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涉人工智能纠纷审理意见系列解读(五):AI训练数据的版权边界与平台责任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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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参数微调与产品迭代。 随之而来的,是行业争议最大、涉诉最多的版权难题:公开可浏览的版权作品,是否可以直接拿来训练AI?商业大模型训练是否构成著作权合理使用?AI平台还能否依靠“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免责? 这里需要先厘清规则依据:关于“训练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平台能否免责”,主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规则,并结合个案司法裁判逻辑综合判断;而最高人民法院(下称《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则从“AI生成内容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角度,明确了训练数据来源举证、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责任认定规则。本文为本所AI合规系列第五篇专题,结合《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司法裁判逻辑与真实案例,系统拆解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红线、各方主体责任划分、平台责任认定标准及企业合规抗辩路径。 01.纠偏行业误区:AI训练≠天然合理使用 长期以来,AI行业存在普遍合规误区:只要用于模型训练、技术研发,即便未经许可批量使用他人版权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无需授权、无需付费、无需担责。 需要明确的是,合理使用并非没有边界的“免费通行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判断规则,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综合使用目的、作品性质、使用数量与程度、对作品市场的影响等因素个案判断;对商业规模化训练,司法实践总体从严把握,难以轻易成立合理使用。 司法审查中,法院通常重点考量以下五项核心事实: 1、使用目的:区分公益科研与商业迭代。以产品商业化、流量变现、付费服务为目的的训练行为,司法从严认定,基本不支持合理使用抗辩; 2、使用方式:是否完整复制原作核心表达、是否原样抓取全文全图、是否通过训练替代原作传播与使用价值; 3、作品类型:网络文学、原创图片、美术作品、影视片段、原创文案等独创性强、创作成本高的作品,司法保护力度更强; 4、使用规模与质量:批量、海量抓取整站作品,高频使用权利人核心原创内容,显著降低合理使用成立概率; 5、市场替代效果:训练行为是否挤占著作权人授权训练、商业传播、付费交易的合法市场,损害权利人预期商业利益。 实务结论(重点):企业商用大模型、通用大模型、面向C端服务的AI产品,未经授权爬虫抓取网文、图片、影视内容开展训练,目前司法层面已被认定为高风险行为,合理使用抗辩难获支持。 02.全链条责任划分:开发者、数据商、内容平台各司其责 《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要求,认定涉AI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时,应综合考量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开发者主张不侵权抗辩的,应责令其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等予以佐证。据此,训练版权侵权的全链条责任逐步清晰: 1、大模型研发者:第一责任主体,承担最终审核义务 无论自行爬虫抓取,还是采购第三方数据集,模型研发方均为训练行为的最终实施主体。企业不能以“数据由第三方提供”当然免责,必须对数据集来源合法性、授权完整性、使用合规性承担实质审核义务;同时应能就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等提供佐证,否则其不侵权抗辩将难以成立。 2、数据服务商:直接侵权主体 未经许可爬取、整理、打包、售卖他人版权作品作为AI训练数据集,属于典型的侵害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需独立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是产业链中的高频追责对象。 3、内容平台:过错归责、风险管控责任 网文平台、图库、视频平台若未开启反爬虫防护、放任第三方批量抓取站内原创内容,或主动开放接口供AI企业批量训练,未尽平台治理义务的,将依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03.技术中立与避风港:不是万能盾牌,也并非一律失效 传统互联网平台常以“技术中立”“通知—删除”避风港规则主张免责。在AI新业态下,司法裁判强调: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并不能当然成为免责盾牌,平台是否担责,核心看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是否直接参与侵权。 通常而言,存在以下情形时,平台即便及时删除内容,仍可能难以免责: 产品功能设计天然诱导侵权,如一键复刻他人画作、一键改写原创网文、一键生成影视混剪内容; 算法推荐机制主动推送、放大侵权生成内容,扩大侵权传播范围与损害后果; 平台对高频侵权模式明知、应知,具备技术识别能力却未设置拦截、风控、审核机制; 平台自身参与数据抓取、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属于直接侵权主体,完全不适用免责抗辩。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AI平台“一律担责”。对于仅提供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侵权的平台,司法实践亦可能认定其免责(详见下文典型案例)。 04.典型适配案例:上海首例涉AI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宣判)|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6年落槌) 基本案情 原告某文公司系知名IP《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网络用户李某截取“美杜莎”角色的图片,在某AI图像生成平台(依托大模型与LoRA微调模型)训练出专属模型,批量生成与“美杜莎”相似度极高的图片,并公开发布、销售牟利,其他用户可借助该模型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原告将李某及该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 法院裁判要点 1、用户责任:李某未经许可截取、使用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角色形象训练AI模型,并生成、发布、销售相似图片,构成对原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的侵害,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 2、平台责任:运营该AI平台的被告公司,因提供的是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用户侵权,适用技术中立原则,无需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3、判决结果:判令李某赔偿5万元并停止侵权;平台不担责。 案例实务启示 该案同时划出两条红线:其一,擅自截取他人受保护作品用于AI模型训练并商业化,构成侵权,个人用户同样不能免责;其二,AI平台并非“必然担责”,是否免责取决于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这与《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综合考量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等因素合理认定责任”的裁判逻辑一脉相承。对大模型企业而言,“爬虫+公开内容”的粗放式训练迭代模式风险极高,数据来源合规必须前置。 05.律师实务:维权与应诉、企业合规全流程指引 1、证据固定:对对方爬虫行为、数据集抓取规模、模型宣传材料、商业化使用场景进行公证存证,固定侵权链路; 2、前置通知:向AI企业发送书面侵权通知,要求清除涉案训练数据、停止侵权训练、下架相关功能,留存完整送达凭证; 3、诉讼主张: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侵权数据集、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可结合行业授权许可费、被告侵权获益主张赔偿金额。 1、禁止无授权爬虫抓取原创网文、图片、影视、文案等版权作品用于商业模型训练; 2、外购数据集必须核验来源合规性,要求供应商提供权属证明、合规承诺、侵权兜底赔付条款,留存完整采购链路证据; 3、严格隔离科研测试数据与商业训练数据,禁止非合规数据流入商用模型; 4、完善AI内容风控体系,对复刻、改写、同质化生成等高风险功能设置拦截机制,杜绝产品功能诱导侵权; 5、规范投诉响应机制,建立标准化通知删除流程,同时摒弃“依赖技术中立即可免责”的错误认知。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一、以过错责任为原则 关于涉人工智能侵权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意见》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选择有其体系依据与政策考量。在体系上,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含第2款的过错推定)与第1166条(无过错责任)共同构成归责原则体系,其适用逻辑为:法律对归责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规定;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在政策上,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若普遍引入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将影响创新主体的探索积极性。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意见》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说明:民法典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多以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财产具有较高危险性为前提,而大模型与人类的交互方式决定了其主要是向人类提供信息,一般不会直接危害人身或者财产安全,与无过错责任体系不具有相同性与相似性,故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 二、三种归责原则的分工 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涉人工智能侵权均适用同一标准。第3条要求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其含义是:特定领域已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由此形成三项分工。 其一,人工智能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具身智能体等符合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定义的人工智能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认定生产者责任时,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202条及的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 其二,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的规定,由处理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三,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形,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则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这一安排体现了分类分级治理的理念:依据应用场景的风险性质与程度配置不同的归责标准,既保持与现行法的衔接,也为技术发展保留了必要空间。 三、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 在一般过错责任之下,如何判断相关主体有无过错及其程度,是适用中的难点。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与“黑箱”特征,传统过错判断标准难以直接套用,第3条为此列举了六项考量因素: 一是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用于生成合成文字图片,与用于自动驾驶、医学诊疗等场景,危险程度不同,注意义务的标准应有区别; 二是自主化程度,通常自主化程度越高,开发者、提供者相较使用者应当承担越高的注意义务; 三是技术与信息透明度,即是否就技术局限与生成内容的局限向使用者作出清晰的风险提示; 四是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风险越高、影响范围越大,注意义务水平相应越高; 五是相关主体为预防和减少侵权所采取的措施及技术上的可能性,以现有技术条件,若采取措施完全避免侵权内容生成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则一般不应当将最终结果的达成与未履行审查义务相绑定; 六是使用者对损害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因人工智能具有一定自主性,损害可能超出使用者的可预见范围和控制能力,判断使用者过错时应当予以考虑。 四、判例 上述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呼应。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中,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功能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以及服务协议约定的注意义务等应尽注意义务的,可以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五、结语 第3条确立的规则可以作三层理解:归责上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特别法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过错认定采多因素综合衡量,不作一刀切的义务设定;注意义务的强度与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这一立场既贯彻了民法典的既定体系,也体现了在产业发展初期平衡权益保护与技术创新的政策取向。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3年10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现场检查查实上述违法行为。经专业检测,该公司DA001加热炉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分别超出排放标准0.75倍、2.09倍;经司法鉴定确认,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价值525898.24元,产生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检察机关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海南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单位罚金十万元,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单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25898.24元及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裁判要旨 重点排污单位通过篡改监测参数、虚假标记生产工况等方式干扰自动监测设施、伪造监测数据,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属于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委托第三方公司运维维护自动监测设备,不能免除排污单位对监测数据真实性、合法性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责任,排污企业应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乌海市法院严厉打击重点排污企业篡改在线监测数据、大气超标排污的典型案例。明确排污企业为环保第一责任人,委托第三方运维不能免除自身监管义务,篡改监测参数、谎报工况排污属严重污染环境,企业与负责人均需承担刑责。判决全额支持生态损害赔偿及鉴定费用,落实 “污染担责、损害必赔”。该案以案释法,破除企业侥幸心理,倒逼企业主动治污减排,保障排污监测数据真实。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作为《条例》首个配套执行细则,进一步明确了临床转化审批的准入范围、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监督规则,将监管框架落地为可执行标准。 一、立法背景 近年来,基因编辑、CAR-T/NK细胞疗法、干细胞治疗、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前沿生物医学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技术主要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思路与传统药品、医疗器械存在本质差别,给监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条例》出台前,我国对该领域的监管散见于《生物安全法》及《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试行)》等部门规范性文件,同时仅在海南博鳌乐城等少数区域有地方性试点规则,呈现出多部门交叉、政策分散、边界模糊的局面,企业普遍面临合规路径不清晰、政策预期不稳定的困境。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亦暴露出伦理监管的缺口,从而加速了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进程。从2019年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到2025年国务院正式发布条例,历时六年,最终形成了覆盖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全周期的监管体系。 作为行政法规,《条例》效力等级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其出台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填补立法空白,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构建了从临床研究备案、临床转化审批到上市后监管的全流程管理制度;二是明确双轨路径,正式确立“药品注册+技术转化”并行的双轨制商业化模式;三是平衡创新与安全,在严格守住伦理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技术创新留足发展空间。而本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则是将《条例》中的条款进一步细化,解决的是怎么申请、怎么审查、怎么管理的实操问题。 二、《条例》监管框架 (一)适用范围与核心定义 根据《条例》第三条,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 临床研究的覆盖范围包括四类情形:(1)直接对人体进行操作的;(2)对离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进行操作后植入或者输入人体的;(3)对人的生殖细胞、合子、胚胎进行操作后植入人体使其发育的;(4)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 (二)临床研究阶段 《条例》将临床研究由原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调整为备案制,降低了研究的启动门槛,但同时强化了过程监管与主体资质的要求。 1. 主体资质要求 发起机构 必须为中国境内法人,且需确保技术已通过非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 实施机构 仅限三级甲等医疗机构,且需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相应场所设备人员、规范管理制度与稳定经费来源 项目负责人 需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及高级职称 2. 备案流程与材料 项目通过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后5个工作日内,由临床研究机构向国家卫健委备案,需提交机构信息、人员资质、非临床研究报告、研究方案、双审意见、知情同意书、经费来源证明等全套材料。 3. 过程监管要求 必须严格按照备案方案实施,重大变更需重新审查备案; 必须取得受试者书面知情同意,严禁向受试者收取任何与研究相关的费用; 研究机构需建立风险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机制; 研究记录与原始材料自研究结束起保存30年,涉及子代的需永久保存; 受试者损害由研究机构负责治疗,费用由发起机构承担,鼓励购买商业保险。 (三)临床转化应用阶段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对《条例》的转化审批规则进行了全面细化,明确了准入门槛、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全周期监督。 1. 审批范围 并非所有生物医学新技术都能走转化应用路径,《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划定了明确的审批范围。从正面准入的角度,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个性化程度高,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原理的药品获得上市许可,也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二是用于治疗国家卫健委《罕见病目录》收录的罕见病,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同适应症药品上市或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从负面排除的角度,符合定义的医疗器械,全部走药监注册路径,不纳入本审批范围。 该规则进一步落实了“双轨制”的划分路径,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走药品、器械路径;个性化程度高、难以做成标准产品的前沿技术走医学技术转化路径,从而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最大化地促进医学创新并满足临床需求。 2. 申请门槛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明确了申请临床转化应用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核心条件,一是已依法备案并完成临床研究;二是临床研究证明技术安全、有效,符合伦理原则;三是多中心独立验证一致。 3. 审批流程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申请受理——材料核查——技术、伦理评估——行政决定”的审批链条,流程如下: 审批环节 实施主体 审查内容 形式审查 国家卫健委受理窗口 材料完整性、资质合规性、是否属于审批范围 转交专业机构 国家卫健委 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转交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开展专家评估 材料核查与评估 生物中心、医管中心 书面现场核查材料真实性,划定风险等级,开展技术评估与伦理评估 行政决定 国家卫健委 收到评估意见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不予批准/终止审查决定 4. 优先审查与紧急应用 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公共卫生急需的技术,可申请优先审查,加速审批流程;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优先条件的,将转回普通程序。 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国家卫健委可批准尚在临床研究阶段的技术,在规定范围、期限和条件下紧急应用。 (四)技术路径与药械路径的界定 结合《条例》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药品注册与临床技术转化已形成双规并行,错位互补的格局: 对比项 药品、医疗器械路径 生物医学新技术路径 监管部门 国家药监局(NMPA/CDE) 国家卫健委 适用情形 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生物制品/药品 个性化程度高、难以标准化成药,且国内无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罕见病适应症 实施流程 IND申请——临床试验——NDA/BLA注册上市 非临床研究——学术、伦理审查——临床研究备案——多中心临床研究——转化审批——院内应用 实施范围 取得资质的医疗机构均可使用,产品可全国流通 限制期内仅限原研究机构(含多中心)使用,期满后可备案推广 优势 商业化空间大、规模化程度高 研发周期短,审批速度相对较快,适配个性化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同时明确,因不同技术特点会有所不同,后续将进一步细化“同类机制原理”的界定标准,企业需持续关注细则更新。 (五)法律责任 《条例》设置了梯度化的处罚机制,最高可处20倍违法所得罚款,责任人可被终身禁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程度 违规情形(例举) 处罚措施 一般违规 未经备案开展临床研究;未按备案方案实施且逾期不改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30-3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3-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3年禁业 较重违规 未经非临床证明安全有效开展研究;未通过双审开展研究;未经批准擅自临床转化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50-5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5-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5年禁业 严重违规 骗取转化批准;出现重大安全风险未采取措施;造成严重健康损害或重大社会影响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100-10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10-20倍罚款;责任人处10-20万罚款,10年直至终身禁业 专项违规 临床研究违规向受试者收费 退还违规收取费用,并处收取费用5倍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未经批准生产销售细胞类产品、非法行医等 可能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假药罪、非法行医罪等,最高可处死刑 三、对生物医药企业影响 (一)政策红利释放 1. 明确预期 《条例》最大的价值在于消除了长期困扰行业的政策模糊。双轨制的正式落地,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的商业化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吸引资本投入,推动产业从零散探索走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待到《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则可进一步消除转化环节的操作盲区,让企业可以清晰预判技术到底能否走这条路径、要走多久、要准备什么,从而降低商业化路径的决策成本。 2. 简化流程 相较于此前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设计,备案制简化了临床研究的周期。对于发起机构而言,流程与时间成本降低,企业可以更快推进早期技术的临床验证,提升研发效率。国内首个备案项目“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博海生物的多靶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技术”,已于2026年5月底,即《条例》正式施行起一个月内成功落地,验证了新规下合规路径的可行与高效。 此外,对于罕见病、无有效治疗手段的重症技术,叠加优先审查通道后,能够更快实现商业落地,既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也帮助企业更早实现收益。 (二)合规门槛提高 《条例》将临床研究机构严格限定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缩小了企业可合作的医院范围。若企业此前与非三甲医院、科研机构存在临床研究合作,相关项目须进行调整。加上《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企业可能会面临同时对接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因此该合作资源将变得更为稀缺,企业的合作成本也会有所上升。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在申请条件上新增了“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若该征求意见稿最终落地实施,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依靠单中心临床研究数据申报转化。企业的研发成本将有所上升,需承担多家中心的研究费用、伦理审查费用与数据管理成本,且研发周期也会有所延长。此外,不同中心的操作规范、数据标准可能会存在偏差,因此对企业的质量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转化审批的范围,但“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出台,部分技术的路径归属仍存在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路径选择直接决定了研发投入、周期与商业化模式,尤其对于已投入大量资源的在研项目,若路径判断出现偏差,将会面临沉没成本损失。 此外,细胞、外泌体等技术在医美、抗衰等消费级领域的应用是否纳入《条例》监管,目前仍无明确细则。这类业务此前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若后续被纳入《条例》监管,现有消费级业务模式将面临全面调整,大量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相关业务将直接被叫停。 (三)行业洗牌加速 随着818号令及后续《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过往依托监管模糊地带存续的灰色业态将失去生存空间,大量不具备合规能力的市场主体将被逐步清退,行业资源将向具备核心技术、合规体系与优质临床资源的企业集中。 首先,根据《条例》要求,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必须由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实施,且需具备相应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与完整的配套设施;《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要求参与确证性临床研究的机构均需完成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备案。这意味着此前大量依托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细胞输注、抗衰治疗等灰色产业将不再具有合规基础。 其次,《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任何费用。该规定终结了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以临床研究名义收取治疗费用的灰色盈利模式。 再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明确划定了转化审批的准入边界,符合医疗器械定义的产品一律走药监注册路径,国内已有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或进入确证性临床试验的技术,也不纳入技术转化范围。同时,转化审批要求多中心独立验证、完整的非临床与临床数据支撑、标准化操作规范与质控体系,提升了技术商业化的合规门槛。企业难以以医疗技术为名规避药品、医疗器械的严格监管,也难以依靠单中心、小样本数据实现商业化落地。 在此背景下,行业发展将从野蛮生长的探索期进入合规驱动的规范阶段。具备核心技术壁垒、已完成合规临床研究布局、与优质三甲医院建立稳定合作的头部企业,将在合规红利下进一步扩大市场优势;而依赖概念炒作、违规经营的中小主体将逐步退出市场,行业整体集中度将持续提升。 四、企业合规建议 面对监管框架的落地与未来配套细则逐步出台,企业应当将合规管理前置,融入技术研发、临床研究、转化落地的整个流程,在规范发展的框架内提前布局,抢占行业调整期的先发优势。 当前,监管逻辑已经从事后处罚、违规纠偏转向了全流程的风险防控,这意味着“先做再说、出问题再补救”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企业需要着手搭建覆盖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受试者权益保护、临床数据管理、安全风险应急的内部合规制度体系,将合规要求纳入项目的全周期,而不是作为独立环节后置处理。对于集团化运营的企业,还需要建立母子公司、总分公司统一的合规管理标准,定期排查各业务条线的潜在风险,防止单点合规问题扩散。 在临床研究资源层面,企业应当尽快对现有在研项目的合作机构进行梳理,对不符合资质要求的合作项目,及时调整合作模式或终止相关研究,避免合规隐患。企业可主动对接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优质三甲医疗机构,尤其是已经完成对应专业GCP备案的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针对重点推进的研究项目,要提前规划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方案,筛选两到三家操作能力匹配、数据标准统一的合作机构开展研究,在保障数据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后续转化申请的多中心验证要求做铺垫。 对于技术商业化路径的选择,企业需要跳出单一的成药思维,基于双轨制的监管框架对现有在研项目进行盘点与评估。结合每项技术的自身特点、目标适应症、商业化目标,分别测算药品注册与技术转化两条路径的研发周期、合规成本、盈利模式,制定针对性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最终落地,企业要密切关注相关细则的发布,待规则明确后进一步对优化调整项目方案,降低路径切换带来的沉没成本。 针对研究记录长期保存的监管要求,企业要提前搭建符合规范与监管要求的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统一不同合作中心的数据采集标准与存储格式,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可追溯。除了满足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项监管要求外,还要同步对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受试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人类遗传资源合规管理方案。更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将数据存储、长期随访运营、数据安全持续防护等长期合规成本,提前纳入项目整体预算与商业盈利模型当中,而不能只计算短期研发投入,防止后续因长期成本预估不足导致项目难以维持。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伦理审查的管理,妥善留存历次伦理审查意见、各版本知情同意书、跟踪审查记录等全部文件,满足申报与监管检查的要求。 整体来看,当前《条例》的正式施行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只是生物医学新技术监管体系完善的起点,后续还将有配套细则陆续落地,企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跟踪机制,重点关注几大方向的规则更新:一是《工作规范》正式版的修订内容与生效时间,及时调整转化申报准备工作;二是技术与药械的界定指导原则,明确不同项目的监管归属;三是风险分级指南的具体划分标准,预估技术获批后的推广进度;四是消费级大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管边界,提前评估相关业务的合规调整方向;五是临床研究备案的具体操作细则,优化项目启动流程。 结语 818号令的落地与配套审批细则征求意见稿的公开,标志着中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产业正式进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规范化发展阶段。对于生物医药企业而言,合规不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赛道的入场券与长期发展的基础。主动拥抱监管、完成合规布局的企业,将在本轮行业重构中抢占先发优势,实现技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兑现。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大量获取、清洗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商业秘密、乃至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诉讼风暴。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法律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经历从“审慎克制”到“积极规制”。早期的“技术中立”原则(如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在面对AIGC训练阶段的侵权指控时,正失去其绝对的防御效力。当下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AI企业降低创新成本的技术诉求,与原始权利人保护智力成果、维护数据主权的财产诉求,本文试图跳出对立视角,立足于、、《数据安全法》及《人工智能法(草案)》的最新立法动向,并结合美、欧等法域的典型司法判例,系统性地分析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法律属性、侵权判定标准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为业界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法理坐标。 一、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技术解构与法律定性 要准确判定AI训练是否构成侵权,必须首先在技术层面对“训练”这一黑箱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构。AI模型的训练并非简单的“复制后存储”,而是一个包含数据抓取、清洗、预处理、Token化、前向传播计算、梯度更新及参数固化的复杂转化过程。 (一)输入端的“物理复制”与临时复制标准 在训练的初始阶段,AI企业通常需要将网络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下载至本地服务器,进行去噪、去重和格式统一。这一阶段毫无疑问涉及了所规定的复制权。 部分AI企业抗辩称,数据在经过清洗和Token化后,已经被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向量,原始作品在最终的模型参数中并未以可读形式存在,因此属于“临时复制”或“非表达性利用”。 然而,从司法实务来看,复制的完成并不以最终成果是否保留原始物理形态为转移。只要作品被加载到内存或硬盘中,形成了可供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化复本,即完成了复制行为。即使后续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向量,前期的“中间复制”依然独立构成对复制权的规制对象的触碰。 (二)转化过程中的“实质性利用”而非“合理使用” AI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模型“学习”到了作品的表达风格、结构组织、逻辑关联等核心要素。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法理问题:对作品中所蕴含的“统计学规律”的提取,究竟是对“思想”的提炼,还是对“表达”的变相掠夺? 知识产权法历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AI企业往往以此为护城河,主张训练抓取的是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而非“表达”。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模型的参数矩阵之所以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或图像,正是因为其在训练中高度精确地“逼近”了原始作品的表达细节。当训练数据量足够大、或者对某一特定版权作品进行过度训练时,模型在输出端能够高概率地“复现”原始作品的片段。 因此,输入端的利用绝非单纯的“非表达性利用”,它是以实现商业化“替代性表达”为目的的实质性数字化利用。 二、著作权法角度下的侵权判定与“合理使用”的边界重塑 在涉及AI训练的著作权诉讼中,“合理使用”或“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是最核心的辩护事由。不同法域对此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而这些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司法检验。 (一)美国法下“转换性使用”的异化与修正 在美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依赖第107条的“四要素测试法”。在AIGC兴起前,著名的Authors Guildv.Google,Inc.(2015)案(谷歌图书案)确立了非表达性文本挖掘的合理使用地位。法院当时认为,谷歌数字化图书设立索引和提供片段摘要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转换性”,且没有替代原著的市场。 然而,在AIGC时代,这一判例的适用前提已被颠覆: 1、目的与性质:AI企业虽然也是将作品数字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训练出一个能够直接替代人类创作的商业化通用工具。这种使用不具有库房索引式的“转换性”,而是对原作品市场份额的直接侵蚀。 2、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改变。在AndyWarholFoundationv.Goldsmith(2023)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紧了“转换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强调如果衍生作品与原作品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大模型通过学习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画风,生成的AIGC产物在市场上与原作者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的潜在许可市场。 法院正逐渐倾向于认定:当模型训练的输出结果具有与输入数据源发生市场替代的巨大风险时,输入端的无偿抓取难以维持“合理使用”的合法性外观。 (二)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的“选择退出”机制 欧盟通过2019年的《数字单一度市场著作权指令》(CDSMDirective)第3条和第4条,确立了成文法上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机制:针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享有绝对豁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豁免,但权利人保留了“选择退出”的权利。 这一机制看似平衡,但在司法实务和技术落地中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2026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全面步入执行阶段,欧盟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施加了严格的合规义务,要求其必须制定政策以尊重欧盟著作权法规定的“选择退出”声明,并提交详细的训练数据摘要。 这一立法的司法转向意义深远:它将“不反对即许可”的默示推定,转变为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时撤回的“附条件豁免”。一旦权利人普遍声明“选择退出”,AI企业的“免费午餐”时代便宣告终结。 (三)我国法下的适用困境 我国采取了“列举与兜底”的模式。其中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以及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AI企业试图援引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大模型开发企业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独角兽或科技巨头,其研发目的虽然带有科研色彩,但最终指向商业运营,无法直接适用第(六)项的“科研豁免”。目前我国尚未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为AI商业化训练创设新的著作权豁免条款。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虽规定了“能够提高训练数据质量”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直接赋予其著作权侵权豁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下,AI企业未经许可使用版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训练,在现行框架下寻找“合理使用”的抗辩空间极其狭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数据抓取”与商事侵权判定 当训练数据不构成保护的“作品”(例如纯粹的事实数据、用户评论、商品价格信息等)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便转移到了。 (一)“非公有领域数据”的竞争法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如微博、大众点评、字节跳动等)积累的非公开或半公开数据集,具有极高的商业变现价值。AI企业通过恶意绕开API接口、破解反爬机制获取这些数据,往往被诉诉诸(原则条款)或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 裁判思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只要抓取行为破坏了原平台的技术措施,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引入“实质性替代”与“不当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标准。 3、腾讯诉微播视(抖音)案:兼顾数据流通与公共利益。不再单方面保护平台的数据垄断,而是审查抓取行为是否导致原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二)AI训练抓取的独特侵权机理:从“流量截留”到“能力替代” 传统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数据横向搬家、聚合链接),其侵权后果通常表现为流量的截留和用户注意力的分散。 但AI训练抓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侵权机理:垂直截留与能力替代。AI企业抓取了某垂直行业平台十年的数据,训练出的专业大模型可以直接回答用户的特定问题。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原平台寻找答案,原平台的商业闭环(“用户-内容-广告/电商-数据”)被彻底斩断。 这种“抽干池水”式的利用,突破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容忍底线。司法裁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实质性替代、实质性损害”的审判标准:如果AI训练对数据源平台构成了不可逆的市场功能替代,且未能证明该利用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不具竞争冲突的社会净福利,则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AI训练的合规红线 除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外,AI训练数据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这直接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强制性合规红线。 (一)“公开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豁免及其限度 AI企业经常主张,其抓取的数据均属于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信息(如社交媒体公开发言、博客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然而,该条同时规定了限制性红线:“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大模型训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往往伴随着深度的用户画像、关联推导与自动化决策。例如,通过零散的公开言论推断出用户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并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深度加工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在公开该信息时的合理预期,对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风险,因而不能免除“知情同意”的法定义务。 (二)“被遗忘权”在神经网络中的技术性失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赋予了个人“删除权”。在传统数据库中,删除一条记录轻而易举。但在大模型中,一旦个人信息参与了前向传播计算并改变了权重参数,该信息便“熔化”进了数千亿个参数之中。 目前的技术手段在不损坏模型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极难彻底清除特定个体的训练记忆。这种“法律权利上的必须删除”与“技术实现上的无法剥离”之间的鸿沟,是当前AI企业面临的最严峻的合规危机。司法层面在评估企业法律责任时,需考量企业是否尽到了“技术最大努力”及前置的去标识化、匿名化义务。 五、前瞻性法论证:如何构建“权责对等”的AI利益分配机制 面对上述多重法律困境,一味收紧法律尺度、搞“司法全面封杀”将会扼杀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而一味纵容“野蛮生长”,则会毁灭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导致“无数据可用”的公地悲剧。司法者和立法者必须在法理上寻找更为精细化的解法。 (一)区分“基础模型”与“垂直应用模型”的差别化规制 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不宜对所有AI训练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实施分层分级裁量: 通用基础模型: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对其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审查,在权利人未设立明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其在“物理复制”阶段的法律责任,倾向于通过后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解决,避免直接发出“禁令”导致模型停服。 垂直行业模型:如果某模型专门抓取特定竞争对手的独家数据(如医疗、法律、特定画风艺术网站),其商业目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替代性,司法裁判应当适用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未获明示授权即应推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推动从“禁令救济”向“责任规则”的司法裁判转向 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中,权利人最常申请的是“停止侵害”。但在AIGC领域,如果因为大模型训练使用了某几百本版权图书,就判令“销毁已训练的模型”或“停止模型运行”,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技术倒退(即诉讼法上的利益失衡)。 在AIGC训练侵权救济中,司法裁判应当逐步践行法经济学派提出的“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替代“财产规则”: 核心裁判法理除非涉案模型存在恶意、大面积抄袭或针对性盗版,否则法院在判定构成侵权后,应审慎适用“停止运行/销毁模型”的判项,转而通过判令被告支付高额的、惩罚性的合理许可费或损害赔偿金来弥补原告的损失。 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财产对价权益,又维持了前沿技术成果的社会存续。 (三)探索数据要素信托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AI许可模式” 长远来看,个对个的“先授权后使用”无法适应海量数据的训练需求。业界亟需搭建桥梁。我国可率先在音频、文字、图片等领域,依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国家数据交易所,创设“一站式AI训练授权通道”。 通过制定标准的“AI训练许可合同范本”,确定合理的计费矩阵(如按Token消耗量、按数据集占比或按模型商业收益分成)。AI企业一键付费即可获得合规底座,权利人则能够精准分润,从而将法律冲突转化为产业红利。 结语:人工智能时代法治的温情与理性 人工智能没有剥夺人类思考的权利,它只是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我们既有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张力与局限。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在个案中亦步亦趋地适用法条,更是在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中,为技术划定不容逾越的道德与权利红线,同时为创新的洪流预留奔涌的河道。 大模型训练中所涉及的数据交织与产权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共同体在智能时代的重组过程。唯有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性与“保护智力成果”的温情,方能在这场算法洪流中,真正筑牢法治的基石。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01 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不只是“纠错”,更是企业战略工具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驳回、不予注册、无效、撤销等决定,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利边界和市场竞争地位。这类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企业不服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王召峰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行政诉讼是企业穷尽行政救济后的司法出口。 王召峰律师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专利、商标的授权与确权机关,其作出的驳回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注册或撤销注册商标等决定,对企业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企业在经过复审等行政程序后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第二,提起诉讼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王召峰律师分析,除纠正错误行政决定、保护企业专利或商标权利外,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还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确权进程,在专利或商标侵权诉讼中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谈判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能为企业产品争取市场空间,并在商务谈判中增加筹码。 第三,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最容易走到行政诉讼。 王召峰律师比较了几类典型商标行政案件的诉讼潜力:从程序路径看,商标无效宣告通常可直接起诉,无需经过复审(依职权宣告无效除外);从审查范围看,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可围绕绝对事由、相对事由、程序违法等多种事由提出主张,可诉空间最大,因此最容易进入行政诉讼;撤销案件次之;而驳回复审案件审查范围相对较窄,可争议事项有限,进入行政诉讼的动力和空间相对较小。 第四,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存在三类典型风险。 王召峰律师强调,像科沃斯这类科技企业,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保护上各有“暗礁”。专利方面,需警惕侵权风险、重复授权与从属专利风险,以及专利撰写质量不佳导致保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问题;商标方面,要重视商标抢注与在先使用抗辩风险,避免延续性注册的误用;商业秘密方面,则要确保保密措施到位,并建立覆盖员工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布局? 知识产权行政纠纷的背后,往往是企业对核心资产和市场地位的争夺。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权利受损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不利决定,应首先梳理是否已穷尽复审等行政救济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起诉前要明确诉讼目标——是单纯纠错,还是配合侵权诉讼、商业谈判等整体策略,据此组织证据和诉讼主张。 2.如果你是案件利害关系人: 在商标无效宣告、专利无效宣告等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结果与你密切相关,即使未参与行政程序也应积极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交证据并发表意见,防止自身权益在他人诉讼中被忽视或减损。 3.如果你是科技企业管理者: 应将知识产权布局前置到研发和市场决策中。研发立项和产品上市前进行专利侵权风险评估;建立“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的注册策略并保留使用证据;对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采取物理隔离、访问限制、保密协议、竞业限制等多重保护措施,避免“有创新、无保护”的被动局面。 03 写在最后 科沃斯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看似是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个案争议,实则折射出科技企业在创新竞争中面临的真实困境:一项专利或商标的存废,可能直接决定产品能否上市、品牌能否延续。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因此不仅是纠错机制,更是企业维护市场地位、争取战略空间的重要工具。对科技企业而言,与其在确权争议发生后被动应诉,不如在研发、品牌、合规的每一个环节提前布局,把知识产权从“成本项”变成“护城河”。本文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相关法条 (2017修正) 第四十四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20修正) 第四十一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四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局做出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维持注册商标或者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裁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0修正)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照的规定,比照适用该条例予以支持。 被侵权人按照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险合同约定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赔偿后仍然不足的,被侵权人依据损害赔偿法律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规范内核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通行中致害,交强险应当赔付;作业中致害,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外通行致害,比照适用交强险。 本条旨在确立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致害时交强险、特种车商业险及侵权人兜底赔偿的三层规则体系,其核心要旨在于:以交通事故或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判断基准,将工程专项作业车在静态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排除在交强险赔付范围之外,同时明确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并尊重特种车商业险的合同约定效力。 根据,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据此,起重、升降、混凝土泵车等工程专项作业车属于法定机动车范畴依法应当投保交强险。然而,此类车辆的核心功能并非道路通行,而是工程作业,其大部分时间处于工地、厂区等封闭区域内进行静态作业(如起重吊装、混凝土浇筑等),真正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相对有限。因而车辆性质如何认定对事故的处理至关重要,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此问题态度不一,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亦出现截然相反的裁判。 一种观点认为,交强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承保特种车辆时应当预见到该类车辆的大部分事故发生在作业过程中,因此即便事故发生于非通行状态下,交强险亦应赔付。例如,在蒋某诉浙江天台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参见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还援引了原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用于起重的特种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现行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可以比照使用交强险条例”的意见,认定交强险应予以赔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严格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作业时非因通行造成的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应由交强险赔付。该观点坚持对的严格文义解释,认为交强险的制度设计以通行风险为保险标的,静态作业风险不属于交强险的覆盖范围。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亟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 而在本司法解释出台前,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典型案例中已透露出裁判倾向。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虽然不属于交通事故,但交强险依法也应赔付。”该典型案例强调的恰恰是通行时而非作业时,为《解释(二)》第五条的规范逻辑埋下了伏笔。 《解释(二)》第五条正是在总结上述实践经验与理论争议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以是否构成交通事故或处于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核心判断标准,也即通行中发生事故的,交强险应当赔付;静态作业中非因交通事故致害的,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 2 相关类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交强险应予赔付——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程某驾驶混凝土搅拌车,在施工现场倒车时,不慎将施工员蔡某某碾压。经鉴定,蔡某某构成六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载明,事故发生在封闭的工地内部,事故属于工地安全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该混凝土搅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蔡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程某、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该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故交强险不应赔付。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该条例。本案事故虽然发生在道路以外的施工区域,但系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该区域通行时发生,应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对于蔡某某的合理损失,应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蔡某某18万余元。 蒋某、浙江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保监会2008年12月5日在《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回复的精神,认定保险车辆在特殊作业过程中导致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属于交强险赔偿的范围。本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本案事故车辆为混凝土泵车,行驶证注明的车辆类型为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系特种机动车。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即其在道路上处于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非常态现象,而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则是一种常态现象,故不能将用于专项作业的特种机动车等同于普通机动车。根据人保财险台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单,恒基公司投保时登记的机动车类别为混凝土泵车,即人保财险台州公司对于投保车辆的种类和用途是明知的,也应当预见到此类车辆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是大概率事件。何况,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 3 相关法律规范 (2021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8〕345号) 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 你院2008年11月18日公函收悉。经研究,现就来函所咨询问题函复如下:根据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使用该条例。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6万元,科某公司先行支付启动金116.6万元,并明确若研发成果未达约定标准,委托方可解除合同并索赔。 履行中,蓬某公司分别采用两种工艺进行慢病毒滴度测试,三次检测均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随后该公司提出变更工艺、增加费用,在未获同意后,以技术困难为由终止项目。科某公司要求返还启动经费并承担违约金,蓬某公司拒绝,科某公司遂诉至法院。 审理情况 新区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依约履行。 针对“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抗辩,新区法院认为: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指在现有科学知识、技术手段或资源条件下客观上无法解决的技术障碍,不能简单等同于受托方自身技术能力、平台条件或履约资源不足。本案中,蓬某公司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并未特别提示存在客观不能克服的技术障碍;科某公司后续委托其他公司已采用相关工艺实现相关指标。故蓬某公司不能以“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为由免除违约责任。 最终,新区法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蓬某公司返还启动经费116.6万元、支付违约金,同时销毁全部保密信息并出具销毁证明。 蓬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技术开发鼓励探索创新,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只揽活、不担责。 技术开发合同区别于普通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其履行过程确实可能受到实验条件、技术路线、样本差异、平台适配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对于真正因现有科学知识和技术条件限制而无法突破的研发失败,法律允许当事人按照约定或合理原则分担风险。 但技术开发风险不能成为专业受托方转嫁自身能力不足的工具。所谓“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当具有客观性、外部性和不可避免性。受托方不能仅以实验失败、结果未达预期、项目难以继续等表述当然主张免责。而是应在承接项目前充分评估自身能力、签约后积极履约。对于委托方特别关注、且足以影响项目整体商业目的和后续临床申报进程的核心技术指标,受托方应当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审慎评估,并充分提示技术风险、实现条件、替代路径及可能成本。 司法保障创新,并非要求研发主体对所有技术开发结果承担绝对成功责任;司法尊重研发失败,也不意味着允许专业受托方以“技术困难”概括性抗辩消解合同约束。对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合同约定、磋商过程、履行行为、技术指标属性、替代主体实现情况等因素,区分真正的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有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约束失信、保护投入”的裁判规则。 素材:夏文浩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条件,标志着我国医学科研伦理监管进入“全链条、强约束”的法治化新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进入高速增长期。据《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统计,2024年全国1217家三级甲等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总量达2704件,同比增长37%;其中转让1895件、许可747件、作价入股62件,作价投资方式同比增长近6倍,转化方式多元化趋势显著。《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院所与三级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达2359.8亿元,总合同项数67.9万项,转化规模持续扩大,医疗机构已成为医学创新转化的核心主体。 在转化数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伦理合规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合规门槛。据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统计,2023—2024年全国已有数十家医疗机构因未按规定开展伦理审查、违规开展临床研究等行为被行政处罚,依据单案最高罚款达1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暂停执业;而依据2026年施行的《转化条例》,违规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违规成本大幅提升。如何在新规框架下识别转化全流程的伦理风险、建立合规机制,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核心命题。 二、核心要点 相较于2016年版,2023年新规在适用范围、审查标准、监管强度上全面升级,其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核心规定如下表所示: 维度 核心规定 对应法条 对成果转化的直接影响 适用范围 覆盖境内医疗卫生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所有以人为受试者、使用人生物样本/信息数据的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涵盖新技术新产品人体试验、流行病学研究、健康数据挖掘等全类型活动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条 成果转化涉及的临床验证、真实世界研究、生物样本二次利用、数据商业化开发等均纳入审查范围,无例外空间 设立强制要求 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未设立或未委托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不得开展相关研究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转化性研究的法定前提,无伦理委员会的机构不得自行开展涉及人的转化研究 申请材料要求 需提交研究方案、知情同意书、生物样本/数据来源证明、利益冲突申明、招募广告、成果发布形式说明等11类法定材料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 转化项目需提前披露合作企业、经费来源、收益分配、成果商业化计划,隐瞒将直接导致审查不通过 重点审查内容 涵盖合规性、研究者资质、风险受益比、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招募公平性、利益冲突、特殊人群保护、损害赔偿等11项核心维度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 转化项目的商业属性被纳入审查重点,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等利益关联必须充分披露并接受评估 跟踪审查要求 对已批准研究实行全程跟踪审查,包括年度/定期复审、严重不良事件审查、方案变更审查、提前终止审查四类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 成果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受试者损害、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均需重新提交伦理审查,不得自行变更 免除审查边界 仅对“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的三类样本/数据研究可免除审查,且需履行内部认定程序 《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 带有商业目的的成果转化项目原则上不得适用免除审查,即使使用留存样本/历史数据也需走正式审查流程 法律责任 机构未按规定设立伦理委、违规开展研究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和处分;伦理委未建立利益冲突机制、违规审查的,追究机构与个人责任 《伦理审查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转化项目伦理违规将直接导致研究终止,相关人员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资格受限,纳入科研诚信档案 三、新规下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风险点 科技成果转化涵盖“基础研究—临床验证—成果转让/许可—临床应用”全链条,每个环节均存在对应的伦理合规风险,且新规下风险传导性显著增强。 (一)研究立项阶段中的伦理审查前置缺失风险 1. “先转化后审查”的顺序倒置风险 部分医疗机构为加快转化进度,在与企业签订转化协议、启动临床验证研究后才补充提交伦理审查,违反《伦理审查办法》“研究开展前必须通过伦理审查”的法定要求。根据《转化条例》第四十四条,未通过伦理审查即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可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开展相关研究,直接导致转化项目终止,前期研发投入全部损失。 2. 免除审查滥用风险 部分机构将基于留存生物样本、历史病历数据的转化性研究认定为“免除伦理审查”范畴,但《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要求免除审查必须同时满足“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三项前提。带有商业转化目的的样本与数据研究,即使使用留存材料,也不属于免除审查范围,违规适用将被认定为程序违法,研究成果不得作为转化应用的依据。 (二)临床研究阶段中转化导向下的伦理偏倚风险 1. 利益冲突披露不充分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通常涉及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分成等利益关联。《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明确将“利益冲突申明”列为必备申请材料,若研究者未如实披露与受让企业的经济关联、未说明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方案,将构成伦理申报不实。对2024年全国公开查处的医学科研失信案件的分类统计显示,其中约17% 的案件涉及利益冲突未披露问题;存在此类失信行为的成果转化项目,对应的转化合同可能被认定存在效力瑕疵,涉事医疗机构将面临合规问责。 2. 知情同意的商业化信息遗漏风险 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常仅告知研究目的与风险,未明确告知“研究成果后续将进行商业化转化、可能产生经济收益”。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五项,知情同意必须信息充分完整,隐瞒商业化背景将导致知情同意存在瑕疵,受试者有权依据《民法典》人格权相关规定主张撤销同意并要求赔偿,进而引发转化项目的合规危机与民事纠纷。 3. 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超范围使用风险 转化研究常使用既往采集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但《伦理审查办法》要求生物样本、信息数据必须有合法来源证明,且使用范围不得超出原始知情同意的授权。若原始知情同意仅约定“用于科研用途”,未明确授权“商业转化用途”,则后续用于成果转化的企业合作、技术开发均构成超范围使用,涉嫌侵犯受试者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 (三)成果转化实施阶段中伦理跟踪缺位风险 1. 转化方案变更未重新审查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常因商业化需求调整研究方案,如扩大受试者范围、增加检测指标、变更临床终点指标等。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研究方案发生实质性变更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审查。部分机构存在“初始审查通过即可一劳永逸”的误区,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不履行审查程序,构成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被责令终止研究。 2. 受试者损害赔偿责任落空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九项明确要求审查“研究参与者参加研究受到损害时,给予的治疗、补偿或者赔偿是否合理、合法”。但在转化项目中,部分机构将赔偿责任全部推给合作企业,未在转化协议中明确损害赔偿的承担主体、资金保障与赔付流程。一旦发生受试者损害,医疗机构作为伦理审查责任主体仍需承担连带责任,且可能因赔偿机制不完善被监管部门处罚。 (四)成果应用阶段中的伦理合规的传导风险 1. 转化后临床应用的伦理延续性风险 根据《转化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需经过国家级或省级伦理审查与技术评估,未通过伦理评估不得批准临床应用。部分医疗机构认为“院内伦理审查通过即可转化”,忽视转化应用阶段的高阶伦理审查要求,直接导致成果无法落地应用,前期研发与转化投入全部损失。 2. 成果发布与商业化宣传的伦理违规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将“研究成果的发布形式说明”列为申请必备材料,转化项目的成果宣传、商业推广不得利用受试者信息、不得夸大研究效果、不得误导公众。若转化后企业在商业宣传中违规披露受试者数据、使用未经证实的疗效结论,医疗机构作为成果所有方需承担连带伦理责任,相关科研诚信记录将影响后续所有国家级项目申报资格。 四、科技成果转化视角下的合规对策 针对上述风险,医疗机构应将伦理合规嵌入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建立“前置审查—过程管控—跟踪评估—责任闭环”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在合规前提下推动成果高效转化。 (一)建立伦理审查前置的转化立项机制 1. 实行“伦理预审”作为转化立项门槛 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立项评估阶段,同步启动伦理预审。由技术转移部门联合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拟转化项目的研究类型、样本数据来源、商业合作模式进行初步伦理判断,明确需走的审查类型(全面审查/简易审查/免除审查),杜绝“先签约后审查”的逆向操作。 对于涉及生物样本、健康数据的转化项目,严格对照《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的免除审查条件进行三重校验: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否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是否带有商业目的,凡涉及商业转化的一律不适用免除审查。 2. 转化合同设置伦理合规生效条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自项目通过医疗机构伦理审查之日起生效”,同时约定合作企业需配合提交伦理审查所需的全部材料,因企业原因导致伦理审查不通过的,由企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机构损失。通过合同条款将伦理合规转化为双方共同义务,降低机构单方合规风险。 (二)完善转化项目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 1. 建立转化项目利益冲突专项审查制度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常规伦理审查基础上增加利益冲突专项审查环节。要求研究者全面披露与合作企业的所有关联关系,包括持股、任职、咨询报酬、专利收益、家庭亲属关联等;伦理委员会对利益冲突程度进行分级评估: 轻度冲突:要求充分披露并加强过程监督; 中度冲突:要求研究者退出部分决策环节,引入第三方监察员; 重度冲突:直接要求研究者回避或调整合作模式。 2. 规范转化收益分配的伦理合规性 依据与医院内部制度,明确成果转化收益在机构、科室、研发团队之间的分配比例与发放方式,所有收益分配方案需在伦理审查时一并提交备案,禁止通过企业私下发放报酬、规避监管。同时建立收益内部公示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转化项目的收益分配情况,接受监督。 (三)强化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转化使用合规 1. 建立样本数据“授权范围溯源机制” 对用于成果转化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逐一溯源原始知情同意书的授权范围。对于仅授权“非商业科研用途”的样本数据,不得直接用于商业转化项目;确需使用的,需重新获取受试者的补充知情同意,明确告知商业化用途与相关风险。 对于转化合作中向企业提供的数据,严格执行脱敏处理与最小必要原则,禁止提供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原始数据;数据传输采用加密通道,签订数据保密协议,明确企业不得二次扩散、不得用于约定外用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2. 知情同意书增加商业化专项告知条款 针对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在常规内容基础上增加专门章节,明确告知: 1 本研究属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后续成果可能进行商业化开发; 2 受试者不会因成果商业化获得额外经济收益; 3 受试者的生物样本与个人信息仅用于本研究,不会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4 研究成果的商业开发不会损害受试者的个人权益与隐私安全。 (四)构建转化全流程的伦理跟踪机制 1. 实行转化项目“伦理里程碑”管理 将伦理跟踪审查与成果转化的里程碑节点绑定:在临床研究中期、方案调整、成果转让、临床应用申报等关键节点,必须提交伦理跟踪审查。特别是转化阶段发生研究方案实质性变更、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的,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继续推进。 2. 建立转化项目受试者损害保障机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受试者损害赔偿的责任划分:要求合作企业购买临床试验责任险,或设立专项赔偿保证金;医疗机构与企业约定连带责任与内部追偿机制,确保受试者损害发生时能得到及时赔付。同时建立受试者投诉与纠纷处理的快速响应通道,明确伦理委员会、法务部门、技术转移部门的职责分工。 (五)提升机构伦理审查与转化管理的协同能力 1. 加强伦理委员会的转化专业能力建设 在伦理委员会中吸纳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委员,提升对转化类项目的审查专业性。定期开展《伦理审查办法》《转化条例》专项培训,确保委员准确把握新规对转化项目的审查标准,避免因审查尺度把握不准导致的合规风险。 2. 建立技术转移与伦理管理的协同工作机制 明确技术转移部门与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成果转化项目从对接阶段即同步告知伦理管理要求。将伦理合规情况纳入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核指标,对伦理合规管理到位的项目与团队给予正向激励,对违规行为建立责任追溯机制。 五、结语 及配套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从“重数量、重速度”向“重质量、重合规”转型。伦理合规不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阻碍,而是保障转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医疗机构唯有将伦理要求深度嵌入转化全流程,主动识别风险、完善机制,才能在合规前提下推动医学创新成果高效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平衡发展。 引用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卫科教发〔2023〕4号,2023年2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令第818号,2025年9月。 [3],科技部等部门,国科发监〔2022〕221号。 [4]《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海南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健康界,2025年6月。 [5]《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5年。 [6]《关于部分科研失信行为的公开通报(第一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2026年4月9日。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事项作出规定(下称“该指令”),正式明确了对非政府主体进入并经营这一战略性行业的若干方面。 此前,2013年颁布的《邮政和电信领域非政府活动特许权使用费征收法》(下称“该法”)授权并责成电信部,就提供邮政、电信及信息技术服务的相关活动,以及颁发通信与信息技术网络建设许可证,向私营企业征收一定数额的特许权使用费及政府分成。此外,该法还授权电信部对相关许可证持有人未履行义务的行为确定法定罚则,并将所收款项存入国库。 该指令援引上述既有授权,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引入特许权使用费制度并设定了具体义务。 该指令第一部分规定,申请人须在获取AISP许可证时一次性缴纳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具体要求将5,000亿伊朗里亚尔存入伊朗通信监管局(CRA)的国家账户。许可证持有人还须向国家承担持续性财务义务,以政府分成形式缴纳。该指令规定,年度缴纳额应为被许可人经审计核实的年总收入的3%,审计工作由审计署或经授权的伊朗注册会计师协会成员执行。 该指令第二部分载有一份详细的处罚清单,以保障监管要求得到切实遵守。该指令对以下违规行为规定了阶梯式执法措施: (一)未能履行服务质量或业务发展承诺; (二)违反监管义务; (三)未经授权访问或披露用户数据; (四)在许可范围之外提供服务; (五)未缴或逾期缴纳相关款项; (六)未经伊朗通信监管局事先批准擅自停止提供服务; (七)违反强制性信息安全规定。 该指令进一步明确,在存在多项同时违规的情形下,各项违规行为的罚款应分别独立计算并适用。 尽管该指令在财务层面有所明晰,并为AISP许可证持有人建立了义务与处罚清单,但整体监管框架仍存在较大模糊性。原因在于,任何完善的法律框架所必须具备的若干基本要素尚付阙如——该指令对人工智能与AISP的定义、行业参与者申请AISP许可证的必要性,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预计相关主管机关将尽快出台更为健全、全面的许可证法律框架。 (二)特定进口商品须进行CRA合规查询的新规 2026年2月2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海关当局在对25类特定商品清关前,须向伊朗通信监管局(CRA)进行监管合规查询。 此前,已有一项针对以HS编码标识的全面货物清单的要求生效,规定海关当局放行前,必须经伊朗通信监管局核实其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此次新规在前述规定的基础上,将使用无线连接、感应链路、SIM卡或其他无线电通信技术的25类商品纳入管控范围,从而在上述商品的标准进口清关程序中增加了一道伊朗通信监管局合规查询环节。 二、贸易与投资领域 (一)加快重要商品清关的监管新规 2026年2月24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下称“该规定”),就重要商品的清关许可签发规定了5天期限。 该规定旨在落实部长会议于2025年颁布的《保障粮食安全及改善民众生计条例》(下称“《粮食安全条例》”)所确立的目标。 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7条,负责签发促进商品清关的法定许可的相关机构,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长不超过5天)完成许可签发,并通知伊朗海关总署。伊朗海关总署收到通知后,须立即启动商品清关程序。 该规定明确规定,负责签发重要商品进口许可的相关机构,包括标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伊朗兽医组织等,必须在商品向海关申报后最长5天内完成审核并签发清关许可证;否则,上述机构须在海关系统中通过获取相应担保的方式签发商品清关许可证。 如上述机构出现延误,相应责任将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13条附注转由各省省长承担。依据该条款,各省省长须成立工作组,负责监督重要商品的状态及《粮食安全条例》的执行情况。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21〕22号)第九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02Q: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是否可以要求验收后预留5%尾款作为保证金,待质保期届满1年后再支付? 答:不可以。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5修订)》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应当自货物交付/验收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同时,(财库〔2019〕38号)明确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预留5%货款作为保证金属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且尾款支付期限不符合前述强制性要求。 03Q:医院织物洗涤服务项目,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采购文件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列为实质性要求,并将隔离式洗衣机作为评审因素是否可行? 答:不可行。《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4.4规定,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的,应配备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并规定医用洗涤、消毒等用品与设备应满足工作需要,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招标文件既然规定《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为实质性要求,则该技术规范中的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也应该属于实质性要求,再将其作为评审因素会导致采购文件前后矛盾。
引言 2025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诉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作为我国首例涉及天然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重大专利侵权案件,二审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26年4月23日进行公开审理,央视频对该案件进行了全面报道,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提出的裁判观点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 业内有观点认为,法院对天然基因专利保护范围的限缩不利于激励创新,主张将保护范围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可执行遗传功能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并将培养天然菌株实现基因功能的行为认定为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我国专利法关于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基础,也与国际上关于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主流趋势相悖,更可能导致对天然生物资源的不当垄断。本文将从基因专利保护的源流与宗旨出发,结合“百令片”案的事实与法律适用,尝试探讨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合理边界及本案对行业的启示。本文还考察了原被告双方在专利领域攻防的历史案件,认为法院裁判本案还可从现有技术抗辩出发,得出相同的判决结果。 一、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基础 专利法保护的是人类的发明创造,而非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科学发现。这一基本原则在基因专利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不妨考察基因的专利保护制度的基本源流,以明确基因专利保护的背景。 1. 前奏:Funk Bros Seed Co. v. Kalo Inbred Co.案与“自然法则”原则 早在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Funk Bros Seed Co. v. Kalo Inbred Co.案(333 U.S. 127, 1948)中确立了自然法则不可专利的基本原则。该案涉及一种用于固氮的根瘤菌混合物,专利权人声称其发明在于将不同的根瘤菌菌株组合在一起且不互相抑制,使其能够在豆科植物根部共同固氮。然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专利所保护的是自然存在的现象——不同根瘤菌菌株的结合所产生的固氮效果,而非一种新的制造方法或装置。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专利权人并未“创造”任何东西,而仅仅是发现了自然存在的菌株结合现象。将自然现象“组合”在一起并不能使该组合成为可专利的发明。这一判例确立了专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仅仅发现自然法则或自然现象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只有将自然法则应用于实际的技术解决方案,才能获得专利保护。这一原则对后来的基因专利审查产生了深远影响。 2.生物技术专利历史性的突破:Diamond v. Chakrabarty案 2.1 案件背景与争议焦点 Diamond v. Chakrabarty案(447 U.S. 303, 1980)被誉为美国专利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案件,该案所确立的原则直接开启了基因技术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大门。案件主角Ananda Mohan Chakrabarty是一位著名的遗传工程学家,他于1972年申请了一项关于基因改造细菌的专利,该细菌能够分解原油,可用于清除油污。这种经过生物技术改造的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因此具有潜在的重大商业价值和环境应用价值。 然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查员驳回了该专利申请,理由是活的生物体不属于可专利的主题范围。这一驳回决定随后被专利审查委员会维持。Chakrabarty不服,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经过人工基因改造的微生物是否属于美国所规定的可获得专利保护的“任何新的和有用的制造物”(any new and useful manufacture)或“任何新的和有用的物质组成”(any new and useful composition of matter)。 2.2 最高法院的判决与论证 1980年6月1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数做出判决,认定Chakrabarty发明的基因改造微生物属于可专利的主题。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中的“制造物”(manufacture)和“物质组成”(composition of matter)等术语应按照其通常含义进行解释,即“包含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在1952年修订专利法时,有意采用了宽泛的措辞,以使专利法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发展需要。 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区分:自然存在的产物(products of nature)不可专利,但人工创造的东西可以专利。这一区分成为后来基因专利审查的基本准则。Chakrabarty发明的微生物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经过人工基因改造的,因此符合“可专利的主体”这一要件。最高法院还指出,并没有将活的生物体排除在可专利主题之外,USPTO关于“活的生物体不符合可专利条件”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2.3 案件的历史影响 Diamond v. Chakrabarty案的影响深远。首先,该案为生物技术发明的专利保护扫清了法律障碍,标志着美国专利法正式承认人工创造的微生物、动物乃至人类基因等生物材料的可专利性。其次,该案确立的 “可专利主题应当涵盖阳光底下由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 这一原则为后来的基因专利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案的判决直接推动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在Chakrabarty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逐渐开始批准涉及分离DNA的专利申请。这一做法基于一种理论假设:分离DNA与自然存在的DNA不同,因为它已经经历了“分离”和“纯化”的过程,从而不再是“自然产物”。 3. Myriad 案件背景与事实 Myriad Genetics案(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133 S. Ct. 2107, 2013)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基因专利可专利性问题做出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该案涉及Myriad Genetics公司持有的BRCA1和BRCA2基因专利。这两个基因的突变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Myriad公司发现了这两个基因的精确位置及其核苷酸序列,并据此开发出用于诊断的基因检测方法。 Myriad公司围绕其发现申请并获得了大量专利,其中包括对分离的DNA序列的权利要求,通过将突变的DNA序列与非突变的序列进行比较来诊断癌症倾向的方法权利要求,以及使用分离的DNA顺序鉴定药物的权利要求。2010年3月29日,纽约南区地区法院做出判决,认定Myriad公司的所有15项系争权利要求均属无效,理由是它们指向的是自然存在的实体——人类基因。联邦巡回法院审理中,呈现出尖锐分歧:Lourie 法官代表的多数意见认为:“分离的DNA是独立的化学实体,切断共价键创造了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分子”,基因的化学本质优先于其信息功能;Bryson法官则认为:“基因的价值在于其编码的遗传信息,分离后的DNA与天然DNA在结构和功能上完全相同”,信息本质优先于化学形式。2013年6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9票的一致意见做出判决,实际上采纳了Bryson法官的“信息中心论”,认为:第一,天然存在的DNA片段(分离DNA)仅因被分离这一事实,不属于可专利的主题;第二,互补DNA(cDNA)因其并非天然形成,而是通过实验室方法人工合成,属于可专利的主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自然存在的DNA片段是自然产物,不能仅仅因为被分离就获得专利资格”。法院认为,虽然Myriad公司确实在发现BRCA基因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和资金投入,但这种投入并不能改变基因序列本身的自然属性。分离DNA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然而,对于cDNA,最高法院亦认为其具有可专利性。cDNA是通过实验室方法人工合成的,其序列中仅包含外显子部分,不包含内含子,因此与天然存在的DNA序列不同。法院将cDNA视为一种“人造之物”(human-made invention),因此可以成为专利权的客体[1]。 [1]学界对 Myriad 案判决的核心批判在于其存在“无法调和的逻辑断裂”:一方面认为分离 DNA 的化学差异(切断共价键)不重要,因为不改变遗传信息;另一方面又认为 cDNA 的化学差异(去除内含子)重要,即使其编码的蛋白质与天然完全相同。主流观点认为,cDNA 可专利性是最高法院为平衡生物技术产业利益做出的 "实用主义妥协",而非严格的法理推导结果。 4. 美国三个案件体现的规则演进关系 应当注意,Funk Bros案是美国专利法“自然产物例外”的奠基性判例,其确立的核心规则至今仍然有效。Diamond v. Chakrabarty案是对Funk Bros规则的适用与发展,其重申Funk Bros案的核心原则,并将"自然产物例外"规则应用于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Myriad案则是对Funk Bros和Chakrabarty案规则的再次重申和进一步明确,认为"分离"行为本身不构成创造性改造,认为Myriad公司的贡献只是发现了BRCA基因的位置和序列,而没有创造这些基因,因此不能获得对基因本身的垄断权。 5. 中国的相关规定 中国将“科学发现”排除在授权客体之外。但《专利审查指南》对基因专利作出了关键性解释,本质上否定了Myriad案逻辑在中国的适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至迟在2001年版本即规定:"人们从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态存在的基因或其DNA片段,仅仅是一种发现,属于规定的‘科学发现’,不能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是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基因或DNA片段,其碱基的排列顺序是现有技术中不曾记载的,并能被确切地表征,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则该基因或DNA片段本身及其得到方法均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后续版本均保持类似规定。根据上述标准,无论是从人体分离的天然DNA片段(符合特定条件),还是人工合成的cDNA,只要它们满足“首次分离、结构未知、功能明确”的条件,在中国的客体审查角度上没有本质区别。 这一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天然存在的基因本身是全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任何人都不能对其主张独占权;而分离提取基因并验证产业实用价值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劳动,法律通过授予有限期限的独占权,激励这种揭示自然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价值的行为。 两相对比之下,美国采用了一种高门槛的客体筛选机制,在第一步(§101)就通过“自然产物”例外,将很多分离的天然DNA排除在外,然后依靠cDNA这样的“人造物”来保护一部分创新。我国则“大门宽、二门严”的做法,不严格”区分“自然vs人造,而是在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和说明书充分公开等实质性条件上进行把关。这样,基于上述规定及中美之间的差异性,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在我国,源于天然基因的基因专利与其说是保护基因本身,不如说是保护其公开的产业应用。 二、专利法意义上“使用”基因的认定标准 (一)专利法意义上“使用”的本质 我国规定的“使用”专利产品,应当理解为行为人利用专利产品的技术性能,实现其技术效果的行为[2]。 对于基因专利而言,“使用”基因的本质应当是行为人主动去利用分离状态下的基因,执行该专利说明书公开特定用途的行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行为对象是分离状态的基因,而非天然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二是行为人对基因的功能利用具有主动性和目的性,该目的就是与专利说明书公开特定用途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实现该特定用途。对于基因专利说明书公开和权利要求撰写的要求,《专利审查指南》均将基因专利归为“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3],认为该术语指代基因重组、细胞融合等人工操作基因的技术。可见,基因专利的说明书公开的该基因的功能用途,应当是基因工程意义上的用途,而不应当是利用生物体的天然代谢过程,那么“使用”基因专利的行为应排除被动利用生物体的天然代谢过程的情况。 [2] 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第101条: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是指权利要求所记载的产品技术方案的技术功能得到了应用或者效果得以实现。 [3]参见2023年版《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9.2和9.3节 (二)本案中培养天然菌株是否构成对基因专利的“使用” 在“百令片”案中,原告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主张被告使用含有涉案基因的中国被毛孢菌株进行发酵生产,构成对其基因专利的“使用”。本文认为,这一主张混淆了“使用含有基因的生物体”与“使用基因本身”的本质区别。 中国被毛孢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真菌物种,其体内的腺苷激酶基因及其表达的腺苷激酶是该物种长期进化形成的天然代谢系统的一部分。 原告专利主要公开冬虫夏草中国被毛孢内源的腺苷激酶及编码基因,该基因序列能够得到授权的原因在于,发明人首次从中国被毛孢这一自然物中对其进行了分离、提取,并发现、验证了其在表达为蛋白质后具有相应的活性,具备催化腺苷制备腺苷酸的功能。公开了两项工业化应用场景,未涉及任何天然菌株适配、原生代谢利用相关的技术披露。第一个应用是,依托人工分离提纯后的腺苷激酶活性蛋白,搭建体外可控生化反应体系,实现腺嘌呤核苷原料的转化,制备腺嘌呤核苷酸,全程不涉及活体菌株参与;第二个场景是,提取纯化专属功能基因,人工构建载体质粒,定向转化大肠杆菌异源工程宿主,优化菌株代谢通路,实现腺嘌呤核苷酸的工业化提质,全程依托人工基因工程改性操作。 被告两珠峰公司(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有限公司)则是从天然冬虫夏草中分离获得中国被毛孢菌株,按照传统发酵工艺进行培养生产,仅为菌株提供适宜的原生生长环境,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对涉案基因进行任何分离、提取、改造或调控。被告利用的是中国被毛孢这一完整生物体的天然代谢功能,而非主动利用分离状态下的涉案基因执行其催化功能。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国被毛孢在发酵过程中确实通过腺苷激酶催化产生了腺苷酸,但这是该物种的天然代谢过程,是基因在其天然宿主中的自然表达。根据一审判决书的认定,被告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生产过程中,既没有分离提取涉案基因,也没有对基因的表达进行任何调控,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在生产过程中对该基因本身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和研究,只是为菌株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这种对生物体天然代谢功能的被动利用,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基因行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认为:”两珠峰公司并未利用涉案基因和酶执行专利所描述的功能,即没有从基因层面实施涉案专利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即便被诉侵权产品中含有SEQ ID No.2基因,以及被诉菌粉制备过程中存在具备腺苷激酶活性的‘SEQ ID No.1-Met’氨基酸序列,也不意味着相关产品或应用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果仅仅由于被诉侵权产品中包含来自于天然生物的特定基因序列就认为该产品侵权,无疑会将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客体不当扩大到含有该基因的自然物。”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将这种培养天然菌株的行为认定为对基因专利的“使用”,将会导致荒谬的法律后果:任何含有该天然基因的中国被毛孢菌株的工业应用都将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专利权人实际上获得了对整个中国被毛孢物种工业应用的垄断权。这显然超出了专利法应当保护的范围,也与原告的技术贡献不相匹配。实际上,对动植物进行育种,是几千年来各地农牧民的生产实践。分子生物学发展起来之后,才明白人工选育的过程实质:生物种群中存在可遗传的变异(即基因差异),人类根据表型(如产奶量、果实大小)选择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留种,淘汰不利个体。经过多代积累,有利基因(如高产基因)的频率在群体中逐渐升高,从而形成新品种。使用归谬法进行推演:倘若有人发现了某个已有品种水果的高产基因,就能阻止农民继续使用传统人工育种手段来培养含有该高产基因的水果植株吗?这显然超出了专利保护的应有边界。 (三)“最小生物材料单元”理论的逻辑缺陷 有观点提出,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可执行遗传功能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如质粒、细菌、菌株等。该观点认为,为了要实现基因的功能,获取含有该基因的最小生物材料,对该生物材料进行培养,实现该基因的功能,这种行为同样也属于“使用”行为。 这一理论存在较多明显缺陷。第一,缺乏法律依据。我国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均未规定所谓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将突破现行法律关于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框架。第二,边界模糊不清。如何界定“最小生物材料单元”?是质粒、细胞,还是整个菌株?不同的界定标准将导致保护范围的巨大差异,给司法实践带来不确定性。第三,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如果将工业菌株纳入“最小生物材料单元”的保护范围,那么只要某一菌株含有某个天然基因,该菌株的所有工业应用都将受到专利控制。这将为专利权人垄断天然生物资源打开方便之门,可能严重阻碍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 中医药现代化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而发酵中药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传统中药的发酵生产都依赖于天然微生物菌种,这些菌种中含有大量的天然功能基因。如果按照“培养天然菌株即构成侵权”的观点,那么我国众多发酵中药生产企业都将面临专利侵权的风险,这将严重制约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诚如一审判决书所言,若涉案专利权人基于基因功能的研究创建了发酵过程的精准调控技术用以高效生产菌粉,则其本应通过申请方法专利或者主张技术秘密等其他方式对该方案进行保护。若该公司未能进行适当的知识产权布局,而主张要以扩张天然基因专利权的方法来保护其发酵工艺的研发成果,这样的主张会导致不同类型专利保护对象的错位,也必将被司法所否定。这也是本案给专利代理行业、公司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一个警示。 三、本案中现有技术抗辩的分析 在本案中,被告还主张:其使用的中国被毛孢菌株与涉案专利涉及的L0106 菌株实质相同,而该类菌株早已在在先专利(包括ZL85101974.1、ZL97110448.4专利)中公开,且可从天然冬虫夏草中分离获得,属于公众可自由获取的现有技术。尤其是,被告援引ZL9711044.84专利作为现有技术证据,主张其生产菌粉的工艺完全遵循该专利记载的步骤,而该专利已被宣告无效,其技术方案自始属于公有领域。同时提交了《微生物工程工艺原理》等教科书,证明逐级扩大发酵、低温培养等均是本领域公知常识。 本案判决书认定的相关的重要事实是:2015年7月,案外人王健以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珠峰药业公司、珠峰原料公司等为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害发明专利权之诉,该案所涉专利是专利号为ZL97110448.4、名称为“中国冬虫夏草真菌的发酵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原权利人为沈南英,后经多次转让于2014年12月25日变更为王健)。2016年11月7日,该院作出判决,认定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珠峰原料公司使用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的生产工艺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后因涉案专利权被全部宣告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1日裁定驳回王健的起诉。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取了Z20080187(即珠峰药业公司生产的百令片产品)和Z20103052(即珠峰原料公司生产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药品批准文号所对应的药品注册批件及该两药品注册批件所附的部分申请资料(含相关药品生产工艺)。该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记载:除落款和落款时间外,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与中美华东公司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完全相同,都是按照沈南英教授的“中国冬虫夏草真菌的发酵生产方法(专利号:ZL97110448.4)”生产。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认为,鉴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述报备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至今未有生产工艺变更补充备案记录,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或珠峰原料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生产工艺实际发生了变更,故推定其实际使用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的生产工艺即为前述报备工艺。 在本案中,对于被诉菌粉的生产工艺而言,从举证责任角度看,两珠峰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确认其菌粉生产工艺即为判决中记载的报备工艺。这是两珠峰公司对其实际使用工艺的直接确认,构成了自认,其证明力比较一般。但,正如常州中院在76号案中的认定逻辑,本案中被告珠峰公司已举证报备工艺无变更补充备案,同样应推定其实际使用工艺等同于报备工艺,即,专利ZL97110448.4(沈南英专利)的生产工艺。而沈南英专利已经被宣布无效且经一审二审均维持无效。因而,该专利方案应视为自始不存在,为公有领域可自由实施的技术。综合上述情况,本文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来还可从现有技术抗辩角度,同样认定被诉行为不构成侵权。这样的话,对于基因领域的“第一案”,该判决的结论可谓更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四、结论 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核心在于平衡发明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法律通过授予分离提取基因的发明人有限期限的独占权,激励其揭示自然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价值;同时,严格限制专利保护范围,防止对天然生物资源的不当垄断。 “百令片”案的判决准确把握了这一平衡,明确了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边界:专利保护的是经过人工分离提取的基因本身及其主动利用的行为,而非天然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及其自然表达过程。相对应的,若将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天然菌株,将培养天然菌株实现基因功能的行为认定为侵权,既不符合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也与国际司法趋势相悖,更可能阻碍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坚持专利法的基本原理,科学界定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在保护创新与促进产业发展之间实现最佳平衡。专利代理行业和创新主体也应高度关注本案的发展,在知识产权布局上更加科学完善。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 占据全球相关交易额的近50%, 授权管线数量超过150项。[2]以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英矽智能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 通过与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级的合作, 成功实现了从底层算法创新到全球商业价值兑现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化研发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借助AI开展跨国新药研发及多中心临床研究,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法律合规挑战。 第一, 境内监管。中国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出境、个人信息跨境流转、以及下算法伦理审查与临床研究备案均设有严苛的监管程序; 第二, 境外审查。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高压下, 对中国背景实体施加了供应链“去风险化”(De-risking)与物理隔离的要求;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AI辅助决策的算法可解释性与潜在偏见提出了更高的审查标准; 第三, 在AI药物研发(AI-Driven Drug Development, AIDD)中, 法律通常滞后于技术的突破, 然而各类新兴风险——包括算法偏见、AI幻觉、伦理问责等——却常常在既有法律规则形成之前便已实质性存在。 第四, 跨境交易。跨国合作中, 围绕算法逻辑等知识产权所有权、数据主权归属问题, 已成为双边博弈的焦点, 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结构的法律复杂性。 从以下四个维度, 本系列文章旨在赋予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双“慧眼”, 识别AI新药研发商业化的市场蓝海中的法律合规风险“暗礁”。 1.地缘政治与准入篇: 重点分析《生物安全法案》对AIDD许可合同条款的改变, 以及“清洁子公司”下的实质性运营合规等问题。 2.数据合规篇: 重点解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视角下人遗办(HGRAC)审批备案、网信办(CAC)安全评估, 以及联邦学习、隐私求教计算等技术解决方案。 3.算法监管与伦理篇: 深度解读《生物安全法》等对AI算法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要求及临床责任划分。 4.核心资产博弈篇: 探讨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中AI模型所有权与数据权等实务操作。 如您希望与作者对本主题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讨论, 或索要具体落地文件(例如《AIDD合规尽调清单》), 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AI新药出海法律实务 第四篇: 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新重点条款 在传统的新药许可中, 知识产权的核心是化学分子式。然而, 在 AI新药研发许可交易中, 知识产权重点已转移至具体的分子式转为更为抽象的算法。相应地, 合作许可项目的博弈点不仅是“谁拥有这款药”, 而是“谁拥有药物模型和模型的持续改进权”与“谁拥有数据权”。本文以下就Ai新药研发许可交易中的“模型”“数据”相关的新重点条款进行剖析。 一 AI新药研发模型 (一) 背景”“前景”“衍生”三权 在 AI 驱动的新药研发时代, 交易各方所关注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已从“以分子为中心”转变为“以算法智能为核心”的模式。而在交易文件中, 知识产权不再仅仅涉及化学结构, 而是数据输入、计算模型与衍生生物学know how的结合。AI新药研发模型中, 基础、前景与衍生知识产权的界定不仅决定了一款药的归属, 更决定了AI新药研发的未来能力。 背景知识产权(Background IP)在 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中本质上是“生成引擎”与“训练基石”, 涵盖了许可方在合作开始前已存在的专利算法、神经网络架构, 以及用于模型训练的专有生物学数据集。作为许可方的中国企业必须严格界定背景知识产权的边界, 以防止其被纳入前景或衍生知识产权。然而, 实践中的难点在于, AI新药研发场景下的背景知识产权不是静态的, 而是一种“活的”资产。换言之, 背景知识产权(Background IP)已从一种“固态的知识成果”演变为一种“具有自我迭代能力的动态系统”。这种“活”的特性源于AI模型对数据的持续学习以及算法结构的不断优化。作为解决方案, 许可方可采用“交付时的快照(snapshot at delivery)”“版本锁定”(Version Locking)技术, 精确定义哪一次迭代的模型构成背景知识产权。具体而言, “交付时的快照”是应对 AI资产动态演化特性的核心法律工具, 其本质是将“流动”的技术状态在合同生效日进行“瞬间冻结”。在这一机制下, 许可方在交付 AI 算法时, 不仅要交出代码, 更要记录该时刻模型的权重参数、神经网络架构以及性能基准。快照可以为许可方和被许可方划定一条清晰的法律红线: 红线之前的一切属于许可方的背景知识产权, 而红线之后产生的任何进化或变异, 则进入前景知识产权或衍生知识产权的博弈范畴。这种做法有效地解决了 AI 新药研发中常见的“权属模糊”难题, 确保了许可方在未来的其他项目中, 能够通过审计快照来证明其技术的独立性与合法性。 前景知识产权(Foreground IP), 即合作产生的新知识产权。具体而言, 是指合作期间生成的候选新分子(NMCs)及其独特的参数。传统药物研发许可中前景知识产权往往由交易方共有, 但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下交易双方倾向于进行“功能性拆分”: 被许可方(跨国大药厂)通常拥有最终产生的物理分子和临床数据, 而许可方(AI 药企)则保留“模型调整权”——即在寻找该分子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微调(Fine-tuning)和权重优化。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它能防止被许可方主张对AI 预测同类靶点能力的改进拥有所有权, 如果不这样做, 将实质性“冻结”许可方的AI算法, 导致其无法在同一治疗领域与其他伙伴合作。换言之, 通过功能性拆分, 药厂获得了“药”, 而 AI 药企保留了“大脑的进化成果”, 从而实现了双方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平衡。 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终极博弈在衍生知识产权(Derivative IP)的归属, 即双方对“持续进化权”与“跨项目研发”权属的谈判确定。 AI药物研发语境下, 衍生知识产权通常涵盖从合作数据中提炼出的对核心AI算法的改进, 即便这些改进适用于当前项目之外的药物。AI算法从被许可方数据中所获得的“学习成果”究竟属于许可方的技术改进?还是属于被许可方的项目衍生技术?为解决这一冲突, 许可交易文件中可引入“反馈循环”和“无损学习”(Non-invasive Learning)条款, 即允许 AI算法提取“通用逻辑”(归许可方所有), 同时确保“特定洞见”(归被许可方所有)不被泄露。为落实上述条款机制, 许可方必须确保 AI算法更新后的权重不会“记住”被许可方的保密化学空间。此外, 通过设置“排他性禁区”, 确保许可方在保留更聪明模型的同时, 在合同上被禁止在特定治疗领域内将这种新获得的新智能对抗作为数据贡献者的被许可方。 (二) 反向授权 衍生知识产权反向授权(Grant-back) 是指在许可协议中, 被许可方在利用许可方的原始技术进行研发过程中, 如果产生了任何改进、优化或衍生发明, 必须将这些新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授权回”给原始许可方。在 AI 驱动研发的背景下, 反向授权通常表现为: 大药厂在使用中国 AI 药企的模型时, 对模型算法的改进或发现的新相关数据, 必须反向授权给中国药企, 以确保其平台能力的持续进化。 为便利作为许可方的中国药企获得反向授权, 中国药企应坚持“平衡互惠”与“范围锁定”原则。在条款起草中, 中国药企可要求被许可方授予中国药企一份全球性的、永久的、免许可费的、非排他性的许可, 允许中国药企将这些衍生改进整合进其核心 AI 算法。这一利益平衡机制, 既不剥夺大药厂对特定候选药物(前景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又可保证中国药企的算法不会因为与该药厂的合作而产生“技术断层”或“法律封锁”。 最为应对, 中国药企应设置精细的“排除清单”和“数据脱敏”机制。一般而言, 反向授权仅限于“平台级改进”(如模型权重的优化、通用的算法提升), 但排除与被许可方特定商业秘密、具体靶点信息或独家化学空间相关的敏感数据。这种“算法归许可方, 数据归被许可方”的切分逻辑, 能够有效缓解大药厂对技术外泄的担忧。此外, 中国药企还应争取“转授权(Sublicensing)”的权利, 确保通过反向授权获得的AI算法能够合法地应用于未来与其他合作伙伴的项目中。通过这种策略, 中国药企不仅保护了现有的知识产权边界, 更通过每一次外部授权实现了 AI 模型的“借力进化”。 (三) 不可分割的改进 确定知识产权归属的前提是可分割性。AI 新药研发中, 对可分割性的界定是区分“算法进化”与“项目成果”的重要因素。不可分割的改进本质上是 AI 算法的自生长, 涉及到底层算法权重的重新配置。对于中国药企而言, 这类改进必须紧握手中, 因为它们构成了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增量。如果允许这类改进被若干被许可方分散拥有, 将对中国药企在未来项目使用AI算法进行研发产生法律障碍。因此, 实务中通常通过“侵权测试”来判定: 即如果一项改进的使用必然会触碰许可方的基础专利, 则其被视为不可分割, 应自动回流至许可方。 相反, 可分割的改进代表了合作的“果实”, 如具体的新分子结构或生物靶点洞见。这些成果是使用 AI 算法后的产出, 而非算法本身的升级。实践中, 将可分割的改进成果划归被许可方是维持合作关系的必然选择, 因为大药厂支付数亿美金正是为了获得这些可独立受专利保护的药物资产。然而, 中国药企应警惕如何防止被许可方将“可分割改进”申请一些宽泛的“应用专利”来反向限制许可方AI算法的自由操作(FTO)。因此, 在许可交易文件中, 中国药企应不仅注重区分两者的权属, 还必须设置“互不干扰”和“反阻碍”条款, 确保AI算法的迭代更新不受被许可方的上述可能的限制。 核心差异对比表 二 除外研究与数据权 如前所述, 在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下, 数据“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动态核心资产。限于篇幅, 本文选取“除外研究”条款论述数据权。 (一) “除外研究”条款 在许可交易文件中, “除外研究”(Excluded Study)条款旨在明确哪些特定的研究活动不属于双方共同管理和资金分担的范围。通常, “除外研究”包括在协议签署前已启动的试验、研究者发起的试验(包括Investigator Sponsored Trial和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 或授权方为探索特定适应症或内部专利组合而进行的独立研究。通过剔除这些活动, 双方得以保留独立操作自主权, 确保一方独立的科研探索或先前的法律义务不会不必要地消耗合作预算, 也不会触发联合管理委员会(JSC)复杂的集体决策程序。 (二) 数据污染 实践中, “除外研究”条款实施的难点在于如何管理“数据溢出”及其对核心合作资产的影响。由于 FDA 或 NMPA 等监管机构将药物视为单一的药理实体, 任何从“排除”的研究中出现的安全性信号或疗效失败, 在法律和监管层面都会引起关注。因此, 许可交易文件中应设定安全数据交换(Security Data Exchange)协议和监管引用权(Rights of Reference)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机制确保了虽然研究在资金和操作上保持独立, 但产生的数据可用于注册申报和说明书扩展, 从而避免一方因未参与控制或资助的研究触发临床暂停而陷入被动。 除安全性风险外, 界定不明的排除研究还会导致疗效稀释和监管冲突。如果一方在相关适应症中进行了一项效力不足或设计不当的独立研究, 由此产生的“失败”数据将成为公共记录, 削弱医保支付方、医生和投资者对该药物整体治疗潜力的信心。此外, 如果排除研究的结果与核心合作研究的结果相矛盾(例如在次要终点或生物标志物反应方面出现差异), 可能会迫使最终产品标签中加入“使用限制”条款。这不仅限制了商业推广团队宣传其“同类最佳”(Best-in-class)地位的能力, 还直接缩减了适用意向人群, 从而降低了作为特许权使用费计算基础的净销售额。 此外, “除外研究”范围的约定不明, 将对核心知识产权的完整性构成威胁。若独立研究的边界未能得到严格划定, 合作伙伴极易在平行研究中发现核心管线的新用途或关键生物标志物, 并据此主张对该“新增知识产权”(Arising IP)拥有独立所有权。这种权属争议往往会导致“阻碍专利”(Blocking Patents)的僵局, 使核心合作项目面临两难境地: 若不向合作伙伴支付额外许可费或面临侵权诉讼, 则无法实现商业化产品的优化与迭代。为防止此类数据与权利的“交叉污染”, 中国药企应在许可交易文件中构建“防火墙”机制, 建立强制性的受控数据交换协议以确保信息流动的可追溯性; 实施精确的适应症切分(Indication Carve-outs)以在临床用途上划定物理隔离带; 以及设定对独立研究产出的公开信息披露拥有共同审阅权。 (三) 数据“所有权” AI新药研发许可与商业权益项目中, “除外研究”(Excluded Study)产生的数据“所有权”(Data Ownership), 体现了“投资原则”与“资产保护”之间复杂的博弈。从法律层面看, “出资即拥有”(Funded-by, owned-by)是基本原则, 即发起方(通常是被许可方)因为承担了100%的财务风险, 从而拥有该研究产生的原始数据和临床研究报告的唯一所有权。这种法律上的隔离旨在为发起方提供“资产纯净性”, 确保这些独立研究成果不会受到大合作框架下联合管理或收益分成机制的约束, 这对于发起方未来进行资产剥离或寻求第三方合作至关重要。 然而, 实操中数据的“所有权”往往与“使用权”在功能上是分离的, 以防止发起方利用独立数据绑架核心合作项目。即使数据归发起方独立所有, 非发起方的合作伙伴几乎总会要求获得一项永久、不可撤销且免许可费的“监管引用权”(Right of Reference), 允许合作伙伴将除外研究的数据提交给卫生监管机构, 用于支持核心合作产品的安全性评价或说明书标签扩展。如果没有这种交叉访问权, 核心产品可能会面临“数据断层”而推迟上市, 使得独立研究在无意中变成了共有资产的障碍。 结语 在AI驱动的新药研发浪潮下, 底层资产的逻辑已完成从“化学原子”向“数据比特”的深刻跨越。当“模型进化”与“数据所有权”成为交易的核心要素, 合同条款的颗粒度将直接决定合作的生死。无论是严密的“防火墙”机制, 还是前瞻性的“回授许可”设计, 其核心目的均在于确保创新链条的连续性。未来的成功合作, 将属于那些能够前瞻性地界定算法边界、并能通过精细化条款实现风险对冲与价值共享的先行者。 注释 [1] Pathak A, Theagarajan R, Rizqi MM, et al. AI‑enabled drug and molecular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methods, platforms, and translational horizons. Discover Molecules. 2025;2:32. doi:10.1007/s44345-025-00037-5. [2] 季媛媛: “2025中国创新药BD交易‘爆单’ 一年狂揽超1300亿美元”, 证券时报网,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69424.html。
前言 在广州,农贸市场是“买菜的地方”,亦是社区商业烟火气与商业活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不少传统农贸市场通过空间改造、品牌引入和业态融合,从单一生鲜交易场所向“生鲜零售+便民餐饮+社区服务”复合型商业空间转型。业态升级在提升消费体验与物业价值的同时,亦带来一系列合规争议:农贸市场能否引入咖啡、轻餐、烧烤等餐饮业态?“熟食配套”与“餐饮经营”的监管边界如何界定?规划、环保、消防、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与风险如何分配? 对于上述问题无法仅凭商业逻辑判断,而是要从规划用途、行政许可、环保消防、合同约束四个维度综合判断。本文结合广州本地监管规则与租赁实务,系统梳理农贸市场创新经营的合规边界,为读者提供相关风险防控建议。 一、“复合经营”并非当然违法,合规核心是不突破既定用途与监管 农贸市场转型升级属于商业场景更新,而不是法律禁止的经营创新。判断新经营业态是否合法,核心标准为是否突破物业既定的使用功能与法定监管规则。 实务中,农贸市场新业态需要同时满足四项合规检验: 规划合规:符合建筑物现有规划许可用途及既有审批条件,不构成擅自改变用途; 许可合规:取得与实际经营内容相匹配的经营许可、消防、环保等行政许可; 设施合规:满足油烟、噪音、排污、隔油、通风、消防等强制性配套要求; 合同合规:符合租赁合同关于使用用途、分租、改造和招商范围的约定。 同时符合上述四项合规条件前提下,“创新复合经营”才具备合法基础和可持续性。 二、散装熟食销售与现场餐饮制售在监管边界、法律风险的区分 在农贸市场经营业态中,不乏“熟食档”与“餐饮业态”,但两者在经营许可类型、规划要求、环保责任上存在本质区别,是合规风险的高发区: (一)散装熟食销售,属于农贸市场合理延伸,按销售类许可管理 农贸市场内的熟食档口不等同于餐饮服务,熟食档一般不具 “现场持续制售热食”“产生油烟和额外环境负荷”等实质经营特征。若经营内容为已制成熟食的销售、分装、简单加热或便民供应,未开展现场热食加工,未超出物业规划用途和租赁合同约定,则属于市场便民配套经营的一部分。 依据《广东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相关规定,预包装熟食拆封、简单加热提供给消费者的,不属于餐饮服务。此类经营的核心合规要求在于,经营主体应按照实际经营内容申领相应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确保其许可事项与现场经营状态保持一致。 简言之,农贸市场内可设熟食配套,但不得实质演变为独立餐饮经营场所。 (二)现场餐饮制售可能易触发规划、环保、消防等多重违规 与散装熟食销售相比,烧烤、爆炒、现制快餐、堂食轻餐等现场热食制售、餐饮,与散装熟食销售存在根本性差异,属于高合规风险业态。现场热食制售、餐饮对排烟、排污、隔油、通风、消防有较高且特定的要求,因此监管机构对存在明火、重油烟、长时间加热、堂食聚集的经营场所,其是否具备承载餐饮活动的基础条件会作出较严格的监管。 依据,产生油烟的餐饮场所必须与居民楼保持安全距离并设置专用烟道;配套隔油、降噪、废气处理设施。一旦引发投诉或超标排放,将面临责令整改、停业、罚款等行政处罚。 其次,从“配套熟食供应”转向“餐饮门店化运营”,本质是使用功能实质性变更,即使建筑物用途为商业服务类建筑,仍可能因设施负荷不足,消防等级不匹配、规划用途不符被认定为违规。 需要注意的是:若经营建筑物的规划许可用途为“肉菜市场”,直接改造为餐饮功能,则可能构成擅自改变建筑物规划许可用途。依据,擅自改变建筑用途且逾期不改的,可面临每日每平方米50元至100元的罚款。 (三)商业服务类建筑不等于可任意经营任何商业 实践中,部分创新经营市场建筑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从规划和监管角度看,肉菜市场、餐饮经营分属商业服务体系中的不同细分功能,对应的审批依据、设施标准、相邻影响并不相同。当新业态显著增加油烟、噪音、排污、或改变场地客流聚集、开放方式、营业时间时,监管机关将按照实质影响进行认定。 因此稳妥的做法是,招商前完成规划用途核查、消防条件核验、经营许可路径确认,并结合《广州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面清单》判断是否豁免规划审批。 三、租赁合同合规与复合经营责任划分 农贸市场运营普遍采取出租—承租—分租模式,租赁合同是界定权利义务、责任划分的核心法律文件。当创新业态引发纠纷时,以下三大问题值得关注: (一)分租、转租的合法边界 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转租物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七百一十八条规定,若出租人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转租。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租赁合同中应明确分租审批流程、书面同意形式、禁止业态类型。同时,避免默示同意带来的被动。 (二)擅自变更规划用途引发的合同与行政责任 若承租人未经合法手续引入违规经营业态,擅自改变用途,将触发出租人与承租人均可能被责令整改、处罚的风险。此外,承租人更有可能面临合同违约的风险,从而被出租人索赔损失。 (三)责任主体的划分 承租人作为实际经营管理者,理论上是违规经营的直接责任主体,但在行政监管角度下,出租人作为物业经营管理主体同时负有监管义务。因此,出租人必须完善证据链,对分租材料进行审核并留存、固定餐饮档口的违规事实等。 四、实务合规建议 农贸市场创新经营的核心,是在社区民生功能与商业创新之间找到合规平衡点,建议将合规防控嵌入招商、合同设计和运营管理之中,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开展前置性尽职调查 在引入业态前,逐项核查,包括规划用途、消防验收、经营许可证照申领路径、租赁合同限制,参考《广州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面清单》,充分了解哪些业态调整可免于规划审批。 2.主动咨询行政监管部门 对边界模糊的业态,落地前与属地街道、城管、规划、市场监管部门沟通确认,以官方口径替代商业判断,从而降低经营风险,消除合规隐患。 3.合同条款优化 优化租赁合同核心条款,明确列明允许与禁止的业态范围,分租管理规则,物业用途变更程序、合规责任分配及违约责任等,以合同条款前置规范经营行为、厘清权责边界、防范合规风险。 结语 农贸市场的创新经营,不是追逐流量的短期行为,而是在保留社区商业功能和城市烟火气的基础上,构建契合监管规则、具备合同保障的长期运营模式。项目合规保障依托规划、许可、环保、消防、合同五大核心维度,将法律合规审查前置嵌入项目前期决策环节,可避免后期整改、处罚及各类合同纠纷的风险。 【相关法律法规】 现将本文涉及的核心法律条文罗列如下: 第七百一十一条: 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 第七百一十六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七百一十八条: 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 《广东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2025年版) 第五条(餐饮服务经营项目)餐饮服务,包括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半成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非即食食品制售等。其中半成品制售仅限中央厨房申请,非即食食品制售仅限非即食食品经营者申请。 第六条食品销售经营者将已完全熟制的预包装食品拆封、简单加热提供给消费者的,按散装食品中的散装熟食销售进行许可。……” (2020年修正) 第四十条......竣工并经各项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建筑物,变更房屋权属登记中房屋用途或者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规划管理许可事项的,应当报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二条竣工投入使用的建筑物,变更房屋用途涉及规划许可事项的,应当报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第七十四条: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批准改变竣工并经各项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建筑物的用途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用途;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每日每平方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直至改正为止。 《广州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面清单》 第三条: 明确了商业建筑内部业态调整在满足消防设计审查及处理好相邻权关系前提下,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适用情形。
2026年5月1日,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在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财年农业、农村发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2027拨款法案》”)中提出一项提议, 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的审评过程中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 本文将分析该提议对中国创新药企和跨境许可交易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一 提案的背景和性质 拨款委员会的提议要求FDA在审评IND及其修正、补充材料时, 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目前该提议仅为拨款委员会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拨款法案》中的内容, 尚未经美国众议院审议通过, 也未正式落地成为FDA法定监管规则, 暂不具备正式法律条文效力。但是, 由于FDA经费受国会监管, 拨款委员会对FDA提出的明确政策要求仍会形成切实的现实压力, 并可能对FDA未来的指南制定与审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提案意味着FDA可能在中国药物开发最早的入口——IND阶段设置障碍。若该限制最终落地, 任何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 即便符合当地监管标准与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要求, 也将无法用于支持美国IND申请。申请人须在FDA可核查的司法管辖区(如美国本土、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重新开展临床试验, 或依赖跨国多中心试验中中国以外的站点数据。 从时间维度看, 该提案设置了过渡期安排: 限制将适用于《2027拨款法案》生效12个月后所提交的IND, 为FDA制定实施指南及受影响申请人调整临床试验策略预留了缓冲期。然而, 对于已在中国开展早期试验并计划向美国递交IND的企业而言, 一年的时间窗口意味着其必须立即启动全球临床布局的调整, 否则将面临数据无法使用的风险。 拨款委员会在《2027拨款法案》中说明了其进行该等限制提议的理由。拨款委员会认为, 位于中国等特定国家的临床试验中心不受FDA直接监管, 患者安全标准和数据独立性难以被充分核实。然而, 美国现行法规21 CFR 314.106明确允许境外临床数据用于支持新药申请, 而且该条款同时设置了严格前提: 数据须适用于美国人群和医疗实践; 研究者须符合GCP资质; 且数据须可通过现场核查(on-site inspection)验证。拨款委员会认为, 在缺乏常态化现场核查机制的情况下, FDA难以确保中国生成数据的完整性与可靠性。笔者认为, 拨款委员会的这一顾虑是没有依据的: 一方面, 向美国FDA提交域外获得的临床数据, 都必须证明其试验是符合美国GCP要求的; 另一方面, 美国FDA缺少现场核查能力的情况, 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 如果仅仅以“缺少现场核查能力”为理由,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体系将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两条。 一是临床试验市场的流失。中国有巨大的受试者群体、高效运行的医疗体系以及卓越的研究人员(PI), 这导致中国开展早期人体药物试验的成本显著低于美国, 且推进速度更快。若FDA继续允许此类数据支持IND申请, 将进一步激励跨国药企将早期试验迁往中国, 导致美国不仅流失临床试验项目, 还可能将剂量探索、患者数据积累、试验执行经验等关键早期研发能力一并转移出去。 再更进一步, 拨款委员会将早期研发能力的外流与更广泛的安全考量相联系。2025年12月, 美国已通过《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 限制联邦政府采购特定生物技术公司的设备或服务, 华大基因、华大智造等企业被列入受限名单; 2025年6月, FDA亦宣布审查涉及将美国公民生物样本送往特定国家实验室进行基因工程处理的临床试验。拨款委员会此次提案, 可能具有进一步在生命健康领域与中国脱钩的意图。 二 对中美生物技术交易格局的深层影响 据笔者观察, 近年来涌现出大量早期创新药的对外许可交易(License-out), 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创新药企早期研发的能力, 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早期临床研究的巨大价值。在一些交易中, 外方在获得中国以外的新药开发和商业化权益的同时, 往往喜欢获得在中国境内开展临床试验的权利, 这也证明了中国临床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然而, 拨款委员会的提案可能对现在的新药对外许可交易模式做出挑战。 (一) 许可交易模式的结构性挑战 近年来, 通过对外许可交易将自主研发的药物分子授权给跨国药企的模式, 已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的主要路径。2025年, 中国生物医药对外许可交易总额超过1350亿美元, 其中肿瘤学与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交易中, 中国药企在中国境内完成的I/II期临床数据是谈判的核心资产, 直接决定了首付款金额、里程碑付款节点及销售分成比例。而跨国药企之所以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 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对中国早期数据的认可及其对后续全球开发的支撑价值。 若拨款委员会提出的法案最终落地, 中国生成的早期临床数据将无法直接用于美国IND申请, 跨国药企等西方合作方在评估中国资产时将不得不重新计算开发成本与时间表, 并且可能要求中国药企在其他司法管辖区重新开展I期或II期试验。这可能直接导致交易谈判中的首付款金额显著缩水, 里程碑付款结构趋于保守。对于资金储备有限的中小型Biotech企业而言, 则将面临重新开展海外临床试验的成本压力, 这可能使其难以维持全球竞争力, 进而导致行业资源向具备国际基础设施的大型企业集中, 加剧产业分化。 (二) NewCo与Co-Co交易模式的合规重构 NewCo模式与Co-Co(“Co-development & Co-commercialization”)模式是近年来中美生物医药跨境交易的重要创新。在NewCo模式下, 交易双方设立独立实体持有全球权益, 通常以中国早期临床数据作为资产估值的基础; 在Co-Co模式下, 双方共同推进药物的开发进程、联合开展商业化布局, 并共享跨司法管辖区的数据包。笔者曾经助力中国第一家NewCo模式下的海外授权, 也参与多项Co-Co模式的谈判, 很明显可以看出, NewCo和Co-Co模式的一个动因就是, 持续利用中国创新药企的研发能力和中国临床市场的巨大容量。 若中国临床数据被排除在美国审评体系之外, NewCo模式和Co-Co将面临根本性质疑: 不仅其前提假设——中国早期数据可直接支撑全球开发——将不复存在; 其核心动因——以中国为主力临床市场的持续合作开发, 也难以为继。NewCo实体将不得不在中国以外重新开展早期试验, 大幅增加现金消耗, 西方合作方将不得不独立承担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临床试验责任, 原有的"共同开发"平衡将被打破, 合作可能异化为单向的技术引进或服务外包关系。中国药企的议价能力与参与度大幅下降的同时, 西方合作方也将承受巨大的临床压力, 拖慢药品研发的进程。显然, 这一局面对于中美双方生物医药企业而言, 无疑是一种双输的结局。 三 中国创新药企的应对策略 面对潜在的监管壁垒, 中国创新药企需要从临床试验布局、交易结构设计和战略资源配置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 将合规压力转化为国际化能力建设的动力。 (一) 双区域或多区域并行试验设计 企业应在药物开发的早期阶段即规划双区域或多区域临床试验, 在中国境内开展试验以在满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的注册要求的同时, 在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或东欧等FDA认可的司法管辖区同步或衔接开展I期试验。其中, 澳大利亚的临床试验通知(Clinical Trial Notification, CTN)为备案制, 无需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对试验数据进行技术审评, 该模式下I期临床试验最快在方案提交后5-6周即可启动, 在速度上具有显著优势, 且其监管标准与FDA高度互认; 新加坡、韩国等地则具备成熟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与英语工作环境, 便于与国际CRO协作。通过并行设计, 企业可在不牺牲国内开发速度的前提下, 提前积累可供FDA审评的"清洁数据", 避免在后期阶段因数据来源问题而被迫中断或重做试验, 从而保护研发投资的连续性。 (二) 全球CRO合作与数据治理体系 与国际知名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是提升数据可信度与可核查性的重要路径。国际CRO在受FDA检查的试验站点(“FDA inspected sites”)的运营经验、标准操作规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的合规性以及稽查准备等方面, 均具有成熟的体系与丰富的经验。中国药企可通过委托国际CRO管理非中国试验站点, 或在试验设计阶段引入符合ICH-GCP标准的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 增强数据的国际认可度。此外, 企业应建立严格的数据本地化与隔离策略: 将中国生成数据专用于NMPA申报, 同时建立独立、完整、可追溯的全球数据集, 用于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机构的申报, 避免数据交叉污染或来源混淆。在电子数据采集系统(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的选择上, 应确保其符合FDA 21 CFR Part 11关于电子记录与电子签名的要求, 以通过潜在的数据完整性核查。 (三) 国际知识产权布局 鉴于企业可能需要早期在中国以外的多个区域开展临床试验, 以使早期开发数据能够被美国FDA所接受, 企业也需要在药品开发早期做好海外专利布局。通常而言, 中国创新药企可以通过PCT途径申请衍生注册。需注意的是, 虽然PCT申请能够为中国创新药企维持较早的优先权日, 但随着临床试验陆续在境外各国开展, 企业仍需尽早考虑在对应国家的专利进入与延伸申请, 提前应对各国专利法实施中存在的政策与实务不确定性。 (四) 交易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在对外许可谈判中, 中国药企应主动调整交易架构, 以应对数据监管的不确定性。一种可行的模式是: 在协议中明确区分中国权益与全球权益, 约定由西方合作方主导非中国地区的临床试验, 中国药企保留中国境内的开发主导权及商业化权益。这种"分区主导"模式虽可能稀释中国药企的全球收益分成, 但可降低合作方对数据合规性的顾虑, 维持交易的吸引力。另一种模式是在估值谈判中引入"监管风险折扣"机制, 以较低的首付款(upfront payment)换取更高的销售分成比例(royalty)或更宽松的里程碑节点(milestone), 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具备更强国际临床执行能力的合作方。对于NewCo模式, 可考虑将知识产权与早期数据持有主体设立于中立司法管辖区(如新加坡、瑞士或开曼群岛), 由中国子公司负责国内试验, 全球实体负责国际试验, 以优化治理结构与税务安排, 同时降低单一国家政策变化的系统性风险。 (五) 早期监管沟通与标准对齐 中国药企应充分利用FDA的Pre-IND会议机制, 在试验设计阶段即与FDA就人群选择、终点设计、对照组设置及数据核查计划进行充分沟通, 获取书面反馈。对于计划在非中国地区开展的试验, 应在方案设计时即纳入美国患者人群的代表性亚组, 确保数据外推的合理性。同时, 企业应密切关注FDA指南的更新动态, 特别是涉及境外数据接受条件、现场核查程序及电子数据完整性要求的最新规定, 确保试验执行与文档管理符合最高标准。在沟通策略上, 企业应准备充分的科学依据, 论证其试验方案与美国医疗实践的关联性, 并提前规划现场核查的接待与文档准备工作。 (六) 区域创新枢纽的设立与人才布局 具备资源实力的中国药企可考虑在新加坡等中立司法管辖区设立区域研发中心或临床试验协调枢纽。这些枢纽可承担全球试验的中央管理职能, 包括方案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监管申报及知识产权管理。将核心知识产权与全球临床数据集持有于政治与监管环境相对稳定的中立地区, 可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单一国家政策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增强全球合作伙伴与投资者的信心。同时, 企业应加强国际化人才储备, 引进具有FDA沟通经验、国际多中心试验管理背景及跨文化谈判能力的专业人才, 为全球化运营提供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