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证券基金合规运营(募集篇) — 从《广告法》角度看私募证券基金宣传推介合规要点
近期, 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因其官方网站内容涉嫌使用绝对化表述而被举报, 并因此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关注函或调查通知。自2026年以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陆续发布多项广告监管规范性文件, 包括于3月6日发布的(以下简称“《提示性用语监管通知》”)以及于6月3日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 进一步强化了广告合规监管要求, 并加大了对广告违法行为的执法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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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因其官方网站内容涉嫌使用绝对化表述而被举报, 并因此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关注函或调查通知。自2026年以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陆续发布多项广告监管规范性文件, 包括于3月6日发布的(以下简称“《提示性用语监管通知》”)以及于6月3日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 进一步强化了广告合规监管要求, 并加大了对广告违法行为的执法查处力度。
引言 近年来,微信、抖音等平台上的小游戏已逐渐成为用户碎片化娱乐的常见选择。小游戏的爆发式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低门槛进入”和“广告变现”这两个基础之上。用户无需下载完整客户端,点击链接即可进入游戏;开发者不必完全依赖道具内购或付费下载,而可以通过广告展示取得收入。所谓“激励广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安排:用户完整观看一定时长的视频广告,换取体力、金币、复活机会、抽奖次数或关卡加速等游戏内利益
守护每一次创造 嗨👋欢迎来到《“知”无不言》——你的专属知产“避坑”与“赋能”指南📘,当灵感化作原创作品,当品牌成为经营底气,当发明走向广阔市场——知识产权,早已融入创新、创业的每一个瞬间。但,权利的边界在哪?侵权的红线怎么避?正当的路径如何选?在这里我们用真实故事为你“庖丁解牛”,帮你看清门道,避开雷区。 公众号要发奶茶新品,没拍出好看的图 打开小红书,图片又精致又有氛围感 “不用白不用”?
广告引证内容:是指在广告中引用广告主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生成、制作,并且与广告主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有关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内容。 法律评级机构给律师、律所作出的荣誉评级,属于广告引证内容。 上图: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律所——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借助第三方评级,引证广告官宣自己是“深圳:第一等律所”! 下图:2026年6月1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
本期节目聚焦从智能家居到可穿戴设备的隐私治理:德州对智能电视同意机制的强制要求、美国建立 AI 安全评估国家能力、法国对智能眼镜普遍监控风险的警示、以及欧盟完善 GDPR 认证体系的技术细节。 🕒 节目导航 第一条德州与 LG 电子达成智能电视隐私和解 核心进展: 德州总检察长 Ken Paxton 与 LG 电子美国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要求 LG 在收集智能电视观看数据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明确表
四、企业合规实操指引:可落地、可执行的合规措施 结合《通知》要求、法律规定及典型案例,针对企业法务,提供全方位、可落地的广告合规实操指引,涵盖广告审核、重点领域合规、风险防控、应急处置等环节,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防范广告合规风险。 (一)建立“三级审核+专项审查”机制,严把广告内容关 广告合规的核心在于“事前审核”,企业需建立完善的广告审核机制,明确审核流程、责任主体,确保广告内容在发布
从“手机”“天下无贼”到“非诚勿扰”,华谊兄弟曾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而今,这家曾经的“影视第一股”因拖欠一笔1140万元广告费,被债权人推上了破产重整的审判台。这背后,是8年亏光85亿的惨烈数字,是明星对赌的资本泡沫,更是影视行业资本狂潮退去后的一个典型标本。 2026年4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浙07破申2号《决定书》,决定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
作为长期深耕广告竞争合规领域的律师,笔者结合自身办理广告违法行政处罚、民事侵权及刑事辩护案件的实务经验,针对(以下简称《通知》),结合最新行政执法案例、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案例,融合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通知》核心内容、监管重点、法律适用及企业合规实操要点进行全面解读,为企业法务提供可落地、可执行的合规指引,助力企业规避广告合规风险,实现合法合规经营。 近年来,我国广告市场呈现多元化、数字化发展态势,各
最近,博物馆圈接连爆出几起“假画”丑闻。某知名美术馆被曝展出多年的画作竟是赝品,某省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质疑为现代仿作。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开始追问:这些画是怎么进到博物馆的?那些专家是怎么鉴定的?如果连博物馆都信不过,我们还能相信谁? 这些争议,表面上是鉴定技术问题,根子上是法律问题——当一幅画被指认为“假”,谁来认定?依据什么认定?认定的结论能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 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远
近期某国际知名电脑外设厂商(以下称“品牌方”)因授权店铺发布侮辱性广告引发舆情危机。一句将消费者类比为动物的不当配文,不仅触碰了消费者的情感底线,可能也暴露了品牌在授权合作管理、营销内容审核中的漏洞。本文从法律合规与舆情应对双重视角剖析这一事件,拟为各类企业规避同类风险提供切实参考。 一、事件核心:三层问题叠加引发品牌信任危机 此次品牌方舆情危机并非单一的“员工失误”,而是广告内容违法违规、授权管

近期, 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因其官方网站内容涉嫌使用绝对化表述而被举报, 并因此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关注函或调查通知。自2026年以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陆续发布多项广告监管规范性文件, 包括于3月6日发布的(以下简称“《提示性用语监管通知》”)以及于6月3日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 进一步强化了广告合规监管要求, 并加大了对广告违法行为的执法查处力度。 值得关注的是, 私募行业过往对宣传推介合规的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基金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较少从角度审视宣传行为。然而,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产品推介材料等对外发布的内容, 均可能构成意义上的商业广告。 本文从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角度出发, 结合及近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 梳理宣传推介中容易忽视的广告合规要点, 并就实务应对提出建议, 供私募基金管理人参考。 一 绝对化用语: 最常见的“踩雷”情形 明确禁止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进一步明确, 上述禁止范围包括与“国家级”“最高级”“最佳”含义相同或近似的其他用语。行政执法实践中, “世界一流”“顶级”“第一”“顶尖”“最优秀”“唯一”等表述在特定语境下也可能被认定为绝对化用语。 今年3月发布的《提示性用语监管通知》再次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对宣称“第一”“首创”“最佳”“领先”等广告用语的监管力度, 严格依照及《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等规定查处相关违法广告。近期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因官方网站内容涉嫌使用绝对化用语而被举报, 或与上述监管背景及执法要求的进一步强化有关。 从我们处理的实务案例来看, 私募基金管理人比较容易“踩雷”的场景集中在以下几类: 1.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世界顶尖”“行业第一”“国际一流”等描述企业定位的表述; 2.产品推介材料中使用“最优配置”“最安全策略”等描述产品特征的表述; 3.基金经理介绍中使用“最擅长”“最具经验”“最高收益”等评价个人能力的表述。 建议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对外宣传时, 尽量使用中性、客观的表述, 如实罗列团队背景、历史业绩、所获荣誉等信息, 避免对市场地位或专业能力作出绝对化的定性评价。例如, 以“在量化投资领域具有多年实践经验”替代“最具经验的量化团队”, 以“截至XX年XX月管理规模XX亿元”替代“管理规模行业第一”。 此外, 《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第五条至第六条规定了若干不适用绝对化用语禁止的情形, 如仅表明经营理念、目标追求、企业愿景的表述, 仅用于同一品牌商品自我比较的表述, 以及依据国家标准认定的分级用语等。但援引上述豁免需确保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例如, 在官方网站中表述“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资产管理人”, 其中“致力于”体现的是未来努力方向, 与“行业领先”的客观宣称存在本质区别, 但建议在具体适用时审慎评估语境, 避免过度依赖豁免条款。 二 引证内容: 出处与标注 规定, 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 应当真实、准确, 并表明出处; 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 应当明确表示。《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引证内容的标注要求。 根据《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第二条与第八条, 凡广告中引用广告主以外的组织制作、生成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内容, 均属于引证内容, 应如实表明出处, 包括机构名称、文献资料等信息; 引自互联网网页的, 还应标明访问路径。 过往在审核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宣传推介材料时, 我们经常会看到材料中引用一些数据来与产品或策略的业绩进行比较, 这类数据就属于引证内容, 应当如实标明出处。例如, 展示净值数据、收益率、最大回撤、同类排名等信息时, 应当注明数据来源(如托管人复核数据、第三方评价机构名称)、统计期间等要素。 此外, 《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第九条进一步要求, 引用的统计资料或调查结果等有特定的地域、行业等适用范围或者有效期限的, 应当对具体的地域、行业等适用范围或者有效期限作出明确表示。据此, 管理人展示某评级机构颁发的行业奖项时, 建议注明颁奖机构、评选年度及评选范围, 避免仅展示奖项名称而缺失关键背景信息。 三 限制性条件: 需显著呈现 《提示性用语监管通知》中强调, 对于市场主体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 在广告中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主要卖点的同时, 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的行为, 要加强监管。 《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第十条及第十一条规定, 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 其文字的字体、字号、颜色等应当满足一般公众在正常情况下能够清晰识别的要求, 不得利用减小字号、改变字体、使用与背景相近颜色等可能使消费者难以辨明的方式, 对商品的性能、功能、用途、规格、有效期限、优惠条件等进行限缩。此外, 根据《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第十八条规定, 广告中的自证内容也需要遵守上述规定。 在私募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制作过程中, 我们过往发现, 一些提示性说明的字体很小, 肉眼难以识别。例如关于“基金历史业绩不代表对未来业绩的预测”“同策略基金的表现不代表投资者实际认购/申购的基金的表现”等风险提示, 往往以极小字号排列在页面边缘或角落, 这种做法可能被认定为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的行为。 因此, 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制作宣传推介材料时, 建议对风险提示、限制性条件等重要说明的呈现方式予以充分关注。实践中, 可考虑使相关文字在字号、颜色、位置等方面具备合理的可识别性, 例如避免字号过小、颜色与背景对比不足, 或将重要提示长期置于页面边缘、角落、脚注、页眉页脚等较易被忽略的位置。 四 合规延伸: 招聘广告与公益广告 除产品宣传推介外,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招聘信息发布与公益活动参与同样涉及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合规要求, 容易被忽视。 1. 招聘广告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招聘行为受劳动就业领域法律法规约束。明确规定,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第二十六条进一步要求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教育部办公厅在相关通知中进一步重申“三个严禁”: 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严禁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 严禁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 对于很多私募基金管理人来说, 人才是核心竞争力, 招聘需求频繁。建议在发布招聘信息时, 学历要求统一表述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历”, 避免对学校范围进行限定。同时, 招聘信息中的薪资待遇、岗位职责描述等应真实准确, 不得包含虚假或夸大表述。 2. 公益广告 规定, 企业出资设计、制作、发布或者冠名的公益广告, 可以标注企业名称和商标标识, 但应当符合一系列要求, 包括不得标注商品或服务名称及与推销有关的内容、平面作品标注企业名称和商标标识的面积不得超过广告面积的1/5、音视频作品显示企业名称和商标标识的时间不得超过5秒或总时长的1/5等。违反上述规定的, 视为商业广告。 现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参与公益的情形越来越多, 需注意严格区分公益与商业。如组织或参加公益广告活动, 不得借公益之名推销基金产品或展示历史业绩; 如需标注企业标识, 应确保面积、时长不超过法定比例。 五 被举报后的应对建议 结合近期处理的多起类似事项, 私募基金管理人因对外宣传内容涉嫌绝对化用语被举报后, 通常可能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话通知或书面询问, 要求就相关表述作出说明。对此, 建议私募基金管理人从以下方面开展应对: 1.及时内部核查。收到通知后, 第一时间对相关表述进行内部核查, 确认其出现的具体位置、上下文语境以及发布时间, 并评估是否存在修改的必要。如确实存在不当表述, 建议及时进行修正, 以体现主动整改态度。 2.准备情况说明。在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的情况说明中, 建议可结合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解释: 第一, 官方网站定位——官方网站是否面向不特定公众, 是否属于商业广告的范畴; 第二, 语境分析——相关表述是企业愿景、经营理念的表达, 还是对客观事实的绝对化宣称; 第三, 客观佐证——是否有客观证据支撑相关表述, 如行业排名、资质文件等。 3.整理佐证材料。可结合情况说明, 整理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包括公司资质文件、行业荣誉证明、管理规模数据、官方网站访问权限或适当性管理设置截图等, 以辅助说明相关表述的背景、依据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等。 六 小结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一系列规范文件, 标志着广告合规监管进一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对私募基金管理人而言, 宣传推介的合规管理不应仅局限于等私募基金行业的法律法规, 还应将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规范性文件一并纳入合规框架, 形成覆盖产品宣传、品牌展示、公益活动与招聘信息发布等多场景的全面合规体系。
引言 近年来,微信、抖音等平台上的小游戏已逐渐成为用户碎片化娱乐的常见选择。小游戏的爆发式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低门槛进入”和“广告变现”这两个基础之上。用户无需下载完整客户端,点击链接即可进入游戏;开发者不必完全依赖道具内购或付费下载,而可以通过广告展示取得收入。所谓“激励广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安排:用户完整观看一定时长的视频广告,换取体力、金币、复活机会、抽奖次数或关卡加速等游戏内利益。 这种模式相较于直接付费,既可以降低用户的尝试成本,也为中小开发者提供了商业化空间。问题在于,许多小游戏并没有把广告设计成真正的可选项,而是通过体力不足、失败惩罚、关卡卡点、奖励翻倍等机制,把“看广告”嵌入正常游戏流程。用户表面上是在选择奖励,实际上可能是在选择能否继续游戏。对此,已有多家媒体报道关于小游戏广告过多、关闭按钮不明显、误触跳转或诱导下载等现象。[1]本文拟以“强制观看”争议为切入点,尝试讨论“激励广告”机制在现行法律下的主要合规边界。 一、激励广告的本质:不是单纯赠送,而是一种注意力交易 激励广告容易被描述为“用户自愿看广告,平台额外给奖励”。这种说法只说明了表层流程,却没有揭示其中的交易结构。用户并非无偿接受广告,平台也并非无偿给予奖励。用户交付的是时间、注意力、点击行为以及可能随之产生的下载或转化机会;经营者交付的是游戏内资源,并通过广告系统取得收益。换言之,激励广告是一种以注意力和数据化行为为对价的网络消费安排。 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也享有公平交易权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2]因此,在小游戏场景中,法律真正关心的不是“广告是否存在”,而是广告观看是否被清楚告知、是否可以拒绝、拒绝后是否仍存在合理的游戏路径。 如果用户点击“看广告”前已经知道广告时长、奖励内容、不可跳过规则、失败后的处理方式以及是否会跳转第三方页面,并且不观看广告也可以通过合理等待、常规游玩或其他非广告方式继续游戏,那么激励广告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可接受的商业安排。相反,如果游戏通过极低资源恢复速度、频繁失败惩罚、强制复活广告或关闭按钮失灵等方式,让用户不看广告就无法继续获得基本体验,那么“激励”就会滑向“胁迫式设计”。 二、格式条款与产品机制:强制性不只写在用户协议里 激励广告涉及用户与游戏经营者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如前文所述,核心是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但在讨论激励广告时,不能只看用户协议中是否写了“游戏可能包含广告”。许多争议并不来自一行条款,而来自产品机制本身。比如,用户协议笼统约定“用户理解并同意平台可展示商业广告”,但游戏实际设计为每次失败后只能看广告复活,或者关键资源几乎只能通过广告获得。此时,广告义务虽然没有明写成合同条款,却已经通过系统规则转化为用户持续使用服务的事实门槛。 《民法典》第496、497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以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提供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3]因此,广告机制如果直接影响用户能否继续游玩、能否取得已承诺的奖励,显然属于与用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不能只隐藏在冗长协议中,更不能完全交由界面设计“默默执行”。 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爱奇艺超前点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就围绕平台单方变更会员权益、格式条款提示和既有会员期待利益进行了评价,认为经营者不能仅凭概括性授权条款,任意减损用户已经取得或合理期待的主要权益。虽然该案并非小游戏广告案件,但其裁判思路具有启发意义:平台保留商业模式调整空间,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不充分提示或不合理机制,实质削弱用户已经购买或已经进入的服务体验。[4] 综上,在激励广告场景中,格式条款审查应当从“文本审查”扩展至“机制审查”。判断重点包括:广告触发规则是否清楚;广告时长和不可跳过规则是否提前说明;奖励是否真实发放;关闭和退出是否有效;不观看广告是否仍有合理替代路径;平台是否把本应属于基础服务的功能拆解为广告门槛。只有把这些产品规则纳入合同公平性的考量,才能避免经营者用界面设计绕开格式条款规制。 三、合规建议:让“用户可选择”成为可验证的机制 对小游戏开发者和平台而言,激励广告的合规重点不是取消广告,而是证明广告确实是可选择、可理解、可退出、可追责的。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 首先,应当提前告知广告相关内容。用户在点击广告前,至少应当知道广告时长、奖励内容、是否必须完整观看、倒计时结束后是否可关闭、关闭后是否影响奖励、是否可能跳转第三方应用或下载页面。对于连续广告、二段式广告、试玩广告以及需要二次点击才能关闭的广告,更应当在触发前作显著提示。否则,用户点击时所作出的“同意”,只是对一个不完整信息的同意。 其次,应当合理设置广告的弹出与关闭机制。明确要求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的,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同时,办法还禁止以虚假的系统或者软件更新、报错、清理、通知等提示,以及虚假奖励承诺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5]小游戏中的全屏视频广告虽然未必完全等同于传统网页弹窗,但如果其在效果上遮蔽了游戏页面并要求用户操作退出,就应当参照上述规则确保标识清楚、关闭真实有效。 再次,应当对广告跳转进行必要控制。小游戏广告常见的争议,并不止于“看了多久”,还包括用户试图关闭广告时被跳转至应用商店、下载页或第三方小程序。此类跳转如果并非用户明确点击广告内容后的主动行为,而是发生在关闭、返回、领取奖励等操作过程中,就容易构成误导点击。对于以关闭按钮伪装下载入口、以奖励按钮夹带跳转、以浮层遮挡退出路径等设计,不能仅以“用户已经点击”为由当然认定其有效。 同时,小游戏不宜将基础游玩路径完全绑定广告。对于体力、复活、关键道具、通关提示等影响正常游戏进程的资源,应当保留合理等待、常规任务、非广告获取或明确付费等替代路径。广告可以提高效率、增加奖励或提供额外机会,但不宜成为继续游戏的唯一事实路径。否则,所谓“激励广告”就可能从奖励机制转化为变相强制观看机制。 此外,应当建立广告播放与奖励发放的记录机制。用户完整观看广告后,平台或开发者应当按照承诺及时发放奖励;因网络异常、广告加载失败、页面跳转错误等原因导致用户未获得奖励的,应当提供补发、申诉或客服处理路径,避免用户反复观看广告却无法取得对应利益。 最后,平台和开发者应当加强广告内容审核和投诉响应。对于广告主资质、广告素材、落地页、下载链接和二级跳转,应当建立审核和巡检机制;对虚假玩法、虚假红包、贷款导流、博彩导流、低俗擦边、诱导未成年人消费等高风险广告,应设置禁投或强审核规则。同时,应当留存广告投放记录、审核记录、投诉处理记录和下架记录,对用户投诉设置明确处理时限,并在同类广告反复被投诉时触发平台级治理,而不是仅对单个广告作临时下架处理。 结语 小游戏激励广告之所以引发争议,并不是因为广告天然不应进入游戏,而是因为“激励”有时被设计成了“门槛”。当用户不看广告就无法继续游戏,当关闭按钮变成跳转入口,当奖励承诺和广告内容无法兑现,所谓“自愿观看”就不再只是商业模式选择,而可能是触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式条款规制、互联网广告治理等多重合规要求的“强制观看”。对此,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合规边界已经较为清晰:“激励广告”可以作为商业变现方式存在,但用户必须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作出真实选择;广告可以与奖励机制相结合,但不能成为继续游戏的唯一事实路径;广告可以嵌入游戏流程,但必须可识别、可关闭,不得通过误触、伪装按钮或虚假奖励诱导点击;平台和开发者也不能只在协议中概括提示,而应当把相关义务落实到按钮位置、倒计时规则、奖励逻辑、广告池配置和投诉响应之中。只有当用户真的可以不看广告,激励广告才仍然是“激励”,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 参考文献: [1]参见《法治日报》:《小游戏里广告泛滥暗藏各种陷阱》,载新华网,2023年5月19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3-05/19/c_1129627116.htm。 [2]参见、、、、。 [3]参见、。 [4]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 [5]参见、、、。
守护每一次创造 嗨👋欢迎来到《“知”无不言》——你的专属知产“避坑”与“赋能”指南📘,当灵感化作原创作品,当品牌成为经营底气,当发明走向广阔市场——知识产权,早已融入创新、创业的每一个瞬间。但,权利的边界在哪?侵权的红线怎么避?正当的路径如何选?在这里我们用真实故事为你“庖丁解牛”,帮你看清门道,避开雷区。 公众号要发奶茶新品,没拍出好看的图 打开小红书,图片又精致又有氛围感 “不用白不用”? 等一下! 今天来聊聊“信息网络传播权” 别让一张“借”来的照片,砸了自家招牌 一问一答: 一分钟法律小课堂 问 题 ① 我只是在网上下载了张照片,放自己店铺公众号宣传,怎么就侵权了? 免费浏览≠免费商用。很多商家误以为网上公开的图片就是公共资源,可以随意使用,但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1 法律核心:信息网络传播权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2 商业用途不适用“合理使用” 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允许在特定情形下未经许可、不付报酬使用他人作品。 但必须注意:“合理使用”有着严格的适用边界。法律明确列举的情形主要包括个人学习欣赏、课堂教学、新闻报道等极少数特定情况下免费使用,且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商家在公众号上使用照片的目的是吸引客流、推广产品,属于典型的商业性使用,完全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法院在认定侵权时会更加严格。 3 常见误区 ▸误区1:我只用了一张,应该没事吧? 法律上,侵权与否不看数量,未经授权使用照片一张也构成侵权。 ▸误区2:阅读量才个位数,没人会发现。 著作权侵权不要求实际浏览量,只要存在公开展示行为,就构成传播。 ▸误区3:我标注了来源,还写了“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就安全了。 标注来源≠获得授权。删除只是停止侵害,不能免除已经发生的侵权责任。即使标注“图片来源网络,侵删”,依然无法规避侵权责任。 问 题 ②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后果很严重,千万别抱侥幸心理! 1 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最直接的代价 根据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数额按以下原则确定: 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 权利使用费:指著作权人正常授权时所需费用。如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 惩罚性赔偿:如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侵权人如经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具有侵权故意,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等严重情节的,可能触发惩罚性赔偿条款。 法院酌定赔偿:如上述各项均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此外,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如权利人的取证费、交通费、聘请律师等费用。 在真实判例中,一张照片的赔偿金额通常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如果图片具有较高独创性或知名度,或者权利人为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费用较高,则赔偿金额可能会相应提高。 2 其他法律后果 赔礼道歉:若侵权行为同时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比如未标注作者姓名),法院还可能判决侵权人公开道歉。 行政责任:如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版权行政部门可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平台处罚:微信平台可能因投诉对公众号进行删文、限制功能甚至封号处理。 维权成本:一旦被告,不仅要赔钱,还得花时间、花律师费去应诉,这都是实打实的经营成本。 信用影响:企业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可能影响后续融资、合作、加盟等商业活动正常开展。 问 题 ③ 被认定为侵权后,有哪些补救措施? ▸第一,立即删除,停止传播: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删除侵权图片和文章,关闭相关链接;保存好删除记录(截图、后台操作日志等),作为后续证明已“停止侵权”的证据。 ▸第二,积极协商,降低赔偿:主动联系权利人或其代理机构;诚恳道歉,说明情况(如无侵权故意),争取调解。 ▸第三,注意整改,避免再犯:以后宣传图要么自己拍,要么去正规图库购买授权,或者使用明确标注“可商用”的免费图库(但要看清条款)。 小贴士:如何判断一张图是否可以商用? 图片来源 可否商用 注意 自己拍摄 ✓可商用 保留原图及拍摄时间证据 正规图库购买 ✓依协议 保存授权凭证/发票 免费可商用图库 ⚠️依条款 审查是否需署名、是否禁商业用途 百度/小红书/微博存图 ⚠️高风险 除非获得作者明确书面授权 法律依据 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 文字来源:商事审判庭(知产团队)徐杰云 主理人:商事审判庭(知产团队)刘月、田晓露 漫画:鲁星瞳(实习)AI辅助生成 责任编辑 :陈淋清 郭子严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广告引证内容:是指在广告中引用广告主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生成、制作,并且与广告主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有关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内容。 法律评级机构给律师、律所作出的荣誉评级,属于广告引证内容。 上图: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律所——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借助第三方评级,引证广告官宣自己是“深圳:第一等律所”! 下图:2026年6月1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其中第十三条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等用语进行宣传的,不属于《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第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豁免情形: (一)“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用语所指向的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的; (二)“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用语所指向的商品所属行业或者领域小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行业分类的; (三)“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用语所指向的商品无专有的产品或者服务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四)其他不属于《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第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豁免情形的。 换言之,国家严禁引证广告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绝对化用语。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官宣自己是“深圳:第一等律所”到底违规不违规?众多律师、律所利用不明野鸡评级机构量身定做的收费评级,违法引证广告,对外宣传,不正当竞争,谁来管?谁会管? Ps:笔者曾依法行使会员监督权利,以涉嫌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为由,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为被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结果是>>法治之殇:法院“不立不裁”,检院不监督!
本期节目聚焦从智能家居到可穿戴设备的隐私治理:德州对智能电视同意机制的强制要求、美国建立 AI 安全评估国家能力、法国对智能眼镜普遍监控风险的警示、以及欧盟完善 GDPR 认证体系的技术细节。 🕒 节目导航 第一条德州与 LG 电子达成智能电视隐私和解 核心进展: 德州总检察长 Ken Paxton 与 LG 电子美国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要求 LG 在收集智能电视观看数据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明确表示同意”(Affirmative Express Consent)。和解协议有效期5年 观看数据定义: 通过智能电视的自动内容识别(ACR)技术收集的家庭层面观看行为信息,包括观看内容、时间和时长 关键时间节点: 30天内更新2025年款智能电视入门同意界面,加入清晰显眼的 ACR 使用说明;180天内停止未经同意收集和处理观看数据;2027年及后续型号必须在入门过程中以弹窗形式自动显示观看信息协议通知 同意要求细节: 必须是自由给予的、具体的、知情的、明确的意愿表示;必须通过肯定性行动表达;必须在清晰显眼的披露后获得;必须提供简单易找的撤回同意方式 地缘政治条款: LG 明确承诺从美国消费者收集的观看数据不会以任何形式传输到中国 德州认可: 德州承认 LG 主动实施了超出行业规范的强有力数据隐私实践,双方同意合作而非长期诉讼最符合消费者利益和电视制造业透明数据隐私实践的推进 企业启示: 默认收集用户行为数据的时代已结束,必须在收集前获得明确、具体、知情的同意 同意界面必须清晰显眼,不能藏在冗长的用户协议中,要让普通消费者一眼看懂 如果涉及跨境数据传输,尤其是传输到地缘政治敏感国家,需在隐私政策中明确说明或承诺不传输 主动实施超出行业规范的隐私实践可在监管调查中获得认可,有助于达成更有利的和解条件 智能电视、智能音箱等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应全面审查数据收集同意机制,确保符合“明确表示同意”标准 第二条NIST 成立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CAISI) 核心进展: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于2025年6月宣布成立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CAISI),作为美国政府内部行业与政府对接 AI 测试和协作研究的主要联络点 核心职能: 与 NIST 组织合作开发 AI 系统安全测量指南和最佳实践,协助行业制定自愿标准;与私营部门 AI 开发者和评估者建立自愿协议,主导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 AI 能力进行非机密评估(重点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化学武器等可证明风险);评估美国和对手 AI 系统能力、外国 AI 系统采用情况及国际 AI 竞争状态;评估使用对手 AI 系统可能带来的安全漏洞和恶意外国影响(包括后门和隐蔽恶意行为);与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科技政策办公室和情报界等联邦机构协调开发评估方法并进行评估;在国际上代表美国利益,防止外国政府对美国技术施加繁重和不必要的监管,并与 NIST 员工合作确保美国在国际 AI 标准中的主导地位 最新动态: 2026年4月,CAISI 评估了开源权重 AI 模型 DeepSeek V4 Pro;与非营利组织 OpenMined 签署了协作研发协议(CRADA);与总务管理局(GSA)签署谅解备忘录,支持联邦采购阶段的 AI 评估(USAi 项目);发布 NIST AI 800-4,组织从业者研讨会和系统文献综述的关键发现,识别后市场监控的当前实践和挑战 研究博客主题: AI 安全红队竞赛、AI 模型如何在代理评估中作弊、构建黄金标准 AI 系统需要黄金标准 AI 测量科学、AI 评估的设计和使用 企业启示: 美国政府正在建立系统性 AI 安全评估机制,进入政府采购或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 AI 系统可能需要通过 CAISI 评估 “自愿标准”和“自愿协议”是美国监管 AI 的主要方式,但不参与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国际 AI 标准制定正成为大国博弈新战场,企业需关注 NIST 和 CAISI 在国际标准组织(如 ISO、IEC)中的动向 AI 开发者应主动参与 CAISI 的自愿协议和评估项目,建立与政府的信任关系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敏感领域(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化学武器)的 AI 应用,需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并准备接受政府审查 第三条法国 CNIL 对智能眼镜发出隐私警示 核心进展: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发布智能眼镜隐私警示,基于2026年1月22-29日对2128名18岁以上法国人的在线调查。67%受访者认为智能眼镜对隐私构成风险,主要担忧包括图像权利和同意、可能的滥用(尤其结合 AI 技术如深度伪造)、以及数据去向 智能眼镜定义: 外观类似普通眼镜(近视或太阳镜),但在镜框中嵌入传感器(麦克风和摄像头),通过专用应用连接到用户手机。可使用手机功能(打电话、听音乐、拍照录像),部分功能可通过语音命令触发。通常连接到 AI 系统,允许用户向聊天机器人提问(一般问题或环境相关问题如“描述我看到的东西”或“翻译对面人说的话”) 关键隐私风险: 几乎不可见地捕获第三方图像和声音——智能眼镜与普通眼镜难以区分,周围人很难知道是否被录制;录制指示灯等技术措施效果有限且某些使用场景下缺失;从固定、有标识、受监管的监控转变为移动、几乎不可见、无处不在的监控——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公共或私人空间佩戴带摄像头的眼镜;设备成本相对较低可能导致社会空间被传感器饱和;长期可能导致人们不断怀疑自己一举一动被记录,产生持续被观察感觉,逐渐形成自我审查,直接威胁个人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在高度私密场所(医疗诊所、更衣室、卫生间)使用引发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法律框架: 法国民法典第9条保障所有场所(私人和公共)的隐私权,违反可受制裁;刑法典第226-1条规定,未经同意在私人场所固定、记录或传输他人图像,可处1年监禁和45000欧元罚款;智能眼镜用户必须尊重可能被捕获图像或声音的人的隐私权,并在必要时获得其同意 CNIL 行动计划: 启动智能眼镜 GDPR 合规工作;在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层面开展国际合作,因设备在国际层面发展;与其他主管公共机构就超出数据保护范围的问题进行交流;在未来活动中讨论智能眼镜主题以充实思考和提高认识 6条用户最佳实践: 使用智能眼镜时告知附近的人;一旦不再需要就关闭捕获功能;在被要求关闭手机的所有场合也关闭智能眼镜;避免在人们不期望被录制的地方使用;如果想使用有他人出现的照片或视频(如发布到社交媒体),必须获得他们的同意并尊重图像权利;发布前三思,即使看似无害的发布也可能对相关人员产生持久影响 企业启示: 智能眼镜制造商需在产品设计阶段考虑如何让周围人能识别出这是智能眼镜,如录制时有明显指示灯 开发更有效的隐私保护机制,如自动检测私密场所并禁用录制功能 在用户入门和使用过程中强化隐私教育,明确告知用户的法律责任 可穿戴设备开发者应关注 CNIL 和 EDPB 的后续指南,提前准备合规措施 用户需意识到佩戴智能眼镜不仅是个人选择,会影响周围所有人的隐私,有责任负责任地使用 第四条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对芬兰 GDPR 认证机构认证要求发表意见 核心进展: 2026年5月12日,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通过第13/2026号意见,针对芬兰数据保护监察员(Ombudsman)关于 GDPR 第43(3)条下认证机构认证要求的草案决定 背景机制: 根据 GDPR 一致性机制,监管机构在批准认证机构认证要求前必须征求 EDPB 意见;芬兰监察员于2026年4月1日提交草案;芬兰的认证工作由芬兰国家认证服务机构(FINAS)执行,应用 EN-ISO/IEC 17065:2012标准以及监管机构设定的 GDPR 特定附加要求 EDPB 评估重点: 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利益冲突和防止不当影响的保障措施;认证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资格;颁发、审查、暂停或撤销认证的程序;投诉和上诉的透明处理 主要建议: 将仅限于监察员的表述改为“任何主管监管机构”,以反映 GDPR 下的跨境监管;明确术语(如统一使用“评估对象”)并删除重复或不清晰的条款;完善人员资格要求,包括更清楚地区分欧洲经济区内外的大学;确保义务由认证机构而非认证机构承担;删除可能导致认证机构评估超出认证处理活动范围的 GDPR 违规或数据泄露的条款 后续步骤: 芬兰监管机构必须在收到意见后两周内告知 EDPB 是否会修改或维持其草案认证要求,并提供最终决定以纳入 EDPB 公开登记册 企业启示: GDPR 认证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各成员国的认证要求需经 EDPB 审查以确保欧洲经济区的一致性 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专业知识和程序都会受到严格审查 企业想通过认证证明合规,需选择已获得正式认证的认证机构,而非自称能做 GDPR 认证的咨询公司 关注 EDPB 公开登记册中各成员国认证机构认证要求的最终版本,了解不同国家的具体要求 GDPR 认证可作为合规证明,在监管调查或客户尽职调查中提供有力支持,但需确保认证范围覆盖实际处理活动 💡 主编深度洞察:从设备到标准的全链条隐私治理 物联网隐私的“同意困境” 德州与 LG 的和解协议揭示了物联网设备隐私治理的核心困境:如何在用户体验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智能电视的自动内容识别(ACR)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被动的数据收集——用户不需要主动操作,设备就在后台记录观看行为。这种“默认开启”的数据收集模式与 GDPR 和美国各州隐私法要求的“明确表示同意”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和解协议的180天实施期限看似宽松,实则反映了技术改造的复杂性:LG 需要重新设计入门流程、更新固件、测试用户体验、培训客服团队。更深层的启示是,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必须从“隐私合规是法务部门的事”转变为“隐私保护是产品设计的核心要素”。地缘政治条款的加入则标志着数据主权已从抽象的政策概念变成具体的合规要求——即使是消费电子产品,也无法回避大国博弈的影响。 AI 治理的“标准战争” NIST 成立 CAISI 的战略意图远超技术评估本身。从职能设计看,CAISI 既是技术机构(开发测量方法、进行安全评估),也是外交机构(代表美国利益、主导国际标准)。这种“双重身份”揭示了 AI 治理的本质: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市场准入的钥匙。CAISI 与 OpenMined 的合作、与 GSA 的谅解备忘录、对 DeepSeek V4的评估——这些看似独立的行动背后是一套完整的 AI 治理生态:通过自愿协议吸纳头部企业、通过政府采购设置市场门槛、通过国际标准输出美国规则。对于中国 AI 企业,CAISI 的成立意味着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对于欧洲企业,则面临在美国标准和欧盟 AI 法案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CAISI 明确将“评估对手 AI 系统”作为核心职能,这意味着 AI 安全评估已从纯技术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 可穿戴设备的“监控悖论” 法国 CNIL 对智能眼镜的警示揭示了可穿戴设备带来的“监控悖论”:技术越便携,隐私风险越高。智能眼镜与智能手机的根本区别在于“可见性”——手机需要掏出来、举起来,周围人能清楚看到你在拍照;眼镜则是“永远在线、永远隐藏”。CNIL 提出的“从固定监控到移动监控”的转变,实质上是监控权力的民主化——不再是政府或企业垄断监控能力,而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控者。这种转变的社会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人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正在被录制时,公共空间的自由表达会受到抑制,私人空间的亲密互动会变得谨慎。CNIL 的6条最佳实践建议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了技术伦理的核心:技术创新不应以牺牲社会信任为代价。对于智能眼镜制造商,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出既能提供便利又能保护他人隐私的产品——这可能需要从硬件层面(如强制指示灯)、软件层面(如自动检测私密场所)、社会层面(如用户教育和社会规范)三管齐下。 GDPR 认证体系的“质量保证” EDPB 对芬兰认证要求的意见看似技术性细节,实则关乎 GDPR 认证体系的可信度。GDPR 第42条引入认证机制的初衷是降低合规成本、提高透明度,但如果认证机构本身缺乏独立性、专业性和一致性,认证就会沦为“花钱买证书”的形式主义。EDPB 的建议——从术语统一到人员资格、从跨境监管到义务分配——每一条都在强化认证体系的严肃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删除可能导致认证机构评估超出认证范围的 GDPR 违规”这一建议,它明确了认证的边界:认证机构只能评估特定处理活动的合规性,不能越俎代庖成为“准监管机构”。对于企业,这意味着 GDPR 认证不是“一劳永逸”的合规证明,而是“特定范围、特定时点”的合规快照。随着 EDPB 逐步完善各成员国的认证要求,GDPR 认证有望成为跨境数据流动的“通行证”——但前提是企业选择真正合格的认证机构,并持续维护认证有效性。 📚 延伸阅读 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德州与 LG 电子和解协议全文(PDF)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Center for AI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CAISI) 美国商务部: 商务部长 Howard Lutnick 关于 CAISI 的声明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 智能眼镜:CNIL 呼吁保持警惕 法国 CNIL LINC 实验室: 智能眼镜调查完整结果 DataGuidance: EU: EDPB issues opinion on Finnish Ombudsman’s draft accreditation requirements for GDPR certification bodies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 Opinion 13/2026全文
四、企业合规实操指引:可落地、可执行的合规措施 结合《通知》要求、法律规定及典型案例,针对企业法务,提供全方位、可落地的广告合规实操指引,涵盖广告审核、重点领域合规、风险防控、应急处置等环节,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防范广告合规风险。 (一)建立“三级审核+专项审查”机制,严把广告内容关 广告合规的核心在于“事前审核”,企业需建立完善的广告审核机制,明确审核流程、责任主体,确保广告内容在发布前符合法律法规及《通知》要求。建议企业建立“三级审核+专项审查”模式,具体如下: 1.一级初审(内容提供方):由广告文案、策划人员完成,重点核查:是否使用禁止的绝对化用语;是否涉及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是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图片、文案版权);是否遗漏法定提示用语。初审人员需填写《广告初审表》,签字确认后提交复审。 2.二级复审(法务合规岗):由企业法务或合规部门负责,这是广告审核的核心环节,重点审查: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提示性用语的显著性(字号、颜色、位置);引证内容的合法性、可验证性;特殊行业广告的法定要求(如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的审查手续);是否符合《通知》及相关法律规定。复审人员需对初审内容逐一核实,留存相关证明材料,对存在合规风险的内容,提出修改意见,退回初审人员修改;审核通过的,提交终审。 3.三级终审(高管审批):由企业高管或广告审查委员会负责,重点把握:广告的整体合规性;潜在的法律风险、品牌声誉风险;广告内容与企业经营理念、品牌定位的一致性。终审通过后,方可发布广告;未通过的,退回复审人员重新审核。 4.专项审查(技术支持):针对AI生成广告、数字化广告、引证广告等特殊类型广告,设立专项审查环节,由技术部门、法务部门联合审查:AI生成广告是否标注AI提示、是否虚构人物形象;数字化广告的提示性用语是否显著、可识别;引证广告的出处、真实性是否可验证。同时,利用NLP技术扫描文案,导入禁用词库,设置全文扫描+高亮提示功能,对疑似禁用词、违规表述进行重点核查。 (二)明确提示性用语合规标准,避免“误导性大小字” 结合《通知》要求及实务经验,企业法务需明确提示性用语的合规标准,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1.完整性:法定提示语、限制性条款、免责信息、引证出处等内容,必须完整表述,不得删减、篡改、缩略核心信息,确保内容准确无歧义。例如,保健食品广告必须完整标注“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得缩写为“不能替代药品”;续航数据提示需完整标注工况条件、限制因素,不得遗漏关键信息。 2.显著性:提示性用语的字号需与主宣传语保持合理比例(建议不小于主宣传语字号的1/2),字体颜色与背景色显著区分(避免浅色字体搭配浅色背景),摆放位置处于广告醒目区域(如主宣传语下方、广告顶部/底部,不得隐藏在角落);语音广告需清晰、匀速播报提示内容,播报时长不短于主宣传语时长的1/3,不得刻意加快语速、压低音量。 3.主辅关系:广告中主宣传语与小字备注的关系,需遵循“主辅互补、不矛盾”原则,小字备注仅可用于补充说明、解释限制条件,不得对主宣传语的核心内容进行否定、推翻或实质性修正。例如,主宣传语“买一赠一”,小字备注“赠品为同规格产品”属于合规补充;若小字备注“赠品为试用装(非主产品)”,则属于对主宣传语的实质性修正,构成误导性宣传。 (三)重点行业广告合规要点,精准防范领域风险 不同行业的广告合规要求存在差异,企业法务需结合行业特点,重点关注以下领域的合规要点: 1.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必须依法清晰标注法定提示用语,不得省略、弱化或遮挡;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需显著标明适用人群及使用指导;医疗器械广告需经审查合格后方可发布,不得虚构功效、夸大疗效。 2.AI生成式广告:需依法标注AI生成提示,明确告知消费者广告内容为AI生成;未经权利人同意,不得使用他人形象、声音进行AI合成代言;不得利用AI生成虚假人物形象、虚假数据进行宣传;AI生成的广告内容需符合及《通知》要求,不得含有违法表述。 3.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易与药品、保健食品混淆的用语;不得虚构“零糖”“零卡”“无添加”等内容,确需使用的,需提供检测报告、权威认证等有效依据;不得误导消费者将普通食品当作保健食品、药品。 4.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考试通过、学位获取、就业等效果作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不得利用科研单位、学术机构、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不得使用绝对化用语;需明确提示“培训效果因人而异”“不承诺包过”等内容。 5.房地产广告:不得虚假宣传房屋面积、产权、配套设施等内容;对于“赠送面积”“赠送小院”等宣传,需明确标注产权归属、使用限制;不得使用“学区房”“地铁房”等误导性表述,确需提及的,需提供明确依据(如学区划分文件、地铁规划文件);不得对房屋价格、升值空间作出保证性承诺。 6.电子商务广告:需全面、真实、准确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提示性用语需显著、清晰,不得采用小字、隐晦方式隐藏限制条件;平台内经营者需遵守平台广告审核规则,平台经营者需履行审核义务,及时处置违法广告。 (四)绝对化用语与引证广告合规判断,规避核心风险 1.绝对化用语合规判断:并非所有“第一”“最佳”等用语都违法,企业法务需结合语境、范围、领域综合判断,重点把握例外情形: (1)不违法的例外情形:仅表明经营者服务态度、经营理念、主观愿望(如“追求最佳服务”“致力于打造行业标杆”);仅用于同一品牌、同一企业商品的自我比较(如“本产品比本公司旧款产品性能提升50%”);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认定的商品分级用语(如“一级大米”“特级茶叶”);商品名称、注册商标、专利中含有绝对化用语,用于指代商品、区分其他商品的(如“宝马7系顶级配置”,此处“顶级”用于描述配置,不构成违法);限定具体时间、地域、行业,表述客观事实且有证据支撑的(如“2024年上海某地区销量第一”,需提供销量数据证明)。 (2)严格禁止的情形: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教育培训、金融理财等重点领域,使用绝对化用语的,无论是否有证据支撑,均大概率被认定为违法;未限定范围、无证据支撑,且易误导消费者的绝对化用语(如“全网第一”“全国最佳”);通过模糊范围、虚构数据,变相使用绝对化用语的(如“行业领先”,未明确行业范围且无证据支撑)。 2.引证广告合规要点:企业使用引证广告时,需严格落实“出处明确、可验证、真实、关联”四大要求: (1)出处明确:必须在广告中清晰标明引证内容的真实出处(如“上海某权威机构2024年调研数据”“某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报告号:XXX)”),不得隐瞒、模糊出处。 (2)可验证性:引证内容必须能够公开查询、核实,无法公开查询的调研报告、统计资料,不得作为引证依据;企业需留存引证内容的原件、复印件,以备监管部门核查。 (3)真实性:不得歪曲、夸大引证内容,不得将概然性结论(如“可能有效”)宣传为必然性结论(如“绝对有效”);不得引用过期、失效的报告、数据。 (4)关联性:引证内容必须与宣传的商品或服务具有合理关联,不得引用与产品性能、功能无关的内容(如食品广告引用机械行业的调研数据)。 (5)防范“萝卜坑式引证”:不得通过不合理限缩调研的行业、地域、样本范围等方式,制造“第一”“最佳”等虚假优势;使用“第一”“最佳”等用语时,相关细分行业、领域范围必须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依据。 (五)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强化全流程风险防控 广告合规并非单一环节的审核,而是全流程的管理,企业法务需协助企业建立健全广告合规管理体系,实现“事前防范、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闭环管理: 1.制度建设:制定《广告合规管理制度》,明确广告制作、审核、发布、监测、整改全流程的合规要求;建立《广告禁用词库》,定期更新(结合《通知》及最新监管动态),明确绝对化用语、虚假宣传用语、误导性用语的禁用范围;制定《广告发布前审核清单》,明确审核要点、责任主体、审核流程,确保审核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2.流程管理:建立广告创意提案合规评估机制,在创意阶段识别合规风险;实施广告内容制作过程合规监控,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表述;强化广告发布前的最终合规审查,确保审核通过后方可发布;建立广告发布后监测机制,定期监测广告发布情况,及时发现违规问题,采取整改措施;建立问题反馈机制,鼓励员工、消费者反馈广告违规问题,及时处理。 3.人员培训:定期开展广告法规培训(重点培训《通知》等相关规定),提高广告文案、策划、审核、发布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合规意识;对法务合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合规审核能力;邀请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专业律师开展合规讲座,解读最新监管政策、典型案例,指导企业合规实操。 4.技术支撑:引入广告合规智能审查系统,利用AI技术扫描广告文案、图片、视频,自动识别绝对化用语、误导性表述、虚假引证等违规内容;建立广告内容数据库,留存广告审核记录、证明材料、发布记录,便于监管核查及后续追溯;利用AI技术进行广告发布后监测,及时发现违规广告并处置。 (六)违法广告应急处置,降低损失 企业若发现自身广告存在违规问题,或收到监管部门的调查通知,需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具体如下: 1.立即停止发布:第一时间停止所有渠道(线下、线上、平台、户外等)的违法广告发布,避免违规行为持续扩大,减少对消费者的误导及对企业品牌的影响。 2.消除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已发布广告的不良影响,如在原广告发布渠道发布更正声明、道歉声明,明确告知消费者广告存在的问题,纠正误导信息。 3.自查整改:全面排查企业所有广告内容,梳理类似违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期限,确保整改到位;同时完善广告审核机制,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4.配合调查: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情况,主动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取证,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不得隐瞒、篡改证据;对于监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严格落实。 5.减轻处罚:根据《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等规定,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企业需把握该机会,主动整改、配合调查,争取减轻或免除处罚;若涉及消费者索赔,积极与消费者沟通协商,达成和解,减少民事赔偿损失。 五、实务常见问题解答,破解合规难点 结合企业法务在广告合规审核中常见的疑问,结合《通知》要求及法律规定,解答核心合规难点,帮助企业法务精准把握合规边界。 问题1:如何判断广告用语是否构成“误导性大小字”? 答:核心判断标准有四点:一是主宣传语与小字备注是否存在实质性矛盾;二是小字内容是否对主宣传语进行否定、推翻或实质性修正;三是消费者能否通过正常注意力(如浏览广告的常规时间、常规视角)获取完整、真实的信息;四是经营者是否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者的主观故意。实务中,若小字内容与主宣传语核心信息不一致,且小字不显著、不易识别,大概率会被认定为“误导性大小字”。建议企业法务在审核时,模拟消费者的常规浏览场景,判断提示性用语是否清晰可识别,主辅内容是否一致。 问题2:企业使用“第一”“最佳”等绝对化用语,有证据支撑是否就一定合规? 答:不一定。有证据支撑仅为合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还需结合语境、范围、领域综合判断:一是证据需真实、有效、可验证(如权威机构出具的报告、第三方统计数据);二是需在广告中明确限定范围(如“2024年上海某省某区某行业销量第一”),不得模糊范围;三是重点领域(医疗、药品、教育培训等)即使有证据支撑,使用绝对化用语也大概率被认定为违法;四是不得通过“萝卜坑式引证”制造虚假优势(如仅调研3家企业,就宣称“行业第一”)。建议企业法务尽量避免使用绝对化用语,确需使用的,需提前准备充分证据,明确限定范围,并经三级审核确认。 问题3:AI生成广告仅标注“AI生成”,是否就完全合规? 答:不可以。标注“AI生成”是AI广告合规的基本要求,但并非唯一要求,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不得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形象、声音进行AI合成代言;二是不得利用AI生成虚假人物形象、虚假数据、虚假功效进行宣传;三是AI生成的广告内容需符合及《通知》要求,不得含有绝对化用语、误导性表述、虚假宣传等违法内容;四是提示性用语需显著,不得用小字、隐晦方式标注“AI生成”。例如,AI生成的医疗器械广告,即使标注“AI生成”,若含有虚假功效宣传,仍构成违法。 问题4:“小字免责声明”能否免除企业的虚假宣传责任? 答:不能。根据司法裁判规则,经营者的核心义务是确保广告内容真实、准确,“小字免责声明”仅能用于补充说明、解释限制条件,不能掩盖虚假宣传的本质,也不能免除企业的违法责任。若广告主宣传内容虚假、误导消费者,即使标注了“小字免责声明”,仍会被认定为虚假广告,需承担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责任(如上海某健康科技公司虚假宣传案)。建议企业法务不要依赖“小字免责”逃避责任,重点确保广告内容真实、提示性用语显著。 问题5:企业发现广告违法后,主动整改能否减轻处罚? 答:可以。根据及《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等规定,当事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企业发现广告违法后,立即停止发布、主动整改、消除影响、配合调查,是减轻处罚的重要情节。建议企业法务建立违法广告应急处置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争取从轻或免除处罚。 六、结语 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广告监管进入精细化、规范化、全链条监管的新阶段,也对企业广告合规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从“手机”“天下无贼”到“非诚勿扰”,华谊兄弟曾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而今,这家曾经的“影视第一股”因拖欠一笔1140万元广告费,被债权人推上了破产重整的审判台。这背后,是8年亏光85亿的惨烈数字,是明星对赌的资本泡沫,更是影视行业资本狂潮退去后的一个典型标本。 2026年4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浙07破申2号《决定书》,决定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至此,曾经号称“中国影视第一股”的华谊兄弟,正式站在了破产重整的十字路口。 一、事件始末:一笔千万债务如何引发破产危机 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笔金额并不算大的债务。 2026年4月15日,华谊兄弟发布公告确认,收到债权人北京泰睿飞克科技有限公司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 这笔债务的本金为1140.5155万元,源于双方此前的广告合同纠纷。早在2025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就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华谊兄弟支付相应欠款,但公司始终未能履行。2025年12月,因该笔债务逾期未清,法院已对华谊兄弟及实控人王忠军下达限制消费令。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笔广告欠款早在2022年年报中就已出现。华谊兄弟2022年财报显示,当时已拖欠泰睿飞克1162.88万元的应付账款超过一年。到2026年4月,这笔债务已持续拖欠超过三年。 据财联社报道,4月23日金华中院作出的《决定书》标志着法院正式批准启动预重整,华谊兄弟的重整价值与重整可行性初步获得官方认可,其风险化解程序正式开始落地推进。 公司公告同时明确了后续风险:启动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若重整失败或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深层根源:8年亏损85亿的财务黑洞 2018年,是华谊兄弟命运的转折点。 在2017年实现营收高峰39.46亿元、净利润8.28亿元后,华谊兄弟于2018年首次出现年度亏损,随后便进入漫长的亏损通道。自2018年至2024年,公司已连续7年净亏损,累计亏损超过82亿元。2025年业绩预告预计全年归母净利润继续亏损2.89亿至4.07亿元。以此计算,2018年至2025年8年间,华谊兄弟累计亏损至少85亿元。 财务数据背后的恶化更加触目惊心: 资产负债表全面恶化。 公司期末净资产从2018年末的85.5亿元缩水至2024年末的3.61亿元。预计2025年度期末净资产为-9400万元至6300万元(未经审计)——这意味着公司净资产可能已经转为负值。 资产负债率持续攀升。 从上市当年末的13.25%,一路飙升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的87.7%。据《中国新闻周刊》援引高级会计师的分析,这意味着公司长期偿债能力存在问题,短期偿债能力同样处于低水平。 债务违约全面爆发。 截至2026年4月1日,华谊兄弟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逾期债务合计达5639.9万元,超过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0%。同时,公司及子公司共有34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其中22个余额低于1000元。 子公司资不抵债。 核心业务主体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仅1708.54万元,负债总额超7亿元,净资产为-2.45亿元,已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 诉讼缠身。 截至2026年3月13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处于20项诉讼中,作为被告未能按调解协议或判决履行且债务已逾期的案件共有4起。 股价方面,与2015年32.13元的历史峰值相比,目前华谊兄弟的股价已缩水超过90%。 三、内幕揭秘:明星资本化的泡沫与代价 华谊兄弟的崩塌,不仅是财务危机,更是一部资本狂飙的样本教材。 1. 冯小刚“空壳公司”10.5亿元的资本魔术 2015年,影视行业资本最狂热的时期,华谊兄弟以10.5亿元的交易对价收购东阳美拉70%的股权。而东阳美拉当时成立仅两个多月,是一个资产为负、完全没有开展业务的“空壳公司”。 这笔交易的实质是“花钱买人”——10.5亿元买的是冯小刚5年的创作绑定。东阳美拉承诺5年实现6.74亿元净利润。然而,5年对赌期满后,东阳美拉实际仅完成约4.53亿元净利润,冯小刚需要现金补足2.35亿元。但即便补足之后,冯小刚实际到手的金额仍在8亿元以上。 有媒体评论一针见血:“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羊毛都被薅秃了”。 2. “跑男团”空壳公司与张国立的套现交易 类似的资本操作不止一桩。华谊兄弟还以7.56亿元收购了另一家空壳公司东阳浩瀚70%的股权,该公司绑定了李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杜淳等“跑男团”明星,承诺5年6.07亿元净利润。 更早的2013年,华谊兄弟以2.52亿元收购仅成立三个月的浙江常升70%的股权,以此捆绑张国立。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立以转让款中的1.52亿元用于购买王忠军和王忠磊所持有的华谊兄弟的股份,实质上构成了实际控制人通过上市公司收购实现部分套现的操作。 三笔明星公司收购,华谊兄弟共付出20.58亿元现金。公司账面商誉从2013年的3.53亿元飙升至2016年的35.70亿元,增长逾9倍。巨额商誉在后续年度集中减值,成为吞噬利润的重要原因。 高溢价收购明星公司带来的商誉减值,持续侵蚀着公司利润。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分析指出,华谊兄弟连年亏损背后是其“去电影化”战略的失败,过度投资于周期长、回报慢的实景娱乐项目拖累了主业。 3. 重资产转型的血本无归 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曾是华谊兄弟最看重的转型方向。其旗舰项目华谊兄弟电影世界(苏州)投资额达35亿元,远超当时公司总资产规模。但开业后连续亏损,2018年至2020年分别亏损1.34亿元、1.62亿元和0.93亿元,运营公司最终于2024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在游戏领域,2015年以19亿元认购英雄互娱20%股份,但该公司经营持续恶化,2025年3月华谊兄弟以3.36亿元清仓该股权,投资损失惨重。 在电影主业方面,华谊兄弟也面临核心创作人才流失的问题,内容竞争力持续下滑。曾经冯小刚的贺岁片是华谊的金字招牌,但备受关注的《非诚勿扰3》最终票房在1亿元关口徘徊,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冯小刚+华谊”黄金组合时代的落幕。 四、王氏兄弟:从影视大佬到股权清零边缘 华谊兄弟的创始人王忠军、王忠磊,其个人信用与公司命运深度绑定。 2026年4月3日,华谊兄弟发布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忠磊持有的1130万股股票拟被司法拍卖,占其所持股总数的17.10%。案件申请执行人为民生银行苏州分行,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更严重的信号是——截至2026年4月3日,王忠军和王忠磊两人合计持有的2.29亿股股票已全部被冻结,冻结比例达到100%。 若上述拍卖完成,两人合计持股将降至公司总股本的7.86%,公司自己也在公告中坦承“可能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此前,2025年12月,因七印象(佛山)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华谊兄弟之间的合同纠纷——华谊方面拖欠其电影项目投资收益款及违约金共计7473.2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中军、王中磊均被法院下达限制消费令,禁止乘坐飞机、高铁及入住星级酒店等高消费行为。 五、法律视角:重整程序的游戏规则与可能走向 作为法律从业者,笔者从专业视角对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进行拆解。 (一)重整程序的启动要件分析 根据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本案中,债权人泰睿飞克以华谊兄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重整,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 目前,法院仅决定启动预重整程序。在预重整阶段,临时管理人将提前开展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工作,为提高后续重整成功率打好基础。 需注意,启动预重整不等同于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只有在公司及临时管理人制定出可行的预重整方案、法院认为具备重整价值和可行性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公告亦明确提示了此重大不确定性。 (二)重整与破产清算的本质区别 华谊兄弟在公告中特别强调,重整程序不同于破产清算程序,“是以挽救被重整企业,保留被重整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被重整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为目的”的司法程序。 重整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中止个别清偿、暂停行使担保权、引入重整投资人、实施债务重组和经营调整,为企业争取“重生”的时间窗口,最终实现债权人和企业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三)对赌协议与破产重整的法律风险 华谊兄弟的明星对赌交易,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可能面临特别审查。管理人有权审查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交易行为——若存在通过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管理人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撤销。 值得注意的是,对赌协议约定以现金回购或补足差额,实质上是上市公司以远超净资产的价格收购标的,如果被认定为损害上市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将面临法律挑战。 (四)未来走向研判 从已披露信息判断,华谊兄弟破产重整可能的走向包括: 案一:引入“白衣骑士”,完成重整。 目前股权拍卖和控制权分散为战略投资者入场提供了契机。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后,将积极招募重整投资人。如果能够引入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并制定出债权人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公司将有望摆脱困局。但考虑到公司已连续8年亏损、核心业务严重萎缩、账面净资产可能为负,寻找合适的“白衣骑士”并非易事。 案二:重整失败,转入破产清算。 若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或未能按期提交草案且未获延期许可,重整程序将终止,公司将转入破产清算。届时,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债权人将按法定顺序从公司剩余财产中获得清偿。 案三:退市风险已成定局。 无论重整进度如何,华谊兄弟还面临另一道致命关口——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若确认为负值,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公司股票将在4月29日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从公司三次提示性公告的披露情况和现有财务数据的判断来看,净资产转正的可能性已极为渺茫。 从2009年创业板上市时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破产重整的萧瑟落幕,华谊兄弟的17年资本市场旅程,折射的是中国影视行业从狂热到冷静的完整周期。 据公司公告,华谊兄弟2025年年度报告预计将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届时将公布经审计的净资产数据,这是一份决定公司命运的答卷。无论结果如何,华谊兄弟的故事都已注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教科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关于疯狂与理性,关于泡沫与价值,关于那些在资本游戏中进进出出的明星、公司与真相。 未来几周,重整程序的推进、重整投资人的遴选以及年报审计结果的确凿落地,将成为决定这家昔日巨头命运的关键变量。我们将持续关注。
作为长期深耕广告竞争合规领域的律师,笔者结合自身办理广告违法行政处罚、民事侵权及刑事辩护案件的实务经验,针对(以下简称《通知》),结合最新行政执法案例、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案例,融合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通知》核心内容、监管重点、法律适用及企业合规实操要点进行全面解读,为企业法务提供可落地、可执行的合规指引,助力企业规避广告合规风险,实现合法合规经营。 近年来,我国广告市场呈现多元化、数字化发展态势,各类新型广告形式层出不穷,但随之而来的广告乱象也日益突出,其中“误导性大小字”“提示性用语不规范”“绝对化用语滥用”“虚假引证”等问题尤为典型。部分经营者为追求营销效果,刻意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方式,突出商品或服务的优势卖点,却刻意弱化、隐藏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部分重点品类广告未按规定显著标注法定提示用语,甚至遮挡、淡化提示内容;还有企业通过“萝卜坑式引证”、虚假数据背书等方式,进行引人误解的宣传,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了行业健康发展环境。在此背景下,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广告提示性用语清理整治工作,聚焦六大重点监管任务,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既是对广告市场乱象的精准整治,也是对企业广告合规提出的更高要求,对规范广告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广告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通知》核心内容解析:监管重点与整治方向 《通知》立足当前广告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了六大重点监管任务,覆盖广告内容制作、发布、监管全流程,针对性解决提示性用语不规范、误导性宣传等核心乱象,企业法务需重点关注以下监管重点,精准把握合规边界。 (一)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杜绝信息不对称误导 “误导性大小字”是当前广告市场最普遍的乱象之一,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在广告中用超大字体、醒目颜色突出商品或服务的优势卖点(如“续航1000公里”“买一赠一”“零添加”“手打”),同时用极小字体、模糊颜色、隐蔽位置标注限制条件、免责条款或真实情况(如“续航为实验室理想条件下数据”“赠品为试用装”“零添加指无人工添加某成分”),利用消费者的注意力偏差,实现误导消费的目的。《通知》明确要求,严厉整治此类行为,核心判断标准是:主宣传语与小字备注是否存在实质性矛盾,小字内容是否对主宣传语进行否定、推翻或实质性修正,消费者能否通过正常注意力获取完整、真实的信息,经营者是否存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者的主观故意。 结合实务来看,此类乱象多发生在手机、汽车、家电、食品、旅游、餐饮、房地产、促销活动等领域,也是监管部门查处的重点。企业法务在审核广告内容时,需重点把控“主辅关系”,即小字备注仅可用于补充说明、解释限制条件,不得对主宣传语的核心内容进行否定或实质性修正,同时确保小字内容的字号、颜色、位置具有合理性,与主宣传语保持适当比例,保障消费者能够清晰识别。 (二)查处未显著标明提示性用语的广告,强化法定提示义务 提示性用语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重要载体,尤其是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重点品类,法律明确规定其广告必须标注特定提示用语。《通知》要求,依法查处未显著标明提示性用语、遗漏提示内容、淡化模糊提示用语或遮挡提示用语的行为,明确提示性用语的“显著性”要求——字体字号与主宣传语保持合理比例、颜色与背景色显著区分、摆放位置处于广告醒目区域,语音广告需清晰、匀速播报,不得刻意加快语速、压低音量弱化提示效果。 根据及相关配套规定,不同品类广告的法定提示用语有明确要求:药品广告需标注“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保健食品广告需标注“本品不能替代药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需显著标明适用人群、“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酒类广告需标注“饮酒有害健康”;教育培训广告需明确提示“培训效果不作承诺”等。企业法务需严格对照相关规定,确保广告中法定提示用语完整、显著、清晰,不得省略、弱化或遮挡。 (三)查处违法使用绝对化用语的广告,明确合规边界 明确禁止广告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第一”“首创”“顶级”“全网领先”等绝对化用语,这是广告合规的“红线”。《通知》进一步强化了对绝对化用语的监管,明确要求依法查处违法使用绝对化用语的行为,同时明确了例外情形,避免“一刀切”式执法,为企业合规提供明确指引。 结合《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及实务经验,绝对化用语的合规判断需把握三个核心:一是语境判断,仅表明经营者服务态度、经营理念、主观愿望或目标追求,且与商品性能、质量无直接关联,不会误导消费者的,不构成违法;二是范围限定,在限定具体时间、地域、行业等条件下,表述时空顺序客观情况或产品销量、市场占有率等事实信息,且有充分证据支撑的,不构成违法;三是领域区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教育培训、金融理财等重点领域,使用绝对化用语一般不认定为“轻微违法”,监管查处力度更强。企业法务在审核广告时,需结合语境、范围、领域综合判断,避免触碰绝对化用语“红线”,确需使用相关表述的,需提前准备充分、可验证的证据支撑。 (四)加强引证广告监管,防范虚假引证风险 引证广告是企业增强广告可信度的常用方式,但部分企业存在“萝卜坑式引证”“虚假引证”等问题,如通过不合理限缩调研范围、歪曲夸大调研数据、引用无法公开查询的报告等方式,为“第一”“最佳”等宣传提供虚假背书,误导消费者。《通知》明确要求,加强引证广告监管,重点查处未标明引证内容出处、引证内容虚假或引人误解、引证内容无科学依据等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通知》要求,引证广告的合规要点包括:一是出处明确,必须依法标明引证内容的真实出处,不得隐瞒或模糊出处;二是可验证性,引证内容必须能够公开查询、核实,无法公开查询的调研报告、统计资料不得作为引证依据;三是真实性,不得歪曲、夸大引证内容,不得将概然性结论宣传为必然性结论;四是关联性,引证内容必须与宣传的商品或服务具有合理关联,不得引用与产品无关的内容。企业法务在审核引证广告时,需逐一核实引证内容的出处、真实性、可验证性,防范“萝卜坑式引证”带来的合规风险。 (五)强化广告主自证广告内容监管,落实主体责任 明确规定,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这是广告合规的核心原则。《通知》进一步强化了广告主的自证责任,要求广告主对广告中涉及的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量、荣誉等内容,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明材料,无法提供的,依法认定为虚假广告。同时,《通知》明确,广告主明知或应知第三方出具的调研报告、统计资料等不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关联性,仍作为引证内容的,依法认定为虚假广告。 企业法务需协助企业建立广告内容自证机制,对广告中涉及的各类宣传内容,提前收集、留存相关证明材料(如检测报告、调研数据、荣誉证书、权威机构认证等),确保广告内容有迹可查、有据可依。对于无法提供有效证明的宣传内容,坚决不予使用,避免因“无法自证”被认定为虚假广告。 (六)强化主要广告发布媒介监管,压实全链条责任 广告发布媒介是广告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审核责任的落实,直接影响广告合规质量。《通知》要求,强化对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设施、广告设计制作单位等主要广告发布媒介的监管,要求互联网平台落实平台责任,加大平台内广告合规审核力度,及时处置误导性广告;户外广告设施运营管理单位要做好户外广告审核,主动停止为误导性广告提供发布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单位在设计制作过程中,提升提示性用语、引证内容的显著性,确保提示性用语符合合规要求。 企业法务在选择广告发布媒介时,需重点核查媒介的合规资质及审核能力,同时在广告发布合同中明确约定媒介的审核责任,明确若因媒介审核不当导致广告违法,由媒介承担相应责任,降低企业自身的合规风险。 二、法律体系融合适用:广告提示性用语监管的法律依据与责任承担 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的监管,并非仅依据《通知》,而是融合《电子商务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规制体系。企业法务需准确把握各法律的适用场景,明确违法广告的法律责任,才能有效防范合规风险。 (一):核心规制依据,明确违法责任 作为广告监管的基本法,为提示性用语监管提供了最核心的法律依据,其相关条款明确了广告内容的真实性、提示性用语的显著性要求,以及各类违法广告的法律责任。 1.核心条款适用:规定,广告中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等有表示的,应当准确、清楚、明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应当显著、清晰表示。这是提示性用语显著性要求的直接法律依据。明确了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其中包括“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引人误解的宣传”等情形,“误导性大小字”“虚假引证”等行为,若符合该条规定,将被认定为虚假广告。明确禁止绝对化用语,是查处绝对化用语广告的核心依据。 2.法律责任:根据,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明显偏低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3次以上违法行为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明显偏低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于违法使用绝对化用语的,根据,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于未显著标明提示性用语的,根据,责令改正,对广告主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补充规制,打击虚假宣传 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该条款与形成互补,主要规制广告之外的商业宣传行为,同时对于既违反又违反的行为,执法部门将择一重处。 法律责任方面,根据,经营者实施虚假宣传行为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实务中,“误导性大小字”“虚假引证”等行为,若未构成虚假广告,但足以引人误解的,将适用该条款进行处罚。 (三):权益保障,明确惩罚性赔偿 、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该法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也对企业的广告宣传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 法律责任方面,根据,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实务中,“误导性大小字”“虚假广告”等行为,若构成欺诈,消费者有权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企业将面临民事赔偿责任,同时还可能影响企业品牌声誉。 (四)《电子商务法》:特殊规制,规范网络广告 随着数字化广告的发展,网络广告已成为主流广告形式,《电子商务法》针对电子商务领域的广告行为做出了专门规制。该法第17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向消费者发送广告的,应当遵守的有关规定。第39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 法律责任方面,根据《电子商务法》第85条,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该法规定,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依照的规定处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履行审核义务,导致平台内出现违法广告的,将面临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处罚。企业法务在审核网络广告、电商平台广告时,需重点关注《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落实信息披露义务,防范网络广告合规风险。
最近,博物馆圈接连爆出几起“假画”丑闻。某知名美术馆被曝展出多年的画作竟是赝品,某省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质疑为现代仿作。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开始追问:这些画是怎么进到博物馆的?那些专家是怎么鉴定的?如果连博物馆都信不过,我们还能相信谁? 这些争议,表面上是鉴定技术问题,根子上是法律问题——当一幅画被指认为“假”,谁来认定?依据什么认定?认定的结论能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 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远比想象中复杂。 书画鉴定的“三难”:技术、资质与标准 先说说书画鉴定本身。这行当有个特点:技术门槛高,但科学化程度低;专家多,但公认的标准少。 第一,鉴定方法之困 目前书画鉴定最常用的方法,是“眼学鉴定”——靠专家的经验和眼力。这种方法主观性强,不同专家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专家的判断往往依赖于过往的鉴定经验,而这些经验很难被验证。一幅画,在这个专家眼里是真品,在另一个专家眼里可能就是赝品。这种分歧,在艺术品收藏圈里比比皆是。 有没有更科学的方法?有。比如,对书画颜料采取分子分析法或光谱分析法,可以判断颜料成分是否与画家所处时代的颜料成分一致;采取碳定年法,可以测定画作的制作年份,判断其是否与画家声称的创作年代吻合。再比如,对画布进行年代测定,可以判断画布是否属于画家创作时期的材料。 但问题在于,这些科学方法在书画鉴定中应用极少。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成本高——一套完整的科学鉴定流程,费用可能高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另一方面是因为书画鉴定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眼学”才是主流,科学方法反而被视为“多余”。更重要的是,即便采用了科学方法,其结论也未必是决定性的。比如,碳定年法只能测定画布的大致年代,但无法确定画布上的颜料是否是后来添加的。 第二,鉴定资质之困 谁有权对一幅画作的真假作出权威认定?目前,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具备“书画鉴定”的司法鉴定资质。司法鉴定机构可以做的,是文书鉴定——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印刷文件鉴定等。但书画真假鉴定,远远超出了文书鉴定的范畴。 这就导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一幅画被指控为假画,鉴定意见往往来自民间鉴定机构,或者直接由画家本人“一句话”确认。这些结论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身就是争议。更关键的是,如果鉴定意见本身不具备司法鉴定的合法性,那它连作为证据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第三,鉴定标准之困 书画鉴定有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坦白说,没有。不同机构、不同专家,鉴定方法和判断标准各不相同。一幅画,在这个机构被认定为真品,在那个机构可能被认定为赝品。这种不确定性,在民事纠纷中或许还能通过市场调节来消化,但在刑事案件中,就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和清白。 更麻烦的是,即便是同一个机构,对于同一幅画的鉴定结论,也可能因为鉴定专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主观性,在刑事证据审查中,是致命的。 笔迹鉴定能用来鉴定书画真假吗? 在一些案件中,鉴定机构会采用笔迹鉴定的方法来认定画作的真假——将画作上的签名与画家其他作品上的签名进行比对,判断是否为同一人所写。 这个结论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仔细推敲,问题不少。 第一,笔迹鉴定不等于书画鉴定。 笔迹鉴定是文书鉴定的一种,主要用于鉴定文件上的签名、笔迹是否系同一人所写。但书画作品上的签名,不同于普通文件上的签名。画家签名往往带有艺术创作的成分,形态多变,甚至刻意追求变化。有的画家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品上,签名风格都可能迥异。用笔迹鉴定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家的签名,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样本的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 在笔迹鉴定中,样本的选取直接决定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如果样本数量不足,或者样本不能覆盖艺术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签名,鉴定结论就很难站住脚。更何况,艺术家的签名样本往往来自拍卖图录、画册等公开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本身是否经过作者确认,也存在疑问。 第三,笔迹鉴定在书画鉴定中的应用,几乎没有先例。 据公开检索,几乎没有哪家法院在判决中仅凭笔迹鉴定就认定一幅画是假画。为什么?因为笔迹鉴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其准确性在书画鉴定领域并未得到验证。没有任何一家拍卖行敢在拍卖前仅凭笔迹鉴定就断定一幅画是真品。如果连拍卖行都不敢用的方法,却要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定罪的依据,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笔迹鉴定可以作为书画鉴定的参考,但绝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这种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需要极其审慎地评估。 画家本人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吗? 这是另一个常见问题。在这类案件中,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画家本人说画是假的,那还能有假? 但法律逻辑没那么简单。 第一,画家本人不是鉴定专家。 画家是艺术家,不是鉴定专家。他对几十年前创作的画作,能否作出准确判断?尤其是当画作经过多年流转、保存状态发生变化,或者有人刻意仿造时,画家本人的记忆可能并不准确。画家可能记得自己画过什么题材,但不一定记得每一幅画的细节;可能记得签名的大致风格,但不一定能分辨出高仿品上的签名差异。 第二,画家本人的判断也需要说明理由。 如果画家认为画作是假的,应当说明理由——是签名不对?是画风不对?是颜料不对?还是别的什么?而且,这些理由应当是可以验证的。如果仅仅是一句“这不是我画的”,没有理由、没有依据,这样的结论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值得商榷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证人只给出结论而不给出理由,这种证言的证明力是很低的。 第三,域外证据的采信问题。 如果画家本人在国外,其出具的关于画作真假的意见,属于域外证据。按照法律规定,这类证据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程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仅仅是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消息,或者通过邮件回复了一句,其证明力如何,需要慎重评估。更重要的是,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是否真的来自画家本人,本身就需要验证。 我注意到,在一些案件中,画家的回复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比如,有的回复说“无法确定画作是否为真实的画作”;有的回复说“我不能确定,需要进一步比对”。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是画家本人,在面对仿作时,也可能无法做出百分之百确定的判断。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如果画家本人都不确定,那这个“合理怀疑”就很难被排除。 拍卖行的“瑕疵不担保”规则,刑事上怎么认? 拍卖行业有一个通行的规则:拍卖人对拍品的真伪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拍卖行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品的真伪”,如果买家买到了假画,不能找拍卖行赔偿。 这个规则,在民事领域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是保护拍卖行的“霸王条款”,有人认为是对艺术品市场特殊性的尊重。但在刑事领域,这个规则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买家“自甘风险”,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更为审慎。 如果买家明确知道拍卖行不保真,仍然决定购买,那就意味着买家接受了“可能买到假画”的风险。在刑事领域,这种“危险接受”会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如果买家和卖家对画作真假的判断资料是一样的,都不确定,买家决议购买,那就不能简单地将风险后果归责于拍卖行或工作人员。 从法理上讲,这涉及“危险接受理论”。如果被害人明知某种行为存在风险,仍然资源参与,且行为人对风险的发生没有支配作用,那么行为人不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在艺术品交易中,买家明知“不保真”却仍然购买,就是典型的“自甘风险”。 第二,拍卖行工作人员的主观明知认定,应当考虑行业特点。在艺术品拍卖行业,对作品真假的判断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如果要求拍卖行工作人员必须对画作真假作出百分之百准确的判断,否则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那这个行业将无法运转。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保证自己“不打眼”。即便是最权威的鉴定专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马未都先生未曾说过:“不管你的能耐有多大,都绕不过打眼”。 所以,在认定拍卖行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应当考虑行业特点,不能因为画作最终被认定为假画,就倒推工作人员主观上明知是假的。判断时点,应当回到案发当时;判断资料,应当是当时能够掌握的全部信息。如果用事后出现的新证据来倒推事前的明知,那就是典型的“上帝视角”,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书画鉴定的“证据困境”:为什么这类案件几乎不可能定罪? 到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全国范围内,几乎找不到一例仅凭鉴定结论就将出售假画者定罪的案件? 不是司法机关不努力,而是书画鉴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刑事定罪的门槛几乎无法跨越。 第一,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 在书画鉴定领域,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和权威的鉴定机构,任何鉴定结论都很难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你能排除画家自己记错了的可能性吗?你能排除鉴定专家主观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吗?你能排除样本选取不具代表性的可能性吗?这些“合理怀疑”,几乎无法排除。 第二,书画鉴定的“经验法则”难以被法庭采信。 鉴定专家的意见往往依赖于个人经验,而这些经验很难被验证。在法庭上,法官无法验证专家的判断过程,只能听信专家的结论。这种“专家说了算”的模式,与刑事审判的证据规则存在根本冲突。 第三,现有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能够定罪的案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被告人自认。也就是说,不是通过鉴定结论证明画是假的,而是被告人自己承认制作了假画。比如,被告人承认自己伪造了画作、签了名,或者承认自己知道画是假的但仍然出售。只有在被告人自认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 为什么自认如此重要?因为只有自认,才能绕开书画鉴定的证据困境。被告人承认自己造假,就等于直接证明了“假画”的事实,不需要再依赖那些主观性极强的鉴定结论。 写在最后 回到开头的问题:博物馆丑闻频发,暴露的是整个书画鉴定体系的深层问题:技术不成熟、标准不统一、权威机构缺位。这些问题,在民事纠纷中或许还能通过市场调节来消化,但在刑事案件中,就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和清白。 书画鉴定的核心难题,不是“有没有专家”,而是“有没有标准”。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没有权威的鉴定机构,没有可验证的鉴定方法,任何鉴定结论都难免争议。这种争议,在民事领域或许可以容忍,但在刑事领域,就构成了“合理怀疑”。 所以,当你看到某起“假画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时,可以多问一句:这幅画是怎么被认定为假画的?是科学鉴定,还是专家“眼学”?是被告人自认,还是画家一句话?这个鉴定结论,能排除合理怀疑吗? 答案往往令人深思。也正是这个原因,全国范围内能够定罪的“假画案”屈指可数。不是司法不作为,而是证据规则太严——严到只有被告人自己承认,才能跨过那道门槛。
近期某国际知名电脑外设厂商(以下称“品牌方”)因授权店铺发布侮辱性广告引发舆情危机。一句将消费者类比为动物的不当配文,不仅触碰了消费者的情感底线,可能也暴露了品牌在授权合作管理、营销内容审核中的漏洞。本文从法律合规与舆情应对双重视角剖析这一事件,拟为各类企业规避同类风险提供切实参考。 一、事件核心:三层问题叠加引发品牌信任危机 此次品牌方舆情危机并非单一的“员工失误”,而是广告内容违法违规、授权管理体系失效、舆情前置防控缺失三层问题的集中爆发,其背后的法律与商业风险值得所有企业警惕。 1.广告内容涉嫌违法,违背商业伦理 从视角来看,该广告配文以侮辱性词汇描述消费者,虽未直接贬低竞品,但违背了中“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的核心原则,同时违反了商业活动中平等、尊重的基本伦理。此类内容不仅会引发消费者的强烈抵触,若情节严重,还可能面临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此前已有多个案例因广告内容贬损他人(含消费者)被认定为违法宣传并罚款。 2.授权店铺管理失控,审核流程形同虚设 事件调查结果显示,涉事店铺为品牌方授权的抖音渠道运营商,违规内容由员工个人跳过审核流程擅自发布。这一细节直接暴露了品牌方在授权合作中的管理漏洞:对授权方的营销行为缺乏有效的全流程管控,既未落实营销内容的前置审核机制,也未对授权方员工进行规范的品牌准则与合规培训,导致品牌方的管理要求无法传导至基层执行环节,授权店铺成为品牌舆情的“风险缺口”。 3.品牌方责任无法规避,声誉损失已成事实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品牌方作为授权主体,对被授权方的经营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即便此次事件系员工个人行为,品牌方仍需承担相应的品牌声誉责任,且若涉事广告引发消费者集体投诉或行政处罚,品牌方可能因“监督不力”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此次事件中,品牌方的品牌形象尤其是在玩家群体中的口碑已遭受实质性损害,后续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修复。 二、舆情应对复盘:品牌方的可取之处与待优化点 此次品牌方在事件爆发后迅速发布致歉声明,整体处置符合“快速响应”的舆情应对原则,但从专业视角来看,仍有可取之处与需要优化的细节,可为企业提供实战参考。 (一)值得肯定的处置动作 1.响应时效快,把握舆情黄金窗口期 事件曝光后,品牌方当日便发布致歉声明,契合舆情处置“黄金4小时”原则,避免了负面情绪的进一步发酵,体现了品牌方对舆情的重视程度。 2.事实认定清晰,明确责任边界 声明中明确了涉事店铺的授权属性、违规行为的具体原因(员工跳审擅自发布),既不回避品牌方的管理责任,也未过度担责,在法律与传播层面划定了合理的责任边界,避免了因责任模糊引发的二次舆情。 3.态度诚恳,贴合受众情感需求 声明中使用“由衷的震惊与痛心”“感同身受每一位玩家的失望与愤怒”等表述,精准触达核心受众(玩家群体)的情感诉求,相较于空洞的道歉,更易获得消费者的初步理解。 (二)仍需优化的处置细节 1.缺乏具体的整改措施,承诺落地性不足 声明中仅提及“深刻检讨管理力度”“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但未公布具体的整改措施,如是否会对授权方进行处罚、是否会重构审核流程、是否会开展全员合规培训等。过于笼统的承诺难以让消费者建立对品牌整改的信任,也无法有效传递品牌的整改决心。 2.未针对核心受众进行精准沟通 此次事件的核心受损群体是游戏玩家,涉事产品作为电竞外设品牌,玩家群体是其核心客群。但致歉声明为通用版本,未针对玩家群体发布专属沟通内容,也未提及对玩家群体的补偿或关怀措施,精准度不足。 3.未建立后续信息披露机制 舆情处置并非“一歉了之”,而是需要通过持续的信息披露让消费者看到整改效果。此次声明未提及后续将如何向公众同步整改进展,容易让消费者认为品牌方“道歉只是走过场”。 三、企业舆情应对与合规管理的专业建议 结合此次事件,从舆情应对流程、品牌授权管理、广告合规防控三个核心维度,为企业提供可落地的法律与实操建议,助力企业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防控、事中应对、事后修复”的全链条管理。 (一)舆情危机应对:建立“快响应、实举措、强落地”的标准化流程 1.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实现风险前置发现 企业应搭建覆盖全渠道的舆情监测体系,重点监测授权店铺、合作方的社交媒体账号、电商平台店铺,将“侮辱消费者”“贬损竞品”“虚假宣传”等关键词纳入监测范围,一旦发现违规内容,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避免风险扩散。 2.把握声明撰写的核心原则,兼顾法律合规与情感表达 致歉声明应包含事实陈述、歉意表达、责任认定、整改措施、后续承诺五大核心要素,避免使用模糊表述。同时,应根据事件影响的受众群体,制定专属沟通内容,贴合核心受众的情感需求,提升道歉的接受度。 3.公布具体整改措施,强化承诺的落地性 事件处置中,企业应避免“空泛表态”,而是公布可量化、可监督的整改措施。例如,针对授权店铺管理漏洞,可明确“7日内完成所有授权渠道的审核流程重构”“15日内完成所有授权方员工的合规培训”“对涉事授权方处以XX违约金”等具体举措,让消费者看到品牌的实际行动。 4.建立后续信息披露机制,持续修复品牌信任 舆情危机过后,企业应在官方渠道定期披露整改进展,如审核流程重构完成情况、合规培训开展情况、授权渠道抽查结果等,通过持续的信息披露,逐步修复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将舆情危机转化为品牌合规建设的契机。 (二)品牌授权管理:构建“全流程、强管控、可追溯”的授权合作体系 此次事件的根源在于授权管理失控,企业应以此为戒,从合同约定、过程管控、责任追究三个层面,重构品牌授权管理体系,避免授权方成为品牌“风险洼地”。 1.完善授权合作合同,明确合规义务与违约责任在与授权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中,应增设营销内容合规条款,明确授权方的广告宣传必须符合等法律法规,且需接受品牌方的前置审核;同时,明确约定授权方违规发布内容的违约责任,如支付违约金、解除合作、赔偿品牌方的声誉损失与经济损失等,从法律层面划定授权方的行为边界。 2.建立营销内容前置审核机制,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品牌方应制定统一的《营销内容审核规范》,要求所有授权方的广告宣传内容(包括视频、文案、图片等)在发布前必须提交品牌方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发布;同时,搭建线上审核系统,实现审核流程的电子化、可追溯,避免“口头审核”“跳审”等情况的发生。 3.开展常态化合规培训,强化授权方员工的品牌与法律意识品牌方应定期对授权方的运营、营销人员开展合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核心条款、品牌准则、营销内容禁忌、舆情风险防控等,同时通过考核、抽查等方式,确保培训内容落地,让授权方员工从根本上树立合规意识。 4.建立授权渠道动态考核机制,及时清退违规合作方品牌方应将合规经营纳入授权方的考核指标,定期对授权方的营销行为、服务质量进行抽查,对存在轻微违规行为的授权方,责令限期整改;对多次违规、情节严重的授权方,立即解除合作并追究违约责任,形成“合规者留、违规者退”的考核机制。 (三)广告合规防控:筑牢“内容审核、风险排查、责任到人”的三道防线 广告宣传是企业舆情风险的高发领域,企业应从源头筑牢广告合规防线,避免因内容不当引发舆情危机与法律风险。 1.制定广告内容禁忌清单,明确审核标准企业应结合等法律法规,制定《广告内容禁忌清单》,明确禁止使用的词汇、表述(如侮辱性词汇、绝对化用语、贬损性表述等),让营销、审核人员有明确的操作标准,避免因“主观判断”导致的合规风险。 2.建立广告内容多级审核机制,落实审核责任企业应建立“营销人员自审—部门负责人复审—合规部门终审”的多级审核机制,明确各环节审核人员的责任,若因审核不严导致违规广告发布,追究相关审核人员的责任,避免“审核流于形式”。 3.开展广告合规定期排查,及时消除潜在风险企业应定期对已发布的广告内容进行合规排查,重点排查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线下门店等渠道的宣传内容,及时发现并删除违规内容,同时分析违规原因,优化审核流程,避免同类风险再次发生。 四、结语 此次舆情危机再次证明,在新媒体时代,品牌的声誉风险不仅来自企业自身,还来自授权方、合作方等各个渠道。对于企业而言,广告合规是底线,授权管理是关键,舆情应对是保障,三者缺一不可。 此次事件并非个例,而是众多企业在品牌扩张过程中容易忽视的问题:一味追求渠道覆盖,却忽视了授权渠道的合规管控;注重营销效果,却放松了广告内容的合规审核。最终,小的管理漏洞引发大的舆情危机,不仅损害品牌声誉,还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建议各类企业以此次事件为警示,从现在开始,重构品牌授权管理体系,筑牢广告合规防控防线,建立标准化的舆情应对流程,将“合规经营”融入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守住品牌声誉的底线,实现可持续发展。毕竟,品牌的信任建立需要日积月累,而摧毁它,可能只需要一句不当的文案。
3月下旬以来,笔者团队陆续接到电商客户紧急发来的求助邮件、电话、微信,内容都是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于电商网页上的广告涉及的引证内容发出整改意见、下架通知,甚至是处罚告知书。 有的电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市场监管措施一时不知所措,多数电商甚至不知道本次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检查所为何来。 实际上,中国电商平台广告存在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问题由来已久,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且不断卷出新高度、创出新花招。“萝卜坑式引证”宣传就是近年“发明”的“内卷”新招。 对于广告中提示性用语乱象,天下苦之已久。2026年3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启动为期半年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剑指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玩文字游戏”“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式引证”等违规行为,对广告主的合规运营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如何准确理解《通知》的要求、明确整治重点、掌握整改方法,同时认识到《通知》中的规定模糊之处,以规避潜在风险,是广告主和广告发布媒介在本次专项整治期内平稳运行、避免处罚的关键。本文结合《通知》核心要求,全面解读相关内容,助力高效完成合规整改。 一、明确《通知》性质与法律效力,认清合规底线 (一)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文件,是不是还会有进一步的细则和解释? 在《通知》下发后,就有客户在问,这个《通知》效力如何,是不是必须执行?是不是后续还会有更具体的执法指南或者实施细则? 为了避免认知偏差导致执行中的疑问,《通知》系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行政指导性文书,其本质是对现行及相关配套规章的细化解释与执法导向声明。就法律位阶而言,《通知》并未创设新的法定义务,但其对若干争议情形作出了明确的认定规则,实质上构成执法机关自我约束与外部指引的双重效能。其核心作用是明确半年整治期内的执法重点、查处标准和工作要求,对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具有强制行政约束力,基层执法将严格按照《通知》口径执行。 事实上,2025年年末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已经透露出了未来的执法方向,《通知》的出台使得监管机关对于“广告引证内容”的执法态度更趋清晰。 (二)对广告主有何实际约束力? 虽然《通知》本身不能独立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但其通过以下方式对广告主产生强制约束力: 1.细化上位法标准:将“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式引证”等情形直接认定为广告内容不清、不明,情节严重的可认定为虚假广告,违规广告主将面临罚款、责令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等处罚; 2.收紧执法尺度:填补了过往执法中的模糊地带,让基层执法有了明确依据,广告主的合规风险在整治期内显著提升。 3.释放监管信号:总局以专项整治形式部署工作,意味着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在半年内集中力量查处相关违法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整治为阶段性工作,半年整治期结束后,广告合规仍需以及配套规章为长期依据。 近年来,监管部门在多个领域推行“集中整治+常态化监管”的复合模式,半年专项期往往是制度规则落地的“压测阶段”——期间的执法案例将成为后续日常监管的参照坐标。对于广告主而言,这意味着合规窗口期极为有限,在专项整治期间被查处的风险显著高于平时,且相关案例极有可能被监管部门作为典型案例公开通报,产生溢出性的声誉损害。 二、聚焦重点整治对象,落实全流程整改方案 《通知》明确了六大重点整治对象,均是广告主日常运营中易踩雷、易忽视的环节。结合广告主的实操场景,笔者团队梳理了具体的整治要点及可落地的整改方案,确保大家精准规避违规风险、高效完成整改。 (一)六大重点整治对象(广告主必查清单) (二)广告主全流程整改方案(可直接落地执行) 1.文案与表述整改: 杜绝“文字游戏”:全面清理广告中的绝对化用语,若需宣传销量、占有率等内容,必须提供权威机构可查询的数据,并明确界定范围(如“2026年Q1华东区域销量领先”); 规范自证内容:使用自有数据、实验结果宣传时,务必完整披露时间、地域、样本量、测试条件等限定条件; 愿景与事实区分:不将企业愿景、规划宣传为现有产品性能,除非宣称中明确表达出“愿景”“规划”等含义; 促销广告透明化:“限时、限量、满减”等前置条件,需与主文案同等显著,不使用“相当于”“接近”等模糊表述。 2.视觉与排版整改: 根治“大小字”乱象:统一明确视觉标准——提示语、免责条款、限制条件的字体易于识别、字号合理化(如字号不小于主宣传语的1/2),颜色与背景形成高对比度(如深色背景配白色字体),放置在居中、醒目位置,不得置于角落、边缘或与背景融合,避免淡化、遮挡; 特殊行业加严:三品一械等特殊行业,法定提示语需单独设置区块、加粗显示,无任何遮挡; AI广告强制标注:AI生成广告需同时显著标注“AI”或“人工智能”及“生成”和/或“合成”提示; 全渠道统一:海报、产品详情页、直播口播、短视频字幕等所有渠道的提示信息,需保持字体、语速、音量一致,不故意弱化关键信息。 3.引证与数据合规整改: 整治“萝卜坑式引证”:广告中使用的所有引证资料,仅可选用公开可查、权威第三方的报告或数据,杜绝使用无法溯源的“内部调研”“定制报告”; 清晰标注出处:引证内容需清晰标注出处(如“数据来源:XX权威机构2026年行业报告”),不歪曲、不夸大报告结论,不将概然性结论宣传为必然性; 建立引证资料台账:留存所有引证资料的原件、链接,确保监管部门核查时可随时提供(留存时间不少于三年)。 4.发布与风控整改: 建立广告事前审核机制:每一条广告发布前,必须经过法务、合规部门双重审核,重点核查提示语标注、绝对化用语、引证来源、自证内容披露等关键环节,留存审核记录; 合作方管理:与合作的平台、设计单位、户外运营商签订合规协议,明确双方的审核义务,避免因合作方失职导致自身违规; 立即全面排查:所有在投、已发布的广告,务必在2026年3月底前完成全部违规内容的整改、下架,避免被监管部门查处。 三、正视《通知》模糊与不足之处,规避潜在合规风险 在严格落实整改的同时,广告主也需正视《通知》中存在的模糊之处和不足,提前做好应对,避免因规则不明确导致合规偏差、增加运营成本。 (一)标准模糊,执法尺度难以统一 以上模糊点可能是《通知》有意为之,以便基层执法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但对广告主而言,这种模糊性意味着不可预测性——同样的广告在不同地区、不同执法人员手中,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合规结论。作为广告主,在标准明确化之前,建议采取“最严标准”进行自查——按执法人员可能采取的最高标准来设计广告,而非按最低标准“踩线”合规。 (二)覆盖与衔接不足,部分场景合规无指引 1.新兴广告场景空白:《通知》对直播切片、AI生成内容二次传播、私域广告(社群、朋友圈)等的提示语标注要求未明确;VR/AR广告的“清晰可识别”标准更是空白; 2.法规衔接不明:未明确与《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该指南虽然尚未发布正式版本,且未生效,但《通知》中部分内容延展自为该指南)、的适用优先级,部分条款存在交叉、冲突; 3.特殊行业要求缺失:仅重点提及三品一械、电子产业、汽车、旅游等行业,对金融、教育培训、房地产等强监管行业的特殊提示语要求未单独明确,易出现“一刀切”执法。 (三)实操与救济不足,整改执行压力较大 1. 无整改缓冲期:《通知》明确“即日起开展整治”,未给存量广告设置合理的整改缓冲期,大量在投广告需立即整改,对广告主而言执行成本极高; 2.缺失救济机制:对轻微违规、首次违规、非主观故意的情形,仅提及“教育引导”,但未明确不予处罚、从轻处罚的具体清单,也未规定企业违规后的申诉、复核渠道; 3.平台责任边界模糊:《通知》要求平台落实审核责任,但未明确平台的审核范围、标准及免责情形,导致平台可能过度审核或推诿责任,增加广告主的沟通成本和合规难度。 四、最后提醒:专项整治不是终点,合规才是广告生命线 本次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是市监总局对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的一次集中清理,更是对广告主合规运营的一次全面警示 ——广告宣传的核心底线是“真实、清晰、可验证”,任何靠“文字游戏”吸引消费者的行为,最终都将面临监管处罚。 对企业而言,与其被动应对整治,不如主动建立长效广告合规机制:从文案设计到发布风控,从内部审核到合作方管理,让合规成为广告宣传的底层逻辑。唯有如此,才能在专项整治期内平稳运营,避免行政处罚,更能在长期发展中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实现商业价值与合规价值的双赢。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围绕其商业化利用的讨论也迅速升温。其中,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逐渐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概念。与传统SEO通过影响搜索结果排序不同,GEO更侧重于通过语料投喂、提示词设计、内容结构优化等方式,影响生成式模型的输出结果,在“答案层面”实现信息露出和品牌呈现,让AI 在回答用户咨询时,能够优先、高频地推荐特定的品牌、产品或服务。GEO 的出现,实质上是商业干预手段在 AI 时代的进化。 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AI 投毒”事件,揭示了部分技术公司利用海量虚假语料操纵 AI 搜索结果的行为。舆论普遍将其视为破坏信息生态的“黑灰产”,并直接关联虚假宣传、商业欺诈。然而,从商业竞争法律实务视角看,此类行为的定性不应仅停留在道德或风险的概括评判上,与其泛化讨论 GEO 的多重风险,不如先将问题聚焦为更具体的法律判断。 回顾互联网广告的监管史,GEO 与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竞价排名”具有高度的逻辑相似性。2016 年之前,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曾长期被视为“技术服务”而非“广告”。但随着的发布,付费搜索广告被正式纳入监管。这种演进背后的法理共识在于:当技术手段介入了商业利益,且这种介入足以影响消费者的决策选择时,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此时,单纯的工具属性就必须让位于商业宣传属性。 GEO与竞价排名在技术介入商业利益的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但在表现形式上更为隐蔽。所以,GEO是否要遵循现有的法律框架? 法律评判从不取决于结果是否合乎直觉,而在于行为与既有规范是否精准对应。单纯因为信息“可能误导”,并不能直接导出法律责任,关键仍在于其是否落入具体法律构成。 GEO相关商业行为可能涉及广告、公平竞争、知识产权、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领域,本文仅从广告法底层逻辑的角度,剖析其行为构成和合规边界。 二、定性分析:GEO 行为如何构成“商业广告活动” 从现行法律体系看,广告法对于广告的界定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根据的规定,互联网广告是指利用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这一表述未限制技术形态,而是围绕“介绍、推销”的功能展开。2025年6月发布的《广告法适用问题执法指南(一)》在广告认定问题上,提供了与之高度一致的分析思路。该指南在认定广告时,强调应综合考虑商业目的、主体参与、信息内容及其效果等因素。这种方法,是对中“介绍、推销”这一抽象表述的具体化。 GEO是否进入广告法视野取决于其是否已经承担了广告功能。在具体判断中,监管部门通常不会直接回答“这是不是广告”,而是沿着更实际的路径展开:有没有人影响信息、信息在表达什么以及用户如何理解这种表达。 (一)是否存在经营者对生成结果的实质性介入 判断的起点并不复杂:生成结果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推动、组织出来的。在完全自然生成的情况下,即使内容存在偏差,通常仍停留在技术或产品问题层面。但在GEO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 企业通过投喂内容影响模型语料结构; 服务商通过提示词设计提高特定表达的出现概率; 存在付费合作,使特定信息被优先调用。 这些行为的关键不在技术手段,而在于生成结果具备了被特定主体持续影响的可能。在实践中,一旦这种影响具有稳定性或可预期性,监管部门通常不会再将其简单视为“技术中立”。 在 GEO 链条中,品牌方(潜在广告主)通常不直接向 AI 平台付费,而是向 GEO 服务商支付费用。这种“非直接对价”往往也会成为规避监管的理由。故在实务中可能会导向“穿透式”分析:只要品牌方支付费用的直接指向是“干预 AI 平台的输出结果以推销自身产品/服务”,这种费用就具备了广告费的本质属性。 (二)是否已经形成对特定主体的推销表达 仅有干预,并不足以认定广告。更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干预是否已经转化为对特定经营者的利益表达,即内容是否承担推广功能。在生成式场景中,这种表达通常更为隐蔽,例如: 在回答中突出某一品牌或产品; 使用带有导向性的评价语言; 通过信息取舍形成倾向性结论。 当内容从“描述”转向“引导选择”时,其性质就已经发生变化。此时的信息,不再只是中性载体,而是在替特定主体表达利益。 (三)用户是否能够识别其为广告 明确提出,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使消费者能够辨明其为广告。同时,即使未标明“广告”,也不影响对其广告属性的认定。在逻辑上,是否标明并非广告的判定因素,但基于市场行为规制法维护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根本出发点,相关信息对受众的影响,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边界和违法性判断。 在传统场景下,广告通常具有一定可识别性。但在生成式AI中,商业表达往往以“答案”“建议”等形式出现,用户难以区分其与普通信息之间的界限。GEO所带来的变化,并不是产生了新的广告形式,而是广告开始以“非广告”的方式被接收。当用户是在“认为自己在获取中立信息”的情况下被引导作出判断时,广告法所要保障的知情基础就被削弱。这类情形更容易进入广告监管的关注范围。 三、主体画像:GEO 产业链各方角色界定与合规边界 广告法体系下,主体责任的划分是执法的基石。GEO 产业链中各方主体的角色并非固定,而是随着其在广告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动态变化。 (一)品牌方:作为“广告主”的法定义务 品牌方是商业利益的最终指向者,在 GEO 行为中通常被认定为广告主。 真实性保证:根据,广告主应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即便品牌方委托了 GEO 服务商,亦不能以“技术外包”或“算法黑盒”为由免除对虚假信息的责任。 验证义务:品牌方有义务核对服务商投喂的语料。若语料包含虚假的科研数据、伪造的荣誉,品牌方将面临虚假广告的法律制裁。 (二)GEO 服务商:广告经营者与发布者的身份重叠 服务商通过设计语料、操作投喂,其角色通常匹配为“广告经营者”。 核对义务:根据,广告经营者应当核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查验相关证明文件。 发布属性:若服务商通过其控制的账号矩阵直接在互联网媒介上发布语料,其同时具备广告发布者身份,需履行可识别性标识等义务。 (三) AI 平台:从“技术中立”到“发布者”的身份迁移 AI 平台(模型提供商)的角色判定取决于其参与深度。 技术平台属性: 若平台仅提供通用模型,且对 GEO 操纵采取了合理防范,通常不被视为广告发布者。 广告发布者属性: 若平台与品牌方合作,通过后台设定、付费加权等方式直接提升特定品牌的生成频率,平台则转化为广告发布者,需在界面上明确提示商业推广信息。 四、实务焦点:GEO 环境下违法构成的场景演练 在 GEO 的监管与执法实务中,传统的证据链构建面临新的认知挑战。我们需要针对 GEO 的技术特性,重构真实性审查与责任分配的逻辑。 1. 算法黑盒下的“因果关系”推演 AI 生成内容具有随机性,如何证明是“某次投喂行为”导致了“某次特定的商业推荐”?从执法效率的角度,监管部门无需证明绝对的因果必然性。但是会围绕:品牌方存在针对特定关键词的对价支付、GEO 服务商实施了规模化的语料注入、该行为显著改变了模型生成结果的概率分布等方面,去追问该商业宣传活动具备广告属性。 2. 真实性审查:对“虚假语料”的穿透式执法 在传统广告中,虚假性通常表现为具体的文字陈述、引证内容(如“行业第一名”)。而在 GEO 环境下,虚假性具有“分布式”和“统计学诱导”的特征。 碎片化语料的聚合效应:GEO 服务商往往发布数以万计的碎片化语料。单看每一条语料可能只是“用户心得”,但这些语料被 AI 整合后,会诱导 AI 生成一个包含虚假事实的结论(例如,AI 总结称“某品牌护肤品含有独家诺贝尔奖成分”,而该成分其实是虚构的)。 穿透式逻辑:通过技术比对 AI 生成的内容和全网所有资料。如果查到这个虚假信息只出现在某家网络服务商操控的一堆账号里,那么从前端操作、到后端造假结果,整条作弊、传假的链条就可进行闭环锁定。 特殊性体现:在 GEO 环境下,判定广告是否真实,不会只盯着文字内容有没有编造,更要审视其背后的数据生成逻辑。如果品牌方利用海量小号刷语料,诱导 AI 将这种“人为操纵”误判为“大众口碑”,那么这种刻意制造的“虚假人气”,将有更大可能性构成所禁止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信息。 3. 手段与结果:前端语料与后端AI 呈现的责任切分 举个例子,某保健品公司(广告主)委托 GEO 服务商在知乎、小红书投喂了 500 篇由 AI 撰写的软文(前端语料),声称该产品具有预防癌症的效果。随后,用户询问某知名大模型“哪些产品对肺部好?”,AI 检索到了这些软文并总结回答:“推荐购买某品牌,多项‘专家评测’显示其能有效防癌”(后端呈现)。可见,GEO 的行为表现为两个维度: 前端语料(手段):服务商在社交平台、问答社区发布的语料文章。若具备推销目的且有对价支撑,其本身即属于分布式的互联网广告。品牌方、GEO 服务商在既有广告法框架下承担相应责任。 后端答案(结果):AI 平台最终呈现给用户的“答案”是规制的核心。当 AI 以“建议”“测评结论”形式推销商品,且该结果是由人为干扰(非自然算法)产生时,该答案即成为广告的最终发布形态。若平台未参与收费,仅是由于 RAG(检索增强生成)机制误抓取了虚假语料,平台通常不承担广告法项下的直接处罚责任,但应履行“算法治理”义务,在收到投诉后删除或打标。AI 呈现的“答案”虽由模型生成,但由于其内容的本质来源于品牌方恶意投喂的虚假信息,品牌方、GEO 服务商需对该“最终答案”所产生的误导后果承担延伸法律责任。这正是穿透式执法的核心:行为人不能利用算法的总结功能来规避其始发信息虚假的责任。 4. “可识别性”的实务操作难点 根据《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执法指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但在生成式文本中,由于广告信息与客观知识高度融合,标注“广告”存在挑战。 操作建议: 在实务中,标注义务应分层履行。前端投喂的语料(如软文)必须明确标注;后端 AI 平台若识别出结果受商业合作干预,必须在显著位置提示“包含推广信息”。 五、结语:构建有序的 GEO 竞争新秩序 企业在传统互联网中形成的品牌市场认知,并不会自动迁移到生成式AI系统中。在搜索时代,品牌依赖关键词和排序;而在生成式场景下,品牌是否被提及、如何被描述,取决于模型的生成逻辑。 GEO业务稳健运行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构成广告,广告法规制的并不是“做广告”,而是“如何做广告”。因此,即便GEO的相关生成结果被认定为广告并不意味着违法,而只是通过更具确定性规制评价规则,引导技术手段回归公平竞争的框架。 对企业而言,问题也不在于是否参与GEO,而在于是否能够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被准确表达,这种表达仍然受广告法等法律规范的约束,一旦进入“对表达结果的干预”,并影响用户选择,其性质就可能发生转化。在穿透式监管逻辑下,算法不再是遮羞布。利用海量虚假信息干扰 AI 决策的行为,在现行广告法体系下具有清晰的违法判定逻辑。未来,GEO 行业的合规闭环应由“真实性存证”“分布式标注”与“算法透明度”共同构成。只有建立在逻辑一致、责任明确基础上的规制,才能既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又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在短视频领域中,影视剧解说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内容类别之一,此类二创短视频通过剪辑、解说和重新编排,将长篇影视压缩成几分钟的精华片段,满足了用户快速获取影视热剧内容的需求。 但近年来,不当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视频、图片、文字等作品引发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1日披露的数据显示[1]“2025年上半年忻府区人民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116件,占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64%,相较2024年同期增长120%,相较2023年同期增长383%”。在这一整体态势中,因剪辑、改编、拼接等“二次创作”行为所引发的侵权争议尤为突出,已成为纠纷增长的主要诱因,而影视剧解说短视频则是“二创”的重要形式之一,主要模式有速看类、评说类、混剪类等。 本文着重探讨此类影视剧解说类短视频信息网络传播侵权案件中法院的审查要点。 一、“合理使用”抗辩的使用边界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创作者的创作行为显然符合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权利人作品的行为认定,然则该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要点在于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行为。这也是相关诉讼中,很多创作者的抗辩理由,他们认为影视解说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以下简称)第二十四条[2]规定中“(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情形。但实际上司法实践中对于“合理使用”的认定很严格,法院通常会运用“三步检验法”来判断作品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该概念源自《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国际条约,后被我国吸收采纳,简单来说通常有以下三个维度的考量: (一)目的正当性 法院在运用“三步检验法”判断作品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时,首先进行的便是目的正当性检验。这一步要求使用行为必须严格符合所明确列举的十二种特定情形,例如为个人学习、研究、欣赏,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为报道新闻等。就影视剧解说短视频而言,通常能适用的是“以介绍、评论”为目的,而非展示剧情。如果一系列短视频将影视剧中的核心片段展示出来,让受众直接了解到影视剧的主要剧情的情况下,很可能被认为其主要功能和效果是向公众呈现原作品本身,而非表达介绍或评论性的观点,其目的难以被认定为正当。如果仅仅单个视频截取一小部分剧情,而主要进行主观评论的情况下,那么被认为目的是展示剧情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二)是否与原作的正常使用相冲突 “引用适当性”是判断使用行为是否会实质性替代原作品的功能和市场,对原作品的正常使用造成阻碍的标准之一,是对“是否与原作的正常使用相冲突”这一维度的量化标准。简单理解就是法院会审查二次创作创作者所引用的内容是否会侵害到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判断是不是合理引用。其中,是否构成“实质性替代”是引用适当性的核心衡量标准。 关于“引用适当性”的判断标准,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法院可能会考察创作者的引用量与引用占比,实际上法院并不是单纯从引用量、引用占比来考量“引用适当性”。举个例子,如果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引用的片段仅占整个影视剧的10%,但如果这10%仍然将影视剧的核心情节脉络展现出来,则法院仍可能认为是超出了合理引用的范围,构成了“实质性替代”,使得部分受众对于原片失去兴趣,从实质上挤占了原片的市场份额,损害了原片的市场份额。 2025年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人间世》侵权案[3]是一个典型案例。法院认为[4]被告刘某的视频“多为原始作品内容的选取剪切,解说内容也多为纪录片中人物事件的内容浓缩和核心看点”,使公众连续点击观看便可基本获得案涉作品的大致内容,因此构成侵权。 再比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一案中认为侵权方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使用侵权的片段共计56个,且每个片段的时长均在二至四分钟左右,总时长约两百余分钟,该使用行为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且消费者在观看了涉案片段后可能因对相关情节有所了解后便认为无需观看完整作品,从而损害了爱奇艺公司作为著作权人本应获得的合法利益。”[5]故认定华数公司的涉案行为应属于侵权行为。 (三)是否不合理得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1.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含义 法院审查的核心是审查使用作品(如复制、剪辑、传播片段)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对著作权人的著作权相关利益造成了不合理损害。具体而言,这种“损害”主要指向: (1)市场替代: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得损害了原作品的市场份额,导致潜在消费者无需再去观看正片、购买原片或官方衍生品。这里所指的“市场替代”与前文所述的“实质性替代”的含义有所不同,“实质性替代”指使用行为替代了原作品的功能和市场,与原作形成直接竞争关系,从而剥夺了著作权人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获利机会。而此处的“市场替代”的判断主要指使用行为对著作权人既有和潜在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程度是否“合理”,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利益平衡。 (2)经济利益不合理的减损: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得侵占了著作权人通过正常授权(如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本可获得的市场许可收入。 (3)作品价值贬损:使用行为是否实质性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或艺术价值(如恶搞式篡改),导致作品的市场价值受损。 2.二次创作表达导致原作口碑下滑不是“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审查范围 笔者在研究该方面问题的时候产生疑问,短视频中对原作的负面评论导致原作口碑下滑,进而原作的经济利益受影响的情形是否属于法院审查的“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情形?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电影新上映之时,有许多专做电影解读的自媒体博主抢先观看电影,并第一时间将对电影的评论制作成短视频放在平台上供人浏览,极大程度上将利用舆论影响到最终的电影票房。当较多的自媒体博主对于电影评价较好时,会促进电影票房的增长;然而如果较多的自媒体博主对电影有了较为负面的评价之时,短视频受众也将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极大可能将会带来电影票房的遇冷,也即所谓的口碑下滑导致电影作品的创收遭受重创。 司法实践认为,该种情形不属于“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审查范围。法院使用“三步检验法”审查的“损害”针对的是二次创作短视频对著作权(如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的侵害。而负面评价导致的“口碑与票房损害”属于对原作市场声誉和商业利益的损失,通常归入名誉权、商誉侵权领域。即创作者基于真实体验和事实的客观评价,即使对作品的市场声誉产生了影响,也并不等同于著作权法“三步检验法”所要规制的对著作权合法权益的“不合理损害”。 综上,当一位博主剪辑电影片段并制作深度批判视频,如果其引用的片段过长、核心情节过多,可能因构成“实质性替代”而无法通过“三步检验法”的审查,侵犯的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但该博主视频中尖锐的批评观点导致观众不想买票,这种票房损失本身并不是著作权法所评价的损害。如果他的批评基于事实和合理依据,这就是受法律保护的舆论监督。 (四)“转换性使用” 国内部分法院会借鉴美国的“转换性使用理论”(Transformative Use)考虑被诉使用行为是否与原作正常使用相冲突,是否不合理得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何谓“转换性使用理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李杨在其文章《著作权侵权认定中的转换性使用理论适用阐释》[6]中阐述“转换性使用理论”的概念时作出如下解释:“所谓‘转换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是指对他人作品进行使用时或具有再生产功能,或与著作权人对该作品内容的使用方式、目的或功能截然不同的作品使用行为。” 笔者通俗解释来说,如果将原作比喻成“面粉”,如果创作者仅仅是往面粉中加水搅拌成面糊,那么明眼人一看,这实质上还是面粉,只不过改变形态而已,就类似于“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一样,受众只不过是看了创作者对于原作的总结浓缩,本质上看的也还是原作的剧情思路,由此导致受众对原作的使用渴求下降,此种情况下不构成“转换性使用”。 如果创作者往面粉里加入酵母、坚果、黄油、糖、盐,并经过发酵后烘烤成面包,它的形态、味道、功能和目的(从原料变成可直接享用的食物)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下构成了“转换性使用”。举例来说,如果一名创作者重点在于介绍导演如何使用几种类型的“蒙太奇”手法去表达一些核心思想,通过截取一小部分著名电影的镜头展示,让受众观看后,获得的是专业知识即电影镜头手法“蒙太奇”的几种表现方式,而不是电影剧情,那么也就构成了所谓的“转换性使用”。转换后的作品使用行为服务于新的、不同的市场或受众,通常不会与原作形成直接竞争关系,不会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扩大原作的知名度或衍生市场。正如“面粉”变为“面包”后,其所针对的受众和市场是不同的,“面粉”不会因为“面包”的畅销而受到过大的影响。 因目前“转换性使用理论”尚未被国内立法所固定下来,国内采用“转换性使用理论”的法院并不多,且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方法院,比如笔者检索到的“王莘与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作品信息网络传播纠纷上诉案”(该案二审阶段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此案中阐述“涉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所采取的片段式的提供方式,及其具有的为网络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图书信息检索服务的功能及目的,使得该行为构成对原告作品的转换性使用行为,不会不合理地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7]该案件虽非影视作品解说类短视频侵权案件,但其中关于转换行使用的论述,亦值得我们思考。与此同时,多数的法院仍属于保守法定主义,仅按传统的“三步检验法”来判断二次创作的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因此“转换性使用理论”仅能作为二次创作者在庭审中的抗辩思路之一,无法完全依靠该理论避免被认定为侵权。 二、影视剧解说类短视频的常见类型与侵权风险分析 影视剧解说类短视频的常见类型一般分为三类。 第一种为速看类短视频,旨在将电视剧、电影作品的剧情浓缩为几分钟的短视频,让观众能够迅速了解电视剧、电影作品的核心内容,较为有名的如谷阿莫的系列速看影视作品的短视频。此类二次创作短视频因将影视剧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盘托出,极易构成“实质性替代”而被认定侵权。 第二种为输出观点类的短视频,对于剧情内容外加上创作者对艺术手法的专业解读、背景知识科普等等。该类短视频的风险点是大量使用影视剧片段建议及介绍影视剧的主线内容,进而构成“实质性替代”。如果此类短视频能够着眼于输出创作者的个人观点、知识科普,仅引用不完整的、少量的影视剧片段素材,则构成侵权的风险将降低。 第三种为混剪视频,将多个视频素材进行剪辑、重新编排,形成具有新主题或者独立表达的新作品。此类短视频主要涉及原作著作权中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的侵权风险。笔者举例以下几种未经许可下的侵权形式: 第一,若混剪通过剪辑、配音等方式歪曲、丑化、恶搞原作品的剧情、人物角色设定或表达意图,可能侵犯原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第二,将混剪视频用于广告、带货、打赏等商业目的,即使是少量引用,且添加了部分原创内容,若未获得原作品版权方授权,仍构成对原作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的侵权。比如在推销藕粉产品的直播中插入《哪吒2》中用藕粉重塑哪吒身体的完整片段,很可能将不被法院认为是合理使用。其本质在于,商业目的与合理使用鼓励的“为公共利益而有限使用”的根本精神相悖。 第三,利用原作品的大量片段创作出具有一定程度独创性的新作品,可能被认为是侵犯了原作品的改编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实践中随着AI技术的发达,混剪方式产生了更多的处理方式,比如AI换脸原作品的经典片段、AI合成不同影视作品的人物故事剧情视频等等,关于是否侵权、法律审查尺度等属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亟待研究的问题。 三、侵权损失赔偿的司法衡量标准 关于影视作品解说类短视频侵权的损失认定问题,遵从一般的著作权侵权损失赔偿规则,[8]有比较完整的规定,归纳如下: (一)著作权人举证证明的实际损失 著作权人在起诉侵权人要求赔偿的时候,一般会尽可能证明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实际损失。但一般实践中著作权人很难对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失进行举证,比如笔者检索的案例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鉴于字节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本案所控侵权行为而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二被告的违法所得,本院综合考虑涉案节目的独创性程度、制作情况、视频时长及二被告的过错程度、使用方式等因素,对二被告应赔偿的经济损失数额酌情予以确定。”[9]再比如笔者检索的案例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损失赔偿部分认为“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既不能确定涉案侵权行为给爱奇艺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亦无法确定华数公司的侵权获利情况,一审法院综合华数公司使用涉案作品的方式、涉案作品的知名度、点击量等因素,最终酌情确定华数公司赔偿爱奇艺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十万五千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10]综上可看出,两案的著作权人均无法就损失部分进行有效举证。 (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从著作权人的角度来说,此类举证也比较困难,一般而言只能收集侵权人发布侵权视频后其自媒体账号的涨粉情况、视频点击量、点赞数、评论数等方面证明侵权人的无形利益的获益情况。但此类无形收益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损失数额。通常情况下,原告会基于涨粉等情况推定一个较高的被告获益数额,而作为被告的侵权人为证明其获益较少,也会相应地举出其与平台的分成情况。此类情况下,最终基本由法院酌情裁量。 比如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诉刘明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认为[11]“在赔偿金额的确定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实际损失或被告的侵权获利,且被告仅截取原始作品集数中部分事件内容,与正常经授权使用原始作品的方式区别较大;而被告虽举证了平台收益分成,但侵权行为还带来粉丝增长等无形利益,因此法院综合考虑作品类型、独创性,侵权视频长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及影响,以及原告维权成本等因素,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55000元。” (三)损害赔偿的上限与下限 关于损害赔偿数额范围,我国规定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最低不得低于500元。 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时,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赔偿,最高可判赔500万元。若存在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情形,还可在此基础上适用惩罚性赔偿,即按照确定的赔偿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但需符合法定条件。同时,在适用法定赔偿时,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原则上不得低于500元。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如侵权情节显著轻微、实际损害极小等,法院可能依据公平原则或相关法律规定,突破下限作出低于500元的判赔,但需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著作权人维权的合理开支 1.合理开支的构成 根据(虽然已经失效,但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第十三条的规定“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所称‘合理开支’包括:(一)律师费;(二)公证费及其他调查取证费;(三)审计费;(四)交通食宿费;(五)诉讼材料印制费;(六)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或诉讼支付的其他合理开支。对上述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应当进行审查。” 因此通常著作权人可以主张符合司法部门规定、行业协会规定范围内的律师费、公证费与电子取证费用、审计费用、因调查取证和开庭支出的交通费和食宿费、诉讼材料印制费。 其他合理支出主张是否可能被支持还需要看管辖法院当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浙江省为例,根据[12]规定“合理费用一般包括调查取证费用和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包括公证费、侵权产品购买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为调查取证而产生的必要的交通住宿费等”,其他合理支出中包含了“侵权产品购买费”。 2.合理开支数额的确定 一般法院会审查相关开支的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系列证据,从关联性、合理性与必要性三个角度审查权利人主张的开支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比如律师费方面,会结合案件的复杂程度、举证情况、当地律师费标准等酌定律师费金额。其他维权费用也会着重考虑支出的必要性后再进行酌定。 综上所述,实践中关于此类案件的著作权人的损害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举证较为困难,法院一般会结合短视频的实质性替代程度及其他侵权情况、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获得的无形利益、著作权人的维权合理支出等等因素对于损害赔偿和合理开支的数额进行酌定。 四、总结 未经版权方授权的影视剧解说短视频创作容易陷入侵权的泥沼中,法院通常遵从“三步检验法”判断该类短视频创作者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而豁免侵权责任的承担。如果被判断为侵权的情况下,侵权人可能需要赔偿权利人损害赔偿费用与维权合理支出,具体数额将由法院按案件具体情况进行酌定。因此在进行二次创作时不应抱有侥幸心理,创作者应积极通过平台、创作者的个人主页、版权方官网寻求联系方式,联系权利人并寻求权利人的授权许可。 注释 [1] 详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网站:https://xzxffy.shanxify.gov.cn/article/detail/2025/07/id/8899314.shtml,2025年12月28日最后访问。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二十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3] 详见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官网:https://yzsfy.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8863,2025年12月28日最后访问。 [4] 详见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官网:https://yzsfy.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8863,2025年12月28日最后访问。 [5]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6] 李杨:《著作权侵权认定中的转换性使用理论适用阐释》,《北方法学》2023年第3期,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SiEvlGDrnP301r00xd9yuQ,2025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7] 参见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要举证责任,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求,对侵权复制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设备等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 [9]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0]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11] 详见靖江市人民法院官网:http://js.j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04/id/8790754.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 [12] 浙法民三〔2009〕6号 36. 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如何确定 合理费用一般包括调查取证费用和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包括公证费、侵权产品购买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为调查取证而产生的必要的交通住宿费等。律师费首先要考虑收费是否符合的规定,其次还要考虑律师执业所在地价格管理部门确定的律师行业收费标准。此外还需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律师的工作量、判赔数额等具体因素。但在相关联的案件中,对于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而共同支付的合理费用已在其他案件中获得赔偿的,不再重复赔偿。
网络空间的风吹草动总能迅速引发公众关切,尤其当牵涉到我们每日依赖的社交工具与个人行为的法律边界时。近期,围绕即将于二零二六年生效的新修订中关于传播淫秽信息的条款,众多解读在网络上涌现,其中不乏“微信私发不雅视频将面临拘留”这类引人瞩目的断论,在私密通讯与公共规制的交叉地带投下了一枚石子,激起广泛涟漪与疑虑。然而,拨开诸多简化乃至误读的迷雾,深入审视法条文本与司法实践的肌理,方能看清此次修法的真实轮廓与深刻立意。它并非一次对私人领域的突兀入侵,而是在数字时代语境下,对既有法律原则的重新申明、技术性调适与保护性强化,其核心在于精准打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织就一张更为严密的、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法治保护网。 审视这场讨论的起点——新,其修订体现着立法者审慎的考量。该条款明确,利用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将面临拘留并处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与旧法相比,此处的关键变化首先在于用“信息网络”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术语,替代了原先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在法律专家看来,这主要是一次顺应技术发展的“顺应性修订”,旨在使法律表述涵盖移动互联网等当代所有通讯载体,其规制范围并未发生实质性扩张。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增补,是该条新增的第二款:“前款规定的淫秽物品或者淫秽信息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旗帜鲜明地将未成年人权益置于优先保护地位,任何传播行为一旦内容涉及未成年人或对象指向未成年人,便触及了法律从重处罚的红线,体现了立法价值导向的清晰转变。 值得厘清的是,所谓“向微信好友私发淫秽信息属违法”并非新设禁区。事实上,自二零零五年施行以来,利用任何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均为法所禁止。新法并未凭空创造新的违法类型,而是对一项长期存在的禁令在数字时代的再次强调和明确。其法律意义在于进一步堵塞了以通讯的“点对点”或“私密性”作为抗辩理由的潜在漏洞,申明法律评价的关键在于“传播淫秽信息”这一行为本身及其社会危害性,而非绝对化的传播场景。当然,法律的利剑始终指向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执法实践中,对于极少数特定关系人之间纯粹私密、且未产生外部危害的互动,只要未被主动举报,通常并非执法力量主动介入的范畴。这体现了执法行为的谦抑性与比例原则,聚焦于维护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要准确把握行为的法律后果,必须将其置于从行政处罚到刑事犯罪的完整责任阶梯中观察。新《治安法》第八十条规制的是行政违法层面,只要实施传播行为,即可处罚。而一旦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便可能滑入刑事犯罪的领域,受中“传播淫秽物品罪”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规制。这里的“情节严重”并非主观感受,而是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标准,例如,传播淫秽视频文件数量达到四十个以上,或向他人传播累计达三百至六百人次以上,抑或是建立主要用于传播淫秽信息的群组、成员超过三十人,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司法实践已提供了清晰注脚:在广东等地判决的案例中,行为人向多位微信好友转发淫秽视频数十乃至上百个,尽管是“点对点”发送,但因累计数量大、涉及人员多,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最终以传播淫秽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这警示我们,私聊领域的“量变”完全可能引发法律评价的“质变”。 本次修法最突出的亮点,无疑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空前加强。“涉及未成年人从重处罚”绝非一句空洞的宣示,它构建起双重高压线:一是严禁向未成年人传播,此举直接保护其身心健康免受侵害;二是严禁传播内容本身包含未成年人信息,此举旨在遏制针对未成年人的色情制品产业链。其严厉性已在司法实践中彰显。例如,江苏检察机关曾公布一起典型案例,行为人通过网络向近百名中小学女生发送淫秽视频并进行猥亵勒索,最终被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传播淫秽物品罪数罪并罚,判处重刑。这强烈昭示了法律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上“零容忍”的立场与雷霆手段。同时,法律对群组管理者也敲响了警钟,相关刑事司法解释早已明确,疏于管理、放任淫秽信息在其管理的群组内大量传播,达到一定标准后,管理员本人也可能构成犯罪。 面对公众的普遍关切,仍有几处关键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其一,日常语境中的“不雅”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存在区别。并非所有令人感到不舒适的內容都构成“淫秽信息”,后者特指那些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并足以诱使普通人腐化堕落的诲淫性物品,其认定有时需经由专业程序鉴定。其二,执法并非机械运作。是否处罚以及处罚轻重,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传播的具体内容、数量、频率、对象、造成的实际后果等全案情节。一次偶然、轻微的过失,与蓄意、多次、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或未成年人的传播,在法律评价上必然天差地别。新法本身也保留了“情节较轻”的处罚档次,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 综上所述,新相关条款的修订,是在网络深度重塑社会交往方式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必要且精准的法律调适。它通过对既有规则的现代化表述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特别强化,回应了时代挑战,而非对公民合法通讯自由的无端限制。其最终旨归,在于引导公众树立清晰的网络行为边界意识:数字世界的虚拟性,不意味着责任的虚化;通讯工具的私密性,也不等同于行为的完全私域化。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每一位网民都应是网络空间的理性建设者与责任承担者,特别是对于守护下一代免受不良信息侵害,法律已构筑了最坚实的防线,也期待全社会形成最广泛的共识。这标志着我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与精细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深思熟虑而坚定的一步。
摘要:相信大家在看剧时,时常会留意到这样一行字幕“本剧由某小说/故事改编”。这类改编影视剧,既能让原著粉丝重温情怀,收获延续故事的喜悦,也能为影视剧本身吸引大批关注度,带来可观的流量热度。改编类影视剧的创作与发行需以取得原著作者合法改编授权为前提,且相关行为通常须严格限定于授权期限内。但影视项目常受资金周转、拍摄进度、政策调整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导致制作周期延长,形成“超期改编”,进而引发侵权纠纷。本文以该现象为核心,浅析授权期限约定不明的法律风险,并结合司法实践案例提出合规建议。 一、授权期限的设定与合同风险 改编类影视剧开拍前,影视剧承制方或投资方需取得原著的改编权、摄制权等著作权授权,根据,许可使用合同应明确“许可使用期限”,该期限与双方谈判地位、项目开发及制作周期相关,在实践中,授权期限主要有“固定期限”和“固定期限+附条件续期”两种模式,两者均潜藏一定法律风险。 (一)单一“固定期限”模式的弊端 以往的授权许可使用合同中,多数合同会根据常规的影视剧制作周期简单约定一个固定的授权期限。如案件《迷雾围城》诉《人生若如初相见》著作权侵权案[1]中,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第二条第3款就将小说《迷雾围城》期限约定为“乙方获得的该权利期限为,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5年。”在固定期限基础上,还有个别合同在固定期限中约定提前终止授权的条件,如案件《使徒1》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2]中,原被告合同的授权期限约定为“授权许可期限为5年,自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22年10月11日止。......乙方应在授权许可期开始之日起的3年内,即2020年10月11日前实质性开机摄制该电视剧或网络剧作品,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全部授权权利。”该约定模式相较于前述条款而言对影视制作方的合同义务则要求得更为苛刻,能更有效地保护原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但无论是上述哪种约定方式,其核心弊端在于:一旦影视制作方未能在授权期限或约定期限内完成影视剧的改编与摄制行为,其后续的超期摄制行为将面临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较高风险: 1. 合同目的对授权期限涵盖范围的限定 基于合同目的解释原理,双方签订影视改编授权许可合同的核心目的,在于影视制作方通过行使所获得两项演绎权(改编权、摄制权),在原作品基础上创作并后续利用视听作品。合同所约定的权利行使期限,即代表双方就完成影视作品全部改编与摄制行为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换言之,制作方不仅须在授权期限内完成基于原著作品的剧本及相关素材创作,更须完成将该作品拍摄制作成视听作品的全部流程。若未能于授权期限内完成改编与摄制,一方面构成对合同的违约行为,另一方面,超期改编或摄制影视作品,将直接面临被原著权利人提起侵犯改编权、摄制权之诉的法律风险。 案件《迷雾围城》诉《人生若如初相见》著作权侵权案[3]即同样持有该观点,该案中,七被告称在合同约定的授权期限内完成了剧本改编行为,但未在授权期限内完成电视剧的拍摄行为,不过因为其完成了剧本改编,因此利用新创作的剧本内容进行拍摄并未侵犯原著作者的著作权。法院认为,“从上述许可协议的订立目的看,被告紫晶泉公司通过支付使用费的方式获得涉案小说的改编权、摄制权,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涉案小说拍摄成影视剧。这意味着协议所约定的改编权、摄制权控制着拍摄影视剧所涉及的一系列利用涉案小说的行为,如将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剧本、根据该电视剧剧本进行拍摄等行为。故七被告需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改编剧本、拍摄电视剧等所有影视剧制作行为,否则即构成侵权。”可见司法实践中,法院严格遵循合同文本所体现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轻易不作出超期拍摄不侵权的认定。 2. 实际履行层面默示许可/默示意思表示的适用困境 在无明确续期约定的情况下,影视剧制作方可能倾向于以著作权法“默示许可”理论来主张继续使用原著的权利,不过该主张适用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著作权法的默示许可理论可追溯至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Effectts Associates诉Cohen案。该案中,法院基于原被告合作创作电影特效镜头的交易目的与实际履约行为,推定原告已默示许可被告使用其创作成果,首次将“默示许可”理念引入著作权领域。即便美国已经创设该制度,但出于对著作权专有性与绝对性的保护,我国著作权领域一直对默示许可制度持审慎态度,亦未将该制度引进入内,因此影视剧剧方难以直接以该理论作为抗辩理由。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著作权法层面无明确规定,但从民法维度存在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关于默示意思表示规定的空间,不过该法条适用条件较为严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第一百四十条释义[4],“默示”是指行为人通过行为的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强调的不仅是“默”,更是“示”,意指行为人虽然没有通过口头、书面的方式表示,但是仍可以通过其行为来推定、认定出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而纯粹的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时,方可视为意思表示。 据此,若影视剧制作方在合同期限届满后,仅仅因为原著作者未明确提出异议(即保持沉默)就继续使用作品进行改编或摄制,其将承担极高的举证风险。影视剧剧方须能够充分证明权利人实施了某种积极的默示行为以许可继续使用,或者证明合同中已有“沉默即许可”的明确约定。否则,当权利人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时,影视制作方将极易因无法满足《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的严苛要件,导致举证不能,进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由此可见,单一固定期限授权模式虽能为原著授权方提供权利保护,但其与著作权法立法精神相悖。著作权法的核心目的是在保障作者利益的同时,促进作品传播与利用,若机械固定授权期限,导致影视化目的未达成,该条款将阻碍原著作品后续授权、二次传播及社会价值实现,背离著作权法“保护创作、促进传播”的立法初衷。 (二)“固定期限+附条件续期”模式的可行性及潜在风险 单一固定期限之所以在实践中引发诸多争议,究其根本,是期限设定与影视作品的改编、摄制周期严重脱节所致。而在固定期限的基础上明确设立附条件续期条款,既能制约制作方无限期拖延,又能保障影视项目享有充足的完成时间。以《龙与地下铁》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5]为例,本合同将授权期限约定为“授权合同的期限为自2015年6月30日至2020年6月30日,合同期限届满,同等条件下,凤仪公司拥有优先续约权。根据授权合同,凤仪公司需在此期限内开机拍摄,凤仪公司在授权期限内开机后,可继续使用合同授权的相应文字作品改编权、表演和摄制权至相应的电影制作完成并上市公映,凤仪公司无需另行为此支付马某、百文公司版权费用。” 该种约定方式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创作规律,保障影视方续用原著作品进行改编摄制的权利,避免因期限届满导致项目搁浅、投资受损;二是平衡原著作者权益,督促影视方按期履约,防止IP闲置、项目拖延,保障原著作品作者及潜在合作方的商业开发空间。需注意的是,该模式仍存在法律风险,若续期条件约定不明、不够严谨,易引发履约争议。 二、附条件续期条款的实操设计 鉴于固定期限的授权期限条款往往与影视剧漫长且变动的实际制作周期存在脱节,导致项目处于被动境地,因此,在授权合同中,应将附条件续期条款的设置与影视剧项目的开发进度紧密匹配,以确保授权期限的合理性与影视项目推进的效率。 1. 续期条件触发节点 一部影视作品的开发周期大致涵盖:前期开发(剧本初创)、制作筹备(剧本精修与定稿等)、中期拍摄制作、后期制作及发行等关键阶段。从著作权权利行使的核心逻辑来看,改编权的行使核心体现为剧本从初创到定稿的完整创作过程,摄制权则对应实景拍摄、素材录制等实质性拍摄行为,二者共同构成影视改编授权的核心履约内容。相较之下,前期开发阶段的剧本初创尚未形成稳定的改编成果,制作筹备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亦未进入权利行使的实质环节;而后期制作及发行则是基于改编、摄制成果的延伸利用,并非授权期限设定时需重点锚定的履约节点。因此,续期条件的触发节点以影视项目进入实质性摄制阶段为宜。 同时,续期条件的约定必须明确且可量化,以规避因表述模糊而产生的争议。司法实践表明,模糊的触发条件极易成为合同履行中的导火索,这一点在影视改编权授权合同的续期条款中尤为突出。以《英雄志》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为例[6],本案中双方针对影视剧剧方能继续行使改编权以及其他权项的条件约定为“乙方在合同签约之后,《英雄志》第一部应在签约日起一年半时间内开机,则乙方拥有电视剧《英雄志》播映发行的全部权利。乙方若无法在签约日起一年半时间内开机摄制《英雄志》第一部,甲方有权收回对乙方的《英雄志》改编权,不作任何退款补偿。”但何谓“开机”“开机摄制”,合同并未进一步明确约定。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了证明自己已举办开机仪式,其他演职人员于开机仪式当天工作的场景的公证内容,但原告并不认可仅举办开机仪式即满足“开机拍摄”的条件。针对该争议,法院则从合同文义解释角度认为,“开机”“开机拍摄”是相对等的条件,均是要求被告在约定期限内开始此项工作,并无程度上的要求,因此被告只要证明开始该项工作即可,现被告提供了其“开机仪式”内容,也有拍摄剧本的镜头,因此其举证责任已完成。类似争议也出现在《龙与地下铁》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7]中。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案件裁判思路并非唯一可能。若授权方能证明行业惯例或者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于“开启稳定的、持续的拍摄制作行为”,而并非只是一个形式上开机仪式,则法院也可能认定,无后续实质拍摄跟进的开机仪式,不符合合同目的及双方意思表示,从而认定续期条件未成就。 基于上述案例和分析,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法院“一定会”做出对哪一方有利的判决,而在于约定模糊导致了“判决可能走向任一方向”的风险。影视制作方易将模糊的续期条件解释为对自己有利的“形式主义开机”,而授权方则坚持“实质性摄制”的严格标准。为避免双方因认知分歧而诉诸法院,合同设计中必须将续期条件予以细化与量化,建议以“实质性开始拍摄”作为触发条件,并明确其定义,将裁判标准从“法官的主观解释”转变为“合同约定的客观事实”,以此明确双方权责,杜绝争议空间。例如,可约定:影视剧剧方应在开机拍摄后合理期间内(如10个工作日)向授权方提供以下文件或资料:(1)影视剧开机摄制必要的立项、审批文件;(2)定稿版改编剧本;(3)主创人员、剧组人员确定演职名单;(4)剧组摄制日程、计划等文件,并进一步明确,仅举办“开机仪式”,并不视为“实质性开始拍摄”,以细化影视剧剧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督促影视剧剧方按约履行改编、拍摄影视剧的合同义务。同时,为避免授权方以文件审核为名实质性阻碍拍摄,合同中可增设风险平衡条款:即授权方对文件的审查权应以不实质性阻碍拍摄进展为前提。 2. 续期条件实现后的后续约定 设定了自动续期条款后,双方仍需就续期后的权利义务进行详细约定,以平衡各自利益。对授权方有利的角度而言,授权方可在合同中增设监督影视制作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条款,如设定影视剧最长上映/发行期不得超过多少年、明确续期期间对影视制作方的监督义务(如续期期间的摄制关键节点要求影视制作方提供相应工作成果审核);对影视制作方有利的角度而言,应在合同中弱化授权方对拍摄的实质性影响,例如争取续期后不附加其他新的限制性条件、限制授权方在续期期间对已定稿剧本或者拍摄素材、内容提出修改意见的权利等。 三、结语 改编类影视剧授权期限的“避坑”核心,在于摆脱“机械约定”的思维,以“明确性、可量化、平衡化”为原则设计条款。条款具体约定层面,作为影视制作方,应当积极争取附条件续期条款,避免因授权方过于强势而导致项目进展受阻。同时,在附条件续期条款中,尽量争取降低证明实际履约的标准,并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注意留存完整的工作痕迹;作为原著授权方,应当在附条件续期条款中,尽可能细化明确可证明影视制作方已实际启动摄制工作的合同义务。在发现影视制作方未按期履约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履行合同义务。若对方仍未履行合同,应及时告知对方己方收回授权的意思表示,并避免以自身行为产生默示许可影视制作方继续使用原著作品的意思表示。 参考文献: [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6846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2]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一审判决书。 [3]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6846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4]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07-709页。 [5]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42889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6]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皖民三终字第00055号民事二审判决书。 [7]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42889号民事一审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