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数字经济时代，域名作为互联网的基础寻址标识，兼具技术定位与商业标识的双重功能。当域名的主体部分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近似时，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然而，域名与商标在权利产生基础、保护逻辑和制度设计上存在本质差异，不宜简单套用商标法框架评价域名持有行为的正当性。 本文尝试从财产权的法理基础出发，厘清域名与商标各自的权利逻辑，并结合WIPO仲裁实践与中国司法判例，探讨域名“单纯持有”（mere holding/passive holding）在恶意认定中的法律评价标准。 一、域名与商标：看似相似的双重属性，截然不同的法理底色 域名（Domain Name）是用户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网址文本，如 baidu.com。由于域名一般由短小易记的词组组成，其主体部分往往直接指向网站的主要内容，天然具有品牌识别功能。这种特征使其在表象上与商标高度相似，但两者在法理基础上存在根本差异： （一）商标的“用益主义”：不用则撤 商标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使用——通过持续经营积累的商誉构成商标保护的核心利益。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用益型”财产权的内在逻辑：法律授予商标权人独占权的正当性前提，是权利人将该商业标识投入市场使用、通过经营行为创造可供保护的商誉。因此，商标法设立“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本质上是对用益型产权的制度回应：法律授予独占权的代价是投入使用、回馈市场。简言之，商标是“因用而有”，若长期不使用会面临被剥夺权利的法律风险。 （二）域名的“先占主义”：静默合法 域名权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合法注册取得的排他性占有。域名在全球域名系统（DNS）中具有唯一性，其价值源于技术架构下的稀缺性。《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域名持有人依法注册并按期续费，即可维持对域名的合法占有，无需承担类似商标的持续使用义务。 因此，在域名制度中，“不使用”是一种中性状态。持有人既不因静默持有而获得额外法律优待，也不因此承担权利弱化的不利后果。这一特征决定了：在域名争议中，“未使用”不等同于“恶意”，也不宜将商标法下的“不用则撤”逻辑移植到域名领域。 二、恶意认定的法理边界：“不使用”不当然等于“恶意” 基于上述财产权结构差异，商标制度与域名制度对“不使用”状态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法律评价： 在商标制度下，“不使用”触发权利弱化机制——三年不使用可被撤销，因为闲置意味着商誉基础的消失。在域名制度下，“不使用”不影响权利本身的存续——只要合法注册并持续续费，持有人对域名的财产权不因静默而减损。正是基于这一结构差异，域名争议中的“单纯持有”（mere holding）原则要求：对持有人是否存在恶意的判断，必须置于个案综合判断框架内进行，不能将“未使用”作为认定恶意的独立依据，也不能将其异化为对持有人的当然不利推定。 三、实务裁判：单纯持有（Mere Holding）不当然构成侵权 在域名争议的司法与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实务中，各法域均遵循相同法理：单纯持有（Mere Holding）仅是一种客观状态，而非恶意的当然推定依据。是否构成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仍应结合域名含义、注册背景、持有人行为以及是否存在攀附商誉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当持有人存在攀附商誉、误导公众、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其他针对商标权人的不正当目的时，单纯持有才可能被进一步评价为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如果投诉人的商标知名度不高、域名本身属于通用词汇、或者缺乏其他证据证明被投诉人有搭便车/通过域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时，专家组通常会认定恶意不成立，从而驳回投诉。 （一）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仲裁实践： 1. Telstra Corporation v. Nuclear Marshmallows (WIPO Case No. D2000-0003)：消极持有本身不能自动认定恶意 本案为UDRP体系中“消极持有”问题的里程碑案例。被投诉人注册了telstra.org 但从未建立网站。专家组指出：消极持有本身不能自动认定恶意，但结合以下因素可综合认定——投诉人商标在澳大利亚享有极高知名度、被投诉人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注册、无法设想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存在任何善意使用的可能。最终裁定转移域名。 该案确立的核心规则是：消极持有并非恶意的充分条件，但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综合判断因素之一。此后WIPO《OverView3.0》第3.3节将此归纳为“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全部情形综合判断）标准。 2.Indofil Chemicals Company v. Amar Vakil (WIPO Case No. D2006-0792)：单纯持有不能推定为善意或恶意 被投诉人于1998年注册indofil.com，但长期未建立网站。投诉人Indofil Chemicals Company拥有indofil商标，以“闲置即恶意”为由提起投诉。专家组驳回投诉，裁决域名继续由被投诉人持有。专家组认为，投诉人未能证明被投诉人注册域名时系针对投诉人商标，没有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出售域名、误导用户或利用投诉人商标获利，而长期未使用（passive holding）本身不足以证明恶意。专家组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 “Passive holding is not evidence of either good or bad faith.” 即： 消极持有既不是善意证据，也不是恶意证据。 3.Fortrend Group LLC v. Rami Atallah (WIPO Case No. D2013-1377)：通用词汇域名的消极持有受保护 Fortrend Group LLC 是美国一家时尚零售企业，自2008年起使用 PRIVÉ 品牌经营二手及样品奢侈品销售业务，拥有美国注册商标 PRIVÉ，其主要网站为 theprive.com。投诉人主张 prive.com 与其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被投诉人对该域名没有合法权益。 专家组认为，prive.com与投诉人的PRIVÉ商标构成近似，但“privé”是法语常用词，意为“private”，属于具有独立词义的通用词汇，仅凭域名主体部分本身无法推断其针对投诉人。专家组还特别指出，投诉人关于“域名长期未使用（passive holding）”的主张并不足以自动证明恶意，仍需结合全部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最终投诉被驳回。 4. Match.com, LP v. Bill Zag and NWLAWS.ORG （WIPO Case No. D2004-0230）: 通用词汇域名的消极持有受保护 投诉人Match.com, LP是知名在线交友平台，自1997年起注册使用“MATCH.COM”商标。被投诉人自2002年起注册并持有一系列包含“match”一词的域名，其中部分域名未实际投入运营，处静止状态，个别域名曾指向在线交友或相关网站，并存在域名出售或挂牌转让的情形。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域名停放、出售及部分竞争性使用行为，属于恶意注册与恶意使用。 专家组指出，“match”一词本身属于常见英语词汇，具有“匹配、相配”等通用含义，并非投诉人独创或高度独占性标识，因此不能当然认定域名必然指向投诉人商标。其次，专家组认为，UDRP制度下的恶意认定必须结合注册时的主观意图进行判断，不能仅凭域名与商标的相似性或域名未使用（passive holding）就认定为恶意。在综合考虑域名的通用词属性、缺乏针对性证据以及被动持有本身不足以推定恶意等因素后，专家组裁定驳回投诉，相关域名维持由被投诉人持有。 （二）中国司法实践 在域名争议处理中，UDRP规则体系与中国法院关于商标侵权的审查路径虽在制度结构上存在差异，但在对“静默持有（passive holding）”的法律评价上趋于一致。UDRP体系强调，域名未投入实际使用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而应结合商标知名度、注册人行为模式及是否存在针对性等因素综合判断；中国法院在处理域名与商标冲突案件时，则通过“商标性使用—混淆可能性—主观过错”的构成要件框架，通常认定仅有域名注册或未实际投入使用的事实，不足以证明侵权成立。尽管两种体系在规范表达上分别使用“恶意推定规则”与“侵权构成要件规则”，但在证据评价层面均体现出共同立场：域名的消极持有状态本身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否定性后果，权利人仍需进一步证明存在指向性利用或混淆性后果，方可触发不利评价。 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两种规则体系对于域名与商标权利基础差异的共同认识：商标权的取得与保护建立于使用及商誉积累，而域名权利则源于注册机制所赋予的先占性、唯一性与排他性，因而不能仅因其与既有商标发生文字重合，便否定域名注册人基于合法注册所取得的权利地位。 1.曼卡龙珠宝公司诉吴永安域名侵权案 案号：（2014）杭下知初字第300号 |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被告持有mclon.cn域名，主体部分与原告“MCLON”注册商标完全一致。原告以域名侵害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被告虽持有与原告商标相同文字的域名，但未通过该域名进行任何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持有行为导致公众误认。判决明确指出： 持有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域名，但未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且无证据表明该域名使用导致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不足以认定该行为侵害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该案在中国法语境下确认了与WIPO仲裁实践一致的立场：域名的静默持有不当然产生侵权后果，恶意认定需要积极的证据支撑。 2.DKH零售有限公司、极度集团诉上海智事科技公司域名侵权案 案号：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被告持有争议域名superdry.cn，原告拥有第25类“Superdry”商标。法院从三个维度否认恶意：其一，“superdry”为通用英文词汇（意为“超级干燥”），可与多个行业产生关联，不具有指向原告的唯一性；其二，原告商标知名度有限，相关公众不会因域名当然联想到原告；其三，域名交易属于常见市场行为，仅凭高额报价不足以证明恶意。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该案对实务中常见的“高价=恶意”论证逻辑作出了明确否定：域名作为稀缺的数字资产，其市场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持有人对域名的定价行为本身不构成恶意的推定依据。 四、恶意认定的综合判断框架 综合上述裁判实践，无论UDRP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还是中国司法，恶意认定均遵循“综合判断”而非“单因素推定”的分析路径。结合及WIPO《OverView3.0》第3.3节，可归纳如下判断要素： （1）投诉人/原告商标的知名度： 商标知名度越高，被投诉人对商标的知悉可能性越大，恶意推定空间越大；反之，若商标知名度有限，则难以推定被投诉人“针对”该商标注册域名。 （2）域名本身的含义： 若域名由通用词汇、地理名称、常见人名等构成，其注册动机可能与商标无关；若域名为臆造词且与商标高度一致，恶意可能性增大。 （3）注册时间与背景： 注册是否发生在商标取得知名度之后？持有人是否与商标权人存在业务关联或竞争关系？ （4）注册后的行为模式： 是否存在出售要约、是否设置竞争性广告、是否实施了误导性跳转等积极攀附行为？ （5）持有人身份信息： 是否使用虚假注册信息？是否存在大量抢注他人商标的历史？ 只有在上述因素综合指向恶意时，“单纯持有”才可能被评价为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缺乏积极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单纯持有本身不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四、结论 域名争议解决的核心在于准确识别恶意：既要有效打击以攀附商誉为目的的抢注行为，也要避免将合法的域名财产权置于不当的举证劣势之中。商标“因用而有”，域名“先占而有”，两者遵循不同的权利逻辑，服务于不同的制度目标。回归各自权利的正当性基础，坚持个案综合判断的分析方法，方能在保护商标权人合法商誉与维护域名持有人正当财产权之间，实现公平裁判。 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律师的作用不可替代。域名争议往往横跨技术规则与法律规范、国际仲裁程序与国内司法救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一般规则等多个领域，需要对UDRP程序规则、各仲裁机构的裁判倾向、中国法院的司法立场以及域名行业的商业逻辑有系统化的认知。无论是代理商标权人发起投诉、还是协助域名持有人进行合法权益抗辩，精准的法律定性与充分的证据策略，往往直接决定争议的走向。 展望未来，随着新通用顶级域名（New gTLD）的持续扩展、Web3.0去中心化域名体系（如ENS、Handshake）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商标检索和域名估值的深度介入，域名与商标之间的权利边界将面临更多元的挑战。传统“一商标对应一域名”的线性冲突模式，正在向跨平台、跨技术架构的立体化争议形态演变。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延续“综合判断”的法理基础及实务导向，平衡创新发展与权利保护，将是知识产权实务持续探索的方向。

一、引言 集成电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技术密集型的行业特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占据根本性地位。随着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深化，无论是科创板“硬科技”定位的强化，还是创业板对“三创四新”特征的关注，监管部门对拟上市集成电路企业的知识产权审核日趋严格。特别是2024年《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的再次修订，将“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明专利5项以上”调整为“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并能够产业化的发明专利7项以上”，进一步凸显了知识产权质量与产业化能力的双重考量。本文拟结合审核实践与典型案例，系统梳理集成电路企业IPO过程中知识产权审核的核心要点，以期为从业者提供参考。 二、核心技术来源与权属清晰性 （一）技术来源的完整披露 审核机构对集成电路企业核心技术来源的问询，通常要求发行人清晰阐述技术的形成过程与演进路径，区分行业共性技术与自身特色技术，并说明核心技术与主营业务的对应关系。根据审核实践，技术来源主要包括自主研发、继受取得（受让、收购）、合作研发、委托研发以及技术授权等情形。 以XX微电子案例为鉴，该公司因存在较多继受取得的专利技术，且报告期内委外研发及咨询费占研发费用比例达17%-30%，监管机构要求其分类列示通过收购、技术授权、合作研发、委外研发等方式取得技术的具体情况，包括来源主体、获取方式、支付对价及公允性、各方权利义务安排等，并要求发行人说明能否长期稳定使用有关技术、是否进行了二次研发、是否存在外部技术依赖。这一问询逻辑表明，审核机构不仅关注技术来源的合法性，更关注发行人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与自主创新能力。 （二）职务发明与竞业禁止的审慎核查 集成电路行业人才流动频繁，核心技术人员曾任职于同业竞争企业的情况较为普遍。审核机构对此类问题高度关注，重点核查核心技术人员与前任职单位是否签署竞业禁止、保密协议，公司核心技术是否与前任职单位有关，是否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在华曙高科案例中，监管机构特别问询其核心技术人员与3D S公司是否存在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核心技术是否属于原任职单位的职务发明。发行人通过美国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证明相关技术与前任职单位主营业务无关，且离职已逾18年超过诉讼时效，成功化解了审核疑虑。而在XX诚科案例中，因32名管理人员及研发人员曾在XX华威任职，监管机构要求说明相关人员在前任职单位的研发内容及成果与在发行人处的差异，以排除职务发明的可能性。 从合规角度而言，集成电路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入职背景调查机制，对拟录用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前任职单位、竞业限制义务、保密义务的审慎核查，并在劳动合同中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保密义务及违约责任。对于存在潜在争议风险的人员，可考虑设置等待期、权限限制等隔离措施。 三、核心技术的先进性与科创属性 （一）专利数量与质量的平衡 《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对发明专利数量提出了明确的量化指标要求，但审核实践表明，单纯满足数量门槛远不足以论证科创属性。监管部门更关注发明专利与主营业务、核心技术的对应关系，以及专利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实际贡献。 某芯片公司申报科创板时持有5件发明专利，其中3件无偿受让自关联方、1件为申报前受让取得，审核机构要求说明受让取得专利的原因及合理性、受让前是否已实施相关专利、受让专利的发明人是否已在发行人处任职、自主研发能力是否存在局限性，最终该公司撤回上市申请。另有某智能设备公司在专利数量远超量化指标的情况下，因主营业务收入90%来自智能设备业务而专利布局集中于数据中心业务，核心技术与主营业务的对应关系未能充分论证，保荐机构被证监会认定“未勤勉尽责”。 上述案例警示，集成电路企业应当围绕核心技术和主营产品构建系统性的专利布局，确保专利组合能够有效覆盖主营业务的技术方案，而非简单追求数量堆砌。 （二）技术先进性的客观论证 审核机构要求发行人对技术先进性进行客观、可验证的论证，避免使用“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等主观表述而无具体依据。华澜微案例中，监管机构要求其结合行业同类技术比较情况，说明核心技术优势的具体体现及对应产品的收入毛利情况，并在研项目中“国内/国际领先”表述须提供依据。 对于集成电路企业而言，论证技术先进性可采取以下路径：一是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技术指标进行量化对比，包括制程工艺、功耗、集成度、可靠性等关键参数；二是说明产品通过的车规级认证（如AEC-Q100）等第三方权威认证情况；三是披露参与国家重大专项、实现国产替代的技术突破；四是提供行业排名、市场占有率等第三方数据佐证。 四、技术授权与合作研发的特殊规制 （一）Fabless模式下的技术依赖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普遍采用Fabless模式，与晶圆代工厂之间形成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审核机构关注发行人对供应商的技术依赖程度，以及相关技术授权安排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XX半导体案例具有典型参考意义。发行人与主要晶圆供应商武汉XX存在双向技术授权：发行人将NOR Flash产品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许可武汉XX使用并收取技术使用费，武汉XX则将MCU产品技术独占许可发行人使用10年。审核机构要求发行人说明相互授权并许可销售是否导致直接竞争关系、武汉XX作为第一大供应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是否存在产销量受限于武汉新芯的情形。 发行人通过论证双方合作的商业背景（武汉XX填补淡季产能、发行人缩短研发周期）、技术授权的具体范围（发行人仅授权产品布图设计而非核心技术）、供应商多元化的推进（已拓展中芯国际等替代供应商），成功回应了审核关切。这一案例表明，集成电路企业在开展技术授权合作时，应当明确约定授权范围、后续改进成果的归属、许可期限及终止条件，并保持替代供应商的开发能力，以降低单一依赖风险。 （二）合作研发的权属约定 集成电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研发较为常见，此类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易引发审核关注。审核指南明确要求，第三方合作研发、授权许可类合同中应当对专利、技术权属、侵权风险承担等作出明确约定。 从风险防控角度，企业应当签署清晰完整的合作协议，明确研发成果及迭代开发成果的权利归属、后续使用及费用分配。涉及高校或事业单位的，还应当取得相关单位对人员参与研发的合法性、知识产权归属的确认文件，以避免未来权属争议。 五、知识产权诉讼风险与应对 （一）诉讼对IPO进程的实质性影响 集成电路行业知识产权诉讼频发，审核期间遭遇专利侵权纠纷可能对IPO进程产生重大不利影响。XXX半导体案例即为近期典型：该公司于2026年3月15日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次日即被XX电子以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开庭时间定于4月27日——恰好处于通过聆讯至正式上市的1-2个月关键窗口期。 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发行人须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所有重大诉讼风险。此次诉讼的案由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相较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更高，一旦侵权成立，对被告方的打击也更为严重。在持续亏损、现金流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傅里叶半导体此次IPO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其“输血”能力。 （二）风险防范机制 审核机构对发行人是否存在未决知识产权诉讼、相关诉讼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予以高度关注。从过往案例看，在审核期间遭遇专利诉讼的企业，往往面临上市进程受阻的困境。有鉴于此，集成电路企业应当建立上市前的知识产权风险排查机制，包括： 其一，聘请专业机构出具自由实施（Freedom to Operate，FTO）报告，核查核心产品是否存在侵犯第三方专利权的风险。其二，对竞争对手的专利布局进行监控，预判潜在的诉讼风险。其三，在业务合同中设置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明确上下游合作中的侵权责任承担。其四，建立健全内部信息保护制度，防止技术秘密泄露。 六、信息披露与内控管理 （一）知识产权信息的充分披露 审核机构要求发行人对知识产权相关事项进行充分、准确的信息披露。根据《科创板拟上市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内控管理》团体标准，企业应当围绕自身科创属性，建立适应知识产权储备管理、对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知识产权风险管理、知识产权相关信息披露、创新成果与专利产业化等专章制度。 从信息披露实务角度，发行人应当详细披露：核心技术与专利的对应关系、专利的权属状态及法律状态、核心技术人员的任职履历及竞业限制情况、技术授权与合作研发的主要条款、未决或潜在的知识产权诉讼等。 （二）持续研发能力的证明 审核机构还关注发行人是否具备持续研发能力，包括研发投入占比、研发人员占比、新技术成果的持续产出等。集成电路企业应当保持相对稳定的专利申请及取得数量，积极申请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资质，参与行业排名和技术奖项评选，以论证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和行业认可度。 七、结语 集成电路企业IPO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审核，已从形式合规走向实质判断，从数量考核走向质量与产业化能力的双重验证。技术来源的权属清晰性、核心技术的先进性、技术授权安排的稳定性、知识产权诉讼的可控性，构成了审核机构审视企业科创属性的核心维度。对于拟上市的集成电路企业而言，应当将知识产权管理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在上市申报前开展系统的风险排查与合规整改，方能从容应对审核问询，顺利实现资本市场的跨越。 随着全面注册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审核标准的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在资本市场准入中的地位将愈发凸显。唯有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企业，方能在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摘要：全球半导体并购浪潮正以“AI驱动、地缘博弈、补链强链”为核心逻辑，进入高度活跃的新周期，这场变革不仅关乎技术，更是一场国家与产业战略层面的深度重塑。集成电路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并购交易中的法律尽职调查（Legal Due Diligence）相较于其他行业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律师团队需围绕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出口管制、反垄断及供应链安全等多重维度开展深度穿透核查。 关键词：半导体；并购；尽职调查；法律合规 一、半导体行业概述 半导体（Semiconductor）指一类导电性能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的材料，以及用这类材料制成的电子器件。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是把成千上万个半导体元器件（晶体管、电阻、电容等），集成在同一块半导体晶圆上，形成的微型电路系统。集成电路属于半导体范畴，但其范围小于半导体，半导体产业主要包含三大类产品：集成电路（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约 85%-90%）、分立器件（如：二极管、三极管、MOSFET、IGBT、晶闸管等单个功能器件）、光电子器件与传感器（如：LED、激光器、图像传感器、光伏电池、MEMS等）。 半导体产业链呈现“上游高壁垒、中游强分工、下游广应用”的全球化垂直分工格局，可分为三大核心环节与两大支撑体系。 上游为造芯基石，卡脖子攻坚的主战场，分为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和EDA/IP。半导体设备主要包括：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CVD/PVD/ALD）、‌离子注入机‌、‌清洗机‌、‌CMP 设备‌等前道晶圆制造设备和‌划片机‌、‌键合机‌、‌塑封机、测试机‌、‌探针台‌、‌分选机等后道封装测试设备。半导体材料按工艺环节分为晶圆制造材料（前道）和封装材料（后道）。晶圆制造材料主要包括硅片、光刻胶及配套试剂、电子气体、靶材、CMP 材料等；封装材料主要包括封装基板、引线框架、键合丝、环氧模塑料等。晶圆制造材料中，硅片占比最大，达35%，国内半导体硅片行业仍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当前国内半导体封装材料企业集中于中低端领域，高端市场竞争力仍待提升。[1]EDA 工具为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覆盖芯片设计全流程（前端设计、验证、后端布局布线）；IP 核是指已验证、可复用的设计模块。国内EDA/IP企业在技术层面，高端产品国产化率低，普遍缺乏全流程工具与IP整合能力，难以满足复杂芯片设计需求。国际巨头通过“工具—IP—工艺”深度绑定，形成封闭生态，国内企业产品兼容性与适配性不足，面临“无芯可测、无厂可验”的困境。[2] 中游核心制造环节包括芯片设计（Fabless）、晶圆制造（Foundry/IDM）和封装测试。芯片设计企业仅负责‌集成电路（IC）的设计、研发、销售及知识产权（IP）持有‌，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重资产环节外包‌给专业代工厂（Foundry）完成。晶圆制造分为两种模式Foundry和IDM，Foundry‌（晶圆代工厂）是指‌专门从事半导体芯片制造‌的企业，不自行设计芯片，而是为无晶圆厂（Fabless）设计公司提供芯片制造服务；IDM（垂直整合）是指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及销售全产业链的运营模式。封装测试是对芯片进行保护与质量检测，封装是指将通过测试的晶圆按照产品型号及功能需求加工得到独立芯片的过程，先进封装（CoWoS、2.5D/3D）成为算力芯片关键技术；测试则是对芯片产品的性能和功能进行验证，并挑选出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分为封装前的晶圆测试和封装后的芯片成品测试。 下游的应用场景是半导体价值的最终体现。半导体芯片通常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通信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家居等领域。AI相关算力需求正快速超越传统消费电子，成为主导半导体周期的核心变量。 二、2025年半导体行业并购事件汇总 中国市场：政策驱动下的“补链强链，价值协同”热潮，2025年，行业总交易同比大增60.7%，呈现结构性深度整合的态势：（1）国家队整合；（2）平台化转型；（3）跨界战略布局 2025年度中国半导体典型并购案例如下： 三、半导体行业并购法律尽职调查关注要点 半导体行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和核心竞争对象，半导体芯片支撑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军工等关键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国家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此外，半导体行业兼具技术、资金、人才高度密集的特征，技术迭代快且行业壁垒严苛，在并购交易的过程中需要额外关注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人才稳定性、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等方面。以下是并购交易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具体事项： （一）技术与知识产权 半导体行业作为技术密集型和具有高度技术壁垒的领域，各企业的核心价值凝聚在专有技术、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资产中，技术与知识产权审查是半导体行业并购尽职调查的核心关键环节，也是并购的核心审查重点。 1. 知识产权的权属完整性 首先需要穿透核查知识产权权属，确认企业是否为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人且权属是否清晰完整。在审查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登记或备案信息时，需要确认名义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的一致性，排查权属瑕疵。对于EDA企业，需要重点关注软件著作权的登记状态、权利人信息，核查是否存在挂靠、代持等情况以确保软件著作权归属于标的公司而非个人或第三方。若存在多个权利人共有的专利技术，需核查共有人之间的权利分配协议，确认并购后是否需要全体共有人同意才能使用该技术，避免后续因为共有人异议导致技术使用受阻。 2. 知识产权的取得方式 知识产权的取得方式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若为原始取得，需审查核心商标、专利及技术是否通过职务发明或协议约定明确归属。若属于继受取得，则需要审查来源及来源的合法性、继受取得程序的合规性与对价公允性等内容。此外，还需审查是否存在与第三方合作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况。校企合作或者企业与第三方合作研发的情形在半导体行业内较为常见，此时需要审查双方之间的约定及是否存在争议。 3. 知识产权权利是否存在瑕疵或纠纷（FTO调查） 交易过程中需要审查知识产权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限制性权利，是否设有独占 或排他许可限制转让。同时通过核查专利年费缴纳状态，确认专利在法定有效期内。此外，还需检索诉讼记录并进行技术对比以此判断是否存在侵权风险。 4. 知识产权保护及商业秘密保密措施 知识产权作为半导体企业的核心资产，企业应当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以充分保护技术创新成果、构建竞争壁垒。此外，半导体企业具有诸多技术型或非技术型商业秘密，如源代码、工艺库与数据模型、算法与核心技术、客户信息、供应链信息等等，且企业大量核心工艺为未公开Know-how（技术诀窍），需要通过建立系统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加以保护，制度内容包括设置秘密等级、设置访问权限、采取物理隔离等措施。因此，在尽职调查过程中需要审查企业是否存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商业秘密保密机制、奖惩机制、核心知识产权的保护性布局等等管理措施。 （二）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直接决定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和产品迭代速度，更是保障产能稳定、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力量，对于半导体企业而言，除了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人员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与价值。 1. 过往任职背景 尽调过程中需要对核心技术人员的任职背景做细致的调查了解,了解企业是否存在完善的人才背景调查机制以防范潜在的不正当竞争风险。核查核心技术人员是否来自行业内竞争对手，其过往任职的技术领域与目标公司核心技术是否存在重合。 2. 竞业限制与保密协议 逐一核心技术人员是否与标的公司、前雇主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等协议，确认有关协议的有效期是否仍有效还是已解除，并明确竞业限制的范围（主要是竞争对手的范围和业务领域）、补偿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核查核心人员是否存在违反前雇主竞业限制、保密义务的情形，是否有涉及技术侵权的诉讼或行政处罚记录，防止其带来的技术存在侵权风险并导致公司存在被追究侵权责任的潜在风险。 3. 入职合规性 尽调需要审查核心技术人员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签署，是否存在未签劳动合同、未足额缴纳社保或公积金的情况，入职前公司是否充分背调，了解核心人员和前司是否还存在未解除的竞业限制的情况，以此确保入职手续和入职流程的合法合规。 4. 入职后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合法性 根据的规定，离职后一年内做出的与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其知识产权仍归属于原单位，因此需要避免核心员工在离职后一年内从事与原单位职务相关的发明，尽调过程中需要对在此期间内形成的知识产权予以审查，避免存在被认定为前用人单位职务发明的风险。此外，需要审查公司是否与核心人员就职务发明创造事项签订有关协议，明确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避免并购后因权属纠纷导致核心技术失效。 5. 核心技术人员团队稳定性 半导体公司的产品研发高度依赖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人员的流失可能会导致技术泄漏、研发中断、公司发展计划中止等不利影响。尽调过程中需要审查核心人员与公司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等协议的签订情况，保密协议是否明确保密范围、保密期限、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半导体企业为留住核心技术人员，普遍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尽调需关注核查股权激励的实施情况，重点核查公司是否通过股权激励或者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式，限制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或股权转让以确保团队稳定，以及审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程序的合规性。 （三）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是半导体企业的“底层架构”，直接决定企业控制权的稳定性、决策的高效性和治理的合规性，在进行半导体企业并购交易尽职调查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标的企业股权结构情况，[3]如果并购交易的后续目标是推动目标公司实现IPO，则应以IPO审核标准为参照。 1. 股权历史沿革 半导体企业的股权沿革往往存在多次增资扩股、股权转让、股权激励等行为，需通过调取工商内档、验资报告、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回顾设立以来的每一次股权变动，审查每一次变动对应的文件以确认股权转让的真实性与合规性以及程序是否存在瑕疵。同时核查注册资本实缴情况和认缴时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虚假出资等出资不实的情况，避免并购后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2. 股东结构与背景 半导体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部分环节涉及外资准入限制、国资监管等要求，在尽调过程中需核查股东身份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若存在外资股东，则需审查外资股东是否符合《外商投资法》及半导体领域准入清单的要求；若存在国资股东，则需要审查国资股东是否履行国有资产审批、评估、备案等程序。同时排查股东是否存在失信、行政处罚等不适格情形，确保股东主体合法合规。 3. 股权代持、特殊股东权利及股权瑕疵 尽调过程中需要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股权代持、隐名持股的情形，半导体行业因融资需求、身份限制等因素易产生股权代持，若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况，需核查代持协议真实性、代持原因的合法性、解除安排及是否存在潜在权属纠纷。确认公司是否设置优先股、可转换债券、业绩对赌、回购权等特殊权利，若存在特殊安排，需审查触发股东/投资人行使特殊股东权利的事由，评估分析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并购交易方案的因素。同时需要核查目标公司股权是否存在质押、冻结、查封等权利限制，若存在，需核查质押或冻结的原因、期限、解除条件，约定由目标公司原股东在并购前解除质押或冻结，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4. 董监高任职情况及关联交易 在尽调过程中需要确认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董监高是否存在违规兼职、竞业冲突、公司法规定的任职禁止情况等问题，确认核心经营决策流程规范，不存在个人独断、治理失效等问题。审查公司交易合同时，若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需判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进出口管制与跨境合规 美国自2018年起频繁修订《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EAR”)，阻断外国企业获得来源于美国境外的利用美国特定技术生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我国已有多家半导体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受到出口管制制裁。我国半导体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与跨境并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加强出口管制合规审查。 1. 识别受控物项与技术，核查许可资质完整性 半导体行业受管控物项覆盖范围广泛，尽调需首先明确标的企业涉及的管制范畴。中国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出口需要符合《出口管制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进口的物项与技术需重点关注《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识别标的企业是否涉及CCL清单中的3A090（先进计算芯片）、3B002（半导体制造技术）等受控物项，若符合管制条件，需核查许可资质是否完备。此外，还需核查企业是否被列入实体清单。若被列入实体清单，存在企业供应链受限、创新技术获取受限、业务经营受影响等不利影响。 2. 评估关联实体影响 美国出口管制引入“关联规则”（Affiliate rule），穿透式地通过其“自动适用”机制，将相关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从个别被列名实体扩展至被列名实体的关联公司，大幅扩大了管制范围。因此在尽调过程中需要核查标的企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被列入美国 SDN 清单、实体清单，避免因为关联关系受到出口管制制裁。 3. 出口管制合规体系 随着地缘政治加剧，出口管制合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半导体企业建立完善有效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是实现跨境运营的基础保障，尽调过程中需重点审查标的企业出口管制合规体系的建立情况。核查企业是否建立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内部审批流程、合规培训机制，合规负责人是否具备专业资质等等审查要点。 4. 跨境并购风险审查 半导体企业在实行跨境并购前，首先，需要充分评估目标国投资审查机制，如美国CFIUS、欧盟 FIRRMA、日本外汇及外贸法等，核查标的企业是否涉及先进制程（14nm 及以下）、军工应用、关键材料或设备等敏感领域。预判审查并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如技术转让风险、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等，提前准备补救方案（如技术隔离、业务剥离）。此外，在中国境内按要求完成审批程序。确认交易是否属于敏感类境外投资（需发改委、商务部核准），准备 ODI 备案材料，确保资金出境符合外管局规定。还需评估并购后是否触发中国国家安全审查或反垄断申报义务。 （五）反垄断与经营者集中审查 根据，经营者集中达到申报标准的，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达到申报标准但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半导体行业因其高技术门槛、纵向传导性强等特征，天然处于监管的放大镜下，因此，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对半导体行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始终保持严格态势。若违反相关申报义务，不仅将被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等，还将面临巨额的罚款，无疑将严重影响半导体企业的正常经营。 1. 经营者集中方式（隐性控制权识别） 经营者集中不仅有股权或资产收购一种模式，还有通过委托经营、共同经营实现的经营控制合并，以及通过董事互任、干部兼任实现的人事控制合并，后两种类型的合并也属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范围。半导体企业股权架构复杂，常含有产业基金、员工持股平台等，因此尽职调查不应仅停留在股权比例的表面，还需穿透查阅标的公司的《章程》、股东协议及董事会席位分布，重点识别客户公司是否对标的公司的年度预算、研发计划、首席技术官（CTO）任免拥有一票否决权，以及核查相关经营者间是否存在VIE架构，关注协议控制、可变利益实体等特殊安排对控制权认定的影响。在人事合并项下，若首席技术官或其他核心技术人员存在交叉任职，可能会被执法机构认定为具备协调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从而纳入审查范围。 2. 财务指标与营业额核算 根据，营业额达到以下标准的需事先向反垄断执法部门申报，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20亿元人民币/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4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8亿元人民币。对营业额计算应严格区分主营业务收入与非经常性损益，剔除代收代付、内部交易及增值税等不符合规定的金额。尤其需警惕借“非经常性收入”虚增营业额以规避申报义务的行为——如通过突击销售、虚构交易、关联交易粉饰等手段人为抬高营收规模。 为防止在未达到申报标准的情况下，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从而启动强制性申报义务，还需审查以下要点：（横向经营者集中为同一相关市场中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合并。纵向经营者集中，是指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分别处于同一产业链不同层级，构成上下游关系。） 3. 半导体细分市场份额与集中度 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是对相关市场竞争结构的描述，是初步筛查集中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重要指标。判断该指标前首先需界定相关市场，半导体产品具有高度定制化与迭代快的特点，相关市场界定需从“大类芯片”深入到“细分应用场景”（如EDA软件、光芯片、IP授权等），基于商品的特征、用途、价格、运输成本等因素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替代性分析，相互间具有可替代关系的半导体产品为一个市场。 在衡量具体指标时，对于集中各方合计市场份额在50%以上的横向经营者集中，在无相反证据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无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经营者通常负有申报义务。执法机构在衡量市场集中度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指标：一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即相关市场上每个经营者市场份额乘以100后的平方之和；二是行业前n家经营者的合计市场份额（CRn指数）。上述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与对应申报标准可以进一步参考市监局发布的《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以及《非横向经营者集中审查指引》。 4. 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 半导体产业受制于晶圆代工产能及技术壁垒，若集中后的其他竞争者无法在短期内获得产能保障或不具备相似的技术演进能力，便可能无法对集中后的实体构成有效约束。相应地，在技术趋于成熟、产品高度同质化的半导体细分领域，需求价格弹性通常较低，且成本开支巨大，竞争者之间便更倾向于通过减缓技术迭代、限制新产能投入、维持价格稳定等方式达成协调行为，以减缓竞争。因此法律审查应聚焦于集中后的实体直接或间接提高相关商品价格、降低商品质量或数量、削弱创新的能力与可能性。具体而言，审查重点包括集中前后的市场份额变化、依据“商品可替代程度”判断各方是否具有紧密的竞争关系、买方转向其他供应商的便利性、集中后的经营者之间在生产成本和商品质量上的相似度、依据“竞争者之间是否存在交叉持股、共同股东等情形”判断市场透明度等。 四、结语 集成电路企业的法律尽职调查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多维度交叉的复杂工作，既需要扎实的法律功底，也需要对半导体产业链、技术特点和行业监管规则的深入理解。在当前的轨迹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内“强链补链”的战略背景下，律师在法律尽调不仅要识别传统的法律风险，更要从产业安全、技术自主和合规治理的高度，为并购交易提供前瞻性的风险判断和商业解决方案。 注释 [1] 《全球半导体材料行业复苏国产硅片加速突围封装材料升级主线下高端竞争力亟待提升》,载微信公众号“观研天下”,2026年4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qUHrdnSLo1R2bl-oYyg6Qw。 [2] 《并购浪潮席卷“芯”赛道：EDA&IP首当其冲》,载微信公众号“策源资本”,2026年3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AlRYXrvVmS34BwBzxje3dA。 [3]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半导体行业法律争议解决的洞察报告》, 载威科先行，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EyNTk2MDY。

目录 引言：惩罚性赔偿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性 一、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制度框架 二、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则 三、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的证据规则 四、制度完善建议 五、总结 八、结论 摘要 植物新品种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种业振兴意义重大。我国已构建以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制度框架。本文以最高法典型案例为例，围绕“主观故意”和 “情节严重”两个构成要件，针对赔偿基数、赔偿倍数确定，以及权利人提出惩罚性赔偿时机及举证要求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当前制度存在 “故意” 认定争议、无统一分子检测标准、部分法院裁量基数谨慎等问题，需通过制定认定指引、规范技术标准等完善，以更好发挥该制度作用。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植物新品种作为农业领域的“芯片”，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具有战略意义。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新修订正式施行，要求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过立法与司法协同发力，构建了以惩罚性赔偿为核心的种业侵权惩治体系。 2021年《种子法》修正案将惩罚性赔偿上限提高至五倍，明确“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适用要件，并与《民法典》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形成衔接。司法实践表明，惩罚性赔偿已成为惩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关键利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4年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件460件，同比增长44.2%。在种业保护领域，“NP01154”玉米案中，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5354.7万余元，创历史新高；“金粳818”水稻案则对严重扰乱种子市场秩序行为适用顶格的惩罚性赔偿倍数，彰显“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的司法导向。这些案例印证了惩罚性赔偿对净化种业市场、激励原始创新的不可替代作用，为国家粮食安全筑牢法治根基。 01、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制度框架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混合性的法律制度，承担着在私法框架下执行公法中惩戒和威慑的功能，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鉴于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隐蔽性、复杂性等特点，以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我国植物新品种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原则到具体的渐进式发展过程。 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首次在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可在赔偿基数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2020年公布的《民法典》新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条款，确立知识产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统一规则。 2021年先后发布（以下简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解释》）和（以下简称《品种权解释（二）》），前者细化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和客观要件，后者规定对于五项恶意侵权情形可在赔偿基数的二倍以上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即实际赔偿数额下限为基数的三倍。同年，《种子法》修正案将惩罚性赔偿上限提高至五倍，明确适用要件为“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厘清维权合理开支不计入赔偿基数，这一修订使植物新品种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及其他知识产权部门法实现了协调统一。 2022年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强调对反复侵权、侵权为业、伪造证书、违法经营等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强化行政司法衔接。 2024年，要求“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强调对侵权行为“同责同罪同罚”。 2025年1月最高法印发，强调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明确可以合理推算惩罚性赔偿基数。 至此，在“种业振兴”国家战略驱动下，通过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文件构建了严密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为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以遏制种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提供了核心制度工具。 02、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则 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则主要依据《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三条（故意认定）、第四条（情节严重认定）、第五条（赔偿基数）、第六条（赔偿倍数），以及《品种权解释（二）》第十七条（情节严重认定）。法院审理个案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在于被诉侵权人主观是否满足“侵权故意”的构成要件，被诉侵权行为客观是否满足“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 01、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 故意可以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前者行为人希望损害后果发生，后者行为人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故意的认定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但主观的故意往往需要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认定或推定。司法实践表明，法院通常结合主体身份、行为异常性等因素综合判断侵权主观状态。 首先，主体身份。主体身份影响法院对其注意义务的判断，即基于一般理性人的认知水平，是否应当知道其行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尤其当行为人的专业程度明显高于普通群体时，应当具有高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例如“宁麦13”小麦案，丰某公司作为专业制种公司，其注意义务应高于普通市场主体，即使制种合同未约定超出规模的麦头需灭活处理，在明知麦头有繁殖能力的情况下，仍放任麦头流入市场，构成主观故意。“金粳 818”水稻案，最高法认为被告亲耕田公司作为农技服务提供者，对种子有明确认知，却套牌售种，掩盖逃避意图明显，侵权主观恶意可见。“赛雷特”苹果案，法院认为灵台县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苹果种植和销售企业，知晓种植品种为未经许可的“赛雷特”后，仍生产、繁殖、销售，侵权故意明显。 其次，行为异常性。行为异常性的本质是对社会一般观念、行业规范和个体行为习惯的背离，法院往往通过行为异常性来判断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NP01154”玉米案，最高法不仅考虑了被告金某公司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在原告恒某公司的关联公司任职，且参与亲本品种权申请、杂交种培育的情形，也通过被告金某公司的关联公司申请品种权后又撤回的异常行为认定被告存在侵权故意。“YA8201”玉米案，金禾种业公司向他人租借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非法行为，构成主观故意。 此外，最高法相关研究认为，以下三种行为可以直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权故意：一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授权品种名称实施侵权的；二是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规定的；三是套牌侵权、真假混卖等明知侵权但通过各种方式隐瞒，逃避行政监管和民事维权的。 02、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情节严重的认定立足于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除综合考虑侵权手段、次数、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诉讼行为等因素外，植物新品种领域还特别规定了以下侵权行为属于“情节严重”：一是扰乱种子市场秩序，包括伪造品种权证书，以无标识、标签的包装销售授权品种，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二是阻碍法庭调查，如拒不提供被诉侵权物的生产、繁殖、销售和储存地点。 司法实践中，以无标识、标签的包装销售授权品种属于常见的“情节严重”行为，具体表现为以“白皮袋”销售授权品种，在“淮麦44”小麦案、“金粳 818”水稻案、“登海605”玉米案、“宁麦13”小麦案等诸多案件中均出现。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也比较多见，在“万糯2000”玉米案，法院查明昆明某公司在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销售涉案种子，侵权故意明显，情节严重。此外，行业内常见的借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亦构成“情节严重”，如“YA8201”玉米案，最高法认为金禾公司借用瑞禾公司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金禾880”，属于“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构成情节严重，同时，该案还存在拒不提交营业利润的“举证妨碍”情节。 03、赔偿基数的计算方法 赔偿基数的确定一直是惩罚性赔偿适用的难点问题。传统计算方法包括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许可费倍数等，但在种业侵权中往往因账簿不全、交易隐蔽等因素难以精确计算。因此，司法实践发展出三种方法确定赔偿基数。 一是裁量确定基数。“丹玉405号”玉米案中，一审法院以无法确定赔偿基数为由适用法定赔偿，仅支持100万元。最高法二审认为，不能严苛权利人确定赔偿基数，可参考侵权人自认繁育400亩的产量及销售毛利，基于已有证据酌定150万元作为赔偿基数，并以此为基础适用一倍惩罚性赔偿，改判全额支持权利人300万元诉请。此案表明最高法将限缩法定赔偿在司法适用的趋势。 二是行政数据推算。在“菏豆33号”大豆案以及“YA8201”玉米案，虽然缺少侵权种子数量的直接证据，但法院利用产地检疫证明、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数据等行政监管信息推算侵权规模，通过检疫证明记载的面积和平均亩产量，或参考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种子备案数量，推算权利人损失以作为赔偿基数的依据。 三是收获材料反推。如“赛雷特”苹果案，法院创新地将果实销售视为生产、繁殖行为的自然延伸，以果实利润反推繁殖材料获利，将侵权人销售果实的收益作为计算繁殖材料赔偿的依据。这种方法对果树、花卉等高附加值园艺作物的维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04、赔偿倍数的考量因素 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需综合考量主观恶性、侵权手段、损害后果及补救措施等因素。主观上，直接故意通常比间接故意适用更高倍数，而“以侵权为业”或“重复侵权”体现更强主观恶意；侵权手段上，是否存在采用隐蔽手段（如白皮袋销售）、有组织侵权、伪造公文证件等加重情节；损害后果上，是否危害粮食安全、造成农民重大损失、损害品种声誉等；补救措施上，是否销毁侵权物品、积极赔偿、配合调查等。 实务中，法院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外，也常常参考赔偿基数以确定赔偿倍数，呈现“基数高则倍数低、基数低则倍数高”的特点，以控制最终赔偿额位于合理区间。在倍数区间上，法院通常将1-3倍作为一般区间，4-5倍则适用于极其恶劣的情形。例如，在“金粳818”水稻案，因侵权人利用互联网组织销售、采用白皮袋隐蔽销售、伪装农民身份逃避监管，法院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300万赔偿。而在“NP01154”玉米案，尽管侵权规模巨大（2667.35万元赔偿基数），但法院仅适用1倍惩罚性赔偿，可见其综合考虑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绝对值。 虽然“NP01154”玉米案中权利人上诉时主张五倍惩罚性赔偿，但目前植物新品种司法实践中，尚未完全明确五倍顶格适用的条件。参考专利相关案件，以下情形可能适用顶格处罚：涉及主粮品种且危及粮食安全、造成大面积绝收等极其严重后果，完全以侵权为业，侵权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侵权获利极其巨大，存在举证妨碍情节等。 03、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的证据规则 01、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时机 惩罚性赔偿适用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权利人需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并指明赔偿数额、计算方式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适用惩罚性赔偿。根据《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解释》第二条规定，若权利人仅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但未明确计算方式，法院应进行释明，经释明仍不明确的，视为未提出主张。 司法实践中，权利人应当在起诉状或补充诉请中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倍数及计算依据。在“HN002”玉米案中，一审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但二审法院指出权利人未主张惩罚性赔偿，一审法院主动适用惩罚性赔偿存在不当。“万糯2000”玉米案，权利人上诉主张惩罚性赔偿，因其未在一审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最高法未予考虑。“利合228”玉米案，权利人仅在证据目录及庭后代理词中主张惩罚性赔偿，未明确赔偿数额及计算方式，也未在一审中发表相关意见，法院最终认定不符合程序要求。 02、构成要件的证据规则 主观故意的认定是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核心前提，其证明需通过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构建完整证据链。在司法实践中，以下证据对证明侵权主观故意具有决定性作用：包括行政违法证据，例如伪造、变造、买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许可证等行政违法行为；隐蔽侵权证据，比如使用无标识标签包装（“白皮袋”）销售授权品种，通过隐蔽方式（“私域社群”）组织交易；重复侵权证据，譬如法院生效判决、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明侵权人曾因相同或类似行为被追责后再次实施侵权。 情节严重的认定是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关键尺度，除《品种权解释（二）》第十七条明确认定“情节严重”的特殊情形外，权利人还可以围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情形进行举证。一是可以通过调取侵权人的生产记录、销售协议、备案信息、财务报表等证明侵权规模大。在“金粳818”水稻案中，法院根据权利人提供的《亲耕田联合农场加盟协议》记载侵权人2019年服务200多万亩种植面积的证据，结合亩用种量及服务费推算出侵权获利近2,000万元，据此判令2倍惩罚性赔偿并最终判赔300万元。二是侵权人财务账簿、纳税凭证、审计报告等可直接证明获利巨大。在“NP01154”玉米案中，权利人提交了记载侵权人销售金额的北交所IPO问询函，侵权人制种面积的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信息、备案合同、农业植物产地检疫申请书及产地检疫合格证等，法院据此计算得出侵权获利为2,667余万元，并判令1倍惩罚性赔偿。此外，权利人还可以围绕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手段恶劣、侵权行为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等方面收集证据。 04、制度完善建议 尽管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诸多实践困境需进一步解决： 第一，对“故意”的认定尚存争议，特别是涉及不同主体的注意义务边界。知识产权具有高密度性、边界模糊性和效力不确定性，导致认定构成“故意”侵权存在复杂性。当前实践中，法院多依赖客观证据倒推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这种认定方式易产生“事后诸葛亮” 的判断偏差，尤其在不同侵权环节中，行为人认知程度的判断标准缺乏统一尺度。建议针对性制定《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主观故意认定指引》，区分生产者、经销商等不同主体的故意认定标准。 第二，目前尚无国家层面统一的分子检测标准，导致不同鉴定机构结论冲突。在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技术鉴定是确认侵权事实的主要核心手段，同一性的认定高度依赖鉴定结果。DNA鉴定是当前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常用的鉴定方法，但并非国际上公认的权威鉴定方法。一方面，DNA 检测方法的采用依赖于基因图谱指纹数据库的建立；另一方面，DNA鉴定结果准确性受基因与表型性状关联性、检测标记位点数目、鉴定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建议推动制定《植物新品种司法鉴定技术规范》，建立国家品种DNA指纹数据库，规范检测位点、方法和阈值。 第三，部分法院对裁量确定基数仍持谨慎态度。建议加强裁判规则培训，参照商业秘密案推广“优势证据”标准，明确在侵权人拒不提供财务账册时，可参考行业协会数据、同类品种许可费等确定基数。 05、总结 植物新品种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十余年司法实践，已形成要件明晰、计算科学、执行有效的规则体系。从“金粳818”到“NP01154”，一批标志性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用足用好”惩罚性赔偿的司法态度，为种业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未来制度完善需着力破解主观证明难、技术事实查明难、赔偿计算难等实践瓶颈，通过细化裁判规则、健全技术标准、强化刑民行衔接，构建更加公平高效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只有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创新者“获得充分回报”，才能真正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法治根基，推动种业振兴和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正如最高法知产法庭副庭长朱理所言：“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从行政执法、司法保护、行业自律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在建设农业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植物新品种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持续发挥其保障种源安全、激励育种创新的关键作用。

近日,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爱色丽公司诉昆山某科技等四被告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 委托方爱色丽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 是色彩趋势、科学和技术的全球专业品牌。 本案的焦点1: 友情链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终审改判: 构成侵权! 法院认定: 被告将“爱色丽”“X-Rite”设置为友情链接名称, 实质是利用商标引流。当用户搜索上述关键词时, 链接引导至侵权网站购买同类竞品, 割裂了商标与权利人的关联, 构成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焦点2: 域名使用是否具有正当性? 终审维持: 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指出: 爱色丽公司xrite.cn域名经长期使用在光学仪器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被告注册包含完整商标文字的域名chinaxrite.cn/com, 主观上具有攀附商誉恶意, 客观上导致消费者混淆, 违反。 焦点3: 自然人股东能否免责? 终审改判: 连带担责! 法院穿透审查发现: 刘某作为三家侵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 直接策划域名注册、友情链接设置等侵权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 判定其与关联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本案胜诉关键在于将碎片化的域名抢注、商标攀附、流量劫持行为, 整合为系统性的不正当竞争模型。二审法院对‘友情链接侵权性’的首次认定, 为品牌方打击网络灰色引流提供了新武器。 在数字经济时代, 域名与商标构成企业核心数字资产。本案终审判决以穿透式裁判思维破解关联公司侵权困局, 以创新性法律适用打击网络流量劫持行为, 为企业构建了“域名-商标-商誉”三位一体的防护网。本案由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车小燕律师团队代理。未来, 通力将持续深耕知识产权前沿领域, 为创新主体提供“法律+商业”的全周期解决方案。

自2000年《种子法》施行以来，共经历了4次修改。2015年《种子法》修订特别是2021年修正后健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实施种子法，扎实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推动现代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修改3部有关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司法解释，出台加强涉种刑事审判工作意见，指定46家中级法院管辖植物新品种案件。2016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植物新品种民事一审案件1939件，审结1746件，受理民事二审案件390件，审结291件，近五年来案件平均判赔金额42.5万元[1]。 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陆续出台，以及大量典型案例的发布，为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提供了指引，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主要聚焦植物新品种侵权中储存行为的认定问题。 一 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法律法规中关于储存行为的认定 1.法律法规 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而2021年修正后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而2021年修正后的《种子法》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的储存。 此外，2014年修订的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25年修订的规定，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除法律和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对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实施下列行为：（一）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二）许诺销售、销售；（三）进口、出口；（四）为实施本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进行储存。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涉及由未经许可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而获得的收获材料的，应当得到品种权人的许可；但是，品种权人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其权利的除外。可见，新修订的条例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进口、出口、储存，提高了保护水平。 2.司法解释 （法释〔2021〕14号）第八条规定，被诉侵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侵害品种权的行为，仍然提供收购、存储、运输、以繁殖为目的的加工处理等服务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认定为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 3.法律法规释义 为了配合修改后的种子法学习、宣传，帮助广大读者准确理解此次修改的出发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导读（修订版）》，书中第161页对种子法中储存行为予以进一步阐述。其中指出，相较于其他知识产权而言，繁殖材料与收获材料的存储，要求较高的存储条件，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强，在种业产业链条中具有重要位置。品种权人拥有对储存环节主张权利的机会，可以强化被控侵权物的举证。储存是种子加工、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与出口等环节的重要连接点。种子法将保护环节延伸到为实施上述行为储存环节，品种权人可以通过行政执法途径较便捷维护自身权利，同时还规定了储存人应当给予的适当注意义务。[2] 综上所述，在《种子法》中规定了储存繁殖材料构成侵权的情形，而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提供储存服务构成帮助侵权的情形，上述法律规定看似从主观等层面区分了储存行为且明确了差异，但是在实务案件处理中，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主体繁多，行为隐蔽复杂，具体到个案中侵权主体的储存行为该如何认定，需要结合一定的案例才能给出相对可靠的结论。有鉴于此，笔者基于律师实务经验，在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从植物新品种权相关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出发，对储存行为的认定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 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判例中关于储存行为的认定 1.——上诉人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某种子经销部、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3] 【基本案情】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2006年获“垦鉴稻7号”（CNA20030138.1）水稻新品种权，国家水稻数据中心网页显示垦稻12号（垦鉴稻7号：垦99-34）。2012年与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独占许可协议（1100万元），明确“垦12”（代号垦99-34）推广范围。2016年某种子经销部李某某被查获销售白包“垦7”种子，经农业部检测与对照品种“垦稻12”（即垦鉴稻7号）为相同品种。证据含销售录音、改价收据及检测报告，揭示其长期以商品粮名义销售未审定包装种子。李某某承认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仓库供该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某种子经销部存放种子。 【裁判理由】 本案判决中认为，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举示的录音录像、《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认定被诉侵权种子系存放于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仓库内，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员工到该仓库提货、交付被诉侵权种子，李某某明知销售没有包装的种子违法、“垦稻12号”是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植物新品种、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有专门的代理商等事实。李某某亦承认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仓库供该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某种子经销部存放种子，包括被诉侵权的“垦7”水稻种子。李某某作为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明知其在某种子经销部推销并直接销售的“垦7”水稻种子系未经品种权人授权许可的“垦稻12号”水稻种子。李某某经营的某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为某种子经销部提供存放被诉侵权种子的仓库，系故意为某种子经销部实施侵害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提供便利，构成帮助侵权，应与某种子经销部承担连带责任。 【简要分析】 本案是一例将储存行为认定为帮助侵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本案的裁判日期为2017年05月30日，的施行日期为2021年07月07日，就储存行为而言，法院在判决时依据予以认定和判决。 2.（2022）浙01知民初96号——原告某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诉被告李某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4] 【基本案情】 里下河研究所2016年3月取得小麦品种“扬麦25”国家审定证书，2018年1月获植物新品种权（CNA20161770.4），保护期至2033年。2016年9月，该所与某有限公司签订独占许可协议，授权其江苏分公司在苏浙沪区域生产、销售及维权，期限至品种权终止。2021年10月，某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发现抖音用户“快乐每一天”（李某某）发布“扬麦25白包装”销售视频，经公证取证，在嘉兴南湖某仓库以“李老板”名义购买351包白袋麦种（35000斤，单价1.65元/斤），支付订金5000元及尾款52900元（附言“扬麦25种子费用”），并封存实物。微信记录显示李某某承诺种子真实性（“几百吨出货”），且交易含转账凭证、身份证及定位。李某某未提交侵权相关账簿。依据2021年小麦最低收购价（113元/50公斤），涉案种子价值约7.9万元。案件证据链完整，含审定证书、品种权文件、公证书、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 【裁判理由】 本案判决中认为，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2022年3月1日之前，故应适用2015年修订的（以下简称“《种子法》”）。某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原主张李某某实施了生产、储存、销售被诉侵权种子行为，当庭放弃了生产指控，而主张李某某储存、销售被诉侵权种子行为应受法律制裁。对此本院认为，2021年修正后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储存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即修正后的《种子法》已将为侵权而储存繁殖材料作为单独的侵权形态，但该次修正之前，《种子法》并未将储存繁殖材料单独作为侵权行为列明。对于其他主体实施的储存行为，可作为帮助侵权行为认定；而对于实施销售行为的李某某来说，其储存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系构成销售行为的一部分，故本院不再对此予以单独评价，而仅评判其销售行为。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李某某未经许可，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侵害了涉案植物新品种权。 【简要分析】 本案是一例原告尝试将被告的储存行为单独认定为侵权行为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本案的裁判日期虽为2022年8月23日，但是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2022年3月1日之前，此时2021年修正的新《种子法》还未施行，故被认定适用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2021年修正后的《种子法》已将为侵权而储存繁殖材料作为单独的侵权形态，但该次修正之前，《种子法》并未将储存繁殖材料单独作为侵权行为列明。因此，法院认为，对于其他主体实施的储存行为，可作为帮助侵权行为认定；而对于实施销售行为的李某某来说，其储存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系构成销售行为的一部分，不再予以单独评价。 三 小结 本文从法律规定及司法判例方面对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储存行为的认定予以初步分析，希望相关公众对法律规定的指引和判例中体现的审判思路和法院阐明的观点予以重视，共同促进种业创新。 参考文献： [1]权威报告！新《种子法》实施情况如何？|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公众号文章，2024年1月9日。 [2]刘振伟，张桃林，刘东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导读（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年月2022年2月，ISBN:9787521625356。 [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4]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知民初96号。

引言 2025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07号国务院令，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标志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迈入与国际接轨、强化创新保护的新阶段。新《条例》将于2025年6月1日施行，其修订内容涵盖保护范围、授权程序、执法力度等方面，对我国种业创新和知识产权治理具有深远意义。本文结合修订背景与核心条款，从法律实务角度解读新规亮点。 一、修订背景：接轨国际趋势，落实种业发展需求 1997年3月20日，我国发布，林业部成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1999年3月23日，中国向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递交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加入书。4月23日，中国正式加入UPOV，成为其第39个成员，并开始接收国内外植物新品种权申请。 曾于2013年、2014年进行过两次修订，但始终以UPOV公约1978年文本为框架。2022年1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修订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首次启动全面对标国际规则的制度升级。此次修订旨在通过扩大保护范围、延长保护期限、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等举措，解决原有制度对原始创新激励不足、侵权成本低、维权难度大等问题，为种业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此次修订旨在与UPOV公约1991年文本接轨，通过扩大保护范围、延长保护期限等举措，提升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新《条例》也是落实中央种业振兴行动和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种源自主可控”的重要性，而修订通过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延长保护期等规定，旨在遏制“模仿育种”，激励育种者投入研发。 二、核心修订内容解析 1. 保护范围扩展至全产业链 新《条例》首次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对象从繁殖材料（如种子、苗木）延伸至收获材料（如果实、谷物），同时将生产、繁殖、销售、储存、运输、进出口及为商业化目的进行的重复生产等环节纳入监管，形成覆盖种业全链条的保护体系。此外，品种权效力明确延伸至实质性派生品种（EDV）、与授权品种无明显区别的品种，以及依赖授权品种重复生产的品种。这一调整意味着权利人可对下游环节的侵权行为主张权利，企业需对供应链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 2. 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落地 为遏制“模仿育种”，新《条例》引入EDV制度，该制度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在1991年创立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针对利用生物技术改造他人授权品种的情况进行规范。EDV制度允许派生品种申请并获得授权，但在商业化利用时，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同意。我国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将制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判定指南，主要依据分子检测、表型测试结果及专家评估综合认定。此举将督促育种企业加强原始创新，同时要求企业在合作研发中通过协议明确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 3. 授权条件趋严与审查程序优化 新《条例》收紧品种新颖性标准，明确两类丧失新颖性的情形：一是省级农林部门依据播种面积认定品种已形成事实扩散；二是品种通过审定或登记后两年内未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同时，新增了允许因不可抗力延误申请的当事人恢复权利的条款。品种名称管理方面，禁用纯数字、违背社会公德、易产生误导或损害他人在先权利的名称，违规命名将导致品种权被宣告无效。 4. 行政执法与法律责任全面强化 地方农业农村部门被赋予查封、扣押侵权繁殖材料及生产工具的执法权，罚款上限提高至侵权商品价值的10倍，并引入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于能够证明有合法来源的善意侵权者，虽可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仍需停止侵权行为。这一调整大幅提高侵权成本，但也对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5. 保护期限延长与权属规则明晰 木本、藤本植物的保护期从20年延长至25年，其他植物从15年延长至20年，与国际标准接轨。职务育种的权利归属实行“约定优先”原则，允许单位与育种人通过协议确定申请权归属；委托或合作育种的权属未约定时，由实际完成育种的一方享有权利。 三、实践意义：重构种业创新生态与法律治理体系 新《条例》的修订实践意义在于重构种业创新生态与法律治理体系，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驱动”转型。进而引发"创新加速与合规重构"并行的行业态势。 对生产经营而言，新规将倒逼企业加速原始创新投入，EDV制度迫使育种者突破“微改良”路径依赖，转向基因编辑、分子标记等核心技术研发；保护范围向收获材料延伸则要求加工、流通环节建立全链条溯源机制，推动种子企业、种植户与加工商形成权责明晰的协作网络。同时，保护期延长激活了品种权质押融资、证券化等金融工具应用，为种业资本化运作开辟新空间，跨国种企在华布局将更注重知识产权合规审查，中小型育种机构可通过共享创新成果参与产业链分工。 在法律实务层面，新规显著提高了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门槛与复杂性。EDV判定依赖分子检测与表型数据交叉验证，使得侵权诉讼中“技术事实查明”成为争议焦点，法律从业者需同步提升生物技术与法律规则的交叉应用能力。行政执法权强化倒逼企业构建三级合规体系：前端品种引进需筛查EDV风险，中台研发合作需明确权属条款，后端供应链需植入区块链等存证工具。此外，品种名称合规性审查、善意侵权抗辩等新规则，要求法律服务机构从单一维权代理转向全生命周期风控管理，推动种业法律服务向专业化、技术化方向迭代升级。 四、总结 此次的全面修订，标志着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从“形式合规”向“实质创新驱动”的转型。新规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原始创新激励、提高侵权成本，为我国种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法治基础。企业需前瞻性调整研发、合作与合规策略，充分运用新规提供的保护工具，在“强保护”时代抢占创新制高点。未来，随着EDV判定细则、执法标准等配套文件的落地，我国种业创新生态有望进一步优化，为全球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感谢策略全国农村与农业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刚律师给予的宝贵意见。

据悉，自2025年6月1日起，最新修订的（以下简称《新品种条例》）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是继2013年、2014年后的第三次重大调整，旨在鼓励植物新品种研发，促进育种创新，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在新修订的《新品种条例》落地实施之际，我们对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两种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期为农林业、粮油蔬菜培育产业和园艺界等领域的创新企业和研究者在选择科研成果的保护途径时提供参考。 一、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的异同 在现行制度下，我国对植物领域的科研成果采取“双轨制”保护模式，但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在保护客体上存在明显差异。本部分内容以我国现行《新品种条例》、《新品种条例实施细则》、及《专利审查指南》中的相关规定为例进行简要分析，对不同的创新成果适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区分。 （一）植物品种 vs. 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 规定，本条例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改良，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和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规定，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 （五）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对前款第（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由上述条款可见，植物品种以及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这两者的实际保护对象非常接近，但却需要适用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 植物品种本身不属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而通过人工选育或改良形成的植物新品种则可通过《新品种条例》请求新品种权的保护； 植物品种的生产和改良方法（如基因编辑技术等）可依据申请发明专利进行保护。 例如，某新型抗病小麦品种的植株仅能通过新品种权保护，而用于生产该品种的基因编辑育种技术、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方法等则可通过专利进行保护。 （二）“植物的细胞、组织、器官” vs. “植株及其繁殖材料”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指南（2023修订版）》第二部分第十章9.1.2.3规定： 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盐等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的植物的单个植株及其繁殖体（如种子等），属于本部分第一章第4.4节所述的“植物品种”的范畴，根据规定，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植物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如果不具有上述特性，则其不能被认为是“植物品种”，因此不属于规定的范畴。 由上述条款可见，虽然现行明确将“植物品种本身”排除在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但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植物植株的组成部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仍可适用专利权进行保护： 针对“植株及其繁殖材料（例如种子）”，因其具备借助光合作用来维系生存的能力，因此属于“植物品种”的范畴，被明确排除在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只能通过植物新品种权进行保护； 针对“植物的细胞、组织、器官”，若其不具有独立维系生命的能力（例如离体培养的植物细胞系、愈伤组织等），则不属于“植物品种”的范畴，可尝试申请发明专利来保护其技术方案。 （三）农业植物品种 vs. 林业植物品种 规定，农业植物新品种包括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糖料、蔬菜（含西甜瓜）、烟草、桑树、茶树、果树（干果除外）、观赏植物（木本除外）、草类、绿肥、草本药材、食用菌、藻类和橡胶树等植物的新品种。 规定，本细则所称植物新品种，是指符合《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林木、竹、木质藤本、木本观赏植物（包括木本花卉）、果树（干果部分）及木本油料、饮料、调料、木本药材等植物品种。 由上述条款可见，虽然所有的植物新品种均可依据《新品种条例》请求保护，但具体到不同的植物种类时仍存在一定差别。针对不同植物在农业、林业中的不同用途，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将分别制定品种保护名录，并依据不同的实施细则对新品种权的申请、审批、授权、维权等进行分别管理： 涉及农业的植物品种（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等）由农业部管理，其适用《新品种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中的相关规定； 涉及林业的植物品种（林木、木本观赏植物、木本药材）由国家林业局管理，适用《新品种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 二、“植物新品种权+专利权”的复合保护策略 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下，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了不同的对象：品种权保护“生命体”，专利权保护“技术方案”。创新主体可以根据创新成果的类型选择其中一种尝试申请，如下表所示。 同时，基于这些不同之处，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这两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互补：对兼具品种与技术突破的创新成果，可同步申请两种权利，来构建“品种+方法”的知识产权立体防护网。 （一）防止规避设计：构建“技术+品种”双重壁垒 针对同一项创新成果，如果同时拥有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可有效构建“技术+品种”的双重壁垒，防止他人通过规避设计来轻易绕开保护范围。 例如，转基因水稻的亲本若仅通过新品种权保护，他人可通过反向工程培育相似品种，从而避免侵犯新品种权；若同时通过专利保护了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良水稻性状的方法，则可进一步阻止他人用相同方法培育相似品种；即使他人最终绕过了专利中保护的改良方法并培育出了相似品种，同时规避“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也会极大增加。 （二）应对无效挑战：设置程序与证据双重防火墙 同时，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的复合保护还可更好应对竞争对手的无效挑战。例如，若仅通过专利保护了某种特殊的小麦育种技术，那么竞争对手可以通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无效请求使授权专利失效；若同时通过新品种权保护了通过该育种技术获得的新型小麦品种，那么竞争对手在提出专利无效请求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品种权无效请求，这大大增加了竞争对手进行无效挑战的成本。具体而言： 程序成本增加：由于专利无效需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而品种权无效则需向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的复审委员会申请，使无效请求人所需要的程序成本极大增加； 证据成本增加：专利无效和品种权无效的审查标准相互独立，请求专利无效的证据，更多依赖于公开日早于专利申请日/优先权日的现有技术文献、以及专利文本本身存在的缺陷；而请求品种权无效的证据，则更多依赖于植物性状的“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等测试数据。两类证据难以互相替代，使无效请求人所需要的证据成本极大增加。 （三）延长技术独占期：衔接保护期限断层 针对木本、藤本植物，采用“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复合保护可进一步延长技术独占期。在本次《新品种条例》的修改中，针对木本、藤本植物的新品种保护期由20年延长至25年。因此，若采用复合保护策略，当培育或改良方法的20年专利保护期限到期时，其品种权仍可继续享有5年的独占期，进一步延长了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回报周期。 结语：把握修法机遇，筑牢知识产权防线 专利保护侧重技术方案创新，新品种权保护生命体本身，二者互补构成了植物领域科技成果的“立体护城河”。 法雨润嘉禾，双轨护新芽，随着新修《新品种条例》的落地实施与配套细则的不断完善，我国对花草树木瓜果粮蔬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迈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需结合自身成果的特点，灵活运用“新品种权+专利权”双轨保护机制，构建立体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在激烈的竞争中守住来之不易的创新成果。

更多法院资讯、立案查案小程序 敬请关注！ 叮～你有一份地理标志“ 使用说明书”，请查收 你知道吗？泉州已累计培育地理标志商标56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件，大家耳熟的湖头米粉、德化陶瓷、崇武鱼卷、晋江紫菜、永春老醋等，属于地理标志商标。德化白瓷、岵山荔枝、德化黑鸡等属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么，地理标志商标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什么区别，谁是申请的主体，哪些行为可能侵犯地理标志权利人的权益，为保护地理标志法院和市场监管局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近日，泉州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洪颍雅法官、泉州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副科长苏瀚华做客泉州广播电视台904交通广播《平安24小时》专栏演播厅，聚焦地理标志常见问题，为大家整理出一份通俗易懂的地理标志“使用说明书”。 视频看完了，别急着退出 一起来挖一挖都有哪些干货！ 一、地理标志商标及保护产品的区别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一般是由“原产地+商品名称”组成。 通过注册为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的地理标志，即为地理标志商标。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认定，符合特定标准的产品，即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二、地理标志的申请 地理标志商标申请的主体应为团体、协会或其他组织，并且应该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监督使用该地理标志商品的特定品质的能力；二是经管辖该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人民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如“湖头米粉”的申请人为安溪县湖头米粉产业研究会；“崇武鱼卷”的申请人为惠安县崇武镇食品加工行业协会。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请的主体应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团体、保护申请机构。 三、地理标志的保护 若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主要涉及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而擅自使用或伪造地理标志名称及专用标志，主要涉及行政责任。 敲黑板！ 以下行为会被认定为 侵犯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权！ 1.在非地理标志产区的商品上使用地理标志商标 当被诉商品并非来自地理标志产区，或者被告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诉商品来自相关产区，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均认定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如涉“西湖龙井”证明商标案件中，许多侵权人直接使用了完整的“西湖龙井”商标，但其产品的产地及品质均不满足“西湖龙井”地理标志商标的要求。 2.在商品链接标题中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作为关键词 在电子商务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一些经营者将地理标志商标设置于网店所售商品的链接标题上，以吸引用户流量。有些经营者甚至设置的是逆向的地理标志关键词，比如被告在其网店将“并非阿克苏”字样作为其所售苹果链接标题的一部分，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侵权。 敲黑板！ 以下行为会被认定为 侵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当事人销售的商品生产地址、进货凭证、供货商资质等信息均载明为广东地区，但在价格标签、收费系统、单据中标注为“永春佛手”地理标志产品，属于擅自使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的行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销售商作出行政处罚。 四、典型案例 1.不属于“安溪铁观音”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不得使用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产品 福建省监管平台监测到泉州某茶业有限公司在1688电商平台上使用“安溪铁观音”字样开展经营活动，安溪县市场监管局根据该线索对该公司经营现场和网店进行实地调查取证。经查，泉州某茶业有限公司从泉州市某茶叶市场购进茶叶，加贴“安溪铁观音”标签后销售给客户。泉州某茶叶公司不属于“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范围的生产者，使用的原料茶非产自“安溪铁观音”地理标志产品产区范围，不符合地理标志产品规定。安溪县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 2.商标权利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传统小吃的通用名称 泉州某公司拥有“福粿”注册商标专用权。专用权期限自2021年5月21日至2031年5月20日，核定使用餐厅等服务。被告泉州泉港某小吃店在“饿了么”平台使用“泉港福粿”作为店铺名称，服务内容多处标注“福粿”字样，线下实体店以“泉港福粿”作为店铺招牌。泉州某公司认为泉州泉港某小吃店侵害其注册商标权，诉至法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考虑到本案可能涉及公共利益，依职权进行取证。经查，本案所涉“浮粿”为泉港特色小吃，其制作技艺被列入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泉港当地消费者的认知中，“福粿”即为“浮粿”，是用来指代一类泉港特色小吃的商品通用名称。泉州泉港某小吃店将“福粿”作为商品通用名称使用，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便能理解，并不会产生混淆误认，泉州泉港某小吃店不构成侵权。法院遂驳回泉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特色举措 2024年，泉州市联合潮州市、景德镇市三地中院和市场监管局共建全国首个跨省陶瓷类地理标志司法和行政保护协作机制，创新推出“云上联动调解+跨域司法确认+电子送达文书”机制，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工作格局，进一步提升陶瓷类地理标志司法保护效能。该工作机制入选2024年度福建法院十大改革创新举措。 今年4月，为进一步延伸跨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构建更为完善的陶瓷知识产权协同联动机制，泉州市联合唐山市、无锡市、丽水市、景德镇市、许昌市、株洲市、潮州市等主要陶瓷产区的市、县两级法院和市场监管理局共同签署知识产权跨域司法、行政保护协作协议及陶瓷知识产权司法、行政保护协作协议，建立“司法+行政+协会+企业”的多维联动模式，从“产、运、销”等环节加大打击侵权力度，为八个地区推进产地溯源、申报地理标志商标等维权措施提供更便捷的渠道。 当前，泉州正积极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美食之都”，泉州法院将以陶瓷类地理标志协同联动保护机制为蓝本，从“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出发，联合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文旅等部门助力打造“泉州地标宴”品牌体系，探索“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保障机制，构建“法治+产业+科技+文化”四位一体发展模式，为泉州创建“世界美食之都”注入司法动能。 撰稿：颜文靖 ▼ 往期精彩回顾 ▼ 分享、点赞与在看 让生活更好看，戳戳戳↓↓↓

编者按 2024年，无锡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严格公正司法，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审（执）结一大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精品案件，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经广泛征集、认真讨论，最终评选出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予以发布。这些案例涉及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规范股东出资形式、法税联动挽救破产企业、促进高科技人才合理流动、及时制止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提级执行化解积案难案、严厉打击拒执罪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展示了无锡法院依法有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惩治犯罪、保障民生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与担当。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例有助于确立社会规则、传递价值导向、引领社会风尚。2024年度典型案例新增“法官说案”内容，全面阐释典型案例背后的法理情有机统一，深入浅出地解读案例的法治价值，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本批案例正分期发布，敬请关注。 案例六 诉前禁令及时制止侵权 依法高效保护地理标志 ——申请人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与被申请人无锡某农科公司、上海某超市公司知识产权诉讼行为保全案 【基本案情】 2024年6月下旬，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以下简称桃农协会）发现未经其许可，上海某超市公司在其上海大丸百货店、上海万象城店、上海虹桥主城店等多家连锁超市的水蜜桃经营场所均设置有“授权牌”。“授权牌”标注了“陽山”商标，主要内容为“无锡阳山水蜜桃”“兹授权上海某超市为无锡阳山水蜜桃指定销售点”，落款为“无锡某农科公司无锡水蜜桃基地”。 水蜜桃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时令水果，上市时间短、时效性极强。6月至8月正值水蜜桃上市期，若不立即制止上述侵权行为，桃农利益将受到极大损害。经法院释明和指导，桃农协会于2024年7月8日向惠山法院申请诉前行为保全，要求无锡某农科公司、上海某超市公司停止使用上述“授权牌”。 惠山法院经审查认为，桃农协会系“陽山”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有权对第三方采取合理必要的法律行动、诉讼或步骤，申请人的请求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故法院立即作出裁定并赴上海某超市公司总部送达裁定书，并予提醒。收到裁定书后，涉案超市于第一时间撤下包含侵权字样的授权牌。 后桃农协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上海某超市公司、无锡某农科公司等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典型意义】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仅体现在通过诉讼方式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民事权益，还包括以诉前禁令方式制止侵权，防止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造成的损害难以弥补或者持续扩大。 本案中，人民法院牢固树立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念，指导桃农协会申请诉前保全，且从申请到涉案超市撤牌用时不足24小时，第一时间制止了侵权行为，防止了利益持续受损或损害结果持续扩大，依法维护了广大桃农及水蜜桃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强化阳山水蜜桃地理标志保护，为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审理法院：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审理法官：徐培卿 【法官介绍】 徐培卿，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三级法官，曾荣立个人三等功，获全市卷烟市场监管暨打假打私先进个人、2023年度全市法院审判能手等荣誉称号，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先进工作者、办案之星。撰写的案例入选《中国法院年度案例集成丛书》，一篇裁判文书获全省法院执行裁判案件执行异议类优秀裁判文书三等奖。 【法官说案】 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无锡农业产业的一张闪亮名片。惠山法院始终牢固树立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念，主动作为，依法严惩侵害“阳山”水蜜桃地理标志商标的违法行为，不断加强“阳山”水蜜桃品牌司法保护工作，全面守护“甜蜜产业”。 为推动无锡地区阳山水蜜桃特色产业发展，无锡法院制定《关于“阳山”水蜜桃地理标志保护的实施意见》，成立“阳山”水蜜桃地理标志保护基地，打造“法润桃乡”特色品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全方位的协同保护，促进阳山水蜜桃保护水平迭代升级。 END 往期回顾 BREAK AW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网络域名到期不用，几个月后，竟摇身一变为影视网站，提供大量电影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最终被他人以侵权为由告上法院？起因是未做这件事？ 近日，柳江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ICP（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 案情简介 天天公司（化名）曾注册网站域名“abcd.com”用于宣传本公司项目，合约到期后，该公司未续费并停止使用该域名，以为不继续用就没事了。然而，几个月后，天天公司竟因网站域名到期停用后未注销ICP备案摊上了官司。 原来，绿叶公司（化名）发现，自己名下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系列电影作品，未经合法授权，在域名为“abcd.com”的网站上可以随意点击播放，经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查询，该域名的注册登记人为天天公司。绿叶公司遂起诉天天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天天公司辩称： 我们在域名到期后未继续使用，在发生被诉侵权事实时，我们并非系“abcd.com”网站的实际经营者，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天天公司在案涉域名到期后未再继续支付域名使用费，也没有赎回该域名，而绿叶公司的取证时间为案涉域名到期3个月之后，根据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域名所有者变更情况，绿叶公司取证时案涉域名实际使用者或所有者已不是天天公司，难以认定天天公司在案涉域名使用权到期后仍通过该域名搭建网站提供案涉电影。 此外，侵权行为发生时，案涉域名网站名称为“某马影院”，系电影、电视剧等视频播放网站，与天天公司经核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不符，且涉案网页上亦没有介绍、宣传或推广天天公司及其经营业务等相关内容。 综上，依据案涉域名的ICP备案信息尚不足以认定天天公司系取证时案涉网站的经营者或控制人，绿叶公司未能就天天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该网站完成举证。故绿叶公司关于天天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并应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不成立。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绿叶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为企业注册域名停止使用后未及时注销备案引发的新类型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即部分企业在域名到期后停用网站并停止支付域名费用，却未对ICP域名备案进行注销，导致其名下的域名在后续的流转中被他人非法利用，给企业造成法律风险。 提问：什么是“ICP域名备案”？ 回答：根据规定，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ICP许可证）；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ICP备案）。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此外，根据及的规定，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备案有效期内需要终止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服务终止之日登陆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系统向原备案机关履行备案注销手续。未在规定时间履行备案变更手续，或未依法履行备案注销手续的，由住所所在地省通信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罚款。 因此，企业若已决定停止运营相关网站，及时注销ICP域名备案可以更好地避免法律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编者按：为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积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故事，及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工作动态，助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微信公众号设“每周一案”专栏，简介基本案情，梳理裁判要旨，既为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员提供裁判检索，也为法律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实务参考。 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的注意义务 ——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人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对购买主体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该材料被用作繁殖材料，实质上放任侵权行为发生的，构成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销售 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 放任侵权 合理注意义务 【基本案情】 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诉称：其系品种权号为 CNA20040423.7、名称为“宁麦13”的小麦植物新品种权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未经许可，以白皮包装形式销售“宁麦13”种子，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 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辩称：其销售的是选种后剩余的“麦头”，不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享有涉案品种的独占实施权。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使用白皮袋包装销售被诉侵权物给种植户，并被种植户用作繁殖材料。经检测，上述被诉侵权物与涉案品种为相同或极近似品种。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签订了委托制种合同，其主张在履行合同中按照国家有关发芽率、纯度、净度、水分等标准进行选种后，会产生达不到上述标准的麦头。虽然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但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有权销售这些麦头。 一审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一、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植物新品种权之独占实施权的行为；二、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0万元。宣判后，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以其销售的是“麦头”而非种子，其未侵害涉案品种权为由，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法院（2020）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64320元；四、驳回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意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不仅接受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的委托制种，还按照合同约定对种子进行初加工后向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交付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等指标符合《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禾谷类》（GB4404.1－2008）的种子。可见，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是具备初加工能力、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制种公司，其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主体。同时，作为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具有合作经营基础的主体，其更应善意、诚信履约。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在受托制种过程中，对于超出双方合同约定规模、具有繁殖能力的麦头，在合同未作出明确约定，且明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对其进行灭活使其丧失繁殖能力，在将麦头销售给种植户的过程中对于购买主体的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亦毫不关心，导致麦头被用作繁殖材料，放任了被诉侵权行为的发生，其行为构成对“宁麦13”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联索引】 （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1月1日施行的） 此案已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往期回顾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点 阅读原文 查看裁判文书

编者按：为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积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故事，及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工作动态，助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微信公众号设“每周一案”专栏，简介基本案情，梳理裁判要旨，既为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员提供裁判检索，也为法律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实务参考。 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的注意义务 ——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人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对购买主体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该材料被用作繁殖材料，实质上放任侵权行为发生的，构成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销售 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 放任侵权 合理注意义务 【基本案情】 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诉称：其系品种权号为 CNA20040423.7、名称为“宁麦13”的小麦植物新品种权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未经许可，以白皮包装形式销售“宁麦13”种子，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 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辩称：其销售的是选种后剩余的“麦头”，不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享有涉案品种的独占实施权。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使用白皮袋包装销售被诉侵权物给种植户，并被种植户用作繁殖材料。经检测，上述被诉侵权物与涉案品种为相同或极近似品种。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签订了委托制种合同，其主张在履行合同中按照国家有关发芽率、纯度、净度、水分等标准进行选种后，会产生达不到上述标准的麦头。虽然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但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有权销售这些麦头。 一审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一、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植物新品种权之独占实施权的行为；二、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0万元。宣判后，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以其销售的是“麦头”而非种子，其未侵害涉案品种权为由，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法院（2020）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64320元；四、驳回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意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不仅接受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的委托制种，还按照合同约定对种子进行初加工后向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交付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等指标符合《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禾谷类》（GB4404.1－2008）的种子。可见，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是具备初加工能力、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制种公司，其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主体。同时，作为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具有合作经营基础的主体，其更应善意、诚信履约。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在受托制种过程中，对于超出双方合同约定规模、具有繁殖能力的麦头，在合同未作出明确约定，且明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对其进行灭活使其丧失繁殖能力，在将麦头销售给种植户的过程中对于购买主体的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亦毫不关心，导致麦头被用作繁殖材料，放任了被诉侵权行为的发生，其行为构成对“宁麦13”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联索引】 （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1月1日施行的） 此案已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往期回顾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点 阅读原文 查看裁判文书

编者按：为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积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故事，及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工作动态，助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微信公众号设“每周一案”专栏，简介基本案情，梳理裁判要旨，既为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员提供裁判检索，也为法律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实务参考。 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的注意义务 ——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人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对购买主体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该材料被用作繁殖材料，实质上放任侵权行为发生的，构成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销售 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 放任侵权 合理注意义务 【基本案情】 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诉称：其系品种权号为 CNA20040423.7、名称为“宁麦13”的小麦植物新品种权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未经许可，以白皮包装形式销售“宁麦13”种子，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 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辩称：其销售的是选种后剩余的“麦头”，不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享有涉案品种的独占实施权。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使用白皮袋包装销售被诉侵权物给种植户，并被种植户用作繁殖材料。经检测，上述被诉侵权物与涉案品种为相同或极近似品种。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签订了委托制种合同，其主张在履行合同中按照国家有关发芽率、纯度、净度、水分等标准进行选种后，会产生达不到上述标准的麦头。虽然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但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有权销售这些麦头。 一审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一、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植物新品种权之独占实施权的行为；二、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0万元。宣判后，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以其销售的是“麦头”而非种子，其未侵害涉案品种权为由，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法院（2020）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64320元；四、驳回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意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不仅接受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的委托制种，还按照合同约定对种子进行初加工后向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交付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等指标符合《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禾谷类》（GB4404.1－2008）的种子。可见，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是具备初加工能力、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制种公司，其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主体。同时，作为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具有合作经营基础的主体，其更应善意、诚信履约。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在受托制种过程中，对于超出双方合同约定规模、具有繁殖能力的麦头，在合同未作出明确约定，且明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对其进行灭活使其丧失繁殖能力，在将麦头销售给种植户的过程中对于购买主体的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亦毫不关心，导致麦头被用作繁殖材料，放任了被诉侵权行为的发生，其行为构成对“宁麦13”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联索引】 （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1月1日施行的） 此案已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往期回顾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点 阅读原文 查看裁判文书

编者按：为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积极讲好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故事，及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工作动态，助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微信公众号设“每周一案”专栏，简介基本案情，梳理裁判要旨，既为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人员提供裁判检索，也为法律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实务参考。 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的注意义务 ——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人销售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时，对购买主体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该材料被用作繁殖材料，实质上放任侵权行为发生的，构成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销售 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新品种材料 放任侵权 合理注意义务 【基本案情】 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诉称：其系品种权号为 CNA20040423.7、名称为“宁麦13”的小麦植物新品种权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未经许可，以白皮包装形式销售“宁麦13”种子，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 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辩称：其销售的是选种后剩余的“麦头”，不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享有涉案品种的独占实施权。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使用白皮袋包装销售被诉侵权物给种植户，并被种植户用作繁殖材料。经检测，上述被诉侵权物与涉案品种为相同或极近似品种。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签订了委托制种合同，其主张在履行合同中按照国家有关发芽率、纯度、净度、水分等标准进行选种后，会产生达不到上述标准的麦头。虽然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但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有权销售这些麦头。 一审法院于2021年6月4日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一、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植物新品种权之独占实施权的行为；二、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0万元。宣判后，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以其销售的是“麦头”而非种子，其未侵害涉案品种权为由，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法院（2020）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64320元；四、驳回淮安某种业研繁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意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不仅接受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的委托制种，还按照合同约定对种子进行初加工后向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交付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等指标符合《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禾谷类》（GB4404.1－2008）的种子。可见，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是具备初加工能力、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制种公司，其注意义务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主体。同时，作为与江苏某种业科技股份公司具有合作经营基础的主体，其更应善意、诚信履约。淮安某种业研繁公司在受托制种过程中，对于超出双方合同约定规模、具有繁殖能力的麦头，在合同未作出明确约定，且明知麦头具有繁殖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对其进行灭活使其丧失繁殖能力，在将麦头销售给种植户的过程中对于购买主体的性质及其购买后的用途亦毫不关心，导致麦头被用作繁殖材料，放任了被诉侵权行为的发生，其行为构成对“宁麦13”植物新品种权的侵害。 【关联索引】 （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1月1日施行的） 此案已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 往期回顾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点 阅读原文 查看裁判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