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子某拥有合法草原承包地。因某公路工程需要，子某部分草原承包地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单位在程序瑕疵情况下，便征收子某草原承包地，导致草场植被破坏，原有生态功能丧失，上述强制清除行为经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因子某不认可某征收单位口头告知的补偿标准，双方就补偿问题未协商一致。子某向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及其利息，某县政府、某县林草局签收后未作出赔偿决定，子某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二、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认为，依据及之规定，就涉案强制征收行为造成的损失，子某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征收草场已被用于项目建设，在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同一征收范围内的征收在同等情况下应当遵循相同的征收补偿标准，以体现征收的公平公正。根据损益相抵原则，赔偿和补偿不应重复，对于已经通过补偿方式获得相应救济的，应予扣除，不应再赔偿中重复支持。另，强制征收子某草场并在未与子某达成一致情况下，将补偿款直接打入子某账户的行为，不符合征地补偿相关程序，该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子某一直未使用该笔收益，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强制征收之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体现对政府违法征收行为的惩戒。 三、典型意义 一是承包经营权受法律刚性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侵害。承包人对承包的草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该权利属于用益物权范畴，受等法律保护。行政机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必须遵守“先补偿、后征收”的法定原则，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任何未经合法程序、未足额支付对价的强行占用行为，构成对物权的实质性侵害，且损害草场生态环境，须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二是严格适用“损益相抵”原则，防止重复获利，在行政机关已经支付了补偿款的情况下，不在赔偿中重复支持，体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确保了国家赔偿制度是“弥补损失”而非“额外获益”；三是强调了程序违法的独立法律责任，具有惩戒与教育意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既要实体合法，也要程序正当，更要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法院未因子某已获部分补偿款而豁免征收单位的程序违法责任，通过判令支付利息的方式惩戒违法行为，凸显了“程序违法亦需担责”的司法理念，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履职。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演进，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在征收过程中的价值填补。本文将结合（以下简称《条例》）与（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通过补偿对象与补偿标准这两个核心争议焦点，浅析权属瑕疵、历史遗留“住改商”、承租经营者权益保护等焦点问题，以期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项目的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引言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作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取得不动产物权的行为，其合法性基础不仅源于公共利益，更取决于公平补偿的实质实现。征收补偿的实质是通过公平、合理、程序正当的方式，对被征收人的财产权进行补偿，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和生活稳定。 《条例》第二十七条确立了房屋征收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对私有财产权程序性保障的重要体现。在城市更新中，面对复杂的历史权属问题、土地用途变迁及多元利益主体，如何精准识别补偿对象并科学量化补偿标准，是平稳、高效推进征收工作的关键所在。 二、征收补偿主体的认定 识别补偿对象是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首要环节。通常情况下，被征收人即为不动产登记簿明确记载的所有权人。然而，由于历史沿革、管理制度更迭等原因，实务中常出现权属情况复杂、人证分离等问题，因此征收部门须通过实质性审查，实现对补偿对象的精准识别。 （一）未登记建筑的定性与补偿的阶梯化处理 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是征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则不予补偿。 至于不属于前述情形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的补偿问题，《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通过进一步设立具体的历史时间节点，构建了精细化的补偿阶梯如下： 对1967年1月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实际使用性质给予货币补偿。这体现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居住或经营事实的尊重，保护了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对1967年1月1日后至2009年12月3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不超过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实际使用性质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60%给予货币补偿。此处的比例设定，合理反映了因缺乏不动产登记物权公示效力而进行的价值考量。 （二）承租经营者的权益保障 在非住宅房屋的征收中，实际经营者（承租人）往往承担了搬迁、临时安置、停产停业等最为直接的经济损失。因此《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实际经营者的权益进行了制度响应，明确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不是被征收人的，被征收人负有清退被征收房屋的责任。至于补偿分配的问题，该《实施办法》规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的分配，按照被征收人与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的合同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由各方协商分配。此外，针对政府公房的承租人，《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符合政府公房住宅租赁条件的承租人若同意解除租赁关系，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加奖励之和的30%给予承租人弃租补偿。这一制度设计，赋予了承租人相对独立的受偿利益。 三、补偿标准适用规则 征收补偿标准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征收工作推进成效与协议签约效率。补偿核定应以公平等价为核心原则，确保补偿金额客观公允。在核算过程中，应当妥善协调房屋法定用途与实际使用用途之间的适用冲突，规范补偿标准的统一适用。 （一）权属人补偿的基准与保障 在量化具体补偿标准前，首先要厘清权属人（被征收人）法定补偿的基本框架。根据《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含以下四类：1.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2.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3.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4.市、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其中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其核心原则在于“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针对不同性质的房屋，《条例》及《实施办法》制定了兼顾公平原则与权益保障的细化标准如下： 根据《条例》第十八条及《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个人住宅被征收人，应依法优先给予住房保障，且被征收人有权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同时，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水平不降低，除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一致以外，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不得少于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 《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设定了住宅搬迁费的标准为：（1）房屋征收部门按户为单位，向被征收人或政府公房承租人支付搬迁费每户不低于5000元；（2）因房屋征收涉及的被征收人或政府公房承租人的电话移机以及有线电视、管道煤气、宽带网迁装等费用，由房屋征收部门按照征收时的收费标准予以补偿；（3）若被征收人选择期房产权调换，则搬迁费增加一倍计算并一次付清。 《实施办法》第三十条设定了住宅临时安置费的标准为：（1）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住宅租金参考价格，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一次性支付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2）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自行安排住处的，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住宅租金参考价格，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支付临时安置费至安置房屋交付之日；（3）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使用周转用房，不支付临时安置费。（4）公房承租人的周转用房租金标准高于原租金标准的，仍按原租金标准支付周转用房租金。（5）使用周转用房的，过渡期水电费自负；若单价高于原房屋地段标准，超出部分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 根据《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于非住宅房屋，房屋征收部门除了应当支付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搬迁费更涵盖了机器设备的拆卸、搬运、安装调试及重置费等。 （二）“住改商”房屋的阶梯式补偿 对于拥有合法产权，但被征收人自行“住改商”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通常主张按商业用途评估以获取高额补偿，而征收部门则倾向于严格依产权证载明的住宅用途进行补偿。《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根据改变用途的时间节点设定了不同比例的经营性用房补偿如下： 1987年1月1日（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70％给予补偿。 《管理办法》施行后至1997年4月1日（以下简称《规划条例》）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60％给予补偿。 《规划条例》施行后至2001年2月6日（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可按照经营性用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的50%给予补偿。 《处理办法》施行后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按照住宅房屋给予补偿。 按上述第1、2、3项计算的货币补偿总额低于按照《实施办法》有关住宅房屋计算处理的补偿总额（即房屋价值补偿加上奖励）的，应当按照住宅房屋的补偿总额确定补偿。 （三）停产停业损失的实质审查与核算规则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需以损害填补原则为基础。《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对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损失核算规则作出专门规定： 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 无法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上年度本地区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额或者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 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与补偿方式挂钩。选择货币补偿的，停产停业期限按6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 四、补偿权利实现障碍的救济途径 征收补偿标准在实务适用中极易产生争议，完善的救济机制，是化解征收矛盾、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保障。 （一）评估机构选定的程序保障 房屋价值评估是征收补偿工作的核心环节。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优先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未果或各方无法达成一致的，通过摇珠、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评估机构，且整个选定流程需由公证机构全程公证。规范正当的选定程序，能够保障房屋价值评估结果客观、公允，夯实补偿认定的基础。 （二）复核与鉴定相结合的专业纠错机制 《条例》第十九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共同建立了完整的评估异议救济体系。征收双方如对评估报告存在异议，可在收到报告之日起10日内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论仍不服的，可在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属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该机制将评估技术类争议交由专业机构审查研判，有效提升争议处理的专业性与合理性。 （三）补偿决定的行政与司法双重监督 结合《条例》第二十六条及《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在签约期限内，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无法达成补偿协议，或是被征收房屋权属主体不明的，行政机关可依据法定程序及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依法公示。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通过行政与司法双重约束，规范行政征收行为，防止公权力不当侵害私有财产权益。 五、结语 《条例》及《实施办法》以精细化制度设计，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搭建起兼顾行政效率与权益公平的规范体系。本文围绕征收补偿主体认定、补偿标准适用等核心规则展开梳理与分析，仅为结合现行法律规范作出的初步研究。实务中，房屋权属存在瑕疵、补偿标准等情形纷繁复杂，如何在法定框架下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合法财产权益，合理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保护边界，仍需在司法实践与实务操作中持续探索、完善适用。

基本案情 小陈入职某人力资源公司，被派遣至某公司从事喷漆工作。在工作中，小陈被铁板绊倒摔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小陈所受伤害为工伤，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九级。 受伤后，小陈与该人力资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沟通，就劳动合同解除、社保缴纳等事宜达成一致，公司为小陈办理了退工手续，退工原因为：劳动者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随后，小陈向公司邮寄《停工留薪期延长申请书》，要求将停工留薪期延长2月，公司于次日签收，但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异议确认申请。2个月后，小陈因没到工资，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等为由，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支持其部分请求。 该人力资源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小陈不属工伤、不支付各项工伤待遇等。诉讼期间，公司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认定工伤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应予采纳。人力资源公司在收到停工留薪期延长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异议确认，应视为同意延长。双方劳动合同经协商一致解除，人力资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解除系小陈个人原因，应支付经济补偿。遂判决：人力资源公司支付小陈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拖欠工资 、冬季取暖补贴等。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与劳动争议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问题，对同类案件处理具有示范价值。 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前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虽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工伤认定，但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尚在行政诉讼中的生效行政行为认定案件事实，无需中止审理等待行政诉讼结果。本案裁判规则有效避免了当事人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拖延劳动争议处理，保障了工伤职工及时获得救济的权利。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对工伤职工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有异议的，应当在接到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争议确认。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的，视为同意延长。本案中，人力资源公司虽对延长申请提出书面异议，但未向法定机构申请确认，应承担视为同意的法律后果。 根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该规则坚持了劳动争议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定原则，防止用人单位利用证据优势规避法律责任。

国务院审议通过的（以下简称《条例》）于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国家层面专门立法，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监督进入全面法治化的新发展阶段。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司法部发布的三批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分析升华和固化长期执法监督实践的探索和经验，在行政执法监督概念界定、监督实施机构、监督处理方式、与其他行政手段的协同衔接等制度上的“立”与“破”。 01 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的逐步构建 行政执法监督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内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就展开了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研究。国务院法制局于1986年成立时设立法规监督检查司，1998年国务院法制局升格为法制办后设立政府法制协调司，政府法制监督构成早期行政执法监督的样态。2018年机构改革后，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司法部；重新组建的司法部设立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这个机构名称整合了早期的“监督”与后期的“协调”。 制度上，最早对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进行专门立法的是1989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制定的（现行有效），指出“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系指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对其所属部门的执法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行政监察、审计等综合监督部门，依照其职责和有关规定，承担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任务。”北京市人民政府1990年3月，印发，确定“监督检查的重点，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滥用权力、执法不规范等问题。”福建省人民政府1990年6月制定，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监督所属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上级人民政府监督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遵从法律、法规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的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事务。”同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1990年6月出台，涵盖“执法协调”和“执法监督检查”，并明确由各级政府法制机构具体承办。可以看出当时尚存在“行政执法监督”与“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并行的两个概念，代表了行政执法监督早期的雏形状态。 随后，国务院各部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先后制定行政执法监督相关文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3年至今，电力工业部、林业部、交通部等部委出台相关部门规章9项，部门其他文件15项，省市级地方性法规36项，省市地方政府规章89项，地方其他文件624项，累计773项。而上述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些已经失效、或被修订，有些依然现行有效和继续实施中。 202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行政执法监督作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工作的内部层级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统筹行政执法工作的基本方式。”直至2025年12月17日立法制定，是对多年来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体系战略部署深化落实的重要立法成果，在我国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02 典型案例监督实践基础上《条例》的进步和突破 《条例》制定出台前，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司法部2024年以来陆续发布了三批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共计案例24个。涵盖和反映了各地对于行政执法监督的积极探索和实践，详见下表： 结合24个实践案例，对《条例》在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上的确立与突破分析如下： （一）《条例》明确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理清与上下级政府部门、部门内部监督的区别。 可以看到在24个典型案例中，除了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某市烟草专卖局对某区烟草专卖局“不当行政许可决定”的监督、某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内部“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某省交通运输厅和某州交通运输局对内部“执法人员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也视同“行政执法监督”行为，被列入“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意味着在《条例》出台前，行政执法监督的范畴并不局限于司法行政部门对执法部门的监督，还包括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本部门所属机构的监督等。 对此，《条例》作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的行政执法监督立法，首先对于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与其他监督检查或督促指导的关系作了明确界定，对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政府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或双重领导的政府部门等监督工作的开展给出清晰指引。 1. 在层级上，行政执法监督职权的行使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条例》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一，明确行政执法监督，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乡镇（街道）无行政执法监督职权；明确监督对象是本级政府的所属机构、下级人民政府、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明确监督属性系行政系统内部监督。 2. 在性质上，上下级部门之间、部门内部的监督指导不属于行政执法监督 《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对本部门所属机构、派出机构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或者实行双重领导并且以上级部门领导为主的部门对所属机构、下级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对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实行垂直管理或者实行双重领导并且以上级部门领导为主的行政执法机关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情况进行监督，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告知其上一级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的指导下，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下级人民政府相应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督促指导。” 即《条例》明确，上下级政府部门的监督，属于“督促指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开展；对本部门所属机构、派出机构的监督，属于“监督检查”，参照《条例》开展；实行垂直管理或双重领导且以上级部门领导为主的部门对所属机构、下级部门的监督，属于“监督检查”，参照《条例》开展；县级以上政府对实行垂直管理或双重领导且以上级部门领导为主部门的监督，将问题告知其上级主管部门。故“督促指导”“监督检查”有别于行政执法监督，并非同一概念。 （二）《条例》正式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通过典型案例，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各级司法局确实是作为主要的行政执法监督实施机构；但也存在“浙江某市司法局、综合执法指导办对文广旅体局涉企重复检查执法监督案”中，市综合执法指导办同样作为监督实施机构，会同市司法局共同开展监督；也存在“黑龙江某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滥用行政强制权执法监督案”、“河北某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对某镇政府不当行政处罚执法监督案”等案件中，市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作为执法监督机构开展监督，各地监督机构名称不一的情况。 往前追溯，2022年司法部决定在14个省市开展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建设试点工作，后《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到2024年年底，基本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比较完善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实现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各地纷纷加大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的设立、创建。如近年，商洛市政府发布市县（区）司法局加挂“市县（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牌子的通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通知“以省人民政府名义开展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需使用‘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印章”；山东省政府官网则指出“司法厅内设机构包括行政执法监督处（对外使用省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名称）。”等。所以，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样式，即便专门设置的行政执法监督局多数挂在司法行政部门，但各地的实际执行和理解还是存有差异。 笔者相信，这一问题将伴随着《条例》出台得到有效解决和改善。《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 代表着以国务院条例形式正式确认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即县级以上司法局（部、厅）具体代表本级政府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县级以上政府无需另行成立一个部门，或县级以上司法局（部、厅）无需再另行挂牌一个部门，司法局（部、厅）依法可以直接对外开展监督工作，精简机构，提升质效。但另一方面，对于已经挂牌或对外使用的监督机构名称，后续或许还需要随之进一步调整和统一。 （三）以《条例》的形式固化了实践中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开展方式 统计司法部典型案例中行政执法监督线索的来源，群众举报/相关平台、政府热线投诉举报反映的5件，引发社会舆情/媒体报道后监督的4件，案卷评查后发现问题启动监督的4件，执法系统大数据监测异常启动监督的3件，政协或审计等有关部门移送问题启动监督的3件，被监督部门主动要求指导监督或协调的2件，司法行政机关主动企业走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各1件。被监督的事项多集中在“涉企重复检查”、“不当行政处罚”、“执法程序违法”、“多部门管辖职权争议”等问题上，经过行政执法监督和协调，不仅反映的问题得到实质解决，更是积极以个案促源头，推进领域内综合监管质效的全面提升。 因此，本次《条例》的制定，总结和吸收了切实有效、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固化上升为国务院条例。首先，确立“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其次，在《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了日常监督方式，包括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评估、执法资格确认、执法案卷评查、执法质效评议等；第十六条进一步指出执行法律法规情况评估“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实地调研等方式”；第十八条则确立了案卷评查工作的重点是检查行政执法决定是否合法、是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及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肯定了案卷评查、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调研作为行政执法监督方式的合法性。可以说，《条例》真正体现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实事求是”“务实”精神。 （四）《条例》细化完善了行政执法监督处理方式，全方位、全举措让监督“落地”“结果” 从司法部典型案例看，在此前的行政执法监督中，最常制发的文书是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意见书、通知书、督办函、风险提示函；只有一个案例中作出了《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是在某市生态环境局和某市市场监管局出现“行政执法管辖争议”时，某市司法局提出监督意见，报请某市政府作出决定书明确管辖。可以看出，实践中，虽然监督部门会制发监督文书，但具体文书的名称、性质、适用的情形，均未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依据。 同时，行政执法监督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纠偏纠错，特别是在基层，“县城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开展监督抹不开面子”；认为缺乏监督手段，搞不好既得罪了人、又解决不了问题，存在“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思想包袱，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监督的开展和实效。对此，《条例》细化不同情形下常规监督处理方式，突出、敏感问题处理机制，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协同衔接等，全方位、全举措让行政执法监督“落地”“结果”。 1. 针对发现问题的不同情形，细化四种常规督办处理方式 《条例》第四章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九条，明确了对于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根据不同情形，可以制发行政执法监督督办函、意见书、决定书三类监督文书，让监督机构有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具体操作：第一，对于能够当场纠正的问题，应督促执法机关立即纠正。第二，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可以制发《行政执法监督督办函》，督促其依法履职；被监督的执法机关应及时履行，并在期限内报送纠正情况。第三，对于违法或明显不当的行政执法问题，可以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督促其予以纠正；被监督的执法机关应当及时纠正，并在期限内报送纠正情况。第四，对于重大问题、或执法机关未按照督办函履职、未按照意见书纠正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决定纠正的，制法《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 2. 针对突出、敏感问题，制定对等“闭环式”解决路径 第一，执法机关对监督处理结果有异议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应当及时处理，而不是置之不理。第二，对于执法机关拒不落实执法制度、或执法行为存在突出问题的，可采取通报或向社会公布等方式，倒逼全方位整顿、整改。第三，发现执法人员违法或明显不当情形的，可提出处理建议，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处理建议包括批评教育、离岗教育、调离执法岗位、取消执法资格等。 这类问题往往已涉及执法机关对监督行为的不认同、制度性或者非个案性突出问题、及对相关执法人员的处理等，对于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如何审慎、实效的应对，《条例》给出了符合实际、又有法规依据的处理路径，让问题从发现、监督、到纠正、根源治理“闭环式”得以解决。 3. 立足行政执法监督本职，明晰与其他行政手段的协同衔接 行政执法监督作为行政监督的内容之一，如何梳理好与其他行政监督方式、行政争议解决手段的关系，一直是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一线执法人员非常关心的问题。 对此，《条例》第三十三条给出清晰的协同和衔接规定，第一，与监察监督的协同，对于执法人员涉嫌违反《条例》、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的，移送监察机关。第二，与政府监督、行政复议的协调，加强沟通和信息共享，形成监督合力。第三，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衔接，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条件的，引导当事人依法复议或诉讼；已进入复议或诉讼程序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不再重复监督。做到既不架空行政执法监督，也不越俎代庖，同时避免了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和执法机关的重复工作、国家资源的耗费。 03“典型执法问题”监督范本的借鉴和推广 除了《条例》已固化的常规监督方式外，针对涉企频繁检查、基层执法基础薄弱、执法依据涉嫌违法违规等“典型执法问题”，司法部案例已给出符合我国行政执法、执法监督运行实际的处理范本，笔者整理以供参考。 1. 大数据智能筛选、AI自动回访，科学监督涉企频繁检查难题 在24个典型案例中，涉企频繁检查问题就独占5例，成为当前被投诉最为突出的行政执法问题之一，各地监督部门亦通过建立联合执法平台、通报约谈等予以应对。但执法检查是行政执法机关发现企业问题、守护地方稳定安宁、确保企业合法经营的必备和最重要手段，既要考虑企业接待检查压力，又不能禁锢和不当干扰行政部门正当执法的开展，科学行政执法监督尤为关键。 “浙江某市司法局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监督‘检查扰企’案”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和学习。在该案中，浙江某市司法局从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自动筛选出90日内接受行政检查4次以上的本市重点企业，按照设置的程序和时段自动AI电话回访。AI回访围绕“接受的行政检查数量”“检查是否规范”等向企业了解情况，通过智能语言模型，自动收集识别分析反馈内容，梳理出区公安分局、卫健局存在的检查频次高、以服务走访为名实施行政检查等问题。AI将分析情况同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的检查记录进行智能比对，判断相关问题是否能够作为启动行政执法监督的线索。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行政执法监督领域，对有效解决行政执法监督发现问题不够及时精准、监督人员力量不足、监督途径手段少等难题具有典型意义。 2. 点对点整体辅导，提升基层队伍执法水平 行政执法的基石在基层，基层执法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整体行政执法的质效。部分地区推进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乡镇（街道）也被赋予行政处罚权。2024年2月，江苏某区司法局在对本区行政处罚案卷评查过程中发现，某街道办理的案件存在审批流程不规范、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等问题。还查实，该街道近期发生一起因执法不当造成被复议纠错的案件，反映出该街道执法工作存在风险隐患，执法规范化水平亟待加强。 后，该区司法局对街道行政执法总体情况开展监督。一是向街道下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明确了40项具体问题及整改建议。二是组织业务骨干编写《某区行政处罚案卷常见不规范问题汇编》，点对点上门反馈、授课，推动该街道找准病根。三是联合区城管局、卫健委、农业农村局等部门采取联合培训的方式，进行“面对面”提醒与“手把手”辅导，推动街道规范执法程序，更新完善文书样本。四是通过“政治生态底册及谈话监督一体闭环应用系统”向区纪委监委移送问题线索。该街道根据监督意见，逐项落实，取得实质性提升。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基数大、执法水平不一，江苏某司法局对街道执法队伍的监督指导，对于各地监督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3. 以个案促根本，推动违法违规执法依据的修订 2023年5月，山东某市司法局发现市交通运输局对某物流公司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33.99万元、罚款67.8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虽然是以本局名义作出，但内部审批程序显示，签批人为执法支队支队长，集体讨论的成员为下属执法支队负责人及科室负责人。市司法局认为，执法支队作为市交通运输局下设执法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其负责人不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其集体讨论不能代替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集体讨论。涉嫌违反关于“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的规定。 据此，市司法局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同时，推动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修订了《违法行为处理工作规程（试行）》，将执法案件由原执法支队支队长审查批准调整为该局分管局长审查批准；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由原执法支队内部集体讨论调整为由该部门相关领导集体讨论。可见，个案问题的发生，有偶发性，但也有相当比例存在执法依据、行政机制上的问题。因此，在监督过程中不能局限于单个案件问题的解决，应当研究分析问题发生的根源、错误的环节，发现执法依据违反制定程序或者内容不合法的，要依法提请文件制定机关修改或者废止；对无权处理的，要按照规定程序转送有权机关处理。

12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工作，听取专项行动情况汇报并审议通过（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将前期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5.4万件问题整改经验上升为长效制度，推动个案纠偏向类案规范转型、问题整治向机制完善迈进。这标志着我国在处理涉及企业的行政执法问题上，正朝着更系统、更规范的方向前进，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注入了强劲动力。 涉企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市场主体的生存发展，影响市场预期的稳定向好。作为常年为企业提供合规与维权服务的飒姐团队，今天就带各位读者朋友解读规定，用好维权武器。 一、从“专项整治”到“常态监督” 行政执法监督指的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的内部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主动纠错、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制度设计。《条例（草案）》的核心突破是将“个案纠偏”升级为“类案规范”，用制度刚性破解企业长期诟病的执法乱象。 长期以来，在涉企行政执法环节，存在着以下乱象： ·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 ·以罚代管、逐利执法、违规异地执法； ·执法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刻意加重企业负担； ·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该罚不罚、“吃拿卡要”、粗暴执法等违反执法规范要求的行为。 今年3月以来，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截至11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5.4万件，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2.9%，问题发现比例平均提高近17个百分点。这组数据背后，是对执法程序不规范等顽疾的精准打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此次国常会审议通过，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迎来法治保障。条例草案目标清晰，就是要紧盯企业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问题，开展精准监督，敢于较真碰硬，加大整治和纠正力度。通过推动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和公正，督促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履职，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也就是说，各大企业在涉企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权利保障将更为有力。 二、企业从“被动承受”到“主动维权”的行动指南 的出台，标志着国家正从制度层面加强对违法执法行为的内部监督与惩处，为企业维权筑牢保障。但制度落地还需企业“接得住”——唯有提升自身维权意识，主动发声、依法维权，才能真正将纸面权利转化为现实保障，共建法治化营商环境。 第一步：精准识别可维权情形 遇到以下几类情况，可直接启动维权： －无执法资格人员实施检查或处罚； －检查未扫码登记、未备案； －重复检查或超出法定频次； －下达罚没指标、逐利执法； －处罚缺乏事实依据或与同类案例标准不一； －违法实施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 第二步：掌握核心维权证据 维权成功的关键在于证据完整，企业需重点留存：保留相关书面文件（如行政决定书、通知）、执法人员证件照片、现场笔录、沟通录音录像及相关法律依据。 第三部：选择最优救济渠道 －政府机关内部纠错：若认为行政行为存在轻微违法、程序瑕疵，或对行政决定（如处罚、许可、收费等）不服，可以通过政府官网、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投诉，要求相应机关部门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 －行政复议：若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如存在处罚依据不当、裁量过重的等情形，依据，可收到处罚决定书60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本级政府的复议机构申请复议。行政复议程序简便且不收费，能快速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是较为理想的救济渠道。 －行政诉讼：若复议未果，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适合重大财产损失、执法行为明显违法的案件。 写在最后 行政执法监督是按照权力层级纵向运行于行政系统内部但并不封闭的监督体系。在行政执法监督的启动阶段，面对“面广量大”的行政执法实践，亟需广泛而深入的外部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 因而，社会监督是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督的制度效能，优化营商环境，任何人都不是局外人。享有案涉利益的企业、群众以及新闻媒体要勇于发现违规执法案件线索，将监督触角延伸至社会各领域、行政执法各环节，拓宽监督线索来源渠道，有效发挥制度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根据检索到的法律条文，并非所有行政执法机关均可直接对拒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加处罚款，其适用需符合以下法律条件和程序： 一、法律依据与核心规则 1.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依法处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汇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四）依照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二、适用条件与限制 1. 主体资格限制 仅限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有权加处罚款（）。 其他行政机关或非执法机构无权直接加处罚款。 2. 程序要求 必须履行催告程序： 要求，加处罚款前需送达《催告通知书》，明确履行期限、方式及陈述申辩权。 进一步细化：当事人陈述、申辩后仍不履行的，方可作出加处罚款决定。 加处罚款总额限制： 及均明确，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过原罚款数额。 3. 例外情形 若行政机关已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且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复议或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可直接拍卖扣押财物抵缴罚款（、）。 三、实务建议 1. 行政机关注意事项 严格履行催告程序，保存当事人陈述、申辩的书面记录。 加处罚款前需确保原行政处罚决定已生效且未被撤销。 不得超出原罚款数额加罚。 2. 当事人救济途径 对加处罚款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若行政机关未履行催告程序或程序违法，可主张加处罚款无效。 四、结论 只有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程序（如催告）后，方可对拒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加处罚款，且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过原罚款数额。其他行政机关或非执法机构无此权力，且程序违法时加处罚款可能被撤销。 (小律同学深度思考过程） 已经收到您的信息，小律正在思考中，请稍等… 接下来我需要尽可能从专业法律数据库进行深度搜索，查找相关法律规定以便全面回答用户的疑问… 好的，我现在需要回答用户关于民事诉讼中期间如何计算的问题。首先，我得仔细看看用户提供的检索结果，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 用户的问题是关于期间的计算，所以我要从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找依据。根据检索结果，提到了期间的计算方式，包括法定期间和法院指定的期间。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开始的时间和日期不计算在内。如果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那么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另外，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比如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不算过期。 接下来，第九十条关于电子送达的期间计算，送达日期是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第九十一条则是邮寄送达的情况，以回执上的收件日期为准。这些都需要详细说明。 还有司法解释部分，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提到审限不包括公告、鉴定等期间。还有执行申请的期间在，两年时效，从履行期最后一日开始计算。 用户可能需要知道不同送达方式下的期间计算，以及审限的扣除情况。实务建议方面，提醒注意法定节假日的影响，保留送达凭证，及时处理文书，以及申请延长期间的情况。 需要确保引用正确的法律条文，按照用户的要求格式，优先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避免使用案例或理论。检查是否有遗漏的要点，比如期间的开始不计算在内，以及不同送达方式的日期确定方式。 最后，整理成结构清晰的回答，分点说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权利义务关系和实务建议，确保用户能清楚理解期间的计算方法。

在公房动迁安置利益分配过程中，认定同住人标准具有三个条件，其中居住满一年的标准认定，涉及到事实查明问题。有时因为举证困难及对方当事人的强烈否认，往往无法达到认定居住事实的证据优势。但倘若符合同住人标准的老人患有较严重的疾病，主张居住的当事人具有长期照顾老人的情节，且能结合其他证据印证居住情况的，可以认定其为同住人。 以案释法 卜某某和丈夫生育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卜某某患有肢体残疾二级，需人照顾，其丈夫及父母均已过世。2021年3月2日，卜某某与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上海市杨浦区某房屋为公房，房屋用途为居住，承租人为卜某某。涉案房屋由上海市杨浦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征收后，卜某某应获得征收补偿款共计4700100元，另有70000元奖励费。征收时，涉案房屋内在册户籍为七人，包括卜某某，张某甲及其配偶邵某某、女儿张某、外孙沈某某、张某乙。所有当事人均认可卜某某在该房屋内居住。对于张某甲、邵某某的居住当事人亦不持异议。对于张某乙的居住，张某甲不认可，张某丁、张某戊陈述：“张某乙在照顾母亲的时候居住的”，张某丙陈述：“我们是轮流居住的……张某乙可能居住的多一点，对她的居住是认可的。”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的代理人表示：“以当事人的陈述为准，认为张某乙没有长期居住，只是照顾母亲的时候居住，没有持续长期的居住”。在2021年10月22日的质证笔录中，当时卜某某健在，其代理人陈述：“张某乙从2018年开始照顾老人，在这里居住至动迁。现在也是张某乙照顾。张某乙符合同住人条件。”居委会在《居住补充说明》中“以上邻居证人都是户籍和居住在我们这里的居民”的字样上盖章。该证明书写了“2018年4月起由张某乙全职照料母亲，2019年6月起轮流照料”的内容。张某甲、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张某乙写有协议一份，载明为照料母亲达成协议，推荐张某乙照顾卜某某日常起居和饮食、医疗等具体事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案例中的房屋是公有住房，因被征收所获得的补偿款，由承租人与同住人共同享有。该房屋承租人卜某某，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其尚健在，且实际居住，考虑卜某某年老患有疾病且存在身体残疾等因素，在认定其可以享有动迁安置利益的前提下，还应当适当多分，酌定为25%。因卜某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过世，未留有遗嘱，应当由其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张某甲、邵某某户籍在内，且当事人对二人的居住并无异议，张某甲经法庭调查，当事人均认可其曾经居住，故依法也认定为同住人参与分配。对于张某乙，根据现有证据，因照顾母亲卜某某，其长期居住在房屋内具有高度盖然性，其余当事人虽不完全认可其居住情况，但并未提供切实、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且张某乙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应当作为同住人参与分配。 综上，法院认定能够参与分配的为张某甲、邵某某、张某、卜某某（其部分作为遗产一并处理）、张某乙。卜某某应当享有的份额为1192524.87元。张某甲、邵某某、张某、沈某某不要求法院分割，故四人共同享有的份额为2683180.96元，张某乙享有的份额为894393.65元。对于卜某某的份额，应当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众继承人也表示需要法院予以处理。从现有证据可见，众子女皆尽到了对卜某某的赡养，理应均分。卜某某已经获得动迁安置款1410029.84元，并已交付张某乙，因卜某某处分时共有物并未分割，故不能直接将交付张某乙的行为视为赠与，该处分实是无权处分。应当按照动迁安置需要进行分割。张某丁取得了奖励费70000元，也同样需要进行分配。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计算并确定，张某甲、邵某某、张某、沈某某应当取得的动迁款共计为2921685.94元；张某乙应当取得的动迁款共计为1132898.63元。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分别享有238504.97元。 法治建议 在公房动迁安置利益分配过程中，要认定同住人，需要具备户籍在内、居住满一年、他处无福利性质分房三个基本条件。其中户籍在册、他处无福利分房均可以通过客观证据加以反映。但对于居住满一年的事实认定，有时候客观上确实无法查明。即证成的当事人没有充分证据证实，而证伪的当事人也没有证据予以反驳。此时，法院通常需要根据例如缴纳水电煤的凭证、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加以判断，但这些证据通常难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倘若符合同住人标准的老人患有较严重的疾病，主张居住的当事人又具有长期照顾老人的情节，且能结合其他证据印证居住情况的，可以认定其为同住人。 对此，建议如下： ●公有住房征收中坚持倡导孝亲敬老。城市旧改进程中，基层组织在配合征收推进的过程中仍然要关注老年人权益的保障，以及对爱护、关心老人的行为给予肯定。实践中，居委会一般不会就被征收公房居住情况作出说明，但对确实弘扬优良家风的行为，应及时予以肯定。日常工作中，对辖区内高龄老人的居住、照顾及家庭情况可登记建档，必要时帮助缺乏证据意识的当事人。 ●注重家庭文明建设。近年来，因房屋征收分割利益而引发的纠纷十分普遍。和睦的家庭互谦互让，平等协商，互相尊重，各自确实因城市旧改而获得实际利益；而缺乏沟通、相互攀比指摘、为夺利丧失诚信的家庭则往往因征收利益分割经历多年诉讼，不仅伤害了相互之间的亲情，还往往并未及时将征收利益转化为切实的生活利益，“多”败俱伤的情形不在少数。面对房屋征收带来的利益，每个家庭和每个自然人都须保持本性，实事求是，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消除分歧；也可预防性约定权利义务清晰的协定，从源头避免家族矛盾。家和方能万事兴。 相关法条 第二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承租人在征收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并非产权人但却是实际使用人。这导致在补偿款分配中存在这样一个争议焦点，即承租人是否有权主张补偿款？ 01 承租人能否主张补偿款 法律规定 主要观点 1. 从物权角度看：对房屋征收补偿的性质应为弥补房屋所有权人丧失物权的补偿，而物权具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租赁合同实际上就是房屋所有权人将物权中的占有、使用权让渡给承租人行使，因此这部分权利的补偿承租人也应当享有。 ：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虽然明确被征收人是房屋所有权人，但承租人作为用益物权人，因征收行为导致用益物权受到损害的，其有权获得相应的征收补偿。首先，从物权保护的角度来看。对所有权人（被征收人）房屋征收补偿的性质应为弥补其丧失物权的损失补偿，而物权的权能具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租赁协议实际上是所有权人将其物权之占有、使用权能让渡给承租人行使，承租人基于合法有效的协议概况受让了物权之占有、使用权能，在房屋用益物权的使用人与房屋所有权人不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在征收补偿中应当分情况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具体状况，不能忽视承租人的合法权利。 2. 从公平原则看：根据，补偿对象原则上为房屋所有权人，承租人未被直接列为被征收人。但公平原则要求“谁有损失补偿给谁”，即承租人因征收造成的实际损失（如装修、停产停业、搬迁等）应获得合理补偿。 ：、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征收导致了经营性用房无法继续使用，应按“谁有损失补偿给谁”的公平补偿原则处理。本案中，征收直接导致陈天柱（承租人）无法继续经营而产生的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雨花区政府、雨花区征收办应补偿给陈天柱。一审判决确定涉案补偿协议中停产停业损失和搬迁费违法，根据湖南省有关规定确定停产或酌定停业损失、搬迁费数额，属于行使法院自由裁量权，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承租人无论是基于公平原则，还是基于法律规定，均有权主张自己应获取的征收补偿款。 承租人主张补偿的前提 1. 租赁合同到期的期限在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后，确因征收导致租赁期限中断，租赁期限未完全履行，承租人权利受损的。 2. 租赁合同因为征收导致承租人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提前解除。 3. 虽然租赁合同无效，但是在征收前，出租人未主张合同无效也未提出异议，承租人合法占有和使用租赁房屋至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后。 【案例】青岛中院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典型案例：谁投资谁受益，利益平衡公平为先——租赁合同无效情形下拆迁收益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分配 案情简介：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10年租赁合同，承租人租赁涉案房屋用于开办公司进行生产经营，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增建。房屋租赁第二年，涉案房屋被政府统一拆迁，出租人作为房屋产权人，领取了房屋、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等评估补偿费、经营性补助费及搬迁补助费。承租人起诉请求出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提前搬迁奖励等拆迁补偿费用以及装修增建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涉案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证据，故出租人与承租人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无效。但承租人租赁涉案厂房后实际进行着生产经营，在租赁期限内，因拆迁行为直接导致了其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及产生相应损失，故出租人应当给予承租人相应的补偿。根据承租人提交的厂房照片、装修发票、合同等证据，可以认定承租人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增建，故出租人应当给予承租人相应的装修补偿。 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当因为政府征收等原因导致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时，即便是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承租人作为实际承租使用房屋的一方，因房屋拆迁而遭受停产停业、搬迁等损失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征收补偿的停产停业补偿金、搬迁补偿金全部由出租人享有，则会产生严重的利益失衡，有违公平原则和自然正义，因此，应当就相关补偿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进行分配。在租赁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如出租人与承租人对租赁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归属有明确约定，在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约定进行处理，并结合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对征收补偿款进行分配。 承租人主张补偿的路径 1. 民事诉讼 基于出租人与承租人双方建立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承租人租赁房屋因征收而导致承租人权利受损，一般向合同的相对方即出租方主张赔偿权利。如果租赁合同约定了明确的拆迁补偿计算依据，承租人自然可以基于租赁合同约定向出租人主张合同权利。但是实际中，大部分的租赁合同不会对于拆迁补偿的标准和具体的拆迁补偿进行约定。 【案例】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碑林华珍医院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 一审法院认为：承租人因出租房屋被征收而向出租人主张分割补偿款项的,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按租赁合同纠纷予以裁判。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征收补偿协议及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以征收补偿项目名称来确定具体补偿款项是否给予承租人。华珍医院、陕建三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书面合同而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双方之间租赁关系已经一审、二审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于2018年5月8日予以解除，并就腾房及房屋占用费一并处理。华珍医院承租房屋因地铁线路被政府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部门订立补偿协议并获得经济补偿。本案中出租人所获得征收补偿款项中,是否有溯源于承租人的权益,因双方租赁合同中约定“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乙方在租赁物和原有设施基础上新增的装饰装修等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有权将自行添置、能够拆移的设施拆除。”根据公平原则,承租人自行委托评估的华珍医院资产价值为1218862.13元，陕建三公司与碑林区住建局签订《西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附属物补偿费1218862.13元应认定为华珍医院的资产价值，出租人应将其获得的该部分补偿费用支付给承租人。征收补偿协议中载明的停产停业损失费303637元部分溯源于承租人的权益，应由华珍医院享有。华珍医院主张律师费属于合理支出，应予以支持。华珍医院主张其他损失，未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陕建三公司所获得征收补偿款项中,有溯源于华珍医院的权益,并无不当。陕建三公司与碑林区住建局签订的《西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书》载明附属物补偿费1218862.13元，陕建三公司与华珍医院对该附属物补偿费的有效承载范围存在争议，一审判决认定该部分附属物应为华珍医院的资产价值，陕建三公司应将其获得的该部分补偿费用支付给华珍医院，并无不妥。关于征收补偿协议中载明的停产停业损失费303637元的问题。陕建三公司主张此时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华珍医院不应享有权益。但华珍医院在不定期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尚未搬离涉案场地，故一审判决认定该部分溯源于华珍医院的权益，应由华珍医院享有，并无不当。 2. 行政诉讼 【案例一】隐没堂茶馆与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再审 法院认为，房屋的市场化承租人通常并不与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按照法律规定和租赁合同的约定来解决所租赁房屋上的添附以及因征收而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或赔偿问题。但是，补偿义务主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房屋承租人且承租人具有独立的补偿利益后，既不在其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的补偿决定中给付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也不另行与承租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解决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问题，则房屋承租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 【案例二】丽水市开平建材零售店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征收一案再审 法院认为，根据规定，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针对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通常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同时一些政策性公房租赁人作为利害关系人亦可给予相应诉权。但对于普通民事法律关系的承租人而言，一般无权对涉案项目行政征收行为本身施加不必要的影响，其相关民事权益宜通过向民事出租人提出主张而实现。当然，由于后续补偿决定依照安置补偿方案如果包含了企业停产停业损失的行政补偿，则对于行政补偿行为可以考虑给予营业性租赁人相应的诉权。 【案例三】章丘市冠泉商务宾馆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确认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一案再审 法院认为，在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中，通常而言，补偿的对象是被征收人，即房屋的所有权人，承租人与征收补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因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但如果承租人在租赁的房屋上有难以分割的添附，且以其所承租房屋依法进行经营活动，那么在该房屋被征收时，对于承租人提出的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依法应予考虑，此时承租人与征收补偿行为之间应视为具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02 承租人可主张的补偿项目 在土地征收和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会发布一系列相关的征收文件，包括房屋征收决定、补偿安置方案等。其中，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实施房屋征收时，根据不同地方不同情况，具有针对性地对房屋征收的具体实施时间、征收范围、补偿方式等内容所制定的详细方案。一般情况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应当要有以下内容：（1）房屋征收事由和征收目的；（2）房屋征收范围和被征收房屋具体的情况；（3）被征收房屋价值具体的（含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标准；（4）用于产权调换房屋、周转用房的基本情况和交付时间；（5）具体的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标准；（6）具体的停产停业损失费标准；（7）补助费和奖励费标准；（8）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期限与地点；（9）异议反馈渠道等等。承租人通常可以主张部分征收补偿款，但其主张的具体项目和标准，主要依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同时也会受到租赁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影响。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 装修装饰费用 承租人在租赁房屋上进行装饰装修，在征地拆迁时，对于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如家具、电器、设备等可以自行拆除、搬离。但对于已经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例如地砖、油漆等不能与被拆迁房屋分离的添附物价值的补偿。根据的规定：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若租赁合同中约定附合物归属于承租人一方的，则承租人可以主张因征收产生的装饰装修补偿款项。当租赁合同对于附合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时，根据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因征收导致租赁合同解除，该事由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承租人仍可主张该项补偿，法院会根据公平原则，结合租赁双方的举证情况，综合考虑装修情况、评估报告中对装修的评估及剩余租期等因素，按比例分配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偿费。 停产停业损失（主要针对经营性房屋） （自2018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5月31日）第三条：房屋征收部门对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而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应给予补偿。 第五条：被征收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由房屋征收当事人按照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据相关规定通过评估确定。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按月支付；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一次性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 第七条：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不是被征收人的，依照与被征收人的约定分配停产停业损失；没有约定的，由被征收人和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协商分配。 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将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办理提存公证。在当事人协商或诉讼结果确定后再行支付。 【案例】盐城市瑞好达装饰家具有限公司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行政其他一案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满足诸多的法定条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即是其中之一，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再审申请人瑞好达公司的原审诉求为判令亭湖区政府及第三人盐城工学院、亭湖区城投公司对其企业搬迁、停产停业损失予以合理补偿。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十七条规定，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上述规定，征收补偿的对象通常应当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涉及经营性房屋被征收等情形，因征收可能对承租人造成房屋装修、搬迁费用及停产停业损失等，该损失与房屋征收及补偿行为之间存在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承租人有权要求征收人给予补偿。 搬迁费用与临时安置费用 搬迁费用是指因征收房屋而造成的搬迁，征收人对由此带来的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是征收人对因征收导致收益权受损给予补偿。此时，由于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房屋，承租人是否配合搬迁清退工作，直接影响到该部分补偿的金额，而且承租人在清退过程中会实际产生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故承租人可以主张搬迁安置补偿。 【案例】王艳与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政府、辽宁省新民市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履行行政职责一案再审 法院认为，关于房屋承租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其中，搬迁费用是指因征收房屋而造成的搬迁，征收人对由此带来的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是征收人对因征收导致收益权受损给予补偿。实质上，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均是对因征收所致房屋使用权损失的部分所给予的补偿，该部分补偿可以直接对房屋使用权人进行补偿。本案中，经原审认定，王艳与房屋所有权人新华书店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新华书店与新民市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及新华书店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证明新华书店领取的补偿未包含对王艳的相关补偿。因此，王艳作为房屋承租人具有向新民市政府主张因征收产生的搬迁费用和停产停业损失的请求权。新民市政府提出王艳不具有房屋征收的被补偿主体资格的主张于法无据。关于王艳的搬迁费用问题。新民市政府虽主张王艳伪造包装运输合同，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王艳提交的包装运输合同、发票与生效判决（2013）沈中民二终字第1960号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2011年12月王艳将办公地点搬至开发商提供的新址的事实相互印证。因此，原审法院依据王艳提交的包装运输合同和发票确定搬迁费用为66000元，具有事实依据。 提前搬迁奖励费 根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该补助和奖励办法系由各市、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各地区的补助和奖励办法各有不同，因此，实际上承租人是否能主张提前搬迁奖励费需要结合当地的拆迁补偿政策。 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人民法院结合拆迁补偿政策支持承租人请求该费用的情况。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二）关于孙延威应当获得的拆迁补偿项目及数额问题。1. 关于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该补助费是针对在被拆迁场地经营而因拆迁造成的损失的补偿，孙延威承租涉案房屋后实际进行了经营，杨振明将涉案房屋进行出租，出租也可认为是经营行为的一种，故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应当在孙延威与杨振明之间合理分配。一、二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孙延威分得该项补助费的70%，杨振明及杨爱君分得30%，处理适当。杨振明主张拆迁评估登记的企业系其所经营的北京台湖爱君商贸中心，且注册地即为涉案租赁房屋，故应当由其获取全部补偿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 关于经营性用房搬家补助费。虽然杨振明、杨爱君作为拆迁主体分别与住总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但孙延威在涉案房屋内实际经营，是本次拆迁腾退搬迁的实际损失人，故一、二审法院认定该项费用应当按照70%和30%的比例在双方之间分配，并无不当。3. 关于提前搬迁奖励费。提前搬迁奖励费性质上是对实际经营人的一种补助或奖励，同时结合拆迁补偿政策，一、二审法院认定该项费用应当按照70%和30%的比例在双方之间分配，亦无不当。

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出台（法释〔2011〕17号）（以下简称“原司法解释”）。自2019年修订后，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2025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法释〔2025〕8号）（以下简称“新司法解释”），新司法解释自2025年6月1日正式施行，原司法解释废止。相较于原司法解释，新司法解释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理情形、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原告资格和适格被告、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被告与原告的举证责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裁判方式等内容，进一步规范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审判工作。笔者注意到，新司法解释第一次详细规定了行政机关主张原告申请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或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被告应承担的举证责任。结合行政部门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审查过程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笔者对新司法解释中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认定进行初步解读，以期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有所帮助。 一、法律规定 规定：“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工作中，存在以申请人申请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或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为由不予公开的情况，而部分申请人对此答复不服进而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法律法规和原司法解释中对于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或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范围和举证责任并无统一规定。有鉴于此，新司法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被告对其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三）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属于人事管理、后勤管理或者内部工作流程信息等举证；（四）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举证；（五）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并记录于执法案卷的当事人信息、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举证；……”。 二、内部事务信息的审查认定 内部管理信息是行政机关内部管理性、事务性的信息，只对行政机关内部产生影响，通常没有外部影响，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内部管理信息具有如下的特征：事务信息的内部性、不涉及公共利益或影响公民的权利义务、与过程性信息存在重合性。根据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内部事务信息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或者内部工作流程信息。 在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审查过程中，对于人事管理和后勤管理信息较容易把握，但对于内部工作流程的认定容易出现偏差。比如行政机关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会议纪要，是否属于内部工作流程信息？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选的《许某云诉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案》对此有较为清晰的评判：原告申请公开“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被告大兴区政府辩称《会议纪要》所记录的是大兴区政府为推进涉案项目建设，研究项目中住宅房屋拆迁问题所召开内部会议的信息，主要内容为决定给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被拆迁人提供一定数额购房装修补贴，属于大兴区政府为研究工作而制作的内部管理信息，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法院认为：《会议纪要》系对涉案项目被拆迁人提供购房装修补贴所作决议，且拆迁单位根据《会议纪要》精神制定《关于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房屋拆迁中给予被拆迁村民户装修补贴的实施方案》，并根据《会议纪要》的要求与被拆迁人签订《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购房装修补贴发放协议》，可见，该《会议纪要》直接作为涉案项目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装修补贴的依据，直接影响了被拆迁人的权利义务。《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认定《会议纪要》系为研究工作而制作的内部管理信息依据不充分。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内部管理信息的审查主要涉及主体、内容、形式和效力四个方面。从内容上来说，其仅涉及行政机关的日常内部管理事项，与公共利益无关；从形式上而言，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之间；从效力上来说，对外不直接发生约束力，不会对机关外部人员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不公开的理由在于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不公开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中的负担解脱出来或者公开会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有损行政有效运行。因内部事务信息与公共利益无关，不予公开是为了避免给行政机关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一旦内部形成的信息开始外化，所记载内容直接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且对外发生了法律效力，则认定该信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不再属于内部事务信息的范畴，应当予以公开。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时，应结合司法实践和新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上述标准审查是否属于“内部事务信息”，避免出现适用错误。 三、过程性信息的审查认定 过程性信息一般是指行政决策作出前行政机关内部或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的讨论、研究、汇报、请示等信息，此类信息属于政府信息，但是相对于最终形成的信息是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是未成熟的，一律公开或过早公开，可能会妨害行政决策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妨害后续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过程性体现在内容信息的过程性、非终局性，即：一是内容的过程性而非载体的过程性，在政府的行政行为中，过程性的载体并不等同于内容信息的过程性；二是内容信息对行政机关作出最终决定的非终局性与不确定性。 及新司法解释列示了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四种表现形式的过程性信息，司法判例中对于过程性信息的认定也各有不同。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之五《姚新金、刘天水诉福建省永泰县国土资源局案》，认定“过程性信息一般是指行政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内部或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的研究、讨论、请示、汇报等信息，此类信息一律公开或过早公开，可能会妨害决策过程的完整性，妨害行政事务的有效处理。但过程性信息不应是绝对的例外，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即不再是过程性信息，如果公开的需要大于不公开的需要，就应当公开”；最高人民法院《宋让仲、曹养峰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案》，认定“过程性信息是行政机关在作决定前的准备过程中形成的，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中的信息，对于此类信息不公开，主要是考虑到行政行为尚未完成，公开可能会对行政机关独立做出行政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行政机关内部之间坦率的意见交换、意见决定的中立性，或者公开该信息具有危害公益的危险。对于是否属于内部管理信息和过程性信息的判断，不能仅以该信息系行政机关内部工作安排，仅在内部流转，不向外部送达就认定为内部管理信息或过程性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张云祥、谢惠凤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案》，认定“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成府土〔2005〕284号请示是由成都市政府制作的关于成都市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已作出〔2007〕62号《关于成都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同意成都市政府上报的该城市建设用地请示。故案涉政府信息内容已经确定，并产生实际行政效力，不属于过程性信息。成都市政府作为案涉信息的制作机关以张云祥等人申请的信息属于研究、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为由不予公开，理由不当，依据不充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孙加香诉邹城市人民政府、济宁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案》，认定“政府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的标准是信息形成的时间节点，而非当事人申请信息公开的时间节点”。 从前述司法判例分析，法院对过程性信息的审查主要从信息内容是否具有确定性、信息形成的时间以及是否会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进行综合评判。行政机关在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时，建议按照上述标准审查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 四、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审查认定 “行政执法案卷”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21.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应当立卷归档”。行政执法案卷内容，通常包括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调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审核签批材料以及记录行政执法过程的音像资料、电子信息等。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工作及司法实践中，对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能出现的争议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案卷是否应当包含与行政执法活动相关的全部材料（包括意见性材料和事实性材料等）。事实性材料一般是对行政执法过程中客观事实的记载，不因行政决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调查笔录、证据材料等；意见性材料则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机关内部或机关之间工作人员基于客观事实所提出的意见、建议、请示及答复等。 2024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举办“行政审判讲堂”第九期，对于如何把握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公开的审查标准的问题，一级高级法官进行了现场答疑：第一，政府信息公开要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可不予公开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要科学判断。此类信息不宜公开，主要考虑到公开后可能会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造成损害，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公开时机尚不成熟、公开效果不佳等因素；第二，行政机关以所申请的信息为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为由不予公开的，人民法院审查时需考虑：一是有无法律、法规、规章对所申请信息应当公开的专门规定；二是相关信息是否与行政执法案件有直接关联；三是行政机关是否已将所申请的信息纳入执法卷宗；四是申请人能否依法通过申请阅览卷宗获取所申请的信息；第三，要疏通对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具有知情权的当事人通过其他法定路径获取信息渠道。如规定，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可以告知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查阅案卷材料属于卷宗阅览权的行使范畴，是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申请人依法有权知晓相关案卷信息的，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定路径获取。实践中，行政机关需要拓宽渠道，依法保障当事人在行政执法程序各环节的卷宗阅览权行政机关需要拓宽渠道，依法保障当事人在行政执法程序各环节的卷宗阅览权。 虽然法官现场答疑中引用的（即原司法解释）已经废止，但其提到的其余要点亦可作为审查行政执法案卷信息是否公开的标准。 综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审查认定中，内部管理信息不予公开，在于其所涉事项的“内部性”；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于该信息所处阶段的“非终局性”，以及过早公开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行政程序一旦终结，上述不予公开理由即不再成立；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则缘于即便行政行为已经终结，执法活动中部分信息的公开也可能造成对今后行政执法活动的阻碍。此类信息一旦公开，容易给决策者或意见发表人形成压力，进而影响行政决定过程的科学性及客观性，因此即便行政程序终结，亦应赋予行政机关对上述信息是否公开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要保障申请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信息。 总而言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纷繁复杂，涉及的政府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不尽相同。行政机关在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应区分不同情况、审慎审查，既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贯彻的立法宗旨和目的。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9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根据（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告知政府信息无法提供或者不予处理的； （二）行政复议机关对、、规定的不予公开行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申请内容的； （四）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职责，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其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对行政机关的答复、逾期不予答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条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作出答复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逾期未作答复的，以收到申请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根据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机构以自己名义所作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机构为被告。 第五条被告对其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一）被告主张政府信息已经公开的，应当就公开的事实举证，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已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方式、途径等证据； （二）被告主张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的，应当就认定公共利益的理由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举证； （三）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属于人事管理、后勤管理或者内部工作流程信息等举证； （四）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举证； （五）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并记录于执法案卷的当事人信息、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举证； （六）被告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就其已尽合理检索义务等事实举证或者作出合理说明。 第六条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系国家秘密不予公开，并提供密级标识、保密期限或者其他证明材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并提供该信息公开后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第七条原告应当就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起诉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就其曾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举证； （二）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就政府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举证； （三）就行政机关公开或者不予公开等行为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举证。 第八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应当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避免泄露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中要求应当保密的政府信息。 第九条政府信息由被告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保管的，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的档案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明显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登记立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 （一）按照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而未申请的； （二）行政机关作出延长答复期限或者要求申请人补正等程序性告知行为的； （三）单独起诉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决定的； （四）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已经予以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作出不予重复处理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等资料，行政机关告知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查询的； （六）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加工、分析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未予提供的； （七）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的； （八）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刊、书籍等公开出版物的； （九）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未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 （十）其他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一）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二）被告对原告要求公开的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公开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三）被告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能够作区分处理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能够公开的内容； （四）被告以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不予公开，但第三方在诉讼程序中同意公开且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可以公开的，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被告公开政府信息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在诉讼程序中公开政府信息，原告仍然要求确认原不予公开或者逾期不予答复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予公开或者不予答复行为违法，但判决公开没有意义的。 第十三条政府信息尚未公开前，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涉及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不存在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判决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 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公开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规定的，裁定暂时停止公开。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被告作出的公开、不予公开的决定或者无法提供、不予处理的告知合法的； （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已经向公众公开，被告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的； （三）被告收到同一申请人的不同申请或者不同申请人内容相同的申请后，在同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中一并予以答复且答复内容合法的； （四）原告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 （五）原告以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由请求不公开，理由不成立的； （六）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第十五条本解释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法释〔2011〕17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一、概述 ：“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为2023年修订后新增的内容，在此之前，行政复议决定类型主要是维持、限期履行、撤销、变更或确认该行为违法，其中决定撤销或确认该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此处，引申出行政行为无效的两种形态，其一是申请人申请确认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无效，而自始无效；其二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该行政行为无效。此次新增的“确认无效”决定，无疑是行政复议领域一大进步，可使受到负面影响的行政相对人能够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损失。 二、行政行为无效的适用条件 根据，能够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适用情形为“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以及前置条件“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一）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 “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内含“重大违法”和“明显违法”两部分，所谓“重大违法”主要从违法的后果和影响程度来考量。它意味着该违法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秩序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例如行政机关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法无授权或超越法的授权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明显违法”侧重于违法情形的直观性和易识别性。也就是说，这种违法性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调查、专业的鉴定或者深入的法律推理就能够被发现。例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完全没有遵循法定的程序，如没有告知当事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也没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这种程序违法是显而易见的，行政相对人或者复议机关很容易就能察觉。 对于“重大违法”和“明显违法”层次，法律的表述为“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且”通常表示并列或递进，无论何种都表示需同时满足，因此单独重大或明显都无法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但仅在确认无效的行政复议申请判定中适用，并非对重大但不明显或不重大但明显的违法行为不做处理，而是不适用“无效”确认申请，因为无论是何种情形，作为违法行为都应当被纠正，因此可适用撤销、变更或确认该行为违法等决定类型进行处理。 对于“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明确规定的情形是“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两种，而在中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由此可见能够确认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无非三种，即无主体资格、无依据、不可能实施。 “行政主体”是指具有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能够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实施主体本身不是行政主体，例如“内设机构”、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法律后果的“派出机构”等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另一种是超越法律法规、规则授权的行政主体，即该实施主体具有为其他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但不具有为被申请无效的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例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应当依法行使本部门的法定职权，而不能越俎代庖，超越职权实施其他职能部门能够实施的行政行为。 “没有依据”是指实施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该情形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完全没有法律规范依据，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各个效力层级的依据缺失；其二，仅有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效力层级较低的依据，但因其直接与上位法抵触，而无法发生实施主体欲设定的法律效果，视为无法律规范依据；其三，超越法律规范授权的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以法的授权为限，不能超越法律规范授予的职权范围作出行政行为，例如，在，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调查中，采取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查询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的银行账户等措施的应当书面报告设区的市级单位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而不能在调查过程中径行采取相关措施，若要采取上述措施，监督检查部门授权仅到调查和提报审批一步，具体作出决定的机关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若径行作出亦应当属于没有法律规范依据的情形。 “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对任何行政相对人均属于不能实现，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资源条件限制：行政行为要求行政相对人完成某一任务，但该任务所需的资源，如资金、设备、原材料等，在客观上无法获取。另一种是技术条件限制：行政行为规定的实施方式超出了现有的技术能力范围。 （二）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确认某一行政行为无效的前提是：申请人申请确认其无效。这意味着，当某一行政行为被认定为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复议机关无法据此直接作出该行政行为无效的决定，而是需要以申请人申请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为前提，然而，法律未要求行政复议机关主动向申请人释明该规定，主要存在两方面可能的考量，其一是考虑到若复议机关主动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可能会造成对行政管理秩序和对行政机关公信力的冲击，行政行为无效决定的适用应是被动的；其二是防止申请人滥用该项权利，而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造成公权救济途径的拥挤。 三、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 （一）对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律后果 当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时，其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若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根据，对符合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变更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无效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 （二）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后果 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后，他们不再受该行政行为的约束，无须再履行该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也不会因未履行该义务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行政相对人应该无效行政行为而遭受的合法权益损害，有权依法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赔偿。例如，因行政机关的无效行政处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企业可以要求行政机关赔偿损失。 （三）对行政机关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确认无效后，该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行政机关应当立即停止执行该行为，并且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包括对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纠正，同时，对于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能会面临内部行政责任追究，如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或者给予相应的处分。 （四）行政行为确认无效与被撤销无效的法律后果区分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撤销决定，通常是因为该行政行为具有一般瑕疵，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撤销后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因该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导致的不利后果，行政机关可能需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可见被撤销的行为在被撤销前并非完全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因为诸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程序、违反法定程序、适用的依据不合法、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等情形而被部分或全部撤销，且被撤销前依旧有其法律效力，且应当被执行，并非无中生有。 被确认无效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确定该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决或者决定具有绝对的溯及力。它就像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其无效的状态，因此法律才要求其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特点，能够被行为相对人一眼识别，从而及时通过救济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量避免因执行该行政行为而产生损失。例如，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被确认无效后，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没有法律效力，被处罚人可以立即恢复被处罚前的状态，并且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01、案情简介 原告宋某出生后随其父户籍落在淮安市清江浦区某地村庄，其父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包含原告宋某的人头地。 2003年，该村村庄土地大面积被征用，该村民小组确定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为费用按增加或减少现有人口分配，过世、出嫁扣除的不参加分配，新婚、新生增加的参加分配（新婚、新生没有土地的照样参加分配）。随后，该村一直按照该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宋某亦获得相应补偿。 2012年，原告宋某与外村居民结婚，婚后户籍未迁出，婚后未享有其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2023年，宋某所在村庄因征地发放征地补偿费用，宋某因已出嫁未能获得该土地补偿款。于是，其向村集体提出要求参与分配无果，与同为出嫁女其他三人一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们征收补偿费用。 02、法院审理 本案中，原告宋某的户籍一直在所在村庄，且作为所在家庭的成员分得承包地，出嫁前亦作为该村成员领取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婚后未享有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表明宋某系所在村庄经济组织成员，其身份并不因是否出嫁而改变。 宋某所在村庄有权依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土地补偿费，但前提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否则据此所作出的决定无效。该村集体以原告已经出嫁为由而取消其分得相应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宋某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求分得其应有份额，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03、法官说法 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平等享有各项权益，村民自治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权益。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妇女，有权获得其份额内的征地补偿款。 法条链接 第三百三十八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01、案情简介 原告宋某出生后随其父户籍落在淮安市清江浦区某地村庄，其父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包含原告宋某的人头地。 2003年，该村村庄土地大面积被征用，该村民小组确定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为费用按增加或减少现有人口分配，过世、出嫁扣除的不参加分配，新婚、新生增加的参加分配（新婚、新生没有土地的照样参加分配）。随后，该村一直按照该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宋某亦获得相应补偿。 2012年，原告宋某与外村居民结婚，婚后户籍未迁出，婚后未享有其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2023年，宋某所在村庄因征地发放征地补偿费用，宋某因已出嫁未能获得该土地补偿款。于是，其向村集体提出要求参与分配无果，与同为出嫁女其他三人一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们征收补偿费用。 02、法院审理 本案中，原告宋某的户籍一直在所在村庄，且作为所在家庭的成员分得承包地，出嫁前亦作为该村成员领取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婚后未享有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表明宋某系所在村庄经济组织成员，其身份并不因是否出嫁而改变。 宋某所在村庄有权依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土地补偿费，但前提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否则据此所作出的决定无效。该村集体以原告已经出嫁为由而取消其分得相应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宋某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求分得其应有份额，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03、法官说法 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平等享有各项权益，村民自治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权益。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妇女，有权获得其份额内的征地补偿款。 法条链接 第三百三十八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01、案情简介 原告宋某出生后随其父户籍落在淮安市清江浦区某地村庄，其父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包含原告宋某的人头地。 2003年，该村村庄土地大面积被征用，该村民小组确定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为费用按增加或减少现有人口分配，过世、出嫁扣除的不参加分配，新婚、新生增加的参加分配（新婚、新生没有土地的照样参加分配）。随后，该村一直按照该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宋某亦获得相应补偿。 2012年，原告宋某与外村居民结婚，婚后户籍未迁出，婚后未享有其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2023年，宋某所在村庄因征地发放征地补偿费用，宋某因已出嫁未能获得该土地补偿款。于是，其向村集体提出要求参与分配无果，与同为出嫁女其他三人一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们征收补偿费用。 02、法院审理 本案中，原告宋某的户籍一直在所在村庄，且作为所在家庭的成员分得承包地，出嫁前亦作为该村成员领取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婚后未享有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表明宋某系所在村庄经济组织成员，其身份并不因是否出嫁而改变。 宋某所在村庄有权依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土地补偿费，但前提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否则据此所作出的决定无效。该村集体以原告已经出嫁为由而取消其分得相应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宋某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求分得其应有份额，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03、法官说法 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平等享有各项权益，村民自治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权益。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妇女，有权获得其份额内的征地补偿款。 法条链接 第三百三十八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01、案情简介 原告宋某出生后随其父户籍落在淮安市清江浦区某地村庄，其父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包含原告宋某的人头地。 2003年，该村村庄土地大面积被征用，该村民小组确定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为费用按增加或减少现有人口分配，过世、出嫁扣除的不参加分配，新婚、新生增加的参加分配（新婚、新生没有土地的照样参加分配）。随后，该村一直按照该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宋某亦获得相应补偿。 2012年，原告宋某与外村居民结婚，婚后户籍未迁出，婚后未享有其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2023年，宋某所在村庄因征地发放征地补偿费用，宋某因已出嫁未能获得该土地补偿款。于是，其向村集体提出要求参与分配无果，与同为出嫁女其他三人一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她们征收补偿费用。 02、法院审理 本案中，原告宋某的户籍一直在所在村庄，且作为所在家庭的成员分得承包地，出嫁前亦作为该村成员领取相应的土地补偿款，婚后未享有丈夫户籍地的相关土地权益，表明宋某系所在村庄经济组织成员，其身份并不因是否出嫁而改变。 宋某所在村庄有权依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土地补偿费，但前提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否则据此所作出的决定无效。该村集体以原告已经出嫁为由而取消其分得相应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宋某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要求分得其应有份额，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03、法官说法 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平等享有各项权益，村民自治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权益。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妇女，有权获得其份额内的征地补偿款。 法条链接 第三百三十八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的分配方法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