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货款付清前所有权归我”,为何法院还是查封了我的设备?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
为您找到 1500 篇与"行政行为规范"相关的法律实务文章,涵盖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
在品牌知识产权维权实践中,很多企业常会遇到一种两难场景:面对体量微小、认知有限的个体商户侵权,严格依法追责容易陷入“大企业打压小微”的舆论争议,但若一味妥协退让,又会对自身商标权利和长期品牌资产造成隐形、持久的损伤:大量市场模仿出现而不维权,会不断淡化驰名商标,直至退化为通用名称。遇见小面与“渝见小面”的商标争议事件,正是这一行业困境的典型缩影。品牌方因舆论压力选择大幅让步,以撤诉、致歉、无偿赠与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相爱相惜,好聚好散” 本是情感相处的基本准则,可有人却因感情纠纷心生怨怼,甚至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等方式恶意报复对方及其家人。本以为只是发泄情绪,殊不知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本图片由豆包AI辅助生成 基本案情 小明与小玉的感情因矛盾走到尽头。分分合合本是人生常态,可小明心中的怨气却与日俱增。他非但没有理性处理分歧,反而将怒火迁怒于小玉的父母:多次通过彩信向两位老人发
2026 年 6 月 4 日,挪威数据保护局(Datatilsynet)宣布,因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多项核心条款,对 Elkjøp Nordic AS 和 Elkjøp AS(以下统称 “Elkjøp”)处以总计 2000 万挪威克朗(约合 214 万美元)的罚款,该案涉及北欧地区超过 600 万名客户俱乐部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 Elkjøp 公司做了什么? 挪威数据保护局在收
一、基本案情 子某拥有合法草原承包地。因某公路工程需要,子某部分草原承包地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单位在程序瑕疵情况下,便征收子某草原承包地,导致草场植被破坏,原有生态功能丧失,上述强制清除行为经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因子某不认可某征收单位口头告知的补偿标准,双方就补偿问题未协商一致。子某向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其利息,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签收后未作出赔偿决定,子
一、前言 企业将国内生产的货物报关出口,国家将退还企业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这项出口退税制度,不断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名片。近几年,在出口数据持续增长向好的同时,背后也藏着一些隐患:企业出口退税额逐年增长,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2025年全国出口退税额高达21337亿元,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2.1%,与海关进口环节税总
前言 这两年,无人机黑飞已经明显不再只是一个航拍圈、发烧友圈的话题。 如果把近两年的公开处罚与刑事追责案例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监管已经从“飞行违规”升级为“低空公共安全治理”。在这个框架下,黑飞不再只是飞手个人的轻微违法,而被逐步放入公共安全、城市治理、机场净空、重点区域安保、网络安全乃至刑事风险的治理逻辑之中。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确立了基础行政处罚框架;2026年1月1日起
在办理单位行贿犯罪案件时,我们常遇到一个极具争议的实务难题:就行贿所得的不正当利益,除向犯罪单位追缴外,司法机关能否进行穿透,同时向单位内部对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股东个人追缴?若没有证据显示股东个人已通过分红、关联交易等方式实际占有不正当利益,这种“穿透式”追缴的依据究竟何在? 一、单位犯罪的定性决定了违法所得的归属主体是单位,则退赔责任的法定主体也应是单位 (法释〔2020〕17号,2020年12
2026 年 5 月 12 日,比利时数据保护局(DPA)宣布第102/2026号决定,因比利时Société Wallonne des Eaux公共水务公司(SWDE)违规对员工的电话录音,违反多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比利时《电子通信法》(LCE)的条款,对其处以总计 86,000 欧元的罚款。 SWDE公司做了什么? 比利时DPA于2020年4月16日收到了SWDE公司的一名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演进,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在征收过程中的价值填补。本文将结合(以下简称《条例》)与(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通过补偿对象与补偿标准这两个核心争议焦点,浅析权属瑕疵、历史遗留“住改商”、承租经营者权益保护等焦点问题,以期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项目的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引言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作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行为,其合

A公司卖了一批船用设备给B公司,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B公司付清全部货款之前,设备所有权仍归A公司。”后来B公司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了整艘船,A公司拿着合同去法院说:“设备还是我的,不能查封!”结果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什么明明有所有权保留条款,法院却不支持?南京海事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例,把《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讲透了——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一、案件基本事实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与某信制造公司于2023年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某鼎装备公司向某信制造公司提供压力水柜、系泊件等船用设备,在某信制造公司付清货款后,标的物所有权及船级社产品证书才转移给某信制造公司。案涉船用设备全部安装至船舶后,某信制造公司未按约付清货款。 这些设备未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所有权保留登记。 后来,PC航运公司因与某信制造公司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并申请查封案涉船舶。南京海事法院裁定查封了整艘船舶。某鼎装备公司认为,既然货款没付清,设备所有权仍归自己,于是提出执行异议。异议被驳回后,又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设备可以被查封执行。 二、核心争议:合同里约定了保留所有权,为什么没用? (一)所有权保留是什么? 所有权保留,简单说就是买卖合同中约定:买方付清全部价款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暂不移转,仍归卖方所有。这是卖方防止货款收不回来的重要手段,在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中非常常见。 比如本案中,某鼎装备公司把设备卖给某信制造公司,合同约定“付清货款前所有权仍归某鼎装备公司”——这就是典型的所有权保留条款。 (二)《民法典》的新规则:登记对抗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卖人对标的物保留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一规定是《民法典》的新增内容。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只要在合同里约定好就有效,不需要登记。但《民法典》施行后,规则变了——所有权保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登记的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根据,所有权保留属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范围。自2022年2月1日起,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 (三)为什么中国船级社的产品证书没用? 某鼎装备公司提交了中国船级社出具的产品证书,试图证明自己保留了设备所有权。但法院明确指出:中国船级社不具有所有权保留登记职能,其出具的船用设备产品证书旨在证明产品检验合格,而不能产生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 通俗说:产品证书只能证明“这批设备质量合格”,不能证明“这批设备的所有权还在卖方手里”。想证明后者,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 (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院进一步阐释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含义:人民法院根据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标的物作出保全裁定或者采取执行措施后,出卖人以所有权保留为由主张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PC航运公司是某信制造公司的债权人,其申请查封船舶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船上设备存在所有权保留约定——因为某鼎装备公司没有办理登记,PC航运公司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这一信息。因此,PC航运公司属于善意第三人,某鼎装备公司未经登记的所有权保留,不能对抗PC航运公司的查封申请。 三、从“不需要登记”到“必须登记”:规则变化你必须知道 (一)旧规则:合同约定即有效 在《民法典》施行前,所有权保留不需要登记。只要买卖双方在合同里约定清楚,卖方就能保留所有权,即使买方后来把货物卖给了别人,卖方也有权追回。 (二)新规则:必须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 《民法典》施行后,所有权保留被纳入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2020年国务院发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所有权保留被明确纳入登记范围。 2022年2月1日起施行的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的法定登记机构。 (三)为什么要登记? 登记的实质是公示——把“这个设备上存在所有权保留”这件事公之于众,让任何潜在的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可以查询到。登记的目是“告知其他主体该动产上已存在担保权的事实”。 如果不登记,这个权利就是“隐形的”——外人看不到,自然无法尊重。一旦买方把设备卖给了别人,或者被其他债权人查封了,卖方就不能再用“所有权还是我的”来对抗了。 (四)登记由谁办理?怎么办理? 根据规定,登记由担保权人(即卖方)办理。登记内容包括担保人和担保权人基本信息、担保物描述、登记期限等。征信中心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意味着登记操作本身并不复杂,但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由登记人自己负责。 卖方可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完成登记。 四、本案的警示意义 对卖方的警示: 第一,合同约定不等于权利保障。 只在合同里写“所有权保留”远远不够,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登记,这个条款在遇到第三人时就等于一张废纸。 第二,登记要趁早。 所有权保留登记应当在货物交付前或交付时办理。如果等到买方出现财务危机再去登记,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其他债权人可能已经抢先采取了保全措施。 第三,别把“产品证书”当“所有权证明”。 产品证书只证明质量合格,不证明所有权归属。想证明所有权,必须靠登记。 第四,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 通过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在线办理即可,无需提交基础交易合同,征信中心也不进行实质审查。花一点时间完成登记,可能省去日后巨大的法律风险。 对买方的其他债权人的启示: 第一,查封前可以查询登记信息。 在申请查封动产前,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公示系统查询该动产上是否存在所有权保留、抵押等权利负担,提前评估风险。 第二,未登记的担保权不能对抗查封。 如果卖方没有办理登记,即使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也不能阻止法院查封和执行。 五、结语 南通某鼎装备公司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在合同里写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却没有去办理登记。当买方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时,它拿着合同和产品证书去法院主张权利,结果被全部驳回。 《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核心规则只有一句话:所有权保留,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你卖货时想保留所有权,必须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不做登记,你的所有权保留就只是一个“君子协定”,在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不会保护你。 对于从事设备买卖、大宗商品交易的企业而言,完善内部风控流程,将所有权保留登记作为标准操作步骤,是防范应收账款风险的基本功。登记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本文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南通某鼎海洋装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P-CNEP航运服务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仅供学习参考。
在品牌知识产权维权实践中,很多企业常会遇到一种两难场景:面对体量微小、认知有限的个体商户侵权,严格依法追责容易陷入“大企业打压小微”的舆论争议,但若一味妥协退让,又会对自身商标权利和长期品牌资产造成隐形、持久的损伤:大量市场模仿出现而不维权,会不断淡化驰名商标,直至退化为通用名称。遇见小面与“渝见小面”的商标争议事件,正是这一行业困境的典型缩影。品牌方因舆论压力选择大幅让步,以撤诉、致歉、无偿赠与商标的方式换取舆情平息,看似是温和包容的处理方式,实则是对商标柔性维权的严重误读,将情理层面的宽容容错,变成了法律层面的永久性权利让渡。这种看似温情的和解方式,短期化解了舆论矛盾,却在商标权利边界、品牌无形资产、市场竞争秩序、驰名商标培育等多个维度埋下深层隐患,也为所有品牌的商标战略建设,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反面样本。 一、案件事实与侵权定性:小微侵权值得包容,但不应免责 遇见小面作为深耕市场多年的成熟品牌,已完成核心商标体系的布局,先后注册“遇见小面”系列商标,覆盖经营核心的服务类别及广告、加盟、推广等关联防御类别。经过长期持续的市场运营与品牌推广,品牌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辨识度与消费者认知,商誉积累扎实。 南阳当地个体商户未经品牌授权,使用读音完全一致、字形高度近似的“渝见小面”作为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及对外宣传的核心标识,经营品类与服务模式与“遇见小面”高度重合,客观上极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品牌关联、授权经营或同源经营的混淆认知,完整落入品牌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属于典型的商标近似侵权行为。 在品牌方启动常规维权程序后,网络舆论逐渐偏向同情小微创业者,大众视角更倾向于保护个体生计,品牌维权行为随之被贴上“强势打压”的标签。面对不断发酵的舆论压力,遇见小面选择主动让步,不仅终止全部维权诉讼、放弃赔偿主张,还主动将自有注册的相关商标无偿赠与侵权商户,并承诺协助对方完善商标注册布局。 从法律层面而言,市场主体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始终以是否造成混淆、是否落入保护范围为核心标准,经营规模大小、是否为小微商户,从来都不是商标侵权的免责事由。小微企业的经营弱势,仅为司法裁判中酌情降低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无法改变侵权行为本身的法律定性。基于现行商标法律体系与司法裁判规则,遇见小面的维权行为合法正当,完全符合维护自身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立法初衷。 但需要厘清的是,肯定维权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品牌必须对所有侵权行为采取强硬追责的刚性处理方式。成熟的品牌商标管理,本身就包含柔性处置的思维,面对无心过失、体量微小、获利有限的小微侵权主体,品牌完全可以在守住权利底线的前提下给予包容空间。真正的柔性让渡,是处置尺度的温和调整,而非商标权利的彻底放弃,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值得深思的核心问题。 二、柔性让渡的异化风险:舆论妥协背后的品牌长期内伤 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本质是品牌在合法框架内,对追责力度、处置方式做出人性化调整,是品牌格局与法务成熟度的体现。但遇见小面本次将商标无偿赠与侵权主体、彻底放弃维权的处置方式,已经脱离了合规柔性和解的范畴,属于商标权利的无底线退让,会对品牌形成不可逆的长期负面影响。 商标权利的处分具备极强的公示效力,品牌主动将近似商标无偿转让、公开放弃对应标识的排他权利,会在后续所有商标争议中触发权利禁反言的法律效果。往后市场中再出现同音、近形、结构相似的仿冒标识,品牌再主张近似侵权、申请异议或提起诉讼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会参考品牌此前的权利放弃行为,认定品牌已自行限缩自身商标的保护边界,对后续维权造成不利后果。一次舆论妥协,会永久压缩品牌商标的保护范围,让多年积累的品牌标识壁垒出现永久性缺口。 完整的品牌商标体系,依托核心经营商标与关联防御商标相互支撑、闭环保护。品牌将关键防御类近似商标赠与他人,会造成近似标识分属不同市场主体、同类经营场景并行使用的局面,直接打破商标权利体系的完整性。不同主体持有高度近似的商标,在同一市场、同一赛道开展经营,会持续造成消费者认知混淆,甚至滋生长期的交叉权属争议,让品牌陷入无休止的知识产权纠纷中,持续消耗法务精力与品牌口碑。 从品牌资产角度来看,商标的核心价值在于独一无二的识别属性。稳定、清晰、无混淆的品牌标识,是商誉积累、市场区分、商业估值的基础。品牌主动放任近似标识合法存续,会持续稀释自身品牌的独特性,逐步弱化消费者的专属品牌认知,多年的营销投入与品牌沉淀会被不断消解。同时,存在权利瑕疵、边界模糊的商标资产,会在品牌融资、估值、规模化发展的尽调环节成为重大短板,直接影响品牌无形资产的价值认定。 市场示范效应带来的隐性伤害同样不容忽视。头部品牌的处置方式,会直接影响整个市场的仿冒生态。无底线的舆论妥协,会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让大量小微经营者产生“仿冒知名品牌无需担责,舆论施压即可获得包容甚至商标权属”的认知,变相鼓励搭便车的蹭流量行为,后续品牌将面临更多、更分散的侵权仿冒问题,维权成本与舆情压力会持续攀升。 对于有长期发展规划、意图培育高知名度品牌的企业而言,这种权利退让还会直接阻碍驰名商标的培育进程。驰名商标的认定,不仅考量市场知名度,更看重商标权利的稳定性、排他性与品牌持续主动维权的完整记录。品牌主动放弃权利、容忍近似标识共存的行为,会形成负面权利记录,无法佐证品牌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难以满足驰名商标培育的核心要求,错失品牌最高层级的法律保护机遇。 三、品牌柔性维权的正确打开方式:善待小微,但守住权利 品牌商标战略的成熟,在于刚柔并济。严格的权利坚守是底线,人性化的柔性处置是温度。面对小微商户的无心侵权,品牌无需机械采取强硬诉讼、高额索赔的对抗式处理方式,合理的包容容错既符合大众朴素的价值认知,也能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但所有柔性处置都必须建立在不放弃商标所有权、不压缩权利边界、不制造权利漏洞的基础之上。 针对完全没有主观蹭取商誉的恶意、开店时间较短、经营规模极小、只是因知识产权认知匮乏出现无心侵权的小微门店,品牌可以选择放弃经济赔偿、放弃追责处罚,以包容的姿态对待小微经营者。在固定好侵权事实、留存完整证据记录的前提下,给到商户合理的整改周期,要求对方及时更换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名称及全部侵权宣传标识,彻底清除市场中的侵权元素。这种处理方式弱化了商业对抗,体现了品牌包容,同时完整守住了商标的专属权利与保护边界,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遗症。 对于前期投入成本较高、短期内彻底更换品牌会造成较大经营损失,但本身愿意合规整改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采用过渡期许可的柔性模式化解纠纷。通过正式的合同约定,给到对方短期、有限的商标使用权限,严格限定使用区域、使用周期与经营规模,明确禁止转授权、扩店经营、招商加盟等衍生行为,用极低的授权成本或阶段性免费授权的方式,给到商户合理的转型缓冲空间。这种方式仅适度开放短期使用权,商标所有权、排他权、核心保护权益始终归属于品牌,不会造成权利流失,是情理与法理平衡的优质解决方案。 针对深耕本地市场多年、拥有固定客群、整改成本极高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引导对方通过标识差异化改造的方式实现市场共存。商户在原有经营标识的基础上,增加独特的文字、图形或地域后缀,让改造后的整体标识形成清晰的区分特征,彻底消除与品牌主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在完成合规整改并核验无误后,品牌可出具谅解文件,终止本次维权程序,在保护自身品牌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小微商户的经营成果。 柔性包容始终存在清晰边界,人性化处置仅适用于无心、轻微、小规模的侵权场景。对于刻意模仿品牌标识、长期持续侵权、依靠品牌流量大规模获利,且在收到整改提示后拒不配合、恶意攀附品牌商誉的经营主体,品牌需要果断终止容错机制,依法开展正规维权,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与市场公平秩序。包容不是纵容,善意的柔性让步,只为善待无心犯错的小微经营者,绝非放任恶意蹭牌的市场乱象。 四、正当维权是法治市场应有之义,知识产权诉权本身值得尊重与鼓励 商标法设立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心目的是保护经营者商誉、制止仿冒混淆、维护公平竞争,权利人通过起诉途径主张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救济渠道,本身不存在天然对错。 其一,品牌投入资金、人力打造连锁标识,注册 “遇见小面” 商标,依法享有排他使用权利。市场中大量存在恶意仿冒、傍名牌牟利的商户,若权利人放弃诉讼、一味退让,只会纵容搭便车侵权行为,损害品牌创新积极性。从制度层面,主动起诉疑似侵权主体,是权利人履行自身权利、维护市场秩序的合法行为,这类正当维权应当得到法律与社会的包容,不能仅凭企业规模大就直接否定维权行为的合理性。 其二,不能简单以强弱身份标签区分维权善恶。无论连锁企业还是个体商户,在诉讼中都是平等民事诉讼主体。如果预设大企业起诉小微商户就是 “压榨”,等于以身份代替法律评判,变相剥夺企业的诉权。只有当维权行为超出法定边界、构成权利滥用时,才具备可苛责性,而 “是否滥用权利” 同样需要法庭结合证据综合判定,而非舆论先行定性。 其三,鼓励正当维权,本质是保护全体市场经营者。小微企业同样会遭遇山寨仿冒,只有完整畅通的诉讼维权渠道,大、中小商户才能平等依靠法律抵御侵权。片面否定企业起诉权利,最终会破坏知识产权保护整体环境,让所有经营者维权无路可走。 五、长效品牌视角下的商标战略建设逻辑 从本次商标争议事件不难看出,品牌商标保护从来不是单一的维权动作,而是一套贯穿事前布局、事中处置、长期培育的完整战略体系。柔性维权是品牌战略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永远不能替代权利底线。 品牌所有的柔性让渡,都只能局限在追责尺度、处置方式的调整范围内,商标所有权、独占排他权、核心保护边界这些根基性权利,绝对不能为了舆论口碑妥协放弃。任何和解、容错、让步,都必须以不产生权利禁反言、不割裂商标体系、不留下品牌权利瑕疵为前提。 品牌需要建立适配自身发展的标准化侵权处置逻辑,依托侵权主观意图、经营规模、侵权时长、整改态度区分处置方式,让每一次柔性和解都有规则支撑、有证据留存、有边界约束,避免舆论情绪主导商业与法律决策,从根源杜绝无序的权利退让。 完整且规范的维权与和解记录,是品牌商誉与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佐证。合法合规的柔性处置,能够留存品牌规范市场秩序、包容小微发展的正向证据,为后续品牌升级、知名度提升、驰名商标培育积累优质素材。反之,无底线的权利赠与与撤诉妥协,只会成为品牌无形资产的永久性瑕疵。 成熟的品牌舆情与法务协同,同样是商标战略的关键一环。品牌可以主动向公众传递清晰的维权逻辑,区分无心小微侵权与恶意蹭牌侵权,让大众理解商标保护不仅是保护大品牌权益,更是维护所有原创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弱化维权对抗感,传递品牌温度,在守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持续积累正向品牌口碑。 结语 遇见小面公开信引发的商标争议,是一次典型的商标战略认知警示。很多品牌误将舆论妥协当作格局,误将权利放弃当作包容,最终用长期的品牌资产为代价,换取短期的舆论平和。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是尺度的温柔,绝非根基的出让,品牌善待小微经营者的方式,应该是容错、缓冲、人性化处置,而不是放弃权利、赠与商标、自毁壁垒。 品牌的长久发展与高端化培育,依托于稳定完整的商标权利体系、刚柔并济的维权机制、统一清晰的市场品牌认知。守住商标权利底线、把控柔性处置尺度、建立标准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才能让品牌在情理与法理之间找到平衡,既保有企业温度,又筑牢无形资产壁垒,实现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相爱相惜,好聚好散” 本是情感相处的基本准则,可有人却因感情纠纷心生怨怼,甚至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等方式恶意报复对方及其家人。本以为只是发泄情绪,殊不知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本图片由豆包AI辅助生成 基本案情 小明与小玉的感情因矛盾走到尽头。分分合合本是人生常态,可小明心中的怨气却与日俱增。他非但没有理性处理分歧,反而将怒火迁怒于小玉的父母:多次通过彩信向两位老人发送小玉的私密照片、视频及二人私密聊天记录,还反复拨打骚扰电话,严重扰乱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小玉家人不堪其扰,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经查证,认定小明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 小明对处罚结果不服,以 “发送信息是对方要求的”“公安机关违法办案” 等为由,将某公安局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处罚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诉讼中,公安机关提交了小明的陈述、被害人陈述、通话记录、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小明违法事实清楚,案涉行政处罚合法合规。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小明因情感纠纷,故意向小玉父母发送私密内容、多次拨打骚扰电话,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符合规定的 “情节较重” 情形。某公安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 小明提出的各项抗辩理由,均无有效证据佐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并驳回小明的诉讼请求,维持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官说法 日常相处中,因情感、琐事产生纠纷在所难免,但再大的怨气、再深的矛盾,都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底线、侵犯他人权益的理由,解决问题必须在法律框架与道德准则之内进行。 本案中,小明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的方式滋扰对方家人,既违背公序良俗,也触犯了。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罚,既是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违法行为的有力惩戒。 法官借此提醒:情感纠纷不是违法的借口,情绪冲突更不是免责的挡箭牌。婚恋矛盾应通过协商、调解等合法途径化解,一旦采取过激行为,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诉讼应当秉持诚信原则,无事实依据的抗辩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唯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确方式。 编 辑:赵品轩 校 对:夏 蕾 审 核:孙彩萍 来 源:润州法院 长按扫一扫 关注镇江中院更多资讯
2026 年 6 月 4 日,挪威数据保护局(Datatilsynet)宣布,因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多项核心条款,对 Elkjøp Nordic AS 和 Elkjøp AS(以下统称 “Elkjøp”)处以总计 2000 万挪威克朗(约合 214 万美元)的罚款,该案涉及北欧地区超过 600 万名客户俱乐部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 Elkjøp 公司做了什么? 挪威数据保护局在收到多起关于 Elkjøp 客户俱乐部的数据泄露通知、用户投诉及行业举报后,于 2022 年 6 月对 Elkjøp 启动正式审计调查。 Elkjøp 运营的客户俱乐部核心目的为推广公司产品和服务,其主张以 “用户同意” 作为处理会员个人数据的唯一合法依据。但经审计发现,Elkjøp 在获取用户同意及后续数据处理全流程中存在多项严重违规行为,导致北欧地区超 600 万名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受到侵害。 挪威 Datatilsynet 的法律依据和调查结果 挪威数据保护局经全面审计,认定 Elkjøp 严重违反了 GDPR 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核心义务。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 不存在知情同意:Elkjøp 未向客户提供足够清晰、全面的信息,导致客户无法充分了解其同意加入俱乐部并授权数据处理的全部后果,包括数据将被用于哪些具体营销活动、会与哪些第三方共享等关键内容。 同意并非出于自愿:Elkjøp 将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并授权处理与一般商品折扣强制绑定,客户若拒绝授权数据处理则无法享受俱乐部会员的基础折扣权益,构成了 “捆绑同意”,违背了 GDPR 要求的自愿原则。 同意并不具体明确:Elkjøp 仅笼统地将数据处理目的描述为 “营销”,未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的处理活动,例如用户画像构建、精准广告推送、跨渠道营销追踪等,导致用户无法针对性地授权或拒绝特定的数据处理行为。 此外,Datatilsynet 还发现 Elkjøp 存在其他多项违规:未对将个人数据用于新用途进行必要的兼容性评估;未能正确评估 “合法利益” 作为替代法律依据的可行性及必要性;未在 GDPR 规定的法定时间内回应数据主体提出的查阅、更正、删除等权利请求。 本案涉及了GDPR哪些条款? 🇪🇺 GDPR 第4 (11) 条、第5 (1)(a) 条、第5 (2) 条、第6 (1) 条、第6 (4) 条、第12 (3) 条。 第4 (11) 条:明确 “数据主体的同意” 是指数据主体在知情、自愿、具体的前提下,通过声明或清晰的肯定性行为作出的,对其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意愿表示。 第5 (1)(a) 条:处理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应当以合法的、合理的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第5 (2) 条:数据控制者应当对遵守上述数据处理原则负责,并能够证明其合规性。 第6 (1) 条:只有在符合本条规定的合法基础之一时,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才属于合法,其中包括数据主体已经明确同意一项或多项的数据使用目的。 第6 (4) 条:如果数据处理的目的超出了最初收集个人数据时所声明的目的,数据控制者应当在进行该进一步处理之前,评估该处理是否与最初的目的兼容,并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 第12 (3) 条:数据控制者应当在收到数据主体的权利请求后,在法定时限内无不当延迟地采取行动,并告知数据主体处理结果。 为出海企业敲响了警钟 本案是挪威针对 “无效同意” 问题作出的典型高额罚款案例,核心警示了出海企业在运营会员体系、开展营销活动时,极易踩中的合规红线: 同意获取 “形式化”:仅通过勾选 “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 的单一方式获取同意,未向用户清晰、具体地说明数据处理的全部内容和后果。 “捆绑同意” 违规:将数据处理授权与核心服务或基础权益强制绑定,剥夺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 GDPR 明确禁止的行为。 处理目的 “模糊化”:使用 “营销”“服务优化” 等笼统表述描述数据处理目的,未区分不同类型的处理活动,导致同意不具备特定性。 目的外处理无评估:在超出最初声明的目的使用个人数据时,未进行兼容性评估和风险论证,也未重新获取用户同意。 数据主体权利响应不及时:未建立完善的用户权利请求处理流程,无法在法定时限内回应用户的查阅、删除等请求。 本案反映的欧盟数据监管趋势? 结合近期欧盟各国数据保护局的密集执法行动,本案进一步印证了欧盟数据监管正在向以下方向深化: 对 “同意有效性” 的审查趋于极致严格:监管机构不再满足于企业获取了用户的 “形式同意”,而是深入审查同意是否真正满足知情、自愿、具体三大核心要件,“捆绑同意”“笼统同意” 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大规模用户数据处理场景成为监管重中之重:涉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用户的会员体系、营销平台等,一旦存在系统性合规缺陷,将面临高额罚款和严格的后续监管。 全流程合规监管成为常态:监管机构不再仅关注数据收集环节,而是延伸至数据处理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目的外使用、第三方共享、用户权利响应等多个环节。 参考文献: https://www.dataguidance.com/news/norway-datatilsynet-fines-elkjop-nok-20m-processing https://gdpr-info.eu/
一、基本案情 子某拥有合法草原承包地。因某公路工程需要,子某部分草原承包地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单位在程序瑕疵情况下,便征收子某草原承包地,导致草场植被破坏,原有生态功能丧失,上述强制清除行为经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因子某不认可某征收单位口头告知的补偿标准,双方就补偿问题未协商一致。子某向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其利息,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签收后未作出赔偿决定,子某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依据及之规定,就涉案强制征收行为造成的损失,子某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征收草场已被用于项目建设,在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同一征收范围内的征收在同等情况下应当遵循相同的征收补偿标准,以体现征收的公平公正。根据损益相抵原则,赔偿和补偿不应重复,对于已经通过补偿方式获得相应救济的,应予扣除,不应再赔偿中重复支持。另,强制征收子某草场并在未与子某达成一致情况下,将补偿款直接打入子某账户的行为,不符合征地补偿相关程序,该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子某一直未使用该笔收益,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强制征收之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体现对政府违法征收行为的惩戒。 三、典型意义 一是承包经营权受法律刚性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侵害。承包人对承包的草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该权利属于用益物权范畴,受等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必须遵守“先补偿、后征收”的法定原则,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任何未经合法程序、未足额支付对价的强行占用行为,构成对物权的实质性侵害,且损害草场生态环境,须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二是严格适用“损益相抵”原则,防止重复获利,在行政机关已经支付了补偿款的情况下,不在赔偿中重复支持,体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确保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弥补损失”而非“额外获益”;三是强调了程序违法的独立法律责任,具有惩戒与教育意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既要实体合法,也要程序正当,更要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法院未因子某已获部分补偿款而豁免征收单位的程序违法责任,通过判令支付利息的方式惩戒违法行为,凸显了“程序违法亦需担责”的司法理念,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履职。
一、前言 企业将国内生产的货物报关出口,国家将退还企业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这项出口退税制度,不断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名片。近几年,在出口数据持续增长向好的同时,背后也藏着一些隐患:企业出口退税额逐年增长,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2025年全国出口退税额高达21337亿元,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2.1%,与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对比(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20632亿元),开始产生了705亿元的逆差,也就是说,出口退税已经需要国内增值税进行补血。所以,国家出口退税的制度安排,目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例如钢铁制品、铝制品、光伏电池和锂电池等出口退税正在逐步取消,其他相关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变动也在逐步酝酿之中。 与此同时,海关对退税相关的出口商品监管,也在逐步收紧和趋严,出口退税的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和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逐年增多,案件的处罚幅度和办案力度逐步加强,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基于此,德和衡国际贸易和海关法律服务团队,关注到出口退税形势的上述变化,从全国各地海关官网公开的行政处罚数据中,收集选取了进出口业务量较大的12个海关关区的801份出口退税案例(2023年-2025年间),并对这些行政处罚案例数据做了全景式分析,希望能够为企业的出口合规经营提供一些帮助,具体分析如下: 二、案件逐年增多、区域分布特点明显 2023至2025年间,出口退税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801份出口退税违规案例,时间分布如下:2023年有254份,2024年有267份,2025年有280份。从查发出口退税违规案例的时间节点看,大部分案件都是在货物出口之后的后续海关稽查发现的。 从海关出口退税案件的区域分布看,天津、厦门、青岛、上海、广州和深圳海关等六个关区,每个区域的案件数量均超过案件总数的10%,这些区域是出口退税案件的高发区域,这些地区的企业应当更加重视出口退税的违规风险。 宁波、南京、大连、杭州和黄埔关区,虽然出口货物的业务量也很大,但出口退税的违规案件较少。笔者认为,这些区域目前的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少,违规风险较低,不等于以后也会一直保持低水平,该地区企业对出口退税违规风险也应有适度评估。 三、出口退税案件的违规类型 我们对801份案例标本进行违规行为方式分析后发现,主要违规方式有三大类:一是商品归类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商品编码+税则号列+货物名称、规格);二是数量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三是价格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具体情况及占比分析如下: 第一,商品归类申报不实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共计466件,其中,行政处罚决定中表述为商品编号申报不实的324件,表述为税则号列申报不实的87件,表述为商品名称或者规格型号申报不实的55件,共计466件,占全部标本案例的58.18%,超过案件总数近6成。这类案件的具体情况是企业将没有出口退税的商品申报为有出口退税商品,或者将低退税率的商品申报为高退税率的商品,无论企业是否实际多退税款,海关均将此类申报不实行为,界定为税则号列申报不实影响海关出口退税管理,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第二,数量申报不实的出口退税违规案共计176件,占比21.97%。企业在向海关出口申报时,将货物的数量多报少出,实际出口的货物数量少于向海关申报的数量,这种“多报少出”的出口方式,即使商品归类是正确的,也会影响了国家的出口退税管理,出口企业可能实际获得多退税款,海关也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第三,价格申报不实的出口退税违规案共计159件,占比19.85%。在801件标本案例中,价格申报不实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出口企业将出口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高报,导致可能影响出口退税管理,二是出口货物的价格币制申报错误,即将汇率较低的币种申报为汇率较高的币种,如将日元计价的币种,申报为美元计价的币种,出口货物的申报价格可能高出100倍。上述低值高报的情况,理论上均有可能导致企业多退税款,海关对这种出口货物价格申报不实的情形,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四、出口退税案件的处罚幅度 本文收集整理的801件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案例中,处申报价格10-50%罚款幅度的案件数为87件,占案件总数10.86%,处申报价格10%以下罚款的案件数为714件,占案件总数89.14%。根据《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16条的规定,申报不实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的案件,应当综合考虑申报不实部分货物的价格、出口退税率等因素,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海关处罚裁量基准的上述规定,说明规定的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处罚幅度(处申报价格10-50%罚款)偏高,在一定条件下,应当予以减轻处罚。所以,《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8条规定,如果多退税款的数额占申报价格的比例低于10%的,可以对出口退税申报不实行为,引用的规定减轻处罚,在申报价格10%以下予以罚款。例如,出口货物商品编号或者税则号列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案件,企业将低退税率(9%)的税则号列申报为高退税率(13%)的税则号列,税率差只有5%,如果处申报价格10%罚款,相当于处退税额200%的罚款,显然处罚幅度过高,缺乏公平合理性。所以,《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8条(7)项规定,多退税款的数额占申报价格的比例低于10%的,可以减轻处罚。 五、申报不实违规与出口骗退税罪的界限 最近两年,海关办理的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逐渐增多,骗取出口退税与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界限在哪里?关于出口退税的申报不实违规与骗取出口退税罪,有没有明确的标准与界限,这是广大企业关注的问题。 结合办案实践,我们认为,骗取出口退税罪,首先应当有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观故意;其次,客观上应当有向海关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情况,例如:将不能退税的A商品申报为可以退税的B商品,或者修改出口商品的规格、型号或者参数,达到改变税则号列多退税款的目的;再次,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退税时提交了虚假的增值税发票,或者故意提交未缴纳增值税的税票。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而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违规行为,不要求当事人必须有多退税款的主观故意,也未必有向海关提交虚假材料的申报行为,而仅仅是当事人申报错误,导致可能影响出口退税。申报不实违规行为,企业没有向税务机关提交虚假的增值税发票或者故意提交未缴纳税款的增值税发票(买单出口)的情况发生。 所以,骗取出口退税罪与出口退税违规行为,具有明确的区别和界限,而实践中常有办案机关将企业出口退税违规行为,错误地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予以立案调查。同时,实践中,海关缉私将逃税罪案件错误地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办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企业缴纳税款后,向税务机关提交已缴纳税款的进项增值税发票,采取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税款的,根据的规定,是规定的逃税罪,而不是骗取出口退税罪。 骗取出口退税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刑事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安部等八部门对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实施了联合惩戒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数额10万元就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立案追诉标准低,刑事处罚又很重,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出口退税的合规问题应当高度重视,加强内部贸易合规的管理,避免引发重大刑事法律风险。
前言 这两年,无人机黑飞已经明显不再只是一个航拍圈、发烧友圈的话题。 如果把近两年的公开处罚与刑事追责案例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监管已经从“飞行违规”升级为“低空公共安全治理”。在这个框架下,黑飞不再只是飞手个人的轻微违法,而被逐步放入公共安全、城市治理、机场净空、重点区域安保、网络安全乃至刑事风险的治理逻辑之中。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确立了基础行政处罚框架;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则进一步把“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情节较重的”明确纳入治安拘留范围。 黑飞案件的底层逻辑是行业治理样本缩影,折射出低空经济快速发展下的规则空白正在逐步完善,同时可观察到执法部门的梯度处罚思路将技术监管和多种法律手段结合,形成了黑飞治理相对完整的链条。本文梳理近年来无人机已公布的黑飞处罚案例,试图以产业律师角度纵向观察该领域的合规尺度。 一、从现有规范和公开案例看,当前黑飞责任大体上已经形成四层结构 第一层是一般行政违法。如,未实名登记、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飞行、一般性超高飞行等,通常先落入的行政处罚框架。条例明确规定,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这里的情节严重通常从裁判案例来看,是叠加了第二层要素的。 第二层是较重行政处罚。这时黑飞不再只是一般违规,而是叠加了机场净空区、敏感区域、明显超高、反复实施等因素,开始出现没收并处罚款的组合。比如北京在2025年公布全市行政区域全年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后,在新华社披露的案例中,房山、大兴、海淀等地对未经审批放飞行为作出了没收器具并处罚款的处理。2025年杭州公布的超高飞行行政处罚案,飞手未经申报超高飞行,一度闯入周边军事训练区,公安机关最终作出罚款5000元并没收无人机的行政处罚。 第三层是治安管理处罚。2025年修订2026年施行的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无人机黑飞正式从主要靠行政罚款、没收处理推进到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拘留的阶段。 第四层是刑事追责。当行为达到极端超高、逼近航路航线、严重扰乱民航运行、破解飞控系统、伪造材料解除飞行限制等程度时,案件已经不是一般的行政法问题,而开始落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提供侵入或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等刑法评价框架。公安部2026年公布的典型案例,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升级路径,后文详细展开。 二、公开案例已经呈现出清晰的执法谱系 1. 一般“黑飞”:从低额罚款起步 2024年1月5日,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公安局查处一起“黑飞”案件。当事人王某使用的无人机未按要求实名登记,且飞行高度超过要求,公安机关对其作出责令停止飞行、立即改正并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这是实施后兵团公安机关开出的首张无人机黑飞行政罚单。这个案件很典型,它反映的是条例落地初期,对未实名、同时一般超高这类基础违法行为,执法机关优先采取的是基础行政处罚路径。 类似地,2024年2月,杭州萧山警方查处李某在萧山机场禁飞区内飞行自组装穿越机。杭州官方公开表述为:这是条例施行以来当地全市首例黑飞处罚案件,依据的是。这个案件说明,机场净空区/禁飞区是执法高敏感区。哪怕只是个人爱好、未造成事故,只要落入机场周边净空安全治理逻辑,处罚风险就会显著升高。 2. 商圈、景区、网红打卡点:个人航拍正成为执法高频场景 2024年11月,上海普陀警方公开一起案例,摄影爱好者孟某未经批准,在居住地附近起飞后,又飞至辖区某网红商场上空进行摄影,最终因在管制空域内飞行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本身未披露具体罚款数额,但其执法意义非常强,商圈、网红打卡点、景区航拍,因为属于人流密集人口稠密地区,风险显著增加而成为黑飞重点监管地区。 上海警方在2025年专项整治通报中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通报显示,自2025年8月29日专项整治启动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查处黑飞案件2526起,处罚2491人;从近期案件分布看,个人航拍爱好者占绝大多数,黑飞区域多集中在景区和网红打卡点,企业出于工程需要实施黑飞的情形也较为集中。这个数据非常值得产业界重视。 3. 超高飞行、反复飞行开始触发没收、拘留 2025年9月,上海警方通报周某等8人未经批准,多次违规超高飞行无人机,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相关无人机被依法没收。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处罚结果本身,而是执法口径已经清楚表明:多次+超高正在成为从一般罚款上升到拘留、没收的重要裁量抓手。 北京的执法趋势也很明显。根据北京市政府2025年通告,北京市行政区全域全年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任何飞行活动均需要报备。新华社披露,北京警方已查处多起黑飞案件,包括在昌平、海淀等地未经审批放飞无人机拍摄景观,被依法没收器具并处罚款;到2025年10月,北京警方通报自该市政府通告发布以来已查处黑飞违法案件51起,行政处罚49人。 4. 机场净空区与重大活动场景:拘留已成现实后果 2024年8月26日,郑某某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净空区域内非法驾驶无人机飞行,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十日。同样的逻辑在大型活动场景中也很鲜明。2023年杭州亚运会临时禁飞期间,两名当事人在临时管控区域违规放飞无人机,分别被行政拘留10日和7日。虽然这是特定时段下的特别管制。在重大活动、机场净空区、核心安保区域,天然带有更强的公共安全色彩,处罚会显著提升。 5. 黑飞产业链触及刑事犯罪 公安部2026年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1年8月至2023年5月期间,李某为他人提供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限制服务221人次,非法获利9万余元;2023年12月,李某因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该案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飞行违法,而是把无人机飞控系统作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来进行刑法上的评价。 同时这类违法行为还包括,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形式制作解禁飞行材料;破解无人机限高后实施超高黑飞。杭州警方2026年2月公开的丁某案即当事人通过不法渠道购买程序修改飞控参数,多次在机场禁飞区和120米以上管制空域实施超高飞行,最高达3280米,接近航路已干扰危害公共安全,被刑事拘留。这里需要提示的是,企业内部出于营销、工程、项目展示需要而组织违规飞行的,也开始进入执法视野。 三、律师介入角度 纵观无人机黑飞案件,今天已经不是单一的“有没有飞”“有没有报备”问题,而是一个同时涉及事实认定、空域属性判断、飞行数据解释、程序合法性、裁量比例、治安与刑事分层适用的复合型案件。表面看,处罚规则似乎越来越明确,但真正进入个案后,争议往往集中在违法事实是否查清、行为危险性是否被夸大、一般违法是否被上升评价为情节严重或情节较重、没收拘留乃至刑事追责是否具有充分法律和证据基础这些关键节点上。律师介入的意义,就在于防止一般违法被机械性评价,防止抽象风险替代具体证据,也防止当事人在面对专业化、技术化越来越强的无人机监管体系时,因不了解规则结构而错失复议、诉讼、听证和刑事辩护的最佳时机。对于企业和个人飞手而言,律师不只是处罚之后的救济者,更应当是低空合规体系中的前端参与者和风险翻译者。
在办理单位行贿犯罪案件时,我们常遇到一个极具争议的实务难题:就行贿所得的不正当利益,除向犯罪单位追缴外,司法机关能否进行穿透,同时向单位内部对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股东个人追缴?若没有证据显示股东个人已通过分红、关联交易等方式实际占有不正当利益,这种“穿透式”追缴的依据究竟何在? 一、单位犯罪的定性决定了违法所得的归属主体是单位,则退赔责任的法定主体也应是单位 (法释〔2020〕17号,2020年12月29日)第2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举一反三,单位实施的其他犯罪,亦应参照该规则,既然个人是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退赔责任当然应当由单位承担。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责任扩张存在法定边界 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的基石。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否则不能“刺破公司面纱”,让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而追缴违法所得的刑事判决,在性质上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以恢复原状为目的的法定之债。将追缴义务的主体从单位扩张至股东,实质上是在刑事执行领域进行穿透,此种穿透仍须严守公司法确立的规则,即必须以证明股东存在滥用行为为前提,例如股东个人实际占有了不正当利益,或实施了可非难的、旨在将单位利益输送至个人的行为,而不能仅凭其股东身份或控股地位便当然推定。 三、典型案例的再解读与司法实践的变化 尽管“穿透式”追缴在法理上存在诸多障碍,但司法实践中支持向股东个人追缴的判例并不鲜见。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3月31日联合发布的“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以下简称“贵某案”)便是此类观点的集中体现,常被办案机关引为权威依据。 (一)“贵某案”:一个可能被误读的范例 该案基本案情为:贵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为在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逃避环保检查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法院判决“对被告单位贵某公司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八百五十万元,向被告单位贵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予以追缴”。 “贵某案”在其典型意义的总结中评述如下:“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贿赂案件过程中,应积极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部署,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对行贿人因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最大限度追缴,不让行贿人因行贿获利,遏制犯罪利益驱动。”这里提及的最大限度追缴,似乎明确支持了向单位与个人同时追缴的模式。 然而,该案有其特殊的事实背景:贵某公司将非法提炼金属铑所得的一半利润送给国家工作人员王某某后,王某某又将其中545万元出借给李某某用于个人资金周转。这一关键情节构建了一个闭环:“公司获利→行贿支出→资金回流至个人”,因此能够证明李某某个人实际控制并使用了违法所得,为其个人财产被纳入追缴范围提供了事实基础——股东实际占有了违法所得。 因此,“贵某案”更应被解读为:在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高度混同、且能证明个人实际获利的特定情形下,法院可判决向个人追缴。它并非确立在任何单位行贿案中,仅凭股东身份即可“穿透”追缴的普遍规则。 (二)司法实践的变化 与“贵某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如“翁力单位行贿案”的众多判例,严格遵循了“单位犯罪,单位担责”的原则,仅判决向犯罪单位追缴违法所得,未涉及负有直接责任的股东个人。 毫无疑问,在反腐败斗争持续高压的背景下,司法实践的变化反应了彻底铲除犯罪经济基础的要求,毕竟同时向股东追缴,是追赃最高效、最直接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两高”发布的规定:“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该条明确根据利益归属决定责任承担主体,表面上只是区分“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标准。但这一逻辑必然延伸至违法所得的追缴上,既然定罪时因“利益归单位”而被评价为单位犯罪,那么违法所得的追缴对象理应是单位,若责任又再穿透至股东个人,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四、结语 单位行贿案件中对股东个人进行“穿透式”追缴的争议,是刑法扩张的追赃功能与股东有限责任间的价值冲突与适用边界问题。笔者认为,处理此问题还是应当坚守“单位责任优先”,追缴应首先针对犯罪单位。若要追究股东个人责任,必须有证据证明其个人实际占有违法所得或滥用股东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定罪时用于区分罪名的“利益归属”判断,在追缴环节必须得到统一适用。
2026 年 5 月 12 日,比利时数据保护局(DPA)宣布第102/2026号决定,因比利时Société Wallonne des Eaux公共水务公司(SWDE)违规对员工的电话录音,违反多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比利时《电子通信法》(LCE)的条款,对其处以总计 86,000 欧元的罚款。 SWDE公司做了什么? 比利时DPA于2020年4月16日收到了SWDE公司的一名员工的投诉,投诉人称SWDE对其员工的工作电话进行有系统地录音,员工没有被充分告知其被录音的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同时公司将电话录音形成的员工评价表还转交给比利时以外的一家公司。 SWDE承认他们在员工电话的前端和后端实施了通话录音。但SWDE抗辩称,实施电话录音是为了监控公司“呼叫中心”的服务质量,并基于评估对员工进行工作培训。 比利时DPA的法律依据和调查结果 比利时DPA经调查,认定该公司违反了GDPR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法律依据】 🇪🇺 GDPR第5(1)(a)条、第6(1)条、第12(1)条、第13条。 第5(1)(a)条:处理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应当以合法的、合理的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第6(1)条:只有数据主体已经明确同意一项或多项的数据使用目的,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才属于合法。(数据处理的合法原则之一) 第12(1)条:数据控制者在实施第13条的义务时,应当以简洁、透明、易懂和容易获取的形式,以清晰、平白的语言向数据主体提供信息。(交流模式的透明性) 第13条:在收集和使用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前,数据控制者应当向数据主体提供数据控制者的身份与联系方式、数据保护官的联系方式、数据处理目的与合法基础等信息。(个人信息使用的透明性) 🇧🇪 LCE第124条。 第124条:任何人在未经他人的允许下,不得有意获取与他人相关的电子通信数据。 【DPA的调查结果】 比利时DPA首先认定,该争议的SWDE部门不属于法律定义上的“呼叫中心”,因为该部门员工平均每天处理的客户电话不到一次,且主要管理案件档案,而非提供一线客户支持。因此SWDE对员工进行电话录音并不具备GDPR第6条(1)(b)条合同履行必要的合法性基础,SWDE在2020年10月至11月间录制的三次测试录音均属于非法。 此外,SWDE未能获得来电用户的有效同意。即使SWDE在电话录音中提示“为了提升我们的服务,此通话可能被录音”,但DPA认定这并不构成GDPR下的有效同意请求,因为SWDE并未提供来电用户主动拒绝电话录音的可选项,而只是告知电话会录音。 最后,DPA还发现SWDE也并未按照GDPR第13条向员工说明电话录音中收集到的员工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收集范围和存储期限等。即使在2022年10月对电话录音的预提示改进后,也未完全尽到GDPR要求的透明性义务。 案件结果 比利时DPA判决SWDE公司: 因违反电话录音中对员工和用户的告知义务与透明性,判处8.5万欧元罚款; 因未签署数据处理协议而被罚款1000欧元; 对SWDE非法测试录制、违规数据保存、未通知数据泄露以及未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的行为给予谴责; 在四个月内完成对GDPR第12条、第13条的整改,要求使来电用户能够直接被告知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而非像之前必须登录SWDE官网查看隐私政策才能了解。 此案件对出海企业有哪些风险警示? "呼叫中心例外"是什么?为何在本案中反复提及? “呼叫中心”是欧盟ePrivacy指令及比利时LCE对通信保密的特殊例外。 原则上,公司被禁止未经用户与员工的双方同意而进行电话录音;但作为例外,被认定为“呼叫中心”在严格条件下可对员工的通话进行录音以用于培训、质量管控等合同限定目的,同时必须在录音后1个月内将录音删除。 SWDE公司显然希望通过被认定为“呼叫中心”以获取例外保护,但DPA根据其业务特定否认了其属于“呼叫中心”的抗辩。 从本案中,可以分析“呼叫中心”至少具备以下特点: 1、业务形态上,呼叫中心的主要工作是高频、批量的电话处理。其日均处理用户电话数通常在10次通话以上,并且电话业务至少持续数月。 2、工作任务上,呼叫中心的工作目的是专门处理客户投诉、质量监控,其客户通话的工作是常态化任务而非临时工作。 企业电话录音容易踩的合规红线是什么? 根据本案比利时DPA对SWDE公司的处罚判决,垦丁王捷律师团队总结出以下几点出海企业在进行电话录音时容易踩到的合规红线: 仅在线上官网的隐私政策中披露必要信息,无实时告知渠道(如通话前语音播报、短信提醒等); 未设置一键拒绝录音的实时选项; 在认定为“呼叫中心”或获取录音同意后,录音超1个月未删除,未设立自动清理录音的自动化机制; 外包数据处理无书面协议,权责不清; 同意条款模糊,未区分员工与客户,未明确同意撤回的退出机制。 出海企业若被认定为违规电话录音,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高额罚款风险:GDPR罚款上限为全球营业额4%或2000万欧元(取较高者)。SWDE案虽罚款金额不高,但其属于典型警示案例。后续若有企业再次因违规电话录音被处罚,罚款金额可能会显著提高; 2、业务暂停风险:欧盟各国监管机构可下达整改令,若未按时合规,可暂停呼叫中心、运营客服等核心业务; 3、当地声誉与信任风险:数据隐私违规容易引发当地用户投诉、媒体曝光,尤其欧盟用户对隐私敏感度极高,后续可能影响品牌在当地的运营,影响品牌形象; 4、合规成本叠加风险:事后整改需重构录音系统、完善隐私告知、补签协议、开展员工培训、补设自动化清除数据的系统,成本远高于事前合规投入。 近期比利时DPA判决频出,反映了什么趋势? 近期比利时DPA的执法判决频出(同日发出的还包括Isabel公司被罚12万欧元案、某公司被罚17.6万欧元的邮箱案),除了反映欧盟已进入高频监管时期,各国监管机构近期处于活跃状态外,垦丁王捷律师团队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欧盟执法将像以下趋势发展: 1、重点考察企业的角色定位:如Isabel案中DPA强调其为数据控制者而非数据处理者,本案中DPA强调SWDE公司不具备“呼叫中心”的法律定位。 2、主要监管对象不再只是“行业巨头”,普遍追责可能成为日后监管重点:如这三个案件中的被追责企业都是当地中小企业。 3、监管场景将紧盯 “高频、日常、易忽视” 的工作场景:如这三个案件的监管场景都是电话录音、员工邮箱、平台数据等日常工作场景。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演进,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在征收过程中的价值填补。本文将结合(以下简称《条例》)与(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通过补偿对象与补偿标准这两个核心争议焦点,浅析权属瑕疵、历史遗留“住改商”、承租经营者权益保护等焦点问题,以期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项目的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引言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作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行为,其合法性基础不仅源于公共利益,更取决于公平补偿的实质实现。征收补偿的实质是通过公平、合理、程序正当的方式,对被征收人的财产权进行补偿,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和生活稳定。 《条例》第二十七条确立了房屋征收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对私有财产权程序性保障的重要体现。在城市更新中,面对复杂的历史权属问题、土地用途变迁及多元利益主体,如何精准识别补偿对象并科学量化补偿标准,是平稳、高效推进征收工作的关键所在。 二、征收补偿主体的认定 识别补偿对象是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首要环节。通常情况下,被征收人即为不动产登记簿明确记载的所有权人。然而,由于历史沿革、管理制度更迭等原因,实务中常出现权属情况复杂、人证分离等问题,因此征收部门须通过实质性审查,实现对补偿对象的精准识别。 (一)未登记建筑的定性与补偿的阶梯化处理 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是征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则不予补偿。 至于不属于前述情形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的补偿问题,《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通过进一步设立具体的历史时间节点,构建了精细化的补偿阶梯如下: 对1967年1月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实际使用性质给予货币补偿。这体现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居住或经营事实的尊重,保护了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对1967年1月1日后至2009年12月3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不超过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实际使用性质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60%给予货币补偿。此处的比例设定,合理反映了因缺乏不动产登记物权公示效力而进行的价值考量。 (二)承租经营者的权益保障 在非住宅房屋的征收中,实际经营者(承租人)往往承担了搬迁、临时安置、停产停业等最为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实际经营者的权益进行了制度响应,明确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不是被征收人的,被征收人负有清退被征收房屋的责任。至于补偿分配的问题,该《实施办法》规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的分配,按照被征收人与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的合同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由各方协商分配。此外,针对政府公房的承租人,《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符合政府公房住宅租赁条件的承租人若同意解除租赁关系,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加奖励之和的30%给予承租人弃租补偿。这一制度设计,赋予了承租人相对独立的受偿利益。 三、补偿标准适用规则 征收补偿标准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征收工作推进成效与协议签约效率。补偿核定应以公平等价为核心原则,确保补偿金额客观公允。在核算过程中,应当妥善协调房屋法定用途与实际使用用途之间的适用冲突,规范补偿标准的统一适用。 (一)权属人补偿的基准与保障 在量化具体补偿标准前,首先要厘清权属人(被征收人)法定补偿的基本框架。根据《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含以下四类: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3.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4.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其中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其核心原则在于“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针对不同性质的房屋,《条例》及《实施办法》制定了兼顾公平原则与权益保障的细化标准如下: 根据《条例》第十八条及《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个人住宅被征收人,应依法优先给予住房保障,且被征收人有权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同时,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水平不降低,除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一致以外,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不得少于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 《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设定了住宅搬迁费的标准为:(1)房屋征收部门按户为单位,向被征收人或政府公房承租人支付搬迁费每户不低于5000元;(2)因房屋征收涉及的被征收人或政府公房承租人的电话移机以及有线电视、管道煤气、宽带网迁装等费用,由房屋征收部门按照征收时的收费标准予以补偿;(3)若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则搬迁费增加一倍计算并一次付清。 《实施办法》第三十条设定了住宅临时安置费的标准为:(1)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住宅租金参考价格,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一次性支付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2)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自行安排住处的,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住宅租金参考价格,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支付临时安置费至安置房屋交付之日;(3)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使用周转用房,不支付临时安置费。(4)公房承租人的周转用房租金标准高于原租金标准的,仍按原租金标准支付周转用房租金。(5)使用周转用房的,过渡期水电费自负;若单价高于原房屋地段标准,超出部分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 根据《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于非住宅房屋,房屋征收部门除了应当支付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搬迁费更涵盖了机器设备的拆卸、搬运、安装调试及重置费等。 (二)“住改商”房屋的阶梯式补偿 对于拥有合法产权,但被征收人自行“住改商”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通常主张按商业用途评估以获取高额补偿,而征收部门则倾向于严格依产权证载明的住宅用途进行补偿。《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根据改变用途的时间节点设定了不同比例的经营性用房补偿如下: 1987年1月1日(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70%给予补偿。 《管理办法》施行后至1997年4月1日(以下简称《规划条例》)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60%给予补偿。 《规划条例》施行后至2001年2月6日(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50%给予补偿。 《处理办法》施行后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按照住宅房屋给予补偿。 按上述第1、2、3项计算的货币补偿总额低于按照《实施办法》有关住宅房屋计算处理的补偿总额(即房屋价值补偿加上奖励)的,应当按照住宅房屋的补偿总额确定补偿。 (三)停产停业损失的实质审查与核算规则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需以损害填补原则为基础。《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损失核算规则作出专门规定: 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 无法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额或者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 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与补偿方式挂钩。选择货币补偿的,停产停业期限按6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 四、补偿权利实现障碍的救济途径 征收补偿标准在实务适用中极易产生争议,完善的救济机制,是化解征收矛盾、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保障。 (一)评估机构选定的程序保障 房屋价值评估是征收补偿工作的核心环节。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优先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未果或各方无法达成一致的,通过摇珠、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评估机构,且整个选定流程需由公证机构全程公证。规范正当的选定程序,能够保障房屋价值评估结果客观、公允,夯实补偿认定的基础。 (二)复核与鉴定相结合的专业纠错机制 《条例》第十九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共同建立了完整的评估异议救济体系。征收双方如对评估报告存在异议,可在收到报告之日起10日内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论仍不服的,可在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属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该机制将评估技术类争议交由专业机构审查研判,有效提升争议处理的专业性与合理性。 (三)补偿决定的行政与司法双重监督 结合《条例》第二十六条及《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签约期限内,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无法达成补偿协议,或是被征收房屋权属主体不明的,行政机关可依据法定程序及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依法公示。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与司法双重约束,规范行政征收行为,防止公权力不当侵害私有财产权益。 五、结语 《条例》及《实施办法》以精细化制度设计,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搭建起兼顾行政效率与权益公平的规范体系。本文围绕征收补偿主体认定、补偿标准适用等核心规则展开梳理与分析,仅为结合现行法律规范作出的初步研究。实务中,房屋权属存在瑕疵、补偿标准等情形纷繁复杂,如何在法定框架下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合法财产权益,合理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保护边界,仍需在司法实践与实务操作中持续探索、完善适用。
编者按 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日趋深化,上市公司监管规则持续、高频更新,形成“法律-法规-自律规则”三级监管体系,交易所问询函中法律合规事项占比显著攀升,上市公司董监高履职风险防控需求凸显。由此,上市公司法律服务需求已从传统IPO、并购重组向ESG合规、刑事和行政风险防控等领域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复杂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 2026年4月,上市公司新一轮年报与一季报披露工作陆续展开。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净化市场生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持续严厉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已成为近年来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当前,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违规信息披露、欺诈发行等违法犯罪案件总量显著攀升,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管、金融从业人员及中介机构人员等群体,已逐步成为刑事追责的高风险人群。“应移尽移、当捕则捕、该诉则诉,严格控制缓刑适用”,已成为证券期货领域执法司法的底层逻辑。以往“以罚代刑”“退赃赎刑”的惯常做法已被打破,全链条从严追诉、从严惩处正成为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采取集成化作战模式,持续深化理论研究,并在多地成功办理了多起重大证券期货犯罪及其关联案件,取得良好成效,赢得客户广泛认可。现将近年来聚焦专业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系统整合推送,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助力推动此类案件办理实践的专业化与规范化。 一、主要法律依据和规定 根据规定: 1、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 较为常见的是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违反信息管理规定或者保密条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如商业银行基金托管部门每日核算基金净值)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未公开信息进行自交易、传递交易、利益互换交易等行为。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2)二年内三次以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 (3)明示、暗示三人以上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证券交易成交额在五百万元以上,或者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同时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以出售或者变相出售未公开信息等方式,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 (2)因证券、期货犯罪行为受过刑事追究的; (3)二年内因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4)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3、其他有关规定: (以下简称) 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认定 根据法律法规定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应当把握认定要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实质是利用职务便利掌握有关的投资决策、交易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涉案账户进行的股票交易品种与交易时机与所管理的基金有关联,即涉案账户先于或同步于基金买入或卖出同一只股票,交易趋同率达到高度一致。 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本质可以看出: 1、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包括: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证券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息等信息,包括证券名称、数量、价格、盈利预期以及投资(买卖)时点等信息。 2、行为人具备获取未公开信息的职务便利。结合,审查行为人是否违反所在机构对涉案信息的保密规定、禁止交易、禁止利益输送的相关规定。 3、行为人控制账户或者让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与未公开信息所涉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等方面是否基本一致,判断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是否受到行为人的明示或者暗示。例如,某个人账户与机构账户交易的多支股票重合度高,且在相近时间同向买卖,一般情况下,可认定该个人账户涉嫌“老鼠仓”交易。趋同交易程度的高低,通常是由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相关账户交易的品种、同方向交易的时间等方面出具重合度鉴定,司法实践中“高度趋同”一般是以趋同率达到60%以上为标准,该项是“老鼠仓”案件发生的重要事实。 4、对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行为人和被明示、暗示人给予合理辩解的机会,查证辩解的合理性。若行为人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如果“他人”是行为人的配偶、父母等特殊亲属,行为人与“他人”系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则一般可认定为共同犯罪。 例如,2015年,某基金成立托管于某证券营业部。2018年12月起,李某某获得某证券客户管理系统应用开发岗权限,可以获取某证券所有客户的账户信息、资产规模、交易持仓等未公开信息。 2019年至2023年,李某某通过客户管理系统,获知某基金的持仓、委托、当日成交记录等未公开信息。在获取某基金的成交记录后,李某某开始控制妻子及妻子姊妹的股票账户组,进行趋同交易。 根据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李某某控制的账户组包括:妻子同胞姊妹程某1开立的2个账户,以及妻子程某2开立的1个账户。 涉案时段内,账户组3个账户都是由李某某妻子根据李某某提供的交易指令进行操作,李某某实际控制并决策账户交易。账户组的资金来源和去向主要是李某某夫妇。涉案时段内,账户组使用的设备高度趋同。 2019年至2023年期间,李某某控制账户组累计交易股票128只,累计交易金额6483.80万元。其中,与某基金趋同交易股票76只,趋同交易金额2900.38万元,趋同盈利金额213.14万元。 李某某的上述行为违反、的规定,构成所述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 李某某在陈述申辩和听证中提出如下意见:一是部分交易存在同一交易日内趋同账户交易时间早于标的账户交易时间的情形,不应认定为趋同交易;二是测算的交易佣金低于实际收取的佣金;三是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起始时间认定有误;四是部分股票系当事人自主交易,不应认定为趋同交易。综上,请求减免处罚。 经复核,证监局对李某某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第一,本案中所涉未公开信息,既包含某基金的交易信息,也包含其资产状况、持仓明细和历史交易等信息。历史交易、持仓情况等均能反映标的账户投资决策情况,涉案账户的交易在个别交易日早于标的账户的交易,不代表早于某基金的投资决策,不能排除当事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行为。 第二,本案的佣金测算是以趋同交易匹配数量为基础,计算逻辑不同于涉案账户实际每笔交易的佣金,计算结果无误,方式符合证监会多年执法实践和惯例。 第三,根据证券账户交易情况、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趋同交易测算等多方面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自2019年11月起即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故意,并实施了相关行为。 第四,对当事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认定,是综合了证券账户资料、相关情况说明、相关人员询问笔录及相关趋同交易测算等证据材料予以认定。客观证据显示,当事人在聊天记录中大量提及某基金有关未公开信息,包括当事人申辩意见中认为是自主交易的股票。在案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李某某作出相关交易决策时,利用了某基金相关未公开信息,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 最终,证监局决定:没收李某某违法所得213.14万元,并处以213.14万元罚款,合计罚没超426万元。 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第7批指导案例中马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是典型的成功案例,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第17批指导案例中,王某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是典型的全国第一起零口供判例,王某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职务便利条件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伙同其父母亲从事证券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与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高度趋同,即使拒不供述未公开信息传递过程等犯罪事实,但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明利用未公开信息犯罪的完整证明体系。 青岛成功办理了蒋某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近几年随着证券监管工作不断深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有所减少,不再是主流案件了。 注:本文仅代表笔者的法律见解,不构成针对任何案件的法律建议。
编者按: 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日趋深化,上市公司监管规则持续、高频更新,形成“法律-法规-自律规则”三级监管体系,交易所问询函中法律合规事项占比显著攀升,上市公司董监高履职风险防控需求凸显。由此,上市公司法律服务需求已从传统IPO、并购重组向ESG合规、刑事和行政风险防控等领域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复杂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 2026年4月,上市公司新一轮年报与一季报披露工作陆续展开。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净化市场生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持续严厉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已成为近年来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当前,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违规信息披露、欺诈发行等违法犯罪案件总量显著攀升,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管、金融从业人员及中介机构人员等群体,已逐步成为刑事追责的高风险人群。“应移尽移、当捕则捕、该诉则诉,严格控制缓刑适用”,已成为证券期货领域执法司法的底层逻辑。以往“以罚代刑”“退赃赎刑”的惯常做法已被打破,全链条从严追诉、从严惩处正成为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采取集成化作战模式,持续深化理论研究,并在多地成功办理了多起重大证券期货犯罪及其关联案件,取得良好成效,赢得客户广泛认可。现将近年来聚焦专业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系统整合推送,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助力推动此类案件办理实践的专业化与规范化。 摘要:本文围绕规定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进行研究,对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均需要进行实质界定,趋同交易的时间关联性上应根据个案进行灵活考虑,违法所得的计算标准仍面临较大争议,具体的核算规则还有待于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本文最后一部分提出了针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辩护关键要点,具体包括对信息的性质进行抗辩、对案卷中的电子数据、鉴定意见进行有效质证。 关键词:证券犯罪;虚假证明文件;未公开信息;构成要件;辩护策略 一、法律规范的演进脉络 (一)立法背景与修正逻辑 2009年增设本罪,旨在填补内幕交易罪规制范围的漏洞。立法机关明确指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非公开信息(如基金投资决策、持仓变动等)进行交易,本质上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投资者信赖利益。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通过类型化列举明确了“未公开信息”的范围,并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量化规定,标志着本罪规范体系的成熟。 (二)规范体系的层级结构 本罪规范体系呈现“刑法典—司法解释—行业规则”三层结构:确立基本构成要件;《解释》对“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等核心概念进行细化;证监会等规范性文件,从行业监管角度明确从业人员的信息管理义务,为“违反规定”的认定提供具体依据。 二、构成要件的教义学阐释 (一)行为主体的双重限定 本罪是身份犯,只有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的正犯。具体来说,一方面行为主体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及“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工作人员”,其中“金融机构”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在此应作限缩解释,理解为仅指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1]。另一方面,并非上述机构的任何工作人员都可以构成本罪,而只能是其中根据职责实际承担信息管理或业务决策职责的人员,单纯具有从业人员身份但不具有接触核心信息职务便利者,不应构成本罪主体。本罪之所以具有身份的特殊要求,是因为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能够基于正当程序获取非公开信息,也即基于身份的特殊性,这些主体才负有不泄露、不使用这些信息的义务,故而在不履行义务并情节严重时,可构成相应的犯罪。 (二)行为对象的实质界定 与内幕信息的区分。从生成来源看,内幕信息产生于上市公司内部,未公开信息源于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活动;从内容上看,内幕信息主要是围绕上市公司本身的信息,如公司的重组计划、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动等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但是尚未公开的信息,而未公开信息一般属于单位内部的商业秘密。[2]从影响范围看,内幕信息直接影响特定证券价格,未公开信息通过机构交易行为间接影响市场。 “未公开性”的判断标准。形式标准为信息未通过法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开;实质标准为信息未充分扩散至市场参与主体,仍具有经济价值,也即采用有效市场理论,从信息公布到市场传播、消化、分析,从而引起证券、期货市场价格变动的一段时间内,信息仍处在未达公开化的程度。[3] (三)行为方式的类型化分析 分为直接交易型和间接交易型,直接交易型是行为人利用未公开信息自行从事证券、期货交易;间接交易型是行为人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其中“暗示”需通过客观证据推定,如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异常通讯记录、资金往来或者交易的一致性等[4]。 (四)主观要件的证明路径 本罪是故意犯罪,并且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5],过失不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行为人须明知信息处于未公开状态,可通过职务培训记录、内部合规承诺书等间接证据证明;对于行为人的利用故意需有充分证据证明交易决策与未公开信息之间存在逻辑关联,排除基于公开信息独立判断的可能性。 三、司法认定的核心争议 (一)“趋同交易”的证明标准争议 1.时间关联性的认定分析 时间关联性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界定“趋同交易”的时间窗口期。目前司法实务中,普遍采用“前5后2”的认定标准(即机构交易日前5个交易日至后2个交易日)。之所以将机构交易前5个交易日作为“趋同交易”的起点,其逻辑在于决策信息产生至付诸执行需要一定期间,对此基本不存在争议,但对于以机构交易日后2日作为趋同交易的终点而言,司法实践和理论则存在较大的争议。譬如,有学者指出:“若考虑未公开信息及机构操作对市场影响的持续性,则受不同时期、不同股票市场活跃度等要素的影响,机构的不同交易量对股价的影响有所不同,持续时间也有长短,又为何划定机构交易日后2个工作日作为截止时点?”。[6]在以往的案件中,也曾有辩护人就提出:趋同性的认定标准应限于“先于或同期于”,不应包括晚于年金账户2个交易日的买入和卖出金额。对此,法院回应认为“证券业内对‘同期’的理解不等于‘同日’,从交易时间上看,同步或稍晚交易的情形均属于‘同期’的范畴”。[7]笔者认为,考虑到证券交易的种类和模式复杂多变,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在有证据证明行为人进行交易时,未公开信息尚未形成、行为人尚未获取信息或者信息已完全公开不再具有经济价值的情况下,就不应再拘泥于“前5后2”的标准。譬如,在“跟随型”交易案件中,行为人仅能获知金融机构投资经理下达交易指令后产生的一系列未公开信息,包括股票名称(代号)、变更日期(交易日期)、交易数量、交易金额、结余股数(持股数量)等,再根据上述未公开信息进行相关的股票交易。因此,在“跟随型”交易案件中,适用交易当日至后两个交易日作为认定跟随交易的时间,即“前0后2”原则更为合理。[8] 2.交易异常性的证明困境 交易异常客观表征需依据交易频率、资金规模、持仓周期等显著偏离行为人历史交易习惯来判断,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以及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故而在抗辩策略设计方面,可提交行为人以往的证券交易记录、第三方投资分析报告等用于证明行为人的交易习惯及交易逻辑。其中,趋同比例的高低系常见的辩护理由,若趋同比例较低的,则可成立行为人系根据自身知识进行交易的合理怀疑。 (二)违法所得的核算规则争议 根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正常情节下,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在一百万元以上时,可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而如果行为人违法所得在一千万元以上时,则可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可见,计算本罪违法所得的多少将直接关系到对于行为人是否应当判处刑罚以及量刑的轻重。而其中面临争议最大的点在于究竟是选择实际收益法还是拟制收益法来计算违法所得,这是与内幕交易罪具有共性的问题。 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是按照行为人是否已经平仓进行区分,若行为人已经平仓的,则按照实际所得计算行为人的违法所得,若行为人尚未平仓的,则确定一个基准日,以该基准日相关证券的市值作为一个拟制价格,以该拟制价格来确定行为人的违法所得。但该基准日的确定仍存在争议,既有认为应以“公募基金机构的证券卖出时间”作为趋同卖出基准日的,亦有认为应以“立案调查截止日”作为基准日的[9],但无论如何,皆为对于行为人获利的拟制。在此,还有待于司法解释对于基准日的进一步明确规定,或至少有类似于中对于基准日的指引性规定。[10] 即便确定了基准日的问题,仍面临实际收益法和拟制收益法之间的选择问题。部分学者指出,行为人的实际违法所得并不足以彰显其行为的不法性程度高低,我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台开内幕交易案”,甲乙丙三人在同一时间以相同价格从事了内幕交易,但因为最终卖出时间不同,违法所得的数量完全不同。如果仅仅讨论不能让违法者获利,则以实际获利法计算,都予以没收并无问题。但如果违法所得的不同还会导致惩罚力度不同,甚至有是否入刑的区别,则不公平。假设台开案中,甲内幕交易规模最大,买入了300万股,但因为其出售最早,买卖差价较小,很可能违法所得不足以入刑,不构成犯罪;而假设乙丙两人内幕交易规模只有100万股,但因为出售较晚,买卖价差较大,违法所得金额较高,反而要因此入刑,甚至加重惩罚,这就并不公平。因为乙丙较晚出售股票的决定,对其内幕交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无影响,反而是初始的交易规模,可能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直接相关。[11]虽该学者讨论的案例系内幕交易案,但关于违法所得的内在逻辑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一致,故而若统一采纳“拟制收益法”,或对于行为人的处罚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但是,如上的讨论或仅停留在学理层面,统一采纳“拟制收益法”意味着处罚范围的大幅扩张,是否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亦值得讨论,同时,若行为人未及时出售其购入的证券来牟利的话,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其并不具有利用未出售的证券予以牟取非法利益的主观故意。故而,利用未公开交易违法所得的核算规则还有待于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四、辩护关键要点 (一)信息性质抗辩 信息未公开性否定。可提交公开渠道证据(如行业研究报告、财经媒体报道)证明涉案信息已通过非正式途径扩散;援引,主张信息属于“市场公开数据”(如龙虎榜、大宗交易数据)的合法利用,从根本上否定行为对象的存在。 信息非重大性主张。刘宪权教授指出,“未公开信息”必须是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而不能是其他一切信息。[12]故而亦可以考虑将否定信息的重大性,作为无罪辩护的辩点,对此既可以结合内幕信息标准,证明信息对证券价格影响未达“显著波动阈值”(譬如股价波动率<5%),又可以进行行业惯例抗辩,例如提交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行业信息分类指引》,主张涉案信息属于常规操作信息(如基金调仓比例低于1%)。 (二)证据质证技术 1.电子数据合法性挑战 由于证券交易的无纸化,定罪量刑的证据中必然存在大量的电子数据。根据,对作为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应当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几种方法保护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一)扣押、封存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二)计算电子数据完整性校验值;(三)制作、封存电子数据备份;(四)冻结电子数据;(五)对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相关活动进行录像;(六)其他保护电子数据完整性的方法。而根据该规定第8条到第10条的规定,原则上应首先采取扣押、封存电子数据原始储存介质的方法,其次是提取电子数据并计算完整性校验值,最后才是采取打印、拍照等方式。故而,应审查本案是否扣押原始储存介质,若没有扣押的,是因为不能扣押还是单纯不愿意扣押,若是后者,则应否定该证据的合法性,在根本上亦是否定其真实性。若确不能扣押原始储存介质的,则需要考察是否有完整性校验值,存在的多次完整性校验值是否一致,以判断电子数据是否有被修改的可能,若无法查验电子数据的完整性的,则应否定该所谓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 2.鉴定意见的质证要点 对于证券类犯罪,司法机关在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时大概率会运用会计鉴定意见,以确定行为人的违法所得、证券交易额等。针对会计鉴定意见的质证,一方面数额的计算错误虽较难辨认和指出,但亦不能草率带过,譬如在审查鉴定意见中的违法所得数额时,务必确认鉴定意见已将与未公开信息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违法所得予以排除,以及计算的结果已经排除了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额外成本,譬如印花税、过户费等,在不能做到无罪辩护时,尽可能地减少违法所得等犯罪数额是量刑辩护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作为法律工作者,必须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即为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资质问题。根据,每项司法鉴定业务有三名以上鉴定人,司法实践中存在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并无三名以上具有鉴定资质人员的情形,在此种场合,会计师事务所不具有鉴定资格,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自然亦不能采纳。 公安部在2025年4月7日发布了,确立了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可出具《资金分析鉴定书》《资金分析检验报告》两种新型鉴定意见,鉴定对象即为资金。资金流水作为证券犯罪中的关键成分,后续该两种鉴定意见也或将运用于证券犯罪,彼时亦需要审核鉴定意见的出具是否符合上述新规定中的要求。 以上便是本文的全部内容,若有错误,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国办发〔2019〕49号)第2条第2款:前款所称金融机构包括依法设立的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各类金融企业,主权财富基金、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投资运营公司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等实质性开展金融业务的其他企业或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4号)第5条第2款: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 [2] 参见李宇先:《证券期货犯罪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页。 [3] 参见刘宪权:《涉证券、期货犯罪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0页。 [4] 参见。 [5] 参见胡云腾、熊选国、高憬宏、万春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上)》,第388页。 [6] 参见彭冰:《重新定性老鼠仓运动式证券监管反思》,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 [7]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8]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9] 参见叶良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24期。 [10] : 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是指在虚假陈述揭露或更正后,为将原告应获赔偿限定在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确定损失计算的合理期间而规定的截止日期。 在采用集中竞价的交易市场中,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集中交易累计成交量达到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为基准日。 自揭露日或更正日起,集中交易累计换手率在10个交易日内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1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在30个交易日内未达到可流通部分100%的,以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 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 无法依前款规定确定基准价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专业意见,参考对相关行业进行投资时的通常估值方法,确定基准价格。 [11] 参见彭冰:《破解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计算之难题》,载《法律适用》2024年第11期。 [12] 参见刘宪权:《涉证券、期货犯罪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2页。
基本案情 小陈入职某人力资源公司,被派遣至某公司从事喷漆工作。在工作中,小陈被铁板绊倒摔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小陈所受伤害为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 受伤后,小陈与该人力资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沟通,就劳动合同解除、社保缴纳等事宜达成一致,公司为小陈办理了退工手续,退工原因为:劳动者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随后,小陈向公司邮寄《停工留薪期延长申请书》,要求将停工留薪期延长2月,公司于次日签收,但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异议确认申请。2个月后,小陈因没到工资,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等为由,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支持其部分请求。 该人力资源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小陈不属工伤、不支付各项工伤待遇等。诉讼期间,公司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认定工伤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应予采纳。人力资源公司在收到停工留薪期延长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异议确认,应视为同意延长。双方劳动合同经协商一致解除,人力资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解除系小陈个人原因,应支付经济补偿。遂判决:人力资源公司支付小陈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拖欠工资 、冬季取暖补贴等。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与劳动争议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问题,对同类案件处理具有示范价值。 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前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虽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工伤认定,但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尚在行政诉讼中的生效行政行为认定案件事实,无需中止审理等待行政诉讼结果。本案裁判规则有效避免了当事人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拖延劳动争议处理,保障了工伤职工及时获得救济的权利。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对工伤职工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有异议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争议确认。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的,视为同意延长。本案中,人力资源公司虽对延长申请提出书面异议,但未向法定机构申请确认,应承担视为同意的法律后果。 根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该规则坚持了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定原则,防止用人单位利用证据优势规避法律责任。
近年来,随着网红经济井喷式发展,从头部主播到探店博主,偷税漏税案件频频曝光,金额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反复出现:偷税近千万,补缴罚款后便可全身而退,无人入狱。 由此,一种侥幸心理在行业中悄然蔓延——“反正被查了也不过是补税加罚款,只要不被第二次查到,就不会坐牢。”这种心态给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税收法治环境带来了严峻挑战,已成为税收治理中不得不直面的深层难题。 01、4000万粉丝网红的“精明账本” 4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一起偷税案件:美食探店类头部网红白冰,在某短视频平台粉丝量超过4000万,2021年至2024年期间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等税费共计911.18万元。 税务稽查人员揭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逃税布局。白冰直接或间接持股的企业多达十余家,其中一家注册在重庆的个体工商户格外可疑——长期申报大额经营收入,却无参保人员、无实际经营,注册地址大门紧锁。稽查人员判断,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壳个体户”。 经调查,白冰的逃税手段可归纳为四招:第一,将个人劳务收入“转换”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利用核定征收政策将税率大幅降低;第二,通过空壳个体户虚列成本费用;第三,以代开大额劳务费发票的方式套取资金;第四,将个人消费的名牌包、高端首饰等奢侈品发票挂入公司账面报销。尤其是第四招——稽查人员发现这些奢侈品几乎都出现在白冰此前分享的生活视频里,由他本人和家人日常使用,与公司经营并无关系,这一“实物工资”模式将无度挥霍与蓄意逃税同时固定为证据链条。 面对确凿证据,白冰承认了违法事实。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91.24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但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随之而来:偷税额高达911万元,为何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02、一条被误读的法律条款 白冰免于牢狱之灾的关键,在于的规定。 该条款明确,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白冰所涉的911万元偷税金额而论,已然远超刑事追诉标准。 但该条款第四款同时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这正是广为人知的“初犯免刑”条款。在刑法400多个罪名中,这是唯一一个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却可以接受行政处罚为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其立法初衷并非纵容犯罪,而是考虑到打击逃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对经催缴后主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接受罚款的纳税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更有利于巩固税源和扩大税基,在保障国家税收与给予违法者改正机会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制度设计本身蕴含着“宽严相济”的政策智慧,但其在实践中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超出了立法者的预想。 03、危险的“理性计算”,“初犯免刑”条款正在被一些人异化为“风险对冲工具”。 事实上,白冰并非个案。从范冰冰到薇娅,从雪梨到林珊珊,再到司马南,近年曝光的明星网红偷逃税案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适用了这一“初犯补税免刑”规则。数据显示,2024年,税务部门对169名网络主播开展税务检查,累计查补收入8.99亿元;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税务部门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偷逃税1818名,查补税款15.23亿元。 查处数据持续攀升,一方面彰显了税收监管能力的跃升,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势:罚款并没能有效震慑效仿者。当“补税即可免刑”成为一种普遍认知,“先逃后补”便从个案的选择蜕变为系统性的投机逻辑——偷税被查的概率 × 补缴金额,远低于偷税成功的非法收益。只要这个不等式成立,在白冰们看来,逃税就是一笔“划算的风险投资”。 更令人忧虑的是,行政处罚与平台管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衔接真空。有评论指出,整治网红偷逃税,惩戒若止于罚款层面,而未在社会影响和平台规则层面形成有效制约,极易被误读为“交钱了事”,甚至变相鼓励“先逃后补”的侥幸心理。现实中,一些涉事主播在被查处后正常开播、照常带货,税务罚单似乎仅沦为账户上减少的一串数字。 正如有论者所言,对于偷逃税者,不能止于“罚钱”而忽略“禁业”。税务违法案件的公示信息,理应触发平台的联动处置机制,形成“行政罚款+账号封禁+信用惩戒”的组合治理闭环。 04、医美行业批量沦陷:同样剧本的集体失守 网红逃税并非孤例。4月29日,辽宁、贵州、江苏、北京、河北、广东六地税务部门集中公布了近两年查处的6起医疗美容行业偷税案件。六家企业的违法手段几乎如出一辙:通过私人账户收款、账簿上少列收入的方式隐匿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申报。 其中,辽宁曙光整形外科医院有限公司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销售收入,少缴企业所得税等税费款385.11万元,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626.43万元。贵州吴氏嘉美整形美容有限公司除隐匿收入外,还违规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并用隐匿的部分销售收入向股东进行分红,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46万元,最终被处罚款、滞纳金合计237.53万元。常州苏王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则用隐匿的部分销售收入发放员工工资,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106万元。 六家机构中没有一家涉及刑事移送,全部以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结案。国家税务总局在通报中明确表态:“医美行业直接关乎消费者身体健康与切身利益,承载着消费者对美的信任与期待,理应恪守诚信、合规经营。但部分经营主体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损害国家利益,严重影响市场公平。” 医美行业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更为系统的症结:侥幸心理已不限于个人网红,而是扩展为企业层面的“行业惯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偷逃税灰色链条。当违法行为开始在竞争主体之间相互传染,“法不责众”的群体心理便会加速叠加,最终侵蚀整个行业的法治根基。 05、法律的缓冲期并非无限期待,“初犯免刑”绝非没有边界。 设置了清晰的红线: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不适用“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应按逃税罪追究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初犯补税免刑”的机会最多只有两次——第一次被查处后补缴罚款,第二次被查处再补缴罚款,第三次再犯,将直接面临刑事立案,再无任何补税免刑的缓冲空间。 此外,刑事律师也指出,补税的时间节点至关重要。若在税务机关稽查、约谈、立案之后才开始补缴,补缴行为不再具有“主动性”,难以完全免除刑责。补税不是“护身符”,而是“最后的机会”。 显然,将“初犯免刑”误解为无限次适用的“免死金牌”,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严重误读。一旦跨过五年内二次行政处罚的红线,等待当事人的将是刑事审判的严厉制裁,而非一纸罚款所能了结。 06、侥幸游戏的终局 从白冰到6家医美机构,这一系列案件揭示的不仅是个别违法者的贪婪,更是法律善意被系统性误解和滥用的危险图景。当“补税即可过关”成为行业内部的某种共识,“先逃后补”的侥幸心理便在不断自我强化中走向失控。 法律给予初犯者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谦抑与温度;但这绝不意味着逃税可以成为一项可以反复“试错”的零成本游戏。随着税收大数据的日益精准、税务与平台联动机制的持续完善,侥幸心理终将破产。正如评论所言:流量再大,大不过国法;人设再亮,亮不过税章。依法纳税,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所有经营主体和从业人员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越过之后,回头与否,主动权也许已不在自己手中。 参考资料来源: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部门曝光6起医疗美容行业偷税案件》 央视新闻:《“探店”网红白冰偷税被查!追缴并罚款共计超1891万元》 大象新闻:《白冰1891万换免坐牢:初犯免责还是变相鼓励?》 民主与法制:《税收犯罪“初犯不罚”的基本原理与实践应用》 星瀚律师事务所:《逃税罪“初犯免责”制度,你理解对了吗?》 南方网:《网红白冰偷逃近千万为何没坐牢?律师解读》 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民检察院:《对偷逃税款的网红主播要“釜底抽薪”》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俗称“老鼠仓”)是证券期货市场中典型的背信行为,其本质在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交易利益,严重破坏市场公平交易秩序,侵蚀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任基础。近年来,随着监管技术与司法打击力度的不断升级,“老鼠仓”案件的查处数量与复杂程度均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行刑衔接中的法律适用分歧、趋同交易认定标准的统一、罚金刑与行政处罚罚款的折抵等问题亦日益凸显。因此,深入研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的行刑责任机制,有助于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推动形成“行政前置、刑事后置、罚当其责”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立法者所追求的精准打击与过罚相当的双重目标。 以下,笔者团队以2016年1月1日为时间基准点,对近十年(2016年1月至2026年1月)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的刑事案例与行政处罚案例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为执法司法实践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一、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的立法沿革 ▲图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律规范沿革 (一)2013年之前 在2009年之前,对“老鼠仓”行为并无专门规定。最早可追溯的规范依据是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其第39条明确规定“证券业从业人员……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买卖股票”。这一条款虽然为后续处罚基金从业人员违规炒股提供了基础,但其制定背景远早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大规模发展,且未触及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趋同交易的核心问题。 2004年6月1日施行的(2003年制定)(下称“《03基金法》”)首次对基金从业人员的行为作出约束。该法第18条原则性地规定: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第97条则规定情节严重的“取消基金从业资格”。然而,这两条均未明确提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更未规定没收违法所得或罚款等财产罚措施,导致实践中对老鼠仓行为的行政处罚手段严重不足。 2006年1月1日施行的(2005年修订)(下称“《05证券法》”)第43条进一步扩大了禁止买卖股票的人员范围,规定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及证券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等“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但该条列举的主体并不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从业人员,这给证监会查处基金老鼠仓带来了法律适用的空白。 2007年初,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下发了2007年一号文。该文件虽非法律或行政法规,却在监管层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要求基金公司上报员工本人及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证券账户,并建立监控体系。随后,王黎敏、唐建等首批老鼠仓案发。证监会在处罚这些案件时,面临了法律适用的巨大困难:《03基金法》第97条只能取消从业资格,不能没收违法所得或罚款;《05证券法》第43条的主体又不包含基金从业人员。为此,证监会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先援引《03基金法》第18条认定背信行为,再援引将基金从业人员解释为“证券业从业人员”,从而纳入《05证券法》第43条的禁止范围,最终适用《05证券法》第199条实现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这一复杂的法律解释链条,虽在个案中勉强完成了处罚,却暴露出制度层面的明显漏洞。 在中国证监会的持续推动下,2009年2月28日起施行的在第180条中增加第4款,在法律层面上正式设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该款将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纳入犯罪主体,规定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从事相关交易,情节严重的,依照内幕交易罪的规定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6月1日(2012年修订)施行之前,证监会对老鼠仓的处理呈现“分水岭”态势:对发生在2009年2月28日施行之前的行为,以行政处罚为主,合并适用《03基金法》第18条、第97条以及《05证券法》第43条、第199条,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和取消从业资格;对发生在2009年2月28日之后的行为,则一般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待法院判决后再由证监会取消其基金从业资格或宣布市场禁入。 (二)2013年至2019年 2013年6月1日,(2012年修订)(下称“《12基金法》”)正式施行。此次修法直截了当对“老鼠仓”问题进行了回应:在第21条新增第6项,明确禁止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同时在第124条设定了行政处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不足一百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自此,证监会在处罚公募基金老鼠仓时,不再需要曲折援引《05证券法》和,可以直接依据《12基金法》完成行政处罚。 然而,私募基金领域的老鼠仓问题随即浮出水面。2014年8月21日,证监会发布,其中第23条第5项同样禁止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活动,但第38条设定的处罚上限仅为“三万元以下罚款”。这一罚则明显畸轻,若出现巨额违法所得,证监会顶格处罚数额很可能无法涵盖违法所得,严重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 面对这一困境,2015年4月24日,再次修正(下称“《15基金法》”),将原第21条第6项调整为第20条第6项,原第124条调整为第123条,处罚内容不变。对此,证监会的解释逻辑是:根据《15基金法》第2条,该法的适用范围同时包括公募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第123条中的“基金管理人”自然也应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且第123条罚则指向的是“有本法第20条所列行为”,而非“违反本法第20条”,因此无论公募还是私募,只要实施了第20条禁止的行为,均可适用第123条处罚。 (三)2019年至今 2019年7月1日,(下称“《两高解释》”)正式施行。这一专门针对“老鼠仓”犯罪的系统性司法解释,从多个维度明确了法律适用规则:一是界定了“未公开信息”的范围,包括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息等;二是细化了“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认定情形,包括职务便利、时间关联性、关联关系、交易品种与时间基本一致、无正当理由等;三是明确了“情节严重”(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等)和“情节特别严重”(违法所得1000万元以上等)的具体标准,并确认了“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法定刑升格情形的适用。该解释还确立了“利用”的司法认定规则:只要知悉未公开信息并实施了趋同交易,即可认定“利用”,行为人是否同时使用自身研究成果不影响定性。 2020年3月1日,新修订的(2019年修订)(下称“《19证券法》”)正式施行。该法第54条首次在证券法层面明确禁止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并将主体范围扩展至“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第191条则规定了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这一罚则比《15基金法》第123条的处罚幅度更宽(上限从五倍提高到十倍),为证监会查处各类金融机构的老鼠仓行为提供了更充足的法律支撑。 至此,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律体系已基本成型,形成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互衔接、公募与私募分类规制的完整框架。 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构成要件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根据(2023年修正)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规定可知,是指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管理秩序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对象 本罪的对象是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是指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要影响的、非公开的、内幕信息以外的信息,如本单位受托管理资金的交易信息、相关市场行情(如某机构或者个人大户下单方向或者下单量的信息)、利率的变化、降低印花税以及外汇政策、金融政策的改变等信息。同时,根据《两高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可知,规定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包括下列信息:(1)证券、期货的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信息;(2)证券持仓数量及变化、资金数量及变化、交易动向信息;(3)其他可能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信息。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难以认定的,司法机关可以在有关行政主(监)管部门的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认定。 (三)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两高通过某证券犯罪典型案例确立了“利用”的司法认定规则:“能够证明行为人知悉未公开信息并实施了趋同交易的,就认为行为人‘利用’了未公开信息,至于该未公开信息是否系行为人决定交易的唯一信息,即行为人是否同时使用了‘自身研究成果’,不影响本罪的认定。”换言之,只要证据体系能证明:(1)知悉未公开信息并(2)实施趋同或关联交易,即可认定“利用”;是否同时参考了公开信息或自主研究,不影响定性。 根据《两高解释》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可知,“违反规定”,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全国性行业规范有关证券、期货未公开信息保护的规定,以及行为人所在的金融机构有关信息保密、禁止交易、禁止利益输送等规定。 “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应当综合以下方面进行认定:(1)行为人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的职务便利;(2)行为人获取未公开信息的初始时间与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初始时间具有关联性;(3)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具有亲友关系、利益关联、交易终端关联等关联关系;(4)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与未公开信息所涉证券、期货品种、交易时间等方面基本一致;(5)他人从事的相关交易活动明显不具有符合交易习惯、专业判断等正当理由;(6)行为人对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没有合理解释。 另外,关于“情节严重”是否为本罪的入罪条件早已得到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明确支持。 一方面,基于(以下简称“《刑事追诉标准(二)》”)第三十一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应予立案追诉的情形”与《两高解释》第五、六条之“应当认定为规定的‘情节严重’”的一一对应关系,可见“情节严重”本身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情节尚不严重的,不足以构成刑事追诉标准。 另一方面,在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的“情节严重”是入罪条款。《刑事追诉标准(二)》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了追诉的情节标准,说明该罪需达到“情节严重”才能被追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属情节犯,立法要明确其情节犯属性,就必须借助“情节严重”的表述,以避免“情节不严重”的行为入罪。其次,该款中“情节严重”并不兼具量刑条款的性质。刑法条文中大量存在“情节严重”兼具定罪条款及量刑条款性质的情形,但无一例外均在其后列明了具体的法定刑。中“情节严重”之后,并未列明具体的法定刑,而是参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因此,本款中的“情节严重”仅具有定罪条款的性质,而不具有量刑条款的性质。 综上所述,中的“情节严重”为入罪条款,量刑条款应当援引【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根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分别量刑。 (四)主体 本罪为身份犯,犯罪主体须为列举范围内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且系“因职务便利”获取相关未公开信息。 (五)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 (六)量刑 本罪的处罚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处罚相同。情节特别严重的,应当适用升格的法定刑。根据《两高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规定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包括该条第一款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某指导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综合刑法立法目的、法条文意、援引法定刑立法技术的理解三者来看,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是对第一款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和两个量刑档次。 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司法判断标准 司法实践中,对利用未公开信息罪是否适用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存在较大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在马乐(指导案例61号/检例第24号)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的终审判决中,认定被告人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并依法作出判决。司法解释对此予以明确。结合司法实践和实际案例,司法解释确定违法所得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之一。同时规定了四种“数额+情节”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在此基础上,按照“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十倍确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标准,同时规定了四种“数额+情节”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12。 具体而言,根据《刑事追诉标准(二)》第三十一条中所列举的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予以立案追诉的情形,及《两高解释》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对于“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梳理下表: 四、“前五后二”作为趋同交易认定时间节点的实践倾向 趋同交易的认定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司法实践中的核心技术问题。在缺乏明确立法定义的情况下,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逐渐形成了以“前五后二”为典型窗口期的比对标准,用以衡量关联账户在交易品种、方向、时间上的趋同程度,从而推定行为人对未公开信息的利用。 (一)“前五后二”的基本内涵 “前五后二”以机构交易日为锚点,将机构账户交易日前5个交易日与后2个交易日作为趋同交易的比对窗口期,用于衡量关联账户在标的、方向、时间上的一致性与异常性。 (二)“前五后二”并非刚性、法定认定标准 需要明确的是,“前五后二”并非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唯一或强制性认定标准。其本质是司法与监管实践中发展出的技术性比对规则,服务于及《两高解释》第4条关于“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的综合判断。该标准的适用须与职务便利、关系关联、无正当理由、无合理解释等要素共同形成证据链条,避免仅凭单一指标推定犯罪。即便窗口期内存在趋同交易,仍须证明信息属于“未公开信息”范畴且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否则不构成本罪。 (三)司法审批机关的认定立场 笔者团队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为关键词,共检索出55篇有效案例,通过对2016年以来全部刑事生效裁判文书的分析,得出法院对“前五后二”标准的采纳呈现以下特点: 1.普遍认可,但表述灵活 多数判决未直接使用“前五后二”术语,而是采用“先于、同期或稍晚于”“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等描述性语言。但55份有效案例中有16篇案例明确将趋同交易的计算节点表述为“前五后二”“前五”“后二”“前五后零”“同日/前零后二”。除此而外,在2015年审结的最高院指导性案例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中,最高院明确了“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即“前五后二”的趋同交易计算节点。3同样在最高检一例指导案例中,最高检则直接认定“前五后二”比对原则。 2.作为行业惯例予以采纳 在已检索的刑事案例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明确肯定了“前五后二”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采纳。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同日后二’是证监会确定认定趋同交易的标准,并为司法实践所采用,胡某及其辩护人对该认定标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未提供充足的理由或证据,故一审按照‘同日后二’的标准认定趋同交易成交金额及非法获利金额并无不当。”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亦指出:“涉案期间,按照“前五后二”行业认定趋同交易时间的惯例标准,涉案9个证券账户大量频繁交易股票,与行业精选基金交易的股票存在高度趋同,趋同率平均达80%左右,个别账户高达90%以上。” 3.对“前五后二”外交易的排除处理 法院普遍接受的做法是仅将窗口期内的趋同交易计入犯罪金额,窗口期之外的相同股票交易不予认定。如某案中明确:“按照行业认定惯例,认定涉案账户组属于趋同交易的时间标准是行业精选基金自主买卖股票前五个交易日及后二个交易日内发生的所有同方向同股票交易,在此区间以外的交易并不认定为犯罪。” (四)行政执法机关的认定立场 从2016年至今的行政处罚案例来看,证监会在认定趋同交易时亦广泛采用“前五后二”或类似窗口期标准,其表述方式与法院保持一致。比如在某行政处罚案件中,认定相关证券账户与行为人管理的账户存在趋同交易时,明确采用了“先于、同期或稍晚于”的比对方式;在另一起案件中,认定他人证券账户先于、同期或稍晚于相关基金账户进行交易,趋同股票数量占比超过60%。 此外,在证监会发布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监管机构明确将“先于(1至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至2个交易日)”作为趋同交易的技术认定标准,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违法所得。 (五)区分“抢先型”与“跟随型”老鼠仓的窗口期差异 趋同交易的认定中,区分“抢先型”与“跟随型”老鼠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两种行为模式在作案手法、信息利用方式和时间窗口适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司法与监管实践中对此已形成差异化的认定标准。 1.两种行为模式的基本内涵 传统意义上,“老鼠仓”的行为模式通常被界定为抢先交易,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机构投资决策等未公开信息,在客户资金买入证券之前先行建仓,待机构资金入场拉升股价后再行卖出获利。彭冰教授指出,通说认为老鼠仓获利的关键是先于基金财产交易,即所谓的抢先交易。然而,随着大数据监测技术的发展与监管打击力度的加强,行为人为规避监管,近年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出现新变化、新特征,处罚行为已从“抢先交易”逐渐扩大到“跟随交易”4。 最高检持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主体进一步细分为两类的观点:一类是未公开信息的“掌握型主体”,即能够直接接触、知晓未公开信息的人员,如证券操盘手、基金经理等;另一类是未公开信息的“跟随型主体”,即没有渠道直接接触或掌握未公开信息,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得知大盘交易情况,且一般获取到的未公开信息具有滞后性的人员。56 2.“抢先型”的时间窗口:前五后二 对于“掌握型主体”,行为人通常在机构交易指令执行前即已获知相关信息,具有明显的“抢先”特征。在认定趋同交易犯罪中交易时间点范围时,对于掌握型主体一般参照适用“前五后二”的行业标准。以往的“老鼠仓”犯罪中,行为人通常的操作手法是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中先行低价买入证券等金融产品,待机构资金拉升到高位后再率先卖出获利。这一“抬轿子”行为模式决定了行为人必须在机构交易之前完成建仓,因此“前五”窗口期对于此类案件的认定尤为关键。 在某一案例中,法院认定趋同交易是指个人账户在基金账户前5个交易日(包括当日)买入同只股票,据此认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非法交易总额及非法获利金额,并无不当。该案明确采用了“前五后零”的标准,仅将机构交易前的趋同买入行为纳入犯罪金额。 3.“跟随型主体”的时间窗口:T+2 与“抢先型”不同,“跟随型主体”中的行为人一般跟随大盘买卖股票,其买卖行为较未公开信息的形成具有滞后性。对于跟随型主体,应仅参照适用“T+2”标准。对于此类行为人,其获取未公开信息的渠道通常是间接的,信息传递存在时间差,行为人只能在机构交易完成后才获知相关信息并进行跟随交易。 在某案中,被告人作为证券公司交易员,在接受公司投资基金经理的下单指令为公司进行股票交易后,于当天或第二天、第三天使用其亲属的证券账户进行趋同交易,法院采纳了“前零后二”的趋同交易认定标准,仅将机构交易后2个交易日内的跟随交易计入犯罪金额。在另一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亦明确“同日后二”是证监会认定趋同交易的标准,并为司法实践所采纳。 4.两种模式区分的法理依据 未公开信息在犯罪行为中存在三个阶段:一是酝酿形成阶段,买卖股票作为基金公司的投资计划在实际买卖之前即可确定;二是信息实现阶段,基金正式执行交易指令;三是信息释放阶段,交易完成后信息对市场产生迟延性影响。抢先型与跟随型在窗口期上的差异,根源于二者对未公开信息利用方式的本质区别。 对于“抢先型”行为人,其在未公开信息的酝酿形成阶段即已介入,利用的是信息尚未公开前的“预期差”,因此窗口期向前延伸至机构交易前5个交易日具有合理性。对于“跟随型”行为人,其介入的是信息实现后的阶段,即机构已经完成交易后行为人再进行趋同交易,此时利用的是机构交易对股价产生的迟延性影响,因此窗口期限于机构交易后2个交易日内。 值得注意的是,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与犯罪的迭代更新,不能机械地适用“前五后二”这一标准,而应该按照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判断,可以从区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主体来确定交易时间节点。对于掌握型主体,一般参照适用“前五后二”标准;对于跟随型主体,应仅参照适用“T+2”标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行为人大量持有某只股票后担任基金经理,其在担任基金经理后操作基金大盘买入同一股票、拉高股价后再卖出个人账户中的股票,其行为已跳脱出“前五后二”的范围,对此应采“前N”的认定标准进行计算。 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刑罚执行 (一)缓刑的适用 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存在自首情节,司法机关会对是否适用缓刑予以综合考量。在具有自首情节的案例中,法院普遍在法定刑幅度内予以减轻或从轻处罚,部分案件甚至适用缓刑。另外,几乎所有判处缓刑的案件中,被告人均已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并主动预缴罚金或提供财产担保。即使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若同时具备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仍可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二)罚金刑幅度 根据及《两高解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罚金幅度为“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绝大多数案件判处罚金为违法所得的一倍,即“没一罚一”。少数案件判处一倍以上罚金。 (三)刑事罚金与行政处罚罚款“冲抵”制度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往往同时触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实践中常出现证监会先行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而后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为解决同一违法行为遭受双重财产处罚的问题,法律确立了“罚款折抵罚金”规则。 1.法律依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于2025年3月1日起正式落地实施,其中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了刑事罚金与行政处罚罚款“冲抵”制度。在此之前,(2021修订)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就已经对于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的折抵作出了预先说明。 2.司法实践适用 在某内幕交易案中,被告人因同一内幕交易行为被证监会罚款60万元(已缴纳),后法院判处罚金2万元,依据折抵,不再另行执行罚金。与此同时,在另一内幕交易案中,被告单位因内幕交易被证监会罚款30万元并已缴纳,法院在刑事判决中认定“已缴纳的罚款可折抵罚金”,最终判处罚金30万元(实际无需再缴纳)。 尽管上述案例为内幕交易罪,但“罚款折抵罚金”规则适用于所有“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触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情形。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作为证券期货犯罪体系中的重要罪名,其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折射出我国对资本市场背信行为的治理逻辑从模糊走向清晰、从单一行政规制迈向行刑协同共治的发展轨迹。唯有在法治框架下不断细化规则、统一标准、强化衔接,方能有效遏制“老鼠仓”行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公平秩序,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七版)》,法律出版社2026版。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版。 [3]指导案例61号/检例第24号: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刑抗字第1号。 [4]彭冰:《重新定性“老鼠仓”——运动式证券监管反思》,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12期。 [5]陆玔:《精准判断趋同交易时间点,打击“老鼠仓”犯罪》,载《检察日报》2021年2月23日第7版。 [6]戴佳、徐日丹:《“两高”有关负责人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答记者问》,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2019年6月28日。 (德恒北京办公室实习生余凝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