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定 职务侵占罪被纳入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将“私人财产”定义为：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和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等。 因此，“本单位财物”是指货币、能换算为货币的生产、生活资料、合法财产等。 除货币外，上述其他财产须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即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等法律、《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无偿作出价格认定结论，该结论在刑事诉讼中作书证使用，成为职务侵占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行为人在“主客观相一致”前提下，获取不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的行为不在的评价范围内。 （二）“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社会机构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 将“商标”定义为：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后成为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商标必须依附在商品上，由商标权利人通过排他性使用（如出售、租赁等）才有可能带来经济利益。 上述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商品信誉差、市场环境恶劣、运营者运营水平低下等，完全会给商标带来负面经济效益，商标甚至面临被注销；反之则结果相反。 由于商标权益的“不确定性”，公权力部门不对其进行价格管理或评定，完全交由市场调节。 根据等法律、《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部门规章、《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等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商标权益属无形资产，民营评估机构可对其资产价值有偿进行评定、估算，评估报告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多用于平等商事主体进行商业交易或其它商业行为时的参考。 （三）“价格认定”多用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公权领域，“资产评估”多用于民商事诉讼及仲裁等私权领域 前者是司法行政机关依据等规定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价格认定职能，具有公共及公益属性，起到指引作用。 后者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平等民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涉及的资产的价值进行大概的估算，具有私密性，仅对交易双方有参考作用，无普遍约束力。 综上，若中的“本单位财物”包含商标，将导致我国两套价值评定体系互相冲突。 二、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设专门章节及条款予以保护，若其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将有违立法本意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前三条（第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一十五条）为涉商标类罪名，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包括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十余个传统侵财类罪名，并未涉及商标。 从立法体系和立法目的看，将涉商标类罪名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表明立法者认为“商标权益”并非传统的“公私财物”；强调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信誉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主要保护“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 三、侵犯商标权益的犯罪行为与侵犯财产权的职务侵占行为有所区别，行为人难以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非法占有商标 汽车、房屋等财产属于有形资产，出售或赠予方开具发票或获取赠予证明，公权力部门作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出具产权证书，出资或受赠予方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等物权；职务侵占的行为人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侵犯公司对财物的所有权，行为人占有即所有。 商标权系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商标注册、转让、使用许可备案、注销等程序制定相关指引，基本流程均是民事主体申请、商标局登记备案并在官网公布；该种权益实质为使用权，通过官方登记备案、对外公布，因此行为人无法通过非法占有商品的方式来非法占有印在该商品上的商标；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行为主要体现在“制假、售假”等方面，破坏的是国家对商标的正常管理秩序、权利人对商标的排他性使用权益。 四、如何评价私自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 根据官方指引，公司转让其名下商标，申请人须是该公司，行为人以伪造公司印章及法人签章的方式向商标局申请转让公司名下商标并获通过的，应当以伪造公司印章等案由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若伪造印章后又实施其它违法犯罪的，按牵连行为从一重处罚或数行为并罚）。 公司员工通过掌管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等便利，将公司名下商标通过申请转让至自己或关联公司名下，若并非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人有权在商标局变更登记的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或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撤销该转让或登记行为。按“罪刑法定原则”，此种违背权利人意愿单纯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为通常不认为构成犯罪，多以违反公司章程、从事关联交易、侵害公司权益、商标局监管不当等事由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或主管部门行政责任。但行为人转让商标后，又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其它本应属于公司的财产性利益的，有可能因后续行为构成职务侵占或其他违法犯罪。 五、法律人须熟悉跨界知识，避免机械司法 2025年11月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审判人员须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结合起来，把遵循法度、顺应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避免机械理解与适用法律”。 笔者办理的甲某某转让商标进行商业自救被错认为职务侵占案的案例表明，侦控辩审等法律人须充分熟悉涉案商标所处行业的商业运行规律，明晰商标注册、转让的基本规则，了解商标价值评估的行情及水分，知晓疫情对行业的具体负面影响，才能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待行为人转让商标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与常情常理，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判断涉案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202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正式审议通过，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彻底扭转过往“重注册、轻使用”的行业痛点，以“诚信守法、立足使用、严惩恶意、强化保护”为核心导向，对商标注册、使用、维权、代理、跨境保护等全流程规则进行升级。 本次修法将深刻影响各类市场主体的商标布局、品牌运营及侵权维权工作。笔者拟通过本文结合实务经验，简要拆解其中的六大核心修订要点，厘清新法实施后对企业、商户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实际影响，并尝试提供可参考的应对方案。 一、新增注册条件专章，严控恶意注册，从根源整治商标囤积、抢注乱象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二章 本次修法单独增设“商标注册条件”专章，梳理整合原有禁用、禁注规则，立法逻辑更清晰、审查标准更统一，针对性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囤标”、“蹭热点”、恶意抢注等乱象。新规明确：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超出正常经营需求的商标注册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可直接不予核准注册。同时新增行政处罚条款，对恶意申请注册商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主体，最高可处以10万元罚款。 实务影响：部分企业过去全类别“囤标”、“提前占位”的运营策略在新法实施后可能不再适用，无使用意图的闲置商标不仅无法通过新申请审查，存量闲置商标也极易被他人以“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或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撤销。此外，针对网红词汇、赛事IP、名人姓名等热点商标的恶意抢注行为，审查及惩戒力度将大幅升级，大幅压缩商标投机空间。 二、拓展商标注册客体，新增“动态标志”注册，适配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十四条 新法顺应短视频、元宇宙、新媒体品牌发展趋势，正式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商标范畴，允许企业注册动态LOGO、动态标识等新型商标。同时划定注册红线，单纯基于商品自身技术效果、固有属性产生的动态效果、颜色组合等，不得注册为商标，并进一步细化党政标识、特殊符号禁用规则。 实务影响：新媒体、电商、游戏、短视频等行业企业，可通过注册动态商标保护自身特色品牌标识，丰富品牌保护维度。企业申请新型商标时，需重点核查标识显著性，规避技术属性、通用效果类标识，避免申请被驳回。 三、规制“心机商标”的使用，大幅提升违规成本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五十六条 新法扩容了商标“欺骗性、误导性”商标的认定范围，除传统的产地、品质误导外，新增工艺、原料、功能等误导情形，精准打击企业利用商标文字、图案刻意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行为。同时完善监管惩戒机制，对存在误导公众情形的注册商标，监管部门可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直接撤销商标注册，并可根据违法经营额处以高额罚款。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企业应当主体全面排查现有商标及品牌宣传内容，不建议在商标及使用场景中随意使用“纯天然”“进口原料”“专属工艺”等无实证支撑的误导性表述。同时，模仿知名品牌、刻意混淆产品来源与品质的“傍名牌”行为，将面临撤销商标、高额罚款的双重处罚，合规风险显著提升。 四、从“认定”到“确认”，优化驰名商标制度，强化全域及跨境品牌保护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六十三条 本次修法对驰名商标制度进行系统性优化，将传统的“行政认定”调整为“事实确认”，摒弃功利化的驰名商标评级思维，回归品牌知名度客观认定本质。核心突破在于统一注册与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标准，未注册的知名品牌同样可获得跨类别全面保护。同时创设境外维权确认机制，企业出海遭遇商标抢注时，可申请国内主管部门出具驰名情况确认文件，为海外维权提供官方依据。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真实经营、长期积累知名度的中小品牌无需刻意追求驰名商标资质，即可享受跨类别保护；同时，新法有利于外贸企业解决海外维权举证难的痛点——权利人关于侵权行为的取证难度大幅降低，从而有利于提高跨境商标纠纷案件的胜诉概率，为国货品牌出海保驾护航。 五、商标代理机构新增“签名负责制”+“备案”机制——严管商标代理行业，规制业内恶意牟利乱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六十五条 新法建立了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签名负责制”以及强制备案制度。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未完成备案的机构不得开展商标代理业务，违规经营者将面临1-5万元罚款。同时明确禁止代理机构协助客户恶意抢注、囤积商标、批量刷单申请，严禁从业人员利用商标诉讼恶意牟利、碰瓷维权，违规机构及个人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并纳入行业失信名单。 实务影响：商标代理行业迎来“强监管”时代，以往无资质、靠恶意操作牟利的小机构将被淘汰。企业后续选择合作代理机构，需重点核查备案资质，签订合规协议，规避因代理机构恶意操作导致的商标无效、行政处罚风险。 六、完善侵权维权机制，新增惩罚性赔偿倍数规定，平衡维权权益与诚信底线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七十七条 本次修法大幅优化商标侵权维权规则，明确权利人维权产生的律师费、公证费、取证费等合理开支全额纳入侵权赔偿范围，彻底解决以往“维权成本高于赔偿收益”的困境。同时细化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对恶意重复侵权、规模化侵权行为严格适用1-5倍惩罚性赔偿。此外，新增恶意诉讼规制条款，杜绝商标权利人滥用诉讼权利恶意碰瓷、索赔牟利。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企业遭遇商标侵权时，维权收益显著提升，打击侵权的积极性大幅提高；同时倒逼企业规范自身维权行为，无合法依据的恶意诉讼、批量碰瓷维权将面临反诉追责，有效净化市场竞争环境。新规同时明确商标正当使用边界，企业为标注产品用途、真实来源的善意使用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降低日常经营合规压力。 七、结语 修订后的，标志着我国商标保护制度正式从“注册导向”转向“使用导向、诚信导向、价值导向”。对于广大经营者而言，需要准确了解新法规定，坚持诚信经营、扎实积累品牌价值、完善商标合规体系，才能最大化保障自身知识产权权益，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频片头动画等视觉元素，比如学术会议上的3D分子结构动画、给药装置的操作演示无法获得商标保护，以往只能依赖著作权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举证成本高、保护力度弱。 2026年新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要素，与WIPO《商标法新加坡条约》（Singapore Treaty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简称“STLT”，该条约适用于依据缔约方法律可注册的所有类型商标）及亚太自贸区（简称“RCEP”，该协定要求成员国加入包括STLT在内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完成制度衔接，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立法表现。同时，新法第十八条设定限制：仅由商品自身性质产生、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或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动态效果，不得注册。 这意味着：医药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动态演示、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动效——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尝试作为动态商标注册，获得10年一续的排他权；官网动态视觉识别系统、APP开屏动画、微信公众号品牌动态水印被竞争对手模仿时，可直接援引商标侵权条款，举证路径大幅简化；药品外包装动态全息防伪标识兼具防伪与品牌识别功能，也可纳入商标保护体系。 （二）药企的深层矛盾：识别功能与技术效果的冲突 动态标志入法对药企而言，核心矛盾不在于能不能注册，而在于注册后会不会制造用药风险。 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旋转动态演示——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作为动态商标注册。但商标审查员会追问：消费者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本身购买产品，还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识别出品牌？如果是前者，因“功能性”被驳回。比如，药企用一段动画来展示药物在体内24小时平稳释放的过程。根据新法第十八条，如果这个动态效果“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则不能注册。这里的判断标准不再是美学而是药理学。商标审查员需要判断这个动画是品牌装饰，还是对“缓释”这一技术特征的必要解释？对药企来说，建议将技术动画抽象化、艺术化，转化为与产品功能无关的品牌视觉符号。例如，将“旋转”这一动作设计成品牌特有的、带有艺术美感的3D动画，而非精确模拟药品释放过程。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一个展示“摇匀—插入—深吸”三步操作的动态图标，如果竞争对手使用类似动画但操作步骤有细微差别，是否会造成医生或患者的误操作？此时，商标侵权诉讼的焦点将不再仅是品牌混淆，更重要的是用药安全风险。 此外，有源医疗器械（监护、影像、手术设备）电子屏幕属于产品标签延伸载体，开机界面通常认为属于器械交互标识范畴，基于可用性工程与人因测试合规考虑，适用“警示信息优先、不得被商业标识干扰”规则。建议给药、治疗类有源医疗器械企业采取时序分离演示策略：上电首屏先全屏静态风险 / 用药警示文字，无任何品牌图形，停留≥2秒足够阅读时间，再单独全屏播放＞0.5秒的动态LOGO，LOGO 播放阶段屏幕无安全警示文字，然后再进入主操作界面，并在风险管理报告、可用性文件中写明时序设计逻辑。对于中高风险治疗/给药器械（输注泵、医美设备、注射器械等）建议补充简易认知走查报告，证明用户能够完整阅读首屏风险文字；低风险器械可仅书面说明设计思路，无需眼动测试。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USPTO要求提交连续关键帧静态图序列/MP4视频，同时必须配套书面完整动态描述+真实商业使用样本（specimen），我国新法仅要求关键帧截图+短视频，未强制提交真实市场使用获得显著性的证据。欧盟EUIPO要求动态效果本身具有显著性，对“技术效果”的排除比中国更严格，但欧盟未要求提供使用证据。日本2020年开始接受动态商标注册，当前常规动态商标申请审查周期相较静态商标更长，但可通过加速通道缩短审限。 简单列举一下这方面的案例。据公开信息显示，葛兰素史克（GSK）紫色吸入器颜色商标案（2020）——GSK于2015年向EUIPO申请将“Purple-Pantone:2587C”注册为颜色商标，用于哮喘吸入器和药品。EUIPO以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认为在部分成员国，紫色吸入器含有特定活性成分组合，消费者会将其视为药品特征而非来源标识。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0年9月法院维持驳回。法院特别指出：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药物警戒指南建议，吸入器颜色选择应考虑避免与其他已确立产品混淆，这意味着颜色在医药领域具有功能性安全识别作用，不应被单一企业垄断。之后，2023年，GSK的3D商标（深紫色和淡紫色吸入器）在注册近二十年后，被仿制药企业Cipla Europe NV提起无效宣告。EUIPO撤销部认定该3D商标缺乏显著性，上诉委员会维持撤销决定。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3年5月法院撤销上诉委员会决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上诉委员会未基于整体印象评估该组合商标的显著性，而仅审查了各组成元素的单独显著性。 综上，医药商标申请实际受到商标和药监双重监管约束，建议药企在布局动态商标时，动态画面如果是给药步骤、设备操作、分子机理，极易产生临床混淆、用药差错风险，该风险是商标律师无法单独识别的，必须建立安全审查前置程序，由医学/临床/人因工程师介入评估,排除药监层面功能性、误导性、操作风险。任何动态标志的申请，都须经过医学事务部门评估，确保相关公众不会在紧急情况下引发识别混淆或操作误解，然后再由专业商标团队进行预审。 二、程序中止规则：为研发周期买一份时间保险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三十五条“可以中止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基于结案效率考量往往不中止，直接依据引证商标在审时的有效状态作出驳回决定。新法第四十一条将“可以中止”从驳回复审扩展覆盖异议、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等全部案件类型，在立法上增强了申请人的程序主动权。 （二）药企的战略应用 无论是原研药、仿制药、医疗器械产品、中药地理标志，排除在先权利障碍，除非“撤三”成功，否则通过司法进行权利闯关较为困难且动辄三五年。新法实施后，药企可以申请中止审查的案件类型增加，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防止程序空转拖延时日。 三、驰名商标域外证明：中药出海的母国背书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仅规定中国境内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对境外注册审查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知名度的情况，缺乏明确行政确认通道。新法第六十九条新增：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或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第六十三条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三）中药出海困境 中药出海最大的障碍不是质量，而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六味地黄丸”“片仔癀”这些名字，在西方审查员眼中可能只是描述性词汇或缺乏显著性的符号。过去只能提交海量销售数据、广告投入来证明知名度，但往往收效甚微。 新法实施后，可向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函”。这份母国主管机关出具的官方文件，在境外审查程序中的证明力通常要远高于企业自行提交的证据。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对境外驰名商标的保护分两个阶段：商标申请审查阶段，商标局依据《兰哈姆法》第二条第四款，以混淆可能性驳回近似商标注册，仅能在同类、关联商品范围内提供保护；民事诉讼阶段，权利人可依据《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主张混淆侵权，文字、动态标识、产品界面等识别符号均受保护；若商标在美国全境高度知名，还可依据《商标淡化修正法案》对应的《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主张跨类淡化保护，无需证明消费者混淆，但仅国内知名度不满足适用条件。美国遵循商标地域性原则，不会直接认可他国出具的驰名认定文书。欧盟《欧盟商标指令（2015/2436）》第5条第3款承认在先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但要求完整举证市场份额、广告投放、使用时长、公众认知度，量化知名度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日本、韩国通过双边条约或国内法提供保护，程序复杂、周期较长。 我国新法第六十九条的设计，实质上为中国企业海外维权提供了“母国背书”机制，契合《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保护驰名商标的立法精神，且办理流程更为便捷，企业无需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仲裁，直接向我国商标局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文书。 该确认函域外采信存在明确边界：《巴黎公约》仅要求各成员国保护在本国境内驰名的商标，并未强制成员国直接认可他国行政机关作出的驰名认定；各国有权独立重新审查知名度，他国官方确认函仅能作为补强证据，不具备决定性效力。许多巴黎公约成员国要求域外官方文书完成公证：巴黎公约成员国同为海牙公约成员国的，改用附加证明书（Apostille）替代领事认证；巴黎公约成员国但非海牙成员国的，普遍需要公证+领事双认证；非巴黎公约成员国，确认函证明力有限。美国审理驰名以美国本地公众知晓度为核心标准，即便持有中国官方确认函，若无美国市场使用、宣传证据，USPTO/联邦法院难以采信。 建议中药企业应立即启动”母国驰名”战略，梳理归集古籍记载、行业专家推荐、非遗认证、市场销售、品牌宣传等证据，向商标局申请驰名商标确认。对美国、欧盟、日本等核心出海市场，不要仅依赖确认函，需同步完成目标国商标注册并培育本地市场知名度。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对他国驰名确认函接纳度更高，可优先以确认函作为维权辅助证据。 四、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从“产地标签”到“品质宪章” （一）规则变动 旧法仅仅笼统界定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未明确限定集体商标注册主体类型，同时缺少地理标志类集体、证明商标转让的主体资格约束条款。实践中，道地药材地理标志商标多由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注册，但普遍存在使用准入标准模糊、药企使用门槛不清晰、注册人疏于品质监管等问题。 新法第六条细化定义，明确集体商标由“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注册。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限制规则，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第六十条增设注册人履职罚则，注册人怠于履行品质管控、使用者准入管理职责的，最高可处十万元罚款。 （二）“道地中药材”的注册与管理 “道地”二字，是中医药的灵魂。它背后是特定的土壤、气候、种质资源和炮制工艺。道地药材与普通地理标志存在本质差异：地理标志的产品质量要求仅包括“产品质量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未将“品质优于同类普通产品”作为准入强制条件；而道地中药材要求“特定的品质和疗效”，对产地联系的紧密度要求更高，不仅原料来源限定在道地产区，加工炮制工艺也必须是道地产区特有。 新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六十条，通过提高注册人和受让人门槛，并设定怠于管理的罚则，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谁有资格定义道地”的问题。即，只有具备专业监督能力的行业协会，才能成为“道地”的守门人。 （二）对药企的直接影响 道地药材使用者采购原料药：新法落地后，无法出示地理标志合法使用备案证明的供应商，其药材缺少道地产区标准化管控的法定佐证，产地真实性与品质稳定性存疑。 道地药材生产者经营种植基地：地理标志形成规范化准入壁垒，能够有效阻隔非道地产区药材冒用道地产区声誉、搭品牌红利便车的行为。 计划收购道地药材品牌的投资者：必须审查目标企业是否具备地理标志商标使用资格，同时核验该地理标志注册人是否持续合规履行品质监管义务，避免商标转让受阻、道地标识失效的法律风险。 建议将供应商地理标志使用备案资质纳入中药材GMP常态化供应商审计维度，联合产地行业协会搭建基于DNA条形码、指纹图谱的道地药材溯源体系，以技术手段固化道地品质标准。开展中药企业并购尽调时，把道地药材供应链产地合规、地理标志使用稳定性列为核心核查项目。 五、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个案评判”的结构性风险 新法在实体规则上做了大量完善，但在审查标准层面仍留下较大“自由裁量”空间。 比如，动态标志的显著性判断问题。如何判断一个动态标志“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看第一帧画面还是整体动态效果？要求每一帧都具备显著性还是动态过程本身具备识别功能？审查指南尚未出台，审查员自由裁量权依然很大。 又如，“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恶意注册认定问题。新法第十九条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调整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但“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边界在哪里？一家药企为10个在研管线各注册5个备用商标，算不算“明显超出”？不同审查员甚至同一审查员可能以“个案评判”为由给出截然不同结论。 再如，“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撤销情形问题。第五十六条新增此撤销理由，但“误导公众”的标准是什么？商标局及复审委是不是应当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不是简单下结论？要求实际造成消费者误认还是只要存在误认可能性？只针对商品质量、产地误导还是也包括功效、成分误导？ 商标局与商标复审委长期以来以“个案评判”理由在诉讼阶段“解释”自身审查标准尺度不一、飘忽不定、审查结论缺乏证据支持等问题，久为业界诟病。同样商标在不同审查员手中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结果。新法虽然提升了部分规则明确性，但核心审查标准仍依赖后续《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细化，难以有效矫正商标行政部门审查实践中常见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而指南修订往往滞后于法律生效数年，期间企业被迫在不确定性中摸索。 建议：对核心商标采用“多方案并行”策略——同时提交几个不同设计版本的注册申请。对动态标志等新型商标，优先选择显著性最强、最不可能引发争议的版本提交。在审查过程中主动说明商标的商业使用场景和识别功能，降低被自由裁量的风险。建立“法务+医学+市场”的跨部门商标评审小组，在商标申请前就模拟审查员的质疑，并准备好相应的科学证据包。 六、异议期缩短：防御窗口收窄 新法第三十六条将异议期从3个月缩短为2个月。 在先权利人需持续监测、拦截竞品恶意抢注，决策、证据筹备的法定时间窗口压缩约33%。创新药企核心药品商品名遭遇仿制药企业抢先注册时，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全套异议申请材料提交。叠加企业内部审批、多维度证据归集、外部律师文书撰写流程，两个月筹备周期压力显著提升。 建议搭建自动化商标监控预警系统，对核心商标初审公告实现实时抓取预警；提前储备异议证据、制定标准化维权预案；围绕核心商品名布局多类别防御商标矩阵，降低单一核心名称被恶意抢注的商业风险。将商标风险防御由传统“产品上市后被动监测”前移至研发全周期：临床前阶段完成核心商标全球检索与布局规划；临床阶段常态化监控近似商标初审公告；申报NDA阶段确保核心药品商标已完成注册，或至少顺利度过异议公告期。 七、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扩大与认定标准的张力 新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不再区分商标是否已在中国注册，统一规定对‘他人的驰名商标’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提供跨类保护，取消了旧法第十三条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限制，实现了驰名商标保护的全面升级。 但相关认定标准未同步细化。第六十三条虽然列举了认定驰名商标考虑因素，但仍是原则性规定。执法司法实践对“相关公众”范围、“知晓程度”量化标准、“持续使用”最低年限等问题并未形成权威、明确的统一标准。比如，创新药商品名可能在医生群体中知名度很高，但在普通消费者中知之甚少。非药企如保健品公司在不相类似商品上注册相同商标，药企因此主张驰名商标保护时，国知局可能在驳回的同时并不说明具体审查规则尺度，法院可能因对“相关公众”缺乏明确规则而倾向于维持国知局复审驳回决定。 建议药企必须“破圈”收集、积累知名度证据。除了医学期刊、学术会议，还应有意识地在权威大众媒体上进行疾病教育（DTC），提升品牌在“相关患者公众”中的知名度，同时注重在健康管理、医疗器械、在线医疗等关联品类进行防御性注册，为商业生态布局提前筑起防火墙。 八、马德里体系的“五年依赖期”：跨境BD的阿喀琉斯之踵 （一）规则边界 《马德里议定书》规定，国际注册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如果原属国的基础注册不再受保护，国际注册的保护也将失效。母国失效即全部失效，不需要每个国家单独撤销。对于国际注册因原属局要求被注销（即“中心打击”）的情形，权利人须在国际局登记注销之日起3个月内将对应指定国保护转换为该国单独国家注册，视为在原国际注册的注册日期提交。 （二）跨境BD的特殊风险 药企跨境BD交易往往涉及商标权的跨境转移或授权。一个常被忽视的风险点是：如果BD交易导致原属国商标权发生变动，可能触发马德里体系“五年依赖期”的连锁反应。 场景一：License-out交易 中国药企将某创新药海外权益授权给MNC，MNC要求在目标国以其名义注册商品名。如果该商品名此前已通过马德里体系基于中国注册延伸保护，而MNC要求在目标国进行转让或变更注册人，即便仅拆分转让部分海外指定国权利，五年依赖期内国际注册整体仍绑定中国基础注册效力，国内基础商标出现任何权利瑕疵，全部区域保护同步灭失。如果变更过程中中国基础注册出现被无效、被“撤三”等问题，所有指定国的国际注册将全部失效。 场景二：资产剥离交易 药企将某个产品线的全球权益出售给境外买方，买方要求将相关商标全部转让至其境外实体。如果该商标此前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转让必须在原属国（中国）先完成，且受让人必须符合中国法律要求。如果买方是纯粹的境外投资实体，不具备“在中国有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可能无法直接受让中国基础注册，导致整个国际注册体系无法顺利转移。 场景三：多区域授权冲突 同一商标通过马德里体系在多个国家注册，但不同区域的BD交易授权给不同合作伙伴。如果某一区域合作伙伴的违约行为导致该区域注册被撤销或无效，是否影响其他区域的注册？理论上不影响，但实践中可能因“母国基础注册”的变动而产生连锁风险。 （三）证据管理 对主要依赖出口的药企，必须在国内保留商标使用痕迹（样品包装、临床试验物料、学术会议展示等），应对“撤三”风险。商标使用证据台账可覆盖：学术会议（展台照片、演讲PPT、会议手册）、临床资料（试验方案封面、研究者手册、伦理批件、知情同意书、总结报告）、线上宣传（官网截图带时间戳、微信公众号推文、短视频/直播回放、电商平台页面）、样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发放记录、物流单据、签收确认）、小试中试物料（批记录、质量标准、工艺验证报告、稳定性考察报告）。 建议：考虑在五年依赖期内的核心目标市场进行“单独国家注册”（而非仅依赖马德里体系），即使成本更高，但可规避五年依赖期风险。跨境BD交易中，将“马德里体系依赖期风险”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进行审查，在交易文件中设置相应的保护性条款（如基础注册维持义务、变更限制条款、违约救济机制）。即使没有商业销售，也必须在中国境内制造“使用痕迹”——在CDE审评报告、药物警戒系统、国内学术会议展板等场景持续使用该商标。 九、MAH与医疗器械多品牌企业：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 （一）法律规则 新法第四十六条继承旧法第四十二条对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的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 新法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 （二）MAH企业的特别风险 MAH制度下，同一药品可能涉及多个主体：研发企业持有药品注册批件，生产企业负责实际生产，销售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各主体可能分别持有不同商标。 场景一：MAH转让中的商标拆分 如MAH持有A药品注册批件和“XX”商标，同时持有B药品注册批件和“YY”商标。“XX”和”YY”在药品类别（第5类）上构成近似商标。计划将A药品的MAH转让给另一家企业，但保留B药品和“YY”商标。根据新法第四十六条，不能仅转让”XX”商标而保留“YY”商标——必须一并转让，否则商标局不予核准。 场景二：多品牌企业的品牌剥离 拥有多个药品品牌的大型药企，计划将其中一个品牌剥离给新成立的子公司或出售给外部投资者。被剥离的品牌商标与保留的品牌商标在类似商品上构成近似。不能“挑肥拣瘦”地只转让想卖的、保留想留的——必须一并转让或重新设计商标体系。 （三）医疗器械企业的特别风险 医疗器械企业商标布局比药品企业更复杂：同一企业可能同时拥有“设备品牌”和“耗材品牌”；设备与耗材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可能分属不同类别，但在实际商业场景中高度关联。计划出售设备业务但保留耗材业务，必须审查两个品牌的近似性，避免因“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而被迫一并转让。 考虑到类似商标转让不可分规则已实施多年，企业相关风险管理已较为成熟。在此仅简略提示：梳理企业全部注册商标，按商品类别和近似性分组，识别“必须一并转让”的商标组合。进行MAH转让、企业并购或品牌重组时，将“商标一并转让义务”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审查。在品牌设计之初，就应避免在不同产品线之间使用近似商标。如果现有商标体系存在“近似商标分散在不同主体”的情况，考虑通过商标许可（而非转让）绕开限制，但需在许可合同中设计严密的质控条款，以满足MAH制度下对药品质量的要求。 结语 这部新将于2027年1月1日生效。对药企而言，它重构了品牌资产布局的逻辑：动态标志打开了视觉资产的产权化通道，程序中止规则压缩了确权周期，驰名商标域外证明提供了出海背书工具，地理标志准入规则重塑了道地药材的竞争格局。同时，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异议程序的防御窗口收窄、马德里体系的依赖期陷阱、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这些结构性风险需要被纳入商业决策的考量。 在医药行业，商标战略的本质，是在“合规”与”创新”之间，在“安全”与”品牌”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它要求企业不仅做法律的遵守者，更做规则的理解者和运用者。用法律的确定性，去拥抱医药创新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这部新法对所有医药经营者的终极启示。

在当下知识产权意识已经相当普及的情形下，品牌方进行维权行动原本应当是对市场秩序起到维护作用的正义行为。然而，近期出现的“遇见小面”起诉“渝见小面”商标侵权这一案件，在法律界、社会公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案件不仅涉及到商标法里有关“近似”和“混淆”的传统判断标准，还触碰了地名简称所具有的显著性、商标跨类保护的界限、商业维权中利益平衡所蕴含的法治本质。身为法律实务工作者，需要拨开情绪的迷雾，回到商标法的逻辑起始点，去探讨“渝见”和“遇见”之间存在的法律差距。 1 显著性之辩：地名简称在餐饮商标中的法律地位 商标的活力来源于显著性，所谓显著性就是商标能够让相关公众识别出商品来源的特性。在餐饮行业里，经营者常常会倾向于选用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词汇，利用这些词汇来暗示产品口味很正宗或者工艺有传承性。这种 “地域背书” 策略一方面提高品牌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给商标法方面的显著性判定造成了复杂的难题。 “渝”作为重庆的法定简称，在餐饮行业特别是面食、火锅、江湖菜这些方面有着很强的描述性。要是商标中有“渝”字，相关公众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餐饮服务和重庆口味、重庆地理来源或者重庆饮食文化有关。从商标法理去分析，这类地名简称是特定行业公有领域的语言资源。要是允许某个商业主体通过商标注册在餐饮行业把“渝”字实质性垄断，就相当于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的了，会挤压同行业其他经营者的合理表达空间，还违背了商标法保护公平竞争、防止权利滥用的立法目的。 对“渝见”和“遇见”进行对比分析时，显著性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保护范围的大小。原告所拥有的商标“遇见”是由具有感性逻辑的词汇组合而成，带有一定浪漫意味、品牌意向，被告所使用的“渝见”，因“渝”字的融入，其语义的重点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渝”字不但具备识别作用，还具备说明作用——也就是向消费者传达“这是一碗具有重庆特色风味的面”。这种地理标识元素的加入，让“渝见”在视觉呈现方面、文化内涵方面、消费心理暗示方面，都形成了一种与“遇见”不同的独立识别特性。 对于执业律师来讲，在处理这类涉及地名简称的侵权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剖析原告商标的显著性构成。要深入去分析：原告商标是那种独创性特别强的“臆造词”，还是显著性比较弱的“暗示性词汇”甚至只是“描述性词汇”的简单组合？要是原告商标自身包括大量公有领域元素或者行业通用词汇，那它受保护的强度就得受到严格限制。 司法实践里，显著性较弱的商标要承担更高的“被模仿容忍度”。这就是说，权利人不能只因为读音偶然相近，就把权利范围随便扩大到那些含义不同、还正当引用了地理简称的词汇上。律师应主张，要是被告的标识里有能体现其经营特色、地理渊源且有正当使用理由的元素（像“渝”字），这种使用应被看作是对显著性弱化部分的合理分离，而非对原告商标权的侵犯。只有秉持这种显著性分级保护原则，才能保证商标权既能保护创新，又不会变成阻碍市场主体正当表达的工具。 2 混淆可能性：从“读音相似”到“整体感知”的跃迁 在商标侵权诉讼里，原告一方常常倾向于把复杂的侵权判定予以简化，使之成为简单的数学比对。在这一案件当中，原告进行起诉的核心逻辑是“四字之中有三字相同，并且读音高度相似”，想要凭借“音同”直接推导出“侵权”。在传统的商标审查实际操作中，音、形、义的近似的确是辅助判断的重要指标，然而绝不是终局标准。商标侵权的本质判定准则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混淆可能性”（Likelihood of Confusion）。要是仅仅因为读音相似就判定侵权，这不仅是对商标法理的机械理解，更是对汉字博大精深意蕴的忽视。 进行混淆可能性的判定之时应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当作基准。餐饮行业的消费者消费决策通常在瞬间发生，区分品牌的关键不是刻意去拼读每一个音节，而是依据视觉上的招牌呈现、店面整体装修风格、特定口味的心理预期，这种“整体感知”的力量比局部字符的重合要大得多。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视觉识别的优先级要比听觉识别高得多。虽然“渝”和“遇”的读音完全一样，但是它们的文字形态在视觉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汉字的偏旁部首包括着核心的语义信息，“渝”字的“氵”旁直接指向地理和水系方面，而“遇”字的“辶”旁传达出动态的偶遇意思。在店面招牌这种以视觉为主导的场景中，相关公众凭借一般的注意力，就能够通过字形结构轻松地区分二者，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视觉印象。 其次地域文化的心理暗示在餐饮消费里有着“认知分流”的效果。消费者于街头瞧见“渝见”时，受地名简称潜意识的引导，常常会把它和重庆小面、川渝风味等具体的地域特色关联起来，进而产生一种“寻觅正宗风味”的心理导向。而当看到“遇见”时，更多联想到的是一个标准化的连锁品牌、一种现代化的餐饮理念亦或是特定的情感共鸣。这种心理认知的本质区别，在消费端建立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大幅降低了误认的可能性。 另外还需斟酌市场共存的实际情形、行业的习惯做法。在当下的餐饮市场中，那些以“见”字作为结尾或者采用“XX见”结构的品牌数量众多，这已然演变成一种在行业内流行的命名样式。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大量弱显著性元素彼此堆砌，消费者的“辨别阈值”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就好比在到处都是“某某堂”或者“某某斋”的环境中，相关公众对于前缀字眼的辨别敏感程度会有所提高。以“渝见”和“遇见”来说，消费者往往更倾向于去留意那个具备区分意义的首字，而不是后缀的通用词汇。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商标近似的判定没办法脱离具体的经营环境情况。比如说，以一个只在特定社区经营、服务范围有限的小型面馆为例，其与一个全国性的连锁品牌在物理空间和目标客户群上存在明显区隔，这种实际的市场环境差异，是判断混淆可能性的重要考量因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家打算上市的全国连锁品牌，这家品牌的受众群体、市场定位跟前面所说的小型社区店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物理空间跟目标客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状况时，仅仅只是把读音相似当作起诉的理由，在法律实务当中显然没办法支撑起“混淆可能性”这一关键要件。律师在进行辩护的时候需要着重指出，商标法所保护的对象是商誉的唯一指向内容，并非是对特定读音的绝对独占。 3 跨类保护的迷思：第35类与第43类的权利鸿沟 在对本案展开法律方面的解析过程中，有一个具备较高实务探讨价值的细节值得关注，此细节便是原告方的权利基础。根据媒体所披露的相关信息、业界的观察情况来看，原告在提起诉讼之时所依据的权利基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持有的第35类商标，而非餐饮服务核心的第43类商标。这样一种现象反映出了当前商标维权实务当中存在一个由来已久的误区，也就是对第35类商标功能出现了过度的神化、盲目地扩张。退一步讲，即便原告持有第43类商标，其保护范围亦受限于其商标本身的显著性和实际使用状况，这同样是被告律师可以着力抗辩的方向。 长久以来，第35类商标由于涵盖了“广告”“商业管理”“特许经营的管理”等项目，在民间被错误地称作“万能商标”。许多企业觉得，只要获得了35类商标，就能够针对他人在任何商业领域的使用行为展开跨界打击。可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各级法院司法实践的持续推进，对于35类商标的保护范围正经历从“盲目扩张”转变为“回归理性”的过程。 对于餐饮企业来讲，第43类也就是提供餐饮、住宿服务的类别，才是其能够生存下去的“护城河”、核心权利的载体。第35类服务的本质是为他人给予商业服务，它的核心重点在于起到辅助作用的商业管理或者营销推广，而第43类服务的本质是直接朝着终端消费者提供餐饮实物、服务。要是品牌方仅仅依据第35类商标，就想要起诉一家实际经营着餐饮店、提供具体面食服务的个体工商户，那么从法律逻辑方面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这类诉请通常会碰到“服务类别既不相同也不类似”这样的实质性抗辩。餐饮服务的经营行为和商业管理咨询并不一样，这两者在服务目的、内容、方式、消费群体上有差异，强行关联常常会被看作是对商标权的过度扩张。 站在实务建议的立场来看，这一权利上的差距给品牌方带来了醒目的警示。企业在进行资本运作、筹备上市或者进行全国范围的扩张以前，务必为了核心类别也就是43类，还有关联类别比如30类食品等的商标实现全面覆盖，建立起周全的防御模式。仅仅依靠35类商标所支撑的维权模式，放在法律实务当中就如同沙滩之上的堡垒一般，很容易在专业律师的类别抗辩之下崩塌。 对于被诉方律师来说，核查原告商标的类别权限、实际使用证据，常常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策略。要是原告企图凭借第35类商标的纸面权利，去限制他人合理正当的第43类餐饮经营行为，这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跨类别的权利侵占行为。律师需要敏锐地进行指出，商标法的保护应当遵循“权项对应”这一原则，禁止权利人利用分类表的模糊特性进行不正当的“降维打击”。要是法院支持了这种跨类垄断，会致使餐饮行业内众多合法经营的小微主体因为没有注册35类商标而陷入无端的诉讼困境之中，这明显背离了商标分类注册制度的初始目的。所以，明确35类与43类的权利边界，不只是本案胜负的技术关键所在，更是维护餐饮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法理必然要求。 4 商业维权的边界：批量诉讼与利益平衡原则 “遇见小面”这一事件能够引发舆论的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外包律所批量维权”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当中，维权常常会转变成为一种“收割”的手段，而并非是用于保护品牌的商誉。 商标法不仅是保护私权的法律，也是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律。对权利滥用进行规制的情况如下：在维权成本远远低于潜在收益，并且起诉对象大多是缺乏法律专业能力的小微经营者的时候，这样的维权行为有可能会被判定为存在“权利滥用”的嫌疑。 在司法实践中，利益平衡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即司法需要在大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小微企业生存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针对那些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并且在客观方面也没有造成实质混淆的小店而言，提出高额赔偿请求通常是缺乏法理依据的。 在当前这个案例当中，经过综合考量利弊之后，创始人最终做出了赠予商标并且撤诉这样的行为举动，这一行为从表面上来看属于公关方面的一种选择，然而从法律原理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的话，实际上反映出其对于“维权过度”这一现象的深刻反思。 5 结语：品牌方的法律克制与专业深度 “渝见”和“遇见”之间产生的纠纷，给餐饮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发出了警示信号。品牌方要清楚，法律所提供的保护范围，应与品牌自身的显著程度、商誉实际所能覆盖的范围相契合。要是过度依靠法律中存在的一些可利用之处，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进行所谓的“碰瓷式”维权行为，那么不但会使司法资源遭到消耗，还会对品牌自身的商业价值造成反作用。 对于身为律师的我们来说，针对此类案件展开分析时，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将法条进行罗列，而是应当进一步深入到对于行业特征、消费者心理、社会价值导向等方面进行综合的研判之中。唯有在法律逻辑与社会常识之间探寻到平衡点，才能够为客户提供真正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服务。

对照基准：2019年第四次修正版（73条）与2026年6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版（87条，2027年1月1日施行）。本表仅列实质性与结构性变化要点，措辞性微调不一一罗列；条文序号以新版为准、括注旧版对应条。 事项/条款 2019年版（旧） 2026修订版（新） 立法变化目的解读 一、体例结构与施行 整体框架 8章73条；属第四次「修正」（局部修改）。 9章87条；为整体「修订」，并新增第二章「商标注册的条件」。 由零散修正升级为体系化重构，将注册条件单列成章，使绝对/相对理由更集中清晰。 施行日期 1983年3月1日起施行（历次修正延续）。 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已注册商标继续有效。 给予市场主体与代理行业过渡准备期，新旧衔接平稳。 二、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 立法目的（第1条） 「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管理在前。 「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加强商标管理，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保护在前，并新增「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促进健康发展」。 立法理念由「重管理」转向「重保护」，凸显私权属性与高质量发展导向。 战略定位（新增第3条） 无对应条款。 新增：商标工作应贯彻党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部署，提升保护、运用、管理、服务水平。 将商标工作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强调「运用」与「服务」职能。 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第9条） 「诚实信用原则」一句话表述。 改为「诚信原则」，并新增「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正面回应批量抢注、囤积、恶意维权等乱象，确立禁止权利滥用规则。 三、行政管理体制 主管机构表述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注册；另设「商标评审委员会」处理争议。 统一表述为「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全文取消「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委）」。 落实机构改革：商标局并入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审委撤销，确认与复审/裁定由同一部门承担。 注册与执法分立（第4条）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与执法。 区分「商标注册、管理部门」与「承担执法职能的部门」，并建立信息共享与协调机制。 对应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注册归知识产权局、执法归市场监管部门，权责分工明确。 公共服务信息化（新增第13条） 无。 新增：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商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整、准确、及时发布商标信息。 顺应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商标业务便利化与数据公开水平。 四、商标注册的条件（实体） 可注册标志类型（第14条/旧第8条） 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及其组合。 在上述基础上新增「动态标志」（动态商标）。 回应数字化、品牌视觉创新需求，扩充非传统商标的可注册范围。 绝对禁注事由（第15条/旧第10条） 首项为同国家名称、国旗国徽等相同近似；末项为「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新增首项：同中国共产党名称、党旗党徽、勋章、重要理论成就、历史事件相关标志性要素相同近似的；末项改为「违背公序良俗」。 强化政治符号保护；以「公序良俗」替代旧表述，标准更具弹性与时代性。 显著性单列（第17条/旧第11条） 显著性与禁注混合表述。 单列显著性要求条款，明确缺乏显著特征不得注册，经使用取得显著性可注册。 条理化注册条件，便于审查与适用。 功能性排除扩展（第18条/旧第12条） 功能性形状排除仅适用于「三维标志」。 扩展至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声音、动态标志等所有非传统商标的功能性要素。 统一非传统商标的功能性原则，防止以商标变相垄断功能性特征。 恶意/囤积申请（第19条/旧第4条）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细化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不予注册；并新增「不得以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 为打击批量囤积抢注提供更可操作的审查与拒绝依据。 在先冲突相对理由前置（第20条） 相同/近似在先商标的拒绝散见于旧第30条（驳回）。 单列第20条：不得与他人在同种/类似商品上已注册或在先申请的商标相同近似。 将相对理由提升为独立条款，结构更清晰，便于异议/无效援引。 驰名商标：认定→确认（第63条/旧第13、14条） 位于总则前部；表述为「认定」驰名商标，考量因素5项。 移至第八章「保护」；统一表述为「确认」驰名情况；考量因素增加「受保护记录（特别是作为驰名商标）」与地域范围细化。 强化「个案认定、被动确认、按需保护」原则，淡化驰名商标「荣誉化」倾向。 境外驰名确认（新增第69条） 无。 新增：境外注册审查或处理案件中需证明在中国境内驰名的，可应请求作出确认；并规制以欺诈手段办理境外商标业务。 服务企业「走出去」，配合马德里体系与海外维权需求。 五、注册申请与审查程序 书面形式（第26条/旧第22条） 可以书面或数据电文方式提出。 明确数据电文（电子数据交换等可有形表现并可调取）「视为书面形式」。 适应全程电子化申请，明确电子文件法律效力。 异议期限（第36条/旧第33条） 初审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异议。 缩短为「二个月」内提出异议。 压缩授权周期、提高确权效率，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专用权取得时点（第39条/旧第36条） 自初步审定公告「三个月」期满之日起计算。 相应改为自公告「二个月」期满之日起计算。 与异议期缩短同步调整，前移权利取得时点。 复审机关（第37、50、58条等） 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对评审委决定不服起诉。 改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复审/裁定，对其决定不服起诉。 落实评审委撤销后的程序衔接，统一确权机关。 中止审查整合（第41条） 中止规则分散于异议、无效等条文。 整合为统一的中止审查条款，覆盖异议、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等。 统一程序规则，减少重复表述与适用分歧。 六、续展、转让与注销 章名调整（第五章） 「续展、变更、转让和使用许可」。 改为「续展、变更、转让和注销」；使用许可移入第七章「商标管理」。 按权利管理逻辑重新归类，注销规则独立成节。 注销后冷却期（第49条/旧第50条） 撤销/无效/期满未续展的，自相应之日起1年内不予核准近似申请。 针对「注册人主动申请注销」的情形单列：自注销公告起1年内对他人相同近似申请不予核准。 细化主动注销情形下的在先权利缓冲，防止规避与抢注。 七、商标管理与商标代理 恶意申请行政处罚（新增第54条） 旧法仅在第68条末款笼统规定「对恶意申请给予警告、罚款」。 明确列举三类恶意申请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 把恶意申请的行政责任具体化、可执行化，提升震慑力。 误导性使用处罚（新增第56条） 无独立条款。 新增：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责令改正并按违法经营额或限额罚款，逾期可撤销。 填补「合法注册但误导性使用」的监管空白。 代理从业人员规制（第65、68条） 主要规制代理「机构」。 新增对「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个人的规制：不得自行接受委托、不得同时在两家以上机构执业、对签名业务负责，并设相应罚则。 将监管延伸至自然人执业者，规范代理市场秩序。 代理行业自律（第66条） 原则性规定行业组织惩戒并公布。 细化：制定自律规范与惩戒规则、开展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及时公开惩戒情况。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提升代理服务质量。 八、专用权保护与侵权救济 指示性/描述性正当使用（第73条/旧第59条） 仅规定通用名称、描述性标志、地名及在先使用的正当使用。 新增：非传统商标功能性要素的正当使用；以及「指示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或表明真实来源」的「指示性正当使用」（不致混淆为限）。 首次明确指示性合理使用，平衡权利保护与竞争自由（如配件、维修、兼容标示）。 赔偿计算顺序（第77条/旧第63条） 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倍数，为「递进」顺序；惩罚性针对「恶意」侵权。 改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获利（并列可选）；惩罚性赔偿标准由「恶意」改为「故意」侵权。 赋予权利人选择权、降低举证负担；「故意」标准与民法典、专利法等统一。 不使用抗辩（第78条/旧第64条） 可要求提供「此前三年」实际使用证据。 明确为「侵权行为发生前三年内」的实际使用证据。 明确三年使用窗口的计算基准，减少争议。 执法职权细化（第76条/旧第62条） 查阅复制范围为合同、发票、账簿等；可查封扣押。 扩充可调取资料范围（业务函电、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并新增「先行登记保存」职权。 适应电子证据时代，强化行政执法取证能力。 行刑衔接（第75条） 「涉嫌犯罪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一句概括。 细化双向衔接：执法部门移送公安，公安/检察/法院反向移送行政处罚，并互相提供专业支持、认定意见、无害化处置协助。 构建行刑双向衔接与协作机制，提升打假整体效能。 九、法律责任新增条款 恶意诉讼处罚（新增第81条） 旧第68条末款仅提「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由法院处罚」。 独立成条：对以恶意串通、单方捏造基本事实等方式提起商标诉讼的，法院依法处罚，并承担民事责任。 遏制虚假诉讼、滥用诉权，维护司法秩序。 公职人员禁业与监督（第82-84条） 原则规定不得从事代理、玩忽职守追责。 细化禁业、内部监督及四类违法情形的处分，覆盖注册、管理、执法全链条。 强化廉政与履职监督，匹配机构改革后的职能配置。 整体趋势小结 （1）理念上由「重管理」转向「重保护」，凸显商标私权与营商环境；（2）体制上确认商标局并入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审委撤销，注册与执法分立；（3）实体上扩充动态商标、强化政治符号与公序良俗、统一非传统商标功能性原则；（4）程序上缩短异议期（3→2个月）、推进全程电子化与信息化；（5）反恶意上全链条加码——囤积抢注、误导使用、恶意诉讼均设明确责任；（6）保护上引入指示性正当使用、赔偿计算改为并列可选、惩罚性标准由「恶意」改「故意」；（7）代理上将监管延伸至从业人员个人，强化行业自律与行刑衔接。 提示：本表为基于条文文本的对照梳理，供实务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适用请结合后续配套的实施条例、审查审理指南及过渡衔接规定。本文是在AI生成基础上，由作者加以整理。

在品牌知识产权维权实践中，很多企业常会遇到一种两难场景：面对体量微小、认知有限的个体商户侵权，严格依法追责容易陷入“大企业打压小微”的舆论争议，但若一味妥协退让，又会对自身商标权利和长期品牌资产造成隐形、持久的损伤：大量市场模仿出现而不维权，会不断淡化驰名商标，直至退化为通用名称。遇见小面与“渝见小面”的商标争议事件，正是这一行业困境的典型缩影。品牌方因舆论压力选择大幅让步，以撤诉、致歉、无偿赠与商标的方式换取舆情平息，看似是温和包容的处理方式，实则是对商标柔性维权的严重误读，将情理层面的宽容容错，变成了法律层面的永久性权利让渡。这种看似温情的和解方式，短期化解了舆论矛盾，却在商标权利边界、品牌无形资产、市场竞争秩序、驰名商标培育等多个维度埋下深层隐患，也为所有品牌的商标战略建设，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反面样本。 一、案件事实与侵权定性：小微侵权值得包容，但不应免责 遇见小面作为深耕市场多年的成熟品牌，已完成核心商标体系的布局，先后注册“遇见小面”系列商标，覆盖经营核心的服务类别及广告、加盟、推广等关联防御类别。经过长期持续的市场运营与品牌推广，品牌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辨识度与消费者认知，商誉积累扎实。 南阳当地个体商户未经品牌授权，使用读音完全一致、字形高度近似的“渝见小面”作为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及对外宣传的核心标识，经营品类与服务模式与“遇见小面”高度重合，客观上极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品牌关联、授权经营或同源经营的混淆认知，完整落入品牌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属于典型的商标近似侵权行为。 在品牌方启动常规维权程序后，网络舆论逐渐偏向同情小微创业者，大众视角更倾向于保护个体生计，品牌维权行为随之被贴上“强势打压”的标签。面对不断发酵的舆论压力，遇见小面选择主动让步，不仅终止全部维权诉讼、放弃赔偿主张，还主动将自有注册的相关商标无偿赠与侵权商户，并承诺协助对方完善商标注册布局。 从法律层面而言，市场主体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始终以是否造成混淆、是否落入保护范围为核心标准，经营规模大小、是否为小微商户，从来都不是商标侵权的免责事由。小微企业的经营弱势，仅为司法裁判中酌情降低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无法改变侵权行为本身的法律定性。基于现行商标法律体系与司法裁判规则，遇见小面的维权行为合法正当，完全符合维护自身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立法初衷。 但需要厘清的是，肯定维权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品牌必须对所有侵权行为采取强硬追责的刚性处理方式。成熟的品牌商标管理，本身就包含柔性处置的思维，面对无心过失、体量微小、获利有限的小微侵权主体，品牌完全可以在守住权利底线的前提下给予包容空间。真正的柔性让渡，是处置尺度的温和调整，而非商标权利的彻底放弃，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值得深思的核心问题。 二、柔性让渡的异化风险：舆论妥协背后的品牌长期内伤 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本质是品牌在合法框架内，对追责力度、处置方式做出人性化调整，是品牌格局与法务成熟度的体现。但遇见小面本次将商标无偿赠与侵权主体、彻底放弃维权的处置方式，已经脱离了合规柔性和解的范畴，属于商标权利的无底线退让，会对品牌形成不可逆的长期负面影响。 商标权利的处分具备极强的公示效力，品牌主动将近似商标无偿转让、公开放弃对应标识的排他权利，会在后续所有商标争议中触发权利禁反言的法律效果。往后市场中再出现同音、近形、结构相似的仿冒标识，品牌再主张近似侵权、申请异议或提起诉讼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会参考品牌此前的权利放弃行为，认定品牌已自行限缩自身商标的保护边界，对后续维权造成不利后果。一次舆论妥协，会永久压缩品牌商标的保护范围，让多年积累的品牌标识壁垒出现永久性缺口。 完整的品牌商标体系，依托核心经营商标与关联防御商标相互支撑、闭环保护。品牌将关键防御类近似商标赠与他人，会造成近似标识分属不同市场主体、同类经营场景并行使用的局面，直接打破商标权利体系的完整性。不同主体持有高度近似的商标，在同一市场、同一赛道开展经营，会持续造成消费者认知混淆，甚至滋生长期的交叉权属争议，让品牌陷入无休止的知识产权纠纷中，持续消耗法务精力与品牌口碑。 从品牌资产角度来看，商标的核心价值在于独一无二的识别属性。稳定、清晰、无混淆的品牌标识，是商誉积累、市场区分、商业估值的基础。品牌主动放任近似标识合法存续，会持续稀释自身品牌的独特性，逐步弱化消费者的专属品牌认知，多年的营销投入与品牌沉淀会被不断消解。同时，存在权利瑕疵、边界模糊的商标资产，会在品牌融资、估值、规模化发展的尽调环节成为重大短板，直接影响品牌无形资产的价值认定。 市场示范效应带来的隐性伤害同样不容忽视。头部品牌的处置方式，会直接影响整个市场的仿冒生态。无底线的舆论妥协，会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让大量小微经营者产生“仿冒知名品牌无需担责，舆论施压即可获得包容甚至商标权属”的认知，变相鼓励搭便车的蹭流量行为，后续品牌将面临更多、更分散的侵权仿冒问题，维权成本与舆情压力会持续攀升。 对于有长期发展规划、意图培育高知名度品牌的企业而言，这种权利退让还会直接阻碍驰名商标的培育进程。驰名商标的认定，不仅考量市场知名度，更看重商标权利的稳定性、排他性与品牌持续主动维权的完整记录。品牌主动放弃权利、容忍近似标识共存的行为，会形成负面权利记录，无法佐证品牌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难以满足驰名商标培育的核心要求，错失品牌最高层级的法律保护机遇。 三、品牌柔性维权的正确打开方式：善待小微，但守住权利 品牌商标战略的成熟，在于刚柔并济。严格的权利坚守是底线，人性化的柔性处置是温度。面对小微商户的无心侵权，品牌无需机械采取强硬诉讼、高额索赔的对抗式处理方式，合理的包容容错既符合大众朴素的价值认知，也能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但所有柔性处置都必须建立在不放弃商标所有权、不压缩权利边界、不制造权利漏洞的基础之上。 针对完全没有主观蹭取商誉的恶意、开店时间较短、经营规模极小、只是因知识产权认知匮乏出现无心侵权的小微门店，品牌可以选择放弃经济赔偿、放弃追责处罚，以包容的姿态对待小微经营者。在固定好侵权事实、留存完整证据记录的前提下，给到商户合理的整改周期，要求对方及时更换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名称及全部侵权宣传标识，彻底清除市场中的侵权元素。这种处理方式弱化了商业对抗，体现了品牌包容，同时完整守住了商标的专属权利与保护边界，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遗症。 对于前期投入成本较高、短期内彻底更换品牌会造成较大经营损失，但本身愿意合规整改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采用过渡期许可的柔性模式化解纠纷。通过正式的合同约定，给到对方短期、有限的商标使用权限，严格限定使用区域、使用周期与经营规模，明确禁止转授权、扩店经营、招商加盟等衍生行为，用极低的授权成本或阶段性免费授权的方式，给到商户合理的转型缓冲空间。这种方式仅适度开放短期使用权，商标所有权、排他权、核心保护权益始终归属于品牌，不会造成权利流失，是情理与法理平衡的优质解决方案。 针对深耕本地市场多年、拥有固定客群、整改成本极高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引导对方通过标识差异化改造的方式实现市场共存。商户在原有经营标识的基础上，增加独特的文字、图形或地域后缀，让改造后的整体标识形成清晰的区分特征，彻底消除与品牌主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在完成合规整改并核验无误后，品牌可出具谅解文件，终止本次维权程序，在保护自身品牌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小微商户的经营成果。 柔性包容始终存在清晰边界，人性化处置仅适用于无心、轻微、小规模的侵权场景。对于刻意模仿品牌标识、长期持续侵权、依靠品牌流量大规模获利，且在收到整改提示后拒不配合、恶意攀附品牌商誉的经营主体，品牌需要果断终止容错机制，依法开展正规维权，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与市场公平秩序。包容不是纵容，善意的柔性让步，只为善待无心犯错的小微经营者，绝非放任恶意蹭牌的市场乱象。 四、正当维权是法治市场应有之义，知识产权诉权本身值得尊重与鼓励 商标法设立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心目的是保护经营者商誉、制止仿冒混淆、维护公平竞争，权利人通过起诉途径主张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救济渠道，本身不存在天然对错。 其一，品牌投入资金、人力打造连锁标识，注册 “遇见小面” 商标，依法享有排他使用权利。市场中大量存在恶意仿冒、傍名牌牟利的商户，若权利人放弃诉讼、一味退让，只会纵容搭便车侵权行为，损害品牌创新积极性。从制度层面，主动起诉疑似侵权主体，是权利人履行自身权利、维护市场秩序的合法行为，这类正当维权应当得到法律与社会的包容，不能仅凭企业规模大就直接否定维权行为的合理性。 其二，不能简单以强弱身份标签区分维权善恶。无论连锁企业还是个体商户，在诉讼中都是平等民事诉讼主体。如果预设大企业起诉小微商户就是 “压榨”，等于以身份代替法律评判，变相剥夺企业的诉权。只有当维权行为超出法定边界、构成权利滥用时，才具备可苛责性，而 “是否滥用权利” 同样需要法庭结合证据综合判定，而非舆论先行定性。 其三，鼓励正当维权，本质是保护全体市场经营者。小微企业同样会遭遇山寨仿冒，只有完整畅通的诉讼维权渠道，大、中小商户才能平等依靠法律抵御侵权。片面否定企业起诉权利，最终会破坏知识产权保护整体环境，让所有经营者维权无路可走。 五、长效品牌视角下的商标战略建设逻辑 从本次商标争议事件不难看出，品牌商标保护从来不是单一的维权动作，而是一套贯穿事前布局、事中处置、长期培育的完整战略体系。柔性维权是品牌战略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永远不能替代权利底线。 品牌所有的柔性让渡，都只能局限在追责尺度、处置方式的调整范围内，商标所有权、独占排他权、核心保护边界这些根基性权利，绝对不能为了舆论口碑妥协放弃。任何和解、容错、让步，都必须以不产生权利禁反言、不割裂商标体系、不留下品牌权利瑕疵为前提。 品牌需要建立适配自身发展的标准化侵权处置逻辑，依托侵权主观意图、经营规模、侵权时长、整改态度区分处置方式，让每一次柔性和解都有规则支撑、有证据留存、有边界约束，避免舆论情绪主导商业与法律决策，从根源杜绝无序的权利退让。 完整且规范的维权与和解记录，是品牌商誉与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佐证。合法合规的柔性处置，能够留存品牌规范市场秩序、包容小微发展的正向证据，为后续品牌升级、知名度提升、驰名商标培育积累优质素材。反之，无底线的权利赠与与撤诉妥协，只会成为品牌无形资产的永久性瑕疵。 成熟的品牌舆情与法务协同，同样是商标战略的关键一环。品牌可以主动向公众传递清晰的维权逻辑，区分无心小微侵权与恶意蹭牌侵权，让大众理解商标保护不仅是保护大品牌权益，更是维护所有原创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弱化维权对抗感，传递品牌温度，在守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持续积累正向品牌口碑。 结语 遇见小面公开信引发的商标争议，是一次典型的商标战略认知警示。很多品牌误将舆论妥协当作格局，误将权利放弃当作包容，最终用长期的品牌资产为代价，换取短期的舆论平和。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是尺度的温柔，绝非根基的出让，品牌善待小微经营者的方式，应该是容错、缓冲、人性化处置，而不是放弃权利、赠与商标、自毁壁垒。 品牌的长久发展与高端化培育，依托于稳定完整的商标权利体系、刚柔并济的维权机制、统一清晰的市场品牌认知。守住商标权利底线、把控柔性处置尺度、建立标准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才能让品牌在情理与法理之间找到平衡，既保有企业温度，又筑牢无形资产壁垒，实现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前言 数字经济时代，域名作为互联网的基础寻址标识，兼具技术定位与商业标识的双重功能。当域名的主体部分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近似时，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然而，域名与商标在权利产生基础、保护逻辑和制度设计上存在本质差异，不宜简单套用商标法框架评价域名持有行为的正当性。 本文尝试从财产权的法理基础出发，厘清域名与商标各自的权利逻辑，并结合WIPO仲裁实践与中国司法判例，探讨域名“单纯持有”（mere holding/passive holding）在恶意认定中的法律评价标准。 一、域名与商标：看似相似的双重属性，截然不同的法理底色 域名（Domain Name）是用户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网址文本，如 baidu.com。由于域名一般由短小易记的词组组成，其主体部分往往直接指向网站的主要内容，天然具有品牌识别功能。这种特征使其在表象上与商标高度相似，但两者在法理基础上存在根本差异： （一）商标的“用益主义”：不用则撤 商标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使用——通过持续经营积累的商誉构成商标保护的核心利益。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用益型”财产权的内在逻辑：法律授予商标权人独占权的正当性前提，是权利人将该商业标识投入市场使用、通过经营行为创造可供保护的商誉。因此，商标法设立“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本质上是对用益型产权的制度回应：法律授予独占权的代价是投入使用、回馈市场。简言之，商标是“因用而有”，若长期不使用会面临被剥夺权利的法律风险。 （二）域名的“先占主义”：静默合法 域名权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合法注册取得的排他性占有。域名在全球域名系统（DNS）中具有唯一性，其价值源于技术架构下的稀缺性。《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域名持有人依法注册并按期续费，即可维持对域名的合法占有，无需承担类似商标的持续使用义务。 因此，在域名制度中，“不使用”是一种中性状态。持有人既不因静默持有而获得额外法律优待，也不因此承担权利弱化的不利后果。这一特征决定了：在域名争议中，“未使用”不等同于“恶意”，也不宜将商标法下的“不用则撤”逻辑移植到域名领域。 二、恶意认定的法理边界：“不使用”不当然等于“恶意” 基于上述财产权结构差异，商标制度与域名制度对“不使用”状态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法律评价： 在商标制度下，“不使用”触发权利弱化机制——三年不使用可被撤销，因为闲置意味着商誉基础的消失。在域名制度下，“不使用”不影响权利本身的存续——只要合法注册并持续续费，持有人对域名的财产权不因静默而减损。正是基于这一结构差异，域名争议中的“单纯持有”（mere holding）原则要求：对持有人是否存在恶意的判断，必须置于个案综合判断框架内进行，不能将“未使用”作为认定恶意的独立依据，也不能将其异化为对持有人的当然不利推定。 三、实务裁判：单纯持有（Mere Holding）不当然构成侵权 在域名争议的司法与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实务中，各法域均遵循相同法理：单纯持有（Mere Holding）仅是一种客观状态，而非恶意的当然推定依据。是否构成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仍应结合域名含义、注册背景、持有人行为以及是否存在攀附商誉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当持有人存在攀附商誉、误导公众、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其他针对商标权人的不正当目的时，单纯持有才可能被进一步评价为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如果投诉人的商标知名度不高、域名本身属于通用词汇、或者缺乏其他证据证明被投诉人有搭便车/通过域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时，专家组通常会认定恶意不成立，从而驳回投诉。 （一）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仲裁实践： 1. Telstra Corporation v. Nuclear Marshmallows (WIPO Case No. D2000-0003)：消极持有本身不能自动认定恶意 本案为UDRP体系中“消极持有”问题的里程碑案例。被投诉人注册了telstra.org 但从未建立网站。专家组指出：消极持有本身不能自动认定恶意，但结合以下因素可综合认定——投诉人商标在澳大利亚享有极高知名度、被投诉人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注册、无法设想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存在任何善意使用的可能。最终裁定转移域名。 该案确立的核心规则是：消极持有并非恶意的充分条件，但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综合判断因素之一。此后WIPO《OverView3.0》第3.3节将此归纳为“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全部情形综合判断）标准。 2.Indofil Chemicals Company v. Amar Vakil (WIPO Case No. D2006-0792)：单纯持有不能推定为善意或恶意 被投诉人于1998年注册indofil.com，但长期未建立网站。投诉人Indofil Chemicals Company拥有indofil商标，以“闲置即恶意”为由提起投诉。专家组驳回投诉，裁决域名继续由被投诉人持有。专家组认为，投诉人未能证明被投诉人注册域名时系针对投诉人商标，没有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出售域名、误导用户或利用投诉人商标获利，而长期未使用（passive holding）本身不足以证明恶意。专家组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 “Passive holding is not evidence of either good or bad faith.” 即： 消极持有既不是善意证据，也不是恶意证据。 3.Fortrend Group LLC v. Rami Atallah (WIPO Case No. D2013-1377)：通用词汇域名的消极持有受保护 Fortrend Group LLC 是美国一家时尚零售企业，自2008年起使用 PRIVÉ 品牌经营二手及样品奢侈品销售业务，拥有美国注册商标 PRIVÉ，其主要网站为 theprive.com。投诉人主张 prive.com 与其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被投诉人对该域名没有合法权益。 专家组认为，prive.com与投诉人的PRIVÉ商标构成近似，但“privé”是法语常用词，意为“private”，属于具有独立词义的通用词汇，仅凭域名主体部分本身无法推断其针对投诉人。专家组还特别指出，投诉人关于“域名长期未使用（passive holding）”的主张并不足以自动证明恶意，仍需结合全部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最终投诉被驳回。 4. Match.com, LP v. Bill Zag and NWLAWS.ORG （WIPO Case No. D2004-0230）: 通用词汇域名的消极持有受保护 投诉人Match.com, LP是知名在线交友平台，自1997年起注册使用“MATCH.COM”商标。被投诉人自2002年起注册并持有一系列包含“match”一词的域名，其中部分域名未实际投入运营，处静止状态，个别域名曾指向在线交友或相关网站，并存在域名出售或挂牌转让的情形。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域名停放、出售及部分竞争性使用行为，属于恶意注册与恶意使用。 专家组指出，“match”一词本身属于常见英语词汇，具有“匹配、相配”等通用含义，并非投诉人独创或高度独占性标识，因此不能当然认定域名必然指向投诉人商标。其次，专家组认为，UDRP制度下的恶意认定必须结合注册时的主观意图进行判断，不能仅凭域名与商标的相似性或域名未使用（passive holding）就认定为恶意。在综合考虑域名的通用词属性、缺乏针对性证据以及被动持有本身不足以推定恶意等因素后，专家组裁定驳回投诉，相关域名维持由被投诉人持有。 （二）中国司法实践 在域名争议处理中，UDRP规则体系与中国法院关于商标侵权的审查路径虽在制度结构上存在差异，但在对“静默持有（passive holding）”的法律评价上趋于一致。UDRP体系强调，域名未投入实际使用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而应结合商标知名度、注册人行为模式及是否存在针对性等因素综合判断；中国法院在处理域名与商标冲突案件时，则通过“商标性使用—混淆可能性—主观过错”的构成要件框架，通常认定仅有域名注册或未实际投入使用的事实，不足以证明侵权成立。尽管两种体系在规范表达上分别使用“恶意推定规则”与“侵权构成要件规则”，但在证据评价层面均体现出共同立场：域名的消极持有状态本身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否定性后果，权利人仍需进一步证明存在指向性利用或混淆性后果，方可触发不利评价。 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两种规则体系对于域名与商标权利基础差异的共同认识：商标权的取得与保护建立于使用及商誉积累，而域名权利则源于注册机制所赋予的先占性、唯一性与排他性，因而不能仅因其与既有商标发生文字重合，便否定域名注册人基于合法注册所取得的权利地位。 1.曼卡龙珠宝公司诉吴永安域名侵权案 案号：（2014）杭下知初字第300号 |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被告持有mclon.cn域名，主体部分与原告“MCLON”注册商标完全一致。原告以域名侵害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被告虽持有与原告商标相同文字的域名，但未通过该域名进行任何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持有行为导致公众误认。判决明确指出： 持有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域名，但未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且无证据表明该域名使用导致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不足以认定该行为侵害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该案在中国法语境下确认了与WIPO仲裁实践一致的立场：域名的静默持有不当然产生侵权后果，恶意认定需要积极的证据支撑。 2.DKH零售有限公司、极度集团诉上海智事科技公司域名侵权案 案号：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被告持有争议域名superdry.cn，原告拥有第25类“Superdry”商标。法院从三个维度否认恶意：其一，“superdry”为通用英文词汇（意为“超级干燥”），可与多个行业产生关联，不具有指向原告的唯一性；其二，原告商标知名度有限，相关公众不会因域名当然联想到原告；其三，域名交易属于常见市场行为，仅凭高额报价不足以证明恶意。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该案对实务中常见的“高价=恶意”论证逻辑作出了明确否定：域名作为稀缺的数字资产，其市场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持有人对域名的定价行为本身不构成恶意的推定依据。 四、恶意认定的综合判断框架 综合上述裁判实践，无论UDRP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还是中国司法，恶意认定均遵循“综合判断”而非“单因素推定”的分析路径。结合及WIPO《OverView3.0》第3.3节，可归纳如下判断要素： （1）投诉人/原告商标的知名度： 商标知名度越高，被投诉人对商标的知悉可能性越大，恶意推定空间越大；反之，若商标知名度有限，则难以推定被投诉人“针对”该商标注册域名。 （2）域名本身的含义： 若域名由通用词汇、地理名称、常见人名等构成，其注册动机可能与商标无关；若域名为臆造词且与商标高度一致，恶意可能性增大。 （3）注册时间与背景： 注册是否发生在商标取得知名度之后？持有人是否与商标权人存在业务关联或竞争关系？ （4）注册后的行为模式： 是否存在出售要约、是否设置竞争性广告、是否实施了误导性跳转等积极攀附行为？ （5）持有人身份信息： 是否使用虚假注册信息？是否存在大量抢注他人商标的历史？ 只有在上述因素综合指向恶意时，“单纯持有”才可能被评价为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缺乏积极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单纯持有本身不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四、结论 域名争议解决的核心在于准确识别恶意：既要有效打击以攀附商誉为目的的抢注行为，也要避免将合法的域名财产权置于不当的举证劣势之中。商标“因用而有”，域名“先占而有”，两者遵循不同的权利逻辑，服务于不同的制度目标。回归各自权利的正当性基础，坚持个案综合判断的分析方法，方能在保护商标权人合法商誉与维护域名持有人正当财产权之间，实现公平裁判。 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律师的作用不可替代。域名争议往往横跨技术规则与法律规范、国际仲裁程序与国内司法救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一般规则等多个领域，需要对UDRP程序规则、各仲裁机构的裁判倾向、中国法院的司法立场以及域名行业的商业逻辑有系统化的认知。无论是代理商标权人发起投诉、还是协助域名持有人进行合法权益抗辩，精准的法律定性与充分的证据策略，往往直接决定争议的走向。 展望未来，随着新通用顶级域名（New gTLD）的持续扩展、Web3.0去中心化域名体系（如ENS、Handshake）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商标检索和域名估值的深度介入，域名与商标之间的权利边界将面临更多元的挑战。传统“一商标对应一域名”的线性冲突模式，正在向跨平台、跨技术架构的立体化争议形态演变。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延续“综合判断”的法理基础及实务导向，平衡创新发展与权利保护，将是知识产权实务持续探索的方向。

引 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壮锦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和保护范围。然而，对于壮锦产业而言，当壮锦从手工作坊走向市场，从民族工艺品转变为文化消费品牌时，商标保护便成为不可逾越的法律议题。一个事实值得警醒：消费者购买的从来不只是一件壮锦织物，更是一个承载文化认同与品质承诺的品牌符号。我们常说“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商标正是这一资产的法律基石。没有商标的庇护，壮锦企业耗费心血打造的品牌形象可能被随意仿冒、搭便车，甚至毁于一旦。本文中，我们将从实务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壮锦产业商标保护的路径与策略。 PART 01 壮锦商标保护的现状与不足 从积极的一面看，壮锦产业的商标保护已初见成效。一些头部企业的商标布局，为壮锦品牌的商业化运营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行业树立了标杆。 然而，欣慰之余我们更应看到隐忧。壮锦产业呈现典型的“头部集中、尾部薄弱”格局——大量中小工坊、非遗传承人及乡村合作社几乎处于商标保护的真空地带。许多工坊沿用着相似的名号，“壮锦”二字被随意嵌入各类商品名称中，品牌识别度极低；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个别工坊精心培育多年的品牌被他人抢先注册，自己反而沦为“商标侵权者”的情形。这种乱象的根源在于商标意识的普遍薄弱：不少传承人认为“做好手艺就够了”，殊不知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商标的“好手艺”极易被淹没在仿冒品的洪流之中。 PART 02 壮锦商标注册的实务要点 （一）商品/服务类别的精准选择 壮锦产业链条长、衍生品类丰富，商标注册应根据实际经营需求进行类别规划。核心类别包括：第24类（纺织品、布料、壮锦织品）、第25类（服装、鞋帽）、第26类（绣品、花边、编织品）。拓展类别则可视业务发展而定：第14类（珠宝首饰——壮锦元素饰品）、第18类（皮具、箱包——壮锦纹样包袋）、第35类（零售展示、电商销售服务）等。我们建议企业至少将核心类别全部注册，避免品牌做大后在关联类别上遭遇抢注。 （二）商标类型的策略选择 对于壮锦产业，除了普通的商品商标外，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具有特殊价值。（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推进商标品牌建设，支持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申请，培育产业集群品牌和区域公共品牌。”这一条款为壮锦区域品牌的打造提供了政策支持。 具体而言，集体商标适合由行业协会或合作社注册，供成员集体使用，能够有效凝聚产业合力；证明商标则用于证明商品的特定品质或原产地属性，如“靖西壮锦”可作为品质认证标识。此外，结合《条例》第十三条关于“组织开展地理标志资源信息普查，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壮锦产地还可以积极申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或地理标志商标，形成“普通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地理标志”的多层次保护格局。 （三）区域公共品牌的打造 壮锦产业目前品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各种新品牌虽不断涌现，但尚未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共品牌。可以借鉴“景德镇陶瓷”“苏州刺绣”的成功经验，由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注册统一的壮锦区域公共品牌商标，制定使用准入标准和质量规范，让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工坊共享品牌红利，实现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出击”的转变。 PART 03 商标使用与维权 （一）规范使用是权利维持的前提 规定，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这意味着，商标注册后必须投入实际商业使用，并保留使用证据（如销售合同、发票、宣传资料等）。同时，商标使用必须规范——注册的文字、图形或其组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被撤销的风险。我们建议壮锦企业建立商标使用台账，定期留存使用证据，确保持续合规。 （二）维权路径 壮锦商标一旦具有一定知名度，便容易成为仿冒和“搭便车”的目标。根据，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商标侵权。面对侵权行为，权利人可选择以下维权路径： 第一，电商平台投诉。针对线上销售渠道的侵权行为，可利用主流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进行投诉下架，快速切断侵权商品的线上流通。 第二，行政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请求查处侵权假冒行为。行政途径周期短、成本低，适合快速制止侵权。 第三，民事诉讼。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可主张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根据，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还可适用惩罚性赔偿，赔偿数额可达实际损失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第四，刑事追责。对于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还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根据，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防御性注册与品牌护城河 对于已具备一定知名度的壮锦品牌，我们建议进行防御性注册：一是将核心商标在关联类别上进行扩展注册；二是注册近似商标防止他人“傍名牌”；三是关注商标公告，及时提出异议，将潜在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 PART 04 建议与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为壮锦产业的商标保护提出以下三条核心建议： 其一，建立“企业商标+区域公共品牌”的双轨体系。鼓励企业注册自有商标打造差异化品牌，同时由行业协会或地方政府主导注册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形成区域品牌合力，让壮锦以统一、高品质的形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其二，推动中小工坊的商标意识觉醒与能力建设。可通过知识产权培训、商标申请费用补贴、集体注册代办服务等方式，降低中小从业者的商标注册门槛，帮助他们从“无牌经营”迈向“品牌经营”。 其三，构建商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从注册前的检索与规划，到注册后的规范使用、持续监测、主动维权，建立系统化的商标管理制度，让商标真正成为壮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增长极。 壮锦是广西乃至全国的文化瑰宝，而商标则是这瑰宝在市场浪潮中的法律铠甲。我们期待看到，在商标制度的护航下，壮锦不仅能织就绚丽的图案，更能织就响亮的品牌——让每一匹壮锦都有出处、每一个品牌都有保障、每一份匠心都有回报。

引言 “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维护程序安定性与行政决定公信力的基石，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约两年多前，A公司针对一件涉嫌被B公司抢注的商标提起无效宣告。B公司长期大量囤积知名商标，恶意明显。国家知识产权局（下称国知局）裁定争议商标在核心商品上无效。B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维持了无效裁定，但二审法院改判撤销原裁定，并责令国知局重新作出裁定。遗憾的是，A公司当时未实际参与该诉讼程序。 国知局依据二审判决重新作出裁定，维持了争议商标的注册。A公司不服该重裁裁定，委托我所提起诉讼。立案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三十条，指出利害关系人对国知局依据生效裁判重新作出的裁决起诉的，不予受理，同时提示如坚持起诉需说明理由。 我们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问题，与法院进行了反复沟通并提交书面法律意见，最终成功说服法院认定本案不构成“一事不再理”，为A公司争取到了程序救济的机会。基于这一实务经验，我们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例外情形及最新司法动向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政诉讼中“一事不再理”的审查范围与标准 在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中，法院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审查，首先面临的是审查范围的界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条，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这一规定赋予了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较为宽泛的审查权限，使得法院不仅能够审查被诉行政决定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还可以对行政机关未予审查的实体事由进行审理。 在审查标准上，行政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判断，核心在于对“相同的事实和理由”的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2014年修订）》第六十二条，申请人撤回商标评审申请的，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商标评审申请已经作出裁定或者决定的，任何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该条款是行政程序中“一事不再理”的基础规范，也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然而，行政诉讼的审查并不止步于对行政程序规范的简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九条进一步明确了例外情形：当事人依据在原行政行为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在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或者新的法律依据提出的评审申请，不属于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这一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是否错误适用“一事不再理”提供了实体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它也为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新证据、提出新理由预留了空间。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新证据的审查注重其实质性影响而非形式要件。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对于一个已有生效裁决的商标评审案件，并非只要提交了不同于前一程序的证据就可以认定构成了“新的事实”。新的事实应该是以新证据证明的事实，而新证据应该是在原裁定或者决定之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确实是在原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 这一裁判观点表明，行政诉讼中对“新事实”的认定持审慎态度，强调证据的“不可归责性”——即当事人在前序程序中未提交该证据须有客观原因，而非主观懈怠。 二、“新事实”的认定：从行政程序到诉讼程序的延续 （一）行政诉讼中的新证据提交规则 行政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提供了在行政程序之外提交新证据的可能性。根据，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这一规定从反面确立了行政诉讼中“一事不再理”的基本规则。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这一规定意味着，行政机关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如果基于新的事实或理由，即使结果相同，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 在行政诉讼中，“新事实”的认定是突破“一事不再理”的核心路径。司法实践对此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判断标准。 （二）新证据的实质性审查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新证据的审查，注重其实质性影响而非形式要件。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如果将本可以在以前的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作为新证据接受，就会使法律对启动行政程序事由的限制形同虚设，不利于形成稳定的法律秩序。 该案中，3M公司提交的民事判决书、宣传材料、公证书等证据，均被法院认定为“并非在原程序中无法取得或事后新发现的事实”，因此不构成“新的事实”。这一裁判标准在案件中得到了延续，法院明确指出：原告再次依据2013年的规定对诉争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且在本案无效宣告请求时未向被告提交新证据，属于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评审申请，构成一事不再理。 （三）新增引证商标构成“新事实” 在案件中，法院对“新事实”的认定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原告在异议、异议复审阶段以及无效宣告阶段虽然都适用了2001年，但其在无效宣告阶段新增了引证商标，故新增的引证商标，属于新的事实和理由，不构成“一事不再理”。 这一裁判规则表明，即使法律依据相同，如果当事人提出了新的权利基础（如新增引证商标），也可以构成“新的事实”，从而突破“一事不再理”的限制。 （四）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变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八条，在人民法院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诉争商标予以驳回、不予核准注册或者予以无效宣告的事由不复存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新的事实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裁决，并判令其根据变更后的事实重新作出裁决。这一规定赋予了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依据新事实直接作出裁判的权力，为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引入新事实提供了明确的程序路径。 三、实务要点与诉讼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在商标行政诉讼中应对“一事不再理”问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策略布局： （一）在行政程序中充分举证，为诉讼救济预留空间 由于行政诉讼中对怠于举证行为的证据不予采纳，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应当尽可能全面地提交证据，避免因举证懈怠而在诉讼中丧失提交新证据的机会。如果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行政程序中提交某些证据，应当保留相关证明材料，以便在诉讼中说明客观原因。 （二）善用行政诉讼的独立审查范围 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审查范围不限于行政机关的认定理由。即使行政机关以“一事不再理”为由驳回申请，当事人仍可在诉讼中主张行政机关的认定存在明显不当，请求法院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条，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三）关注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节点 对于在行政程序中已作出生效裁定的案件，当事人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存在“新的事实或理由”。如果存在，应当及时启动新的行政程序，并在后续行政诉讼中充分论证“新事实”的实质性差异。对于行政机关依据生效判决重新作出的裁决，当事人应当审慎评估是否具备再次起诉的条件，避免因重复起诉而被裁定驳回。 （四）充分利用诉讼中的新证据规则 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可以提交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这一规定为当事人在诉讼中突破“一事不再理”提供了程序空间，但需注意该证据应当是在行政程序中因客观原因未能提交的，而非因当事人自身懈怠所致。 四、结语 商标行政诉讼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一个横跨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复合型法律问题。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审查，既受到行政程序规范的约束，又享有独立的司法审查权限。对于代理人而言，理解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逻辑，把握行政诉讼中特有的证据规则与审查标准，是在程序壁垒中寻求实体公正的关键，能为真正有理有据的当事人保留寻求司法救济的通道。

引言 2026年春季，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清理那些长期未实际商业使用、却仍占据注册簿的“僵尸商标”。这一波监管升级不仅源于法律改革本身的技术性加强，更反映出美国官方在推动知识产权体系现代化、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方面的战略取向。据相关数据统计，自《商标现代化法案》（Trademark Modernization Act, TMA）全面实施以来，USPTO已启动超过2000起撤销和重新审查程序，大规模清理那些缺乏真实使用证据的注册商标。更重要的是，在最新一轮政策动作中，USPTO缩短了答复窗口期，使得商标持有人如果无法在更短时间内提交充分证明材料，其商标有可能被直接撤销或部分撤销。 对于跨境电商卖家而言，商标曾经是品牌备案、防跟卖、打爆款的“护身符”，但如今，这张护身符正在被重新审查——那些仅仅为了抢注、从未真正投入商业使用的品牌名，正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一、TMA法案的核心机制：撤销与重新审查 要理解这波清理行动的来龙去脉，需要回溯到2020年签署的《商标现代化法案》，TMA的核心创新之一就是允许任何人或USPTO自身启动两个全新的快速程序：撤销程序（expungement）和重新审查程序（reexamination）。这两个工具的设计初衷，是在比传统行政听证更加快速、低成本的情况下，针对未使用或误用的注册商标提出挑战。 传统上，撤销或取消商标登记需要通过商标审理和上诉委员会进行漫长的对抗性程序，从提交动议到最终裁决往往耗时一年以上且需要支付高昂的律师费用，这使得许多本应被清理的“僵尸商标”得以长期滞留注册簿，成为后续申请人无法绕过的障碍，TMA设立的expungement和reexamination程序改变了这一局面。 具体而言，expungement针对的是从未投入商业使用的商标，即便该商标已经注册多年，只要没有真实的使用证明，任何第三方均可申请撤销，该程序通常适用于自注册日起3到10年内的案件。而reexamination则质疑注册商标在其主张的首次使用日期之前是否真的已经在商业中使用，适用于注册后五年内发起。两个机制激活之后，USPTO得以在更短周期内清理商标注册簿中的“死角”，让市场准入与品牌保护更加依赖真实使用而非纯粹的注册数量。 二、清理成果:逾六万项条目被清除意味着什么 根据USPTO最新发布的官方管理分析报告，2025财年利用TMA程序成功从商标注册簿中清除了逾62,000项商品和服务条目。这一数据背后，是大量长期未使用或无实际商业活动支撑的注册项目被集中“扫除”，最直接的效果是减少在先商标阻碍后续申请的现象，有助于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初创品牌而言意义深远。美国律师界评论称，这不仅清理了“死库存”，还让真正活跃的品牌权益更加稳固、合法。 然而，对于拥有大量“空壳品牌”或只是为了抢注而非实际运营的电商卖家而言，这次改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警钟。曾有人将这类长期不使用商标的行为比喻为“僵尸商标”——它们虽然在技术上仍然有效，但实际上并未参与市场竞争，只是占据着潜在的法律障碍，随着USPTO行动节奏加快，这类商标被撤销的风险显著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62,000项条目并不等同于62,000个商标，一个商标可能覆盖多个商品或服务类别，因此实际被波及的商标数量略小于这一数字，但依然足以说明清理力度的空前。更重要的是，USPTO已明确表示这一工作将是持续性的，而非一次性运动，未来每个财年，类似的清理规模都可能维持在高位。 三、跨境电商卖家的自查清单与应对策略 在跨境电商和品牌管理圈内，这波政策调整迅速成为热议话题，部分卖家表示，近期接到USPTO的审计通知后措手不及，尤其是那些未能提供详尽使用记录的注册人，面临撤销风险。监管缩短答复窗口期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剧了时间压力——过去可能有两三个月准备材料，如今可能只剩下几十天。 针对这一新形势，建议美国商标品牌持有者立即启动内部审计，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核实每个商标在美注册的商品或服务项目是否真正投入了商业使用。使用证据可以包括带有商标的产品包装照片、在线销售页面截图、实体店或展会陈列照片，以及标有日期的广告宣传材料，证据必须清晰地显示商标与商品之间的关联，并且能够证明在注册日期或续展日期之前已经投入使用。 第二，检查商标的使用证据是否与注册的商品/服务描述严格对应。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商标持有人注册了服装类别下的“上衣、裤子、帽子、围巾”四个项目，但实际只销售了上衣和裤子，这种情况下，帽子和围巾的项目就可能被USPTO以“未使用”为由单独撤销。 第三，关注答复窗口期的变化。一旦收到USPTO的审查意见或撤销通知，应立即与专业律师沟通，切不可因内部审批流程冗长而错过截止日期，根据新规，错过窗口期的后果远比过去严重——商标可能直接被撤销，且恢复的难度和成本极高。 对于尚未收到通知但希望主动规避风险的卖家，可以考虑自愿删除注册中未实际使用的商品项目，这比被动等待USPTO启动撤销程序要主动得多，也能避免在官方记录中留下“被撤销”的不良记录。 四、未来趋势：AI驱动的知识产权监管 除了商标实质性使用审查机制的强化，USPTO正在推进一系列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革以提升效率，新推出的AI工具已经能大幅缩短某些审查流程中的分类和编码工作，这意味着监管机构正在尝试借助先进技术优化知识产权系统。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USPTO有可能进一步扩展类似的技术驱动措施，用于检测商标注册与实际市场行为之间的匹配程度。具体而言，AI系统可以自动抓取电商平台上的品牌页面、社交媒体广告以及海关报关数据，与商标注册簿中的信息进行交叉比对，一旦发现某个注册品牌在市场上毫无踪迹，系统就可能自动触发审计或撤销程序，这种“全天候监控”将对品牌合规提出更高要求。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商标制度的演变方向非常清晰：从“注册优先”转向“使用优先”。过去，抢注者可以凭借一纸注册证书占据有利位置，即使从未卖出一件商品，如今，USPTO明确传递的信号是：商标权属于那些真正在市场上使用它的人。对于跨境电商卖家而言，这意味着品牌管理的重心必须从“注册多少个商标”转移到“如何在每一个注册类别中持续、可证明地使用商标”。 结语 USPTO加速清理僵尸商标的行动看似是一次技术性的行政程序调整，实则是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深层回归——商标的本质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商誉与识别来源，那些只是为了备案、防跟卖而注册却从未启用的品牌名，正在加速失去法律庇护。 对于跨境电商卖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过去那种“多注册几个商标总没错”的粗放式品牌管理策略将不再奏效；机遇在于，当僵尸商标被大规模清除后，真正活跃、有真实商业投入的品牌将在更干净的注册环境中获得更强的法律地位。主动自查、规范使用证据、及时删减冗余项目，这些看似繁琐的工作，正是品牌在北美市场长期立足的基本功，合规从来不是负担，而是让那些认真做事的经营者与投机者拉开差距的那道分水岭。

本案中，原告旗下“小飞碟”剃须刀因其独特造型成为市场爆款，年销售额逾数十亿元。被告形成从条码注册、制造到销售的完整侵权链条，在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方面全方位模仿原告产品。深圳龙岗法院一审认定三被告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深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本案为应对规模化、链条化侵权行为提供了可参考的诉讼策略。 一、案件背景 原告上海某科公司是一家总市值超过150亿元的上市公司，其推出的“小飞碟”剃须刀因酷似太空飞碟的独特造型，自2021年上市后迅速成为市场爆款。截至起诉前，“小飞碟”剃须刀在抖音、京东、拼多多、淘宝等平台的部分销售额超过数十亿元，在天猫、抖音等平台占据热销榜、好评榜、回购榜前列。 原告围绕该产品构建了多重权利保护体系：拥有第63109222号“太空小飞碟”文字商标，以及“小飞碟”剃须刀相关的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持续经营使“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 “小飞碟”剃须刀爆火后，市场上出现大量侵权产品。本案三被告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侵权链条：蓝某趣公司申请登记产品条码并提供商标授权，亨某达公司作为制造商生产侵权产品，亮某芝公司在淘宝平台开设店铺进行销售。侵权产品在商品链接、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小飞碟”等标识，包装装潢与原告产品高度近似，线上展示销量高达17万件，销售额过千万元。 二、办案思路与专业应对 1. 诉讼策略：从单点维权到“权利防护矩阵” 代理律师在初步梳理侵权线索时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表现多样，涉及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多个维度。如果仅以外观设计专利作为权利基础，不仅难以覆盖被告使用“小飞碟”商品名称的行为，还可能面临外观设计专利在诉讼中的稳定性风险。 经过分析，代理律师最终确定了以“商标权+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为核心的权利主张方案： ·商标侵权部分：针对亮某芝公司在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标识的行为，主张构成商标侵权； ·不正当竞争部分：针对三被告在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方面对“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的整体模仿，主张构成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种“权利矩阵”的诉讼策略，使原告能够针对侵权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不同行为进行精准打击，避免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 2. 侵权链条梳理：从条码到生产到销售的责任锁定 本案的难点之一在于，三被告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试图通过主体分离来规避责任。代理律师通过以下证据链条，完整呈现了被告的侵权全貌： <1>条码溯源：通过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查询，涉案产品条码6974995100400由蓝某趣公司申请登记并公示，公示图案与侵权产品一致，备案名称为“小飞碟剃须刀”； <2>生产主体认定：侵权产品包装上明确标注“制造商：深圳市亨某达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正面及标签上使用“小飞碟”字样； <3>销售行为固定：亮某芝公司在淘宝“carkoci旗舰店”销售侵权产品，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小飞碟”标识； <4>宣传图文比对：被告网店宣传页面使用了与原告网页一致的包含太空元素的蓝色背景，以及“科技时尚潮玩生活”“即插即用1秒回血”等相同或近似的宣传语。 上述证据使法院能够清晰认定：三被告在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意思联络，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 3. 核心法律问题回应 针对被告提出的多项抗辩，代理律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应： <1>关于“商标未实际使用”的抗辩：被告主张原告未在产品实物上印制“太空小飞碟”商标，不构成商标使用。代理律师指出，原告在抖音、京东、拼多多等平台的官方店铺中，在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标识，该使用方式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广告宣传使用，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2>关于“合法来源”的抗辩：被告主张其产品来源于案外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代理律师从两个层面进行反驳：第一，亨某达公司、蓝某趣公司作为侵权产品的制造者，依法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第二，亮某芝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签订时间晚于原告公证购买时间，不能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真实来源。二审法院明确：“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主体不包括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对亨某达公司、蓝某趣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 <3>关于“商标与不正当竞争只能择一”的抗辩：被告主张商标法作为特别法优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法，二者只能择一适用。代理律师指出，本案中的商标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的是被告不同的侵权行为——前者针对的是“太空小飞碟”标识的使用，后者针对的是“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的整体模仿，并非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认定。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三、案件典型意义 1. “权利防护矩阵”的诉讼价值 本案揭示了在应对规模化、链条化侵权行为时，单一权利基础的局限性。代理律师将商标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权益进行组合运用，形成了“权利防护矩阵”的诉讼策略。这种策略的价值在于： <1>覆盖更广：能够同时规制标识使用行为（商标侵权）和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整体模仿行为（不正当竞争）； <2>举证更稳：不同权利基础可以相互印证，增强权利稳定性； <3>打击更准：针对侵权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不同主体，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权利基础进行追责。 2. 生产者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的司法确认 本案二审判决明确了“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主体不包括侵权产品的制造者”的裁判规则。实践中，部分侵权人试图通过主张“受托生产”“合法授权”等方式规避生产者责任。本案判决重申：生产者与委托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分配关系，不影响其对外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一裁判规则对于打击“借壳生产”“隐匿生产者”等规避责任的侵权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3. 侵权链条的整体认定与责任分配 本案中，三被告分别负责条码注册、生产制造、网络销售，形成了完整的侵权产业链。法院在认定侵权行为时，并未将三被告割裂看待，而是通过条码信息、产品标注、宣传图文等证据，认定其具有共同侵权的主观意思联络，分别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种整体认定的思路，为打击链条化、团伙化侵权行为提供了可参考的裁判路径。 从诉讼策略的选择，到侵权链条的梳理，再到核心法律争议的回应，本案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广东启盟律师事务所将继续秉持专业、务实的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系统化、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在企业日常经营中，一个好名称无疑是企业更容易让大众耳熟能详的“金字招牌”，但如果在取名时故意“碰瓷”知名品牌，即使名称经过合法登记，若故意攀附他人知名商标，仍构成侵权。近期，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共享法庭审结了一起以“X得”为店名售卖“X得”酒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给个体经营业主带来启示。 基本案情 原告X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取得的第17XXXXX号、第34XXXXX号“X得”文字及图文注册商标，分别注册于2002年、2004年，其字号“X得”、注册商标“X得”属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原告发现被告企业名称使用“X得”作为字号，且被告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酒、饮料、日用百货、化妆品等。 裁判结果 原告受让取得的“X得”商标均在被告注册成立以前，原告和被告在白酒销售上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经原告的持续经营及使用，“X得”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在白酒生产、销售业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具有一定影响。被告在与原告没有任何授权及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使用“X得”作为企业字号，足以引人误认为其与原告间存在特定联系，产生混淆，因此该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变更企业名称，并不得在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使用“X得”字样；同时，被告需赔偿原告相应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法规链接 第一千零一十三条【名称权】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 第一千零一十六条【姓名、名称的登记及其变更不影响之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自然人决定、变更姓名,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决定、变更、转让名称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事主体变更姓名、名称的,变更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十八条：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处理。 第七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 （三）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新媒体账号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或者图标等； （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或者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属于前款规定的混淆行为。经营者不得帮助他人实施混淆行为。 第十七条：在同一企业登记机关，申请人拟定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不得与下列同行业或者不使用行业、经营特点表述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 （一）已经登记或者在保留期内的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的除外； （二）已经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未满1年的原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或者受让企业名称的除外； （三）被撤销设立登记或者被撤销变更登记未满1年的原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的除外。 案件分析 根据等相关规定，此案中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原告使用商标时间在先 注册商标、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均受法律保护，后成立企业不得擅自使用他人在先享有权利且具有知名度的字号，否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X得”商标注册时间（2002年、2004年）明显早于被告企业成立时间，享有在先权利。 2 知名度认定 “X得”字号在白酒销售领域已形成一定影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3 混淆可能性 被告使用与原告相同的字号，且经营同类业务，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 4 主观恶意 被告在明知或应知原告“X得”字号知名度的情况下，仍使用相同字号开展同类业务，具有明显搭便车意图。 合规建议 企业名称不仅是市场主体的标识，更是企业商誉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当字号与主营业务相结合形成一定市场影响力时，它就具有了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受到法律保护。为防范此类法律风险，企业经营者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企业选择名称时，可以通过商标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查询拟用字号是否已被他人注册为商标、是否属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避免出现相同或近似标识。企业需明确，普通企业名称的专用权虽受地域限制，但知名企业的名称权因具备较强市场影响力，受法律跨区域保护。即便业务局限于本地，也不得擅自使用全国性知名企业的名称或字号，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法律机构进行合规审查，确保名称选用合法合规。 2 同行企业在经营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靠自身产品质量和服务赢得市场，而非“搭便车”使用他人知名字号、商标，否则不仅可能面临更名、赔偿的法律责任，还会损害自身品牌信誉。 3 若不慎陷入名称侵权纠纷，企业应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及时梳理自身名称使用的时间、范围、业务类型等证据，区分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对于确属侵权的情形，应主动与权利人协商变更名称、赔偿损失等事宜，降低纠纷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若对侵权认定有异议，可在专业律师指导下，从名称使用的合理性、是否构成混淆误认等角度进行抗辩。 4 对于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字号、商标，应及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现他人侵权时，及时固定证据（如被告企业注册信息、经营宣传材料、市场混淆反馈等），及时通过司法程序维护合法权益。 总    结 企业的名称不仅是工商登记的几个字，更是企业品牌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一字之差，不仅带来法律风险，还会损害自身商业信誉，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才能有效规避侵权纠纷，保护企业经营未来的长远发展。

01 引言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商标作为企业品牌识别和区分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商标的显著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商标显著性判断说白了就是判断商标是否具有识别商品/服务来源的能力。弱显著性商标，是指那些虽然具有一定的识别度，但其识别度较弱，可能无法在第一时间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或者在消费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确确实实存在于企业的经营之中且被用作商标使用的商标标志。所以，弱显著性商标更应成为企业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本文即通过探讨弱显著性商标的保护，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法律建议和策略。 02 及弱显著性商标的概述 的立法背景主要源于对商标显著性的法律认定和保护需求。显著性是商标的核心特征之一，决定了商标能否作为商品或服务的标志，并真正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其立法目的在于明确哪些标志不能作为商标注册，以及如何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该条款设立的目的在于平衡公共利益与商标专用权人私人利益，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有助于确保商标授权确权和维权的合理与平衡，促进商标市场的健康发展。 本质上是关于商标禁止注册的标志的规定。商标的基本性质为区分商品/服务的来源，其核心实际上就是商标显著性在相关公众挑选商品/服务时的一种内心显化。如果缺乏显著性，就不能实现商标的最基本的功能——识别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缺乏显著性的标志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本条中列举了主要的缺乏显著性情况，“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兜底的条款）。” 在理论上，可被认定为强显著性商标弱显著性商标的划分标准。显著性是指商标标示商品或服务出处并使之区别于他人的属性。显著性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相关公众对于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之上决定购买与否。显著性对于商标，就好比新颖性之于专利、独创性之于作品。显著性有强弱之分，其理论来源于美国；认为商标只有具备强显著性才能获得注册。在我国商标法中判断商标能否注册时，直接考虑有无显著性，而不考虑显著性强弱。 具备强显著性的商标包括臆造性商标、任意性商标和暗示性商标三种。臆造，凭主观想像无中生有地编造。彭雪龙先生在《商标法的符号学分析》中称“所谓臆造，是指人们发明这些字词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其作为商标来使用。”所以，臆造性商标，是指凭主观意想、杜撰的词语构成商标或者说构成商标的字词在词典上没有任何含义。所谓任意性商标，是指构成商标的字词或者字词组合在词典上有明确的含义，不是独创的，但与其指定的商品或者服务无关，因而能够起到区别作用的商标。所谓暗示性商标，是指由常见词汇构成，与其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没有直接的或者明显的联系，但能够以隐喻、暗示等手法对其使用商品的性质或者质量具有影射或者暗示作用的商标。 弱显著性商标是指缺乏商标固有显著性，需要通过长期使用来获得显著性的商标。要包括描述性商标、地名商标。所谓描述性商标（又称为叙述性商标），是指直接叙述商品或服务特点（仅描述商品的功能、质量、成份等特点）的商标，是显著性最弱的商标。所谓地名商标，是指直接描述了商品产地或者服务提供场所的商标（将地理名称、地理区域名称、历史地名等作为商标或商标的主要内容进行使用或予以注册的商标）。但是，如果该地名不是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或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强显著性商标与弱显著性商标是理论上的划分，实务中一般采用“固有显著性”和“获得显著性（或仅具描述性）”来描述。这种分类能够较好地理解或者解决商标的可注册性问题，是值得借鉴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显著性与商标的注册、使用、维持和保护息息相关。但是商标的注册仅要求具有最低程度的显著性即可。也就是说，只要达到了最低程度的显著性，就满足商标注册的条件，并不要求其显著性有多强。 众所周知，对构成商标要素进行精心的设计，使得商标标志具有显著性，这也是通常的绝大多数商标申请主体的一般做法。的第二款实际上也是提供了第二种使得商标标志具备显著性的方法——使用，经过使用得到相关公众的认同。现实中，这样因使用的情形也很多，这种因使用而获权的做法也是目前国际的通行做法。通常称这种方式为获得显著性，这也是与固有显著性的相区别。但是获得显著性也是有例外的。通说认为，“通用名称”不但不具有固有显著性，而且不适用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 03 在弱显著性商标保护中的作用 1. 为弱显著性商标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持。 列明商标的显著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取得：固有的显著性和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指向固有显著性（强显著性），第二款指向获得显著性（弱显著性）。这种“列举+概括”的方式也是目前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商标法采用的方式。如，《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五B小节以及《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7条。 在弱显著性商标保护中的作用可以概括成两个字——平衡。体现的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一种平衡。首先，通过“列举+概括”的方式对弱显著性商标的注册、使用进行了限制。规定何种标志因缺乏固有显著性而无法发挥识别和区分商品/服务来源的作用，进而不得注册。其次，没有将缺乏固有显著性的标志一棒子打死，明确了弱显著性商标可以经过使用获得显著性。 也就是说，通过限制缺乏固有显著性的标志注册，确保了公有领域的资源不被商标权人独占，保护了公共利益。同时，它也鼓励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显著性的标志可以通过大量使用和宣传获得保护。这种平衡机制确保了商标权的正当性和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 2. 为弱显著性商标保护设定了标准。 众所周知，基于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商标的申请只应当考量显著性的有无，不应当考量显著性的强弱；但是，商标的保护则应当考量显著性的强弱。如果给予弱显著性商标较宽的保护范围，则势必会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害，也有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故，“因使用而取得显著性”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标准，即如何判断“使用”或者说通过“使用”达到怎样的效果。 “因使用而取得显著性”，说明了该商标标志在使用前不具有显著性或者其显著性很弱。也就是说，该商标标志的固有含义无法具备的足以使相关公众区分商品来源的特征；经过使用才具备了足以使相关公众区分商品来源的特征。也就是说，通过使用该商标标志具备了第二含义。如，“六个核桃”，若未经使用，相关公众只可能认为是对商品原料等特点的描述；但是经过使用，相关公众已经将其与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相对应。“六个核桃”也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总结实务经验，笔者认为为弱显著性商标保护设定的标准主要有如下几点： （1）使用方式。商标使用一定要突破商标标志固有含义，否则只能强化其固有含义，无法通过使用赋予其第二含义，不可能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所以，一定要有意识地将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在使用中可以通过标注“TM”等字样，向相关公众传递标志是作为商标使用的信息。即，让相关公众认识到其是商标。否则，哪怕使用规模很大，相关公众没有认识到相关标志是商标，即使相关公众看到相关标志能够意识到是某公司的产品，也只能认为相关公众识别的仅是商品而非商标，不能认为该使用具有赋予第二含义的作用。即，没有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 （2）使用范围。此处的使用范围，包括行业、地域以及商品范围。 从行业范围上讲，若是独家使用，则获得显著性的可能性更大；若是行业内绝大数主体甚或较多主体都使用，则获得显著性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无法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 从地域范围上讲，此处的地域应当理解为法域，不是单纯的国域。如在其他国家的使用不能当然地适用于我国，反之亦然。当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全球购、国外代购、跨国电子商务等贸易模式的兴起，地域的概念也越来越模糊，需要个案认定。 从商品范围上讲，应当时指定使用的商品而非关联商品。即，商品不能做扩大解释，应当仅仅指的是指的的商品。 （3）使用时间。在判断是否属于已经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应当以申请日为时间节点，相关的使用应当发生于申请日前。但是实务中，基本上采取“申请日前为原则，申请日后可参考”的原则。但是不论何种原则，若没有申请日前的使用，仅有申请日后的使用，一般也不被认定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 04 典型案例 1.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1294号，科乐美数码娱乐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法院认为：“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通过使用在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上达到一定程度，足以使相关公众将使用在该商品或者服务上的这一标志与使用者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则可以认定该标志在这一商品或者服务上具有了商标所要求的识别特性，获得了显著性，可以作为商标予以注册。‘实况足球’系科乐美公司开发的一款网络游戏的名称。科乐美公司提交的相关单机游戏排行榜单、国家图书馆检索文献、百度百科检索情况、广告宣传及发票等证据多是将‘实况足球’作为一种网络游戏名称而非作为标示服务的来源进行宣传、使用。二审判决基于科乐美公司提供证据的实际情况，认定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经宣传、使用已与科乐美公司建立了对应关系，具有了识别服务来源的显著特征。” 2.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1)沪73民终600号，四川天地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新华书店江桥万达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法院认为：“‘十万个为什么’经过长期使用已经取得显著性而获得商标注册的情况下，天地出版社在出版的图书上突出使用“十万个为什么”的行为，超出了正当使用的范畴，构成对涉案商标权的侵害。首先，并无证据证明“十万个为什么”属于问答式科普图书的通用名称。“十万个为什么”本身具有其固有含义，但具有固有含义并不等同于属于相关商品的通用名称。问答式科普类图书包括涉案的“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图书，但“十万个为什么”尚无法与问答式科普类图书相等同。即使市场上存在较多的以“十万个为什么”命名的图书，也仅仅是表明了相关图书的内容等特点，并不能证明“十万个为什么”已经成为此类图书的通用名称。第二，天地出版社在相关图书封面突出使用“十万个为什么”，并不属于为了说明图书内容而进行的正当使用，而是构成识别图书来源的商标性使用。在“十万个为什么”已经在图书等商品上获得商标注册的情况下，其他人对于“十万个为什么”的使用应当限于对于图书内容的描述性使用，使用的方式应当遵循必要、正当的要求。本案中，天地出版社在图书封面等进行突出使用，客观上发挥了识别图书来源的功能和作用，超出了正当使用的边界。第三，天地出版社被诉使用“十万个为什么”的方式，容易导致相关图书的购买者对于图书的来源或者天地出版社与少年儿童出版社公司之间的关系发生混淆误认。因此，关于天地出版社在涉案图书名称、图书封面、销售图片及描述中使用“十万个为什么”构成商标侵权的认定，并无不当。” 05 面临的挑战 笔者认为，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主要有两点： 1. 与的混谈，从而排除商标标志可能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的权利问题。 在商标审查过程中，审查员会评估商标的显著性。如果商标被认为缺乏显著性，申请人往往都会申请复审并提供证据证明该商标在实际使用中已经获得了显著性。有的审查员为了防止申请人通过提交证据证明申请商标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常常故意避免适用，转而以为理由驳回申请。 在实务中，出现与混谈的主要是“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通常将“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进行扩张解释。如，将仅直接表示商品质量的商标标志，扩大解释为“相关公众在选购此类商品时，容易将商标的整体含义与商品功效特点对应，从而引起公众对商品品质的误认，违反”。因是禁注条款（相关标志可以使用但不得注册），是禁用条款（相关标志不得使用不得注册）。故，在做如前述的扩张解释为，则排除了商标申请人提交使用证据证明相关标志“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的权利。如，在（2024）京73行初4386号行政判决中，法院就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诉争商标经过大量使用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诉讼理由，本院认为，十关于禁止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的规定，该项所规制的标志无法通过使用获得可注册性，故原告对该标志的实际使用行为不能构成诉争商标应予初步审定的当然理由”。 2. 商标保护意识问题。 商标保护意识问题，应该是各种与商标法相关的问题中基本问题。商标保护意识主要分为几个方面：①及时注册，“商品未动，商标先行”，尽早将商标在商品上注册，最好是在商品生产之前甚或在商品筹划之前就开始注册商标，防止他人抢注。②商标监测，定期监测是否有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是否有与自己相同或近似的商标。③使用规范，一定严格依照注册的样式和范围使用，不得随意更改，若更改则一定要重新申请注册。④积极维权，在发现被侵权时，要积极维权。 06 弱显著性商标的保护建议 1. 商标注册 商标注册前，评估企业在申请商标注册前，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商标检索，了解同类市场中已存在的商标情况，评估自身商标的显著性。这有助于企业在正式申请商标注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申请，提高商标注册成功率。 在商标注册过程中，企业应积极配合商标局的工作，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商标的显著性。同时，企业还应关注商标注册的审查结果，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异议和驳回情况。 2. 商标使用 企业在使用商标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确保商标的使用不会误导公众。同时，企业还应注重商标的整体形象，避免因商标使用不当而损害品牌形象。 在商标许可和转让过程中，企业应明确告知被许可人或受让人商标的使用范围和条件，确保商标的正常使用。同时，企业还应关注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商标权争议，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3. 商标维权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商标监测机制，定期对市场上的商标进行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侵权风险。同时，企业还应关注竞争对手的商标动态，防止被他人恶意抢注或模仿。 一旦发现商标被侵权或存在其他侵权行为，企业应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这包括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无效等途径。同时，企业还应加强与律师团队的合作，确保维权行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07 结语 商标显著性问题比较复杂，特别是弱显著性问题更是较难认定，不但与商标使用的商品/服务的类别有关，而且也与案件类型有关。很多案件不具有普适性，基本上都需要个案判断。因商标授权确权的混淆误认判断标准与商标维权保护的判断标准不同，建议在授权确权中应适当地放宽弱显著性商标的注册门槛。类似弱显著性商标能够获准注册的依据也在于“因使用而获得显著性”。因的核心在于鼓励了商标的实际使用，所以即使适当地放宽弱显著性商标的注册门槛后，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应被核准注册的商标成为“漏网之鱼”，也可以依据的撤三程序等予以纠正。也就是说，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分析与商标相关的问题，其核心都要回到“使用”这一核心问题之上。只要是确确实实地合规使用了，所谓的“漏网之鱼”也就不会存在。 对于企业来讲，弱显著性商标的保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维权等多个环节中投入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通过专业的商标评估、合理的商标使用、及时的维权行动以及持续的监测监控，企业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弱显著性商标，维护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参考资料 [1]； [2]《商标审查审理指南》（2021）； [3]《巴黎公约》； [4]《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 [5]《商标法的符号学分析》，彭雪龙； [6]《弱显著性商标注册与保护研究》，杜颖、宋旭东、矫鸿彬； [7]《商标法理解与适用》; [8] (2020)最高法行申11294号行政判决书； [9] (2021)沪73民终600号民事判决书； [10]（2024）京73行初4386号行政判决书。

引言 商标作为企业商业标识，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而随着商业活动日益复杂，商标近似问题愈加凸显，商标近似认定在商标侵权判定中占据的地位便也更加重要。本文旨在立足现行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探讨商标近似的认定。 一、商标近似认定的法律基石（含地方司法文件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 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九条第二款明确了规定的商标近似的含义，即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第十条进一步明确了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比对原则：1. 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2. 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3. 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指南》1 该审理指南就近似商标标志的含义及其判定主体、判定标准、判定方法、混淆的判定等问题形成了统一司法裁判标准，为法官审理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作出准确指引。 二、商标近似认定的判断标准 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和司法文件，商标近似认定的判断标准可归纳如下： 1. 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 相关公众是指与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经营者。一般注意力指大多数相关公众通常的、普通的关注点。也即，商标近似的认定需站在普通相关公众的视角，凭借整体印象、模糊记忆作出判断，而不能以行业专家的严苛标准对商标各部分作逐一分析。 2. 比对的要素及方法 首先，商标需比对的构成要素包括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图形的构图及颜色，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以及立体形状、颜色组合等。其次，比对方法包括通过隔离观察进行整体及要部的比对。隔离观察指将权利商标和被控侵权商标放置于不同地点，以相关公众视角在不同时间进行观察。整体比对要求关注商标给人的整体视觉印象、风格感受，而要部比对更关注商标中发挥主要识别作用、更吸引相关公众注意的部分。最后，根据前述比对要素及方法，可总结出两种商标近似情形，一是商标整体近似，二是商标整体不近似但要部近似。此外，还存在尽管商标整体近似，但因商标背后的特殊背景或意义，通常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不构成商标近似的情形。 3. 权利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商标近似的判断，还应考虑权利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一般情况下，商标的法律保护范围与其显著性、知名度成正比。这意味着，当权利商标和被控侵权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均一般时，应采用整体比对判断商标近似与否；当权利商标显著性强、知名度高时，可采用要部比对，结合知名度判断；当权利商标和被控侵权商标均知名度较高时，还应考量二者的实际使用情况、相关公众认知等因素。 三、商标近似认定的案例剖析 （一）“DdongGKook”VS“DONGKOOKGS”2 案情概要：原告北京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持有注册商标“DdongGKook”，诉被告使用的标识“DONGKOOKGS”构成近似，容易导致混淆。 裁判要旨：将被诉侵权标识与权利商标在隔离状态下进行整体比对和主要部分比对，二者均以英文字母部分为主要识别部分，且均包含“donggkook”英文字母内容。但二者在图案、文字、字体、文字排列组合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综合考虑权利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不构成相同或近似。 （二）“禧茶”VS“喜茶”3 案情概要：原告深圳A公司持有注册商标“喜茶”，被告香港B公司曾在内地申请注册“禧茶”商标，但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驳回，后于香港注册32类“禧茶”商标，并授权内地企业推广及销售“禧茶”瓶装饮料。原告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众被告诉诸法院。 裁判要旨：将权利商标“喜茶”与被诉标识“禧茶”进行比较：读音相同；字形和整体外观高度近似；“喜”与“禧”文义略有不同，但实质近似，代表了极受中国人喜欢的吉祥事物或氛围。鉴于此，从相关公众的角度和对此类商品的注意力，仅在整体上存在细微区别，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有特定的联系。因此可以认定两者构成近似。 （三）“大白兔”VS“小白兔”4 案情概要：上海某食品公司持有注册商标“大白兔”，且该商标于1993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上海某食品公司以长沙市某食品城“某糖果食品行”售卖的“小白兔”糖果侵犯其注册商标权为由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调解结案。后上海某食品公司以上述涉案“小白兔”糖果系濮阳县某糖果厂生产为由提起诉讼。 裁判要旨：案涉第535072号“大白兔”图文商标由红色大地和黑色蘑菇云及奔跑的白兔组成的图形和文字大白兔组成，“小白兔”商标除未标注“大白兔”汉字外，其余部分与之构成相似。案涉第591266号图形商标，上部横向线条与左下纵向线条形成直角相交，正中椭圆图形与四方形图形左上角重叠，“小白兔”商标与之结构相同，构成近似。案涉第6925165号“大白兔”汉字中文商标，与“小白兔”商标在“白兔”两字读音、意义相同，构成近似。综上，濮阳县春秋糖果厂使用的“小白兔”商标在图案及文字上都与“大白兔”注册商标构成相近，且都用于糖果包装和装潢，系同类产品，易造成消费者混淆商品来源，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四、结语 商标近似认定需立足于现行法律规定，同时精准把握司法标准。如此，市场主体面对似是而非的标识时，既可有效防范其他主体侵犯自身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又可通过灵活运用实务策略，避免不慎侵害他人商标权益，最终形成守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共赢局面。 1参见天津法院网.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审理指南[EB/OL].（2020-10-21）[2025-12-22]. https://tjfy.t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0/10/id/5539273.shtml. 2北京兴安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湖南丽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案号：。 3参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含道理|“禧茶”侵权“喜茶”，商标碰瓷何解？[EB/OL].（2025-07-24）[2025-12-22]. https://mp.weixin.qq.com/s/4Jxo5tkVjoz7BkQR9wlpDA. 4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与濮阳县春秋糖果厂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案号：（2020）豫09知民初40号。

内容提要 中华老字号是国家品牌强国战略任务的重要抓手。而黄浦区是沪上中华老字号集聚地，共有96家，占全市“半壁江山”。老字号已经成为展现黄浦历史文脉的精神地标。但长久以来，老字号企业普遍遭受商标权益侵袭，商标和字号被滥用、盗用、抢注等侵权行为滋生，使得老字号企业蒙受经济和商誉的双重损失，制约了品牌形象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老字号商标权纠纷频发系老字号法律概念及权利属性不明、保护层次及范围受限、商标抢注等引发。为预防并减少老字号知识产权侵权，应明确老字号的知识产权属性及权利范围，厘清老字号涵盖的各类知识产权权利边界及保护顺位，秉持诚实信用、尊重历史、保护在先权利、防止市场混淆的裁判原则，考量当事人权利形成和行使的主观善恶、各权利主体对老字号历史及市场价值的贡献度，并以“善意共存”作为解决老字号权利冲突的兜底性原则。同时，设立老字号权利异议程序，建立统一的字号商标数据库，完善知识产权侵权人信息共享，加强跨地区跨部门联合保护，对老字号纠纷进行事前预防。 中华老字号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市场经济繁荣的双重使命。截止2023年3月，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共计1128家。其中，上海有180家，位列全国首位。而黄浦区是沪上中华老字号的集聚地，共有96家，占全市“半壁江山”。老字号已经成为展现黄浦历史文脉的精神地标。 一、老字号商标权争议的现状检视及相关概念辨析 （一）老字号商标争议的市场背景与根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老字号纠纷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反映了老字号在现代化、商业化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和变革。一是老字号品牌被盗用与仿冒现象频发。老字号品牌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社会认可度，成为不法商家盗用和仿冒的对象。一些商家将老字号抢注为商标或域名，或将与老字号相同或相近的文字作为商标性使用，模仿老字号中“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以此误导消费者，获取不正当利益。二是老字号品牌多头使用与权属争议加剧。由于历史变迁和经营权流转等原因，一些具有相同渊源的老字号企业可能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商标。这种多头使用现象导致老字号品牌市场混乱，消费者难以区分正宗。同时，还存在原经营企业和老字号受让企业之间因权属问题而产生的争议。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历史因素和多方利益，解决难度较大。三是老字号品牌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新的挑战。除了线下实体店铺的发展路径外，老字号品牌借助数字化发展纷纷探索线上发展路径。然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法商家利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搭乘老字号便车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老字号品牌的声誉及利益。 （二）老字号相关概念辨析及保护依据 老字号品牌相关知识产权由多个要素构成，包括商标、字号、技艺等，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务部、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上述权利要素多属于不同经营主体，各方对老字号权利主张边界问题易引发法律冲突。例如，上海“乔家栅”是驰名中外的中华老字号，其企业名称和商标却隶属于两家不同企业。 1.字号与商标。字号和商标系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不同概念。字号是企业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一种标记，通常由汉字组成，是企业名称的构成要素。商标是经营主体在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具有显著特征，用于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标志，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或者组合商标构成。从专用范围来看，字号以地域为保护范围，在相同注册区域内具有排他性，即使跨行业也不得注册相同字号；商标是产品服务的区分标识，注册商标专用权以类别为保护范围（驰名商标例外），在注册类别中全国范围内均具有排他性，同样的文字和图形只有在跨类别的情况下才允许注册商标。 2.老字号商标权保护的法理依据。目前，我国老字号知识产权相关权利主要受和的规制和保护。根据的相关规定，老字号商标若符合注册条件，可依法申请注册并享有商标专用权。在老字号未注册商标的情况下，其名称或装潢等可以视为商品名称、包装或装潢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的保护。但因我国立法未将老字号上升为一种权利予以保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老字号的保护仅以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号权等作为权利依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法院在解读老字号的内涵时，就老字号的法律属性亦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将老字号视为一种在先权利，当注册商标和老字号冲突时，根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保护使用在先的老字号的相关权利。还有观点认为，老字号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演变成某一领域内商品的通用名称，无权禁止他人的正当使用。另有观点则认为，老字号经过经营主体的长期使用，与特定的生产厂商产生了密切联系，从而具备了第二含义，是获得法律保护的依据。 （三）老字号纠纷类型化梳理 以“老字号”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可得相关民事纠纷7842件。其中，商标权纠纷占比近70%。老字号纠纷高发类型反映了老字号商标权益易受侵袭。根据纠纷原因及表现形式，实践中主要存在四种老字号权益侵害类型。 1.权利冲突型。主要涉及老字号涵盖的字号权、商标权等权利之间的冲突。此类型中，冲突权利人之间通常存在竞争关系，并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字号、企业名称、商标等。其权利来源和取得途径均合法有效，且各自在特定地域乃至全国范围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商誉。典型案例如著名的“沪杭张小泉案”“津川亨得利案”“川渝同德福案”涉及的字号商标之争。 2.恶意抢注型。包括将老字号的已注册商标在不同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或将老字号抢注为企业名称、商标或域名。如义乌某家居公司在第16类包装纸、切纸刀（办公用品）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王麻子1651”商标。 3.搭便车型。此种类型系侵权人通过“模仿”“山寨”攀附老字号商誉，制造与老字号存在密切关联的虚假信息，嫁接老字号的光辉历史，造成市场混淆。常见表现形式为侵权人使用与老字号产品相同或近似的包装、装潢，使得消费者误认为侵权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老字号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区别于传统线下实体店通过店招等表明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攀附老字号的搭便车行为，互联网搭便车型侵权更为隐蔽，侵权范围更广。侵权者可能使用匿名或虚假身份，难以追踪和打击。例如，“吴良材”老字号就曾被搭便车长达13年。借助互联网平台搭便车的情形下，如果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及管理者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如在店铺申请注册时未对其资质进行审查，未通过技术手段设置相应的识别、阻却、拦截功能，侵权行为更易滋生。 4.老字号淡化型。商业标识的本质属性是“显著性”。老字号与商标均具有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功能。在中国传统商业社会中，老字号的识别性甚至超过商标。而对其识别性和显著性的破坏，则会冲淡老字号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的联系，降低老字号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力。将老字号使用在不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或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削弱显著性，其将最终退化为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而多个同源经营者共同使用一个字号，会使老字号因指向的特定主体不具有唯一性而淡化。 二、老字号纠纷的成因及保护困境 （一）老字号权利属性不明 “老字号”的概念常常被与“字号”混同。老字号是字号在时间沉淀下的杰出代表，是字号价值的一种升华。但老字号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于“字号”。字号仅仅是一种商业标识，其内涵相对单一；而老字号系集历史、文化、商业信誉于一体的综合概念。现阶段的老字号概念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从现行规范对老字号的定义来看，老字号是品牌、商标等商业标识。对老字号的核定是对满足使用时间条件、具有民族特色、蕴含文化价值的品牌的“再核准”“再注册”。老字号指向的商业标识涵盖了字号、商标、经营特征、传统商业文化等要素。老字号系创始人、传承人及经营主体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智力成果。老字号概念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权利体系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一方面，老字号商业标识中的字号、商标等要素具有显著的财产权属性；另一方面，老字号所涵盖的传统商业文化、经营特征等非物质要素则具有显著的人格权属性。这种财产权与人格权的融合性，符合知识产权的构成要素特征。然而，现有法律体系并未明确老字号的法律概念和权利属性，也未将老字号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设定，在老字号涵盖的内部权利群发生权利冲突时，并无解决冲突的统一裁判路径。 （二）保护层次和范围受限 1.对老字号的认定。从协调历史和现实关系的角度出发，采用分级认定的方式。即中央根据认定“中华老字号”，地方参照该管理办法发布各地的认定规范并据此认定地方老字号。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认定规则还比较粗糙，实操中因尺度把握的宽严不一，易导致老字号评选的混乱。且该种认定更多地是一种荣誉性评判，即对老字号主体身份的宣示，不涉及老字号权能的保障。这不利于激发老字号企业自主创新的活力，而老字号“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发挥的激励创新作用也较为有限。 2.对老字号权利的保护。因商标和字号是最具市场活力和价值的部分，商标权和字号权是老字号权利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商标是众多商业标识中最具有排他效力的标识，一旦注册成功，便在全国范围内享有专用权。但老字号商标在注册时往往只涵盖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类别。当老字号品牌扩展到新的领域或市场时，可能遭受其他商家抢注相似商标的风险。而字号的保护受限于企业注册登记的特定行政区域，对跨地域的侵权纠纷显得力不从心。涵盖的行政规范虽然对企业名称权登记管理作出规定，但主要利用登记机关对侵犯名称专用权的行为采取行政处罚措施来间接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存在滞后性，权利能动性不足。此外，字号侵权行为的判定则相对复杂，且救济手段有限，往往依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般性法律规定，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 （三）保护机制与商业实践错位 在立法前，许多老字号在长期的传承中，更多是依靠口碑和信誉维系。当商标权保护制度逐渐建立后，这些老字号却往往因为缺乏及时的注册和保护陷入维权困境。老字号由于历史悠久，业务领域通常涉及多个商品或服务类别。这种多元化的业务模式要求其在商标保护范围上也需要覆盖更广泛的领域。但现有的商标注册制度按照既定的商品或服务类别进行划分，可能无法完全覆盖老字号的所有业务领域和发展方向。这可能导致老字号在某些新领域或市场上缺乏有效的商标保护，从而引发商标权纠纷。“童涵春堂”是拥有24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2021年涉该老字号的侵权案件本应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但侵权商品属于商标管理文件《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更新后进一步细分的商品类目，司法机关因这一文件的变化无法追究不法分子的刑事责任。企业只能通过民事行政手段维权，并付出高额成本对该商标进行细分后的补充注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老字号需要不断调整业务模式和经营策略。然而这种调整可能涉及新的商品或服务领域，增加了商标侵权的风险。 反之，违法者借助商标注册程序优化、周期缩短、成本降低的便捷，随意“屯商标”“傍名牌”“蹭热点”。老字号抢注的识别，通常需要深入了解商标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公众的认知，这对商标局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商标抢注行为的甄别不足，易导致老字号被抢注。老字号的代表性商标注册的申请时间都较早，但保护型或防御型商标，往往待企业需要提起商标申请时已被恶意抢注。实践中对抢注者主观善恶的判断也存在一定难度。审查者需要综合考虑抢注商标的知名度、抢注者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与老字号的行业关系等。然而这些因素往往难以量化或证明，导致老字号企业在维权中面临诸多困难。 三、老字号多层次全方位保护路径的建构 对老字号的保护需全面审视其独特的历史和品牌价值，尊重历史、现状和业已形成的市场秩序，厘清其涵盖的各项知识产权的边界，全面、审慎、客观地考量老字号权利人的权利来源，最大限度地避免权利冲突与混淆。 （一）权利属性的明确与体系建构 “老字号”知识产权是以字号为基础，涵盖商标、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商业秘密及域名等知识产权权利在内的混合性知识产权。伴随着商业模式的延伸和互联网竞争的加剧，老字号的外延得以进一步扩张，涵盖了世代传承的技艺、服务、产品质量和信誉等无形资产。老字号无形资产具有知识产权的特性，如创新性（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专有性（属于特定品牌或企业）和可转让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 老字号作为集历史、文化、商业信誉于一体的综合性品牌标识，其内涵远非单一知识产权类型所能涵盖。老字号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往往超越了其作为产品或提供者的基本角色，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民族记忆的载体。这种超越性的价值，使得老字号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需要更为全面和灵活的制度安排。而现有的知识产权类型，由于其固有的保护范围和方式限制，难以充分满足老字号在文化传承、品牌保护、商业发展等多方面的需求。而设立老字号权，可明确权利归属、拓宽保护范围、强化保护措施，为老字号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保护。 老字号权体现了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历史、文化和商业价值，具有显著的识别性、专有性、时间性和地域性，符合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因此，应立足老字号产生的时代背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政策因素等，将之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进行保护。根据法律权益的构成要素，老字号融合了商标、商誉、字号等多种知识产权元素，兼具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复杂的权益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每一项权益都具有独特的法律意义和保护价值，但同时又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老字号整体法律权益的完整性。 因此，将老字号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权利类型进行保护，需要综合考虑老字号涵盖的各种知识产权的特性和保护需求，构建全面、系统、协调的保护机制。继而，明确老字号权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范围、权利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字号专用权、许可使用权、转让权和标记权等）、权利行使方式及侵权救济措施等。确定在先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混淆原则为解决老字号权与其他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原则。老字号权应包括五项基本权能，即品牌标识权、文化传承权、商业信誉权、创新发展权、特殊保护权。 （二）权利冲突的预防及规制路径 权利冲突的根源在于权利核准机制的不统一及信息共享的缺失。字号权与商标权分别由不同行政机关核准，且核准程序和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两者在权利取得上可能存在冲突。由于个行政机关之间信息共享不畅，企业在申请字号或商标时难以全面掌握相关信息，增加了权利冲突的风险。 因此，在字号和商标分别核准的前提下，可通过设立事前预防机制，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老字号权利冲突。如设立老字号权利异议程序。异议程序的申请主体包括老字号企业、老字号继承人、相关行业协会以及认定自身权益可能受到影响的第三方。异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字号权利在先、申请注册商标相似、使用行为造成混淆等。异议申请由专门的机构或部门负责受理，如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中华老字号权利异议申请的受理，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各地方老字号权利异议申请的受理。受理机构在收到异议申请后，应及时进行形式审查，确认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合规性。随后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对异议理由和证据进行分析，必要时可组织听证会。经过审查后，应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果异议成立，应撤销或修改相关注册行为，恢复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如异议不成立，则驳回异议申请。相关权利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此外，可建立统一的字号和商标数据库，将字号权和商标权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 （三）秉持尊重历史裁判原则 除事前的权利冲突预防机制外，在权利冲突发生后，老字号商标和企业名称来源的真实性是法庭调查的重点内容。老字号拥有的商标、商号等主要商业价值系特定历史渊源而凝结的原始价值和不同主体世代经营而发扬、传承的添附价值。因此，在明确老字号的法律属性的前提下，认定老字号商标与字号的财产价值是对其保护的前提。老字号的知名度和声誉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经历了公私合营、企业改制等历史变迁。老字号的代际传承形式多样，分支众多。种种因素叠加，使得老字号知识产权纠纷的裁判不能机械适用法条，应站在历史的角度动态考察。对于具有复杂历史因素的商标权权利冲突案件，不能脱离历史，机械套用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和理论，简单地认为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或不正当竞争。应当视案件具体情况，在考虑历史因素和使用现状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解决冲突。 具体可考量三方面要素：一是冲突双方在知识产权增值的历史过程中各自所做的实际贡献。尊重双方长期积累的智力和劳动成果，而不是简单地以权利产生的先后顺序来确定侵权与否。二是双方长期共存的历史事实是否会导致市场竞争秩序受损、相关公众误认混淆等情形。如果存在这些情形，还应再进一步审查是否可通过规范双方的使用行为来消除相应的冲突状态。如果仍无法解决，还可通过协调补偿等方式促成双方达成共存方案。三是双方权利产生之初所处的历史环境，譬如当时法律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当时实践中的习惯做法。考察双方当时是否存在资本关联、业务隶属等法律关系，将纠纷的起因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状态中去考察。此外，还可以探索由行业协会主导，进行集体商标的注册。设置相应竞争机制和门槛，确定可以使用老字号集体商标的权利人，以“善意共存”作为解决老字号权利冲突的兜底性原则，从而解决无法调试的权利冲突。 （四）根源性化解与遏制侵权策略 诉的源头就是矛盾的潜在存在、萌芽和产生。对于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老字号品牌而言，其诉源治理的探寻更需深入品牌发展的历史脉络、市场环境、法律机制及内部管理等多个维度。老字号品牌经历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权利主体频繁更迭、创始人与所有权人分离、产权边界模糊不清等如同河底的暗礁，随时可能成为潜在矛盾的萌芽。因此，对老字号品牌历史脉络的梳理，不仅是对其文化传承的尊重，更是对其诉源治理的基石。需通过详尽的历史档案查阅、法律文献研究，明确权利归属，为老字号品牌的现代发展扫清历史遗留的障碍。 市场环境的变化，对老字号品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创新不足、经营中断等问题，老字号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可能逐渐削弱，进而触发一系列知识产权纠纷。在此背景下，老字号知识产权纠纷的诉源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可采取前置性的法律措施，如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品牌监测与预警机制，以及时识别并应对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为老字号品牌营造更加稳定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法律机制层面，对老字号知识产权的精准保护与合理界定，是预防纠纷的核心。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老字号知识产权纠纷，需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就法院而言，应结合涉老字号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如审理专业化程度高、周期相对较长等，创新诉前委派、诉中委托调解机制，依托“委调e空间”“数企快车道”等知识产权纠纷化解平台，实现调解进程有监督、信息节点，有反馈、调解效果，有评价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利用信息化手段，总结、筛选、梳理、研判老字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的可能阻却诉前化解的情况，从而分析排查未诉、待诉隐形案源并适时提前介入。在法律解释和适用方面，为老字号企业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特别是通过典型案例的审理和发布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市场参与者树立清晰的法律预期，减少因权利界限模糊而引发的纠纷。同时，加强与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侵权人信息共享。收集司法裁判承担责任的侵权人信息数据，与市场监管局建立顺畅的对接机制，定期梳理、更新知识产权侵权人信息库。市场监管局根据数据库中的侵权人信息，确定重点管理对象，加强日常行政执法。法院根据数据库中的侵权人信息，作为在具体案件司法裁判中侵权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考量因素。 在科技赋能层面，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老字号知识产权的保护。首先，构建全面的老字号商标数据库是关键一步。该数据库应囊括商标注册信息、历史沿革、使用范围等基本信息，并拓展至与商标紧密相关的市场数据、消费者评价等动态信息。其次，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老字号知识产权的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揭示老字号在市场中的发展趋势、潜在风险以及消费者需求等关键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保护策略、优化商标使用方式以及拓展市场渠道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具体操作层面，通过对商标注册情况、使用状况、市场影响力等进行量化评估，可以明确保护的重点和难点。例如，通过文本挖掘技术，识别商品标题、描述中是否包含与老字号商标相似的词汇或短语；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判断商品图片是否未经授权地使用了老字号的标识或设计元素；通过关联分析技术，找出与老字号商标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商品，为可能发生的维权提供证据。最后，基于数据分析建立预警机制。在实时监测与老字号商标相关的网络舆情、侵权案件等信息的基础上，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