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元:职务侵占罪为何成立?
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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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
IPO临门婚变,往往面临巨大利益之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合合信息以1.4亿元现金补偿前妻换取了股权完整,顺利过会;盛凌电子实控人离婚8年后突遭前妻起诉要求分割股权,历经多轮问询,依靠艰难和解才涉险过关;而致远电子即便在离婚前签下了一致行动协议,仍然受到多轮监管审查,最终黯然撤回IPO申请。 一、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股份分割对公开发行的影响 离婚股份分割最容易触发的监管问题就是控制权的稳定性。根据,发
2026年5月25日,A股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披露实控人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对其女儿陈琛发起的两起诉讼: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一场家族内部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在司法诉讼层面正式打响。父母与女儿之间为什么发生控制权之争呢?我们先来看看拓日新能的前两大股东持股结构: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8.23%(奥欣投
引言 自然人合作投资,部分股东往往由于轻信合作方、不擅经营、缺乏资源等原因,将公司全权交付给个别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管理。而由于其他投资人缺乏对公司财务的关注,个别实际经营管理者会利用此机会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严重的是,部分小股东缺乏风险意识,被实际控制人安排作公司的一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往往在投资无法获利的情况下还面临着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 案例背景 A某经前同事B某介绍
相信股民会更为关注,一旦上市公司收入、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出现错误,一般都会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或《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等类似公告。一说上市公司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很专业的会计知识,晦涩难懂。其实,作为对会计知识钻研不多的我们,只要张开您的慧眼,照样可以拔开迷雾,看得更为清楚。以下通过几个处罚案例,来探寻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背后隐藏的秘密。
答疑意见:实践中,一些民营企业内部治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如何保护小股东的知情权以及保护到何种程度,事关民营企业的经营秩序。如果限制过多,有可能对小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则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进而损害民营企业及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在规定前述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亦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东要求查阅
答疑意见:实践中,一些民营企业内部治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如何保护小股东的知情权以及保护到何种程度,事关民营企业的经营秩序。如果限制过多,有可能对小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则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进而损害民营企业及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在规定前述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亦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东要求查阅
此前, 我们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一)》中梳理了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领域的主要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演变。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二)》一文中总结了网络安全审查和数据出境合规的监管要点。本文将延续这个系列, 围绕境内企业在筹备及推进境外上市过程中, 如何系统性地应对数据合规中的个人信息保护、APP合规要求, 以及如何建立企业完善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内部控制体系等
1、审查合同主体资格: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了解对方单位的公信力、对方属于什么行业以及对应的税率是多少 2、审核商品定价:价款中注明的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 3、审核对方提供的发票类型:专票还是普票,是否具备提供正常发票的义务 4、货款结算方式:收付款条款与货物交付方式是否匹配,付款时间及支付方式是什么 5、交货:货物实物、运输、资金付款、发票等能否做到四流一致 6、防止虚开:货票保持一致,预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房地产与建筑工程领域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Alpha 法律研究所精心整理了这本《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规汇编手册》,为校友们提供一个全面、实用的法规汇编,以支持房地产与建筑工程领域的法律实践。 本文章摘录了《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规汇编手册》下共 12 个专题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完整版《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规汇

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拿钱”行为,定性不同,法律后果可能大相径庭。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业务部部长王永阳律师进行了专业分析。 第一,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区分两罪的核心。 王永阳律师指出,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行为人是公司员工,并且岗位职责本身包含财务管理、资金审批或转账权限,其通过多发工资、虚构支出等方式将单位财物据为己有的,通常构成职务侵占罪。反之,如果行为人并非公司员工,或者虽在公司任职但不具备财务职权,只是利用工作便利接触财物后秘密窃取,则更倾向于盗窃罪。 第二,本案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典型特征。 王永阳律师分析,本案中,陈某作为公司财务经理,掌握公司U盾,具有从公司账户流转资金的权限,其正是利用这一岗位赋予的职务便利,绕过领导签字、自行操作转账,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因此,其行为并非单纯“偷钱”,而是将基于职务所形成的支配地位转化为非法占有,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时隔一年才发现,不影响刑事追诉与追赃。 王永阳律师强调,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法定最高刑更高的,追诉时效相应更长。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本案显然远未超过追诉时效。公司一年后发现,既不影响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也不影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依法裁判,更不意味着被害单位丧失追赃权利。 第四,刑事报案通常是更优的维权路径。 王永阳律师建议,公司在发现类似侵占行为后,应优先考虑刑事报案。一方面,员工行为已涉嫌犯罪,通过刑事程序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刑事程序中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以及判决后的追缴、退赔,往往比单纯民事诉讼更有利于实现追赃挽损。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防范?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也暴露出企业在财务内控上的明显漏洞。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受害企业: 发现异常后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包括银行流水、工资发放记录、审批单据、财务系统操作日志等,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后可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开展追赃工作,同时审视内部审批流程,补齐管理短板。 2.如果你是企业员工: 财务岗位直接接触公司资金,更应严守职业底线。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司资金,即使短期内未被发现,也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一旦案发,不仅面临刑事处罚,违法所得还将被追缴,且并处罚金,个人信用、职业生涯及家庭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3.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 本案再次说明,财务权限过度集中是重大风险源。应建立分级授权审批机制,做到不相容岗位分离;定期开展资产盘点与内部审计,确保账实相符;完善员工入职背景调查和离职审计;同时加强合规培训,把“不能碰的红线”落到日常制度中。 03 写在最后 一桩“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案件,看似荒诞,却直指企业内控的薄弱环节。当一个人既能制单、又能审批、且能转账,制度上的“一个人说了算”就会演变成现实中的“一个人说了算”。法院的判决传递了明确信号:无论侵占手段如何隐蔽、发现时间早晚,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追究。对企业而言,与其在案发后追悔莫及,不如把防线建在流程里、把监督嵌入权限中。 相关法条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贪污罪】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十七条【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七十六条〔职务侵占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IPO临门婚变,往往面临巨大利益之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合合信息以1.4亿元现金补偿前妻换取了股权完整,顺利过会;盛凌电子实控人离婚8年后突遭前妻起诉要求分割股权,历经多轮问询,依靠艰难和解才涉险过关;而致远电子即便在离婚前签下了一致行动协议,仍然受到多轮监管审查,最终黯然撤回IPO申请。 一、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股份分割对公开发行的影响 离婚股份分割最容易触发的监管问题就是控制权的稳定性。根据,发行人应当保持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拟上市公司实控人离婚分割股份,要在符合发行监管要求的框架下合理估值和平稳分割。 如果前配偶未退出持股,应通过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等安排,明确双方在股东大会表决、董事会席位、重大事项决策及股权处置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将前配偶纳入稳定的治理框架: 【一致行动人协议】是指投资者以协议的形式与其他投资者承诺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承诺在公司事项的决议上保持一致行动。通过协议绑定实控人与前配偶在表决权行使、董事提名、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的行动方向,从而保障了公司治理结构稳定,避免因婚姻关系解除导致公司控制权失去稳定性。 【表决权委托】是指股东将其持有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委托他人代为行使。通过将所有权和表决权分离的方式,前配偶可以在股份分割后只保留经济利益,比如分红、转让收益,但不参与公司控制,并将相应表决权委托给实控人行使,以维持原有控制权结构的稳定。 【案例】宏工科技 宏工科技实际控制人罗才华与何进在2019年办理离婚时,为稳定公司控制权,同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一致行动的期限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三十六个月。2022年公司申请公开发行时,如实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这一情况。并在交易所审核问询后,二人向监管层出具了稳定控制权的不可撤销承诺。约定不得向第三方委托表决权、特殊情形下表决权自动归集、上市后36个月股份锁定及减持价格限制等安排,构建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权稳定机制。该安排回应了深交所对实际控制权稳定性的关注,最终,宏工科技于2025年4月顺利登陆创业板。 【案例】皓吉达 皓吉达终止IPO案中,作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原夫妻双方黄国平与黄碧婵于报告期内解除婚姻关系。二人于2021年11月29日签署离婚协议书,但直至2023年3月28日才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深交所关注到,发行人及中介机构未在招股说明书中如实披露该重大变故。由于离婚使原有夫妻关系所蕴含的一致行动基础发生变化,而双方在报告期内长达一年多时间处于缺乏正式一致行动安排的状态,引起了监管部门对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的疑问。最终,皓吉达主动撤回IPO申请。 二、拟上市公司股份价值评估方式 【股份分割依据】 规定,“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分配。” 【价值评估依据】 财政部《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第十六条规定,“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依法选择评估方法。” 中国证券业协会《非上市公司股权估值指引》第四条规定,“非上市公司股权的常用估值技术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规定,“本准则所称资产评估方法,是指评定估算资产价值的途径和手段。资产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 拟上市公司的股份价格不同于已经上市的公司,没有确定的公开市场交易价,但又可能因IPO预期、融资估值、业绩增长及行业前景等因素估值远高于账面净资产。估值的复杂性导致夫妻双方在离婚分割时往往难以就股权价值达成一致。在当事人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时,法院通常会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而评估方式的选定可能导致评估价格天差地别。 1.市场法(Market Approach) 股权估值可通过与同类型、同规模、同行业的公司或最近发生的类似交易来确定价值。市场法较能反映拟上市公司因融资、成长性和上市预期形成的市场价值。适用于已完成外部融资、同行业可比样本较多的拟上市企业。同等条件下,市场法较能客观反映资产真实的公允市场价值。 【案例】一案,因被告不认可法院委托机构的评估方法,导致无法出具专业资产评估报告,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鉴于公司有外部融资,一审法院以市场法估算了股权价值,参考了该公司京东众筹项目中的投资金额、融资比例,并考虑资金众筹中存在的一定风险因素。二审法院肯定了这一观点。 2.收益法(Income Approach) 以历史的财务数据为基础,估算预期盈利并按照一定比例折算后,加上公司的资产,扣除公司的负债,最后获得公司股权估值。收益法强调了公司的价值不仅在于资产,还在于这些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能较好反映企业成长性和无形资产价值。但收益法对未来的预测主观性较强,对于风险因素不能完全考虑。同等条件下,相较于成本法,收益法对公司股权价值估值可能偏高。 【案例】一案中,被告坚持主张以成本法估算股权价值,最终在关联交易中以451万元转让股权。而法院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认定股权价值约为2500万元,两者相差2000余万元。法院认为以成本法认定股权价格有失公平,最终采信收益法的股权评估价值。 3.成本法/资产基础法(Cost Approach) 通常是以最新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计算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从而确定股权价值。该方法资料来源相对明确,可核验性较强,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对“有形资产”相对客观,但难以充分反映无形资产、技术团队、客户资源和上市预期等因素对公司价值的贡献。同等条件下,相较于收益法、市场法,成本法对公司股权价值估值可能偏低。 【案例】一案中,罗某1婚前持有利致公司股权。离婚时,双方就婚前股权的婚后增值部分如何分割产生争议。法院最终以成本法认定股权价值,依据为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即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IPO进程中,实际控制人的婚姻状况是监管机构的关注事项,分家析产影响上市进程,建议尽可能协商股份价值及分割方式,避免激烈对抗陷入双输局面。如果实难达成一致,代理律师需要尽可能争取到对己方有利的评估方式。另外,建议在拟上市架构中引入细致全面的协议安排或信托持股,明确公司控制权归属,将上市后实控人婚变对公司影响降至最低。
2026年5月25日,A股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披露实控人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对其女儿陈琛发起的两起诉讼: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一场家族内部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在司法诉讼层面正式打响。父母与女儿之间为什么发生控制权之争呢?我们先来看看拓日新能的前两大股东持股结构: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8.23%(奥欣投资:女儿陈琛持股53.6%,父母陈五奎、李粉莉各持23.2%); 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东方和鑫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13%(东方和鑫:儿子陈嘉豪持股51%,母亲李粉莉持股39%,父亲陈五奎持股10%)。 由此,女儿陈琛通过奥欣投资掌握上市公司28.23%的表决权,父母与儿子通过东方和鑫9.13%及陈五奎个人持股1.92%,合计约11.05%的表决权,这种持股情况导致女儿有控制公司的股权基础。 争议背景: 1、女儿陈琛在多项议案中与家族成员意见相悖 2026年4月29日,在拓日新能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女儿陈琛与陈五奎、李粉莉、陈嘉豪等人在多项议案中意见相悖,多次投出反对票与弃权票,各方分歧暴露。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2、儿子陈嘉豪控制的股东东方和鑫(第二大股东)提出罢免女儿陈琛董事 2026年5月22日,公司第二大股东东方和鑫(儿子持股51%)向拓日新能提交临时提案,提议将《关于解任陈琛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补选龚艳平女士为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认为陈琛在参与董事会相关讨论时,表现出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重要方面的了解不足,难以独立、客观、专业地发表意见并作出审慎决策,影响了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和效率。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3、女儿陈琛控股的奥欣投资(第一大股东)提议罢免母亲及弟弟董事 2026年5月23日,陈琛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奥欣投资执行董事的身份,提交临时提案,提议公司董事会将《关于解任陈嘉豪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解任李粉莉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以二人涉及大额关联交易、履职存在问题为由阐述理由。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后,认为上述两项临时提案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予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会审议事项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4、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就股权问题起诉女儿陈琛 (2026)粤 0311 民初 3235 号: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对陈琛女士就登记在陈琛女士名下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股权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登记在陈琛女士名下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股权归属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所有,判令陈琛女士协助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2026)粤 0311 民初 4932 号:陈五奎先生和李粉莉女士作为原告,以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被告,陈琛女士为第三人,就该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陈琛女士作出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控制权之争: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市公司控制权判断重点在于持股比例、表决权、对董事提名和任命、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表决等方面。而法律上控制权的取得可以通过增持股份、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常集中于抢占董事会席位。本案中一家四口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9.28%股权,共同为实际控制人,而内部争议时,实际控制人瓦解。出现了互相罢免董事的场面,罢免陈琛的议案还需由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才可成立。 董事会席位仅为控制权的外在表现,表决权归属才是控制权的核心。陈琛通过奥欣投资支配拓日新能28.23%表决权,已经逼近于中认定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30%表决权。大多数情况下,足以单方影响股东会普通决议及董事会人事安排。 即使陈五奎、李粉莉夫妻此次成功通过股东会罢免陈琛董事职务,只要陈琛仍合法持有奥欣投资股权、享有对应上市公司表决权。如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在搭建股权结构时没有其他稳定控制权措施,如一致行动协议、创始人否决权、特别表决权等,女儿陈琛对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影响力就不会消失,家族治理对立与博弈仍将持续。 股东资格之诉: 陈五奎、李粉莉夫妻转向推翻女儿底层股权权属的司法路径,诉请判令登记在陈琛名下的奥欣投资(拓日新能第一大股东)53.6%股权归属陈五奎、李粉莉所有,判令陈琛协助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通过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试图从根源实现对拓日新能控制权。 1、股东之间资格确认常见事由 陈五奎、李粉莉夫妻以何理由要求确认股权权属尚未公开,但可以确认属于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权属纠纷。这类纠纷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代持关系中隐名股东要求显名、受让人已经受让股权、冒名登记等。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可能以代持主张权利。此类纠纷中,法院注重审查是否存在代持协议及代持协议履行状况,在存在书面代持协议情形下,结合出资及其他股东知情(如隐名股东非公司登记股东),隐名股东主张一般可获得法院支持。如不存在书面的代持协议,则需综合考虑出资来源、隐名股东是否行使股东权利、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获得分红等情况综合判断。 【根据承诺书和出资状况确认代持关系】(2023)最高法民申288号 法院认为:虽未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但存在承诺书,代持人未支付股权对价,认定万某与应某之间存在80%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综合确认股权实际权利人】 法院认为:在缺乏书面代持协议下,从《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担任法定代表人)、出资来源(实际股东支付公司日常开支)、经营管理层面(实际股东担任董事长),综合认定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仅有汇款凭证无法证明代持关系】(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法院认为: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并未说明汇款用途,也未能提交具有委托他人认购公司股份内容的其他证据。未提交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提交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股权代持关系的成立及股东资格的确认,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举证责任由主张代持事实的一方承担。完整有效的代持证据体系,应当包含书面代持合意协议、真实出资支付凭证、股权收益归属记录、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表决权利、日常治理决策留痕等全套证据材料。如果本案父母一方不能提交完整证明,基于亲属关系即使女儿没有实际出资,很可能被认定为赠与关系。 2、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的披露问题 如果本案法院认定代持关系,拓日新能可能存在违规披露问题。根据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属于信息披露范畴,负有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其中就包含如实披露股权结构、持股主体、实际控制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股权代持、隐名持股等重大事项。 2026年5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对智度股份(000676)、国光电器(002045)出具警示函。两家上市公司的共同间接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正投资有限公司内部存在股权代持——股东赵立仁与陆宏达签署代持协议,两家上市公司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未真实、准确、完整披露最终控制层面的股权结构。广东证监局认定,上述行为违反了的相关规定。 对家族企业而言,完善、规范、前置的股权与治理制度,是基业长青的制度基础,可以通过“合伙人制度、双层股权结构”确认执行事务合伙人、规范董事会控制权安排(如董事提名权、特别表决权)、设立公司章程中的保护性条款(如创始人否决权、股权转让限制)、完善契约化安排(如投票权委托、一致行动协议)等方式保护实控人的控制权。依托有效家族议事规则合理且稳定的利益分配等软性机制化解潜在分歧。唯有将法律制度的硬性约束与家族治理的软性机制相结合,才能从根源上规避家族内斗、守住公司控制权与经营稳定性。
引言 自然人合作投资,部分股东往往由于轻信合作方、不擅经营、缺乏资源等原因,将公司全权交付给个别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管理。而由于其他投资人缺乏对公司财务的关注,个别实际经营管理者会利用此机会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严重的是,部分小股东缺乏风险意识,被实际控制人安排作公司的一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往往在投资无法获利的情况下还面临着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 案例背景 A某经前同事B某介绍,共同与B某、C某投资并设立了公司开展观赏性水产零售业务经营。协商设立公司过程中,B某主张持有公司50%以上比例的股权,B某、C某的股权均由A某代持,但三方最终未签署任何股权合作协议,相关聊天记录也未能明确最终比例。A某经B某指示设立了D公司,应B某要求,A某被登记为公司一人股东。公司设立后,B某一直以个人支付宝、微信账户收取公司零售收益,经三方多次沟通,最终指定C某通过注册“收钱吧”平台账户并绑定C某个人银行账户管理公司收入,金额8万多元。其后,B某多次通过采购的名义欺骗C某将公司经营收入50万元转账至B某个人账户,相应钱款除用于公司经营采购外,还大量用于B某个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售卖观赏性水产的采购及其个人租房支出。公司设立1年后,因B某的职务侵占行为导致公司经营逐渐无法继续,在此期间A某并未参与具体管理,直至两名公司外部人员接连起诉要求公司退还合作款、投资款,A某应诉后才得知B某一直以公司名义对外招揽合作方并收取合作款、投资款近40万元,相关款项实际却并未进入公司。这两起案件因B某持有公司公章,且一直代表公司处理经营管理事务,法院判决B某构成表见代理,由公司向原告退还款项。因公司未留存任何收益,A某作为工商登记的一人股东,被追加为案件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 提出的问题 1、A某应当如何救济权利 2、如何坐实B某的股东身份及实际控制人身份 3、股东的工资支付主张如何抗辩 4、股权代持的风险 5、自然人小成本投资如何规避风险 一、A某的权利救济 本案中,由于对外公示A某为公司一人股东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注册资本并未实缴,公司有债务无法清偿时,债权人依法在强制执行节点申请了追加A某为被执行人并对A某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依据工商登记情况,代持关系并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A某只能在清偿完毕公司全部债务后,根据的规定向其他股东追偿。 对于A某来说,更大的风险是三名股东之间并未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及代持协议,B某与近10名合作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并收取了合作款近40万元,除已起诉宣判的两个案件外,另有多名合作方准备直接向公司及A某追偿款项。A某可能面临独自一人承担公司全部债务的风险。 律师向A某作出分析,一方面,A某需要向B某追回其侵占公司的财产以偿还公司对外债务;另一方面,债权人方也缺乏有效证据证明C某、B某系公司股东,A某需要通过法律途径确定其他股东身份,以分担风险与偿债责任。 1、案由的选择 本案中,B某存在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A某曾采取了以B某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报案的救济措施,但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且涉及经济纠纷未予以受理。对此,公司采取民事救济措施可选取的案由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当得利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根据和[2]的规定,律师向当事人提出,由公司担任原告,主张B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B某向公司返还相应款项。一方面,可以借此通过庭审中当事人自认的方式确定其他股东的股东身份,通过庭审笔录固定证据,未来向公司其他债权人披露;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B某追偿款项,避免增加诉讼成本,同时在取得判决后,可依据判决结果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B某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3] 2、诉讼请求及请求权基础 股东依法对公司享有股东权利,但同时也负有信义义务,其中包含勤勉义务(或称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以及善意义务。忠实义务,即要求股东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时除了考虑自己利益之外,还必须考虑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不得使自己的利益与之发生冲突,以符合行为公正的要求。股东忠实义务禁止其夺取公司机会、进行不正当的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财产、恶意转让控制权、内幕交易、欺诈行为等。[4]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指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本案中,B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实际经营管理者,利用自身职务便利,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财产,已严重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依法有权起诉B某要求其返还侵占公司的财产,并有权要求B某赔偿占用资金相应的利息损失以全面弥补公司因资金被占用或遭受损失期间所产生的额外经济成本。 相关法律规定包括、、、、。 3、管辖 关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管辖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部分法院认为此类案件系属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应当适用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部分法院认为案件实质是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侵权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管辖规则。 对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辖终391号民事裁定书中的观点更为合理。最高法认为:依照,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已被明文列入其中第八部分之二十一“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第二百五十六项案由,不在该规定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之列。因此,有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地域管辖,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规定。及亦未明文排除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适用,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5] 4、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当事人主体资格 (1)原告的确定 本案中,该公司设立后并无成熟的组织架构,实际经营管理均由B某负责,A某作为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在公司被诉后及时从B某处取回了公司公章,在B某作为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利益时,A某作为公司的一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决定向B某提起诉讼。 实践中,可能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非一人公司的股东无法要求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其自身提起诉讼的情形。此时,股东可以通过书面请求监事会或不设监事会公司的监事起诉,如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拒绝履职的,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需注意的是,只有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监事会、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有权在其拒绝后有权为公司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根据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必须经过前置程序。规定:“一般情况下,股东没有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但是,该项前置程序针对的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情况,即在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之时,存在公司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如果查明的相关事实表明,根本不存在该种可能性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因此,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应注意履行前置程序,或提供证明公司有关机关不存在提起诉讼可能性的证据。 (2)被告的确定 本案中,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仅A某一人,且A某、B某、C某之间并未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为确定B某是案件适格被告,我们帮助当事人梳理证据,在三人就公司经营沟通的微信群中发现B某曾在群中就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陈述,并多次在群中表示自己是公司的大股东的相应记录。最终,本案以此为证据并佐以B某负责公司经营、采购、销售、人事管理的相关材料,证明了B某系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本案适格被告。 5、举证责任的分配 (1)原告负有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行为的举证责任 损害公司利益案件中,被告的过错行为主要有挪用、侵占公司资产、利用不当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益、篡夺公司商业机会、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违法分配利润、抽逃出资、违反勤勉忠实义务不当增加公司负债等。本案中,被告B某主要涉及挪用、侵占公司资产,公司需举证证明B某利用职务便利和对公司的控制能力,实施了侵占、挪用公司资产的行为。具体如下: 1)B某为实施侵占行为,在公司设立之初即使用个人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作为收款码收取公司经营各摊位的销售收入,B某一直未提供具体明细及支出凭证。期间,经A某多次向B某要求,最终取得其个人微信、支付宝收款期间的流水凭证,相关收入共计8万多元。 2)了解到公司涉诉情况后,C某主动配合向收款账户平台申请了“收钱吧”中的营收数据,并提供了B某微信申请报销、支出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凭证。B某在诉前就所有支出均未能向公司及其他股东提供任何凭证及合同,相关款项共计50万元。 3)A某在公司被诉后,前往B某租赁用于个人短视频平台经营的房屋处收回公司公章,并取得了其余10名外部投资者与B某代表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投资协议,相关款项均未进入公司账户,共计40万多元。 4)另外,根据案外人告知,A某发现B某擅自售卖公司采购的大量耗材,B某虽已注销二手买卖平台账户,但A某及时对其账户进行了截图,为查明B某在二手买卖平台售卖公司资产的收益,律师联系该平台根据要求向人民法院提交了调查令申请书,拟持调查令查询B某交易数据。由于法院未予准许,公司最终提交了责令提交证据申请,法院依法责令B某提供其相关交易数据,B某仅提供小额交易3笔,无法确定其他项目收入。 (2)原告负有证明被告过错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相应受损范围及过错行为与受损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前期,因B某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作协议、投资协议导致公司涉诉,相关民事判决书及合作协议均证明公司对外负债,且公司名义签约款项40万元未收入公司账户,B某的侵占行为导致公司无资产向案外人清偿债务。A某已举证证明公司对公账户从未有款项进账,且第三人C某提供的向B某转账凭证统计金额已覆盖公司全部收入,公司已无任何资产留存。整体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B某的过错行为造成了公司利益受损。 (3)被告收入的归入权 需注意的是,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禁止行为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即公司有权对上述收入行使归入权。本案中,经B某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其私自使用公司财产购买水产后自营销售,公司有权据此对相关收入行使归入权。本案中,因相关证据资料由B某掌握,其持续否认并拒绝提交更多证据,法院最终未能支持公司的归入请求。 二、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明 明确,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实际控制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判断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核心是确定该主体是否对公司享有控制权,即是否能够支配公司行为。控制权主要体现在控制公司的财产、对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的控制(即对公司重大经营事项作出决定的影响)、对人事任免权的控制。 对此,需证明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形式的安排能够支配公司。直接形式上如实际控制人与登记股东签署了代持协议、签署过公司发起设立协议、向公司转让过股权投资款。间接形式上如:(1)一是通过投资关系控制,实际控制人通过投资目标公司的母公司、通过多层股权结构、控股股东或关联方投资等实现对该公司的支配。(2)二是通过协议控制目标公司,例如签订对赌协议、代持协议、一致行动人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等后入驻目标公司进行控制。(3)三是通过其他安排支配公司行为,如通过关键资源控制,一般是通过控制公司核心技术、主要客户资源或关键管理人员(如董事、高管任免权)施加决定性影响。(4)通过亲属、关联企业或非股权合作方式实现实际控制的也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构成实际控制。另外,认定实际控制人需证明其对公司的控制具有持续性,短暂干预或偶然行为不构成实际控制,需通过财务流水、协议约定或长期经营管理行为综合判断。 具体在本案中: (1)我们通过收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公司的设立系A某受B某指示; (2)微信聊天记录显示B某一直负责公司的经营规划、商务洽谈,另案判决书也证明B某控制公司公章对外对外签署多份合同,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 (3)公司运营中期,B某负责招聘劳务人员并向聘请的员工支付劳务费,主要负责公司的人事管理; (4)B某通过个人收款在前期持有公司全部经营收入,公司财务在后期虽然由C某负责管理,但由于B某与C某关系密切,C某基本按照B某的安排进行资金转款操作,因此公司的财产基本上被B某间接控制。 (5)B某不仅多次在微信群中自认为公司大股东,而且也当庭自认主要负责公司的经营、采购、销售、财务管理、人事等众多工作。 综上,相关证据已足以证明B某作为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从整体上对公司进行全方位控制和管理。 三、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明 庭审中,B某为降低应当退还公司的金额,在诉讼中提出抗辩公司应当向其支付5000元/月的工资,应当抵冲相应款项。为此,我们作出如下抗辩: 1、公司股东并非公司员工,而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案中,B某作为公司股东为获得自身利益,在公司从事日常事务管理工作,从表面上看,其从事的工作内容与公司的普通劳动者具有相似性,但其与普通劳动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相互关系角度看,B某作为公司的股东,尤其是同时具备实际控制人身份的,其行为实际系作为公司的所有者行使管理者的权利,属于普通劳动者的管理者、相对人,而非劳动者;从获取报酬角度看,B某作为公司股东获取的报酬应为股权分红,当根据公司经营收益状况而定,属于投资收益,这与普通劳动者付出劳动获得工资报酬的对价性不同。 2、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股东,B某与公司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 首先,本案中公司从未与B某签订过劳动合同,B某并未与公司之间建立书面的劳动关系。其次,B某与公司之间也从未形成事实劳动关系:(1)公司从未向B某支付过工资、缴纳过社保;(2)B某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本案中B某并未受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未接受公司的管理,实际上B某才是管理整个公司,对公司实施经营、管理、财务、人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控制,B某有公司劳务人员劳务费的核发权及日常经营管理权,对外能代表公司从事业务经营、投资合作磋商,其与公司并不存在经济上的从属性。(3)B某与公司之间未约定过工资标准,其在诉讼前也从未向公司主张过劳动报酬。 一审、二审法院均据此认定B某与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存在身份上的从属性和依附关系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未支持B某的抗辩。 四、股权代持、一人公司代持风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修正)》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修正)》第二十八条及参照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审查是否成立股权代持关系的,要求显名方应当证明:(1)存在成立生效的代持协议;(2)无代持协议的,需证明存在代持合意:(3)实际出资人是否实际出资;(4)实际出资人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5)他人知悉股权代持事宜的证据;(6)以及是否存在合理的代持原因。 可见,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股权代持的证明责任要求较高。本案中,虽未签署股权代持协议,但A某较为幸运的是留存了相应微信聊天记录,B某、C某也当庭自认了代持的事实。因此,在公司被执行案件中,债权人也可通过追加被执行人的相关程序向B某、C某追偿,一定程度降低了A某的偿债责任。当然,对于三人清偿责任的分担则又是另一个难题,在此不再赘述。 实践中,很多为一人公司进行股权代持的当事人因为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未能留存关键证据,面临的相关法律风险将会更高。A某幸运的另一点是,法院最终确定B某应当退还公司的金额覆盖了公司的负债金额,B某也及时予以了清偿。如若B某无法清偿的,根据新明确规定的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即使A某在执行阶段提出异议主张并非单一股东,同时还为B某、C某代持股权的,根据公司内外纠纷区分原则,该抗辩并不能对抗公司债权人,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A某可能仍需要对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法律建议 根据对上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的梳理及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的解析可以看出,自然人小成本投资合作中,最大的风险并非商业亏损,而是因信任、懒惰或信息不对称而丧失对资金和公司的控制。据此,向各位小成本投资人提出投资合作风险防范建议如下: 1、投资前:书面协议是底线,代持应尽量避免 无论合作方关系是否密切密切,合伙、代持、设立公司前必须签署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各方的股权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各方权利义务(尤其是经营管理权、财务监督权);利润分配、亏损承担、退出机制。 代持对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均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尤其是一人公司代持。若确需代持,必须签订书面《股权代持协议》,并留存出资凭证、股东实际行使权利的证据(如参与分红、表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且应尽量让其他股东书面知晓代持事实。 2、投资中:财务共管,印章共管,全程留痕 公司收入必须进入对公账户,严禁任何股东以个人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收取公司经营收入。财务支出建议实行双人审批或共管,其中大额支出(如超过一定金额)需至少两名股东共同确认,请款文件应当严格要求提供采购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另外,还可以考虑在股东协议中明确约定公司应定期(如每月)向全体股东提供银行流水、收支明细。投资人应当注意定期要求查阅公司财务报表、银行流水、纳税申报记录,发现异常(如收入长期不进对公账户、大额资金转给股东个人)应立即书面提出异议并保留证据。 最后,公司印章、证照是极为重要的文件,建议由非执行股东保管或共管,做到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等不由单一实际控制人独自保管,同时对公司公章用印流程予以监管。 注释 [1]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规定。” [3] (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法〔2025〕226号)、(法〔2025〕227号),对作第三次修正,在第三级案由“307.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项下:删去“(1)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2)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4] 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243-244页 [5] (2017)最高法民辖终391号
相信股民会更为关注,一旦上市公司收入、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出现错误,一般都会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或《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等类似公告。一说上市公司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很专业的会计知识,晦涩难懂。其实,作为对会计知识钻研不多的我们,只要张开您的慧眼,照样可以拔开迷雾,看得更为清楚。以下通过几个处罚案例,来探寻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背后隐藏的秘密。 一、涉及会计差错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罚案例 二、从处罚案例汇总会计处理相关结论 从上述处罚案例处罚事由、当事人申辩意见和监管部门意见出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要符合一惯性原则,比如涉案索赔款的处理与其他类似索赔款的处理要一致。 2、工程项目发生设计变更时候,财务人员要及时掌握变更情况,及时对工程量入账核算。 3、产品质量索赔纠纷增多时,应及时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会计估计及会计处理。 4、对成本估计要有充分的依据,要充分利用既有信息,高估或低估成本都是违反会计准则的。 5、需及时根据法院判决对以前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进行调整。 6、需按照企业已有的政策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不得随意变更。 7、公司董事会作出的会计估计变更政策不能适用于之前已产生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8、对存货可变现净值选取的可比售价应合理。 9、要正确辨析业务性质,不得错误以总额法取代净额法。 三、什么是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八条规定:"企业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行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应当真实,可靠。 会计估计变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一条规定:"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一)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二)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九章第四节指出:"企业应当严格区分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对于前期根据当时信息,假设等作了合假设等需要对前期估计金额作出变更的,应计变更按照更处理。不应作为前期差错更正处理。"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答解答》(2010年第1期,总第4期)规定:"尽管会计估计所涉及的交易和事项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但如果上市公司在进行会计估计时,已经充分考虑和合理利用了当时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一般不存在会计估计差错。例如,由于上市公司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 由上所述,会计差错变更和会计变更变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计处理事项,公司不能滥用会计估计,导致后续以会计差错承担相应责任。在有的时候,企业是正当的会计估计变更,不是会计差错。在笔者办理的一起案件中,从案件实际情况看,认定为合理的会计估计更妥,将其认定为会计差错有违企业会计准则,有违三公原则。 四、合规提示 1、会计估计应用不当,就变成会计差错了,就有可能要被处罚。 2、要利用最可靠的信息,有了信息不能置之不理。 3、估计要有合理依据,比如2022年是这样估计的,但2023年你用了其他依据进行估计,这样就不合理。 4、有的会计处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行业人士,这方面应有更高的风险意识,不要有侥幸心理。
答疑意见:实践中,一些民营企业内部治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如何保护小股东的知情权以及保护到何种程度,事关民营企业的经营秩序。如果限制过多,有可能对小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则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进而损害民营企业及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在规定前述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亦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东要求查阅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应当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二是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拒绝其查阅请求。 关于小股东的查阅请求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的审查,首先要明确举证责任。根据规定,公司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小股东的查阅请求具有“不正当目的”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小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对“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可以根据的规定进行判断:如果存在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或者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或者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等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申请查阅有不正当目的。 咨询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二庭 王 娟 答疑专家: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袁胜强
答疑意见:实践中,一些民营企业内部治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如何保护小股东的知情权以及保护到何种程度,事关民营企业的经营秩序。如果限制过多,有可能对小股东的知情权、表决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则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进而损害民营企业及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在规定前述股东知情权的同时,亦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东要求查阅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应当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二是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拒绝其查阅请求。 关于小股东的查阅请求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的审查,首先要明确举证责任。根据规定,公司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小股东的查阅请求具有“不正当目的”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小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对“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可以根据的规定进行判断:如果存在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或者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或者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等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申请查阅有不正当目的。 咨询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二庭 王 娟 答疑专家: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袁胜强
此前, 我们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一)》中梳理了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领域的主要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演变。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二)》一文中总结了网络安全审查和数据出境合规的监管要点。本文将延续这个系列, 围绕境内企业在筹备及推进境外上市过程中, 如何系统性地应对数据合规中的个人信息保护、APP合规要求, 以及如何建立企业完善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内部控制体系等问题展开探讨, 力求为相关企业提供一份清晰、实用的行动指南。 一、个人信息保护合规要点 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性, 无疑是企业境外上市审核流程中, 境内外监管机构共同关注的焦点。监管部门会仔细检视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政策及具体实践, 判断其是否全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下是企业在此方面需重点履行的几项核心义务: (一) 单独同意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在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向第三方提供、公开个人信息或将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等特定场景下, 企业必须获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单独同意”的核心法律内涵在于强调用户同意的“具体”与“特定”。这意味着, 企业不能再依赖冗长隐私政策中的一揽子授权来模糊处理, 而是必须针对每一项需要“单独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设计清晰、独立的交互界面(例如, 专门的弹窗或非默认勾选框)。同时, 需辅以简明扼要、无歧义的说明, 让用户充分了解其同意的具体内容、潜在后果以及拒绝的权利与途径, 确保用户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 主动、明确地对特定事项进行授权。 (二) “最小必要”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 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简而言之, 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 目的必须明确、合理, 且范围严格限定在实现该目的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内, 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收集。 具体操作上, 企业需要针对其产品或服务的核心功能, 逐项审慎评估个人信息收集的必要性。对此, 可参考等指引性文件, 这些文件为不同类型APP的基本功能及其对应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提供了参照。例如, 即时通信类APP的核心功能是“提供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网络即时通信服务”, 其必要个人信息仅包括注册用户的手机号和账号信息(含联系人列表)。在产品设计和功能开发阶段, 企业必须将“最小必要”原则作为前置合规审查的关键环节, 否则将面临监管处罚风险。 (三) 第三方数据交互 商业活动中, 企业与第三方的数据交互(如委托处理、对外提供、转让等)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严格的合规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 企业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 双方应明确约定处理目的、期限、方式、信息种类、保护措施及各自的权利义务, 并对受托方的处理活动进行监督。若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 企业则需向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具体信息(名称/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种类), 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实践中, 未能准确区分“委托处理”与“对外提供”, 是企业常见的违法雷区。例如, 若企业将用户数据提供给第三方后, 接收方对数据拥有独立控制权或使用目的, 这通常构成“对外提供”。此时, 企业必须就此行为获取用户的明确单独同意, 仅仅在隐私政策中概括提及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 (四)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下称“儿童”)的个人信息, 设定了更为严格的特殊保护标准。 企业必须制定专门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详细说明收集、使用、存储、共享、转让、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期限以及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在处理任何儿童个人信息前, 企业必须依法获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明确同意。 (五) 合规审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定期合规审计义务。根据, 处理千万级别以上用户个人信息的企业需每两年进行一次审计, 其他类型企业亦需定期开展; 而则要求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每年进行审计。 合规审计旨在全面、客观地评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的合规性与有效性, 及时发现并修正潜在法律风险。这不仅是履行法定义务, 更是企业在境外上市过程中向境内数据监管机关、境内外证券监管部门证明其持续履行个人信息数据保护责任的关键一环。 二、APP合规 APP作为企业与用户互动的主要窗口, 往往是监管执法的重点关注对象, 也是对于依赖APP开展日常经营的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时证券监管部门的关注重点。 (一) APP备案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等相关规定, 自2023年9月起, 在中国境内通过应用商店分发、小程序、快应用等任何形式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APP, 其运营者都必须依法履行备案手续。未按要求备案的APP, 将面临网络接入受限、应用商店下架等法律后果, 严重影响其服务的持续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从事新闻信息、网络出版、网络文化(如游戏、直播、音乐)、网络音视频、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特定服务的APP, 在进行备案前, 必须首先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等。 (二) APP场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精细化要求 APP是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最为集中的场景, 因而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执法的重点监控区。针对APP个人信息收集中常见的强制索取权限、超范围收集、默认勾选、诱导提供非必要信息及未成年人保护不足等问题, 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已联合或单独出台系列规范, 如和, 对APP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企业需逐条对照, 确保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规定。 三、数据治理内控体系建设 构建一套设计科学、执行严格且持续优化的数据治理内控体系, 是企业全面履行、《数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保障; 境内外证券监管部门也会在企业申请境外上市过程中, 重点审查企业是否建立完善的数据合规相关内控制度。这些内控体系建设通常需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完善组织架构与制度建设 1. 组织架构层面 数据治理的法律责任最终需落实到具体组织和人员。企业应建立由高管层直接领导的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决策监督机构(如数据合规委员会), 负责制定并批准企业整体数据合规战略和重大政策, 确保资源投入与组织保障, 并对整体合规状况负最终领导责任。 在此之下, 要明确界定法务、合规、IT、业务、内审、人力资源等各部门在数据治理中的具体职责和协作流程。例如, 法务合规部负责法规解读、政策制定与更新、主导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IT部门负责技术防护与安全监控; 业务部门则需在具体业务场景中严格执行合规政策。 对于数据处理规模庞大、业务风险较高的企业, 可考虑设立数据保护官(DPO)或组建独立的数据合规团队, 专职负责日常合规监督、政策落地、内部培训、用户请求响应、影响评估组织及监管沟通。 2. 制度建设层面 完备的内部制度是确保数据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企业需要依据、《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配套的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如GB/T 35273《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 并结合自身业务活动和数据处理的实际情况, 建立、实施一套全面、系统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标准操作程序。同时, 通过培训、考核等方式, 确保全体相关员工知晓、理解并严格执行这些制度, 将抽象的法律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日常工作指引, 并辅以监督和问责机制。 相关制度至少应包括但不限于: (1)《数据安全管理总章程/政策》: 纲领性文件, 明确合规承诺、目标、原则与核心要求。 (2)《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规范与实施细则》: 明确数据分类(如个人信息、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与分级(如敏感、秘密级)标准、流程, 并据此实施差异化保护。 (3)《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A)管理办法与操作流程》: 规范PIA的触发条件、评估内容、方法、风险判定、处置措施及报告要求。 (4)《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响应预案与演练制度》: 明确事件定义、分级、报告流程、应急处置、调查问责及事后改进, 并定期演练。 (5)《第三方(供应商、合作伙伴)数据安全管理规定》: 规范对第三方的尽职调查、合同约定(含数据保护责任、保密、审计、违约责任)及持续监督评估。 (二) 实施全流程技术防护措施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明确要求数据处理者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保障所处理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安全。企业应在数据获取、内部流转、对外传输、存储、使用、加工直至销毁的各个环节, 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部署与数据规模、敏感度及风险等级相匹配的技术保障措施, 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纵深防御体系。 (三) 通过评估与审计实现动态合规 数据合规并非一劳永逸, 而是需根据法律法规变化和业务发展, 进行持续监控、评估与动态改进的长期过程。企业必须建立常态化的内外部评估与审计机制, 确保数据治理体系能持续有效履行法定义务, 并及时适应新的合规挑战。 四、寻求监管与第三方“背书” 境外上市过程中, 企业在构建内部数据合规体系、努力满足法律要求的基础上, 若能进一步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获取指导, 并借助权威第三方机构的评估认证来客观展现合规水平, 将极大增强其在境外上市时向交易所和证券监管机构证明自身数据处理活动合法合规的说服力。 (一) 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 以获取对其合规理解的确认和指导 企业应根据自身业务性质、数据处理特点(如是否涉及大量敏感信息、跨境传输、特定行业等)及行业特殊监管要求, 主动识别并与具有管辖权或重大影响力的各级监管部门进行必要沟通。这些部门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国家和地方网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特别是网络安全保卫部门)、相关行业的特定监管机构(例如人民银行、卫健委、测绘局等)。 与监管部门建立并维持专业的沟通, 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把握法律底线, 降低因对法律理解偏差而导致的合规风险。对于某些原则性规定或存在解释空间的关键合规事项, 可在审慎评估后, 尝试通过正式咨询、会谈纪要等方式, 就具体法律要求的满足情况(如某项数据出境活动的合法性)请求指导意见或确认(尽管监管机构对出具普适性“合规证明”通常持谨慎态度)。 (二) 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与认证, 提供中立客观的合规佐证 聘请在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享有良好声誉的第三方机构(如国家认可的信息安全测评机构), 对企业数据安全管理体系、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的合法性与执行有效性、APP隐私合规等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检测或审计, 是向境外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证明企业自身数据合规的有效途径。 此外, 如果企业能够积极获取并维持一些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数据保护相关认证(如ISO/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701隐私信息管理体系、DSMM等),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在数据保护管理上的成熟度和持续投入。其他如针对云服务商的SOC 2审计报告(尤其关注安全、保密和隐私目标的Type II报告)、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PCI DSS)认证(若涉及处理支付卡信息)等, 可根据业务适用性和拟上市地监管需要酌情申请认证取得。 结语 对计划申请境外上市的境内企业而言, 数据合规已非可有可无的选项, 而是贯穿上市申请、审核、发行及上市后持续信披与运营全过程的硬性法律要求。因此, 企业应将数据合规深度融入公司治理与日常运营, 通过持续强化内控与必要的外部验证, 全面履行各项法定数据保护义务, 为境外上市及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石。
1、审查合同主体资格: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了解对方单位的公信力、对方属于什么行业以及对应的税率是多少 2、审核商品定价:价款中注明的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 3、审核对方提供的发票类型:专票还是普票,是否具备提供正常发票的义务 4、货款结算方式:收付款条款与货物交付方式是否匹配,付款时间及支付方式是什么 5、交货:货物实物、运输、资金付款、发票等能否做到四流一致 6、防止虚开:货票保持一致,预防利用先开票后付款产生货票不一的风险 7、合同附件清单:结合实物的交付,严格按照税务要求开具附件清单 8、合同条款里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的认定,包括货物与付款的违约;违约后违约金的计算 9、合同条款是否存在定金或订金的支付,以及违约后的补偿计算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房地产与建筑工程领域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Alpha 法律研究所精心整理了这本《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规汇编手册》,为校友们提供一个全面、实用的法规汇编,以支持房地产与建筑工程领域的法律实践。 本文章摘录了《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规汇编手册》下共 12 个专题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完整版《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法规汇编手册》您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领取。 1、房地产开发 【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 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019 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9 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2018 修正) 【行政法规】 1.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2020 第二次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2020 修订) 【部门规章】 1.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22 修正)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的决定 3. 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 2021 ) 4. 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使用管理办法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0 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6. 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办法 7. 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 8. 国土资源部关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及资金管理工作廉政建设规定 2、房地产交易 【行政法规】 1.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2024 修订) 【司法解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部门规章】 1.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2019 修正) 2.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 2019 修正) 3.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4.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2004 修正) 5. 中央在北京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 6. 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 2001 修正) 7.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8.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 9.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 10. 中国工商银行商品房开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11. 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 3、物业管理 【行政法规】 1. 物业管理条例( 2018 修正) 【司法解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部门规章】 物业管理师制度暂行规定 4、房地产税收 【行政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2011 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2019 修正) 【部门规章】 1.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集体企业缴纳房产税、车船使用税有关财务处理的规定 3. 财政部关于 1986 年国营企业缴纳房产税、车船使用税有关财务处理的规定 5、其他房地产领域法规 【行政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2021 修订) 2.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2011 修订) 【司法解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 2020 修正)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能否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抵偿给抵押权人问题的批复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私房改造后留给房主自住房产权归谁所有问题的批复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建工程抵押规定与上位法是否冲突问题的答复 6.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土改后已分土地户人口增加分家时土地如何分法问题的批复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管理机关能否撤销错误的注销抵押登记行为问题的批复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马本师与嵊县房地产管理委员会房屋代管纠纷的批复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部门规章】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的决定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的决定 3. 地名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4.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5. 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 2021 修改) 6.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 2021 修改) 7.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8. 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2021 ) 9. 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 2019 修正) 10.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 2019 修正) 1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 1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2016 修正)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等 11 个部门规章的决定 14.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2016 修正) 15.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复议办法 16.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2015 修正) 1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等部门规章的决定 18. 国家土地督察限期整改工作规定(试行) 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的决定( 2014 ) 20. 住房保障档案管理办法 21.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2012 修订) 22.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23. 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 2011 修正) 24.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 2010 修订) 2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的通知 26.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新录用公务员周转住房管理办法 27.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 28. 国土资源部报国务院审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大纲评审办法 29.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30.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部机关及直属机关房地产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 31. 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 3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住房保障改革实施办法 33. 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住房面积核定及未达标、超标处理办法 34. 土地登记公开查询暂行办法(试点试用) 35. 军队转业干部住房保障办法 36.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 37. 建设部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 38. 中央国家机关个人住房组合贷款管理暂行规定 39. 房地产事业单位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有关调帐问题的处理规定 40. 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事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补充规定 41. 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科技管理暂行办法 42. 铁道部贯彻的实施办法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44. 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变更土地登记的若干规定 45. 关于收取土地登记费办法 46.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单位住房贷款暂行办法 47.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建设部关于住房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的暂行规定 48. 土地管理部门保密法实施细则 49.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工作的若干规定 50.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18 修正) 51. 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 2015 修正) 52.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2010 修正) 5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的决定( 2009 ) 54.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 55. 国土资源部关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及资金管理工作廉政建设规定 56. 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办法 57. 土地登记规则( 1995 修改) 58. 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6、工程许可与资质管理 【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019 修正) 【工作答复】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建筑施工企业母公司承接工程后交由子公司实施是否属于转包以及行政处罚两年追溯期认定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 【部门规章】 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21 修改) 2. 建设部关于整顿勘察设计市场和换发建筑工程设计资质证书若干问题的规定 3.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2018 修正) 7、工程质量与安全 【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21 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008 修订) 【行政法规】 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19 修正) 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部门规章】 1.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2. 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 2021 修改) 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蓄水安全鉴定暂行办法( 2017 修正) 4. 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 2017 修订) 5.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6. 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 7. 机电部关于机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8. 国家建委关于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若干规定 8、工程招投标与施工合同 【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017 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014 修正) 【行政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2019 修正) 【司法解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的复函 【部门规章】 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2019 修正) 2. 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3.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督暂行办法( 2013 修订) 4. 煤矿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管理暂行办法 5. 建筑安装工程招标投标试行办法 6. 关于办理基本建设建筑安装工程招标投标公证收费标准的暂行规定 9、工程造价与审计 【部门规章】 1.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2020 修正) 2. 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2018 修正) 3.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 2020 修正) 4. 教育系统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 5. 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基本建设工程预算、结算、决算审核暂行办法 10、工程环保与节能 【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 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2023 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18 修正) 【行政法规】 1.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部门规章】 1.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使用规定(试行) 2.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施细则(试行修订稿) 3.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2005 ) 11、城市更新 【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 2. 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12、其他建筑工程领域法规 【行政法规】 1.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2019 修正) 3.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2017 修订) 【司法解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 【部门规章】 1.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2023 修正) 2.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2022 修改) 3.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2023 修正) 4.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 2019 修正) 5.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6.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2018 修改) 7. 建筑业统计报表制度( 2019 ) 8. 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2018 修正) 9. 内河航道整治建筑物模拟技术规程 10.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 11.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管理办法 12.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评定规则 13.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2015 修正) 14.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 2013 ) 15. 阳光工程村镇建筑工匠培训项目实施办法(试行) 16.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2009 修正) 17. 建筑业农民工技能培训示范工程实施办法(试行) 18. 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2008 ) 20. 建设部关于发布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21. 建筑工程预防坍塌事故若干规定 22. 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 23.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 24.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 25. 全国建筑市场稽查特派员办公室财务开支标准暂行规定 26. 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27.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 28.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9. 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基本建设工程预算、结算、决算审核暂行办法 30. 中央在京单位结合民用建筑修建和使用防空地下室暂行管理办法 31. 化工建筑施工企业工法管理实施细则 32. 交通部水上建筑施工企业境外工程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实施办法 33. 建筑材料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34. 化工行业建筑安装企业标准化水平考核暂行实施细则 35. 建筑材料工业价格管理办法(试行) 36. 建筑材料行业技术改造管理办法 37. 建筑卫生陶瓷企业成本管理规程 38.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标准物质管理办法 39.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专利代理工作试行办法 40.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专利代理服务收费暂行办法 41. 文化部关于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 42. 高层建筑消防管理规则 43. 古建筑消防管理规则 44. 国营建筑企业与城乡集体建筑企业联合经营试行办法 45. 注册建筑师执业及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 46. 建设部、城镇建设、建筑工业产品型号管理办法(试行) 47. 国家建材局建筑材料工业行业管理规定(暂行)
中央企业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各地方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也已进入深入推进阶段。尽管已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已建立了合规管理制度,但制度的精细化程度和可操作性仍需提升,从“建章立制”迈向“有效运行”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工作要做。从监管层面看,内控建设、全面风险管理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构建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三者有机统一、协同运作的管理体系。此外,随着信息化加速,国有企业的内控与合规管理从相对独立、单一的监管模式,逐步转向系统化、一体化、深度嵌入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的战略性管理模式。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结合当前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管理的实践需求与发展趋势,参考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探索内控与合规管理融合的路径。 一、内控和合规的理论基础 1.1内部控制的核心框架与标准 ●COSO框架(COSO Framework): 美国Treadway委员会发起组织委员会(COSO)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内部控制框架之一。该框架历经发展,从1992年的旧框架演进至2023年的新框架。新框架更加强调内部控制应基于原则而非僵硬的规则,其核心构成依然是五个要素与17项原则,为企业设计、实施和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提供了清晰的指引。COSO框架的五个构成要素包括: (1)环境控制(Control Environment):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包括组织的治理结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权责分配、人力资源政策等。 (2)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识别和分析影响目标实现的内外部风险,并确定如何管理这些风险。 (3)控制活动(Control Activities):为应对风险、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和程序,如授权、审批、核对、调节、资产保护、职责分离等。 (4)信息与沟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在组织内部及与外部相关方之间有效传递相关信息,以支持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运行。 (5)监控活动(Monitoring Activities):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持续监控和独立评估,确保其持续有效运行并及时纠偏。COSO框架设定的内部控制目标主要涵盖运营目标、报告目标(包括财务与非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合规目标。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由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在2008年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号)(以下简称《基本规范》)及其配套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构成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基本规范》的构成要素与COSO框架基本一致,同样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大要素。《基本规范》借鉴了COSO框架的理念,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创新与调整。例如,“内部环境”要素的构建,除了常规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文化等,还必须充分考虑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决策机制,因此,国有企业在应用这些标准时,需要进行本土化的解读和创造性的实践,而非简单照搬。 1.2合规管理的核心框架与标准 ●ISO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ISO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以下简称ISO37301:2021标准),是全球范围内广受认可的合规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取代了此前的ISO19600:2014《合规管理体系指南》。该标准为各类组织建立、实施、维护和持续改进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论和具体要求。ISO37301:2021标准的核心特点包括: (1) PDCA循环(Plan-Do-Check-Act):又称戴明环理论,覆盖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运行、维护和改进的全流程。 (2) 基于风险的方法:强调识别、评估和应对合规风险。 (3) 领导作用与承诺:要求治理层和最高管理层展现对合规的领导力和承诺,建立并推行积极的合规文化。 ●GB/T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是中国国家标准,该标准等同采纳了ISO37301:2021标准内容,为国内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建设和认证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权威依据,明确了合规管理体系的框架。 ●: 由国务院国资委于2022年发布,相较于2018年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不仅将中央企合规管理的要求从原则性的“建议指引”上升为更具约束力的规范管理文件,也成为各地方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涵盖: (1) 组织与职责:明确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董事会、经理层、主要负责人的合规管理职责;创新性地提出设立首席合规官,由总法律顾问兼任;强调业务及职能部门是合规管理的责任主体,合规管理部门牵头协调,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履行监督职责。 (2) 制度建设:要求建立分级分类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包括基本制度、重点领域专项制度或指南。 (3) 运行机制:包括合规风险识别预警、合规审查、风险应对、违规举报与调查、责任追究、协同运作、有效性评价等。 (4) 合规文化与信息化建设:强调培育合规文化,加强信息化技术在合规管理中的应用。 表1: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关键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概览 二、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必要性、特殊性与挑战 2.1融合的必要性 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在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体系可能并行运作,各自定义范围、各自建立流程、各自进行评估和报告,这种“多张皮”的状况往往导致职能交叉、重复投入、管理活动重叠,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管理难度和运营成本,也可能给业务部门带来额外负担,降低工作效率。通过打通融合,可以整合资源,统一标准,优化流程,从而显著提升管理效率。 发挥协同效应提升风险防控整体效能。内部控制、合规管理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等职能的融合,能够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以及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可以提高风险识别的全面性、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以及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例如,内部审计的发现可以为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提供重要输入,而合规部门对法律法规的解读则能指导内控活动的设计。不仅提升了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也为管理层提供了更全面、更可靠的信息支持,有助于做出更优的经营决策。内控与合规的融合,实质上是对企业整体风险防控能力的一次系统性整合与升级,可以打破原有各体系之间的信息壁垒和管理盲区,形成更为全面、协调的防御体系,最终实现“一套内控体系、不同管控视角、多维管控成效”的目标。 满足监管要求与发展趋势。国内外监管机构日益强调企业风险管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明确鼓励和推动企业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进行整合。例如,国资委提出的“建立健全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合规管理监督为重点,严格、规范、全面、有效的内控体系”,即是对这一趋势的明确指引。 表2: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核心要素对比及融合要点 2.2国有企业在融合中的特殊性 2.2.1党组织在治理与融合中的领导作用 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特征。 在内控与合规领域,党组织要通过法定程序参与重大决策,例如通过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这要求企业在设计融合体系时,必须清晰界定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以及首席合规官等在内控与合规管理中的具体职责和协同机制,确保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同时又不替代专业的管理职能,实现政治核心与治理效能的统一。例如,党委的前置研究讨论意见如何与首席合规官的专业合规审查意见有效衔接,如何在决策流程中既体现集体领导又保证专业判断,是需要细致考量和制度安排的关键问题。 此外,党组织通过其自身的纪律检查和监督体系,可以对企业内控与合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履职行为进行约束。多数国有企业的纪检部门与内部的审计、合规检查等形成互补,形成第三道监督防线。党组织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廉洁从业、强化责任担当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塑造积极健康的内控与合规文化。 2.2.2“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融合要求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金运作的集体决策制度,是国有企业权力运行和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机制。 合规管理本身就要求关注“三重”事项,即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等规定明确要求,在“三重一大”事项提交集体决策前,必须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合法合规性审查和法律论证。特别是重大决策事项的合规审查意见,应由首席合规官审核并签字确认,对决策事项的合规性提出明确意见;决策中,内控与合规要求确保“三重一大”决策过程符合规定的程序,例如会议通知、议事规则、表决方式等,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决策作出后,内控与合规机制还需跟进监督决策的执行情况,并对决策的实际效果和产生的风险进行后评估,形成闭环管理。 将内控与合规要求深度嵌入“三重一大”决策流程的核心是,确保专业职能部门发挥效率的同时民主集中制仍有效运行,形成一个更加规范化、高效化、风险可控的决策平台。这要求对“三重一大”的现有流程进行审视和再造,明确在哪个环节、由哪个部门(如合规部、法务部、风险管理部)提供专业的风险评估和合规审查意见,这些意见如何呈现给决策机构,以及在决策中占有多大权重。高质量的、独立的、文件化的风险与合规评估报告,能够为“三重一大”决策提供更为客观和全面的信息输入,从而提升决策质量,降低盲目决策或违规决策的风险。 2.2.3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殊性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引入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股东(如国有股东、民营股东、机构投资者等),企业的内控与合规体系必须更加透明、高效,能够平衡各方利益,保护包括少数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背景下,如何在满足国资监管的同时不降低企业决策效率,都是混改企业内控与合规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3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障碍 尽管国有企业在内控与合规管理融合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与障碍: 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不足:部分企业对于如何系统性地推进内控与合规的深度融合,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和路线图。各相关管理体系(如风险、内控、合规、法务、审计等)可能仍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导致管理资源分散,整体效能不高。将原本独立的内控体系和合规管理体系,以及相关的风险管理、法律事务等职能进行实质性的融合,涉及理念的统一、职责的划分、流程的再造、制度的整合以及文化的重塑,其过程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制度与实践脱节(“两张皮”现象):虽然企业制定了大量的内控和合规制度,但制度未能真正嵌入业务流程和员工的日常工作中,导致制度与操作脱节。 公司治理层面的支持与参与不足: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层对内控与合规融合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和监督融合工作中的应有作用,导致相关工作主要停留在职能部门层面,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推动力。此外,内控与合规的有效融合需要专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例如风险的识别和监督评价等。然而,部分企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以及技术支持等方面投入不足,合规和内控牵头部门合署且人员较少是普遍现象。复合型人才的短缺,以及现有人员专业能力的不足,成为制约融合深化的瓶颈。 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不高:许多企业在信息系统的整合、数据的共享以及智能化工具的应用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受限于经费、人力等因素,各业务系统、风控系统、合规系统之间可能存在信息孤岛,难以实现数据的有效集成和分析,从而限制了信息化在风险预警、实时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发挥。 合规文化与风险意识有待提升: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于转变思维模式,内控与合规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成本中心或运营的“刹车片”,而应是保障企业健康运行、提升决策质量、创造可持续价值的“导航仪”和“安全气囊”,只有当这种理念得到企业各层级的广泛认同和践行,内控与合规的融合才能真正从形式走向实质,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管理。 三、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实践路径 3.1“三位一体”的概念 “三位一体”(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融合模式是当前许多企业和监管机构积极推动的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将风险管理作为导向,内部控制作为手段和载体,合规管理作为底线要求和重点监督内容,三者相互渗透、协同运作,以期达到“1+1+1>3”的整体管理效能。“三位一体”模式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各管理职能的实质性整合,是否能够清晰界定各方职责和协同机制,是否能够全面覆盖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合规义务,并且是否能够适应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组织架构、管理成熟度和风险偏好。 “三位一体”的实质内涵在于:统一的风险语言和评估标准、协同的控制活动和流程设计、共享的信息平台和报告机制,以及明确的问责体系。 内控与合规建设的本质方法论是相通的,其核心步骤包括:明确管控对象和目标、收集内外部合规信息并明确合规义务、识别合规及经营风险、建立协同联动管控措施、明晰职能授权、推动管控方式信息化、搭建运行保障机制,以及实施动态监督评价与持续完善。其中“明晰职能授权”主要采纳内控的思路,“收集内外部合规信息并明确合规义务”则更多采纳合规的思路。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识别风险是基础,也是核心。内控和合规归根到底仍是对风险的管控,因此准确、全面识别风险是建设管理体系的基石,也是后续设计管控措施授权界面的基础。 3.2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具体方法与工具 3.2.1组织架构优化与职责协同 (1)首席合规官的定位与履职 设立首席合规官(Chief Compliance Officer,CCO)是强化企业合规管理、推动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关键举措。根据的规定,首席合规官属于必设岗位。首席合规官能够统筹性地组织开展合规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测、预警和应对处置工作,系统性领导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参与重大决策并进行合规把关,能起到牵头人的作用。 要确保首席合规官有效履职,必须在制度层面保障其独立性、权威性和充足的资源支持,使其能够不受不当干扰地履行合规管理职责。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2024年颁布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7号)。相较于,对首席合规官的职责作出了更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较为具体的合规保障措施,如双线汇报、一票否决、人员决定权、知情权和调查权、薪酬保障等,以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保障首席合规官工作的开展。中规定的组织机构职责和保障措施,值得非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 (2)合规委员会的协同机制 国资委相关指引要求中央企业设立合规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由企业高层领导牵头,成员可以包括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审计、财务以及主要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企业整体的内控与合规管理工作,审议重大的内控与合规政策、制度和报告,研究解决跨部门的重点难点问题,并监督融合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合规委员会可以与企业已有的法治建设领导小组、风险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合署办公或建立联动机制,以提高决策效率和协同水平。 3.2.2“三道防线”模型的有效运用 “三道防线”模型是国际普遍认可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治理架构,对于指导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的融合与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道防线:业务及职能部门。它们是风险的直接承担者和控制措施的执行者,对本领域的风险管理和合规运营负首要责任。在融合体系下,第一道防线需要主动将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融入日常业务活动和决策过程,进行自我检查、自我评估和自我纠偏。为强化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企业通常会在业务及职能部门内部指定业务骨干担任合规管理员或合规联络员,负责本部门内控与合规的具体落实和信息传递。 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内部控制等专业职能部门。它们负责制定统一的风险管理和合规政策、标准和流程,为第一道防线提供专业指导、工具和培训,监控整体风险状况和合规水平,并向管理层报告。 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部门以及纪检等监督机构。它们对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有效性进行独立、客观地监督和评价,识别体系缺陷和改进机会,并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追责,向管理层报告。 有效运用“三道防线”模型的关键在于: (1) 明确职责边界与协同机制:清晰界定各道防线的职责,避免缺位、越位和重复劳动,并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 (2) 赋能第一道防线:这是确保模型成功的核心。必须为第一道防线提供清晰的指引、实用的工具(如风险清单、控制手册)、有针对性地培训,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问责机制,使其真正“愿意”并“能够”承担起第一道防线的主体责任。 (3) 保障第二道防线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确保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等专业部门拥有足够的资源、专业能力和独立性,能够有效履行其指导、监控和报告职责。 (4) 维护第三道防线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确保内部审计等监督部门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干预,其审计发现和建议能够得到管理层的充分重视和及时整改。 (5) 形成闭环反馈与持续改进:三道防线之间应建立持续的反馈循环。例如,第三道防线的审计发现应反馈给第一、二道防线进行改进;第一道防线识别的新型风险应及时通报给第二道防线进行评估和应对。这种动态的互动有助于整个体系的持续优化和适应性增强。 三道防线之间的真正协同,不仅仅依赖于制度安排,更需要建立共享的目标、统一的风险与合规语言(例如,建立企业级的统一风险分类标准和术语库)、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以及整合的信息化平台,使得业务部门识别的风险信息能顺畅地流转到风险管理和合规部门进行汇总分析,而内部审计发现的控制缺陷也应及时反馈给相关业务部门和管理层进行整改。 表3:国有企业“三道防线”在融合管理中的职责分工与协同机制 3.2.3制度体系整合与“三张清单”的运用 融合内控、合规管理应构建一套层级清晰、内容协调、全面覆盖的一体化制度体系,并将外部监管要求有效转化为企业内部的行为规范。 (1)构建“1+N+X”一体化制度体系 为确保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国有企业可以借鉴“1+N+X”的模式来构建其融合后的内控与合规制度架构。 ●“1”是指企业层面统一的、纲领性的基本管理制度。这通常包括《内部控制基本手册》《合规管理基本制度》或将二者融合形成的《风险、内控与合规一体化管理纲要》等。该层级制度主要明确企业内控与合规管理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如首席合规官、合规委员会、三道防线的职责)、核心运行机制(如风险评估、合规审查、信息报告、监督问责等),以及统一的术语和定义。 ●“N”是指针对特定重点领域或高风险业务制定的专项管理制度或操作指南。这些领域可能包括反垄断、反商业贿赂、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财务报告、税务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境外投资与经营、招标采购、合同管理等。专项制度应在基本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各领域的法律法规要求和业务特点,规定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控制标准和合规要求。 ●“X”是指更为细化的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岗位手册、表单模板等。这些文件将“1”和“N”层面的原则和要求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业务环节和工作岗位,为员工的日常操作提供清晰、可执行的指引。 (2)编制与应用风险识别清单、岗位合规职责清单、流程管控清单(“三张清单”) “三张清单”是国务院国资委近年来着力推动的合规管理工具,旨在将合规要求具体化、责任化、流程化,是内控与合规要求在操作层面落地的重要抓手。 ●风险识别清单(Risk Identification List): ○ 核心内容:以风险为导向,全面梳理企业在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面临的合规风险点。清单通常包括风险类别、风险描述、可能的表现形式、风险来源(违反的具体外部法规或内部制度条款)、潜在的违规后果(如法律责任、经济损失、声誉损害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影响程度,以及当前的控制措施和风险等级等。 ○ 编制要点:首先要全面识别适用于企业的合规义务(包括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国际规则、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等)。然后,结合业务流程和活动,分析未能履行这些义务可能导致的具体风险。风险评估可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风险矩阵,对风险进行分级管理。 ●岗位合规职责清单(Role-based ComplianceDuty List): ○ 核心内容:以岗位为基本单元,明确界定企业内各个岗位(特别是管理岗位和重点风险岗位)在履行其业务职责时所应承担的具体合规职责、应遵循的合规要点以及履职标准。清单通常包括岗位名称、所属部门、主要业务职责、对应的合规义务(内外部规章制度依据)、不履行合规职责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等。 ○ 编制要点:在企业现有岗位说明书的基础上,结合风险识别清单和业务流程分析,将相关的合规要求“翻译”并分配到具体的岗位。需要特别关注管理人员、重要风险岗位人员(如采购、销售、财务、投融资、涉外业务等岗位)以及海外派遣人员的合规职责。 ●流程管控清单(Process Control List): ○ 核心内容:以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为对象,在识别关键风险点和明确相关岗位合规职责的基础上,设计或优化流程中的控制节点和控制措施,以确保流程的运行符合内控与合规要求。清单通常包括流程名称、关键控制点、控制目标、具体的控制活动描述、责任部门/岗位、控制文档以及评价程序等。 ○ 编制要点:需要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分析,识别其中的薄弱环节和潜在的合规风险点。然后,针对这些风险点,嵌入必要的控制措施(如审批、复核、授权、职责分离、系统控制等)和合规审查环节。流程管控清单应与企业的内部控制流程紧密结合,并确保控制措施与风险识别清单、岗位合规职责清单相互呼应和支撑。 “三张清单”的编制和应用,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内控与合规管理的“目标清晰、责任到位、措施落实”,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风险识别清单是基础,岗位合规职责清单是将责任落实到人,流程管控清单则是将控制措施固化到流程。这三张清单的开发和维护,应是一个由业务部门、合规部门、风险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多方协作完成的动态过程,并需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定期更新。 表4:“三张清单”核心内容与编制要点 3.2.4业务流程再造与嵌入式管控 内控与合规的融合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更要深入到企业的各项业务流程之中,通过流程再造或优化,将控制要求和合规节点“嵌入”到日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内控在流程中,合规在行动上”。 (1)识别关键业务流程与高风险领域 企业应首先识别出对战略目标实现、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可靠性以及合规性至关重要的核心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同时,要特别关注国资委及企业自身确定的重点风险领域,如市场交易(特别是涉及反垄断、反商业贿赂、招投标等环节)、安全环保、产品质量、财务会计、劳动用工、税务管理、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境外投资经营、大额采购、重要合同管理、重大投融资等。 对选定的关键流程和高风险领域,要进行详细梳理,绘制流程图,明确各个环节的活动、参与部门/岗位、输入输出、信息系统支持等。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识别清单,分析流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点和合规薄弱环节。 (2)设计与嵌入控制活动和合规检查点 针对识别出的风险点,设计并嵌入适当的控制活动和合规检查点。这些控制活动可以包括: ○ 授权审批控制:明确各层级、各岗位的审批权限和流程,确保重大事项得到适当授权。 ○ 职责分离控制:确保不相容职务(如业务发起、审批、执行、记录、监督等)由不同人员或部门承担,形成相互制衡。 ○ 合规审查嵌入:在关键决策点或交易环节(如合同签订前、付款前、重要信息发布前),设置强制性的合规审查程序,未经审查或审查未通过不得进行下一步操作。 (3)实现流程化与标准化 将优化后的流程、嵌入的控制点和合规要求,通过修订相关的制度、操作手册、岗位指引等方式固化下来,在制定流程化措施的同时,应重点审视流程本身的效率和合理性,去除不必要的环节,优化操作步骤,实现流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以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企业可以试点应用上述思路再造重点业务领域的嵌入式管控,例如合同管理领域,从合同的谈判、起草、审查(法律、合规、业务、财务等多维度审查)、审批、签订、履行、变更、存档到纠纷处理,全生命周期嵌入内控与合规要求,建立标准合同文本库,明确关键节点合同审查要点清单,对重大合同实行首席合规官会签制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动态监控。 3.2.5信息化支撑 在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和监管要求下,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管理的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GRC(治理、风险与合规)系统及各类数字化工具,是提升融合管理效率、实现精准管控、强化动态监测的必然趋势。GRC系统通过集成的技术平台,帮助企业整合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等多个管理领域的信息和流程,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共享和分析,从而提供对企业整体风险与合规状况的统一视图。国有企业可以规划和建设覆盖集团层面的GRC平台,将内控与合规的制度库、风险库(包括合规风险、经营风险等)、控制矩阵、“三张清单”、案例库、培训资源、违规行为记录、整改跟踪等核心要素纳入系统管理,与企业现有的ERP、财务、投资、采购、人力资源等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对接和流程嵌入,从而实现风险与控制信息在业务流程中的自动采集、传递和监控。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企业内外部海量数据(如交易数据、财务数据、舆情数据、监管政策数据等)进行挖掘和分析,识别风险信号和异常模式,对重点领域和关键控制点进行实时动态监测,一旦发现超阈值或可疑情况,系统自动预警,提示相关人员及时关注和处置。 需要注意的是,系统的实施需要与业务流程优化、组织变革和人员能力提升相结合,不能简单地将现有流程电子化。此外,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进行充分的系统定制和集成测试,以及持续的系统运维和升级,都是确保信息化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一刀切”的通用GRC解决方案,往往难以适应国有企业复杂的业务场景和特殊的管理要求。 四、展望 总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的融合是一条充满挑战但也充满机遇的道路,展望未来,一体化融合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第一,监管科技与智能风控的广泛应用。未来智能化的风险识别与评估、自动化的合规审查与监控、预测性的风险预警,以及基于数据的精准决策支持,将成为提升融合管理效能的重要方向。第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理念与合规管理的深度融合。合规管理,特别是环境合规、社会责任合规(如劳工权益、产品安全等)以及治理层面的合规(如反腐败、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是ESG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未来,企业需要将ESG的要求更全面地融入内控与合规管理体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第三,“中国特色”的融合模式将进一步被探索。例如利用国家层面推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共享机制,探索跨企业甚至跨行业的风险联防联控新模式,可能是未来“中国特色”融合管理的一大亮点。 凭借科学的顶层设计、系统的方法论、有效的工具支撑以及持续的文化深耕,国有企业必将筑牢稳固、高效、智能的风险防控与价值保障体系,为自身健康发展和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顶梁柱”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01、案例名称 陈某云诉射阳县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02、案例来源 一审: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23)苏0924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2024年1月5日)。二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2024年5月24日)。入库编号:2024-08-2-267-002。 一、裁判要旨 知情权是公司股东的法定权利,公司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事由具有法定性,不宜随意扩张。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不属于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事由。公司负有妥善保管财务会计资料的法定义务,对于因违反该义务导致财务会计资料灭失,致使公司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二、法律关系图 三、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云诉称:自2010年江苏省射阳县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成立至今,陈某云一直系该公司股东。某驾驶员培训公司从未按照公司法规定向股东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并多次拒绝陈某云查账要求。陈某云于2022年7月3日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海递交要求查账的书面申请,但某驾驶员培训公司一直未提供。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驾驶员培训公司完整提供自2010年11月3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供陈某云和陈某云委托的注册会计师查阅。 被告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辩称:陈某云要求查阅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存放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海家中仓库,后因仓库失火,相关财务资料已灭失,其诉讼请求无法实现。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系2010年11月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0万元。自该公司成立以来,陈某云一直属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2%。2019年7月8日,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顾某银变更为刘某海。庭审中,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申请徐某运、刘某明出庭作证,以证明案涉财务会计资料已因火灾而灭失。徐某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经理,大概2018年春天,刘某海声称其家中小储藏室失火,该公司以前的账烧掉了。徐某运表示看到了失火后的垃圾。刘某明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股东,也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海的哥哥。2018年该公司账册因失火而烧毁,刘某明到现场时火烧已结束,其看到账册残留根底。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5日作出(2023)苏0924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某云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云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4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23)苏0924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二、江苏省射阳县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于工作日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5时在其住所地提供该公司自2010年11月3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供陈某云和陈某云委托的注册会计师(不超过2名)查阅,查阅时间不超过10个工作日。受托的注册会计师查阅时,陈某云本人需在场。 四、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已灭失。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称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因火灾而灭失,则应当对该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两名证人仅表示看到火灾残迹,其证言内容与“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因该火灾而灭失”这一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不能据此认定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已灭失。且两名证人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股东,其中一人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哥哥,与本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证言缺乏证明力。其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不属于公司可以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事由。依据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陈某云为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股东,其要求查阅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具有法律依据。法律并未将“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作为公司抗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事由。因此,如果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没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陈某云行使知情权存在不正当目的,即应当依法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另,根据规定,公司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即使公司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公司也负有重新制作、恢复的法定义务。最后,某驾驶员培训公司不能因为自身保管财务资料不善的不当行为而免除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责任。股东知情权的实现,本来就以公司妥善保管财务资料为前提。根据规定,公司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妥善保管。按照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所述,其在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形成后,并未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履行保管义务,而是放置于民房仓库中,显然违反了妥善保管的法定义务。即使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该述称属实,相应的不利后果也应当由该公司以及具体的责任人承担。公司因自身保管不善而导致会计账簿、会计报告灭失,进而据此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本质上是以自身的过错阻碍他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明显与法律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相悖。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五、评析 本案中,陈某云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股东,诉请查阅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以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因火灾而灭失为由进行抗辩。为了平衡股东知情权行使与公司的合法权益,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这里的“不正当目的”如何界定?公司能否以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为由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 第一,“不正当目的”的认定。出于正当目的,是我国对于股东行使正当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查阅权的主观要件上的规定。根据规定,认定“不正当目的”时:一是必须“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由于损害后果尚未发生,因此,对“可能”只能通过常理判断,但应当达到较大可能性;二是必须有合理根据,由于“不正当目的”属于主观心理,因此,只能借助于股东的客观行为来合理认定或者进行法律推定。 第二,“不正当目的”的具体类型。根据原的规定,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认定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这里的“其他不正当目的情形”可能包含:滥用股东知情权,频繁行使知情权,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损害;股东的行为并不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目的,如仅为自己或他人获取利益,但事实上可能会对公司的已存利益或潜在利益造成损害。可见,并未将“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作为公司抗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事由,因此,如果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没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陈某云行使知情权存在不正当目的,即应当依法提供相关财务资料。 此外,根据原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未依法履行职责,导致公司未依法制作或者保存、规定的公司文件材料,给股东造成损失,股东依法请求负有相应责任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在全球贸易格局中,越南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优惠的政策,逐渐成为国际投资与贸易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中越双边贸易额持续攀升,众多中国企业积极投身越南市场,开展进出口业务。然而,越南独特且不断演变的法律体系,给企业的贸易活动带来诸多复杂的法律风险,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企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甚至面临法律制裁。本文将从越南进出口贸易的关键环节出发,深入剖析其中的法律风险,并提出针对性的合规建议,为中国企业在越南的贸易活动保驾护航。 一、海关申报环节的风险与应对 商品归类是海关申报的基础,不同的归类对应着不同的关税税率、监管条件和贸易政策。越南海关采用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编码)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分类。但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性质复杂,且越南海关对某些商品的归类存在特殊解释,企业在商品归类时极易出现错误。 例如,部分企业将具有多种功能的电子产品简单归类,未充分考虑其主要功能或使用目的,导致归类错误。一旦被越南海关发现,企业可能面临补缴关税、滞纳金甚至罚款的风险。为避免此类风险,企业应建立专业的商品归类团队,或委托具有丰富经验的报关行进行商品归类。在归类过程中,充分参考越南海关发布的归类决定、注释以及相关案例,确保归类准确无误。同时,积极与越南海关沟通,对于归类存在争议的商品,及时申请海关预裁定,获取官方的归类意见。 申报价格风险,越南海关对进出口商品的申报价格有着严格的审核机制,要求申报价格必须真实、准确地反映商品的实际价值。根据越南相关法规,进口商品的完税价格通常基于交易价值,即进口商品的已付或应付价格,并在适当情况下根据某些应税或非应税要素进行调整。若企业为降低关税成本,故意低报商品价格,一旦被海关查实,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如在某起案例中,一家企业为减少进口关税支出,将实际价值10万美元的机械设备申报为5万美元。越南海关通过价格核查机制,发现申报价格与市场行情严重不符,最终对该企业处以补缴关税、滞纳金以及罚款合计超过5万美元的处罚。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价格申报体系,确保申报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一致。在申报时,提供详细的价格构成说明,如货物本身价格、运输费用、保险费用等,以及相关的交易凭证,如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以证明申报价格的合理性。同时,关注越南海关发布的价格信息和预警,避免因价格申报问题引发海关质疑。 二、关税缴纳环节的风险与应对 (一)关税税率适用风险 越南的关税税率结构相当复杂,它会根据商品的种类、原产地、贸易协定等多种因素而有所差异。此外,越南政府会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当前的贸易政策,定期对关税税率进行调整和更新。因此,对于在越南经营的企业来说,如果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的关税税率信息,就有可能错误地应用税率,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多缴或者少缴关税,从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一些企业由于对自贸协定下的原产地规则和关税优惠政策不够熟悉,未能正确地申请并享受协定税率,结果导致了不必要的关税负担。为了有效应对这种风险,企业必须密切关注越南政府官方渠道发布的关税政策调整信息,比如越南财政部、海关总局等部门的公告和通知。同时,企业还需要加强对各类贸易协定的深入研究,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原产地规则以及关税优惠条件,确保在完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能够正确地适用优惠税率,从而有效降低关税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关税豁免与退税风险 在越南,政府为了促进特定行业的发展以及支持某些地区的经济进步,对这些领域内的项目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进口的商品实施了关税豁免政策。这项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商品时免于支付关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申请这项优惠政策时,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和遵循复杂的程序。这些条件可能包括企业的规模、投资额度、项目性质等。如果企业未能达到这些要求,却错误地提交了关税豁免的申请,或者在申请过程中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那么企业将可能面临法律上的责任和相应的处罚。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也规定了在多种情况下可以退还已缴纳的进口税。 例如,如果商品已经缴纳了进口税但实际上并未进口,或者进口的商品未被使用且必须重新出口,这些情况下都可以申请退税。但是,退税的申请流程同样复杂且手续繁琐,企业需要提供详尽的资料和准确的申报信息。如果在申请过程中出现资料不全、申报错误等问题,可能会导致退税申请被拒绝。鉴于此,企业在申请关税豁免和退税之前,应当仔细研究和理解越南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自身完全符合申请的条件。在准备申请材料和进行申报的过程中,企业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操作,确保所有提交的文件都是完整和准确的,并且遵循法定的程序。为了提高申请的成功率,企业还可以考虑聘请专业的税务顾问或律师来协助处理申请手续,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有效地指导企业完成整个申请流程。 三、贸易管制环节的风险与应对 (一)进出口许可证风险 在越南,对于某些特定的商品,政府实施了一项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这意味着,任何企业若希望进行这些商品的进出口活动,都必须事先从相关部门获得相应的许可证。这些许可证的申请过程和负责的部门因商品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某些商品可能需要向贸易部门申请,而另一些则可能需要向特定的行业监管机构申请。此外,越南政府保留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市场供需状况以及其他经济因素,对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范围和具体要求进行动态调整的权利。因此,企业需要密切关注政府的最新政策动向,以确保其进出口活动的合规性。 举个例子,对于一些敏感的电子产品、化工产品等,如果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的进出口许可证就擅自进行贸易活动,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货物被扣押、罚款,甚至企业负责人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因此,企业在开展进出口业务之前,必须详细了解所涉及的商品是否需要办理进出口许可证,以及具体的申请流程和要求。此外,建立一个许可证申请的跟踪机制,及时关注申请的进度,确保在获得许可证之后再进行货物的进出口操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企业还需要密切关注越南政府对许可证管理制度的调整动态,以便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二)特殊商品监管风险 越南对一些特殊商品,如食品、药品、化妆品、动植物及其制品等,实施严格的质量安全监管和检验检疫制度。这些商品在进口时,必须符合越南相关的质量标准、卫生要求和检验检疫规定。 以食品进口为例,企业不仅需要提供原产地证明、卫生证书、成分分析报告等一系列文件,还可能面临越南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的严格检验。若进口食品不符合越南标准,将被禁止入境、销毁或退运,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企业应加强对特殊商品进口监管要求的研究,建立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确保进口商品符合越南相关标准。在进口前,与供应商明确质量责任和检验检疫要求,督促供应商提供合格的商品和相关文件。同时,配合越南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的检验工作,如有问题及时沟通解决。 当中国企业着手拓展在越南的市场时,必须深刻理解并充分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为了确保业务的顺利进行,企业需要加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并建立和完善一套全面的合规管理体系。特别是在海关申报、关税缴纳、贸易管制等关键环节,企业应严格遵守越南的法律法规,确保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是合法和合规的。通过积极主动地应对和管理这些法律风险,企业不仅能够有效地避免可能的经济损失和法律制裁,还能在越南市场中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只有坚持合规经营,企业才能稳健前行,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 如您在越南投资过程中,遇到任何海关估价争议、设备进口审核、税务备案等问题,欢迎与我们专业团队联系。我们将以法律+实操的双视角,为您定制落地方案。
2024年5月,HL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HL”)以其年报审计机构深圳XT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XT所”)未能依照《审计业务约定书》及《总体审计策略》的约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导致*ST HL未能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进而被终止上市并造成市值损失为由,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赔偿损失人民币3827万元。该案目前尚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但其涉及审计委托方对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追责的路径选择与责任认定问题,已在财会、法律及资本市场监管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本文以相关事实为切入点,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判例,系统分析了在年报审计延误背景下,*ST HL向XT所追责的两种路径:侵权责任路径与合同违约责任路径。通过比较两种路径的构成要件、适用条件及实务障碍,以期为本案和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实务上的参考。 *公告截图,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原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一、*ST HL追责的法律基础与路径选择 (一) 追责路径的双重性 *ST HL诉深圳XT案的核心争议在于,XT所因年报审计延误导致*ST HL未能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进而触发退市及市值缩水,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作为审计委托方及被审计单位,*ST HL具备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其追责路径的选择将直接影响诉讼的法律依据与胜诉的可能性。 *ST HL的双重身份为其追责提供了不同法律视角: 作为被审计单位,*ST HL可尝试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65条),主张XT所的审计延误构成侵权,需证明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举证责任较重。 作为委托方,*ST HL可依据《审计业务约定书》主张违约责任,适用《民法典》第577条,需证明违约事实、损失事实依据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相对较轻。 本节将从*ST HL的诉讼资格出发,分析侵权与违约责任路径的法律基础及适用条件,为后续深入探讨奠定理论框架。 (二) 经济损失的性质与诉的利益分析 *ST HL在公告中并没有明确其索赔的3827万元的计算依据与性质,通过查阅其历史行情不难推断,这3827万元实为4月30日当日的市值损失(总股本42,522.6万股×每股下跌0.09元≈3827万元),这是其提起侵权诉讼的核心诉求,但市值的法律属性及其是否构成可诉的损害,直接决定了*ST HL是否具备“诉的利益”。 *公告截图,原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市值是指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计算方法是将公司当前股价与其发行的总股数相乘。然而,市值作为资本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动态评估,受多重外部因素影响(如市场情绪、宏观经济、监管政策),并非公司所拥有的真实资产。股价下跌通常导致投资者个人财富缩水,但对公司本身的财产状况无直接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市值损失不构成上市公司的直接财产损害。例如,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中表明:“股票价值并不对应公司资产,无论股票价格如何涨跌,公司的资产均不受益或者减损,公司的资产当以公司财务报告中的‘总资产’或‘净资产’界定,与股价或市值无任何关系。”[1] *ST HL的诉求同样面临类似障碍。其主张的3827万元市值损失,实质反映了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中的投资损失,而非公司自身的财产减损。规定,起诉主体须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江必新教授指出,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不以其他权益主体的存在为媒介,一方的民事权利直接因对方的行为而遭受损害,原告须依照法律规定对相关民事权益享有管理或支配权。[2]然而,*ST HL与股价下跌损失之间缺乏这种直接利害关系。依据江必新教授的观点,*ST HL对该损失既无管理权也无支配权,诉的利益应当归属于全体投资者。 因此,*ST HL当前的诉求难以满足的直接利害关系要求。若*ST HL欲主张侵权损害赔偿,需转向证明审计延误导致的具体财产损失,例如因未能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而丧失融资机会、支付违约金等可量化的损害。 (三) 侵权责任路径的主体资格限制 根据*ST HL所披露的内容,其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称“《审计侵权赔偿规定》”)。而《审计侵权赔偿规定》第1条明确,仅“利害关系人”才可因合理信赖或使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该规定并不保护被审计单位本身。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王闯、周伦军进一步阐释:《审计侵权赔偿规定》规制的是被审计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和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三角法律关系。旨在三者之间公平分配因被审计单位经营失败或欺诈作弊、事务所审计失败而导致的利害关系人的损失。[3]因此*ST HL作为被审计单位,并不属于《审计侵权赔偿规定》中的“利害关系人”,其侵权追责路径因此受阻。以下案例均支持这一结论: 案(人民法院入库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审计侵权赔偿规定》将利害关系人范围限定为两类:第一类是因合理信赖或使用会计师事务所不实报告,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易活动而遭受损失的主体(如债权人);第二类是因合理信赖或使用不实报告,从事与被审计单位股票、债券等有关交易而遭受损失的主体(如证券市场投资人)。[4] 案:广西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审计单位不属于《审计侵权赔偿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不符合以《审计报告》为依据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主体资格,其作为本案原告不适格。[5] 案:江苏省苏州中院认为,依据《审计侵权赔偿规定》第二条和规定可向会计师事务所主张赔偿责任的权利人,其首先必须举证证明其基于合理信赖或使用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并且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易。[6] 案:陕西省西安中院认为,主张赔偿的权利人须提供证据证明其为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而利害关系人的成立以合理信赖或使用不实报告为前提。[7] 案: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明确,被审计单位以其名义提起侵权责任纠纷诉讼,不符合适用《审计侵权赔偿规定》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规定。[8] 根据上述裁判要旨,*ST HL作为被审计单位,显然不是可以依据《审计侵权赔偿规定》第2条和对会计师事务所提起侵权赔偿诉讼的适格主体,因为其无法与自己开展交易,其现有的诉讼主张存在逻辑障碍。 (四) 合同违约责任路径的初步分析 相较侵权责任,合同违约责任路径以《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合同相对性为基础,适用《民法典》第577条。*ST HL仅需证明:(1)存在有效审计服务合同;(2)XT所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3)公司因此遭受损失。违约责任无需证明行为违法性或主观过错,举证负担较轻,因果关系认定也更为直接。 然而,违约责任的成立依赖于合同条款的明确性。*ST HL需证明《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了明确的报告交付期限,且延期非因不可归责于XT所的客观因素(如资料不全、重大会计分歧)。 (五) 小结:路径选择的权衡与展望 *ST HL作为审计委托方,其追责路径的选择直接影响诉讼策略与成败。通过《民法典》第1165条追责受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限制,对违法性和过错的证明进一步增加了举证难度;合同违约责任路径因合同相对性更具操作性,但需依赖明确的合同约定及充分的损失证明。下文将继续深入分析侵权与违约路径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及实务难点。 二、*ST HL是否可以依据《民法典》和的一般规定起诉XT所? 尽管《审计侵权赔偿规定》严格限定了原告主体资格,使*ST HL作为被审计单位难以通过该规定主张因审计延误导致的市值损失(3827万元)赔偿,但理论上,其仍可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一般侵权责任条款,主张XT所因其“不当审计行为”给*ST HL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追究审计机构的侵权责任并非完全受限于《审计侵权赔偿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身份要求。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案件裁判在一定程度上为该理论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持。[9]该案中,法院认为原告虽非《审计侵权赔偿规定》所称“利害关系人”,但其认为会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已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其作为“被侵权人”有权依一般侵权法提起诉讼。长沙市中院在二审中亦未否认一审法院关于原告诉权基础的认定。[10] 本部分将围绕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与相关司法实践,探讨*ST HL经由该路径追责XT所的可行性及其潜在障碍。 (一)归责原则: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我国《民法典》确立了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归责原则,仅在法律明确规定时适用无过错或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体系。尽管《审计侵权赔偿规定》第4条、第7条对审计报告真实性与合法性问题采用过错推定原则,[11]但仅适用于“利害关系人”(如投资者、债权人),不适用于作为委托方的被审计单位。这是因为利害关系人等第三方因缺乏专业知识、处于信息不对称劣势,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以降低利害关系人的举证负担,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12]而*ST HL作为会计资料提供方和委托方,本身就对信息负有披露义务,并不具备举证劣势。因此,在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的情形下,本案仍然应当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ST HL需证明以下四要件:(1)XT所的审计行为具有违法性;(2)公司遭受实际财产损失;(3)违法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XT所具有过错。以下逐一分析各要件的适用性及难点。 (二)违法行为的认定:审计延误是否违反法定义务? 违法行为指行为人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13]这意味着被审计单位对于会计师审计工作的主观负面评价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会计师职务行为的性质认定。 而问题在于,中国会计师职业准则体系对注册会计师施加的各项要求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法律规定的义务”,还是仅仅只是行业管理组织颁布的行业标准?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将职业准则仅仅狭隘的理解为行业标准,而应尊重职业准则的权威性,并将其纳入法律程序范畴之内,作为人民法院审理会计师事务所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14] 因此,在本案中,评价会计师的审计行为是否违法应当严格依据和相关职业准则进行。比如,规定,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出具有关报告:(一)委托人示意其作不实或者不当证明的;(二)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三)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致使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报告不能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1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第42条强调:审计报告日不应早于注册会计师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的日期。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01号——计划审计工作》第10条,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必要时对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作出更新和更改。 根据上述条文不难发现,注册会计师独立对被审计单位开展审计工作,其首要责任是遵照审计准则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努力发现审计报表中的不实陈述,评价会计师工作的合法性不能以审计报告与实际结果是否有出入来衡量。[15]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应帮助审计报告使用者更容易识别已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的审计项目,从而增强审计报告的可信性。因此,注册会计师有合理的理由,在尚未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或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之前调整《总体审计策略》和各个《具体审计计划》,审计报告因此延迟提交、甚至拒绝出具审计报告,正是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准则的体现。 由于本案尚未披露《审计报告》等更多实质性内容,但如果延迟交付《审计报告》是因为被审计单位提供会计资料不及时、不完整;被审计单位治理层和管理层存在诚信问题等原因导致注册会计师不得不追加更多审计程序以增强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的,即使XT所未能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中规定的时间完成出具审计报告的,也难以认定为违法。 (三)损害事实的存在:需为现实经济利益损失 在侵权责任中,损害是责任成立的核心构成要件之一,指受害主体的合法权益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遭受了实际的不利益后果。[16]如前所述,*ST HL主张的市值损失(3827万元)而非公司直接支配或管理的财产利益,故其对市值损失缺乏诉权。为提起侵权诉讼,*ST HL需证明因XT所审计延误导致公司直接管领的财产或其他现实的经济利益受损。 *ST HL若主张因退市引发融资困难或商誉受损等间接损失,需明确举证这些后果与XT所审计延误的关联。具体而言,需证明哪些融资计划被取消、哪些商业合同因此终止,或哪些业务机会受阻,并提供合同、财务记录等证据,将潜在影响转化为可量化的现实损失。若*ST HL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XT所的延误行为已导致其具体财产权益的确定性减损,则“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责任构成的基础要件在逻辑上将难以成立,其基于一般侵权法主张民事赔偿的路径亦将缺乏可支撑的事实基础。 (四)因果关系的认定:XT所的审计行为是否导致了*ST HL遭受的损害? 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行为与所主张的损害之间存在法律上可归责的联系。[17]这种联系并非简单的时间先后或逻辑推导,而应结合社会经验法则加以判断,即相关行为在通常情形下能否引发该种损害结果,并在实际中确实造成该损害。 具体到本案,*ST HL主张其因年审会计师延迟出具2024年度审计报告,导致未能按期披露年报,从而被终止上市并造成“市值损失”等后果。然而,该主张是否成立,应从“相当因果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所谓“相当因果关系”,是指某一行为若在一般社会经验与认知下能被认为具有引发某种损害的可能性,且事实上也确实引发了该损害,则可认定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8]反之,如该行为并非损害发生的“适当条件”或“不可或缺的因素”,则因果链条即被切断。 首先,从已公开的事实来看,*ST HL被终止上市并非因审计报告延迟这一单一因素所致。根据其于2025年5月7日发布的《关于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其终止上市的直接原因是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而这一违规行为发生在公司已于2024年5月6日被施加“退市风险警示”之后。换言之,公司原本即已处于退市边缘状态,未能按期披露年报只是被终止上市的原因之一。 *公告截图,详细退市原因、法律依据、既往披露公告见巨潮资讯网 其次,从*ST HL自身发布的公告来看,年报未如期披露的原因亦并非审计机构单方面延误所致。根据*ST HL于2025年4月28日发布的《2025-40号风险提示公告》,公司与年审会计师在重大会计处理事项上存在较大分歧,主要集中在部分营业收入确认方式上。如果该部分业务收入无法最终合并计算至公司总的主营业务收入,可能导致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低于3亿元,进而触发财务类终止上市条件。这一信息表明,年报迟延的根本原因在于关键财务数据如何反映尚未达成一致,而并非所声称的会计师刻意拖延、拒不履职等行为所致。从审计业务本身的性质出发,注册会计师的职责是依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按审计准则执行程序并形成独立、审慎的专业判断,其对公司财务信息不具备创造义务,也无法直接决定财务报表的内容及披露时间。 *公告截图,原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自2025年初起,*ST HL已陆续发布多份风险提示公告(包括2025-5号、7号、15号、39号等),多次预警公司可能触及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包括“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等。这些风险提示客观反映出公司2024年整体财务状况存在实质压力。 *公告截图,原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在此背景下,即便2024年度报告能够如期披露,公司因“未达到3亿元门槛”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依然客观存在,不可排除。结合前述情况,年审会计师的行为难以被认定为造成退市结果的“相当原因”,更不能构成侵权责任成立所要求的“适当条件”。 (五)过错的认定:以会计师是否勤勉尽责为标准 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是认定构成侵权责任中最复杂的要件。由于过错体现在行为之中,就应当从行为中检验、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即对于过错的认定,往往都需要采取客观标准,这是当前的主流观点。[19]采用客观标准来检验过错,就是采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行为人的行为,若违反了客观标准,就应当认定具有过错。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如何认定会计师过错的标准作出了有益的论述,广州中院认为,“判断注册会计师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既不能以会计师是否严格遵循程序为标准,也不能以财务报告是否虚假为标准,应以‘独立审计准则’和‘职业谨慎’作为共同衡量会计师有无过错的标准。”[20]这一判断标准的核心,在于强调注册会计师的义务并非结果义务,而是过程义务——即要求其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始终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态度,审慎、规范地履行核查和判断义务。 根据《审计准则第1501号》以及行业实践,注册会计师应对重大错报风险保持职业怀疑,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支持其审计意见。其工作质量的评判,应当综合考虑其审计计划是否合理、风险评估是否充分、证据是否完整、与管理层的沟通是否合规,以及是否遵循了与审计准则所规定的基本程序与职业操守。 因此,在判断会计师是否构成过错时,不能以审计报告是否按时出具为唯一依据。倘若在审计过程中如出现重大会计判断分歧、公司财务信息复杂不明、审计资料提交不及时等情况,延迟出具报告本身恰恰可能是其履行谨慎义务的体现,而非失职。 具体到本案,若*ST HL欲主张年审事务所存在主观过失,不能仅因审计报告未能按时出具而推定会计师存在过错。其需进一步举证说明,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存在明显程序疏漏或实质性不当行为,例如遗漏对关键事项的审查、未就管理层显见的财务处理问题提出质疑、获取的审计证据不足或存在重大瑕疵等。 (六)类案检索中的司法实践回应 在既有判例中,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与多家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围绕“审计失职”所引发的系列诉讼,为*ST HL案提供了司法实践参考。伯朗特早在2022年就2020年度审计报告问题,向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提起侵权责任纠纷诉讼,主张其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审计过程中违反财政部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相关规定,导致公司被迫降层、股票简称变更,进而请求法院撤销该报告并判令赔礼道歉。 伯朗特先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被裁定不予受理后上诉至广州中院,仍被驳回上诉。[21]值得注意的是,两级法院均未对案件实质争议展开审理,裁判文书仅指出:原告不属于《审计侵权赔偿规定》中所称的“利害关系人”,且广州市法院亦不具有本案管辖权。裁判思路仍以该《审计侵权赔偿规定》为审查基准,并未对是否适用《民法典》一般侵权责任作出实质回应。 此后,伯朗特以相同诉讼请求与理由又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进入实质审理阶段,但法院最终驳回全部诉讼请求。[2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后亦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23] 无独有偶,伯朗特又以相同理由于2023年起诉其2021年度财报的审计机构——深圳皇嘉会计师事务所,请求撤销《审计报告》并要求登报道歉。该案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驳回了伯朗特的全部诉讼请求,[24]其上诉亦被驳回。[25] *公告截图,详细诉讼进度和事实与理由请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5/2025-03-13/1741864436_805368.pdf 这一系列案件进一步表明:法院对被审计单位基于一般侵权条款追责审计机构的诉求持高度审慎态度,普遍以《审计侵权赔偿规定》限制诉权,或因因果关系、损害事实难以证明而驳回。尽管理论上*ST HL可诉诸《民法典》侵权责任路径,但其在举证、责任要件构建、法院裁量空间等方面将面临与伯朗特类似的障碍。 小结 综上,虽然*ST HL仍可尝试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及的相关规定,转而主张XT所因违反审计准则、未尽审慎义务所导致的损害后果。但类案检索所反映的司法实践态度亦表明,法院普遍对被审计单位基于侵权法路径请求撤销审计报告或主张损害赔偿的案件持高度审慎甚至否定立场。伯朗特系列案件虽在程序上反复尝试不同法院,但均未突破主体适格与因果链条的实质障碍,最终无一支持原告诉求。 因此,若无法充分举证事务所存在重大审计过失并导致公司自身财产性利益实际受损,基于侵权法提起诉讼的成功率依然较低,若仍意图追责,较具可行性的路径或许仍在合同法违约责任框架之下。 三、*ST HL以合同责任请求救济的可行性分析 在本案中,相较侵权路径而言,*ST HL若转而依据《审计业务约定书》主张XT所未按合同履行义务,进而请求承担违约责任更具现实操作性。合同责任的构建以合同相对性为基础,回归合同文本本身,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困难的问题。 (一)合同关系下的诉权基础更明确 与侵权责任不同,合同责任的成立并不以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权益为前提,而是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即合同义务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在财会服务合同关系中,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服务提供方,应依据《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具体约定,按时保质地完成审计任务并提交报告。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ST HL作为合同相对人,仅需证明以下三项基本要件,即可构成违约责任的请求基础。一是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审计服务合同;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在履行过程中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三是*ST HL因此遭受了损失。 在这一诉讼路径下,*ST HL无需再证明被告行为具有“违法性”或“过错”,亦无须承担复杂的因果链分析负担。与侵权之诉相比,合同诉讼路径在权利基础、责任构成和证据准备方面,均具有更为清晰和明确的优势。 (二)违约认定应回归《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具体内容 判断是否构成违约,不能脱离合同条款而抽象评判,关键在于《审计业务约定书》对服务方式、履约期限、人员配置等要素是否作出明确约定。 例如,*ST HL主张项目组部分成员不具注册会计师资格,但合同如未要求项目组成员“全员具备”注册会计师资质,仅以此为由主张违约并不成立。事实上,除关键审计程序必须由签字注册会计师完成外,部分基础调查和分析性程序完全可以由具有会计专业背景的助理人员承担,如具备初级会计资格的项目成员。这一安排并不违反或现行审计准则的强制性规定。 在案中,[26]审计委托方也提出了类似异议,认为审计团队部分成员不具备相关审计资质,构成违约。但法院查明,《审计业务约定书》中并未对项目人员的执业资格作出强制约定,事务所也无违反强制性规范的行为,遂不予认可这一主张。该案明确表明,违约责任的成立必须以合同义务为依据,不能以委托方的主观预期替代合同文本。 同样,*ST HL若主张审计证据获取不充分、程序设计不规范,亦不能脱离《约定书》的具体条款。若合同仅约定事务所应“依照独立审计准则完成工作”,则审计程序的设计和实施应当留有专业判断空间,应主要依据行业标准和惯例评估,而非以审计结论是否“理想”作机械判断。至于审计延期问题,是否构成违约亦取决于合同是否约定明确交付时限,或能否从监管规则及行业实践中合理推定履约时间。如因资料不全、审计中发现重大事项需延伸核查等客观因素导致延迟,不能当然视为违约。 可见,违约判断应以合同为本,结合具体履约行为、行业规范与法定要求进行全面考察。脱离文本或仅基于结果或期望的推论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三)违约诉讼的核心难点仍在于损失证明 尽管违约诉讼下的诉权基础相对明确,但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关键仍在于对违约事实及其所致损失的充分举证。《民法典》第584条确立了违约损害赔偿中的填平原则,指的是损害赔偿额既不能超出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使当事人获益,也不能少于损失使当事人无法获得完全赔偿。[27]这一原则决定索赔的损失必须兼具可赔偿性与可预见性。 原则上,虽然实际损失与可得利益理论上均可请求赔偿,但对于非违约方而言,主张“可得利益”通常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须严格证明该利益的可预见性、丧失及其与对方违约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ST HL可主张,由于其市值下跌约3827万元,导致其失去本可通过较高市值完成融资或达成预期利润较高交易合同的机会,从而遭受“可得利益损失”或“机会损失”。但该类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取决于*ST HL能否提供明确证据证明:(1)其基于原市值有具体的融资或交易安排;(2)该安排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延误而实际落空;(3)该结果导致其现实经济利益的确定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表明:当事人主张的可得利益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且亦无证据表明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可得利益损失已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对此无法支持;[28]当事人要求以可能产生的利润作为认定可得利益损失的依据并据此确定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9] 而法院在判断实际损失是否应获赔偿时,会重点审查合同是否对违约情形和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以及损害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任何脱离证据支撑、仅以推测方式构建的损失主张,即便形式上具备逻辑上的联系,实质上也难以满足“填平原则”下的损害赔偿构成要件。 在案中,[30]审计委托方以会计师事务所未按照约定期限出具审计报告,给委托方造成巨大损失为由,反诉会计师事务所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审计合同未约定原告逾期提交审计报告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标准,委托方没有提交因会计师事务所逾期出具审计报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数额,因委托方对该项请求的证据不足,因此不支持其违约金请求。 在案中,[31]委托方主张会计师事务所未按约定期限出具审计报告,要求赔偿损失。法院认为,双方在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审计期限,而因审计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会计师事务所中止审计,且审计结论的作出时间并没有严重迟滞,因此法院并没有支持委托方的诉讼请求。 在案中,[32]委托方主张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并造成损失,法院认为委托方对此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委托方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委托方的主张不能成立。 在案中,[33]委托方亦主张事务所出具的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构成违约,但未能提交报告瑕疵及由此造成损失的具体证据,最终法院认定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驳回。 上述案例反映出,在诉请违约金、可得利益赔偿或其他经济损失时,核心难点在于建立清晰的违约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不仅要证明事务所确有违约行为,还需提供具体且可量化的损失证据。在会计师事务所已履行主要审计义务的情况下,主张返还审计费或追加赔偿尤需谨慎,因其涉及服务价值的整体衡量。此外,部分委托方试图以审计延误影响再融资、错失交易机会等间接结果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更需提供完整的外部交易背景、内因外因分析与因果证据,否则极易因举证不能而被法院驳回。 小结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委托方起诉会计师事务所违约成功的比例并不高,但相较侵权路径而言,合同责任路径在结构上更清晰明确,法院理论上可支持因逾期履约所致的直接损失。但能否获得赔偿,仍取决于双方《审计业务约定书》中的具体条款安排以及*ST HL方面的举证能力。 四、结语 本文通过*ST HL诉深圳XT会计师事务所案,系统分析了审计委托方追责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路径及其现实障碍。首先,《审计侵权赔偿规定》对原告主体的严格限定使得*ST HL难以依此主张市值损失。其次,基于《民法典》第1165条构建的一般侵权路径虽具理论可行性,但需依次满足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项要件,在举证难度极大,司法实践中鲜有获得支持的先例。再次,若选择基于《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合同违约路径,虽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举证负担,但因受限于合同条款的明确程度及违约认定的复杂性,仍面临较大挑战。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分析建立在对现有公开资料的客观判断上,目的在于厘清法律责任的构成,而非为会计师事务所“开脱责任”。倘若XT所在本案中存在违反法律或注册会计师职业准则的情形,不仅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或侵权责任,更要面临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应当强调,在司法程序中,主张必须以证据为支撑,裁判结果亦以查明的事实为基础。任何一方未能就其主张提供足够证据的,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若XT所已依法依规开展审计工作,则*ST HL试图通过上述任一路径追责的前景仍不容乐观。 注释: [1]参见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3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江必新主编:《新民事诉讼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573页。 [3]参见王闯、周伦军:《〈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09S期,第25页。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5]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6]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7]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8]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9]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0]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侵权赔偿责任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 [12]同上,第162页。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14]参见前注[1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主编书,第100页。 [15]同上,第93页。 [16]参见前注[13],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书,第29页。 [17]同上,第30页。 [18]同上。 [19]同上,第25页。 [20]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1]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2]参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3)粤1972民初613号民事判决书;注,此裁判文书未公开,获取相关事实与理由请见伯朗特公告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1-06/1673001469_821827.pdf [23]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粤民申13973号民事裁定书;注,此裁判文书未公开,获取相关事实与理由请见伯朗特公告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11-15/1731655837_169507.pdf [24]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23)粤0304民初7590号民事判决书;注,此裁判文书未公开,获取相关事实与理由请见伯朗特公告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5/2025-04-01/1743492629_310119.pdf [25]注,此裁判文书未公开,获取相关事实与理由请见伯朗特公告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5/2025-04-01/1743492629_310119.pdf [26]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陕01民终8481号民事判决书。 [27]参见王利明:《论违约救济的填平原则——以〈民法典〉第584条为中心》载政法论丛2025年第1期。 [2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30]参见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31]参见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32]参见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33]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基本案情 2016年上半年,庞某以公司名义,用虚构的38台挖机资料作为融资设备证明,并以1套房屋和25间门面作抵押担保,向重庆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贷款2500万元。 因重庆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要求对抵押物进行价值评估,且要求抵押物及融资租赁设备价值要高于贷款金额,庞某自知抵押物价值不足,遂在委托被告人缪某对案涉抵押房产开展评估工作时,希望缪某对抵押物进行高评。庞某为获得缪某帮助,除评估费用外另送给缪某两条大重九香烟及一件五粮液。后缪某将庞某提供的案涉抵押房产资料拿给重庆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丁某,由丁某负责案涉抵押房产的市场价值评估,并明确告知丁某要将评估价做到2900万元以上。 丁某查看庞某提供的房产资料后,认为其中作为佐证材料的房屋租赁合同反映的房屋租金过高,但其未按规定对案涉抵押房产进行实地勘察,未对庞某提供的资料进行核验,而是按照缪某的要求,直接以案涉抵押房产在2016年5月7日的市场价值为2908.93万元的结论制作了评估报告,并授意公司有评估资质但未实际参与评估工作的秦某、陈某在报告上签字。 本案审理过程中,公安机关另行委托其他评估公司对同一评估对象在2016年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仅为978.61万元,之前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价较此高出1930.32万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缪某伙同被告人丁某,利用丁某承担资产评估职责人员的身份,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二人均系主犯,且都具有自首、全部退缴违法所得等量刑情节。遂以缪某、丁某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0元;对丁某、缪某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对缪某收取的两条大重九香烟及一件五粮液予以追缴。宣判后,丁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缪某伙同丁某在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中,不按规范履行评估职责,将委托方预先设定房地产价值作为评估结论,出具与评估对象实际价值严重不符的评估报告,委托方将该评估报告作为依据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并获得远超抵押物价值的巨额融资贷款,给融资租赁公司带来巨大风险。该行为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依法惩处。人民法院打击此类犯罪,为维护市场秩序、构建社会信用、促进社会公平竞争、构建良好营商环境提供了保障。本案也提醒评估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操守,依法执业,切勿以身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