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冒商品非法牟利,男子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获刑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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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引言 2026年6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新法将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1983年施行以来经历的第五次立法变动,也是首次以“修订”(而非以往四次“修正”)形式对整部法律进行系统性重塑。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修订”这一立法技术,其信号意义在于:立法机关认为商标领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恶意抢注、囤积倒卖、“注而不用”、误导性使用等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
一、一朵花引发的千万级争议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披露的部分判决内容,法院认定两被告侵害了LV旗下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公司赔偿LV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消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
202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正式审议通过,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彻底扭转过往“重注册、轻使用”的行业痛点,以“诚信守法、立足使用、严惩恶意、强化保护”为核心导向,对商标注册、使用、维权、代理、跨境保护等全流程规则进行升级。 本次修法将深刻影响各类市场主体的商标布局、品牌运营及侵权维权工作。笔者拟通过本文结合实务经验,简要拆解其中的六大核心修订要点,厘清新法实施后对企业、商户及知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

被告人王某在网络平台上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仅一年销售金额达人民币336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某于2024年4月至2025年7月间,明知从他人处购入的音响系假冒某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仍通过两个网络平台的三家店铺向本市海淀区等地销售,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36万余元。 据被害人张先生称,2025年1月,其在家中上网时花费1700余元购买了一台知名品牌的插电音响。当月月底收到快递后发现该音响实物与宣传照严重不符,且音质音效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自行到网上搜索正品进行对比,发现手中的音响与正品差距较大,怀疑买到了假货,遂报警。根据张先生提交的证据线索,公安机关于同年8月1日将售假行为人王某抓获,并起获三种型号的“某品牌”音响28台。经核验,上述物品均系假冒,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被告人王某供述,其在网上低价购入涉案音响后高价卖出以赚取差价,期间陆续有消费者反映存在连接异常中断、蓝牙覆盖范围小等问题并要求退货;上游供货商亦告知其不要使用实名注册店铺或发货。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销售的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但是为了赚取利润,仍然继续实施售假行为,最终身陷囹圄。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王某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未提出异议,认可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案件审理期间,其在家属的协助下自愿退缴了违法所得。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鉴于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及在庭审过程中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加之自愿认罪认罚,结合其退缴违法所得之情节,故法院对其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03 法官说法 商标是企业品牌价值与知识产权的核心载体,也是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基石。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严重情节,即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严厉打击售假犯罪行为。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明知所售音响系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仍对外销售牟利,不仅侵害了被害单位的合法权益和品牌商誉,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损害法治化营商环境,还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具有明确的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各类市场经营者务必坚守诚信守法底线,杜绝侥幸心理,合法合规经营。广大消费者也应提高辨别能力,通过正规渠道购物,发现售假行为时主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抵制假冒伪劣商品,携手共创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 文/ 吕海菲、郑路遥 编辑/ 裴可心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巴黎公约》是最早规范注册商标等工业产权的国际公约,是商标不使用撤销制度的国际法理源头,公约不强制各成员国立法设置“商标使用义务”,各成员国可自主决定是否设立闲置商标撤销制度。如果成员国法律规定注册商标必须使用,须经过合理期限,且商标所有人无法证明不使用存在正当理由时,方可撤销该注册商标。(TRIPS协定)第19条细化完善了上述规则,硬性规定撤销前至少连续三年不使用,明确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与许可使用认定,成为各国设立商标撤三制度的统一最低强制性标准。 我国商标撤三制度自1982年创立,吸收上述两大条约核心规则,同时结合本土囤积商标治理需求增设本土化规则。历经行政法规细化、2013年法律体系重构、2026年修法恢复行政主动监管的关键变革阶段。 1982年商标撤三制度正式创立,第30条第4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四)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但仅作原则性规定,无程序、使用定义、正当理由等实操细则,全部留白由实施细则填充。198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了仅地方工商局可报请商标局撤销,普通自然人或主体无法申请,商标局以依职权主动监管为主。1988年修订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9条实现了重大突破:任何人可主动向商标局申请撤三,程序从单一行政监管转向公众可依法启动。 商标撤三制度长达30年法律条文未改动,仅靠行政法规调整实操规则,规定不使用正当理由、举证期限。1993年第一次修正完全沿用1982年第30条撤三原文,无修改。仅在实施细则中固化规则,注册人可提交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作为抗辩依据,“正当理由”正式上升为行政部门规章层面。2001年第二次修正法条顺序调整至第44条第4项,文字完全不变。2002年将原3个月答辩期缩短为2个月,成为长期稳定适用的标准期限。 2013年第三次修正,将商标撤三制度进行根本性重构。第49条第2款: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次修正彻底废除行政机关主动清理闲置商标模式,撤三完全转为依申请被动程序,无第三方申请,商标局不得主动撤销商标。并且,在法律条文增设“没有正当理由”前置限定,有客观合理事由三年未使用的,不予撤销,将“正当理由”上升为法律要件。此外,配套新增第48条,明确定义“商标使用”概念:商标使用是用于商品、包装、交易文书、广告、展览等商业识别活动,排除内部自用、象征性印刷、非商业使用,统一裁判标准。2014年,列举了四类法定正当理由:不可抗力、政府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其他不可归责于注册人的正当事由。2019年第四次修正,第49条撤三条款一字未改,法律框架完全延续2013版,无立法层面变动。 2026年修订第57条,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该注册商标。新修订的恢复了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权,与任何人申请撤销渠道形成了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 二、商标撤三制度演变呈现的特点 从上述商标撤三制度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在运行程序、申请材料到使用证据审查标准方面持续迭代优化,整体呈现程序模式循环调整、撤销门槛逐步抬高、使用证据认定由形式走向实质的演变趋势。 1.程序模式的往复调整 商标撤三制度程序模式在行政监管与市场自治之间往复动态调整,经历“依职权+依申请双轨—单一依申请—回归双轨”的循环变化。1982年至2012年,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兼具行政主动监管与社会公众监督,工商机关可主动排查闲置商标,任何主体也可提交撤销申请,行政干预色彩浓厚。2013年至2026年底转变为单一依申请模式,删除商标局主动撤销职权,仅依靠市场主体发起申请,弱化行政主动干预,强调私权监督。2026年新修订的(2027年1月1日生效)中商标撤三制度重回双轨监管商标管理部门可依托大数据批量筛查、主动启动撤三,同时保留公众申请渠道,平衡市场自治与行政资源统筹清理。 2.申请撤三材料由简变繁 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新增公众申请撤三渠道,该阶段为初代依申请阶段,此时无统一制式申请书,材料极简,无强制调查证据要求。2002年国务院发布,商标局同步配套出台全国统一制式的《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书》,申请材料依旧宽松。2022年前申请人仅提交书面说明即可立案,无需任何佐证材料,全部举证压力由商标专用权人承担,催生大量恶意撤三案件。2022年至2024年过渡期,商标局统一要求附送少量网络检索截图(搜索引擎、电商平台任选其一)。2025年5月26日,商标局修订《申请撤销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简称“撤三申请指南”),该指南强制申请人提交多平台检索报告、经营核查材料、诚信承诺书、实地调查材料,提高了恶意申请门槛,有利于双方地位平衡。 3.使用证据认定由宽松形式标准转向实质商业标准 初期商标使用证据审查较为宽松,材料中印有商标图样,即认可构成商标使用,不深究是否发生真实市场交易、有无商业流通意图。名片、宣传单、画册、户外广告、展会照片可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无需搭配合同、发票;仅单次投放、少量印制也能维持商标。仅印刷一批包装、少量样品,无对外销售记录,审查员普遍采信。近年来,确立实质商业认定标准,仅为维持注册的象征性使用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以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等体现市场流通的交易文书为核心定案依据,明确名片、广告类宣传材料仅具备辅助补强作用,同时系统否定突击小额开票、仅有许可无销售等规避性使用行为。 三、新修订商标法对商标撤三制度的影响 本次新法第57条最大变化是建立“依申请撤销+依职权主动撤销”并行的双轨清理机制。针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投入真实商业流通的“僵尸商标”,在长期单一第三方申请渠道之外,新增商标管理部门主动启动撤销的公权力监管路径。双轨模式下,第三方申请撤销与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启动规则存在本质差异:第三方申请由任意市场主体提交书面材料、缴纳费用发起,申请人需先行提交商标三年未使用的检索、调查初步证据;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三具体流程待后续配套文件明确。 公权力主动筛查机制常态化,大幅提升闲置商标被清理的风险,也对商标持有人日常商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商标管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常态化商标使用证据留存机制,重点归集标注商标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物流单据等核心商事交易凭证,同步留存电商销售页面、产品实物、展会交易记录、正规广告投放记录等辅助材料,仅依靠名片、宣传画册等形式化物料将无法满足实质商业使用认定标准。 2.持有防御性注册、阶段性合理闲置商标的主体,需持续跟踪后续配套实施细则,密切关注针对合理闲置、行业特殊经营情形的正当理由豁免规则,提前评估是否补充商业使用证据,规避依职权批量撤销风险。 综上,我国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历经四十余年分层迭代,在程序模式、申请材料、使用证据认定标准上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演变逻辑。2026年新增设依职权主动撤销双轨机制,完善了多层次商标退出体系,推动商标权利回归商业使用本质,助力构建健康有序的商标注册与使用秩序。
引言 2026年6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新法将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1983年施行以来经历的第五次立法变动,也是首次以“修订”(而非以往四次“修正”)形式对整部法律进行系统性重塑。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修订”这一立法技术,其信号意义在于:立法机关认为商标领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恶意抢注、囤积倒卖、“注而不用”、误导性使用等——已无法通过零敲碎打的条文调整化解,必须对制度底层逻辑予以重构。 这一底层逻辑可概括为:商标制度的重心,从侧重“注册取得”向“注册与使用并重、强化使用义务”决定性转向。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有效注册商标量已接近五千万件,稳居全球首位;但伴生的是恶意抢注、“注而不用”闲置商标占比高企,囤积商标异化为恶意维权工具,反向挤压真实经营者的品牌空间。新法围绕注册秩序净化、使用义务强化、程序效率提升、保护强度升级、代理行业治理五个维度作出全面回应。 本文基于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结合新法条文、立法背景与实务经验,对本次修订核心要点进行解读,并就2027年1月1日新法施行前约半年过渡期内企业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一、修法脉络:为什么是“重塑”而不是“修补” 回顾商标法沿革:1993年、2001年、2013年、2019年四次均为修正(局部条款修改)——2001年修正服务入世规则对接;2013年修正引入声音商标及惩罚性赔偿制度(侵权赔偿可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2019年修正增设第四条第一款“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并将惩罚性赔偿倍数上限提高至五倍、法定赔偿上限提至五百万元。 但实践证明,单点修补难以扭转“重注册、轻使用”的制度惯性。2019年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年均驳回恶意注册申请数十万件,2023年以来驳回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超一百二十万件,囤积闲置商标仍大量挤占审查资源。本次修订草案2025年12月首次提请审议、2026年6月即表决通过,预留2027年1月1日施行的过渡期,意在给企业、代理机构与执法司法机关留出合规调整窗口——本文即立足于帮助企业把握此窗口期。 二、规制恶意注册:从“事后打击”到“全链条治理” 恶意注册治理是本次修订着墨最重的部分,形成申请端提门槛、审查端明标准、责任端强惩戒、存续端畅退出的全链条安排。 (一)注册条件实质化:“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新标准 新法增设“商标注册的条件”专章,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与2019年修正引入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第四条第一款)相比,本次修订以“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这一相对客观的外标准,辅助认定囤积注册,减少了对申请人主观“恶意”的直接举证依赖。 实务影响:审查与裁判机关可综合考量申请数量、跨类别范围与申请人经营范围匹配度、既往转让牟利记录等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企业防御性注册策略需重新校准——大规模、跨类别、与主营业务明显无关的“圈地式”注册,未来被驳回或不予维持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建议以“核心类别精准注册+实际使用留痕”替代单纯依赖注册数量的粗放布局。 (二)恶意申请的行政责任强化 新法在2019年(已规定恶意申请可处警告、罚款)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具体情形(含“明知标志带欺骗性仍申请”“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需要造成不良影响”等),并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明知委托人存在前述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处罚(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这意味着恶意申请不仅承受“申请被驳回”,造成不良影响的还可触发独立行政处罚——对以批量抢注、囤积倒卖为商业模式的职业注册人是釜底抽薪。企业选择代理机构时,应将备案状态、过往违法受罚记录纳入尽调范围。 (三)退出机制:依职权撤销“沉睡商标”+“撤三”并行 新法在保留“任何单位或个人可申请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即传统“撤三”制度)的基础上,新增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对已成为通用名称或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注册商标,可以依职权主动撤销。预计新法施行后,“撤三”证据审查趋严,使用证据管理须从“应诉时临时拼凑”升级为“日常化、体系化留存”——销售合同、发票、广告投放记录、电商平台后台数据、参展资料等应按商标、按类别、按年度归档;确无使用计划的闲置注册应主动评估维持成本与风险,适时放弃或注销。 三、规范商标使用:“心机商标”治理与社会共治 新法针对将商标标识变相用作虚假宣传工具(如“120W”用于非相应功率充电器、“手打”用于全自动生产线产品等)作出两项针对性安排: (一)使用环节法律责任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不足五万元的可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可撤销其注册商标。明确“注册合法”不豁免“使用违法”责任。 (二)社会投诉举报机制 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对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向商标管理或执法部门投诉、举报,将社会监督正式纳入治理体系。 企业合规提示:商标合规审查边界应从“可否注册”延伸至“如何使用”——包装、广告、直播话术、电商详情页中商标呈现方式是否可能使相关公众对商品质量、功能、成分、产地产生误认,均应纳入上市前合规评估。投诉举报机制社会化后,竞争对手、职业举报人、消费者均可触发执法,使用环节合规容错空间实质性压缩。 四、授权确权程序优化:效率与确定性的再平衡 (一)异议期缩短 新法规定,初步审定公告异议期为二个月(现行法为三个月),经审查异议不成立而准予注册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取得时间自公告期满(二个月)之日起计算。对企业影响双重:真实经营者确权周期缩短,但在先权利人监测与异议响应窗口同步收窄——依赖人工低频监测的模式难以为继,建议建立高频或实时商标公告监测机制及内部快速异议决策通道。 (二)审查审理中止制度法定化 新法明确:商标异议审查、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审理过程中,所涉在先权益确定须以人民法院或行政机关正在审理的另一案件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审查审理,中止原因消除后及时恢复。该制度将长期存在的审查实践上升为法律规定,避免行政与民事程序“赛跑”导致冲突,也为当事人程序策略提供新抓手——在先权益另案进展成为确权博弈中需统筹考量的变量。 (三)无效宣告溯及力规则细化 新法维持“宣告无效的决定对已执行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及已履行的转让、许可合同原则上无溯及力”的基础上,明确:因商标注册人恶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不返还侵权赔偿金、转让费、许可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全部或部分返还。提示企业在商标转让、许可合同中通过权利瑕疵担保条款、分期付款与返还机制预先分配无效风险。 五、保护强度升级:民事救济扩容与恶意诉讼规制 新法延续并巩固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临时措施——商标注册人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或即将实施侵权,不及时制止将使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可依法在起诉前申请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及财产保全;证据可能灭失或日后难以取得的,可依法申请诉前证据保全。 同时,新法明确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恶意串通、单方捏造基本事实等)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处罚;造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打击知识产权虚假诉讼的司法政策呼应——保护强度升级是双向的:既强化正当权利人救济,也压缩“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灰色空间。 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联动:2019年已规定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可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惩罚性赔偿,新法未改动该倍数上限。但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7号)对“故意”(含和解后再犯、通过关联公司掩盖控制关系逃避责任等)与“情节严重”(含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作出细化认定。新实体规则与该司法解释适用规则相互咬合,自2027年起商标恶意侵权面临的赔偿风险敞口系统性扩大。 实务建议:维权端——侵权取证时有意识固定“故意”与“情节严重”证据(警告函送达记录、和解协议、侵权方关联主体工商变更轨迹等);应诉端——收到权利警告后的处置流程、涉诉后主体架构调整均可能成为倍数赔偿认定依据,务必审慎。 六、驰名商标境外确认:为中国品牌出海提供制度接口 针对瑞幸咖啡在泰被抢注、“女儿红”等在日被抢注等系统性挑战,新法新增规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出具确认意见供境外主管机关参考。此确认可实质性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确权与维权中的举证负担。 配套地,新法还规范跨境商标代理行为,强化对通过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办理境外商标事务的监管。但需注意:制度接口不能替代“商标先行”布局——进入目标市场前应通过马德里体系或单一国家完成注册;将国内驰名确认机制定位为“事后救济增强工具”而非“事前布局替代方案”。已遭遇境外抢注的企业,可评估在新法施行后引入国内驰名确认的可行性及时机。 七、代理行业治理:备案管理与行业自律双轮驱动 新法强化商标代理机构备案管理,提高违法处罚力度,并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商标代理行业组织的定义与职能——制定行业自律规范与惩戒规则、开展业务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对违反自律规范的会员实行惩戒。 对委托方企业:应将代理机构的备案状态、过往违法记录、行业惩戒情况纳入供应商筛选标准——代理机构责任显著加重的新格局下,选择不合规代理机构本身构成需管理的法律风险。 八、过渡期行动清单:企业现在应当做什么 距新法施行约半年,建议完成以下动作: 1. 全面盘点商标资产:逐件梳理名下注册商标使用状态,对核心商标补强使用证据链,对明显脱节于经营需要的囤积性注册评估清理,避免新法从严审查与依职权撤销下的被动。 2. 重构商标使用合规审查流程:将包装、广告、电商页面、直播场景中商标呈现方式纳入上市前审查,重点排查可能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功能、产地产生误认的使用方式,防范投诉举报触发的执法风险。 3. 升级商标监测体系:针对异议期缩短为二个月的变化,将商标公告监测频率提至匹配水平,并建立异议决策内部快速通道。 4. 围绕惩罚性赔偿重新设计维权与应诉预案:维权端按法释〔2026〕7号认定情形前置固定“故意”与“情节严重”证据;应诉端审查警告函处置、和解履行、关联架构调整的合规性。 5. 出海企业同步推进境外布局与境内驰名证据积累:销售规模、市场排名、广告投入、保护记录等驰名认定基础证据自现在起系统性归集,为新法施行后申请驰名情况确认做准备。 结语 商标制度保护的从来不是注册簿上的一纸登记,而是真实经营中沉淀的商业信誉。本次系统性重塑,本质是让制度回归这一初心:让诚实经营者的品牌投入获得更确定回报,让投机者的套利空间被制度性压缩。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认为,对企业而言,新法既是合规要求升级,更是品牌战略重估契机——在“使用”成为商标价值核心来源的新规则下,谁能率先完成从“注册思维”到“使用思维”的转换,谁就能在下一周期的品牌竞争中占得先机。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将持续跟踪新法配套实施条例、部门规章及首批适用案例,适时推出系列深度解读,敬请关注。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定 职务侵占罪被纳入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将“私人财产”定义为: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和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等。 因此,“本单位财物”是指货币、能换算为货币的生产、生活资料、合法财产等。 除货币外,上述其他财产须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即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等法律、《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无偿作出价格认定结论,该结论在刑事诉讼中作书证使用,成为职务侵占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行为人在“主客观相一致”前提下,获取不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的行为不在的评价范围内。 (二)“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社会机构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 将“商标”定义为: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后成为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商标必须依附在商品上,由商标权利人通过排他性使用(如出售、租赁等)才有可能带来经济利益。 上述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商品信誉差、市场环境恶劣、运营者运营水平低下等,完全会给商标带来负面经济效益,商标甚至面临被注销;反之则结果相反。 由于商标权益的“不确定性”,公权力部门不对其进行价格管理或评定,完全交由市场调节。 根据等法律、《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部门规章、《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等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商标权益属无形资产,民营评估机构可对其资产价值有偿进行评定、估算,评估报告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多用于平等商事主体进行商业交易或其它商业行为时的参考。 (三)“价格认定”多用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公权领域,“资产评估”多用于民商事诉讼及仲裁等私权领域 前者是司法行政机关依据等规定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价格认定职能,具有公共及公益属性,起到指引作用。 后者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平等民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涉及的资产的价值进行大概的估算,具有私密性,仅对交易双方有参考作用,无普遍约束力。 综上,若中的“本单位财物”包含商标,将导致我国两套价值评定体系互相冲突。 二、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设专门章节及条款予以保护,若其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将有违立法本意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前三条(第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一十五条)为涉商标类罪名,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包括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十余个传统侵财类罪名,并未涉及商标。 从立法体系和立法目的看,将涉商标类罪名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表明立法者认为“商标权益”并非传统的“公私财物”;强调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信誉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主要保护“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 三、侵犯商标权益的犯罪行为与侵犯财产权的职务侵占行为有所区别,行为人难以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非法占有商标 汽车、房屋等财产属于有形资产,出售或赠予方开具发票或获取赠予证明,公权力部门作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出具产权证书,出资或受赠予方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等物权;职务侵占的行为人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侵犯公司对财物的所有权,行为人占有即所有。 商标权系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商标注册、转让、使用许可备案、注销等程序制定相关指引,基本流程均是民事主体申请、商标局登记备案并在官网公布;该种权益实质为使用权,通过官方登记备案、对外公布,因此行为人无法通过非法占有商品的方式来非法占有印在该商品上的商标;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行为主要体现在“制假、售假”等方面,破坏的是国家对商标的正常管理秩序、权利人对商标的排他性使用权益。 四、如何评价私自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 根据官方指引,公司转让其名下商标,申请人须是该公司,行为人以伪造公司印章及法人签章的方式向商标局申请转让公司名下商标并获通过的,应当以伪造公司印章等案由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若伪造印章后又实施其它违法犯罪的,按牵连行为从一重处罚或数行为并罚)。 公司员工通过掌管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等便利,将公司名下商标通过申请转让至自己或关联公司名下,若并非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人有权在商标局变更登记的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或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撤销该转让或登记行为。按“罪刑法定原则”,此种违背权利人意愿单纯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为通常不认为构成犯罪,多以违反公司章程、从事关联交易、侵害公司权益、商标局监管不当等事由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或主管部门行政责任。但行为人转让商标后,又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其它本应属于公司的财产性利益的,有可能因后续行为构成职务侵占或其他违法犯罪。 五、法律人须熟悉跨界知识,避免机械司法 2025年11月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审判人员须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结合起来,把遵循法度、顺应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避免机械理解与适用法律”。 笔者办理的甲某某转让商标进行商业自救被错认为职务侵占案的案例表明,侦控辩审等法律人须充分熟悉涉案商标所处行业的商业运行规律,明晰商标注册、转让的基本规则,了解商标价值评估的行情及水分,知晓疫情对行业的具体负面影响,才能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待行为人转让商标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与常情常理,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判断涉案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一、一朵花引发的千万级争议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披露的部分判决内容,法院认定两被告侵害了LV旗下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公司赔偿LV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消息一出,迅速引爆舆论。 社会热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LV的四叶花卉图形与唐代宝相花纹样高度相似,LV是否“窃取”了中国传统纹样后反过来“欺负”本土品牌?二是LV卖的是箱包皮具,茉莉奶白卖的是奶茶,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凭什么认定商标侵权,还要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 考虑到该案目前一审判决书尚未公开,案件也还在上诉期内,笔者在此不就案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发表评论,也不对判决结果作任何预判。但这场争议在公众层面引发的讨论,恰好提供了一个从法律视角梳理相关制度逻辑的契机。本文拟借这个案件引发的讨论,尝试厘清商标保护的底层逻辑,帮助读者理解商标法保护的究竟是什么?公共文化元素与注册商标之间是什么关系?跨类保护又是怎么一回事? 二、商标保护的不是“图案本身”,而是图案承载的识别功能 要理解这个案件,首先要回到商标法最根本的问题,即商标法保护的到底是什么? 很多公众直观地认为,LV注册了一个“四叶花”图案,所以这个图案就归LV了,别人都不能用。这里存在一定的误解。 现行(2019年修正)第九条明确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商标法保护的从来不是图案本身的美术价值或文化意义,而是商标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能力。用专业术语来说,商标法保护的是显著性,即一个标志能否让消费者将某一商品或服务与其提供者对应起来。 举例来说,“苹果”二字本身是一个普通词汇,谁都可以用。但当“苹果”用于手机产品上,经过长期使用已经与特定企业建立了唯一对应关系时,它就获得了显著性,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法律保护的,是“苹果”这个符号与手机来源之间的指向关系,而不简单是“苹果”这个词本身。 这里有必要先厘清商标权与著作权(版权)的根本区别。著作权法中的美术作品保护的是“图形本身”的表达形式。依据,美术作品属于受保护的作品类型,只要一件图形具备独创性,创作完成即自动享有著作权,保护的是创作者对“那个图形”的专有控制权利——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展览该图案本身,即构成著作权侵权。而商标法保护的对象完全不同,它保护的不是图形作为艺术作品的表达,而是图形作为商业标识在市场中发挥的识别功能。两者的权利基础和法律逻辑有本质差异。 再举个例子进一步看两者的区别。假设某设计师创作了一幅图形美术作品,他享有这幅画的著作权。但如果他从未将这幅画作为商标使用于任何商品或服务上——既没有注册,也没有实际的商业性使用——那么这幅画在市场中就没有建立起“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此时,该图形仅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不能受到商标法的保护。理由很简单,因为该图形既未注册为商标,也未作为商业标识在市场上实际使用,根本不存在一个受商标法保护的“商标”,也没有需要维护的“指向关系”。商标法只保护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标志,而不是任何一幅被创作出来的美术作品。该图形在没有进入商标使用领域之前,仅仅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 但如果这位设计师将这幅图形注册为商标,并用于自己品牌的运动鞋上,经过多年经营,这个图形在消费者心目中已成为他运动鞋品牌的标志性符号,消费者看到这个图形就联想到他的品牌。此时,“这个图形→设计师的运动鞋品牌”的指向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商标法保护的就是这条指向关系。 如果此时一家文具厂商在笔记本封面上使用了这个图形,消费者看到后误以为这款笔记本与设计师的运动鞋品牌存在联名或授权关系——商标法就可能介入,但这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设计师的商标必须构成驰名商标,才能依据获得跨类保护,将保护范围从运动鞋延伸到文具。如果设计师的商标仅仅注册在运动鞋类别,尚未达到驰名程度,则在文具上使用该图形很可能不构成商标侵权——因为运动鞋和文具在商品类别上差距甚远,普通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仅及于相同或类似商品。 前述例子揭示的正是LV在本案中的主张逻辑。LV四叶花卉商标已达到驰名程度,据此请求将商标保护从“箱包皮具”跨越到“奶茶饮品”类别。若奶茶上的被诉图案与LV商标构成近似,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为两品牌存在关联,则LV的驰名商标将面临混淆或淡化的风险。 回到LV的四叶花卉图形,LV的Monogram老花图案自1896年由乔治·威登设计以来,已跨越近130年历史。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持续使用和宣传投入,这个图形已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与LV品牌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LV商标权的本质,是法律确认并保护“四叶花卉图形→LV”这一指向关系不被他人破坏,而不是赋予LV对“四叶花”这一图案形态的垄断。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LV不是在“独占”一朵花,而是在保护消费者不被误导——当你看到一个特定的四叶花卉图形时,可能会以为那是LV的产品或与LV有关,而事实上不是,这便就是商标法所规制的。 三、注册商标可以利用公共文化元素,但商标权不延及公共文化元素本身 该案引发热议后,相当一部分公众质疑,“宝相花是唐代就有的中国传统纹样,属于全体国人,凭什么被LV注册为商标?”这个问题涉及公共领域与商标注册的关系,需要从两个层次来澄清。 第一层次,公共文化元素本身属于公共领域,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宝相花是我国传统装饰纹样,盛行于隋唐时期。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产,它确实已进入公共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可以对其主张独占权利。LV不能、也不可能垄断“四瓣花卉”这一基础造型,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参考、借鉴宝相花的元素。 第二层次,将公共元素进行特定编排、组合后形成的具体设计,可以获得商标注册。商标法并不排斥将公有领域的文化符号注册为商标。关键在于,商标注册保护的不是“宝相花”这个概念或基础形态,而是申请人提交的那一个特定的、具有显著性的图形设计。 举个典型案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鳄鱼”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属于公共领域的形象,任何人都可以用“鳄鱼”这个公共元素创作图案。但法国拉科斯特公司(Lacoste)将其特定形态的鳄鱼图形——头、背、腿及尾部轮廓清晰,躯干主要部分留白——注册为商标后,他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与这一特定鳄鱼图形高度近似的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再审案件中明确认定,即使他人在鳄鱼图形旁附加了文字,只要鳄鱼图形本身构成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且与拉科斯特公司的鳄鱼图形高度近似,仍构成近似商标。他人依然可以自由地画任何其他样式的鳄鱼,但不能再原样照抄拉科斯特公司画的那一只——尽管“鳄鱼”本身属于公共领域。 LV的四叶花卉图形商标亦是如此,它注册的不是“四瓣花”这个抽象概念,而是由特定比例、特定线条、特定排列方式构成的具体图形——即Monogram老花中那个风格化的四叶花卉图案。这个具体图形经过了设计者的创造性劳动,与唐代宝相花虽有渊源,但在整体视觉上构成显著性区别。任何人都可以以宝相花为灵感创作新的图案,但不能直接复制LV已经注册的那个具体图案。 四、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不是“特权”,而是为防止混淆和淡化 公众另一大困惑,LV卖包,茉莉奶白卖奶茶,行业完全不同,为什么也构成侵权? 这涉及商标法中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制度。根据(2019年修正)第十三条第三款,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如果是复制、摹仿他人已经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2026年商标法最新修订已删除了“已经在中国注册的”这一限定,体现了对驰名商标扩大保护的立法趋势。 驰名商标之所以能获得跨类保护,底层逻辑仍然是防止混淆和避免淡化,而非赋予驰名商标某种“特权”。 根据有限信息,笔者认为法院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可能涉及以下几层考量: 其一,防止消费者混淆。买奶茶的消费者与接触奢侈品的群体存在交叉。当消费者在奶茶店看到一个与LV四叶花卉高度近似的图形时,可能误以为LV与茉莉奶白存在联名合作或授权关系。这种混淆不是“把奶茶当成包”的混淆,而是来源关联关系的混淆——消费者以为两个品牌之间有某种商业联系,而事实上没有。 其二,防止商标淡化。LV的四叶花图案经过百年使用,已与“奢侈、高端、经典”形成强关联。当这一图形高频出现在奶茶杯等大众日常消费品上时,可能削弱图案的独特性和品牌的高端定位,稀释奢侈品牌调性。这正是商标法所保护的“防止驰名商标显著性被削弱”的法益。 需要强调的是,跨类保护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即商标需在中国境内达到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被诉标识与驰名商标在视觉上高度近似;使用行为将对公众产生误导或致使权利人利益受损。 五、主观意图与赔偿数额的法律逻辑 据媒体报道,本案1000万元的赔偿金额创下了国内新茶饮行业商标侵权判赔新高。赔偿数额的确定通常涉及多重因素的综合考量。 根据(2019年修正)第六十三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两者都难以确定的,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于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前述方法确定的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惩罚性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确定赔偿数额时通常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包括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及影响范围;侵权人的主观意图,即是否明知或应知其行为构成侵权等。 据媒体发布信息,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3月起申请注册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多个申请被驳回或处于“驳回复审”“无效”状态。这个事实可能成为法院评价其主观意图及最终判赔金额的重要考量因素。 另外,因为没有看到完整的判决书,目前尚无法判断法院在该案中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说明的是,赔偿数额的最终确定是法院在个案中综合全案证据行使裁量权的结果。1000万元的经济赔偿加30万元合理开支,在同类商标侵权案件中属于较高水平,其具体计算依据和论证过程,有待判决书全文公开后方能准确知悉。 六、商标争议的三个不同层面 回看整个案件,公众争议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第一层是文化层面,宝相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公众看到具有本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图案被外国品牌主张权利时产生文化上的抵触情绪,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文化情感层面的认同感,并不直接等同于商标法意义上的权利归属判断。法律层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需要回到商标法的具体规则和证据上去考量。 第二层是事实层面,LV的四叶花卉图形是否借鉴了宝相花?其设计灵感来源如何?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即便LV确实受到了宝相花的启发,也不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LV注册的是经过特定设计的具有显著性的图形,而非“宝相花”这个公共文化元素。 第三层是法律层面,茉莉奶白使用的图案是否与LV注册的图形商标构成近似?是否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LV商标是否构成驰名商标从而获得跨类保护?等这些才是法院审理和判决的核心问题。当然,具体认定有待判决书全文公开后进一步讨论。 文化溯源很难构成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有效抗辩。公共领域的文化元素可以被任何人借鉴和再创作,但他人已经注册成商标的特定设计,不能被以近似的形态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从而导致消费者混淆。这一逻辑并不因为借鉴对象的文化渊源而改变——国内现有注册商标中,同样不乏借鉴其他国家文化元素的实例。 商标法以保护商标的识别功能为核心,维护商标权人长期经营积累的商业信誉,从而保障诚信有序的市场经营秩序。它既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消费者不被误导,更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理解这一底层逻辑,才能超越情绪的裹挟,理性看待每一场商标争议。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加盟门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责令茉莉奶白在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小红书、抖音六个平台首页连续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茉莉奶白2025年营收约40亿元,使用侵权标识的产品占比约35%,法院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进行司法估算后,酌定侵权获利约1000万元。茉莉奶白此前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处于无效状态,在商标申请被驳回后仍将该图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大规模商用。 判决公布后,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丞公开回应"不存在侵权,将提起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将品牌Logo从黑色更换为彩色,官方称系常规运营决策。同期,茉莉奶白在招聘平台发布法务经理(知识产权方向)、海外法务主管及法务BP三个岗位,职责涵盖全球商标布局、知识产权合规体系搭建等。这是判决余波之下的企业的一系列反应,本身也是值得观察的合规样本。 本文无意对判决结论本身作出评价。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从业者,笔者更关心的是:这个案件将哪些长期潜伏的品牌合规风险推到了台前,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无论二审如何裁判,此案已经把企业品牌标识管理中的隐患,清清楚楚地指出来了。 一、案件概览 01 基本事实 LV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商标共七件,均为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即公众熟知的Monogram经典老花中的四瓣花元素(商标号:第61812517A号、第68717216A号、第1106302号、第1111910号、第1112498号、第52161177号、第68725763A号)。上述商标涉及第3类(化妆品)、第9类(APP小程序)、第14类(珠宝)、第16类(印刷品)、第18类(皮具)、第21类(日用器皿)、第25类(服装)及第43类(餐饮、咖啡馆、茶饮服务)超八个类别。 茉莉奶白自2021年起以茶饮连锁品牌运营,早期品牌LOGO为汉字茉莉奶白搭配茉莉花苞元素,视觉风格偏中式国风。2024年下半年,品牌逐步更换为黑色几何四瓣花图形作为核心LOGO,包装同步调整为轻奢极简风格,并将该图形广泛投放于线下门店招牌、奶茶包装、线上小程序及各类宣传物料。据窄门餐眼数据,截至2026年6月,茉莉奶白全国在营门店近2500家,海外门店超50家。 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9月就该四瓣花图形申请第43类商标注册(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11月3日作出驳回复审决定(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认定申请商标与LV的第61812517A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等在先权利构成近似,予以驳回。茉莉奶白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驳回复审决定已生效,但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 02 双方核心主张 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报道信息,LV主张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与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茉莉奶白则抗辩,四瓣花代表茉莉花,系自然界通用图形,其使用仅为装饰目的而非商标性使用,且茶饮与奢侈品皮具分属不同行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和混淆可能。需说明的是,上述主张系从公开报道中整理得出。 03 一审结果 苏州中院(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支持了LV的主要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诉图形与LV涉案商标在设计风格、元素布局、线条勾勒等方面基本相同,茉莉奶白主观上存在攀附知名品牌商誉的行为,遂作出前述判赔。茉莉奶白已提起上诉,案件尚在二审程序中。 二、该案涉及的四项品牌合规风险 不考虑对判决结论的评价,该案涉及的四个法律问题,恰恰是企业在品牌创建和运营中最容易忽视的风险领域。 01 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 本案中,茉莉奶白主张其四瓣花图形仅作为装饰使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根据公开报道,法院从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效果出发,认为即使标识兼具美观功能,只要客观上能使消费者将其与特定品牌建立联系,即可构成商标性使用。 这一认定标准在业内存在不同意见。部分同行认为,该标准有可能模糊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自然界常见图形在商业设计中被广泛用作装饰元素,若动辄因与某一注册商标近似而被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可能对品牌设计的自由度形成过度限制。 就企业实操而言,这一问题的启示十分明确:如果某一图形在品牌视觉系统中处于显著位置、被持续突出使用、客观上已成为消费者识别该品牌的核心视觉锚点,仅为装饰这个抗辩在法院被接受的可能性正在趋于收窄。品牌在设计阶段就应当评估装饰元素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当杜绝侥幸心态。 02 行业差异抗辩为什么在本案中不成立 茉莉奶白抗辩的核心逻辑是行业差异——茶饮与奢侈品不存在竞争关系,相关公众不会混淆。这个论点在常识层面有其合理之处:购买一杯20元奶茶的消费者,确实不太可能误认为该奶茶由LV生产。 但这个抗辩在本案中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障碍:LV就涉案商标在第3类、第9类、第14类、第16类、第18类、第21类、第25类以及第43类等超过八个类别上主张了权利,LV的商标布局并不局限于皮具和箱包。本案的核心问题并非行业是否相同,而是权利商标的注册类别与被控侵权标识的实际使用类别是否相同或类似、两件标识本身是否构成近似。商标侵权认定中,相关公众是否混淆,需要结合权利商标的知名度、标识近似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仅凭权利人所属行业不同,不足以排除侵权成立的可能性。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指出,茶饮行业品牌联名频繁的商业实践使得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从而产生关联混淆。这一认定在业内存在争议:有观点指出,品牌联名通常以公开宣传为前提,消费者对联名关系的认知是基于品牌方的主动宣告而非图形联想,以行业联名惯例推定关联混淆成立,可能需要更有力的消费者认知证据支撑。 抛开个案争议,这个案子给企业的警示:产品上的任何部分标识(包括但不限于你认为不是作为品牌部分的标识)在投入商业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侵权风险评估。无论法院最终的认定路径是驰名商标保护,还是基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LV在第43类等多个类别上持有注册商标,且第43类商标在行政程序中已被国知局用作引证商标驳回了茉莉奶白的申请。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品牌设计或投入使用阶段不提前做好侵权风险识别与评估,触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远比预期大。 03 通用图形的使用边界 “四叶草是自然界的,凭什么被LV独占?”——这是本案判决公布后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质疑。据识微商情舆情监测数据,2026年7月2日至3日,该事件相关舆情热度约10.5万条,负面情感占比44.9%,公众讨论中排名最高的议题为“LV抄袭中国传统公共纹样并抢注为专属商标”及“判决不合理,损害司法公信力”。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之间的平衡。自然界元素和传统文化符号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个别商业主体垄断——这是商标法的基本原则。但另一个现实是,当某一商业标识通过长期、大量使用,在相关公众中建立了稳定的来源指向,即获得了“第二含义”,司法也会给予相应程度的保护。 据多家媒体引述的判决内容,本案中法院的区分逻辑是:LV受保护的不是四叶草这一自然形态本身,而是其经过独特设计、具有识别性的特定图形组合。 对企业而言,这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检索要点:品牌图形检索不仅应关注相同或近似类别的注册商标,还应关注各行各业中已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图形商标及其核心设计元素。使用自然界常见图形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侵权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采用了与某一知名商标高度相似的特定设计版本。 04 商标申请被驳回后的持续使用风险 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商标申请在行政阶段已被国知局驳回并维持,引证商标中明确列出了LV的图形商标。但其后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媒体报道指出,法院在审理中考虑了茉莉奶白“多次申请相同或近似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无效,却仍大规模商用”这一事实,认定其存在主观攀附故意。 驳回程序虽不直接等同于侵权认定——商标可注册性与侵权是否成立,适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判断标准——但驳回程序的记录在侵权诉讼中可能被用作佐证。引证商标的比对结果可以辅助说明标识的近似程度,驳回后继续使用的行为可能影响法院对侵权人主观状态的判断,进而影响损害赔偿金额的酌定。 从这个意义上,商标申请被驳回不应只被看作注册程序的一次失败——它更像一份早期的风险提示,提醒企业在特定方向上继续投入可能撞上的侵权风险。 三、企业品牌知识产权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分析,以下六条建议适用于消费品、新零售、连锁经营等行业的品牌管理。 01 将商标检索嵌入品牌设计流程 建议将商标检索环节前置至品牌设计阶段,与视觉设计并行推进,而非在设计定稿后方才启动。 在设计师输出初稿的同时,对核心图形元素(包括轮廓、线条特征、元素组合方式)进行商标图像检索。检索范围至少应覆盖国知局商标数据库及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且不应局限于本行业及关联类别——知名品牌可能已在你的目标行业类别提前布局了商标。设计每迭代一版,同步更新检索结果,以便在设计方向尚未锁定时即识别和排除风险。 02 审慎对待每一份商标驳回通知 收到商标驳回通知后,应第一时间研读引证商标信息:引证商标的权利人是谁、该权利人是否拥有知名品牌、引证商标与申请商标的近似程度如何。 如果引证商标系知名品牌的核心标识,即便仍可选择通过驳回复审或行政诉讼争取注册,也应当在商业层面启动标识备选方案,控制争议标识的进一步商业投入。不建议在驳回程序尚未终结时将全部品牌资产投入于争议标识。 03 建立品牌标识年度检索机制 品牌标识的知识产权风险不是一次检索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市场上每日有新的商标申请和注册,竞品的品牌标识也在不断演进。 建议每年对核心品牌标识进行一次商标检索更新,关注:是否有第三方新注册了与自身标识近似的商标;自身商标的注册状态是否稳定(是否面临撤三、无效宣告等程序);行业内新出现的品牌标识是否与自身标识存在冲突可能。 04 联名营销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 据多家媒体报道的判决内容,法院在认定关联混淆时,将茶饮行业频繁开展品牌联名的商业实践纳入了考量,据此认为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在联名营销活跃的行业里,企业的品牌标识与知名品牌视觉元素之间的近似度,成了一个需要更加审慎评估的风险变量。 建议企业在联名合作前,对合作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核查,在联名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许可范围和侵权责任分担条款。在联名活动的视觉设计层面,应审慎评估己方品牌、合作方品牌与第三方知名品牌之间的视觉呈现关系,避免在客观上制造与第三方的未经授权的关联。 05 加盟扩张前完成品牌标识合规审查 茉莉奶白案中,关联加盟主体被一并列为被告,侵权获利的计算亦覆盖了加盟网络的经营数据。对于采用加盟或连锁经营模式的企业,品牌标识的合规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体系面临的侵权风险规模。 建议在开放加盟前,完成核心品牌标识的商标注册或至少完成全面的侵权风险评估。加盟协议中的商标授权条款应明确使用规范和违规后果,并建立对加盟商品牌使用情况的定期巡查机制。体系内的品牌标识合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内部管控流程,例如加盟商自行设计变体LOGO并投入市场,可能面临商标或著作权侵权风险。 06 收到侵权主张后的分轨应对 如果企业收到关于商标侵权的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建议三轨并行: 内部核查: 立即对争议标识的使用情况、使用时间、使用范围进行全面梳理,暂停在新增物料上使用争议标识。 专业评估: 委托专业律师进行侵权风险评估,基于评估结论制定应诉策略或和解方案。评估期间避免在公开渠道发表可能对后续程序产生不利影响的声明。 商业备选: 无论诉讼策略如何,同步启动品牌标识备选方案的推进工作。诉讼周期可能持续一至两年,不应因诉讼程序的不确定性影响正常商业运营。 四、结语 LV诉茉莉奶白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了行业内关于商标侵权认定标准、关联混淆的适用边界、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的平衡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上述问题的最终结论,以及该案能为行业提供怎样的规则指引,有待二审裁判和后续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对企业而言,与其在个案判决的对错之间寻求确定答案,不如将关注点放在自身——无论司法保护边界如何演进,品牌标识的事前检索、行政程序的风险信号识别,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始终是企业降低法律风险最可靠的手段。 信息来源 [1]央视财经,《赔偿1030万元!LV把茉莉奶白告了》,2026年7月3日 [2]川观新闻,《一审判赔1030万元,深度解析茉莉奶白"跨类侵权"LV商标案》,2026年7月 [3]21世纪经济报道,《茉莉奶白败诉LV商标侵权案,赔偿千万元只是"前菜"?》,2026年7月2日 [4]极目新闻,《LV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律师:二审翻盘希望渺茫,更多在于赔偿额的调整》,2026年7月 [5]知产库,《LV诉"茉莉奶白"商标案判赔1000万》,2026年7月 [6]36氪,《18块一杯的国产奶茶被LV告赢了,到底冤不冤?》,2026年7月 [7]华龙网,《四瓣花到底算谁的?LV告赢茉莉奶白,网友吵翻了,三大核心问题对话律师》,2026年7月 [8]识微商情舆情监测系统,《一文读懂茉莉奶白千万赔偿案:立案、判决、品牌整改、舆论走向全梳理》(搜狐转载),2026年7月3日 [9]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2025年11月3日 [10]澎湃新闻,《茉莉奶白最高年薪56万招商标法务,职责包括全球布局等》,2026年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陷LV诉讼案,茉莉奶白月薪4万招法务》,2026年7月4日 信息来源说明:本文案件信息综合整理自央视财经、极目新闻、川观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36氪、知产库等多家媒体对(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的报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截至本文发稿,判决书全文尚未公开。
前言 2026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马利蒂(Louis Vuitton Malletier,以下简称"LV")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奶白")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侠饮品店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5)苏05民初617号),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瓣花图形侵害LV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加盟门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责令茉莉奶白在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小红书、抖音六个平台首页连续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查明,茉莉奶白2025年营收约40亿元,使用侵权标识的产品占比约35%,法院结合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因素进行司法估算后,酌定侵权获利约1000万元。茉莉奶白此前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处于无效状态,在商标申请被驳回后仍将该图形作为核心视觉元素大规模商用。 判决公布后,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丞公开回应"不存在侵权,将提起上诉"。7月2日晚,茉莉奶白将品牌Logo从黑色更换为彩色,官方称系常规运营决策。同期,茉莉奶白在招聘平台发布法务经理(知识产权方向)、海外法务主管及法务BP三个岗位,职责涵盖全球商标布局、知识产权合规体系搭建等。这是判决余波之下的企业的一系列反应,本身也是值得观察的合规样本。 本文无意对判决结论本身作出评价。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从业者,笔者更关心的是:这个案件将哪些长期潜伏的品牌合规风险推到了台前,以及企业应当如何审视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无论二审如何裁判,此案已经把企业品牌标识管理中的隐患,清清楚楚地指出来了。 一、案件概览 01 基本事实 LV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商标共七件,均为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即公众熟知的Monogram经典老花中的四瓣花元素(商标号:第61812517A号、第68717216A号、第1106302号、第1111910号、第1112498号、第52161177号、第68725763A号)。上述商标涉及第3类(化妆品)、第9类(APP小程序)、第14类(珠宝)、第16类(印刷品)、第18类(皮具)、第21类(日用器皿)、第25类(服装)及第43类(餐饮、咖啡馆、茶饮服务)超八个类别。 茉莉奶白自2021年起以茶饮连锁品牌运营,早期品牌LOGO为汉字茉莉奶白搭配茉莉花苞元素,视觉风格偏中式国风。2024年下半年,品牌逐步更换为黑色几何四瓣花图形作为核心LOGO,包装同步调整为轻奢极简风格,并将该图形广泛投放于线下门店招牌、奶茶包装、线上小程序及各类宣传物料。据窄门餐眼数据,截至2026年6月,茉莉奶白全国在营门店近2500家,海外门店超50家。 茉莉奶白曾于2024年9月就该四瓣花图形申请第43类商标注册(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5年11月3日作出驳回复审决定(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认定申请商标与LV的第61812517A号四叶花卉图形商标等在先权利构成近似,予以驳回。茉莉奶白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驳回复审决定已生效,但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 02 双方核心主张 根据目前已公开的报道信息,LV主张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与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 茉莉奶白则抗辩,四瓣花代表茉莉花,系自然界通用图形,其使用仅为装饰目的而非商标性使用,且茶饮与奢侈品皮具分属不同行业,不存在竞争关系和混淆可能。需说明的是,上述主张系从公开报道中整理得出。 03 一审结果 苏州中院(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支持了LV的主要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被诉图形与LV涉案商标在设计风格、元素布局、线条勾勒等方面基本相同,茉莉奶白主观上存在攀附知名品牌商誉的行为,遂作出前述判赔。茉莉奶白已提起上诉,案件尚在二审程序中。 二、该案涉及的四项品牌合规风险 不考虑对判决结论的评价,该案涉及的四个法律问题,恰恰是企业在品牌创建和运营中最容易忽视的风险领域。 01 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 本案中,茉莉奶白主张其四瓣花图形仅作为装饰使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根据公开报道,法院从相关公众的客观认知效果出发,认为即使标识兼具美观功能,只要客观上能使消费者将其与特定品牌建立联系,即可构成商标性使用。 这一认定标准在业内存在不同意见。部分同行认为,该标准有可能模糊商标性使用与装饰性使用的边界——自然界常见图形在商业设计中被广泛用作装饰元素,若动辄因与某一注册商标近似而被认定为商标性使用,可能对品牌设计的自由度形成过度限制。 就企业实操而言,这一问题的启示十分明确:如果某一图形在品牌视觉系统中处于显著位置、被持续突出使用、客观上已成为消费者识别该品牌的核心视觉锚点,仅为装饰这个抗辩在法院被接受的可能性正在趋于收窄。品牌在设计阶段就应当评估装饰元素的知识产权风险,应当杜绝侥幸心态。 02 行业差异抗辩为什么在本案中不成立 茉莉奶白抗辩的核心逻辑是行业差异——茶饮与奢侈品不存在竞争关系,相关公众不会混淆。这个论点在常识层面有其合理之处:购买一杯20元奶茶的消费者,确实不太可能误认为该奶茶由LV生产。 但这个抗辩在本案中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障碍:LV就涉案商标在第3类、第9类、第14类、第16类、第18类、第21类、第25类以及第43类等超过八个类别上主张了权利,LV的商标布局并不局限于皮具和箱包。本案的核心问题并非行业是否相同,而是权利商标的注册类别与被控侵权标识的实际使用类别是否相同或类似、两件标识本身是否构成近似。商标侵权认定中,相关公众是否混淆,需要结合权利商标的知名度、标识近似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仅凭权利人所属行业不同,不足以排除侵权成立的可能性。 据媒体报道,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指出,茶饮行业品牌联名频繁的商业实践使得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从而产生关联混淆。这一认定在业内存在争议:有观点指出,品牌联名通常以公开宣传为前提,消费者对联名关系的认知是基于品牌方的主动宣告而非图形联想,以行业联名惯例推定关联混淆成立,可能需要更有力的消费者认知证据支撑。 抛开个案争议,这个案子给企业的警示:产品上的任何部分标识(包括但不限于你认为不是作为品牌部分的标识)在投入商业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侵权风险评估。无论法院最终的认定路径是驰名商标保护,还是基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的近似商标,LV在第43类等多个类别上持有注册商标,且第43类商标在行政程序中已被国知局用作引证商标驳回了茉莉奶白的申请。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品牌设计或投入使用阶段不提前做好侵权风险识别与评估,触发法律纠纷的可能性远比预期大。 03 通用图形的使用边界 “四叶草是自然界的,凭什么被LV独占?”——这是本案判决公布后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质疑。据识微商情舆情监测数据,2026年7月2日至3日,该事件相关舆情热度约10.5万条,负面情感占比44.9%,公众讨论中排名最高的议题为“LV抄袭中国传统公共纹样并抢注为专属商标”及“判决不合理,损害司法公信力”。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之间的平衡。自然界元素和传统文化符号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个别商业主体垄断——这是商标法的基本原则。但另一个现实是,当某一商业标识通过长期、大量使用,在相关公众中建立了稳定的来源指向,即获得了“第二含义”,司法也会给予相应程度的保护。 据多家媒体引述的判决内容,本案中法院的区分逻辑是:LV受保护的不是四叶草这一自然形态本身,而是其经过独特设计、具有识别性的特定图形组合。 对企业而言,这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检索要点:品牌图形检索不仅应关注相同或近似类别的注册商标,还应关注各行各业中已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图形商标及其核心设计元素。使用自然界常见图形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侵权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采用了与某一知名商标高度相似的特定设计版本。 04 商标申请被驳回后的持续使用风险 茉莉奶白的四瓣花图形商标申请在行政阶段已被国知局驳回并维持,引证商标中明确列出了LV的图形商标。但其后该图形继续被大规模商业使用。媒体报道指出,法院在审理中考虑了茉莉奶白“多次申请相同或近似图形商标均被驳回或无效,却仍大规模商用”这一事实,认定其存在主观攀附故意。 驳回程序虽不直接等同于侵权认定——商标可注册性与侵权是否成立,适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判断标准——但驳回程序的记录在侵权诉讼中可能被用作佐证。引证商标的比对结果可以辅助说明标识的近似程度,驳回后继续使用的行为可能影响法院对侵权人主观状态的判断,进而影响损害赔偿金额的酌定。 从这个意义上,商标申请被驳回不应只被看作注册程序的一次失败——它更像一份早期的风险提示,提醒企业在特定方向上继续投入可能撞上的侵权风险。 三、企业品牌知识产权合规建议 基于上述风险分析,以下六条建议适用于消费品、新零售、连锁经营等行业的品牌管理。 01 将商标检索嵌入品牌设计流程 建议将商标检索环节前置至品牌设计阶段,与视觉设计并行推进,而非在设计定稿后方才启动。 在设计师输出初稿的同时,对核心图形元素(包括轮廓、线条特征、元素组合方式)进行商标图像检索。检索范围至少应覆盖国知局商标数据库及WIPO全球品牌数据库,且不应局限于本行业及关联类别——知名品牌可能已在你的目标行业类别提前布局了商标。设计每迭代一版,同步更新检索结果,以便在设计方向尚未锁定时即识别和排除风险。 02 审慎对待每一份商标驳回通知 收到商标驳回通知后,应第一时间研读引证商标信息:引证商标的权利人是谁、该权利人是否拥有知名品牌、引证商标与申请商标的近似程度如何。 如果引证商标系知名品牌的核心标识,即便仍可选择通过驳回复审或行政诉讼争取注册,也应当在商业层面启动标识备选方案,控制争议标识的进一步商业投入。不建议在驳回程序尚未终结时将全部品牌资产投入于争议标识。 03 建立品牌标识年度检索机制 品牌标识的知识产权风险不是一次检索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市场上每日有新的商标申请和注册,竞品的品牌标识也在不断演进。 建议每年对核心品牌标识进行一次商标检索更新,关注:是否有第三方新注册了与自身标识近似的商标;自身商标的注册状态是否稳定(是否面临撤三、无效宣告等程序);行业内新出现的品牌标识是否与自身标识存在冲突可能。 04 联名营销中的知识产权风险防控 据多家媒体报道的判决内容,法院在认定关联混淆时,将茶饮行业频繁开展品牌联名的商业实践纳入了考量,据此认为消费者看到与知名品牌近似的标识时,可能误以为存在联名合作。在联名营销活跃的行业里,企业的品牌标识与知名品牌视觉元素之间的近似度,成了一个需要更加审慎评估的风险变量。 建议企业在联名合作前,对合作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核查,在联名协议中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许可范围和侵权责任分担条款。在联名活动的视觉设计层面,应审慎评估己方品牌、合作方品牌与第三方知名品牌之间的视觉呈现关系,避免在客观上制造与第三方的未经授权的关联。 05 加盟扩张前完成品牌标识合规审查 茉莉奶白案中,关联加盟主体被一并列为被告,侵权获利的计算亦覆盖了加盟网络的经营数据。对于采用加盟或连锁经营模式的企业,品牌标识的合规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体系面临的侵权风险规模。 建议在开放加盟前,完成核心品牌标识的商标注册或至少完成全面的侵权风险评估。加盟协议中的商标授权条款应明确使用规范和违规后果,并建立对加盟商品牌使用情况的定期巡查机制。体系内的品牌标识合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内部管控流程,例如加盟商自行设计变体LOGO并投入市场,可能面临商标或著作权侵权风险。 06 收到侵权主张后的分轨应对 如果企业收到关于商标侵权的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建议三轨并行: 内部核查: 立即对争议标识的使用情况、使用时间、使用范围进行全面梳理,暂停在新增物料上使用争议标识。 专业评估: 委托专业律师进行侵权风险评估,基于评估结论制定应诉策略或和解方案。评估期间避免在公开渠道发表可能对后续程序产生不利影响的声明。 商业备选: 无论诉讼策略如何,同步启动品牌标识备选方案的推进工作。诉讼周期可能持续一至两年,不应因诉讼程序的不确定性影响正常商业运营。 四、结语 LV诉茉莉奶白案的一审判决,引发了行业内关于商标侵权认定标准、关联混淆的适用边界、公共领域元素与商业标识保护的平衡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上述问题的最终结论,以及该案能为行业提供怎样的规则指引,有待二审裁判和后续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对企业而言,与其在个案判决的对错之间寻求确定答案,不如将关注点放在自身——无论司法保护边界如何演进,品牌标识的事前检索、行政程序的风险信号识别,以及系统化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始终是企业降低法律风险最可靠的手段。 信息来源 [1]央视财经,《赔偿1030万元!LV把茉莉奶白告了》,2026年7月3日 [2]川观新闻,《一审判赔1030万元,深度解析茉莉奶白"跨类侵权"LV商标案》,2026年7月 [3]21世纪经济报道,《茉莉奶白败诉LV商标侵权案,赔偿千万元只是"前菜"?》,2026年7月2日 [4]极目新闻,《LV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一审判赔1030万元,律师:二审翻盘希望渺茫,更多在于赔偿额的调整》,2026年7月 [5]知产库,《LV诉"茉莉奶白"商标案判赔1000万》,2026年7月 [6]36氪,《18块一杯的国产奶茶被LV告赢了,到底冤不冤?》,2026年7月 [7]华龙网,《四瓣花到底算谁的?LV告赢茉莉奶白,网友吵翻了,三大核心问题对话律师》,2026年7月 [8]识微商情舆情监测系统,《一文读懂茉莉奶白千万赔偿案:立案、判决、品牌整改、舆论走向全梳理》(搜狐转载),2026年7月3日 [9]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81049590号"茉莉奶白MOLLYTEA及图"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文书号:TMZC81049590BHTZ01,2025年11月3日 [10]澎湃新闻,《茉莉奶白最高年薪56万招商标法务,职责包括全球布局等》,2026年7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陷LV诉讼案,茉莉奶白月薪4万招法务》,2026年7月4日 信息来源说明:本文案件信息综合整理自央视财经、极目新闻、川观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36氪、知产库等多家媒体对(2025)苏05民初617号判决的报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书。截至本文发稿,判决书全文尚未公开。
202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正式审议通过,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彻底扭转过往“重注册、轻使用”的行业痛点,以“诚信守法、立足使用、严惩恶意、强化保护”为核心导向,对商标注册、使用、维权、代理、跨境保护等全流程规则进行升级。 本次修法将深刻影响各类市场主体的商标布局、品牌运营及侵权维权工作。笔者拟通过本文结合实务经验,简要拆解其中的六大核心修订要点,厘清新法实施后对企业、商户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实际影响,并尝试提供可参考的应对方案。 一、新增注册条件专章,严控恶意注册,从根源整治商标囤积、抢注乱象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二章 本次修法单独增设“商标注册条件”专章,梳理整合原有禁用、禁注规则,立法逻辑更清晰、审查标准更统一,针对性解决行业长期存在的“囤标”、“蹭热点”、恶意抢注等乱象。新规明确: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超出正常经营需求的商标注册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可直接不予核准注册。同时新增行政处罚条款,对恶意申请注册商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主体,最高可处以10万元罚款。 实务影响:部分企业过去全类别“囤标”、“提前占位”的运营策略在新法实施后可能不再适用,无使用意图的闲置商标不仅无法通过新申请审查,存量闲置商标也极易被他人以“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或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撤销。此外,针对网红词汇、赛事IP、名人姓名等热点商标的恶意抢注行为,审查及惩戒力度将大幅升级,大幅压缩商标投机空间。 二、拓展商标注册客体,新增“动态标志”注册,适配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十四条 新法顺应短视频、元宇宙、新媒体品牌发展趋势,正式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商标范畴,允许企业注册动态LOGO、动态标识等新型商标。同时划定注册红线,单纯基于商品自身技术效果、固有属性产生的动态效果、颜色组合等,不得注册为商标,并进一步细化党政标识、特殊符号禁用规则。 实务影响:新媒体、电商、游戏、短视频等行业企业,可通过注册动态商标保护自身特色品牌标识,丰富品牌保护维度。企业申请新型商标时,需重点核查标识显著性,规避技术属性、通用效果类标识,避免申请被驳回。 三、规制“心机商标”的使用,大幅提升违规成本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五十六条 新法扩容了商标“欺骗性、误导性”商标的认定范围,除传统的产地、品质误导外,新增工艺、原料、功能等误导情形,精准打击企业利用商标文字、图案刻意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行为。同时完善监管惩戒机制,对存在误导公众情形的注册商标,监管部门可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直接撤销商标注册,并可根据违法经营额处以高额罚款。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企业应当主体全面排查现有商标及品牌宣传内容,不建议在商标及使用场景中随意使用“纯天然”“进口原料”“专属工艺”等无实证支撑的误导性表述。同时,模仿知名品牌、刻意混淆产品来源与品质的“傍名牌”行为,将面临撤销商标、高额罚款的双重处罚,合规风险显著提升。 四、从“认定”到“确认”,优化驰名商标制度,强化全域及跨境品牌保护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六十三条 本次修法对驰名商标制度进行系统性优化,将传统的“行政认定”调整为“事实确认”,摒弃功利化的驰名商标评级思维,回归品牌知名度客观认定本质。核心突破在于统一注册与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标准,未注册的知名品牌同样可获得跨类别全面保护。同时创设境外维权确认机制,企业出海遭遇商标抢注时,可申请国内主管部门出具驰名情况确认文件,为海外维权提供官方依据。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真实经营、长期积累知名度的中小品牌无需刻意追求驰名商标资质,即可享受跨类别保护;同时,新法有利于外贸企业解决海外维权举证难的痛点——权利人关于侵权行为的取证难度大幅降低,从而有利于提高跨境商标纠纷案件的胜诉概率,为国货品牌出海保驾护航。 五、商标代理机构新增“签名负责制”+“备案”机制——严管商标代理行业,规制业内恶意牟利乱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六十五条 新法建立了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签名负责制”以及强制备案制度。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未完成备案的机构不得开展商标代理业务,违规经营者将面临1-5万元罚款。同时明确禁止代理机构协助客户恶意抢注、囤积商标、批量刷单申请,严禁从业人员利用商标诉讼恶意牟利、碰瓷维权,违规机构及个人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并纳入行业失信名单。 实务影响:商标代理行业迎来“强监管”时代,以往无资质、靠恶意操作牟利的小机构将被淘汰。企业后续选择合作代理机构,需重点核查备案资质,签订合规协议,规避因代理机构恶意操作导致的商标无效、行政处罚风险。 六、完善侵权维权机制,新增惩罚性赔偿倍数规定,平衡维权权益与诚信底线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修订)》第七十七条 本次修法大幅优化商标侵权维权规则,明确权利人维权产生的律师费、公证费、取证费等合理开支全额纳入侵权赔偿范围,彻底解决以往“维权成本高于赔偿收益”的困境。同时细化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对恶意重复侵权、规模化侵权行为严格适用1-5倍惩罚性赔偿。此外,新增恶意诉讼规制条款,杜绝商标权利人滥用诉讼权利恶意碰瓷、索赔牟利。 实务影响:新法实施后,企业遭遇商标侵权时,维权收益显著提升,打击侵权的积极性大幅提高;同时倒逼企业规范自身维权行为,无合法依据的恶意诉讼、批量碰瓷维权将面临反诉追责,有效净化市场竞争环境。新规同时明确商标正当使用边界,企业为标注产品用途、真实来源的善意使用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降低日常经营合规压力。 七、结语 修订后的,标志着我国商标保护制度正式从“注册导向”转向“使用导向、诚信导向、价值导向”。对于广大经营者而言,需要准确了解新法规定,坚持诚信经营、扎实积累品牌价值、完善商标合规体系,才能最大化保障自身知识产权权益,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摘要:“相同商标”认定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界定。司法解释将“相同商标”定义为“完全相同的商标”和“基本无差别、足以误导公众的商标”,并对后者情形作了详细列举,但未如商标侵权民事领域般细化认定规则。基于刑事法律规范的附属性和独立性,本文提出构建“基础标准—类型化标准—例外规则”的分层认定体系,以实现刑事保护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关键词:假冒注册商标罪;相同商标;认定规则 我国商标刑事保护经历了从“形式保护”到“实质保护”的演进历程。1997年首次明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构成要件,将“相同的商标”作为核心构成要素,但未界定其内涵。2004年“两高”规定:“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首次提出“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认定标准,突破了“完全相同”的形式化要求。2020年“两高”进一步细化了“相同的商标”的认定标准,将“视觉上基本无差别”修改为“基本无差别”、并详细规定“改变颜色或增加要素但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以及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均视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2025年4月“两高”发布的(以下简称《2025年司法解释》),针对“相同商标”的认定作出系统性规定,确立了二元认定标准,第2条明确“相同商标”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二是“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该条规定既吸收了2004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刑法规定的“相同商标”区分为“完全相同商标”和“基本无差别商标”,又吸收了2020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将2004年“视觉上基本无差别”修改为“基本无差别”,毕竟声音也可以作为商标进行注册,声音商标是否相同只能通过听觉来判别。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刑法中“相同商标”的解释,从2004年,经过2020年,到2025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该变化在于:2004年司法解释明确将“相同商标”解释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相同商标”,另一类是“基本无差别商标”;2020年司法解释却是彻底修改了该种解释,直接将“基本无差别”或“改变颜色、增加要素但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商标均视为”“相同商标”。事实上,早在两高一部2011年中,就将“基本无差别”商标视为“相同商标”。而《2025年司法解释》虽然吸收了2020年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列举式规定对六种“基本无差别”的情形予以细化,但是该解释系将该六种情形视为“基本无差别”或者是“基本相同”商标,而非视为完全相同商标。即:《2025年司法解释》的规定系扩大了“相同商标”的范围。2011年和2020年的解释系在相同商标的框架内或者前提下解释“基本无差别”,而《2025年司法解释》系在知识产权强保护的国家政策导向下在完全相同商标之外扩大解释相同商标包含“基本无差别商标”,起码在解释“相同商标”时会给人此种扩大解释的心理状态。 “完全相同”的认定相对明确,即假冒商标与注册商标在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等要素上完全一致,通常不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在于“基本无差别商标”的解读。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法律解释。对“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解释往往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统一的判定标准。有学者甚至认为“基本无差别”标准模糊,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1]本文通过界分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结合司法实践,从民刑交叉的视角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认定规则进行研究,提出较为科学的认定规则,以期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 研究商标相关刑事规范与民事规范的前提是要准确理解刑法的附属性与独立评价性。知识产权刑事法律规范相对于知识产权部门法而言具有相对附属性,对刑法相关概念的解读应当与知识产权部门法的规定相一致,这也是体系思维的体现,以保障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即:只有构成商标侵权才有可能涉嫌商标类犯罪,商标类犯罪以构成商标侵权为前提和基础,对刑法上规定的商标类犯罪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要依附于商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相关概念的界定,确保刑事法律规范与知识产权部门法规定的重要概念的一致性,以及民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之间的协调性。[2] (一)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相同商标”的基本内涵 商标侵权的民事规制与刑事规制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在“相同商标”认定标准上已初现端倪。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侵权;第2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构成侵权。规定,规定的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可见将商标侵权的情形分为两种:一种是侵权人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相同(包含基本无差别),另一种是侵权人使用的商标与注册商标近似。即:在“相同商标”之外还有“不相同但近似商标”的情形。而假冒注册商标罪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而《2025年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包含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即:在刑法规范下,系在“相同商标”的前提下或框架内,分为”完全相同“和”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两种情形。 区别商标侵权和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还需要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注册商标专用权”,另一个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规定了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即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禁止权行使的范围。对比上述两条款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明显大于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范围;二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判断商标是否近似,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与该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有关。显著性越强,保护范围越大;知名度越高,保护范围越广。禁止权包含专用权的内容,且比专用权的范围更广。刑法仅保护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并不保护禁止权的全部内容,禁止权中涉及的近似商标情形,只能交由民事侵权案件中进行个案认定。[3] 与民事规范相比,刑事规范的特殊性体现在:一是客观要件范围更窄,民事侵权包括商标相同和商标近似两种情形;而假冒注册商标罪仅涉及商标相同,只不过扩大了相同商标的概念范围,包含基本无差别情形。所以,在认定商标犯罪中的“相同商标”时应当采用科学的认定标准和认定规则,避免将商标侵权中的“近似商标”认定为商标犯罪中的“基本无差别商标”;二是证明标准更高,刑事诉讼中需证明商标“基本无差别”且“足以误导”,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民事诉讼中证明商标“基本相同”或“近似”且“可能混淆”即可,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如同有学者所言:民事侵权中的“容易导致混淆”体现的是混淆的可能性,而刑事假冒中的“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则更多体现混淆的必然性,这是民事侵权与刑事假冒之间最本质的区别;[4]三是考量因素更单一,刑事认定主要关注商标本身的视觉特征,民事诉讼还需考虑商标知名度、使用历史、市场格局等因素;四是救济目的不同,刑事处罚侧重惩戒和威慑,故认定标准严格;民事侵权侧重权利救济,故认定标准相对宽松。 综上,刑事与民事对“相同商标”的认定存在本质差异,应从立法和司法层面明确两者的边界,避免标准混同。虽然早期就有学者主张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全面审视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5]提出使用“近似商标”假冒注册商标的危害后果不会逊色于“相同商标”,主张扩大刑法规制范围。[6]但是,本文认为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商标刑事保护的重要准则,在“相同商标”认定中应予以充分体现,更不应当将民事侵权中的近似商标引入到刑法规范当中,避免刑事处罚的过度扩张。 (二)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中“相同商标”的判定方法 规定:人民法院依据的规定,认定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一)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二)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三)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在商标犯罪领域,《2025年司法解释》仅对“相同商标”下定义,并列举了“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情形,并未规定比对方法。关于比对方法,本文认为可以借鉴商标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在隔离状态下,既要进行整体比对,又要进行主要部分(显著部分)比对,毕竟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主要由其显著部分来体现。 二、“相同商标”认定的刑事司法实践 (一)司法案例分析 本文以“相同商标”为关键词,通过北大法宝进行检索,选取2021-2025年间41件涉及“相同商标”认定争议的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梳理司法实践中涉及文字商标的“相同商标”的认定思路。 文字商标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商标类型,其“相同性”认定的核心在于文字构成的一致性,但是亦存在诸多例外。在黄某假冒注册商标案[7]中,黄某在“DIOR”注册商标后添加“FASHIONSHOW”英文单词,或者在“DIOR”注册商标右上角添加了花纹装饰形成涉案文字商标。法院经审理认为,“FASHIONSHOW”的意思是时装表演,是为了说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展现可以将之与其他品牌相区分的内容,亦缺乏可识别的显著特征;其仅在“DIOR”注册商标右上角添加了花纹装饰,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导致相关公众将假冒商标与注册服务商标相混淆。根据《2025年司法解释》第2条第4项、第6项规定,属于“在注册商标上仅增加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其他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的”情形,应当认定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吴骏、朱志强、朱堂寅等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案件[8]中,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义乌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袜钩数量(247万余个),而原判以第31453144号“浪莎”注册商标的有效期是从2019年3月28日开始为由,认为本案袜钩的数量以2019年3月28日以后生产的袜钩数量(57万余个)来认定被告人吴骏、朱志强、朱堂寅非法制造带有“浪莎”注册商标的袜钩数量有误,系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对被告人朱堂寅量刑畸轻。浪莎针织有限公司于1996年12月14日就注册了第913474号“浪莎LANGSHA”商标,其中汉字“浪莎”是商标的主体部分,拼音“LANGSHA”是商标的次要部分,且该商标系驰名商标,为大众所熟知。被告人吴骏、朱志强、朱堂寅在袜钩上所直接使用的汉字“浪莎”标识,与该注册商标主体部分完全相同,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使公众理所当然认为是浪莎针织有限公司出产的产品,故应认定为相同商标。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支持抗诉机关的上述抗诉意见,还提出朱堂寅等人非法制造的袜钩,除了要和第31453144号“浪莎”注册商标对比外,还应和第3059143号“浪莎LangSha加椭圆图形”商标进行对比。朱堂寅等人非法制造的袜钩中“浪莎”商标,与第3059143号注册商标系相同商标。该注册商标有效期从2003年4月14日注册公告,该注册商标中汉字“浪莎”是商标的主体部分,且该商标为驰名商标,为大众所熟知。朱堂寅等人在袜钩上使用“浪莎”商标,与该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使公众理所当然认为是浪莎针织有限公司生产的商品,“浪莎”拼音的有无不影响该商标的显著特征,故应认定为相同商标。一审判决仅以2019年3月28日以后生产的商标标识数量来认定朱堂寅等人生产的商标标识数量错误。 法院认为:抗诉书中涉及的第913474号注册商标在起诉书中未列入比对对象。对涉案的第3059143号商标中文字部分“浪莎”两字占了主要部分,在商标中所占比例较大,而涉案袜钩中的标识为“浪莎”两字,两者相比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故朱堂寅制作的袜钩中浪莎标识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第31453144号注册商标相同外,还与第3059143号注册商标相同,朱堂寅制造的涉案袜钩有240余万个,故抗诉机关抗诉认为认定原审被告人吴骏、朱志强、朱堂寅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数量错误的意见成立。 该案为实务领域认定“相同商标”裁判规则提供了有益参考,即:识别商标的主要部分,并将主要部分与被控商标进行比对,以认定是否为“相同商标”。 另一类典型情形是字体或排列方式的变更。在江某某、张某某、刘某等假冒注册商标案[9]中,法院认为:涉案生产、销售的服装上的商标标识,从外观上看与权利人在中国实际使用的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虽然个别商标对字母、图形的排列顺序、大小、颜色、间距进行了调整,甚至删减部分非显著组成要素,但均不影响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能够体现涉案注册商标的显著特征,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应当认定为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涉案侵权注册商标标识直接绣制或印制在服装上,构成商标性使用,且已超出民事侵权范围。 以上案例均涉及被控商标与注册商标显著部分(主要部分)进行比对,构成“相同商标”的情形,或者仅对注册商标的字体、字母、大小、颜色、间距进行基本无差别的调整,不影响“相同商标”的认定。若对商标文字进行部分的实质性修改,应否认定为“相同商标”,曾有以下案例:徐定辉、顾友弟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10],被告人当庭提交标注“PHLOIPS”标识剃须刀实物,证明其销售的剃须刀的标识与原告注册商标“PHILIPS”不相同,该部分剃须刀的销售数额应当从认定的销售总额中扣减。法院认为:首先,被告人提交的剃须刀来源存疑,其称是客户邮寄给其返修或退换,但没有证据佐证。其次,公安机关在其住处现场扣押的剃须刀均标注“PHILIPS”,扣押的物证中无标注“PHLOIPS”的剃须刀,且在侦查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的供述中均未提及销售的是标注“PHLOIPS”剃须刀。第三,关于相同商标的认定,与注册商标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也应认定为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本案中即使被告人销售了标注“PHLOIPS”剃须刀相关事实成立,该标识与“PHILIPS”商标进行比对,整体造型、字母排列基本无差别,仅存在个别字母差异,结合“PHILIPS”商标的知名度,足以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综上,被告人黄勤东及其辩护人关于销售金额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该院的第三条认定意见,本文不予赞同。实务中,我们要严格区分商标法规定的“近似商标”和刑法规定的“基本无差别”“相同商标”,要避免扩大化解释刑法上的“相同商标”,将民法上“近似商标”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相同商标”,将违背了刑法谦抑原则。该案中,“PHLOIPS”与“PHILIPS”存在明显字母差异,不应当认定为“相同商标”,若查实被告人销售的商品中使用了“PHLOIPS”商标,那么应当将相应的销售额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综合上述司法实践,形成的共识是:文字商标的“相同性”以文字构成完全一致为前提,仅字体、大小写、排列方式等非核心要素的变更,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不影响相同性认定;但文字本身发生增减、替换的,原则上不认定为相同商标,除非符合《2025年司法解释》第2条第4项的规定。另外,有学者主张除了该项列举的“仅增加商品通用名称、型号等缺乏显著特征要素”外,可以参考、“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和“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标志的规定,当被控商标增加上述要素且满足“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要件时,被控商标应认定为与权利商标“基本无差别”。[11] 对于图形商标、组合商标、立体商标的认定,同样可以参考文字商标的认定规则。图形商标的认定侧重整体视觉效果,因图形具有直观性特征,细微差异更难被察觉,若仅在花纹细节上存在微小差异,核心显著特征未发生变化,细微差异不足以影响整体识别,整体结构和视觉效果高度一致,应当认定为“相同商标”。即:若差异仅存在于非显著部分,且不影响整体视觉效果,应认定为“基本无差别”;若差异发生在核心图形要素上,则不构成相同商标。 组合商标因包含文字、图形等多种要素,其认定需采用“显著部分优先”原则。如:文字部分是该组合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若存在图形差异属于非实质性变更,故认定为相同商标;若图形部分基本一致,文字部分作为显著特征发生实质性变更,即使图形相同,也不构成相同商标。所以,组合商标的相同性认定以显著部分的一致性为核心,若显著部分完全相同,非显著部分的细微差异不影响认定;若显著部分存在差异,则无论其他部分是否相同,均不构成相同商标。 对于立体商标的认定需兼顾三维标志与平面要素。法院依据《2025年司法解释》第2条第5项规定,认定两者的三维标志及平面要素基本无差别,构成相同商标。 (二)司法经验总结 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司法机关在“相同商标”认定中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方法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比对方法:整体观察与显著部分结合 “整体观察”要求将商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对,考察其整体视觉效果是否基本无差别;“显著部分比对”则聚焦商标的核心识别要素,如文字商标的文字构成、图形商标的核心图形、组合商标的显著部分。既关注整体视觉效果,又聚焦文字和图形的显著特征,最终认定构成相同商标。 这种双重比对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商标作为识别标志,其功能实现依赖整体视觉效果,但显著部分是消费者识别的核心依据。两者结合既能避免因细微差异否定相同性,又能防止对非显著部分的过度关注导致认定扩大化。 2.判断标准:客观基本无差别与主观误导性统一 司法实践普遍采用“客观基本无差别+主观误导性”的双重判断标准。客观基本无差别即商标要素的基本无差别,主观误导性即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法院首先认定侵权商标与注册商标在文字构成、排列方式上基本无差别(客观基本无差别),再结合商品的原材料、功能、消费群体、销售渠道等因素,认定足以误导相关公众(主观误导性),最终作出相同性认定。需要注意的是,主观误导性是客观基本无差别的自然延伸,若商标要素基本无差别,通常可以推定具有误导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注册商标知名度极低,即使商标要素相似,也可能不具有误导性,此时需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 3.辅助手段:司法鉴定与权利人意见参考 对于复杂商标的相同性认定,司法机关通常借助司法鉴定手段。[12]司法鉴定机构采用专业方法进行比对,出具的鉴定意见可作为重要证据。司法鉴定机构可通过图像比对技术,量化分析两者的相似度,为法院认定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权利人的意见也具有参考价值。在涉外商标案件中,检察机关通常会听取外国权利人的意见,获取商标布局、使用情况等信息,辅助相同性认定。但需注意,权利人作为利害关系方,其意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三、“相同商标”认定规则的完善建议 (一)构建层次化的认定规则体系 结合《2025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建议构建“基础标准—类型化标准—例外规则”的层次化认定体系,明确不同情形下的判断规则。 1.确立核心认定要素 将“显著特征一致性”作为“相同商标”认定的基础标准,即被控商标与注册商标的核心显著特征必须完全一致。显著特征是商标的识别核心,若显著特征发生变更,无论其他要素是否相同,均不构成相同商标。例如,文字商标的文字构成、图形商标的核心图形、组合商标的显著部分,均属于核心显著特征。同时,将“基本无差别”作为形式判断标准,要求在隔离观察下,相关公众以一般注意力无法区分两者差异。坚持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统一,形式基本无差别与实质误导性相结合的认定标准,既关注商标要素的客观无差别程度,又重视对相关公众识别功能的影响。我国《2025年司法解释》确立的“基本无差别+足以误导”标准与国际通例一致,但需进一步明确两者的逻辑关系,将实质误导性作为形式基本无差别的检验标准,避免形式化判断。 关于“相同商标”的比对方法,有实务工作者认为刑事案件的商标比对要采用更严格的方法,不宜采用民事商标侵权案件中使用的隔离观察方法,应当使用比对观察方法,将商标放在一起进行观察,只要存在细微差别,就能被辨识出来,防止罪名的扩大和滥用。[13]本文对上述观点持保留意见,比对方法应当符合实际场景,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一般是在隔离的场景下进行观察,那么在办案过程中也应当如实还原相关公众的认知场景,[14]而不是人为地采用一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比对方法,不恰当地调整刑事规范的规制范围。 2.制定类型化认定规则 针对文字、图形、组合、立体、服务等不同类型的商标,应制定差异化的认定规则,对于文字商标,以文字构成完全相同为核心,字体、大小写、排列方式、颜色的变更,若不影响文字识别的,认定为基本无差别;文字增减、替换的,一般不认定为相同商标,除非不影响体现注册商标显著特征的;对于图形商标,采用“整体视觉效果+核心图形”比对方法,核心图形相同且整体视觉效果无差别的,认定为相同商标,核心图形不同的,即使整体相似,也不予认定;对于组合商标,先确定显著部分,显著部分相同且非显著部分差异不影响整体识别的,认定为相同商标,显著部分不同的,不予认定。对于颜色组合商标而言,若改变注册商标的颜色,一般不宜认定为相同商标,因为对识别商品来源起到显著作用的颜色发生了改变也就改变了商标的显著特征;[15]对于立体商标,兼顾三维标志与平面要素,三维标志的形状、比例等核心特征相同,且平面要素(如文字、图形)基本无差别的,认定为相同商标。我国可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中进一步细化,解决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需特别说明的是,实务中不仅要准确把握“相同商标”的认定规则,还要明确刑法保护的注册商标不仅包含商品商标、服务商标,亦涵盖集体商标和地理商标。[16] 3.设立例外认定规则 明确以下情形不认定为“相同商标”:商标要素的变更导致显著特征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注册商标知名度极低,即使商标要素基本无差别,也不足以产生误导的;相关公众为专业群体,其识别能力较强,能够区分细微差异的;有证据证明相关公众不会产生误认的,如通过价格、销售渠道等可明确区分正品与假冒品的。 除此之外,还需明确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应当予以撤销,即使尚未被撤销,他人使用该商标也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涉及联合商标的除外。注册联合商标的目的并非为使用,而是为在主商标周围建起一道防火墙,防止他人注册和使用近似商标。主商标的使用应当被看作是联合商标的使用。即使联合商标未被实际使用,未经许可使用该联合商标,同样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17] 4.“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 以及《2025年司法解释》并未对“相关公众”作出界定,规定:“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根据法律体系统一性原则以及刑法的附属性,刑法领域对“相关公众”的理解应当以该解释的规定为准。“相关公众”是误导性判断的核心主体,不同商品或者不同行业内的“相关公众”不同,认知水平也不一样,例如,在假冒医疗器械商标案件中,相关公众包括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其识别能力较强,故对误导性的认定更为严格;而在假冒普通消费品商标案件中,采用普通消费者标准。若对“相关公众”的选定错误,则会直接影响对“相同商标”的认定结果,将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判定。 另外,此处涉及“相同商标”的判断主体问题,商标基本无差别,误导的是相关公众,那么“商标基本无差别”的判断主体是法官还是司法鉴定人员还是相关公众呢?事实上,产生误认的“相关公众”之所以误认是因为其认为两商标为“相同商标”,所以“基本无差别”不可能是相关公众的认识,而应当是法官或司法鉴定人员来判断,即法官或司法鉴定人员认为两商标“基本无差别”且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系“相同商标”的情形下才可以认定两商标相同。[18] 5.将商标知名度作为重要考量要素 商标知名度直接影响相关公众的识别能力,对相同性认定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司法实践应加强对商标知名度的考量,对于知名商标,细微差异可能被忽略,被控商标的细微差异不足以影响整体识别,可适当放宽“基本无差别”的认定标准;对于非知名商标,则应严格把握,避免刑事处罚范围不当扩大。 (二)完善辅助认定机制 为确保“相同商标”认定的准确性和统一性,建议完善司法鉴定、案例指导等辅助机制。 1.规范司法鉴定程序 制定商标相同性认定的司法鉴定规范,明确鉴定机构的资质要求、鉴定方法、意见出具标准等。司法鉴定应采用“客观比对+主观判断”相结合的方法,既进行商标要素的客观比对,又结合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作出主观判断。同时,明确司法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法院应对鉴定方法的科学性、结论的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避免盲目采信。 2.加强案例指导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及时发布涉及“相同商标”认定的指导性案例,针对实践中的争议问题,明确裁判规则。例如,发布知名商标、立体商标、服务商标相同性认定的典型案例,为下级法院提供参考,实现“同案同判”。 四、小结 “相同商标”的认定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司法适用的核心环节,其规则的明确性直接关系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效果。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建议构建基础标准—类型化标准—例外规则之层次化认定体系,明确刑事与民事标准的差异边界,完善司法鉴定、案例指导等辅助机制,同时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这一完善路径既符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求,又与国际通例相衔接,有助于实现商标刑事保护的精准性与合理性,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参考文献: [1] 魏晓东.司法解释扩张“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正当性思考[J].盛京法律评论,2021,11(02):86-99. [2] 郑志.民刑交叉视角下的假冒注册商标罪客观要件研究[J].知识产权,2020,(05):74-80. [3] 张耕,黄国赛.对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判定[J].人民司法,2021,(07):74-79. [4] 王小莉,沙晓晨.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认定[J].人民司法,2022,(35):28-32. [5] 罗开卷.TRIPS协议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J].法学论坛,2006,(03):83-87. [6] 马长生,罗开卷.假冒注册商标罪客观特征比较研究——兼论WTO框架下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完善[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1):80-83. [7]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5)沪03刑终52号刑事裁定书. [8]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7刑终596号刑事判决书. [9]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4)京0112刑初464号刑事判决书. [10]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12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 [11] 贺晨霞.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基本无差别”商标的认定[J].知识产权,2022,(02):86-107. [12]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3)宁0104刑初825号刑事判决书;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2023)豫0922刑初472号刑事判决书;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2023)陕0881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书. [13] 郑晔,林璐瑶.刑法上相同商标的认定标准及比对方法[J].人民司法,2019,(29):23-26. [14] 袁博.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刑法含义[J].人民司法,2015,(09):67-70. [15] 李国泉,黄文旭.相同商标的认定标准[J].人民司法,2013,(06):7-10+1. [16] 林蓉,孔伟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保护对象[J].中国检察官,2018,(02):22-24. [17] 周玮,陈文全.未经许可使用联合商标可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J].人民司法,2015,(08):29-32. [18] 涂龙科.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司法疑难与理论解答[J].政治与法律,2014,(10):55-61.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频片头动画等视觉元素,比如学术会议上的3D分子结构动画、给药装置的操作演示无法获得商标保护,以往只能依赖著作权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举证成本高、保护力度弱。 2026年新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要素,与WIPO《商标法新加坡条约》(Singapore Treaty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简称“STLT”,该条约适用于依据缔约方法律可注册的所有类型商标)及亚太自贸区(简称“RCEP”,该协定要求成员国加入包括STLT在内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完成制度衔接,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立法表现。同时,新法第十八条设定限制:仅由商品自身性质产生、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或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动态效果,不得注册。 这意味着:医药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动态演示、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动效——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尝试作为动态商标注册,获得10年一续的排他权;官网动态视觉识别系统、APP开屏动画、微信公众号品牌动态水印被竞争对手模仿时,可直接援引商标侵权条款,举证路径大幅简化;药品外包装动态全息防伪标识兼具防伪与品牌识别功能,也可纳入商标保护体系。 (二)药企的深层矛盾:识别功能与技术效果的冲突 动态标志入法对药企而言,核心矛盾不在于能不能注册,而在于注册后会不会制造用药风险。 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旋转动态演示——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作为动态商标注册。但商标审查员会追问:消费者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本身购买产品,还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识别出品牌?如果是前者,因“功能性”被驳回。比如,药企用一段动画来展示药物在体内24小时平稳释放的过程。根据新法第十八条,如果这个动态效果“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则不能注册。这里的判断标准不再是美学而是药理学。商标审查员需要判断这个动画是品牌装饰,还是对“缓释”这一技术特征的必要解释?对药企来说,建议将技术动画抽象化、艺术化,转化为与产品功能无关的品牌视觉符号。例如,将“旋转”这一动作设计成品牌特有的、带有艺术美感的3D动画,而非精确模拟药品释放过程。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一个展示“摇匀—插入—深吸”三步操作的动态图标,如果竞争对手使用类似动画但操作步骤有细微差别,是否会造成医生或患者的误操作?此时,商标侵权诉讼的焦点将不再仅是品牌混淆,更重要的是用药安全风险。 此外,有源医疗器械(监护、影像、手术设备)电子屏幕属于产品标签延伸载体,开机界面通常认为属于器械交互标识范畴,基于可用性工程与人因测试合规考虑,适用“警示信息优先、不得被商业标识干扰”规则。建议给药、治疗类有源医疗器械企业采取时序分离演示策略:上电首屏先全屏静态风险 / 用药警示文字,无任何品牌图形,停留≥2秒足够阅读时间,再单独全屏播放>0.5秒的动态LOGO,LOGO 播放阶段屏幕无安全警示文字,然后再进入主操作界面,并在风险管理报告、可用性文件中写明时序设计逻辑。对于中高风险治疗/给药器械(输注泵、医美设备、注射器械等)建议补充简易认知走查报告,证明用户能够完整阅读首屏风险文字;低风险器械可仅书面说明设计思路,无需眼动测试。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USPTO要求提交连续关键帧静态图序列/MP4视频,同时必须配套书面完整动态描述+真实商业使用样本(specimen),我国新法仅要求关键帧截图+短视频,未强制提交真实市场使用获得显著性的证据。欧盟EUIPO要求动态效果本身具有显著性,对“技术效果”的排除比中国更严格,但欧盟未要求提供使用证据。日本2020年开始接受动态商标注册,当前常规动态商标申请审查周期相较静态商标更长,但可通过加速通道缩短审限。 简单列举一下这方面的案例。据公开信息显示,葛兰素史克(GSK)紫色吸入器颜色商标案(2020)——GSK于2015年向EUIPO申请将“Purple-Pantone:2587C”注册为颜色商标,用于哮喘吸入器和药品。EUIPO以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认为在部分成员国,紫色吸入器含有特定活性成分组合,消费者会将其视为药品特征而非来源标识。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0年9月法院维持驳回。法院特别指出: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药物警戒指南建议,吸入器颜色选择应考虑避免与其他已确立产品混淆,这意味着颜色在医药领域具有功能性安全识别作用,不应被单一企业垄断。之后,2023年,GSK的3D商标(深紫色和淡紫色吸入器)在注册近二十年后,被仿制药企业Cipla Europe NV提起无效宣告。EUIPO撤销部认定该3D商标缺乏显著性,上诉委员会维持撤销决定。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3年5月法院撤销上诉委员会决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上诉委员会未基于整体印象评估该组合商标的显著性,而仅审查了各组成元素的单独显著性。 综上,医药商标申请实际受到商标和药监双重监管约束,建议药企在布局动态商标时,动态画面如果是给药步骤、设备操作、分子机理,极易产生临床混淆、用药差错风险,该风险是商标律师无法单独识别的,必须建立安全审查前置程序,由医学/临床/人因工程师介入评估,排除药监层面功能性、误导性、操作风险。任何动态标志的申请,都须经过医学事务部门评估,确保相关公众不会在紧急情况下引发识别混淆或操作误解,然后再由专业商标团队进行预审。 二、程序中止规则:为研发周期买一份时间保险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三十五条“可以中止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基于结案效率考量往往不中止,直接依据引证商标在审时的有效状态作出驳回决定。新法第四十一条将“可以中止”从驳回复审扩展覆盖异议、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等全部案件类型,在立法上增强了申请人的程序主动权。 (二)药企的战略应用 无论是原研药、仿制药、医疗器械产品、中药地理标志,排除在先权利障碍,除非“撤三”成功,否则通过司法进行权利闯关较为困难且动辄三五年。新法实施后,药企可以申请中止审查的案件类型增加,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防止程序空转拖延时日。 三、驰名商标域外证明:中药出海的母国背书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仅规定中国境内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对境外注册审查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知名度的情况,缺乏明确行政确认通道。新法第六十九条新增: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或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第六十三条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三)中药出海困境 中药出海最大的障碍不是质量,而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六味地黄丸”“片仔癀”这些名字,在西方审查员眼中可能只是描述性词汇或缺乏显著性的符号。过去只能提交海量销售数据、广告投入来证明知名度,但往往收效甚微。 新法实施后,可向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函”。这份母国主管机关出具的官方文件,在境外审查程序中的证明力通常要远高于企业自行提交的证据。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对境外驰名商标的保护分两个阶段:商标申请审查阶段,商标局依据《兰哈姆法》第二条第四款,以混淆可能性驳回近似商标注册,仅能在同类、关联商品范围内提供保护;民事诉讼阶段,权利人可依据《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主张混淆侵权,文字、动态标识、产品界面等识别符号均受保护;若商标在美国全境高度知名,还可依据《商标淡化修正法案》对应的《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主张跨类淡化保护,无需证明消费者混淆,但仅国内知名度不满足适用条件。美国遵循商标地域性原则,不会直接认可他国出具的驰名认定文书。欧盟《欧盟商标指令(2015/2436)》第5条第3款承认在先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但要求完整举证市场份额、广告投放、使用时长、公众认知度,量化知名度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日本、韩国通过双边条约或国内法提供保护,程序复杂、周期较长。 我国新法第六十九条的设计,实质上为中国企业海外维权提供了“母国背书”机制,契合《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保护驰名商标的立法精神,且办理流程更为便捷,企业无需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仲裁,直接向我国商标局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文书。 该确认函域外采信存在明确边界:《巴黎公约》仅要求各成员国保护在本国境内驰名的商标,并未强制成员国直接认可他国行政机关作出的驰名认定;各国有权独立重新审查知名度,他国官方确认函仅能作为补强证据,不具备决定性效力。许多巴黎公约成员国要求域外官方文书完成公证:巴黎公约成员国同为海牙公约成员国的,改用附加证明书(Apostille)替代领事认证;巴黎公约成员国但非海牙成员国的,普遍需要公证+领事双认证;非巴黎公约成员国,确认函证明力有限。美国审理驰名以美国本地公众知晓度为核心标准,即便持有中国官方确认函,若无美国市场使用、宣传证据,USPTO/联邦法院难以采信。 建议中药企业应立即启动”母国驰名”战略,梳理归集古籍记载、行业专家推荐、非遗认证、市场销售、品牌宣传等证据,向商标局申请驰名商标确认。对美国、欧盟、日本等核心出海市场,不要仅依赖确认函,需同步完成目标国商标注册并培育本地市场知名度。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对他国驰名确认函接纳度更高,可优先以确认函作为维权辅助证据。 四、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从“产地标签”到“品质宪章” (一)规则变动 旧法仅仅笼统界定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未明确限定集体商标注册主体类型,同时缺少地理标志类集体、证明商标转让的主体资格约束条款。实践中,道地药材地理标志商标多由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注册,但普遍存在使用准入标准模糊、药企使用门槛不清晰、注册人疏于品质监管等问题。 新法第六条细化定义,明确集体商标由“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注册。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限制规则,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第六十条增设注册人履职罚则,注册人怠于履行品质管控、使用者准入管理职责的,最高可处十万元罚款。 (二)“道地中药材”的注册与管理 “道地”二字,是中医药的灵魂。它背后是特定的土壤、气候、种质资源和炮制工艺。道地药材与普通地理标志存在本质差异:地理标志的产品质量要求仅包括“产品质量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未将“品质优于同类普通产品”作为准入强制条件;而道地中药材要求“特定的品质和疗效”,对产地联系的紧密度要求更高,不仅原料来源限定在道地产区,加工炮制工艺也必须是道地产区特有。 新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六十条,通过提高注册人和受让人门槛,并设定怠于管理的罚则,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谁有资格定义道地”的问题。即,只有具备专业监督能力的行业协会,才能成为“道地”的守门人。 (二)对药企的直接影响 道地药材使用者采购原料药:新法落地后,无法出示地理标志合法使用备案证明的供应商,其药材缺少道地产区标准化管控的法定佐证,产地真实性与品质稳定性存疑。 道地药材生产者经营种植基地:地理标志形成规范化准入壁垒,能够有效阻隔非道地产区药材冒用道地产区声誉、搭品牌红利便车的行为。 计划收购道地药材品牌的投资者:必须审查目标企业是否具备地理标志商标使用资格,同时核验该地理标志注册人是否持续合规履行品质监管义务,避免商标转让受阻、道地标识失效的法律风险。 建议将供应商地理标志使用备案资质纳入中药材GMP常态化供应商审计维度,联合产地行业协会搭建基于DNA条形码、指纹图谱的道地药材溯源体系,以技术手段固化道地品质标准。开展中药企业并购尽调时,把道地药材供应链产地合规、地理标志使用稳定性列为核心核查项目。 五、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个案评判”的结构性风险 新法在实体规则上做了大量完善,但在审查标准层面仍留下较大“自由裁量”空间。 比如,动态标志的显著性判断问题。如何判断一个动态标志“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看第一帧画面还是整体动态效果?要求每一帧都具备显著性还是动态过程本身具备识别功能?审查指南尚未出台,审查员自由裁量权依然很大。 又如,“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恶意注册认定问题。新法第十九条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调整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但“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边界在哪里?一家药企为10个在研管线各注册5个备用商标,算不算“明显超出”?不同审查员甚至同一审查员可能以“个案评判”为由给出截然不同结论。 再如,“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撤销情形问题。第五十六条新增此撤销理由,但“误导公众”的标准是什么?商标局及复审委是不是应当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不是简单下结论?要求实际造成消费者误认还是只要存在误认可能性?只针对商品质量、产地误导还是也包括功效、成分误导? 商标局与商标复审委长期以来以“个案评判”理由在诉讼阶段“解释”自身审查标准尺度不一、飘忽不定、审查结论缺乏证据支持等问题,久为业界诟病。同样商标在不同审查员手中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结果。新法虽然提升了部分规则明确性,但核心审查标准仍依赖后续《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细化,难以有效矫正商标行政部门审查实践中常见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而指南修订往往滞后于法律生效数年,期间企业被迫在不确定性中摸索。 建议:对核心商标采用“多方案并行”策略——同时提交几个不同设计版本的注册申请。对动态标志等新型商标,优先选择显著性最强、最不可能引发争议的版本提交。在审查过程中主动说明商标的商业使用场景和识别功能,降低被自由裁量的风险。建立“法务+医学+市场”的跨部门商标评审小组,在商标申请前就模拟审查员的质疑,并准备好相应的科学证据包。 六、异议期缩短:防御窗口收窄 新法第三十六条将异议期从3个月缩短为2个月。 在先权利人需持续监测、拦截竞品恶意抢注,决策、证据筹备的法定时间窗口压缩约33%。创新药企核心药品商品名遭遇仿制药企业抢先注册时,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全套异议申请材料提交。叠加企业内部审批、多维度证据归集、外部律师文书撰写流程,两个月筹备周期压力显著提升。 建议搭建自动化商标监控预警系统,对核心商标初审公告实现实时抓取预警;提前储备异议证据、制定标准化维权预案;围绕核心商品名布局多类别防御商标矩阵,降低单一核心名称被恶意抢注的商业风险。将商标风险防御由传统“产品上市后被动监测”前移至研发全周期:临床前阶段完成核心商标全球检索与布局规划;临床阶段常态化监控近似商标初审公告;申报NDA阶段确保核心药品商标已完成注册,或至少顺利度过异议公告期。 七、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扩大与认定标准的张力 新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不再区分商标是否已在中国注册,统一规定对‘他人的驰名商标’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提供跨类保护,取消了旧法第十三条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限制,实现了驰名商标保护的全面升级。 但相关认定标准未同步细化。第六十三条虽然列举了认定驰名商标考虑因素,但仍是原则性规定。执法司法实践对“相关公众”范围、“知晓程度”量化标准、“持续使用”最低年限等问题并未形成权威、明确的统一标准。比如,创新药商品名可能在医生群体中知名度很高,但在普通消费者中知之甚少。非药企如保健品公司在不相类似商品上注册相同商标,药企因此主张驰名商标保护时,国知局可能在驳回的同时并不说明具体审查规则尺度,法院可能因对“相关公众”缺乏明确规则而倾向于维持国知局复审驳回决定。 建议药企必须“破圈”收集、积累知名度证据。除了医学期刊、学术会议,还应有意识地在权威大众媒体上进行疾病教育(DTC),提升品牌在“相关患者公众”中的知名度,同时注重在健康管理、医疗器械、在线医疗等关联品类进行防御性注册,为商业生态布局提前筑起防火墙。 八、马德里体系的“五年依赖期”:跨境BD的阿喀琉斯之踵 (一)规则边界 《马德里议定书》规定,国际注册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如果原属国的基础注册不再受保护,国际注册的保护也将失效。母国失效即全部失效,不需要每个国家单独撤销。对于国际注册因原属局要求被注销(即“中心打击”)的情形,权利人须在国际局登记注销之日起3个月内将对应指定国保护转换为该国单独国家注册,视为在原国际注册的注册日期提交。 (二)跨境BD的特殊风险 药企跨境BD交易往往涉及商标权的跨境转移或授权。一个常被忽视的风险点是:如果BD交易导致原属国商标权发生变动,可能触发马德里体系“五年依赖期”的连锁反应。 场景一:License-out交易 中国药企将某创新药海外权益授权给MNC,MNC要求在目标国以其名义注册商品名。如果该商品名此前已通过马德里体系基于中国注册延伸保护,而MNC要求在目标国进行转让或变更注册人,即便仅拆分转让部分海外指定国权利,五年依赖期内国际注册整体仍绑定中国基础注册效力,国内基础商标出现任何权利瑕疵,全部区域保护同步灭失。如果变更过程中中国基础注册出现被无效、被“撤三”等问题,所有指定国的国际注册将全部失效。 场景二:资产剥离交易 药企将某个产品线的全球权益出售给境外买方,买方要求将相关商标全部转让至其境外实体。如果该商标此前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转让必须在原属国(中国)先完成,且受让人必须符合中国法律要求。如果买方是纯粹的境外投资实体,不具备“在中国有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可能无法直接受让中国基础注册,导致整个国际注册体系无法顺利转移。 场景三:多区域授权冲突 同一商标通过马德里体系在多个国家注册,但不同区域的BD交易授权给不同合作伙伴。如果某一区域合作伙伴的违约行为导致该区域注册被撤销或无效,是否影响其他区域的注册?理论上不影响,但实践中可能因“母国基础注册”的变动而产生连锁风险。 (三)证据管理 对主要依赖出口的药企,必须在国内保留商标使用痕迹(样品包装、临床试验物料、学术会议展示等),应对“撤三”风险。商标使用证据台账可覆盖:学术会议(展台照片、演讲PPT、会议手册)、临床资料(试验方案封面、研究者手册、伦理批件、知情同意书、总结报告)、线上宣传(官网截图带时间戳、微信公众号推文、短视频/直播回放、电商平台页面)、样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发放记录、物流单据、签收确认)、小试中试物料(批记录、质量标准、工艺验证报告、稳定性考察报告)。 建议:考虑在五年依赖期内的核心目标市场进行“单独国家注册”(而非仅依赖马德里体系),即使成本更高,但可规避五年依赖期风险。跨境BD交易中,将“马德里体系依赖期风险”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进行审查,在交易文件中设置相应的保护性条款(如基础注册维持义务、变更限制条款、违约救济机制)。即使没有商业销售,也必须在中国境内制造“使用痕迹”——在CDE审评报告、药物警戒系统、国内学术会议展板等场景持续使用该商标。 九、MAH与医疗器械多品牌企业: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 (一)法律规则 新法第四十六条继承旧法第四十二条对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的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 新法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 (二)MAH企业的特别风险 MAH制度下,同一药品可能涉及多个主体:研发企业持有药品注册批件,生产企业负责实际生产,销售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各主体可能分别持有不同商标。 场景一:MAH转让中的商标拆分 如MAH持有A药品注册批件和“XX”商标,同时持有B药品注册批件和“YY”商标。“XX”和”YY”在药品类别(第5类)上构成近似商标。计划将A药品的MAH转让给另一家企业,但保留B药品和“YY”商标。根据新法第四十六条,不能仅转让”XX”商标而保留“YY”商标——必须一并转让,否则商标局不予核准。 场景二:多品牌企业的品牌剥离 拥有多个药品品牌的大型药企,计划将其中一个品牌剥离给新成立的子公司或出售给外部投资者。被剥离的品牌商标与保留的品牌商标在类似商品上构成近似。不能“挑肥拣瘦”地只转让想卖的、保留想留的——必须一并转让或重新设计商标体系。 (三)医疗器械企业的特别风险 医疗器械企业商标布局比药品企业更复杂:同一企业可能同时拥有“设备品牌”和“耗材品牌”;设备与耗材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可能分属不同类别,但在实际商业场景中高度关联。计划出售设备业务但保留耗材业务,必须审查两个品牌的近似性,避免因“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而被迫一并转让。 考虑到类似商标转让不可分规则已实施多年,企业相关风险管理已较为成熟。在此仅简略提示:梳理企业全部注册商标,按商品类别和近似性分组,识别“必须一并转让”的商标组合。进行MAH转让、企业并购或品牌重组时,将“商标一并转让义务”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审查。在品牌设计之初,就应避免在不同产品线之间使用近似商标。如果现有商标体系存在“近似商标分散在不同主体”的情况,考虑通过商标许可(而非转让)绕开限制,但需在许可合同中设计严密的质控条款,以满足MAH制度下对药品质量的要求。 结语 这部新将于2027年1月1日生效。对药企而言,它重构了品牌资产布局的逻辑:动态标志打开了视觉资产的产权化通道,程序中止规则压缩了确权周期,驰名商标域外证明提供了出海背书工具,地理标志准入规则重塑了道地药材的竞争格局。同时,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异议程序的防御窗口收窄、马德里体系的依赖期陷阱、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这些结构性风险需要被纳入商业决策的考量。 在医药行业,商标战略的本质,是在“合规”与”创新”之间,在“安全”与”品牌”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它要求企业不仅做法律的遵守者,更做规则的理解者和运用者。用法律的确定性,去拥抱医药创新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这部新法对所有医药经营者的终极启示。
在当下知识产权意识已经相当普及的情形下,品牌方进行维权行动原本应当是对市场秩序起到维护作用的正义行为。然而,近期出现的“遇见小面”起诉“渝见小面”商标侵权这一案件,在法律界、社会公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案件不仅涉及到商标法里有关“近似”和“混淆”的传统判断标准,还触碰了地名简称所具有的显著性、商标跨类保护的界限、商业维权中利益平衡所蕴含的法治本质。身为法律实务工作者,需要拨开情绪的迷雾,回到商标法的逻辑起始点,去探讨“渝见”和“遇见”之间存在的法律差距。 1 显著性之辩:地名简称在餐饮商标中的法律地位 商标的活力来源于显著性,所谓显著性就是商标能够让相关公众识别出商品来源的特性。在餐饮行业里,经营者常常会倾向于选用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词汇,利用这些词汇来暗示产品口味很正宗或者工艺有传承性。这种 “地域背书” 策略一方面提高品牌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给商标法方面的显著性判定造成了复杂的难题。 “渝”作为重庆的法定简称,在餐饮行业特别是面食、火锅、江湖菜这些方面有着很强的描述性。要是商标中有“渝”字,相关公众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餐饮服务和重庆口味、重庆地理来源或者重庆饮食文化有关。从商标法理去分析,这类地名简称是特定行业公有领域的语言资源。要是允许某个商业主体通过商标注册在餐饮行业把“渝”字实质性垄断,就相当于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的了,会挤压同行业其他经营者的合理表达空间,还违背了商标法保护公平竞争、防止权利滥用的立法目的。 对“渝见”和“遇见”进行对比分析时,显著性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保护范围的大小。原告所拥有的商标“遇见”是由具有感性逻辑的词汇组合而成,带有一定浪漫意味、品牌意向,被告所使用的“渝见”,因“渝”字的融入,其语义的重点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时,“渝”字不但具备识别作用,还具备说明作用——也就是向消费者传达“这是一碗具有重庆特色风味的面”。这种地理标识元素的加入,让“渝见”在视觉呈现方面、文化内涵方面、消费心理暗示方面,都形成了一种与“遇见”不同的独立识别特性。 对于执业律师来讲,在处理这类涉及地名简称的侵权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剖析原告商标的显著性构成。要深入去分析:原告商标是那种独创性特别强的“臆造词”,还是显著性比较弱的“暗示性词汇”甚至只是“描述性词汇”的简单组合?要是原告商标自身包括大量公有领域元素或者行业通用词汇,那它受保护的强度就得受到严格限制。 司法实践里,显著性较弱的商标要承担更高的“被模仿容忍度”。这就是说,权利人不能只因为读音偶然相近,就把权利范围随便扩大到那些含义不同、还正当引用了地理简称的词汇上。律师应主张,要是被告的标识里有能体现其经营特色、地理渊源且有正当使用理由的元素(像“渝”字),这种使用应被看作是对显著性弱化部分的合理分离,而非对原告商标权的侵犯。只有秉持这种显著性分级保护原则,才能保证商标权既能保护创新,又不会变成阻碍市场主体正当表达的工具。 2 混淆可能性:从“读音相似”到“整体感知”的跃迁 在商标侵权诉讼里,原告一方常常倾向于把复杂的侵权判定予以简化,使之成为简单的数学比对。在这一案件当中,原告进行起诉的核心逻辑是“四字之中有三字相同,并且读音高度相似”,想要凭借“音同”直接推导出“侵权”。在传统的商标审查实际操作中,音、形、义的近似的确是辅助判断的重要指标,然而绝不是终局标准。商标侵权的本质判定准则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混淆可能性”(Likelihood of Confusion)。要是仅仅因为读音相似就判定侵权,这不仅是对商标法理的机械理解,更是对汉字博大精深意蕴的忽视。 进行混淆可能性的判定之时应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当作基准。餐饮行业的消费者消费决策通常在瞬间发生,区分品牌的关键不是刻意去拼读每一个音节,而是依据视觉上的招牌呈现、店面整体装修风格、特定口味的心理预期,这种“整体感知”的力量比局部字符的重合要大得多。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视觉识别的优先级要比听觉识别高得多。虽然“渝”和“遇”的读音完全一样,但是它们的文字形态在视觉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汉字的偏旁部首包括着核心的语义信息,“渝”字的“氵”旁直接指向地理和水系方面,而“遇”字的“辶”旁传达出动态的偶遇意思。在店面招牌这种以视觉为主导的场景中,相关公众凭借一般的注意力,就能够通过字形结构轻松地区分二者,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视觉印象。 其次地域文化的心理暗示在餐饮消费里有着“认知分流”的效果。消费者于街头瞧见“渝见”时,受地名简称潜意识的引导,常常会把它和重庆小面、川渝风味等具体的地域特色关联起来,进而产生一种“寻觅正宗风味”的心理导向。而当看到“遇见”时,更多联想到的是一个标准化的连锁品牌、一种现代化的餐饮理念亦或是特定的情感共鸣。这种心理认知的本质区别,在消费端建立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大幅降低了误认的可能性。 另外还需斟酌市场共存的实际情形、行业的习惯做法。在当下的餐饮市场中,那些以“见”字作为结尾或者采用“XX见”结构的品牌数量众多,这已然演变成一种在行业内流行的命名样式。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大量弱显著性元素彼此堆砌,消费者的“辨别阈值”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就好比在到处都是“某某堂”或者“某某斋”的环境中,相关公众对于前缀字眼的辨别敏感程度会有所提高。以“渝见”和“遇见”来说,消费者往往更倾向于去留意那个具备区分意义的首字,而不是后缀的通用词汇。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商标近似的判定没办法脱离具体的经营环境情况。比如说,以一个只在特定社区经营、服务范围有限的小型面馆为例,其与一个全国性的连锁品牌在物理空间和目标客户群上存在明显区隔,这种实际的市场环境差异,是判断混淆可能性的重要考量因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家打算上市的全国连锁品牌,这家品牌的受众群体、市场定位跟前面所说的小型社区店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物理空间跟目标客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状况时,仅仅只是把读音相似当作起诉的理由,在法律实务当中显然没办法支撑起“混淆可能性”这一关键要件。律师在进行辩护的时候需要着重指出,商标法所保护的对象是商誉的唯一指向内容,并非是对特定读音的绝对独占。 3 跨类保护的迷思:第35类与第43类的权利鸿沟 在对本案展开法律方面的解析过程中,有一个具备较高实务探讨价值的细节值得关注,此细节便是原告方的权利基础。根据媒体所披露的相关信息、业界的观察情况来看,原告在提起诉讼之时所依据的权利基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持有的第35类商标,而非餐饮服务核心的第43类商标。这样一种现象反映出了当前商标维权实务当中存在一个由来已久的误区,也就是对第35类商标功能出现了过度的神化、盲目地扩张。退一步讲,即便原告持有第43类商标,其保护范围亦受限于其商标本身的显著性和实际使用状况,这同样是被告律师可以着力抗辩的方向。 长久以来,第35类商标由于涵盖了“广告”“商业管理”“特许经营的管理”等项目,在民间被错误地称作“万能商标”。许多企业觉得,只要获得了35类商标,就能够针对他人在任何商业领域的使用行为展开跨界打击。可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各级法院司法实践的持续推进,对于35类商标的保护范围正经历从“盲目扩张”转变为“回归理性”的过程。 对于餐饮企业来讲,第43类也就是提供餐饮、住宿服务的类别,才是其能够生存下去的“护城河”、核心权利的载体。第35类服务的本质是为他人给予商业服务,它的核心重点在于起到辅助作用的商业管理或者营销推广,而第43类服务的本质是直接朝着终端消费者提供餐饮实物、服务。要是品牌方仅仅依据第35类商标,就想要起诉一家实际经营着餐饮店、提供具体面食服务的个体工商户,那么从法律逻辑方面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在司法审查过程中,这类诉请通常会碰到“服务类别既不相同也不类似”这样的实质性抗辩。餐饮服务的经营行为和商业管理咨询并不一样,这两者在服务目的、内容、方式、消费群体上有差异,强行关联常常会被看作是对商标权的过度扩张。 站在实务建议的立场来看,这一权利上的差距给品牌方带来了醒目的警示。企业在进行资本运作、筹备上市或者进行全国范围的扩张以前,务必为了核心类别也就是43类,还有关联类别比如30类食品等的商标实现全面覆盖,建立起周全的防御模式。仅仅依靠35类商标所支撑的维权模式,放在法律实务当中就如同沙滩之上的堡垒一般,很容易在专业律师的类别抗辩之下崩塌。 对于被诉方律师来说,核查原告商标的类别权限、实际使用证据,常常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策略。要是原告企图凭借第35类商标的纸面权利,去限制他人合理正当的第43类餐饮经营行为,这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跨类别的权利侵占行为。律师需要敏锐地进行指出,商标法的保护应当遵循“权项对应”这一原则,禁止权利人利用分类表的模糊特性进行不正当的“降维打击”。要是法院支持了这种跨类垄断,会致使餐饮行业内众多合法经营的小微主体因为没有注册35类商标而陷入无端的诉讼困境之中,这明显背离了商标分类注册制度的初始目的。所以,明确35类与43类的权利边界,不只是本案胜负的技术关键所在,更是维护餐饮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的法理必然要求。 4 商业维权的边界:批量诉讼与利益平衡原则 “遇见小面”这一事件能够引发舆论的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外包律所批量维权”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当中,维权常常会转变成为一种“收割”的手段,而并非是用于保护品牌的商誉。 商标法不仅是保护私权的法律,也是维护竞争秩序的法律。对权利滥用进行规制的情况如下:在维权成本远远低于潜在收益,并且起诉对象大多是缺乏法律专业能力的小微经营者的时候,这样的维权行为有可能会被判定为存在“权利滥用”的嫌疑。 在司法实践中,利益平衡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即司法需要在大品牌知识产权保护、小微企业生存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针对那些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并且在客观方面也没有造成实质混淆的小店而言,提出高额赔偿请求通常是缺乏法理依据的。 在当前这个案例当中,经过综合考量利弊之后,创始人最终做出了赠予商标并且撤诉这样的行为举动,这一行为从表面上来看属于公关方面的一种选择,然而从法律原理的角度进行深入剖析的话,实际上反映出其对于“维权过度”这一现象的深刻反思。 5 结语:品牌方的法律克制与专业深度 “渝见”和“遇见”之间产生的纠纷,给餐饮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发出了警示信号。品牌方要清楚,法律所提供的保护范围,应与品牌自身的显著程度、商誉实际所能覆盖的范围相契合。要是过度依靠法律中存在的一些可利用之处,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进行所谓的“碰瓷式”维权行为,那么不但会使司法资源遭到消耗,还会对品牌自身的商业价值造成反作用。 对于身为律师的我们来说,针对此类案件展开分析时,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将法条进行罗列,而是应当进一步深入到对于行业特征、消费者心理、社会价值导向等方面进行综合的研判之中。唯有在法律逻辑与社会常识之间探寻到平衡点,才能够为客户提供真正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服务。
2026年6月26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本周一推送的《简评2026年<商标法>修订》一文简要介绍了本次修订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本文将着重分析本次修订对企业商标申请、使用和管理的影响, 以及给企业的实践建议。 一 2026年修订概况 本次修订是我国的第五次修改, 条文从现行法的八章七十三条扩展为九章八十七条: 既回应了近年来从“手打挂面”到“壹号土猪”等心机商标引发的公众争议; 也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商标使用形态的深刻变革。本次修订并非颠覆既有制度, 而是回归商标法核心价值——商标的本质在于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 而非成为误导消费者的工具。对于企业而言, 理解此次修法的逻辑脉络与具体规则调整, 是重新审视商标战略、防范法律风险的关键契机。 (一) 从“重注册”到“重使用”的制度转型 本次修订体现了从“重注册”向“重使用”的转型。现行商标法长期以来被认为“重注册、轻使用”。在商标注册方面, 以谁先申请, 谁获批为主要原则, 较少考虑商标的实际使用; 在商标使用方面, 强调商标权人对商标使用的排他权利, 但是对权利的限制和例外较少着墨。在一系列司法、执法案例中, 渐渐形成了关于描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的例外, 以及对误导性使用和恶意诉讼的制裁。这些司法和执法实践的总结, 成为此次修订的来源之一。 比如, 作为“申请优先”的例外, 本次修法强化了对“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的限制, 也明确了“抢注商标”的判断标准; 在商标使用方面, 本次修订回应了社会对心机商标的强烈关切, 在“误认”商标注册的禁止性规定基础上, 新法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设定了“责令限期改正—罚款—撤销注册商标”的阶梯式处罚; 在第八十一条更是提出了对商标恶意诉讼的惩罚机制。可见, 本次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旨在修正过去商标法“重注册、轻使用”的倾向, 将实践中维护商业秩序、合理使用和诚实信用等原则纳入中。 (二) 数字化时代的制度适配 毫无疑问, 我们正处在数字化时代, 当今社会的商业活动与互联网、移动网络、自媒体等紧密结合。这些数字化的商业活动对传统商标法律制度提出挑战: 一是商标使用场景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 二是新型商业标识形态的不断涌现。新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商标的使用, 包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 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这一规定看似不言而喻, 实则具有重要指向意义——传统商标实践长期依赖发票、合同、平面广告等线下使用证据, 而朋友圈推广、直播带货、小红书种草等新型营销方式中的商标使用, 此前在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上存在争议。新法的明确表述,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标使用认定提供了清晰依据。 (三) 回归商标的识别功能本源 商标不是品质的宣告, 不是原料、产地和产品特性的描述, 其核心功能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建立商品、服务与提供者之间的稳定关联。然而长期以来的商标文化, 往往将商标混杂原产地、产品特征等要素, 亦或带有地域、行业、组织等行政导向。新法首次对商标做出定义, 明确了商标“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核心要义。同时, 新法第七十三条对正当使用规则作出完善, 明确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对通用名称、描述性标志的正当使用。这些规定回应了“青花椒”案等典型案例所揭示的问题——当注册商标包含通用名称或描述性元素时, 权利边界应如何确定。 二 新下的商标注册 企业注册商标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多少企业的商标因“缺显”、“误认”而被驳回, 又有多少企业的商标被他人抢注?关于这两个问题, 本次修订都有涉及。 (一) 商标误认问题: 审查趋严与企业的注册困境 商标注册在实践中面临两难困境: 一方面, 心机商标大行其道, 申请人通过巧妙的文字设计规避审查; 另一方面, 企业善意申请的商标往往因落入“误认”的绝对禁止范畴而被驳回。这一矛盾反映了“误认”标准的主观性与动态性——随着消费者认知水平和社会关注度的变化, 同一标志是否构成误认的判断可能截然不同。 新法第十五条第(八)项在现行法“带有欺骗性, 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基础上, 增加了“工艺、原料”等具体要素, 直接回应了“手擀”、“0添加”、“农家土”等典型心机商标问题。然而, 正如立法者所意识到的, 注册环节的审查具有局限性——心机商标的欺骗性往往不在于商标标志本身, 而在于使用方式(如将商标与商品名称结合排版)。因此, 新法第五十六条将重点后移至使用环节, 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设定严厉处罚。 但是, 重点的后移, 并不意味着商标注册审查的放松。在目前社会对心机商标异常警惕的当下, 从严认定“误认”商标并禁止其注册, 可能成为常态。尤其值得企业关注的是, 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 造成不良影响”的, 对负有责任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一条款意味着商标审查人员可能因准予“误认”商标注册而承担个人责任。可以预见,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商标评审人员将趋于保守, 对可能造成误认的商标采取“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的审查态度。因此, 企业在申请商标注册时, 需更加审慎评估标志的可注册性, 避免使用可能引发误认的描述性、暗示性词汇。 (二) 商标被抢注问题: 反制手段的完善与举证难题 商标被抢注是企业品牌管理中的常见痛点。新产品上市、新业务开展前, 若商标布局滞后或信息提前泄露, 往往面临被第三方抢注的风险。传统上, 企业反击抢注的主要法律工具包括: (1)主张在先权利, 比如著作权等; (2)依据原, 主张“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3)依据原, 主张“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 (4)驰名商标保护。然而, 对于大部分商标而言, 驰名商标认定门槛过高; 在先著作权保护要求商标标志具有独创性, 对文字商标尤为困难。因此, “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成为主要的反制手段, 但两者的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均存在模糊地带。 什么是“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确立了推定规则: 如果在先使用商标已经有一定影响, 而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商标, 即可推定其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新法第二十四条将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修改为“不得故意抢先注册”, 实现了主客观要件的统一。从规范解释角度, 只要商标的影响能够为申请人所知, 即可推定其“故意”抢注。这一修改使法律表述更为直接: “故意”的界定较“不正当手段”更为清晰。 那么如何界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原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 应当予以驳回”。《商标审查审理指南(2021)》将其定义为“申请人并非基于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提交大量商标注册申请, 缺乏真实使用意图, 不正当占用商标资源, 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行为”。但“大量”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判断“真实意图”呢? 新法第十九条将其修订为“不以使用为目的, 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 将“恶意”要件客观化为“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标准。这一修改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但也带来新的问题, 即正当的防御性注册与恶意的商标囤积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虽然在个案中, 比如偶哈游OHAYOO案, 法院从原告及其母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品牌战略安排角度审查, 认为符合企业正常商标布局, 不构成商标囤积, 但是仍然没有明确二者的界限。 三 新下的商标使用 新修订的较多着墨规范商标的使用行为, 对商标合规使用给出较全面的指引。 (一) 确认互联网使用 面对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新法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商标的使用“包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 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互联网使用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传统商标实践中, 无论是侵权认定还是“撤三”抗辩, 对商标使用的证据要求长期偏向线下形态——销售合同、发票、产品包装、平面广告等被视为核心证据。这与数字经济时代商标主要出现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直播场景的现实形成明显落差。 本次修法的确认具有双重意义: 一是为互联网场景下的商标保护提供明确依据, 企业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的品牌推广、产品展示中的商标使用, 均可作为商标性使用的有效证据; 二是为“撤三”程序中的使用证据认定明确互联网使用的举证路径: 互联网、自媒体、短视频中使用商标的, 都可能构成商标性使用(参见《“撤三”程序中微信朋友圈的使用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因此, 企业应当重视互联网使用证据的留存, 包括网页截图、视频录屏、社交媒体发布记录等, 必要时可通过时间戳、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手段固定证据, 确保在商标争议中能够有效证明实际使用。 (二) 严格欺骗性使用 本次修订对“心机商标”的治理不仅限于注册环节, 更延伸至使用环节, 体现了“全链条监管”的立法思路。新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 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 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 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这一条款构建了“责令限期改正—罚款—撤销注册商标”的阶梯式责任体系, 处罚力度较此前显著加重。同时, 第七十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对误导性使用行为投诉举报, 畅通了社会监督渠道。对企业而言, 这意味着即使商标已成功注册, 若在实际使用中以误导公众的方式呈现(如在包装上突出使用“手打”“土猪”等字样而实际并不具备相应属性), 仍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商标被撤销的风险。注册商标专用权并非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的绝对权利, 其使用应当受制于更高的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要求。 (三) 允许通用性描述 长期以来, 很多商标会带有对产品或服务的描述性成分, 便于向消费者直观传递商品特点。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但却违背了商标识别来源的本意, 也可能造成过度维权的风险。为回归商标的识别本源, 新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种类、性质、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价值、地理来源及其他特点, 或者含有的地名,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这一规定在现行法第五十九条的基础上作了完善, 但在表述上更为周延, 并且明确纳入“地理来源”等要素。 这一修订直接反映了四川高院(2021)川知民终2152号“青花椒”案的裁判观点: 在该案中, 原告将“青花椒”注册为商标后, 对多家餐饮企业提起侵权诉讼, 引发公众对商标权滥用的批评。法院最终认定, 被告使用“青花椒”系对菜品原料的客观描述, 属于正当使用。新法的规定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更清晰的规范依据——当注册商标包含通用名称或描述性元素时, 权利人无权禁止他人在正当范围内使用。企业在选择商标时, 应尽量避免包含行业通用名称或描述性词汇, 否则即使获得注册, 也难以阻止他人的正当使用, 商标的排他效力将大打折扣。 (四) 允许指示性使用 商标性使用与指示性使用的区分, 是商标法律实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商标的本质功能在于识别来源, 若使用行为仅为表明商品的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 而非指示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则不属于商标性使用, 自然不应落入商标专用权的控制范围。 新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 “仅为指示所提供商品的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等信息或者表明真实来源, 使用相关注册商标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但容易导致混淆的除外。”这一规定与既有司法裁判规则一脉相承。上海高院在(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04号案件中确立了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 在(2019)沪民再5号等案件中进一步明确了该原则的适用边界。从比较法视角, 美国1992年“New Kids on the Block案”创设的指示性合理使用三要件——使用的必要性、符合必要限度、不得暗示与商标权人存在赞助或许可等关联关系——与新法的规定在精神上高度契合。 需要强调的是, “容易导致混淆的除外”这一但书条款至关重要。指示性使用的合法性以不引起消费者混淆为前提, 若使用者超出必要范围, 或以突出、变形等方式使用他人商标, 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与商标权人存在特定关联, 则仍可能构成侵权。企业在引用他人商标进行说明时, 应严格遵守必要、合理、不混淆的原则, 避免触碰权利边界。 四 企业商标策略的启示 面对2026年修订带来的制度变革, 企业应当从以下四个维度调整商标战略: 第一, 事先布局, 审慎评估可注册性。 在产品和服务上市前, 企业应进行全面的商标检索, 不仅核查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在先注册情况, 更要评估拟申请标志本身是否可能落入绝对禁止注册的范畴——是否带有欺骗性、是否容易导致误认、是否为通用名称或描述性标志。对可能引发误认的标志, 审查机关一般从严把握, 不会核准注册。 第二, 选择具有显著性的标志, 避免描述性陷阱。 商标的显著性是其获得注册和有效保护的生命线。企业应优先选择臆造词、任意词等固有显著性较强的标志, 避免使用直接表示商品质量、原料、功能等特点的词汇。对于已包含描述性元素的注册商标, 应清醒认识其权利边界。 第三, 全面留存使用证据, 适应数字化证据规则。 新法明确互联网使用属于商标性使用, 企业应当建立系统的商标使用档案管理制度, 既保存传统的合同、发票、广告物料, 也系统留存网页截图、社交媒体发布记录、直播回放、电商平台销售页面等数字化证据, 并考虑采用时间戳、区块链等技术进行存证, 为可能的“撤三”抗辩或侵权维权做好充分准备。 第四, 规范使用行为, 建立内部合规制度。 企业应制定商标使用内部指引, 明确注册商标的使用方式、场景限制, 禁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商标。对包含描述性元素的商标, 应在包装上清晰区分商标与商品名称、品质描述, 避免因排版含混而引发商标被撤销的风险或舆情危机。
对照基准:2019年第四次修正版(73条)与2026年6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版(87条,2027年1月1日施行)。本表仅列实质性与结构性变化要点,措辞性微调不一一罗列;条文序号以新版为准、括注旧版对应条。 事项/条款 2019年版(旧) 2026修订版(新) 立法变化目的解读 一、体例结构与施行 整体框架 8章73条;属第四次「修正」(局部修改)。 9章87条;为整体「修订」,并新增第二章「商标注册的条件」。 由零散修正升级为体系化重构,将注册条件单列成章,使绝对/相对理由更集中清晰。 施行日期 1983年3月1日起施行(历次修正延续)。 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施行前已注册商标继续有效。 给予市场主体与代理行业过渡准备期,新旧衔接平稳。 二、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 立法目的(第1条) 「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管理在前。 「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加强商标管理,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保护在前,并新增「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促进健康发展」。 立法理念由「重管理」转向「重保护」,凸显私权属性与高质量发展导向。 战略定位(新增第3条) 无对应条款。 新增:商标工作应贯彻党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部署,提升保护、运用、管理、服务水平。 将商标工作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强调「运用」与「服务」职能。 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第9条) 「诚实信用原则」一句话表述。 改为「诚信原则」,并新增「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正面回应批量抢注、囤积、恶意维权等乱象,确立禁止权利滥用规则。 三、行政管理体制 主管机构表述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局」主管注册;另设「商标评审委员会」处理争议。 统一表述为「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全文取消「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委)」。 落实机构改革:商标局并入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审委撤销,确认与复审/裁定由同一部门承担。 注册与执法分立(第4条)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与执法。 区分「商标注册、管理部门」与「承担执法职能的部门」,并建立信息共享与协调机制。 对应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注册归知识产权局、执法归市场监管部门,权责分工明确。 公共服务信息化(新增第13条) 无。 新增: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商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整、准确、及时发布商标信息。 顺应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商标业务便利化与数据公开水平。 四、商标注册的条件(实体) 可注册标志类型(第14条/旧第8条) 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及其组合。 在上述基础上新增「动态标志」(动态商标)。 回应数字化、品牌视觉创新需求,扩充非传统商标的可注册范围。 绝对禁注事由(第15条/旧第10条) 首项为同国家名称、国旗国徽等相同近似;末项为「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新增首项:同中国共产党名称、党旗党徽、勋章、重要理论成就、历史事件相关标志性要素相同近似的;末项改为「违背公序良俗」。 强化政治符号保护;以「公序良俗」替代旧表述,标准更具弹性与时代性。 显著性单列(第17条/旧第11条) 显著性与禁注混合表述。 单列显著性要求条款,明确缺乏显著特征不得注册,经使用取得显著性可注册。 条理化注册条件,便于审查与适用。 功能性排除扩展(第18条/旧第12条) 功能性形状排除仅适用于「三维标志」。 扩展至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声音、动态标志等所有非传统商标的功能性要素。 统一非传统商标的功能性原则,防止以商标变相垄断功能性特征。 恶意/囤积申请(第19条/旧第4条)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细化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不予注册;并新增「不得以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 为打击批量囤积抢注提供更可操作的审查与拒绝依据。 在先冲突相对理由前置(第20条) 相同/近似在先商标的拒绝散见于旧第30条(驳回)。 单列第20条:不得与他人在同种/类似商品上已注册或在先申请的商标相同近似。 将相对理由提升为独立条款,结构更清晰,便于异议/无效援引。 驰名商标:认定→确认(第63条/旧第13、14条) 位于总则前部;表述为「认定」驰名商标,考量因素5项。 移至第八章「保护」;统一表述为「确认」驰名情况;考量因素增加「受保护记录(特别是作为驰名商标)」与地域范围细化。 强化「个案认定、被动确认、按需保护」原则,淡化驰名商标「荣誉化」倾向。 境外驰名确认(新增第69条) 无。 新增:境外注册审查或处理案件中需证明在中国境内驰名的,可应请求作出确认;并规制以欺诈手段办理境外商标业务。 服务企业「走出去」,配合马德里体系与海外维权需求。 五、注册申请与审查程序 书面形式(第26条/旧第22条) 可以书面或数据电文方式提出。 明确数据电文(电子数据交换等可有形表现并可调取)「视为书面形式」。 适应全程电子化申请,明确电子文件法律效力。 异议期限(第36条/旧第33条) 初审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异议。 缩短为「二个月」内提出异议。 压缩授权周期、提高确权效率,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专用权取得时点(第39条/旧第36条) 自初步审定公告「三个月」期满之日起计算。 相应改为自公告「二个月」期满之日起计算。 与异议期缩短同步调整,前移权利取得时点。 复审机关(第37、50、58条等) 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复审,对评审委决定不服起诉。 改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复审/裁定,对其决定不服起诉。 落实评审委撤销后的程序衔接,统一确权机关。 中止审查整合(第41条) 中止规则分散于异议、无效等条文。 整合为统一的中止审查条款,覆盖异议、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等。 统一程序规则,减少重复表述与适用分歧。 六、续展、转让与注销 章名调整(第五章) 「续展、变更、转让和使用许可」。 改为「续展、变更、转让和注销」;使用许可移入第七章「商标管理」。 按权利管理逻辑重新归类,注销规则独立成节。 注销后冷却期(第49条/旧第50条) 撤销/无效/期满未续展的,自相应之日起1年内不予核准近似申请。 针对「注册人主动申请注销」的情形单列:自注销公告起1年内对他人相同近似申请不予核准。 细化主动注销情形下的在先权利缓冲,防止规避与抢注。 七、商标管理与商标代理 恶意申请行政处罚(新增第54条) 旧法仅在第68条末款笼统规定「对恶意申请给予警告、罚款」。 明确列举三类恶意申请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 把恶意申请的行政责任具体化、可执行化,提升震慑力。 误导性使用处罚(新增第56条) 无独立条款。 新增: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责令改正并按违法经营额或限额罚款,逾期可撤销。 填补「合法注册但误导性使用」的监管空白。 代理从业人员规制(第65、68条) 主要规制代理「机构」。 新增对「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个人的规制:不得自行接受委托、不得同时在两家以上机构执业、对签名业务负责,并设相应罚则。 将监管延伸至自然人执业者,规范代理市场秩序。 代理行业自律(第66条) 原则性规定行业组织惩戒并公布。 细化:制定自律规范与惩戒规则、开展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及时公开惩戒情况。 强化行业自律机制,提升代理服务质量。 八、专用权保护与侵权救济 指示性/描述性正当使用(第73条/旧第59条) 仅规定通用名称、描述性标志、地名及在先使用的正当使用。 新增:非传统商标功能性要素的正当使用;以及「指示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或表明真实来源」的「指示性正当使用」(不致混淆为限)。 首次明确指示性合理使用,平衡权利保护与竞争自由(如配件、维修、兼容标示)。 赔偿计算顺序(第77条/旧第63条) 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费倍数,为「递进」顺序;惩罚性针对「恶意」侵权。 改为实际损失「或者」侵权获利(并列可选);惩罚性赔偿标准由「恶意」改为「故意」侵权。 赋予权利人选择权、降低举证负担;「故意」标准与民法典、专利法等统一。 不使用抗辩(第78条/旧第64条) 可要求提供「此前三年」实际使用证据。 明确为「侵权行为发生前三年内」的实际使用证据。 明确三年使用窗口的计算基准,减少争议。 执法职权细化(第76条/旧第62条) 查阅复制范围为合同、发票、账簿等;可查封扣押。 扩充可调取资料范围(业务函电、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并新增「先行登记保存」职权。 适应电子证据时代,强化行政执法取证能力。 行刑衔接(第75条) 「涉嫌犯罪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一句概括。 细化双向衔接:执法部门移送公安,公安/检察/法院反向移送行政处罚,并互相提供专业支持、认定意见、无害化处置协助。 构建行刑双向衔接与协作机制,提升打假整体效能。 九、法律责任新增条款 恶意诉讼处罚(新增第81条) 旧第68条末款仅提「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由法院处罚」。 独立成条:对以恶意串通、单方捏造基本事实等方式提起商标诉讼的,法院依法处罚,并承担民事责任。 遏制虚假诉讼、滥用诉权,维护司法秩序。 公职人员禁业与监督(第82-84条) 原则规定不得从事代理、玩忽职守追责。 细化禁业、内部监督及四类违法情形的处分,覆盖注册、管理、执法全链条。 强化廉政与履职监督,匹配机构改革后的职能配置。 整体趋势小结 (1)理念上由「重管理」转向「重保护」,凸显商标私权与营商环境;(2)体制上确认商标局并入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审委撤销,注册与执法分立;(3)实体上扩充动态商标、强化政治符号与公序良俗、统一非传统商标功能性原则;(4)程序上缩短异议期(3→2个月)、推进全程电子化与信息化;(5)反恶意上全链条加码——囤积抢注、误导使用、恶意诉讼均设明确责任;(6)保护上引入指示性正当使用、赔偿计算改为并列可选、惩罚性标准由「恶意」改「故意」;(7)代理上将监管延伸至从业人员个人,强化行业自律与行刑衔接。 提示:本表为基于条文文本的对照梳理,供实务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适用请结合后续配套的实施条例、审查审理指南及过渡衔接规定。本文是在AI生成基础上,由作者加以整理。
在品牌知识产权维权实践中,很多企业常会遇到一种两难场景:面对体量微小、认知有限的个体商户侵权,严格依法追责容易陷入“大企业打压小微”的舆论争议,但若一味妥协退让,又会对自身商标权利和长期品牌资产造成隐形、持久的损伤:大量市场模仿出现而不维权,会不断淡化驰名商标,直至退化为通用名称。遇见小面与“渝见小面”的商标争议事件,正是这一行业困境的典型缩影。品牌方因舆论压力选择大幅让步,以撤诉、致歉、无偿赠与商标的方式换取舆情平息,看似是温和包容的处理方式,实则是对商标柔性维权的严重误读,将情理层面的宽容容错,变成了法律层面的永久性权利让渡。这种看似温情的和解方式,短期化解了舆论矛盾,却在商标权利边界、品牌无形资产、市场竞争秩序、驰名商标培育等多个维度埋下深层隐患,也为所有品牌的商标战略建设,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反面样本。 一、案件事实与侵权定性:小微侵权值得包容,但不应免责 遇见小面作为深耕市场多年的成熟品牌,已完成核心商标体系的布局,先后注册“遇见小面”系列商标,覆盖经营核心的服务类别及广告、加盟、推广等关联防御类别。经过长期持续的市场运营与品牌推广,品牌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辨识度与消费者认知,商誉积累扎实。 南阳当地个体商户未经品牌授权,使用读音完全一致、字形高度近似的“渝见小面”作为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及对外宣传的核心标识,经营品类与服务模式与“遇见小面”高度重合,客观上极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品牌关联、授权经营或同源经营的混淆认知,完整落入品牌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属于典型的商标近似侵权行为。 在品牌方启动常规维权程序后,网络舆论逐渐偏向同情小微创业者,大众视角更倾向于保护个体生计,品牌维权行为随之被贴上“强势打压”的标签。面对不断发酵的舆论压力,遇见小面选择主动让步,不仅终止全部维权诉讼、放弃赔偿主张,还主动将自有注册的相关商标无偿赠与侵权商户,并承诺协助对方完善商标注册布局。 从法律层面而言,市场主体的商标侵权行为认定,始终以是否造成混淆、是否落入保护范围为核心标准,经营规模大小、是否为小微商户,从来都不是商标侵权的免责事由。小微企业的经营弱势,仅为司法裁判中酌情降低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无法改变侵权行为本身的法律定性。基于现行商标法律体系与司法裁判规则,遇见小面的维权行为合法正当,完全符合维护自身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立法初衷。 但需要厘清的是,肯定维权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品牌必须对所有侵权行为采取强硬追责的刚性处理方式。成熟的品牌商标管理,本身就包含柔性处置的思维,面对无心过失、体量微小、获利有限的小微侵权主体,品牌完全可以在守住权利底线的前提下给予包容空间。真正的柔性让渡,是处置尺度的温和调整,而非商标权利的彻底放弃,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值得深思的核心问题。 二、柔性让渡的异化风险:舆论妥协背后的品牌长期内伤 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本质是品牌在合法框架内,对追责力度、处置方式做出人性化调整,是品牌格局与法务成熟度的体现。但遇见小面本次将商标无偿赠与侵权主体、彻底放弃维权的处置方式,已经脱离了合规柔性和解的范畴,属于商标权利的无底线退让,会对品牌形成不可逆的长期负面影响。 商标权利的处分具备极强的公示效力,品牌主动将近似商标无偿转让、公开放弃对应标识的排他权利,会在后续所有商标争议中触发权利禁反言的法律效果。往后市场中再出现同音、近形、结构相似的仿冒标识,品牌再主张近似侵权、申请异议或提起诉讼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会参考品牌此前的权利放弃行为,认定品牌已自行限缩自身商标的保护边界,对后续维权造成不利后果。一次舆论妥协,会永久压缩品牌商标的保护范围,让多年积累的品牌标识壁垒出现永久性缺口。 完整的品牌商标体系,依托核心经营商标与关联防御商标相互支撑、闭环保护。品牌将关键防御类近似商标赠与他人,会造成近似标识分属不同市场主体、同类经营场景并行使用的局面,直接打破商标权利体系的完整性。不同主体持有高度近似的商标,在同一市场、同一赛道开展经营,会持续造成消费者认知混淆,甚至滋生长期的交叉权属争议,让品牌陷入无休止的知识产权纠纷中,持续消耗法务精力与品牌口碑。 从品牌资产角度来看,商标的核心价值在于独一无二的识别属性。稳定、清晰、无混淆的品牌标识,是商誉积累、市场区分、商业估值的基础。品牌主动放任近似标识合法存续,会持续稀释自身品牌的独特性,逐步弱化消费者的专属品牌认知,多年的营销投入与品牌沉淀会被不断消解。同时,存在权利瑕疵、边界模糊的商标资产,会在品牌融资、估值、规模化发展的尽调环节成为重大短板,直接影响品牌无形资产的价值认定。 市场示范效应带来的隐性伤害同样不容忽视。头部品牌的处置方式,会直接影响整个市场的仿冒生态。无底线的舆论妥协,会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让大量小微经营者产生“仿冒知名品牌无需担责,舆论施压即可获得包容甚至商标权属”的认知,变相鼓励搭便车的蹭流量行为,后续品牌将面临更多、更分散的侵权仿冒问题,维权成本与舆情压力会持续攀升。 对于有长期发展规划、意图培育高知名度品牌的企业而言,这种权利退让还会直接阻碍驰名商标的培育进程。驰名商标的认定,不仅考量市场知名度,更看重商标权利的稳定性、排他性与品牌持续主动维权的完整记录。品牌主动放弃权利、容忍近似标识共存的行为,会形成负面权利记录,无法佐证品牌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难以满足驰名商标培育的核心要求,错失品牌最高层级的法律保护机遇。 三、品牌柔性维权的正确打开方式:善待小微,但守住权利 品牌商标战略的成熟,在于刚柔并济。严格的权利坚守是底线,人性化的柔性处置是温度。面对小微商户的无心侵权,品牌无需机械采取强硬诉讼、高额索赔的对抗式处理方式,合理的包容容错既符合大众朴素的价值认知,也能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但所有柔性处置都必须建立在不放弃商标所有权、不压缩权利边界、不制造权利漏洞的基础之上。 针对完全没有主观蹭取商誉的恶意、开店时间较短、经营规模极小、只是因知识产权认知匮乏出现无心侵权的小微门店,品牌可以选择放弃经济赔偿、放弃追责处罚,以包容的姿态对待小微经营者。在固定好侵权事实、留存完整证据记录的前提下,给到商户合理的整改周期,要求对方及时更换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名称及全部侵权宣传标识,彻底清除市场中的侵权元素。这种处理方式弱化了商业对抗,体现了品牌包容,同时完整守住了商标的专属权利与保护边界,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遗症。 对于前期投入成本较高、短期内彻底更换品牌会造成较大经营损失,但本身愿意合规整改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采用过渡期许可的柔性模式化解纠纷。通过正式的合同约定,给到对方短期、有限的商标使用权限,严格限定使用区域、使用周期与经营规模,明确禁止转授权、扩店经营、招商加盟等衍生行为,用极低的授权成本或阶段性免费授权的方式,给到商户合理的转型缓冲空间。这种方式仅适度开放短期使用权,商标所有权、排他权、核心保护权益始终归属于品牌,不会造成权利流失,是情理与法理平衡的优质解决方案。 针对深耕本地市场多年、拥有固定客群、整改成本极高的小微商户,品牌可以引导对方通过标识差异化改造的方式实现市场共存。商户在原有经营标识的基础上,增加独特的文字、图形或地域后缀,让改造后的整体标识形成清晰的区分特征,彻底消除与品牌主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在完成合规整改并核验无误后,品牌可出具谅解文件,终止本次维权程序,在保护自身品牌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小微商户的经营成果。 柔性包容始终存在清晰边界,人性化处置仅适用于无心、轻微、小规模的侵权场景。对于刻意模仿品牌标识、长期持续侵权、依靠品牌流量大规模获利,且在收到整改提示后拒不配合、恶意攀附品牌商誉的经营主体,品牌需要果断终止容错机制,依法开展正规维权,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与市场公平秩序。包容不是纵容,善意的柔性让步,只为善待无心犯错的小微经营者,绝非放任恶意蹭牌的市场乱象。 四、正当维权是法治市场应有之义,知识产权诉权本身值得尊重与鼓励 商标法设立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心目的是保护经营者商誉、制止仿冒混淆、维护公平竞争,权利人通过起诉途径主张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救济渠道,本身不存在天然对错。 其一,品牌投入资金、人力打造连锁标识,注册 “遇见小面” 商标,依法享有排他使用权利。市场中大量存在恶意仿冒、傍名牌牟利的商户,若权利人放弃诉讼、一味退让,只会纵容搭便车侵权行为,损害品牌创新积极性。从制度层面,主动起诉疑似侵权主体,是权利人履行自身权利、维护市场秩序的合法行为,这类正当维权应当得到法律与社会的包容,不能仅凭企业规模大就直接否定维权行为的合理性。 其二,不能简单以强弱身份标签区分维权善恶。无论连锁企业还是个体商户,在诉讼中都是平等民事诉讼主体。如果预设大企业起诉小微商户就是 “压榨”,等于以身份代替法律评判,变相剥夺企业的诉权。只有当维权行为超出法定边界、构成权利滥用时,才具备可苛责性,而 “是否滥用权利” 同样需要法庭结合证据综合判定,而非舆论先行定性。 其三,鼓励正当维权,本质是保护全体市场经营者。小微企业同样会遭遇山寨仿冒,只有完整畅通的诉讼维权渠道,大、中小商户才能平等依靠法律抵御侵权。片面否定企业起诉权利,最终会破坏知识产权保护整体环境,让所有经营者维权无路可走。 五、长效品牌视角下的商标战略建设逻辑 从本次商标争议事件不难看出,品牌商标保护从来不是单一的维权动作,而是一套贯穿事前布局、事中处置、长期培育的完整战略体系。柔性维权是品牌战略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永远不能替代权利底线。 品牌所有的柔性让渡,都只能局限在追责尺度、处置方式的调整范围内,商标所有权、独占排他权、核心保护边界这些根基性权利,绝对不能为了舆论口碑妥协放弃。任何和解、容错、让步,都必须以不产生权利禁反言、不割裂商标体系、不留下品牌权利瑕疵为前提。 品牌需要建立适配自身发展的标准化侵权处置逻辑,依托侵权主观意图、经营规模、侵权时长、整改态度区分处置方式,让每一次柔性和解都有规则支撑、有证据留存、有边界约束,避免舆论情绪主导商业与法律决策,从根源杜绝无序的权利退让。 完整且规范的维权与和解记录,是品牌商誉与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佐证。合法合规的柔性处置,能够留存品牌规范市场秩序、包容小微发展的正向证据,为后续品牌升级、知名度提升、驰名商标培育积累优质素材。反之,无底线的权利赠与与撤诉妥协,只会成为品牌无形资产的永久性瑕疵。 成熟的品牌舆情与法务协同,同样是商标战略的关键一环。品牌可以主动向公众传递清晰的维权逻辑,区分无心小微侵权与恶意蹭牌侵权,让大众理解商标保护不仅是保护大品牌权益,更是维护所有原创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弱化维权对抗感,传递品牌温度,在守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持续积累正向品牌口碑。 结语 遇见小面公开信引发的商标争议,是一次典型的商标战略认知警示。很多品牌误将舆论妥协当作格局,误将权利放弃当作包容,最终用长期的品牌资产为代价,换取短期的舆论平和。商标权利的柔性让渡,是尺度的温柔,绝非根基的出让,品牌善待小微经营者的方式,应该是容错、缓冲、人性化处置,而不是放弃权利、赠与商标、自毁壁垒。 品牌的长久发展与高端化培育,依托于稳定完整的商标权利体系、刚柔并济的维权机制、统一清晰的市场品牌认知。守住商标权利底线、把控柔性处置尺度、建立标准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才能让品牌在情理与法理之间找到平衡,既保有企业温度,又筑牢无形资产壁垒,实现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前言 数字经济时代,域名作为互联网的基础寻址标识,兼具技术定位与商业标识的双重功能。当域名的主体部分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近似时,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然而,域名与商标在权利产生基础、保护逻辑和制度设计上存在本质差异,不宜简单套用商标法框架评价域名持有行为的正当性。 本文尝试从财产权的法理基础出发,厘清域名与商标各自的权利逻辑,并结合WIPO仲裁实践与中国司法判例,探讨域名“单纯持有”(mere holding/passive holding)在恶意认定中的法律评价标准。 一、域名与商标:看似相似的双重属性,截然不同的法理底色 域名(Domain Name)是用户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的网址文本,如 baidu.com。由于域名一般由短小易记的词组组成,其主体部分往往直接指向网站的主要内容,天然具有品牌识别功能。这种特征使其在表象上与商标高度相似,但两者在法理基础上存在根本差异: (一)商标的“用益主义”:不用则撤 商标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使用——通过持续经营积累的商誉构成商标保护的核心利益。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这一制度安排体现了“用益型”财产权的内在逻辑:法律授予商标权人独占权的正当性前提,是权利人将该商业标识投入市场使用、通过经营行为创造可供保护的商誉。因此,商标法设立“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本质上是对用益型产权的制度回应:法律授予独占权的代价是投入使用、回馈市场。简言之,商标是“因用而有”,若长期不使用会面临被剥夺权利的法律风险。 (二)域名的“先占主义”:静默合法 域名权的正当性基础则在于合法注册取得的排他性占有。域名在全球域名系统(DNS)中具有唯一性,其价值源于技术架构下的稀缺性。《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域名持有人依法注册并按期续费,即可维持对域名的合法占有,无需承担类似商标的持续使用义务。 因此,在域名制度中,“不使用”是一种中性状态。持有人既不因静默持有而获得额外法律优待,也不因此承担权利弱化的不利后果。这一特征决定了:在域名争议中,“未使用”不等同于“恶意”,也不宜将商标法下的“不用则撤”逻辑移植到域名领域。 二、恶意认定的法理边界:“不使用”不当然等于“恶意” 基于上述财产权结构差异,商标制度与域名制度对“不使用”状态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法律评价: 在商标制度下,“不使用”触发权利弱化机制——三年不使用可被撤销,因为闲置意味着商誉基础的消失。在域名制度下,“不使用”不影响权利本身的存续——只要合法注册并持续续费,持有人对域名的财产权不因静默而减损。正是基于这一结构差异,域名争议中的“单纯持有”(mere holding)原则要求:对持有人是否存在恶意的判断,必须置于个案综合判断框架内进行,不能将“未使用”作为认定恶意的独立依据,也不能将其异化为对持有人的当然不利推定。 三、实务裁判:单纯持有(Mere Holding)不当然构成侵权 在域名争议的司法与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实务中,各法域均遵循相同法理:单纯持有(Mere Holding)仅是一种客观状态,而非恶意的当然推定依据。是否构成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仍应结合域名含义、注册背景、持有人行为以及是否存在攀附商誉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只有当持有人存在攀附商誉、误导公众、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其他针对商标权人的不正当目的时,单纯持有才可能被进一步评价为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如果投诉人的商标知名度不高、域名本身属于通用词汇、或者缺乏其他证据证明被投诉人有搭便车/通过域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时,专家组通常会认定恶意不成立,从而驳回投诉。 (一)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仲裁实践: 1. Telstra Corporation v. Nuclear Marshmallows (WIPO Case No. D2000-0003):消极持有本身不能自动认定恶意 本案为UDRP体系中“消极持有”问题的里程碑案例。被投诉人注册了telstra.org 但从未建立网站。专家组指出:消极持有本身不能自动认定恶意,但结合以下因素可综合认定——投诉人商标在澳大利亚享有极高知名度、被投诉人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注册、无法设想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存在任何善意使用的可能。最终裁定转移域名。 该案确立的核心规则是:消极持有并非恶意的充分条件,但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综合判断因素之一。此后WIPO《OverView3.0》第3.3节将此归纳为“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全部情形综合判断)标准。 2.Indofil Chemicals Company v. Amar Vakil (WIPO Case No. D2006-0792):单纯持有不能推定为善意或恶意 被投诉人于1998年注册indofil.com,但长期未建立网站。投诉人Indofil Chemicals Company拥有indofil商标,以“闲置即恶意”为由提起投诉。专家组驳回投诉,裁决域名继续由被投诉人持有。专家组认为,投诉人未能证明被投诉人注册域名时系针对投诉人商标,没有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出售域名、误导用户或利用投诉人商标获利,而长期未使用(passive holding)本身不足以证明恶意。专家组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 “Passive holding is not evidence of either good or bad faith.” 即: 消极持有既不是善意证据,也不是恶意证据。 3.Fortrend Group LLC v. Rami Atallah (WIPO Case No. D2013-1377):通用词汇域名的消极持有受保护 Fortrend Group LLC 是美国一家时尚零售企业,自2008年起使用 PRIVÉ 品牌经营二手及样品奢侈品销售业务,拥有美国注册商标 PRIVÉ,其主要网站为 theprive.com。投诉人主张 prive.com 与其商标构成混淆性近似,被投诉人对该域名没有合法权益。 专家组认为,prive.com与投诉人的PRIVÉ商标构成近似,但“privé”是法语常用词,意为“private”,属于具有独立词义的通用词汇,仅凭域名主体部分本身无法推断其针对投诉人。专家组还特别指出,投诉人关于“域名长期未使用(passive holding)”的主张并不足以自动证明恶意,仍需结合全部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最终投诉被驳回。 4. Match.com, LP v. Bill Zag and NWLAWS.ORG (WIPO Case No. D2004-0230): 通用词汇域名的消极持有受保护 投诉人Match.com, LP是知名在线交友平台,自1997年起注册使用“MATCH.COM”商标。被投诉人自2002年起注册并持有一系列包含“match”一词的域名,其中部分域名未实际投入运营,处静止状态,个别域名曾指向在线交友或相关网站,并存在域名出售或挂牌转让的情形。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域名停放、出售及部分竞争性使用行为,属于恶意注册与恶意使用。 专家组指出,“match”一词本身属于常见英语词汇,具有“匹配、相配”等通用含义,并非投诉人独创或高度独占性标识,因此不能当然认定域名必然指向投诉人商标。其次,专家组认为,UDRP制度下的恶意认定必须结合注册时的主观意图进行判断,不能仅凭域名与商标的相似性或域名未使用(passive holding)就认定为恶意。在综合考虑域名的通用词属性、缺乏针对性证据以及被动持有本身不足以推定恶意等因素后,专家组裁定驳回投诉,相关域名维持由被投诉人持有。 (二)中国司法实践 在域名争议处理中,UDRP规则体系与中国法院关于商标侵权的审查路径虽在制度结构上存在差异,但在对“静默持有(passive holding)”的法律评价上趋于一致。UDRP体系强调,域名未投入实际使用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而应结合商标知名度、注册人行为模式及是否存在针对性等因素综合判断;中国法院在处理域名与商标冲突案件时,则通过“商标性使用—混淆可能性—主观过错”的构成要件框架,通常认定仅有域名注册或未实际投入使用的事实,不足以证明侵权成立。尽管两种体系在规范表达上分别使用“恶意推定规则”与“侵权构成要件规则”,但在证据评价层面均体现出共同立场:域名的消极持有状态本身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否定性后果,权利人仍需进一步证明存在指向性利用或混淆性后果,方可触发不利评价。 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两种规则体系对于域名与商标权利基础差异的共同认识:商标权的取得与保护建立于使用及商誉积累,而域名权利则源于注册机制所赋予的先占性、唯一性与排他性,因而不能仅因其与既有商标发生文字重合,便否定域名注册人基于合法注册所取得的权利地位。 1.曼卡龙珠宝公司诉吴永安域名侵权案 案号:(2014)杭下知初字第300号 |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被告持有mclon.cn域名,主体部分与原告“MCLON”注册商标完全一致。原告以域名侵害商标专用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被告虽持有与原告商标相同文字的域名,但未通过该域名进行任何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持有行为导致公众误认。判决明确指出: 持有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作为域名,但未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且无证据表明该域名使用导致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不足以认定该行为侵害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该案在中国法语境下确认了与WIPO仲裁实践一致的立场:域名的静默持有不当然产生侵权后果,恶意认定需要积极的证据支撑。 2.DKH零售有限公司、极度集团诉上海智事科技公司域名侵权案 案号: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被告持有争议域名superdry.cn,原告拥有第25类“Superdry”商标。法院从三个维度否认恶意:其一,“superdry”为通用英文词汇(意为“超级干燥”),可与多个行业产生关联,不具有指向原告的唯一性;其二,原告商标知名度有限,相关公众不会因域名当然联想到原告;其三,域名交易属于常见市场行为,仅凭高额报价不足以证明恶意。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该案对实务中常见的“高价=恶意”论证逻辑作出了明确否定:域名作为稀缺的数字资产,其市场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持有人对域名的定价行为本身不构成恶意的推定依据。 四、恶意认定的综合判断框架 综合上述裁判实践,无论UDRP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还是中国司法,恶意认定均遵循“综合判断”而非“单因素推定”的分析路径。结合及WIPO《OverView3.0》第3.3节,可归纳如下判断要素: (1)投诉人/原告商标的知名度: 商标知名度越高,被投诉人对商标的知悉可能性越大,恶意推定空间越大;反之,若商标知名度有限,则难以推定被投诉人“针对”该商标注册域名。 (2)域名本身的含义: 若域名由通用词汇、地理名称、常见人名等构成,其注册动机可能与商标无关;若域名为臆造词且与商标高度一致,恶意可能性增大。 (3)注册时间与背景: 注册是否发生在商标取得知名度之后?持有人是否与商标权人存在业务关联或竞争关系? (4)注册后的行为模式: 是否存在出售要约、是否设置竞争性广告、是否实施了误导性跳转等积极攀附行为? (5)持有人身份信息: 是否使用虚假注册信息?是否存在大量抢注他人商标的历史? 只有在上述因素综合指向恶意时,“单纯持有”才可能被评价为恶意注册或恶意使用。缺乏积极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单纯持有本身不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四、结论 域名争议解决的核心在于准确识别恶意:既要有效打击以攀附商誉为目的的抢注行为,也要避免将合法的域名财产权置于不当的举证劣势之中。商标“因用而有”,域名“先占而有”,两者遵循不同的权利逻辑,服务于不同的制度目标。回归各自权利的正当性基础,坚持个案综合判断的分析方法,方能在保护商标权人合法商誉与维护域名持有人正当财产权之间,实现公平裁判。 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律师的作用不可替代。域名争议往往横跨技术规则与法律规范、国际仲裁程序与国内司法救济、知识产权法与民法一般规则等多个领域,需要对UDRP程序规则、各仲裁机构的裁判倾向、中国法院的司法立场以及域名行业的商业逻辑有系统化的认知。无论是代理商标权人发起投诉、还是协助域名持有人进行合法权益抗辩,精准的法律定性与充分的证据策略,往往直接决定争议的走向。 展望未来,随着新通用顶级域名(New gTLD)的持续扩展、Web3.0去中心化域名体系(如ENS、Handshake)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商标检索和域名估值的深度介入,域名与商标之间的权利边界将面临更多元的挑战。传统“一商标对应一域名”的线性冲突模式,正在向跨平台、跨技术架构的立体化争议形态演变。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延续“综合判断”的法理基础及实务导向,平衡创新发展与权利保护,将是知识产权实务持续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