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5年10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以下简称）进行了，自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后的首次修订，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 在笔者印象当中，、、是新中国法制史上，为数不多的三部自生效后，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修订的法律。这三部法律都有一个共同点，国际因素居主体，而本土元素几乎没有，尤其。 笔者不是海商法专家，但这次修订太过瞩目，引起融资租赁业界，对船舶融资租赁的高度关注。船舶融资租赁在海商法体系中，只是一个犄角旮旯。而且在本次修订中，也没有被实质性触及到。笔者仅从融资租赁视角，解读修订后中，涉及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中首次出现船舶融资租赁概念 修订后的新增第二款：“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对融资租赁船舶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承租人应当按照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并收回融资租赁船舶”。 这是中首次出现“船舶融资租赁”这个概念，标志着我国海商法法律体系，正式接纳“船舶融资租赁”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其后的修订中，对“船舶融资租赁”做出详细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船舶融资租赁”问题，制定司法解释，做出了重要铺垫。 从内容来看，并没有创新性规定，只是归纳概括了中有关融资租赁合同篇章的主要条款内容。因此，该条款在船舶融资租赁实务中，实用意义并不大。 二、适用于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规范 修订后的除了第八条第二款外，并没有专门适用于船舶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章节。但如果联系第六章租船合同的第四节光船租赁合同的第一百六十三条，可以推导出该第四节条文，是可以适用于船舶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 第六章第四节光船租赁合同整节条文从字面看，其是适用于船舶经营租赁合同的条文。但在第四节光船租赁合同中的最后一条，即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订有租购条款的光船租赁合同， 承租人按照合同约定向出租人付清租购费时， 船舶所有权即归于承租人”。 此处所指“订有租购条款的光船租赁合同”，其实就是指或者包括“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只是使用“订有租购条款的光船租赁合同”这种表述方式，其外延要更比使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这种表述方式，涵盖范围更宽泛。以确保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船舶融资租赁的交易形式，也能够被涵盖在现行规制范围之内。 因此第六章第四节光船租赁合同整节条文，既适用于船舶经营租赁合同，也适用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原本两者在合同条款上，就非常相似。使两者产生本质区别的，也只是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比船舶经营租赁合同，多了一个船舶租购条款。正是这个租购条款，将整个融资交易中船舶的大部分风险和收益，从出租人转移给了承租人。 三、规范为任意性规范 有关第六章租船合同第四节光船租赁合同的整节条文，在法律适用上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即该章节条文针对船舶融资租赁合同而言，均为任意性规范，可以通过合同自由约定排除适用。 在第六章租船合同第一节一般规定中的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本章关于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 义务的规定， 仅在租船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这种条款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极其罕见，它将第四节光船租赁合同的条款，整节限定为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自由作出不同合同约定。如果当事人真的在合同中这样做，那么等同于中就几乎没有有关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规定了，交易完全自由没有任何硬性约束。 四、与《民法典》的如何协调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对于融资租赁合同而言，主要法律规定都集中在第三篇合同第二分篇典型合同第十五章融资租赁合同中。对于船舶融资租赁而言，《民法典》是一般法；属于特别法。要优先得到适用，《民法典》作为补充、兜底，这当没有争议。 《民法典》中有关融资租赁的法律规定，仅少数规范为任意性规范外，其余为强制性规范。而第六章第四节光船租赁合同整节条文，均为任意性规范。如果当事人通过合同自由约定排除适用，那么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还要受到《民法典》第三篇合同第二分篇典型合同第十五章的约束？ 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民法典》作为一般法，礼让优先适用。但自动放弃优先适用，那么《民法典》的强制性规范就要行使权力，来填补权力真空了。 五、结论 当事人所签订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如果没有与不同的约定，那么优先适用；如果当事人作出与不同的约定，那么虽然可以排除的适用，但仍须遵守《民法典》中的强制性规范。

售后回租，是当前融资租赁市场应用最广泛的业务模式之一。但实务中我们频频看到：不少出租人花了真金白银做交易，最终却被法院否定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按借贷法律关系处理；或是明明合同写清了所有权归出租人，租赁物却被承租人偷偷变卖、抵押，甚至被法院查封、纳入破产财产，出租人维权屡屡碰壁。 这些致命风险的根源，几乎都指向两个核心问题：租赁物所有权是否完成了合法有效的转移？所有权的对外对抗效力，是否通过合规的登记公示真正落地？ 本文结合《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现行监管规则与典型司法判例，系统阐释售后回租模式下租赁物所有权的转移规则、登记公示制度，并提出实务风险防控建议。 一、售后回租的所有权，为什么会“形同虚设”？ 要搞清楚风险的根源，先要明确售后回租的法律本质，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交易合法性的核心标尺。 （一）售后回租的合法性，早已被法律明确认可 区别于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三方主体的传统直租模式，售后回租的核心特征是承租人与出卖人主体同一：承租人先把自有标的物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租回使用，形成“租赁物买卖+租赁物回租”的双重法律关系。 已明确：承租人与出卖人为同一人的售后回租，人民法院不应仅以主体同一为由否定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成立。这从司法解释层面，直接确认了售后回租模式的合法性。 （二）所有权转移，是融资租赁成立的核心前提 合法有效的售后回租，必须同时具备“融资”+“融物”双重核心属性。而租赁物所有权的合法转移，正是构成“融物”要件、让交易区别于民间借贷的核心前提。 实务中绝大多数交易被否定融资租赁性质、出租人所有权落空，都逃不开两大核心问题： 对内效力瑕疵：所有权转移不符合法定要件，出租人从始至终就没合法取得租赁物所有权； 对外效力缺失：即便所有权对内完成了转移，但未做合规的登记公示，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最终导致所有权实质性落空。 二、所有权转移与登记公示的法定边界 （一）所有权合法转移的法定要件：动产与不动产，规则天差地别 在租赁物真实存在、可特定化、处分权合法的必要前提下，判断所有权是否合法转移至出租人，核心标准是是否符合《民法典》规定的物权变动法定要件，而动产与不动产的适用规则完全不同。 1.动产售后回租：可通过占有改定完成所有权转移 售后回租中，动产租赁物始终由承租人占有使用，无需物理交付，其所有权转移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八条的占有改定规则：动产物权转让时，当事人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简单来说，出租人与承租人可通过合同明确约定，在不转移租赁物占有的前提下，完成所有权从承租人到出租人的合法转移；承租人保留占有、使用权能，出租人取得的所有权，核心用于担保租金债权的实现。即便是机动车、船舶、航空器这类特殊动产，交付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仅为对抗要件，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依然适用。 这一规则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已获得普遍认可。如《人民法院报》2023 年 12 月 28 日刊登的典型案例【某汽车财务公司诉陈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案号：（2023）赣01民终 2163 号】中，法院就明确裁判：售后回租模式下，租赁物虽未现实交付、始终由承租人占有使用，但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以占有改定方式完成所有权转移，应依法认定租赁物所有权已转移至出租人。 2.不动产售后回租：不办过户登记，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这里是实务中最高发的致命风险点：不动产售后回租，不适用占有改定规则。根据《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生效主义，不动产必须完成所有权过户登记，出租人才能取得合法所有权。交易各方仅在合同中约定所有权转移，未在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出租人无法取得租赁物所有权，而所有权未转移，直接就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在[渤海租赁公司与五洋集团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 192 号】中，正是以此作出裁判：渤海租赁公司与五洋集团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五洋集团名下位于浙江杭州某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该地块上的两处房产）未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其所有权并未转移至渤海租赁公司名下，该类融资不具备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双重属性。 （二）登记公示：守住所有权对外效力的屏障 很多出租人以为，合同约定了所有权转移，就高枕无忧了。但实际上，所有权的保护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对内效力靠合法的物权变动合意，而对外效力，完全依托于合规的登记公示。 1.为什么登记公示是售后回租的“生命线”？ 《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一条款，从法律层面规定了融资租赁所有权登记的对抗效力。 2021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融资租赁被正式纳入统一登记范围，全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系统（中登网）正式落地，这一变更统一了动产担保的登记规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登记公示制度，对售后回租有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前文提到，动产租赁物的所有权多通过占有改定转移，出租人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但租赁物始终由承租人持续占有，这就导致真实权属状态与权利外观长期分离。 这种分离，极易让第三人产生信赖，误认承租人为租赁物的完整权利人，进而引发承租人擅自处分、设定抵押等风险。唯有通过合规的登记公示，将真实权属状态向社会公开，才能阻断第三人的“善意”信赖，保障出租人所有权的对外对抗效力。 2.什么样的登记，才算合法有效？ 并非只要在系统里登了记，就一定能产生对抗效力。只有满足核心法定要件的登记，才能实现排除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果： 登记主体与系统法定性：动产租赁物，应优先考虑在中登网办理融资租赁登记；不动产租赁物，中登网登记无法替代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属登记，必须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才能取得完整所有权及对抗效力。 登记内容特定、准确：必须清晰指向特定租赁物，载明出租人、承租人主体信息、租赁物唯一识别信息（如设备序列号、车架号、不动产坐落与产权证号）、租赁期限、权属性质等核心要素。登记内容模糊、租赁物无法特定化，或核心信息有重大错误导致第三人无法检索识别的，极有可能被认定为不具备公示效力。 登记期限覆盖、连续：登记期限应完整覆盖租赁期限；合同展期、租赁物或主体变更的，应及时办理变更、展期登记；登记期限届满未续期的，公示效力直接终止。 3.登记与不登记，法律后果天差地别 基于现行法律框架，登记公示的对抗效力，直接决定了出租人在高频风险场景中的维权结果，登记与否的法律后果有着天壤之别： 第一，面对承租人擅自出卖、转让租赁物的行为。如果出租人已办理有效登记，受让人因未尽到合理的权属查询义务，无法构成善意取得，出租人可依法主张转让行为无效，行使物上请求权追回租赁物；如果未办理登记，且受让人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要件 —— 受让时善意、以合理价格受让并已完成交付或登记，受让人将合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出租人不仅会丧失租赁物物权，还仅能向承租人主张违约赔偿，面临极大的资金安全风险。 第二，面对承租人违规为租赁物设立权利负担的情形。实务中，承租人常利用对租赁物的直接占有，将其作为自有财产向银行或其他债权人设定抵押、质押以获取融资。如果出租人已办理有效登记，即便承租人擅自设定担保，该在后设立的担保物权也不能对抗出租人的所有权，出租人仍享有租赁物的绝对支配权；反之，如果未办理登记，善意的抵押权人或质权人可依法取得相应的担保物权，并在实现担保时就租赁物优先受偿，这会严重减损甚至实质性剥夺出租人的所有权。 第三，面对租赁物被司法强制执行的风险。当承租人陷入债务危机，租赁物因由承租人占有的权利外观，极易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法院查封、执行。经有效登记的出租人，有权以所有权人的身份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阻却法院的强制执行；未办理登记的出租人，很难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排除法院的执行措施，租赁物大概率会被作为承租人的责任财产予以处置。 第四，面对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极端情况。如果出租人已完成有效登记，在破产程序中可行使取回权，避免租赁物被作为破产财产进行分配；若未办理登记，租赁物将被纳入承租人的破产财产，出租人仅能作为普通债权人申报债权，债权清偿比例将毫无保障。 第五，面对承租人在先作为担保人设立了动产浮动抵押权的特殊场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如果出租人在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出租人的权利可对抗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 三、实务解决方案：守住售后回租所有权的全流程操作指南 结合前述法律规则与司法裁判标准，围绕所有权合法转移与登记公示两大核心，笔者整理了以下实操合规要点。 （一）依法完成所有权转移，夯实物权取得的法定基础 1.动产租赁物：明确约定占有改定，留存完整凭证 以占有改定方式转移动产所有权的，必须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对该交付方式作出明确、无歧义的约定，清晰界定所有权转移的具体时点。同时，出租人应当完整留存租赁物购置款支付凭证、所有权转移确认文件，以及租赁物所有权凭证原件、购置发票原件等关键资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2.不动产租赁物：必须办理过户登记，杜绝替代操作 不动产所有权转移以完成过户登记为法定生效要件，因此必须依法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绝对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抵押登记等方式，替代法定的过户登记要求，否则将直接面临融资租赁关系不被认可的风险。 （二）规范登记公示手续，筑牢所有权的对外对抗效力 1.区分租赁物类型，选对登记渠道 普通动产租赁物，优先在中登网办理融资租赁登记； 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殊动产，建议采用“双登记”模式或“多登记”模式：既在中登网办理融资租赁登记，同时在对应的管理部门（如车管所、海事局、民航局等）办理所有权登记、融资租赁登记或抵押登记等配套手续，最大限度防控风险； 不动产租赁物，以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所有权过户登记为核心，同步完成权属转移与公示。 2.保证登记信息完整准确，杜绝公示效力瑕疵 根据，登记机构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由当事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因此登记时，必须完整、准确载明租赁物唯一识别信息、交易主体信息、租赁期限等核心要素，杜绝模糊笼统的表述，避免因租赁物无法特定化，丧失公示效力。 3.把控登记时限与期限，守住优先效力 动产租赁物，建议于交付后10 日内完成登记，保障其对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的优先效力； 登记期限必须完整覆盖租赁期限，若发生合同展期、交易主体变更、租赁物调整等情形，需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续期登记，严防登记失效导致权利受损。 四、结语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模式的核心法律逻辑，是通过所有权的闭环转移，实现“融资”与“融物”的有机结合。 对内，要严格遵循物权变动的法定规则，动产以合法的占有改定约定完成所有权转移，不动产以过户登记为生效前提；对外，要以合规的登记公示，为所有权装上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铠甲”。 唯有把这两个核心环节做严、做实，才能真正防范钱物两空的终极风险，让售后回租交易在法律框架内平稳落地。

在融资租赁的交易结构中，出租人相比于出卖人和承租人，实际上承担着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源于融资租赁业务的两大属性：其一，所有与占有的分离。出租人虽贵为所有权人，却并不实际占有和使用租赁物；其二，货款即期支付与租金长期回收的时间差。出租人以当下的真金白银，博取未来的不确定租金，其收益不仅受市场波动的客观影响，更受制于承租人的主观信用。在“两手空空（钱已出、物未占）”的被动局面下，风险在此薄弱环节滋长，这是出租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作为交易结构与资金链条的核心，从出租人的视角去全盘梳理融资租赁行业的刑事风险，便成了破题的关键。具体而言，这一视角包含内外之分，即从外部视角看待融资租赁公司面临的诈骗类犯罪、从内部视角看待其面临的职务犯罪等风险。 一、群狼环伺：融资租赁公司的外部刑事风险 在狼人杀游戏中，“深水狼”往往隐匿于好人阵营之中，穿着好人的衣服欺骗好人。只待时机成熟卸下伪装，骤然发难，杀好人一个措手不及，从而控场取胜。融资租赁业务中的欺诈者，恰如这些“深水狼”。融资租赁公司虽然是交易的核心参与方，在此时却如同被蒙蔽双眼的“好人”，在承租人等主体精心编织的骗局中，逐渐丧失对真相的判断力。待到租赁物被悄然转移、资金被悉数卷走，方才惊觉已深陷泥潭。考虑到前述融资租赁业务的两大属性，诈骗类犯罪成为融资租赁公司的主要外部刑事风险。而这些诈骗行为所引发的风险既可能来源于单独一方，也可能来源于多方合作。 （一）单方制造的刑事风险 1. 承租人单方诈骗 相比于直租，作为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模式的售后回租，在盘活承租人存量资产的同时，也为承租人单方实施诈骗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模式下，承租人通常以“骗钱”为核心目的，租赁物往往是虚构的或以旧充新、低值高估的，意在套取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的资金。而在直租业务中，由于供应商通常提供货真价实的租赁物，承租人的诈骗目的则呈现先“骗物”后“骗钱”的双重特征。司法实践中，承租人单方诈骗以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为典型。承租人往往在支付少量租金甚至分文未付的情况下，通过拆除车辆GPS定位装置、伪造权属证明等方式，将租赁车辆变卖或转抵给第三方，迅速实现资金套现后逃匿。 2. 出卖人单方诈骗 出卖人单方诈骗在实务中并不多见，但正因其发生概率较低，反而更容易使融资租赁公司放松警惕，被蒙在鼓里。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为例，在该案中，出卖人某甲公司作为厦门某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销商，同时也是出租人某乙公司的代理人，负责向某乙公司推荐客户并促成融资租赁交易。张某在实际负责经营某甲公司期间，利用某乙公司对他的信任，通过伪造客户签名、冒用客户身份资料等方式，针对同一客户的同一台挖掘机，同时建立了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与银行贷款法律关系，并向某乙公司隐瞒真相。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张某还将从未按期支付租赁款的客户处拖回以及通过售后回租方式取得的挖掘机，擅自用于向多家典当公司质押借款或抵偿债务。通过上述手段，张某从某乙公司骗取31台挖掘机，价值共计人民币2347.3万元。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出卖人某甲公司同时身兼出租人某乙公司的代理人，甲乙公司之间超出普通交易关系的信任基础，为出卖人单方实施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两方合作制造的刑事风险 1. 承租人与供应商合作 在实践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诈骗模式是：承租人与出卖人相互串通，通过虚构租赁物交付、验收等关键交易环节，骗取融资租赁公司向出卖人支付货款，而后双方予以瓜分。若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供应链，承租人可合作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出卖人，还可能延伸至出卖人的上游供应商。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为例，实际承租人互创公司与出卖人IBM公司的上游供应商大有公司合谋，通过转运并签收空箱的方式，成功骗取出租人IBM租赁公司向出卖人IBM公司支付的货款（该款项最终由IBM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大有公司）。在此类供应链嵌套的诈骗模式中，欺诈链条进一步拉长，参与主体更为多元，识别难度也随之加大。 2. 承租人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 租赁物与抵押物的评估价值，直接决定承租人可获取的融资额度。基于套取更高资金的诉求，承租人往往蓄意串通、贿赂资产评估等第三方专业机构人员，虚抬资产评估价格。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为例，该案中某融资租赁公司明确要求抵押物及租赁设备评估价值必须高于放款金额，承租人庞某遂通过缪某居间联络，找到当地一家房地产土地评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某。丁某完全未开展实地勘察等法定评估流程，直接援引案涉抵押房产2016年5月7日的市场价格，出具价值2908.93万元的评估报告，同时授意公司具备执业资质、却未参与任何评估工作的秦某、陈某在报告上签字背书，形成合规表象下的虚假评估文件。这种人为捏造的高估估值，看似满足了融资租赁的风控形式要求，实则严重背离资产真实价值，不仅架空了抵押担保的风险缓释作用，导致融资敞口不合理扩大，还使得出租人在后续债权保障、资产处置环节面临重大损失。 3. 承租人与担保人合作 还存在一种承租人与担保人相互配合的特殊模式，担保人是租赁物的实际使用方，担保人借用承租人的名义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合同，从而取得租赁物。在此类交易结构中，名义承租人与实际承租人分离，担保人虽仅承担担保责任，实则主导并享有租赁物的使用收益。由于担保人与承租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往往不在同一地点，甚至跨区域分布，融资租赁公司名义上仍以承租人为监控对象，但租赁物实际存放于担保人处，导致日常巡检、设备盘点等租后管理手段难以精准落地，监控效果大打折扣。一旦担保人或承租人出现经营异常、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出租人既难以第一时间发现风险信号，也容易在后续追索中陷入责任主体模糊、租赁物处置受阻的被动局面。 4. 承租人与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员合作 承租人与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员内外勾结是融资租赁业务开展过程中不得不提防的风险。这主要表现为业务员利用其负责客户开发、尽职调查、资料审核、合同签订等职务便利，为承租人规避风控审查提供直接帮助。常见情形包括业务员明知租赁物不存在而出具虚假的《租赁物现场勘查报告》；在合同审批环节，业务员利用内部流程漏洞，使本应被否决的项目顺利通过放款。该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来源于业务员的业绩压力或收取好处费的动机，另一方面来源于融资租赁公司对于业务员以及业务流程的管理不当。 二、蚁穴溃堤：融资租赁公司的内部刑事风险 除业务员与承租人内外勾结骗取公司资金并收受好处费的受贿类犯罪，以及前述诈骗类犯罪外，在融资租赁公司内部，业务员所涉及的罪名还包括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上述罪名可依据侵害法益或类罪罪名的不同，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侵犯财产类犯罪，以职务侵占罪为典型。二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结合“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纠纷较多的背景，这类犯罪以违法发放贷款罪、非法经营罪为典型。 （一）职务侵占的多样方式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在融资租赁公司内部，职务侵占罪是较为常见的罪名，其行为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隐蔽化的特点。实践中，针对融资租赁交易，业务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资产的主要手段包括： 1.虚构中介费用或咨询服务费。业务员以促成交易为名，指使承租人将上述款项支付至业务员控制的第三方账户，截留后占为己有；2.虚增租金或修改租金支付方式。在我们团队承办的案件中，存在某金租公司业务员擅自修改公司租金回收方案，虚构首期租金并要求客户转账至其关联账户的情形。实践中，也存在业务员直接要求客户将租金打入其指定账户，并向公司隐瞒客户租金支付情况的情形；3.擅自处置公司已经回收的租赁物，变卖所得款项未上交公司。更有甚者，擅自处置公司未进行融资租赁的设备，并在事后通过亲友签订虚假的融资租赁合同，蒙蔽公司。上述行为往往披着业务操作的外衣，表面符合公司流程，实则侵蚀公司资产，且因行为人直接经手关键环节而难以在短期内被发现。 （二）“名租实贷”的刑事风险 “名租实贷”是指融资租赁公司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表面上是融资租赁关系，但实际上是借贷关系。该交易包括租赁物不存在或未交付、租金结构与贷款本息类似、融资成本明显高于正常租金水平等特征，且多采用售后回租形式。虽然“名租实贷”的认定通常在民事诉讼中完成，但是该类行为也牵涉刑事风险。具体而言，涉及违法发放贷款罪与非法经营罪。 1. 违法发放贷款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在融资租赁行业中，该罪名的犯罪主体指向金融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原银保监会（银保监发〔2020〕22号）第8条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总局令〔2024〕6号）第三章“业务范围”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发放或受托发放贷款。因此，若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员在交易过程中，明知租赁物不存在、租赁物价值与融资金额严重不符，或合同条款实质上构成借贷关系，仍违规操作、审批通过相关项目，致使公司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发放贷款”之实，即可能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2. 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相较于违法发放贷款罪，该罪名对主体并无特殊要求，狭义的融资租赁公司（商租）及其工作人员也能构成该罪。但根据（法发〔2019〕24号）第1条的规定，除超越经营范围违规放贷外，尚需满足“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这一条件，即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因此，认定非法经营罪需要满足两项条件：一是行为具有经常性；二是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实践中，融资租赁公司的部分业务员为冲刺业绩、获取高额提成，主动通过线上平台、中介渠道、朋友圈推广等方式，批量招揽客户开展“售后回租”业务，名义上是融资租赁，实则操作的是高息放贷。一旦达到次数，将使公司及其自身陷入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刑事风险中。 三、结语 融资租赁公司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内忧外患皆不可忽视。本文立足“人因”视角，以“群狼环伺”“蚁穴溃堤”为引，对行业内主要刑事风险作出了系统性梳理。后续文章将转换视角，聚焦“物因”，考察针对租赁物的各类犯罪手法。

第一部分 观察总结 租赁公司（或称“机构”，含金租公司、商租公司）的业务链条通常呈现为资金与资产循环流动的完整闭环。在前端的资金端，公司通过增资扩股、上市、发债、借款以及跨境融资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这些资金进入中端的业务端后，通过具体融资租赁项目转化为租赁资产。在后端的资产管理端，公司通过租赁资产转让、证券化、保理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从而形成从“融资－投资－盘活－再融资”的可持续业务循环体系。 2025年，从资金端来看，行业头部效应愈发凸显，资源进一步向信用资质优良的机构集中。募集资金进入业务端后，推动行业进入深度转型与结构优化阶段，政策监管的持续加强也进一步引导行业回归租赁本源、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在资产管理端，为了盘活存量、优化结构，资产流转与证券化仍是重要手段，证券市场同样呈现显著的集中化特征，头部机构的优质资产更受投资者青睐。 整体来看，2025年的融资租赁行业正沿着“资源向头部集中、业务向专业化转型、监管向精细化发展”的路径演进，向“优势融资—专业投放—高效盘活”的良性循环体系发展。 （一）行业转型加速，结构持续优化 2025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融资租赁行业作为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键纽带，其"融资+融物"的特性使其深受宏观环境影响，租赁行业加速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在业务结构方面，清洁能源仍占据融资租赁业务投放比重首位；在资产质量方面，整体不良率呈下降趋势，资产质量得到持续改善；在政策支持方面，低空经济、航空航天等国家战略性投资为租赁物拓展提供了新空间；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与工业升级、算力与数字新基建、跨境租赁与国产高端装备出海的需求日益增加，倒逼行业进行结构优化。 （二）市场分化加剧，头部效应凸显 监管趋严、竞争加剧等因素导致不同背景和规模的机构发展路径显著分化，当前的市场格局呈现出清晰的“冰火两重天”景象。截至2025年6月末，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总数下降至7020家，实际上是对诸多僵尸融资租赁企业清理挤出。截至2025年6月末，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余约5.42万亿元，其中金融租赁公司合同余额保持增长，样本融资租赁企业的头部企业平均资产总值与中小机构拉开巨大差距1。在业务结构上，头部企业在盈利能力、专业化运营和不良资产处置方面通常更强。同时，头部机构凭借雄厚的资金和风控实力，可聚焦航空、航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中小机构却只能在传统业务掘金，这导致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在证券领域，AAA主体发行规模占据半壁江山2，市场资金与业务机会不断向头部主体集中，进一步强化了其市场地位。 （三）政策监管：延续融物监管指导，鼓励服务实体经济、提升直租业务能力 是融资租赁行业年度重点监管政策，其核心目标是推动金融租赁公司彻底摒弃过去依赖主体信用的“类信贷”模式，真正回归“融资+融物”相结合的业务本源。该新规的发布，客观上确定了未来的政策导向，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及行业进一步优化。2025年以来，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湖北等地方金融管理局亦发布新的商租公司监管文件，向金租公司监管导向靠拢。 （四）总体纠纷数量趋缓，但部分行业违约凸显 伴随整体经济环境下行，我国民商事争议数量近年来保持上升趋势，但融资租赁行业纠纷的爆发式增长势头在2018-2020年期间达到高点后，总体纠纷数量却出现趋缓态势，这得益于在合规体系建立下，融资租赁投前的风控措施、担保方式愈发完善，租中、租后的管理及响应措施愈发成熟。即便总体纠纷数量趋缓，但囿于政策变化、市场调整等原因，新能源、城投等领域的融资租赁违约情况凸显，违约风险背后的共性问题主要为企业/行业自身陷入困境、部分业务偏离了融物本源、租赁物价值高估及租后监管不力等。 第二部分 年度监管新规 （一）新规概述 我国融资租赁公司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属于非银行持牌金融机构；另一类是由商务部批准成立的融资租赁公司，该类租赁公司主要是由非金融机构设立，一般简称商租企业。2025年，国家层面出台针对金租公司的新规，地方层面则聚焦商租公司监管。此外，深交所和基金业协会亦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业务审核、尽职调查发布了相应新规，进一步强化了资产证券化市场对融资租赁业务合规性的审查标准。 （二）具体规定 1.国家层面 （1） 2025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监管评级结果从优到劣分为1—5级和S级。与2020年6月施行的原评级办法相比，新办法在以下方面进行了重要调整：一是整合评级要素，将“管理质量”及公司治理评估内容统一纳入“公司治理”要素，新增“信息科技管理”要素，形成以“公司治理、资本管理、风险管理、专业能力、信息科技管理”为核心的五个评级维度。二是优化评级导向，进一步引导金融租赁公司加强公司治理、合规经营与风险管理。三是完善评级级次设置，监管部门将依据评级结果，遵循“高风险高强度监管、低风险低强度监管”原则，动态调配监管资源，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 （2） 2025年12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对融资租赁业务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价与审批、合同订立、租后管理及风险管理等全流程进行了细化规范。 该办法全面提升了尽职调查要求，强调原则上需双人现场调查并形成书面报告，明确了租赁物估值基准原则，建立了“租赁物真实性+承租人融资需求”的双层审查框架。在风险评价与审批方面，强化了授信管理，坚持“先落实条件，后实施授信”，严禁脱离租赁物价值的超额融资，并针对直接租赁、售后回租等不同业务模式设定了差异化审查要点。合同规范部分对租赁期限、租金支付频率、保证金收取等设定刚性标准。租后管理环节，强调通过非现场监测与现场检查结合动态追踪租赁物价值及现金流，并规定展期后期限不得超过资产剩余使用年限。资金管控方面，针对售后回租业务单笔支付超1000万元的情况，要求委托银行监管或受托支付，防范资金挪用风险。此外，办法还完善了经营性租赁与厂商租赁业务的专项规则，包括强制年度价值重估、厂商准入与回购责任分担机制等。 总体而言，《业务办法》通过全流程精细化监管，推动金融租赁行业从“类信贷”模式回归“融物”本源，对金融租赁公司应对行业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 （3）其他相关新规 除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直接针对租赁公司发布的新规外，还有多部委联合发布的相关政策通知，也对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方向与合规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2025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发挥融资租赁业务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功能，支持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改造、智能装备和软件更新替代、绿色环保装备购置、安全应急装备应用等。2025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新规的发布，更进一步增强了对牲畜活体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合规性。鉴于相关规定数量较多，此处不再逐一展开说明。 2.地方层面 （1） 2025年5月，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监管工作通知》共8条重点工作内容，对融资租赁公司规范整治、日常检查、非现场监管、重大事项报告、整治重点领域风险和乱象、指导行业发挥功能优势、严格规范机构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问题、特定行业集中度和关联度等重点监管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风险整治仍被置于首要位置，各区金融管理部门要准确掌握辖内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和经营状况，建立 “失联”“空壳”和严重违规经营机构名单并实施动态跟踪；并且，要紧盯风险较高机构，及时对重点风险线索和重大风险隐患机构开展专项检查，对虚构租赁物、不当营销、乱收费、出租出借业务资质、违规开展通道业务等经营乱象，要及时上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并做好属地风险处置工作。 （2） 2025年7月，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新的，原实施细则（粤金监规〔2022〕2号）废止。新细则确立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的全面监管框架，由省、市两级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分级负责，并协同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新规延续了原有的核心监管要求，包括实行准入与变更会商机制、明确业务“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强调对自然人批量业务及“租金贷”的审慎管理、规范租赁物与合同登记、强化公司内控与风险管理制度、实施动态名单与评级分类监管，并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报送与风险事件报告义务。法律责任方面涵盖对违规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多项监管措施。本次修订主要更新了监管机构名称（统一为“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和文件时效，并对已结束的过渡期条款进行了适应性清理，核心监管内容保持稳定。 （3） 2025年12月，江苏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原试行细则（苏金监规〔2021〕1号）废止。本次修订在延续监管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多项实质性升级：依据上新增等文件，并结束了试行期；监管上强化了对租赁物的管理，明确列出消费品、特定构筑物等禁止性负面清单，并加强了对自然人承租人的权益保护，要求披露融资年化综合成本；业务规则上细化了汽车融资租赁的合作机构准入与宣传规范，并严禁资产转让中的隐性回购安排；机制上优化了准入与会商流程，将全面现场检查频率调整为至少每三年一轮，并为首要服务重点产业的公司在业务集中度方面提供了弹性调整空间；此外，新规还鼓励行业服务大规模设备更新等国家政策。整体而言，新规体现了更精准、更严格、更注重风险防控和消费者保护的监管导向。 （4）《湖北省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版）》 与2022年发布的试行版相比，2025年新规对行业准入与股东监管明显加强，进一步细化了股东出资规范，明确禁止虚假出资、循环出资、抽逃出资及变相抽逃出资，并新增了股权质押与信托限制的例外调整机制。同时，监管指标与业务规范更具体，新增对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的比例限制，强化了单一客户、集团及关联方的业务集中度要求，并针对汽车租赁业务增设了更具操作性的禁止性规定。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更体系化，进一步厘清了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责与处罚权限，增强了违规处置的可操作性。总体而言，修订版在维持框架稳定的基础上，强化了股东行为监管、业务风险管控和制度执行的刚性，体现了从严从细的监管导向。 （5） 上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已于2025年8月发布关于修订的通知。鉴于本次修订未涉及实体监管条款，仅为程序性或表述性调整，具体修订内容不再赘述。 3.交易所/基金业协会层面 （1）《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审核业务指引第2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 2024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审核业务指引第2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相较于此前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租赁债权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指南》，深交所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强化或新增了要求：一是增强了对租赁物适格性的约束，明确要求入池资产对应的租赁物应具备可流通性、不属于公益性资产、符合（简称《监管办法》）等规定，且不应存在融资租赁关系无效的风险。二是新增融资成本合规要求，规定融资租赁债权的综合年化融资成本（含利息、服务费等）需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三是强化风险应对安排，明确租赁物如发生毁损、灭失等情况，应设置具有针对性的权利完善措施。四是提升原始权益人合规门槛，要求其开展业务必须同时符合《暂行办法》及相关的各项监管规定。 从资产证券化的整体视角来看，深交所对租赁物的合规性、融资利率的合法性以及原始权益人经营的规范性均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了相关产品的合规标准与风险防控水平。 （2） 2025年3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等三项自律规则，原2019年6月发布的等三项细则废止。新细则在融资租赁债权调查方面呈现系统性升级，核心变化在于：从专项规则整合为统一债权类框架，调查更强调穿透性与精细化，如明确要求核查租赁物商业合理性、融资成本合规性，并对“保理+租赁”等复杂结构实施穿透监管；大幅强化了对信息化系统全流程的尽职调查要求，覆盖资产筛选、归集、循环购买等环节；同时统一并优化了抽样标准，并系统增补了风险缓释、现金流隔离、投资者保护等交易结构层面的核查内容。总体而言，新规体现了监管思路向统一化、穿透化、科技化的演进，对管理人的尽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部分 年度争议案例 （一）案例一：无形资产可以作为融资租赁标的——原告某融资租赁公司与被告某设备公司、某技术公司、吴某专利合同纠纷一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 【裁判要旨】 专利等无形资产可以作为适格的租赁物，专利许可协议如实际符合融资租赁特征，应认定为专利融资租赁合同， 【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无形资产可否作为融资标的。首先，双方既未就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实施范围、实施方式等专利实施许可必备的要素进行实质性磋商，未对技术资料交付、技术指导等专利实施的具体事项作出约定，亦未发生任何技术交付或指导行为，同时，双方建立了“许可—反向许可”交易结构，又设定了专利质押、保证金等担保措施，这种交易模式与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单纯资金融通存在显著差异。从合同实际履行来看，双方不仅完成款项交付，实现了“融资”，并就“融物”中的涉案专利进行特定化，办理了完整的法律手续予以公示，故涉案合同构成专利融资租赁合同。其次，无形资产可以作为融资租赁适格标的，应结合租赁物特定性、价值评估、租金构成、风险负担、权利义务设置进行实体审查。 （二）案例二：环保财政补贴不具有可转让性的，不能作为应收账款质押标的——某金融租赁公司诉某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上海金融法院发布） 【裁判要旨】环保财政补贴3系行政机关为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而的专项补贴资金，具有专属性和特定性。环保财政补贴具有授益性，企业获得环保财政补贴并非基于合同，环保财政补贴不具有可转让性，不能作为应收账款质押标的。 【法院认为】关于某金租公司主张就某集团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获取生物燃料乙醇补贴款的权利”行使质权的诉请，根据，应收账款除包括该办法明确列举的债权、收益权外，还包括“以合同为基础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而某市财政局与某集团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应收账款质权属于权利质权，其设立的目的在于所担保的债权未受清偿时，质权人可取得出质权利的交换价值以供优先受偿，故只有可转让的权利方可作为质物，某集团公司“获取生物燃料乙醇补贴款的权利”不属于该范围，某金租公司诉请没有法律依据。 （三）案例三：出租人自行收回并处置租赁物，应完成价值评估或证明处置价格的合理性——民某公司与梁某、润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中级人民中院发布） 【裁判要旨】出租人自行收回并处置租赁物的，应遵循公平原则并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处置租赁物价格的合理性和及时性。 【法院认为】本案中，梁某未按约定支付租金，民某公司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民某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取回案涉车辆后，委托鉴定机构评估车辆鉴定评估价值为230000元。民某公司自述2024年1月26日处置案涉车辆，处置价为93000元。民某公司收回案涉车辆后未及时进行处置，其处置租赁物的价款明显低于评估价值且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合理性，人民法院按照出租人民某公司收回租赁物时鉴定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认定收回租赁物的价值。 （四）案例四：出租人已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并要求行使别除权的，存在无法再要求行使取回权的可能性【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裁判要旨】出租人在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已申报债权并表明选择“要钱不要物”的，后续不得再主张取回权。 【法院认为】融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在承租人未按约定支付租金时，可以选择加速到期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即出租人在两种救济路径之间享有选择权，但不能同时主张，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融资租赁关系中租赁物已然转化为担保租金债权清偿的担保财产，以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确立了租金未付时出租人的救济路径，即通过对租赁物行使担保物权的方式实现债权，也符合融资租赁交易担保功能化的逻辑。本案中承租人已经按主张加速到期方式申报债权，其主张对租赁物行使所有权应当受到限制，仅能在租赁物的拍卖、变卖价款范围内行使优先受偿权。同时，涉案租赁物使用年限较长，部分机器设备已经无法进行准确识别辨认，客观上已经失去区分租赁物所有权人的现实可操作性，故承租人不能再行使租赁物的取回权。 （五）案例五：出租人可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主张取回权或别除权，这并不受债权申报方式的影响，融资租赁债权可通过留债清偿，且在同一租赁物上优先于EPC方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债权——某电力集团公司(含承租人某新能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 【案例要旨】某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以电力供应为主业的地方一类国企、国务院确定全国售电侧改革试点企业，2025年该集团等数十家关联公司预重整及实质合并重整破产案件备受社会关注，而融资租赁公司作为债务企业的重要债权人，重整计划中的偿债安排或将为日后新能源/电力公司破产重整提供重要参考，具体如下。 1.关于融资租赁物别除权与取回权的行使。管理人并未限定债权人行使权利的类型，《重整计划（草案）》规定，融资租赁债权人对融资租赁物享有所有权，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3日内，融资租赁物满足行使取回权条件的融资租赁债权人可向管理人提交并送达行使取回权申请书。债权人已经申报债权并主张别除权的，并不影响取回权在重整计划批准后的行使。 2.关于债权受偿方式。融资租赁债权与有财产担保债权、建设工程款优先债权一并通过“留债”方式受偿，留债期限10年，留债期间的利率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五年期LPR的60%;前4年只还息不还本，第5-10年分别按留债本金的10%、15%、15%、20%、20%逐年偿还本金。 3.关于融资租赁债权的优先权。若对一项融资租赁物（光伏项目）同时存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债权人（如：EPC方）主张权利的，首先在融资租赁物市场价值范围内先确定融资租赁债权的优先受偿金额，市场价值有剩余的，再确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债权的优先受偿金额。 （六）案例六：在“融资租赁+EPC”模式框架下，如遇承租人违约，存在EPC方串通承租人损害出租人权益的风险，出租人发现后应采取措施及时响应——某光伏项目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背景】案涉融资租赁项目的承租人已拖欠多期租金，在出租人准备对承租人主张加速到期并提起仲裁申请前，EPC方在融资租赁合同签订时已向出租人书面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前提下，仍就承租人欠付的工程款提起诉讼并主张建工优先受偿权；该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极快审结，双方当事人在该案件中并未披露融资租赁业务及关于优先权放弃的安排，涉嫌恶意串通；自出租人发现之时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如执行完毕，则将严重威胁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对案涉建设工程(租赁物与建设工程已形成附合且不可分割)的优先受偿权。 【案件要旨】针对EPC串通承租人损害出租人利益的情形，出租人发现后可视另案的具体进度及情况提起执行异议、对另案的再审4（如已经进入执行程序），亦可通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方式及时撤销错误判决并挽回损失（视情况提起）。实务中EPC损害出租人权益的情形众多，主要包括：工期延误与迟延交付（影响投产时间及还款安排）、工程质量缺陷与不达标（租赁物价值贬损，影响处置）、成本超支及资金占用（或将导致项目烂尾及衍生争议）、虚假履约与欺诈（伪造工程进度报告骗取款项），出租人应加强对履约过程的防控，如遇项目预期违约的情形，应加强对EPC的监管，避免出现串通承租人损害出租人权益及租赁物的情形。在签订新能源项目融资租赁合同之前，还应该了解/预防是否存在倒卖项目路条情形，EPC方是否在项目建成上网发电后远期收购承租人股权，在融资租赁合同和租赁物买卖合同及其增信协议文件中做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安排。 第四部分 总结展望 回顾2025年，伴随着行业转型、新规发布、分化加剧，融资租赁行业正经历激烈变化，但仍以稳健发展为主线。从监管新规视角来看，新规的发布有利于行业回归本源及风险控制，通过细项政策的发布有利于厘清过往合规层面的模糊之处；从争议解决视角来看，近年来伴随“融资租赁物的适格性、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取回权与别除权之争、主张加速到期与合同解除二选一、租金债权在破产重整中的优先清偿顺序”等典型问题的逐步明确及裁判逻辑的统一，行业及认知的成熟将有利于促进争议的快速解决。展望2026年，对于前端的资金端，伴随着低利率市场环境，预计融资租赁公司将继续探索中长期融资渠道并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对于中端的业务端，预计政策将持续聚焦先进制造、绿色转型等领域，推动融资租赁行业向“真租赁”转型，直租和经营租赁业务占比也有望稳步提升；对于后端的资产管理端，资产证券化措施则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多举措并举有利于改善总体资产负债结构。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融资租赁⾏业信⽤⻛险展望（2025年12⽉）》，其中样本融资租赁企业指选取公开发债且数据披露较为完善的50家融资租赁企业。 [2]数据来源：联合资信《2025年融资租赁行业分析》 [3]2016年12月20日，某集团公司与某金租公司、某生物公司签订了《某集团生物燃料乙醇补贴款（应收账款）质押和账户监管合同》，约定某集团公司将自2012年12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28日止，应收国家财政部通过某市财政局转付的所有生物燃料乙醇补贴款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给某金租公司，以为某生物公司履行债务提供担保。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二百三十八条及（2022修正）第四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救济程序启动后案外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案外人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的，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融资租赁公司作为服务机构，在盘活固定资产、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特别是在珠三角、长三角这类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中小企业融资租赁的需求很多，市场很大。融资租赁亦逐渐成为仅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融资方式和推进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1]正因为需求多、市场大，在实践中，有关融资租赁的纠纷频繁发生。加之这几年大环境的影响，中小企业遭遇的困难比较多，这类纠纷上升趋势明显，其中很多涉及刑事风险。在此背景下，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单纯的民事诉讼路径既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局面，在风险预防层面的威慑力也明显不足。为落实金融强监管背景下融资租赁行业回归“融物”本源的政策导向，有必要梳理融资租赁行业面临的刑事风险，从刑事角度梳理维权路径。本文作为“融资租赁行业刑事风险”的开篇之作，将从融资租赁的行业格局、监管风向谈起，聚焦刑事风险现状与成因分析，揭开融资租赁行业的面纱。 一、融资租赁行业格局与监管风向 （一）融资租赁行业格局 1. 融资租赁公司类型 从监管的视角看，广义的融资租赁公司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金融租赁公司（以下称金租），指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二是狭义的融资租赁公司（以下称商租），属于一般工商企业，是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原商务部门）审批设立的非金融机构。截至2025年6月末，金租数量仅为70家，全行业占比不足1%。相比之下，商租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根据股东类型的不同，商租又可以细分为厂商系、平台系、第三方系。其中，厂商系租赁公司通常依托集团资源，主要服务于集团内部或上下游企业；平台系租赁公司与地方城投平台关系密切，业务多集中于基础设施或公共事业领域；第三方系租赁公司不受行业、地域的限制，业务开展更为灵活多元。 2. 融资租赁业务类型 在业务模式上，融资租赁公司普遍以售后回租为主，该类业务占全行业总量近九成。而作为第二大模式的直租，实际占比并不高。从业务领域来看，金租与商租呈现明显分化。金租倾向于选择风险可控的大型项目，重点布局飞机、船舶、医疗设备等重资产领域。而商租则聚焦于中小微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业务具有金额小、需求急、审批快、放款效率高等特点，更贴近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 （二）融资租赁行业监管风向 “回归融物本源”是近年来融资租赁行业监管的底层逻辑。在此逻辑下，以下几个监管动向值得重点关注： 1. 融资租赁公司量减质增 自2020年原银保监会印发以来，监管力度持续增强，在融资租赁行业内部掀起了一场减量增质清理整顿运动。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大幅放缓融资租赁公司的新增速度；二是系统清理失联、空壳等非正常经营融资租赁公司。全国融资租赁公司高峰时期超万家，截至2025年底，已下降至8100余家，下降幅度明显。此外，根据上海、广东等地公布的名单，非正常经营融资租赁公司在整个行业中的占比仍然较重。未来，融资租赁行业的还有较大的减量增质空间。 2. 商租向金租看齐 2026年初，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发布《关于融资租赁公司参照执行〈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管理办法〉的函》，该文件明确指出融资租赁公司（商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参照有关规定执行。这一文件的发布意味着商租在租赁物管理、尽职调查与风险审批、合同管理、售后管理等核心环节将面临与金租相同的监管标准。该举措契合“商租与金租实际上开展同质同类业务，应适用相对统一的业务规则和监管约束”的监管理念，[2]同时也反映出此前商租监管标准偏低所导致的监管套利和纠纷频发问题。 3. 提升直租业务比重 根据，现行监管政策对于租赁业务的结构提出了具体的优化要求，即“力争在2026年实现年度新增直租业务占比不低于50%的目标”。售后回租虽然能够激活企业的存量资产，但其交易结构与“抵押贷款”高度类似，容易在操作中异化为纯粹的融资工具，偏离融资租赁的业务本源。更为关键的是，售后回租模式下租赁物并不实际转移占有，承租人仍持续占有和使用设备，客观上增加了虚构租赁物、低值高买、重复租赁等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生概率，进而埋下合同诈骗等刑事风险隐患。相比于售后回租，直租更贴合“融物”要求，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需求购置新设备，融资与融物同步完成，资金用途明确对应实体资产，承租人企图单方面或与出卖人合谋欺骗出租人的犯罪成本也显著增加。虽然监管规定最初仅针对金租，但是在商租向金租看齐的背景下，商租在业务中增加直租比例也是应有之义。 二、融资租赁行业刑事风险概述与成因分析 （一）刑事风险概述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融资租赁行业所面临的刑事风险状况，本文以威科先行等公开法律信息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刑事、融资租赁”为关键词，筛选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裁判文书，剔除无关案例后，共获得141件与融资租赁行业刑事风险相关的案例。通过对上述案例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1. 刑事案例数量高位波动，风险持续存在 从时间分布来看，剔除2021、2022年数据后，2023年至2025年融资租赁行业刑事案件数量分别为48件、60件和27件。需要说明的是，2025年部分案件尚在审理中，未作出生效裁判，因此该年度的实际案件数量应高于目前统计的27件。整体而言，尽管各年度案件数量存在一定波动，但行业刑事风险始终维持在高位水平，未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若结合当前融资租赁行业“减量增质”、业务结构优化调整的背景来看，刑事案件数量与行业主体数量之间的比例波动也相对平缓。 2. 罪名高度集中，诈骗类犯罪占据主导 在141件样本案例中，涉及诈骗类犯罪的案件共计94件，占比高达66.67%，成为融资租赁行业最为突出的刑事风险类型。具体而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分别出现68起和20起，占比分别为48.23%与14.18%。此类犯罪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承租人通过隐瞒真实情况、虚构租赁物、伪造交易文件等手段，骗取融资租赁公司的资金或租赁物；其二，承租人虚构权属证明向第三人出售、抵押租赁物。此外，职务犯罪类案件共计20起，占比14.18%。上述数据共同表明，融资租赁公司不仅需应对外部主体实施的诈骗行为，还应重视内部治理，强化内控机制，有效防范从业人员腐败造成的刑事风险。 3. 涉及车辆的融资租赁业务为刑事风险高发领域 汽车、摩托车、货运运输车、挖掘机等机动车、工程机械类融资租赁业务，因车辆长期存在所有权与占有权相分离、租赁标的易私下流转变现的固有特征，导致承租人擅自变卖、违约处置租赁车辆的乱象频发。与此同时，部分业务链条中还滋生虚构交易背景、伪造购车票据、套取骗取融资款项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推高行业风险，使该领域成为刑事犯罪高发、风险集中的重点板块。 （二）成因分析 融资租赁行业刑事风险的高发态势并非偶然，而是由交易结构、行业竞争、客户业务、公司内控机制等多重因素叠加所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加以剖析： 1. 交易结构复杂，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 融资租赁业务通常涉及出租人、承租人、供应商等多方主体，交易链条较长，业务开展高度依赖于承租人的信用状况以及租赁物的真实性与价值。一方面，融资租赁公司在尽职调查阶段难以对实物资产进行全面核查；另一方面，融资需求主要集中于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融资租赁公司往往需要跨省（市）开展业务，即便在前期对租赁物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后续租后管理阶段仍面临较大的风险管控难度。此外，售后回租作为当前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模式，其交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承租人实施欺诈行为的犯罪成本。上述因交易结构、地域因素等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客观上为刑事犯罪的发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2.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防控标准被迫降低 在行业转型与业务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部分融资租赁公司却在追求逆势增长，并逐渐偏离风险防控的底线要求。其业务触角向信用资质较弱的下游产业及区域延伸，导致资产质量整体下降。与此同时，为缩短业务周期、提升资金投放效率，部分融资租赁公司简化了尽职调查、租赁物核验及资金用途跟踪等关键风控程序，直接导致其暴露在较高的刑事风险敞口之下。 3. 客户业务受挫，租金回款难度增高 受宏观经济波动与产业周期调整的影响，部分承租人的经营状况持续承压，现金流趋于紧张，租金逾期乃至违约的现象显著增多。为掩盖资金链断裂或继续获取融资，一些承租人铤而走险，通过伪造经营数据、虚构租赁物使用情况、擅自转卖或重复抵押租赁物等方式实施欺诈，放大行业内部的刑事风险。 4. 内部治理不足，职务犯罪风险凸显 从案例统计来看，职务犯罪占比达14.18%，反映出融资租赁公司在内部控制、员工管理、权力制衡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公司对业务人员、区域经理等关键岗位的授权范围过大，缺乏有效的审批制衡与监督机制，导致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与外部主体串通，通过虚假项目套取资金、违规放款或侵占公司资产。此类犯罪不仅直接造成公司财产损失，也暴露出公司在合规文化与内部审计方面的系统性短板。 三、结语 融资租赁行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拓宽融资渠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交易结构的复杂性与过去十年的快速扩张，也使刑事风险不断积聚。本文作为系列文章的首篇，系统梳理了行业格局、监管动向、刑事风险样态及成因，揭示出当前刑事风险具有高位波动、罪名集中、业务领域集中等特征，其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风控底线松动及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 本文旨在呈现风险，更为后续探讨搭建框架。后续文章将围绕融资租赁公司的内外部刑事风险、针对租赁物犯罪手法及刑事应对路径等议题展开，系统解构典型风险场景与犯罪模式，为行业合规管理、风险控制及刑事维权提供参考，助力融资租赁行业在“回归融物本源”的监管导向下行稳致远。 注释： [1] 上海金融法院：《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2023）》，https://mp.weixin.qq.com/s/kfG4TZVfN2X0AwLv0qLX6g. [2] 中国银保监会：并答记者问，https://mp.weixin.qq.com/s/k1P5vAvkHk2B8RNSZu7jjA.

引言 2026 年 3 月 17 日，储能系统集成龙头企业海博思创分别与光大金融租赁、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及民生金融租赁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储能行业“产业 + 金融”协同模式再度升级。此前，海博思创已陆续与中银金租、昆仑金租等多家金融租赁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构建起覆盖多家头部金租机构的融资网络。这一密集签约态势折射出一个清晰的行业信号：金融租赁正成为撬动储能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金融杠杆。 从产业端观察，2026 年全国两会将新型储能首次列入国家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十五五”规划明确“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容量电价政策的落地更是点燃了独立储能的投资热情。从金融端观察，金融租赁以其“融资 + 融物”的独特功能、灵活的交易结构设计能力以及对实物资产的天然亲和力，正在成为储能项目融资的主流工具之一。然而，储能融资租赁作为一种新兴业务模式，在法律架构、风险控制和监管合规等方面仍存在诸多有待厘清的实务问题。 在本文中，道可特融资租赁团队拟从产融协同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储能融资租赁的法律框架与交易结构设计，梳理核心风控要点与常见法律风险，并结合最新监管政策动态，为储能企业和金融租赁机构提供实务参考。 一、储能融资租赁的产业逻辑与市场驱动 （一）储能产业的融资需求特征 新型储能产业的融资需求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从投资规模看，独立储能电站的单体投资金额通常以亿元计，大型项目投资额可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从投资周期看，储能电站的运营期一般为 15 至20 年，投资回收期较长。从收益模式看，储能电站的收入来源包括容量电价补偿、电力现货市场套利、辅助服务费用等多元渠道，但受政策和市场波动影响，未来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从主体特征看，独立储能电站的投资主体结构日趋多元化，既有五大发电集团等央企巨头，也有大量民营企业和地方平台公司参与，后者的主体信用评级往往偏弱。 上述特征决定了传统信贷融资模式难以完全满足储能产业的资金需求。银行贷款通常要求较高的主体信用门槛、充足的抵质押物以及稳定可预期的还款现金流，而储能行业“弱主体、重资产、长周期、收益波动”的特点与传统信贷的风控逻辑存在一定张力。正是这一供需错配，为金融租赁介入储能领域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市场数据来看，2025 年以来金融租赁机构在独立储能领域的投放异常活跃，已落地多个超 GWh 级项目，单笔金额最高达 22.7 亿元，涉及国银金租、华夏金租、越秀租赁等多家机构，储能已成为金融租赁行业继光伏、风电之后的又一战略级资产品类。 （二）金融租赁的功能优势与业务模式 金融租赁在服务储能产业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首先，金融租赁的“融资 + 融物”属性天然契合储能行业的资产属性——储能系统作为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设备资产，具备可识别、可估值、可转让的租赁标的物特征。其次，金融租赁的交易结构设计灵活性强，可以根据项目的收益特征和承租人的信用状况，定制差异化的租赁方案。再次，金融租赁在资产管理和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于储能设备的残值评估和二手市场流转具有专业能力。 当前储能融资租赁的主要业务模式包括：直接融资租赁模式，即金融租赁公司直接购买储能系统设备并出租给承租人（项目公司），承租人分期支付租金并在租赁期满后取得设备所有权；售后回租模式，即项目公司将已购置的储能设备出售给金融租赁公司，再从金融租赁公司租回使用，从而实现资产的流动性释放；经营性租赁模式，即金融租赁公司持有储能设备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租赁期满后设备归还出租人，承租人实现轻资产运营。此外，联合租赁、跨境租赁等创新模式也在逐步探索中。 二、储能融资租赁的交易结构设计与法律架构 （一）典型交易结构 储能融资租赁的典型交易结构通常涉及以下参与方：金融租赁公司（出租人）、储能电站项目公司（承租人）、储能系统制造商/集成商（设备供应商）、项目投资方（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银行（可能提供配套融资或资金来源）。以海博思创与民生银行、民生金租的三方合作为例，其构建的“银行 + 租赁 + 产业”铁三角模式，体现了储能融资租赁交易结构向综合化、协同化方向演进的趋势。 在直接融资租赁模式下，基本交易流程为：储能系统集成商（如海博思创）与项目公司签署设备供应合同；金融租赁公司与项目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标的物、租赁期限、租金金额及支付方式、留购价格等核心条款；金融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向设备供应商支付设备价款，取得设备所有权；设备交付项目公司使用，项目公司以储能电站的运营收入（容量电价收入、电力交易收入等）作为租金偿还的现金流来源；租赁期满，项目公司按约定的留购价格取得设备所有权。 （二）核心合同条款设计要点 储能融资租赁的合同体系通常由融资租赁合同（主合同）、设备买卖合同、担保合同以及各类附属协议组成。在合同条款设计中，以下要点值得特别关注。 关于租赁标的物的界定与特定化。储能系统通常由电池模组（电芯）、电池管理系统（BMS）、能量管理系统（EMS）、储能变流器（PCS）、热管理系统以及辅助设施等多个组件集成。在融资租赁合同中，需要明确界定租赁标的物的范围——是仅包括可拆卸、可独立转让的设备模块，还是涵盖整个储能系统（包括与土建工程结合的部分）。标的物的界定直接影响出租人对物权的主张能力和资产处置的可行性。对于与不动产紧密结合的组件，还需考虑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标准以及附合规则的适用问题。 关于租金结构与还款安排。储能电站的收益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波动性特征，租金的支付节奏应当与项目的现金流特征相匹配。实务中常见的安排包括：前低后高的递增型租金结构（对应项目运营初期的爬坡阶段）、与电价收入挂钩的浮动租金机制以及设置宽限期（Grace Period）等。此外，考虑到容量电价政策的适用期限和调整机制，租赁合同中宜纳入电价政策变动的调价条款或提前终止权条款。 关于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鉴于部分储能项目的承租人为“弱主体”——即注册资本较低、运营历史较短的项目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通常会要求多层次的增信安排。常见的增信措施包括：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项目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储能设备的动产抵押/动产浮动质押、项目公司的股权质押、以及储能系统集成商提供的回购承诺或差额补足承诺等。在增信措施的设计中，需要注意区分“硬兜底”（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担保措施）与“软兜底”（如承诺函、安慰函等不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安排），并充分评估各项增信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执行性。 三、储能融资租赁的核心风险识别与管控 （一）政策风险：电价机制与补贴政策的不确定性 政策风险是储能融资租赁面临的首要系统性风险。容量电价政策的出台为独立储能电站的收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但该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调整方向仍存在不确定性。实务中需要关注的核心政策变量包括：容量电价的费率水平及其调整周期、容量市场的供需平衡变化对电价的影响、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进度及其对储能收益模式的重塑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在强制配储政策方面的执行口径变化等。 在风控层面，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在项目评审阶段对政策敏感性进行量化分析，测算不同政策情景下的收益覆盖倍数和租金偿还能力。在合同层面，可以考虑设置政策变动触发的租赁条件调整条款、提前终止条款或补充增信条款，以应对政策环境的重大变化。 （二）技术风险：设备性能衰减与残值评估 储能系统的核心组件——锂电池——存在随使用时间和充放电循环次数增加而性能衰减的固有特性。电池容量衰减直接影响储能电站的有效容量和运营收入，进而影响租金的偿还能力。当前行业通用的电芯质保标准通常为 10 至15 年内容量保持率不低于 80%，但实际衰减曲线受温度管理、充放电策略、系统集成质量等多重因素影响。 对于金融租赁公司而言，技术风险管控的关键在于：第一，在项目评审阶段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技术评估，对储能系统的技术路线、设备供应商的品牌信誉和质保条款进行综合评价；第二，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设备性能保证条款和违约救济机制，包括要求设备供应商或系统集成商提供性能担保、衰减补偿或设备更换承诺；第三，在残值评估中采用审慎的假设，充分考虑电池技术迭代和二手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对资产残值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海博思创提出的“储能系统制造 + 服务”转型战略——即通过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保障设备性能——正是对技术风险的一种产业端解决方案，这种“产业方承担技术风险、金融方承担资金风险”的风险分配逻辑，将成为储能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信用风险：承租人主体资质与还款能力 独立储能电站的投资主体结构呈现显著的分化特征。央企和大型能源集团的子公司信用评级较高，融资条件相对优越；但市场中也存在大量由民营资本或地方平台公司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其注册资本金薄弱、经营历史短暂、收入来源单一，主体信用评级偏弱。对于后一类“弱主体”承租人，金融租赁公司的信用风险管控尤为重要。 实务中的风控策略包括：强化对承租人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式审查，评估其整体资产实力和履约意愿；要求承租人的股东或关联方提供实质性的担保或差额补足；将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如有）、购电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等项目资产纳入增信体系；以及通过储能系统集成商的回购承诺或收益保底安排，在产业链层面分散信用风险。此外，海博思创与光大金租探索的“产业 + 金融”模式，即由储能系统集成商深度参与项目运营并承担一定的性能担保责任，实质上是将产业方的技术信用转化为金融交易的增信要素，这一模式值得行业借鉴。 （四）合规风险：融资租赁监管与“名租实贷”红线 金融租赁业务的监管合规是交易结构设计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根据及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规定，融资租赁交易应当以真实的租赁物为基础，租赁物应当具有所有权可转移性和价值可评估性。如果交易结构中不存在真实的“融物”环节，或者租赁标的物仅为名义上的挂靠而实质上是纯粹的资金融通，则可能被认定为“名租实贷”，面临监管处罚和合同效力风险。 在储能融资租赁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合规要点：确保租赁标的物的真实性、特定性和可转让性，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明确标的物的品名、规格、数量、价值等基本信息，并完成设备交付和验收程序；按照规定办理动产融资统一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关注售后回租模式下的“真实交易”审查，确保设备的所有权确实由承租人转移至出租人，而非仅为账务处理上的形式操作；以及在经营性租赁模式下，准确区分经营性租赁与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影响。 四、储能融资租赁的资产证券化路径 储能融资租赁资产的证券化是打通“投 - 融 - 退”循环的关键一环。金融租赁公司可以将储能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债权作为基础资产，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BS）或资产支持票据（ABN）实现资产出表和资金回收，从而腾出新的投放额度，形成“发放租赁—打包出表—回收资金—再投放”的良性循环。 在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架构设计中，需要关注以下要点：基础资产的合格标准设定（包括租赁合同的合规性、承租人的信用评级分布、租金的逾期状况等）；增信措施的分层设计（优先级/劣后级结构、超额利差、外部担保等）；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的法律安排；以及储能资产的特殊风险——如电池衰减对租金现金流稳定性的影响——在评级和定价模型中的体现。随着储能融资租赁资产池的规模化积累和标准化程度提高，储能租赁 ABS 有望成为绿色金融市场的重要产品品类。 五、监管趋势与行业展望 从监管政策层面观察，国家对新型储能产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加码。新型储能首次列入国家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容量电价机制的全面铺开为储能电站的收益提供了政策性锚定。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在引导金融租赁公司加大对实体经济和绿色产业的服务力度，储能融资租赁业务恰好处于“产业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交集区域。 然而，行业快速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值得警惕的风险信号：部分地区出现独立储能项目扎堆备案、电网承载力不足、甚至项目烂尾的情况；储能行业的价格内卷导致系统集成商的利润率持续承压，进而影响其履行回购和担保承诺的能力；以及金融租赁机构在抢占市场先机的驱动下，可能降低风控标准、过度依赖“软兜底”增信而忽视底层资产的真实收益能力。这些风险因素需要行业参与方保持清醒认识，在业务扩张与风险管控之间寻找平衡。 从行业实践的维度审视，储能融资租赁业务的健康发展需要产业方与金融方建立更加深入的信息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储能系统集成商应当向金融租赁公司提供透明、完整的设备运行数据和项目运营信息，金融租赁公司也应当投入资源建设储能行业的专业研究团队和风控模型。未来，随着储能电站运营数据的积累和行业标准的完善，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能风控工具将成为储能融资租赁业务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海博思创提出的目标——成为国内最大的储能资产运维服务商，其背后的逻辑正是通过掌握全生命周期运营数据来构建产业壁垒，这种数据能力同样可以转化为金融机构评估资产质量和管控风险的核心工具。 此外，跨境储能融资租赁正在成为值得关注的新兴方向。2026 年以来，中国储能企业的海外订单呈爆发式增长，海外市场对中国储能系统的需求持续旺盛。金融租赁公司可以依托其跨境业务能力，为储能企业的海外项目提供设备出口租赁、跨境经营性租赁等定制化金融解决方案，助力中国储能技术和设备的全球化布局。在跨境业务中，需要特别关注租赁标的物的跨境转移、外汇管理、当地国的租赁法律制度以及国际制裁合规等法律问题。 结语 储能融资租赁作为产融协同的创新实践，正在为新型储能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关键的金融支撑。海博思创与光大金租、民生银行/民生金租等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标志着“储能资产 + 专业化运营 + 综合金融方案”的融资模式正在成型。然而，这一新兴业务领域的法律框架和风控体系仍在构建和完善之中，交易结构设计的规范性、租赁标的物的合规性、风险分配机制的合理性以及资产证券化路径的可行性，都需要法律实务界持续深入研究。 道可特融资租赁团队认为，对于储能企业而言，金融租赁不仅是融资工具，更是商业模式升级的催化剂——从设备制造商向“制造 + 服务”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转型，从项目开发商向储能资产运营管理商的进化，都离不开金融租赁的深度参与。对于金融租赁机构而言，储能业务既是绿色金融的战略赛道，也是对专业能力的全面考验。只有建立在对储能技术、项目运营和政策环境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风控体系，才能在这个万亿级市场中行稳致远。产业与金融的深度协同，不是简单的资金供给，而是认知共享、风险共担和价值共创。

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以融资租赁之名行金钱借贷之实的“通道业务”或“类信贷业务”。准确识别与区分“租赁”与“借贷”，并非单纯的合同定性问题，其直接影响交易行为的效力评价、权利义务配置与司法保护边界。本文结合司法裁判思路，探讨融资租赁合同性质认定的核心标准、典型特征，并结合案例进行详细解析。 一、区分“租赁”与“借贷”的重要性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购买租赁物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其法律本质是“融资”与“融物”的有机结合。然而，如果交易中“融物”的属性被虚化、弱化甚至完全缺失，该法律关系就极易演变为单纯的“融资”（借贷）。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明确要求，法院应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构成等因素，准确认定法律关系，即需要“穿透式审查”。 如果法院将“融资租赁”认定为“借贷”，则会产生以下较为严重的法律后果，此也是区分两类法律关系的实践价值所在： （1）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注：通谋虚伪的融资租赁意思表示依法无效，但隐藏的借贷行为并非当然无效，其效力需根据借贷相关法律规范单独作出认定）； （2）所有权虚化：出租人无法主张租赁物所有权，无法行使取回权； （3）利率调整：合同约定的租金等费用有可能会被认为系借款利息，从而需要接受法定利率上限的规制（注：出借主体不同，利率上限也有所区别，如果出借主体是普通民事主体则适用民间借贷最高年利率不超过四倍LPR的规制；如果出借人是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则最高年利率不得超过24%，但在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法院基于出借主体的过错程度，往往会在此基础上下调利率）； （4）担保落空：原本作为物权保障的租赁物，可能被视为无效的非典型担保，无法发挥担保功能。 二、“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识别标准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定合同性质时通常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下是判定“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核心识别标准： 1. 租赁物的适格性与真实性 租赁物是融资租赁合同的灵魂。如果租赁物不存在或不适格，融资租赁关系便失去了“融物”的基础。租赁物必须客观存在、是可区分的特定物。以下情形即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的要求： 虚构租赁物：承租人与出租人恶意串通，以根本不存在的设备进行报审。 租赁物无法特定化：如以“某公司的办公用品”、“生产线配套资产”等泛指性、类别化的资产作为标的，且无发票、无序列号、无存放地点的明示，导致租赁物无法特定化。 租赁物不具可流转性：出租人能够依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可通过转让、拍卖、变卖等方式合法处置租赁物，均以租赁物可流转为前提，如法律上的禁止流通物、未取得审批手续的限制流通物、违法建设等无法办理权属转移的财产等，就不具备可流转性。 租赁物不具有可使用性：租赁物应当具备实际使用价值，能够供承租人占有、使用、收益，如已报废或灭失的标的物、使用寿命显著短于租赁期的财产等，就不符合要求。 消耗品或无形资产：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原则上应为固定资产。若以原材料、半成品、甚至单纯的软件授权（无硬件载体）为租赁标的，往往会被认定为借款。 2. 租赁物价值与融资金额的匹配性 正常情况下，租赁物是融资的担保，其价值应该能覆盖融资金额。如果租赁物的价值严重不足，则说明这笔交易不再是看重“物”，而是纯粹的“发钱贷款”。 在售后回租中，如果租赁物的评估价值明显低于融资金额（例如：价值100万的旧设备融到了1000万），则说明出租人的真实本意并非获取设备的担保价值，而是基于承租人的信用发放贷款。 3. 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与公示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成立的前提，要求租赁物的所有权必须真实、有效地从出卖人（或承租人）转移至出租人。如果所有权转移只是“走个过户形式”而没有实质内容，或者根本无法实现转移，该合同性质极易被法院认定为“名为租赁，实为借贷”。以动产来说，在直接租赁（直租）的情况下，出租人必须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并取得发票、权属凭证。如果出租人未支付购买价款，或者供应商根本没把租赁物出售给出租人，则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在售后回租（回租）的情况下，则通常采用“占有改定”的方式，租赁物不发生物理移动，但需具备完整的所有权转让合意、权属凭证移交、交付证明等法定要件，以确保法律上租赁物所有权已经变更为出租人所有。而不动产一般需办理过户登记。 4. 租金构成与风险承担 从租金构成来看，融资租赁的租金应根据购买成本、利息及合理利润构成，与租赁物的价值直接挂钩。若合同约定的租金计算完全脱离租赁物成本，仅按固定年化收益率计算，且不考虑租赁物的折旧、损耗与实际价值，本质上是对借贷的本息进行约定，显然更倾向于是借贷关系。 从风险负担来看，融资租赁中租赁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原则上由承租人承担，但该风险负担以租赁物真实存在为前提。如果合同约定无论租赁物是否毁损、灭失或者是否真实存在，承租人都必须全额还本付息，且出租人不承担任何物权风险，则构成借贷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三、典型案例 前述“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识别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判例中已经得到了深度阐释。如在工银公司与华纳公司、第三人大江公司和建行开发区支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经过对交易实质的穿透性审查，就清晰界定了“融资租赁”与“借贷”的识别标准等问题。 （一）案情回顾 2012 年 4 月，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工银公司）与华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华纳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型），约定华纳公司以1.5亿元价格将铜箔生产线设备转让给工银公司，再回租使用，租赁期4年，租金含本金及上浮后的贷款利息，工银公司实际付款时扣除 600 万元手续费，后该业务办理了租赁初始登记。2015 年 5 月，法院受理华纳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其管理人经公证核查发现，工银公司主张的租赁物对应的发票复印件与华纳公司发票原件严重不符（名称、金额差异巨大，部分无原件），租赁物实际价值远低于融资金额，无法起到融资担保作用。 华纳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工银公司对华纳公司动产不享有物权。铜陵中院一审、安徽高院二审均认定案涉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间借贷，判决合同无效且工银公司不享有物权。工银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最高院裁判观点提炼 在本案中，最高院强调，认定融资租赁合同关系需具备“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属性。若交易中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或租赁物价值与购买价款严重背离，不体现等价交换原则，应认定为“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至于合同效力，即便融资租赁行为被认定为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而无效，但其隐藏的民间借贷法律行为并不当然无效。另外，在被认定为借贷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关系的情况下，出租人无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亦不享有合同解除后的设备取回权。 （三）最高院判决 最高院判决：案涉合同只是形式上有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实际上并不存在融物的事实，其实质上构成了企业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该隐藏的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有效。但由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成立，工银公司不享有案涉设备取回权。 四、司法实践中的延伸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在处理融资租赁争议时，法院还会关注以下细微差别： “低值高融”并不一概否定： 如果租赁物价值虽低于融资金额，但差距在合理范围内（如因评估折旧或市场波动等合理商业因素导致），法院通常倾向于尊重商业安排。一般只有租赁物价值与融资金额出现严重、不合理的极端背离，足以否定融物担保功能的，才会被认定为借贷。 公益性资产的限制：以公路、桥梁、公园等具有公益属性且不能流转的资产作为租赁物，因其无法行使取回权和变价处理，即便有真实的融资背景，在司法中也极易被认定为非法融资或变相借贷。 登记的效力：虽然办理了动产融资登记，但登记本身不能“由假变真”。若租赁物自始不存在、不适格，即便办理了登记手续，也不能据此认定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成立。 五、结论与实务建议 通过对“名为租赁，实为借贷”识别标准的梳理，可以得出结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是“融资”与“融物”的有机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仅有“融资”，脱离了真实、适格、足值的租赁物，融资租赁极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信贷业务。 为防范融资租赁关系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的法律风险，建议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做好以下工作： 1、强化对租赁物的现场核查，确保标的物真实存在且权属清晰。融资租赁交易中，应当拒绝虚构、不适格的租赁物标的，且要落实对租赁物的尽调工作。另外，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租赁物的唯一识别标识（如汽车发动机号等）、权属信息、存放地点等核心信息，并留存租赁物实物照片、权属凭证原件、发票原件等全套资料，确保租赁物真实、可特定化、权属清晰。 2、建立合理的评估体系，避免“超值融资”。建议结合资产原值、折旧情况、市场公允价值等要素综合确定租赁物价值，坚决杜绝“低值高融”的极端交易安排，确保租赁物价值与融资金额具备合理的匹配性。 3、规范所有权转移流程，完善权属公示手续。租赁物为不动产的应依法办理过户登记，租赁物为动产的则建议根据交易模式完善所有权转移流程：直接租赁模式中需完成完整的采购、付款、权属取得流程；售后回租模式中需签署规范的所有权转让协议、交付证明，完成权属凭证移交，并就租赁物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办理登记，确保所有权转移真实、合法、有效。 4、规范合同条款的设置，避免产生合规问题。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条款的设计需与租赁物购买成本、折旧情况直接挂钩，避免采用完全脱离租赁物价值的固定本息计算方式；风险负担条款的设计需符合融资租赁的法定权利义务结构，避免作出与租赁物状态无关的无条件还本付息约定，确保合同权利义务与融资租赁的法律本质相契合。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作为一种创新金融模式，其在租赁物适格性、权属转移与公示对抗等方面存在挑战。本文将结合实践探索，针对前述挑战提出合规路径，助力行业规范发展。 随着数据资产入表的落地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从理论走向实践，但数据资产的无形性、可复制性及权属复杂性等特性，使其在适配传统融资租赁法律规则时面临根本性挑战。该模式法律复杂性远超传统质押融资，已有租赁公司完成首单探索。本文立足制度与产业背景，厘清租赁物适格性要件，剖析法律障碍并提出合规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资产“入表”的金融化制度基础 数据资产金融化的前提是实现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法定转化，会计入表是核心制度抓手。财政部、国资委、国家数据局等多部门持续规范和完善数据资产入表，为数据资产金融化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规范保障，也为融资租赁行业向数字金融赛道转型提供了全新的业务场景与发展机遇。对此，笔者简要梳理了近几年数据资产入表相关的主要规范文件： 二、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产业契机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资产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而融资租赁行业正处于严监管转型的关键阶段，内外部因素的叠加，使得数据资产融资租赁成为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1.行业转型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融资租赁行业迎来严监管转型，传统业务模式发展遇阻，金融监管部门持续收紧监管口径，严格限制城市道路、桥梁管道等构筑物作为租赁物，传统城投类业务因缺乏适格租赁物陷入困境。依托政信合作的传统业务不仅面临租赁物适格性问题，还受监管业务比重压降制约，而数据资产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为行业摆脱传统有形物依赖、切入数字金融赛道提供了关键突破口。 2.地方政策的鼓励方向 在全国层面监管框架预留创新空间的背景下，各省市纷纷出台融资租赁相关支持政策，明确鼓励和支持将“无形资产”纳入租赁物范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地在政策规划文件中均明确支持无形资产融资租赁的创新模式，为数据资产这一特殊无形资产的融资租赁业务落地提供政策基础。[1] 3.市场标的物的规模化积累 数据资产规模化积累，为业务开展提供丰富的标的物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让各类市场主体积累了海量数据资源，并转化为可货币计量、能产生经济收益的数据资产，成为优质标的物。例如城投公司沉淀了交通、停车等公共服务数据，科技企业拥有算力、研发等市场化数据，文旅、制造等行业也形成了特色产业数据，多样化的数据资产为业务开展打开了广阔窗口。 4.融资需求与行业能力的双向契合 一方面，城投公司、中小科技企业等主体面临传统融资渠道受限、抵押物不足的问题，盘活数据资产的金融价值成为破解前述主体融资困局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融资租赁行业传统租赁市场趋近饱和，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而数据资产作为差异化竞争赛道，既能满足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又能推动融资租赁公司向数字金融领域转型，实现服务实体经济与行业自身升级的双赢。 三、数据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的适格性条件 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特征是“融资+融物”，租赁物的适格性是业务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根据融资租赁业务监管规定，数据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需满足“先入表、权属清、合监管”的多层级适格性条件[2]，缺一不可： 1.完成入表、成为适格“资产” 数据资产成为适格租赁物的首要条件是完成会计入表，从“数据资源”转化为企业财务报表中法定的“资产”，这不仅是一个会计行为，更是其获得法律上“资产”地位[3]、具备可转让财产价值的前提。 根据，数据资源可依条件确认为“无形资产”[4]或“存货”[5]。虽然两者均属于有关数据资源的会计概念，但考虑到现行融资租赁监管原则上不允许以“消费品”作为租赁物[6]，各地政策所支持的也系“无形资产”融资租赁，故建议选择“无形资产”部分的数据资源作为融资租赁物。 2.权属清晰、真实存在且特定化 权属清晰要求数据资产的权利主体明确，不存在权属争议。企业需通过区块链存证、数据交易所登记、第三方合规评估等方式，证明其对数据资产享有合法的持有、加工使用、经营等权利，且数据采集、加工过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无个人信息泄露、数据来源不合法等合规瑕疵。 真实存在要求数据资产并非虚拟虚构，而是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形成的、可被实际控制和利用，而非抽象的数据分析方法或技术体系；特定化要求数据资产能够与其他数据资源相区分，通过数据交易所登记编码、区块链存证哈希值、明确的采集范围和加工标准等方式，实现标的物的特定识别。 3.具备可流通性、可处置性 可流通性要求数据资产具备市场化流转的基础，符合数据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条件，具备真实可用的应用场景、可持续的数据更新能力和可定价的价值基础，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合法流转。 可处置性要求数据资产在承租人违约等情形下，融资租赁公司能够通过市场化处置、司法处置等合法途径对其进行处置，以实现债权回收；且该数据资产需具备成熟的市场化处置渠道与客观的价值评估基础，确保处置行为的可操作性与价值实现的可能性。 4.能够产生收益、非公益性资产 能够产生收益要求数据资产具备明确的经济价值实现路径、应用场景和收益实现路径，能够为承租人带来持续的现金流，这是融资租赁业务偿还租金的核心保障，也是融资租赁监管所要求租赁物担保功能的重要体现。 同时，数据资产需为非公益性资产，政府部门持有的纯公共服务数据因不具备经营收益属性，不得作为融资租赁物，而市场化主体运营的、具备经营属性的公共数据衍生资产，则可作为合规标的物。 四、数据资产融资租赁遇到的现实障碍和法律问题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作为新兴业务模式，目前仍处于行业探索初期，受限于顶层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和数据资产自身的特性，其业务开展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和法律问题，成为制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 1.缺乏统一登记平台，确权与公示效力不足 数据资产因无形性，其权属确认与权利公示需依托标准化登记平台，目前全国层面中登网可办理数据资产质押登记[7]，但无对应的全国统一登记平台。各地方数据交易所大多通过颁发登记证书的方式来确认数据资产的“权属”。虽然部分地方的数据交易所之间也在尝试推进“互认互通”倡议[8]，但因缺乏全国统一规范，互认机制无有效法律保障；且各地方登记平台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难以确保有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易导致被重复处置、担保的风险，融资租赁公司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权利流转规则缺失，数据资产转让存在法律困境 融资租赁交易要求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数据资产的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其所有权转移无法通过物理交付实现，与传统有形物的流转形成差异。“三权分置”下的持有权、加工使用权、经营权相互关联，权利转让的范围、边界、方式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容易引发权属纠纷。在融资租赁的租赁期内，承租人转让数据资产所有权后，其是否仍享有加工使用权，融资租赁公司作为所有权人如何行使权利，均无统一规则可循。此外，各地也曾探索制定关于数据交易流通的具体规则[9]，但对数据资产转让的条件、程序、备案的要求不尽相同。融资租赁公司跨区域开展业务时，需适用不同的地方规则，增加了业务合规成本。 3.价值评估体系不健全，租赁物担保功能弱化 租赁物的价值评估是融资租赁业务定价、风险控制的核心环节，而当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如前所述，尽管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为规范数据资产合规入表，明确强制采用成本法计量。但考虑到实践中不同类型的数据资产价值影响因素差异巨大，若仅以数据采集、加工的成本作为估值依据，亦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数据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和未来收益能力。融资租赁公司难以准确判断租赁物的价值，在出现坏账风险时亦难以通过处置资产完全弥补损失，增加了业务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4.监管规制体系尚待完善，司法裁判标准有待形成 等监管规定对于适格租赁物的范围虽预留了“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他资产”之类的兜底条款，但目前并未有规定直接明确数据资产可以作为适格的租赁物。司法层面，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纠纷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此类新型租赁物的适格性审查、权属转移效力、登记对抗等核心问题的裁判标准可能会存在不统一的问题，现阶段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该类业务将面临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 五、现阶段开展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的法律建议 在全国层面数据资产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融资租赁公司开展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需坚持“合规为先、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的原则，从租赁物审查、主体风控、交易合规、风险缓释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破解现实法律障碍，保障业务合法有序开展。 1.严格审查租赁物适格性，夯实业务合规基础 租赁物适格性是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前提，融资租赁公司需建立严格的租赁物审查标准，对数据资产的入表情况、权属状态、合规性、可流通性等进行全面核查，杜绝不合格标的物进入交易环节。 一是核查数据资产的会计入表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经审计财报、入表会计凭证及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数据资产已根据确认为无形资产，成本计量真实可靠，不存在虚增资产价值的情形。 二是核查数据资产的权属清晰性，要求提供采集授权文件、加工合规证明、第三方权属评估报告，通过核查地方数据交易所的登记记录，排查权属争议及抵押、查封等权利瑕疵风险；同时核查数据采集、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排查个人信息泄露和数据安全合规风险。 三是核查数据资产的可流通性和收益能力，要求承租人提供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说明、收益实现凭证、测试数据和使用案例，确认其具备可持续的数据更新能力和市场化的收益路径，且非公益性资产，符合地方数据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条件。 2.构建多重风险缓释机制，严控项目整体风险 鉴于数据资产的无形性、价值波动性特征，其担保功能相较于传统有形物存在天然局限性，融资租赁公司需转向“资产+主体”双重风控模式，强化对承租人的主体信用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补充增信措施。 一是强化承租人资信评估，结合承租人的行业属性、经营状况、财务指标、信用记录、数据资产运营能力等核心因素进行综合评级，优先选择信用等级高的主体开展合作，审慎对接信用等级低、经营不稳定的承租人。 二是强化租赁物动态管控，建立数据资产价值动态监控机制，定期联合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数据资产的价值、应用场景、流转状态进行复核，及时掌握数据资产价值波动情况；若发现数据资产应用场景萎缩、价值大幅缩水等情形，及时采取调整租金条款、追加增信措施等风险应对手段。 三是要求补充增信措施，根据承租人的信用评级结果及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传统实物资产抵押/质押、保证金、应收账款质押等补充增信措施。 四是办理中登网自物质押登记，依托中登网成熟的数据资产质押登记制度，在完成数据资产所有权转让后，立即办理“自物质押”登记，将数据资产质押给融资租赁公司自身。借助中登网的全国公示效力，向第三方公示融资租赁公司对数据资产的权利，强化权利保护效果。 3.优化合同条款，科学设计交易结构 融资租赁合同是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关键法律文件，需结合数据资产的权属特征与运营特点，优化合同条款设计、科学搭建交易结构，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防范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纠纷，同时保障合同的灵活性与合规性。 一是明确数据资产“三权”相关约定，明确数据资产持有权、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内涵，明确租赁物所有权的转移范围，以及租赁期间承租人对数据资产的使用权限、限制条件，界定出租人与承租人对“三权”的行使边界，避免权属纠纷。 二是约定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与违约处理，明确租赁期间数据资产的安全保护责任主体，约定承租人在数据处理全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设置严格的违约条款，明确承租人违反数据安全义务时的违约责任、赔偿范围及合同解除条件。 三是规范数据资产更新、维护与质量保证，约定租赁期间数据资产的更新、维护责任由何方承担，明确数据资产的质量标准与验收要求，若数据资产出现质量问题、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时，承租人的补救措施及责任承担方式。 四是细化违约情形下的资产处置与清算流程，针对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擅自处置数据资产等违约情形，详细约定数据资产的处置方式，同时明确资产处置价款的清算顺序、分配方式，保障融资租赁公司的债权实现。 五是设置法律政策变更适应性条款，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按照新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协商调整合同相关条款，确保持续合规，避免因政策变化导致合同履行障碍。 4.密切关注政策法律变化，加强与交易所等平台合作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的发展高度依赖国家及地方层面的制度完善，同时数据交易所等平台也是数据资产确权、登记、流转的核心基础设施，融资租赁公司需强化政策法律跟踪能力，深化与优质平台的合作，为业务开展提供合规支撑与资源保障。 一是建立常态化政策法律跟踪机制，密切关注国家金管局、财政部、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融资租赁、数据资产确权、登记、流转、估值的政策制定与修订动态，及时解读最新的政策规则，适应政策法律变化。 二是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各地法院审判指引，及时掌握司法裁判趋势；加强与同业机构的交流合作，借鉴首单项目的实操经验与合规做法，共同推动行业规则的完善。 三是优选合作平台并深化合作关系，优先选择认可度高、运营规范、跨区域互通机制强的地方数据交易所开展合作，借助平台的专业能力降低确权、流转风险；与合作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平台的登记规则、交易流程变化，确保业务操作与平台规则得协调性。 结语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是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当前，该业务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全国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体系，确权登记、权属流转、价值评估等核心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和地方试点经验积累，其制度环境将持续优化。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相关业务，需把握机遇、积极创新，更要审慎合规、防控风险、稳健推进。期待在各方协同努力下，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得以进一步发展，也能更好推动数据要素高效配置、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注] [1] 参见本文作者于2022年6月1日发布于“金融及类金融法律服务”公众号的文章：《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之五|“无形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https://mp.weixin.qq.com/s/Qo1Khr8x9yiUOtaY2dh_yw。 [2] 根据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对租赁物适格性进行调查，重点关注租赁物真实性、流通性及风险缓释作用，确保租赁物权属清晰、特定化、可处置、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够产生使用收益。” [3]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修改）》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4] 根据第2.1条的规定：“企业使用的数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财会〔2006〕3号，以下简称无形资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 [5] 根据第2.4条的规定：“企业日常活动中持有、最终目的用于出售的数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财会〔2006〕3号，以下简称存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存货。” [6] 详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8月印发的《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发展负面清单》。 [7]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 所列举的“其他可以登记的动产和权利担保”明确包括“数据资产质押”，链接如下：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djyw/qtdcdj/。 [8] 例如，2024年5月24日，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论坛上，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上海数据交易所、苏州大数据交易所、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江苏无锡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宿迁市数据交易中心、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杭州数据交易所、温州数据交易中心、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江西省数据交易平台、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山东数据交易有限公司、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湖南大数据交易所、广州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广西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海南数据产品超市、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德阳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24个数据交易机构联合发布《数据交易机构互认互通倡议》。 [9] 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7月发布、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年11月发布（征求意见稿）等。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作为一种创新金融模式，其在租赁物适格性、权属转移与公示对抗等方面存在挑战。本文将结合实践探索，针对前述挑战提出合规路径，助力行业规范发展。 随着数据资产入表的落地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从理论走向实践，但数据资产的无形性、可复制性及权属复杂性等特性，使其在适配传统融资租赁法律规则时面临根本性挑战。该模式法律复杂性远超传统质押融资，已有租赁公司完成首单探索。本文立足制度与产业背景，厘清租赁物适格性要件，剖析法律障碍并提出合规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资产“入表”的金融化制度基础 数据资产金融化的前提是实现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法定转化，会计入表是核心制度抓手。财政部、国资委、国家数据局等多部门持续规范和完善数据资产入表，为数据资产金融化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规范保障，也为融资租赁行业向数字金融赛道转型提供了全新的业务场景与发展机遇。对此，笔者简要梳理了近几年数据资产入表相关的主要规范文件： 二、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产业契机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资产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而融资租赁行业正处于严监管转型的关键阶段，内外部因素的叠加，使得数据资产融资租赁成为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1.行业转型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融资租赁行业迎来严监管转型，传统业务模式发展遇阻，金融监管部门持续收紧监管口径，严格限制城市道路、桥梁管道等构筑物作为租赁物，传统城投类业务因缺乏适格租赁物陷入困境。依托政信合作的传统业务不仅面临租赁物适格性问题，还受监管业务比重压降制约，而数据资产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为行业摆脱传统有形物依赖、切入数字金融赛道提供了关键突破口。 2.地方政策的鼓励方向 在全国层面监管框架预留创新空间的背景下，各省市纷纷出台融资租赁相关支持政策，明确鼓励和支持将“无形资产”纳入租赁物范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地在政策规划文件中均明确支持无形资产融资租赁的创新模式，为数据资产这一特殊无形资产的融资租赁业务落地提供政策基础。[1] 3.市场标的物的规模化积累 数据资产规模化积累，为业务开展提供丰富的标的物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让各类市场主体积累了海量数据资源，并转化为可货币计量、能产生经济收益的数据资产，成为优质标的物。例如城投公司沉淀了交通、停车等公共服务数据，科技企业拥有算力、研发等市场化数据，文旅、制造等行业也形成了特色产业数据，多样化的数据资产为业务开展打开了广阔窗口。 4.融资需求与行业能力的双向契合 一方面，城投公司、中小科技企业等主体面临传统融资渠道受限、抵押物不足的问题，盘活数据资产的金融价值成为破解前述主体融资困局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融资租赁行业传统租赁市场趋近饱和，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而数据资产作为差异化竞争赛道，既能满足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又能推动融资租赁公司向数字金融领域转型，实现服务实体经济与行业自身升级的双赢。 三、数据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的适格性条件 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特征是“融资+融物”，租赁物的适格性是业务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根据融资租赁业务监管规定，数据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需满足“先入表、权属清、合监管”的多层级适格性条件[2]，缺一不可： 1.完成入表、成为适格“资产” 数据资产成为适格租赁物的首要条件是完成会计入表，从“数据资源”转化为企业财务报表中法定的“资产”，这不仅是一个会计行为，更是其获得法律上“资产”地位[3]、具备可转让财产价值的前提。 根据，数据资源可依条件确认为“无形资产”[4]或“存货”[5]。虽然两者均属于有关数据资源的会计概念，但考虑到现行融资租赁监管原则上不允许以“消费品”作为租赁物[6]，各地政策所支持的也系“无形资产”融资租赁，故建议选择“无形资产”部分的数据资源作为融资租赁物。 2.权属清晰、真实存在且特定化 权属清晰要求数据资产的权利主体明确，不存在权属争议。企业需通过区块链存证、数据交易所登记、第三方合规评估等方式，证明其对数据资产享有合法的持有、加工使用、经营等权利，且数据采集、加工过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无个人信息泄露、数据来源不合法等合规瑕疵。 真实存在要求数据资产并非虚拟虚构，而是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形成的、可被实际控制和利用，而非抽象的数据分析方法或技术体系；特定化要求数据资产能够与其他数据资源相区分，通过数据交易所登记编码、区块链存证哈希值、明确的采集范围和加工标准等方式，实现标的物的特定识别。 3.具备可流通性、可处置性 可流通性要求数据资产具备市场化流转的基础，符合数据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条件，具备真实可用的应用场景、可持续的数据更新能力和可定价的价值基础，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合法流转。 可处置性要求数据资产在承租人违约等情形下，融资租赁公司能够通过市场化处置、司法处置等合法途径对其进行处置，以实现债权回收；且该数据资产需具备成熟的市场化处置渠道与客观的价值评估基础，确保处置行为的可操作性与价值实现的可能性。 4.能够产生收益、非公益性资产 能够产生收益要求数据资产具备明确的经济价值实现路径、应用场景和收益实现路径，能够为承租人带来持续的现金流，这是融资租赁业务偿还租金的核心保障，也是融资租赁监管所要求租赁物担保功能的重要体现。 同时，数据资产需为非公益性资产，政府部门持有的纯公共服务数据因不具备经营收益属性，不得作为融资租赁物，而市场化主体运营的、具备经营属性的公共数据衍生资产，则可作为合规标的物。 四、数据资产融资租赁遇到的现实障碍和法律问题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作为新兴业务模式，目前仍处于行业探索初期，受限于顶层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和数据资产自身的特性，其业务开展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和法律问题，成为制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 1.缺乏统一登记平台，确权与公示效力不足 数据资产因无形性，其权属确认与权利公示需依托标准化登记平台，目前全国层面中登网可办理数据资产质押登记[7]，但无对应的全国统一登记平台。各地方数据交易所大多通过颁发登记证书的方式来确认数据资产的“权属”。虽然部分地方的数据交易所之间也在尝试推进“互认互通”倡议[8]，但因缺乏全国统一规范，互认机制无有效法律保障；且各地方登记平台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难以确保有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易导致被重复处置、担保的风险，融资租赁公司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权利流转规则缺失，数据资产转让存在法律困境 融资租赁交易要求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数据资产的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其所有权转移无法通过物理交付实现，与传统有形物的流转形成差异。“三权分置”下的持有权、加工使用权、经营权相互关联，权利转让的范围、边界、方式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容易引发权属纠纷。在融资租赁的租赁期内，承租人转让数据资产所有权后，其是否仍享有加工使用权，融资租赁公司作为所有权人如何行使权利，均无统一规则可循。此外，各地也曾探索制定关于数据交易流通的具体规则[9]，但对数据资产转让的条件、程序、备案的要求不尽相同。融资租赁公司跨区域开展业务时，需适用不同的地方规则，增加了业务合规成本。 3.价值评估体系不健全，租赁物担保功能弱化 租赁物的价值评估是融资租赁业务定价、风险控制的核心环节，而当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如前所述，尽管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为规范数据资产合规入表，明确强制采用成本法计量。但考虑到实践中不同类型的数据资产价值影响因素差异巨大，若仅以数据采集、加工的成本作为估值依据，亦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数据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和未来收益能力。融资租赁公司难以准确判断租赁物的价值，在出现坏账风险时亦难以通过处置资产完全弥补损失，增加了业务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4.监管规制体系尚待完善，司法裁判标准有待形成 等监管规定对于适格租赁物的范围虽预留了“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他资产”之类的兜底条款，但目前并未有规定直接明确数据资产可以作为适格的租赁物。司法层面，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纠纷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此类新型租赁物的适格性审查、权属转移效力、登记对抗等核心问题的裁判标准可能会存在不统一的问题，现阶段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该类业务将面临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 五、现阶段开展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的法律建议 在全国层面数据资产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融资租赁公司开展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需坚持“合规为先、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的原则，从租赁物审查、主体风控、交易合规、风险缓释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破解现实法律障碍，保障业务合法有序开展。 1.严格审查租赁物适格性，夯实业务合规基础 租赁物适格性是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前提，融资租赁公司需建立严格的租赁物审查标准，对数据资产的入表情况、权属状态、合规性、可流通性等进行全面核查，杜绝不合格标的物进入交易环节。 一是核查数据资产的会计入表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经审计财报、入表会计凭证及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数据资产已根据确认为无形资产，成本计量真实可靠，不存在虚增资产价值的情形。 二是核查数据资产的权属清晰性，要求提供采集授权文件、加工合规证明、第三方权属评估报告，通过核查地方数据交易所的登记记录，排查权属争议及抵押、查封等权利瑕疵风险；同时核查数据采集、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排查个人信息泄露和数据安全合规风险。 三是核查数据资产的可流通性和收益能力，要求承租人提供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说明、收益实现凭证、测试数据和使用案例，确认其具备可持续的数据更新能力和市场化的收益路径，且非公益性资产，符合地方数据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条件。 2.构建多重风险缓释机制，严控项目整体风险 鉴于数据资产的无形性、价值波动性特征，其担保功能相较于传统有形物存在天然局限性，融资租赁公司需转向“资产+主体”双重风控模式，强化对承租人的主体信用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补充增信措施。 一是强化承租人资信评估，结合承租人的行业属性、经营状况、财务指标、信用记录、数据资产运营能力等核心因素进行综合评级，优先选择信用等级高的主体开展合作，审慎对接信用等级低、经营不稳定的承租人。 二是强化租赁物动态管控，建立数据资产价值动态监控机制，定期联合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数据资产的价值、应用场景、流转状态进行复核，及时掌握数据资产价值波动情况；若发现数据资产应用场景萎缩、价值大幅缩水等情形，及时采取调整租金条款、追加增信措施等风险应对手段。 三是要求补充增信措施，根据承租人的信用评级结果及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传统实物资产抵押/质押、保证金、应收账款质押等补充增信措施。 四是办理中登网自物质押登记，依托中登网成熟的数据资产质押登记制度，在完成数据资产所有权转让后，立即办理“自物质押”登记，将数据资产质押给融资租赁公司自身。借助中登网的全国公示效力，向第三方公示融资租赁公司对数据资产的权利，强化权利保护效果。 3.优化合同条款，科学设计交易结构 融资租赁合同是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关键法律文件，需结合数据资产的权属特征与运营特点，优化合同条款设计、科学搭建交易结构，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防范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纠纷，同时保障合同的灵活性与合规性。 一是明确数据资产“三权”相关约定，明确数据资产持有权、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内涵，明确租赁物所有权的转移范围，以及租赁期间承租人对数据资产的使用权限、限制条件，界定出租人与承租人对“三权”的行使边界，避免权属纠纷。 二是约定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与违约处理，明确租赁期间数据资产的安全保护责任主体，约定承租人在数据处理全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设置严格的违约条款，明确承租人违反数据安全义务时的违约责任、赔偿范围及合同解除条件。 三是规范数据资产更新、维护与质量保证，约定租赁期间数据资产的更新、维护责任由何方承担，明确数据资产的质量标准与验收要求，若数据资产出现质量问题、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时，承租人的补救措施及责任承担方式。 四是细化违约情形下的资产处置与清算流程，针对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擅自处置数据资产等违约情形，详细约定数据资产的处置方式，同时明确资产处置价款的清算顺序、分配方式，保障融资租赁公司的债权实现。 五是设置法律政策变更适应性条款，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按照新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协商调整合同相关条款，确保持续合规，避免因政策变化导致合同履行障碍。 4.密切关注政策法律变化，加强与交易所等平台合作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的发展高度依赖国家及地方层面的制度完善，同时数据交易所等平台也是数据资产确权、登记、流转的核心基础设施，融资租赁公司需强化政策法律跟踪能力，深化与优质平台的合作，为业务开展提供合规支撑与资源保障。 一是建立常态化政策法律跟踪机制，密切关注国家金管局、财政部、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融资租赁、数据资产确权、登记、流转、估值的政策制定与修订动态，及时解读最新的政策规则，适应政策法律变化。 二是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各地法院审判指引，及时掌握司法裁判趋势；加强与同业机构的交流合作，借鉴首单项目的实操经验与合规做法，共同推动行业规则的完善。 三是优选合作平台并深化合作关系，优先选择认可度高、运营规范、跨区域互通机制强的地方数据交易所开展合作，借助平台的专业能力降低确权、流转风险；与合作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平台的登记规则、交易流程变化，确保业务操作与平台规则得协调性。 结语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是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当前，该业务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全国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体系，确权登记、权属流转、价值评估等核心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和地方试点经验积累，其制度环境将持续优化。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相关业务，需把握机遇、积极创新，更要审慎合规、防控风险、稳健推进。期待在各方协同努力下，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得以进一步发展，也能更好推动数据要素高效配置、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注] [1] 参见本文作者于2022年6月1日发布于“金融及类金融法律服务”公众号的文章：《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之五|“无形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https://mp.weixin.qq.com/s/Qo1Khr8x9yiUOtaY2dh_yw。 [2] 根据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对租赁物适格性进行调查，重点关注租赁物真实性、流通性及风险缓释作用，确保租赁物权属清晰、特定化、可处置、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够产生使用收益。” [3]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修改）》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4] 根据第2.1条的规定：“企业使用的数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财会〔2006〕3号，以下简称无形资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 [5] 根据第2.4条的规定：“企业日常活动中持有、最终目的用于出售的数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财会〔2006〕3号，以下简称存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存货。” [6] 详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8月印发的《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发展负面清单》。 [7]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 所列举的“其他可以登记的动产和权利担保”明确包括“数据资产质押”，链接如下：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djyw/qtdcdj/。 [8] 例如，2024年5月24日，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论坛上，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上海数据交易所、苏州大数据交易所、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江苏无锡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宿迁市数据交易中心、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杭州数据交易所、温州数据交易中心、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江西省数据交易平台、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山东数据交易有限公司、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湖南大数据交易所、广州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广西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海南数据产品超市、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德阳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24个数据交易机构联合发布《数据交易机构互认互通倡议》。 [9] 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7月发布、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年11月发布（征求意见稿）等。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作为一种创新金融模式，其在租赁物适格性、权属转移与公示对抗等方面存在挑战。本文将结合实践探索，针对前述挑战提出合规路径，助力行业规范发展。 随着数据资产入表的落地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从理论走向实践，但数据资产的无形性、可复制性及权属复杂性等特性，使其在适配传统融资租赁法律规则时面临根本性挑战。该模式法律复杂性远超传统质押融资，已有租赁公司完成首单探索。本文立足制度与产业背景，厘清租赁物适格性要件，剖析法律障碍并提出合规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资产“入表”的金融化制度基础 数据资产金融化的前提是实现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法定转化，会计入表是核心制度抓手。财政部、国资委、国家数据局等多部门持续规范和完善数据资产入表，为数据资产金融化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规范保障，也为融资租赁行业向数字金融赛道转型提供了全新的业务场景与发展机遇。对此，笔者简要梳理了近几年数据资产入表相关的主要规范文件： 二、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产业契机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资产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而融资租赁行业正处于严监管转型的关键阶段，内外部因素的叠加，使得数据资产融资租赁成为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1.行业转型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融资租赁行业迎来严监管转型，传统业务模式发展遇阻，金融监管部门持续收紧监管口径，严格限制城市道路、桥梁管道等构筑物作为租赁物，传统城投类业务因缺乏适格租赁物陷入困境。依托政信合作的传统业务不仅面临租赁物适格性问题，还受监管业务比重压降制约，而数据资产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为行业摆脱传统有形物依赖、切入数字金融赛道提供了关键突破口。 2.地方政策的鼓励方向 在全国层面监管框架预留创新空间的背景下，各省市纷纷出台融资租赁相关支持政策，明确鼓励和支持将“无形资产”纳入租赁物范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地在政策规划文件中均明确支持无形资产融资租赁的创新模式，为数据资产这一特殊无形资产的融资租赁业务落地提供政策基础。[1] 3.市场标的物的规模化积累 数据资产规模化积累，为业务开展提供丰富的标的物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让各类市场主体积累了海量数据资源，并转化为可货币计量、能产生经济收益的数据资产，成为优质标的物。例如城投公司沉淀了交通、停车等公共服务数据，科技企业拥有算力、研发等市场化数据，文旅、制造等行业也形成了特色产业数据，多样化的数据资产为业务开展打开了广阔窗口。 4.融资需求与行业能力的双向契合 一方面，城投公司、中小科技企业等主体面临传统融资渠道受限、抵押物不足的问题，盘活数据资产的金融价值成为破解前述主体融资困局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融资租赁行业传统租赁市场趋近饱和，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而数据资产作为差异化竞争赛道，既能满足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又能推动融资租赁公司向数字金融领域转型，实现服务实体经济与行业自身升级的双赢。 三、数据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的适格性条件 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特征是“融资+融物”，租赁物的适格性是业务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根据融资租赁业务监管规定，数据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需满足“先入表、权属清、合监管”的多层级适格性条件[2]，缺一不可： 1.完成入表、成为适格“资产” 数据资产成为适格租赁物的首要条件是完成会计入表，从“数据资源”转化为企业财务报表中法定的“资产”，这不仅是一个会计行为，更是其获得法律上“资产”地位[3]、具备可转让财产价值的前提。 根据，数据资源可依条件确认为“无形资产”[4]或“存货”[5]。虽然两者均属于有关数据资源的会计概念，但考虑到现行融资租赁监管原则上不允许以“消费品”作为租赁物[6]，各地政策所支持的也系“无形资产”融资租赁，故建议选择“无形资产”部分的数据资源作为融资租赁物。 2.权属清晰、真实存在且特定化 权属清晰要求数据资产的权利主体明确，不存在权属争议。企业需通过区块链存证、数据交易所登记、第三方合规评估等方式，证明其对数据资产享有合法的持有、加工使用、经营等权利，且数据采集、加工过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无个人信息泄露、数据来源不合法等合规瑕疵。 真实存在要求数据资产并非虚拟虚构，而是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形成的、可被实际控制和利用，而非抽象的数据分析方法或技术体系；特定化要求数据资产能够与其他数据资源相区分，通过数据交易所登记编码、区块链存证哈希值、明确的采集范围和加工标准等方式，实现标的物的特定识别。 3.具备可流通性、可处置性 可流通性要求数据资产具备市场化流转的基础，符合数据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条件，具备真实可用的应用场景、可持续的数据更新能力和可定价的价值基础，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合法流转。 可处置性要求数据资产在承租人违约等情形下，融资租赁公司能够通过市场化处置、司法处置等合法途径对其进行处置，以实现债权回收；且该数据资产需具备成熟的市场化处置渠道与客观的价值评估基础，确保处置行为的可操作性与价值实现的可能性。 4.能够产生收益、非公益性资产 能够产生收益要求数据资产具备明确的经济价值实现路径、应用场景和收益实现路径，能够为承租人带来持续的现金流，这是融资租赁业务偿还租金的核心保障，也是融资租赁监管所要求租赁物担保功能的重要体现。 同时，数据资产需为非公益性资产，政府部门持有的纯公共服务数据因不具备经营收益属性，不得作为融资租赁物，而市场化主体运营的、具备经营属性的公共数据衍生资产，则可作为合规标的物。 四、数据资产融资租赁遇到的现实障碍和法律问题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作为新兴业务模式，目前仍处于行业探索初期，受限于顶层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和数据资产自身的特性，其业务开展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和法律问题，成为制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 1.缺乏统一登记平台，确权与公示效力不足 数据资产因无形性，其权属确认与权利公示需依托标准化登记平台，目前全国层面中登网可办理数据资产质押登记[7]，但无对应的全国统一登记平台。各地方数据交易所大多通过颁发登记证书的方式来确认数据资产的“权属”。虽然部分地方的数据交易所之间也在尝试推进“互认互通”倡议[8]，但因缺乏全国统一规范，互认机制无有效法律保障；且各地方登记平台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难以确保有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易导致被重复处置、担保的风险，融资租赁公司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权利流转规则缺失，数据资产转让存在法律困境 融资租赁交易要求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数据资产的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其所有权转移无法通过物理交付实现，与传统有形物的流转形成差异。“三权分置”下的持有权、加工使用权、经营权相互关联，权利转让的范围、边界、方式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容易引发权属纠纷。在融资租赁的租赁期内，承租人转让数据资产所有权后，其是否仍享有加工使用权，融资租赁公司作为所有权人如何行使权利，均无统一规则可循。此外，各地也曾探索制定关于数据交易流通的具体规则[9]，但对数据资产转让的条件、程序、备案的要求不尽相同。融资租赁公司跨区域开展业务时，需适用不同的地方规则，增加了业务合规成本。 3.价值评估体系不健全，租赁物担保功能弱化 租赁物的价值评估是融资租赁业务定价、风险控制的核心环节，而当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如前所述，尽管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为规范数据资产合规入表，明确强制采用成本法计量。但考虑到实践中不同类型的数据资产价值影响因素差异巨大，若仅以数据采集、加工的成本作为估值依据，亦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数据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和未来收益能力。融资租赁公司难以准确判断租赁物的价值，在出现坏账风险时亦难以通过处置资产完全弥补损失，增加了业务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4.监管规制体系尚待完善，司法裁判标准有待形成 等监管规定对于适格租赁物的范围虽预留了“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他资产”之类的兜底条款，但目前并未有规定直接明确数据资产可以作为适格的租赁物。司法层面，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纠纷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此类新型租赁物的适格性审查、权属转移效力、登记对抗等核心问题的裁判标准可能会存在不统一的问题，现阶段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该类业务将面临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风险。 五、现阶段开展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的法律建议 在全国层面数据资产制度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融资租赁公司开展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需坚持“合规为先、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的原则，从租赁物审查、主体风控、交易合规、风险缓释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破解现实法律障碍，保障业务合法有序开展。 1.严格审查租赁物适格性，夯实业务合规基础 租赁物适格性是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核心前提，融资租赁公司需建立严格的租赁物审查标准，对数据资产的入表情况、权属状态、合规性、可流通性等进行全面核查，杜绝不合格标的物进入交易环节。 一是核查数据资产的会计入表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经审计财报、入表会计凭证及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数据资产已根据确认为无形资产，成本计量真实可靠，不存在虚增资产价值的情形。 二是核查数据资产的权属清晰性，要求提供采集授权文件、加工合规证明、第三方权属评估报告，通过核查地方数据交易所的登记记录，排查权属争议及抵押、查封等权利瑕疵风险；同时核查数据采集、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数据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排查个人信息泄露和数据安全合规风险。 三是核查数据资产的可流通性和收益能力，要求承租人提供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说明、收益实现凭证、测试数据和使用案例，确认其具备可持续的数据更新能力和市场化的收益路径，且非公益性资产，符合地方数据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条件。 2.构建多重风险缓释机制，严控项目整体风险 鉴于数据资产的无形性、价值波动性特征，其担保功能相较于传统有形物存在天然局限性，融资租赁公司需转向“资产+主体”双重风控模式，强化对承租人的主体信用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补充增信措施。 一是强化承租人资信评估，结合承租人的行业属性、经营状况、财务指标、信用记录、数据资产运营能力等核心因素进行综合评级，优先选择信用等级高的主体开展合作，审慎对接信用等级低、经营不稳定的承租人。 二是强化租赁物动态管控，建立数据资产价值动态监控机制，定期联合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数据资产的价值、应用场景、流转状态进行复核，及时掌握数据资产价值波动情况；若发现数据资产应用场景萎缩、价值大幅缩水等情形，及时采取调整租金条款、追加增信措施等风险应对手段。 三是要求补充增信措施，根据承租人的信用评级结果及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情况，要求承租人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传统实物资产抵押/质押、保证金、应收账款质押等补充增信措施。 四是办理中登网自物质押登记，依托中登网成熟的数据资产质押登记制度，在完成数据资产所有权转让后，立即办理“自物质押”登记，将数据资产质押给融资租赁公司自身。借助中登网的全国公示效力，向第三方公示融资租赁公司对数据资产的权利，强化权利保护效果。 3.优化合同条款，科学设计交易结构 融资租赁合同是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的关键法律文件，需结合数据资产的权属特征与运营特点，优化合同条款设计、科学搭建交易结构，明确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防范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法律纠纷，同时保障合同的灵活性与合规性。 一是明确数据资产“三权”相关约定，明确数据资产持有权、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内涵，明确租赁物所有权的转移范围，以及租赁期间承租人对数据资产的使用权限、限制条件，界定出租人与承租人对“三权”的行使边界，避免权属纠纷。 二是约定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与违约处理，明确租赁期间数据资产的安全保护责任主体，约定承租人在数据处理全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设置严格的违约条款，明确承租人违反数据安全义务时的违约责任、赔偿范围及合同解除条件。 三是规范数据资产更新、维护与质量保证，约定租赁期间数据资产的更新、维护责任由何方承担，明确数据资产的质量标准与验收要求，若数据资产出现质量问题、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时，承租人的补救措施及责任承担方式。 四是细化违约情形下的资产处置与清算流程，针对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擅自处置数据资产等违约情形，详细约定数据资产的处置方式，同时明确资产处置价款的清算顺序、分配方式，保障融资租赁公司的债权实现。 五是设置法律政策变更适应性条款，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按照新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协商调整合同相关条款，确保持续合规，避免因政策变化导致合同履行障碍。 4.密切关注政策法律变化，加强与交易所等平台合作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的发展高度依赖国家及地方层面的制度完善，同时数据交易所等平台也是数据资产确权、登记、流转的核心基础设施，融资租赁公司需强化政策法律跟踪能力，深化与优质平台的合作，为业务开展提供合规支撑与资源保障。 一是建立常态化政策法律跟踪机制，密切关注国家金管局、财政部、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关于融资租赁、数据资产确权、登记、流转、估值的政策制定与修订动态，及时解读最新的政策规则，适应政策法律变化。 二是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各地法院审判指引，及时掌握司法裁判趋势；加强与同业机构的交流合作，借鉴首单项目的实操经验与合规做法，共同推动行业规则的完善。 三是优选合作平台并深化合作关系，优先选择认可度高、运营规范、跨区域互通机制强的地方数据交易所开展合作，借助平台的专业能力降低确权、流转风险；与合作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掌握平台的登记规则、交易流程变化，确保业务操作与平台规则得协调性。 结语 数据资产融资租赁是数字经济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当前，该业务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全国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和监管体系，确权登记、权属流转、价值评估等核心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和地方试点经验积累，其制度环境将持续优化。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相关业务，需把握机遇、积极创新，更要审慎合规、防控风险、稳健推进。期待在各方协同努力下，数据资产融资租赁业务得以进一步发展，也能更好推动数据要素高效配置、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注] [1] 参见本文作者于2022年6月1日发布于“金融及类金融法律服务”公众号的文章：《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之五|“无形资产”作为融资租赁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https://mp.weixin.qq.com/s/Qo1Khr8x9yiUOtaY2dh_yw。 [2] 根据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对租赁物适格性进行调查，重点关注租赁物真实性、流通性及风险缓释作用，确保租赁物权属清晰、特定化、可处置、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够产生使用收益。” [3]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修改）》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4] 根据第2.1条的规定：“企业使用的数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财会〔2006〕3号，以下简称无形资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 [5] 根据第2.4条的规定：“企业日常活动中持有、最终目的用于出售的数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财会〔2006〕3号，以下简称存货准则）规定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存货。” [6] 详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8月印发的《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发展负面清单》。 [7]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 所列举的“其他可以登记的动产和权利担保”明确包括“数据资产质押”，链接如下：https://www.zhongdengwang.org.cn/djyw/qtdcdj/。 [8] 例如，2024年5月24日，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论坛上，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上海数据交易所、苏州大数据交易所、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江苏无锡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宿迁市数据交易中心、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杭州数据交易所、温州数据交易中心、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江西省数据交易平台、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山东数据交易有限公司、郑州数据交易中心、武汉长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湖南大数据交易所、广州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广西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海南数据产品超市、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德阳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24个数据交易机构联合发布《数据交易机构互认互通倡议》。 [9] 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7月发布、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年11月发布（征求意见稿）等。

引言 问题的复杂性及实践意义 保理与融资租赁，同为地方金融领域的两个重要类型，在其金融结构的构造及效力判定上，均有一定的共通性。就保理而言，其基于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而融资租赁，基于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前提。 2024年上海金融法院发布的《融资租赁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显示，司法实践中融资租赁纠纷常涉及“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效力争议，相关担保条款引发的连环诉讼占比亦居高不下。这反映交易结构设计与担保风险管理之间的紧密关联。 类似地，在保理交易中，“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效力争议也日益多见，并进一步牵连担保措施的法律效力，形成一系列复杂的争议局面。 基于上述现实，本文将结合团队业务实践及司法裁判案例，从规则研判、实操风险及架构设计等多个维度，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第一部分 司法裁判规则解构 一、核心法律依据 分析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题述事项相关的主要包括以下规定： 《民法典》第146条（虚伪表示）[1]+第142条（意思表示解释）[2]+第682条第一款（担保从属性约定）[3] 基于前述规定，司法实践对于“名为XX实为XX”的交易可能形成两种裁判路径： ● 路径一：直接认定交易无效，进而否定担保效力 仅依据《民法典》第146条第一款认定虚假意思表示无效，并直接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此时，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17条[4]，主合同无效致使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的，担保人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有过错的，其赔偿责任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然而，该路径未进一步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未对隐藏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与《民法典》第146条第二款的立法意旨不尽相符。此外，《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对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合同，应按照实际法律关系处理。因此，该裁判方式近年来在实务中已较少采用。 ● 路径二：探究隐藏意思表示，按实际法律关系认定效力 结合《民法典》第146条第二款及第142条，探求当事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据此认定相关法律行为之效力。 置入融资租赁或保理交易场景，常见争议为债务人主张交易实为民间借贷，进而担保人主张担保无效。为说明该路径的适用逻辑，我们选取以下两则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一则为保理合同案例，另一则为买卖合同案例），二者虽未直接涉及融资租赁，但在担保效力认定的裁判思路上具有共通性。 ◆ 案件一：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等与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  1．交易模式实质 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保理商）与深圳市恒波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卖方）虽签订《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但实际未发生应收账款转让，基础合同显示深圳恒波公司实为买方（债务人），本身不享有可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双方实际操作模式为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申请、放款与还本付息，符合借贷关系特征。 2．担保安排 刘德逊（债务人董事长）及前海佳浩投资合伙企业（刘德逊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分别与保理商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保理融资业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 3．法院裁判 1) 主合同效力 法院根据，认定表面《保理合同》为“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隐藏的 “借贷法律关系” 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借贷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2) 担保合同效力 从属性原则适用：因作为主合同的借贷关系有效，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定前提（主合同无效）不成立。 担保人真实意思查明：担保人辩称其仅对“保理合同”提供担保，而非对“借贷关系”担保。对此，最高院在再审裁定中明确指出：“刘德逊系前海佳浩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系深圳恒波公司的董事长，刘德逊、前海佳浩在提供担保时，应知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实为借贷关系。”这一认定基于担保人与债务人之间极其密切的身份关联和控制关系，直接推定担保人明知基础法律关系的实质。 基于上述，法院裁判担保人对变更后的借贷关系承担保证责任。 ◆ 案件二：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青岛森逸国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 1. 交易模式实质 仲利公司作为中间方，分别与上游供应商力勃公司、下游买方森逸公司签订了《锌锭买卖合同》，形式上构成了“力勃卖给仲利，仲利加价卖给森逸”的交易链条。但实际履行模式为：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支付300万元后，力勃公司并未交付货物，而是将其中200万元转付给森逸公司，并用剩余100万元抵偿了森逸公司对其的历史欠款；森逸公司则需向仲利公司分期支付总额351.54万元。该模式为典型的“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融资性贸易。 2. 担保安排 鑫岳公司（森逸公司股东）、金明镐、姜进出具《保证书》，为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 法院裁判 1) 主合同效力 一审、二审及再审法院均查明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付与买卖意图，认定该系列合同的虚假意思表示（买卖）无效，其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为借贷。该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2) 担保合同效力 法院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做出了与案件一相反的认定： 担保的明确对象：担保人出具的《保证书》明确约定其担保的主合同是 《买卖合同》。 合同性质变更的重大影响：法院强调，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中担保人的责任负担有本质区别。前者中，担保人可依赖债务人可能享有的货物瑕疵抗辩等权利，责任范围可能因货物情况而变化；后者中，担保人承担的是纯粹的金钱给付义务，责任范围固定且通常更重。 担保人是否“知情”是决定性因素：与案件一（基于特殊身份关系推定知情）不同，债权人（仲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告知担保人案涉交易实为借贷。虽然鑫岳公司是债务人森逸公司股东（仅为小股东），但法院认为“不能以此推定公司股东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均知晓”，特别是对这种刻意隐瞒真实目的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安排。因此，法院认定担保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买卖合同”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不能当然延伸至对“借款合同”的担保。 基于上述，法院裁判担保人对变更后的借贷关系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司法裁判规则提炼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名为XX实为XX”交易中，担保效力的司法认定已形成以探究担保人真实意思表示为核心的裁判逻辑，其关键在于判断担保人对隐藏的真实借贷关系是否“明知或应知”。以下通过对比两个典型案例，可以清晰揭示法院的审查要点与裁判逻辑： 第二部分 业务实践交易架构设计及风险防范 基于前文对司法裁判规则的解构与典型案例的剖析，我们认为，对于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而言，为有效应对主合同被认定“名为XX、实为借贷”的极端情形，并尽可能确保担保措施效力不受影响，可在交易架构设计与实务操作中，构建并落实以下多层次风险防护体系。 一、第一道防线：交易真实性管理 保理与融资租赁交易在法律基础上存在差异，这直接决定了二者在“交易真实性管理”这一防线上需采取不同的审查重点与标准。 保理交易的本质是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作为受让方的保理商，其与原债权人、债务人通常并无关联，客观上难以穿透核查基础交易的绝对真实性。为此，法律为善意保理商确立了以“善意信赖利益”为核心的审查标准，并藉《民法典》第763条提供明确保护[5]，规定即使应收账款系虚构，只要保理人不知情，债务人不得以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相关法律关系仍应认定为保理关系。 基于该标准，保理商对应收账款的审查应涵盖合法性、合规性、可转让性及真实性等多个方面。其中就真实性而言，应以保理商客观掌握的资料为基础，以“善意信赖利益”为标准进行审慎判断，而非苛求绝对真实。具体实践中，通常依据如买卖合同、发票、交货凭证等核心文件间的相互匹配性来验证交易背景，对于结构较为复杂的项目，亦可引入第三方审计等方式予以辅助佐证。此外，在保理交易文件中，通过要求买方与卖方共同对应收账款的金额及真实性作出书面确认，将进一步强化并稳固保理商享有的“善意信赖利益”。 与保理交易相比，租赁物具有明确的物理形态与物权属性，出租人（租赁公司）作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理应明确知悉租赁物的真实性与实际状态。因此，在融资租赁交易中，无法像保理交易那样专门设置以“善意信赖利益”为核心的保护条款。对此，《民法典》第737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该条款从法律层面强化了租赁物真实存在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的必要性。 二、第二道防线：担保主体选择 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担保人是否“应当知悉”基础交易的真实性质，是影响担保措施效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交易结构设计初期，即应通过对担保主体的审慎选择与优先级排序，有效管控相关风险。优先级建议如下： 最优选择：债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主体。该类主体与债务人具有高度利益关联和控制关系，在发生争议时，更容易被法院认定为“应当知悉”基础交易实质。 次优选择：与债务人无控制或关联关系的普通第三方。选择此类担保人将会增加债权人的举证难度。 审慎选择：与债务人无控制或关联关系的上市公司。由于上市公司受制于中小股东保护、内部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等严格监管要求，其对外提供担保往往程序复杂、披露门槛高，且易受监管关注，故选择此类主体作为担保人时应尤为审慎。 三、第三道防线：外部专业机构审查 引入外部专业机构进行独立审查，可为交易结构与担保效力提供客观、权威的第三方保障，其实施要点主要包括：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验证：在保理交易中，可委托其对卖方等主体财务状况及相关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进行专项审计；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可对租赁物购置成本、入账价值及权属状况进行核实。审计报告能有效证明交易背景及资金流向的客观性，有力应对“虚构交易”的质疑。 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尽调与意见：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整体交易架构的合规性、担保程序的合法性（尤其涉及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时）出具法律尽职调查报告或专项法律意见。该等文件能系统识别法律风险，并证明债权人已履行审慎的注意义务。 评估机构的估价报告：针对融资租赁物或保理交易所涉抵/质押物，由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价值评估报告。此举不仅有助于证实交易对价的公允性，避免被认定为“低值高融”的变相借贷，也为担保物权的实现提供了价值基准。 引入外部专业机构的核心作用在于，当交易真实性或担保人“知情同意”成为争议焦点时，上述由独立第三方出具的专业文件，将成为法院认定债权人是否善意、交易是否具备真实商业目的以及相关风险是否已充分披露的关键证据，从而增强主合同及担保合同在效力争议中的抗辩力。 结语 当主合同因“名为XX、实为借贷”被认定无效，担保效力的存续核心在于担保人对隐藏借贷关系是否“明知或应知”。司法裁判以探求担保人真实意思为枢纽，综合考量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发生质变、担保人与债务人的关联紧密度等要素。对此，金融机构应在交易中着力构建“交易真实性管理 - 担保主体优选 — 外部专业审查”三层递进式防护体系，以有效维护担保效力、管控潜在争议。唯有将裁判逻辑深度融入业务合规体系，方能于复杂交易中筑牢债权保障，实现稳健展业。 脚注： [1]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2]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3] 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保证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十七条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形确定担保人的赔偿责任： （一）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二）担保人有过错而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三）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5]  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

的八大重点问题 2025年12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金规〔2025〕25号，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金融租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项目公司，以及汽车金融公司开展的汽车及汽车附加品融资租赁业务具有约束力。笔者结合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以及金融租赁公司的其他监管要求，对《办法》涉及的重点问题进行分析。 一、明确经营性租赁业务规则 《办法》第3条第2款对经营性租赁业务作出了定义。《办法》未使用“经营租赁”的表述，改为使用“经营性租赁业务”的表述。（关于“经营租赁”“经营性租赁”的表述问题，可参考本公众号《一文读懂经营租赁交易》一文。）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金融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相关规定，按照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分别进行会计核算。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对金融租赁公司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时，租赁物的尽职调查内容、租赁物的保值能力及使用寿命、承租人退租的资产交接、定期价值重估、减值测试、资产风险分类等均作出了细化规定。建议金融租赁公司尽快比照《办法》的规定，调整、细化经营性租赁业务的内部管理规定。 此外，根据《办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性租赁业务”属于“金融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办法》中关于租赁物的各项规定，预计同样适用于经营性租赁业务。金融租赁公司需要根据《办法》的规定，调整经营性租赁业务的租赁物范围。 二、提高尽职调查要求 《办法》第二章详细规定了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尽职调查要求。对于金融租赁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可能影响较大的要求包括： 第一，非批量或标准化业务至少要求双人共同实施尽职调查，且针对租赁物、承租人的尽职调查必须以现场方式开展。 第二，强调承租人对租赁物使用和融资需求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承租人经营性现金流对租金覆盖属于金融租赁公司重点调查的范围。 第三，明确在与厂商合作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厂商承担回购担保责任业务的场景下，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对厂商开展的尽职调查内容。 第四，规定承租人、厂商发生突发事件或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金融租赁公司应当立即进行调查。 三、强化风险评价与审批管理 《办法》第三章详细规定了金融租赁公司应当遵循的风险评价与审批要求。其中，以下规定可能对金融租赁公司现有的审批规则产生影响： 第一，禁止“先授信，后落实条件”的操作方式。实务中，部分出租人可能基于尽快促成融资租赁交易的目的，先给予承租人融资租赁授信额度，并同意承租人在获得额度后再逐步落实授信要求。该等操作方式可能导致承租人获得授信额度后，多次提出变更授信条件的要求，最终出现融资租赁项目实际落实的风控措施少于出租人初始提出的授信要求的情形。上述操作方式被《办法》第19条禁止。 第二，禁止将审批权限授权给住所地以外的异地团队。该等限制可能对在住所地以外设立中后台管理部门的金融租赁公司，以及部分异地业务团队在一定额度内享有额度审批权的金融租赁公司产生影响。 第十九条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建立符合融资租赁业务特点的承租人授信管理机制。实施有条件授信时，应当遵循“先落实条件，后实施授信”的原则，授信条件未落实或条件发生变更未重新决策的，不得实施授信。 第二十四条金融租赁公司应当按照审查审批分离、分级授权审批的原则，规范业务审批流程，明确审批权限和授权范围，确保审批人员按照授权独立实施审批，不得将审批权限授权给住所地以外的异地团队。 对于具有批量化或标准化特征，且通过风险评估模型等信息科技手段能够作出有效风险评价的业务，金融租赁公司可以通过线上自动化方式开展审批，并应当综合考虑业务模式、行业、客户等多种维度，审慎确定自动化审批标准和额度。同时，金融租赁公司还应当定期评估模型的有效性，建立人工复审机制，设定人工复审的触发条件，发现自动化审批不能有效识别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自动化审批流程。 四、细化租赁物合规标准 在租赁物合规性要求问题上，《办法》在保留关于“权属清晰、特定化、可处置、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够产生使用收益”“不得将已设置抵押、权属存在争议或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的财产或所有权存在瑕疵的财产作为租赁物”“售后回租业务的租赁物必须由承租人真实拥有并有权处分”“不得低值高买”等要求的基础上，新增了以下租赁物合规性要求： 第一，根据直租业务、售后回租业务的不同，明确租赁物价值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其中，直租业务的租赁物价值可以根据实际购买价款或厂商指导价格确定；而售后回租业务的租赁物价值应以账面价值为基础，选用合理的估值方式确定。 第二，明确规定租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租赁物的剩余使用年限。 第三，如果融资租赁业务进行展期的，展期后剩余的租赁期限也不得超过租赁物的剩余使用年限。 五、厘清“租赁物价值加融”边界 部分出租人在确定租赁本金时，可能在租赁物现有价值的基础上，将税费、保险费等也列入计息本金。上述方式在融资租赁实务中通常被称为“租赁物价值加融”。 《民法典》第746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依据上述规定，当税费、保险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等属于出租人购买租赁物的必要成本时，租赁本金可以包括税费、保险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但是，上述问题在《办法》发布前，并未在监管文件中予以明确。实务中，不少出租人对“租赁物价值加融”问题存在疑虑。（关于“租赁本金”的相关法律问题，可参考本公众号《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是否存在租赁本金概念？》一文。） 《办法》第20条第2款区分直租业务、售后回租业务对“租赁物价值加融”问题给予了回应。依据《办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开展直接租赁业务时，可以将必要的运输安装费用、税费、保险费用列入租赁本金；但是，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时，只能以租赁物价值为限，确定租赁本金。 第二十条第二款 金融租赁公司开展直接租赁业务时，应当根据实际支付价款、必要的运输安装费用、税费、保险费用等审慎合理确定业务金额；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时，应当以租赁物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承租人履约能力、租赁物处置变现等因素，审慎合理确定业务金额，且业务金额不得高于租赁物价值。 此外，对于“名为回租、实为直租”业务能否参照上述直租业务的规则进行加融，尚有待监管部门明确。 六、强调资金使用用途审核 《办法》对金融租赁公司提出了融资资金管理要求。具体要求包括： 第一，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时，需要对承租人融资目的进行审查，防止承租人将融资资金挪用至禁止性、限制性领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金融租赁公司仅要求承租人出具融资资金不会被挪用或使用到禁止性、限制性领域的承诺函，而未对融资资金采取实质性管理措施的，金融租赁公司仍然可能受到监管处罚。 第二，明确直租交易的融资资金原则上应当直接支持至出卖人账户。实务中，部分出租人为避免EPC交易中的承包方挪用资金，直接将融资资金支付至承包方交易对手方的做法，可能面临一定的合规性压力。 第三，售后回租交易中，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对承租人支付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交易采取资金用途监测措施。上述要求属于全新的监管要求。由于上述要求存在需要承租人配合开立监管账户、承租人调拨大额融资资金受限问题，可能对金融租赁公司开展的售后回租交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十二条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时，应当加强对租赁物适格性、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真实性、承租人融资和租赁物使用需求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查，防止承租人将资金挪用至禁止性、限制性领域。 第三十五条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加强对融资租赁资金的支付管理，对于直接租赁业务，原则上应当将融资租赁资金直接支付至出卖人账户；对于售后回租业务，应当做好资金用途监测，承租人向某一交易对象单笔支付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金融租赁公司应当委托承租人相关开户银行做好账户资金监管，或由金融租赁公司对承租人的提款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委托相关开户银行予以受托支付。 七、完善厂商租赁业务的要求 首次明确了厂商租赁业务模式的定义，但未具体规定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厂商租赁业务的合规性要求。《办法》则对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厂商租赁业务的尽职调查内容、合作协议必备条款、监管指标问题作出了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第45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与厂商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还应当参照集团客户集中度管理相关规定。这意味着金融租赁公司与某一厂商开展的融资余额不得超过上季末资本净额的50%。 第九十二条第四款 本办法所称厂商租赁业务模式，是指金融租赁公司与制造适合融资租赁交易产品的厂商、经销商及设备流转过程中的专业服务商合作，以其生产或销售的相应产品，与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的经营模式。 第十七条金融租赁公司与厂商（含经销商、专业服务商，下同）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应当对厂商经营状况、市场声誉、产品竞争力和生产交付能力等情况进行调查；对于由厂商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还应当对厂商的财务状况、信用资质和租赁物处置能力等情况进行调查。 厂商发生突发事件或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金融租赁公司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及时作出是否更改原调查结论的判断。 第二十七条金融租赁公司与厂商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应当与厂商签署书面合作协议，明确合作事项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争议解决方式、信息数据安全、违约责任以及合作方配合落实监管要求等内容。对于由厂商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还应当在协议中明确风险收益的分担方式和比例。 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金融租赁公司与厂商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时，还应当参照集团客户集中度管理相关规定，对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厂商设定集中度管理指标，并充分考虑该厂商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余额、风险状况及其履约能力。 八、提出租金支付频率规则 《办法》第29条对金融租赁公司与承租人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提出了合规性要求。金融租赁公司收取的租金应当结合租赁物类型、租赁物建造进度和具体用途、承租人经营特点和项目现金流回收周期确定，且原则上不得低于每年两次。在上述规定下，实务中常见的“按年支付租金方式”“前期仅付息、期末一次性还本”租金支付安排可能面临一定的监管压力。 第二十九条金融租赁公司应当根据租赁物类型、租赁物建造进度和具体用途、承租人经营特点和项目现金流回收周期等因素，审慎与承租人约定租金支付方式。租金的支付频率应当与承租人或租赁物的运营收入现金流相匹配，原则上不得低于每年两次。 金融租赁公司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时，还应当综合考虑当前市场租金水平、预期收益等因素，合理设置租金及支付方式。 除上述问题外，《办法》对租赁物的评估要求、直租交易审查和风控措施、批量化或标准化业务的审批要求、租赁保证金及咨询服务费的收取要求等问题也作出了详细规定。受限于本文篇幅，笔者不再逐一进行分析。

引言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作为商事纠纷中的典型类型，近年来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呈现高发态势。笔者结合代理多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实务经验，从承租方代理视角出发，围绕租赁物合法性认定、咨询费/手续费性质界定、利息违约金司法保护上限及提前到期违约金处理四大争议焦点展开分析。 一、融资租赁物合法性认定：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成立的“生死线” （一）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双属性”要求与司法审查标准 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本质是“融资+融物”的结合，需同时满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法律特征。《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一条进一步明确，法院需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综合认定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这一规定确立了司法实践中对融资租赁关系的实质审查标准-租赁物的“融物属性”是核心判断要素。 实务中，法院对租赁物合法性的审查主要聚焦于三个维度： 1、特定性与可识别性 租赁物需明确具体，能够通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存放地点等要素特定化。例如在我方代理的案件中，租赁物明确为"冷库设备"，并附详细清单及接收证明，法院据此认定租赁物真实存在；而代理的另一个租赁案中，租赁物为"水库大坝、泄洪道、灌溉输水隧洞"，虽有评估报告但未列明具体规格型号，仅以"公共基础设施"笼统表述，导致法院对其特定性存疑。 2、权属可转移性 出租人需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售后回租模式下，承租人需对租赁物享有完整所有权，且不存在权利瑕疵。例如在代理的部分案件中，法院重点审查了租赁物的权属转移凭证，确认承租人出具《关于租赁物所有权及资产价值的确认书》后，方认可融资租赁关系成立；反之，若租赁物为公益设施（如水库大坝）或无法办理权属登记（如未取得产权证的管网），法院将因所有权无法有效转移而否定融资租赁关系。 3、经济价值与可流转性 租赁物需具有独立经济价值，且能够通过拍卖、变卖等方式实现担保功能。在我方代理的金融租赁案中，法院特别指出"公共基础设施一旦流转将影响公共利益，无法拍卖、变卖或收回"，因此认定该租赁物不具备"融物"属性，最终按借款合同处理。 （二）租赁物不适格的法律后果：法律关系的性质转化 若租赁物不符合上述标准，法院将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按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实务中主要存在两种转化路径： 借款合同关系： 当租赁物不存在或无法实现担保功能时（如虚构租赁物、公益设施等），法院通常认定双方为借款关系，租金视为利息，保证金、手续费等按借款成本处理。 无效合同： 若租赁物虚构（如规定的"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则合同无效，双方按过错分担责任。 （三）典型案例中的裁判分歧与认定逻辑 案例1 在我方代理的部分案件中—因租赁物涉及公共基础设施，且因公共基础设施的“不可处分性”导致法律关系性质变更 在案件中，租赁物为“水库大坝、泄洪道、灌溉输水隧洞”，法院认定其为“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具有公益属性”，因“一旦流转将影响公共利益，无法拍卖、变卖或收回”，故不具备“融物属性”。结合金融租赁公司未举证证明租赁物所有权已转移至其名下的事实，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构成借款法律关系。 案例2 在我方代理的其他案件中—因租赁物涉及经营性资产，且因经营性资产的“可流通性”支持融资租赁关系成立 在案件中，租赁物为“冷库设备等”，法院审查后认为：租赁物通过《租赁物件清单》《租赁物件接收证明》等文件特定化，承租人确认接收且无质量瑕疵；双方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登记；租赁物为“具有经营性收入的经营性资产”，具备可流通性。因此，法院认定构成合法有效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四）律师代理实务建议：租赁物合法性的审查与风险防范 对承租人及保证人代理律师而言，应重点从以下维度对租赁物合法性进行抗辩： 1、权属核查 要求出租人提供租赁物购买合同、付款凭证、权属证书（如不动产登记证、设备购买发票）等，核实所有权是否真实转移至出租人； 2、流通性评估 若租赁物为公共基础设施、公益类资产（如学校、医院设施），或因政策限制无法转让（如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可主张其不具备担保功能； 3、价值匹配性举证 通过评估报告、市场询价等方式，证明租金远高于租赁物市场价值，或租金构成中“本金”部分与租赁物购买成本严重偏离，进而主张实为借贷。 对出租人代理律师而言，需提前完成以下合规性准备： ◾ 制作详细的《租赁物清单》，列明名称、型号、数量、权属证书编号等信息； ◾ 办理租赁物权属登记（如不动产抵押登记、动产融资统一登记）； ◾ 留存租赁物交付凭证（如《租赁物件接收证明》），并通过现场照片、视频等方式固定租赁物状态。 二、咨询费、手续费的性质认定与抵扣规则：融资成本的合规边界 （一）司法实践对“变相高息”的认定标准 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常以“咨询费”“手续费”“服务费”等名义收取额外费用。根据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规定及（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九条对“其他费用”的限制以及《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人民法院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典型案例和创新机制答记者问》问题二的第二条规定：“……本次发布的案例10：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某租赁公司与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中，认定以收取服务费、代收保险费为名扣收的款项属于变相高息，增加了某公司的融资成本，对融资租赁公司收取的变相利息不予支持，助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费用的审查核心在于是否实际提供了等值服务，若未提供或服务与费用明显不匹配，则可能被认定为“变相高息”。 （二）不同法律关系下的处理规则 1、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下的抵扣规则 在构成融资租赁关系的案件中，法院通常将“未实际提供服务的咨询费、手续费”认定为“融资成本”，需从租金中抵扣。例如： ◾ 在我方代理的案件中，融资租赁公司收取1000万元咨询费，但未举证证明提供了除融资租赁业务外的独立服务，法院认定该费用为“融资成本”，直接抵扣欠付租金； ◾ 在我方代理的其他融资租赁案中，出租人主张800万元咨询费为“租赁交易咨询服务”对价，但未提交具体服务内容、成果交付记录，法院认定为“变相利息”，判决从租金中扣除。 2、借款法律关系下的抵扣规则 若被认定为借款关系，则根据“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规定，预扣的手续费、咨询费应直接抵扣本金，并按实际本金计算利息。例如： 在我方代理的金融租赁案中，法院认定双方构成借款关系，故将5000万元保证金、1750万元手续费从5亿元“租赁物转让价款”中扣除，实际借款本金按43250万元认定，并以此为基数重新计算利息。 （三）律师代理实务建议：费用性质的抗辩与举证策略 对承租人及保证人代理律师，可采取以下策略： 举证责任转移： 要求出租人提供咨询服务合同的具体服务内容（如会议记录、服务报告、成果签收单）、服务人员资质、服务成本支出凭证等，证明其已实际提供等值服务； 行业惯例抗辩： 援引“融资租赁企业可开展租赁交易咨询”的规定，主张“贷前调查、风险评估等属于法定职责，不应单独收费”； 成本核算对比： 通过计算“（咨询费+手续费）/融资金额/租赁期限”的年化比例，结合《民间借贷规定》24%的司法保护上限，证明综合融资成本超限。 三、利息、罚息、违约金的上限规制：24%红线的司法实践 （一）法律依据与裁判规则 ◾ 根据《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九条，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但需符合关于“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调整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2项："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的相关规定，对利息、罚息、违约金的上限予以调整。 （二）实务中的"综合成本"计算 法院对"综合成本"的审查包括租金中的隐含利息、逾期违约金、手续费、咨询费等所有融资成本。例如： ◾ 在我方代理的某融资租赁案件，合同约定违约金为日千分之一（年化36%），法院参照24%标准调整，仅支持已到期租金的违约金； ◾ 在其他案中，合同约定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年化18.25%），加上利息5.51%，综合成本超24%，法院认定"利息及迟延违约金之和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三）律师代理实务建议：利率抗辩的关键要点 对承租人及保证人代理律师，应重点关注： 分段计算： 区分“期内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分别举证其是否超过24%； 损失关联性： 主张出租人的实际损失为资金占用损失（通常以LPR为参考），违约金超出部分无事实依据； 代理策略提示： 代理承租方时，可通过以下方式主张调减：（1）计算综合成本是否超24%；（2）举证出租人的实际损失（如LPR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3）强调承租人的履约诚意（如部分支付租金、无恶意违约）。 四、某融资租赁案的特殊启示：违约金不计收的实务逻辑 （一）案件背景与裁判要点 某融资租赁案中，法院对“提前到期租金是否计收违约金”作出特殊认定：“租金加速到期本身是承租人赔偿出租人履行利益的违约责任方式，且合同未明确约定违约金计算基数包括未到期租金，故对提前到期部分的租金不计收违约金。”这一裁判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避免双重赔偿”原则的贯彻。 （二）司法裁判逻辑解析 法院的裁判逻辑可归纳为三点： 1、加速到期的性质 租金加速到期是出租人针对承租人根本违约的救济措施，其目的是提前收回全部债权，本质上是对承租人违约行为的惩罚，已包含对出租人预期利益的补偿。 2、违约金的补偿性 违约金以填补损失为主要功能，若对未到期租金重复计收违约金，可能导致出租人获得双重赔偿（既提前收回本金，又收取未到期期间的违约金）。 3、合同约定的明确性 若合同未明确约定"加速到期后未到期租金仍需计收违约金"，法院倾向于作有利于承租人的解释，避免加重其负担。 （三）律师代理实务建议：违约金条款的设计与抗辩 对承租人及保证人代理律师，可援引“避免双重赔偿”原则，主张： ◾ 合同未明确约定“未到期租金的违约金”，根据“约定不明确时按交易习惯”，不应计收； ◾加速到期已覆盖出租人的全部可得利益，额外计收违约金无必要。 结 语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核心在于"融物"属性的认定与融资成本的合理控制。作为承租方代理律师，需紧扣租赁物合法性、费用实质、综合成本上限及违约金合理性四大要点，结合具体案情灵活运用证据规则与法律规定，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融资租赁"名实不符"的审查趋严，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保护加强，这要求律师在代理时既要关注合同文本的形式合法性，更要深挖交易实质，为客户提供精准的法律策略。

目录 一 问题探讨：融资租赁资产转让和租赁物处置是否需要按照32号令规定进场交易 二 监管动态 三 地方法律法规（重点摘要） 四 重大行政处罚 一、问题探讨：融资租赁资产转让和租赁物处置是否需要按照32号令规定进场交易分析 问答：国有融资租赁/金融租赁公司（如无特别说明，以下统称为“国有租赁公司”）转让（处置）租赁物，是否需要进场交易？ 律师分析：（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32号令”）第四十八条前半句规定了国有资产交易的重要原则，即国有资产交易须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但32号令第二条同时也规定了进场交易的例外情形，即“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此，笔者翻阅并整理了国资委近年来就相关问题的回复如下： 参考上述国资委回复，笔者尝试就国有租赁公司日常转让租赁资产和/或处置租赁物（包括租赁期限届满取回后处置和承租人逾期取回后处置）是否需要根据32号令进场交易的问题作出如下考量和结论： 根据（财金〔2021〕102号）规定“国有金融机构转让不动产、机器设备、知识产权、有关金融资产等非股权类资产，按照本通知有关规定执行，行业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开展正常经营业务涉及的抵（质）押资产、抵债资产、诉讼资产、信贷资产、租赁资产、不良资产、债权等资产转让及报废资产处置，以及司法拍卖资产、政府征收资产等，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以及，笔者认为，国有租赁公司，包括国有金融租赁公司的专业子公司、项目公司开展的租赁资产转让业务，进行的租赁物变卖及处置事宜是国有租赁公司根据具体项目需求和情况开展的正常经营业务，参考国资委的公开回复以及国有租赁公司的行业操作惯例，国有租赁公司基于开展正常经营业务而开展的租赁资产转让、租赁物处置等项目，无需根据32号令进场交易。 笔者注意到，国资委在标题为“关于企业处置以非开发方式获得房产是否需进场交易事宜问题的咨询”的回复中提及“如果相关物业、交通工具列为固定资产，上述固定资产的转让行为应按照32号令的相关规定履行进场交易程序”，笔者认为，在考量国有租赁公司转让或处置纳入固定资产的租赁物时，不宜将该等回复作为完全参考依据。主要考量原因仍是，融资租赁公司将租赁物纳入固定资产或纳入资产负债表等行为，不同于融资租赁公司因维持经营活动而购入并列为固定资产的资产情形，例如办公楼、办公用品等，其通常亦为具体租赁项目的正常经营业务需要。进一步而言，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承担一定租赁物所有权风险的融资租赁项目，融资租赁公司可在会计上按照经营租赁处理，对于按照经营租赁进行会计处理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资产列为固定资产的，融资租赁公司应采用类似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笔者认为，该等会计处理是融资租赁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时，针对不同融资租赁业务具体需求，进行的具体会计处理安排，不应因此改变融资租赁公司开展日常融资租赁业务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转让或处理列为固定资产的租赁物，但仍属于国有租赁公司正常经营的融资租赁业务的行为，也不应需要根据32号令进场交易。 综上，笔者认为，原则上，国有租赁公司在正常经营范围内开展转让或处置租赁物的业务，不属于32号令规范的国有资产转让或处理的范畴，国有租赁公司可无需根据32号令进场交易。但，本文不涉及具体项目或案例，如遇具体项目，请根据具体项目情况确认资产评估以及内外部批准等相关事宜和具体操作安排。 二、监管动态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更好满足消费领域金融服务需求，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该文件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挖掘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提升消费供给效能、优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撑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其中，明确提及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发行金融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推动个人汽车、消费、信用卡等零售类贷款资产证券化增量扩面，促进盘活信贷存量，提升消费信贷供给能力。 2. （金规〔2025〕15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强资本监管、规范业务经营，推动商业银行提高市场风险管理水平，金融监管总局对《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进行了修订，形成。该办法共五章四十三条，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市场风险定义。厘清《办法》适用范围，不再包括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相关内容，加强与《资本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等制度衔接。2.强调完善市场风险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责任，界定三道防线的具体范围和职责，强调银行在集团并表层面加强市场风险管理。3.细化市场风险管理要求。要求银行对市场风险进行全流程管理，细化风险识别、计量、监测、控制和报告要求。完善内部模型定义以及模型管理、压力测试要求，匹配当前市场风险计量框架和管理实践。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业务承担的市场风险情况参照该办法执行。 3. ）（2025年5月1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5年第4号公布） 为做好有关监管制度与的衔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部分规章进行修改。其中，在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前述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任职银行保险机构发生的关联交易，应经由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批准，不适用本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免予审议的规定。前述关联交易的标的为银行保险机构提供的日常金融产品、服务等，且单笔及累计交易金额均未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的，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可对此类关联交易统一作出决议。” 4. （2025年4月30日金融监管总局令2025年第3号公布) 为规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行为，维护金融秩序，根据、、、等相关法律，制定该办法，适用主体为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5. (2025年4月2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5年第1号公布) 为进一步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条件要求和管理规定，压实金融机构选人用人主体责任，推动高管人员恪守诚信、履职尽责、廉洁从业，促进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了。该办法主要修订内容包括：1.秉持过罚相当原则，适当调整监管处罚对高管人员任职、提拔的影响，进一步区分处罚类型明确影响期限。2.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要求金融机构健全高管人员选拔任用程序和标准，明确金融机构及拟任高管人员应当对任职资格申请材料和报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3.其他修订事项，包括对适用报告制的任职资格管理事项予以规范，统一明确报告事项的时限要求；与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加强衔接，完善部分任职资格基本条件表述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适用该办法。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关于印发〈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金发〔2025〕10号） 为做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支持科创企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改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联合制定了《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在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深圳市、宁波市开展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工作。工作方案以“知识产权”这一关键要素为突破口和抓手，坚持“问题导向”，在登记、评估、处置、补偿等关键环节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三、地方法律法规（重点摘要） 1. 天津市 《关于进一步加强融资租赁公司监管工作的通知》（津金局规范〔2025〕2号）：对虚构租赁物、不当营销、乱收费、出租出借业务资质、违规开展通道业务等经营乱象，要及时上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并做好属地风险处置工作；鼓励融资租赁公司丰富完善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要积极服务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先进制造业和绿色产业规范健康发展。要进一步规范与助贷机构的合作，严禁将核心业务流程外包，不得为助贷机构变相从事融资增信业务提供通道；在津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须在注册地设置经营场所，并安排属地常驻办公人员，严格规范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问题；鼓励在津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综合考虑公司市场定位、产业属性、业务特点等因素，加大对天津地区租赁业务投放；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根据国家及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天津市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发展实际，对纳入市监管名单，且最近一年度监管评级结果为B级以上（含B级），在航空航运、海工装备、算力中心设备、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清洁能源等符合国家及本市产业发展导向领域开展业务的融资租赁公司，对其业务集中度和关联度要求进行适当安排；该通知自印发之日（2025年5月27日）起施行，（津金监规范〔2023〕1号）同时废止。 2. 上海市 《浦东新区医疗器械融资租赁管理若干规定》（浦府管规〔2025〕1号）：此次出台的规定共十七条，是针对医疗器械融资租赁行业的差异化准入及监管措施，也是对上位法的创新性补充。其创新点在于将医疗器械售后回租纳入监管范围。针对目前医疗器械融资租赁行业中售后回租模式占比较大的发展现状，在全国率先将售后回租模式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售后回租模式下相关质量管理具体要求，使其从之前合规性的模糊地带进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3. 广东省 （1）（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3号）：为了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根据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实际，制定该条例。其中，第四十四条提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优化投融资机制，落实政府性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和再担保代偿补偿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海洋产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优化信贷投向和结构，开展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和在建船舶、远洋船舶、深远海养殖装备等抵押、质押贷款业务；支持涉海企业依法融资，鼓励发展海洋设备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该条例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2）《深圳市推动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建设助力打造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市工作方案（2025—2027年）》：丰富ESG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大对ESG相关的信贷、债券、基金、融资租赁、保险、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优先为ESG评级良好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中小微企业开展ESG融资提供便利。完善深圳企业碳账户体系，探索开发企业碳账户的绿色金融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碳减排表现挂钩绿色金融产品服务。 4. 浙江省 《浙江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2025修正）》：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保障农业机械安全生产，建设现代农业，根据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实际，制定该条例。其中，第十四条提及，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开展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农业机械抵押贷款和农业机械融资租赁业务，简化办理手续，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 5. 河南省 《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聚焦重点产业链群，支持链主企业、关键节点企业进行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数字化管理等模式创新。推动工业制造、建筑业、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等领域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支持搭建综合性数字赋能平台，促进产业链协同转型。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推动开发区围绕主导产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建设一批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发放数字化转型服务券，支持中小企业购买数字化转型服务，降低企业转型成本。通过技改后补助、贷款贴息、融资租赁补贴、政府基金投入等组合式支持，引导和推动工业企业加快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建设具有行业先进水平的智能车间、智能工厂。 6. 湖北省 《关于加力助企解难推动中小企业稳健发展的若干措施》（鄂政办发〔2025〕15号）：发挥地方金融组织服务优势。持续建设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中小微企业应急转贷纾困服务体系，引导地方金融组织发挥优势，提供“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金融服务。支持融资租赁公司助力企业盘活设备资产和设备更新，发挥小额贷款公司“小额、分散、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功能，引导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缓解资金需求。 7. 安徽省 《安徽省推进融资租赁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皖金办发〔2025〕7号）：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金融工作部署，完善融资租赁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和机制，助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服务安徽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该工作方案。工作方案明确，安徽省融资租赁业的工作目标为：到2027年，全省融资租赁资产规模超1500亿元，支持设备更新投放总额较2024年增长40%以上；到2030年，全省融资租赁资产规模超2000亿元，支持设备更新投放总额较2024年增长100%以上。除工作目标外，工作方案围绕八个方面展开：1.提升重点产业领域融资租赁服务。拓展新兴产业融资租赁应用场景、创新未来产业定制化融资租赁方案、加大传统产业设备更新资金投放力度、加强重点领域融资租赁服务；2.健全产融对接机制。探索建立租赁业发展联盟、推进“线上+线下”对接；3.加快融资租赁业务创新发展。支持金融跨业态协同创新、创新融资租赁服务模式；4.推动融资租赁集聚发展。建设融资租赁集聚区、支持融资租赁集聚发展；5.壮大融资租赁市场主体。做强融资租赁市场主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6.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拓宽外部融资渠道、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配套支持政策、扩大融资租赁业务宣传；7.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加强融资租赁行业监管、加强融资租赁行业监管；8.协同推进行业规范发展。 8. 其他 （交规划发〔2025〕42号）：鼓励新模式推广及新兴产业孵化。聚合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等资源，打造交通运输领域虚拟电厂。引导车电分离等商业模式创新，大力发展电池资产管理、新能源运输装备融资租赁等新兴产业，打造车—站—桩—网智慧融合产业创新平台。推动新能源汽车与智慧能源、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深度融合的泛汽车新型生态创新发展。 四、重大行政处罚 （一）沪金罚决字〔2025〕119号、沪金罚决字〔2025〕118号 被处罚当事人：X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及责任人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违规以公益性资产作为租赁物、违规开展在建工程售后回租业务、违规新增非设备类售后回租业务 行政处罚决定：罚款80万元，对责任人员警告并罚款5万元 处罚决定公布日期：2025年6月11日 （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被处罚当事人：X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通过编造虚假业务等方式隐匿关联交易、部分租赁业务经营严重不审慎形成风险、报送虚假报表资料、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失效等，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 行政处罚决定：吊销金融许可证 处罚决定公布日期：2025年4月29日 （三）粤金罚决字〔2025〕41号 被处罚当事人：X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办理融资业务不审慎、租后管理不到位，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融资租赁款、违反利费分离原则，将租金分解为咨询服务费用收取。 行政处罚决定：警告并罚款合计130万元 处罚决定公布日期：2025年4月16日 （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编号：2025-1） 被处罚当事人：X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及责任人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股东股权管理不到位；关联交易管理不规范；租赁物管理存在缺失、部分租赁物不适格；融资租赁业务管理不到位 行政处罚决定：对X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罚款240万元，对责任人员警告。 处罚决定公布日期：2025年3月20日 （五）贵金罚决字〔2025〕37-38号 被处罚当事人：X银行分行及责任人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违规为无真实应收账款借款人办理虚假国内保理 行政处罚决定：对X银行分行罚款30万元，对责任人员罚款5万元。 处罚决定公布日期：2025年6月27日 （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 被处罚当事人：X银行分行及责任人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项目贷款管理不到位，固定资产贷款发放不审慎，保理业务基础交易不真实等 行政处罚决定：对X银行分行罚款170万元，对责任人员警告。 处罚决定公布日期：2025年4月29日

引言 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租金利率，笔者一直认为其是财务问题，非法律所关注之点。然而笔者曾主持调解的一起诉前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启发将其纳入法律范畴看待。 该起案件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中，租金条款只载明租金金额，并没有披露租金的计算利率。出租人以承租人租金逾期，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要求租金加速到期。承租人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在不停抱怨，声称利息太高，不公平。作为调解员起初并未在意，因为利息一般不在法律审查范围之内。但为了能够深入推进调解，笔者简单比对了一下，其实质性融资金额仅5万余元，而实质性租金总额却达到了8万余元。直觉告诉笔者利息确实挺高，但一时又无法具体量化。笔者利用调解间隙详细测算，结果实际的租金年利率达到了39%，超过了金融监管部门24%的监管要求。于是笔者将调解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与出租人沟通租金利率的问题上。笔者对该案件印象极深刻，因为这是笔者见过的最高的租金利率。 一、租金利率相关概念 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租金利率，一般认为其就是财务问题，并不是法律术语，但是这个财务术语却与相关法律概念紧密相关。 ：“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该条规定中的“合理利润”一语，指是就是融资利息。该融资利息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融资利率，就是租金利率。 利润是否合理，属于法律问题；租金利率的高低，属于财务问题。认定利润是否合理，需要依据租金利率的高低来进行判断。 二、利率条款 租金利率作为财务概念，是否需要载入融资租赁合同之中呢；或者说，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要载明利率具体是多少？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协商确定，法律无强制性规定。在融资租赁交易实践中，这两种情况都普遍存在，司空见惯。 ：“融资租赁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检验方法，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款”。该条款，可以说是对融资租赁合同必备条款的列举，其中没有要求必须载明租金利率，或者租金计算依据。 上述规定中， “租金构成”这个概念，可能会产生争议。但“租金构成”并不是指租金依据多少利率计算出来，而应当理解为租金总共多少期，具体每一期金额是多少，由此得出租金总额多少。因为这涉及后续合同履行的问题，要非常明确具体 三、推算基数 租金利率，与融资金额、每期租金金额、租金期数，紧密相关，相互影响。作为出租人是首先确定租金利率、融资金额、租金期数，最后计算出每期租金金额的。如果出租人不披露租金利率，承租人要知道利率，只能用融资金额、每期租金金额、租金期数进行倒推计算。 （一）融资金额 融资金额，指实际融资金额，不是租赁物的购买价格，两者有时会相等，但多数情况不相等。租赁物的购买价格，扣减首付款项和留购价格后，就是融资金额，俗称“借款本金”。 融资金额＝租赁物的购买价格－首付款项－留购价格 如果租赁物为新品采购，一般为其增值税发票载明金额；如果租赁物为非新品，则以起租时的价值评估报告或者双方商定的价格为准。 首付款项，包括首付款，以及在起租日及之前承租人需要支付给出租人的首期租金、手续费、服务费、管理费等各种款项之和。特别强调，保证金不属于首付款项，它用于履约担保，一般抵扣末期租金。 （二）租金期数 租赁期间，分成若干相等间隔，如月、季、半年、年，以得出租金期数。如租金每月一期，推算出的是月利率，再转换成年利率；每季一期，推算出的是季利率；每年一期，推算出的才是年利率。最常见的是情形是租金每月一期。本文以下均以月付租金举例。 （三）每期租金 通常出租人会出具一张租金支付明细，便于承租人履约使用。其会详细列明每期租金具体金额。但有一种罕见情况是，在每期租金基础上，要加上每期的变相租金。所谓变相租金，虽然名称不是租金，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其具有租金性质的每期同租金一同支付的款项。 每期租金＝名义租金＋变相租金 每期租金，分等额租金和非等额租金两种情况。两者推算利率的方法和复杂程度不同。每期支付，必须在期末支付，才认可为本期租金；期初支付，算作上期租金；首付租金，算作首付款。 四、利率推算 笔者简单展示一下，租金利率推算的基本原理。分等额租金和非等额租金两种情况： （一）等额租金 使用年金现值系数，求出租金利率。具体使用Excel公式＝RATE（租金基数，每期租金，融资金额），即可直接一步求出租金利率。虽然有些租金表显示是等额租金，但经过调整之后，租金变成了不等额。因此，实践中真正的等额租金很罕见，比如，末期租金被保证金不完全抵扣；末期租金，加留购价，都会导致原本的等额租金，变成不等额租金。 （二）非等额租金 使用复利现值系数，求出租金利率。具体假设租金利率为，使用Excel公式＝PV（租金利率，租金基数，，每期租金金额）列出方程式，得出每一期租金的现值。把每一期现值相加，总和等于融资金额。通过插值法，多次变更i值，直到每期现值正好等于融资金额，此时的利率，即为租金利率。由于需要多次插值测试，比较耗时费力。 五、金融监管与司法审查 这里以开篇所举案例为例，租金年利率达到了39%，超过了金融监管部门24%的监管要求。原则上，金融监管部门有权对出租人进行行政处罚；人民法院有权以显失公平为由，对租金金额进行调整，将租金利率至少调整至24%以内。但实践当中，鲜有这种案例出现。 一方面大部分承租人，并不了解金融监管标准。另一方面融资租赁行业的实际监管机构和有权处罚机构相分离。承租人不具备租金利率的推算技能，在出租人不披露的情况，根本不知道租金利率为多少。 人民法院的困难在于，推算出租金利率后，将利率调整至多少为合理。理论上，融资租赁的利率，要高于同期银行贷款，低于24%的监管标准。这中间幅度，如何掌握没有法律依据。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推算利率，还是根据新确定利率调整租金，都涉及到复杂的财务计算，这超出法官的专业技能和时间精力。 结语 尽管融资租赁交易中的租金利率，是财务问题，但法律实务中，又不得不关注利率。不关注租金利率，就无法确定利润的合理性，而这又属于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