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合同纠纷案例评析
案情简介 委托人A公司系国内知名电梯生产供应商。A公司与J物流公司签署《保管合同》,约定J物流公司为A公司提供电梯仓储保管服务,按台计费。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服务协议》,变更保管标的物的种类和合同金额。 2020年,J物流公司分别就两份合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包含对重框架(电梯的零部件之一)和后批发运电梯部件仓储费用在内的近三千万元仓储保管费用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两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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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委托人A公司系国内知名电梯生产供应商。A公司与J物流公司签署《保管合同》,约定J物流公司为A公司提供电梯仓储保管服务,按台计费。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服务协议》,变更保管标的物的种类和合同金额。 2020年,J物流公司分别就两份合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包含对重框架(电梯的零部件之一)和后批发运电梯部件仓储费用在内的近三千万元仓储保管费用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两案历
案情简介 委托人A公司系国内知名电梯生产供应商。A公司与J物流公司签署《保管合同》,约定J物流公司为A公司提供电梯仓储保管服务,按台计费。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服务协议》,变更保管标的物的种类和合同金额。 2020年,J物流公司分别就两份合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包含对重框架(电梯的零部件之一)和后批发运电梯部件仓储费用在内的近三千万元仓储保管费用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两案历
编辑语: 作为专门从事动产浮动质押监管业务的企业,其法律责任与普通的保管、仓储尚有诸多不同。质押监管企业主要具有三方面责任,包括(1)审查核验义务。在接受质物时,对实际交付的质物品名、数量等进行具体查验,确保与质物清单以及监管协议上的质物相符。(2)保存保管义务。尽到一般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选择合适的保管场所,提供适当的保管条件。(3)监管义务。也是最重要义务,监控质物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质物随意
前言 《民法典》第九百零四条对仓储合同的概念作出了规定,即仓储合同系保管人储存货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仓储合同标的物一般为大宗货物。因此,在仓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一般会涉及货物的验收、储存、提取、仓单的转让等问题。保管人验收方式系实质审查还是表面审查、储存标准如何、提取人资格的认定等问题,均影响存货人、保管人合同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及责任的承担。本文将通过大数据报告问题的
基本案情 某仓库为一假冒国际驰名商标出口的商品提供仓储服务,后因被发现该商标权人将商品生产者、商品销售者以及提供仓储服务的仓库告上法庭,要求提供仓储服务的仓库对于商标权人的损失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法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提供仓储、运输、邮寄、印制、隐匿、经营场所、网络商
国际、国内货物买卖中,CY-CY(场至场)是运输常用术语。买方与卖方常约定交货地点在港区堆场,由卖方作为货权所有人授权买方直接向港口公司提取货物以代替交付。但在种类物买卖中,卖方进行交付时必须特定所需给付的标的物,这就涉及卖方如何指示保管人放货及港口公司作为货物保管人的管货义务,在实务中常易产生纠纷。 下面以一则Z公司与A港务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案号:)为例进行说明。 案情简介 Z公司与A

案情简介 委托人A公司系国内知名电梯生产供应商。A公司与J物流公司签署《保管合同》,约定J物流公司为A公司提供电梯仓储保管服务,按台计费。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服务协议》,变更保管标的物的种类和合同金额。 2020年,J物流公司分别就两份合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包含对重框架(电梯的零部件之一)和后批发运电梯部件仓储费用在内的近三千万元仓储保管费用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两案历经原审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和执行异议、暂缓执行等多个程序;最终,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了J物流公司一个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仓储费标准进行计费在内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情况对A公司极为不利。 A公司向高院申请再审,请求高院提审或发回重审,但两案在高院近一年之久,高院一直未作出裁定。经过大量的阅卷和检索工作,代理律师另辟蹊径提出寻找有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对案涉仓库市场租金价值进行评估,并协调A公司测算一个对重框架在一台电梯中所占的成本、体积、箱数占比。评估结果为仓库市场租金金额尚不到10万元、一个对重框架在一台电梯中平均成本占比约1.3%、体积占比约5%、箱数占比约4%,与二审判决的一个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计费相差几十倍,判决结果严重失衡,有违民事诉讼一贯秉承的公平正义精神。 最终,高院采纳两位代理律师的意见,指令中院再审本案;J物流公司不服提起检察监督,检察院未予支持。中院开庭审理后,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法院采纳了两位代理律师的意见,一个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的5%计费,并判决J物流公司对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其仓库承担50%的过错责任,两案为A公司合计减损约一千万元。 法律问题 案涉对重框架仓储费用及计费标准 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J物流公司仓库的过错责任及分担问题; J物流公司主张的起诉后A公司货物仍存放在其仓库的仓储费用是否应当由A公司承担。 律师观点 首先,一个对重框架应当按照一台电梯计费标准的二十分之一即5%计费较为合理;对重框架是普通梯项下的一个零部件,而案涉对重框架对应的一台普通电梯的平均零部件箱数为21.5箱。另,J物流公司所租赁的仓库,一个仓储货位面积约44㎡;J物流公司原审自认一台电梯需要占用一个44㎡的货位;即一台电梯的计费标准除对应20多个部件箱的存储外,还对应一个44㎡的货位。案涉对重框架由于质量问题报废,并未按照正常电梯的存储标准进行放置;反而是J物流公司根据A公司指令将案涉对重框架8个一摞集中摞放。一个对重框架的面积暂按照6平米计算,44平米的货位,每一层至少可以摆放6个对重框架。按照8个一摞的堆放,一个货位可以放置48个对重框架。 其次,在《保管合同》未约定单独电梯部件存放的计费标准的情形下,案涉对重框架的计费应当从公平角度出发,合理确定计费标准。无论是原审询价或是再审评估结果或是箱数、体积占比,均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和公平原则。而,原审法院按照一台电梯的计费标准来认定一个对重框架的收费标准,远超A公司订立合同的预期。 最后,J物流公司应当对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其仓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在A 公司明确告知J物流公司案涉对重框架由于质量问题报废,单独存放,后期会拉走处理。A公司将报废对重框架出售给案外人L公司,L公司前往J物流公司仓库核实对重框架数量后,安排车辆前往仓库准备拉走货物,被J物流公司拒绝,J物流公司一直未向A公司反馈对重框架未被拉走的情况,导致案涉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其仓库,其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 案件结果 案件一 :原判“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4,754,552.83元”改判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378,839.13元”。 案件二:原判“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4,632,671.7元”改判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277,960.30元”。同时,驳回原判合同期满后货物存放在其仓库的600,000元仓储费用。 以案说法:律师评析 民事诉讼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是漫无边界的,应当充分考虑法理基础和公平正义精神;本案中,合同并未约定对重框架的收费标准,原审法院径自以一台电梯的收费标准来计取作为电梯零部件之一的对重框架的费用,明显失衡,更何况法律规定不允许任何人因违约行为而受益。J物流公司明知案涉对重框架系报废件,且案外人L公司前往其仓库拉走被拒后,其一直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定期盘点反馈义务,未将该情况告知A公司,导致对重框架长期存放在其仓库。原审法院判决一个报废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计费,相当于J物流公司变相因其违约行为而受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该案历经原审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执行、再审、发回重审、执行回转、检察监督等九个程序,历时1250天,困难重重,所幸代理律师不负所托,成功改判,为当事人减损近千万,还当事人公平正义。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 再审案件不能按照通常的一二审方式进行处理,“纠错不纠偏”是再审的重要原则,找准核心点,方能一击制胜。本案中,代理律师通过多种途径渠道证明原审判决严重失衡,有违民事诉讼一贯秉承的公平正义精神,找准再审抓手,取得再审裁定,成功消除了高院久拖未裁的疑虑。
案情简介 委托人A公司系国内知名电梯生产供应商。A公司与J物流公司签署《保管合同》,约定J物流公司为A公司提供电梯仓储保管服务,按台计费。合同到期后,双方另行签署《服务协议》,变更保管标的物的种类和合同金额。 2020年,J物流公司分别就两份合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向其支付包含对重框架(电梯的零部件之一)和后批发运电梯部件仓储费用在内的近三千万元仓储保管费用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两案历经原审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和执行异议、暂缓执行等多个程序;最终,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了J物流公司一个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仓储费标准进行计费在内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情况对A公司极为不利。 A公司向高院申请再审,请求高院提审或发回重审,但两案在高院近一年之久,高院一直未作出裁定。经过大量的阅卷和检索工作,代理律师另辟蹊径提出寻找有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对案涉仓库市场租金价值进行评估,并协调A公司测算一个对重框架在一台电梯中所占的成本、体积、箱数占比。评估结果为仓库市场租金金额尚不到10万元、一个对重框架在一台电梯中平均成本占比约1.3%、体积占比约5%、箱数占比约4%,与二审判决的一个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计费相差几十倍,判决结果严重失衡,有违民事诉讼一贯秉承的公平正义精神。 最终,高院采纳两位代理律师的意见,指令中院再审本案;J物流公司不服提起检察监督,检察院未予支持。中院开庭审理后,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法院采纳了两位代理律师的意见,一个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的5%计费,并判决J物流公司对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其仓库承担50%的过错责任,两案为A公司合计减损约一千万元。 法律问题 案涉对重框架仓储费用及计费标准 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J物流公司仓库的过错责任及分担问题; J物流公司主张的起诉后A公司货物仍存放在其仓库的仓储费用是否应当由A公司承担。 律师观点 首先,一个对重框架应当按照一台电梯计费标准的二十分之一即5%计费较为合理;对重框架是普通梯项下的一个零部件,而案涉对重框架对应的一台普通电梯的平均零部件箱数为21.5箱。另,J物流公司所租赁的仓库,一个仓储货位面积约44㎡;J物流公司原审自认一台电梯需要占用一个44㎡的货位;即一台电梯的计费标准除对应20多个部件箱的存储外,还对应一个44㎡的货位。案涉对重框架由于质量问题报废,并未按照正常电梯的存储标准进行放置;反而是J物流公司根据A公司指令将案涉对重框架8个一摞集中摞放。一个对重框架的面积暂按照6平米计算,44平米的货位,每一层至少可以摆放6个对重框架。按照8个一摞的堆放,一个货位可以放置48个对重框架。 其次,在《保管合同》未约定单独电梯部件存放的计费标准的情形下,案涉对重框架的计费应当从公平角度出发,合理确定计费标准。无论是原审询价或是再审评估结果或是箱数、体积占比,均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和公平原则。而,原审法院按照一台电梯的计费标准来认定一个对重框架的收费标准,远超A公司订立合同的预期。 最后,J物流公司应当对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其仓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在A 公司明确告知J物流公司案涉对重框架由于质量问题报废,单独存放,后期会拉走处理。A公司将报废对重框架出售给案外人L公司,L公司前往J物流公司仓库核实对重框架数量后,安排车辆前往仓库准备拉走货物,被J物流公司拒绝,J物流公司一直未向A公司反馈对重框架未被拉走的情况,导致案涉对重框架长期存储在其仓库,其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 案件结果 案件一 :原判“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4,754,552.83元”改判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378,839.13元”。 案件二:原判“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4,632,671.7元”改判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A公司给付原告J物流公司对重框架的仓储费277,960.30元”。同时,驳回原判合同期满后货物存放在其仓库的600,000元仓储费用。 以案说法:律师评析 民事诉讼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是漫无边界的,应当充分考虑法理基础和公平正义精神;本案中,合同并未约定对重框架的收费标准,原审法院径自以一台电梯的收费标准来计取作为电梯零部件之一的对重框架的费用,明显失衡,更何况法律规定不允许任何人因违约行为而受益。J物流公司明知案涉对重框架系报废件,且案外人L公司前往其仓库拉走被拒后,其一直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定期盘点反馈义务,未将该情况告知A公司,导致对重框架长期存放在其仓库。原审法院判决一个报废对重框架按照一台电梯计费,相当于J物流公司变相因其违约行为而受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该案历经原审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执行、再审、发回重审、执行回转、检察监督等九个程序,历时1250天,困难重重,所幸代理律师不负所托,成功改判,为当事人减损近千万,还当事人公平正义。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 再审案件不能按照通常的一二审方式进行处理,“纠错不纠偏”是再审的重要原则,找准核心点,方能一击制胜。本案中,代理律师通过多种途径渠道证明原审判决严重失衡,有违民事诉讼一贯秉承的公平正义精神,找准再审抓手,取得再审裁定,成功消除了高院久拖未裁的疑虑。
编辑语: 作为专门从事动产浮动质押监管业务的企业,其法律责任与普通的保管、仓储尚有诸多不同。质押监管企业主要具有三方面责任,包括(1)审查核验义务。在接受质物时,对实际交付的质物品名、数量等进行具体查验,确保与质物清单以及监管协议上的质物相符。(2)保存保管义务。尽到一般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选择合适的保管场所,提供适当的保管条件。(3)监管义务。也是最重要义务,监控质物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质物随意出库或脱离其实际占有。 基于以上三方面责任,监管人违反监管义务的责任范围包括两种,一种是完全赔偿,即实际损失;另一种是部分赔偿,因监管过失造成质物减损价值范围内,对不能受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前者大于后者,以后者为准;前者小于后者,以前者为准。需要明确此处的债权是质权变价处理后,尚不能清偿的余额。 案情简介: 2014年9月1日,沙湾实业公司向甲银行借款1400万元,借款期限1年,同时提供玉米、酒精作为动产浮动质押,双方签署了《金融借款合同》、《动产质押合同》。 同日,沙湾实业公司、甲银行、尚晨公司签署三方《质物监管协议书》,约定甲银行作为质权人委托尚晨公司监管沙湾实业公司提供的玉米、酒精质物,监管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沙湾实业公司贷款清偿为止,尚晨公司须有甲银行的书面通知才能终止履行协议规定的监管职责,监管费用为25万元/年,监管方式:驻场动态监管,即在沙湾实业公司工厂内,对存放玉米、酒精的罐体贴标签、安排监管人员,确保监管期限内质物价值不低于控货线1500万元,监管费用由沙湾实业公司承担,甲银行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整个监管过程,沙湾实业公司经甲银行同意,仍可动态生产、出入库,只要保证符合最低控货线即可。 监管开始后,尚晨公司按月向甲银行提供了《监管报告》,自2015年7月开始,每月《监管报告》均载明:“沙湾实业公司已停产,因无法开罐确认实物,质物数据均由沙湾实业公司提供,数据显示质物总价值高于最低控货线1500万元,库存质物足值”,同时部分报告中载明监管场地内存在其他公司共用设施设备、共同生产的情况。尚晨公司按月出具《监管报告》直至2015年12月。 2015年12月中旬,监管场地突发强行出货行为,为此尚晨公司两次报警,报警记录报案人陈述显示系沙湾实业公司低于最低控货线强行出货。就此两次报警事故,尚晨公司均书面通知了甲银行。 2016年1月上旬,尚晨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沙湾实业公司发送《律师函》,催告监管费用,并强调仍在履行监管义务中,监管期限顺延。同日,尚晨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甲银行发送《律师函》,要求甲银行督促沙湾实业公司支付监管费用并确认是否解除《质物监管协议书》。 2016年1月底,甲银行向尚晨公司发送《复函》,要求尚晨公司自行向沙湾实业公司索要监管费,并要求继续履行监管合同。 此后,尚晨公司仍继续履行监管义务,但始终未收到任何监管费,故而采取巡查监管方式,且没有再提供书面《监管报告》,亦没有发送解除、终止合同的《通知函》。 2017年底,因沙湾实业公司无法归还借款,甲银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沙湾实业公司,后双方达成调解,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此次诉讼未通知尚晨公司,尚晨公司不知情、未参与诉讼及调解过程。 2018年,法院裁定受理沙湾实业公司破产重整,甲银行申报了债权并被确认,但至今未实现任何债权。沙湾公司在期间将场地及生产线租赁给第三方生产经营。 2019年,甲银行以仓储合同纠纷起诉尚晨公司,同时列沙湾实业公司为第三人,要求尚晨公司承担“因其未履行监管职责致使质物全部灭失由此造成甲银行的1500万元损失。” 上述纠纷发生后,受尚晨公司委托,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指派方灿、赵曼律师出庭应诉。 代理思路: 作为质押监管企业的代理人,针对因仓储合同履行而引发的履约过错纠纷。首先,需确定质权是否有效设立、质物是否有效交付。其次,需确认质物灭失情况是否属实,若属实,灭失真实原因是什么,是否有证据证明。再次,质押监管企业对质物灭失是否具有监管过错。最后,如质押监管企业具有监管过错,承担责任的方式是什么,即损害赔偿范围认定问题。 在通过收集本案证据、听取当事人陈述后,我们发现质物灭失原因并非尚晨公司造成,尚晨公司是否严格按约执行监管协议均无法改变质物最终灭失的结果。但对尚晨公司而言,仍有几点不利因素:(1)除监管报告外,缺乏其他履约证据。监管方案中详细约定了尚晨公司的监管义务,包括建立台账、发送报表、监管报告、贴监管标识、监控设备、监管人员驻场,但尚晨公司无履行上述义务的其它书面材料,无法证明其无履约瑕疵。(2)长达4年的监管履行期间,合同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各方当事人均未积极行使各方合同权利,无解除、终止合同的痕迹。(3)质押物出现风险时,尚晨公司通知质权人的证据,仅有微信记录、短信记录,没有书面公函,并且当时的工作人员已离职,无证据原件。 一审代理经过与代理意见: 一审中,甲银行仅提供了《质物监管协议书》、《监管报告》、《律师函》、《民事调解书》以及《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根据起诉状及其证据,结合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我们提交《接(报)处警登记表》、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截图、现场监管照片、阻拦强行出货现场照片、案外人公司生产经营《公告》、尚晨公司员工刘某、张某的员工身份证明,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举证与答辩: 1、案件受理后,尚晨公司前往质物所在地考察发现,发现场地内仍有企业正在经营,存储罐中存有玉米、酒精等实物,且在动态生产中。实际上,因第三人沙湾实业公司强行出货,以及其允许其他公司进驻场地共用同一套加工流程生产玉米、酒精,导致案外人公司的玉米、酒精与案涉质物无法有效区分。甲银行主张尚晨公司承担损害赔偿的前提是质物的全部灭失,根据举证分配原则,甲银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质物已全部灭失的事实,甲银行对质物灭失状态真实性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2、并且,根据《质物监管协议》的约定,非因尚晨公司原因导致质物短缺、丢失、毁损等造成甲银行损失的,尚晨公司不承担责任。即使质押物属实灭失,但非尚晨公司造成,尚晨公司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尚晨公司提交的经甲银行签收的《监管报告》中显示,尚晨公司多次向甲银行告知了第三人沙湾实业公司强行出货、案外人公司进驻场地共同生产等相关事宜,且不断地通过工作人员的微信、短信告知甲银行质物风险,甚至采取了报警措施,以阻止其他方对质物的不法侵害。虽最终不能避免质物灭失的结果,但尚晨公司已尽到了最大化善良仓储监管人的合理义务,质物灭失与尚晨公司的监管义务是否严格执行无关。 3、甲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借款主体一直存在逾期还贷风险且尚晨公司多次提示担保物风险的情况下,长达四年时间均怠于行使质权,是造成其损失的主要原因,应自行承担责任。 4、虽《质物监管协议》中对尚晨公司监管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但该约定是针对正常履约背景下对尚晨公司的要求。当时存在第三人强行出货、其他公司入驻场地等情况,已是超出尚晨公司监管能力范围,打破正常履约背景,即使按照监管方案监管,也不能改变质物灭失的客观结果。并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作为被告一方的尚晨公司已对质物灭失的原因进行了一系列举证,形成了完整证据链,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完成了举证责任,尚晨公司作为监管人,已最大化地完成了监管义务,监控质物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质物随意出库或脱离其实际占有,甲银行不能随意加重尚晨公司的合同义务与责任。而且,此时的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甲银行应当对尚晨公司违约导致质物灭失承担举证责任。 5、甲银行与尚辰公司构成委托监管关系,其应承担支付监管费用的义务,尚辰公司在监管合同长达五年期间,只收到一年的监管费用,并多次进行催收,甲银行均不支付监管对价,却要求尚晨公司全额承担1500万元的损失赔偿责任,有违公平、合理原则。 一审审理与判决: 基于双方举证、质证、辩证,一审法院认定尚晨公司提交《接(报)处警登记表》、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截图、现场监管照片、阻拦强行出货现场照片、案外人公司公告图片、尚晨公司员工刘某、张某的《员工身份证明》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同时,一审法院对于尚晨公司提出的抗辩意见中,质物灭失的原因与尚晨公司无关,予以采信。并且,即使《质押监管协议书》中对尚晨公司的义务与责任进行了详细约定,尚晨公司现有证据尚不能完全证明其符合合同约定,但在尚晨公司完成举证责任后,法院将证明“尚晨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导致质物灭失”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作为原告的甲银行承担,基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与后果,人民法院亦作出了最终认定。根据、、《民诉法的解释》第90条、《民诉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一审法院认为: 1、本案质权有效设立,《质押监管协议书》是有效合同,性质为仓储合同,尚晨公司是保管人。 2、质物灭失原因不在尚晨公司,系因沙湾实业原因及案外人公司导致。 3、甲银行无法实现质权,与尚晨公司的保管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首先,尚晨公司有通知行为,并且通知到位;其次,尚晨公司有阻拦强行出货行为,履行了保管义务;最后,在2016年后,客观上已经无法对质物进行有效监管,因第三方强行出货、以及其他公司进驻场地用同一套加工流程生产与质押物相同的玉米、酒精,无法区分,即使按照监管方案监管,也不能改变质物灭失的客观结果。 综上,判决驳回甲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代理经过与代理意见: 甲银行不服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二审上诉请求,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主张尚晨公司未履行监管职责致使质物全部灭失由此造成甲银行的1500万元损失。其上诉理由有以下三点,但未提交新证据: 1、质物交给尚晨公司监管,尚晨公司存在监管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不低于1500万元质物价值是甲银行的合同目的;其次,尚晨公司应当在突发情况发生24小时内报告甲银行,并采取措施保证质物安全,但其超时履行。 2、质物灭失是尚晨公司不按约履行监管责任导致。首先,合同及附件详细约定的监管方式,尚晨公司未依约履行、未举证证明。其次,2015年6月起,就存在强行出货情况,但尚晨公司未提供报警记录、24小时内报告的证据。再次,2015年7月起,尚晨公司即放弃监管,不履行监管义务,质物灭失是尚晨公司放弃监管职责所致。 3、尚晨公司提供监管报告,不代表其已尽到保管义务,不能免除保管责任。首先,尚晨公司的月度监管报告属于事后告知,缺乏预警作用,反映其放弃履行监管职责。其次,强行出货不属于不可抗力,即使存在强行出货情况,尚晨公司仍应承担责任。 分析甲银行的上诉状后,我们认为甲银行上诉的核心观点,仍是以尚晨公司未提交监管台帐、日志等为由,抓住尚晨公司没有完整的全面的监管证据这一劣势,从而佐证“尚晨公司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监管义务导致质物灭失”的观点。但“尚晨公司未按约履行义务导致质物灭失”的举证,乃消极举证,首先应当由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举证,一旦尚晨公司举证证明了质物灭失是其他原因导致,与监管合同是否有效履行无必然关联性,那么该举证责任即转为甲银行承担,基于此,我们认为甲银行的代理策略依旧没有围绕举证责任、核心争议焦点展开,因此我们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仍然在坚持一审观点的情况下,进行了二审重点答辩: 1、质物灭失系因沙湾实业公司经营异常及以暴力方式强行出货等原因导致,与尚晨公司无关,且尚晨公司已持续通过多种方式通知甲银行。甲银行作为出借人、质权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明知质物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况下,始终未积极实现质权,导致最终质权无法实现的结果,甲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损失责任。 2、《质押监管协议》项下,尚晨公司的主要责任与义务是对动产质物进行监管,并且在质物出现风险时,及时通知尚晨公司,不能随意扩大尚晨公司《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义务与责任。同时,因案涉合同是动态质押,非常规意义上的静态保管,尚晨公司无监管过错。是否配备监管台帐、日志等,与导致质物灭失的结果无必然联系,甲银行无法实现质权,与尚晨公司的监管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尚晨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3、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尚晨公司已充分举证了质物灭失原因,甲银行主张尚晨公司承担1500万元的损失责任,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审审理与判决: 二审法院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三个事实:1、沙湾实业公司向尚晨公司支付了一年的监管费25.2万元,此后未在支付监管费。2、2016年7月,案外人公司的《公告》载明,经县委县政府多次协调,案外人公司投资恢复沙湾实业公司的生产和经营。进驻后,玉米、酒精仓库被案外人公司使用,并租赁沙湾实业公司的所有资产和经营权。3、甲银行是在申请执行沙湾实业公司被质押的质物时,才发现质物已不知去向。 二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是:甲银行要求尚晨公司承担1500万元的赔偿是否有法律依据? 二审法院审理的重点在于质物灭失的原因,通过二审法院另查明的事实,再次补强认定了质物灭失的事实及原因,并且援引了《质押监管协议》条款中对此种情况下责任分担的约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就重避轻,没有再就尚晨公司是否严格按照合同履约进行评述及论证。从侧面说明,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地灵活适用,以及对全案证据综合考虑的前瞻性。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质押监管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如因第三人或自然损耗导致质押物灭失、减损的,尚晨公司不承担责任,同时甲银行对监管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义务。本案查明事实表明,质押物确实存在强行出货情况,该情况尚晨公司已通知了甲银行,尽到了保管和监管义务,尚晨公司对质押物灭失不承担责任,要求赔偿损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法律思考: 在程序上,根据对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规定的理解,原告一方对其举示的证据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70%,才能被认定为本案证据。而作为被告一方,针对积极事实的证据举证,只需要把待证事实回归到“真伪不明”的状态——30%,即视为已经承担举证责任,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链条,进而发生举证责任转移。在实践运用举证规则之时,人民法院应综合全案案情分配举证责任,不应片面地加重了被告一方的举证责任,将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作同等分配。本案中,针对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就是在原被告之间转移,最终举证责任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在法律适用上,根据各个案情的特殊性,司法实践中,若如直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判定责任归属,将明显利益失衡、显失公平,不符合司法正义、权利与义务对等、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那么,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理应遵循基本法理,坚持公正公平,发挥自由裁量权,充分运用《民法典》总则编相关规定予以认定案件事实,不应随意扩大、加重民事合同主体的合同责任、延长合同履行期限、赔偿损失范围等。本案中,法院对于证据的认定,是以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综合考虑系列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以评定证据效力;并且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是在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基础上,偏向无过错方,亦符合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在实体上,质押监管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应仅限于质权人因质押监管企业监管过错导致其质权无法实现的部分,不能直接等于全部质权,更不能等同于质权所担保的债权本身。并且,监管企业作为质权行使的辅助人,即使承担责任,也应当承担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如上所述,补充责任的承担,既有责任承担顺序,又有补充责任赔偿范围限制。其中,补充责任赔偿范围是依据第一责任人最终确定不能承担数额以及补充责任人对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补充赔偿范围。在本案中,即使尚晨公司应承担补充赔偿,也应当在甲银行向第三人和金融纠纷的担保人穷尽追索后,就第三人和金融纠纷中担保人最终确实无法偿还的部分,再根据尚晨公司的过错程度以确认补充赔偿金额。 1.: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2.: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3.《民诉法的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4.《民诉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前言 《民法典》第九百零四条对仓储合同的概念作出了规定,即仓储合同系保管人储存货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仓储合同标的物一般为大宗货物。因此,在仓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一般会涉及货物的验收、储存、提取、仓单的转让等问题。保管人验收方式系实质审查还是表面审查、储存标准如何、提取人资格的认定等问题,均影响存货人、保管人合同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及责任的承担。本文将通过大数据报告问题的方式对前述问题予以浅析,以期为仓储合同当事人防范风险、权益维护提供有益借鉴。 报告主文 案例及数据来源 检索工具:alpha大数据库 案由:仓储合同纠纷 审理程序:一审、二审、再审 文书类型:判决书 裁判时间:最近五年 地域:江西省、最高人民法院 数据采集时间:截至2021年08月24日 总样本数:通过以上检索条件检索共得到仓储合同纠纷案件117例。 一、有关“合同形式”的检索结果 在检索到的117个案例中,除去22例无效案例外(即撤诉、保全、执行裁定等程序性裁定),仅有3例仓储合同是以口头形式订立的,具体如下图所示: 因仓储合同标的物一般为大宗货物,货物价值较高,故通常情况下都会订立书面合同。即使未订立书面合同,一般也可通过仓单、仓储费缴纳凭证等认定仓储合同关系的成立。如在曾亚中与鹰潭市富农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人民法院认为,鹰潭市富农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具有冷库代储、蔬菜保鲜等资质的企业法人,在收到货物后向曾亚中开具了仓单,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仓储合同,但对有关仓储事宜如价格、数量、费用等进行了口头约定,双方的仓储合同成立并生效。 风险防范建议 尽可能的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列明仓储费支付、货物储存方式、交货方式、违约损失赔偿责任等条款。 如未能签订书面合同,应依据《民法典》第九百零九条的规定,记载仓单内容。并注重留存微信聊天记录、短信等与交易有关的沟通记录。 二、关于仓储合同效力的检索结果 在检索到的117个案例中,仓储合同成立生效的有91个,占比77.78%;合同无效的有4个,占比3.42%;其他情形有22个,占比18.80%,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仓储合同法律关系简单,仅系存货人将货物交由保管人储存,合同一般为有效。无效原因主要为仓储货物未经检疫。譬如但唐文、九江恒生肉类联合加工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人民法院就以保存的鲜鸭未取得检疫合格证明,违反的规定为由,认定仓储合同无效。笔者认为,肉类食品检疫关系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认定存储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生鲜之仓储合同无效,为从源头上控制不合格生鲜流入市场、保障市场主体生命健康安全提供助益。 风险防范建议 存储货物是否具备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保管人通过表面审查方式即可查明。保管人应书面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函告、邮件、微信等)存货人出具合格证明(特别是涉及食品安全的存储物)。否则,仓储合同因此认定无效的,保管人对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则需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三、关于仓储合同的履行检索结果 在检索到的117例仓储合同中,有关合同履行争议主要包括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15例,占比13%)、违约责任承担(51例,占比44%)、涉及刑事犯罪案件的处置(11例,占比9%)、仓储合同性质的认定(8例,占比7%)、管辖权的确定(15例,占比13%),具体的数量关系如下图: (一)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经检索分析,仓储合同纠纷诉讼主体资格争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有权提取仓储物主体的认定;二是,法人分支机构可否作为诉讼参加人。 1、有权提取仓储物、支付保管费主体的认定 《民法典》第九百一十条规定:“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可知,仓单系提取仓储物的有效凭证,且大多数情况下系唯一凭证。虽然,在一般情形下,所有权人、存货人有权提取仓储物,但是,提取仓储物凭证—仓单可以转让、出质。因此,存货人、货物所有权人并不必然有权提取仓储物。而且,也存在仓单转让、出质过程中,保管费支付主体约定不明的情形。故而,有权向保管人诉请交货的原告、应支付保管费的被告的认定均有可能存在争议。 2、法人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参加人 依据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的分支机构是否可被认定为前述法律规定中的“其他组织”。明确规定分支机构属于“其他组织”的范围。在内蒙古际誉仓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责任由公司承担为由,认定公司属于适格的原告。笔者认为,该判决仅系认定仓储合同签订主体系分支机构的,公司也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未否认分支机构诉讼参加人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新编版)·商事卷I》( 2017年9月版,第47页,观点编号21)也明确载明公司分支机构依法设立、具有一定的运营资金和行为能力,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参照前述司法观点,分支机构可以作为诉讼参加人参与诉讼。 风险防范建议 仓单转让时,保管人应检视仓单背书是否连贯,并书面向存货人确认。否则,保管人存在承担仓单瑕疵损失赔偿责任的风险。 货物所有权人转让、出质仓单时,为尽量减少履行争议,明确约定保管费的支付主体。 (二)违约责任承担 在检索到的117例仓储合同纠纷中,涉及违约责任的总共有51个案例,其中涉及货物毁损、灭失的责任承担29个,占比57%;涉及仓储费支付问题7个,占比14%;涉及货物交付、提货过程数量和质量争议11个,占比22%;与履约保证金返还问题有关的4个,占比8%。具体图示如下: 1、货物毁损、灭失责任承担 (1)保管人违约行为认定 保管人承担货物毁损、灭失责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保管人对普通货物未按照仓储合同约定的条件、方式进行保管。或者保管条件发生变化未及时通知存货人,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等后果;二是,对危险品保管未采取必要的分类存放或隔离措施。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储存期内,因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仓储物本身的自然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在简则灵与晏中华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因保管人晏中华经营的冷库存在底层不保温的情形,致使存货人简则灵货物底层及中层货物存在变质现象,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保管人晏中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九百零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保管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例如,在深圳市新宁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人民法院认为新宁公司作为专业的仓储物流公司,对该危险物品的保管条件应当具有专业的辨识能力,其对涉案锂电池的保管未采取必要的分类存放或隔离措施,违反了《民法典》第九百零六条的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保管人货损责任承担的方式 针对保管人前述未按约、依法存储货物的行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以及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存货人有权主张减少保管费,或向保管人主张损失赔偿(金钱、货物)责任。该观点可在天津冶金轧一物流有限公司、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得到印证。如未约定损失赔偿责任承担的方式,存货人可选择金钱或货物赔偿。例如,在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湖南旻峰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湖南华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就选择了货物赔偿方式,人民法院也予以支持。 (3)货损金额的认定 关于货损赔偿金额如何认定,在仓储合同中,若明确约定违约赔偿标准,则按照此标准计算;若未明确约定的,可以进行货损鉴定等方式,从而确定赔偿金额。例如,在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心与新兴铸管(新疆)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为查明本案中苏宁采购的实际损失情况,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新疆钧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损失进行价格鉴定。 风险防范建议 仓储合同明确约定货物保管条件,注明货物合理损耗标准、损耗处理方式,及损失赔偿计算方法。 仓单明确注明货物质量标准、数量、包装等。 保管人保管期间应定时查看货物情况。如因自然条件等原因,仓库不满足存储条件,及时修缮。如无法修缮,及时告知存货人,协商后续事宜。另,如货物发生自身损耗,及时书面通知存货人。 保管人应视自身保管条件,保管相应货物。如不具备特殊、危险货物存储条件,则尽量避免保管。 存货人和保管人可在仓储合同中约定货损保险的购买及保险费的支付主体,以此有效防范货损风险。 2、仓储费支付问题 (1)存货人有权拒付或少付仓储费的情形 第一,如保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交还货物,存货人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仓储费。前述观点在菏泽市金麦源粮油有限公司、武城阔海粮油工贸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二,如保管人造成货损的,存货人有权主张少付仓储费。诚然,仓储费不足以抵销损失的,存货人亦可继续主张损失赔偿。 (2)存货人逾期支付仓储费,保管人留置权的行使 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一十八条、第九百零三条的规定,仓储合同适用保管合同法律规定,存货人未按约定支付保管费或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 (3)存货人提货时间对仓储费的影响 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储存期限届满,存货人应提取货物,逾期提取的,保管人有权加收仓储费。同时,存货人提前提取的,不减收仓储费。前述立法原因在于,仓储合同一般涉及大宗货物,存储面积大,且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如存货人提前取货,可减少仓储费,而保管人一时无法与第三人另行订立,则面临空置损害,有违公平、契约必守原则。 3、货物交付、提货过程数量和质量争议 (1)货物验收 依据《民法典》第九百零七条的规定,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货物验收系保管人的义务。司法实践中,易发生争议的是,保管人验收的程度。即仅是表面验收还是应实质验收。关于验收方式问题,合同当事人可进行约定。如未约定应综合仓储费金额、保管人资质等进行综合认定。 (2)仓单的记载 司法实践中存在,保管人出具的仓单因未明确货物的具体数量和质量,导致争议产生。如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仓分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货物所有权人认为提货时货物数量与入库单中不一致,而保管人抗辩称应按照实际存放量确定,最后人民法院认为保管人在入库单中已经签字,应按照入库单的数量标准交付货物,保管人应当对差额部分补足。 风险防范建议 仓储合同应明确货物验收标准及方式。如约定实质验收,而保管人又不具备专业验收人员,可委托第三方验收,并在仓储合同中明确验收费用支付主体。 保管人应在仓单或入库单中明确载明仓储物品种、数量、质量、包装及其件数等事项,确保与仓单或入库单与实际存储货物一致。 4、履约保证金问题 现行法律法规除在招投标领域之外并未对使用履约保证金进行比较明确的规定,包括对于履约保证金的定义、返还、性质等均缺乏较为明确的规定,导致争议颇多。实践中,履约保证金的性质主要为违约金或定金性质。在检索到的仓储合同纠纷案例中,一方为保证合同的履行,要求另一方交纳履约保证金。如江西长兴物流有限公司、南昌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长兴物流确实存在违约行为,且天虹商场为了履行合同也进行一定的前期投入,后因长兴物流未能如期取得消防验收合格证而导致天虹商场不能正常进驻仓库也必然会有损失,最后人民法院判决长兴物流按照合同约定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 风险防范建议 为尽量减少争议,仓储合同中应明确履约保证金的性质。 履约保证金标准可按货物或仓储费价款的一定比例约定,有效减少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三)涉及刑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置 在117个案例中,涉及刑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置案例有11个,占比9%。 1、公安机关暂未立案的仓储合同民事案件的处置 依据(以下简称“经济纠纷涉罪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在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运江苏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民申字第308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仓储合同纠纷中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故,二审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的裁定于法有据,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请。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由仓储合同纠纷的被告一方向法院提出该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或者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应进入刑事程序,故法院理应驳回原告起诉。但,实践中也存在人民法院以公安机关未予以立案不影响本案审理也无需向公安机关移送材料为由对被告之答辩不予支持。此观点可在宁德市环三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运福建有限公司福州闽星分公司、中国外运福建有限公司等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5)民申字第439号)中得到印证。 2、公安机关已立案的仓储合同民事案件的处置 《经济纠纷涉罪规定》第十二条将公安机关已立案的仓储合同民事案件处置方式一分为二:第一,法院对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已立案的仓储纠纷案件进行审查,确认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二,法院确认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区分,分别审理并告知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在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是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分别审理,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一条虽对“同一事实”与“同一当事人的不同事实”、“关联但非同一事实”作出了区分,但并未对“同一事实”的内涵及构成要件进行说明,往往由法官自由心证,这也导致此类案件上诉率较高。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例,笔者认为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 1、行为实施的主体,“同一事实”指同一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同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同一事实; 2、法律关系,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同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 3、只有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同时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属于同一事实。 如在中冶海外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阳光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法院认为“李楠、杨华涉嫌合同诈骗罪”涉及的是李楠、杨华个人的犯罪行为,本案涉及的是当事人之间因《委托代理报关及货物仓储协议》的履行产生的民事纠纷,中冶公司在本案中起诉的被告是阳光货运宁波公司、阳光货运公司而非犯罪嫌疑人李楠、杨华,显然本案民事纠纷与“李楠、杨华涉嫌合同诈骗罪”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应受理此案。 值得注意的是,存在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并不构成同一事实但构成部分关联事实的情况。民事诉讼案件与刑事诉讼案件涉及的法律事实部分相关时,判断民事诉讼案件是否继续审理的标准应当是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规定。据此,如果审理民事诉讼案件必须以另一刑事诉讼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在刑事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时,民事诉讼案件应当诉讼中止。同时,如果民事诉讼案件审理无需以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不得中止审理。 风险防范建议 存货人尽量选择资信良好的保管人,防范货物被贩卖的风险。 存货人、保管人应加强内部管理,杜绝员工违法违规的行为发生,定期对仓储货物巡查确保货物安全。 仓储合同约定保证金条款,存货人及时督促保证金的支付,弥补货物被贩卖损失。 (四)仓储合同性质的认定 在117个案例中,涉及仓储合同性质争议案例有8个,占比7%。以下为主要争议焦点: 1、仓储合同和仓库租赁合同的区分 仓储合同和仓库租赁合同均涉及货物的存放,特别在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时,合同性质争议则发生。例如在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物流分公司与南昌蓝海新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蓝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双方已在合同中就仓储要求、存放方式、仓储费用计算标准、因保管不善致损的责任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被告对于存放货物具有管理及服务的相关义务,故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实为仓储合同关系,显然不属于原告所主张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2、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区分 根据《民法典》第八百九十条及九百零五条的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而仓储合同自保管人和存货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仓储合同均为有偿合同,保管人需在存货人交付仓储物后给付存货人仓单、入库单。在曾亚中与鹰潭市富农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即使被告鹰潭市富农实业有限公司抗辩称双方系保管合同关系,但人民法院认为,被告鹰潭市富农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具有冷库代储、蔬菜保鲜等资质的企业法人,在收到原告货物后向其开具了仓单,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仓储合同,但对有关仓储事宜如价格、数量、费用等进行了口头约定,双方的仓储合同成立并生效。 风险防范建议 双方应按照《民法典》第九百零九条之规定,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仓储品种、数量、方式、费用、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并注意履行过程中保留相关单证。 为了避免争议应明确合同名称。 (五)管辖权争议 依据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判断仓储合同纠纷管辖时,首先需要判断是否属于专属、专门管辖,若不属于专属、专门管辖,则看合同中是否约定管辖,若有约定则按照合同的约定;当合同未约定时,则根据法定管辖权判断。仓储合同纠纷可能会涉及到港口作业、铁路运输等,故而案件管辖可能会涉及专属管辖和专门管辖。 1、专属管辖 依据的规定,属于专属管辖的有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及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仓储合同纠纷,如涉及港口作业,按照前述法律规定,则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专门管辖 我国的专门管辖法院包括: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海事法院。因仓储合同标的涉及货物存储,可能涉及到铁路运输法院和海事法院管辖问题。 (法释〔2016〕4号)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包括“港口货物堆存、保管、仓储合同纠纷案件”。例如在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秦仁华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235号)中,法院认定案件属于海事纠纷应由海事法院受理。 (法释〔2012〕10号)第3条规定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范围中包括“代办托运、包装整理、仓储保管、接取送达等铁路运输延伸服务合同纠纷”。例如,青岛中远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青岛钢铁有限公司等仓储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326号)中,人民法院认为案涉《仓储协议》属于铁路运输延伸服务合同范围,故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应受理本案。 风险防范建议: 若不存在专属、专门管辖的情况下,仓储合同当事人可依据的规定书面明确约定纠纷管辖法院。但是,管辖条款应具体明确、无歧义,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如约定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则尽量避免约定“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种模糊约定。 结语 仓储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数量虽远少于买卖合同等有偿合同纠纷案件。但是,因仓储合同涉及大宗货物存储,一旦发生纠纷,仓储合同当事人将面临巨额赔偿风险。而且,存在一部分仓储合同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对仓储合同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利益也影响甚广。故,仓储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等过程中,应审慎对待,最大限度避免风险责任承担。 实习律师梅斯新、赵丰、杨朝明对本文亦有贡献。
基本案情 某仓库为一假冒国际驰名商标出口的商品提供仓储服务,后因被发现该商标权人将商品生产者、商品销售者以及提供仓储服务的仓库告上法庭,要求提供仓储服务的仓库对于商标权人的损失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法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提供仓储、运输、邮寄、印制、隐匿、经营场所、网络商品交易平台等,属于规定的提供便利条件。” 仓储服务提供者如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提供仓储服务则按共同侵权处理。 律师解读 法院判断提供仓储服务的仓库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一般都是从上述的法条规定入手,判断是否故意提供仓储服务,对于提供仓储服务的商品是否侵权有无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根据仓储行业的一般特征,仓储方更多注意义务是审查仓储货物是否属于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货物,一般情况下,不负有审查他人交付仓储的货物是否存在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可能性的义务,我国法律也没有赋予提供仓储方该项检查权利及义务。 客观上仓储方也无法时刻监控所存放的每件商品。但为了避免构成商标侵权,仓库出租人在提供仓储服务时要可以对存放的商品进行一个合理的审查,通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判断: 1、对方有无营业执照; 2、对方是否曾经被控商标侵权; 3、商标权人是否曾告知我方租赁的仓库存在商标侵权; 4、我方是否履行合理的监管义务等等; 同时进行合理审查的记录保留好,作为以后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国际、国内货物买卖中,CY-CY(场至场)是运输常用术语。买方与卖方常约定交货地点在港区堆场,由卖方作为货权所有人授权买方直接向港口公司提取货物以代替交付。但在种类物买卖中,卖方进行交付时必须特定所需给付的标的物,这就涉及卖方如何指示保管人放货及港口公司作为货物保管人的管货义务,在实务中常易产生纠纷。 下面以一则Z公司与A港务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案号:)为例进行说明。 案情简介 Z公司与A港务公司签订《港口货物委托作业合同》,约定Z公司委托A港务公司对其运达港区的煤炭负责装卸、堆存作业;A港务公司仅负责原来、原转、原交的办法进行中转,对货物的溢短不负任何责任;A港务公司仅按Z公司指令办理煤炭出库。由于Z公司与A港务公司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在案涉煤炭到港前,Z公司另有同种类的煤炭存储于A港务公司港区。与此同时,Z公司与K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K公司向Z公司购买煤炭约58000吨。 案涉煤炭到港数量约为52524.11吨,A港务公司将该煤炭堆存于其港口78库中的江1区和江4区,与Z公司之前堆存的煤炭(78库128堆)存储在同一大区。后Z公司出具《货物出库通知》交K公司前往A港务公司港口办理提货,上述《货物出库通知》上没有载明提取具体批次、具体区域堆场的煤炭。A港务公司为K公司办理提取了堆存在78库的江1区和江4区的煤炭共52345.417吨。经A港务公司与Z公司对账后确认,Z公司煤炭进货数量合计为104768.930吨,其中出货共52345.417吨,尚存52432.513吨。 后由于K公司与案外人煤炭买卖合同纠纷,Z公司尚存的煤炭被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下达查封裁定,裁定书明确载明:查封K公司所有的存放于A港务公司港口货场内共计50200吨煤炭。Z公司认为系A港务公司没有履行“先进先出”的放货惯例,导致涉案煤炭灭失,从而构成违约。 裁判要旨 一、Z公司诉称涉案批次的煤炭已经由其指定提货人K公司提取了,并没有灭失。 二、Z公司因与A港务公司对放货顺序没有约定。且Z公司主张存在“先进先出,后进后出”的涉案煤炭放货惯例证据不足,由此推断A港务公司没有按进货先后顺序放货导涉案批次煤炭灭失的违约理由不成立。 三、A港务公司按照Z公司指示办理提货手续,Z公司的指示和相关《货物出库通知单》并没有明确该放港口煤场78库中的具体哪个堆号、哪批次的煤炭,更没有明确指示不能出货78库的江1场地和江4场地的涉案煤炭。 四、Z公司不能证明目前存储在78库128堆的煤炭系案涉煤炭,与本案无关。 综上,A港务公司没有构成违约,不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建议 【以下意见根据个案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买卖合同中种类物交付的规则及风险。 1.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为种类物的,在交付时应特定给付物。特定给付物的时间为交付之前或交付时,方式为卖方已为交付该物完成其必要的准备工作,例如将货物另行包装或放置于特定地点。结合上述案例,卖方在指示放货时应指定所交付的货物存储的具体位置,或指示按照“先进先出”的规则出货,也可以通过此种方式特定所需给付的货物。 2.特定给付物的风险划分。在买受人受领迟延所发生的货物损毁、灭失,风险由谁负担主要看卖方是否已特定给付物。在卖方已特定给付物的情况下,风险由买受人负担;在卖方没有特定给付物的情况下,风险由卖方负担。 二、有偿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具有较审慎的管货义务。 保管合同分为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在无偿合同的情况下,保管人只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被保管货物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在有偿合同的情况下,保管人对过失所造成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结合上述案例,A港务公司在本案系有偿保管合同的保管人,交货地点在其港区堆场,合同约定“A港务公司仅按Z公司指令办理煤炭出库”。在Z公司指示不明的情况下,A港务公司没有向Z公司确定给付物,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应是存在一定的过失。为避免产生纠纷,有偿保管合同的保管人应尽到审慎的管货义务。 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