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银行、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进行资金往来，已成为人们的首选方式。尤其在熟人之间，碍于情面，口头约定后直接转账的情况十分普遍。然而，当关系破裂、对方拒绝还款时，手中仅有的转账记录能否成为认定借贷关系的“铁证”？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既涉及一般规则，又因双方身份关系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一、民间借贷成立的两个法定要件 民间借贷成立并生效，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其中，“借贷合意”指双方自愿达成借款的共同意思表示，通常体现为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则指出借人实际将资金转移给借款人，转账记录便是交付的直接证据。（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亦明确：出借人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其中，“债权凭证”所承载的正是借贷合意的证据——即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借款协议的共同意思表示。 实践中，民间借贷常发生于熟人之间，当事人碍于情面，往往仅凭口头约定即交付借款，未要求对方出具书面借条。于是便出现一种常见情形：出借人仅能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却无法出示借条或借款合同，转而仅凭转账记录向法院主张借贷关系成立。面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实困境，《民间借贷解释》第十六条作出了专门规定，对举证责任进行动态分配，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核心裁判依据。 二、举证责任的动态分配 《民间借贷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一步，原告完成初步举证。 原告提交转账凭证，证明款项交付事实。此时，法律上初步推定借贷关系成立，原告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步，被告提出抗辩并负反证义务。 如果被告主张转账系偿还之前的借款、投资款、货款、赠与等其他债务，则被告需提供相应证据。但被告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只需让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即足以动摇法官的心证。 第三步，举证责任回归原告。 一旦被告提供了反证，借贷事实退回“真伪不明”状态，原告必须进一步提供借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能够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若原告不能补强证据，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将驳回其诉讼请求。 需要注意的是原告始终就“借贷合意存在”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且证明标准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三、特殊身份关系（恋爱期间等）的举证责任分配 司法实践表明，法院对恋爱期间的转账认定更为审慎，即双方存在恋人关系等特殊身份关系时，一方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而对方否认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并主张转款系基于双方特殊个人关系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对被告的举证责任不宜要求过高，如果被告的陈述能够让法官相信就这笔款项还有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可能就会动摇法官的心证，这时候举证责任将又转移至原告方，此时，原告方必须独立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而不能期待被告先就"赠与"事由举证。同时，法院倾向于综合考虑双方的关系背景、转账金额、转账目的、经济条件等多重因素，而非仅凭转账凭证即作出认定。 （一）小额转账：推定一般赠与，不予返还 对于恋爱期间具有特殊情感表达意义的金额（如"520"、"1314"、"666"、"888"等），以及发生在情人节、对方生日等特定时间的红包，法院通常认定为一方为表达爱意或联络感情而作出的一般赠与，赠与完成后，非因法定情形赠与人不得撤销，分手后一般不能要求返还。 （二）大额转账：依具体情形分别认定 对于超出日常交往合理范围的大额转账（具体金额视双方经济条件、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判断），法院一般不会直接认定为一般赠与，而是结合具体情形，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若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如明确标注"借款"、有借条、聊天记录显示借款意思表示等），则认定为民间借贷，借款人应当返还。 2、若无法证明借贷合意，但转账发生在谈婚论嫁阶段，且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则可能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或彩礼），婚姻目的未实现时，受赠方应予返还。 3、若既无借贷合意证明，又无婚嫁背景，但转账金额明显超出日常情感表达范畴，法院可能综合考量公平原则，酌情判决部分返还。 转账记录可以证明一笔钱“出去了”，但只有完整的证据链才能证明这是一笔“借款”。在一般主体之间，《民间借贷解释》第十六条为原告提供了初步举证便利，但被告一旦提出合理抗辩，原告仍需证明借贷合意。而在恋爱等特殊身份关系中，举证责任更加严格——原告必须主动、独立地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对于每一位可能涉及资金往来的普通人而言，增强证据意识，规范借贷行为，保留完整的证据链条，才是防范风险、维护权益的根本之道。尤其对于恋爱中的情侣，理性对待经济往来，既是对自身财产的保护，也是对一段感情最负责任的态度。

前言 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谁都想捂紧钱袋子过日子。然而，面对亲朋关系，难免出现资金周转之需。那么，出借人为了避免借款人最终无力偿还借款，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债权，往往会与借款人在订立民间借贷的同时，再签订与借款金额价值相当的买卖合同。约定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则双方履行买卖合同，使得债权债务得以消灭。若借款人拒不配合履行合同，当事人则会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面对两个合同，当事人能否选择其中一个合同关系提起诉讼？ 01 当事人之间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2015年9月1日施行旧之前，对于既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又签订买卖合同的情况，在实务中处理做法并不统一。随着该司法解释的公布及施行，相关的条文已经统一了法律适用。自此，司法实践中对此不再产生适用上的争议。 存在该情形时，并不存在选择其一合同法律关系提起诉讼的可能，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当事人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诉讼。 若当事人选择按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按照最新的规定，结合庭审情况，法庭会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坚持按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张诉请的，法院则会作出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当事人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诉讼后，在判决作出并生效后，借款人仍不履行生效判决。此时，出借人可以将该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作为执行线索向法院进行提交，并申请对该买卖合同标的物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用于偿还出借人债务。 02 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 当事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多数是为避免借款人无力清偿债务，才同时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当借款人无力清偿债务条件成就时，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至出借人名下。此时，当事人双方之间既有民间借贷合同，又有买卖合同，而双方订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了担保民间借贷合同的顺利履行，而并非是为了达成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该情形下，当事人之间真实的纠纷基础法律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对于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实际上是为履行民间借贷合同提供的担保。如此来看，当事人双方的法律关系仍为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当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无力偿还款项，即便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法院也会按照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 买卖合同的效力实则是依附于作为主合同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合同履行的主次关系来说，也是应优先履行主合同。故而，实务中，通常来说并不允许当事人直接跳过主合同，而直接履行从合同。更何况，从当事人各方订立民间借贷合同及买卖合同的真实意图来看，只是为了防止借款人无力偿还借款，还本、付息才是当事人双方的最初目的。 把买卖合同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而不是在民间借贷履行不能时可以直接履行买卖合同，亦是从立法上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对于借款人而言，避免其提供的标的物被高值低估；对于出借人而言，在借款人无力清偿款项时，买卖合同标的物可作为执行财产线索，由法院拍卖偿还债务，维护了市场交易的公平。 03 律师哥提示 本文所述的情形，当事人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作为出借人实现其债权而提供的担保，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名为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担保”。根据的规定，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 若当事人双方民间借贷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无力清偿时，双方再签订买卖合同，将借款转为买卖标的物的对价款项。这种情形则不属于规定的为民间借贷提供担保的行为。此时，当事人双方通过真实意思表示，终止了原民间借贷合同，重新达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借贷债权债务消灭，双方履行的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买卖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未履行该合同时，一方以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法院则会按照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审理案件并作出调解、判决。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摘要：在金融借款业务中，“借新还旧”作为一种常见的贷款重组方式，其法律性质与担保责任认定已有相对明确的规则。然而，当债务人引入第三方过桥资金先行清偿旧贷，再以新贷资金偿还过桥方时，该笔新贷是否仍应被认定为“借新还旧”，在实践中常生争议。 本文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所载案例为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审查原则，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并分析其对债权人、债务人及担保人权利义务产生的实质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形式上的“清偿”与实质上的“延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下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传统意义上的“借新还旧”（或称“以贷还贷”）通常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旧贷未清偿时，协议以新贷资金直接偿还旧贷本金及利息的行为。其法律特征在于新旧贷款在时间上紧密衔接，且资金流向直接由债权人（银行）账户流向旧贷的还款账户，新旧债务主体具有同一性。 然而，在本案所涉的薛某丙等与民生银行郑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呈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交易模式：借款人薛某2、高某在2017年取得的200万元与380万元两笔旧贷，并非在到期时直接由银行发放新贷款项进行冲抵。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2022年3月14日，案外人赵某举向薛某2转账460万元，薛某2随后用该笔款项向银行清偿了前述旧贷。短短数日后（2022年3月18日），同一银行向薛某2再次发放460万元新贷款，该款项随即通过受托支付方式流向了赵某举的父亲赵某天账户。从资金流转的起点与终点看，形成了一个“赵某举（过桥方）→薛某2（借款人）→银行（清偿旧贷）→银行（发放新贷）→赵某天（过桥方关联人）”的完整闭环。 再审申请人（银行）主张，由于旧贷已于新贷发放前通过借款人“自有资金”（实为第三方借款）结清，旧贷法律关系已消灭，后续新贷属于独立的、全新的借贷关系，与“借新还旧”有本质区别。此观点聚焦于法律形式上旧贷债务的消灭时点。 而被申请人（担保人）及生效裁判则认为，尽管在时间点上存在“先还后贷”的间隔，但结合过桥方与新贷收款方的亲属关系、资金金额的吻合度以及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足以认定新贷的真实用途就是偿还用于清偿旧贷的过桥资金，新旧贷款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应穿透认定为“借新还旧”。 本案的核心争议即在于，此种“过桥资金”模式是否能被纳入“借新还旧”的法律框架进行评价，进而影响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二、司法实践的回应：“实质穿透”审查原则的适用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再审审查裁定中，明确支持了一、二审法院的认定，驳回了银行关于案涉贷款非“借新还旧”的再审申请。法院的裁判逻辑清晰体现了在金融审判中对复杂交易进行“实质穿透”审查的倾向，其理由可归纳如下： 1.整体性审查资金闭环：法院并未孤立地看待“偿还旧贷”与“发放新贷”两个行为，而是将“过桥资金注入→清偿旧贷→获得新贷→资金回流至过桥方关联人”这一系列操作视为一个整体、连续的交易安排。 这种审查方法穿透了多个表面独立的支付行为，直指交易的最终经济实质——银行信贷资金最终替代了最初的过桥资金，实现了债务人债务期限的延长或条件的变更，债务人偿付能力并未因“清偿”行为发生实质性改善。 2.重“实质用途”而非“直接路径”：法院认为，判断是否构成“借新还旧”，关键在于新贷所融通的资金是否“实质用于了结旧的金融债务”，而不拘泥于新贷资金是否“直接”支付至债权人账户。 当新贷资金通过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可追溯的闭环路径，最终等同于抵偿了旧债时，其法律效果与直接“借新还旧”无异。这种认定与防范债务人及银行通过“过桥”方式规避“借新还旧”相关规则（特别是担保规则）的监管与司法精神相契合。 3.考量关联性与时间衔接：法院特别强调了“赵某举与赵某天系父子关系”以及“旧贷与新贷时间节点的契合度”。过桥方与新贷资金最终收款方的高度关联性，强化了“闭环操作”系事先安排的推断，排除了巧合的可能性。而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通常为几天），则使得“先清偿后借款”的行为丧失了商业上的独立性与合理性，进一步印证了新贷对旧贷的“接力”性质。 在公开的实务案例与相关法律文献评述中，类似裁判观点并非孤例。许多法院在处理涉及“过桥贷”、“倒贷”的金融纠纷时，均倾向于采取实质审查立场。其法理基础在于，法律行为解释应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当一系列法律形式构成一个整体交易安排，且其经济实质与单一法律行为相同时，应按照其实质内容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以防当事人通过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或复杂交易结构损害第三方（特别是担保人）利益或规避金融监管。 三、法律后果的核心：担保责任的认定规则 将“过桥资金”模式下的新贷认定为实质上的“借新还旧”，其最直接且重大的法律后果是触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十六条关于担保责任的特殊规则。该规则的核心在于保护对“借新还旧”事实不知情的担保人，尤其是新旧贷担保人不同的情形。 在本案中，这一后果体现得尤为明显： •2017年旧贷（200万元部分）的担保人包括薛某、姜某。 •2022年新贷（460万元）的担保人仍为薛某、姜某等人（针对200万元限额）及可能其他人。 •银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新贷的担保人（或相关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明确知晓该460万元贷款将用于偿还其本人曾担保的旧贷所对应的过桥债务。 因此，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十六条，尽管薛某、姜某同时是旧贷（200万元部分）和新贷（对应部分）的担保人，但由于银行未能证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以新还旧（实质）的事实，法院最终判决薛某、姜某仅需在旧贷余额（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而非全额新贷（460万元）范围。若新旧贷担保人完全不同，且新担保人不知情，则其担保责任将可能被完全免除。 这一规则对债权人（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它意味着，即便旧贷在形式上已“结清”，只要新贷资金在短时间内通过闭环操作回流至过桥方，法院仍可能认定其为“借新还旧”。此时，若银行未能就“借新还旧”（实质）之事实向新担保人进行充分、明确的披露并取得其书面确认，将面临新贷担保落空或担保责任范围缩水的重大法律风险。 四、结论与启示 河南省高院裁定所确立的审查标准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借新还旧”时，正日益倾向于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审查方法。对于通过引入过桥资金、形成“偿还-贷款”资金闭环的操作，只要证据能够证明新旧贷款在经济实质上具有连续性和同一性，其法律性质就可能被认定为“借新还旧”，进而适用相应的特殊担保规则。 这对于金融市场各方参与者具有重要启示： 1.对债权人（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必须重新审视“过桥”类贷款的风险评估与合规流程。在办理涉及短期偿旧借新的业务时，即便旧贷已由第三方资金清偿，也应高度关注新贷发放后资金的真实流向。若存在形成资金闭环的可能，应主动将该笔贷款纳入“借新还旧”的管理范畴，严格履行对担保人（尤其是新担保人或额度增加的共同担保人）的告知义务，并通过书面文件固定其知情的证据，以防范担保效力瑕疵风险。 2.对担保人而言：本案强化了其“知情权”的保护。担保人在为看似全新的贷款提供担保时，应主动询问并核实该贷款的真实用途，特别是是否与债务人之前的债务存在关联。若银行或债务人未披露“过桥”及“以贷还贷”的实质，担保人可在纠纷中以此作为抗辩理由。 3.对监管层面而言：此类案例反映了市场实践中规避“借新还旧”监管的复杂形态。监管规则可能需要进一步关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落实，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对“过桥资金”参与下的贷款重组进行特别标识、风险分类和披露，以维护担保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金融秩序的透明性。

张晶（化名）与李亮（化名）系保险公司同事，张晶曾向李亮转账100万元，李亮随后用该款项以家人名义购买了两份人寿保险，张晶因此获得佣金7万元。此后，张晶因离职，要求李亮提前办理退保，李亮退保后将所得89万余元全部归还张晶。张晶认为100万元系借款，要求李亮归还剩余10万元及利息，双方就此产生纠纷，故张晶将李亮诉至法院。海淀法院经审理，认定张晶主张的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张晶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情简介 原告张晶诉称，其于2020年10月向被告李亮转账100万元，该款项系双方之间的借款。被告李亮在收到款项后未按约定归还全部借款，虽已归还部分款项，但仍剩余10万余元未还。原告据此要求被告归还剩余借款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被告李亮辩称，张晶转账的10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为完成保险公司业绩，要求被告以其家人名义购买保险所用。双方曾约定投保一年后退保，预计可返还现金价值约92万元，加之原告已获得的佣金7万元，原告实际并无损失。后因原告提前离职，要求被告提前办理退保，导致退保金额减少至89万余元，该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已将退保所得款项全部归还原告，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张晶虽提交100万元转账凭证，但李亮的抗辩具有高度盖然性：款项用途明确用于购买保险，且张晶获得佣金；退保时间与张晶离职时间吻合，印证李亮关于“业绩冲量”的陈述；张晶未就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亦未合理解释佣金归属与借款逻辑的矛盾。最终，法院认定张晶主张的借贷关系证据不足，驳回张晶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款项性质是否属于借贷。根据，原告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若被告抗辩并举证证明款项系其他债务，原告仍应就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1.举证责任分配：张晶作为原告，需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其虽提供转账凭证，但李亮已举证证明款项实际用于购买保险，且张晶通过保险佣金获利，动摇了借贷关系的成立基础；2.证据高度盖然性：李亮关于“业绩冲量”的陈述与保险购买、佣金发放、退保时间等环节相互印证，符合行业常见做法，而张晶未能合理解释为何在“借款”背景下收取佣金；3.民事活动诚信原则：张晶因自身离职要求提前退保，导致保费损失，却主张由李亮承担剩余款项，有违公平原则。 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同时具备“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两大要件。当事人应谨慎留存证据，避免因资金用途不明引发纠纷。在涉及保险、理财等特殊金融场景时，法院将结合行业惯例、资金流向等综合认定法律关系，维护交易安全与诚信原则。

随着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以融资租赁之名行金钱借贷之实的“通道业务”或“类信贷业务”。准确识别与区分“租赁”与“借贷”，并非单纯的合同定性问题，其直接影响交易行为的效力评价、权利义务配置与司法保护边界。本文结合司法裁判思路，探讨融资租赁合同性质认定的核心标准、典型特征，并结合案例进行详细解析。 一、区分“租赁”与“借贷”的重要性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购买租赁物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其法律本质是“融资”与“融物”的有机结合。然而，如果交易中“融物”的属性被虚化、弱化甚至完全缺失，该法律关系就极易演变为单纯的“融资”（借贷）。 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也明确要求，法院应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构成等因素，准确认定法律关系，即需要“穿透式审查”。 如果法院将“融资租赁”认定为“借贷”，则会产生以下较为严重的法律后果，此也是区分两类法律关系的实践价值所在： （1）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注：通谋虚伪的融资租赁意思表示依法无效，但隐藏的借贷行为并非当然无效，其效力需根据借贷相关法律规范单独作出认定）； （2）所有权虚化：出租人无法主张租赁物所有权，无法行使取回权； （3）利率调整：合同约定的租金等费用有可能会被认为系借款利息，从而需要接受法定利率上限的规制（注：出借主体不同，利率上限也有所区别，如果出借主体是普通民事主体则适用民间借贷最高年利率不超过四倍LPR的规制；如果出借人是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则最高年利率不得超过24%，但在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法院基于出借主体的过错程度，往往会在此基础上下调利率）； （4）担保落空：原本作为物权保障的租赁物，可能被视为无效的非典型担保，无法发挥担保功能。 二、“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识别标准 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定合同性质时通常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下是判定“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核心识别标准： 1. 租赁物的适格性与真实性 租赁物是融资租赁合同的灵魂。如果租赁物不存在或不适格，融资租赁关系便失去了“融物”的基础。租赁物必须客观存在、是可区分的特定物。以下情形即不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的要求： 虚构租赁物：承租人与出租人恶意串通，以根本不存在的设备进行报审。 租赁物无法特定化：如以“某公司的办公用品”、“生产线配套资产”等泛指性、类别化的资产作为标的，且无发票、无序列号、无存放地点的明示，导致租赁物无法特定化。 租赁物不具可流转性：出租人能够依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可通过转让、拍卖、变卖等方式合法处置租赁物，均以租赁物可流转为前提，如法律上的禁止流通物、未取得审批手续的限制流通物、违法建设等无法办理权属转移的财产等，就不具备可流转性。 租赁物不具有可使用性：租赁物应当具备实际使用价值，能够供承租人占有、使用、收益，如已报废或灭失的标的物、使用寿命显著短于租赁期的财产等，就不符合要求。 消耗品或无形资产：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原则上应为固定资产。若以原材料、半成品、甚至单纯的软件授权（无硬件载体）为租赁标的，往往会被认定为借款。 2. 租赁物价值与融资金额的匹配性 正常情况下，租赁物是融资的担保，其价值应该能覆盖融资金额。如果租赁物的价值严重不足，则说明这笔交易不再是看重“物”，而是纯粹的“发钱贷款”。 在售后回租中，如果租赁物的评估价值明显低于融资金额（例如：价值100万的旧设备融到了1000万），则说明出租人的真实本意并非获取设备的担保价值，而是基于承租人的信用发放贷款。 3. 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与公示 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成立的前提，要求租赁物的所有权必须真实、有效地从出卖人（或承租人）转移至出租人。如果所有权转移只是“走个过户形式”而没有实质内容，或者根本无法实现转移，该合同性质极易被法院认定为“名为租赁，实为借贷”。以动产来说，在直接租赁（直租）的情况下，出租人必须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并取得发票、权属凭证。如果出租人未支付购买价款，或者供应商根本没把租赁物出售给出租人，则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在售后回租（回租）的情况下，则通常采用“占有改定”的方式，租赁物不发生物理移动，但需具备完整的所有权转让合意、权属凭证移交、交付证明等法定要件，以确保法律上租赁物所有权已经变更为出租人所有。而不动产一般需办理过户登记。 4. 租金构成与风险承担 从租金构成来看，融资租赁的租金应根据购买成本、利息及合理利润构成，与租赁物的价值直接挂钩。若合同约定的租金计算完全脱离租赁物成本，仅按固定年化收益率计算，且不考虑租赁物的折旧、损耗与实际价值，本质上是对借贷的本息进行约定，显然更倾向于是借贷关系。 从风险负担来看，融资租赁中租赁物的毁损、灭失风险原则上由承租人承担，但该风险负担以租赁物真实存在为前提。如果合同约定无论租赁物是否毁损、灭失或者是否真实存在，承租人都必须全额还本付息，且出租人不承担任何物权风险，则构成借贷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三、典型案例 前述“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识别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判例中已经得到了深度阐释。如在工银公司与华纳公司、第三人大江公司和建行开发区支行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经过对交易实质的穿透性审查，就清晰界定了“融资租赁”与“借贷”的识别标准等问题。 （一）案情回顾 2012 年 4 月，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工银公司）与华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华纳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型），约定华纳公司以1.5亿元价格将铜箔生产线设备转让给工银公司，再回租使用，租赁期4年，租金含本金及上浮后的贷款利息，工银公司实际付款时扣除 600 万元手续费，后该业务办理了租赁初始登记。2015 年 5 月，法院受理华纳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其管理人经公证核查发现，工银公司主张的租赁物对应的发票复印件与华纳公司发票原件严重不符（名称、金额差异巨大，部分无原件），租赁物实际价值远低于融资金额，无法起到融资担保作用。 华纳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工银公司对华纳公司动产不享有物权。铜陵中院一审、安徽高院二审均认定案涉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间借贷，判决合同无效且工银公司不享有物权。工银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最高院裁判观点提炼 在本案中，最高院强调，认定融资租赁合同关系需具备“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属性。若交易中不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或租赁物价值与购买价款严重背离，不体现等价交换原则，应认定为“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至于合同效力，即便融资租赁行为被认定为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而无效，但其隐藏的民间借贷法律行为并不当然无效。另外，在被认定为借贷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关系的情况下，出租人无法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亦不享有合同解除后的设备取回权。 （三）最高院判决 最高院判决：案涉合同只是形式上有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实际上并不存在融物的事实，其实质上构成了企业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该隐藏的借贷行为应认定为有效。但由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成立，工银公司不享有案涉设备取回权。 四、司法实践中的延伸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在处理融资租赁争议时，法院还会关注以下细微差别： “低值高融”并不一概否定： 如果租赁物价值虽低于融资金额，但差距在合理范围内（如因评估折旧或市场波动等合理商业因素导致），法院通常倾向于尊重商业安排。一般只有租赁物价值与融资金额出现严重、不合理的极端背离，足以否定融物担保功能的，才会被认定为借贷。 公益性资产的限制：以公路、桥梁、公园等具有公益属性且不能流转的资产作为租赁物，因其无法行使取回权和变价处理，即便有真实的融资背景，在司法中也极易被认定为非法融资或变相借贷。 登记的效力：虽然办理了动产融资登记，但登记本身不能“由假变真”。若租赁物自始不存在、不适格，即便办理了登记手续，也不能据此认定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成立。 五、结论与实务建议 通过对“名为租赁，实为借贷”识别标准的梳理，可以得出结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是“融资”与“融物”的有机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仅有“融资”，脱离了真实、适格、足值的租赁物，融资租赁极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信贷业务。 为防范融资租赁关系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的法律风险，建议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做好以下工作： 1、强化对租赁物的现场核查，确保标的物真实存在且权属清晰。融资租赁交易中，应当拒绝虚构、不适格的租赁物标的，且要落实对租赁物的尽调工作。另外，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租赁物的唯一识别标识（如汽车发动机号等）、权属信息、存放地点等核心信息，并留存租赁物实物照片、权属凭证原件、发票原件等全套资料，确保租赁物真实、可特定化、权属清晰。 2、建立合理的评估体系，避免“超值融资”。建议结合资产原值、折旧情况、市场公允价值等要素综合确定租赁物价值，坚决杜绝“低值高融”的极端交易安排，确保租赁物价值与融资金额具备合理的匹配性。 3、规范所有权转移流程，完善权属公示手续。租赁物为不动产的应依法办理过户登记，租赁物为动产的则建议根据交易模式完善所有权转移流程：直接租赁模式中需完成完整的采购、付款、权属取得流程；售后回租模式中需签署规范的所有权转让协议、交付证明，完成权属凭证移交，并就租赁物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办理登记，确保所有权转移真实、合法、有效。 4、规范合同条款的设置，避免产生合规问题。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条款的设计需与租赁物购买成本、折旧情况直接挂钩，避免采用完全脱离租赁物价值的固定本息计算方式；风险负担条款的设计需符合融资租赁的法定权利义务结构，避免作出与租赁物状态无关的无条件还本付息约定，确保合同权利义务与融资租赁的法律本质相契合。

编者按：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形式，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其规范性不足导致纠纷频发，影响当事人权益与社会经济秩序。湖南高院开设“民间借贷一本通”专栏，为群众避坑支招，为市场主体规范交易提供指引，共同守护民间金融领域法治秩序 。 恋爱中的经济往来，总是夹杂着甜蜜与模糊，一句“我先用下，回头还你”，一笔520、1314的特殊转账，藏着心意也可能埋下纠纷。一旦感情生变，昔日的金钱付出究竟是借款还是赠与？分手后能否要求返还？本期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为您解读情侣借贷纠纷的裁判要点。 典型案例 01、特殊意义转账归赠与，明确还款意思认定为借款 周某与邱某曾为情侣，相处期间周某多次向邱某转账。其中邱某曾发送“老公，转1300给我，等下去上班就转你”“我用下”等消息，周某随即转账1300元；同日周某另转5000元，邱某回复“爱你，等下给你哈”；5月20日周某转账5200元、1314元；邱某又以生病打针为由向周某借1000元。周某累计转账13814元，因邱某未还款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邱某多次作出“拿到工资就给你”“等下给你哈”等还款意思表示，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但5200元、1314元系特殊日子的特殊意义转账，属于表达爱意的赠与，不能认定为借款。最终判决邱某偿还周某借款7300元。 02、无借贷合意难认定，仅有转账凭证不足证明系借款 王某与戴某曾为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双方相互转账，王某转款19万余元，戴某转款14万余元，无任何债权凭证。分手后王某要求戴某偿还19万余元，庭审中双方认可大部分转账已抵扣，仅对68900元存在争议。 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聊天记录中“借1万5出来”“利息多少的”等内容，可认定该1.5万元达成借贷合意；剩余款项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也无借款期限、利息等约定佐证，无法认定为借款。最终判决戴某归还王某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 法官解读 李晶，娄底中院研究室副主任 厘清“爱情账单”，把握两大核心要点 处理情侣间民间借贷纠纷，核心是严格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要件，结合举证责任和款项性质综合判断，具体要点如下： 1. 借贷关系成立，需同时满足合意+交付 根据法律规定，借款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双方具有明确的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借款为前提。情侣关系下经济往来复杂，更需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主张借款的一方，需举证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及实际给付借款，仅有转账凭证无其他佐证的，难以认定为借款。 2. 款项性质区分，结合场景与意思表示判定 无明确约定时，特定时间（情人节、纪念日、生日等）、特殊意义金额（520、1314等） 的转账，以及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款项，推定为情侣间表达感情的赠与；若一方有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另一方作出还款承诺的，应认定为借款。 相关法律依据：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温馨提示 恋爱虽美好，金钱往来需理性。情侣之间涉及经济往来，尤其是大额资金交付时，应增强法律意识，通过聊天记录明确款项性质、转账备注注明“借款”、签订书面借据等方式留存证据，清晰界定借款与赠与，避免感情消散后，因“糊涂账”引发不必要的财产纠纷。

前 言 在涉及款项支付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常因证据不足或法律关系认识偏差，面临诉讼请求不被支持的风险。其中，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却因无法证明“借贷合意”而陷入困境的情形尤为常见。当此之时，是偃旗息鼓，还是另辟蹊径？近期一则由笔者所在宁人（灵武）律师事务所团队经办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相关信息已做处理）完整展现了诉讼策略的灵活转换过程：原告在民间借贷之诉遇阻后，及时调整方向，转而以不当得利为由另案起诉，最终获得法院支持。本文将结合该案，深入剖析当基础法律关系不成立时，当事人可采取的程序应对与实体主张，并对实务中探讨的“备位诉讼”可能性进行辨析，以期为法律同仁提供参考。 一、 案情回溯：从“借贷被否”到“不当得利获偿” 原告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与其姐姐被告B关系密切。A公司诉称，2016年3月，B因资金周转通过张某向A公司提出借款请求，A公司遂向B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相关单据上注明“借款”。张某去世后，A公司多次催讨未果，遂于2025年以民间借贷纠纷将B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剩余本金95万元及利息。 庭审中，被告B的答辩直指借贷关系的核心构成要件。其坚称：对涉案转账毫不知情，从未与A公司协商过借款事宜；其银行账户仅被用作“走账”通道，款项到账后已由被告B的儿子取走；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的合意。面对被告对“借贷合意”的彻底否认，以及其当庭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针对借款单签名），原告A公司经权衡，于庭审后申请撤诉。 然而，撤诉并非终点。A公司迅速调整诉讼策略，于一个月后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新的案由，就同一笔100万元款项再次提起诉讼。A公司主张，既然B否认该款项系借款，又未能说明其收取100万元的任何其他合法依据，则其获利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在第二次诉讼中，法院经审理认为：B的银行账户确已收到A公司支付的100万元，B因此获利而A公司受损的事实清楚。关键在于B取得该利益是否有法律根据。B在案件中仅否认借贷关系，但并未就“为何能够合法取得该100万元”提供任何合同依据或其他法律上的原因。法院据此认定，B取得的10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判决B向A公司返还10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A公司的合法权益通过转换诉讼路径得以维护。 二、 法理探析：为何“借贷不成立”可为“不当得利”铺路？ 本案转换成功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了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两种法律关系在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上的区别与联系。 1.民间借贷：重“合意”，举证责任在原告。 根据、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仅需要出借人完成款项交付，更需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在诉讼中，根据、的精神，以及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原告，必须对“借贷合意”这一核心法律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原告仅有转账凭证，而被告提出合理抗辩（如否认合意、主张系其他债务等），则原告仍需进一步补强证据，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本案第一次诉讼的困境即源于此。 2.不当得利：核“无因”，举证责任可发生转换。 根据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因此受到损失；获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其中，“没有法律根据”是核心要件。在因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中（如本案的转账行为），受损方（原告）通常需要对“缺乏给付的法律原因”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然而，这种举证并非要求原告证明“所有可能的法律原因均不存在”，而是使其陷入“给付原因不明”的状态。 本案的巧妙之处在于，被告B在第一次诉讼中彻底否认“借贷关系”这一最可能的给付原因，其抗辩行为本身，实质上帮助原告A公司动摇了“该笔转账存在借贷这一法律根据”的初步推定。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换，被告B需要就其取得100万元款项提出其他具体的、合法的依据（如买卖、赠与、委托付款、清偿其他债务等）并加以证明。而B仅陈述款项被他人取走，这属于对其获利后的处分，并不能构成其当初“取得”利益的法律根据。当被告无法就其获益提供任何合法理由时，法院即可认定“没有法律根据”的要件成就。 三、 程序抉择：为何“备位诉讼”之路不通，而“另诉”或“变更请求”可行？ 面对可能败诉的风险，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可能会设想：能否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或先后主张“要求返还借款，若不能支持则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这种“备位诉讼”或“预备合并之诉”的构想，在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实务中通常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核心原因在于诉讼请求必须“具体、明确”。根据的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谓“具体”，意味着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应当是单一的、确定的。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是两种性质不同、构成要件互斥的法律关系。前者以存在合意为前提，后者以不存在合法原因为核心。若允许当事人在一个诉中同时或备位主张，将导致诉讼标的模糊，法官无法确定审理的核心法律关系，违背了诉讼请求明确性的基本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此类主张通常予以驳回，或要求原告必须作出明确选择。 正确的程序路径有二： 其一，另案起诉。正如本案所示，在前诉（借贷）因证据问题撤诉或败诉后，针对同一笔款项，以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另行提起诉讼。只要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前诉的诉讼行为（如起诉、开庭）还可能产生中断后诉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下文详述）。 其二，适时变更诉讼请求。根据及，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可以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若在借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过法庭调查已明确感知“借贷合意”证据不足，原告可在辩论终结前主动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返还不当得利”。法院经审查认为变更后的请求与本诉具有事实上的牵连关系，通常会予以准许，并可能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这种方式更为高效，免去了另行起诉的讼累。 四、 时效破局：前诉行为如何影响后诉时效？ 被告B在不当得利之诉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认为从2016年付款至2025年起诉已远超三年。然而，该抗辩未被法院采纳。这涉及不当得利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的特殊性以及诉讼时效中断规则的适用。 首先，根据，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关键在于对“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理解。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受损方通常自给付时即知晓财产变动，但未必立即知晓“该给付缺乏法律根据”。本案中，A公司一直认为该款项是借款，直至2025年第一次借贷诉讼开庭时，因B当庭彻底否认借贷合意，A公司才“应当知道”该笔款项可能缺乏有效的法律原因，其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自此方才具备明确的行使条件。因此，时效从此时起算更为合理。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诉讼时效的中断。A公司于2025年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行为，构成规定的“权利人提起诉讼”这一时效中断法定事由。尽管该案最终撤诉，但起诉行为本身是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公然表现，产生中断时效的法律效力。时效期间应自该次诉讼程序终结（即裁定准许撤诉）时重新计算。因此，A公司在撤诉后不久即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显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法院的这一认定，为当事人在不同诉由间转换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时间保障。 五、 实务启示：给代理律师的策略建议 1.起诉前精准评估：在接受委托时，应全面审查证据。若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薄弱（如仅有转账凭证，无借条、缺乏能印证借贷的聊天记录等），而对方又极可能否认时，应审慎选择以借贷立案。可考虑直接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或做好后续变更诉请的准备。 2.庭审中敏锐应变：在借贷案件庭审中，密切关注被告的答辩和质证意见。一旦被告的核心抗辩直接否认借贷合意，且我方无有力证据反驳时，应即刻评估败诉风险。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及时向法庭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不当得利，是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程序手段。 3.证据组织重心转移：提起或变更为不当得利之诉后，举证重心应从“证明存在合意”转向“促使法庭形成被告获益‘无法律根据’的内心确信”。证据组织应围绕两点：一是牢固建立“被告获益、原告受损”的基础事实（转账记录）；二是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通过有效发问和论证，逐一排除被告可能提出的其他收款理由（如买卖、赠与等），将案件事实锁定在“给付原因不明”的状态。 4.善用时效中断规则：即便第一次诉讼未获支持，也不必过于担心时效问题。无论是借贷之诉还是不当得利之诉，只要原告提起了诉讼，即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为后续调整诉讼策略留出了充足的法律空间。 结   语 本案的启示在于，诉讼绝非一成不变的僵化过程。当预设的法律关系之路出现阻碍时，深刻理解不同法律制度的构成要件与程序规则，灵活运用变更诉讼请求或另案起诉的程序权利，能够为当事人开辟新的维权路径。从民间借贷到不当得利，不仅是诉讼名称的更改，更是代理律师法律思维与诉讼策略从“证明存在某种关系”向“证明缺乏合法依据”的精准切换。这种切换能力，正是复杂民商事诉讼中律师专业价值的核心体现。

前 言 在涉及款项支付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常因证据不足或法律关系认识偏差，面临诉讼请求不被支持的风险。其中，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却因无法证明“借贷合意”而陷入困境的情形尤为常见。当此之时，是偃旗息鼓，还是另辟蹊径？近期一则由笔者所在宁人（灵武）律师事务所团队经办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相关信息已做处理）完整展现了诉讼策略的灵活转换过程：原告在民间借贷之诉遇阻后，及时调整方向，转而以不当得利为由另案起诉，最终获得法院支持。本文将结合该案，深入剖析当基础法律关系不成立时，当事人可采取的程序应对与实体主张，并对实务中探讨的“备位诉讼”可能性进行辨析，以期为法律同仁提供参考。 一、 案情回溯：从“借贷被否”到“不当得利获偿” 原告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与其姐姐被告B关系密切。A公司诉称，2016年3月，B因资金周转通过张某向A公司提出借款请求，A公司遂向B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相关单据上注明“借款”。张某去世后，A公司多次催讨未果，遂于2025年以民间借贷纠纷将B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剩余本金95万元及利息。 庭审中，被告B的答辩直指借贷关系的核心构成要件。其坚称：对涉案转账毫不知情，从未与A公司协商过借款事宜；其银行账户仅被用作“走账”通道，款项到账后已由被告B的儿子取走；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的合意。面对被告对“借贷合意”的彻底否认，以及其当庭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针对借款单签名），原告A公司经权衡，于庭审后申请撤诉。 然而，撤诉并非终点。A公司迅速调整诉讼策略，于一个月后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新的案由，就同一笔100万元款项再次提起诉讼。A公司主张，既然B否认该款项系借款，又未能说明其收取100万元的任何其他合法依据，则其获利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在第二次诉讼中，法院经审理认为：B的银行账户确已收到A公司支付的100万元，B因此获利而A公司受损的事实清楚。关键在于B取得该利益是否有法律根据。B在案件中仅否认借贷关系，但并未就“为何能够合法取得该100万元”提供任何合同依据或其他法律上的原因。法院据此认定，B取得的10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判决B向A公司返还10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A公司的合法权益通过转换诉讼路径得以维护。 二、 法理探析：为何“借贷不成立”可为“不当得利”铺路？ 本案转换成功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了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两种法律关系在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上的区别与联系。 1.民间借贷：重“合意”，举证责任在原告。 根据、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仅需要出借人完成款项交付，更需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在诉讼中，根据、的精神，以及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原告，必须对“借贷合意”这一核心法律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原告仅有转账凭证，而被告提出合理抗辩（如否认合意、主张系其他债务等），则原告仍需进一步补强证据，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本案第一次诉讼的困境即源于此。 2.不当得利：核“无因”，举证责任可发生转换。 根据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因此受到损失；获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其中，“没有法律根据”是核心要件。在因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中（如本案的转账行为），受损方（原告）通常需要对“缺乏给付的法律原因”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然而，这种举证并非要求原告证明“所有可能的法律原因均不存在”，而是使其陷入“给付原因不明”的状态。 本案的巧妙之处在于，被告B在第一次诉讼中彻底否认“借贷关系”这一最可能的给付原因，其抗辩行为本身，实质上帮助原告A公司动摇了“该笔转账存在借贷这一法律根据”的初步推定。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换，被告B需要就其取得100万元款项提出其他具体的、合法的依据（如买卖、赠与、委托付款、清偿其他债务等）并加以证明。而B仅陈述款项被他人取走，这属于对其获利后的处分，并不能构成其当初“取得”利益的法律根据。当被告无法就其获益提供任何合法理由时，法院即可认定“没有法律根据”的要件成就。 三、 程序抉择：为何“备位诉讼”之路不通，而“另诉”或“变更请求”可行？ 面对可能败诉的风险，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可能会设想：能否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或先后主张“要求返还借款，若不能支持则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这种“备位诉讼”或“预备合并之诉”的构想，在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实务中通常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核心原因在于诉讼请求必须“具体、明确”。根据的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谓“具体”，意味着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应当是单一的、确定的。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是两种性质不同、构成要件互斥的法律关系。前者以存在合意为前提，后者以不存在合法原因为核心。若允许当事人在一个诉中同时或备位主张，将导致诉讼标的模糊，法官无法确定审理的核心法律关系，违背了诉讼请求明确性的基本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此类主张通常予以驳回，或要求原告必须作出明确选择。 正确的程序路径有二： 其一，另案起诉。正如本案所示，在前诉（借贷）因证据问题撤诉或败诉后，针对同一笔款项，以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另行提起诉讼。只要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前诉的诉讼行为（如起诉、开庭）还可能产生中断后诉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下文详述）。 其二，适时变更诉讼请求。根据及，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可以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若在借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过法庭调查已明确感知“借贷合意”证据不足，原告可在辩论终结前主动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返还不当得利”。法院经审查认为变更后的请求与本诉具有事实上的牵连关系，通常会予以准许，并可能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这种方式更为高效，免去了另行起诉的讼累。 四、 时效破局：前诉行为如何影响后诉时效？ 被告B在不当得利之诉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认为从2016年付款至2025年起诉已远超三年。然而，该抗辩未被法院采纳。这涉及不当得利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的特殊性以及诉讼时效中断规则的适用。 首先，根据，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关键在于对“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理解。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受损方通常自给付时即知晓财产变动，但未必立即知晓“该给付缺乏法律根据”。本案中，A公司一直认为该款项是借款，直至2025年第一次借贷诉讼开庭时，因B当庭彻底否认借贷合意，A公司才“应当知道”该笔款项可能缺乏有效的法律原因，其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自此方才具备明确的行使条件。因此，时效从此时起算更为合理。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诉讼时效的中断。A公司于2025年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行为，构成规定的“权利人提起诉讼”这一时效中断法定事由。尽管该案最终撤诉，但起诉行为本身是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公然表现，产生中断时效的法律效力。时效期间应自该次诉讼程序终结（即裁定准许撤诉）时重新计算。因此，A公司在撤诉后不久即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显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法院的这一认定，为当事人在不同诉由间转换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时间保障。 五、 实务启示：给代理律师的策略建议 1.起诉前精准评估：在接受委托时，应全面审查证据。若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薄弱（如仅有转账凭证，无借条、缺乏能印证借贷的聊天记录等），而对方又极可能否认时，应审慎选择以借贷立案。可考虑直接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或做好后续变更诉请的准备。 2.庭审中敏锐应变：在借贷案件庭审中，密切关注被告的答辩和质证意见。一旦被告的核心抗辩直接否认借贷合意，且我方无有力证据反驳时，应即刻评估败诉风险。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及时向法庭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不当得利，是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程序手段。 3.证据组织重心转移：提起或变更为不当得利之诉后，举证重心应从“证明存在合意”转向“促使法庭形成被告获益‘无法律根据’的内心确信”。证据组织应围绕两点：一是牢固建立“被告获益、原告受损”的基础事实（转账记录）；二是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通过有效发问和论证，逐一排除被告可能提出的其他收款理由（如买卖、赠与等），将案件事实锁定在“给付原因不明”的状态。 4.善用时效中断规则：即便第一次诉讼未获支持，也不必过于担心时效问题。无论是借贷之诉还是不当得利之诉，只要原告提起了诉讼，即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为后续调整诉讼策略留出了充足的法律空间。 结   语 本案的启示在于，诉讼绝非一成不变的僵化过程。当预设的法律关系之路出现阻碍时，深刻理解不同法律制度的构成要件与程序规则，灵活运用变更诉讼请求或另案起诉的程序权利，能够为当事人开辟新的维权路径。从民间借贷到不当得利，不仅是诉讼名称的更改，更是代理律师法律思维与诉讼策略从“证明存在某种关系”向“证明缺乏合法依据”的精准切换。这种切换能力，正是复杂民商事诉讼中律师专业价值的核心体现。

前 言 在涉及款项支付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常因证据不足或法律关系认识偏差，面临诉讼请求不被支持的风险。其中，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却因无法证明“借贷合意”而陷入困境的情形尤为常见。当此之时，是偃旗息鼓，还是另辟蹊径？近期一则由笔者所在宁人（灵武）律师事务所团队经办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相关信息已做处理）完整展现了诉讼策略的灵活转换过程：原告在民间借贷之诉遇阻后，及时调整方向，转而以不当得利为由另案起诉，最终获得法院支持。本文将结合该案，深入剖析当基础法律关系不成立时，当事人可采取的程序应对与实体主张，并对实务中探讨的“备位诉讼”可能性进行辨析，以期为法律同仁提供参考。 一、 案情回溯：从“借贷被否”到“不当得利获偿” 原告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与其姐姐被告B关系密切。A公司诉称，2016年3月，B因资金周转通过张某向A公司提出借款请求，A公司遂向B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相关单据上注明“借款”。张某去世后，A公司多次催讨未果，遂于2025年以民间借贷纠纷将B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剩余本金95万元及利息。 庭审中，被告B的答辩直指借贷关系的核心构成要件。其坚称：对涉案转账毫不知情，从未与A公司协商过借款事宜；其银行账户仅被用作“走账”通道，款项到账后已由被告B的儿子取走；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的合意。面对被告对“借贷合意”的彻底否认，以及其当庭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针对借款单签名），原告A公司经权衡，于庭审后申请撤诉。 然而，撤诉并非终点。A公司迅速调整诉讼策略，于一个月后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新的案由，就同一笔100万元款项再次提起诉讼。A公司主张，既然B否认该款项系借款，又未能说明其收取100万元的任何其他合法依据，则其获利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在第二次诉讼中，法院经审理认为：B的银行账户确已收到A公司支付的100万元，B因此获利而A公司受损的事实清楚。关键在于B取得该利益是否有法律根据。B在案件中仅否认借贷关系，但并未就“为何能够合法取得该100万元”提供任何合同依据或其他法律上的原因。法院据此认定，B取得的100万元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判决B向A公司返还100万元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A公司的合法权益通过转换诉讼路径得以维护。 二、 法理探析：为何“借贷不成立”可为“不当得利”铺路？ 本案转换成功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了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两种法律关系在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上的区别与联系。 1.民间借贷：重“合意”，举证责任在原告。 根据、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仅需要出借人完成款项交付，更需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在诉讼中，根据、的精神，以及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原告，必须对“借贷合意”这一核心法律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若原告仅有转账凭证，而被告提出合理抗辩（如否认合意、主张系其他债务等），则原告仍需进一步补强证据，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本案第一次诉讼的困境即源于此。 2.不当得利：核“无因”，举证责任可发生转换。 根据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因此受到损失；获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其中，“没有法律根据”是核心要件。在因给付行为产生的不当得利中（如本案的转账行为），受损方（原告）通常需要对“缺乏给付的法律原因”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然而，这种举证并非要求原告证明“所有可能的法律原因均不存在”，而是使其陷入“给付原因不明”的状态。 本案的巧妙之处在于，被告B在第一次诉讼中彻底否认“借贷关系”这一最可能的给付原因，其抗辩行为本身，实质上帮助原告A公司动摇了“该笔转账存在借贷这一法律根据”的初步推定。此时，举证责任发生转换，被告B需要就其取得100万元款项提出其他具体的、合法的依据（如买卖、赠与、委托付款、清偿其他债务等）并加以证明。而B仅陈述款项被他人取走，这属于对其获利后的处分，并不能构成其当初“取得”利益的法律根据。当被告无法就其获益提供任何合法理由时，法院即可认定“没有法律根据”的要件成就。 三、 程序抉择：为何“备位诉讼”之路不通，而“另诉”或“变更请求”可行？ 面对可能败诉的风险，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可能会设想：能否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或先后主张“要求返还借款，若不能支持则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这种“备位诉讼”或“预备合并之诉”的构想，在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实务中通常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核心原因在于诉讼请求必须“具体、明确”。根据的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所谓“具体”，意味着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应当是单一的、确定的。民间借贷与不当得利是两种性质不同、构成要件互斥的法律关系。前者以存在合意为前提，后者以不存在合法原因为核心。若允许当事人在一个诉中同时或备位主张，将导致诉讼标的模糊，法官无法确定审理的核心法律关系，违背了诉讼请求明确性的基本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此类主张通常予以驳回，或要求原告必须作出明确选择。 正确的程序路径有二： 其一，另案起诉。正如本案所示，在前诉（借贷）因证据问题撤诉或败诉后，针对同一笔款项，以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另行提起诉讼。只要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前诉的诉讼行为（如起诉、开庭）还可能产生中断后诉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下文详述）。 其二，适时变更诉讼请求。根据及，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可以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若在借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过法庭调查已明确感知“借贷合意”证据不足，原告可在辩论终结前主动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返还不当得利”。法院经审查认为变更后的请求与本诉具有事实上的牵连关系，通常会予以准许，并可能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这种方式更为高效，免去了另行起诉的讼累。 四、 时效破局：前诉行为如何影响后诉时效？ 被告B在不当得利之诉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认为从2016年付款至2025年起诉已远超三年。然而，该抗辩未被法院采纳。这涉及不当得利请求权诉讼时效起算的特殊性以及诉讼时效中断规则的适用。 首先，根据，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关键在于对“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的理解。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受损方通常自给付时即知晓财产变动，但未必立即知晓“该给付缺乏法律根据”。本案中，A公司一直认为该款项是借款，直至2025年第一次借贷诉讼开庭时，因B当庭彻底否认借贷合意，A公司才“应当知道”该笔款项可能缺乏有效的法律原因，其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自此方才具备明确的行使条件。因此，时效从此时起算更为合理。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诉讼时效的中断。A公司于2025年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行为，构成规定的“权利人提起诉讼”这一时效中断法定事由。尽管该案最终撤诉，但起诉行为本身是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公然表现，产生中断时效的法律效力。时效期间应自该次诉讼程序终结（即裁定准许撤诉）时重新计算。因此，A公司在撤诉后不久即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显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法院的这一认定，为当事人在不同诉由间转换策略提供了有力的时间保障。 五、 实务启示：给代理律师的策略建议 1.起诉前精准评估：在接受委托时，应全面审查证据。若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薄弱（如仅有转账凭证，无借条、缺乏能印证借贷的聊天记录等），而对方又极可能否认时，应审慎选择以借贷立案。可考虑直接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或做好后续变更诉请的准备。 2.庭审中敏锐应变：在借贷案件庭审中，密切关注被告的答辩和质证意见。一旦被告的核心抗辩直接否认借贷合意，且我方无有力证据反驳时，应即刻评估败诉风险。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及时向法庭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不当得利，是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程序手段。 3.证据组织重心转移：提起或变更为不当得利之诉后，举证重心应从“证明存在合意”转向“促使法庭形成被告获益‘无法律根据’的内心确信”。证据组织应围绕两点：一是牢固建立“被告获益、原告受损”的基础事实（转账记录）；二是在法庭调查和辩论中，通过有效发问和论证，逐一排除被告可能提出的其他收款理由（如买卖、赠与等），将案件事实锁定在“给付原因不明”的状态。 4.善用时效中断规则：即便第一次诉讼未获支持，也不必过于担心时效问题。无论是借贷之诉还是不当得利之诉，只要原告提起了诉讼，即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为后续调整诉讼策略留出了充足的法律空间。 结   语 本案的启示在于，诉讼绝非一成不变的僵化过程。当预设的法律关系之路出现阻碍时，深刻理解不同法律制度的构成要件与程序规则，灵活运用变更诉讼请求或另案起诉的程序权利，能够为当事人开辟新的维权路径。从民间借贷到不当得利，不仅是诉讼名称的更改，更是代理律师法律思维与诉讼策略从“证明存在某种关系”向“证明缺乏合法依据”的精准切换。这种切换能力，正是复杂民商事诉讼中律师专业价值的核心体现。

鲁法案例【2026】009 案情简介 2023年3月20日，杜某因经营周转需要，向徐某借款60万元，赵某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二人共同出具借条一张交由徐某持有。经查明，徐某出借的60万元资金均来源于银行贷款。借款到期后，杜某和赵某均未偿还借款。 徐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杜某偿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并由赵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保证人赵某是否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案涉借款系原告徐某通过银行贷款出借，并非其自有资金，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故徐某与杜某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借款人杜某虽与徐某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但仍应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借款60万元。 关于保证人赵某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因徐某与杜某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故保证合同亦属无效。徐某未举证证明赵某对合同无效具有过错，故赵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杜某偿还原告徐某借款6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被告赵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后，徐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借款合同无效后，作为合同担保人的第三人是否应承担责任？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据此，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应区分两种情形来认定担保人的赔偿责任：一是当担保人无过错时，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当担保人具有过错时，应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审理此类案件时，要重点结合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担保人各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判定各方对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担保人全程参与了借贷过程，且明知债权人以非法放贷为职业，或明知债权人资金来源为金融机构贷款等导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仍对借款提供担保，那么担保人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对借款承担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连带赔偿责任。反之，如担保人对导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不知情，不存在过错，则担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王鹏与赵刚是老乡。因赵刚向王鹏借款，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收据，后赵刚未按时还款，又出具了还款承诺。但还款期限届满后，赵刚仍未归还借款，故王鹏诉至法院。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赵刚向王鹏偿还16万元本金并支付利息。 案 情 简 介 原告王鹏诉称，赵刚曾挂靠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从事工程施工，并在经营过程中多次向其借款用于工程开支。2020年，赵刚再次向其借款，其汇款16万元。后赵刚又向其借款，其支付了4万元现金。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出借金额为20万元。赵刚出具了借据，此后又出具了还款承诺。到期后，赵刚仍未归还借款，故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赵刚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利息。 赵刚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状及证据材料。 法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本案中，结合王鹏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据、还款承诺及转账凭证，可以认定王鹏与赵刚就案涉16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但就王鹏主张的4万元现金部分，除借款合同、借据、还款承诺外，王鹏并未提交其他能够证明该4万元现金已实际交付赵刚的凭证，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部分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王鹏可以提交新证据后另行主张。法院最终判决赵刚偿还王鹏16万元本金并支付利息。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 说 法 近年来，电子支付凭借其便捷、快速的优势已经逐渐普及。但是，在民间借贷实践中，现金出借因交易习惯、无需依赖金融支付工具等特点，仍被部分市场主体广泛采用，尤其在熟人之间、小额借贷场景中更为常见。然而，相较于银行转账、电子支付等可追溯的交付方式，现金出借缺乏资金流向凭证，容易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即，民间借贷案件中，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需同时满足“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款项已实际交付”这两个核心要件。司法实践中，以现金方式出借款项的出借人通常认为双方已签署借条、收据等书面凭证，足以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故而忽略了其他相应证据的保存。在借款人未到庭或到庭后抗辩款项未实际收到的情况下，出借人便会因无其他款项交付证据与书面借据相互印证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对于存在现金交付情形的民间借贷案件，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一般着重审查款项的交付方式、交付时间、交付地点、交付双方、是否有证人在场等方面。对于金额较大的现金交付而言，可能还会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是否具备出借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借款经过的事实描述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或者明显漏洞等。因此，当出借人选择以现金方式交付款项时，务必留存取现记录、照片、视频、微信聊天记录等相应证据，使之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条。 因此，法官提醒，民间借贷案件中，通过银行转账等电子支付方式能够更加便利地保留相应证据，若遇到必须使用现金进行交付的情形时，也要记得保留相关的照片、录像等音视频材料，必要时可在事后通过微信聊天等方式进行再次确认，以避免因证据缺失而影响诉讼结果。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 钟新宇 编辑/ 姜欣雨

车主卫先生将摩托车出借给无驾驶资格证的林先生，林先生驾车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张海发生交通事故，二人车辆损坏，张海受伤。经公安机关交管部门认定，林先生为全部责任，张海无责。事发时，林先生驾驶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后张海将林先生及卫先生诉至法院。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司机林先生、车主卫先生连带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2.1万余元。  案 情 简 介  原告张海诉称，其骑电动车与驾驶摩托车的林先生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其受伤，林先生全责，其无责。责任认定书同时载明林先生所驾驶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后，其因伤接受治疗，并因事故产生多项损失。卫先生作为林先生所驾驶摩托车的所有人，未对车辆投保交强险且将车辆借给没有有效驾驶证的林先生使用，故要求林先生与卫先生连带赔偿电动车损失2000元、医疗费18053.8元、误工费6000元、护理费1400元、营养费700元。 被告林先生、卫先生共同辩称，对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结果认可，同意对张海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意赔偿张海主张损失中的合理部分，但对于不合理部分不同意赔偿。  法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林先生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北向南行驶，张海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林先生的车右前部与张海的车左前部接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接触部位损坏，林先生、张海受伤。此次事故经北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林先生有“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或者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第九条第十二项“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过错行为，有“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张海为无责。该责任认定书同时载明林先生所驾驶的涉案车辆未投保交强险，林先生未取得驾驶资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林先生驾驶机动车与张海发生交通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林先生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卫先生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将车辆交由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林先生驾驶，存在过错，且卫先生未依法为车辆投保交强险，故张海的合理合法损失，由林先生和卫先生承担连带责任。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现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 说 法  一、未依法为机动车投保交强险的责任承担问题 （2020年修正）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交强险是车辆所有人、管理人的法定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当其未依法对机动车投保交强险时，便随之产生了车辆所有人、管理人责任。 因交强险具有不区分责任先予赔付之特点，即无论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对事故发生有责任，保险人都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被侵权人，从而保障了被侵权人在事故事实及责任认定明确的前提下优先获得最基础救济的权利。若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未履行该项投保义务，便从实质上剥夺了被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优先获赔偿的权利，为弥补此情形下被侵权人的损失，应由投保义务人与驾驶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将机动车出借给无驾驶资格者使用的责任承担问题 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驾驶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判断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将车辆出借给无驾驶资格者使用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须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过错。 对此，在第一条规定中给出明确指引，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可见，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出借机动车时，应对驾驶人是否具备驾驶资格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和注意义务。 实践中，部分车主在出借车辆时，明知或应知对方存在无驾驶资格证，或驾驶资格证已被吊销、暂扣，或驾驶资格证中的准驾车型与出借车辆不符的情形，仍将其车辆出借对方使用，该行为便构成法律规定中的过错情形，对此，应结合车主的过错程度及其过错行为与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最终确定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三、聚合情形下的车主责任承担问题 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及法律意识，部分车主可能触及不止一个过错情形，本案所涉情形就是一个典型体现，车主既未依法为机动车投保交强险，又将车辆出借给无驾驶资格的人员使用，此类情形毫无疑问地将导致产生车主责任。 车主出借未投保机动车给无驾驶资格者使用时，作为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车主应承担因未投保交强险而产生相应赔偿责任；作为有过错的机动车出借人，对于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的部分，车主亦应依据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另外，如车主明确同意与驾驶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意思表示是其基于意思自治而对自身权利义务进行的处分，对此不持异议。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对于广大的车主来说，一方面，投保交强险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审慎审查使用人的驾驶资格是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未投保交强险”与“将车辆出借无证驾驶人”看似是两个独立的行为，一旦结合，将极大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及道路交通安全，车主不但要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还要对超出部分根据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在此，提醒广大车主朋友，车主对车辆的管理行为绝非简单的个人自由，而是一项关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乃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开车借车需谨慎，为车辆投保交强保是法定义务，出借车辆时应尽审慎审查义务，务必时时秉持风险防控意识，为大家共同的道路交通安全承担起自身的应有之责。

讨要“赌债”不成，起诉至法院要求归还“借款”。近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以民间借贷为由的案件，经审查，案件背后的赌债真相浮出水面，最终，法院给出明确答案：因赌博产生的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案件回顾：“借款”疑云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张某返还其借款1.5万元，并提供了其与张某之间的电话录音。录音中，张某自认欠李某借款1万元，并在通话过程中承诺会想办法尽快向李某还款。张某一审时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承办法官庭后对其询问，张某虽认可该录音确系其与李某之间的通话，但抗辩称电话录音是在胁迫情况下形成，故不认可通话内容。一审判决张某返还借款1万元，张某不服判决，向石嘴山中院提起上诉。 石嘴山中院经审理查明，李某多次为张某等人提供赌博场所，并抽取“份子钱”，提供兑换现金、跑腿服务。案涉款项系李某明知张某用于赌博的情况下提供给张某的赌资。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涉案款项用于非法活动，法院应否支持返还款项？ 法院：涉赌债务不受保护！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李某在明知张某借款用于赌博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资金，且为张某等人提供赌博场所，帮助兑换现金，客观上为张某参与赌博提供了条件，促进了赌博行为的发生，该资金在李某向张某提供之时已经属于赌资。赌博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李某向张某提供用于赌博资金的行为，依法不受法律保护，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李某通过诉讼主张返还案涉款项，如果给予司法保护，也将纵容赌博恶习，将会鼓励和助长此类不良风气和违法行为，与司法价值功能相悖。 法官提示 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赌资即属于典型的非法债务，自始无效。实践中，以下情形需格外注意： 1.出借人事先明知或应知借款人借款用于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仍提供资金的，借贷合同一律无效； 2.出借人自身参与赌博，甚至与借款人合资赌博并提供资金的，其行为不仅助长了赌博恶习，更加重了行为违法性。 赌博不仅会引发家庭矛盾、滋生社会纠纷，更会触碰法律红线。在此，呼吁广大群众自觉远离各类赌博活动，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局，更不能试图通过虚构借贷关系将赌债“合法化”；也切勿为赌债提供担保、见证等行为，避免因关联非法债务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关联法条 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编者按 案例是司法实践最鲜活的注脚‌。从农民工工资追讨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从邻里纠纷化解到新型业态争议，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公正办好每一起民生案，突出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普法增强社会法治意识，切实用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庆法院融媒体中心特开设《法官解案》栏目，通过法官视角还原案件审理中的关键抉择：当法律遇见人情，当规则面对变局，法官如何在法理与情理的交汇处寻找平衡？我们将呈现那些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思考——或许是证据链的反复推敲，或许是定分止争的破局智慧，更可能是判决落笔时对社会价值的深远考量。让我们携手以案例为笔，共同答好公平正义这道永恒题。 本期聚焦  本期案例为重庆某小贷公司诉重庆某置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例明确金融机构不得以设立关联主体、拆分费用名目等方式规避监管，变相收取高额利息，为规范小额贷款业务、保护借款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指引，充分彰显司法对金融市场乱象的规制作用与护航实体经济的司法担当。该案例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4-18-2-103-002）。 2012年11月23日，某置业公司（借款人）与某小贷公司（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300万元，月利率为15‰。同日，某置业公司与某信息咨询服务部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某置业公司邀请某信息咨询服务部协助其公司办理贷款业务，提供贷款基本资料、贷款抵押品估价等咨询服务，其公司融资成功后，在贷款期内向某信息咨询服务部缴纳服务费总额78万元，超过贷款期限的，以贷款金额为标的，每月按20‰收取咨询服务费。同日，某小贷公司向某置业公司支付1300万元，某置业公司当即向某信息咨询服务部负责人支付咨询服务费45.5万元。2015年6月24日，因某置业公司未按期还本付息，且该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某小贷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某小贷公司对某置业公司享有破产债权1300万元及利息。该案经过一审判决、执行，于2020年12月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再审生效裁判认为，当事人履行合同不得扰乱金融监管秩序。某信息咨询服务部系某小贷公司设立，某信息咨询服务部负责人同时是某小贷公司出纳，其收到咨询服务费后最终将钱款转入某小贷公司账户，某小贷公司做账时将每月收取的钱款分别做成利息与咨询费，实际年利率达到42%，损害借款人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法院依法确认某小贷公司对某置业公司享有破产债权1254.50万元及利息。 承办人/解读人  肖菊华，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 在金融借贷纠纷中，如何平衡合同自由与金融监管、保护借款人合法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是司法裁判的关键命题。随着小额贷款行业的发展，部分机构通过关联交易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的现象日益凸显，此类行为不仅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更对金融监管秩序构成挑战。在借款合同中，预先扣除利息俗称抽头，是指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时，按照借款利率事先在提供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本案聚焦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关联公司收取咨询服务费的行为定性，通过穿透式司法审查明确裁判规则，对规范金融市场交易具有重大意义。 预扣利息禁止规则的适用困境 我国法律对预扣利息的禁止性规定具有明确价值导向，旨在遏制出借人通过形式创新获取非法高息，维护借贷市场实质公平。（现）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禁止预扣利息，应当按实际借款额认定本金并计息，进一步重申该规则。从规范逻辑看，无论以何种名义或形式，只要行为本质属于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就应否定其效力。然而，实践中预扣利息的形式呈现隐蔽化、复杂化特征，如本案中通过关联公司收取“咨询服务费”模式，如何区分“合法服务收费”与“变相预扣利息”便成为难点。有观点认为，若当事人自愿签订服务协议且费用收取符合市场惯例，应尊重意思自治。此类观点忽视了借贷关系中双方地位的实质不平等，借款人往往因融资弱势被迫接受“服务协议”，而所谓“服务”可能并无实际履行或与融资无实质关联，本案中，某小贷公司通过设立关联信息咨询服务部，将利息拆分为“利息+咨询费”，表面上符合“自愿签订协议”的形式要件，实为利用在放贷业务中的优势地位变相收取高息。因此有学者指出，金融领域的格式合同及关联交易常成为掩盖高息的工具，司法需突破形式合法性审查，关注交易实质公平。 主体关联与资金闭环的双重审查 关联交易的穿透式审查是认定变相预扣利息的关键路径。在类似案例中，法院常以关联方缺乏独立意思表示、服务内容与融资无实质关联等为由，否定服务协议的独立性，即当关联方的人员、业务、财务高度混同，且交易目的偏离市场合理商业逻辑时，应推定其构成利益共同体，否定交易形式合法性。本案中，法院通过两个维度揭示关联交易的实质：其一，主体关联。某信息咨询服务部由某小贷公司设立，某信息咨询服务部负责人与某小贷公司出纳为同一人；其二，资金闭环。咨询服务费最终流入某小贷公司账户，形成“出借资金→收取服务费→资金回流”的完整链条。此类关联交易的核心特征在于，关联方与出借人利益高度一致，所谓的“服务费”实为利息拆分的通道。某小贷公司将利息拆分为“利息（15‰）+咨询费（20‰）”，使实际年利率达42%，远超法定利率上限，这种通过关联交易规避利率管制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变相收取利息。法院结合交易背景、主体关系及资金流向综合认定，将咨询服务费认定为预扣利息，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司法原则。 从个案审查到类案延伸 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类似“以咨询费、管理费等名义变相高息”的争议可能还会出现。前述审查框架通过主体关联揭示利益纽带、以资金闭环锁定交易实质、凭服务真实性剥离合法外衣，可为同类案件提供参考。一是主体关联性审查，需通过股权结构、人员任职、业务往来等证据，综合认定关联方与出借人是否构成利益共同体，例如关联方由出借人设立、双方存在人员交叉任职或业务高度混同情形时，可推定其利益具有一致性。二是资金实质性审查，应聚焦服务费的实际流向，若资金通过关联方账户最终回流至出借人账户，且与借款本金、利息的金额及时间存在对应关系，可推定该服务费与利息具有同质性，本质上属于变相预扣利息。三是服务真实性审查，需由服务提供方就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成本等承担举证责任，若其无法证明提供了符合合同约定或行业惯例的实质性服务的，应认定该费用为预扣利息的隐蔽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服务费”的合理性审查，司法需避免过度干预市场自治。例如，若服务方确实提供了贷前调查、抵押评估等实质性服务，且费用标准符合行业惯例的，可认可其合法性。 本案以关联交易穿透审查为切入点，揭示了金融借贷纠纷中形式合法与实质违法的冲突，展现了司法在平衡合同自由与金融安全、保护弱势主体与规范市场秩序中的保障作用。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机关需继续发挥对“阴阳合同”“变相高息”等违规行为的规制作用，推动金融市场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封面新闻 鲁法案例【2025】432 ■沂南法院：债务人破产后，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还能继续计算吗？ 2024年3月11日，乙公司向甲公司银行账户转账50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自2024年3月11日起至2025年3月10日止，年利率为10%。2025年1月8日，甲公司因资不抵债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乙公司知悉后，于2025年1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甲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合同约定的全部利息。2025年1月13日，法院裁定受理甲公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甲公司辩称，案涉债务应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2025年1月13日）起停止计息，超出部分不应由其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甲公司欠乙公司借款500万元，有《借款合同》及银行转账记录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对乙公司要求偿还本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利息应计算至何时。根据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此，案涉借款的利息应计算至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即2025年1月13日。原定借款期限内尚未届满的2个月，不再计息。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甲公司偿还原告乙公司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自2024年3月11日起至2025年1月13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驳回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强三优 ■青岛中院：解锁“暑”于你的法治时光 “这个法庭不太一样，审判台是圆形的……”圆桌法庭里，一名参加暑期普法活动的小学生说道。8月，由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审庭、工会、法警支队联合举办的“少年先锋并肩行 携手普法1+N”活动如期启动，近500名学生和家长“打卡”法院，开启属于他们的夏日法治之旅。这既是青岛中院落实青岛市人大代表关于未成年人保护重点建议的具体行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 本次活动是青岛法院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反响。下一步，青岛中院将继续深化少年审判工作，延伸司法职能，积极凝聚各方力量，用法治阳光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平阴法院：走访企业问需求 司法助企“零距离” 为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8月26日，平阴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富建，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孟广军，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吉奎，办公室主任赵香一行深入辖区重点企业走访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问需等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司法需求，以司法服务的“温度”与“力度”，为企业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此次走访是平阴法院深化“司法护企·安商暖企”品牌建设的重要实践。通过面对面沟通，法院不仅精准掌握了企业司法需求，更打通了法企交流的“最后一公里”，为后续优化司法服务明确了方向。 下一步，平阴法院将继续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履职担当，始终与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同频共振，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为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提供坚实司法保障，为辖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法院力量！ ■威海经区法院：别样的“开学第一课”！青少年“模拟法庭”开庭啦！ 临近中小学生暑期开学之际，为进一步深化辖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增强中小学生法治观念与安全意识，8月26日，经区法院以“开学第一课”为载体，邀请锦宏社区70余名青少年走进“模拟法庭”，通过“沉浸式”角色扮演与专业法律指引，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司法程序、领悟法治精神，为青春筑牢法治基石。 这场零距离的司法实践，变“法庭”为“课堂”，将书本上的法律，化作可触摸的流程与角色，让抽象的法治精神具象化、生活化，有效提升了辖区青少年的法治素养。下一步，经区法院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法治教育，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法治课堂、法院开放日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以司法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鲁法案例 鲁法案例【2025】433 ■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职务行为的认定，必须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吗? 甲装修公司的王某通过熟人介绍与经营石材业务的李某相识，经协商双方达成业务合作，主要合作模式为王某向李某发送公司客户装修项目的地址及需求，李某根据其要求定制、送货。合作几个月后，2024年11月李某向王某发送清单并列明欠付款项，王某回复“收到，我给公司报一下”，但至今未向李某支付货款。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及王某向其支付欠付货款。庭审中，甲公司抗辩王某与甲公司之间为劳务承揽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王某采购物资一事与甲公司无关。经由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王某与甲公司的关系为：王某自2024年9月份为甲公司提供劳务，负责项目现场管理工作；王某工作至2024年11月份，之后未再继续工作。 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查明，王某自2024年9月份至11月份期间系为甲公司提供劳务、负责甲公司客户装修项目的现场管理工作，根据的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被告王某向原告李某订购石材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甲公司承受，原告李某主张被告王某个人承担支付义务于法无据，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