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为何维持判赔3000元
导 语 近日,笔者在内陆几个省份办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在庭后与法官沟通过程中,多个法官和笔者表达管辖地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无特别情况判赔数额将会在法定赔偿数额以下,甚至不排除部分案件判赔额在几千元(含合理开支)的情况。笔者进行案件检索时,发现确实不止许多内陆省份法院的判决金额低于法定赔偿最低限额,甚至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也有不少低于法定赔偿最低限额的判例。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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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近日,笔者在内陆几个省份办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在庭后与法官沟通过程中,多个法官和笔者表达管辖地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无特别情况判赔数额将会在法定赔偿数额以下,甚至不排除部分案件判赔额在几千元(含合理开支)的情况。笔者进行案件检索时,发现确实不止许多内陆省份法院的判决金额低于法定赔偿最低限额,甚至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也有不少低于法定赔偿最低限额的判例。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
股权投资通常是长期(至少在一年以上)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或长期的投资一个公司,以期达到控制被投资单位,或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为了与被投资单位建立密切关系,以分散经营风险的目的。随着企业股权投资业务的日趋复杂多样,如何判断投资方转让对被投资单位股权(股份)并终止确认,是实务中容易出现判断偏差的问题。本文将根据会计和税法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关于转让方就转让标的终止确认时点及计税基础认定,并从法律角
前言 2023年2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称“国家网信办”)2023年第2次室务会议审议通过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 (下称“《办法》”),随附《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下称“SCC”),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已经开展的个人信息出境活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个月(即2023年11月30日)内完成整改。 一、相关背景 2022年9月1日起实施的 《数
2023年5月3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编制了《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指南(第一版)》(下称“ 《指南》 ”),针对即将于2023年6月1日实施的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 (下称“ 《办法》 ”)所规定的标准合同(“ 标准合同 ”)的备案方式、备案流程、备案材料等具体要求作出了说明。本所目前正为多个境外客户提供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中国法服务,盼望已久的《指南》的出台,也可谓是及时雨一
2023年5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监总局”)发布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对已实施三年多的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并无结构性的重大调整,但仍颇具亮点(完整对比版请见文末附件)。我们特此对部分关心的内容速递寥寥薄见,与各位
前言 近年来,企业因违反公平竞争、反舞弊与反腐败、反垄断和反洗钱、环保标准、税务、招投标等相关监管要求,而受到监管机构严厉处罚的案例屡见不鲜。企业的不合规运营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巨额经济损失,还可能导致企业因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并波及到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在律师执业实践中,笔者发现仍有部分企业并未对企业刑事合规问题加以重视,更有甚者错失了刑事合规整改的自救之路。涉案企业刑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用、开具和抵扣通常属于财务人员的工作范围,一旦企业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企业的财务人员往往也会被追究责任。根据财务人员在虚开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实务中有不同的量刑标准。 一、因不存在犯罪行为、证据不足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 财务人员仅仅领取固定工资,虽然客观上为企业虚开提供了一些帮助如领取、开具发票、转账、申报纳税、抵扣等行为,但是主观上对企业接受虚开或者对外虚开不明
摘要 未遂犯与不能犯是一对紧密关联的概念,不可罚的不能犯概念的提倡使得其与未遂犯的区分成为疑难问题。具体危险说、修正的客观危险说等诸多观点都各有建树但存在缺憾。危险不是绝对客观的,获得清晰的衡量标准是一种学术虚妄,规范的危险概念要求考虑公众主观感受。事后判断极易否定行为危险性而过度扩大不能犯范围,应坚持事前判断。一般经验与科学的因果法则近于一体两面关系,应坚持以一般经验作为危险判断的根据。目前不宜
开具发票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时所负有的法定义务。按照一般商事交易习惯,为避免开具发票后无法回款的风险,收款方大多会在收到相应款项后再向付款方开具发票。但也有不少商事交易事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先开票、后付款,开票为付款的前提条件之一,那么此种约定是否有效,付款方能否以收款方未依约开具发票为由迟延付款? 【案例1】 观点:支付款项是合同主要义务,开
近期,业界对于供应链平台接入供应链票据平台后,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是否会被供应链票据所替代的探讨日益增加。本文主要就供应链票据与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与供应链票据是否具有共存的空间。 电子债权凭证,为核心企业作为债务人在供应链平台上对供应商签发的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债权凭证具有债权确认、可拆分多级转让、可融资、可持有到期的特点,凭证基于核心企业的信用与承诺可以实际达到

导 语 近日,笔者在内陆几个省份办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在庭后与法官沟通过程中,多个法官和笔者表达管辖地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无特别情况判赔数额将会在法定赔偿数额以下,甚至不排除部分案件判赔额在几千元(含合理开支)的情况。笔者进行案件检索时,发现确实不止许多内陆省份法院的判决金额低于法定赔偿最低限额,甚至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也有不少低于法定赔偿最低限额的判例。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法定赔偿判例占据90%以上的情况下,为何专利侵权案件判赔数额低于法定赔偿下限会呈常态化趋势,本文拟作梳理。 一、权利人损失及侵权人获利均低于法定赔偿下限,是突破法定赔偿下限判决的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
股权投资通常是长期(至少在一年以上)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或长期的投资一个公司,以期达到控制被投资单位,或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为了与被投资单位建立密切关系,以分散经营风险的目的。随着企业股权投资业务的日趋复杂多样,如何判断投资方转让对被投资单位股权(股份)并终止确认,是实务中容易出现判断偏差的问题。本文将根据会计和税法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关于转让方就转让标的终止确认时点及计税基础认定,并从法律角度提出几点建议,为转让方就股权(股份)转让终止确认及所得税处理相关事宜提供参考。 一、关于股权(股份)转让方转让时点的确认 (一)会计上终止确认时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抽样审阅了869家上市公司
前言 2023年2月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称“国家网信办”)2023年第2次室务会议审议通过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 (下称“《办法》”),随附《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下称“SCC”),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已经开展的个人信息出境活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个月(即2023年11月30日)内完成整改。 一、相关背景 2022年9月1日起实施的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规定了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并提出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具体要求。 2022年11月4日起实施的 《关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公告》 ,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实施规则。
2023年5月3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编制了《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指南(第一版)》(下称“ 《指南》 ”),针对即将于2023年6月1日实施的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 (下称“ 《办法》 ”)所规定的标准合同(“ 标准合同 ”)的备案方式、备案流程、备案材料等具体要求作出了说明。本所目前正为多个境外客户提供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中国法服务,盼望已久的《指南》的出台,也可谓是及时雨一场。本文旨在从实务角度出发,结合我们提供类似服务的经验,对《指南》的实操要点进行提示和分享。 一、哪些企业需要使用标准合同进行个人信息出境 与GDPR不同,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下个人信息出境的路径只
2023年5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监总局”)发布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对已实施三年多的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 此次修订并无结构性的重大调整,但仍颇具亮点(完整对比版请见文末附件)。我们特此对部分关心的内容速递寥寥薄见,与各位分享。 标注说明义务的更新 征求意见稿第5-10条与暂行办法的结构保持一致,集中对三品一械广告的相关标注说明义务进行规定。 “显著标明”内容的更新 征求意见稿第5-8条分别对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及
前言 近年来,企业因违反公平竞争、反舞弊与反腐败、反垄断和反洗钱、环保标准、税务、招投标等相关监管要求,而受到监管机构严厉处罚的案例屡见不鲜。企业的不合规运营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巨额经济损失,还可能导致企业因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并波及到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在律师执业实践中,笔者发现仍有部分企业并未对企业刑事合规问题加以重视,更有甚者错失了刑事合规整改的自救之路。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可在检察机关或者第三方组织的监督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合规计划,建立健全预防违法犯罪的合规管理体系,以求达到司法机关对涉案企业或个人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宽缓处理的结果,这一制度不仅是国家合规监管的大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用、开具和抵扣通常属于财务人员的工作范围,一旦企业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企业的财务人员往往也会被追究责任。根据财务人员在虚开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实务中有不同的量刑标准。 一、因不存在犯罪行为、证据不足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 财务人员仅仅领取固定工资,虽然客观上为企业虚开提供了一些帮助如领取、开具发票、转账、申报纳税、抵扣等行为,但是主观上对企业接受虚开或者对外虚开不明知,仅仅是听从企业领导的授意、指使行事,这种情况下很多财务人员只以为自己是正常的职务行为,根本意识不到正在实施犯罪行为。另一种情况是是财务人员对虚开行为主观上明知,但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
摘要 未遂犯与不能犯是一对紧密关联的概念,不可罚的不能犯概念的提倡使得其与未遂犯的区分成为疑难问题。具体危险说、修正的客观危险说等诸多观点都各有建树但存在缺憾。危险不是绝对客观的,获得清晰的衡量标准是一种学术虚妄,规范的危险概念要求考虑公众主观感受。事后判断极易否定行为危险性而过度扩大不能犯范围,应坚持事前判断。一般经验与科学的因果法则近于一体两面关系,应坚持以一般经验作为危险判断的根据。目前不宜过快扩大不能犯成立范围,应完善具体危险说以区分未遂犯与不能犯。 关键词:未遂犯;不能犯;危险;具体危险说 一、引言 未遂犯与不能犯是一对紧密关联的概念,未遂犯是指行为人根据其对行为的想法而着手实施构成
开具发票系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时所负有的法定义务。按照一般商事交易习惯,为避免开具发票后无法回款的风险,收款方大多会在收到相应款项后再向付款方开具发票。但也有不少商事交易事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先开票、后付款,开票为付款的前提条件之一,那么此种约定是否有效,付款方能否以收款方未依约开具发票为由迟延付款? 【案例1】 观点:支付款项是合同主要义务,开具发票仅是合同附随义务,两者之间并不构成对待给付,故付款方不得以对方未开具发票为由拒不付款。 简要案情: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复仇者联盟活动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策划、组织、实施复仇者联盟活
近期,业界对于供应链平台接入供应链票据平台后,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是否会被供应链票据所替代的探讨日益增加。本文主要就供应链票据与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与供应链票据是否具有共存的空间。 电子债权凭证,为核心企业作为债务人在供应链平台上对供应商签发的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债权凭证具有债权确认、可拆分多级转让、可融资、可持有到期的特点,凭证基于核心企业的信用与承诺可以实际达到“刚性兑付”的效果。电子债权凭证的创设不仅节约了核心企业的财务成本,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还为供应链平台的平台运营方、保理公司、金融机构等参与方提供新的收益来源,具有互惠共赢的效
问题的提出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在特定情形下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这一部分股票被称为限售股。在相关承诺条件已完成的情况下,受让人针对其在司法执行程序中取得的股票,有权要求上市公司配合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为对抗受让人的解禁请求,上市公司披露了此前未曾公开的隐藏承诺,该承诺中包含许多新增解禁的条件,受让人受让股票时并不知情。 此种隐藏承诺的效力足以约束该受让人? 简要回答 在 (2020)沪74民初3479号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与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皇氏集团”)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皇氏集团此次披露的隐藏承诺未曾公开并公告,违反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前言 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年度计划、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土地供应年度计划等,划定拟推进的片区做地范围。在划定做地范围后,即会指定做地主体,被指定为该片区的做地主体,在接受了做地的指令后,需要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笔者认为,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做地前的相关准备工作;二是配合政府实施征收补偿安置;三是最主要工作是实施“三通一平”或“七通一平”;四是将净地交给政府收储。 那么,做地主体在征收程序启动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Part 1、做地主体在征收程序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以广州做地相关政策为例,做地主体在征收程序启动前,主要工作依次为两方案一筹资,两方
2022年下半年,我国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以下简称“评估办法”)、《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V2.0》(以下简称“认证规范”)陆续生效,2023年6月1日,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 (以下简称“合同办法”)即将施行,确立了个人信息跨境传输三大机制的正式落地,也意味着我国在保护个人信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监管日趋严格。 因认证规范确定的信息出境需借助专业机构进行,且我国目前已获得认证资格的专业机构非常有限[1],本文仅从评估办法、合同办法中有关数据出境的途径选择、内容甄别、材料提供以及具体流程方面进行合规解读,以供参考。 一、需选择适合
在近期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中,笔者团队代理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起诉买受方要求支付货款。虽然出卖方已经履行交付、安装调试、培训等全部合同义务,且设备质保期已经届满,但买受人以合同约定的背靠背条款为由拒绝支付货款。 所谓背靠背条款,是指在合同中约定一方付款以第三方付款为前提的条款。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公布的《FIDIC土木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条件》第16.3条是典型的背靠背条款,该条款约定:“总承包人在发包人尚未支付工程款项,且该等结果不是总承包人行为或违约导致时,总承包人可以向分包人扣发或缓发。” 实践中,背靠背条款不仅见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广泛存在于买卖合同等其他类型的合同中。 1.争议 背靠背条款将
小编荐语 私募基金是直接融资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问题,相关民事纠纷呈增多趋势。四位法官的《私募基金纠纷的裁判逻辑与法律适用——基于上海法院2014-2020年案件审理情况分析》一文,分析了2014-2020年上海法院相关案件审理情况,指出了私募基金案件审理存在基金合同定性及效力认定难、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认定难等疑难点,讨论了纠纷背后的原因与审理思路,并提出了多维度防范化解私募基金纠纷的建议。今日推送该文,以飨诸君。 目录 一、2014-2020年上海法院涉私募基金案件情况 (一)案件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7-2019年期间快速增长 (二)纠纷主要为投资者诉基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