外资”触发额外审批。该路径的优势在于通过共享本地渠道降低政治风险，对酒店本地化建设有利，其设立周期为7~10日，最低资本为750 USD。 目前LLP是哈萨克斯坦允许外资与本土方共同设立的最常见载体，仅需1名或以上合伙人即可成立，无最低注册资本强制要求。 在该路径下，中资企业49%股权上限成为最大障碍，实务中通常可经专业律师采用股权代持和企业托管方式实施规避和过渡，待将来符合条件时解除股权代持。在股权代持模式下， 外资实际控制人注册AIFC公司，选定哈国代持人转让股权，令其作为股东与本地LLP合资。这种模式需要注意预留将来转让的预期、全面尽调筛选代持人，同时采取代持人与被代持人之间的担保措施（如资产质押、保险）。在企业托管模式下，外资实际控制人注册AIFC公司，通过签订协议控制本土运营公司，由本土公司持有法律所有权，通过协议将经济收益权转移至外资实体，实现风险隔离。 3、第三种路径：BOT模式 BOT模式（政府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授予投资人某项公共资产在一定期限内的“建设-运营”权利，投资人自筹资金建成并运营，期满无偿移交给政府。酒店开发正好在BOT模式适用范围内。 该路径需要确认项目能否列入2025 年特许目录，并确保通过政府评审。合同签署后30日内，在“政府为公民”公共公司登记土地租赁合同方可生效。设立周期为90~180日，最低资本是项目而定。 朱博卓律师团队对BOT和租赁两种模式总结如下： 四、对中资酒店投资机构的合规建议 哈萨克斯坦土地分类严格、用途清晰。中国投资者该如何把握投资回报与法律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如何在土地的获得、权属确权方面得到当地法律最大限度的保障呢？借助汉盛中亚法律中心的前瞻性基础研究，结合汉盛乌鲁木齐分所涉外法律实践，朱博卓律师团队整理、归纳如下建议： 1、对土地基础信息开展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形成土地性质和用途清单，按照我们服务中亚客户的经验，建议中资企业与监管部门核实实务口径，以避免因用途不符带来的审批风险。在哈国，土地用途是允许变更的（不包括农用土地），但要求该土地位于居民点或特别经济区内且变更后的用途须与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还须补足差额，同时变更后须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完成登记。 2、做好土地相关的确权保障 进行土地权属的注册登记并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KNB）取得无异议函。在发生土地协议租赁关系后，承租方在司法部下属指定的公共公司进行土地权属公示，将土地权属登记在承租方名下。 3、酒店开发建设运营平台的选择 从税负、维持成本和股东责任三个维度进行考量，选择开发建设运营的平台。 （1）平台税负控制 采取"AIFC公司+LLP"双架构。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LFC）注册豁免公司作为控股层，同时设立本地LLP作为运营层，能够免征企业所得税和5%股息预提税。 （2）平台的维持成本控制 集中采购服务：聘请同一家机构同时审计AIFC公司和LLP可享优惠； 数字化管理：使用AIFC电子申报系统能够节省合规时间成本。 （3）平台股东责任 避免直接持股，进行风险隔离。AIFC层面可以购买董事责任险；LLP层面推荐签署《资产分割协议》来隔离运营公司与资产公司责任。 华政实习生陈诗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书籍： 《哈萨克斯坦投资国别指南2024版本》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地开发合作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哈可再生能源投资中我国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研究》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基础建设投资的法律保障研究》 《在哈国从事酒店投资开发投资过程中的土地法律风险实例》 《哈萨克斯坦新<土地法典>对其吸引外资有何影响？》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_规模与结构》 《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的汇率风险研究》

鲁法案例【2025】334 ■菏泽中院：旅游途中突发疾病去世，旅行社该赔吗？ 2024 年 5 月 12 日，年近七旬的王大娘参加某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的河南周口之旅。然而，在旅游过程中，王大娘在景区突发身体不适，经抢救无效后不幸离世，死因为心源性休克和急性心肌梗死。王大娘的子女将旅行社和为其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0 万元。 法院查明，旅行社未充分履行对老年游客的特殊安全保障义务，如未配备足够导游及急救设备，导游缺乏应急救助技能等，在王大娘突发疾病时，长时间内无工作人员在场救助，未采取有效急救措施。旅行社存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保险公司应在责任限额内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法院酌定旅行社对王大娘的死亡承担30% 的民事责任，王大娘自身承担 70% 的责任。由于旅行社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旅行社责任保险，该赔偿责任应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王大娘家属各项损失共计 180502.6 元。 ■莒南法院：用最高法指导性案例让一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实现“最优解” 古语云:“不信不立，不诚不行”，诚信为立人之本，成事之基。近日，莒南县人民法院洙边人民法庭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成功化解一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有力地保障了两家企业的健康发展。 这场调解，不仅高效化解了矛盾纠纷，更让双方当事人实现了双赢。莒南法院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快速化解了纠纷，既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债务人的信用，真正做到了 “案结事了人和”，赢得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好评。 ■青岛市即墨区法院：“共享法庭”打造司法服务“便捷驿站” “原告孙某某与被告刘某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现在开庭！”7月1日，随着法槌的敲响，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在金口共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金口派出所、金口综治中心部分工作人员旁听庭审，通过“零距离”观摩，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对诉讼程序、案件庭审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进一步增强了学法用法意识，提升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即墨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24年5月联合金口镇政府设立金口共享法庭，通过现场开庭审理、诉中调解、远程指导等方式化解纠纷，让司法服务直达群众“家门口”，促进矛盾纠纷高效化解。 ■烟台中院：烟台法院两级执行部门联合打造“众执成城”党建共同体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三强三优”专项活动，扎实推进“深化十大创新提升行动”，推动党建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6月26日下午，“众执成城”党建共同体启动仪式在中院主会场及各基层法院分会场同步举行，全市法院执行系统干警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参与。 该共同体由中院第八支部委员会联合13个基层法院执行局党支部共同组建，据了解，是山东法院执行系统第一个党建共同体，目前共有党员218名，通过党员联育、理论联学、典型联树、青年联培、宣传联手、品牌联创、为民联动、经验联讲、活动联搞、工作联评“十联举措”，进一步激发执行党建动力，凝聚执行党建合力，提升执行党建引领力，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党建、队建、业务深度融合。 鲁法案例【2025】335 ■沂水法院：当预付款兼具违约金和定金双重属性时，法院该如何判决！ 原告某广告公司与被告某地产公司签订《沙盘制作合同》一份，由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制作沙盘模型，制作费用为118000元。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支付50000元预付款，双方约定“若原告不履行合同时，除承担违约责任外，必须双倍返还预付款；若被告不履行合同，预付款将抵作违约金和赔偿金”。2023年11月23日，原告按照约定交付沙盘模型，被告经验收通过，对于后续68000元尾款被告迟迟未支付。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照《沙盘制作合同》约定支付制作费118000元及利息，预付款按照约定作为违约金和赔偿金。 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依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最终，法院结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对违约金作出了调整，判决：被告某地产公司向原告某广告公司支付制作费 68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68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11月24日（沙盘交付次日）起时至实际履行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95倍计算】，驳回原告某广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原告某广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边欠钱不还，一边享受星级酒店服务？这样的“好日子”到头了！近日，东坡法院执行干警在开展“打击被限制高消费人员入住星级酒店宾馆”专项行动中迅速出击，对欠债拒还仍入住星级酒店的被执行人赵某进行约谈，明确指出其违反限高令的法律后果，在执行威慑下，被执行人立即筹措资金，当场偿还全部欠款。 基本案情 被执行人赵某欠谢某借款3万元未偿还，谢某诉至法院，经调解，达成合议，赵某于2023年1月偿还完毕，后赵某未履行，谢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东坡法院向被执行人赵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赵某未履行也未报告财产，东坡法院遂依法对被执行人赵某采取限制高消费强制执行措施。 近期，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赵某入住一家星级酒店，遂立即联系赵某，一开始赵某拒不承认自己入住酒店的行为，经执行人员对其进行进一步询问并明确指出其违反限高令的法律后果后，赵某对其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行为供认不讳，表示立即履行3万元，并缴纳执行费。谢某自愿放弃利息，案件执行完毕。 法官有话说 诚信是金，失信寸步难行。限制高消费令是人民法院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的严厉惩戒措施。任何试图逃避执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法官在此提醒各位被执行人，切莫抱有侥幸心理，切莫以身试法。 下一步，东坡法院将深化执行工作与诚信建设融合，持续加大对拒执、规避执行、违反限高令等失信行为打击力度，创新执行举措，坚决维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若干规定》第一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经营必须的有关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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