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海关行政复议的影响
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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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
在品牌知识产权维权实践中,很多企业常会遇到一种两难场景:面对体量微小、认知有限的个体商户侵权,严格依法追责容易陷入“大企业打压小微”的舆论争议,但若一味妥协退让,又会对自身商标权利和长期品牌资产造成隐形、持久的损伤:大量市场模仿出现而不维权,会不断淡化驰名商标,直至退化为通用名称。遇见小面与“渝见小面”的商标争议事件,正是这一行业困境的典型缩影。品牌方因舆论压力选择大幅让步,以撤诉、致歉、无偿赠与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相爱相惜,好聚好散” 本是情感相处的基本准则,可有人却因感情纠纷心生怨怼,甚至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等方式恶意报复对方及其家人。本以为只是发泄情绪,殊不知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本图片由豆包AI辅助生成 基本案情 小明与小玉的感情因矛盾走到尽头。分分合合本是人生常态,可小明心中的怨气却与日俱增。他非但没有理性处理分歧,反而将怒火迁怒于小玉的父母:多次通过彩信向两位老人发
2026 年 6 月 4 日,挪威数据保护局(Datatilsynet)宣布,因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多项核心条款,对 Elkjøp Nordic AS 和 Elkjøp AS(以下统称 “Elkjøp”)处以总计 2000 万挪威克朗(约合 214 万美元)的罚款,该案涉及北欧地区超过 600 万名客户俱乐部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 Elkjøp 公司做了什么? 挪威数据保护局在收
一、基本案情 子某拥有合法草原承包地。因某公路工程需要,子某部分草原承包地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单位在程序瑕疵情况下,便征收子某草原承包地,导致草场植被破坏,原有生态功能丧失,上述强制清除行为经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因子某不认可某征收单位口头告知的补偿标准,双方就补偿问题未协商一致。子某向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其利息,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签收后未作出赔偿决定,子
一、基本事实 赵某于2024年3月12日入职科技公司,从事丙烯醛巡检岗位。2024年4月 29日,科技公司初次核定赵某的工伤保险,次日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从用工之日(3月12日)至初次核定时间(4 月29日)间隔48天。 2024年4月27日,赵某发生工伤事故,经认定为工伤,致残程度为伤残十级;2024年10月21日,赵某与科技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赵某向某市社会保险事业
一、前言 企业将国内生产的货物报关出口,国家将退还企业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这项出口退税制度,不断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名片。近几年,在出口数据持续增长向好的同时,背后也藏着一些隐患:企业出口退税额逐年增长,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2025年全国出口退税额高达21337亿元,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2.1%,与海关进口环节税总
前言 这两年,无人机黑飞已经明显不再只是一个航拍圈、发烧友圈的话题。 如果把近两年的公开处罚与刑事追责案例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监管已经从“飞行违规”升级为“低空公共安全治理”。在这个框架下,黑飞不再只是飞手个人的轻微违法,而被逐步放入公共安全、城市治理、机场净空、重点区域安保、网络安全乃至刑事风险的治理逻辑之中。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确立了基础行政处罚框架;2026年1月1日起
三、行政复议受理 【修订概览】旧条例的五个条文(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形成了从“入口准入”(受理原则)→“审查标准”(受理条件正面列举)→“审查程序”(审查期限与补正)→“管辖协调”(共同管辖冲突规则)→“监督救济”(不予受理的上级监督纠正)的完整程序链条,功能定位在于为行政复议受理提供基本的程序操作规范。 新条例第三章仍以“行政复议受理”为章名,条文总数维持五个条文(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

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律师解读: 对海关行政复议案件来说,复议机关应将重心放到对海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适当性实质审查上,确保行政复议程序能够从实质上化解争议。 海关行政争议案件的最大特征是技术性较强,例如商品归类和计税价格的认定,技术性都很强,这两类案件是海关行政争议的重点所在。针对海关归类和价格问题引发的争议,复议机关判断归类是否正确、价格是否真实合理,应当与作出行政决定的上级海关业务部门共同研究和协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要征求海关总署税收管理局或者相关业务司局的专家意见,对相关争议事项作出实质性审查后再作出决定,避免复议机关的裁判员脱离专业实践作出不合理的复议决定。 02、“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失信惩戒”的具体行政行为,可申请行政复议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包括下列情形:(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 ✦律师解读: 根据的规定,海关在作出认定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企业拟作出决定的事由、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企业并同步列入进出口海关监管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还应当告知企业惩戒措施提示、移出条件、移出程序及救济措施。海关对轻微失信信息不予公示,对一般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一年,对严重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三年。 根据上述规定,在《条例》生效后,海关若要将进出口企业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应告知其享有行政复议权,企业若不服海关将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03、对过程性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事项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三)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律师解读: 除了法条中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以外,就海关系统而言,争议最大的是《稽查结论》的可复议性或者可诉性。 2021年,北京市高院曾在某行政诉讼的裁决中提到,海关根据稽查情况,对被稽查人分别作出补征或追征税款、给予行政处罚等不同处理,对被稽查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实际影响的并非稽查结论,而是最终的征缴决定、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十)项规定,过程性行政行为以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终结性,须是行政机关作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调整的行为。 对于需要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的《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具有终局性,不发生独立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如果海关稽查部门对企业作出稽查结论,当事人对海关稽查部门出具的《稽查结论》申请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04、海关对自己做的行政处罚决定会自行纠错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八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人依照规定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或者不当,需要自行纠正的,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撤销、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等方式予以纠正,并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机关自行纠正后,申请人仍坚持对原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至行政机关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之日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律师解读: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数据,全国行政复议的纠错率,近来来稳定在11.5%至12.8%之间。 按照《条例》的最新规定,除复议机关纠错以外,被申请人可以主动纠错。复议审理期间,隶属海关作为被申请人,可主动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处罚行为。为此,海关总署2026年第89号公告中,公布了相关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自行纠正告知书》。隶属海关纠正行政行为后,应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申请人,配套调解、撤案路径。 被申请人主动纠错,区别于复议机关责令撤销原行政行为,可避免经复议审理后,复议机关最终作出撤销的复议决定,形成“复议败诉”记录,降低行政诉讼风险; 同时在程序上,被申请人自行纠正必须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双方当事人,不能通过口头协商完成纠错程序,需要在书面案卷中体现。 05、海关总署是否可以提级审理海关行政复议案件? 《条例》相关法条:第四十条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认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提级审理: (一)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 (二)属于新类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 (三)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 (四)确有必要提级审理的其他情形。 ✦律师解读: (一)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对于具体行政争议案件的意义 1. 对于海关系统内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属于新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或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由海关总署直接审查,总署作出的复议决定对全国海关都有标杆性的指导作用; 2.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以降低直属海关复议被司法撤销的风险; 3.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有效降低属地行政机关对于执法的干预。 (二)当事人不服提级审理的复议决定,应该向哪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进出口企业或个人不服海关总署提级审理作出的复议决定,根据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 情形一:海关总署作出“维持隶属海关原行政行为”决定的,隶属海关(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和海关总署(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管辖法院为隶属海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或者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二:海关总署作出“改变原行政行为”决定(撤销、变更原行政行为或确认其违法)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三:海关总署作出“不予受理、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案件基本事实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与某信制造公司于2023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某鼎装备公司向某信制造公司提供压力水柜、系泊件等船用设备,在某信制造公司付清货款后,标的物所有权及船级社产品证书才转移给某信制造公司。案涉船用设备全部安装至船舶后,某信制造公司未按约付清货款。 这些设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所有权保留登记。 后来,PC航运公司因与某信制造公司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申请查封案涉船舶。南京海事法院裁定查封了整艘船舶。某鼎装备公司认为,既然货款没付清,设备所有权仍归自己,于是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设备可以被查封执行。 二、核心争议:合同里约定了保留所有权,为什么没用? (一)所有权保留是什么? 所有权保留,简单说就是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付清全部价款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暂不移转,仍归卖方所有。这是卖方防止货款收不回来的重要手段,在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中非常常见。 比如本案中,某鼎装备公司把设备卖给某信制造公司,合同约定“付清货款前所有权仍归某鼎装备公司”——这就是典型的所有权保留条款。 (二)《民法典》的新规则:登记对抗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一规定是《民法典》的新增内容。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只要在合同里约定好就有效,不需要登记。但《民法典》施行后,规则变了——所有权保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登记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根据,所有权保留属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范围。自2022年2月1日起,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 (三)为什么中国船级社的产品证书没用?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明确指出:中国船级社不具有所有权保留登记职能,其出具的船用设备产品证书旨在证明产品检验合格,而不能产生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 通俗说:产品证书只能证明“这批设备质量合格”,不能证明“这批设备的所有权还在卖方手里”。想证明后者,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 (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院进一步阐释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含义:人民法院根据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标的物作出保全裁定或者采取执行措施后,出卖人以所有权保留为由主张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PC航运公司是某信制造公司的债权人,其申请查封船舶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船上设备存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因为某鼎装备公司没有办理登记,PC航运公司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这一信息。因此,PC航运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某鼎装备公司未经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不能对抗PC航运公司的查封申请。 三、从“不需要登记”到“必须登记”:规则变化你必须知道 (一)旧规则:合同约定即有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不需要登记。只要买卖双方在合同里约定清楚,卖方就能保留所有权,即使买方后来把货物卖给了别人,卖方也有权追回。 (二)新规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民法典》施行后,所有权保留被纳入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2020年国务院发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所有权保留被明确纳入登记范围。 2022年2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的法定登记机构。 (三)为什么要登记? 登记的实质是公示——把“这个设备上存在所有权保留”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任何潜在的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可以查询到。登记的目是“告知其他主体该动产上已存在担保权的事实”。 如果不登记,这个权利就是“隐形的”——外人看不到,自然无法尊重。一旦买方把设备卖给了别人,或者被其他债权人查封了,卖方就不能再用“所有权还是我的”来对抗了。 (四)登记由谁办理?怎么办理? 根据规定,登记由担保权人(即卖方)办理。登记内容包括担保人和担保权人基本信息、担保物描述、登记期限等。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意味着登记操作本身并不复杂,但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由登记人自己负责。 卖方可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完成登记。 四、本案的警示意义 对卖方的警示: 第一,合同约定不等于权利保障。 只在合同里写“所有权保留”远远不够,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登记,这个条款在遇到第三人时就等于一张废纸。 第二,登记要趁早。 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货物交付前或交付时办理。如果等到买方出现财务危机再去登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他债权人可能已经抢先采取了保全措施。 第三,别把“产品证书”当“所有权证明”。 产品证书只证明质量合格,不证明所有权归属。想证明所有权,必须靠登记。 第四,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通过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办理即可,无需提交基础交易合同,征信中心也不进行实质审查。花一点时间完成登记,可能省去日后巨大的法律风险。 对买方的其他债权人的启示: 第一,查封前可以查询登记信息。 在申请查封动产前,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公示系统查询该动产上是否存在所有权保留、抵押等权利负担,提前评估风险。 第二,未登记的担保权不能对抗查封。 如果卖方没有办理登记,即使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也不能阻止法院查封和执行。 五、结语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在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却没有去办理登记。当买方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时,它拿着合同和产品证书去法院主张权利,结果被全部驳回。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核心规则只有一句话: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你卖货时想保留所有权,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做登记,你的所有权保留就只是一个“君子协定”,在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不会保护你。 对于从事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的企业而言,完善内部风控流程,将所有权保留登记作为标准操作步骤,是防范应收账款风险的基本功。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本文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南通某鼎海洋装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P-CNEP航运服务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仅供学习参考。
在品牌知识产权维权实践中,很多企业常会遇到一种两难场景:面对体量微小、认知有限的个体商户侵权,严格依法追责容易陷入“大企业打压小微”的舆论争议,但若一味妥协退让,又会对自身商标权利和长期品牌资产造成隐形、持久的损伤:大量市场模仿出现而不维权,会不断淡化驰名商标,直至退化为通用名称。遇见小面与“渝见小面”的商标争议事件,正是这一行业困境的典型缩影。品牌方因舆论压力选择大幅让步,以撤诉、致歉、无偿赠与商标的方式换取舆情平息,看似是温和包容的处理方式,实则是对商标柔性维权的严重误读,将情理层面的宽容容错,变成了法律层面的永久性权利让渡。这种看似温情的和解方式,短期化解了舆论矛盾,却在商标权利边界、品牌无形资产、市场竞争秩序、驰名商标培育等多个维度埋下深层隐患,也为所有品牌的商标战略建设,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反面样本。 一、案件事实与侵权定性:小微侵权值得包容,但不应免责 遇见小面作为深耕市场多年的成熟品牌,已完成核心商标体系的布局,先后注册“遇见小面”系列商标,覆盖经营核心的服务类别及广告、加盟、推广等关联防御类别。经过长期持续的市场运营与品牌推广,品牌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辨识度与消费者认知,商誉积累扎实。 南阳当地个体商户未经品牌授权,使用读音完全一致、字形高度近似的“渝见小面”作为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及对外宣传的核心标识,经营品类与服务模式与“遇见小面”高度重合,客观上极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品牌关联、授权经营或同源经营的混淆认知,完整落入品牌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属于典型的商标近似侵权行为。 在品牌方启动常规维权程序后,网络舆论逐渐偏向同情小微创业者,大众视角更倾向于保护个体生计,品牌维权行为随之被贴上“强势打压”的标签。面对不断发酵的舆论压力,遇见小面选择主动让步,不仅终止全部维权诉讼、放弃赔偿主张,还主动将自有注册的相关商标无偿赠与侵权商户,并承诺协助对方完善商标注册布局。 从法律层面而言,市场主体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始终以是否造成混淆、是否落入保护范围为核心标准,经营规模大小、是否为小微商户,从来都不是商标侵权的免责事由。小微企业的经营弱势,仅为司法裁判中酌情降低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无法改变侵权行为本身的法律定性。基于现行商标法律体系与司法裁判规则,遇见小面的维权行为合法正当,完全符合维护自身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立法初衷。 但需要厘清的是,肯定维权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品牌必须对所有侵权行为采取强硬追责的刚性处理方式。成熟的品牌商标管理,本身就包含柔性处置的思维,面对无心过失、体量微小、获利有限的小微侵权主体,品牌完全可以在守住权利底线的前提下给予包容空间。真正的柔性让渡,是处置尺度的温和调整,而非商标权利的彻底放弃,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值得深思的核心问题。 二、柔性让渡的异化风险:舆论妥协背后的品牌长期内伤 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本质是品牌在合法框架内,对追责力度、处置方式做出人性化调整,是品牌格局与法务成熟度的体现。但遇见小面本次将商标无偿赠与侵权主体、彻底放弃维权的处置方式,已经脱离了合规柔性和解的范畴,属于商标权利的无底线退让,会对品牌形成不可逆的长期负面影响。 商标权利的处分具备极强的公示效力,品牌主动将近似商标无偿转让、公开放弃对应标识的排他权利,会在后续所有商标争议中触发权利禁反言的法律效果。往后市场中再出现同音、近形、结构相似的仿冒标识,品牌再主张近似侵权、申请异议或提起诉讼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会参考品牌此前的权利放弃行为,认定品牌已自行限缩自身商标的保护边界,对后续维权造成不利后果。一次舆论妥协,会永久压缩品牌商标的保护范围,让多年积累的品牌标识壁垒出现永久性缺口。 完整的品牌商标体系,依托核心经营商标与关联防御商标相互支撑、闭环保护。品牌将关键防御类近似商标赠与他人,会造成近似标识分属不同市场主体、同类经营场景并行使用的局面,直接打破商标权利体系的完整性。不同主体持有高度近似的商标,在同一市场、同一赛道开展经营,会持续造成消费者认知混淆,甚至滋生长期的交叉权属争议,让品牌陷入无休止的知识产权纠纷中,持续消耗法务精力与品牌口碑。 从品牌资产角度来看,商标的核心价值在于独一无二的识别属性。稳定、清晰、无混淆的品牌标识,是商誉积累、市场区分、商业估值的基础。品牌主动放任近似标识合法存续,会持续稀释自身品牌的独特性,逐步弱化消费者的专属品牌认知,多年的营销投入与品牌沉淀会被不断消解。同时,存在权利瑕疵、边界模糊的商标资产,会在品牌融资、估值、规模化发展的尽调环节成为重大短板,直接影响品牌无形资产的价值认定。 市场示范效应带来的隐性伤害同样不容忽视。头部品牌的处置方式,会直接影响整个市场的仿冒生态。无底线的舆论妥协,会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让大量小微经营者产生“仿冒知名品牌无需担责,舆论施压即可获得包容甚至商标权属”的认知,变相鼓励搭便车的蹭流量行为,后续品牌将面临更多、更分散的侵权仿冒问题,维权成本与舆情压力会持续攀升。 对于有长期发展规划、意图培育高知名度品牌的企业而言,这种权利退让还会直接阻碍驰名商标的培育进程。驰名商标的认定,不仅考量市场知名度,更看重商标权利的稳定性、排他性与品牌持续主动维权的完整记录。品牌主动放弃权利、容忍近似标识共存的行为,会形成负面权利记录,无法佐证品牌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难以满足驰名商标培育的核心要求,错失品牌最高层级的法律保护机遇。 三、品牌柔性维权的正确打开方式:善待小微,但守住权利 品牌商标战略的成熟,在于刚柔并济。严格的权利坚守是底线,人性化的柔性处置是温度。面对小微商户的无心侵权,品牌无需机械采取强硬诉讼、高额索赔的对抗式处理方式,合理的包容容错既符合大众朴素的价值认知,也能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但所有柔性处置都必须建立在不放弃商标所有权、不压缩权利边界、不制造权利漏洞的基础之上。 针对完全没有主观蹭取商誉的恶意、开店时间较短、经营规模极小、只是因知识产权认知匮乏出现无心侵权的小微门店,品牌可以选择放弃经济赔偿、放弃追责处罚,以包容的姿态对待小微经营者。在固定好侵权事实、留存完整证据记录的前提下,给到商户合理的整改周期,要求对方及时更换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名称及全部侵权宣传标识,彻底清除市场中的侵权元素。这种处理方式弱化了商业对抗,体现了品牌包容,同时完整守住了商标的专属权利与保护边界,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遗症。 对于前期投入成本较高、短期内彻底更换品牌会造成较大经营损失,但本身愿意合规整改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采用过渡期许可的柔性模式化解纠纷。通过正式的合同约定,给到对方短期、有限的商标使用权限,严格限定使用区域、使用周期与经营规模,明确禁止转授权、扩店经营、招商加盟等衍生行为,用极低的授权成本或阶段性免费授权的方式,给到商户合理的转型缓冲空间。这种方式仅适度开放短期使用权,商标所有权、排他权、核心保护权益始终归属于品牌,不会造成权利流失,是情理与法理平衡的优质解决方案。 针对深耕本地市场多年、拥有固定客群、整改成本极高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引导对方通过标识差异化改造的方式实现市场共存。商户在原有经营标识的基础上,增加独特的文字、图形或地域后缀,让改造后的整体标识形成清晰的区分特征,彻底消除与品牌主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在完成合规整改并核验无误后,品牌可出具谅解文件,终止本次维权程序,在保护自身品牌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小微商户的经营成果。 柔性包容始终存在清晰边界,人性化处置仅适用于无心、轻微、小规模的侵权场景。对于刻意模仿品牌标识、长期持续侵权、依靠品牌流量大规模获利,且在收到整改提示后拒不配合、恶意攀附品牌商誉的经营主体,品牌需要果断终止容错机制,依法开展正规维权,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与市场公平秩序。包容不是纵容,善意的柔性让步,只为善待无心犯错的小微经营者,绝非放任恶意蹭牌的市场乱象。 四、正当维权是法治市场应有之义,知识产权诉权本身值得尊重与鼓励 商标法设立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心目的是保护经营者商誉、制止仿冒混淆、维护公平竞争,权利人通过起诉途径主张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救济渠道,本身不存在天然对错。 其一,品牌投入资金、人力打造连锁标识,注册 “遇见小面” 商标,依法享有排他使用权利。市场中大量存在恶意仿冒、傍名牌牟利的商户,若权利人放弃诉讼、一味退让,只会纵容搭便车侵权行为,损害品牌创新积极性。从制度层面,主动起诉疑似侵权主体,是权利人履行自身权利、维护市场秩序的合法行为,这类正当维权应当得到法律与社会的包容,不能仅凭企业规模大就直接否定维权行为的合理性。 其二,不能简单以强弱身份标签区分维权善恶。无论连锁企业还是个体商户,在诉讼中都是平等民事诉讼主体。如果预设大企业起诉小微商户就是 “压榨”,等于以身份代替法律评判,变相剥夺企业的诉权。只有当维权行为超出法定边界、构成权利滥用时,才具备可苛责性,而 “是否滥用权利” 同样需要法庭结合证据综合判定,而非舆论先行定性。 其三,鼓励正当维权,本质是保护全体市场经营者。小微企业同样会遭遇山寨仿冒,只有完整畅通的诉讼维权渠道,大、中小商户才能平等依靠法律抵御侵权。片面否定企业起诉权利,最终会破坏知识产权保护整体环境,让所有经营者维权无路可走。 五、长效品牌视角下的商标战略建设逻辑 从本次商标争议事件不难看出,品牌商标保护从来不是单一的维权动作,而是一套贯穿事前布局、事中处置、长期培育的完整战略体系。柔性维权是品牌战略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永远不能替代权利底线。 品牌所有的柔性让渡,都只能局限在追责尺度、处置方式的调整范围内,商标所有权、独占排他权、核心保护边界这些根基性权利,绝对不能为了舆论口碑妥协放弃。任何和解、容错、让步,都必须以不产生权利禁反言、不割裂商标体系、不留下品牌权利瑕疵为前提。 品牌需要建立适配自身发展的标准化侵权处置逻辑,依托侵权主观意图、经营规模、侵权时长、整改态度区分处置方式,让每一次柔性和解都有规则支撑、有证据留存、有边界约束,避免舆论情绪主导商业与法律决策,从根源杜绝无序的权利退让。 完整且规范的维权与和解记录,是品牌商誉与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佐证。合法合规的柔性处置,能够留存品牌规范市场秩序、包容小微发展的正向证据,为后续品牌升级、知名度提升、驰名商标培育积累优质素材。反之,无底线的权利赠与与撤诉妥协,只会成为品牌无形资产的永久性瑕疵。 成熟的品牌舆情与法务协同,同样是商标战略的关键一环。品牌可以主动向公众传递清晰的维权逻辑,区分无心小微侵权与恶意蹭牌侵权,让大众理解商标保护不仅是保护大品牌权益,更是维护所有原创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弱化维权对抗感,传递品牌温度,在守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持续积累正向品牌口碑。 结语 遇见小面公开信引发的商标争议,是一次典型的商标战略认知警示。很多品牌误将舆论妥协当作格局,误将权利放弃当作包容,最终用长期的品牌资产为代价,换取短期的舆论平和。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是尺度的温柔,绝非根基的出让,品牌善待小微经营者的方式,应该是容错、缓冲、人性化处置,而不是放弃权利、赠与商标、自毁壁垒。 品牌的长久发展与高端化培育,依托于稳定完整的商标权利体系、刚柔并济的维权机制、统一清晰的市场品牌认知。守住商标权利底线、把控柔性处置尺度、建立标准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才能让品牌在情理与法理之间找到平衡,既保有企业温度,又筑牢无形资产壁垒,实现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相爱相惜,好聚好散” 本是情感相处的基本准则,可有人却因感情纠纷心生怨怼,甚至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等方式恶意报复对方及其家人。本以为只是发泄情绪,殊不知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本图片由豆包AI辅助生成 基本案情 小明与小玉的感情因矛盾走到尽头。分分合合本是人生常态,可小明心中的怨气却与日俱增。他非但没有理性处理分歧,反而将怒火迁怒于小玉的父母:多次通过彩信向两位老人发送小玉的私密照片、视频及二人私密聊天记录,还反复拨打骚扰电话,严重扰乱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小玉家人不堪其扰,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经查证,认定小明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 小明对处罚结果不服,以 “发送信息是对方要求的”“公安机关违法办案” 等为由,将某公安局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处罚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诉讼中,公安机关提交了小明的陈述、被害人陈述、通话记录、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小明违法事实清楚,案涉行政处罚合法合规。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小明因情感纠纷,故意向小玉父母发送私密内容、多次拨打骚扰电话,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符合规定的 “情节较重” 情形。某公安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 小明提出的各项抗辩理由,均无有效证据佐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并驳回小明的诉讼请求,维持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官说法 日常相处中,因情感、琐事产生纠纷在所难免,但再大的怨气、再深的矛盾,都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底线、侵犯他人权益的理由,解决问题必须在法律框架与道德准则之内进行。 本案中,小明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的方式滋扰对方家人,既违背公序良俗,也触犯了。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罚,既是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违法行为的有力惩戒。 法官借此提醒:情感纠纷不是违法的借口,情绪冲突更不是免责的挡箭牌。婚恋矛盾应通过协商、调解等合法途径化解,一旦采取过激行为,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诉讼应当秉持诚信原则,无事实依据的抗辩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唯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确方式。 编 辑:赵品轩 校 对:夏 蕾 审 核:孙彩萍 来 源:润州法院 长按扫一扫 关注镇江中院更多资讯
2026 年 6 月 4 日,挪威数据保护局(Datatilsynet)宣布,因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多项核心条款,对 Elkjøp Nordic AS 和 Elkjøp AS(以下统称 “Elkjøp”)处以总计 2000 万挪威克朗(约合 214 万美元)的罚款,该案涉及北欧地区超过 600 万名客户俱乐部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 Elkjøp 公司做了什么? 挪威数据保护局在收到多起关于 Elkjøp 客户俱乐部的数据泄露通知、用户投诉及行业举报后,于 2022 年 6 月对 Elkjøp 启动正式审计调查。 Elkjøp 运营的客户俱乐部核心目的为推广公司产品和服务,其主张以 “用户同意” 作为处理会员个人数据的唯一合法依据。但经审计发现,Elkjøp 在获取用户同意及后续数据处理全流程中存在多项严重违规行为,导致北欧地区超 600 万名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受到侵害。 挪威 Datatilsynet 的法律依据和调查结果 挪威数据保护局经全面审计,认定 Elkjøp 严重违反了 GDPR 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核心义务。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 不存在知情同意:Elkjøp 未向客户提供足够清晰、全面的信息,导致客户无法充分了解其同意加入俱乐部并授权数据处理的全部后果,包括数据将被用于哪些具体营销活动、会与哪些第三方共享等关键内容。 同意并非出于自愿:Elkjøp 将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并授权处理与一般商品折扣强制绑定,客户若拒绝授权数据处理则无法享受俱乐部会员的基础折扣权益,构成了 “捆绑同意”,违背了 GDPR 要求的自愿原则。 同意并不具体明确:Elkjøp 仅笼统地将数据处理目的描述为 “营销”,未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的处理活动,例如用户画像构建、精准广告推送、跨渠道营销追踪等,导致用户无法针对性地授权或拒绝特定的数据处理行为。 此外,Datatilsynet 还发现 Elkjøp 存在其他多项违规:未对将个人数据用于新用途进行必要的兼容性评估;未能正确评估 “合法利益” 作为替代法律依据的可行性及必要性;未在 GDPR 规定的法定时间内回应数据主体提出的查阅、更正、删除等权利请求。 本案涉及了GDPR哪些条款? 🇪🇺 GDPR 第4 (11) 条、第5 (1)(a) 条、第5 (2) 条、第6 (1) 条、第6 (4) 条、第12 (3) 条。 第4 (11) 条:明确 “数据主体的同意” 是指数据主体在知情、自愿、具体的前提下,通过声明或清晰的肯定性行为作出的,对其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意愿表示。 第5 (1)(a) 条:处理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应当以合法的、合理的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第5 (2) 条:数据控制者应当对遵守上述数据处理原则负责,并能够证明其合规性。 第6 (1) 条:只有在符合本条规定的合法基础之一时,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才属于合法,其中包括数据主体已经明确同意一项或多项的数据使用目的。 第6 (4) 条:如果数据处理的目的超出了最初收集个人数据时所声明的目的,数据控制者应当在进行该进一步处理之前,评估该处理是否与最初的目的兼容,并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 第12 (3) 条:数据控制者应当在收到数据主体的权利请求后,在法定时限内无不当延迟地采取行动,并告知数据主体处理结果。 为出海企业敲响了警钟 本案是挪威针对 “无效同意” 问题作出的典型高额罚款案例,核心警示了出海企业在运营会员体系、开展营销活动时,极易踩中的合规红线: 同意获取 “形式化”:仅通过勾选 “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 的单一方式获取同意,未向用户清晰、具体地说明数据处理的全部内容和后果。 “捆绑同意” 违规:将数据处理授权与核心服务或基础权益强制绑定,剥夺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 GDPR 明确禁止的行为。 处理目的 “模糊化”:使用 “营销”“服务优化” 等笼统表述描述数据处理目的,未区分不同类型的处理活动,导致同意不具备特定性。 目的外处理无评估:在超出最初声明的目的使用个人数据时,未进行兼容性评估和风险论证,也未重新获取用户同意。 数据主体权利响应不及时:未建立完善的用户权利请求处理流程,无法在法定时限内回应用户的查阅、删除等请求。 本案反映的欧盟数据监管趋势? 结合近期欧盟各国数据保护局的密集执法行动,本案进一步印证了欧盟数据监管正在向以下方向深化: 对 “同意有效性” 的审查趋于极致严格:监管机构不再满足于企业获取了用户的 “形式同意”,而是深入审查同意是否真正满足知情、自愿、具体三大核心要件,“捆绑同意”“笼统同意” 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大规模用户数据处理场景成为监管重中之重:涉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用户的会员体系、营销平台等,一旦存在系统性合规缺陷,将面临高额罚款和严格的后续监管。 全流程合规监管成为常态:监管机构不再仅关注数据收集环节,而是延伸至数据处理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目的外使用、第三方共享、用户权利响应等多个环节。 参考文献: https://www.dataguidance.com/news/norway-datatilsynet-fines-elkjop-nok-20m-processing https://gdpr-info.eu/
一、基本案情 子某拥有合法草原承包地。因某公路工程需要,子某部分草原承包地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单位在程序瑕疵情况下,便征收子某草原承包地,导致草场植被破坏,原有生态功能丧失,上述强制清除行为经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因子某不认可某征收单位口头告知的补偿标准,双方就补偿问题未协商一致。子某向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其利息,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签收后未作出赔偿决定,子某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依据及之规定,就涉案强制征收行为造成的损失,子某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征收草场已被用于项目建设,在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同一征收范围内的征收在同等情况下应当遵循相同的征收补偿标准,以体现征收的公平公正。根据损益相抵原则,赔偿和补偿不应重复,对于已经通过补偿方式获得相应救济的,应予扣除,不应再赔偿中重复支持。另,强制征收子某草场并在未与子某达成一致情况下,将补偿款直接打入子某账户的行为,不符合征地补偿相关程序,该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子某一直未使用该笔收益,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强制征收之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体现对政府违法征收行为的惩戒。 三、典型意义 一是承包经营权受法律刚性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侵害。承包人对承包的草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该权利属于用益物权范畴,受等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必须遵守“先补偿、后征收”的法定原则,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任何未经合法程序、未足额支付对价的强行占用行为,构成对物权的实质性侵害,且损害草场生态环境,须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二是严格适用“损益相抵”原则,防止重复获利,在行政机关已经支付了补偿款的情况下,不在赔偿中重复支持,体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确保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弥补损失”而非“额外获益”;三是强调了程序违法的独立法律责任,具有惩戒与教育意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既要实体合法,也要程序正当,更要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法院未因子某已获部分补偿款而豁免征收单位的程序违法责任,通过判令支付利息的方式惩戒违法行为,凸显了“程序违法亦需担责”的司法理念,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履职。
一、基本事实 赵某于2024年3月12日入职科技公司,从事丙烯醛巡检岗位。2024年4月 29日,科技公司初次核定赵某的工伤保险,次日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从用工之日(3月12日)至初次核定时间(4 月29日)间隔48天。 2024年4月27日,赵某发生工伤事故,经认定为工伤,致残程度为伤残十级;2024年10月21日,赵某与科技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赵某向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申办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待遇,但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宁人社发〔2023〕220 号)第十四条规定,以科技公司未在赵某用工之日起30日内完成工伤保险核定为由,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告知书》,拒绝支付赵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科技公司认为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向某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事项包括:一是撤销《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告知书》并要求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支付赵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二是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的合法性进行附带审查。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作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观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规定“用工之日起30日内完成核定”是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前提,科技公司未满足该条件,故工伤保险基金不应支付赵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科技公司观点:本案应适用上位法及,而非操作规程。明确以“补缴费用”作为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核心条件,未对核定缴费具体时间作严苛限制;也仅要求“参保缴费后”即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新发生费用,未附加“30日内完成核定”等额外条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增设“30日内核定”条件,属于对上位法的限缩解释,不当增加科技公司义务、减损科技公司合法权益,与上位法规定及立法精神抵触,不应作为裁判依据。 三、解决思路和途径 1、争议解决途径。 途径一: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科技公司及第三人赵某可通过行政复议程序实现权益救济。若复议机关维持初始行政行为,科技公司可在法定期限内以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和复议机关为被告、赵某为第三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继续通过司法程序维护合法权益。 途径二:科技公司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告知书》。 2、解决思路:聚焦争议焦点展开复议主张。在复议程序中,先通过法律适用论证地方规程条款的合法性问题,再明确事实层面科技公司无主观过错,最后结合待遇性质说明支付义务,请求复议机关撤销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行政行为、责令支付相关待遇,并对涉案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具体如下: (1)法律层面:通过“上位法优先”原则论证地方规程条款合法性问题。 首先,明确法律适用优先级。根据相关规定,行政法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效力亦高于本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应优先适用上位法规定。 其次,对比核心条款的差异。重点分析、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的内容冲突,指出地方规程增设“30日内核定”条件无上位法依据,属于超出权限设定义务,违反立法精神。 最后,结合立法目的进行论证。工伤保险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工伤职工合法权益,“补缴费用后支付新发生费用”的规定,体现了对用人单位非故意逾期参保的包容及对职工权益的优先保护;地方规程的“30日内核定”条款实质限缩了职工享受待遇的范围,与该立法目的相悖。 (2)事实层面:围绕“合理期限参保”与“无主观过错”展开论证。梳理科技公司参保流程时间节点,对比用工之日至核定缴费的48天周期与社保经办常规流程耗时,证明时间差的合理性,排除主观故意拖延缴费的可能。强调科技公司在工伤发生后2日内(2024 年4月30日)即完成缴费,结合工伤保险基金风险控制逻辑,说明该行为未增加基金负担,进一步佐证无逃避缴费的主观意图。 (3)待遇性质层面:明确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新发生” 属性。 结合及地方实施办法对“新发生费用”的界定,强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支付前提是劳动关系解除,赵某与科技公司于 2024年10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此时科技公司已完成参保缴费(2024年4月30日),该费用完全符合“参保缴费后新发生”的特征,应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四、结论 经某市人民政府审查,因科技公司提出“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宁人社发〔2023〕220 号)第十四条合法性进行附带审查”的请求,涉及的规范性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自治区人社厅”)制定,根据及相关规定,某市人民政府无对该自治区级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限,故将该规范性文件审查事项及案件相关材料移交至自治区人社厅。 自治区人社厅接收材料后,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合法性进行了审核。最终,自治区人社厅未单独出具规范性文件审查结论,而是要求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向科技公司(代第三人赵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基于上述支付决定已实质解决科技公司的核心复议诉求,协商要求科技公司撤回本次行政复议申请。 五、总结 本案通过“复议程序+规范性文件审查+层级监督指导”的协同方式,成功解决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争议。复议机关及时识别权限、规范移送,自治区级主管部门同步审查文件合法性与争议实质诉求,最终以监督指令直接推动问题解决,既避免了程序空转,又高效回应了企业与职工诉求,为同类工伤保险行政争议的化解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本案明确体现“上位法优先”的核心原则。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必须以不违反上位法为前提。通过复议过程中申请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及时、高效的实质性解决争议,从源头杜绝因机械适用不合理的规范性文件引发的行政争议。
一、前言 企业将国内生产的货物报关出口,国家将退还企业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这项出口退税制度,不断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名片。近几年,在出口数据持续增长向好的同时,背后也藏着一些隐患:企业出口退税额逐年增长,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2025年全国出口退税额高达21337亿元,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2.1%,与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对比(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20632亿元),开始产生了705亿元的逆差,也就是说,出口退税已经需要国内增值税进行补血。所以,国家出口退税的制度安排,目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例如钢铁制品、铝制品、光伏电池和锂电池等出口退税正在逐步取消,其他相关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变动也在逐步酝酿之中。 与此同时,海关对退税相关的出口商品监管,也在逐步收紧和趋严,出口退税的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和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逐年增多,案件的处罚幅度和办案力度逐步加强,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基于此,德和衡国际贸易和海关法律服务团队,关注到出口退税形势的上述变化,从全国各地海关官网公开的行政处罚数据中,收集选取了进出口业务量较大的12个海关关区的801份出口退税案例(2023年-2025年间),并对这些行政处罚案例数据做了全景式分析,希望能够为企业的出口合规经营提供一些帮助,具体分析如下: 二、案件逐年增多、区域分布特点明显 2023至2025年间,出口退税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801份出口退税违规案例,时间分布如下:2023年有254份,2024年有267份,2025年有280份。从查发出口退税违规案例的时间节点看,大部分案件都是在货物出口之后的后续海关稽查发现的。 从海关出口退税案件的区域分布看,天津、厦门、青岛、上海、广州和深圳海关等六个关区,每个区域的案件数量均超过案件总数的10%,这些区域是出口退税案件的高发区域,这些地区的企业应当更加重视出口退税的违规风险。 宁波、南京、大连、杭州和黄埔关区,虽然出口货物的业务量也很大,但出口退税的违规案件较少。笔者认为,这些区域目前的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少,违规风险较低,不等于以后也会一直保持低水平,该地区企业对出口退税违规风险也应有适度评估。 三、出口退税案件的违规类型 我们对801份案例标本进行违规行为方式分析后发现,主要违规方式有三大类:一是商品归类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商品编码+税则号列+货物名称、规格);二是数量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三是价格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具体情况及占比分析如下: 第一,商品归类申报不实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共计466件,其中,行政处罚决定中表述为商品编号申报不实的324件,表述为税则号列申报不实的87件,表述为商品名称或者规格型号申报不实的55件,共计466件,占全部标本案例的58.18%,超过案件总数近6成。这类案件的具体情况是企业将没有出口退税的商品申报为有出口退税商品,或者将低退税率的商品申报为高退税率的商品,无论企业是否实际多退税款,海关均将此类申报不实行为,界定为税则号列申报不实影响海关出口退税管理,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第二,数量申报不实的出口退税违规案共计176件,占比21.97%。企业在向海关出口申报时,将货物的数量多报少出,实际出口的货物数量少于向海关申报的数量,这种“多报少出”的出口方式,即使商品归类是正确的,也会影响了国家的出口退税管理,出口企业可能实际获得多退税款,海关也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第三,价格申报不实的出口退税违规案共计159件,占比19.85%。在801件标本案例中,价格申报不实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出口企业将出口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高报,导致可能影响出口退税管理,二是出口货物的价格币制申报错误,即将汇率较低的币种申报为汇率较高的币种,如将日元计价的币种,申报为美元计价的币种,出口货物的申报价格可能高出100倍。上述低值高报的情况,理论上均有可能导致企业多退税款,海关对这种出口货物价格申报不实的情形,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四、出口退税案件的处罚幅度 本文收集整理的801件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案例中,处申报价格10-50%罚款幅度的案件数为87件,占案件总数10.86%,处申报价格10%以下罚款的案件数为714件,占案件总数89.14%。根据《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16条的规定,申报不实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的案件,应当综合考虑申报不实部分货物的价格、出口退税率等因素,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海关处罚裁量基准的上述规定,说明规定的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处罚幅度(处申报价格10-50%罚款)偏高,在一定条件下,应当予以减轻处罚。所以,《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8条规定,如果多退税款的数额占申报价格的比例低于10%的,可以对出口退税申报不实行为,引用的规定减轻处罚,在申报价格10%以下予以罚款。例如,出口货物商品编号或者税则号列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案件,企业将低退税率(9%)的税则号列申报为高退税率(13%)的税则号列,税率差只有5%,如果处申报价格10%罚款,相当于处退税额200%的罚款,显然处罚幅度过高,缺乏公平合理性。所以,《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8条(7)项规定,多退税款的数额占申报价格的比例低于10%的,可以减轻处罚。 五、申报不实违规与出口骗退税罪的界限 最近两年,海关办理的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逐渐增多,骗取出口退税与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界限在哪里?关于出口退税的申报不实违规与骗取出口退税罪,有没有明确的标准与界限,这是广大企业关注的问题。 结合办案实践,我们认为,骗取出口退税罪,首先应当有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观故意;其次,客观上应当有向海关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情况,例如:将不能退税的A商品申报为可以退税的B商品,或者修改出口商品的规格、型号或者参数,达到改变税则号列多退税款的目的;再次,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退税时提交了虚假的增值税发票,或者故意提交未缴纳增值税的税票。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而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违规行为,不要求当事人必须有多退税款的主观故意,也未必有向海关提交虚假材料的申报行为,而仅仅是当事人申报错误,导致可能影响出口退税。申报不实违规行为,企业没有向税务机关提交虚假的增值税发票或者故意提交未缴纳税款的增值税发票(买单出口)的情况发生。 所以,骗取出口退税罪与出口退税违规行为,具有明确的区别和界限,而实践中常有办案机关将企业出口退税违规行为,错误地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予以立案调查。同时,实践中,海关缉私将逃税罪案件错误地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办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企业缴纳税款后,向税务机关提交已缴纳税款的进项增值税发票,采取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税款的,根据的规定,是规定的逃税罪,而不是骗取出口退税罪。 骗取出口退税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刑事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安部等八部门对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实施了联合惩戒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数额10万元就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立案追诉标准低,刑事处罚又很重,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出口退税的合规问题应当高度重视,加强内部贸易合规的管理,避免引发重大刑事法律风险。
前言 这两年,无人机黑飞已经明显不再只是一个航拍圈、发烧友圈的话题。 如果把近两年的公开处罚与刑事追责案例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监管已经从“飞行违规”升级为“低空公共安全治理”。在这个框架下,黑飞不再只是飞手个人的轻微违法,而被逐步放入公共安全、城市治理、机场净空、重点区域安保、网络安全乃至刑事风险的治理逻辑之中。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确立了基础行政处罚框架;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则进一步把“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情节较重的”明确纳入治安拘留范围。 黑飞案件的底层逻辑是行业治理样本缩影,折射出低空经济快速发展下的规则空白正在逐步完善,同时可观察到执法部门的梯度处罚思路将技术监管和多种法律手段结合,形成了黑飞治理相对完整的链条。本文梳理近年来无人机已公布的黑飞处罚案例,试图以产业律师角度纵向观察该领域的合规尺度。 一、从现有规范和公开案例看,当前黑飞责任大体上已经形成四层结构 第一层是一般行政违法。如,未实名登记、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飞行、一般性超高飞行等,通常先落入的行政处罚框架。条例明确规定,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这里的情节严重通常从裁判案例来看,是叠加了第二层要素的。 第二层是较重行政处罚。这时黑飞不再只是一般违规,而是叠加了机场净空区、敏感区域、明显超高、反复实施等因素,开始出现没收并处罚款的组合。比如北京在2025年公布全市行政区域全年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后,在新华社披露的案例中,房山、大兴、海淀等地对未经审批放飞行为作出了没收器具并处罚款的处理。2025年杭州公布的超高飞行行政处罚案,飞手未经申报超高飞行,一度闯入周边军事训练区,公安机关最终作出罚款5000元并没收无人机的行政处罚。 第三层是治安管理处罚。2025年修订2026年施行的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无人机黑飞正式从主要靠行政罚款、没收处理推进到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拘留的阶段。 第四层是刑事追责。当行为达到极端超高、逼近航路航线、严重扰乱民航运行、破解飞控系统、伪造材料解除飞行限制等程度时,案件已经不是一般的行政法问题,而开始落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提供侵入或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等刑法评价框架。公安部2026年公布的典型案例,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升级路径,后文详细展开。 二、公开案例已经呈现出清晰的执法谱系 1. 一般“黑飞”:从低额罚款起步 2024年1月5日,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公安局查处一起“黑飞”案件。当事人王某使用的无人机未按要求实名登记,且飞行高度超过要求,公安机关对其作出责令停止飞行、立即改正并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这是实施后兵团公安机关开出的首张无人机黑飞行政罚单。这个案件很典型,它反映的是条例落地初期,对未实名、同时一般超高这类基础违法行为,执法机关优先采取的是基础行政处罚路径。 类似地,2024年2月,杭州萧山警方查处李某在萧山机场禁飞区内飞行自组装穿越机。杭州官方公开表述为:这是条例施行以来当地全市首例黑飞处罚案件,依据的是。这个案件说明,机场净空区/禁飞区是执法高敏感区。哪怕只是个人爱好、未造成事故,只要落入机场周边净空安全治理逻辑,处罚风险就会显著升高。 2. 商圈、景区、网红打卡点:个人航拍正成为执法高频场景 2024年11月,上海普陀警方公开一起案例,摄影爱好者孟某未经批准,在居住地附近起飞后,又飞至辖区某网红商场上空进行摄影,最终因在管制空域内飞行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本身未披露具体罚款数额,但其执法意义非常强,商圈、网红打卡点、景区航拍,因为属于人流密集人口稠密地区,风险显著增加而成为黑飞重点监管地区。 上海警方在2025年专项整治通报中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通报显示,自2025年8月29日专项整治启动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黑飞案件2526起,处罚2491人;从近期案件分布看,个人航拍爱好者占绝大多数,黑飞区域多集中在景区和网红打卡点,企业出于工程需要实施黑飞的情形也较为集中。这个数据非常值得产业界重视。 3. 超高飞行、反复飞行开始触发没收、拘留 2025年9月,上海警方通报周某等8人未经批准,多次违规超高飞行无人机,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相关无人机被依法没收。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处罚结果本身,而是执法口径已经清楚表明:多次+超高正在成为从一般罚款上升到拘留、没收的重要裁量抓手。 北京的执法趋势也很明显。根据北京市政府2025年通告,北京市行政区全域全年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任何飞行活动均需要报备。新华社披露,北京警方已查处多起黑飞案件,包括在昌平、海淀等地未经审批放飞无人机拍摄景观,被依法没收器具并处罚款;到2025年10月,北京警方通报自该市政府通告发布以来已查处黑飞违法案件51起,行政处罚49人。 4. 机场净空区与重大活动场景:拘留已成现实后果 2024年8月26日,郑某某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净空区域内非法驾驶无人机飞行,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十日。同样的逻辑在大型活动场景中也很鲜明。2023年杭州亚运会临时禁飞期间,两名当事人在临时管控区域违规放飞无人机,分别被行政拘留10日和7日。虽然这是特定时段下的特别管制。在重大活动、机场净空区、核心安保区域,天然带有更强的公共安全色彩,处罚会显著提升。 5. 黑飞产业链触及刑事犯罪 公安部2026年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1年8月至2023年5月期间,李某为他人提供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限制服务221人次,非法获利9万余元;2023年12月,李某因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该案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飞行违法,而是把无人机飞控系统作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来进行刑法上的评价。 同时这类违法行为还包括,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形式制作解禁飞行材料;破解无人机限高后实施超高黑飞。杭州警方2026年2月公开的丁某案即当事人通过不法渠道购买程序修改飞控参数,多次在机场禁飞区和120米以上管制空域实施超高飞行,最高达3280米,接近航路已干扰危害公共安全,被刑事拘留。这里需要提示的是,企业内部出于营销、工程、项目展示需要而组织违规飞行的,也开始进入执法视野。 三、律师介入角度 纵观无人机黑飞案件,今天已经不是单一的“有没有飞”“有没有报备”问题,而是一个同时涉及事实认定、空域属性判断、飞行数据解释、程序合法性、裁量比例、治安与刑事分层适用的复合型案件。表面看,处罚规则似乎越来越明确,但真正进入个案后,争议往往集中在违法事实是否查清、行为危险性是否被夸大、一般违法是否被上升评价为情节严重或情节较重、没收拘留乃至刑事追责是否具有充分法律和证据基础这些关键节点上。律师介入的意义,就在于防止一般违法被机械性评价,防止抽象风险替代具体证据,也防止当事人在面对专业化、技术化越来越强的无人机监管体系时,因不了解规则结构而错失复议、诉讼、听证和刑事辩护的最佳时机。对于企业和个人飞手而言,律师不只是处罚之后的救济者,更应当是低空合规体系中的前端参与者和风险翻译者。
三、行政复议受理 【修订概览】旧条例的五个条文(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形成了从“入口准入”(受理原则)→“审查标准”(受理条件正面列举)→“审查程序”(审查期限与补正)→“管辖协调”(共同管辖冲突规则)→“监督救济”(不予受理的上级监督纠正)的完整程序链条,功能定位在于为行政复议受理提供基本的程序操作规范。 新条例第三章仍以“行政复议受理”为章名,条文总数维持五个条文(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但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旧条例五个条文的核心规则经修订整合后,分别迁移至新条例不同章节或回归上位法层面,新条例在保留受理原则的基础上,新增了四项核心制度: (1)“利害关系”的类型化认定(第三十五条); (2)不予受理事项的明确列举(第三十六条); (3)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适用情形(第三十七条); (4)行政处罚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的自行纠正程序(第三十八条)。 旧条例的“受理”是进入审理前的程序性闸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受理”(程序操作);新条例的“受理”则是一个集“入口控制(应予受理与不予受理的边界)—审查分流(利害关系认定、驳回机制)—争议前置化解(行政机关自行纠正)”于一体的复合型制度模块。受理不再仅仅是行政复议的“开门的动作”,而是承载了争议过滤、初步审查和先行化解的三重功能。 第三十四条(旧条例第二十七条·行政复议受理的基本原则) 【解读】 本条系旧条例第二十七条的平移修订,修订幅度较小。 旧条例使用“申请条件”,新条例使用“受理条件”,措辞更为准确——“受理条件”是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审查阶段审查的内容,而“申请条件”易被误解为申请人提出申请的形式要件,两者的制度指向有所不同。 二、旧条例第二十八条原为“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以援引方式将受理条件的具体内容指向的相关规定,并列举了“有明确的申请人”“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等条件细项。已对受理条件作出了更为完整和详尽的规定,旧条例第二十八条的制度功能已被上位法吸收。新条例不再重复设置独立的受理条件指引条款,将旧条例第二十八条予以删除,体现了“上位法已有规定的,下位法不再重复”的立法技术优化。 旧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5日内审查”及“补正通知”制度,及已进行规定,新条例不再重复规定,体例安排更为合理。 第三十五条(新增·“利害关系”的类型化认定)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将“利害关系”这一行政复议受理的核心要件予以类型化明确。旧条例第二十八条仅将“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列为受理条件之一,对其外延边界不作任何说明。实践中,行政复议机构对“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不统一——部分机构从严把握,将利害关系人限于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导致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投诉举报人等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被不当驳回;部分机构则从宽把握,将凡是受到行政行为事实影响的当事人均纳入利害关系范围,导致复议申请泛化。 本条采取了“明确列举+兜底条款”的立法模式,在明确四种常见利害关系类型的基础上,以“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保留了利害关系认定在实践中的开放性。 第(一)项:相邻权案件。行政行为涉及申请人相邻权(如采光权、通风权、通行权、安宁权等)的,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在此类案件中,申请人并非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而是因不动产相邻关系与行政行为产生关联的利害关系人。旧条例时期,行政复议机构对相邻权人是否具有复议申请资格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条的明确列举为统一受理标准提供了规范基础。 第(二)项:公平竞争权案件。行政行为影响申请人公平参与竞争的权利(如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特许经营许可等领域的歧视性准入条件或排他性安排)的,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该项回应了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需求,为市场主体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行政争议提供了明确的复议救济入口。 第(三)项:撤销或变更行为影响案外人权益的案件。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变更可能侵犯原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政机关撤销了对某企业的处罚决定,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该项为“第三人效力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认定提供了规范依据。 第(四)项:投诉举报案件。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具有处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要求查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作出处理或未作出处理的,申请人与该处理行为或不作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本项明确将利害关系限定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与“公益举报”相区分——仅当申请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时,方具有利害关系资格。 第(五)项:兜底条款。“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为兜底条款,保留了利害关系认定在实践中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避免列举式立法挂一漏万的风险。 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新条例第三十五条在行政复议领域的利害关系认定上与行政诉讼制度实现了协调一致,避免了因复议与诉讼在利害关系认定标准上的不一致而导致当事人面临制度割裂。 第三十六条(新增·不予受理事项的明确列举)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明确列举了五类不予受理的事项,填补了旧条例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排除规则方面的制度空白。旧条例时期,上述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部分行政复议机构对同类事项的处理结果存在差异。新条例以封闭列举的方式给出了明确答案。 第(一)项:刑事司法行为。行政复议是针对行政行为提供的救济渠道,刑事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因此不应纳入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本条通过明确排除,为行政复议机构提供了清晰的裁判依据——无论申请人如何主张刑事司法行为的性质,行政复议机关均不予受理。需要指出的是,若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名违法干预经济纠纷,当事人可通过国家赔偿程序、检察监督程序等渠道寻求救济,本条不影响当事人在行政复议程序之外的其他救济权利。 第(二)项: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以建议、劝告、示范、引导等方式作出的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为,相对人可以选择是否遵从。因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未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法律效果,故不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第(三)项:过程性行为。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是最终行政行为作出前的准备性、辅助性活动,尚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的法律效果,因此不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本项通过明确排除,引导当事人在最终行政行为作出后,以最终行为为对象申请行政复议,既符合行政复议的法律效果理论,也有利于提高行政争议解决的效率和稳定性。 第(四)项:内部监督行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督促履责等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关系的范畴,不具有外部的法律效果,不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设定、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力,因此不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本项通过明确排除,厘清了行政复议救济与行政内部监督的制度边界——行政复议解决的是外部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行政内部监督有其独立的运行机制,二者不可混同。 第(五)项:信访处理行为。行政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等行为,属于信访处理程序中的程序性行为。信访制度是独立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之外的专门救济渠道,两者在制度功能、处理程序和救济方式上有本质区别,行政复议不应对信访处理行为进行审查。本项通过明确排除,进一步厘清了行政复议制度与信访制度的制度边界。 第三十七条(旧条例第四十八条·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适用情形) 【解读】 旧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受理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驳回情形,新条例第三十七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制度重构,新增了释明前置程序和重复申请处理规则,并将驳回制度的章节位置从"行政复议决定"调整至"行政复议受理",属于实质新增条款,并且在行政法规层面系统构建了行政复议申请的驳回制度。旧条例第四十八条的两项情形中,第(一)项(不履行法定职责经审查发现不存在)的核心规则在新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以"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形式得到部分延续和扩展,第(二)项(受理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在新条例第三十七条中无直接对应的文字表述,其制度功能在新条例框架下通过完善受理环节补正程序和驳回制度的三项新情形得到了重新分配。新旧驳回制度在适用情形上不完全对应,各具有独立的规范内涵。 第三十七条第(一)项: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项处理的是一类特殊情形——行政复议申请在形式上符合受理条件,但经初步审查发现其复议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防止明显无理由的复议申请进入完整的审理程序、占用有限的行政复议资源。本项设置了“经释明后申请人仍然坚持申请”的谦抑性前置程序,要求行政复议机构在作出驳回决定前,须先向申请人释明其复议请求缺乏依据,给予申请人撤回申请的机会。只有在释明后申请人仍然坚持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方可作出驳回决定。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请求事项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申请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该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行政复议机关无需进入实体审理即可认定该请求不成立。需要注意的是,该项仅适用于“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情形,若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存在合理争议,则应当进入实体审理,不得以驳回替代实体审查。 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行政行为法律效力已被生效裁判确认 行政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调解书确认其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机关不得就已生效的司法裁判所确认的事项再行复议审查,以维护司法既判力和法律秩序的稳定。该项规则系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行政复议领域的贯彻——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经司法程序终局确认的,行政复议程序不应再予重复审查。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告知申请人不再处理,并记录在案。这一规定明确了对重复申请的处理方式——“告知不再处理”,以区别于第一次申请的受理程序,避免对重复申请反复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决定的程序空转。该规则体现了行政复议程序经济原则,也是“一事不再理”法理在行政复议中的具体适用。 第三十八条(新增·行政处罚机关的自行纠正程序)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对2023年修订的确立的“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的进一步细化,也是本次修订在行政复议受理环节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条款之一。 2023年修订的规定:“对当场作出或者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通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这一规定创设了一种特殊途径——对于特定的行政处罚案件,申请人可以将复议申请提交至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由该机关转送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而非直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申请。新条例第三十八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的自行纠正程序规则。 本条的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于规定的特定行政处罚案件类型——“当场作出或者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常见于交通违法罚款、城市管理简易处罚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类型。对于其他类型的行政行为,不适用本条规定的自行纠正程序。 适用本条应注意三个核心程序要素:第一,纠正时限。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自行纠正,兼顾了行政效率与纠正所需的基本操作时间,也便于行政复议机关跟踪督促。第二,纠正方式。行政机关可采取撤销、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等方式予以纠正,具体方式取决于违法或不当的性质与程度。纠正后的处理结果应当告知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第三,法律效果 行政机关自行纠正后,申请人仍坚持就原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同时,申请人在行政机关处理期间的申请期限中止计算——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至行政机关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之日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有效保障了申请人的程序性权利。 本条的深层制度价值在于:在行政复议程序正式启动之前,为行政机关提供了一次自我纠错的“窗口期”。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易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关的先行自我纠错可以有效避免行政复议程序的启动,既节约了行政复议资源,也促进了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依法行政的能力提升。这与《条例》第二条确立的“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制度目标高度契合。 四、行政复议审理 【修订概览】 旧条例的重大结构性特征是未设独立的“审理”专章。旧条例在第三章“行政复议受理”之后直接进入第五章“行政复议决定”,将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的相关规则分散规定于多个章节:部分审理规则见于旧条例第五章(如书面审查原则规定于旧条例第三十三条、调查取证规定于旧条例第三十四条、和解与调解规定于旧条例第四十条及第五十条),部分证据规则零散分布于各条,而行政复议委员会、合并审理、提级审理等制度完全处于规范空白状态。 新条例首次设立独立的 “第四章 行政复议审理” ,下设三节,共计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四条),构建了行政复议审理环节的完整制度框架。司法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本次修订在审理环节的重点任务包括“明确提级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增加合并审理制度,完善当面询问、现场勘验、鉴定等调查取证方式,细化行政复议附带审查制度”。新条例第四章的十六条修订正是围绕上述任务展开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实现了行政复议审理制度从无独立章节到三节十六条文体系的根本性升级。 新条例第四章的总体修订思路可概括为三个维度: 第一,审理组织与方式的多元化。旧条例以书面审查为原则,仅于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新条例在保留书面审查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构建了普通程序(2名以上复议人员)、简易程序(1名复议人员)、提级审理、合并审理等多元化的审理组织与方式,充分回应了行政复议案件类型日趋复杂化的现实需求。 第二,证据规则从零散走向系统。旧条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极为简略,仅涉及调查取证和查阅资料等有限内容。新条例设立专门的“行政复议证据”一节,将当面询问、现场勘验、委托鉴定、行政程序中未提供证据的失权规则、调解中的自认排除规则等体系化规定于一处,体现了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的全面升级。 第三,审理程序与复议委员会制度的确立。在审理程序中规定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参与机制,新条例第三节对此进行了系统细化,明确了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议事形式和咨询意见的效力,同时完善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启动时间和审查标准,为行政复议审理程序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操作规范。 第一节 一般规定 【修订概览】 旧条例未设独立的“审理”章节,审理程序的一般规定散见于第五章各条,内容简略、体系零散。新条例第四章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以五条规模首次集中构建了行政复议审理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实现了审理制度从碎片化向体系化的跨越。 本节修订的核心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审理组织的规范化。第三十九条首次明确普通程序须由2名以上复议人员参加审理,简易程序可由1名复议人员独任审理,填补了旧条例时期审理人员配置无法可依的长期空白,为审理程序的公正性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管辖制度的弹性化。第四十条创设提级审理制度,以四种法定情形赋予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级审理的权力,回应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后基层行政复议机关专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三是审理方式的集约化。第四十三条新增合并审理制度,允许对同一行政行为或同类行政行为引发的多个复议案件合并审理并合并作出决定,既避免了矛盾裁决的风险,也节约了行政复议资源。此外,第四十一条对被申请人书面答复的内容要求作出规范,第四十二条专门解决原级行政复议案件中的答复主体确定问题,均为旧条例未曾涉及的制度空白。 第三十九条(旧条例第三十二条·审理组织的人员配置) 【解读】 本条对旧条例第三十二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旧条例第三十二条确立的是单一化的审理组织模式——所有行政复议案件,无论案情繁简、争议大小,一律须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审理。这一规则在旧条例时期确保了审理组织的基本规范,但其刚性特征也意味着行政复议程序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即便是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也必须配备至少两名复议人员,由此带来行政复议资源配置与案件审理需求之间的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新条例第三十九条以旧条例第三十二条的合议规则为基础,增设“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由1名行政复议人员审理”的规定,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构建了 “普通程序合议制(2名以上)+简易程序独任制(1名)” 的双轨制审理组织模式。这一制度设计在确立简易程序制度后,从审理组织层面实现了与上位法的配套衔接。 第四十条(新增·提级审理制度)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本次修订在行政复议审理制度方面最具体制创新意义的规范之一。司法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将“明确提级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列为本次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后的管辖需求。取消了原“条块管辖”体制,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集中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这一改革在便利申请人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部分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由基层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可能面临专业能力不足、地方干扰较大等困难。提级审理制度正是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创设的机制——允许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将下级机关管辖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级至本机关审理。 本条第一款以封闭列举方式明确了四种可以提级审理的情形。第(一)项(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有重大影响)侧重于案件的社会影响维度,如涉及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等案件;第(二)项(新类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侧重于案件类型的新颖性和复杂程度,回应了数字经济和新型社会治理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类型行政争议;第(三)项(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着眼于通过个案审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发挥行政复议的规则引领功能;第(四)项(其他确有必要的情形)为兜底条款,赋予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在特殊情况下灵活运用提级审理制度的裁量空间。 第二款设置了下级行政复议机关主动报请提级审理的程序通道——下级行政复议机关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案件符合提级审理情形的,可以报请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决定。同时明确了报请提级审理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期限,避免报请程序耗时损及申请人的程序权益。 第三款规定了决定提级审理后的三个程序要素:一是下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移送案件材料,设置了明确的移送时限;二是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三是审理期限自上级行政复议机关收到案件材料之日起重新计算,确保提级后的审理有充分的审理时限保障。从制度功能上看,该款为提级审理后的程序衔接提供了明确的操作规范,确保了提级审理制度的顺畅运行。 第四十一条(新增·被申请人书面答复的规范化要求)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旧条例对书面答复的内容要求缺乏明确规范,本条的增设为行政复议机关全面审查行政行为提供了信息基础和制度保障。 新条例第二条确立了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的原则。本条从被申请人的说明义务角度,为该原则的实施提供了程序支撑。被申请人在提交书面答复时,不仅要说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须说明行政行为的适当性,以及针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逐一回应的相关事实和理由。这一规定有助于提升行政复议审理的针对性,使行政复议机关能够在审理中准确把握争议焦点。 第四十二条(旧条例第三十六条·原级行政复议案件的答复主体) 【解读】 新条例第四十二条延续了旧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依照的修改,对原级行政复议单位的答复主体的法律依据进行调整,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新条例第四十二条援引“、”,两条款在中分别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原级行政复议情形:第一款为省级政府的原级行政复议(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款为国务院部门的原级行政复议(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第四十三条(新增·合并审理制度)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本次修订中新设立的合并审理制度。 合并审理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已有成熟实践,新条例将其引入行政复议领域。对相互关联的多个行政复议案件合并审理,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分别审理可能导致的认定事实矛盾、裁决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减少重复的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提升行政复议的审理效率,节约行政复议资源。 本条第一款列举了三种具体情形加一种兜底条款:第(一)项是不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分别对同一当事人作出行政行为(如多个行政机关联合执法中对同一违法行为分别处罚);第(二)项是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多个当事人分别作出行政行为(如对同一违法事件中的多个当事人分别处罚);第(三)项是在复议期间,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新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期间行政行为的延续或变更)。第(四)项为兜底条款,赋予行政复议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适用合并审理制度的裁量权。 本条第二款规定合并审理的案件可以合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使合并审理的制度效益得以完整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本款采用了“可以”的赋权性规范而非“应当”的义务性规范,意味着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根据个案情况灵活把握,对合并审理的案件也可以分别作出决定。 第二节 行政复议证据 【修订概览】 旧条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极为简略,仅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六条涉及调查取证、查阅材料、鉴定和勘验等有限内容,既无独立的证据节,也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新条例第四章第二节“行政复议证据”(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构建了行政复议证据规则的完整体系,是本次修订证据立法领域的重大突破。 本节修订实现了三个层次的制度升级:一是调查取证方式的体系化整合。 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六条将当面询问、现场勘验、委托鉴定三种调查取证方式系统规定于一节之中,形成“询问—勘验—鉴定”三轨并行的取证模式。与旧条例相比,第四十五条新增现场勘验配合义务,第四十六条赋予当事人申请鉴定权并设置鉴定机构协商确定程序,使调查取证从行政复议机关的单方职权行为转变为兼顾当事人程序参与权的双方互动机制。二是证据效力规则的首次确立。第四十七条首次在行政复议领域确立行政程序证据失权规则——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在复议程序中提供的证据,行政复议机关不予采纳,引导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积极协助行政机关查明事实。第四十八条首次确立调解中自认排除规则——调解中作出的自认不得在后续审理中作为不利证据使用,为新条例强化调解制度提供配套保障。三是阅卷权保障的强化。第四十九条将查阅权主体扩展至委托代理人,并将行政复议机关的规范性质从授权性规范升级为义务性规范。上述六条修订使行政复议证据制度从零散走向系统,从行政职权本位走向程序公正导向。 第四十四条(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当面询问当事人) 【解读】 本条是新条例对调查取证方式体系化的组成部分,系对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规则的提炼与升级,与第四十五条(现场勘验)共同构成对旧条例第三十四条各项调查取证规则的拆分重构,属于吸收后细化条款。 1、权力主体: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询问权赋予“行政复议人员”,新条例第四十四条将权力主体调整为“行政复议机构”。这一调整为机构负责人统筹安排询问工作、指定具体承办人员提供了组织法层面的依据,用语更为规范。 2、适用条件:认为有必要。“认为有必要”赋予行政复议机构较大的程序裁量空间——是否需要当面询问,由行政复议机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断,而非依申请必须启动的程序,体现了行政复议程序效率与公正的平衡。 3、询问方式:当面询问。新增“当面”的方式限定,意味着本条规范的询问排除了书面询问、电话询问等方式,要求复议人员与询问对象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当面询问有利于复议人员直接观察当事人的陈述态度和反应,形成对案件事实更为全面、准确的内心确信,有效弥补传统书面审查的不足。 4、询问范围:案件相关事实。询问范围须限定于“案件相关事实”,防止询问范围泛化或偏离案件审理方向,保障询问程序的针对性和效率。 5、询问对象: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当事人”指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其他有关人员”指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相关事实的人,如证人、鉴定人等,范围较旧条例“有关人员”更为明确。 本条的制度价值在于:为行政复议机关从传统“书面审”向“实质审”转型提供了基础性的程序工具。在旧条例框架下,行政复议审理以书面审查为原则,询问当事人仅作为调查取证的辅助手段,复议人员与当事人的直接接触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新条例第四十四条将当面询问独立为一种法定的调查取证方式,为行政复议人员主动查明案件事实、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有利于提升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实质性和公信力,是实现行政复议“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目标的重要程序保障。 第四十五条(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现场勘验) 【解读】 本条是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基础上补充了配合义务条款,实现了对旧有现场勘验制度的补充和细化。旧条例仅将“被调查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的义务规定于调查取证的一般条款中,未针对现场勘验单独设置配合义务。新条例在勘验条款中独立增设“有关单位、人员应当予以配合”的规定,将配合勘验上升为法定独立义务,不再依附于调查取证的一般配合条款。现场勘验通常需要进入他人不动产、查看设施设备,配合义务的法定化对保障勘验顺利进行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此外,本条延续勘验期限不纳入审理期限的规则。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确立的"现场勘验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规则,在新条例第四十五条中得以完整延续,为行政复议机关充分开展现场勘验提供了审理期限保障。 第四十六条(旧条例第三十七条·委托鉴定) 【解读】 本条系对旧条例第三十七条的吸收后细化完善,核心修订在于鉴定机构的确定方式及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处理。 一、删除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渠道。旧条例第三十七条允许“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即行政复议程序中的鉴定存在“自行委托”和“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两条渠道。新条例第四十六条删除了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渠道,仅保留“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一条渠道。这一删除的理由在于:行政复议程序系由行政复议机关主导的法定救济程序,由行政复议机构统一委托鉴定,能够确保鉴定主体的中立性和鉴定结论的客观性,避免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在鉴定机构选择上的片面倾向。当事人在行政复议程序之外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仍可作为书证提交行政复议机关,但属于当事人自行提供的证据材料,适用一般书证的审查判断规则,不属于本条委托鉴定的适用范围。 二、增设鉴定机构协商确定程序。 新条例新增两层次递进式的鉴定机构确定规则:首先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机构;协商不成的,由行政复议机构指定。旧条例对鉴定机构如何确定未作任何规定,实践中通常由行政复议机构单方指定,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缺乏保障。协商确定程序的增设,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三、延续费用承担和审限排除规则。“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和“鉴定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的规则完整延续。 第四十七条(新增·行政程序证据失权规则)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首次在行政复议领域确立行政程序证据失权规则。本条的规范逻辑源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有义务配合行政机关提供证据,若在行政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但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供,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和程序协同原则。为维护行政程序的严肃性和行政复议程序的效率,行政复议机关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这一规则有助于引导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明案件事实,减少在行政复议阶段的“证据突袭”现象。本条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三个实质要件:一是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法要求申请人或第三人提供证据(须有合法的调取证据义务);二是申请人或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未予提供(主观上存在程序懈怠);三是该证据是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供的(而非在行政程序中即已提供)。三个要件同时满足时,行政复议机关即应不予采纳。 第四十八条(新增·调解中自认排除规则)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本次修订证据规则方面最具调解保障功能的制度创新之一。本条的规范逻辑源于条确立的“调解中自认不得作为诉讼中不利证据”规则。调解程序中,当事人为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可能作出让步或认可协商条件、方案。若此类陈述或认可可以被后续行政复议审理中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当事人将因顾虑后续的不利证据风险而在调解程序中不敢充分表达、不敢让步,从而实质性压缩调解的制度空间。新条例第六条确立了“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行政复议调解工作”的原则性定位,本条从证据规则角度为调解制度提供了配套保障——解除了当事人在调解中“言多必失”的后顾之忧,鼓励当事人在调解中坦诚沟通、积极协商,有利于推动更多行政争议通过调解实质化解。 第四十九条(旧条例第三十五条·查阅、复制材料保障) 【解读】 本条系对旧条例第三十五条的吸收后扩展更新。旧条例第三十五条仅规定申请人、第三人本人可以查阅,本条将查阅权主体扩展至“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包括律师)被明确纳入查阅复制材料的权利主体范围。本条新增“复制”权,使查阅权从单纯的“查看”扩展为“查看并复制”,为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获取案件材料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权利保障。此外,旧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为申请人、第三人查阅有关材料提供必要条件”,其制度功能在于保障当事人的阅卷权。新条例第四十九条延续了这一“应当提供必要条件”的义务性规范,权利主体和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展。 第三节 行政复议审理程序 【修订概览】 旧条例完全不涉及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和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操作规则,相关制度长期处于行政法规层面的空白状态。新条例第四章第三节“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第五十条—第五十四条)填补了上述两块制度空白,是本次修订在审理程序领域最具实质制度增量意义的规范群。 本节修订的核心贡献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全面行政法规化建构。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二条从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议事形式和咨询意见效力三个环节,完成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操作规范闭环。旧条例时期该制度仅在部分地方试点,缺乏统一的行政法规依据。第五十条确立“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的多元组成结构,第五十一条区分“全体会议”与“案件咨询会议”两种议事形式,特别是第五十二条设置的三层次程序约束机制——附具咨询意见、说明采纳情况、不采纳须说明理由——在保障行政复议机关最终决定权的同时,以程序硬约束防范行政复议委员会功能虚化弱化,是制度设计的精妙所在。二是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程序的精密化细化。第五十三条赋予申请人在复议决定作出前补充提出附带审查申请的“知情宽限”程序权利,同时明确附带审查期限自行政复议中止之日起计算。第五十四条将中“超越权限”和“违反上位法”两个抽象审查标准细化为四项具体情形——权限审查、内容审查、权利义务影响审查和兜底条款,为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逐项可操作的四重审查标准体系,是本次修订在抽象行政行为监督领域最实质性的制度贡献。 第五十条(新增·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织构成规范。旧条例对行政复议委员会未作任何规定,行政复议法》虽在法律层面确立了复议委员会参与机制,但未细化委员会的组成方式。本条填补了这一行政法规层面的制度空白。 本条第一款明确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等”共同组成,体现了专业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原则——政府部门人员确保行政管理实践经验的注入,专家学者提供法律专业的支持,共同提升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主任、副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或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等担任,确保了委员会的组织权威性。第二款规定国务院部门“可以”根据行政复议工作实际情况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采用赋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赋予国务院部门根据自身复议案件数量和复杂程度自主决定是否设立的灵活性。 第五十一条(新增·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议事形式)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对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议事形式作出了明确规范,区分了两种主要的会议形式。“全体会议”侧重讨论行政复议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普遍性问题和工作部署,具有宏观指导功能;“案件咨询会议”专门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提供咨询意见,具有个案咨询功能。两种议事形式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履职方式体系。此外,本条采用“等形式”的表述,为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实践中探索其他议事形式预留了制度空间,体现了立法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第五十二条(新增·行政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效力)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中最能体现制度刚性的关键规范,设置了严密的三层次程序约束机制。 一、第一层次:附具义务。行政复议机构报请行政复议机关签发行政复议决定时,应当附具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这是形式层面的程序要求——咨询意见必须作为签发决定的必备附件,不得省略或遗漏,从程序入口确保咨询意见能够进入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的决策视野。 二、第二层次:说明义务。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对咨询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这是内容层面的程序要求——不仅要附具咨询意见,还须逐条说明采纳或不采纳的情况,确保咨询意见在实质上得到充分考量,而非仅作为形式附件。 三、第三层次:理由说明义务。不采纳咨询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这是最关键的刚性约束——行政复议机构如不采纳咨询意见,须承担理由说明义务,倒逼其在决策时认真对待外部专家的专业意见,防止行政复议委员会功能虚化弱化。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具有咨询性质而非强制约束力,最终的行政复议决定仍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签发。本条的制度设计并非将决定权转移至行政复议委员会,而是在保持行政复议机关最终决定权的前提下,通过强化程序约束,确保外部专家的咨询意见得到充分尊重和实质性考量。这一“程序性约束+实体性咨询”的制度设计模式,在保障行政复议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复议决定权与发挥专家咨询作用之间取得了合理平衡。 第五十三条(旧条例第二十六条·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申请时机与审理期限) 【解读】 本条系对旧条例第二十六条的吸收后细化完善。旧条例第二十六条已经确立了附带审查申请的“知情宽限”规则——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时尚不知道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的,可以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补充提出审查申请。本条继承了这一规则的核心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项重要补充。其一,旧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后半段已经确立了“知情宽限”规则,本条第一款延续了这一制度。其制度考量在于:实践中申请人可能在申请行政复议时确实不知道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若严格限制其必须在申请时提出附带审查申请,将导致附带审查制度的实质功能受限。因此,允许申请人在获知相关规范性文件后,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补充提出附带审查申请,体现了对申请人程序权利的充分保障。其二,审理期限起算规则的新增。这是在旧《条例》第二十六条基础上的重要补充。旧条例未规定附带审查期间的审理期限如何计算,实践中行政复议机构面临期限计算不明的操作困难。新条例明确、规定的附带审查期限自行政复议中止之日起计算,厘清了附带审查期间与审理期限的衔接关系,为行政复议机构的程序操作提供了明确依据。 第五十四条(新增·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旧条例第二十六条虽然规定了附带审查的申请程序,但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实体标准,旧条例未作规定,实践中行政复议机构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缺乏统一的审查标准指引。本条首次将中“超越权限”和“违反上位法”两个抽象的法律标准细化为四项具体情形,为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逐项可操作的四重审查标准体系。 第(一)项:超越权限的具体化。该项将“超越权限”细化为两种子情形:一是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即行政机关作出了本机关依法无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二是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即虽然具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职权,但具体条款内容超出了授权法所设定的立法权限)。两种子情形从“职权”和“授权范围”两个维度共同定义了超越权限的审查标准。 第(二)项:与上位法抵触。该项明确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具体规定相抵触时,构成违反上位法。这一审查标准在等相关法律中已有确立,本条将其明确纳入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适用依据。 三、第(三)项:违法增减相对人权利义务。该项是本次修订中最具行政法特色的审查标准——规范性文件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或者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属于违反上位法的情形。这一审查标准直接回应了实践中较为突出的“红头文件”违法设定义务、减损权利的问题,为行政复议机关纠正违法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有力的审查工具。 四、第(四)项:兜底条款。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为兜底条款,保留了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在实践中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避免列举式立法挂一漏万的风险。 本条四项审查标准共同构成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完整标准体系:第(一)项从权限维度审查,第(二)项从内容维度审查,第(三)项从权利义务影响的维度审查,第(四)项作为兜底条款保留开放空间。四重审查标准层层递进、相互配合,为行政复议机关在个案中系统性地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也增强了附带审查制度的可预期性和统一性。
在办理单位行贿犯罪案件时,我们常遇到一个极具争议的实务难题:就行贿所得的不正当利益,除向犯罪单位追缴外,司法机关能否进行穿透,同时向单位内部对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股东个人追缴?若没有证据显示股东个人已通过分红、关联交易等方式实际占有不正当利益,这种“穿透式”追缴的依据究竟何在? 一、单位犯罪的定性决定了违法所得的归属主体是单位,则退赔责任的法定主体也应是单位 (法释〔2020〕17号,2020年12月29日)第2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举一反三,单位实施的其他犯罪,亦应参照该规则,既然个人是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退赔责任当然应当由单位承担。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责任扩张存在法定边界 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的基石。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否则不能“刺破公司面纱”,让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而追缴违法所得的刑事判决,在性质上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以恢复原状为目的的法定之债。将追缴义务的主体从单位扩张至股东,实质上是在刑事执行领域进行穿透,此种穿透仍须严守公司法确立的规则,即必须以证明股东存在滥用行为为前提,例如股东个人实际占有了不正当利益,或实施了可非难的、旨在将单位利益输送至个人的行为,而不能仅凭其股东身份或控股地位便当然推定。 三、典型案例的再解读与司法实践的变化 尽管“穿透式”追缴在法理上存在诸多障碍,但司法实践中支持向股东个人追缴的判例并不鲜见。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3月31日联合发布的“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以下简称“贵某案”)便是此类观点的集中体现,常被办案机关引为权威依据。 (一)“贵某案”:一个可能被误读的范例 该案基本案情为:贵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为在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逃避环保检查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法院判决“对被告单位贵某公司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八百五十万元,向被告单位贵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予以追缴”。 “贵某案”在其典型意义的总结中评述如下:“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贿赂案件过程中,应积极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部署,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对行贿人因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最大限度追缴,不让行贿人因行贿获利,遏制犯罪利益驱动。”这里提及的最大限度追缴,似乎明确支持了向单位与个人同时追缴的模式。 然而,该案有其特殊的事实背景:贵某公司将非法提炼金属铑所得的一半利润送给国家工作人员王某某后,王某某又将其中545万元出借给李某某用于个人资金周转。这一关键情节构建了一个闭环:“公司获利→行贿支出→资金回流至个人”,因此能够证明李某某个人实际控制并使用了违法所得,为其个人财产被纳入追缴范围提供了事实基础——股东实际占有了违法所得。 因此,“贵某案”更应被解读为:在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高度混同、且能证明个人实际获利的特定情形下,法院可判决向个人追缴。它并非确立在任何单位行贿案中,仅凭股东身份即可“穿透”追缴的普遍规则。 (二)司法实践的变化 与“贵某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如“翁力单位行贿案”的众多判例,严格遵循了“单位犯罪,单位担责”的原则,仅判决向犯罪单位追缴违法所得,未涉及负有直接责任的股东个人。 毫无疑问,在反腐败斗争持续高压的背景下,司法实践的变化反应了彻底铲除犯罪经济基础的要求,毕竟同时向股东追缴,是追赃最高效、最直接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两高”发布的规定:“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该条明确根据利益归属决定责任承担主体,表面上只是区分“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标准。但这一逻辑必然延伸至违法所得的追缴上,既然定罪时因“利益归单位”而被评价为单位犯罪,那么违法所得的追缴对象理应是单位,若责任又再穿透至股东个人,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四、结语 单位行贿案件中对股东个人进行“穿透式”追缴的争议,是刑法扩张的追赃功能与股东有限责任间的价值冲突与适用边界问题。笔者认为,处理此问题还是应当坚守“单位责任优先”,追缴应首先针对犯罪单位。若要追究股东个人责任,必须有证据证明其个人实际占有违法所得或滥用股东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定罪时用于区分罪名的“利益归属”判断,在追缴环节必须得到统一适用。
2026 年 5 月 12 日,比利时数据保护局(DPA)宣布第102/2026号决定,因比利时Société Wallonne des Eaux公共水务公司(SWDE)违规对员工的电话录音,违反多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比利时《电子通信法》(LCE)的条款,对其处以总计 86,000 欧元的罚款。 SWDE公司做了什么? 比利时DPA于2020年4月16日收到了SWDE公司的一名员工的投诉,投诉人称SWDE对其员工的工作电话进行有系统地录音,员工没有被充分告知其被录音的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同时公司将电话录音形成的员工评价表还转交给比利时以外的一家公司。 SWDE承认他们在员工电话的前端和后端实施了通话录音。但SWDE抗辩称,实施电话录音是为了监控公司“呼叫中心”的服务质量,并基于评估对员工进行工作培训。 比利时DPA的法律依据和调查结果 比利时DPA经调查,认定该公司违反了GDPR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法律依据】 🇪🇺 GDPR第5(1)(a)条、第6(1)条、第12(1)条、第13条。 第5(1)(a)条:处理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应当以合法的、合理的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第6(1)条:只有数据主体已经明确同意一项或多项的数据使用目的,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才属于合法。(数据处理的合法原则之一) 第12(1)条:数据控制者在实施第13条的义务时,应当以简洁、透明、易懂和容易获取的形式,以清晰、平白的语言向数据主体提供信息。(交流模式的透明性) 第13条:在收集和使用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前,数据控制者应当向数据主体提供数据控制者的身份与联系方式、数据保护官的联系方式、数据处理目的与合法基础等信息。(个人信息使用的透明性) 🇧🇪 LCE第124条。 第124条:任何人在未经他人的允许下,不得有意获取与他人相关的电子通信数据。 【DPA的调查结果】 比利时DPA首先认定,该争议的SWDE部门不属于法律定义上的“呼叫中心”,因为该部门员工平均每天处理的客户电话不到一次,且主要管理案件档案,而非提供一线客户支持。因此SWDE对员工进行电话录音并不具备GDPR第6条(1)(b)条合同履行必要的合法性基础,SWDE在2020年10月至11月间录制的三次测试录音均属于非法。 此外,SWDE未能获得来电用户的有效同意。即使SWDE在电话录音中提示“为了提升我们的服务,此通话可能被录音”,但DPA认定这并不构成GDPR下的有效同意请求,因为SWDE并未提供来电用户主动拒绝电话录音的可选项,而只是告知电话会录音。 最后,DPA还发现SWDE也并未按照GDPR第13条向员工说明电话录音中收集到的员工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收集范围和存储期限等。即使在2022年10月对电话录音的预提示改进后,也未完全尽到GDPR要求的透明性义务。 案件结果 比利时DPA判决SWDE公司: 因违反电话录音中对员工和用户的告知义务与透明性,判处8.5万欧元罚款; 因未签署数据处理协议而被罚款1000欧元; 对SWDE非法测试录制、违规数据保存、未通知数据泄露以及未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的行为给予谴责; 在四个月内完成对GDPR第12条、第13条的整改,要求使来电用户能够直接被告知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而非像之前必须登录SWDE官网查看隐私政策才能了解。 此案件对出海企业有哪些风险警示? "呼叫中心例外"是什么?为何在本案中反复提及? “呼叫中心”是欧盟ePrivacy指令及比利时LCE对通信保密的特殊例外。 原则上,公司被禁止未经用户与员工的双方同意而进行电话录音;但作为例外,被认定为“呼叫中心”在严格条件下可对员工的通话进行录音以用于培训、质量管控等合同限定目的,同时必须在录音后1个月内将录音删除。 SWDE公司显然希望通过被认定为“呼叫中心”以获取例外保护,但DPA根据其业务特定否认了其属于“呼叫中心”的抗辩。 从本案中,可以分析“呼叫中心”至少具备以下特点: 1、业务形态上,呼叫中心的主要工作是高频、批量的电话处理。其日均处理用户电话数通常在10次通话以上,并且电话业务至少持续数月。 2、工作任务上,呼叫中心的工作目的是专门处理客户投诉、质量监控,其客户通话的工作是常态化任务而非临时工作。 企业电话录音容易踩的合规红线是什么? 根据本案比利时DPA对SWDE公司的处罚判决,垦丁王捷律师团队总结出以下几点出海企业在进行电话录音时容易踩到的合规红线: 仅在线上官网的隐私政策中披露必要信息,无实时告知渠道(如通话前语音播报、短信提醒等); 未设置一键拒绝录音的实时选项; 在认定为“呼叫中心”或获取录音同意后,录音超1个月未删除,未设立自动清理录音的自动化机制; 外包数据处理无书面协议,权责不清; 同意条款模糊,未区分员工与客户,未明确同意撤回的退出机制。 出海企业若被认定为违规电话录音,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高额罚款风险:GDPR罚款上限为全球营业额4%或2000万欧元(取较高者)。SWDE案虽罚款金额不高,但其属于典型警示案例。后续若有企业再次因违规电话录音被处罚,罚款金额可能会显著提高; 2、业务暂停风险:欧盟各国监管机构可下达整改令,若未按时合规,可暂停呼叫中心、运营客服等核心业务; 3、当地声誉与信任风险:数据隐私违规容易引发当地用户投诉、媒体曝光,尤其欧盟用户对隐私敏感度极高,后续可能影响品牌在当地的运营,影响品牌形象; 4、合规成本叠加风险:事后整改需重构录音系统、完善隐私告知、补签协议、开展员工培训、补设自动化清除数据的系统,成本远高于事前合规投入。 近期比利时DPA判决频出,反映了什么趋势? 近期比利时DPA的执法判决频出(同日发出的还包括Isabel公司被罚12万欧元案、某公司被罚17.6万欧元的邮箱案),除了反映欧盟已进入高频监管时期,各国监管机构近期处于活跃状态外,垦丁王捷律师团队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欧盟执法将像以下趋势发展: 1、重点考察企业的角色定位:如Isabel案中DPA强调其为数据控制者而非数据处理者,本案中DPA强调SWDE公司不具备“呼叫中心”的法律定位。 2、主要监管对象不再只是“行业巨头”,普遍追责可能成为日后监管重点:如这三个案件中的被追责企业都是当地中小企业。 3、监管场景将紧盯 “高频、日常、易忽视” 的工作场景:如这三个案件的监管场景都是电话录音、员工邮箱、平台数据等日常工作场景。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演进,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在征收过程中的价值填补。本文将结合(以下简称《条例》)与(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通过补偿对象与补偿标准这两个核心争议焦点,浅析权属瑕疵、历史遗留“住改商”、承租经营者权益保护等焦点问题,以期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项目的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引言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作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行为,其合法性基础不仅源于公共利益,更取决于公平补偿的实质实现。征收补偿的实质是通过公平、合理、程序正当的方式,对被征收人的财产权进行补偿,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和生活稳定。 《条例》第二十七条确立了房屋征收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对私有财产权程序性保障的重要体现。在城市更新中,面对复杂的历史权属问题、土地用途变迁及多元利益主体,如何精准识别补偿对象并科学量化补偿标准,是平稳、高效推进征收工作的关键所在。 二、征收补偿主体的认定 识别补偿对象是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首要环节。通常情况下,被征收人即为不动产登记簿明确记载的所有权人。然而,由于历史沿革、管理制度更迭等原因,实务中常出现权属情况复杂、人证分离等问题,因此征收部门须通过实质性审查,实现对补偿对象的精准识别。 (一)未登记建筑的定性与补偿的阶梯化处理 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是征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则不予补偿。 至于不属于前述情形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的补偿问题,《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通过进一步设立具体的历史时间节点,构建了精细化的补偿阶梯如下: 对1967年1月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实际使用性质给予货币补偿。这体现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居住或经营事实的尊重,保护了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对1967年1月1日后至2009年12月3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不超过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实际使用性质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60%给予货币补偿。此处的比例设定,合理反映了因缺乏不动产登记物权公示效力而进行的价值考量。 (二)承租经营者的权益保障 在非住宅房屋的征收中,实际经营者(承租人)往往承担了搬迁、临时安置、停产停业等最为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实际经营者的权益进行了制度响应,明确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不是被征收人的,被征收人负有清退被征收房屋的责任。至于补偿分配的问题,该《实施办法》规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的分配,按照被征收人与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的合同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由各方协商分配。此外,针对政府公房的承租人,《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符合政府公房住宅租赁条件的承租人若同意解除租赁关系,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加奖励之和的30%给予承租人弃租补偿。这一制度设计,赋予了承租人相对独立的受偿利益。 三、补偿标准适用规则 征收补偿标准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征收工作推进成效与协议签约效率。补偿核定应以公平等价为核心原则,确保补偿金额客观公允。在核算过程中,应当妥善协调房屋法定用途与实际使用用途之间的适用冲突,规范补偿标准的统一适用。 (一)权属人补偿的基准与保障 在量化具体补偿标准前,首先要厘清权属人(被征收人)法定补偿的基本框架。根据《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含以下四类: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3.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4.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其中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其核心原则在于“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针对不同性质的房屋,《条例》及《实施办法》制定了兼顾公平原则与权益保障的细化标准如下: 根据《条例》第十八条及《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个人住宅被征收人,应依法优先给予住房保障,且被征收人有权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同时,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水平不降低,除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一致以外,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不得少于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 《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设定了住宅搬迁费的标准为:(1)房屋征收部门按户为单位,向被征收人或政府公房承租人支付搬迁费每户不低于5000元;(2)因房屋征收涉及的被征收人或政府公房承租人的电话移机以及有线电视、管道煤气、宽带网迁装等费用,由房屋征收部门按照征收时的收费标准予以补偿;(3)若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则搬迁费增加一倍计算并一次付清。 《实施办法》第三十条设定了住宅临时安置费的标准为:(1)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住宅租金参考价格,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一次性支付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2)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自行安排住处的,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住宅租金参考价格,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支付临时安置费至安置房屋交付之日;(3)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使用周转用房,不支付临时安置费。(4)公房承租人的周转用房租金标准高于原租金标准的,仍按原租金标准支付周转用房租金。(5)使用周转用房的,过渡期水电费自负;若单价高于原房屋地段标准,超出部分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 根据《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于非住宅房屋,房屋征收部门除了应当支付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搬迁费更涵盖了机器设备的拆卸、搬运、安装调试及重置费等。 (二)“住改商”房屋的阶梯式补偿 对于拥有合法产权,但被征收人自行“住改商”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通常主张按商业用途评估以获取高额补偿,而征收部门则倾向于严格依产权证载明的住宅用途进行补偿。《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根据改变用途的时间节点设定了不同比例的经营性用房补偿如下: 1987年1月1日(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70%给予补偿。 《管理办法》施行后至1997年4月1日(以下简称《规划条例》)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60%给予补偿。 《规划条例》施行后至2001年2月6日(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50%给予补偿。 《处理办法》施行后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按照住宅房屋给予补偿。 按上述第1、2、3项计算的货币补偿总额低于按照《实施办法》有关住宅房屋计算处理的补偿总额(即房屋价值补偿加上奖励)的,应当按照住宅房屋的补偿总额确定补偿。 (三)停产停业损失的实质审查与核算规则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需以损害填补原则为基础。《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损失核算规则作出专门规定: 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 无法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额或者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 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与补偿方式挂钩。选择货币补偿的,停产停业期限按6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 四、补偿权利实现障碍的救济途径 征收补偿标准在实务适用中极易产生争议,完善的救济机制,是化解征收矛盾、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保障。 (一)评估机构选定的程序保障 房屋价值评估是征收补偿工作的核心环节。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优先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未果或各方无法达成一致的,通过摇珠、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评估机构,且整个选定流程需由公证机构全程公证。规范正当的选定程序,能够保障房屋价值评估结果客观、公允,夯实补偿认定的基础。 (二)复核与鉴定相结合的专业纠错机制 《条例》第十九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共同建立了完整的评估异议救济体系。征收双方如对评估报告存在异议,可在收到报告之日起10日内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论仍不服的,可在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属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该机制将评估技术类争议交由专业机构审查研判,有效提升争议处理的专业性与合理性。 (三)补偿决定的行政与司法双重监督 结合《条例》第二十六条及《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签约期限内,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无法达成补偿协议,或是被征收房屋权属主体不明的,行政机关可依据法定程序及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依法公示。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与司法双重约束,规范行政征收行为,防止公权力不当侵害私有财产权益。 五、结语 《条例》及《实施办法》以精细化制度设计,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搭建起兼顾行政效率与权益公平的规范体系。本文围绕征收补偿主体认定、补偿标准适用等核心规则展开梳理与分析,仅为结合现行法律规范作出的初步研究。实务中,房屋权属存在瑕疵、补偿标准等情形纷繁复杂,如何在法定框架下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合法财产权益,合理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保护边界,仍需在司法实践与实务操作中持续探索、完善适用。
【摘要】2023年修订的(以下简称)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了系统完善,将2007年(以下简称“旧条例”)中许多规定内容上升为法律条款,同时新法的一些新规定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实施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迫切需要以修订《实施条例》的方式加以完善解决。 (以下简称“新条例”)于2026年4月17日经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2026年4月29日以国务院令第836号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继2023年全面修订后,对配套行政法规的系统性更新。新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新条例在体例规模和制度深度上均有大幅提升。从宏观数据看,新条例共8章77条,较旧条例的7章66条,净增11个条文,新条例重构了旧条例第二章“行政复议申请”,新增“行政复议审理”专章(新条例第四章),强化原第五章“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新条例第六章),制度重心从单纯的程序规范转向对行政争议的源头治理与实质化解。 本次修订系对2007年条例的全面修订,属同一行政法规的废旧立新,新旧条例之间为前后替代关系。新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旧条例自然失效废止。关于生效时间,新条例设定了一个缓冲期(自2026年4月29日公布至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给予行政机关调整工作机制、培训人员的过渡时间。行政复议申请人也应注意时效规则:若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发生在新条例施行之前,复议申请在新条例施行之后提出,原则上应适用新条例的程序规定,但关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认定,则可以参考行政行为作出时旧条例的规定,以体现“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从旧条例的四条( 第一条 至第四条)扩展至新条例的八条,条文数量翻倍,制度内涵发生质的跃升。旧条例总则仅设立法目的与依据、行政复议机关履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职责、行政复议人员资格四项基础条款,整体体量精简、功能较为单一。新条例总则在继承上述条款的基础上,新增全面审查原则(第二条)、调解工作原则性定位(第六条)、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设(第七条)、行政复议信息化与在线法律效力确认(第八条)等核心制度条款,使总则从单纯的组织法、职责法基础,升级为集审查标准、争议化解模式、办案保障机制、数字化路径于一体的纲领性制度框架。 第二章 行政复议申请 新条例第二章重构了旧条例第二章的节架构,将旧条例第二章“行政复议申请”的节架构,从原来的第一节申请人、第二节被申请人、第三节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第四节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重构为第一节行政复议范围(新增)、第二节行政复议参加人(整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第三节申请的提出(原条例第四节整合完善)、第四节行政复议管辖(新增)。此次结构调整,新增了“行政复议范围”和“行政复议管辖”两个专节,使行政复议申请制度更为科学、逻辑更为严密。 1、新增“行政复议范围”一节(新条例第九条至第十条) 旧条例第二章未设“行政复议范围”节,行政复议的范围直接依据的规定。2023年以“14+其他”模式列举了十四项可复议事项,并设“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之兜底条款。然而,兜底条款的开放性不可避免地带来受案范围的认定争议。 新条例第九条将的兜底条款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二)对教育行政部门就学校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决定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 (三)对学位授予单位不受理学位申请、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行为不服; (四)对行政机关在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录用工作中对报考者违纪违规行为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 (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上述列举的实践意义重大。以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为例,其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往往重于一般的行政处罚,但又未被正式定性为“行政处罚”而长期不受行政处罚法的规制。明确“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行为的可复议性,对于全面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非常重要。 在教育行政领域,新条例第九条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可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再申请行政复议,关注到学校自主管理与教育行政部门监督的分工与衔接。 行政协议作为公私法交融的新型行政行为,其类型化对于统一行政复议受理标准、保护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新条例第十条将的“行政协议”类型化为: (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 (四)医疗保障服务协议; (五)其他行政协议。 2、申请人制度的实质性更新 新条例第十一条对“近亲属”作出界定,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较民法典限定的近亲属范围进一步扩展,以覆盖社会生活中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形态。 新条例第十二条新增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申请人认定规则。 新条例第十三条继续保留合伙企业申请人规则,并在文字表述上予以精炼。 旧条例第七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可以以企业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新条例第十四条将适用范围从“股份制企业”拓展至所有“公司”,表述为“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可以以公司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删除“股东代表大会”的提法(系因已无此组织形态)。“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与2023年将“具体行政行为”全面替换为“行政行为”的立法用语保持一致,覆盖范围更为周延。 3、被申请人制度的精细化 旧条例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关于被申请人的规定,被整合和修订后分散于新条例“行政复议参加人”一节中。主要变化有二: 其一,新增行政机关与其他组织共同作出行政行为时被申请人的认定规则,填补了旧条例仅规定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共同作出行为情形的制度缺口。 其二,随着2023年确立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体制的全面落实,被申请人认定与行政复议管辖之间的衔接更为顺畅。 4、申请期限的沿用与复议前置的具体化 旧条例第十五至十七条关于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规定,在新条例中得到较大幅度的细化和补充。对于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期限计算,新条例第二十四条将旧条例第十六条关于有履行期限规定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没有履行期限规定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的规定予以重述沿用。 此外,新条例对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具体情形作出细化规定(第三十一条),厘清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功能分工,引导当事人先行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此类争议,发挥行政复议的专业性和便捷性优势。 5、行政复议管辖的明确(新条例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三条) 新条例在第二章第四节“行政复议管辖”中对特殊情形下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了专门规定,该规定对特殊主体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了更具操作性的细化规定,避免因管辖不明而产生的受理争议。 第三章 行政复议受理 新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组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进行调解:……”[^2] 该条将调解提前至受理阶段,与总则第六条调解工作原则性定位相呼应,是新条例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创新。 新条例在第三章“行政复议受理”中增加了所规定的有权提起行政复议的利害关系人的认定标准(第三十五条),同时新增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范围(第三十六条),明确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情形(第三十七条) 此外,新条例在第三章“行政复议受理”中细化了被申请人自行纠正程序(第三十八条)。这一程序创新赋予了行政机关灵活化解争议的空间,也为行政复议调解的优先适用提供了制度依托——被申请人自行纠正确认错误,可以促成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和解,进而减少对抗性审理的需要。 第四章 行政复议审理 新条例新增第四章“行政复议审理”,系2023年修订后,在配套行政法规层面首次设立独立的“审理”章,将旧条例分散于各章的审理规则集中整合并系统完善。全章共三节,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三条)、第二节“行政复议证据”(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第三节“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第五十条至第五十四条)。 1、一般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确立了审理人员人数规则( 第三十九条 )、提级审理规则(第四十条)、被申请人答复义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以及合并审理制度(第四十三条)。 2、合并审理制度的首次确立 旧条例未设合并审理制度。新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因同一行政行为或者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复议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合并审理:(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对同一事实作出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同一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多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别作出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分别向同一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三)其他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决定合并审理的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合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该制度在司法领域较为成熟,引入行政复议领域属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确立。 3、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细化 2023年在审理程序中规定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参与机制,但未细化委员会的组成与议事规则。旧条例对行政复议委员会未作任何规定,新条例填补了这一重大制度空白。新条例在第四章第三节“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中进一步明确了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第五十条)、会议形式(第五十一条)及咨询意见的效力(第五十二条)。 4、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程序的细化 旧条例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仅有原则性规定(旧条例第二十六条)。2023年在审理程序中专门规定了附带审查程序,新条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审查程序的操作规则。新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了附带审查申请的提出时机及与行政复议中止的衔接规则(“、规定的期限,自行政复议中止之日起计算”)。新条例第五十四条明确了规范性文件超越权限或违反上位法的判断标准。这为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引,强化了行政复议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功能。 第五章 行政复议决定 旧条例在第四章(行政复议决定)实为行政复议审理整个流程的规定,涵盖了复议机构的组成、证据、审理程序、行政复议中止、行政复议终止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等整个复议审理流程。新条例将行政复议审理(程序)和行政复议决定(结果)进行了区分,并将行政复议决定单独调整为第五章。 新条例针对(撤销决定)与第六十三条(变更决定)的区分适用,细化了行政行为“内容不适当”(第五十五条)、“未正确适用依据”(第五十六条)、“适用的依据不合法”(第五十七条)、“程序轻微违法”(第五十九条)、”重大且明显违法”(第六十条)等多种情形的判断标准,第六十一条规定了驳回行政复议请求的具体情形。这些细化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复议机关的裁量范围。 此外,新条例对行政协议类复议案件(第六十二条)和行政赔偿复议类案件(第六十三条)的行政复议决定作出专门规定,回应了这两类日益增多的行政争议类型的特殊审理需求。 第六章 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 新条例第六章与旧条例第五章的核心差异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结构优化,补弱增强。 在条文体量上,新条例从旧条例的9条精简为5条,删除了原则性宣示条款和部分内部管理性规定;在制度内容上,新条例并未削弱指导和监督的实质功能,而是通过强化工作责任制的保障内涵、新增行政复议人员履职保障条款、升级培训要求、将统计分析嵌入责任制等方式,使指导和监督的制度密度更高、操作性更强;在制度定位上,新条例的指导和监督不再是笼统的“领导”“督促”“指导”等软性要求,而是转化为责任考核、统计分析、履职保障等具体的制度抓手,实现了从“软约束”到“硬约束”的制度升级。 新条例删除了旧条例第五十三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领导”“行政复议机构…对行政复议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和第五十四条(“加强对…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监督”)。这两条属于原则性宣示,旧条例第五十三条在之前文稿中被描述为“笼统规定…缺乏具体的制度抓手”,新条例选择将制度重心放在更具操作性的规则上,体现了立法技术的成熟。 新条例第六十六条在沿用旧条例第五十五条“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将行政复议工作纳入本级政府目标责任制”的基础上,有两处实质变化: 一是新增“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履行职责”的要求,将责任制的内涵从单纯的考核压力扩展为考核压力与履职保障并重; 二是新增第二款,要求行政复议机构“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统计分析,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工作报告”。 旧条例第五十八条虽然已有“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工作状况分析报告”的规定,但新条例将统计分析义务直接嵌入工作责任制条款,使其与责任制挂钩,效力位阶更高。这一变化正如司法部负责人所言,“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是行政复议机关及行政复议机构全面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 新条例第六十七条对应旧条例第五十六条,存在两处重要变化: 一是删除“对所属工作部门”的检查范围。旧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进行检查,新条例只保留“对下级人民政府”,政府对其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检查职责不再单独列出,这与2023年确立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体制相呼应,行政复议职责集中后,政府工作部门不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机关,因此不再需要单列。 二是新增“重大事项及时按照有关规定请示报告”的要求,加强了对行政复议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监督。 新条例第六十八条是全新条款,旧条例第五章没有任何对应规定。该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人员依法履职办案。” 这是一个重要创新,将行政复议人员的履职保障从内部管理问题上升为法定制度要求。结合新条例第七章第七十二条对行政复议人员及其近亲属实施报复陷害等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新条例构建了对行政复议人员“正向保障+反向保护”的双层保护机制。这一制度与“国家建立专业化、职业化行政复议人员队伍”相呼应,为队伍建设提供了具体制度支撑。 新旧条例均规定了行政复议人员培训制度,但新条例第七十条在旧条例第六十条“业务培训”“专业素质”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培训内容应包括“政治、理论和业务培训”,培训目标从提高“专业素质”扩展为提高“能力素质”。 这一变化体现了对行政复议人员综合素质的更高要求,也与新增的第六十八条行政复议人员保障条款形成制度配套。 七、法律责任与附则部分的关键更新 1、与监察机关的衔接机制 新条例完善了行政复议与同级监察机关的衔接机制。新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加强行政复议与监察监督的贯通协同,健全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行政复议机构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应当依法移送监察机关处理。这一机制实现了行政复议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制度联动,使行政复议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能够进入监察追责程序,弥补了旧条例监督效力闭环不足的缺陷。 2、特殊领域法律适用的明确 新条例在附则部分明确了知识产权等特殊领域行政复议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新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驳回商标申请、驳回专利申请等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依照、的有关规定提出复审请求,解决了与上述领域单行法律在行政复议程序上的协调适用问题。 八、总结与展望 从2007年旧条例到2026年新条例,修订体现了从“程序框架搭建”到“制度精细塑造”的范式跃迁。旧条例的核心任务是依据1999年将行政复议制度的操作规则框架搭建起来;新条例则是在2023年完成系统性修订后,对新时代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全面的精细化落实。 新条例以调解机制强化、自行纠正程序完善、程序公正保障健全、监督体系系统化为主线,构建了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制度矩阵。可以预见,新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吸纳和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夯实其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制度根基。 正如专家指出,新条例的出台“意味着我国以2023年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为支撑、以新条例为核心配套并统摄多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的行政复议制度体系已完成系统性重塑并趋于成熟”。当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条例中行政复议委员会实质运转、监督与监察衔接等制度的实际效果,尚需在实践中检验和调适。
近日热点,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将对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为期1个月的进驻督察。结合本轮督察热点,为大家梳理企业与个人必须知晓的生态环保法律红线,守住合规底线。 01、企业生产:这些行为直接触刑 • 超标排放必追责:规定,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面临按日计罚、停产整治、吊销执照;情节严重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数据造假零容忍: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如环评报告、排污数据),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企业罚款最高100万元,责任人可处10-15日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追究刑责。 • 未批先建重处罚: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即开工,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办的,处项目总投资额1%-5%罚款,并可强制拆除违建设施。 02、个人生活:日常行为也有法律边界 • 随意倾倒垃圾违法:向河道、林地、耕地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可处500-5000元罚款;倾倒危险废物(如废电池、废油漆),严重者构成污染环境罪。 • 露天焚烧秸秆/垃圾被罚:多地明令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生活垃圾,违者处200-2000元罚款;引发火灾或污染严重的,从重处罚。 • 破坏生态需赔偿:非法捕捞、乱砍滥伐、捕杀野生动物,不仅面临罚款,还需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03、督察重点:这些领域成高频核查对象 • 工业污染治理:化工、钢铁、建材等行业排污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数据、危废处置合规性。 • 饮用水源保护: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整治、违建拆除、生态隔离带建设情况。 • 群众举报整改:督察组重点核查过往环保举报投诉的办理时效、整改成效、群众满意度,杜绝“纸面整改”。 04、维权与合规:牢记2个关键渠道 • 企业合规自查:定期核查排污许可证、环评文件、监测数据台账,确保生产全流程符合环保标准,避免“带病运营”。 • 公众举报维权:发现污染行为,可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生态环境部官网等渠道实名举报,举报信息严格保密,查实后可获奖励。 生态环保无小事,法律红线不可逾。本轮督察既是对地方生态治理的“全面体检”,也是对企业、个人环保合规意识的集中警示。守住法律底线,既是责任,也是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