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无理审计,从此有法可依——新建工解释二第13条,承包人维权终极规则
在建工行业,尤其是政府、国企类工程项目中,“以审计结果、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是施工合同的常见条款。但实务中普遍存在一个痛点:工程早已竣工交付、承包人按时提交结算资料,审计却一拖再拖,数月甚至数年不出结果。发包人动辄以“未完成审计,暂无结算依据”为由拖欠工程款,承包人陷入“完工拿不到钱,维权无依据”的被动僵局。更有甚者,部分发包人在合同未约定审计结算的情况下,事后强行要求以审计结果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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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行业,尤其是政府、国企类工程项目中,“以审计结果、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是施工合同的常见条款。但实务中普遍存在一个痛点:工程早已竣工交付、承包人按时提交结算资料,审计却一拖再拖,数月甚至数年不出结果。发包人动辄以“未完成审计,暂无结算依据”为由拖欠工程款,承包人陷入“完工拿不到钱,维权无依据”的被动僵局。更有甚者,部分发包人在合同未约定审计结算的情况下,事后强行要求以审计结果定价,
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
近年来,随着国家增值税税率多次下调及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的持续实施,建筑行业工程结算中的税率争议已成为高频纠纷。 典型场景如下:施工企业按一般计税方法9%税率投标并签订合同,实际施工中因纳税人身份为小规模纳税人,依法按1%或3%征收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在工程结算审计环节,审计机构或建设单位主张按合同约定税率与实际开票征收率之间的差异扣减工程款,施工企业则面临工程款被削减的困境。 该问题的核心在于
IPO临门婚变,往往面临巨大利益之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合合信息以1.4亿元现金补偿前妻换取了股权完整,顺利过会;盛凌电子实控人离婚8年后突遭前妻起诉要求分割股权,历经多轮问询,依靠艰难和解才涉险过关;而致远电子即便在离婚前签下了一致行动协议,仍然受到多轮监管审查,最终黯然撤回IPO申请。 一、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股份分割对公开发行的影响 离婚股份分割最容易触发的监管问题就是控制权的稳定性。根据,发
2026年5月25日,A股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披露实控人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对其女儿陈琛发起的两起诉讼: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一场家族内部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在司法诉讼层面正式打响。父母与女儿之间为什么发生控制权之争呢?我们先来看看拓日新能的前两大股东持股结构: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8.23%(奥欣投
引言 自然人合作投资,部分股东往往由于轻信合作方、不擅经营、缺乏资源等原因,将公司全权交付给个别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管理。而由于其他投资人缺乏对公司财务的关注,个别实际经营管理者会利用此机会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严重的是,部分小股东缺乏风险意识,被实际控制人安排作公司的一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往往在投资无法获利的情况下还面临着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 案例背景 A某经前同事B某介绍
导 语 在越南经营的中资企业,最容易低估的风险之一,不是市场风险,也不是用工风险,而是内部财务控制失守后形成的职务侵占与舞弊风险。很多案件发生后,企业管理层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账一直是平的,审计也做过,报销单、付款单、合同、发票看起来都“有迹可循”,为什么最后还是能被内部人员长期转走巨额资金? 答案往往并不在于某一笔钱去了哪里,而在于企业是否长期把信任当成了制度,把熟人当成了内控,把年度审计当成了反
业界常言,“审计发现问题只是起点,法纪定性才是终点。”律师在医院审计里,不是去和审计组“吵架”的,而是当医院的“法律翻译”和“安全员”, 应对国家审计更侧重程序抗辩与救济,协助内部审计更侧重风险排查与制度建设。本文主要针对公立医院外部审计,律师如果参与其中,主要要做三件事:一是在审计前帮医院把制度、流程和资料理清楚,提前排雷;二是在审计过程中,把审计发现的技术问题,用法律语言说清楚,分清是工作失误
前言 香港高等法院最近在一宗审计师疏忽索偿案件中,澄清了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24号命令第7条有关诉状前特定文件披露的法律原则。在 Victo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In Liquidation) & Ors v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a firm) [2025] HKCFI 550 一案中,原告的联合清盘人向公
相信股民会更为关注,一旦上市公司收入、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出现错误,一般都会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或《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等类似公告。一说上市公司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很专业的会计知识,晦涩难懂。其实,作为对会计知识钻研不多的我们,只要张开您的慧眼,照样可以拔开迷雾,看得更为清楚。以下通过几个处罚案例,来探寻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背后隐藏的秘密。

在建工行业,尤其是政府、国企类工程项目中,“以审计结果、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是施工合同的常见条款。但实务中普遍存在一个痛点:工程早已竣工交付、承包人按时提交结算资料,审计却一拖再拖,数月甚至数年不出结果。发包人动辄以“未完成审计,暂无结算依据”为由拖欠工程款,承包人陷入“完工拿不到钱,维权无依据”的被动僵局。更有甚者,部分发包人在合同未约定审计结算的情况下,事后强行要求以审计结果定价,肆意压低工程造价、克扣工程款。 针对建工领域长期存在的审计拖延结算、审计结果不公、强行套用审计结算三大乱象,最新施行的(下称“新《建工解释二》”)第十三条作出了精准规制,划清了审计结算的法律边界,明确了承包人的法定维权路径。 一、司法解释出台前:审计结算的行业常态与维权困局 在新《建工解释二》正式施行前,我国并无专门针对“审计结算”的统一民事司法解释,仅从行政监督层面作出原则性规定。民事结算领域规则空白,裁判尺度主要依托最高人民法院多份专项答复文件确立,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如何认定财政评审中心出具的审核结论问题的答复》等文件,明确了核心裁判基调:建设合同中明确约定以财政投资的审核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审核结论应当作为结算的依据。 依托上述最高法答复规则,司法实践形成了固定裁判惯性,但也滋生大量争议,整体呈现三大典型问题: 1.无合同约定,不得强制套用审计结算 依据最高法答复精神,审计、财政评审属于行政监督行为,不约束民事合同结算。此前司法实践统一认定:施工合同未明确约定以审计、财评结论结算的,即便项目使用国有财政资金,发包人单方主张以审计结果定价的,法院普遍不予支持,严格遵循合同约定计价规则。这也是旧规则中为数不多的统一裁判共识。 2.一旦约定审计,承包人推翻审计结论困难 这是旧规则下承包人最大的维权短板。按照此前裁判逻辑,只要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财评结论为结算依据”,法院均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恪守合同约定为核心原则,施工单位推翻审计结论、申请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存在极大阻碍。 3. 审计逾期无统一标准,“无限拖延”成常态 此前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没有对审计的最长期限作出强制性限制。审计周期完全由发包人、审计机关主导,几百万元的小项目拖一两年,数亿元的大项目拖三五年的情况比比皆是。审计每多拖一天,承包人就要多承担一天的资金利息、人力成本,中小施工企业极易被“无限审计”拖垮。 针对发包人、审计机关长期拖延不出具审计结论的情形,此前司法实践中已有倾向性裁判观点:承包人起诉后,若查实审计长期停滞、久无结果,法院会酌情认定审计超过合理期限,进而支持承包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打破结算僵局。但该规则存在致命漏洞:全国没有统一、法定的“合理期限”认定标准。何为合理期限、多久算超期,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导致同类案件裁判结果天差地别:有的案件拖延一年即认定超期,有的三五年未出审计结果仍被认定为“尚在合理期限内”,承包人维权极其不稳定,大量企业被长期拖延付款。 正是针对上述行业顽疾与裁判漏洞,新《建工解释二》第十三条作出了系统性的规则补全,统一全国裁判尺度,从根本上划清了审计结算的法律边界,给了承包人明确的法定维权依据。 二、新规解读,精准锁定三大裁判规则 新《建工解释二》第十三条:“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但是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或者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承包人申请对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前款规定的合理期限,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综合工程规模和工程造价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但是该期限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 发包人与承包人未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确定,发包人请求以审计结果或者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规定可概括为三大核心规则,直接破解建工结算审计争议: 规则一:即使约定了“审计结算”,也不是发包人无限拖延的挡箭牌 即便合同约定审计结算,出现两种情况,承包人也可以直接申请司法鉴定,甩开审计、法院直接判价。 1. 无过错拖延:非承包人原因,审计超期不出结果 工程竣工、资料齐全、承包人无任何过错,因发包人、审计机关、财政部门自身原因迟迟不出审计结论,属于发包人单方拖延结算。此时承包人无需坐等审计,可直接启动司法鉴定维权。 2. 结果明显不公:审计结论与合同约定严重不符 审计、财政评审应当严格以施工合同、招投标文件、竣工图纸、签证变更为依据。如果审计机构随意删减工程量、压低单价、无视合同约定,导致评审结果明显不合理、不公平,承包人只要拿出证据佐证,即可申请司法鉴定推翻不公的审计结论。 这一规则彻底打破了“审计结论绝对优先”的行业惯性,杜绝了发包人利用审计程序恶意拖欠工程款、变相压价的违规操作。 规则二:审计“合理期限”法定封顶,最长不超1年 如上所述,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审计期限没有统一标准,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期限,则承包人工程款结算的诉求被无限拖延,致使资金压力被无限放大。本条第二款直接敲定审计期限红线,统一全国裁判标准: 1. 有约定从约定: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审计、财政评审期限的,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2. 无约定法定封顶:双方未约定期限的,法院可结合工程规模、造价金额、施工复杂程度酌情判定,但无论任何项目,审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1年。 规则三:无约定、不审计!杜绝发包人“事后强行套审计” 实务中常有这种乱象:合同明确约定了固定总价、清单计价方式,工程完工后,发包人发现结算价格过高,便单方面要求走审计、财政评审,以审计结果压低价款、克扣利润。 本条第三款明确: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以审计、财政评审作为结算依据的,发包人事后无权主张,法院一律不支持。同时结合相关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不得强制以审计结果作为民营中小企业的结算依据,双重保障施工企业合法权益。 三、承包人实操维权指南 结合解释规定与司法判例,本文整理承包人可直接使用的维权操作,规避结算风险: 1. 签约严控条款 签订施工合同时,若约定审计结算,务必明确写明审计、评审的具体完成期限,拒绝“无限期审计”模糊条款;未协商一致,绝不接受单方审计结算约定。 2. 留存全套资料 工程竣工后,规范整理竣工图纸、签证单、变更单、结算书等全套资料,书面提交发包人并留存签收凭证,锁定起算时间,为后续超期维权留证。 3. 把控黄金节点 提交结算资料后,超过1年无审计结果,立即停止被动等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并申请造价司法鉴定,摆脱审计束缚。 4. 坚决对抗不公审计 收到明显低于合同约定、实际施工成本的审计结论,及时收集合同依据、施工记录、市场价证明等证据,果断申请司法鉴定,推翻不公评审结果。 新《建工解释二》第十三条的释法核心,就是平衡发包人与承包人的权益:尊重合法有效的合同约定,认可审计、财政评审的结算效力,但绝不允许利用审计程序恶意拖延、恶意压价、违规结算。对所有工程人而言,这就是对抗“审计霸权”的最强法律武器,不再害怕无限期审计拖款、不再无奈接受不公评审、不再被事后强行审计拿捏,守住1年法定期限红线、用好司法鉴定权利,就能合法合规追回工程款、保障自身经营权益。
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拿钱”行为,定性不同,法律后果可能大相径庭。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业务部部长王永阳律师进行了专业分析。 第一,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区分两罪的核心。 王永阳律师指出,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行为人是公司员工,并且岗位职责本身包含财务管理、资金审批或转账权限,其通过多发工资、虚构支出等方式将单位财物据为己有的,通常构成职务侵占罪。反之,如果行为人并非公司员工,或者虽在公司任职但不具备财务职权,只是利用工作便利接触财物后秘密窃取,则更倾向于盗窃罪。 第二,本案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典型特征。 王永阳律师分析,本案中,陈某作为公司财务经理,掌握公司U盾,具有从公司账户流转资金的权限,其正是利用这一岗位赋予的职务便利,绕过领导签字、自行操作转账,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因此,其行为并非单纯“偷钱”,而是将基于职务所形成的支配地位转化为非法占有,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时隔一年才发现,不影响刑事追诉与追赃。 王永阳律师强调,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法定最高刑更高的,追诉时效相应更长。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本案显然远未超过追诉时效。公司一年后发现,既不影响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也不影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依法裁判,更不意味着被害单位丧失追赃权利。 第四,刑事报案通常是更优的维权路径。 王永阳律师建议,公司在发现类似侵占行为后,应优先考虑刑事报案。一方面,员工行为已涉嫌犯罪,通过刑事程序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刑事程序中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以及判决后的追缴、退赔,往往比单纯民事诉讼更有利于实现追赃挽损。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防范?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也暴露出企业在财务内控上的明显漏洞。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受害企业: 发现异常后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包括银行流水、工资发放记录、审批单据、财务系统操作日志等,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后可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开展追赃工作,同时审视内部审批流程,补齐管理短板。 2.如果你是企业员工: 财务岗位直接接触公司资金,更应严守职业底线。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司资金,即使短期内未被发现,也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一旦案发,不仅面临刑事处罚,违法所得还将被追缴,且并处罚金,个人信用、职业生涯及家庭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3.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 本案再次说明,财务权限过度集中是重大风险源。应建立分级授权审批机制,做到不相容岗位分离;定期开展资产盘点与内部审计,确保账实相符;完善员工入职背景调查和离职审计;同时加强合规培训,把“不能碰的红线”落到日常制度中。 03 写在最后 一桩“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案件,看似荒诞,却直指企业内控的薄弱环节。当一个人既能制单、又能审批、且能转账,制度上的“一个人说了算”就会演变成现实中的“一个人说了算”。法院的判决传递了明确信号:无论侵占手段如何隐蔽、发现时间早晚,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追究。对企业而言,与其在案发后追悔莫及,不如把防线建在流程里、把监督嵌入权限中。 相关法条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贪污罪】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十七条【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七十六条〔职务侵占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近年来,随着国家增值税税率多次下调及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的持续实施,建筑行业工程结算中的税率争议已成为高频纠纷。 典型场景如下:施工企业按一般计税方法9%税率投标并签订合同,实际施工中因纳税人身份为小规模纳税人,依法按1%或3%征收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在工程结算审计环节,审计机构或建设单位主张按合同约定税率与实际开票征收率之间的差异扣减工程款,施工企业则面临工程款被削减的困境。 该问题的核心在于:合同约定的税率与实际开票征收率不一致时,建设单位是否有权主张调减工程价款?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等的生效裁判,从施工企业角度进行系统解析,并提出实务应对策略。 1 问题的性质:民事约定与行政法律关系的边界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根本问题:合同约定的税率与施工企业实际适用的征收率,分别属于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 合同约定的9%系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是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自愿协商确定的工程价款计算方式。根据及,合同价款属于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施工企业实际适用的1%或3%征收率,系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根据,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9号进一步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施工企业依法适用该征收率并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属于行政法层面的合规行为。 由此可见,两者性质不同,在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无必然的法律联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对此作出了精辟阐述: “以何税率计算讼争工程价款中的税金,是案涉合同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该约定的计税率是双方确定讼争工程价款的依据,属民事法律关系。承包方作为纳税义务人,其依法向税务机关纳税,属行政法律关系。两者在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无必然联系。” 2 司法裁判规则:主流观点与少数观点的对比分析 梳理近年来各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多数法院不支持以税率差异调减合同价款,但亦存在少数相反观点。施工企业需准确理解两派观点的分歧所在。 (一)主流观点:税率差异不构成调减价款的正当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税率调整不可归责于承包人 在案中,合同签订时增值税税率为17%,履行期间国家将税率调整为16%。发包方主张,承包方因税率下调少缴了税款,应从工程款中核减相应金额,并要求承包方承担因税率下调导致发包方进项抵扣减少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 “税率下降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由此导致阳煤太化公司抵扣数额减少是山西新唐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时不可预见的。阳煤太化公司要求山西新唐公司承担相应的609047.01元款项,依据不足。” 该案确立了两项核心裁判规则:第一,增值税税率调整属于国家政策变化,不可归责于合同任何一方;第二,“不可预见”是司法对政策变化客观属性的认定,而非对市场主体主观过错的否定评价。该案税率调整幅度仅为1%(17%至16%),与施工企业因小规模纳税人身份适用低征收率的情形高度相似,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2.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区分民事约定与行政合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案的案件事实与建筑行业常见争议高度吻合。施工企业按9%税率投标报价并签订合同,实际施工中因纳税人身份为小规模纳税人,按3%征收率开具发票。发包方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应按3%税率重新计算工程价款,并要求扣减税率差。 福建高院再审审查后驳回了发包方的再审申请,认定: “案涉税金系讼争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依约支付工程价款是某乙医院的主要合同义务,在双方未对税金差额归属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某乙医院要求从讼争工程价款中扣减税金差额,缺乏合同依据。” 该裁定同时明确指出,双方在预算审核及结算审核中均确认以9%税率计算税金并计入工程价款,发包方主张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依据。 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税率调整系正常商业风险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案的处理尤为深入。一审法院支持了买方按税率差扣款的请求,二审绍兴中院予以纠正,并系统阐述了不予扣减的理由。 二审法院认定: “双方在合同中并未对税率调整后货款如何调整进行特别约定,且凡乔公司在发货后已及时将码单或发货明细发送给江威公司工作人员,江威公司并未及时确认对账,凡乔公司在江威公司未确认金额的情况下显然无法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因凡乔公司对迟延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无过错,且税率调整系正常商业风险,一审判决直接在货款中扣减税点显然不当。” (二)少数观点:税率调整应调减合同价款 司法实践中亦存在相反裁判观点。部分法院认为,在增值税税率下调时,应以不含税价不变为基准,按新税率调整含税合同价款。其核心理由是:税收政策调整属于情势变更,对合同履行带来的客观影响是销售方所需缴纳的税款减少,合同价款应按现行税率调整,否则销售方获取差额部分款项缺乏合理依据。 (三)两派观点的分歧与评析 两派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税率调整究竟属于应适用情势变更予以调整的“异常变动”,还是应作为正常商业风险由各方自行承担的“常规波动”。 主流观点倾向于后者的理由在于:第一,增值税税率已发生多次调整,市场主体对此已有合理预期;第二,调整幅度通常有限(1%至4%),不足以导致显失公平;第三,情势变更的适用门槛较高,税率调整不构成合同基础的根本性丧失。绍兴中院在评析中指出,仅4%的调整尚不足以认定显失公平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更小幅度的调整更不构成调减价款的正当理由。 从施工企业角度,应当清醒认识到:少数观点虽未成为主流,但在特定地区、特定法院仍有被采纳的可能。因此,不应简单依赖“主流观点”而忽视潜在风险。实务中的应对策略,需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量。 3 施工企业实务应对策略 (一)审计环节的应对要点 当审计机构以开票税率差异为由提出扣减时,施工企业可从以下角度进行抗辩。 第一,合同依据层面。要求审计方明确合同条款依据。如合同中不存在“实际开票税率低于约定税率时可以扣减工程款”的约定,则扣减主张缺乏合同基础。 第二,法律关系层面。合同约定的税率系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计价依据,实际开票征收率系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纳税标准,两者性质不同,在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并无必然联系。此观点已有福建高院生效裁定支持。 第三,政策归属层面。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是国家扶持小微企业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法定受益人是施工企业,建设单位无权截留。以税率差异为由扣款,实质上是将本应归属施工企业的政策红利转移给建设单位,与政策目的相悖。 第四,司法裁判层面。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生效裁判,说明主流司法观点不支持以税率差异调减价款。 但需特别注意以下情形,可能导致抗辩失败: 其一,如合同明确约定“税率调整时价款相应调整”或“按实际开票税率结算”,则建设单位主张扣减具有合同依据,施工企业难以抗辩。签约阶段应仔细审查合同条款,发现此类约定应争取修改或删除。 其二,如施工企业对迟延开票存在过错(如故意拖延开票、未及时办理税务登记等),导致开票时间滞后恰逢税率下调,则法院可能认定施工企业对税率损失存在过错,从而支持扣减。绍兴中院在案中明确将“卖方对迟延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无过错”作为不予扣减的前提条件,反向推论即:如存在过错,则可能支持扣减。 其三,如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如十年以上),期间税率发生较大幅度调整,继续按原合同价款履行可能导致显失公平,不排除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调整合同价款。尽管主流观点认为小幅调整不构成显失公平,但极端情形下仍有风险。 (二)证据材料的组织 施工企业应提前准备以下证据材料: 合同文件: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用以证明双方对税率的约定,尤其需确认是否存在“税率调整时价款调整”的特别条款 开票凭证: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开票行为合法合规及开票时间 纳税人身份证明:税务登记信息、小规模纳税人认定文件,用以证明纳税人身份的法定性 往来函件:与建设单位、审计机构关于税率问题的沟通记录,用以证明施工企业已尽到告知义务,且对可能存在的迟延开票无过错 (三)签约及履约阶段的风险防范 签约阶段:审查合同中是否存在“按实际开票税率结算”“税率调整时价款相应调整”等条款,如有,应争取修改或删除。对于长期合同,可主动约定税率调整时的价款调整机制,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规则,避免事后争议。 履约阶段:及时开具发票,避免因自身过错导致税率损失。确因建设单位原因(如未提供开票信息、未确认对账金额)导致开票延迟的,应保留书面沟通记录,证明己方无过错。 结算阶段:签署结算审核文件前,应仔细核对税率约定,确保与合同约定一致,避免因签署确认而丧失争议权利。如对税率问题存在异议,应在签署时明确注明“双方对税率问题另行协商”或“本结算金额不视为对税率争议的认可”。 4 结语 税率争议的本质,并非施工企业意图通过税收优惠获取不当利益,而是国家税收政策与工程计价规则之间的结构性错位。施工企业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建设单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是应当履行的义务。两者在法律上并行不悖,不应以一方依法减税为由削减另一方的合同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及多省高院的生效裁判已形成明确的裁判规则:税率调整属于国家政策变化,不可归责于承包人;民事合同约定的税率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征收率性质不同,不能混同。但施工企业同时应当清醒认识到,合同特别约定、自身过错、显失公平等特殊情形可能导致不利后果,需在签约、履约、结算各阶段做好风险防范。 施工企业在面临此类争议时,应依据合同约定及司法裁判规则,结合具体案情,有理有据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文引用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IPO临门婚变,往往面临巨大利益之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合合信息以1.4亿元现金补偿前妻换取了股权完整,顺利过会;盛凌电子实控人离婚8年后突遭前妻起诉要求分割股权,历经多轮问询,依靠艰难和解才涉险过关;而致远电子即便在离婚前签下了一致行动协议,仍然受到多轮监管审查,最终黯然撤回IPO申请。 一、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股份分割对公开发行的影响 离婚股份分割最容易触发的监管问题就是控制权的稳定性。根据,发行人应当保持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分割股份,要在符合发行监管要求的框架下合理估值和平稳分割。 如果前配偶未退出持股,应通过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等安排,明确双方在股东大会表决、董事会席位、重大事项决策及股权处置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将前配偶纳入稳定的治理框架: 【一致行动人协议】是指投资者以协议的形式与其他投资者承诺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承诺在公司事项的决议上保持一致行动。通过协议绑定实控人与前配偶在表决权行使、董事提名、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的行动方向,从而保障了公司治理结构稳定,避免因婚姻关系解除导致公司控制权失去稳定性。 【表决权委托】是指股东将其持有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委托他人代为行使。通过将所有权和表决权分离的方式,前配偶可以在股份分割后只保留经济利益,比如分红、转让收益,但不参与公司控制,并将相应表决权委托给实控人行使,以维持原有控制权结构的稳定。 【案例】宏工科技 宏工科技实际控制人罗才华与何进在2019年办理离婚时,为稳定公司控制权,同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一致行动的期限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三十六个月。2022年公司申请公开发行时,如实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这一情况。并在交易所审核问询后,二人向监管层出具了稳定控制权的不可撤销承诺。约定不得向第三方委托表决权、特殊情形下表决权自动归集、上市后36个月股份锁定及减持价格限制等安排,构建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权稳定机制。该安排回应了深交所对实际控制权稳定性的关注,最终,宏工科技于2025年4月顺利登陆创业板。 【案例】皓吉达 皓吉达终止IPO案中,作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原夫妻双方黄国平与黄碧婵于报告期内解除婚姻关系。二人于2021年11月29日签署离婚协议书,但直至2023年3月28日才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深交所关注到,发行人及中介机构未在招股说明书中如实披露该重大变故。由于离婚使原有夫妻关系所蕴含的一致行动基础发生变化,而双方在报告期内长达一年多时间处于缺乏正式一致行动安排的状态,引起了监管部门对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的疑问。最终,皓吉达主动撤回IPO申请。 二、拟上市公司股份价值评估方式 【股份分割依据】 规定,“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 【价值评估依据】 财政部《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第十六条规定,“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依法选择评估方法。” 中国证券业协会《非上市公司股权估值指引》第四条规定,“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常用估值技术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规定,“本准则所称资产评估方法,是指评定估算资产价值的途径和手段。资产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 拟上市公司的股份价格不同于已经上市的公司,没有确定的公开市场交易价,但又可能因IPO预期、融资估值、业绩增长及行业前景等因素估值远高于账面净资产。估值的复杂性导致夫妻双方在离婚分割时往往难以就股权价值达成一致。在当事人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时,法院通常会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而评估方式的选定可能导致评估价格天差地别。 1.市场法(Market Approach) 股权估值可通过与同类型、同规模、同行业的公司或最近发生的类似交易来确定价值。市场法较能反映拟上市公司因融资、成长性和上市预期形成的市场价值。适用于已完成外部融资、同行业可比样本较多的拟上市企业。同等条件下,市场法较能客观反映资产真实的公允市场价值。 【案例】一案,因被告不认可法院委托机构的评估方法,导致无法出具专业资产评估报告,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鉴于公司有外部融资,一审法院以市场法估算了股权价值,参考了该公司京东众筹项目中的投资金额、融资比例,并考虑资金众筹中存在的一定风险因素。二审法院肯定了这一观点。 2.收益法(Income Approach) 以历史的财务数据为基础,估算预期盈利并按照一定比例折算后,加上公司的资产,扣除公司的负债,最后获得公司股权估值。收益法强调了公司的价值不仅在于资产,还在于这些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能较好反映企业成长性和无形资产价值。但收益法对未来的预测主观性较强,对于风险因素不能完全考虑。同等条件下,相较于成本法,收益法对公司股权价值估值可能偏高。 【案例】一案中,被告坚持主张以成本法估算股权价值,最终在关联交易中以451万元转让股权。而法院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认定股权价值约为2500万元,两者相差2000余万元。法院认为以成本法认定股权价格有失公平,最终采信收益法的股权评估价值。 3.成本法/资产基础法(Cost Approach) 通常是以最新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计算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从而确定股权价值。该方法资料来源相对明确,可核验性较强,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对“有形资产”相对客观,但难以充分反映无形资产、技术团队、客户资源和上市预期等因素对公司价值的贡献。同等条件下,相较于收益法、市场法,成本法对公司股权价值估值可能偏低。 【案例】一案中,罗某1婚前持有利致公司股权。离婚时,双方就婚前股权的婚后增值部分如何分割产生争议。法院最终以成本法认定股权价值,依据为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即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IPO进程中,实际控制人的婚姻状况是监管机构的关注事项,分家析产影响上市进程,建议尽可能协商股份价值及分割方式,避免激烈对抗陷入双输局面。如果实难达成一致,代理律师需要尽可能争取到对己方有利的评估方式。另外,建议在拟上市架构中引入细致全面的协议安排或信托持股,明确公司控制权归属,将上市后实控人婚变对公司影响降至最低。
2026年5月25日,A股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披露实控人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对其女儿陈琛发起的两起诉讼: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一场家族内部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在司法诉讼层面正式打响。父母与女儿之间为什么发生控制权之争呢?我们先来看看拓日新能的前两大股东持股结构: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8.23%(奥欣投资:女儿陈琛持股53.6%,父母陈五奎、李粉莉各持23.2%); 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东方和鑫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13%(东方和鑫:儿子陈嘉豪持股51%,母亲李粉莉持股39%,父亲陈五奎持股10%)。 由此,女儿陈琛通过奥欣投资掌握上市公司28.23%的表决权,父母与儿子通过东方和鑫9.13%及陈五奎个人持股1.92%,合计约11.05%的表决权,这种持股情况导致女儿有控制公司的股权基础。 争议背景: 1、女儿陈琛在多项议案中与家族成员意见相悖 2026年4月29日,在拓日新能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女儿陈琛与陈五奎、李粉莉、陈嘉豪等人在多项议案中意见相悖,多次投出反对票与弃权票,各方分歧暴露。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2、儿子陈嘉豪控制的股东东方和鑫(第二大股东)提出罢免女儿陈琛董事 2026年5月22日,公司第二大股东东方和鑫(儿子持股51%)向拓日新能提交临时提案,提议将《关于解任陈琛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补选龚艳平女士为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认为陈琛在参与董事会相关讨论时,表现出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重要方面的了解不足,难以独立、客观、专业地发表意见并作出审慎决策,影响了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和效率。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3、女儿陈琛控股的奥欣投资(第一大股东)提议罢免母亲及弟弟董事 2026年5月23日,陈琛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奥欣投资执行董事的身份,提交临时提案,提议公司董事会将《关于解任陈嘉豪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解任李粉莉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以二人涉及大额关联交易、履职存在问题为由阐述理由。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后,认为上述两项临时提案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予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会审议事项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4、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就股权问题起诉女儿陈琛 (2026)粤 0311 民初 3235 号: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对陈琛女士就登记在陈琛女士名下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股权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登记在陈琛女士名下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股权归属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所有,判令陈琛女士协助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2026)粤 0311 民初 4932 号:陈五奎先生和李粉莉女士作为原告,以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被告,陈琛女士为第三人,就该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陈琛女士作出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控制权之争: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市公司控制权判断重点在于持股比例、表决权、对董事提名和任命、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表决等方面。而法律上控制权的取得可以通过增持股份、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常集中于抢占董事会席位。本案中一家四口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9.28%股权,共同为实际控制人,而内部争议时,实际控制人瓦解。出现了互相罢免董事的场面,罢免陈琛的议案还需由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才可成立。 董事会席位仅为控制权的外在表现,表决权归属才是控制权的核心。陈琛通过奥欣投资支配拓日新能28.23%表决权,已经逼近于中认定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30%表决权。大多数情况下,足以单方影响股东会普通决议及董事会人事安排。 即使陈五奎、李粉莉夫妻此次成功通过股东会罢免陈琛董事职务,只要陈琛仍合法持有奥欣投资股权、享有对应上市公司表决权。如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在搭建股权结构时没有其他稳定控制权措施,如一致行动协议、创始人否决权、特别表决权等,女儿陈琛对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影响力就不会消失,家族治理对立与博弈仍将持续。 股东资格之诉: 陈五奎、李粉莉夫妻转向推翻女儿底层股权权属的司法路径,诉请判令登记在陈琛名下的奥欣投资(拓日新能第一大股东)53.6%股权归属陈五奎、李粉莉所有,判令陈琛协助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通过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试图从根源实现对拓日新能控制权。 1、股东之间资格确认常见事由 陈五奎、李粉莉夫妻以何理由要求确认股权权属尚未公开,但可以确认属于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权属纠纷。这类纠纷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代持关系中隐名股东要求显名、受让人已经受让股权、冒名登记等。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可能以代持主张权利。此类纠纷中,法院注重审查是否存在代持协议及代持协议履行状况,在存在书面代持协议情形下,结合出资及其他股东知情(如隐名股东非公司登记股东),隐名股东主张一般可获得法院支持。如不存在书面的代持协议,则需综合考虑出资来源、隐名股东是否行使股东权利、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获得分红等情况综合判断。 【根据承诺书和出资状况确认代持关系】(2023)最高法民申288号 法院认为:虽未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但存在承诺书,代持人未支付股权对价,认定万某与应某之间存在80%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综合确认股权实际权利人】 法院认为:在缺乏书面代持协议下,从《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担任法定代表人)、出资来源(实际股东支付公司日常开支)、经营管理层面(实际股东担任董事长),综合认定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仅有汇款凭证无法证明代持关系】(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法院认为: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并未说明汇款用途,也未能提交具有委托他人认购公司股份内容的其他证据。未提交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提交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股权代持关系的成立及股东资格的确认,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举证责任由主张代持事实的一方承担。完整有效的代持证据体系,应当包含书面代持合意协议、真实出资支付凭证、股权收益归属记录、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表决权利、日常治理决策留痕等全套证据材料。如果本案父母一方不能提交完整证明,基于亲属关系即使女儿没有实际出资,很可能被认定为赠与关系。 2、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的披露问题 如果本案法院认定代持关系,拓日新能可能存在违规披露问题。根据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属于信息披露范畴,负有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其中就包含如实披露股权结构、持股主体、实际控制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股权代持、隐名持股等重大事项。 2026年5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对智度股份(000676)、国光电器(002045)出具警示函。两家上市公司的共同间接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正投资有限公司内部存在股权代持——股东赵立仁与陆宏达签署代持协议,两家上市公司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未真实、准确、完整披露最终控制层面的股权结构。广东证监局认定,上述行为违反了的相关规定。 对家族企业而言,完善、规范、前置的股权与治理制度,是基业长青的制度基础,可以通过“合伙人制度、双层股权结构”确认执行事务合伙人、规范董事会控制权安排(如董事提名权、特别表决权)、设立公司章程中的保护性条款(如创始人否决权、股权转让限制)、完善契约化安排(如投票权委托、一致行动协议)等方式保护实控人的控制权。依托有效家族议事规则合理且稳定的利益分配等软性机制化解潜在分歧。唯有将法律制度的硬性约束与家族治理的软性机制相结合,才能从根源上规避家族内斗、守住公司控制权与经营稳定性。
引言 自然人合作投资,部分股东往往由于轻信合作方、不擅经营、缺乏资源等原因,将公司全权交付给个别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管理。而由于其他投资人缺乏对公司财务的关注,个别实际经营管理者会利用此机会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严重的是,部分小股东缺乏风险意识,被实际控制人安排作公司的一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往往在投资无法获利的情况下还面临着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 案例背景 A某经前同事B某介绍,共同与B某、C某投资并设立了公司开展观赏性水产零售业务经营。协商设立公司过程中,B某主张持有公司50%以上比例的股权,B某、C某的股权均由A某代持,但三方最终未签署任何股权合作协议,相关聊天记录也未能明确最终比例。A某经B某指示设立了D公司,应B某要求,A某被登记为公司一人股东。公司设立后,B某一直以个人支付宝、微信账户收取公司零售收益,经三方多次沟通,最终指定C某通过注册“收钱吧”平台账户并绑定C某个人银行账户管理公司收入,金额8万多元。其后,B某多次通过采购的名义欺骗C某将公司经营收入50万元转账至B某个人账户,相应钱款除用于公司经营采购外,还大量用于B某个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售卖观赏性水产的采购及其个人租房支出。公司设立1年后,因B某的职务侵占行为导致公司经营逐渐无法继续,在此期间A某并未参与具体管理,直至两名公司外部人员接连起诉要求公司退还合作款、投资款,A某应诉后才得知B某一直以公司名义对外招揽合作方并收取合作款、投资款近40万元,相关款项实际却并未进入公司。这两起案件因B某持有公司公章,且一直代表公司处理经营管理事务,法院判决B某构成表见代理,由公司向原告退还款项。因公司未留存任何收益,A某作为工商登记的一人股东,被追加为案件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 提出的问题 1、A某应当如何救济权利 2、如何坐实B某的股东身份及实际控制人身份 3、股东的工资支付主张如何抗辩 4、股权代持的风险 5、自然人小成本投资如何规避风险 一、A某的权利救济 本案中,由于对外公示A某为公司一人股东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注册资本并未实缴,公司有债务无法清偿时,债权人依法在强制执行节点申请了追加A某为被执行人并对A某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依据工商登记情况,代持关系并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A某只能在清偿完毕公司全部债务后,根据的规定向其他股东追偿。 对于A某来说,更大的风险是三名股东之间并未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及代持协议,B某与近10名合作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并收取了合作款近40万元,除已起诉宣判的两个案件外,另有多名合作方准备直接向公司及A某追偿款项。A某可能面临独自一人承担公司全部债务的风险。 律师向A某作出分析,一方面,A某需要向B某追回其侵占公司的财产以偿还公司对外债务;另一方面,债权人方也缺乏有效证据证明C某、B某系公司股东,A某需要通过法律途径确定其他股东身份,以分担风险与偿债责任。 1、案由的选择 本案中,B某存在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A某曾采取了以B某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报案的救济措施,但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且涉及经济纠纷未予以受理。对此,公司采取民事救济措施可选取的案由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根据和[2]的规定,律师向当事人提出,由公司担任原告,主张B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B某向公司返还相应款项。一方面,可以借此通过庭审中当事人自认的方式确定其他股东的股东身份,通过庭审笔录固定证据,未来向公司其他债权人披露;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B某追偿款项,避免增加诉讼成本,同时在取得判决后,可依据判决结果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B某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3] 2、诉讼请求及请求权基础 股东依法对公司享有股东权利,但同时也负有信义义务,其中包含勤勉义务(或称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以及善意义务。忠实义务,即要求股东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时除了考虑自己利益之外,还必须考虑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不得使自己的利益与之发生冲突,以符合行为公正的要求。股东忠实义务禁止其夺取公司机会、进行不正当的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财产、恶意转让控制权、内幕交易、欺诈行为等。[4]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指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本案中,B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实际经营管理者,利用自身职务便利,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已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依法有权起诉B某要求其返还侵占公司的财产,并有权要求B某赔偿占用资金相应的利息损失以全面弥补公司因资金被占用或遭受损失期间所产生的额外经济成本。 相关法律规定包括、、、、。 3、管辖 关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部分法院认为此类案件系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应当适用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部分法院认为案件实质是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侵权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管辖规则。 对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辖终391号民事裁定书中的观点更为合理。最高法认为:依照,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已被明文列入其中第八部分之二十一“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第二百五十六项案由,不在该规定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之列。因此,有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地域管辖,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规定。及亦未明文排除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适用,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5] 4、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当事人主体资格 (1)原告的确定 本案中,该公司设立后并无成熟的组织架构,实际经营管理均由B某负责,A某作为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在公司被诉后及时从B某处取回了公司公章,在B某作为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时,A某作为公司的一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决定向B某提起诉讼。 实践中,可能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非一人公司的股东无法要求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其自身提起诉讼的情形。此时,股东可以通过书面请求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公司的监事起诉,如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拒绝履职的,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需注意的是,只有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监事会、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有权在其拒绝后有权为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根据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必须经过前置程序。规定:“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但是,该项前置程序针对的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情况,即在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之时,存在公司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如果查明的相关事实表明,根本不存在该种可能性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因此,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应注意履行前置程序,或提供证明公司有关机关不存在提起诉讼可能性的证据。 (2)被告的确定 本案中,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仅A某一人,且A某、B某、C某之间并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为确定B某是案件适格被告,我们帮助当事人梳理证据,在三人就公司经营沟通的微信群中发现B某曾在群中就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陈述,并多次在群中表示自己是公司的大股东的相应记录。最终,本案以此为证据并佐以B某负责公司经营、采购、销售、人事管理的相关材料,证明了B某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本案适格被告。 5、举证责任的分配 (1)原告负有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行为的举证责任 损害公司利益案件中,被告的过错行为主要有挪用、侵占公司资产、利用不当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益、篡夺公司商业机会、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违法分配利润、抽逃出资、违反勤勉忠实义务不当增加公司负债等。本案中,被告B某主要涉及挪用、侵占公司资产,公司需举证证明B某利用职务便利和对公司的控制能力,实施了侵占、挪用公司资产的行为。具体如下: 1)B某为实施侵占行为,在公司设立之初即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作为收款码收取公司经营各摊位的销售收入,B某一直未提供具体明细及支出凭证。期间,经A某多次向B某要求,最终取得其个人微信、支付宝收款期间的流水凭证,相关收入共计8万多元。 2)了解到公司涉诉情况后,C某主动配合向收款账户平台申请了“收钱吧”中的营收数据,并提供了B某微信申请报销、支出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凭证。B某在诉前就所有支出均未能向公司及其他股东提供任何凭证及合同,相关款项共计50万元。 3)A某在公司被诉后,前往B某租赁用于个人短视频平台经营的房屋处收回公司公章,并取得了其余10名外部投资者与B某代表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投资协议,相关款项均未进入公司账户,共计40万多元。 4)另外,根据案外人告知,A某发现B某擅自售卖公司采购的大量耗材,B某虽已注销二手买卖平台账户,但A某及时对其账户进行了截图,为查明B某在二手买卖平台售卖公司资产的收益,律师联系该平台根据要求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调查令申请书,拟持调查令查询B某交易数据。由于法院未予准许,公司最终提交了责令提交证据申请,法院依法责令B某提供其相关交易数据,B某仅提供小额交易3笔,无法确定其他项目收入。 (2)原告负有证明被告过错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相应受损范围及过错行为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前期,因B某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作协议、投资协议导致公司涉诉,相关民事判决书及合作协议均证明公司对外负债,且公司名义签约款项40万元未收入公司账户,B某的侵占行为导致公司无资产向案外人清偿债务。A某已举证证明公司对公账户从未有款项进账,且第三人C某提供的向B某转账凭证统计金额已覆盖公司全部收入,公司已无任何资产留存。整体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B某的过错行为造成了公司利益受损。 (3)被告收入的归入权 需注意的是,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禁止行为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即公司有权对上述收入行使归入权。本案中,经B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其私自使用公司财产购买水产后自营销售,公司有权据此对相关收入行使归入权。本案中,因相关证据资料由B某掌握,其持续否认并拒绝提交更多证据,法院最终未能支持公司的归入请求。 二、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明 明确,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实际控制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判断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核心是确定该主体是否对公司享有控制权,即是否能够支配公司行为。控制权主要体现在控制公司的财产、对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的控制(即对公司重大经营事项作出决定的影响)、对人事任免权的控制。 对此,需证明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安排能够支配公司。直接形式上如实际控制人与登记股东签署了代持协议、签署过公司发起设立协议、向公司转让过股权投资款。间接形式上如:(1)一是通过投资关系控制,实际控制人通过投资目标公司的母公司、通过多层股权结构、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投资等实现对该公司的支配。(2)二是通过协议控制目标公司,例如签订对赌协议、代持协议、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等后入驻目标公司进行控制。(3)三是通过其他安排支配公司行为,如通过关键资源控制,一般是通过控制公司核心技术、主要客户资源或关键管理人员(如董事、高管任免权)施加决定性影响。(4)通过亲属、关联企业或非股权合作方式实现实际控制的也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构成实际控制。另外,认定实际控制人需证明其对公司的控制具有持续性,短暂干预或偶然行为不构成实际控制,需通过财务流水、协议约定或长期经营管理行为综合判断。 具体在本案中: (1)我们通过收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公司的设立系A某受B某指示; (2)微信聊天记录显示B某一直负责公司的经营规划、商务洽谈,另案判决书也证明B某控制公司公章对外对外签署多份合同,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 (3)公司运营中期,B某负责招聘劳务人员并向聘请的员工支付劳务费,主要负责公司的人事管理; (4)B某通过个人收款在前期持有公司全部经营收入,公司财务在后期虽然由C某负责管理,但由于B某与C某关系密切,C某基本按照B某的安排进行资金转款操作,因此公司的财产基本上被B某间接控制。 (5)B某不仅多次在微信群中自认为公司大股东,而且也当庭自认主要负责公司的经营、采购、销售、财务管理、人事等众多工作。 综上,相关证据已足以证明B某作为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从整体上对公司进行全方位控制和管理。 三、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明 庭审中,B某为降低应当退还公司的金额,在诉讼中提出抗辩公司应当向其支付5000元/月的工资,应当抵冲相应款项。为此,我们作出如下抗辩: 1、公司股东并非公司员工,而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案中,B某作为公司股东为获得自身利益,在公司从事日常事务管理工作,从表面上看,其从事的工作内容与公司的普通劳动者具有相似性,但其与普通劳动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相互关系角度看,B某作为公司的股东,尤其是同时具备实际控制人身份的,其行为实际系作为公司的所有者行使管理者的权利,属于普通劳动者的管理者、相对人,而非劳动者;从获取报酬角度看,B某作为公司股东获取的报酬应为股权分红,当根据公司经营收益状况而定,属于投资收益,这与普通劳动者付出劳动获得工资报酬的对价性不同。 2、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股东,B某与公司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 首先,本案中公司从未与B某签订过劳动合同,B某并未与公司之间建立书面的劳动关系。其次,B某与公司之间也从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1)公司从未向B某支付过工资、缴纳过社保;(2)B某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本案中B某并未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未接受公司的管理,实际上B某才是管理整个公司,对公司实施经营、管理、财务、人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控制,B某有公司劳务人员劳务费的核发权及日常经营管理权,对外能代表公司从事业务经营、投资合作磋商,其与公司并不存在经济上的从属性。(3)B某与公司之间未约定过工资标准,其在诉讼前也从未向公司主张过劳动报酬。 一审、二审法院均据此认定B某与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存在身份上的从属性和依附关系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未支持B某的抗辩。 四、股权代持、一人公司代持风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修正)》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修正)》第二十八条及参照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审查是否成立股权代持关系的,要求显名方应当证明:(1)存在成立生效的代持协议;(2)无代持协议的,需证明存在代持合意:(3)实际出资人是否实际出资;(4)实际出资人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5)他人知悉股权代持事宜的证据;(6)以及是否存在合理的代持原因。 可见,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股权代持的证明责任要求较高。本案中,虽未签署股权代持协议,但A某较为幸运的是留存了相应微信聊天记录,B某、C某也当庭自认了代持的事实。因此,在公司被执行案件中,债权人也可通过追加被执行人的相关程序向B某、C某追偿,一定程度降低了A某的偿债责任。当然,对于三人清偿责任的分担则又是另一个难题,在此不再赘述。 实践中,很多为一人公司进行股权代持的当事人因为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未能留存关键证据,面临的相关法律风险将会更高。A某幸运的另一点是,法院最终确定B某应当退还公司的金额覆盖了公司的负债金额,B某也及时予以了清偿。如若B某无法清偿的,根据新明确规定的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即使A某在执行阶段提出异议主张并非单一股东,同时还为B某、C某代持股权的,根据公司内外纠纷区分原则,该抗辩并不能对抗公司债权人,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A某可能仍需要对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法律建议 根据对上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的梳理及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的解析可以看出,自然人小成本投资合作中,最大的风险并非商业亏损,而是因信任、懒惰或信息不对称而丧失对资金和公司的控制。据此,向各位小成本投资人提出投资合作风险防范建议如下: 1、投资前:书面协议是底线,代持应尽量避免 无论合作方关系是否密切密切,合伙、代持、设立公司前必须签署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各方的股权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各方权利义务(尤其是经营管理权、财务监督权);利润分配、亏损承担、退出机制。 代持对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均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尤其是一人公司代持。若确需代持,必须签订书面《股权代持协议》,并留存出资凭证、股东实际行使权利的证据(如参与分红、表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且应尽量让其他股东书面知晓代持事实。 2、投资中:财务共管,印章共管,全程留痕 公司收入必须进入对公账户,严禁任何股东以个人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收取公司经营收入。财务支出建议实行双人审批或共管,其中大额支出(如超过一定金额)需至少两名股东共同确认,请款文件应当严格要求提供采购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另外,还可以考虑在股东协议中明确约定公司应定期(如每月)向全体股东提供银行流水、收支明细。投资人应当注意定期要求查阅公司财务报表、银行流水、纳税申报记录,发现异常(如收入长期不进对公账户、大额资金转给股东个人)应立即书面提出异议并保留证据。 最后,公司印章、证照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建议由非执行股东保管或共管,做到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等不由单一实际控制人独自保管,同时对公司公章用印流程予以监管。 注释 [1]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规定。” [3] (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法〔2025〕226号)、(法〔2025〕227号),对作第三次修正,在第三级案由“307.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项下:删去“(1)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2)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4] 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243-244页 [5] (2017)最高法民辖终391号
导 语 在越南经营的中资企业,最容易低估的风险之一,不是市场风险,也不是用工风险,而是内部财务控制失守后形成的职务侵占与舞弊风险。很多案件发生后,企业管理层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账一直是平的,审计也做过,报销单、付款单、合同、发票看起来都“有迹可循”,为什么最后还是能被内部人员长期转走巨额资金? 答案往往并不在于某一笔钱去了哪里,而在于企业是否长期把信任当成了制度,把熟人当成了内控,把年度审计当成了反舞弊调查,把“看上去有手续”当成了“实质上没有问题”。一旦这种错位持续多年,风险就不再表现为简单的挪用或私吞,而会演变为一个高度组织化、证据表面完整、事后极难追查的复杂侵占结构。 一、从匿名案件看,真正危险的从来不只是“拿了钱” 近期,一家在越经营多年的中资企业即遭遇典型风险:企业内部资深会计长期掌握付款、记账、报销、对账、网银及部分对外解释权,后经内部发现并进入刑事程序,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但嫌疑人仅承认其中一部分金额,对另外相当部分则以“经理知道”“法定代表人签字”“报销经过审批”“审计曾经做过”等说法予以抗辩。 这类案件最值得警惕之处,并不只是涉案人员“拿了钱”,而在于其非常清楚企业的管理习惯、决策迟疑和现实顾虑。他们往往不是一次性卷款离开,而是长期利用自己对流程、单据、权限、银行账户和老板心态的熟悉,逐步形成“资金转出—账务掩盖—文件补强—口径解释”的闭环。等企业真正察觉异常时,看到的已经不是一笔明显的盗取,而是一整套被包装成“似乎说得通”的历史操作。 也正因如此,这类案件的本质,往往不是单纯的个人贪腐,而是企业内部控制、授权机制、财务监督和合规治理长期失守后的集中爆发。 二、这类财务侵占的底层逻辑 实践中,很多企业会把这类案件理解成“员工胆子大”“道德坏”“利用信任偷钱”。这些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但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类似案件在案发前能够持续多年、案发后又往往陷入僵局。更准确地说,这类人员最狠的地方,不在于其自信自己永远不会被发现,而在于其判断企业即便发现异常,也未必敢真正把事情查到底。 他赌的,首先是企业的犹豫。很多老板在发现财务异常后,第一反应不是立即封账、封权限、固化证据,而是先想“会不会只是误会”“能不能内部处理”“是否先不要闹大”。在跨境经营场景中,这种犹豫尤其常见,因为企业担心一旦彻查,会引发员工动荡、本地合作方警觉、税务与历史瑕疵被牵连暴露。 他赌的,其次是企业的成本恐惧。真正意义上的反舞弊调查,从来不是把几笔付款单拿出来核一核那么简单,而往往意味着对若干年间的现金、往来、合同、发票、报销、采购、库存、银行流水、审批链条、系统日志和沟通记录进行系统复核。企业一旦下定决心彻查,就要面对时间、金钱、管理精力和外部资源投入的持续消耗。很多侵占人员正是吃准了这一点:知道企业追一笔钱,往往需要先花一笔不小的调查成本。 他赌的,还包括企业对越南本地环境的陌生感。中资企业在越南并非没有资源,但常常不确定哪些资源可信、哪些程序有效、哪些机构真正独立、哪些“本地关系”在帮助企业、哪些又可能让企业暴露在新的不可控风险中。这种不确定本身,就足以削弱企业追责和追赃的决心。 所以,这类案件最刺痛企业的一点在于:嫌疑人利用的从来不只是财务权限,而是企业在成本、时间、关系、本地化和不确定性面前的心理承压。 三、很多企业真正输掉的,不是法律,而是“把信任当制度” 从合规治理视角看,这类案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背景:企业内部长期存在对单一财务人员的路径依赖。所谓“老会计”“自己人”“最懂情况的人”,在不少企业里并不仅仅负责做账,而是同时掌握了账务解释权、付款执行权、资料接触权、印章或网银接触机会,甚至还影响外部审计、税务顾问或本地中介的对接方式。 一旦某一财务人员同时掌握“付款指令的接触机会、执行工具、账务处理能力、后续单据补强能力以及对外解释口径”,那么其风险等级就已经远高于普通岗位。此时企业若仍以“做了很多年”“离不开这个人”“别人都接不上”为由,继续让其处于控制链核心,实质上就是在容忍一个高危单点的存在。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很多案件中,企业在发现异常后,仍没有第一时间切断该人员对信息、账册、系统、原始凭证和对外沟通的控制,反而因为担心其离职、失联或无人交接,而继续对其安抚、迁就,甚至让其参与解释问题、介绍审计、推荐律师、联系本地中介。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稳住局面”;实质上,很可能是在让最可疑的人继续筛选企业能看到的事实、能接触到的信息和能使用的资源。 说得更直白一点:一个已经高度可疑、且长期掌握财务与内控命脉的人,如果在出事之后还特别热心地替企业推荐审计、介绍律师、安排本地关系,这本身就应当被视为重大风险信号,而不是忠诚表现。 四、为什么“有签字、有盖章、审计做过”仍然可能出大问题 很多企业管理层在案发初期都会提出类似疑问:如果付款单上有签字、合同上有盖章、报销有流程、年度还有审计,为什么还会构成职务侵占? 原因在于,形式存在并不等于实质真实。签字可能是补签、代签、夹签,盖章可能脱离真实交易背景,审批可能只是事后补流程,审计也可能只是基于被审查对象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抽样核验,而非围绕异常资金开展穿透式舞弊调查。 在反舞弊与法务会计实践中,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表面文件”,而是:交易是否真实发生,付款依据是否真实存在,收款账户是否受真实交易对手控制,付款与货物、服务、验收、入库、发票是否能够闭环,资金最终是否实际用于公司利益。若这些问题无法被证据支持,那么哪怕纸面文件看起来相对齐备,也仍然可能只是掩盖侵占的表层外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企业在案发后会陷入被动:过去依赖的是账面平衡和流程表象,如今真正进入调查阶段,需要面对的却是银行流水、网银权限、账户落点、系统日志、沟通记录、签字真伪、印章使用及替代财产线索等更深层的问题。企业如果平时没有证据留存意识,到了这个阶段,往往才发现最难的不是愤怒,而是证明。 五、把年度审计当成反舞弊调查的替代,是很多在越企业的典型误区 在越中资企业中,还有一种非常普遍但极具误导性的观念:认为“每年都做审计,所以不至于出大问题”。这一判断在财务报表意义上可能有一定安慰价值,但在舞弊识别和侵占预防层面往往并不成立。 常规年度审计的主要目标,是就财务报表在整体上是否存在重大错报发表意见,其工作方法通常以抽样、重要性判断和既有财务资料核验为基础。而职务侵占、关联输送、虚假付款、平账掩盖等问题,恰恰往往隐藏在看似零散、金额被拆分、单据可以补强、账面可以调平的日常细节之中。若审计边界由内部财务主导,审计资料亦主要来自被怀疑对象控制的范围,那么再低价、再顺手、再“配合良好”的审计,也很可能只能在既有叙事框架中完成程序,而无法识别真正的问题。 因此,企业最应警惕的,不是“审计贵”,而是把低价、熟人推荐和形式完成误当成风险已经被覆盖。真正有价值的专项工作,不是简单核账,而是围绕异常资金、审批链条、账户控制、单据真伪和资产流向,开展法务会计、舞弊调查与律师策略协同的组合工作。只有这种前置性的独立审视,才有可能在问题尚未失控前发现危险信号。 六、在越中资企业最常见的四个管理盲区 结合实务经验,至少有四类盲区需要被反复提醒。 其一,把“老员工可信”当成内控逻辑。岗位年限越长,经验越丰富,反而越需要制度化制衡,而不是赋予更高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其二,把“账平了”当成“问题解决了”。账面平衡只能说明会计处理完成,不代表资金没有被侵占,不代表交易真实,也不代表公司没有遭受实质损失。 其三,把“有流程”当成“流程有效”。若审批流中关键节点只是形式签批,或签批人长期依赖财务人员口头说明,不核验底层材料,则流程只会成为风险包装工具。 其四,把“本地熟人资源”当成“可控专业支持”。一旦调查、审计、对外协调的入口仍由涉案高风险人员控制,企业得到的很可能不是独立帮助,而是被过滤后的信息和被安排过的方向。 这些盲区看似管理习惯,实则直接决定企业在案发前能否识别风险,在案发后能否守住最后的补救窗口。 七、合规的意义,不是在出事后证明自己无辜,而是在出事前防止企业失去控制权 很多企业把合规理解为“出了事以后用来说明我们也不知情”,但真正成熟的合规体系,价值恰恰在于出事之前。它不是为了给管理层保留解释空间,而是为了确保任何一个财务岗位都无法同时掌握过多关键环节,任何一笔异常付款都能留下可追溯痕迹,任何一个内部高风险信号都能够触发及时复核。 对于在越中资企业而言,真正应当建立的并不是纸面制度堆积,而是可落地的前置防线:付款审批与执行分离,网银与UKey分离保管,财务与出纳分工明确,关键岗位轮岗与强制休假,供应商与收款账户背景核验,重大付款抽查,异常报销专项复核,财务软件日志留存,外部审计与专项核查保持独立,以及在发生重大怀疑时,由管理层或外部可信律师迅速接管节奏。 企业真正要防的,不只是某个人“拿走一笔钱”,而是其通过长期控制账、章、权、证据和解释路径,把企业对事实的控制权也一起拿走。 结 语 从表面看,职务侵占案件发生在案发那一刻;但从治理角度看,它往往早在企业开始用信任替代制度、用熟人替代独立审查、用低价替代专业判断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伏笔。 因此,本篇文章真正想提醒在越中资企业的,并不是“要对员工保持怀疑”,而是不要把企业安全寄托于个人忠诚。对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合规不是负担,审计不是装饰,反舞弊调查更不是出事后的补救动作。它们首先是经营秩序的一部分,是企业避免被内部人拖入高成本、低确定性争议的底线配置。 一句话概括这类案件的本质:钱不是突然没的,企业的控制力,也不是在案发那天才失去的。 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第二篇将讨论:为什么很多企业即便已经发现异常、甚至已经报警,最后仍可能既没查清,也没追回。
业界常言,“审计发现问题只是起点,法纪定性才是终点。”律师在医院审计里,不是去和审计组“吵架”的,而是当医院的“法律翻译”和“安全员”, 应对国家审计更侧重程序抗辩与救济,协助内部审计更侧重风险排查与制度建设。本文主要针对公立医院外部审计,律师如果参与其中,主要要做三件事:一是在审计前帮医院把制度、流程和资料理清楚,提前排雷;二是在审计过程中,把审计发现的技术问题,用法律语言说清楚,分清是工作失误还是违法乱纪;三是在审计后,帮医院把漏洞补上,把制度建好,保护干部,也保护医院。 一、医院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底层逻辑:从"查账"到"查责" 中办、国办(2019,以下简称“《规定》”)、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第3204号内部审计实务指南——经济责任审计》(2022,以下简称“《指南》”)是医院经济责任审计的现行有效的基础通用规则。 根据《规定》第3条,“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对其管辖范围内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管理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防控重大经济风险等有关经济活动应当履行的职责。”相比2010年32号文,审计内容主要变化为更强调履职尽责而非财务审计,具体为:(1)贯彻执行政策决策情况被列为首要审计内容。(2)新增对本部门本单位重要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的审计。(3)强调重大经济事项的执行过程合规审计。(4)新增“经济风险防范”和“生态文明建设项目、资金等管理使用和效益情况”两项审计内容。(5)强调领导干部要“在经济活动中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6)新增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的审计。 审计工作应按照权责一致、权责对等原则,紧密结合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围绕“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应该干什么、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确定审计工作重点。 如图,在责任认定方面,《规定》取消“主管责任”,形成“直接责任”与“领导责任”二元结构,并设置了“三个区分开来”的减免责任抗辩区间。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清单仅为示例,律师应结合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进行制作优化,且所谓清单也仅是律师进行初步责任研判和证据梳理的辅助工具,而非结论本身。最终责任认定必须建立在全面审查审计报告、财务资料、会议记录、合同文件等全部证据材料的基础之上。此外,虽主要针对央企,但其体现的“资产损失认定”“责任划分”(直接/主管/领导责任)等原则,在国资监管领域具有共通参考价值。 二、律师在审计全流程的嵌入价值 审计是对业务的审计,其评价标准包括党规党纪,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中央领导批示指示精神,责任制考核目标,行业标准,职能主管部门发布或者认可的统计数据、考核结果和评价意见,专业机构的结论或意见,公认的良好实操规程,以及被审计单位制定的重要发展规划、内控制度等。医院经济责任审计专业性强、行业法规繁杂、责任界定敏感,审计人员相对缺乏法律定性、合规边界、责任豁免、纠纷处置的专业能力,律师介入可实现审计合规性、合法性、公允性三重保障,在审前沟通、材料准备、内部调查、程序补救、损失评估、责任区分、整改报告等审计环节对被审计单位发挥法律指导与咨询作用。 (一)审前阶段:从“配合审计”到“审计合规” 1.审计范围的法律边界划定 审计应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并结合地区、部门、单位具体情况,以“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情况”而非账簿确定审计范围。律师应审核《审计通知书》确定的审计范围是否超出被审计人管辖范围和任职期间,对超范围事项准备书面异议。典型场景比如:医院党委书记与院长的经济责任划分;前任遗留问题与现任责任的切割;临床业务与行政后勤的权责边界等。 2.审前资料准备的法律风险管理 系统梳理“政治-政策”依据。系统梳理与被审计事项相关的国家及地方医改政策、行业指导意见、疫情期间特殊规定等,为“贯彻执行政策决策”的审计内容提供正面证据。 准备“履职痕迹”档案。协助整理“三重一大”会议纪要、请示批复文件、内部审核记录,保障形成完整的决策流程证据链,以证明决策过程集体研究、程序合规。再如,提出保密与豁免申请。指导医院对涉及患者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的资料申请豁免披露或脱敏处理。 3.内部控制法律体检 审查信息系统为体检基础。重点审查信息系统权限:HIS系统、物资/服务采购流程、财务ERP系统的不相容岗位设置落实问题。 审查相关制度合法性。比如医院自行制定的《药品遴选制度》《耗材临时采购规定》是否符合《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等规定。 (二)现场审计阶段:法律定性的实时介入 1.重大经济决策的“程序+实体”双审查 被审计单位可与审计工作组沟通寻求律师参与重大事项访谈,以更好保障访谈程序合规、笔录客观准确。 律师通过参与现场审计过程,可以及时反应,对“决策失误”与“违规决策”进行精准辨析。对于审计指出的造成损失的项目(如设备闲置),重点论证决策时是否经过了专业论证(如医学装备委员会)、集体决策,是否存在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如基建延迟)。将问题导向“领导责任”而非“直接责任”。 2.药品耗材采购的“穿透式”法律审查 高频风险点与法律定性场景为: (1)线下采购:违反《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行政违规;若涉及利益输送→涉嫌受贿罪/贪污罪 (2)两票制违规:增加流通环节→涉嫌虚开发票罪、偷税罪 (3)科室自行采购:违反→内部违规;若科室收受回扣→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律师可以协助审计人员区分管理不规范与违法犯罪的界线,对采购、捐赠等高频风险点进行“目的解释”。对供应商进行背景调查(穿透至实际控制人,识别关联关系),关注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未披露的情形,审查捐赠协议是否附有条件(比如以捐赠换输液产品配送权)等。对于未严格执行集中采购程序等行为,论证是否存在“抢救危重患者”等紧急情况,或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试点政策,避免简单定性为违规。 3.取证程序的合法性把关 通过监督被访谈人签字确认,保证访谈笔录的法律效力,避免事后反言。协助或检查对HIS系统、省采购平台数据等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等过程,确保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客观性,避免因取证程序瑕疵导致证据不被采信。 4.协助审结前化解 力争在审计报告出具前,通过充分沟通和法律论证,将问题性质控制在审计评价范畴内,尽力避免引发纪检监察调查、刑事责任追究或民事索赔。 (三)审计结论阶段:责任认定的法律检视 1.责任认定的“证据裁判”原则 (1)直接责任的抗辩空间:若领导干部能证明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如信赖专业机构报告),可抗辩“直接违反”。 (2)领导责任的减轻路径:证明已建立合理监督机制(如定期听取汇报、要求部门自查),可减轻“疏于监管”责任。 2.“三个区分开来”的适用论证 (1)时间维度:政策出台前还是后?(如新冠疫情期间的紧急采购) (2)主观维度:为医院发展还是个人利益? (3)程序维度:调查决策过程、背景,检查是否履行了必要的请示报告? 3.审计报告的法律审查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律师可审查报告中对问题的表述是否客观、证据是否充分、定性是否准确以及法规适用是否正确,对审计报告(或征求意见稿)中事实认定不清、法律定性错误、责任划分不当的内容,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出具正式、详实的书面法律意见表达异议。对于探索性改革中出现的偏差,积极向审计机关及组织部门提交专题报告,引用“三个区分开来”原则,争取书面免责或减轻责任认定,保障被审计领导干部正确行使陈述、申辩权利。推动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转化为具体的制度重建。 (1)避免绝对化表述。如“造成重大损失”“违反廉洁规定”需有具体审计证据+衡量标准,比如工资过高≠违反廉洁规定。 (2)审计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审计评价本质上也是适用规则和证据进行判断的行为。常见的目标责任法、历史参照法、业绩比较法等,会纵向比较被审计人审计时与上任相关数据、横向比较类似单位资源禀赋下相同或相近岗位相关数据,这些方法的运用应当从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岗位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类似情况类似评价”原则和证据规则,防止主观臆断。 (3)审计报告敏感性审查。审计报告可能作为后续法律程序(如纪检监察、民事诉讼)证据的敏感性进行审查,评估报告中的事实描述和结论性意见是否可能被其他机关直接援引,并提前准备应对预案。 4.保障“类似情形类似结论” 通过检索相应审计参考案例和执法司法案例,类比论证领导干部在已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时的责任边界。 (四)整改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避免“加强管理”等空话,提出具体可落地执行的制度修订建议,比如:建立经济责任履职档案,对任职期间的决策过程、会议记录、请示报告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归档,为离任审计提供“履职免责”证据链;制定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法律意见书制度,对50万元以上设备采购、基建项目、对外合作事项强制出具法律意见;建立耗材超常使用预警阈值等。 律师介入有利于保证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措施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并协助被审计单位将整改措施纳入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确保新制定的内控制度经过医院党委会、职代会等法定程序通过,使其具有合法效力。 三、医院高频审计风险场景的法律应对 医疗行业经济责任审计的高频风险点主要集中在药品/耗材/设备采购、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安全领域,常表现为采购/接受捐赠中商业贿赂风险、选商采购程序履行不规范、系统数据不真实或存在内控缺陷等问题。 (一)公立医院信息系统(HIS)审计 公立医院信息系统管着全院的钱、物、账,怎么收费、怎么买药、数据真不真实、有没有漏洞,都体现在系统里。审计有明确的法规授权,查系统就是查领导管得好不好的关键。查的时候会用大数据比对各种数据,重点看有没有乱收费、采购违规、数据出错或泄露这些风险。如果系统出问题,领导可能要担责。 风险场景1:系统未互联互通导致“零加价”失控 审计发现采购系统与HIS未对接,耗材进价手工录入,无法监控零加价,违反《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第14条 律师介入:这并非单纯的IT问题,而是内部控制失效。建议将“系统权限设置”纳入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 (二)药品耗材采购审计 药品采购审计,就是给医院“买药”这件事做一次全面体检。要查的:(1)药是不是从正规公司买的(合法);(2)买的价格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多花钱(省钱);(3)整个买药的过程,比如谁申请、谁批准、谁收货、谁付款,这些环节管得严不严(管理好);(4)相关负责的人有没有认真干活、有没有出错(责任清)。查的方法就是看文件、问人员、跟踪流程、分析数据。 风险场景2:高值耗材“代销式”管理 审计发现A医院耗材先使用后入库,未通过省集采平台。 法律定性:违反《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第13条;若涉及账外核算→私设“小金库”或贪污 律师方案: 1.若已发生:论证是否属于“抢救急危重患者”的紧急采购例外 2.未来防范:设计“临时采购-备案-追溯”的合规流程,确保72小时内补录平台 风险场景3:供应商“绑定式”捐赠 审计发现捐赠设备与采购挂钩,比如如捐赠800万元设备换取30%输液产品份额。 法律定性: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第4条;若未入账→贪污;若入账但附条件→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 律师方案: 建立《捐赠合规审查清单》,接受捐赠前分析是否公益性质、是否定向捐赠、是否影响公平竞争。 (三)医疗设备购置审计 现在审计不光看流程走没走,更看重钱花得值不值、设备好不好用、采购过程干不干净。必须按最新的国家法律来规范采购。负责采购部门买设备每一步都要留好“证据”,特别是验收报告,签了字就要负责。付款必须按合同来,不能随意拖欠。供应商管理要严格,廉洁合同不能少。财务部门付设备款前,必须看到合规的采购审批单、有效的合同和正式的验收合格报告,三者缺一不可,这是保护医院资金安全的关键。 风险场景4:甲类设备闲置 审计发现1500万元甲类设备未装机,未纳入年度计划,未取配置许可。需判断是“决策失误”(领导责任)还是“违规决策”(直接责任)? 律师介入:若主张“领导责任”需证明院长听取了医学装备管理委员会意见,但受限于基建延迟等客观因素;若存在“一言堂”,方可认定为“直接责任”。 四、结语 律师不可能也不会替代审计,律师的核心价值在于参与医院经济责任审计时,将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精准的法律定性、合规边界判断与责任风险切割,最终目标是实现审计结论的客观公允、责任界定的清晰准确,有效管理审计结论可能引发的行政、纪律乃至刑事风险,并为医院构建长效合规治理体系提供法律支持。律师接受医院委托参与医院经济责任审计,必须具备丰富的医疗医药行业知识积累,具有与审计机构的专业对话能力。这样才能不做旁观看客。 限于本次写作目的,本文的首要不足与缺憾在于未能区分阐述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审计的律师工作区别。简单地讲,公立医院审计的核心是“公共受托责任”与“干部问责”,律师策略重在“合规抗辩”与“政治/行政责任切割”;民营医院审计的核心是“股东(或债权人)知情权”与“公司治理”,律师策略重在“捍卫商业判断规则”与“民事/刑事责任防范”。律师有效保障被审计人合法权益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审计背后的权力来源与诉求,并运用相应的法律工具进行应对。此外,本文作为框架性文章,未进一步区分公立医院外部审计的具体类型,比如国家审计署专项审计、卫健委行业审计、还是因贷款违约由银行委托的审计,相关内容缺乏足够的细分针对性,请读者注意甄别参考。 附件: 1. 公立医院经济责任审计高频风险-对应法规依据示例表 2. 律师介入医院经济责任审计全流程工作示例表
前言 香港高等法院最近在一宗审计师疏忽索偿案件中,澄清了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24号命令第7条有关诉状前特定文件披露的法律原则。在 Victo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In Liquidation) & Ors v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a firm) [2025] HKCFI 550 一案中,原告的联合清盘人向公司前任审计师提起诉讼,指控其在审计报告编制过程中存在专业疏忽,并申请在正式提交诉状前披露若干财年的审计工作底稿。 Victory City 一案体现出香港法院在诉状前披露问题上的一种更务实的司法取向。法院命令提前披露审计工作底稿,强调在特定情况下,“程序公平”和“诉讼效率”可以凌驾于过于僵化的程序技术要求之上。该判决对审计师、接管人及诉讼当事人均具有警示意义——早期的信息透明不仅可能成为程序上的必要措施,也能够作为明智的商业策略。 背景 据称,Victory City 集团在 2012 至 2020 年间报告巨额利润与资产,但于 2020 年底发生债务违约并于次年倒闭。清盘人调查后发现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财务舞弊,包括重复或虚构发票、夸大固定资产及存货、以及隐瞒贷款。被告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1 年 3 月辞任,并警告其早前财务报表不应再被依赖。 清盘人为厘清相关责任,多次要求被告交出 2012 至 2020 年度的全部审计工作底稿,但被告仅零星披露部分 2020 财年的文件。鉴于披露不足,清盘人遂申请法院命令,被告应在诉状提交前提供特定文件,以协助他们合理地陈述被告涉嫌违反审计职责的细节。 法律原则 《高等法院规则》第24号命令第7条规定了特定文件披露的三个基本要件: 1. 文件或文件类别确实存在(存在性); 2. 文件与争议事项有关(相关性); 3. 文件由被告占有、保管或控制(占有/保管/控制)。 虽然第24号命令第7条允许在正式提交诉状之前申请特定文件披露,但法院仅会在特殊情况下批准此类申请。例如,当提早披露可避免在常规披露后为配合新增信息而进行大量诉状修订,从而节省重大成本时,法院才会行使该项酌情权。 在判定所要求披露的文件是否具备“相关性”时,法院继续沿用 Peruvian Guano 测试:若文件可能合理地被推定包含有助于支持申请人主张、削弱对方立场的信息,或可公平地引导出具有相同后果的查询路径,则该文件即属相关。与此同时,法院亦认为,尽管英国法院自Three Rivers District Council v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No.4) [2003] 1 WLR 210一案后在诉前披露上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做法,但相关判例在香港仍具参考价值。 在参考相关英国判例后,香港法院接纳以下原则: 1. 审计工作底稿相当于医疗疏忽案件中的病历,属明显可作诉前披露的范例,尽管此类申请仍属例外;以及 2. 法院在考虑是否下令提前披露时,应兼顾两项因素:其一,提前披露是否可为申请人节省成本;其二,向申请人交付所请求文件是否会对被申请人造成过度负担。 判决 由于原告的诉讼主张系基于被告在 2012 至2020 年度编制审计报告时存在疏忽,法院认定 2012 至2019 财年的审计工作底稿与原告诉求密切相关,且属具重要性的证据资料。 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情形是否构成足以支持诉状前特定文件披露申请的“特殊情形”。在考量下列事实后,法院认为本案确属例外情形: 1. 被告先前的披露零碎且明显不完整。原告的诉求涉及自 2012 至2020 财年的整个审计过程,包括经审计财务报表中的错报及审计抽样程序的不当之处,而这些事项具有“累积性和反复性”(cumulative and iterative)的特征。零散的披露显然不足以让原告充分、准确地陈述其诉状。 2. 审计工作底稿的性质类比于医疗疏忽案中的病历。它们是原告用以确立具体主张的基础性原始材料。若缺乏这些文件,原告将难以(若非不可能)确定被告曾执行哪些审计程序,或具体说明这些程序在何种方面及为何存在缺陷。 3. 提前全面披露有助于显著节省时间与成本。若在早期阶段即披露全部审计底稿,则日后无需进行广泛的诉状修订或再修订,从而显著提高程序效率。 被告已确认相关文件现成可取。被告确认全部审计工作底稿均已备齐,且以电子及纸本形式保存,可随时便捷地交付予清盘人。 评论与实务启示 香港高等法院在Victory City案中的处理方式表明,诉状前文件披露仍属法院谨慎行使的酌情权领域,但当“程序公平”与“诉讼效率”确有需要时,法院将主动介入。判决体现出日益明显的司法务实取向:当所请求披露的材料构成索偿事实基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审计过失案件中的审计工作底稿),法院不会容许被告以程序技术性理由拖延当事人对案件核心事实的合理陈述。 尽管第24号命令第7条的适用仍以传统的Peruvian Guano相关性测试为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院亦不吝借鉴英国在Three Rivers (No 4)(一个较Peruvian Guano严格的相关性测试)之后形成的诉前披露实践。司法思维的重点并非摒弃Peruvian Guano,而是将“相关性”的判断与“比例性”和“成本效益”相平衡。若申请提前披露的目的并非“漫无目的的探查”,而是为了确保诉状内容真实、完整,并减少日后无谓的修订工作,法院通常会认定该情况构成“特殊情形”。 从实务角度看,本案对审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士释放出强烈信号:选择性或零散的披露核心记录适得其反。一旦诉讼已合理预期,若被要求提供基础性资料而仍坚拒提交,尤其是那些无法由其他来源合理重建的文件,则可能会引发法院下令诉状前披露及不利的费用后果。换言之,完全且及时的透明披露,既可能是避免诉讼的策略,也可能是展示诚信的监管信号。 对于原告一方而言,Victory City提供了一个有助于建立“特殊情形”叙事的实用框架。申请人应准备在宣誓书中具体说明:(i)所请求披露的文件系陈述被告违责细节所必需的原始证据材料;(ii)若披露不完整,将严重妨碍诉状的合理撰写;以及(iii)提前披露有助于整体降低诉讼成本并提升程序效率。这些要点须以事实为基础、具体说明,而非笼统宣称。 从更广义上看,本案表明香港的文件披露制度虽源于普通法下传统的“广泛披露”理念,但仍具有灵活性和商业敏感度。法院将审计工作底稿类比为专业疏忽案件中的“病历”,此种比喻正是对某些类型核心信息在诉讼起步阶段的必要性的一种务实承认。律师和当事人不应误以为“诉状前披露”遥不可及;关键在于能否说服法院相信,若无该等披露,案件便无法在公平与高效的基础上展开。 最后,该判决亦对专业顾问发出了温和但明确的警示:系统化、及时且妥善的文件管理,已非单纯的职业规范,而具备实际的程序与声誉后果。当审计底稿或内部记录构成案件事实架构的核心部分时,若以零碎或拖延方式抗拒披露,极可能引发法院的密切审视,甚至削弱日后关于比例性或保密性的任何抗辩立场。
相信股民会更为关注,一旦上市公司收入、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出现错误,一般都会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或《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等类似公告。一说上市公司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很专业的会计知识,晦涩难懂。其实,作为对会计知识钻研不多的我们,只要张开您的慧眼,照样可以拔开迷雾,看得更为清楚。以下通过几个处罚案例,来探寻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背后隐藏的秘密。 一、涉及会计差错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罚案例 二、从处罚案例汇总会计处理相关结论 从上述处罚案例处罚事由、当事人申辩意见和监管部门意见出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要符合一惯性原则,比如涉案索赔款的处理与其他类似索赔款的处理要一致。 2、工程项目发生设计变更时候,财务人员要及时掌握变更情况,及时对工程量入账核算。 3、产品质量索赔纠纷增多时,应及时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会计估计及会计处理。 4、对成本估计要有充分的依据,要充分利用既有信息,高估或低估成本都是违反会计准则的。 5、需及时根据法院判决对以前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进行调整。 6、需按照企业已有的政策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不得随意变更。 7、公司董事会作出的会计估计变更政策不能适用于之前已产生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8、对存货可变现净值选取的可比售价应合理。 9、要正确辨析业务性质,不得错误以总额法取代净额法。 三、什么是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八条规定:"企业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行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应当真实,可靠。 会计估计变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一条规定:"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一)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二)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九章第四节指出:"企业应当严格区分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对于前期根据当时信息,假设等作了合假设等需要对前期估计金额作出变更的,应计变更按照更处理。不应作为前期差错更正处理。"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答解答》(2010年第1期,总第4期)规定:"尽管会计估计所涉及的交易和事项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但如果上市公司在进行会计估计时,已经充分考虑和合理利用了当时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一般不存在会计估计差错。例如,由于上市公司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 由上所述,会计差错变更和会计变更变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计处理事项,公司不能滥用会计估计,导致后续以会计差错承担相应责任。在有的时候,企业是正当的会计估计变更,不是会计差错。在笔者办理的一起案件中,从案件实际情况看,认定为合理的会计估计更妥,将其认定为会计差错有违企业会计准则,有违三公原则。 四、合规提示 1、会计估计应用不当,就变成会计差错了,就有可能要被处罚。 2、要利用最可靠的信息,有了信息不能置之不理。 3、估计要有合理依据,比如2022年是这样估计的,但2023年你用了其他依据进行估计,这样就不合理。 4、有的会计处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行业人士,这方面应有更高的风险意识,不要有侥幸心理。
引言 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正式实施,今年11月1日即将迎来我国《个保法》实施五周年。按照《个保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定期对其处理个人信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进行合规审计”,同时《个保法》第六十六条针对未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规定了最高处罚金额,即“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但是,至今暂未看到有个人信息处理者因未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被处罚的案例。 2025年5月1日,(以下简称“《审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审计管理办法》是对《个保法》第五十四条的细化,其中附件《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明确了26个重点审查事项。 2025年12月31日,国家标准GB/T 46903-2025《数据安全技术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要求》(以下简称“《审计国标》”)正式发布,将于2026年7月1日实施。《审计国标》第6章“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内容和方法”列举了26项审查内容,与《指引》的26个审计重点事项一一对应。 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0日和2026年3月26日发布了两批通过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的专业机构名单(结合《审计管理办法》第七条判断,专业机构并非必须取得该认证资格,而是鼓励取得),为企业选择取得认证资格的专业机构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后续监管部门启动专项审计提供专业机构支撑。 此外,相关机构、协会还针对致力于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的具体人员,进行了培训、考核,部分专业人士已经或正在取得高级、中级、初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资质或者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师资格。 根据《审计管理办法》第三、五、六、七条,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分为主动审计(可自行开展审计或聘请外部专业机构进行审计),以及基于监管部门要求发起的专门审计两种情形。实践中,企业主要面临的是在主动审计中是自行开展审计还是聘请外部专业机构进行审计的选题。 综合上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逐步进入实质阶段,这值得企业关注。本文从自行开展审计角度,阐述相关高频问题,以便企业更好地自行开展审计工作。 问题1:作为一家企业法务,我该如何判断,公司是否应尽快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答:第一,参考《审计国标》对审计频率的要求,所有处理个人信息的企业(即个人信息处理者)建议至少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具体见表1)。到今年11月,《个保法》实施已满五周年,《个保法》生效之日已在处理个人信息的企业,建议尽快落实该项法定义务。 第二,如果公司计划IPO,则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作为法定义务,需要提前考虑落地执行,便于IPO律师发表意见。 第三,如果公司所在行业的监管执法比较高频,建议提前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以便在面临监管执法时,可以此佐证公司已完成了该项法定义务,同时也可以将审计工作当作面临监管执法的预案、过往数据合规工作的检验以及提升内部数据合规意识的契机。 表1 问题2:自行审计与外部审计,各有何利弊? 答:具体见下表2。从节约公司成本且尽快完成合规审计义务的角度,自行审计可能在实务中会成为企业选择开展合规审计工作的高频路径。 表2 问题3:公司如果开展自行审计,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答:如选择自行开展审计,建议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准备: 第一,思想准备:开展审计的必要性和目标要明确,管理层和各部门负责人要达成一致,为此要加强沟通。 第二,人员准备:盘点内部可以开展审计工作的人力资源,审计工作需要管理、技术、产品、法务、市场等多部门人员配合与支持。 第三,对业务影响的准备:审计工作是否会影响业务开展,如何将影响降低到最小。 第四,时间准备:审计工作整体周期的预估,以及审计各阶段的时间预估。 第五,物质准备:如场地、资金、设施等,包括审计工作的服务支持、审计资料的归档地点、聘请第三方专家的费用、为审计组成员购买执业保险以及支付适当的经济补偿等。 问题4:公司审计组的成员是否需要具备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资格? 答:《审计国标》第4.2.3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行开展合规审计的,其审计人员也应具备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能力。”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关资质要求: 情形一:公司属于“处理超过100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则建议审计组成员考取证书,并且其中具备高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能力的人员不少于1人、具备中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能力的人员不少于3人; 情形二:公司属于“处理超过100万、不超过100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则建议审计组成员考取证书,并且其中具备中级以上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能力的人员不少于2人; 情形三:公司不属于前述两类情形。《审计国标》未提出相关资质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审计国标》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在人员资质上,使用的是“宜”的推荐性表述,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正式稿将审计人员资质要求从“弹性建议”转为“刚性要求”。综上,从实务角度出发,为确保公司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工作的合法性与专业性,建议按照监管导向出发,尽可能按照《审计国标》要求配置审计组人员。 问题5: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答:我们认为,至少有四重核心逻辑: 第一,多重审视逻辑。审计组在思维上,建议参考侦查思维、律师的诉讼思维、行政执法思维,以及法官的审判思维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合规全覆盖与风险导向逻辑。首先,审计内容应当覆盖《指引》26个重点审查事项;其次,审计内容可以结合公司业务合规风险,进一步扩充,而非局限于《指引》和《审计国标》提到的要点。 第三,证据效力高度盖然性与排除合理怀疑逻辑。审计证据涉及多方面的证据类型,如书证、鉴定报告、证人证言等。为此,如何组织审计证据以更好验证审查事项,需要审计组结合行业水位、监管要求、司法判例观点等因素综合考虑。原则上可以参考的高度盖然性的采信标准,对于重点红线和执法重点,则尽量提高证据采信的标准,甚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第四,回溯性逻辑。基于一定期间内公司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合规性进行判断,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的审计工作。 问题6:公司若开展自行审计,可能面临哪些障碍? 答:需要注意下面几个可能面临的障碍和冲突: 第一,相关内部部门不配合或者效率低,审计证据采集困难。 第二,审计组成员、组建过程、审计行为等被质疑不公正、不合法等。 第三,对于审计发现及其结论存在管理层异议、内部审计组异议等。 第四,审计组内部效率低下。 第五,审计组组长(如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不签字。 问题7:如何提高自行审计的效率? 答:建立符合公司内部业务特点的审计流程是提高审计效率的重点,也同时可能构成公司的商业秘密和核心竞争力,为此应该予以重视。我们建议公司需要从以下角度考虑提高整体工作效率: 第一,明确审计目标: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要求,并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的重点风险,清晰界定审计的核心方向,如APP运营企业可以考虑重点在APP个人信息处理合规方面。 第二,争取领导的支持:主动向管理层汇报个人信息保护审计的合规价值与工作规划,获取资源、决策及跨部门协调层面的支持,保障审计工作顺利推进。 第三,内部各部门达成一致:与法务、业务、IT、数据安全等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部门提前沟通,统一审计口径与配合要求,减少执行中的分歧与阻碍。 第四,谨慎确定合适的审计范围:结合公司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按风险等级划定审计范围,优先覆盖高频、高风险场景,不盲目扩大范围。 第五,审计组成员的挑选:选配具备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知识、熟悉公司数据业务流程及系统操作的人员组成审计组,确保能精准识别合规问题,提升现场审计效率。 第六,做好审计方案: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要点制定详细审计方案,明确审计步骤、核查要点、时间节点与责任分工,让审计工作标准化、有序开展。 第七,利用好审计工具和公司内部的相关成果:运用数据审计工具、日志排查系统等开展自动化核查,同时复用公司既有合规成果(如隐私政策、数据合规台账、PIA 报告等),减少重复工作。 第八,利用好第三方出具的相关文件:合理引用第三方出具的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安全评估、合规检测报告等,作为内部审计的佐证依据,减少同类事项的重复验证与工作投入。 问题8:如何确定合适的审计范围? 答:第一,考虑公司规模大小,如未开展过数据合规工作,建议先以一条业务线开始审计工作,避免范围过大导致难以落地。 第二,遵循“由易到难”原则选择业务线。优先选取流程清晰、复杂度较低的业务线;暂不数据跨境、数据体量及数据流高度复杂、正处于监管整改阶段等难度较高的业务线纳入审计范围。 第三,结合《指引》的26个重点审查事项,提前预判覆盖情况。根据业务属性判断所需涉及的重点审查事项数量,例如非大型互联网平台通常不涉及最后两个重点审查事项,可优先选取触发重点审查事项较少的业务线。 第四,结合公司人力、财力以及业务开展情况,选择对公司业务影响最小的业务线开展审计工作。 问题9:从审计依据角度出发,对于个人信息以外的数据,其相关的法律依据,是否也要纳入审计依据? 答:公司可能涉及处理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商业秘密数据、行业属性数据(如金融数据)等和个人信息密切相关的数据。 我们建议,如果该数据类型和个人信息直接挂钩,建议审计组在发表审计意见、审计发现、审计结论和审计建议时予以参考,一并发表意见。例如规定网络数据处理者处理10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需要遵守该条例的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对重要数据处理者作出的规定。 问题10:哪些与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有关的问题,审计组需要特别关注和注意? 答:审计组在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时,需重点关注以下四方面关键事项: 第一,审计组的适格性问题。例如对金融、医疗、政务等敏感行业,建议对审计组成员开展必要的背景审查,确保人员资质、独立性及保密能力符合要求,防范合规与声誉风险。 第二,对基础性法律定性问题应严格审慎,包括但不限于:是否适用《个保法》、相关数据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主体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否构成委托处理法律关系等。此类问题具有基础性影响,不得简单排除或主观忽略。 第三,签字与保留意见的问题。若审计组成员对审计发现、意见、结论或建议存在不同观点,可将相关保留意见纳入审计报告附件,并通过正式邮件向审计组组长明确表述;同时在内部会议记录中完整记载各方意见,做到留痕可查、责任清晰。 第四,审计底稿的归档问题。审计底稿是保护审计组成员的关键,如果审计组成员因为不专业,导致收集大量审计底稿而没有发现问题,可能未来面临追责风险。而如果审计底稿保存不当,未来在调取审计底稿并就审计组所发表意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方面,可能导致审计组存在发表意见不当等问题。为此审计底稿应该考虑保存在无法篡改的地方,便于调取,例如在第三方区块链存证。 问题11:开展自行审计过程中,审计组内部或者与外部管理层之间发生分歧,审计组成员该如何保护自己? 答:第一,严格按照审计制度执行。严格按照公司既定的审计制度、工作规范及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以制度和规则作为判断标准,不随意妥协、不擅自突破合规要求,确保履职行为有据可依。 第二,寻求管理层协调支持。当内部意见不一或与管理层存在分歧时,及时向审计组组长及公司管理层汇报,说明分歧要点、合规风险与专业判断,申请协调决策,避免矛盾拖延导致审计人员单独承担风险。 第三,写入审计报告的附件。对审计结论、问题认定、整改建议等存在保留意见的,应书面整理并纳入审计报告附件,清晰载明不同观点及理由,客观反映审计过程中的专业分歧,不隐瞒、不默认。 第四,注意过程留痕。对会议讨论、沟通记录、邮件往来、资料传递、意见反馈等全程留存书面或电子记录,明确时间、参与人员及各方观点,形成完整可追溯的工作底稿,以备后续核查、责任界定使用。 问题12:如何理解触发外部监管要求审计的情形? 答:《审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国家网信部门和其他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以下统称为保护部门),可以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合规审计: (一)发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存在严重影响个人权益或者严重缺乏安全措施等较大风险的; (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可能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 (三)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导致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者10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毁损的。 对同一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或者风险,不得重复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专业机构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项和第(二)项在适用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监管部门拥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其中第(一)项侧重于已显现的风险后果,第(二)项则仅以“可能侵害”为触发条件。但是该两项内容中,“严重”“较大风险”“可能侵害”等表述均缺乏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需结合具体场景综合判断。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应警惕“被动审计”带来的合规被动与品牌声誉损失。一旦业务场景触及上述任一风险情形,应及时通过主动发起专项审计来预判风险、查漏补缺。这样不仅能优化内部治理,更能在监管介入前形成有效的“合规抗辩”证据链,从而争取监管信任、降低行政处罚的概率。
本期主题 【审计机构勤勉尽责】虚假循环交易业务的风险识别与审计评估 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8号 当事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所),住所:江苏省南京市。 陆某忠,男,注册会计师,住址:江苏省南京市。 魏某,女,注册会计师,住址:江苏省南京市。 依据(以下简称)的有关规定,我会对天衡所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天衡所、陆某忠、魏某的要求,我会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天衡所在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舜天或上市公司)2020年、2021年年报审计业务中未勤勉尽责,出具含有虚假记载的文件,具体违法事实如下: 一、天衡所出具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经我会另案查明,江苏舜天通过参与通讯器材内贸虚假自循环业务,2020年、2021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江苏舜天对2009年至2020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追溯调整,但调整后的营业收入仍存在虚假记载。 天衡所对江苏舜天2020年至2021年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为江苏舜天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会计差错更正专项审核报告。上述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陆某忠、魏某。 天衡所收到江苏舜天支付的2020年年审项目不含增值税收入86.79万元,2021年年审项目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审计不含增值税收入86.79万元。 二、天衡所为江苏舜天出具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未勤勉尽责 (一)实施的风险识别及评估程序不到位 1.认为收入不存在舞弊风险的理由不恰当 审计底稿记录说明,上市公司治理层、管理层有经营业绩考核压力。江苏舜天为纯贸易类上市公司,存在通过虚假贸易以虚增营业收入、利润的风险。但是天衡所针对舞弊风险的结论为“无发生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2019年修订)第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2019年修订)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 2.对通讯器材业务舞弊风险评估程序不到位 审计底稿中记录显示,2020年江苏舜天大部分通讯器材业务单笔购销合同金额显著超过审计重要性水平,通讯器材业务具有财务重大性,且存在垫付资金风险,天衡所已关注到上述情况。 审计底稿显示,通讯器材业务在业务模式、产品交付、退换货、产品质量保证与保修、违约责任、技术指标、货物运输等七个方面,与其他贸易业务存在明显差异,具有明显特殊性,但天衡所未对相关特殊性予以全面关注。 综上,江苏舜天通讯器材业务具有财务重大性、业务特殊性且存在垫资风险。天衡所在风险识别与评估环节中,没有对通讯器材业务进行单独的风险评估,没有发现通讯器材业务与其他贸易业务之间的明显差异,对已关注到的通讯器材业务财务重大性、无业务物流单据、货物未实际出入库、存在垫资风险等异常情况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未审慎判断通讯器材业务的商业实质及收入的真实性,未有效识别上市公司因通讯器材业务虚假存在的舞弊风险。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2019年修订)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2019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营业收入认定实质性程序存在缺陷 1.针对2020年通讯器材业务营业收入认定执行审计程序不到位,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根据审计计划,天衡所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当期销售金额,为营业收入认定提供可支持的审计证据。但是天衡所未按照审计计划向江苏舜天任一家通讯器材客户函证当期销售金额,也没有记录未向客户函证销售金额的理由,执行审计程序不到位,没有充足的外部证据进行佐证。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2019年修订)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修订)第十条的规定。 2.未就2020年通讯器材货物真实流转情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江苏舜天通讯器材业务购销合同约定,货物由供应商运送至客户指定地点,江苏舜天不负责货物运输,无物流单据,通讯器材未实际进出江苏舜天仓库,江苏舜天OA系统按照客户签收单据及货物确认单据生成虚拟出入库单据。天衡所知悉上述情况,但没有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能通过货物流转情况发现通讯器材业务为虚假贸易业务。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2019年修订)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修订)第十条的规定。 三、天衡所为江苏舜天出具2021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未勤勉尽责 (一)实施的风险识别及评估程序不到位 1.未评价被审计单位哪些类型的收入、收入交易或认定存在舞弊风险 审计底稿的记录说明,上市公司治理层、管理层存在经营业绩考核压力;江苏舜天为纯贸易类上市公司,存在通过虚假贸易以虚增营业收入、利润的风险。但是天衡所针对舞弊风险的结论为“无发生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2019年修订)第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2019年修订)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 2.对通讯器材业务舞弊风险评估程序不到位 江苏舜天披露的会计差错更正说明显示,通讯器材业务具有财务重大性,天衡所在审计过程已关注到上述情况。 审计底稿显示,通讯器材业务在业务模式、产品交付等方面,与江苏舜天其他贸易业务存在明显差异,具有明显特殊性,但天衡所未对相关特殊性予以全面关注。江苏舜天在前期审计过程中未提供委托采购协议,天衡所对此没有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2021年5月以后,媒体公开报道提示相关通信业务及有关人员控制相关公司情况。审计底稿中,江苏舜天与数家通讯器材客户存在民事诉讼,多笔大额应收账款未收回,通讯器材业务具有重大异常性,天衡所在审计过程已关注到上述情况。 综上,江苏舜天通讯器材业务具有财务重大性、业务特殊性、重大异常性。天衡所在风险识别与评估环节中,没有对通讯器材业务进行单独的风险评估,没有发现通讯器材业务与其他贸易业务之间的明显差异,对已关注到的异常情况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未审慎判断通讯器材业务的商业实质及收入的真实性,未有效识别上市公司因通讯器材业务虚假存在的舞弊风险。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2019年修订)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2019年修订)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营业收入认定实质性程序存在缺陷 1.针对2021年通讯器材营业收入认定执行审计程序不到位,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根据审计计划,天衡所应当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当期销售金额,为营业收入认定提供可支持的审计证据。但是天衡所没有按照审计计划向江苏舜天任一家通讯器材客户函证销售金额,没有记录未向客户函证销售金额的理由,执行审计程序不到位,没有充足的外部证据进行佐证。 因通讯器材业务收入确认前期差错更正,应收账款重新分类至其他应收款科目,天衡所对数家通讯器材主要客户的其他应收款余额进行函证,其中1家客户回复不符或异常,其余客户未回复,天衡所对未回函及回函异常的其他应收款执行了替代性程序,抽取部分业务检查购销合同、发货单,但是上述公司与江苏舜天存在拖欠销售货款的民事诉讼,上述仅检查合同单据的替代性测试程序流于形式,所获取的审计证据不充分。在未向客户函证销售金额、替代性测试所获审计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天衡所仅对1笔内销业务收入进行了抽凭检查。天衡所针对2021年营业收入认定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2019年修订)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修订)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2010年修订)第十九条的规定。 2.未就2021年通讯器材货物真实流转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未关注到货物流转方面存在的异常情况 审计底稿中江苏舜天通讯器材业务购销合同、委托采购协议约定,货物实际由供应商运送至客户指定地点,江苏舜天不负责货物运输,无物流单据,通讯器材未实际进出江苏舜天仓库,江苏舜天OA系统按照客户签收单据及货物确认单据生成虚拟出入库单据,天衡所知悉上述情况,但没有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任一足以证明通讯器材货物存在真实流转的运输合同、运输单据、运输发票等审计证据,无法佐证通讯器材营业收入的真实性。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2019年修订)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1301号——审计证据》(2016年修订)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2019年修订)第十三条的规定。 四、天衡所出具的江苏舜天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一)未签订其他鉴证业务约定书 天衡所对江苏舜天前期差错更正进行审核,出具《关于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但未与江苏舜天签订鉴证业务约定书。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2006年修订)第九条的规定。 (二)未制定其他鉴定业务计划 天衡所对江苏舜天前期差错更正进行审核,但未制定鉴证业务计划。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2006年修订)第十一条的规定。 (三)未关注通讯器材供应商、客户间存在的明显异常关系 天衡所在2009年至2020年前期差错更正审核中没有查询通讯器材业务的供应商、客户工商信息,但根据2020年控制测试底稿中江苏舜天查询的供应商、客户的中国信保资信(以下简称中信保)资料,江苏舜天通讯器材供应商、客户间存在明显异常关系,所涉购销业务疑似构成上下游由同一人控制的自买自卖业务。案涉通讯器材业务还存在同一人控制的公司前后年度既向江苏舜天采购通讯器材,又向江苏舜天销售通讯器材的异常情况。2021年媒体相关报道亦提示有关人员控制前述部分公司。天衡所在核查过程中对上述异常情况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没有关注到供应商、客户间明显的异常关系。 天衡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2006年修订)第十三条的规定。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工作底稿、情况说明、询问笔录、收费发票等证据,足以证明。 我会认为,天衡所在为江苏舜天2020年、2021年财务报表提供审计服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服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所出具的相关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的规定,构成所述之违法行为。陆某忠、魏某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天衡所、陆某忠、魏某及其代理人提出相关陈述申辩意见,经复核,除对部分当事人申辩意见予以采纳外,其他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责令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改正,没收不含增值税业务收入173.58万元,并处以340万元罚款; 二、对陆某忠、魏某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8万元罚款。
引言 2025年7月24日,加州隐私保护局(CPPA)全票通过了《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最新修订方案,涵盖了自动化决策技术(ADMT)、网络安全审计、风险评估及保险公司等方面(以下简称“CCPA新规”)。 此次CCPA新规对经《加州隐私权利法案》(CPRA)修订后的CCPA进行了多项补充,进一步细化了ADMT、网络安全审计、风险评估等内容,并扩大了对保险公司的监管范围。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1月,CPPA曾就相关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最终法规在多轮修订后正式通过。以下内容源自Metaverse Law创始人Lily Li的专业解读。 网络安全审计 根据《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条例,凡其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对消费者安全构成重大风险的企业,必须完成网络安全审计。以下情形可能被认定为需进行审计: 企业50%或以上的年收入来自于出售或共享消费者个人信息;或 截至日历年1月1日,上一自然年度年营业总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并且 上一自然年度处理了25万名或以上消费者或家庭的个人信息;或 上一自然年度处理了5万名或以上消费者的敏感个人信息。 对于需遵守上述要求的企业,Li指出:“网络安全审计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虽然许多企业(如金融、医疗和大型企业软件公司)已经每年进行安全审计,但这些规定可能会影响到此前从未被审计过的公司。 这包括数据经纪人、线索生成公司、营销及分析服务提供商——这些公司超过50%的收入来自于数据买卖和共享。同时也包括许多直接面向消费者运营、每年处理25万名以上加州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标准营销企业。” 网络安全审计的完成时间要求如下: 如果企业2026年的年营业总收入在2027年1月1日时超过1亿美元,最晚须于2028年4月1日前完成; 如果企业2027年的年营业总收入在2028年1月1日时为5000万至1亿美元之间,最晚须于2029年4月1日前完成; 如果企业2028年的年营业总收入在2029年1月1日时低于5000万美元,最晚须于2030年4月1日前完成; 2030年4月1日以后,如果某年1月1日企业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对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该企业必须完成覆盖未来12个月的网络安全审计。 网络安全审计的核心在于评估企业的网络安全项目如何: 防止个人信息被未授权访问、破坏、使用、修改或披露; 防止未授权行为导致个人信息的可用性丧失。 审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多因素认证、密码或密码短语的使用; 个人信息的加密; 账户管理和访问控制; 个人信息的清单及管理; 硬件和软件的安全配置; 网络监控与防御; 网络安全意识,包括企业如何持续掌握网络安全威胁和对策; 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 个人信息的保留期限及在无需保留时的妥善处置; 企业如何应对安全事件。 此外,CCPA条例要求网络安全审计报告须包含: 企业信息系统相关内容,并明确: 被评估的政策、程序和实践; 审计所采用的标准; 审查的具体证据; 审计结论的具体理由; 上述各项的适用情况,说明企业如何执行合规要求,并评估其防止未授权访问、破坏、使用、修改或披露个人信息,以及防止因未授权行为导致个人信息可用性丧失的效果; 政策和程序中存在的导致未授权访问或个人信息可用性丧失风险增加的任何缺陷或弱点; 之前网络安全审计报告的任何修正或补充; 负责企业网络安全项目的最多三名合格人员的职位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可以使用为其他目的准备的网络安全审计、评估或测评,只要其符合CCPA条例的所有要求。 消费者主体权利 CCPA条例对消费者选择不出售或共享个人信息的请求作出了变更。企业必须提供两种或以上指定方式,供消费者提交不出售/共享个人信息的请求。企业还必须为消费者提供确认其请求已被处理的途径,例如可在其网站上显示“已同意不出售请求”,或在消费者隐私设置中通过开关或单选按钮显示消费者已选择不出售/共享其个人信息。 CCPA条例还给出了企业如何满足不出售/共享个人信息请求的示例,包括使用程序化广告技术的企业和披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营销公司。 关于替代性选择退出链接,CCPA条例允许企业调整替代退出图标的颜色以确保其醒目。例如,若网页背景与图标颜色相同,企业可反转或更改图标颜色以确保可见。该图标必须紧邻名为“您的隐私选择”或“您的加州隐私选择”的链接。 此外,关于处理限制权,已行使该权利的消费者,如果某项交易、产品或服务需要为额外目的使用或披露其敏感个人信息,企业必须予以告知,并提供指引说明消费者如何就企业为上述额外目的使用或披露敏感个人信息予以同意。 来源:https://www.dataguidance.com/opinion/california-ccpa-regulations-next-steps-businesses
案例:郭某宁诉林某稀及第三人北京伊某文化经纪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一人公司财产混同案件中审计报告的审查与认定(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5-08-2-496-001) 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宁诉称:其系第三人一人公司北京伊某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某文化公司)的股东,并提交了工商档案、工商底档及《验资报告》《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等,证明其个人财产与伊某文化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并已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币种下同)。因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追加郭某宁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2执7955号执案件的被执行人。郭某宁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 撤销(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2.不予追加原告郭某宁为(2022)京0102执7955号执案件的被执行人;3.原告郭某宁无需对第三人伊某文化公司在上述案件中向被告林某稀所负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林某稀辩称:郭某宁提交的相关报告书形成于案件诉讼期间,系单方委托案外人制作,报告形式不符合公司法及会计法相关规定。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均由伊某文化公司单方制作,无负责人签字及财务凭证、股东会议等佐证,对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存疑。从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伊某文化公司2021年、2022年的应付账款均未将其与林某稀合同纠纷生效判决确定的13万元应付款作为债务纳入其中,该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此外,公开途径查询显示,伊某文化公司三笔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均没有纳入到资产负债表中。 法院经审理查明:伊某文化公司是2016年注册成立的一人公司。2022年8月30日,伊某文化公司原股东欧某瑶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郭某宁。 2016年,林某稀与伊某文化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林某稀依照合同约定向伊某文化公司支付13万元。2021年10月29日,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伊某文化公司退还林某稀13万元。后林某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6月,法院执行实施部门以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3年底,林某稀提起执行异议,申请追加郭某宁为被执行人。2024年1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追加郭某宁为(2022)京0102执795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郭某宁对伊某文化公司在上述案件中应向林某稀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某宁不服该执行异议裁定,提起诉讼。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9日作出(2024)京0102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书。宣判后,林某稀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4)京0102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郭某宁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某宁应否对伊某文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18年修正)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为2023年修订的吸收)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此,林某稀以一人公司伊某文化公司与郭某宁财产混同为由申请追加郭某宁为被执行人,郭某宁应当举证证明伊某文化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但是,郭某宁并未举证证明伊某文化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应当对伊某文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而言: 其一,从证据形式看,伊某文化公司的股东郭某宁提交了《年度审计报告书》等证据材料,但2016年至2023年的《年度审计报告书》均不是在当年会计年度内作出,而是在诉讼期间集中形成。实践中,一人公司通常是中小微企业,资本规模、雇工规模与经营规模有限,有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存在年度审计报告不是当年会计年度内作出的客观情况。对于事后作出的审计报告,虽然不能直接否认其效力,但其证明力弱于当年作出的审计报告,故需对审计报告内容进行严格审核。 其二,从证据内容看,郭某宁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未将已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纳入伊某文化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且上述债务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知。从金额上看,上述债务累计达24万元,占伊某文化公司注册资本近二分之一,是应当记载而未记载的事项。故郭某宁提交《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等证据存在重大瑕疵。 其三,从证据质证程序看,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的审计机构未出庭接受询问,且郭某宁不能对林某稀提出的质疑作出合理解释。郭某宁称曾联系过审计机构,审计机构以接受法院询问不属于其业务范畴为由拒绝出庭。但通过相关平台查询发现,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的审计机构处于注销状态。 综上所述,郭某宁虽然提交了《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但该证据均系事后集中作出,且存在应当记载未记载情形;针对债权人提出的质疑,郭某宁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按照举证责任分配,郭某宁现有的举证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对林某稀关于伊某文化公司与郭某宁财产混同、郭某宁依法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一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否存在混同,人民法院应当对股东的举示证据进行实质审查。一方面,应当审查审计报告是否按照规定在每个会计年度作出、审计报告是否完整、是否有注册会计师签字等。另一方面,应当重点审查公司大额科目的解释与说明是否充分披露交易信息、是否与公司财务底稿信息保持一致、是否存在重大遗漏和虚假陈述,以及“其他应收”“其他应付”等可能记载一人公司与股东之间财务往来的财务会计科目。 2.一人公司债权人对股东提交的审计报告提出合理怀疑,比如未将法院判决确定的债务纳入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存在大额科目记录与公司经营状况不符等情况,股东应当作出合理解释,必要时由作出审计报告的会计师出庭接受询问。股东无法对存疑事项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延伸思考 郭某宁诉林某稀一案,聚焦一人公司财产独立性认定这一司法难点,其核心争议点在于股东提交的审计报告能否有效证明公司与个人财产未发生混同。该案二审判决对审计报告的审查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及一人公司治理规范具有典型指导意义。 该案对一人公司治理的警示尤为突出。根据2023年修订的,一人公司股东对财产独立性承担举证责任,这一"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要求股东必须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实践中,部分中小微一人公司存在"重经营、轻财务"倾向,年度审计缺失、资金往来不规范等问题极易引发混同风险。本案明确,事后补制的审计报告证明力较弱,股东需通过规范会计凭证、留存完整交易记录、及时履行年度审计义务等方式,主动构建财产隔离的证据链。 对债权人而言,该案提供了质疑审计报告效力的路径指引:可从报告时效性、内容完整性、审计机构资质及质证程序等维度提出合理怀疑,倒逼股东充分举证。而对司法实践,法院依照的是"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查原则。本案细化了财产混同的认定标准,强调对审计报告的实质性审查,避免形式化证据规避法律责任,为类似案件处理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思路。 本质而言,该案的价值不仅在于个案裁判,更在于推动一人公司平衡效率与合规,通过强化财务规范实现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保障,这也是市场经济主体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法律规定及裁判文书索引: (法释〔2024〕7号)第1条 (2023年修订)第23条、20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施行的、) (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90条 (法释〔2016〕21号,2020年修正)第20条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4)京0102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2024年7月19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4年12月10日)
答疑意见:实践中,一些民营企业内部治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如何保护小股东的知情权以及保护到何种程度,事关民营企业的经营秩序。如果限制过多,有可能对小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则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进而损害民营企业及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在规定前述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亦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东要求查阅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应当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二是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拒绝其查阅请求。 关于小股东的查阅请求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的审查,首先要明确举证责任。根据规定,公司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小股东的查阅请求具有“不正当目的”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小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对“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可以根据的规定进行判断:如果存在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或者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或者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等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申请查阅有不正当目的。 咨询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二庭 王 娟 答疑专家: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袁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