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定举证责任
当事人履行其法定举证责任Legal burden of proof是国际商事仲裁中最为基础的一类举证行为,其实则和我国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类似,属于最为严格的一种举证责任。本文将重点探讨国际商事仲裁中法定举证责任的适用规则,供业界交流学习。 一、举证不能的后果 同国内法一样,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负有法律证明义务的当事人未能履行法定举证责任的,则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甚至将被判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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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履行其法定举证责任Legal burden of proof是国际商事仲裁中最为基础的一类举证行为,其实则和我国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类似,属于最为严格的一种举证责任。本文将重点探讨国际商事仲裁中法定举证责任的适用规则,供业界交流学习。 一、举证不能的后果 同国内法一样,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负有法律证明义务的当事人未能履行法定举证责任的,则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甚至将被判败
本文原载于《北京仲裁》2023年第2辑,总第124辑。 摘要 竞技体育运动在当前繁荣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竞技体育纠纷也随之出现。鉴于竞技体育纠纷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应对不足。为此,2022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专章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为丰富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手段、完善体育纠纷解决制度提供了新元素,也开辟了仲裁解决体育纠纷的新路径。但是, 《中华人
前言 当前建设工程施工领域中,因施工链条过长、管理缺位等原因,层层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承包等现象时有发生,加剧了处于施工链条末端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出台了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下称“条例”),并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条例》第30条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一方面,该制度
如今,手机成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个人设备,配备了无线Wi-Fi通信技术。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genciaEspañoladeProteccióndeDatos,AEPD)在近期针对数据控制者发布了《Wi-Fi跟踪技术(以下简称“该技术”)数据控制者指南》。该技术是一种通过移动设备发射的Wi-Fi信号对数据进行识别和跟踪的技术,可检测设备在特定区域内的存在情况,并识别移动模式,因此可用于估算容量、分析
从职工下落不明开始到被法院宣告失踪或被法院宣告死亡时止,通常要经历二至四年的过程。而申请工伤认定具有一年的申请时限。员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属于工伤,其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究竟仍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算,还是从职工被宣告失踪或死亡时才开始起算,工伤认定实务界及司法界对此问题具有较大争议(附关于该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 01、工伤认定申请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2010修订)》第十七条:“职工发生事
NO.1、基本案情 2021年7月,天气炎热,林某到某商场购买空调一台,林某付钱后,商场承诺会安排专人上门安装。两天后,一名自称某安装公司的空调安装工闵某到林某家安装空调,并向林某出示了证件。在空调安装过程中,安全绳松动脱落,导致闵某坠楼受重伤。闵某受伤后住院治疗,出院后,因与安装公司、李某等就赔偿事宜达不成一致意见,闵某于2022年11月将商场、安装公司和林某一同告上了法院,要求三方赔偿其各项损
2024年6月2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新 《反垄断法》 两年之际,最高法发布了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新 《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新 《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的起草工作,自2021年立项至今,历时三年,并于2022年11月1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又经多次讨论修改和研究论证,形成
在执行程序中,如果遇到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可以追加相关案外人为被执行人。但在追加被执行人案件中也常有误区,本文为您一一梳理。 一、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可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答:不可以。 案件诉讼期间,债权人起诉债务人要求承担责任,判决支持了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执行程序中,因为债务人名下没
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财产托管的问题,笔者早些年从事执行工作过程中就曾经关注过,只是苦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实施保障,始终无法形成规范而有效的制度,从而导致就强制管理制度一些想法的搁置。前不久,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发布的一起入选2023年度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的执行案例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结合目前相关法律的出台和完善,笔者有了重拾探讨强制管理制度这个问题的想法,并就此项制

当事人履行其法定举证责任Legal burden of proof是国际商事仲裁中最为基础的一类举证行为,其实则和我国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类似,属于最为严格的一种举证责任。本文将重点探讨国际商事仲裁中法定举证责任的适用规则,供业界交流学习。 一、举证不能的后果 同国内法一样,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负有法律证明义务的当事人未能履行法定举证责任的,则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甚至将被判败诉。 Halsbury法官早在Wakelin v. L & SW Railway(1886) 12 App Cas 41贵族院先例中就认为,如果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原告进行指控而被告进行否认,则原
本文原载于《北京仲裁》2023年第2辑,总第124辑。 摘要 竞技体育运动在当前繁荣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竞技体育纠纷也随之出现。鉴于竞技体育纠纷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现有争端解决机制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应对不足。为此,2022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专章设立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为丰富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手段、完善体育纠纷解决制度提供了新元素,也开辟了仲裁解决体育纠纷的新路径。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对体育仲裁案件受理范围等事项多为原则性规定,实践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其中,关于竞技体育纠纷界线划分不明确和争议解决机构受案范围不明确的问题较为集中,原因在于前述事项不仅涉及当事人对
前言 当前建设工程施工领域中,因施工链条过长、管理缺位等原因,层层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承包等现象时有发生,加剧了处于施工链条末端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出台了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下称“条例”),并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条例》第30条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一方面,该制度通过由财务状况好、支付能力强的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该制度在未限定总承包单位是否存在过错,总承包单位是否已付清分包工程款的情况下,直接规定总承包单位承担先行清偿责任
如今,手机成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个人设备,配备了无线Wi-Fi通信技术。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genciaEspañoladeProteccióndeDatos,AEPD)在近期针对数据控制者发布了《Wi-Fi跟踪技术(以下简称“该技术”)数据控制者指南》。该技术是一种通过移动设备发射的Wi-Fi信号对数据进行识别和跟踪的技术,可检测设备在特定区域内的存在情况,并识别移动模式,因此可用于估算容量、分析人流或测量停留时间等。 该技术在购物中心、博物馆、工作场所、公共区域、公共交通、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都有实际应用。然而,随着该技术的不当应用也会带来严重的隐私风险,因为它可能会在数据主体没有行动或不知情
从职工下落不明开始到被法院宣告失踪或被法院宣告死亡时止,通常要经历二至四年的过程。而申请工伤认定具有一年的申请时限。员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属于工伤,其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究竟仍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算,还是从职工被宣告失踪或死亡时才开始起算,工伤认定实务界及司法界对此问题具有较大争议(附关于该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 01、工伤认定申请时限 《工伤保险条例(2010修订)》第十七条:“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NO.1、基本案情 2021年7月,天气炎热,林某到某商场购买空调一台,林某付钱后,商场承诺会安排专人上门安装。两天后,一名自称某安装公司的空调安装工闵某到林某家安装空调,并向林某出示了证件。在空调安装过程中,安全绳松动脱落,导致闵某坠楼受重伤。闵某受伤后住院治疗,出院后,因与安装公司、李某等就赔偿事宜达不成一致意见,闵某于2022年11月将商场、安装公司和林某一同告上了法院,要求三方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16万元。 另查明,商场与安装公司签订服务外包协议,将所有空调安装业务外包给安装公司。闵某曾经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超过仲裁期限为由驳回其仲裁申请。 NO.2、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
2024年6月2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新 《反垄断法》 两年之际,最高法发布了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新 《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新 《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的起草工作,自2021年立项至今,历时三年,并于2022年11月1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又经多次讨论修改和研究论证,形成送审稿,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后通过。该司法解释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对于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公正高效审理垄断民事案件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公布的新 《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
在执行程序中,如果遇到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可以追加相关案外人为被执行人。但在追加被执行人案件中也常有误区,本文为您一一梳理。 一、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可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答:不可以。 案件诉讼期间,债权人起诉债务人要求承担责任,判决支持了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执行程序中,因为债务人名下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故法院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申请人主张因为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债务人的经营所得也供整个家庭使用,所以要求追加债务人的妻子为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
强制执行中被执行人财产托管的问题,笔者早些年从事执行工作过程中就曾经关注过,只是苦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实施保障,始终无法形成规范而有效的制度,从而导致就强制管理制度一些想法的搁置。前不久,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发布的一起入选2023年度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的执行案例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结合目前相关法律的出台和完善,笔者有了重拾探讨强制管理制度这个问题的想法,并就此项制度在执行财产处置过程中的可行性作些粗浅的探讨。 强制管理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所谓强制管理制度,就是在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的财产本身存在某种瑕疵或者在处置程序上存在某种障碍而暂不具备处置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通过决议,但未参会的股东认为议题是临时增加的,不予认可并要求撤销,那股东会议能否审议表决未通知的事项呢?近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件。 案情简介 某有限责任公司在2016年3月3日登记成立,由陆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持股10%,其余三名股东田某、张某及朱某分别持股58%、23%、9%,其中张某担任监事。 2023年2月20日,张某主持召开股东会议。股东会议通知书提前十五日送达陆某,但陆某未参会。该会议通过一份决议,并由张某、田某、朱某分别签字。决议内容为“因公司停业,决定解散并注销本公司。注销前,由朱某、张某、田某组成本公司清算组,其中张
一、执行案件简介 某女方与某男方离婚纠纷一案,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登记夫妻双方名下房屋归男方所有,女方配合房屋过户登记;男方于2022年12月31日前支付女方25万元。因男方不履行支付25万元的义务,女方申请执行,法院查封了案涉房屋,因房屋评估等原因造成执行受阻,女方委托郧和律师执行团队代理本案执行事务。 二、梳理执行争议焦点 郧和执行团队接受委托后,经认真研究认为,本案执行并不是因为财产问题,在于双方相互极度不信任。 女方在西北某市工作,男方和案涉需要过户的房屋又在东部某县,相隔1500公里,双方《离婚调解协议》约定了男方支付25万的时间,但未约定女方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的时间。 因为二人
本文原载于《北京仲裁》2023年第2辑,总第124辑。 摘要 体育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必然趋势。在国际竞技体育矛盾与纠纷化解中,CAS仲裁已成为最主要的途径之一,然而CAS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仍存在一定的障碍。我国 《体育法》 修订新增“体育仲裁”专章,体育纠纷的可仲裁性已从理论证成走向司法实践,《体育仲裁规则》的发布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为推动我国体育仲裁事业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基于此,有必要在我国针对CAS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中,进一步做好与国际体育仲裁的有益衔接,在司法实践中统一对体育仲裁管辖权、准据法确认、
法院裁定债务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将指定管理人处理相关事宜。管理人会在接到指定的第一时间内启动接管工作,并根据法院的文书与债务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等取得联系后,前往债务人企业开展接管工作。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抑或是对破产程序不了解,部分债务人企业消极对待管理人接管工作,甚至拒绝与管理人沟通以至于可能出现债务人企业文书等资料下落不明的情况。管理人能否顺利、全面接管将直接影响破产案件的进度,不仅关系到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得到更高比例的清偿,更可能影响到债务人企业能否“注入新的生命力”。目前我国立法缺位,虽然 《企业破产法》 中规定了管理人的职责及债务人相关人员的配合义务,但实践中并未赋予管理人强制接
当事人履行其法定举证责任Legal burden of proof是国际商事仲裁中最为基础的一类举证行为,其实则和我国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类似,属于最为严格的一种举证责任。本文将重点探讨国际商事仲裁中法定举证责任的适用规则,供业界交流学习。 一、举证不能的后果 同国内法一样,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负有法律证明义务的当事人未能履行法定举证责任的,则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甚至将被判败诉。 Halsbury法官早在Wakelin v. L & SW Railway(1886) 12 App Cas 41贵族院先例中就认为,如果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原告进行指控而被告进行否认,则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