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竞技兴奋剂精准治理与处罚体系规范化研究
摘要 电子竞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承认的体育运动,近年来在商业化、职业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相关赛事规模不断扩大、职业体系也日趋成熟。但与此同时,竞技压力以及商业利益等因素催生了兴奋剂滥用的风险。个别选手试图借助药物提升反应速度、专注力或缓解疲劳从而在电竞比赛中获取优势,其行为对赛事公平性、选手身心健康及行业形象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需要引起重视。当前,我国针对电竞领域的反兴奋剂规制体系尚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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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子竞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承认的体育运动,近年来在商业化、职业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相关赛事规模不断扩大、职业体系也日趋成熟。但与此同时,竞技压力以及商业利益等因素催生了兴奋剂滥用的风险。个别选手试图借助药物提升反应速度、专注力或缓解疲劳从而在电竞比赛中获取优势,其行为对赛事公平性、选手身心健康及行业形象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需要引起重视。当前,我国针对电竞领域的反兴奋剂规制体系尚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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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均由小律同学法律及政务AI生成,仅供参考。 尊敬的用户,您好!我是小律同学,一名专业律师。根据您咨询的“健身房锻炼意外受伤责任由谁承担”问题,我将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最新法律文件(截至2025年12月22日)进行分析。检索内容中涉及的法律依据均来自【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等效力层级较高的规范性文件,我将优先引用原文,避免使用任何过期或非权威来源。以下分析基于您提供的具体检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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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子竞技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承认的体育运动,近年来在商业化、职业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相关赛事规模不断扩大、职业体系也日趋成熟。但与此同时,竞技压力以及商业利益等因素催生了兴奋剂滥用的风险。个别选手试图借助药物提升反应速度、专注力或缓解疲劳从而在电竞比赛中获取优势,其行为对赛事公平性、选手身心健康及行业形象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需要引起重视。当前,我国针对电竞领域的反兴奋剂规制体系尚不完善,难以有效应对相关问题。相较之下,国外多个知名电竞联盟已陆续出台专门的反兴奋剂政策,建立监管与惩戒机制。面对这一现状,我国应立足电竞项目特点与行业发展实际,在确保规则科学性、可行性的前提下,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构建本土化的电竞反兴奋剂体系,维护赛事公平、公正,推动电竞行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电子竞技;反兴奋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IESF);电竞诚信委员会(ESIC) 一、我国电竞反兴奋剂管制的必要性 国家体育总局及国际奥委会将电子竞技运动定义为:借助高科技软硬件移动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1]。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电子竞技已从小众娱乐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竞技体育项目,形成了独有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相关赛事的商业价值仍在持续攀升。竞技体育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围绕“公平、公正”展开,电子竞技作为智力对抗型运动,对于选手的专注力、反应速度以及决策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些能力可能直接左右比赛结果,而兴奋剂的滥用,会打破这种竞技平衡,从而损害赛事公信力。 从选手个人利益出发,兴奋剂的滥用会对选手身心健康造成潜在危害。电竞选手大多是正在发育或刚刚完成发育的青少年,长期使用兴奋剂会引发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方面损伤。在电子竞技逐渐向奥运会项目靠拢的今天,多个外国电竞体育联赛已针对电竞领域制定了反兴奋剂规则。我国若缺乏完善的管制体系,不仅难以参与国际电竞领域的规则制定,也会影响我国电竞选手的国际参赛资格与行业国际竞争力。因此,构建科学、完善的电子竞技反兴奋剂管制体系,既是维护赛事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电竞选手合法权益、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关于电竞反兴奋剂的立法及司法实践 (一)部门规章与推荐性标准的初步探索 我国现行法规体系中,同时包含“电子竞技”与“兴奋剂”关键词的部门规章为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电子竞技规定》”)。该规章明确,信息中心电子竞技项目部管理电子竞技赛事时,需处理竞赛中的兴奋剂问题[2]。同时,该规章还规定电子竞技赛事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遵守体育竞赛相关国家规定和体育道德,严禁使用兴奋剂、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违者将依规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法律责任[3]。该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为国家体育总局,在电子竞技被认定为体育运动且需要针对兴奋剂处罚的规定时,可以适用我国在体育运动中针对兴奋剂的处罚措施[4][5]。此外,我国于2024年发布《电子竞技场馆运营服务规范》(GB/T44456-2024),其中明确要求电子竞技场馆应当设置兴奋剂检测室[6]。该规范虽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亦能体现我国对电竞领域兴奋剂问题的立法价值取向与监管态度。 目前,我国境内尚未出现电竞领域兴奋剂检测及处罚的公开案例,也未针对电子竞技兴奋剂处罚相关问题开展进一步的专门论证与实践探索。 (二)对其他同质化电竞舞弊行为的规制现状及启示 1. 民事司法裁判对电竞舞弊违约侵权的判定 我国虽然无公开的行政、刑事甚至行业处罚电子竞技中服用兴奋剂的案例,但除兴奋剂滥用外,还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同属电竞领域的违规舞弊行为[7]。在涉电子竞技舞弊的民事案件中,司法裁判观点通常以合同约定为基础,以侵权责任为补充进行判定。法院会严格区分责任主体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若电竞选手存在打假赛、赌赛等舞弊行为,且该行为发生在其与原俱乐部合同存续期间,即便选手后续已完成转会,原俱乐部仍需就其作出的“选手无违约行为”相关合同承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8]。若前述行为导致转入俱乐部订立转会协议的核心目的无法实现,转入方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违约方应全额返还转会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及合理律师费。选手本人实施舞弊行为的,俱乐部可按照内部规定对其作出禁赛等处罚[9]。 此外,股东主张俱乐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疏于管理,导致选手打假赛并进而损害公司利益的,须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管理失职行为与选手舞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董事、高管的其他违规行为,与选手舞弊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应分别认定、单独追责[10]。 2. 电竞舞弊刑事追责路径与相关罪名适用 电子竞技舞弊行为可能涉嫌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在电子竞技中打假赛的行为可能构成受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也可能构成赌博罪。具体情节为电子竞技参与者以营利为目的,长期在赌博网站注册会员,通过充值参与电子竞技类赌博活动,累计参赌流水巨大,其行为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因为参与者存在打假赛并与赌博投注行为形成关联,其本质是通过操控比赛结果影响赌博输赢以谋取非法利益[11]。 3. 行业自行监管及行政处罚缺位的现状 根据我国相关规定,体育竞赛的组织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但目前尚无行政机关针对电子竞技舞弊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公开案例。行政机关对电竞领域的监管处罚,主要集中在赛事组委会或运营公司提供的设备不符合标准[12]、电竞酒店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等方面[13]。针对电竞舞弊行为的处理,目前多由赛事组委会、电竞行业协会对违规选手作出禁赛等惩戒,其规制逻辑仍将电子竞技视为娱乐服务类的商业行为。 电子竞技赛事组委会通常由游戏公司、赛事运营公司、俱乐部联盟及商业合作方组成,属于企业或社会团体,并非行政机关。同理,电竞行业协会亦不属于政府机关,为社会/行业组织。 4. 对潜在电竞兴奋剂物质的药品管制 在《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中,安非他命与哌甲酯作为电竞可能使用的兴奋剂物质,均被列为我国第一类精神药品。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24)》第四条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的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等活动,这是目前国内尚未出现典型电子竞技兴奋剂问题的原因之一。但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电子竞技的进一步商业化,一旦出现不属于国家管制范畴、却可被用作电子竞技兴奋剂的新型物质,相应管制问题将成为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电子竞技中的舞弊行为已受我国民法与刑法的规制,其行为性质与传统体育赛事中使用兴奋剂具有同质性。因此,在电子竞技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理应与电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受到同等的司法评判与行政监管。当前行政层面尚未出现针对电竞舞弊行为的公开处罚案例,这一现状值得反思。若对电竞舞弊行为缺乏有效规制,长期来看可能影响我国电子竞技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整体竞争力,在现阶段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或可参考/借鉴域外相关规定与典型案例。 三、国外电竞兴奋剂规制的立法、行规与司法实践 (一)域外法律与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 2015年,一名《反恐精英:全球攻势》(Counter-Strike: Global Offensive,简称CS:GO)选手承认,在争夺25万美元奖金的赛事中使用阿德拉(即安非他命,一种列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的刺激剂)[14]。此后,电子竞技联盟(Electronic Sports League,ESL,下称“欧洲电竞联盟”)便联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德国反兴奋剂机构,制定了自己的电子竞技领域的反兴奋剂规则。2017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已将电子竞技列为竞技体育项目,电子竞技也由此正式向奥运会项目发起冲击[15]。但遗憾的是,因国际奥委会与沙特奥委会在参赛模式、准入游戏类型及版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于2025年10月30日终止了合作。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会就此重新思考电子竞技在奥运会中的举办方式,电子竞技进入奥运会或许只是时间问题。若电子竞技未来成为奥运会项目,其反兴奋剂问题必将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域外法律对电竞反兴奋剂的兜底条款 (1)服用兴奋剂行为的入罪规定 德国针对精英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设有专门刑事入罪条款,明确禁止运动员无医学正当理由,为在有组织体育竞赛中谋取竞技优势,自行使用或授意他人为自己使用《国际反兴奋剂公约》附件I所列的兴奋剂物质或手段[16],此类行为最高可处2年监禁或罚金,且犯罪未遂同样构成犯罪,也需追究刑事责任。若向未成年人提供兴奋剂,或向大量人员提供、使用兴奋剂,还将适用加重处罚情节。尽管目前德国刑法尚未将电子竞技正式纳入“体育项目”范畴,未实现二者法律层面的等同认定,但电竞反兴奋剂相关实践由德国反兴奋剂机构率先发起,足以说明德国早已察觉并正视电竞领域的兴奋剂问题。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未来德国或将电竞领域的兴奋剂使用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2)与中国类似的药品兜底管制规定 美国对电竞兴奋剂的规制主要基于联邦药品监管。安非他明类药物被美国缉毒局列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芬太尼同属一类[17],基于该分类,所有美国职业体育联盟均禁止选手使用此类药物,电竞联盟也需遵循该法律的分类原则。 (3)明确电竞赛前药检的规定 菲律宾将职业电竞选手归类为职业运动员,并强制实施药检制度。职业运动员每年进行一次药检,业余运动员每两年进行一次,均须提交大麻素与甲基苯丙胺的阴性检测报告[18],否则该选手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2. 国际组织对电竞行业禁用药品清单的引领示范 电子竞技反兴奋剂的监管主体与传统体育基本一致,由国际组织、各国相关法律以及行业赛事协会与组织三方构成,旨在形成“国际组织引领、国家法律兜底、电竞行业执行”的监管格局。 欧洲电竞联盟是电子竞技反兴奋剂领域的先驱,也是最早建立反兴奋剂规则的电竞组织。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International eSports Federation, IESF,下称“电竞联合会”)作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签约方,直接采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禁用清单。 2017年,欧洲电竞联盟开始全面吸收并执行电竞诚信委员会关于兴奋剂的禁用清单[19]。电竞诚信委员会(Esports Integrity Commission, ESIC)于2016年成立,宗旨是处理、预防、调查并惩处电子竞技领域的各类舞弊行为,其所有成员均同意在自身权责范围内执行相关监管原则[20]。 与电竞联合会不同,电竞诚信委员会更侧重于管控能够直接提升电竞选手竞技水平的药物。在此之下,守望先锋联赛(OWL)、英雄联盟冠军联赛(LCS)、使命召唤联赛(CDL)等其他顶级职业电竞联赛目前尚未实施禁用物质政策[21]。 标准不一的规制方式,在实际执行与选手处罚过程中引发了诸多争议。 (二)域外电竞行业典型案例及引发的争议 1. 规则缺失下的免受处罚案例 电子竞技兴奋剂规则的出台源自前文所述的《反恐精英:全球攻势》选手承认自己服用阿德拉(Adderall)[22]之后。除此之外,2020年《使命召唤》世界冠军亚当·斯洛斯(Adam Sloss)也公开表示电竞领域阿德拉存在滥用问题,并阐述这一现象出现是自己考虑退役的原因[23]。所有相关的当事人均未受到赛事方的禁赛处罚,核心原因为当时对应赛事尚未建立兴奋剂检测机制、未制定明确的反兴奋剂监管政策,部分事件因仅为个人披露或指控未被证实,缺乏处罚依据。 由此可见,电子竞技领域兴奋剂滥用的问题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开始损害电子竞技的生态,将整个行业推向了法律灰色地带。目前相关处罚案例稀少,即便部分选手事后忏悔、指控他人也无济于事。电竞行业需要建立事前预防、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机制。 2. 规则适用后的争议个案:阿什案 随着电子竞技出台反兴奋剂政策,一起颇具争议的案件引发了广泛讨论。巴基斯坦电竞选手阿尔斯兰・阿什(Arslan Ash,下称“阿什”)在参加《铁拳》项目赛事期间,于2022年12月10日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其尿液样本被检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明令禁止的四类类固醇物质,分别为19-去甲雄酮(19-norandrosterone)、19-去甲本胆烷醇酮(19-Noretiocholanolone)、司坦唑醇(Stanozolol)代谢物及美雄酮(Metandienone)代谢物[24]。 电竞联合会对阿什作出处罚,宣布对其禁赛两年,禁赛期为2023年4月至2025年4月,相关声明于2025年6月19日正式发布。禁赛期间,阿什不得参加任何由电竞联合会认证、主办或合作的电竞赛事,其过往赛事冠军头衔、积分及奖金均被剥夺并追回[25]。 对于处罚结果,阿什承认服用类固醇的事实,但辩称系疫情期间健身过程中,因自身相关知识不足,听从健身教练的建议后服用的。自己仅知晓相关药物有助于提升健身效果,并不知道该类物质属于电竞项目中的禁用物质[26]。电竞联合会表示将继续在后续赛事中贯彻对兴奋剂“零容忍”的态度。 电竞联合会的处罚遭到了多方的质疑和批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类固醇类药物并不能提升电竞选手的竞技优势。电竞项目,尤其是《铁拳》这一类格斗游戏完全依赖选手的操作与快速反应,与选手自身的肌肉强度无关,故该处罚缺乏科学依据。电竞诚信委员会也明确表示,因处罚缺乏科学支撑,将不予执行[27]。 其次,电竞联合会公布处罚的时间严重滞后,在阿什禁赛期届满两个月后才对外发布,导致诸多赞助商与其他赛事机构对此毫不知情,进而引发禁赛期间所签合同效力、参赛成绩如何认定等一系列问题。加之各赛事机构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即便赛事机构和赞助商知晓针对阿什的禁赛处罚决定,仍可合法合规地允许其参赛,并展开合作。在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阿什及其教练组未受到任何法律处罚。相反,其赞助商扭曲思维战队公开发声支持阿什,称其职业生涯始终依靠技术、热爱与努力支撑。阿什本人甚至在所谓的“禁赛期”内夺得 2023年《铁拳》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冠军,使得电竞联合会的禁赛处罚形同虚设[28]。 最后,电竞联合会追溯追缴阿什过往赛事奖金,在无证据证明当时比赛中阿什存在使用违禁药物的情况下,此举违背法律中的不溯及既往原则。即便不涉及法律规定,行业内部以不透明、不公开的方式作出此类处罚,同样缺乏合理性[29]。 综上,电子竞技反兴奋剂工作确有必要加强,但缺乏科学依据与程序正义的处罚,反而会损害电竞联合会的公信力。电子竞技的反兴奋剂监管,应聚焦于真正能够影响比赛结果的药物,才能切实维护赛事公平。同时,行业组织与相关机构作出处罚后,应及时告知所有利害当事方,明确处罚期限及处罚方式,保障当事人享有公开透明的救济权利。依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应在电子竞技反兴奋剂工作初期,对相关制度建立前的选手行为进行追责。此外,考虑到电子竞技商业化程度不及传统奥运项目,且选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年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初期监管宜以教育与科普为主、禁赛处罚为辅。待行业发展成熟后,再由相关机构逐步实施更为严格的反兴奋剂惩戒措施。 四、电竞兴奋剂的种类及检查方法 (一)电竞兴奋剂的种类讨论 结合各大电子竞技赛场出现的相关案例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规定:S1至S5类药物(类固醇、β₂-激动剂等)为赛内、赛外均禁用药物;而S6类的刺激剂及β-阻断剂为赛内禁用药物。涉及的药物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分类如下: 药物种类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分类 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19-Norandrostenedione、 Stanozolol代谢物等) S1 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 去甲乌药碱(Higenamine) S3 β2-激动剂(β2-agonists) 安非他命类(商品名:Adderall、 Dextroamphetamine) S6刺激剂(Stimulants) 哌甲酯类(Methylphenidate; 商品名:Ritalin、Concerta) S6刺激剂(Stimulants) 氟莫达非尼(Flmodafinil)、 氟拉达非尼(Fladrafinil) S6刺激剂(Stimulants) 甲氯芬酯(Meclofenoxate) S6刺激剂(Stimulants) 芬图拉西坦(Fonturacetam/4- Phenylpiracetam) S6刺激剂(Stimulants) 奥克托林(Octodrine;别名:DMHA) S6刺激剂(Stimulants) N,N - 二甲基苯乙胺(N,N-Dimethylphenethylamine/N,N-DMPEA) S6刺激剂(Stimulants) 普萘洛尔(Propranolol)、 美托洛尔(Metoprolol) β 阻断剂(β-blockers) 根据上表,可以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禁用清单作为基础,分别讨论其中的药物是否应被界定为电竞兴奋剂。 1. 禁用清单明确列入且电竞行业共识度高的刺激剂 电子竞技中选手主要服用的药物为刺激剂,具体为认知增强类药物(cognitive enhancing drug,益智药),例如安非他命(商品名:阿德拉,Adderall)和哌甲酯(商品名:利他林,Ritalin)[30][31]。阿得拉可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发作性睡病。该药在美国和欧盟属于处方药,但在东亚部分地区属于受管制的非法药物[32]。由于服用后能帮助使用者保持专注、提升注意力,从而达到超水平发挥的结果,该类药物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列为禁用物质,同时也被电子竞技联盟以及电子竞技诚信委员会明确禁止使用[33],如前文所述,鉴于此药物的滥用与泛滥,在电子竞技中需要禁止这一类药物的使用。 哌甲酯类药物与安非他命一样,也可提升注意力、反应速度及信息处理效率,但具有成瘾性,故同样被禁用[34]。此类药物自2024年起由电子竞技诚信委员会列入禁用清单。 2. 禁用清单明确列入但电竞领域未普遍禁止的物质 除电竞领域已禁止的相关药物外,像去甲乌药碱、氟莫达非尼、氟拉达非尼、甲氯芬酯、芬图拉西坦、奥克托林、N,N-二甲基苯乙胺,以及普萘洛尔、美托洛尔,均已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纳入2026年的禁用清单。如果电竞各联盟决定全面毫无保留地执行该禁用清单,上述药物也将成为电竞选手的禁止服用药物。因上述药物均可以提高电竞项目选手的专注力、神经反应速度、精神耐力,在运动中获得优势与这类药物的药理作用高度契合[35]。 3. 禁用清单明确列入但与电竞属性明显不符、规制合理性存疑的物质 如前所述,电子竞技与传统竞技体育存在明显区别,其核心考验选手的反应速度、手眼协调、战术思维与决策能力,而服用类固醇显然无法提升上述能力。 类固醇(Steroid)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男性第二性征发育,包括胡须与体毛生长、喉结突出、嗓音变粗、肌肉量与肌肉力量提升、肩部变宽等[36]。这类药物主要增强肌肉力量与部分耐力,多用于举重、田径、橄榄球、健美等运动[37]。这类运动依赖的身体素质与电子竞技所需能力差异显著。因此,不宜将无法提升电竞选手竞技水平的类固醇列为违禁兴奋剂,更不应以此为由对选手作出禁赛处罚,无论是行业惩戒,还是司法、行政处罚,均缺乏合理性,甚至有强人所难之嫌。 诚然,大量服用类固醇虽然无法提升电竞选手的竞技能力,但会产生副作用,甚至严重危害身体健康,包括肝损伤、心脏损伤、骨质疏松、血栓、中风,还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氧雄龙被列为潜在致癌物)[38]。过量服用类固醇会造成女性运动员生理周期紊乱、卵巢萎缩等不可逆损伤,而对男性运动员而言,过量服用类固醇则可能引发内分泌失调问题[39]。 国际奥委会将类固醇纳入禁药名单,并非仅因可能带来的竞技优势,核心初衷是保护运动员健康。因此,建议电竞行业及相关战队向选手普及相关知识,即便不将类固醇直接列为电竞项目的禁药,鉴于电竞选手多为青少年,仍有必要充分披露该类药物过量服用的健康危害。 (二)电子竞技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与适用路径 1. 传统尿检与血检的局限性及不适用性 电子竞技中常见的兴奋剂为认知增强类药物(益智药),例如哌甲酯与安非他命。传统的尿液药物检测方法,往往无法检测出此类药物服用后4小时内的行为,且不同药物的检测窗口期也存在差异。安非他命通常在服药1天后才可被检出,美沙酮则需在服药2天后才能被检测到[40]。 若选手在比赛前不久服用药物,很可能无法通过常规尿液样本检测发现。因此,尿液检测在电竞反兴奋剂工作中的实际效果势必大打折扣。静脉采血与干血斑采样因具有侵入性,且相关检测采血操作可能影响选手的操作能力。而电子竞技比拼的正是这一能力,故血液检测的方法也不应适用于电竞选手。 2. 唾液检测的合理性与适用价值 基于上述检查方法的局限性,口腔液采样成为检测电竞领域益智药滥用的更实用、更合适的样本选择。口腔液可以反馈被检测者48小时内的口腔药物摄入的情况[41]。目前,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UPLC-MS)可以完成运动员口腔中的13种益智药及其代谢物的检测,这一检测方法有着精确(多次测量数值一致)、准确(与实际数值接近)、高效、高灵敏度的优势[42]。 五、我国电子竞技兴奋剂适用的行政及司法监管 (一)行业主导电竞反兴奋剂自我监督 我国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电竞专属反兴奋剂规则体系,该体系可由中国电竞协会牵头,联合头部赛事联盟共同制定类似《电子竞技反兴奋剂实施细则》的相关文件。在制定时可参考德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实践或联合开展相关研究,优先将直接影响电子竞技比赛结果的刺激剂类物质纳入禁用清单,排除类固醇等与提高电竞项目成绩无关的物质,以贴合电竞项目的自身特点。 在相关反兴奋剂规则体系建立后,需明确“禁赛、取消成绩、追回奖金、罚款、俱乐部连带处罚”等梯度处罚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形,让惩罚与行为匹配。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电竞兴奋剂违规、失信名单制度,实现跨赛事、跨联盟惩戒信息的公开与互认,避免出现选手在因某一赛事被处罚后,其他赛事或联盟不知情、仍允许其参赛的情况,让处罚真正发挥震慑作用。 针对顶级赛事,必须设置科学的电竞兴奋剂检测室,优先采用唾液检测的方法,保障检测的时效并在检测过程中充分尊重电竞选手的隐私。如果处罚决定下达,还需完善告知、听证及申诉流程,处罚决定及时公开,杜绝滞后性与不透明的问题发生。 (二)行政机关对电竞反兴奋剂的专门监管与制度规范 与行业规范一样,国家体育总局可参考电竞诚信委员会或电竞联合会的相关规定,待电子竞技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后,制定区别于传统体育项目的电子竞技兴奋剂清单,确保检测工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建议在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下设电竞相关仲裁庭,专门处理兴奋剂违规处罚争议,保障处罚程序的正当性与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实现行业自律与司法监督的有效衔接。 政府及司法机关须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俱乐部建立反兴奋剂教育与自查制度,将反兴奋剂条款纳入选手劳动合同,在合同签订后,针对兴奋剂问题对选手开展专项培训。对未落实上述要求的俱乐部,可限制其运营资格。对放任、教唆选手使用兴奋剂的俱乐部,依法从重处罚,不排除对俱乐部吊销运营资格及对负责人、教练员适用刑罚措施。 (三)电竞反兴奋剂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界定与适用 在电竞兴奋剂的刑事追责问题上,应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处罚思路。对教练、管理人员等幕后组织者及以牟利为目的的违规行为实施严厉打击,对受操纵的运动员个人则采取更为审慎、人性化的处理方式,精准聚焦对组织性、牟利性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 对引诱、教唆、欺骗、组织、强迫电竞选手使用兴奋剂参加重大赛事的,建议以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走私、非法经营电竞兴奋剂管制物质的,依法适用走私、非法经营类罪名。 六、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电脑游戏已逐步摆脱“玩物丧志”“电子毒品”的偏见,成为电子竞技这一被广泛认可的竞技体育项目。电子竞技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然成为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虚拟世界的竞技争夺战已全面展开,电子竞技的规范化发展不仅关系到行业自身的长远生命力,更关系到我国在全球电竞领域的话语权与竞争力。当前,我国电子竞技兴奋剂管制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立法不完善、司法空白、检测方法不当以及行业监管不到位等挑战。我国与德国、美国等电竞反兴奋剂规制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应加快完善相关规制体系,维护赛事公平,促进我国电竞行业的国际化发展。 本文荣获“2027版与中国反兴奋剂治理”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本文首发于“威科先行” 注释 [1] 参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2015).Sport.gov.cn.https://www.sport.gov.cn/xxzx/n11032/c671883/content.html. [2] 参见《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2015)第十六条第九项。 [3] 参见《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2015)第十八条。 [4] 参见《反兴奋剂条例》(2018)第一条。 [5] 参见。 [6] 参见《电子竞技场馆运营服务规范》(GB/T44456-2024)附录A电子竞技场馆功能区划分及要求。 [7] 参见《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2015)第十八条。 [8] 参见(2021)苏0585民初8253号。 [9] 参见(2021)苏0585民初8253号。 [10] 参见(2021)沪0101民初18107号。 [11] 参见。 [12] 参见浔市监处罚〔2024〕326号。 [13] 参见(2022)皖0822行初75号。 [14] Schöber, Timo, and Georg Stadtmann. The Dark Side of Esports –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Doping, Match-fixing,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ports, vol. 1, no. 1, 2022. Page 10 [15] AFP. “Olympic Committee Recognizes Video Games as Sports.” The Local Switzerland, 30 Oct. 2017, www.thelocal.ch/20171030/olympic-committee-recognizes-video-games-as-sports. Accessed 5 Mar. 2026. [16] Gesetz gegen Doping im Sport (Anti-Doping-Gesetz - AntiDopG)§ 3 Selbstdoping [17] 21 U.S.C. 812 - Schedules of controlled substances,21 CFR § 1308.12 - Schedule II. [18] Esports Tales, 11 Oct. 2017, www.esportstales.com/dota-2/esports-players-are-athletes-philippine-government. Accessed 5 Mar. 2026. [19] Wolmarans, Kyle. “ESL Changed Their Cheating Sanctions to Align with the Esports Integrity Coalition.” Critical Hit, 25 July 2017, www.criticalhit.net/gaming/esl-changed-their-cheating-sanctions-to-align-with-the-esports-integrity-coalition/. Accessed 5 Mar. 2026. [20] Fashina, Oluwatamilore. Doping in Esports: How and to What Extent Can We Look to WADA for Guidance. Sports Lawyers Journal, 28, 2021. Page 37. [21] Rosenthal, Rebecca R.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Making the Case for Why Esports Leagues Must Adopt Strict Banned Substance Policies to Preven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Virgini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0, no. 1, Spring 2021. Page 83-85. [22] Rosenthal, Rebecca R.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Making the Case for Why Esports Leagues Must Adopt Strict Banned Substance Policies to Preven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Virgini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vol. 20, no. 1, Spring 2021. Page 83-85. [23] Bennett, Christopher. The Cost of Being Cracked: Why the Call of Duty League Should Implement a Stricter Study Drug Regulation Policy. 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vol. 35, no. 1, 2023. Page 7. [24] Karakolevska, Ana. Official Statement on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 WEC22. IESF, 19 June 2025, iesf.org/wec22-anti-doping/. [25] Karakolevska, Ana. Official Statement on Anti-Doping Rule Violation – WEC22. IESF, 19 June 2025, iesf.org/wec22-anti-doping/. [26] Sports Desk. “Tekken Star Arslan Ash Breaks Silence on Anti Doping Sanction by IESF.” The Express Tribune, 4 July 2025, tribune.com.pk/story/2554146/tekken-star-arslan-ash-breaks-silence-on-anti-doping-sanction-by-iesf. Accessed 4 Mar. 2026. [27] Sports Desk. “Tekken Star Arslan Ash Breaks Silence on Anti Doping Sanction by IESF.” The Express Tribune, 4 July 2025, tribune.com.pk/story/2554146/tekken-star-arslan-ash-breaks-silence-on-anti-doping-sanction-by-iesf. Accessed 4 Mar. 2026. [28] Kim, Andrew. “The Arslan Ash Doping Ban and the Oncoming Battle over Competing Anti-Doping Frameworks.” Esports Legal News, 6 Oct. 2025, esportslegal.news/2025/10/06/the-arslan-ash-doping-ban/. Accessed 4 Mar. 2026. [29] Kim, Andrew. “The Arslan Ash Doping Ban and the Oncoming Battle over Competing Anti-Doping Frameworks.” Esports Legal News, 6 Oct. 2025, esportslegal.news/2025/10/06/the-arslan-ash-doping-ban/. Accessed 4 Mar. 2026. [30] Tjønndal, Anne. Social Issues in Esports. Routledge, 2022. Page 12-13. [31] Jędrejko, Karol, et al. Unauthorized Ingredients in “Nootropic” Dietary Supplement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harmacology, Prevalenc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Potential as Doping Agents.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vol. 15, no. 8, 2023. Page 804-805. [32] Jędrejko, Karol, et al. Unauthorized Ingredients in “Nootropic” Dietary Supplement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harmacology, Prevalenc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Potential as Doping Agents.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vol. 15, no. 8, 2023. Page 804-805. [33] ESIC Prohibited Substance List – ESIC. [34]ESIC Prohibited Substance List – ESIC. [35] Jędrejko, Karol, et al. Unauthorized Ingredients in “Nootropic” Dietary Supplement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Pharmacology, Prevalenc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Potential as Doping Agents.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vol. 15, no. 8, 2023. Page 804-805. [36]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15. [37]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62-73. [38]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32-36. [39]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Page 64. [40] Salum KA, Hsieh MT, Hung SH, Chen HC, Chang W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41] Salum KA, Hsieh MT, Hung SH, Chen HC, Chang W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42] Salum KA, Hsieh MT, Hung SH, Chen HC, Chang W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参考文献 (一) 中文类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类: [1] 裘韵.电子竞技运动中的反兴奋剂问题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9,35(04):9-17.DOI:10.16419/j.cnki.42-1684/g8.20190722.008. [2] 王桢.电子竞技兴奋剂管制的必要证成、合理边界及困境克服[J].湖北体育科技,2024,43(01):9-13+59. (二) 外文类参考文献 1、 著作类: [3] Fourcroy, Jean L. Pharmacology, Doping and Sports. Routledge, 27 Oct. 2008. [4] Newton, David E. Steroids and Doping in Sports :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8. [5] Tjønndal, Anne. Social Issues in Esports. Routledge, 2022. 2、 期刊论文类: [6] Bafna, Pranav. Challenges to the Anti-Doping Regulations in Esports. Journal of Sports Law, Policy and Governance, vol. 2, no. 1, December 2020, pp. 133-144. [7] Bányai, Fanni,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Espor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 35, no. 2, Mar. 2018. [8] Bennett, Christopher. The Cost of Being Cracked: Why the Call of Duty League Should Implement a Stricter Study Drug Regul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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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UPLC-MS/MS method for detecting nootropic misuse in oral fluids: A step towards combating doping in Esports. Anal Chim Acta. 2026. [19] Schöber, Timo, and Georg Stadtmann. The Dark Side of Esports – An Analysis of Cheating, Doping, Match-fixing,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ports, vol. 1, no. 1, 2022. [20] Schubert, Mathias, et al.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Esports Players on Performance-Enhancing Substance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Health, Sept. 2022. [21] Schubert, Mathias, et al. Performance-Enhancement in Esports – Players’ Perspectives on Prevalence, Legitimacy,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 Health, vol. 12, no. 3, Elsevier BV, Aug. 2024. [22] Shinohara, Tsubasa. The Rule of the National Esports Federation for Integrity Issues in Esports. UNLV Gaming Law Journal, vol. 15, no. 1, Fall 2024, pp. 89-103. [23] Shmatenko, Le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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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健身私教课,却因工作调动无法完成全部课程,能否退费?近日,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涉健身服务的合同纠纷案,判决健身机构退还消费者剩余课时费。 1、基本案情 2025年5月,张某在潼南区某健身工作室支付6480元购买了36节私教课,合同约定有效期为180天,并载明退费需扣除一定手续费。签约前,教练曾口头承诺“未用课程可全额退还”。后张某因工作调动需离开潼南,尚有28节私教课未使用,遂向健身房申请退费。健身房以“扣除30%手续费”“卡已到期仅退一半”等理由推诿,双方协商未果,张某诉至潼南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时费5040元。 2、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因工作调动导致合同履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该变化不属于商业风险,张某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主张退还剩余课时费。合同未明确约定手续费的具体比例,综合考虑课程使用情况、未消费金额及双方过错,秉持公平原则,最终法院判决健身房退还张某4500元。 3、法官说法 预付式消费合同具有人身依附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张某因工作调动离开潼南,客观上无法继续接受服务,属于合同履行基础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根据的规定,张某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 在此提醒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时应理性购买,妥善保管合同、付款凭证及经营者作出的退费承诺等关键证据,遇纠纷及时维权。同时,经营者应诚信经营,明确约定退费规则,严格履行签约前的各项承诺,不得以格式条款不当限制消费者权利,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篮球、足球等对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有助于青少年强健体魄、培养团队精神,但其所伴随的身体碰撞、意外受伤等固有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旦在运动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责任应如何划分? 近日,西城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踢球引发的健康权纠纷案。本案明确了文体活动中伤害责任认定的重要边界,旨在保障运动的正常开展,同时也提醒参与者及监护人应增强风险意识,理性看待并承担运动的正常风险。 快来参加本期普法课堂, 听“西法号”给您讲一讲! 基本案情 某日晚,原告王某(未成年人)与被告李某(未成年人)等数人在一室外足球场一同踢球。活动中,王某在球门附近被李某射门踢出的足球击中左眼受伤。事后,王某多次就医,诊断为眼外伤、前房积血等。因协商赔偿未果,王某将李某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3万余元。被告方辩称,足球运动具有固有风险,参与者应自甘风险,故不同意赔偿。 审理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情形符合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以案说法 “自甘风险”是文体活动伤害责任认定的重要规则。 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的群体性、对抗性决定了身体碰撞、被球击中等风险是其固有部分。法律确立此规则,旨在公平分配风险,保障文体活动的正常开展,避免对无过错参加者错误追责。适用“自甘风险”的关键在于审查致害人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意”指行为人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发生。“重大过失”指行为人严重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能够预见并避免风险却未能避免。 本案中,足球运动具有对抗性和人身危险性,参与者自愿参加即应视为接受其固有风险。损害发生在正常踢球过程中,李某的射门行为属常规技术动作,李某射门目的是进球,并非希望或放任伤人,不构成故意,其作为未成年人在运动瞬间实施常规射门动作,无法预见具体伤害后果,行为未违反运动常规和基本注意义务,故亦不构成重大过失。因此,损害后果应当由自愿承担风险的原告自行负担。 法官提示 自愿参加篮球、足球等具有对抗性的体育活动,即意味着接受该活动可能带来的正常风险。在此类伤害纠纷中,能否索赔的关键在于其他参加者是否存在恶意犯规或严重违规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建议活动参与者增强风险意识,做好防护,遵守规则。 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发生意外后,各方应理性区分责任,依法妥善解决,共同维护良好的运动环境。 制作:安雪晴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体育行业运营公司的业务范畴已从传统的赛事组织、场馆运营,扩展至体育经纪、智能装备、体育旅游、数据服务等多元领域。产业融合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所面临的运营风险也更加复杂。实践中,因风险防控意识薄弱、内部合规机制缺失所引发的民事索赔、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已严重制约部分企业的发展。本文旨在从法律实践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体育运营公司面临的核心法律风险,剖析其内在成因,并据此构建合规应对策略,为公司发展提供指引。 一、合同管理风险 体育运营业务依赖各类合同的缔结与履行,涵盖赛事授权合作、赞助代言、场馆租赁、媒体版权采购、运动员经纪、服务外包等诸多类型。 (一)合同管理风险表现形式 第一,合同形式签订不规范。尽管法律认可多种形式的合同类型,但体育商业合作涉及多方主体、多重权利义务,且履行周期较长,若仅依赖口头约定或微信聊天往来记录,在发生争议时,可能会因关键条款约定不明而导致举证不力,进而导致公司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如授权范围、费用支付节点、违约责任、知识产权归属、人身意外损害等等,此类均属于合同关键条款,必须要用明确的合同进行约定。 第二,合同履行随意。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履行通知、协助等附随义务。实践中,赛事日期调整未及时正式通知合作方与参赛者、赞助权益落地执行缩水、未按约提供赛事数据服务等情形,均可能被认定为履行不符合约定。一旦构成违约,对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尤其在重大赛事合作中,单方违约可能导致高额赔偿,并严重损害公司商业信誉。 (二)合规建议 首先,公司应针对高频合同类型制定权责清晰、风险分配合理的标准合同文本库。所有对外签署的合同,必经法务或外聘律师审核,重点审查权利义务对等性、违约责任可执行性、争议解决条款有效性。 其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当建立合同履行台账,对重要履约节点形成书面确认记录。任何合同变更,必须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对于赛事延期、取消等重大事项,需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正式的通知与协商程序,并保留相关证据。 最后,对履行周期长、标的额大、涉及主体多的重大项目合同,进行定期履约风险评估,提前识别潜在违约点,并制定应急预案。 二、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知识产权是体育产业的核心资产,包括赛事转播版权、赛事名称与标志商标权、运动员肖像权、自有技术专利、训练方法商业秘密以及原创宣传内容的著作权。侵权风险既存在于公司自身权利被侵犯,也存在于公司业务活动中无意侵犯他人权利。 (一)风险表现形式 第一,自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未经许可,第三方擅自通过网络平台盗播赛事、假冒赛事特许商品、在宣传中擅自使用赛事标志或运动员肖像的行为屡见不鲜。根据规定,未经许可在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根据规定,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赛事节目剪辑等视听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若公司维权行动迟缓,将导致市场被侵蚀,知识产权价值贬损。 第二,业务开展中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如在赛事宣传物料中未经授权使用了具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音乐作品,或开发的体育科技产品侵犯他人专利权,又或是在营销活动中使用的口号、标识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构成近似。根据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销售其专利产品,即构成侵权。此类侵权一旦成立,公司不仅需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并对品牌形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二)合规建议 第一,公司应当对核心赛事品牌、Logo、技术成果等进行全面排查,及时申请注册商标、登记著作权、申请专利,构建完善的权利证明体系,对运动员肖像等合作权益,通过书面合同明确授权范围、期限和使用方式。 第二,在广告投放、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内容制作等环节前置知识产权审查流程。使用任何外部素材(如图片、字体、音乐、视频)必须核实授权链条,确保来源清晰、授权完整。 第三,委托专业机构或利用技术工具对市场及网络进行侵权监测,制定分级的维权策略,综合运用发函警告、行政投诉、平台投诉、民事诉讼等多种手段,积极维护自身知识产权。 三、赛事安全与消费者权益保障风险 体育赛事,特别是大型群众性活动,人群聚集、场面热烈、情绪高昂,易发生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事件。运营公司作为赛事组织者或场馆管理者,依法负有不可推卸的安全保障义务。 (一)风险表现形式 体育场馆等经营场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义务是法定义务,其标准高于一般注意义务。风险常体现于:安检流于形式导致危险物品入场、场地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且未及时检修或警示、人流疏导方案不合理导致拥挤踩踏、应急预案缺失或演练不足,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力、对参赛运动员的健康状况筛查与风险告知不足等。 此外,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观众购票观赛即与组织者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观众作为消费者,享有安全权及受损害后的依法求偿的权利。若因组织方原因导致赛事严重延迟、取消,或宣传承诺的明星运动员未出场、赛事级别与宣传不符,可能被认定为服务内容与约定不符,构成违约甚至虚假宣传。即便组织方单方面制定的“票务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等格式条款,若不合理地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二)合规建议 第一,应严格履行大型活动安全许可与备案程序。依据及的规定,在举办大型活动时,需提前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并制定详尽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明确各岗位安全责任。 第二,要实施全流程、实体化的安全保障措施。赛前对场地、设施进行全方位安全检测,赛中配备足量且培训合格的安保、医疗救护人员,确保监控系统有效运行,并严格按照方案控制人流,赛后确保有序疏散,所有措施均应留有书面检查记录与影像资料。 第三,规范票务销售与消费者告知义务。在售票页面及票面以显著方式明确告知赛事时间、阵容、注意事项及合理的退换票规则,对于赛事可能存在的变更风险,应在合同中设置合理的告知与处理条款,避免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 四、劳动用工与人员管理风险 体育运营公司用工形式多样,除正式员工外,常涉及实习生、劳务派遣、项目制合作、运动员、教练员、志愿者等,法律关系界定不清、管理不规范易引发劳动争议。 (一)风险表现形式 例如,对长期、固定从事特定工作且接受公司管理的兼职人员,若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即便未签订劳动合同,司法实践中也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订立书面合同,否则用人单位将面临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风险。 其次,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程序不合法,例如,以“业绩不达标”为由直接辞退员工,若未经培训或调岗程序,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解除。根据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需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方可解除合同,违法解除将导致公司需支付赔偿金。 对于志愿者,虽不构成劳动关系,但组织者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因活动组织不当导致志愿者受伤,公司仍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二)合规建议 第一,公司应严格区分与规范各类用工关系,对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岗位,必须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对项目合作、顾问等非劳动关系,应签订内容清晰的业务承揽或服务合同,避免出现管理与薪酬发放上的“劳动关系化”特征。 第二,应完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制定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明确录用条件、考勤、薪酬、绩效考核、培训、解除合同等流程,对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必须履行法定的培训或调岗前置程序,并保留书面证据。 第三,对于参与赛事活动的员工、志愿者、临时工作人员这类特定的群体,应购买足额的意外伤害保险,转移人身伤害风险。 五、数据合规与税务安全风险 体育运营公司在数字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如购票信息、运动数据、健康数据)及经营数据。同时,体育运营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复杂,涉及门票、赞助、版权、衍生品等多渠道。 (一)风险表现形式 关于数据合规风险,主要体现于个人信息处理不合法。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处理个人信息一般需取得个人同意。公司通过App、小程序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时,若未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公开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的目的方式范围、未经用户单独同意便向第三方共享数据,均构成违规。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违规处理个人信息将面临监管部门的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甚至暂停相关业务等行政处罚,并可能引发群体性民事诉讼。 关于税务风险,主要在于收入确认不规范带来的偷逃税嫌疑。例如,将部分赞助收入、门票收入不入公账,或通过虚构成本等方式少列收入。根据规定,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构成偷税,将面临追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刑法。 (二)合规建议 第一,应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区分一般数据、重要数据与个人信息。对于个人信息处理,严格遵循“告知-同意”核心原则,制定并公示合规的隐私政策。涉及数据出境或处理重要数据的,需开展风险评估。 第二,确保所有经营收入均依法入账并开具发票,与财务部门协同,定期进行税务健康检查,对复杂业务如跨境支付、运动员奖金发放的税务处理进行提前规划与咨询。 第三,开展专项合规培训,对市场、运营、技术、财务等关键岗位员工进行数据安全与税务合规的常态化培训,提升全员合规意识。 结语 体育行业运营的法律风险治理,绝非应对单一诉讼的权宜之计,而应提升至企业战略管理与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它要求公司决策层从根本上树立“业务开展,合规先行”的理念,将合规要求内嵌于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构建由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执行体系与监督体系构成的常态化合规治理架构,公司方能有效识别、评估、控制与化解前述各类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趋严的监管环境中行稳致远,最终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
基本案情 金永荣长期使用“金浤”账号在雪球平台发布荐股文章,并辅以在淘股吧、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其他平台开通账号发文发帖宣传,参与淘股吧实盘比赛以及直播分享选股逻辑等形式,积累名气和受众。截至2025年4月其雪球“金浤”账号粉丝数量超过10.7万人,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间发布帖文的单篇平均阅读量高达130万次,金永荣在证券投资领域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2024年9月2日至2025年4月16日,金永荣知晓其荐股行为具有影响力,在其雪球“金浤”账号公开发文评价、推荐“启迪环境”“路维光电”“光华科技”等32只股票,并控制账户组在荐股后的当日或次日进行大量反向卖出交易。按当日及次日卖出口径计算,交易金额合计630,594,337.30元,违法所得合计41,623,864.21元。 办理情况 中国证监会浙江局认定: 其一,当事人具有影响证券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一,当事人长期使用“金浤”账号在雪球平台发布荐股文章,并辅以在淘股吧、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其他平台开通账号发文发帖宣传,于2024年第二、三季度参与淘股吧炒股实盘比赛并获得冠军,以及直播分享选股逻辑等形式,积累名气和受众,其中雪球“金浤”账号的活跃程度、粉丝关注度最高,大量粉丝跟随账号发帖交易。第二,雪球“金浤”账号粉丝量高,文章阅读量大。雪球平台为国内头部投资交流平台,截至2025年4月,“金浤”雪球账号粉丝数量为10.7万人,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内发布帖文的单篇平均阅读量超过130万次,单篇荐股类文章最高阅读量高达808万次。第三,当事人在询问笔录、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多次承认具有影响力。 第四,根据沪深交易所测算,“金浤”账号发布的案涉荐股文章对相关股票价格和成交量有较大影响。 其二,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当事人操纵证券市场的主观故意。第一,当事人在明知其雪球“金浤”账号具有影响力、大量粉丝跟随其发帖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在公开发帖对案涉股票进行分析、评价、预测或推荐后,于当日或次日即实施大量反向卖出交易,与其发帖荐股意思表示相矛盾。当事人提出的所谓一贯交易风格,发帖出于自我表达和学习目的,未发布未经证实、夸大或虚假的信息等理由,不足以阻却其交易行为的违法性;当事人是否分享亏损股票与本案违法事实认定无关。第二,相关询问笔录均经当事人签字确认,真实全面客观记录当事人表述,当事人在询问结束后已经阅看笔录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我局已全面收集当事人后续提供的情况说明或补充说明。 其三,案涉发帖构成公开荐股。第一,案涉发帖具有公开性。我局对于案涉期间内阅读量异常的发帖未予认定。当事人提出在平台不可见的一篇帖文,根据雪球官方提供数据,该帖文阅读量已经达到18,467次且有评论点赞互动,该帖文公开展示行为已完成。第二,案涉发帖内容性质上属于对上市公司或股票的分析评价、预测或投资建议,当事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针对部分股票,当事人存在通过反复发帖、转发之前所发荐股帖文等方式不断巩固强化推荐逻辑的情况。部分发帖通过展示所谓交易感受与仓位记录,向外界传递自身已加仓买入或未卖出股票的信号,足以对投资者产生引导跟随交易影响。部分发帖对公开信息、客观数据进行加工处理、选择性引用、开展解读,属于分析、评价,并非单纯转载信息。部分发帖通过提问方式明确或暗示传递对股票积极信号,属于对此前发帖分析逻辑的再次强化论证,并非单纯向雪球其他用户请教或求证。标注“不推荐买卖”“不作为买入依据”“会根据盘面决策操作”仅为形式免责,不影响行为性质认定。案涉认定为公开荐股的帖文均明确提及股票名称或代码,或结合此前发帖内容而指向明确的股票标的。 其四,当事人客观交易行为符合“抢帽子操纵”的典型特征。第一,规定的反向证券交易强调交易方向与荐股方向相反,而非“仅有卖出、没有买入”。金永荣在荐股后的当日或次日进行大量反向卖出交易,甚至将部分股票在发帖荐股后的十几分钟内清仓卖出,发帖时间与反向交易行为紧密关联,当事人发帖后的买入行为无法阻却对其操纵行为的认定。第二,当事人大量所谓做T交易实质为针对同一只股票反复循环操作“买入—荐股—卖出”,其买入卖出时机与荐股发帖时间紧密关联。 其五,当事人提供的所谓披露股票持仓及未来卖出计划等证据,不影响本案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认定。第一,法律层面上,披露股票持仓及未来卖出计划并非“抢帽子操纵”违法行为的法定阻却事由。第二,事实层面上,当事人相关披露行为不影响本案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认定。 其六,本案违法所得计算并无不当。第一,违法所得计算范围。一是本案以荐股后一定期间内反向卖出交易全部盈亏计算违法所得,符合证监会执法惯例,当事人提出扣除市场行情变化及个股基本面表现导致的股价波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关于荐股文章的认定前文已全面阐述。三是针对同一只股票,本案对于每次荐股后当日及次日实施的反向交易逐一计算违法所得,并未重复评价违法行为;首次荐股后买入的股票,本质上是为后续荐股后再卖出进行“建仓”,当事人提出后续发帖不具有影响力、首次荐股后买入的股票不应纳入违法所得的计算范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违法所得计算方式。本案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违法所得,符合证监会执法惯例。当事人于发帖后买入股票未在荐股后当日及次日反向卖出的,未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未纳入违法所得计算。当事人针对单只股票交易的整体盈亏情况,不影响违法所得计算。 其七,关于责任认定与量罚。第一,当事人在公开荐股后实施反向交易行为,操纵市场主观故意明显,符合“抢帽子操纵”行为特征。第二,本案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等依法确定量罚,已充分考虑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等情节,在法定幅度内给予最低罚款金额,量罚合法恰当。 综上,对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的规定,浙江局决定: 没收金永荣违法所得41,623,864.21元,并处以41,623,864.21元罚款;对金永荣采取3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在证券交易场所交易上市或者挂牌的所有证券。 点评 1.“抢帽子交易操纵”,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抢帽子交易操纵”属于规定的“对证券、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适用的规定,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追究刑事责任。 2.“抢帽子交易操纵”而言,其本质属于信息型市场操纵,即通过有目的、诱导性的“公开荐股”,致使市场投资者按照行为人的预期进行证券买卖,由此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这与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我交易、虚假交易、诱导交易等明确规定的操纵行为具有相同的犯罪性质,具有同等的实质危害性。当然,与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我交易、虚假交易、诱导交易等五类操纵行为有所不同,判断“抢帽子交易操纵”对证券市场造成的影响,应该主要根据证券机构或从业人员的市场影响力、信息发布媒体数量及其影响范围、相关证券供求关系基本面有无发生明显变化等基础事实,综合认定“公开荐股”对市场投资者行为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被推荐证券的公司经营状况变化不大,相关国家政策、市场情况等也比较稳定,而其价格却与大盘运行偏离较远,趋势明显与基本面不符,则可认定为已经构成了市场操纵。本案就违法所得金额,已达刑事立案标准且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本案当事人还面临刑事风险。 3. 对“抢帽子交易操纵”的事实认定,应该全面分析、综合评价以下各类情况:涉案账户登录、证券交易IP、MAC地址与行为人日常行为轨迹的吻合性及与其专属使用网银等交易工具在时间上的重合性和连贯性,涉案特定股票IP、MAC地址及交易方式对于涉案账户所有人的排他性,涉案账户资金出入与行为人的密切相关性,行为人供述与涉案账户所有人证言在细节上的矛盾性,行为人对涉案股票在荐股前几乎全仓买入、荐股后随即卖出的“巧合”缺乏合理解释,等等。 注:本案例来源于中国证监会浙江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45号
以下内容均由小律同学法律及政务AI生成,仅供参考。 尊敬的用户,您好!我是小律同学,一名专业律师。根据您咨询的“健身房锻炼意外受伤责任由谁承担”问题,我将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最新法律文件(截至2025年12月22日)进行分析。检索内容中涉及的法律依据均来自【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等效力层级较高的规范性文件,我将优先引用原文,避免使用任何过期或非权威来源。以下分析基于您提供的具体检索数据,仅针对健身房场景,不涉及其他类型场所。 一、核心法律原则及责任认定依据 (一)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依据 根据检索到的原文: 【引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同时,明确规定: 【引用】“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损害的,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上述条文表明: • 健身房作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类公共场所,其经营者(即健身房管理方)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 若经营者未尽到该义务(如未及时维修设施、未提供安全提示、未采取应急措施等),导致消费者受伤,经营者需承担侵权责任。 • 若损害由第三人(如其他顾客)行为造成,第三人直接担责;但健身房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制止危险行为、未及时救助),则需承担补充责任。 (二)责任认定的关键要素 责任承担需综合考量以下要素,具体以检索到的司法案例为参考: 1. 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 设施维护义务:例如,在“刘某国与天津某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案例中,法院认定“被告作为游泳场所的经营者,应当为前来游泳健身的顾客提供安全的锻炼环境,有义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明知泳道底部瓷砖存在破损的情况下,未及时进行修复,亦未进行必要的安全提醒……应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安全提示义务:在“金牛区某某健身休闲活动馆与卫某某”案例中,法院指出“某某馆在卫某某付费参与活动过程中,虽在团购详情备注中有载明‘运动量较大,建议穿平底鞋或者运动鞋’,但不足以证明其对卫某某尽到安全提示和告知注意义务”,因此需承担责任。 • 应急救助义务:在“某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等与徐某和等”案例中,法院认为“某约球有限公司、某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徐某裕突发倒地昏迷后,未采取任何应急措施,应对显然不当……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缺陷”。 2. 受害人自身过错程度 • 根据(医疗费等赔偿计算依据),法院会结合双方过错比例划分责任。 • 例如,在“汪女士诉某健身公司健康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 > “汪女士曾因负重深蹲导致腰椎受伤,理应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及负重踏箱训练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有清醒的认识,谨慎选择适当的健身项目。但在本案中,在自身有老伤的情况下,汪女士仍然进行负重踏箱训练,且达数十次之多……综合考量事发起因、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汪女士本人应承担较大的责任。” 最终判决健身公司承担30%责任,汪女士自行承担70%责任。 • 但需注意:在专业健身培训场景中,若教练未评估学员身体状况(如“教练沈先生对汪女士原有的伤情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过于依赖原告个人提供的信息,没有对原告的特殊体质进行谨慎判断”),经营者仍需承担过错责任。 3. “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限制 • 检索到的“自愿参加体育活动 意外受伤谁担责”案例中,法院指出:“宋先生作为多年参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对于此项运动的危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害,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而其仍自愿参加比赛,应认定为自甘冒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只有周先生对宋先生受伤的损害后果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 但需特别说明:该规则仅适用于非专业性、非组织性的体育活动(如业余球友自发比赛)。在健身房等有偿专业服务场景中,经营者因收取费用并提供指导服务,其安全保障义务标准更高,不能以“自甘冒险”抗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明确:“某文化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体育运动项目培训的机构,应当尽到对学员的专业指导、安全保障等义务;其作为培训活动的组织者,无权以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进行抗辩。” 二、实务建议:经营者与消费者如何规避风险 (一)对健身房经营者的建议 1. 严格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 定期检查设施:对地板、器械、泳池等进行日常维护,发现破损(如瓷砖裂缝、器械松动)立即修复并设置警示标识。 • 提供明确安全提示:在合同、告示牌、课程说明中详细列明风险(如“本课程需无腰椎疾病者参与”),避免仅用模糊表述(如“运动量较大”)。 • 配备应急措施:确保现场有急救箱、AED设备,工作人员接受过基础急救培训;制定突发事件预案(如突发晕厥时的救助流程)。 2. 避免免责条款无效风险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培训协议》中的免责条款若违反及,将被认定为无效。因此: • 不得在合同中约定“概不负责”“自愿承担一切风险”等条款; • 专业培训前需书面确认学员健康状况(如要求提供体检证明),并由教练评估是否适合参与课程。 (二)对健身消费者的建议 1. 如实告知身体状况 • 参与课程前主动向教练说明既往伤病(如腰椎、膝盖问题),避免隐瞒; • 若教练未询问或未评估,可要求暂停课程并更换教练。 2. 注意自身行为规范 • 遵守健身房规则(如穿防滑鞋、不超负荷训练); • 若感到不适,立即停止运动并告知工作人员,切勿强行坚持。 3. 事故后及时取证 • 保留医疗票据、病历、现场照片(如破损设施); • 向健身房索要监控录像(若涉及第三方行为); • 协商不成时,可依据,凭证据主张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 三、重要提醒 • 责任比例需个案认定:以上分析基于检索到的典型案例,但具体案件中责任比例(如50%、70%或100%)需由法院根据证据综合判断。例如: • 若健身房完全未尽义务(如未修复破损设施且无警示),可能承担全部责任; • 若消费者隐瞒严重伤病并执意冒险,可能承担主要责任(如70%以上)。 • 法律依据时效性:本次分析严格依据检索到的最新文件(截至2025年12月22日),未使用任何模型内置知识。若涉及具体诉讼,建议携带完整证据材料咨询当地专业律师,以获取针对性方案。 【引用】本法律意见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书。如需进一步协助,请提供更详细的事故细节(如受伤场景、健身房是否履行安全提示、您自身健康状况等),我将针对性补充分析。 参考资料: - 金牛区某某健身休闲活动馆与卫某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 刘某国与天津某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生命权、身体权等一审民事判决书 - 某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等与徐某和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上诉案 - 后《民法典》时代对抗性体育运动致人损害案件的归责路径——基于对格斗致害案件的实证研究 -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_92 - 汪女士诉某健身公司健康权纠纷案——明知自身腰有老伤仍“负重踏箱”致十级伤残_法院:综合考量事发起因双方过错程度_受害人自行承担70%责任 - 自愿参加体育活动 意外受伤谁担责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起涉体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
小法身边事 滑雪季到了,王铁牛的心已经飞到了北方的雪场。机票订好,年假请好,眼看万事俱备,但看到家里那套沉甸甸的雪板、雪鞋、雪服…… 这可咋带走? 遇事不决,先搜攻略。王铁牛发现某快递公司专门推出了雪具运输服务,打包专业,还能自选送达时间。 看到网友的好评,王铁牛果断线上下单,支付282元运费。 太好了!一到雪场,直接开滑! 当日,快递员刘小蛙上门揽收雪具。 王铁牛不放心,特意跟快递员确认。 师傅,今天下单,后天能送到吗? 今天算第一天,我们保证第三天送达目的地! 完美!我后天到,刚好取件~ 我们是专业的,您放心吧! 然而现实打了脸,王铁牛人已到雪场,快递却“鸽”了他——整整迟到了两天!他只能租雪具应急。 王铁牛遂将某快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运费282元并赔偿租雪具损失1850元。 小法请法官 承办法官 王波 说好的三天变五天,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 某快递公司已构成违约 王铁牛线上下单并支付运费,双方间的快递服务合同就成立了。王铁牛明确选择了预约送达服务,快递员刘小蛙也亲口承诺第三天送达,结果第五天才到,故某快递公司构成迟延履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某快递公司应赔偿合理损失 某快递公司虽然迟到,但最终还是把雪具送达了目的地,这是部分违约,而非根本违约,故应当减少部分价款,根据违约情形,法院酌定退还快递费150元。 因为快递迟到,王铁牛不得已而租用雪具,产生的租金是直接损失,某快递公司应当赔偿,但赔偿金额应当合理,法院根据王铁牛提供的证据及当地雪具租赁的市场行情,酌定支持900元。 法院判决:某快递公司赔偿王铁牛1050元。 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 【合同履行的原则】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五百八十二条 【瑕疵履行违约责任】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第五百八十四条 【损害赔偿范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小法对你说 冰雪经济热潮催生了雪具寄送等专业服务,产业经济要长久“发热”,离不开每个环节的诚信履约。对于经营者而言,宣传推广只是锦上添花,服务质量才是核心竞争力。 而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时要全面了解协议内容,注意保留好消费记录,勇敢依法维权。每一次成功的维权,都是在推动市场向更规范、更可靠的方向发展。 (以上出现名称纯属虚构) 118 来源:淳化法庭 文字:张 璇 责编:葛云云
随着雪季来临,各大雪场迎来滑雪热潮,雪道上的飞驰既带来肾上腺素飙升的快乐,也暗藏碰撞、摔倒等安全风险。很多人以为“滑雪受伤是自己的事”,却忽略了违规滑行可能要对他人损失负责;部分雪场也存在“只收门票、轻安全管理”的情况,未意识到安全保障是法定责任。作为滑雪新人,享受冰雪运动快乐之余应知悉哪些滑雪安全准则?如在雪道发生碰撞意外应如何维权?雪场又应承担何种安全保障义务?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案例一探究竟!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是滑雪初学者,事故当天,A滑雪场开放高中低三条雪道,但未开放高级道高速缆车,运营的小火车也处于维护状态,大量雪友聚集初级雪道。李某在A滑雪场初级雪道中间位置慢速向下滑行,被告王某在李某身后以“之”字线路快速向下滑行,后李某突然变换方向横向滑行,身后的王某避让不及,与李某发生碰撞,李某经送医诊断为右肾挫裂伤,右肾血肿。李某起诉王某及A滑雪场要求二者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王某辩称,其滑雪已有七八年,平时在中、高级雪道滑雪;事故发生时其在初级道滑雪,但练习的动作均系在初级道可以练习的常规动作,其始终正常滑行,线路稳定,没有违规行为。李某作为初级滑雪者,练习时有两次摔倒,未能控制自己的速度与动作,事故发生时有忽然横穿雪道,阻碍他人滑行的行为,依据雪联安全准则,李某违反了自控原则和停止地点原则,在其横穿雪道时,亦应遵循“从上向下滑降的人优先”原则;另单板滑雪适用自甘冒险原则,其对李某受伤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应对李某损失承担责任。 被告A滑雪场辩称,李某因被王某撞倒受伤,属于意外事故,李某的受伤与滑雪场设施设备以及雪场运营没有关联性,李某应自行承担风险。滑雪场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其边界,安全保障应体现在向消费者提供合格的滑雪场地及滑雪器具、提前做好滑雪活动的风险提示和规则告知、对高风险雪道及周边山体设置安全保障设施、对出现事故的游客及时提供救助等。滑雪场显著位置均设置了明显的安全警告标志,雪场外还有护栏和边网,侧面还有提示栏。雪场救护人员在接到救援电话后第一时间对原告进行了救助,及时叫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且不存在过错和过失,因此雪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 丰台法院审理认为,滑雪是一项高风险运动,滑雪者要有风险意识,应当合理评估自身的能力,选择适合自身水平与技能的雪道进行滑雪活动。本案中,王某已滑雪七八年,平时主要在中、高雪道进行练习,事故发生时,其在初级道上滑行,应对初级道练习者的自身控制能力有限有所预见,伤者李某作为领先位置的滑雪者对于雪道有优先使用权,王某作为后方滑雪者应当保持与前方滑雪的安全距离,始终控制自己的速度和动作,确保能够随时停下来避开他人或物体。事故发生时王某的滑行速度较快,滑行弯度较大,其未能控制自己的滑行速度,导致避让不及撞上前方的李某,应对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当滑雪者进入雪道滑行时,必须仔细观察周围环境,以确认其所进行的滑行不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造成危害。从监控视频可见,李某在王某前方道路中间位置慢速向下滑行,向下滑行时忽然横向滑行,应系未能控制好身体所致,影响了后方王某对其正常滑行轨迹的预判,亦对其受伤负有相应责任。 A滑雪场作为管理方,应对雪场环境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公司张贴了相关警示条款,并于李某受伤后,五分钟内派员到场实施求助,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但应当注意的是,滑雪场运营时,开放不同级别的雪道,对雪道进行分级,旨在保障滑雪者能选择适合自己的雪道级别,从而减少事故风险,提升滑雪体验,同时雪道分级也要求滑雪场应根据不同级别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与设施。依据李某、王某提交的A滑雪场雪道交通设施的相关证据可知,涉案事故发生时,高级雪道小火车维修停运,运力不足,在高级道滑雪耗时较长,影响高级道滑雪者(如王某)体验以及对雪道的选择,增加了事故风险,因此,A滑雪场也应对李某受伤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经二审维持原判,现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京小槌提示 滑雪是兼具速度与激情的高危运动,不仅是体能的挑战,也考验着每一位参与者的规则意识与法律认知。滑雪的乐趣建立在安全基石之上,这份安全需要滑雪者与雪场共同守护。 对滑雪者而言,国际雪联十大安全准则是不可逾越的“行为红线”。无论是主动选择不危及前方滑雪者的安全线路,保障前方滑雪者对雪道的优先使用权,还是遵守自控原则,让自己的滑行处于可控范围内,避免突发横向滑行,每一项规则的遵守,都是对自身生命的保护,更是对他人安全的尊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虽规定了文体活动的“自甘风险”规则,但明确排除“其他参加者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本案中王某高速滑行,未保持安全距离,未避让前方滑雪者的行为违反安全准则,已构成重大过失,无法以“自甘风险”免责,仍需依法对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对雪场经营者而言,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责任而非附加服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明确,体育场馆等经营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行为致损且经营者未尽义务的,需承担相应补充责任。这要求雪场不仅要通过警示牌、广播等进行风险提示,更要落实硬核防护:加强运力管理,开放不同级别的雪道,控制雪道上的人员密度,及时清理雪道障碍物,劝阻未戴护具者进入中高级雪道,规范教学活动区域等。 唯有滑雪者守规则、雪场尽义务,双方各自尽责,才能让滑雪运动真正成为“速度与安全并存”的快乐体验。
未成年孩子作为运动员,拥有运动补贴和比赛奖金作为收入,家长能否以此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近日,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抚养费纠纷案:15 岁的跳水运动员小张因求学及生活开支增加,将父亲罗某诉至法庭要求支付抚养费,罗某却以女儿有运动补贴、比赛奖金为由拒绝。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罗某需每月支付抚养费,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罗某与张某原系夫妻,二人于 2010 年 2 月 6 日生育女儿小张。2018 年,双方在璧山法院审理的离婚纠纷中达成民事调解书,约定小张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负责抚养,罗某无需支付子女抚养费。时隔数年,小张现就读于陕西省某体育运动学校,成为一名专业跳水运动员。随着上学、训练及日常生活开支的显著增长,小张向父亲罗某提出经济支持需求,遭拒后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罗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2000 元,直至自己年满 18 周岁。 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李沅林向罗某、张某送达《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书》,从法律规定与情感责任双重角度耐心释法说理,引导二人重视未成年人成长需求、积极履行法定抚养义务。但罗某仍坚持抗辩,一方面主张离婚时已通过协议约定不支付抚养费,另一方面认为小张作为运动员每月享有生活补贴与比赛补贴,可作为生活来源,故明确不同意支付抚养费。 璧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全部抚养费,费用数额与支付期限可由双方协议确定,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同时,该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本案中,小张为发展运动天赋前往陕西求学,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而母亲张某再婚后新增一子需抚养,确实存在抚养能力难以满足小张所需费用的情况,因此小张有权要求罗某支付抚养费。尽管小张作为运动员有一定奖金、补贴收入,但该收入远不足以支撑其独立生活与接受教育,不能替代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综合考量小张的成长需求、罗某的收入水平及当地实际生活成本,法院最终判决罗某每月支付小张抚养费 1200 元,直至小张年满 18 周岁止。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支付抚养费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不会因离婚协议约定或子女有少量收入而免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子女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二)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三)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 本案中,小张因接受职业体育教育产生的开支显著增加,其少量比赛奖金、补贴无法支撑独立生活,完全符合上述条款中 “因子女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 的情形。本案裁判既督促离异父母履行法定职责,也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基本生活、受教育的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屏障。
当汉坤团队手提精心准备的千页庭审卷宗,踏入瑞士洛桑那座乍看之下并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时,一场别开生面的跨国体育争议的终局对决已从文书攻防转入更为关键的面对面博弈。继CAS开庭分享的系列首篇文章 将CAS庭审所涉环节全景扫描后,我们今天将把镜头对准庭审现场的一张长桌——三位仲裁员,一篇裁决,千万欧元,影响中国俱乐部命运走向的绝佳机遇。 在这间以连绵雪山为背景的庭审室内,仲裁员可不是随机坐上高背椅的简单“听众”背景板。从480人的官方仲裁员名单里被点名、被回避、被组合,再到庭审现场举笔、皱眉、摘眼镜,每一步都暗含玄机。无论是我们这些带着中国故事不远万里奔赴瑞士的代理人,还是曾在CAS担任仲裁员的外籍豪门俱乐部代理人,在这一体育仲裁的国际舞台上,用三种语言、两种法系、一套规则,竭尽全力把复杂案情和法律论证转为仲裁员最终写进裁决书的那几行字。作为代理人,我们如何与仲裁员进行有效对话?这不仅是律师的专业技艺,更是中国当事人(无论是俱乐部抑或球员)破除文化壁垒、赢取仲裁庭心理认同的战略支点。 这种“对话艺术”绝非简单的庭上陈述技巧,而是一门深嵌于CAS独特机制与文化中的沟通学问。它始于对关键问题Who's on the bench的深刻洞察:这些裁判者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分别来自何种法律体系与行业背景?他们潜在的关注点和思维模式有何差异?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探究How they think:他们对涉及中国元素的案件(如中国前些年的金元足球时代背景、中国俱乐部的决策流程、中国球员的契约文化,抑或是与中国产生纠纷的境外合作主体的行为逻辑)可能存在的认知预设是什么?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实践环节,What and how to say:在本就差异巨大且远近亲疏一目了然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将复杂的中国背景和本土商业逻辑,转化为仲裁员熟悉且能产生共鸣的论证语言?如何构建叙事,使其既能精准传达我方立场,又能自然融入仲裁庭的理解框架? 于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结合过往的数次CAS庭审经历,重点着眼于本次现场开庭与仲裁员的沟通对话,详细拆解CAS仲裁员的“选任算法”,回放他们与律师过招的提问节奏。无论你是法务总监、俱乐部老板,还是第一次听说CAS的球迷,读完都能在下一场庭审现场——或者浏览最新体育仲裁新闻吃瓜时——感受并且品味那张长桌背后的暗流。 一、谁在听——CAS仲裁员的选任机制 当我们望向仲裁庭坐席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三位案涉纠纷的裁判者,更是一台精密运转数十载的制度机器。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构建的仲裁员选任体系犹如瑞士钟表般严谨,也暗藏着文化博弈的齿轮。 与部分开放式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不同,CAS仲裁员的席位并非向全球法律或体育专业人士敞开大门。担任CAS仲裁员的前提是跻身由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定期更新的封闭名册。该名册分为三类:General List(通用名单)、Football List(足球专项名单)和ADD List(反兴奋剂专项名单)。值得一提的是,后两项专项名单的存在,使当事人在选任时即可锁定“懂行”仲裁员,避免“用游泳裁判审足球”的尴尬。 CAS在其规则中明确了入选仲裁员名册的审查流程,体现着专业性与多元化的博弈。2012年7月修订前的《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将仲裁员提名名额平均分配给以下五方: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代表、独立人士各占名额的1/5;现行机制删除了具体配额,改由ICAS主导任命,仅模糊要求“考虑相关方推荐人选”。此举虽提升效率,但也加剧了欧美主导的精英化倾向——来自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仲裁员占据了名册的半壁江山。截至2025年7月25日,CAS官网公布的仲裁员人数总计480人,其中欧洲仲裁员242名,亚洲仲裁员仅67名,中国籍仲裁员11名。为对冲失衡,2025年7月生效的新版《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要求ICAS在任命时兼顾三重目标:第一,专业硬指标:入册仲裁员应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具有与体育法和/或国际仲裁相关的能力,对体育方面具有一般的了解,掌握至少一门CAS工作语言。第二,地域软约束,需考虑“大洲代表性与法系文化多样性”,但暂无强制配额要求。第三,利益回避,仲裁员需签署声明保证独立性,且不得兼任CAS案件代理人或专家。 对于具体案件而言,三人仲裁庭的组建是一场规则与洞察的双重较量。首先,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或在CAS给定的期限内),需要在名册中挑选1位仲裁员作为申请人方边裁,否则将被视为撤回仲裁请求;其次,被申请人需要在收到前述仲裁申请后,提名1位名册中的仲裁员作为被申请人方边裁,若被申请人在CAS设定的合理期限内未提名的,由CAS代为选定仲裁员;最后,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提名的两位仲裁员共同推举该案件的首席仲裁员,若两位边裁未能达成一致,则由CAS直接从名单中选任首席。当事人在能够证明存在“对仲裁员独立性或公正性的合理怀疑”的前提下(例如被提名仲裁员曾作为对方当事人另案代理人、被提名仲裁员持有对方当事人关联主体股份、被提名仲裁员曾发表针对己方当事人的种族歧视或公开批评言论),可对仲裁员提出回避申请,需在知悉回避事由后7日内提交书面申请,由Challenge Commission按照流程闭门裁决。 二、怎么想——CAS仲裁员的思维模式 CAS仲裁员的选任机制如同一道透明的玻璃幕墙——中方当事人往往看得见规则,却难触及核心。了解选任机制后,洞悉仲裁员“怎么想”,比平铺直叙地展示法条和案例更重要。CAS仲裁员名册中的480人横跨大陆法、普通法、伊斯兰法系,职业履历从律师到法官、再到体育法教授或前职业运动员。同一事实在他们脑中会触发不同的权重计算:有人先回归合同文本和法条规范,有人先考察行业惯例和体育伦理,也有人先询问政策背景和商业逻辑。若不能预判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再漂亮的法律论证也可能在裁决阶段被“无声降权”。 纵观CAS实践,不难看出大陆法系仲裁员惯于构建“金字塔式论证”,以规则为基石,逐层叠加事实层面的证据链,且对数字计算过程异常敏感。普通法系仲裁员则以强调程序正义著称,例如历史上中国某知名运动员CAS案听证会的翻译事故,被普通法背景仲裁员视为对正当程序的漠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CAS 2019/A/6148案件裁决书第358段)。 职业背景的烙印同样深刻。拥有司法体系内从业经历或学者型仲裁员常表现出强烈的“体系化论证”倾向。以悉尼奥运会期间引发广泛关注的拉杜坎事件为例,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拉杜坎因误服队医所开感冒药,被国际奥委会以兴奋剂违规为由取消了她刚刚获得的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拉杜坎对该裁决不服并向CAS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长期担任法官职务的仲裁员援引“严格责任原则”,强调兴奋剂规则“不问动机、只看结果”,其论证逻辑高度依赖WADA规则的内在一致性。相比之下,律师背景的仲裁员更擅于在规则缝隙中寻找平衡点。例如某位从事律师工作的仲裁员在处理一起伊朗球员转会导致的与两家俱乐部产生的双重合同纠纷时,指出赔偿金相关规则条款所列标准系示例性而非穷尽性,仲裁庭有权将其他合理客观因素纳入赔偿金额的计算过程中,努力使其裁决更贴近行业实际。 而据我们观察,中国籍仲裁员往往倾向于政策、监管与合同并重,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消解文化认知偏差导致的误读。以汉坤此前代理的一起中超俱乐部欠薪案为例,某中超俱乐部因“金元足球”时期签署的天价外援合同陷入困境:疫情导致联赛停摆、赞助商撤资、资金链断裂,俱乐部无力支付剩余薪资。庭审中,对方反复强调中超俱乐部违约之“恶意”,完全有能力付款却拒不支付,因此俱乐部应当承担更多赔偿金额。而我方选任的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中国籍边裁,在庭审中敏锐捕捉到这一特殊情节,主动追问俱乐部资金紧张的具体成因,并进一步询问有无行业组织关于疫情背景下集体降薪的官方文件、有无地方政府关于疫情时期指导性纾困政策的红头文件。这一做法并非单纯的情感牌,而是精准切入大陆法系仲裁员的思维偏好——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客观性审查。这位中国籍仲裁员通过庭审过程中的专业提问,引导当事人将“金元泡沫破裂”这一时代特色经济现象转化为法律上的不可归责事由,也将“欠薪”嵌入中国职业足球系统性风险的语境中,使其余两位欧洲仲裁员意识到:俱乐部并非蓄意赖账,而是在行业雪崩中艰难自救,我们也得以据此进一步尝试论证降低赔偿金额的合理性。 然需警醒的是,标签化认知实为双刃剑,对不同类别仲裁员思维模式的分析可供参考,却绝非唯一准绳。仲裁员首先是“人”,而非基于职业文化背景就能精准求得结论的机械算法,选任阶段切忌想当然地“贴标签”——毕竟,真正的制胜逻辑,始于理解“他”而非套用“他们”。 在本次CAS案件的仲裁员选任阶段,汉坤团队结合案件性质、争议焦点以及FIFA阶段已一窥其貌的对手策略,最终选任了一名在我们代理的其他CAS案件中担任过首裁的一名外籍仲裁员作为我方边裁。该仲裁员在此前开庭程序中所展现的专业素养——对案件细节的精准掌握、严谨细致的庭审方式及节奏把控——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仲裁庭的另外两名成员同样“大有来头”。首席仲裁员以其标志性的金色长发在CAS仲裁界广为人知,他已累计主持或参与上百起CAS重大案件,从足球俱乐部破产准入争议到千万欧元级别的转会费纠纷,其裁决以逻辑严密、对行业惯例的精准把握而著称。对方边裁则是苏黎世某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长期在瑞士顶尖法学院讲授体育法课程,实务与理论造诣兼备。三位仲裁员在庭审中配合默契,使得整场庭审高效有序。 三、怎么说——与CAS仲裁员的沟通策略 当中国当事人试图向三位背景迥异的仲裁员解释“口头协商文化”、“金元足球资本泡沫”、“国资委决策流程”、“政策红线导致被迫违约”等中国故事的生存土壤与行为逻辑时,若仅将中文信息直译为英文,无异于向瑞士钟表匠描述景德镇瓷窑的火候——词句通顺,灵魂却隔着重洋。真正的沟通艺术,在于构建一套跨越文化鸿沟的叙事引力场,把庭前握手寒暄与庭上每一次提问都变成与仲裁员校准沟通焦距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将从庭前礼仪的温度,到庭上掌控节奏的细节,拆解如何把本土逻辑嵌入仲裁员认知体系,捕捉隐藏于仲裁员提问下的思维导图。 通常在国内商事仲裁案件的庭审现场,各方代理律师与仲裁庭的交流都在仲裁程序中进行。大部分代理律师均会尽量避免在开庭前以及开庭后与仲裁员进行交流,例如仅以目光与肢体动作向仲裁员致意或简单问好,生怕一场多余的寒暄被解读为“影响仲裁员独立性”。而在瑞士洛桑,仲裁礼仪与庭前交流是建立专业信任的第一块基石。仲裁员、辅庭人员、甚至对方代理人都会在门口站成半圈,彼此握手、互道早安,欧洲同行有时还会与熟悉的仲裁员来一个贴面拥抱。我们个别代理人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还在迟疑之际,首席仲裁员已主动大步伸手走来:“Welcome, Counsel!”一句热情简单的寒暄,瞬间化解了紧张的气氛。在开庭前与每一位仲裁员、辅庭人员乃至对方代理人沟通致意,离场时也再次握手致谢——这不仅是礼貌,更是让仲裁员在潜意识里把我们标记为“尊重程序的人”,而程序尊重者,往往意味着其观点亦更可信。 庭上应对,则需学会理解仲裁员问题的“字面含义”与“未言之义”。优秀仲裁员的发问如同手术刀,每个问题都精准解剖论证链条的病灶。在我们本次参与的中超俱乐部与西甲豪门转会合同纠纷中,这一特质尤为凸显。当双方聚焦于合同的某条核心条款的解读时,我方选任的边裁敏锐地追问:“为何该条款表述与此前其他合同的类似条款表述不完全一致?”此问看似探究文本差异,实则暗藏两层意图:其一,暗示对方是否存在利用优势地位,单方修改条款而未提示我方当事人的可能;其二,引导我方主张针对案涉争议条款的解读,应当与过往实践遵循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当即捕捉到仲裁员的这一弦外之音,直击要害地回答道:“该条款由对方当事人单方起草,且并非对历史条款的特别修订,根据系列交易惯例,应与此前协议作体系解释”。这种对潜台词的敏锐捕捉,实则是将仲裁员的“思维地图”转化为己方论证的阶梯。 此外,从表达技术角度来看,CAS庭审中的各方代理人及仲裁员中,仲裁语言非母语者不在少数,这更要求代理人掌握在冗长陈述中动态调整节奏的能力。本次庭审的结案陈词环节双方用时均较长,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个别仲裁员注意力开始分散,频繁翻阅案卷。当我方陈述时,我们便刻意调整语速和重音,巧妙设计对我方当事人最有利论点的表述方式:先用一句“there is one logical gap…”抛出裂缝,稍作停顿捕捉仲裁员的目光,再稳稳递上补丁“which can only be filled by finding…”,顷刻抓回仲裁员的注意力。 当六个小时的庭审结束,我们深深感受到,与CAS仲裁员的对话艺术,本质上是一场跨文化共识的艰难转译——这远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将中国体育的特殊基因,嫁接进以欧美文化和法律传统为根系的国际体育法秩序。回望这三步——谁在听,怎么想,怎么说——我们不过在努力尝试一件事:让本土经验成为国际裁判者认知体系里的“默认值”。
当汉坤团队手提精心准备的千页庭审卷宗,踏入瑞士洛桑那座乍看之下并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时,一场别开生面的跨国体育争议的终局对决已从文书攻防转入更为关键的面对面博弈。继CAS开庭分享的系列首篇文章 将CAS庭审所涉环节全景扫描后,我们今天将把镜头对准庭审现场的一张长桌——三位仲裁员,一篇裁决,千万欧元,影响中国俱乐部命运走向的绝佳机遇。 在这间以连绵雪山为背景的庭审室内,仲裁员可不是随机坐上高背椅的简单“听众”背景板。从480人的官方仲裁员名单里被点名、被回避、被组合,再到庭审现场举笔、皱眉、摘眼镜,每一步都暗含玄机。无论是我们这些带着中国故事不远万里奔赴瑞士的代理人,还是曾在CAS担任仲裁员的外籍豪门俱乐部代理人,在这一体育仲裁的国际舞台上,用三种语言、两种法系、一套规则,竭尽全力把复杂案情和法律论证转为仲裁员最终写进裁决书的那几行字。作为代理人,我们如何与仲裁员进行有效对话?这不仅是律师的专业技艺,更是中国当事人(无论是俱乐部抑或球员)破除文化壁垒、赢取仲裁庭心理认同的战略支点。 这种“对话艺术”绝非简单的庭上陈述技巧,而是一门深嵌于CAS独特机制与文化中的沟通学问。它始于对关键问题Who's on the bench的深刻洞察:这些裁判者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分别来自何种法律体系与行业背景?他们潜在的关注点和思维模式有何差异?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探究How they think:他们对涉及中国元素的案件(如中国前些年的金元足球时代背景、中国俱乐部的决策流程、中国球员的契约文化,抑或是与中国产生纠纷的境外合作主体的行为逻辑)可能存在的认知预设是什么?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实践环节,What and how to say:在本就差异巨大且远近亲疏一目了然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将复杂的中国背景和本土商业逻辑,转化为仲裁员熟悉且能产生共鸣的论证语言?如何构建叙事,使其既能精准传达我方立场,又能自然融入仲裁庭的理解框架? 于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结合过往的数次CAS庭审经历,重点着眼于本次现场开庭与仲裁员的沟通对话,详细拆解CAS仲裁员的“选任算法”,回放他们与律师过招的提问节奏。无论你是法务总监、俱乐部老板,还是第一次听说CAS的球迷,读完都能在下一场庭审现场——或者浏览最新体育仲裁新闻吃瓜时——感受并且品味那张长桌背后的暗流。 一、谁在听——CAS仲裁员的选任机制 当我们望向仲裁庭坐席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三位案涉纠纷的裁判者,更是一台精密运转数十载的制度机器。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构建的仲裁员选任体系犹如瑞士钟表般严谨,也暗藏着文化博弈的齿轮。 与部分开放式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不同,CAS仲裁员的席位并非向全球法律或体育专业人士敞开大门。担任CAS仲裁员的前提是跻身由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定期更新的封闭名册。该名册分为三类:General List(通用名单)、Football List(足球专项名单)和ADD List(反兴奋剂专项名单)。值得一提的是,后两项专项名单的存在,使当事人在选任时即可锁定“懂行”仲裁员,避免“用游泳裁判审足球”的尴尬。 CAS在其规则中明确了入选仲裁员名册的审查流程,体现着专业性与多元化的博弈。2012年7月修订前的《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将仲裁员提名名额平均分配给以下五方: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代表、独立人士各占名额的1/5;现行机制删除了具体配额,改由ICAS主导任命,仅模糊要求“考虑相关方推荐人选”。此举虽提升效率,但也加剧了欧美主导的精英化倾向——来自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仲裁员占据了名册的半壁江山。截至2025年7月25日,CAS官网公布的仲裁员人数总计480人,其中欧洲仲裁员242名,亚洲仲裁员仅67名,中国籍仲裁员11名。为对冲失衡,2025年7月生效的新版《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要求ICAS在任命时兼顾三重目标:第一,专业硬指标:入册仲裁员应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具有与体育法和/或国际仲裁相关的能力,对体育方面具有一般的了解,掌握至少一门CAS工作语言。第二,地域软约束,需考虑“大洲代表性与法系文化多样性”,但暂无强制配额要求。第三,利益回避,仲裁员需签署声明保证独立性,且不得兼任CAS案件代理人或专家。 对于具体案件而言,三人仲裁庭的组建是一场规则与洞察的双重较量。首先,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或在CAS给定的期限内),需要在名册中挑选1位仲裁员作为申请人方边裁,否则将被视为撤回仲裁请求;其次,被申请人需要在收到前述仲裁申请后,提名1位名册中的仲裁员作为被申请人方边裁,若被申请人在CAS设定的合理期限内未提名的,由CAS代为选定仲裁员;最后,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提名的两位仲裁员共同推举该案件的首席仲裁员,若两位边裁未能达成一致,则由CAS直接从名单中选任首席。当事人在能够证明存在“对仲裁员独立性或公正性的合理怀疑”的前提下(例如被提名仲裁员曾作为对方当事人另案代理人、被提名仲裁员持有对方当事人关联主体股份、被提名仲裁员曾发表针对己方当事人的种族歧视或公开批评言论),可对仲裁员提出回避申请,需在知悉回避事由后7日内提交书面申请,由Challenge Commission按照流程闭门裁决。 二、怎么想——CAS仲裁员的思维模式 CAS仲裁员的选任机制如同一道透明的玻璃幕墙——中方当事人往往看得见规则,却难触及核心。了解选任机制后,洞悉仲裁员“怎么想”,比平铺直叙地展示法条和案例更重要。CAS仲裁员名册中的480人横跨大陆法、普通法、伊斯兰法系,职业履历从律师到法官、再到体育法教授或前职业运动员。同一事实在他们脑中会触发不同的权重计算:有人先回归合同文本和法条规范,有人先考察行业惯例和体育伦理,也有人先询问政策背景和商业逻辑。若不能预判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再漂亮的法律论证也可能在裁决阶段被“无声降权”。 纵观CAS实践,不难看出大陆法系仲裁员惯于构建“金字塔式论证”,以规则为基石,逐层叠加事实层面的证据链,且对数字计算过程异常敏感。普通法系仲裁员则以强调程序正义著称,例如历史上中国某知名运动员CAS案听证会的翻译事故,被普通法背景仲裁员视为对正当程序的漠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CAS 2019/A/6148案件裁决书第358段)。 职业背景的烙印同样深刻。拥有司法体系内从业经历或学者型仲裁员常表现出强烈的“体系化论证”倾向。以悉尼奥运会期间引发广泛关注的拉杜坎事件为例,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拉杜坎因误服队医所开感冒药,被国际奥委会以兴奋剂违规为由取消了她刚刚获得的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拉杜坎对该裁决不服并向CAS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长期担任法官职务的仲裁员援引“严格责任原则”,强调兴奋剂规则“不问动机、只看结果”,其论证逻辑高度依赖WADA规则的内在一致性。相比之下,律师背景的仲裁员更擅于在规则缝隙中寻找平衡点。例如某位从事律师工作的仲裁员在处理一起伊朗球员转会导致的与两家俱乐部产生的双重合同纠纷时,指出赔偿金相关规则条款所列标准系示例性而非穷尽性,仲裁庭有权将其他合理客观因素纳入赔偿金额的计算过程中,努力使其裁决更贴近行业实际。 而据我们观察,中国籍仲裁员往往倾向于政策、监管与合同并重,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消解文化认知偏差导致的误读。以汉坤此前代理的一起中超俱乐部欠薪案为例,某中超俱乐部因“金元足球”时期签署的天价外援合同陷入困境:疫情导致联赛停摆、赞助商撤资、资金链断裂,俱乐部无力支付剩余薪资。庭审中,对方反复强调中超俱乐部违约之“恶意”,完全有能力付款却拒不支付,因此俱乐部应当承担更多赔偿金额。而我方选任的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中国籍边裁,在庭审中敏锐捕捉到这一特殊情节,主动追问俱乐部资金紧张的具体成因,并进一步询问有无行业组织关于疫情背景下集体降薪的官方文件、有无地方政府关于疫情时期指导性纾困政策的红头文件。这一做法并非单纯的情感牌,而是精准切入大陆法系仲裁员的思维偏好——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客观性审查。这位中国籍仲裁员通过庭审过程中的专业提问,引导当事人将“金元泡沫破裂”这一时代特色经济现象转化为法律上的不可归责事由,也将“欠薪”嵌入中国职业足球系统性风险的语境中,使其余两位欧洲仲裁员意识到:俱乐部并非蓄意赖账,而是在行业雪崩中艰难自救,我们也得以据此进一步尝试论证降低赔偿金额的合理性。 然需警醒的是,标签化认知实为双刃剑,对不同类别仲裁员思维模式的分析可供参考,却绝非唯一准绳。仲裁员首先是“人”,而非基于职业文化背景就能精准求得结论的机械算法,选任阶段切忌想当然地“贴标签”——毕竟,真正的制胜逻辑,始于理解“他”而非套用“他们”。 在本次CAS案件的仲裁员选任阶段,汉坤团队结合案件性质、争议焦点以及FIFA阶段已一窥其貌的对手策略,最终选任了一名在我们代理的其他CAS案件中担任过首裁的一名外籍仲裁员作为我方边裁。该仲裁员在此前开庭程序中所展现的专业素养——对案件细节的精准掌握、严谨细致的庭审方式及节奏把控——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仲裁庭的另外两名成员同样“大有来头”。首席仲裁员以其标志性的金色长发在CAS仲裁界广为人知,他已累计主持或参与上百起CAS重大案件,从足球俱乐部破产准入争议到千万欧元级别的转会费纠纷,其裁决以逻辑严密、对行业惯例的精准把握而著称。对方边裁则是苏黎世某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长期在瑞士顶尖法学院讲授体育法课程,实务与理论造诣兼备。三位仲裁员在庭审中配合默契,使得整场庭审高效有序。 三、怎么说——与CAS仲裁员的沟通策略 当中国当事人试图向三位背景迥异的仲裁员解释“口头协商文化”、“金元足球资本泡沫”、“国资委决策流程”、“政策红线导致被迫违约”等中国故事的生存土壤与行为逻辑时,若仅将中文信息直译为英文,无异于向瑞士钟表匠描述景德镇瓷窑的火候——词句通顺,灵魂却隔着重洋。真正的沟通艺术,在于构建一套跨越文化鸿沟的叙事引力场,把庭前握手寒暄与庭上每一次提问都变成与仲裁员校准沟通焦距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将从庭前礼仪的温度,到庭上掌控节奏的细节,拆解如何把本土逻辑嵌入仲裁员认知体系,捕捉隐藏于仲裁员提问下的思维导图。 通常在国内商事仲裁案件的庭审现场,各方代理律师与仲裁庭的交流都在仲裁程序中进行。大部分代理律师均会尽量避免在开庭前以及开庭后与仲裁员进行交流,例如仅以目光与肢体动作向仲裁员致意或简单问好,生怕一场多余的寒暄被解读为“影响仲裁员独立性”。而在瑞士洛桑,仲裁礼仪与庭前交流是建立专业信任的第一块基石。仲裁员、辅庭人员、甚至对方代理人都会在门口站成半圈,彼此握手、互道早安,欧洲同行有时还会与熟悉的仲裁员来一个贴面拥抱。我们个别代理人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还在迟疑之际,首席仲裁员已主动大步伸手走来:“Welcome, Counsel!”一句热情简单的寒暄,瞬间化解了紧张的气氛。在开庭前与每一位仲裁员、辅庭人员乃至对方代理人沟通致意,离场时也再次握手致谢——这不仅是礼貌,更是让仲裁员在潜意识里把我们标记为“尊重程序的人”,而程序尊重者,往往意味着其观点亦更可信。 庭上应对,则需学会理解仲裁员问题的“字面含义”与“未言之义”。优秀仲裁员的发问如同手术刀,每个问题都精准解剖论证链条的病灶。在我们本次参与的中超俱乐部与西甲豪门转会合同纠纷中,这一特质尤为凸显。当双方聚焦于合同的某条核心条款的解读时,我方选任的边裁敏锐地追问:“为何该条款表述与此前其他合同的类似条款表述不完全一致?”此问看似探究文本差异,实则暗藏两层意图:其一,暗示对方是否存在利用优势地位,单方修改条款而未提示我方当事人的可能;其二,引导我方主张针对案涉争议条款的解读,应当与过往实践遵循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当即捕捉到仲裁员的这一弦外之音,直击要害地回答道:“该条款由对方当事人单方起草,且并非对历史条款的特别修订,根据系列交易惯例,应与此前协议作体系解释”。这种对潜台词的敏锐捕捉,实则是将仲裁员的“思维地图”转化为己方论证的阶梯。 此外,从表达技术角度来看,CAS庭审中的各方代理人及仲裁员中,仲裁语言非母语者不在少数,这更要求代理人掌握在冗长陈述中动态调整节奏的能力。本次庭审的结案陈词环节双方用时均较长,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个别仲裁员注意力开始分散,频繁翻阅案卷。当我方陈述时,我们便刻意调整语速和重音,巧妙设计对我方当事人最有利论点的表述方式:先用一句“there is one logical gap…”抛出裂缝,稍作停顿捕捉仲裁员的目光,再稳稳递上补丁“which can only be filled by finding…”,顷刻抓回仲裁员的注意力。 当六个小时的庭审结束,我们深深感受到,与CAS仲裁员的对话艺术,本质上是一场跨文化共识的艰难转译——这远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将中国体育的特殊基因,嫁接进以欧美文化和法律传统为根系的国际体育法秩序。回望这三步——谁在听,怎么想,怎么说——我们不过在努力尝试一件事:让本土经验成为国际裁判者认知体系里的“默认值”。
高尔夫球虽然在我国的普及程度不高,但作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仍有不少的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在持续从事和参与该项目。高尔夫运动并非娱乐项目,而是一项竞技体育运动。有资料显示,高尔夫运动风险等级排在自行车之后,游泳之前,远比不少人想象得要高,其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 一是运动劳损; 二是击球伤人风险; 三是设施与环境风险(球车事故、设施致人损害、雷击等); 四是健康突发状况。 以上四种主要风险中,除第一项外,其他三项都可能在损害后果的法律责任归责上产生争议和纠纷。本文试图结合国内的现行法律法规、高尔夫运动开展的情况以及实际案例,就上述后三项风险(以下称“安全风险”)导致的人身损害责任的划分标准予以解析,方便高尔夫运动的参与各方能更加准确地判断自身风险和责任,加强防范意识。 一、责任体系 我国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归责的规定很多,但具体到高尔夫运动中常见的安全事故引发的侵权责任主要适用以下三项归责原则。 01 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责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归责原则。其既符合个人就自己的过错应负赔偿责任的道德观念,也满足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两个基本价值社会需求[1]。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必备要件[2]。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时采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违反客观标准,则应当认定为有过错。而过错的客观标准是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原有预见可能,因此其具有相应的注意义务,但由于自身原因导致违反了该注意义务。所以,能否为一般人所预见,是判断过失的重心所在。 02 过失相抵原则 过失相抵,指的是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故意或者过失的,可以根据受害人过错程度,减轻侵权人的责任[3]。过失相抵的本意在于公平分担责任,不得将因自己的过失所产生之损害转嫁于他人。在适用过失相抵规则时要基于受害人过错程度轻重以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来判断适当减轻侵权人承担的责任比例。 03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来源于大陆法系关于一般社会安全注意义务理论,要求创设或者持续特定危险源者,为保护他人免受损害,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4]。《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如果经营者未尽到义务直接导致损害发生的,要承担直接责任。第二种,如果损害是因为第三人行为导致的,经营者疏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也是损害发生的原因,经营者是间接侵权人,其承担的是补充责任。所谓补充责任是第三人直接侵权的赔偿责任与经营者的补充责任有先后顺序。先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在无法找到第三人或第三人没有能力全部承担赔偿责任时,才由经营者在其相应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高尔夫运动中安全事故归责原则的适用 在高尔夫运动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往往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个主体基于各自的过错共同产生损害结果。因此需要适用多个归责原则对责任进行划分,最终确定赔偿责任。 1.过错责任的适用 高尔夫作为一项有危险性的运动,在击球、球车驾驶、环境影响等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人身损害。高尔夫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礼仪和运动规则,以确保人员人身不受伤害。参与的人员对于相关的危险应当有所预见,应当遵守打球礼仪和运动规则,负有注意义务。如果因为疏忽和懈怠而导致损害结果,行为即具有过错,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即是过错原则的适用。最常见的是击球引发的安全事故。高尔夫球本身固有的特点是球员的每次击球均有可能因为失误而导致球的飞行线路与目标线路发生不同程度的偏差。发生严重偏差时,例如出现飞行轨迹怪异的相克球(shank)时,球会剧烈地向右前方飞窜,造成危险。因此,球员击球时应承担确保高尔夫球可能飞行轨迹区域内(包括可能出现的失误情况)没有人员的注意义务。一旦球员没有尽到上述注意义务,而又发生击球伤人的事故,即存在过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球场上经常会见到一种情况,球员击球时,其同组的球员和球童已经走到其侧前方的区域内等待击球。在此情况下,通常球童或球员提醒前方人员注意,喊“看球”。这种提示的行为能不能视为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依据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发出提示并不能视为已经尽到注意义务。因为即使进行了提示,也不能避免高速飞行的高尔夫球可能发生伤人结果,此种损害结果仍可为击球人员所预见,击球人员对此存在过失。但因为受害人的行为亦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因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分担相应的损害责任。 2.过失相抵的适用 受害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时,例如受害人不听劝阻或无视他人正在击球而出现在球可能的轨迹区域内,而导致受伤的,其本身具有过错。此时应适用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自行承担部分损害后果。相较击球人和受害人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通常情形下击球人的过错及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均大于受害人。实务案例中常见的做法是酌情减轻侵权人10%-30%的责任。这是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 3.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适用 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在高尔夫球运动中,主要涉及高尔夫球运动场馆的经营管理者,即球会和俱乐部(包括练习场)。球会是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确保人员免受损害。如何界定俱乐部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目前没有法定标准,但有两项行业标准,即《高尔夫球运动安全防护要求》(GB/T 31166-2014)、《高尔夫管理服务规范》(LB/T 043-2015)。该两项行业标准对高尔夫运动的场地安全、球车安全、击球安全、雷电安全以及高尔夫俱乐部(球会)应配备的基础设施、从业人员要求、应急处理等事项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可以作为球会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 除了以上行业标准外,还可以通过合同标准以及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界定球会的安全保障义务。合同标准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如果合同中有关于保障人身安全等方面的约定,那这些约定就是确定经营管理者安全保障责任的依据。善良管理人标准,可以理解为一家专业、规范、细致经营的高尔夫球会可能会注意并采取的相关措施。 三、实务案例解析 (一)击球伤人 1.「蒙某彬、李某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5]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9月9日,李某胜和蒙某彬在日本兵库县六乡俱乐部高尔夫球场打球,蒙某彬击球时不慎击中李某胜头部。在被击中时,李某胜位于蒙某彬左前方37米处。随后,李某胜被送往当地的住院治疗。日本警方前往现场拍摄照片。照片显示,在该高尔夫球场男子更衣室前张贴有《宣传海报》,安全的确认,球员在练习挥杆或者击球时,应认真确认下列事项:附近是否有人站立;球杆或者球、石子、砾石、小树枝等能够飞出去的东西可能会击中的地方是否有人站立。在1楼男子更衣室内有公示宣传海报,7、8月的口号,“打高尔夫球不忘礼仪,着装如样板,对周围的球手也要注意,瞭望、照顾、关心”。李某胜的伤情为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挫伤,一级伤残,司法鉴定认定为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高尔夫运动安全防护要求》第8条款规定,在击球或练习挥杆时,球员应确保挥杆范围内无人站立。前组球员未走出击球射程范围内之前,后组球员不得击球。球员击球可能危及附近或前方人员时,球员、球童应给予提醒。涉案球场男更衣室张贴的《宣传海报》也有类似提醒。从上述规定和提示来看,在进行高尔夫球运动时,击球人负有提醒和注意义务,故蒙某彬提出的李某胜走到击球范围存在过错的主张没有依据,蒙某彬应当赔偿李某胜的全部损失。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在高尔夫运动中,对于击球人员安全注意义务要求较高,但是基于高尔夫球运动存在的危险性,非击球人员同样应当注意安全,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李某胜作为非击球人员,应当预见到击球人员击球可能偏离球洞方向,并进行必要的防护躲避。从现场简图看,事发当时李某胜站在了蒙某彬的左前方,显然没有站在安全位置,也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从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确定蒙某彬承担全部责任不当。结合本案相关情况,酌情确定蒙某彬承担80%的赔偿责任,李某胜自行承担20%的责任。 【解析】本案从一审判决和二审改判的过程,可以清晰地反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失相抵原则在此类安全事故中的适用和对归责的处理。即以客观的注意义务标准对侵权人和受害人各自的过错进行评价,并据此分配责任。具有典型意义。 2.「张某军诉魏某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6] 法院审理查明:张某军与魏某明均系某高尔夫球队队员。2014年3月22日,某球队组织到太阳岛公司打高尔夫球。张与魏和其他两人分为一组,球童为一对二。当日下午,二人八号洞开完球之后,张某军将球击打在球道靠西位置,魏某明的球击打得较近,在场地靠西北位置。之后张某军前往其球落点处捡球,魏某明在大约距张某军20-30米处准备打球,球童说了句“张总看球,小心”,魏某明也向张某军喊了句“看球”,随后,魏某明将球击出,球在飞行过程中,球童又喊“看球”,但球还是击中了张某军头部致张昏迷。事发时,张某军、魏某明与球洞在偏差30度至45度的直线上。张某军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进行颅骨修补术。后经鉴定,张某军头部外伤,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构成九级伤残。 一审法院认为:高尔夫球员在击球或挥杆前,应确定近旁无人或远处无人位于球可能击到之处。魏某明明知张某军位于其击球位置与前方球洞之间,在其射程范围内,应当能预见到其发力击球可能击中张某军的后果。虽然其主观上不希望伤及张某军,于发球时提醒张“看球”,但因其过于自信,以为能避免后果的发生而将球击出,致其受伤,故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张某军作为高尔夫球员,应时时处处为其他球员着想。其与魏某明为同组球员,在魏某明准备击球时,不得走动、靠近或站在球或球洞正后方,不随意走入魏某明的发球区及射程内。但张某军在魏某明准备发球期间,走入魏某明的射程之内捡球,致被击伤,本身也有过错,可以减轻魏某明的责任。某阳岛公司作为高尔夫球场的管理者,其提供的球童应当是经过培训的,对球场上可能发生的或者即将发生的安全隐患有预见能力,并予以及时阻止。二人的球童,在魏某明击球前已经预料到可能击伤张某军,若其不是仅对张某军作提醒,而是要求张某军离开,或阻止魏某明击球,则本案所涉损害可能就不发生。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此,魏某明应对张某军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太阳岛公司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高尔夫球运动是一个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没有裁判员的直接监督,依赖于每个参与者的诚实,即每个参与者均需具备良好的礼貌谦让之运动精神,自觉遵守规则和球场礼仪,处处替其他球员着想的体育运动。本案中,张某军、魏某明作为高尔夫球运动的球员,在参与比赛过程中,理应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及球场礼仪,以圆满完成比赛,体现高尔夫球运动的内在精神。但双方在比赛过程中,因各自过于自信并缺失必要球场礼仪意识,在第一杆球打出至击打第二杆球的过程中,作为经目测可以确定有权首发第二杆球的魏某明,未能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在其射程范围内尚有其他球员的情形下,过于自信地击出了第二杆球,导致他人受伤。而作为球员之一的张某军,同样在经目测可以确定其所打出的第一杆球远于魏某明的球,魏某明有权首先打第二杆球,无需接近洞口前察看的情形下,进入魏某明的击球射程内找球,给魏某明及时发出第二杆球形成不必要的干扰。而高尔夫球员在比赛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打球速度、为其他球员着想,不要干扰或者影响他人打球等均属于球员们应自觉遵守的球场之礼仪。可见,由于张某军、魏某明在比赛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球场礼仪,以致造成本次人身伤害事件的发生,对此魏某明及张某军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现原审法院依据本案的事实及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减轻了魏某明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解析】本案的一二审判决具有两方面的指导意义,第一,虽然目前有经备案的行业标准作为高尔夫运动的安全标准,但这些标准较为原则,难以涵盖高尔夫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风险。而高尔夫运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运动规则和球场礼仪,并为广大高尔夫参与者所熟知。这些规则和礼仪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确保高尔夫运动能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健康地开展竞技运动。将高尔夫球的球场礼仪(为他人着想,不干扰或影响他人打球等)作为球员注意义务的标准,用于判断各自的过错,分配责任,无疑符合高尔夫球运动的发展情况,也具有法律依据。第二,明确了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下,高尔夫球场的经营者的应尽安全保障义务及其补充赔偿责任。 (二)设施安全及环境意外事故 1.球车事故 「杨某诉上海某兰湖康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7] 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7月24日,原告杨某在被告王某邀请下,共同前往被告某兰湖康体公司经营的球场打高尔夫球,被告某兰湖康体公司指定两名球童为原告杨某和被告王某提供服务,在打完一杆前往下一杆途中,被告王某驾驶高尔夫球车,原告杨某坐在副驾驶座处,球童在高尔夫球车后座,在下桥经过陡坡时,因被告王某操作不慎,导致原告杨某被甩出球车受伤。经鉴定,杨某伤情为十级伤残。 法院认为:被告王某驾驶高尔夫球车,未尽到安全、谨慎驾驶的义务,导致乘坐人即原告杨某被甩出球车受伤,被告王某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某兰湖康体公司作为高尔夫球场的管理者,其提供的球童应当是经过培训的人员,对球场上可能发生的或者即将发生的安全隐患有预见能力,并予以即时阻止,显然球童对于被告王某驾驶球车能力的判断,指示行车路线安全性方面等有欠缺,被告某兰湖康体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确定王某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某兰湖康体公司承担上述损失20%的补充赔偿责任。 【解析】球车事故也是高尔夫球运动中常见的安全事故。在此类事故中对于责任的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球车的质量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有无存在故障,是否有定期保养等。第二,驾驶人员的操作是否得当,是否尽到安全、谨慎的驾驶义务。第三,球场经营者及其委派的人员是否谨慎地对驾驶者作出安全提示,是否及时阻止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2.设施安全事故 「王某与重庆某高尔夫俱乐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8]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王某与他人一同进入被告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原告在室外打球进入室内,经过进入室内必经路线时,因木质通道湿滑且没有防滑措施导致摔倒而致受伤骨折。 法院认为:被告高尔夫球俱乐部对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无法做出详细说明,并举示相关足够证据。故本案中,被告方疏于管理、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另,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按原告方自述在下雨天进行高尔夫球场,在此情况下应对自身的安全保障提高警惕,注意行走安全。原告方摔倒自身亦有一定过错,可以减轻被告方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酌定由被告方承担80%的赔偿责任,原告方自行承担20%责任。 【解析】此类安全事故系高尔夫球会经营者在没有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下,直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案例。经营者不仅需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要对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举示足够的证据,否则可能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责任。因此,经营者对场所的安全不仅需要有足够的注意义务,还要采取配备必要的监控设备等措施,以面对事后举证的困难。同时,受害人在面临特殊环境因素时,其注意义务要较平时高。如果未注意到特殊环境的风险,也将因自身注意义务的缺失而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3.雷击事故 「邓某诉东莞某景高尔夫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9]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20日下午,原告邓某与两位朋友在被告的高尔夫球场打球。原告与两位球友、三名球童于7月20日14时许进入某景C场。当打到第三洞果岭位置时,天开始打雷,随后球场拉起警报,球童听到封场警报带客人离场,其他两人在前,原告在最后,此时产生的雷电击中原告,并造成原告当场昏厥,后被送至医院救治,最终伤情为一级伤残。 一审法院认为:在案涉雷击事件发生前,虽然被告有发出封场警报并要求退场,但通过相关事实可以发现,封场警报与被雷击间隔的时间很短,以致于现场人员无法迅速撤离,原告遭雷击后,被告亦没有采取及时的有效的现场应急救护。从这一意义上说,被告未能尽到充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另一方面,本案原告遭雷击确属一种意外事件,在雷击发生时,原告未能与其他球友同时撤离,本身对伤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可减轻被告应负的责任。酌定被告应对原告因雷击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在打高尔球过程中遭受雷击属不可抗力事件,某景公司已尽安全保障义务,对原告造成的损害没有过错,无须承担侵权责任。但根据公平原则并考虑到原告是某景公司高尔夫球运动项目的会员,在某景公司处消费过程中因被雷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酌定某景公司对原告因雷击造成的损失承担40%的补偿责任。 【解析】1、本案二审改判某景公司已经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是对某景公司在发生雷电天气状况下,采取了拉警报、封场、及时安排人员撤离等合规操作[10]的积极回应。是以行业标准作为判断经营管理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典型案例。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二审法院适用公平原则酌定某景公司承担40%的责任,系适用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但该条已经被《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实质性修订[11]。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被限缩在紧急避险、见义勇为、丧失意识致人损害、高空抛物侵权无法确定责任人等少数几项法律规定的情形。本案所涉雷击并不属于上述法定情形。因此,《民法典》实施后出现与该案类似的损害事故,将难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分配责任。 (三)突发健康状况 「王某等诉某歌(厦门)高尔夫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生命权纠纷案」[12]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3月8日下午,沈某(已故)在某歌公司打球结束返回会所途中突然倒地。沈某倒地后,某歌公司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报警。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出警记录显示:上述事件呼救电话为183××××4490;受理时刻为2016年3月8日16时59分21秒(非监控显示时间)。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接警后赶往现场抢救。经诊断,沈某为猝死,现场死亡。 法院认为:其一,某歌公司作为一个开办逾三十年的大型的高尔夫球运动场所,其得以提供较于普通运动场所而言更为优质的安全保障服务是符合一般消费者的合理期待。从某歌公司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救援预案》亦可看出,其有意识且有能力提供良好的安全管理及应急救援服务。然而事发后,急救未能立即展开,某歌公司除张某外的其他员工亦无人能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可见某歌公司未能有效执行上述两项规定,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后在场员工措手不及、无从施救。其二,某歌公司运营地点距离市区较远,离最近的医院亦有一段距离,且运营面积多达三千多亩,此客观环境要求某歌公司应具备更高标准和高效的安全保障及紧急救助服务响应体系;然某歌公司没有设置专门的救助站,医护人员也仅配备了张某一人,还同时从事球童工作。事发后,在紧急救援环节,张某却在近7分钟之后身着球童服装才赶至事故现场施救,且未随身携带专业救护箱等,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最佳救援时机。因此,可以认定某歌公司未能尽到其合理的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因沈某猝死的直接原因系其自身突发意外,故酌定某歌公司对沈某的死亡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 【解析】虽然现行备案的行业标准中,并没有球场经营管理者在应对突发健康状况具体的处置程序。但从上述法院判决可以反映,高尔夫运动场所的经营者被要求具有比普通运动场所更高的注意义务。对可能突发的人员健康风险不仅应当根据场所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处置措施,还要能积极落实到位,起到实质作用。这符合把握安全保障义务判断标准中的善良管理人的标准。因此,经营管理者不仅要对照各项行业标准,更要以专业、规范、细致的善良管理人标准全面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四、结语 体育运动有益身心,但任何体育运动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体育运动中人身损害风险的归责是对各种风险因素在分清过错后对责任的分配。同时,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深刻地揭示了导致运动安全事故各个风险来源,引导参与者和经营管理者提高注意、防止过错、避免风险。只有参与球员、经营管理者充分认识安全风险,谨遵比赛规则和球场礼仪,严格落实安全保障义务,才能高高兴兴挥杆,平平安安回家。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 [2]《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5]详见民事判决书。 [6]详见民事判决书。 [7]详见民事判决书。 [8]详见民事判决书。 [9]详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112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 [10]详见《高尔夫球运动安全防护要求》(GB/T 31166-2014)第6条“雷电安全”。 [11]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12]详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汉坤体育法团队近年来在国际足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及其上诉机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代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超”)俱乐部全流程处理了多起与外籍球员/教练员间的劳资纠纷以及与外国足球俱乐部间的球员转会纠纷。 由于疫情防控政策及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影响,我们此前的大部分案件均是在线参加视频庭审。近期,在CAS处理的一起中超俱乐部与某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豪门俱乐部转会费纠纷中,由于转会费标的额高达数千万欧元且所涉争议焦点疑难、新颖,CAS仲裁庭经合议考虑后决定采取现场开庭的方式审理本案,我们遂有幸代表中超俱乐部一方,前往瑞士洛桑参与了本次现场庭审,这也是近年来汉坤体育法团队走出国门,在境外捍卫中国俱乐部权益的一次非常有代表性的经历。 汉坤代理团队由六人组成。为了调整好时差、充分做好开庭准备、以最好的状态参与本次庭审,我们提前两天抵达洛桑。本案仲裁庭的三位仲裁员均为CAS资深仲裁员,在庭审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提出了大量问题,整个庭审程序持续约六个小时。相比于视频庭审,现场开庭明显“活人感”更强、对抗更加激烈。结合本次“新鲜出炉”的现场庭审感受及过往历次CAS开庭经验,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客场”与国际同行现场角力时,充分的法律和事实准备是前提和基础,有礼有据且坚定的态度、快速准确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所代表的真正含义,以及现场多种语言使用所带来的节奏变化,对突发状况的全方位把控,亦是应对此类庭审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和国内足球俱乐部及境内外体育法同仁闲聊中,我们了解到,由于CAS仲裁的“跨境”门槛,多数国内俱乐部对于CAS仲裁一知半解,遇到纠纷时,有的找国内律所“二传手”式介绍委托外国律所代理案件,有的甚至直接不参加庭审,放任缺席裁决。CAS裁决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效仲裁裁决,一旦国内俱乐部败诉,不仅FIFA能够依据CAS裁决对该俱乐部给予行业内部处罚,例如禁止转会等,对方甚至可以依据《纽约公约》(即《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国内法院就CAS裁决申请承认与执行,国内俱乐部亦面临财产被强制执行的风险,糟糕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借以本文及后续文章,我们将系统性介绍CAS仲裁,期望能够切实帮助国内俱乐部转变观念,改变在国际足球争议解决中的不利局面。 一、CAS开庭流程 1、仲裁庭开场说明(Panel’s Opening Remarks) 本案的开场环节大约5分钟。先由首席仲裁员介绍仲裁庭组成人员以及截至开庭时已完成的程序,询问双方是否申请回避以及有无异议;而后再由双方分别介绍出庭人员身份。如有需要,仲裁庭也可能在此环节就某些先决事项作出决定,例如是否接受某一方提交的补充证据等。 2、开庭陈述(Opening Statement) 本案的开庭陈述环节给予双方各15分钟。通常采取以下两种模式:(1)平铺直叙型:代理律师先按照时间线介绍案涉事实,而后就其所提仲裁请求或答辩意见,陈述事实及法律依据;(2)要点归纳型:代理律师首先归纳案涉争议焦点,而后就每个焦点逐一展开陈述相关事实与法律。 开庭陈述环节作为庭审的开端,不仅仅是向仲裁庭陈述案件概况,尤其对于优先发言的申请人而言,更是掌握奠定整体庭审基调的机会。由于本案事实复杂且争议焦点众多,尤其是对方对于欠费不付的抗辩理由牵涉到大量的其他法律关系,短短15分钟内难以全面有效覆盖,因此我们在商讨后决定调整思路,未采用上述两种常规模式,而是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浓墨重彩地陈述对方欠付转会费的事实及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向仲裁庭建立对方系严重违约方的负面形象。这一策略当庭取得了良好效果,对方听完我方发言后,放弃了此前已准备的开庭陈述,转而在陈述中尝试临时向仲裁庭解释欠付转会费并非是为了逃避债务,明显打乱了其既定节奏。 3、证人证言(Oral Evidence) 证人证言环节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先是申请证人出庭方询问证人,而后由对方盘问证人,最后由仲裁庭就其关注的问题询问证人。我们代理的案件中,基本上都是对方申请证人(例如球员、教练、经纪人或经办人)出庭作证,我们作为盘问方。本案中,该环节时间合计约40-45分钟。 证人盘问是整个庭审的重头戏,也是最富有挑战性、最具有趣味性的环节。其他庭审环节中,由于双方均已经做好准备,双方口头陈述的内容基本上不会偏离事先准备的范围,只有证人盘问是在现场实时发生的,证人如何作答具有不确定性,需要盘问方临场应变,不断调整盘问策略和盘问节奏。如果能够通过盘问发现证人现场回复与证言内容自相矛盾,或者引导证人作出对对方不利的陈述,那么无疑将直接“击穿”证人,其证言可采信程度势必大大折扣。 由于个案案情相同,针对每位证人的盘问问题,我们都会结合案情精心设计,并且团队内部多次讨论,还会通过模拟庭审的方式进行实战演练,而后再根据模拟反馈情况进一步细致打磨。结合我们历次盘问证人的经验,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让证人少说话”,因为证人一旦对问题展开答复,必然会作出对申请其出庭方有利的陈述,因此需要针对证言薄弱或易于攻击的地方提前设计好短小精悍、步步紧逼式的问题,争取一直问到证人哑口无言或无法作答。而这些现场盘问的情况,无疑将成为后续程序中可以强化己方观点的有利“子弹”。 4、结案陈词(Closing Submissions) 结案陈词环节一般给予双方较为充裕的时间,以便于双方将案涉争议焦点逐一论述,包括事实依据、法律适用等,全面陈述为何仲裁请求或答辩意见应被支持。结案陈词一般是双方提前准备,并根据庭审过程中仲裁庭询问的问题、关注的重点及证人盘问情况等适度调整或补充。 本案的结案陈词约45分钟,相当于一节课的时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仲裁庭有可能难以一直保持全神贯注,因此除结案陈词如何抓住仲裁庭的注意力非常重要。由于仲裁庭已经事先查阅过仲裁申请书以及答辩意见等书面材料,如果结案陈词照本宣科,将变得索然无味。因而,如何通过好的呈现形式吸引仲裁庭的注意力是这一环节的重点。 例如,与我们常打对台的西班牙体育法律师采用的策略是,主动提及某位仲裁员当庭询问的问题,以及其理解的仲裁员想要了解的具体情况,而后再将其所想表达的观点、依据的事实及援引的法律“揉”到回复中,巧妙的将长达45分钟的单方阐述变为一问一答的形式。如此,在充分表达观点的同时,也能够使仲裁庭保持专注度。 5、反驳辩论(Rebuttal) 反驳辩论环节,类似于国内法院开庭的最后陈述环节,即双方结合整体庭审情况分别做最后总结性发言,例如就仲裁庭关注的核心要点、庭审争议焦点或需要反驳的对方观点等再次总结陈述。但与国内开庭时大多数当事人只会简单地发表例如“请求判如所请”之类的最后陈述这一实践不同,该环节在境外庭审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双方均有机会结合庭审情况进行实质性发言并且在关键问题上引导仲裁庭的看法。 本案中,由于在开庭陈述、结案陈词阶段我们已充分陈述己方在事实及法律方面的观点及依据,因此在反驳辩论环节,我们没有拘泥于技术细节,而是进一步强调了对方一直以来的行为并不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这一客观事实,例如其言行与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以及对方行为显然构成了对裁决机构权威的漠视等。这一策略在庭审的最后阶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我们观察,当我方发言时,仲裁员频频点头并且认真作记录。 6、仲裁庭闭庭说明(Panel’s Closing Remarks) 在此环节,仲裁庭会询问双方对本次开庭程序是否有任何意见或需要额外补充的。如各方无异议或补充,仲裁庭将会宣布结束本次庭审。本案中,首席仲裁员临近尾声时表示将会在夏末秋至时作出裁决。 二、如何做好CAS开庭准备 在详细了解上述CAS开庭流程后,不难发现,与国内法院开庭中单独存在法庭调查环节不同,CAS开庭并没有设置仲裁庭询问环节,而事实上,仲裁庭的询问贯穿庭审始终。仲裁庭有可能在代理人陈述过程中随时打断并提出问题,也有可能在某个环节结束后统一提出其想询问的问题。 虽然存在诸多开庭环节且仲裁庭询问问题无法准确预测,但万变不离其宗,事实梳理与法律适用仍是做好开庭准备的基本盘。 1、事实梳理 与国内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同,根据CAS仲裁规则,双方在提交仲裁申请书或答辩意见时应提交全部证据,除非极特殊情况,CAS不允许双方补充证据。这就要求在准备案件时应做到举证穷尽,以免关键证据因错过期限而被拒之门外。 另外,CAS仲裁庭的审理风格非常细致且会在庭前仔细查阅案卷,仲裁庭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多次直接询问哪份证据的哪一页能够证明特定事项,这就要求代理律师在准备案件时对案件事实及其所对应的证据应烂熟于心。 2、法律适用 仅就国际足球争议而言,CAS审理案件优先适用《FIFA球员身份和转会规则》(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RSTP”),如RSTP无明确规则可以援引,则补充使用瑞士法裁判。另外,我们理解,CAS裁判风格系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混合,既会援引法律或规则,亦会援引CAS先前判例作为裁判依据。有鉴于此,代理律师不仅需要熟悉RSTP足球规则,同时也要仔细研读瑞士法及CAS过往判例,这样才能做到法律适用的全面准备。 就此,我们已着手建立自身体育法纠纷数据库,针对实践中高发的争议类型,例如俱乐部与球员/教练员间的欠薪纠纷,俱乐部之间的球员转会纠纷等,就其中所涉法律适用问题,我们将RSTP、瑞士法等有关规则、法律分门别类,同时将多次被援引的、典型的CAS判例中有关特定问题的分析论述截取摘录,并对数据库定期更新,便于我们代理案件时查阅适用,不仅能够提高效率,亦保证全面性。 后续,汉坤体育法团队将陆续从不同角度分享本次CAS现场开庭的见闻与感受,以飨读者。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深化,老年群体对健身服务的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越来越多的银发人士选择进入商业健身场所,以期通过科学锻炼提升晚年生活质量、维护身心健康。然而,在现实中,部分商业健身机构却对老年消费者设置了不合理的准入限制,例如,部分规模较小的健身机构直接拒绝老年用户办理会员或接受服务;依托智能化设备的24小时无人值守健身房,则普遍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设定年龄上限条款,将高龄老年人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更有甚者,健身服务从业人员如私人教练坦言“教练需对安全负责,事故责任难以承担”。 另外,也存在健身机构通过一些“私教课卡使用不完过期作废”的“霸王条款”,让银发老人陷入困境。 这些现象引发了深层次的问题:老年人健身权利和健身机构经营风险该如何平衡、如何保障? 本文通过两个真实案例与专业法律分析,带你厘清“银发健身”中的权责边界与维权路径。 案例一 2024年初,88岁的张老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温州某健身房游泳,却发现自己使用了六年的会员通卡突然失效。工作人员委婉告知:“老爷子,您这年纪实在不适合继续健身了。”原来在2018年12月,张老人(82岁)为健身游泳需要,办理了“单店五年卡”。随后多次办理会员卡升级业务,有效期延至2031年10月。相关会员业务协议均约定,会员应保证身体状况良好。其中2022年的该次升级会员卡所签协议中,另增加约定:成人卡仅限16-65周岁人员办理…超过60周岁的会员,须向本中心提供健身体检报告。2023年12月,应某健身公司要求,张老人及其子女也出具安全担保书。 2024年1月,张老人被健身房拒之门外之后,便一纸诉状将健身公司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某健身公司已对张老人就年龄格式条款内容进行充分说明告知,且张老人首次办卡时即已超过协议所定的65周岁年龄上限,之后的三次会员卡升级应当视为某健身公司已经以其实际行为认可张老人具备成为其公司健身会员的资格。且张老人的体检报告显示其身体健康,又愿意配合签署安全担保书。该健身公司强行停止张老人健身通卡使用并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违反了尊老敬老、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最终判决该健身公司及时为张老人恢复健身通卡使用权,并赔偿违约金500元。 案例二 丁老人(1953年6月生)患有“腰椎滑脱症、腰椎管狭窄症”,长期受腰痛困扰,其于2021年2月在某体育公司开设的健身房咨询游泳相关事宜。同日,签订《合约书》,约定丁老人向该健身房购买两年游泳卡及八次游泳私教课,费用共计5千余元。之后,丁老人先后三次去健身房试游,均因为水温太凉,身体无法坚持。同时,丁老人腰疼加剧前往医院就诊,医嘱“避免受凉”。丁老人遂来到健身房要求退卡退款,多次协商无果,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丁老人在订立案涉服务合同时已年满67周岁,系老年人,健身房作为提供健身服务的专业机构应注意审查丁老人的身体状况,确保其适合游泳训练。根据医院诊断及医嘱,丁老人患有腰疾,需避免受凉,即其身体状况不适宜游泳。案涉服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无法继续履行,遂判决解除案涉服务合同、退还办卡费用。 律师说法 健身公司作为提供专业化、社会化健身服务的市场主体,基于经营风险防控之目的对会员年龄等缔约条件设置相应限制,本身属于市场自由调节范畴,但健身机构经营者在防控经营风险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也应当寻求必要平衡,不得以过度防范风险为由,对老年群体等特殊消费者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权利限制。另外,针对患有基础疾病,不适宜参与某些运动的老年人。经营者也应当将以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不能单方面追求盈利而一味促成消费者买课及办卡。 对于老年消费者而言,缔约时需重点审慎以下法律风险点: 1、警惕格式条款陷阱:对涉及“附赠权益不退”、“概不退费”、“有效期届满未消费自动作废”等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义务的条款保持警觉; 2、强化固证意识:完整保存支付凭证、书面合同及补充协议文本,电子签约需留存可追溯的原始数据; 3、救济路径:当经营者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或未尽告知义务时,可根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来为老年健身权益正名。
2025年4月22日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发布了《QuarterlyReportonCASFootballAwards》[1](《CAS足球案件季度报告》), 旨在为法律从业者、足球管理者及所有相关方提供足球案件CAS裁决的最新全面分析。据国际足联统计, 提交给CAS的仲裁案件中有超过70%涉及足球案件, 可见CAS在足球相关争议解决中的重要性。该报告将每季度发布, 除了CAS裁决之外还会收录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与欧洲法院的相关重要案件。 本次发布的季度报告案件类型覆盖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合同纠纷、转会争议、纪律处分等, 共计汇总了81件案例。我们从中挑选了一些值得讨论的案例, 同时对于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在处理外援合同时提供一些合规思路。 案例一、CAS 2023/A/9636 Mezokovesd Zsory Futball Cub LLC v.Antonio Vutov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关键词: 管辖权、俱乐部处理球员合同的风险(梯队调整) 1、案情概述 1.1 2020年9月, 保加利亚球员Antonio Vutov与匈牙利俱乐部 Mezőkövesd Zsóry FC签署了一份工作合同。 1.2 2022年6月, 俱乐部以 “表现不佳”及身体状况等问题为由将球员降至青年队(即, 二队)。球员被禁止参加一线队的训练与比赛, 期间只能与二队球员共同训练, 并且俱乐部还逾期支付了2022年5月和6月份工资。 1.3 球员多次书面要求恢复一线队身份与支付工资未果, 最终于2022年7月14日依据《FIFARegulationsontheStatusandTransferofPlayers》(FIFARSTP)第14条第2款(恶意行为, abusive conduct)主张以正当理由(just cause)解约。 2、值得关注的争议焦点 2.1 合同约定和程序瑕疵对FIFA和CAS管辖权的影响 俱乐部主张, 依据匈牙利劳动法及合同第49条规定, 劳动争议应由匈牙利劳动法院(Egri General Court)审理。俱乐部主张, 匈牙利劳动法院已经于2023年8月25日就本案作出了决定。 (注: MLSZ为匈牙利足球协会的缩写。) 尽管如此, CAS仍然受理了本案, 我们概括相关理由如下: 首先, CAS认为工作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表述模糊, 并没有明确排除FIFA的管辖权。在多个争议解决机构并存于争议解决条款的情况下, 合同又采用了 “当事人可以(may)作出选择” 的表述, 因此可以认定当事人亦约定了FIFA对合同争议的管辖权。 同时, 尽管俱乐部主张匈牙利劳动法院已就本案做出决定, 但是CAS依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PILA)第27(2)(a)不予承认该决定的效力, 理由包括: (1) 尽管俱乐部主张根据匈牙利劳动法院在2023年8月的决定书(decision)和10月6日的声明书(declaration)中确认了相关程序的终局效力, 但是其未能提供相应原始文件; (2) 俱乐部提供的相关材料存在形式瑕疵, 例如: 法院的决定书中没有法官的签字或法院盖章; (3) 数据显示匈牙利法院决定书的生成时间为2024年2月2日而非2023年8月; (4) 俱乐部未能就在决定作出后拖延了6个月才向CAS提交做出合理解释; (5) 当地司法程序可能存在通知送达的程序瑕疵; (6) 匈牙利劳动法院的程序启动时间晚于球员向FIFA争议解决委员会(FIFA DRC)提交申请的时间。 2.2 俱乐部需要谨慎处理人员调整、沟通等问题, 否则存在被认定为恶意行为(abusive conduct)的风险 俱乐部主张工作合同第10条赋予其将球员安排至不同梯队的权利。但是根据CAS判例, 俱乐部将球员下放梯队必须具备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而决不能随意使用。尽管俱乐部提供了多项体测数据, 试图证明球员的身体状况不能达到一线队的标准, 但是CAS仲裁员认为俱乐部不仅未能就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尽到举证责任, 也未能证明以体测数据调整梯队名单是俱乐部的惯例标准, 因此实质上是俱乐部为了故意为难球员而采取的针对性做法。 除此之外, 俱乐部还分别延迟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逾期发放了2022年5月和6月份的工资。以及, 对于球员表述俱乐部曾主动提出解约的主张, 俱乐部亦未予以驳斥。同时, 球员通过其律师多次联系俱乐部要求提供合理解释和询问返回一队的安排, 但是俱乐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3、裁决结果 CAS基本维持了FIFA的决定, 裁决俱乐部须向球员支付剩余合同价值作为赔偿。 4、延伸讨论 4.1 管辖权 从裁决书的内容可见, 仲裁庭并没有否定当事人将案件提交FIFA以外的权利。实际上, FIFARSTP第22.(1).(b)条本身亦不排除当事人将争议提交至本国争议解决机构或者类似机制的权利, 前提是相关机构经FIFA认定符合相关标准(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Chamber Recognition Principles)。那么在我国已经成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情况下, 是否可能通过国内争议解决机制处理FIFA管辖范围内的合同纠纷并且得到国际认可, 亦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4.2 粗放管理可能被视为构成合同违约的 “恶意行为” 下放预备队和轻微程度的逾期发放工资, 单一行为不构成球员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 但是成为CAS仲裁员的综合考虑因素。国内俱乐部往往对于球员管理采取较为粗放的方式, 而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到, 球员并不必须证明欠薪达到2个月之前才有权解除合同。俱乐部在处理合同时应当注重综合考量FIFA和CAS相关判例对于俱乐部行使自身权利之合理边界的评判因素。 案例二、CAS 2023/A/10204 Márkó Futács v. Yeni Mersin Idmanyurdu Futbol A.S. & FIFA 关键词: 体育继承者、诉讼时效 1、案情概述 a) 匈牙利球员Márkó Futács与土耳其足球俱乐部Mersin Idman Yurdu(MIY)于2018年9月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 约定分期支付33万欧元欠薪, 其中2019年11月底前支付1.5万欧元, 此后每月底支付2,500欧元直至付清之日(即, 最后一笔付款日期为2030年5月31日)。由于经营问题, MIY俱乐部2019年6月解散。 b) 2023年8月14日, 球员向FIFA DRC提出申请, 主张Yeni Mersin俱乐部是其体育继承者(sporting successor), 应承继其全部债务。 (注: 根据《FIFA纪律准则》第12条和《FIFARSTP》第25条等条款, 为了防止俱乐部通过 “换壳” 的方式规避债务, 如果两家俱乐部之间被认定承继关系, 则在原俱乐部脱离FIFA管辖范围后, 新俱乐部须承担原俱乐部的全部债务。) c) FIFA争议解决庭(DRC)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球员索赔。随后, 球员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AS)。 2、值得关注的争议焦点 a) 诉讼时效 根据FIFARSTP第23条第(3)款, 国际足联设定的争议解决时效为争议产生后的2年。 从CAS裁决中披露的FIFA Decision可以看出, FIFA认为该案已经超过2年时效的主要理由在于: (1) 球员在MIY俱乐部逾期支付第一笔和解金(2019年1月到期)后并没有向FIFA申请争议解决而是请求FIFA对俱乐部作出纪律处罚, 并且后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2) 球员自认明知Yeni俱乐部已于2019年6月成立, 以及主张两家俱乐部当时就出现了体育继承的问题, 但是直至2023年才提出主张。 然而, CAS并不认同FIFA将整体请求视为超过时效的决定, 而是应当以每笔和解金的到期日为起算点。实际上, FIFA在自己书写的《FIFA’s Commentary to the FIFARSTP》中也是这么表述的。并且, 仲裁庭亦认为体育继承问题只可能对已到期债权的起算时间产生影响, 而不会导致未到期债权的起算时间发生变化。 b) CAS不宜直接通过FIFA另案决定将俱乐部认定为体育继承者 球员主张FIFA已经在其处理完毕的两个纪律案件中将Yeni俱乐部认定为体育继承者(FDD-14109和FDD-15539), 但是CAS认为个案情况有所区别, 并且FIFA具备更多的调查手段(例如: 取得土耳其足协的协助), 因此相关问题仍应当由FIFA处理。 3、裁决结果 a) 球员对于不晚于2021年8月14日到期和解金的主张未超过时效, 而此前部分不予处理; b) 本案发回FIFA按照上述时效决定重新作出决定。 4、延伸讨论 a) 尽管仲裁庭并未就Yeni俱乐部是否属于体育继承者作出裁决, 但是我们通过以往的FIFA案例可见, FIFA对于体育继承者往往采取了较低的判断标准。因此俱乐部投资人在处理新球队的视觉设计、球迷社区运营、经营场地等事项时需要更为谨慎。 b) 此外, 本案中球员仍然可能难以就其矛盾论点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为什么其在主张Yeni俱乐部2019年成为体育继承者的同时, 却拖延至2023年才起诉。假设针对新俱乐部是否属于体育继承者这一问题的争议时效起算也从2019年开始, 那么是否有可能由于球员的拖延导致再次不予处理? 通力律师事务所体育娱乐法团队长期致力于为国际、国内体育娱乐产业机构及从业者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在职业足球领域和新兴体育领域均有着丰富的执业经验, 全面助力体育娱乐产业客户在行业发展中保持优势地位。 注释 [1] https://ipt.fifa.com/legal/court-of-arbitration-for-sport/news/fifa-launches-quarterly-report-on-cas-football-related-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