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陈某某污染环境罪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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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
引 言: 在技术交易实践中,一份“先做后签”的技术开发合同,可能让开发方追讨百万款项却因约定不明而陷入困境;一个不合理的管辖条款,可能让双方千里迢迢异地诉讼徒增成本;一句“打造行业领先平台”的模糊目标,可能成为法庭上无法证明的“履约黑洞”…… 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深入推进,技术开发、转让、许可等交易日益频繁,技术合同纠纷数量快速增长、争议日趋复杂、涉案标的持续走高。2021年至2025
近年来企业出海很“热”,有的企业打算出海做贸易,有的企业打算用自己的专利等技术进行开疆拓土。 无论是通过技术许可、跨境技术服务,还是知识产权(IP)全球化布局等方式,本质都是技术、数据、资本、人员的跨境流动,而这背后交织着出口管制、数据合规、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税务等问题,简单归纳为法律和税务的双重考量。 1、法律层面 (一)出口管制:技术出境的“第一道闸门” 首先要过出口管制关——核心技术、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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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涉案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乌海市重点排污单位,陈某某系该公司环保工作负责人。2022年3月,公司委托第三方运维机构更换加热炉在线监测设备期间,陈某某授意工作人员违规修改仪器折算系数,将设备设置为“不折算”模式,直接造成废气监测数据失真。2023年4月企业完成技改后,生产线持续正常生产,却在环保自动监控平台刻意将生产状态标记为“停产”,致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核心污染物监测数据无效。 2023年10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现场检查查实上述违法行为。经专业检测,该公司DA001加热炉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分别超出排放标准0.75倍、2.09倍;经司法鉴定确认,2022年12月至2023年10月期间,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价值525898.24元,产生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检察机关以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海南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单位罚金十万元,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单位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25898.24元及司法鉴定费用98000元。 裁判要旨 重点排污单位通过篡改监测参数、虚假标记生产工况等方式干扰自动监测设施、伪造监测数据,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属于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应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委托第三方公司运维维护自动监测设备,不能免除排污单位对监测数据真实性、合法性及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责任,排污企业应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乌海市法院严厉打击重点排污企业篡改在线监测数据、大气超标排污的典型案例。明确排污企业为环保第一责任人,委托第三方运维不能免除自身监管义务,篡改监测参数、谎报工况排污属严重污染环境,企业与负责人均需承担刑责。判决全额支持生态损害赔偿及鉴定费用,落实 “污染担责、损害必赔”。该案以案释法,破除企业侥幸心理,倒逼企业主动治污减排,保障排污监测数据真实。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作为《条例》首个配套执行细则,进一步明确了临床转化审批的准入范围、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监督规则,将监管框架落地为可执行标准。 一、立法背景 近年来,基因编辑、CAR-T/NK细胞疗法、干细胞治疗、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前沿生物医学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技术主要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思路与传统药品、医疗器械存在本质差别,给监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条例》出台前,我国对该领域的监管散见于《生物安全法》及《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试行)》等部门规范性文件,同时仅在海南博鳌乐城等少数区域有地方性试点规则,呈现出多部门交叉、政策分散、边界模糊的局面,企业普遍面临合规路径不清晰、政策预期不稳定的困境。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亦暴露出伦理监管的缺口,从而加速了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进程。从2019年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到2025年国务院正式发布条例,历时六年,最终形成了覆盖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全周期的监管体系。 作为行政法规,《条例》效力等级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其出台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填补立法空白,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构建了从临床研究备案、临床转化审批到上市后监管的全流程管理制度;二是明确双轨路径,正式确立“药品注册+技术转化”并行的双轨制商业化模式;三是平衡创新与安全,在严格守住伦理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技术创新留足发展空间。而本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则是将《条例》中的条款进一步细化,解决的是怎么申请、怎么审查、怎么管理的实操问题。 二、《条例》监管框架 (一)适用范围与核心定义 根据《条例》第三条,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 临床研究的覆盖范围包括四类情形:(1)直接对人体进行操作的;(2)对离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进行操作后植入或者输入人体的;(3)对人的生殖细胞、合子、胚胎进行操作后植入人体使其发育的;(4)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 (二)临床研究阶段 《条例》将临床研究由原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调整为备案制,降低了研究的启动门槛,但同时强化了过程监管与主体资质的要求。 1. 主体资质要求 发起机构 必须为中国境内法人,且需确保技术已通过非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 实施机构 仅限三级甲等医疗机构,且需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相应场所设备人员、规范管理制度与稳定经费来源 项目负责人 需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及高级职称 2. 备案流程与材料 项目通过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后5个工作日内,由临床研究机构向国家卫健委备案,需提交机构信息、人员资质、非临床研究报告、研究方案、双审意见、知情同意书、经费来源证明等全套材料。 3. 过程监管要求 必须严格按照备案方案实施,重大变更需重新审查备案; 必须取得受试者书面知情同意,严禁向受试者收取任何与研究相关的费用; 研究机构需建立风险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机制; 研究记录与原始材料自研究结束起保存30年,涉及子代的需永久保存; 受试者损害由研究机构负责治疗,费用由发起机构承担,鼓励购买商业保险。 (三)临床转化应用阶段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对《条例》的转化审批规则进行了全面细化,明确了准入门槛、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全周期监督。 1. 审批范围 并非所有生物医学新技术都能走转化应用路径,《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划定了明确的审批范围。从正面准入的角度,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个性化程度高,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原理的药品获得上市许可,也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二是用于治疗国家卫健委《罕见病目录》收录的罕见病,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同适应症药品上市或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从负面排除的角度,符合定义的医疗器械,全部走药监注册路径,不纳入本审批范围。 该规则进一步落实了“双轨制”的划分路径,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走药品、器械路径;个性化程度高、难以做成标准产品的前沿技术走医学技术转化路径,从而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最大化地促进医学创新并满足临床需求。 2. 申请门槛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明确了申请临床转化应用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核心条件,一是已依法备案并完成临床研究;二是临床研究证明技术安全、有效,符合伦理原则;三是多中心独立验证一致。 3. 审批流程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申请受理——材料核查——技术、伦理评估——行政决定”的审批链条,流程如下: 审批环节 实施主体 审查内容 形式审查 国家卫健委受理窗口 材料完整性、资质合规性、是否属于审批范围 转交专业机构 国家卫健委 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转交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开展专家评估 材料核查与评估 生物中心、医管中心 书面现场核查材料真实性,划定风险等级,开展技术评估与伦理评估 行政决定 国家卫健委 收到评估意见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不予批准/终止审查决定 4. 优先审查与紧急应用 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公共卫生急需的技术,可申请优先审查,加速审批流程;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优先条件的,将转回普通程序。 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国家卫健委可批准尚在临床研究阶段的技术,在规定范围、期限和条件下紧急应用。 (四)技术路径与药械路径的界定 结合《条例》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药品注册与临床技术转化已形成双规并行,错位互补的格局: 对比项 药品、医疗器械路径 生物医学新技术路径 监管部门 国家药监局(NMPA/CDE) 国家卫健委 适用情形 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生物制品/药品 个性化程度高、难以标准化成药,且国内无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罕见病适应症 实施流程 IND申请——临床试验——NDA/BLA注册上市 非临床研究——学术、伦理审查——临床研究备案——多中心临床研究——转化审批——院内应用 实施范围 取得资质的医疗机构均可使用,产品可全国流通 限制期内仅限原研究机构(含多中心)使用,期满后可备案推广 优势 商业化空间大、规模化程度高 研发周期短,审批速度相对较快,适配个性化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同时明确,因不同技术特点会有所不同,后续将进一步细化“同类机制原理”的界定标准,企业需持续关注细则更新。 (五)法律责任 《条例》设置了梯度化的处罚机制,最高可处20倍违法所得罚款,责任人可被终身禁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程度 违规情形(例举) 处罚措施 一般违规 未经备案开展临床研究;未按备案方案实施且逾期不改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30-3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3-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3年禁业 较重违规 未经非临床证明安全有效开展研究;未通过双审开展研究;未经批准擅自临床转化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50-5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5-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5年禁业 严重违规 骗取转化批准;出现重大安全风险未采取措施;造成严重健康损害或重大社会影响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100-10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10-20倍罚款;责任人处10-20万罚款,10年直至终身禁业 专项违规 临床研究违规向受试者收费 退还违规收取费用,并处收取费用5倍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未经批准生产销售细胞类产品、非法行医等 可能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假药罪、非法行医罪等,最高可处死刑 三、对生物医药企业影响 (一)政策红利释放 1. 明确预期 《条例》最大的价值在于消除了长期困扰行业的政策模糊。双轨制的正式落地,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的商业化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吸引资本投入,推动产业从零散探索走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待到《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则可进一步消除转化环节的操作盲区,让企业可以清晰预判技术到底能否走这条路径、要走多久、要准备什么,从而降低商业化路径的决策成本。 2. 简化流程 相较于此前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设计,备案制简化了临床研究的周期。对于发起机构而言,流程与时间成本降低,企业可以更快推进早期技术的临床验证,提升研发效率。国内首个备案项目“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博海生物的多靶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技术”,已于2026年5月底,即《条例》正式施行起一个月内成功落地,验证了新规下合规路径的可行与高效。 此外,对于罕见病、无有效治疗手段的重症技术,叠加优先审查通道后,能够更快实现商业落地,既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也帮助企业更早实现收益。 (二)合规门槛提高 《条例》将临床研究机构严格限定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缩小了企业可合作的医院范围。若企业此前与非三甲医院、科研机构存在临床研究合作,相关项目须进行调整。加上《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企业可能会面临同时对接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因此该合作资源将变得更为稀缺,企业的合作成本也会有所上升。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在申请条件上新增了“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若该征求意见稿最终落地实施,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依靠单中心临床研究数据申报转化。企业的研发成本将有所上升,需承担多家中心的研究费用、伦理审查费用与数据管理成本,且研发周期也会有所延长。此外,不同中心的操作规范、数据标准可能会存在偏差,因此对企业的质量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转化审批的范围,但“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出台,部分技术的路径归属仍存在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路径选择直接决定了研发投入、周期与商业化模式,尤其对于已投入大量资源的在研项目,若路径判断出现偏差,将会面临沉没成本损失。 此外,细胞、外泌体等技术在医美、抗衰等消费级领域的应用是否纳入《条例》监管,目前仍无明确细则。这类业务此前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若后续被纳入《条例》监管,现有消费级业务模式将面临全面调整,大量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相关业务将直接被叫停。 (三)行业洗牌加速 随着818号令及后续《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过往依托监管模糊地带存续的灰色业态将失去生存空间,大量不具备合规能力的市场主体将被逐步清退,行业资源将向具备核心技术、合规体系与优质临床资源的企业集中。 首先,根据《条例》要求,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必须由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实施,且需具备相应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与完整的配套设施;《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要求参与确证性临床研究的机构均需完成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备案。这意味着此前大量依托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细胞输注、抗衰治疗等灰色产业将不再具有合规基础。 其次,《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任何费用。该规定终结了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以临床研究名义收取治疗费用的灰色盈利模式。 再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明确划定了转化审批的准入边界,符合医疗器械定义的产品一律走药监注册路径,国内已有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或进入确证性临床试验的技术,也不纳入技术转化范围。同时,转化审批要求多中心独立验证、完整的非临床与临床数据支撑、标准化操作规范与质控体系,提升了技术商业化的合规门槛。企业难以以医疗技术为名规避药品、医疗器械的严格监管,也难以依靠单中心、小样本数据实现商业化落地。 在此背景下,行业发展将从野蛮生长的探索期进入合规驱动的规范阶段。具备核心技术壁垒、已完成合规临床研究布局、与优质三甲医院建立稳定合作的头部企业,将在合规红利下进一步扩大市场优势;而依赖概念炒作、违规经营的中小主体将逐步退出市场,行业整体集中度将持续提升。 四、企业合规建议 面对监管框架的落地与未来配套细则逐步出台,企业应当将合规管理前置,融入技术研发、临床研究、转化落地的整个流程,在规范发展的框架内提前布局,抢占行业调整期的先发优势。 当前,监管逻辑已经从事后处罚、违规纠偏转向了全流程的风险防控,这意味着“先做再说、出问题再补救”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企业需要着手搭建覆盖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受试者权益保护、临床数据管理、安全风险应急的内部合规制度体系,将合规要求纳入项目的全周期,而不是作为独立环节后置处理。对于集团化运营的企业,还需要建立母子公司、总分公司统一的合规管理标准,定期排查各业务条线的潜在风险,防止单点合规问题扩散。 在临床研究资源层面,企业应当尽快对现有在研项目的合作机构进行梳理,对不符合资质要求的合作项目,及时调整合作模式或终止相关研究,避免合规隐患。企业可主动对接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优质三甲医疗机构,尤其是已经完成对应专业GCP备案的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针对重点推进的研究项目,要提前规划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方案,筛选两到三家操作能力匹配、数据标准统一的合作机构开展研究,在保障数据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后续转化申请的多中心验证要求做铺垫。 对于技术商业化路径的选择,企业需要跳出单一的成药思维,基于双轨制的监管框架对现有在研项目进行盘点与评估。结合每项技术的自身特点、目标适应症、商业化目标,分别测算药品注册与技术转化两条路径的研发周期、合规成本、盈利模式,制定针对性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最终落地,企业要密切关注相关细则的发布,待规则明确后进一步对优化调整项目方案,降低路径切换带来的沉没成本。 针对研究记录长期保存的监管要求,企业要提前搭建符合规范与监管要求的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统一不同合作中心的数据采集标准与存储格式,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可追溯。除了满足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项监管要求外,还要同步对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受试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人类遗传资源合规管理方案。更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将数据存储、长期随访运营、数据安全持续防护等长期合规成本,提前纳入项目整体预算与商业盈利模型当中,而不能只计算短期研发投入,防止后续因长期成本预估不足导致项目难以维持。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伦理审查的管理,妥善留存历次伦理审查意见、各版本知情同意书、跟踪审查记录等全部文件,满足申报与监管检查的要求。 整体来看,当前《条例》的正式施行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只是生物医学新技术监管体系完善的起点,后续还将有配套细则陆续落地,企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跟踪机制,重点关注几大方向的规则更新:一是《工作规范》正式版的修订内容与生效时间,及时调整转化申报准备工作;二是技术与药械的界定指导原则,明确不同项目的监管归属;三是风险分级指南的具体划分标准,预估技术获批后的推广进度;四是消费级大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管边界,提前评估相关业务的合规调整方向;五是临床研究备案的具体操作细则,优化项目启动流程。 结语 818号令的落地与配套审批细则征求意见稿的公开,标志着中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产业正式进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规范化发展阶段。对于生物医药企业而言,合规不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赛道的入场券与长期发展的基础。主动拥抱监管、完成合规布局的企业,将在本轮行业重构中抢占先发优势,实现技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兑现。
近日,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案(案号:(2026)京73行初169号)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入审理程序,引发市场关注。据开庭公告显示,该案定于2026年9月2日开庭审理。作为一家以扫地机器人、智能生活电器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科沃斯此次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簿公堂,再次将科技企业知识产权确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来源:新浪财经《科沃斯诉国某行政纠纷案2026年9月2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 01 知识产权行政诉讼:不只是“纠错”,更是企业战略工具 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驳回、不予注册、无效、撤销等决定,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利边界和市场竞争地位。这类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企业不服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王召峰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行政诉讼是企业穷尽行政救济后的司法出口。 王召峰律师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专利、商标的授权与确权机关,其作出的驳回专利申请、宣告专利权无效、驳回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注册或撤销注册商标等决定,对企业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企业在经过复审等行政程序后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第二,提起诉讼往往具有多重功能。 王召峰律师分析,除纠正错误行政决定、保护企业专利或商标权利外,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还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可以延缓竞争对手的确权进程,在专利或商标侵权诉讼中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和谈判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能为企业产品争取市场空间,并在商务谈判中增加筹码。 第三,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最容易走到行政诉讼。 王召峰律师比较了几类典型商标行政案件的诉讼潜力:从程序路径看,商标无效宣告通常可直接起诉,无需经过复审(依职权宣告无效除外);从审查范围看,不予注册复审、无效宣告案件可围绕绝对事由、相对事由、程序违法等多种事由提出主张,可诉空间最大,因此最容易进入行政诉讼;撤销案件次之;而驳回复审案件审查范围相对较窄,可争议事项有限,进入行政诉讼的动力和空间相对较小。 第四,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布局存在三类典型风险。 王召峰律师强调,像科沃斯这类科技企业,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保护上各有“暗礁”。专利方面,需警惕侵权风险、重复授权与从属专利风险,以及专利撰写质量不佳导致保护范围过窄或过宽的问题;商标方面,要重视商标抢注与在先使用抗辩风险,避免延续性注册的误用;商业秘密方面,则要确保保密措施到位,并建立覆盖员工入职、在职、离职全流程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布局? 知识产权行政纠纷的背后,往往是企业对核心资产和市场地位的争夺。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权利受损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不利决定,应首先梳理是否已穷尽复审等行政救济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起诉前要明确诉讼目标——是单纯纠错,还是配合侵权诉讼、商业谈判等整体策略,据此组织证据和诉讼主张。 2.如果你是案件利害关系人: 在商标无效宣告、专利无效宣告等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结果与你密切相关,即使未参与行政程序也应积极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提交证据并发表意见,防止自身权益在他人诉讼中被忽视或减损。 3.如果你是科技企业管理者: 应将知识产权布局前置到研发和市场决策中。研发立项和产品上市前进行专利侵权风险评估;建立“市场未动、商标先行”的注册策略并保留使用证据;对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采取物理隔离、访问限制、保密协议、竞业限制等多重保护措施,避免“有创新、无保护”的被动局面。 03 写在最后 科沃斯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案,看似是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个案争议,实则折射出科技企业在创新竞争中面临的真实困境:一项专利或商标的存废,可能直接决定产品能否上市、品牌能否延续。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因此不仅是纠错机制,更是企业维护市场地位、争取战略空间的重要工具。对科技企业而言,与其在确权争议发生后被动应诉,不如在研发、品牌、合规的每一个环节提前布局,把知识产权从“成本项”变成“护城河”。本文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相关法条 (2017修正) 第四十四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20修正) 第四十一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19修正) 第三十四条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四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商标局做出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决定,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商标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做出维持注册商标或者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裁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020修正)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第二条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在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6万元,科某公司先行支付启动金116.6万元,并明确若研发成果未达约定标准,委托方可解除合同并索赔。 履行中,蓬某公司分别采用两种工艺进行慢病毒滴度测试,三次检测均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随后该公司提出变更工艺、增加费用,在未获同意后,以技术困难为由终止项目。科某公司要求返还启动经费并承担违约金,蓬某公司拒绝,科某公司遂诉至法院。 审理情况 新区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依约履行。 针对“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抗辩,新区法院认为: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指在现有科学知识、技术手段或资源条件下客观上无法解决的技术障碍,不能简单等同于受托方自身技术能力、平台条件或履约资源不足。本案中,蓬某公司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并未特别提示存在客观不能克服的技术障碍;科某公司后续委托其他公司已采用相关工艺实现相关指标。故蓬某公司不能以“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为由免除违约责任。 最终,新区法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蓬某公司返还启动经费116.6万元、支付违约金,同时销毁全部保密信息并出具销毁证明。 蓬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技术开发鼓励探索创新,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只揽活、不担责。 技术开发合同区别于普通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其履行过程确实可能受到实验条件、技术路线、样本差异、平台适配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对于真正因现有科学知识和技术条件限制而无法突破的研发失败,法律允许当事人按照约定或合理原则分担风险。 但技术开发风险不能成为专业受托方转嫁自身能力不足的工具。所谓“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当具有客观性、外部性和不可避免性。受托方不能仅以实验失败、结果未达预期、项目难以继续等表述当然主张免责。而是应在承接项目前充分评估自身能力、签约后积极履约。对于委托方特别关注、且足以影响项目整体商业目的和后续临床申报进程的核心技术指标,受托方应当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审慎评估,并充分提示技术风险、实现条件、替代路径及可能成本。 司法保障创新,并非要求研发主体对所有技术开发结果承担绝对成功责任;司法尊重研发失败,也不意味着允许专业受托方以“技术困难”概括性抗辩消解合同约束。对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合同约定、磋商过程、履行行为、技术指标属性、替代主体实现情况等因素,区分真正的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有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约束失信、保护投入”的裁判规则。 素材:夏文浩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条件,标志着我国医学科研伦理监管进入“全链条、强约束”的法治化新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进入高速增长期。据《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统计,2024年全国1217家三级甲等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总量达2704件,同比增长37%;其中转让1895件、许可747件、作价入股62件,作价投资方式同比增长近6倍,转化方式多元化趋势显著。《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院所与三级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达2359.8亿元,总合同项数67.9万项,转化规模持续扩大,医疗机构已成为医学创新转化的核心主体。 在转化数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伦理合规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合规门槛。据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统计,2023—2024年全国已有数十家医疗机构因未按规定开展伦理审查、违规开展临床研究等行为被行政处罚,依据单案最高罚款达1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暂停执业;而依据2026年施行的《转化条例》,违规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违规成本大幅提升。如何在新规框架下识别转化全流程的伦理风险、建立合规机制,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核心命题。 二、核心要点 相较于2016年版,2023年新规在适用范围、审查标准、监管强度上全面升级,其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核心规定如下表所示: 维度 核心规定 对应法条 对成果转化的直接影响 适用范围 覆盖境内医疗卫生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所有以人为受试者、使用人生物样本/信息数据的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涵盖新技术新产品人体试验、流行病学研究、健康数据挖掘等全类型活动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条 成果转化涉及的临床验证、真实世界研究、生物样本二次利用、数据商业化开发等均纳入审查范围,无例外空间 设立强制要求 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未设立或未委托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不得开展相关研究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转化性研究的法定前提,无伦理委员会的机构不得自行开展涉及人的转化研究 申请材料要求 需提交研究方案、知情同意书、生物样本/数据来源证明、利益冲突申明、招募广告、成果发布形式说明等11类法定材料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 转化项目需提前披露合作企业、经费来源、收益分配、成果商业化计划,隐瞒将直接导致审查不通过 重点审查内容 涵盖合规性、研究者资质、风险受益比、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招募公平性、利益冲突、特殊人群保护、损害赔偿等11项核心维度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 转化项目的商业属性被纳入审查重点,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等利益关联必须充分披露并接受评估 跟踪审查要求 对已批准研究实行全程跟踪审查,包括年度/定期复审、严重不良事件审查、方案变更审查、提前终止审查四类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 成果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受试者损害、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均需重新提交伦理审查,不得自行变更 免除审查边界 仅对“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的三类样本/数据研究可免除审查,且需履行内部认定程序 《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 带有商业目的的成果转化项目原则上不得适用免除审查,即使使用留存样本/历史数据也需走正式审查流程 法律责任 机构未按规定设立伦理委、违规开展研究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和处分;伦理委未建立利益冲突机制、违规审查的,追究机构与个人责任 《伦理审查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转化项目伦理违规将直接导致研究终止,相关人员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资格受限,纳入科研诚信档案 三、新规下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风险点 科技成果转化涵盖“基础研究—临床验证—成果转让/许可—临床应用”全链条,每个环节均存在对应的伦理合规风险,且新规下风险传导性显著增强。 (一)研究立项阶段中的伦理审查前置缺失风险 1. “先转化后审查”的顺序倒置风险 部分医疗机构为加快转化进度,在与企业签订转化协议、启动临床验证研究后才补充提交伦理审查,违反《伦理审查办法》“研究开展前必须通过伦理审查”的法定要求。根据《转化条例》第四十四条,未通过伦理审查即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可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开展相关研究,直接导致转化项目终止,前期研发投入全部损失。 2. 免除审查滥用风险 部分机构将基于留存生物样本、历史病历数据的转化性研究认定为“免除伦理审查”范畴,但《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要求免除审查必须同时满足“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三项前提。带有商业转化目的的样本与数据研究,即使使用留存材料,也不属于免除审查范围,违规适用将被认定为程序违法,研究成果不得作为转化应用的依据。 (二)临床研究阶段中转化导向下的伦理偏倚风险 1. 利益冲突披露不充分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通常涉及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分成等利益关联。《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明确将“利益冲突申明”列为必备申请材料,若研究者未如实披露与受让企业的经济关联、未说明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方案,将构成伦理申报不实。对2024年全国公开查处的医学科研失信案件的分类统计显示,其中约17% 的案件涉及利益冲突未披露问题;存在此类失信行为的成果转化项目,对应的转化合同可能被认定存在效力瑕疵,涉事医疗机构将面临合规问责。 2. 知情同意的商业化信息遗漏风险 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常仅告知研究目的与风险,未明确告知“研究成果后续将进行商业化转化、可能产生经济收益”。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五项,知情同意必须信息充分完整,隐瞒商业化背景将导致知情同意存在瑕疵,受试者有权依据《民法典》人格权相关规定主张撤销同意并要求赔偿,进而引发转化项目的合规危机与民事纠纷。 3. 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超范围使用风险 转化研究常使用既往采集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但《伦理审查办法》要求生物样本、信息数据必须有合法来源证明,且使用范围不得超出原始知情同意的授权。若原始知情同意仅约定“用于科研用途”,未明确授权“商业转化用途”,则后续用于成果转化的企业合作、技术开发均构成超范围使用,涉嫌侵犯受试者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 (三)成果转化实施阶段中伦理跟踪缺位风险 1. 转化方案变更未重新审查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常因商业化需求调整研究方案,如扩大受试者范围、增加检测指标、变更临床终点指标等。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研究方案发生实质性变更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审查。部分机构存在“初始审查通过即可一劳永逸”的误区,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不履行审查程序,构成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被责令终止研究。 2. 受试者损害赔偿责任落空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九项明确要求审查“研究参与者参加研究受到损害时,给予的治疗、补偿或者赔偿是否合理、合法”。但在转化项目中,部分机构将赔偿责任全部推给合作企业,未在转化协议中明确损害赔偿的承担主体、资金保障与赔付流程。一旦发生受试者损害,医疗机构作为伦理审查责任主体仍需承担连带责任,且可能因赔偿机制不完善被监管部门处罚。 (四)成果应用阶段中的伦理合规的传导风险 1. 转化后临床应用的伦理延续性风险 根据《转化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需经过国家级或省级伦理审查与技术评估,未通过伦理评估不得批准临床应用。部分医疗机构认为“院内伦理审查通过即可转化”,忽视转化应用阶段的高阶伦理审查要求,直接导致成果无法落地应用,前期研发与转化投入全部损失。 2. 成果发布与商业化宣传的伦理违规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将“研究成果的发布形式说明”列为申请必备材料,转化项目的成果宣传、商业推广不得利用受试者信息、不得夸大研究效果、不得误导公众。若转化后企业在商业宣传中违规披露受试者数据、使用未经证实的疗效结论,医疗机构作为成果所有方需承担连带伦理责任,相关科研诚信记录将影响后续所有国家级项目申报资格。 四、科技成果转化视角下的合规对策 针对上述风险,医疗机构应将伦理合规嵌入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建立“前置审查—过程管控—跟踪评估—责任闭环”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在合规前提下推动成果高效转化。 (一)建立伦理审查前置的转化立项机制 1. 实行“伦理预审”作为转化立项门槛 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立项评估阶段,同步启动伦理预审。由技术转移部门联合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拟转化项目的研究类型、样本数据来源、商业合作模式进行初步伦理判断,明确需走的审查类型(全面审查/简易审查/免除审查),杜绝“先签约后审查”的逆向操作。 对于涉及生物样本、健康数据的转化项目,严格对照《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的免除审查条件进行三重校验: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否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是否带有商业目的,凡涉及商业转化的一律不适用免除审查。 2. 转化合同设置伦理合规生效条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自项目通过医疗机构伦理审查之日起生效”,同时约定合作企业需配合提交伦理审查所需的全部材料,因企业原因导致伦理审查不通过的,由企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机构损失。通过合同条款将伦理合规转化为双方共同义务,降低机构单方合规风险。 (二)完善转化项目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 1. 建立转化项目利益冲突专项审查制度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常规伦理审查基础上增加利益冲突专项审查环节。要求研究者全面披露与合作企业的所有关联关系,包括持股、任职、咨询报酬、专利收益、家庭亲属关联等;伦理委员会对利益冲突程度进行分级评估: 轻度冲突:要求充分披露并加强过程监督; 中度冲突:要求研究者退出部分决策环节,引入第三方监察员; 重度冲突:直接要求研究者回避或调整合作模式。 2. 规范转化收益分配的伦理合规性 依据与医院内部制度,明确成果转化收益在机构、科室、研发团队之间的分配比例与发放方式,所有收益分配方案需在伦理审查时一并提交备案,禁止通过企业私下发放报酬、规避监管。同时建立收益内部公示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转化项目的收益分配情况,接受监督。 (三)强化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转化使用合规 1. 建立样本数据“授权范围溯源机制” 对用于成果转化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逐一溯源原始知情同意书的授权范围。对于仅授权“非商业科研用途”的样本数据,不得直接用于商业转化项目;确需使用的,需重新获取受试者的补充知情同意,明确告知商业化用途与相关风险。 对于转化合作中向企业提供的数据,严格执行脱敏处理与最小必要原则,禁止提供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原始数据;数据传输采用加密通道,签订数据保密协议,明确企业不得二次扩散、不得用于约定外用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2. 知情同意书增加商业化专项告知条款 针对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在常规内容基础上增加专门章节,明确告知: 1 本研究属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后续成果可能进行商业化开发; 2 受试者不会因成果商业化获得额外经济收益; 3 受试者的生物样本与个人信息仅用于本研究,不会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4 研究成果的商业开发不会损害受试者的个人权益与隐私安全。 (四)构建转化全流程的伦理跟踪机制 1. 实行转化项目“伦理里程碑”管理 将伦理跟踪审查与成果转化的里程碑节点绑定:在临床研究中期、方案调整、成果转让、临床应用申报等关键节点,必须提交伦理跟踪审查。特别是转化阶段发生研究方案实质性变更、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的,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继续推进。 2. 建立转化项目受试者损害保障机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受试者损害赔偿的责任划分:要求合作企业购买临床试验责任险,或设立专项赔偿保证金;医疗机构与企业约定连带责任与内部追偿机制,确保受试者损害发生时能得到及时赔付。同时建立受试者投诉与纠纷处理的快速响应通道,明确伦理委员会、法务部门、技术转移部门的职责分工。 (五)提升机构伦理审查与转化管理的协同能力 1. 加强伦理委员会的转化专业能力建设 在伦理委员会中吸纳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委员,提升对转化类项目的审查专业性。定期开展《伦理审查办法》《转化条例》专项培训,确保委员准确把握新规对转化项目的审查标准,避免因审查尺度把握不准导致的合规风险。 2. 建立技术转移与伦理管理的协同工作机制 明确技术转移部门与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成果转化项目从对接阶段即同步告知伦理管理要求。将伦理合规情况纳入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核指标,对伦理合规管理到位的项目与团队给予正向激励,对违规行为建立责任追溯机制。 五、结语 及配套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从“重数量、重速度”向“重质量、重合规”转型。伦理合规不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阻碍,而是保障转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医疗机构唯有将伦理要求深度嵌入转化全流程,主动识别风险、完善机制,才能在合规前提下推动医学创新成果高效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平衡发展。 引用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卫科教发〔2023〕4号,2023年2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令第818号,2025年9月。 [3],科技部等部门,国科发监〔2022〕221号。 [4]《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海南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健康界,2025年6月。 [5]《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5年。 [6]《关于部分科研失信行为的公开通报(第一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2026年4月9日。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事项作出规定(下称“该指令”),正式明确了对非政府主体进入并经营这一战略性行业的若干方面。 此前,2013年颁布的《邮政和电信领域非政府活动特许权使用费征收法》(下称“该法”)授权并责成电信部,就提供邮政、电信及信息技术服务的相关活动,以及颁发通信与信息技术网络建设许可证,向私营企业征收一定数额的特许权使用费及政府分成。此外,该法还授权电信部对相关许可证持有人未履行义务的行为确定法定罚则,并将所收款项存入国库。 该指令援引上述既有授权,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引入特许权使用费制度并设定了具体义务。 该指令第一部分规定,申请人须在获取AISP许可证时一次性缴纳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具体要求将5,000亿伊朗里亚尔存入伊朗通信监管局(CRA)的国家账户。许可证持有人还须向国家承担持续性财务义务,以政府分成形式缴纳。该指令规定,年度缴纳额应为被许可人经审计核实的年总收入的3%,审计工作由审计署或经授权的伊朗注册会计师协会成员执行。 该指令第二部分载有一份详细的处罚清单,以保障监管要求得到切实遵守。该指令对以下违规行为规定了阶梯式执法措施: (一)未能履行服务质量或业务发展承诺; (二)违反监管义务; (三)未经授权访问或披露用户数据; (四)在许可范围之外提供服务; (五)未缴或逾期缴纳相关款项; (六)未经伊朗通信监管局事先批准擅自停止提供服务; (七)违反强制性信息安全规定。 该指令进一步明确,在存在多项同时违规的情形下,各项违规行为的罚款应分别独立计算并适用。 尽管该指令在财务层面有所明晰,并为AISP许可证持有人建立了义务与处罚清单,但整体监管框架仍存在较大模糊性。原因在于,任何完善的法律框架所必须具备的若干基本要素尚付阙如——该指令对人工智能与AISP的定义、行业参与者申请AISP许可证的必要性,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预计相关主管机关将尽快出台更为健全、全面的许可证法律框架。 (二)特定进口商品须进行CRA合规查询的新规 2026年2月2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海关当局在对25类特定商品清关前,须向伊朗通信监管局(CRA)进行监管合规查询。 此前,已有一项针对以HS编码标识的全面货物清单的要求生效,规定海关当局放行前,必须经伊朗通信监管局核实其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此次新规在前述规定的基础上,将使用无线连接、感应链路、SIM卡或其他无线电通信技术的25类商品纳入管控范围,从而在上述商品的标准进口清关程序中增加了一道伊朗通信监管局合规查询环节。 二、贸易与投资领域 (一)加快重要商品清关的监管新规 2026年2月24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下称“该规定”),就重要商品的清关许可签发规定了5天期限。 该规定旨在落实部长会议于2025年颁布的《保障粮食安全及改善民众生计条例》(下称“《粮食安全条例》”)所确立的目标。 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7条,负责签发促进商品清关的法定许可的相关机构,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长不超过5天)完成许可签发,并通知伊朗海关总署。伊朗海关总署收到通知后,须立即启动商品清关程序。 该规定明确规定,负责签发重要商品进口许可的相关机构,包括标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伊朗兽医组织等,必须在商品向海关申报后最长5天内完成审核并签发清关许可证;否则,上述机构须在海关系统中通过获取相应担保的方式签发商品清关许可证。 如上述机构出现延误,相应责任将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13条附注转由各省省长承担。依据该条款,各省省长须成立工作组,负责监督重要商品的状态及《粮食安全条例》的执行情况。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21〕22号)第九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02Q: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是否可以要求验收后预留5%尾款作为保证金,待质保期届满1年后再支付? 答:不可以。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5修订)》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应当自货物交付/验收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同时,(财库〔2019〕38号)明确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预留5%货款作为保证金属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且尾款支付期限不符合前述强制性要求。 03Q:医院织物洗涤服务项目,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采购文件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列为实质性要求,并将隔离式洗衣机作为评审因素是否可行? 答:不可行。《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4.4规定,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的,应配备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并规定医用洗涤、消毒等用品与设备应满足工作需要,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招标文件既然规定《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为实质性要求,则该技术规范中的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也应该属于实质性要求,再将其作为评审因素会导致采购文件前后矛盾。
引 言: 在技术交易实践中,一份“先做后签”的技术开发合同,可能让开发方追讨百万款项却因约定不明而陷入困境;一个不合理的管辖条款,可能让双方千里迢迢异地诉讼徒增成本;一句“打造行业领先平台”的模糊目标,可能成为法庭上无法证明的“履约黑洞”…… 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深入推进,技术开发、转让、许可等交易日益频繁,技术合同纠纷数量快速增长、争议日趋复杂、涉案标的持续走高。2021年至2025年间,仅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涉技术成果纠纷收案量便增长逾50倍,技术合同纠纷占比超过七成。当技术交易日益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合同纠纷的法律风险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浮现。 在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合同领域,四川法院近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理逻辑。本文结合四川法院最新裁判动态,梳理审理要点与常见败诉风险,为科创企业、法务及律师提供实务参考。 一、四川技术合同纠纷的司法大数据画像 天府新区法院2026年4月发布的《涉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全链条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5年)》显示:2021年至2025年,该院共受理涉技术成果纠纷案件753件,立案标的总额达1.8亿元,个案平均标的额从8.96万元攀升至21.32万元,增长约1.38倍。技术成果的市场价值正在持续走高,纠纷也在加速涌现。 从案件结构看,技术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是主要类型。诉讼主体方面,原告多为科技类企业(占比高达77.9%),高校及科研院所涉诉案件也明显增加——这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入推进密切相关。 二、四川法院审理要点:五个层面深度解析 (一)审判机制创新:技术调查官+要素式审判 技术类案件的专业门槛,往往是横亘在法官与事实之间的最大障碍。对此,四川法院构建了一套“技术调查官全程参与、专家咨询灵活调用”的协作模式。 在天府新区法院审理的“全氟聚醚油”技术开发等疑难案件中,技术调查官直接参与庭审与勘验,将晦涩的技术参数转化为可认定的事实情节。在一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技术调查官当庭就软件交付情况等专业问题发表意见,帮助双方明确“技术交付”标准,案件最终实现了调解息诉。 在审判流程上,天府新区法院还推行要素式审判方法,针对软件开发类纠纷专门制作“软件需求范围与完成情况统计表”,在庭前固定功能清单、开发进度等关键争议焦点;同时实行“首案精审+类案快解”的双轨机制。该方法一经推行后即获得显著成效:2025年,天府新区法院受理的复杂案件增幅超六成,平均审理时间却同比缩短20天。 此外,德阳中院也出台了服务保障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加强保护守约方合法权益,合理认定技术成果转让、许可、质押等环节形成的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 总体来看,四川各法院对技术合同纠纷的审判机制和裁判理念正日趋成熟。 (二)合同性质认定:名实不符时以实质内容为准 技术合同纠纷中,“名为技术服务、实为技术转让”的争议屡见不鲜。四川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裁判立场十分明确:合同性质的认定应以约定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为准,而非仅凭合同名称进行认定。 在四川省律协评选的典型案例“淮安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四川广元某精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案涉合同虽名为“技术服务合同”,但约定内容包含技术秘密转让(偏析法提纯技术及设备图纸等),法院依据《民法典》第八百六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其符合技术转让合同特征。这一认定直接影响了对合同义务范围、违约认定及价款返还等核心争点的判断——最终二审驳回原审被告的上诉、维持原判,被告因未完成核心技术转让和设备交付而被判需承担违约责任。 实务启示:合同命名不等于合同定性。四川法院坚持穿透式审查,不局限于合同名称,而会通过重点审查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来认定合同性质,进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企业在签约时应当确保合同名称与实际交易内容一致,避免因“名不符实”而导致在纠纷中处于被动。 (三)合同条款解释:以专业事实优先破解技术性解释难题 技术合同条款的“技术性解释”是司法审判中的一大难题。四川法院的审理实践表明,当合同对技术标准、验收条件等约定不明时,法院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查明事实。 在天府新区法院审理的一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合同条款涉及复杂的技术实现问题。法院引入技术调查官当庭参与审理,请其就软件交付情况、功能是否符合约定验收标准等专业性问题发表意见,有效破解了合同条款的“技术性解释”难题。当合同未明确约定软件的技术标准及验收时间、方法时,法院会以双方实际履行的程度作为判断依据。结合前文所述的要素式审判方法,法院能在庭前固定关键争议焦点,使审理更加聚焦于实质争议。 (四)案件审理程序:先查事实,再定责任 技术合同的违约认定,难点往往不在法律适用本身,而在于事实基础是否查明。软件功能是否完成、技术参数是否达标、交付成果是否符合约定——这些技术事实是“先决问题”,只有事实查明了,责任认定才有依据。 在天府新区法院审理的一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开发方主张已按约完成第一阶段开发工作,要求委托方支付服务费25万元及逾期违约金;委托方则以试运行中多次新增需求、开发成果未达预期为由拒付,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引入技术调查官当庭就软件交付情况发表专业意见,围绕功能模块完成度、新增需求对开发周期的影响等关键事实逐一勘验,准确厘清合同履行情况,最终促成双方调解息诉。 该案体现的审理逻辑是:技术合同纠纷的违约责任认定,始于对技术事实的实质性审查。技术调查官的专业判断填补了法官与代码之间的信息鸿沟,使“交付是否合格”这一核心争议焦点有了客观的评判基准。这一逻辑与上文第(一)点所述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形成呼应——技术事实查明是责任认定的基石,也是四川法院审理技术合同纠纷的一贯思路。 (五)履约僵局的处理:平衡技术创新与合同稳定 技术开发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履约过程中常因需求变更、技术路线调整等原因陷入“履约僵局”——委托方对开发成果不满意,开发方认为已按约定完成,双方各执一词。 四川法院的处理思路体现了“维持合同稳定性”与“公平分担沉没成本”之间的平衡。对于技术合同,为有利于技术的合作与发展,法院尽量维持合同的稳定性,判决解除合同十分谨慎。 在天府新区法院审理的一起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中,法院引入技术调查官对“半成品”功能完成度进行实质性勘验,逐项就200余项需求完成情况进行核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另一案例中,因第三方支付平台政策调整导致合同功能无法商用,法院认定开发方已完成技术开发义务,但未尽到政策风险提示义务,综合双方过错情况,判决双方分担不同的开发沉没成本。该案划清了技术开发义务与商业运营风险的界限,确立了专业开发方的“缔约提示义务”规则,对规范软件外包行业交易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三、常见败诉风险:从四川法院裁判视角分析 (一)合同条款约定不明:败诉的第一大风险源头 合同约定不明确是导致败诉的最主要原因,没有之一。 高风险表现一:合同目标笼统模糊。诸如“打造行业领先平台”“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等商业宣传式表述,在法律上几乎不具备可执行性。当合同对标的约定不明时,《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五百一十一条虽为补充解释提供依据,但适用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极易因双方各执一词而陷入僵局。 高风险表现二:验收标准主观化。“经甲方书面确认合格后付款”是实务中极为常见的条款,但它实质上创设了一个无时限、无标准、无救济程序的单方否决机制。天府新区法院白皮书建议,验收标准应尽可能量化,并设置明确的验收期限及逾期未提异议的法律后果。 高风险表现三:需求变更靠口头约定。技术开发过程中需求变更是常态,但口头变更不留痕,事后纠纷说不清。法院建议在合同中预设书面的变更确认流程。 (二)履约证据缺失:导致有理说不清的被动局面 “重视项目研发,忽视履约留痕”是许多技术型企业的通病。技术开发与转让的过程动辄持续数年,需求变更、资料交接、风险提示等关键沟通贯穿始终,如果仅这些沟通停留在口头层面、缺乏规范的书面记录,一旦发生纠纷,法院将面临“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不清楚”的困境——而举证责任最终往往落在主张权利的一方身上。 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疫苗技术转让合同纠纷中,双方于2011年签订合同,约定转让方须向受让方转让五项疫苗生产技术。时隔十余年后,双方对合同履行情况各执一词:转让方主张已提供全部技术资料,要求受让方支付产品提成及违约金;受让方则反诉主张,五项技术中有三项的资料自始至终未提供,已提供的培养基配方也无法产出合格多糖,导致研发无法推进,最终上市产品系基于公司自主研发的新配方完成。 这起跨越十四年的纠纷,典型地暴露了技术合同长期履约中的证据风险:当初的资料交接是否有签收清单?技术验收是否有书面记录?配方效果不达标是否及时书面通知?双方均面临举证困难。如果当年每一次资料交付都有双方签收确认的书面清单、每一次技术验收都有测试报告留底、每一次问题沟通都有书面函件送达,法院对“技术是否交付、交付是否合格”这一核心事实的认定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一教训在技术合同纠纷中具有普遍意义。实务中,交付时双方签收确认清单,关键沟通以书面形式(邮件、工作联络单)留存,需求变更或资料补充交付及时书面确认,技术风险或政策风险提示务必通过书面方式送达并留存送达记录。这些看似基础的动作,在法庭上往往是决定责任分担的关键砝码。 (三)技术成果归属约定不明:源代码到底归谁 技术成果归属,尤其是计算机软件源代码的归属,是技术开发合同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之一。 在天府新区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双方对已完成部分的合同价值存在较大分歧,某教育公司要求某软件公司移交前两期已完成项目的源代码及注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软件开发过程中一个功能实现经常依赖于其他既有代码,程序间存在复杂的依赖关系——即使交付了源代码,缺乏依赖软件包也无法正常运行。这意味着,简单约定“成果归委托方所有”远远不够,还需明确交付范围、文档要求、编译环境等实操细节。 《民法典》第八百六十一条规定,技术开发合同履行中产生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研究开发人。因此,合同中务必明确约定技术成果的归属方式、交付范围和使用权限,否则可能面临“付了钱但拿不到技术成果”的尴尬。 (四)管辖约定不当:小条款引发大麻烦 管辖条款看似不起眼,却是实务中极易“踩坑”之处。 郫都区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在线签署的格式合同约定“因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协议签署地法院管辖”,而协议落款处标注签署地为成都市郫都区。实际上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均不在四川,合同实际签署地也不在郫都区。涉案格式合同的管辖约定无谓增加了双方的诉讼成本,既不方便原告起诉,也不方便被告应诉。最终郫都法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函建议修改格式合同中的管辖条款。 需特别注意的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一般由知识产权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企业在约定管辖法院时,应充分考虑级别管辖规定,避免约定无效。建议选择与合同履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等)作为管辖法院,同时确保约定级别符合法律规定。 (五)保密义务与竞业限制:人才流动中的隐性风险 技术合同纠纷往往伴随着商业秘密泄露问题,尤其是在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动场景下。 四川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核心技术人员违反保密协议、跳槽至竞争企业并披露技术秘密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一起典型案例中,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判决违反保密协议约定义务、跳槽到竞争企业的员工向原单位支付违约金25万元。近年来,四川省内还出现了判赔金额高达千万级别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这些高额判赔案件既彰显了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态度,也警示了企业在技术交易中必须重视保密义务的约定与执行。 实务建议:技术合同中应明确保密信息的范围(避免“一切信息”式的笼统描述)、保密期限(尤其是合同终止后)及违约责任;同时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在履约过程中对涉密信息采取实质性的保密措施,否则在诉讼中可能面临因“未采取合理保密措施”而不被认定为商业秘密的风险。 四、风险防范实务指引 综合四川法院的审理要点与裁判趋势,以下防范建议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把合同写实,把验收标准写清。天府新区法院白皮书特别建议,合同附件要用技术参数明确研发目标,建立书面变更确认流程,预设缺陷分级与修复时限。对于无法量化的需求,应约定双方认可的测试方案。采用“功能清单+性能参数+验收基准”三位一体的方式锁定服务范围,是从源头降低败诉风险的最有效手段。 第二,全过程留存履约证据。交付时签收确认清单、关键沟通采用书面形式、需求变更及时书面确认。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尤其要注意对软件交付、测试报告、验收记录等关键节点的证据进行固定。 第三,及时维权,注意诉讼时效。技术合同款项的追索涉及诉讼时效问题。实务中,付款节点约定不明可能导致时效起算点延后,为企业追款提供有利条件。一旦发现纠纷苗头,市场主体应及时通过书面催告等方式固定时效中断证据,切勿拖延。 第四,合理利用四川法院的创新机制。天府新区法院推行的要素式审判、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巡回审判点等机制,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更专业的纠纷解决渠道。企业在诉讼中可主动申请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帮助法院查明专业性问题,提升案件审理质效。 五、团队经验总结 结合四川法院技术合同纠纷审理逻辑及科创企业从合作磋商到成果交付的全流程实务痛点,刘坤律师团队结合长期服务结合合作项目的经验,总结深化出一套技术合同全周期“五阶段四要素风控体系”,旨在为企业构建从源头到落地的完整风险屏障: 第一阶:合理评估,精准定位项目需求 需求不明是合同无法固定的根源,也极易引发合作中的需求反复与履约僵局。因此,在交易启动前合理评估技术与商业现状,明确真实需求,是首要任务。并非每个项目都必须追求完全正向研发、最高性能或最全功能,合理的定位能有效规避大量后续风险。 第二阶:审慎遴选,选对合作伙伴 交易源头决定成败。事前对合作方的技术研发能力、相关业绩、基础知识产权权属、信用履约资质开展尽职调查,排查无权处分、技术造假、履约能力不足等前置风险,能够从源头规避合作隐患。 第三阶:精准拟定,筑牢合同四大核心 合同是技术交易的根本依据,拟定阶段必须守住四大核心要素:定性准确、验收标准清晰、权属明确、风险可控。穿透合同名称精准界定法律关系,以可量化标准锁定交付边界,清晰划分技术成果归属,合理设置违约与风险分担规则,匹配四川法院“重实质、重标准、重公平”的审判导向,能够从条款层面规避绝大多数败诉风险。 第四阶:全程留痕,规范履约与变更管理 技术开发周期长、需求迭代频繁,口头变更极易引发纠纷。履约过程中对交付节点、需求变更、沟通确认、整改反馈等全过程进行书面留痕,形成完整证据闭环,善用天府新区法院要素式审判思维,固定技术事实,能够为后续维权筑牢证据基础。 第五阶:闭环推进,高效完成合作验收 严格按照预设验收标准与测试流程,开展阶段性验收与最终验收,明确验收异议期、逾期后果及缺陷整改机制,及时固化验收结果,破解“久验不决、无限拖延”的履约僵局,避免历史遗留问题,能够实现技术成果的顺利交付与交易闭环落地。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技术合同纠纷,本质上是前期风控缺失、过程管理缺位的集中爆发。用好“估—选—拟—履—验”五阶风控体系,把风险防控贯穿交易全周期,方能真正守住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根基,防患未然,减少纠纷的产生。 六、结语 技术合同纠纷的审理,既考验法官对法律规则的精确认知,也考验其对技术事实的准确把握。四川法院通过技术调查官制度、要素式审判方法等一系列机制创新,正在逐步填平法律与技术的鸿沟。 对科创企业而言,与其在纠纷发生后被动应对,不如在合同签署时就夯实每一个条款。毕竟,最好的诉讼策略,永远是把风险消灭在合同条款之中。在技术创新加速奔跑的时代,法律风险管理的脚步不能落下——这不仅关乎一场官司的胜负,更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基。 参考来源 1. 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涉技术成果知识产权全链条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5年)》(2026年4月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3. 四川省律师协会:《服务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典型案例——淮安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元某精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2026年2月) 4. 天府新区法院: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巡回审判案例(2025年4月) 5. 天府新区法院: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调解案例(2024年4月) 6. 成都市郫都区法院:著作权转让合同格式条款调整案例(2025年7月) 7. 西充县法院:要素式起诉状助力商事纠纷化解案例(2025年6月) 8. (2025修订),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企业出海很“热”,有的企业打算出海做贸易,有的企业打算用自己的专利等技术进行开疆拓土。 无论是通过技术许可、跨境技术服务,还是知识产权(IP)全球化布局等方式,本质都是技术、数据、资本、人员的跨境流动,而这背后交织着出口管制、数据合规、知识产权保护、跨境税务等问题,简单归纳为法律和税务的双重考量。 1、法律层面 (一)出口管制:技术出境的“第一道闸门” 首先要过出口管制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文档、源代码、算法模型等,均可能被纳入管制范围,未经许可出境=违法。 中国《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明确,半导体、AI、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的技术,需先查清单、办理出口许可,再开展跨境交易;另外也要重视境外目标国家的管制。 因此对于核心技术严格执行“先审查、后出境”:核心技术出境必须办理出口许可证,技术资料(含电子文档)跨境传输需内部审批并留痕。 (二)数据合规 技术出海必然伴随数据跨境(用户数据、技术数据、商业数据等)流动。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重要数据、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出境等,必须申报安全评估等。 另外要注意境外目标国家对数据合规的要求,有没有要求本地化存储等。 (三)知识产权(IP) 技术出海的核心是IP价值变现,但IP具有地域性——中国专利≠全球保护,未布局海外IP,极易遭遇“侵权”或“被侵权”。 如果相关技术未在目标国申请专利/商标,技术被当地企业抄袭,维权成本高且难度大。 因此,技术出海,全球IP布局先行。技术出海前,将相关技术申请国际专利,在核心市场单独申请专利/商标;明确IP权属与授权;技术许可合同中,清晰约定授权范围(地域、期限、用途)、费用、侵权责任、保密义务;禁止“模糊授权”(如全球永久性许可等)。 (四)外资准入与东道国合规 技术出海若涉及海外设公司、建研发中心、并购当地企业,需遵守东道国外资准入、行业监管、外汇、劳动用工等规则。 因此出海前应开展东道国法律尽调,避免“踩坑”。 2、技术出海的税务考量 法律合规是“底线”,税务合规计划是“生命线”。——技术出海涉及相关国家不同的税收政策,无规划的税务处理会导致税负高企、利润流失、税务稽查风险。 不同的交易模式,税负是不一样的。搭建合规的跨境架构,可利用各国税收协定、优惠政策,有效降低整体税负。 避免在东道国长期派驻人员、设立固定办公地点;远程服务优先,现场服务控制在目标国家“安全线”以内,不构成常设机构,无需在东道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我目前办理的跨境技术许可案件为例,东道国卡塔尔国家对常设机构的认定还包括“监管型服务”,即便没有设立固定的办公地点,如果技术服务存在监督管理职责,且派员入境天数时间连续三个月以上,相关工程在半年以上,则被认定为常设机构的风险就比较高。 因此技术出海,首先要排查出口管制、数据跨境风险;IP全球布局先行,核心技术申请国际专利,目标国单独申请专利/商标,明确权属与授权范围;合规是前提,税务是关键,IP是核心。既守住出口管制、数据合规、知识产权的法律红线,又通过合理税务计划降低税负、保护利润,最终让技术在全球市场合规、安全、高效地创造价值。
1、杭州中院发布典型案例,AI技术替代裁员被认定违法 4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发布了一批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多起涉及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劳动纠纷。在一起“AI替代裁员”案例中,杭州某公司以“岗位可被AI替代”为由,要求35岁的项目主管周某调岗降薪——月薪从25000元砍至15000元。周某拒绝后,公司随即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最后,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及杭州市中院两审均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向劳动者支付2N标准的赔偿金约26万余元。 这起案件的核心事实并不复杂,但法院判决的法律逻辑比较明确,即企业主动引入AI提升效率,属于技术革新,但不构成劳动合同法关于裁员规定中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情形;公司大幅降薪的调岗方案不属于合理协商范围,故单方解除合同违法。换言之,技术升级是企业基于效率最大化的主动选择,而非地震、疫情等不可抗力。企业不能一边享受AI带来的成本削减与利润增长,一边将劳动者视为可随时剥离的“额外支出”。(来源:界面新闻) 评论:从个案角度而言,本案的法律适用并不复杂。本案的法律核心在于对“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定性。在司法实践与劳动法理中,客观情况通常被严格限定为不可抗力、法律政策变更、企业迁移等非企业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外部情势变更。企业自主引入AI系统以替代人工,本质上是资方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优化生产要素而作出的主观经营决策,并不能等同于法定意义上的客观情况变化。杭州法院的相关认定符合我国一贯的司法实践,有效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 跳出个案,这起纠纷折射出的是人工智能普及前夕,整个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的剧烈阵痛:技术红利究竟该由谁来享有?技术进步的社会成本又该由谁来承担? 随着AI在文案、设计、客服、编程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资本存在强烈的机器换人冲动。若司法对“AI替代裁员”大开绿灯,轻易认可其合法性,势必在全社会引发规模性的技术性失业,并造成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剧烈下降,最终将企业的用工成本粗暴地转化为全社会的失业治理负担,这显然与我国稳就业的宏观基调相悖。 面对不可逆的AI趋势,法律虽然不能阻挡技术迭代,但可以规范技术替代的节奏与方式。杭州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在强调:企业作为技术红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对于可能被AI取代的岗位,企业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应当首先是“提供培训”“调整岗位”,帮助劳动者掌握使用AI工具的能力,使劳动者与新技术实现协同,而非简单粗暴地将劳动者视为财报上随时可剥离的冗余资产。 2、中方禁止外资收购Manus项目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4月27日消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Manus项目作出禁止投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 2025年12月30日,全球首款通用人工智能体Manus发布公告称,Manus即将加入美国科技巨头Meta。Manus将继续通过app和网站为用户提供产品和订阅服务,同时公司将继续在新加坡运营。 今年4月2日,针对Meta收购Manus会采取哪些措施以及企业跨国经营的相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说,中国政府支持企业根据需要开展跨国经营与技术合作,相关行为需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履行法定程序。(来源:半月谈) 3、Meta准备依据中国法律撤回交易 4月28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国家发改委于周一要求撤销相关收购交易后,Meta正在准备撤销对 Manus的收购。 去年12月,Meta以25亿美元收购Manus。交易完成后,Meta很快开始将Manus的技术整合进自身系统。如今,任何撤销收购的尝试,都意味着双方需要重新拆解已经融合的业务、技术与组织关系。 更复杂的是,包括总部位于加州的风险投资机构Benchmark在内,Manus的部分投资方已经从这笔交易中获得回报。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Manus的多名前投资方,已经计划在Meta推进撤销交易时予以配合。(来源:Z Finance) 评论:Manus项目收购从25年12月宣布时便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们栏目在最初就预测本次收购可能面临相关主管机关的审查,并预测交易有较大可能将被禁止。但我们并未预料到在商务部牵头开展审查后,本次审查会成为生效以来的首起禁止交易决定。 从法律框架上,在Manus案的监管工具箱中,至少存在数据出境、技术出口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三条路径,每条路径都各有利弊。在数据出境角度,Manus并非一个主要面向中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AI产品,因此并不存在大规模的境内用户数据流失风险。如果采用数据出境安全监管,难以将其作为阻击整体收购案的主轴。 而如果按照技术出口审查,保护的法益是技术流动秩序,其审查针对的是具体技术(如专利、代码、技术秘密)的跨境转移。然而,AI Agent的核心价值除了代码外,更在于团队Know-how、产品迭代能力、工程体系和未来研发路线。这些整体性的研发能力通过人员协作和组织重构进行转移,很难被完全目录化和条目化地阻断,也无法有效叫停海外股权交易。 而从安全审查角度,保护的法益不是单一的数据或技术,而是关键领域控制权和国家整体能力安全。审查视角为追问交易完成后,这项由中国孕育的前沿AI Agent能力的整体控制权究竟归谁所有。尽管Manus已将其主体迁册至新加坡,并由Meta在境外完成对价支付,试图构建境外对境外的例外。但安审机制确立了实质重于形式的管辖逻辑:只要核心研发团队源自中国、关键技术在中国境内形成,且境外股权交易实质上导致了中国来源的前沿AI项目控制权外移,就必然落入安全审查的管辖。 但该决定如何执行可能仍是一个重要问题。明确要求“恢复到投资实施前的状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传统制造业,恢复原状意味着退还厂房与设备;但在AI领域,技术本质是知识与算法架构,如果要有效撤销交易。已经整合进Meta系统的Manus技术组件必须被强制剥离。但如何从技术上及实质上完成剥离,这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横亘在两家公司法务与合规团队面前的巨大难题。 Manus案的悲剧,折射出当前中国AI初创企业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在当下,“保留中国技术根基”“获取美国资本与算力”“满足中美双边严苛的监管要求”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Manus案的红牌绝非意味着中国关上了AI企业出海的大门,只是昭示通过简单的VIE架构重组、海外注册空壳公司来规避监管的监管套利时代已经终结。对于未来的AI企业而言,全球化的第一课不再是商业模式的宣讲,而是前置的合规规划。只有确保技术主权和数据安全底线的有序出海,才是中国科技企业走向世界的唯一通途。 4、南非《国家人工智能政策草案》多处虚构被撤回 新华社4月27日消息,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长索利·马拉齐当地时间26日晚间发表声明说,该部门已在内部调查中证实,南非《国家人工智能政策草案》在公开征求意见的版本中参考文献存在多处虚构引用来源,因此决定正式撤回该草案。 南非《国家人工智能政策草案》在3月25日经内阁批准后,于4月10日刊登在政府公报上向公众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6月10日。但据南非当地媒体先前报道,该草案中引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期刊并不存在,疑似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马拉齐说,这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损害了该政策草案的严谨性与公信力,因此他决定撤回该草案。(来源:九派新闻) 评论:互联网上曾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戏言:“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如今AI技术作为提升效率工具,也不可避免地把懒惰、不专业进行了指数级的放大。南非《国家人工智能政策草案》因AI幻觉虚构文献而被迫撤回,便是最生动的注脚。 规制AI的第一步,是立法者必须学会如何安全、合规地使用AI。如果连起草《国家人工智能政策》的官方团队都无法甄别AI生成内容的真伪,又怎能指望他们制定出切实可行、能够指导企业与社会的监管框架?公众又如何相信该机构有能力去监管市场上更加复杂、隐蔽的高能AI算法?技术可以成为善治的利器,也可以成为懒政的借口,但永远不能代替人类承担最终的决策及责任。 5、国家网信办查处AI生成内容违规平台 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剪映”等网站存在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述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站平台要严守法律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相关规定要求。网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管网治网,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监督管理力度,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来源:澎湃新闻) 评论:4月22日,OpenAI正式发布了图像生成产品ChatGPT Images 2.0,其生成的图片(如转账记录、微信聊天截图、门诊病历)让人真假难辨,很多媒体都预测互联网将进入有图无真相的时代,可能引发民事侵权、操纵舆论、扰乱公共秩序等众多风险。紧接着,国家网信办便在4月28日依据发布针对AI标识的执法通报,其意味不言自明。 过去一年,AI监管更多停留在规则构建和观察期。但此次网信办直接动用“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行政处罚措施,标志着宽限期已经结束。此后,监管部门将采取“抓源头、管平台”的执法逻辑。执法机关不会仅仅局限于事后追究终端用户的侵权责任,而是将执法重心前移,严格审查平台是否履行了AI标识等强制义务。对于未能有效部署标识防篡改技术、放任无标识AI内容传播的平台,约谈、高额罚款乃至责令停业整顿将成为常态化惩戒手段,相关平台必须形成预先的合规意识,避免因小失大。
01、体检迟到2分钟,被取消事业单位入职资格 通过笔试、面试,一路过关斩将,离事业单位的入职通知只差一次体检的距离,这在很多人眼里已经算是十拿九稳。然而,对于四川某县的考生田某灵来说,体检路上最后一次险些改写命运的,不是专业知识,也并非能力素质,而是体检签到迟到的两分钟。 就在考生凭借本事跨过了招考路上的千万道坎,即将在“终点”前签到时,两分钟的迟到被当地人社局直接认定为“自动放弃体检资格”。好不容易等来一个铁饭碗,眼看就要端到手边,突然就这样“碎”了? 好在最后法院伸出了正义之手,依法判决撤销了人社局的处理决定,责令重新处置,考生最终成功入职。但在这背后,几个不容忽视的法律规则,值得所有“考编人”学习和收藏。 02、一则语焉不详的体检公告 事情并不复杂。2025年,田某灵报名参加了某县上半年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考。经过层层选拔,她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进入了体检环节。某县人社局发布的体检公告中写道:“考生需于6月21日8点整集中签到、8点20分统一乘车前往体检地点,未按时签到视为自动放弃体检资格。” 然而,体检当天,田某灵因身体不适,于8点02分抵达了人社局的大门。执勤人员立刻以“迟到”为由将她拦在门外,阻止她进入进行签到。她当场未能完成签到,自然也没能参加随后的体检。 事后,田某灵向人社局提出了复检申请,并提交了详细的书面说明和当天的就医诊断证明,试图证明自己的迟到情有可原。面对这些客观情况和证据,人社局以“超出签到截止时间”为由,仅仅口头告知田某灵,“你被视为自动放弃体检资格”。除此之外,人社局既没有出具任何书面处理决定,也没有告知田某灵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更没有告诉她,如果对这个结果不服,她应当通过什么法律途径寻求救济。 一个普通人,在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中,经过笔试、面试的激烈竞争,走到体检这一步实属不易。然而,仅仅因为身体不适而迟到了2分钟,就面临着全盘皆输的结果。人社局的这番操作,也引起了法律上的几个关键争议点。 03、三个法律维度对机械执法的“纠偏” 规则维度:谁“玩”了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 这是本案争议的起点。人社局的处置逻辑,简而言之是“铁规定不容商量”——体检公告上写着“未按时签到视为自动放弃”,田某灵“迟了”,所以“她活该”。然而,法院通过深入的法律解释和条文剖析,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逻辑上的关键漏洞: “8点整集中签到”到底意味着什么? 法律不是简单的字句堆砌,而是需要严谨的逻辑推演。在行政法领域,凡事关公民重大权益的行政规定,必须明确、具体、无歧义。 案涉的体检公告写到:“考生需于6月21日8点整集中签到、8点20分统一乘车前往体检地点,未按时签到视为自动放弃体检资格。” 乍一看,似乎存在一个默认的“8点整为签到截止时间”。但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句话存在多种合理解释: 公告里有签到起始时间——8点整;有乘车出发时间——8点20分;就是没有签到截止时间。 也就是说,从字面逻辑上看,“8点整集中签到”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从8点整开始,到8点20分之间,都是有效的签到时间段。这才是公告文本的本意——集中签到是一个时段,而不是一个节点。田某灵于8点02分到达,自然是在这个有效时间段内,根本不属于“未按时签到的情形”。 法律的真谛在于明确,而非模棱两可。行政部门起草公文语焉不详导致的歧义,不能让参与招考的公民承担不确定的风险。这背后蕴藏着一个司法裁判的根本原则——“有利解释原则”。 有利解释原则:规则的歧义归于起草者 也正因如此,法院最终果断确认:案涉公告未明确签到的起止时间,存在多种合理解释,应优先适用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田某灵)的解释,划定8点整至8点20分为有效的签到时段。 对田某灵而言,这一判决原则还原了一个本质逻辑:当行政机关自己起草的文义模糊规则,其后果不应由被管理者以失去招考机会来承担。当文本出现语焉不详时,应优先采取对公民更有利的解释。这是宪法平等权在具体行政管理中的价值体现。 程序维度:影响重大权益的口头告知名不正言不顺 如果说公告语义存疑是第一道防线,程序违法的认定就是本案胜诉的定海神针之一。 人社局在作出取消体检资格这种足以改变田某灵事业前途的决定时,方式却极其随意:仅仅口头告知,甚至连一张书面处理决定都没有出具,更未保障陈述申辩权,未告知救济途径,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 程序违法为什么如此重要? 这并非官样文章。在法治框架下,当行政机关作出直接影响公民重大权益(如就业、财产、自由)的行政行为时,必须严格遵循法定形式和程序。 譬如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这并非可以随意省略的形式主义,而是确保行政权力不滥用、确保公民权益受保障的基本程序性要求。 虽然取消体检资格行为并非明确列举的处罚种类,但这一行为的法律后果实质等同于剥夺了公民获得工作的机会,其严肃性须与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程度相匹配。 仅凭执勤人员一句话、一个口头告知,就终结一个普通人数月甚至数年的辛苦准备,显然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法院将这一行为认定为程序违法,是正当程序原则的正当回归——影响公民重大权益的决定,必须经得起书面推敲和法律的完整性审查。 原则维度:比例原则为何不容忽视 本案第三个亮眼之处在于,法院判决“径直取消资格属机械执法,违反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虽然很多普通人不陌生,但在行政执法的诉讼中引入并严格审查,现实中并不常见。它的含义是:行政行为所能采取的手段,与所要达成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是成比例的,手段不能超过目的。 此案中,人社局的目的在于确保体检的公平、顺利,确保考生“按时到位、有序组织”。然而,田某灵迟到仅2分钟,现场提供就医证明,事发后也积极提交了书面说明申请复检。这一切完全没有扰乱体检秩序、没有造成行政成本的额外负担。取消其招考资格的手段与组织管理体系顺畅的目的彼此间,是严重失衡的。 法院正是基于这一法理警示行政机关要通情达理,而不是手拿规则的“尚方宝剑”,任何违反正义尺度的肆意干涉皆构成法律上的超载。依法行政不只是“照章办事”,更要求行政机关在个案中要权衡各方利益,手段与目的之间须保持平衡,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04、法治的航向与程序正义的价值 两分钟差一点断送了一个普通人的“考编梦”,但所幸这个个案最终以纠正与曙光落幕。对于一个经历过层层选拔才走到体检关口的应届生或求职者而言,两分钟的迟到,远不足以否定其求职资格。法院的裁定,再次捍卫了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平等就业权。 从法治运行的维度,此案折射出了几个更深层的信号: 一方面,它不仅印证了“有利解释原则”在实践中如何塑造相对友善的行政执法体系,也让程序正义的理念进一步深度落地:面对政府部门的决定,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申辩寻求救济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处于被管理对象的角色。 另一方面,该案能被四川高院作为典型案例在新闻发布会上公之于众,也传递了司法机关的鲜明态度——对于行政机关机械适用模棱两可的规则、违法执行程序的执法行为,司法不仅是公民维权的最后屏障,也将通过裁判引领建设规范、良性的公考法治环境。对成千上万参与公考和事业单位招考的基层群众而言,这也是一份看得见的司法保障。 当你再次面对语焉不明的官方公告时,请记住这个判决:条文的不确定性不是你一个人承受其后果的理由,而应当倒置给制度的制定者。政府部门在解读自己的规定时,应当首先作出对老百姓有利的解释;政府部门对你作出重大决定时,你有权要求书面告知、有权陈述申辩、有权知道救济途径。 这是法院教给我们的道理,而它的核心只有一条——两分钟的长短,不能掩盖制度设计应当秉持的公正与善意。
Q1.财政部门是否应当实质性认定处理更正前的技术参数以不合理条件限制供应商的投诉? 答:应当实质性认定处理。根据(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缺乏事实依据的,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虽然技术参数已更正,但财政部门需要对更正前的技术参数是否以不合理条件限制供应商进行核实认定。 Q2.被投诉人是否需要对所投诉的更正前的技术参数举证证明合法合理性? 答:需要。根据(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被投诉人未按照投诉答复通知书要求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同其放弃说明权利,依法承担不利后果”规定,被投诉人需要对所投诉的更正前技术参数不存在不合理限制进行说明并举证,否则承担不利后果,若更正后不存在不合理限制的,投诉事项成立但不影响采购结果。 Q3.招标文件“履约能力”评审因素的评分标准规定证书认证范围应包含有:采购标的的设计、生产/制造、销售、配送安装、售后服务,未提供认证证书或范围包含不全的不得分。投标人提供的证书范围不全可以得分吗? 答:不可以得分。按照规定,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因评分标准明确了证书范围包含不全不得分,故投标人提供的证书范围不全不应当得分。
前言 在此前发布的系列文章中,我们结合近期监管动态,系统梳理了撰写港股招股书业务章节的一般性原则与实务要点,并专项探讨了18C章特专科技公司的披露要素。 事实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早在2018年就先于18C章推出了《上市规则》第18A章,率先为未满足主板常规财务指标的创新企业量身定制了上市通道。 自联交所推出《上市规则》第18A章以来,截至2026年1月底,已有84家生物科技公司通过该章节实现在联交所上市1。香港也据此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资平台。2《上市规则》第18A章打破了传统的财务盈利门槛,允许尚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研发驱动型生物科技企业(涵盖药剂(小分子药物)、生物制剂、医疗器材(包括诊断器材)3)赴港上市。 本文作为招股书业务章节撰写系列的又一专项篇,将目光转向18A生物科技公司,重点探讨其在核心产品认定、研发能力展示、知识产权保护及商业化论证等维度的特殊披露要求,解析如何完成从“科研叙事”向“商业化实证”的专业转换,供读者参考。 一、18A章生物科技公司招股书业务撰写要点 《上市规则》第18A章适用于从事生物科技产品研发、应用及商业化,且获准在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情况下申请在主板上市的合资格发行人(“18A章申请人”)4。典型18A章申请人包括创新药(小分子/生物药)、疫苗、细胞及基因疗法、诊断器材以及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研发驱动型企业。在资格门槛方面,申请人须至少拥有一项已达到“概念阶段之后”(beyond concept stage)的核心产品(Core Product),并能证明其研发具备可验证的科学依据及明确的推进路径5。 对于未商业化或处于亏损状态的18A章申请人,联交所的审阅重心聚焦于“研发可行性、监管路径清晰度、资金可持续性及商业化前景”这一核心命题。这意味着,业务章节的撰写逻辑必须完成从“科研叙事”向“临床与监管里程碑驱动的商业化论证”的底层转换,坚持平实语言(plain language)与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优先原则,并紧密围绕可验证的阶段性临床数据、外部监管节点以及“资金—研发—里程碑”的闭环展开严密论证,从而将科学概念转换为投资者可理解且可验证的信息单位,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并减少监管问询成本。 根据《新上市申请人指南》(“《指南》”)第2.3章第16条,生物科技公司应在业务章节披露业务模式、各核心产品及主要产品详情、技术平台、引进授权/对外授权协议的重要条款、合作开发及研究安排、商业化、研发能力、知识产权以及环境、社会及管治等资料。由此可见,18A招股书业务章节并非单纯展示科研成果或技术概念,而是要求申请人围绕核心产品的科学可行性、研发能力与临床数据的完整性、知识产权权利边界的清晰度以及商业化前景的合理基础,构建一套可供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检验的披露体系。本文将从上述四个重点维度展开分析。 (一)18A申请人适合性与产品与管线(pipeline)披露 首先,18A招股书应重点论证发行人为何符合《上市规则》第18A章及《指南》第2.3章项下“生物科技公司”及“核心产品”的资格要求,从而证明其采用18A上市路径具有充分依据。就此而言,披露重点通常不应停留于技术概念或研发愿景的描述,而应围绕核心产品的界定与范围、所处研发阶段、适用的监管路径,以及核心产品研发投入的集中度和阶段匹配性展开,并以可核验的事实、监管依据及财务数据支撑相关结论。 在产品与管线部分,披露应以核心产品为主线,说明其所属治疗领域、目标患者群体、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作用机制或技术原理、疗法类型、开发来源(如内部开发、收购、引进授权或其组合)以及相较现有治疗方案的差异化特点;如涉及孤儿药、创新药、改良型药物或联合疗法,亦应交代其监管定位及相应资格基础。对其他主要在研产品,则可按开发阶段分层列示,并结合适应症布局、目标市场、竞争格局及与核心产品之间的协同性,展示公司整体管线的延展性及资源配置逻辑。此部分的重点,不在于简单罗列项目数量,而在于说明核心产品何以构成公司价值基础,以及主要管线如何支撑公司的中长期发展。 实务中,招股书通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公司符合“生物科技公司”及“核心产品”的资格要求: •核心产品定义与范围:说明核心产品的产品类别、作用机制或技术原理、开发来源,以及其是否为内部开发、引进授权、收购取得或前述方式的组合;同时披露其已获批或拟获批适应症,以及相关产品是否属于同一注册证项下的不同型号、规格或变体,以明确核心产品的法律及监管边界。 •监管路径与关键里程碑:披露核心产品推进商业化的主要监管里程碑时间表,例如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日期、临床试验开始及完成日期、注册申请日期、预计尚需开展的额外研发或补充试验,以及主要目标市场与其他市场在监管路径上的主要差异;如已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主管机构进行沟通,亦应说明有关沟通的主要结论,包括是否需新增临床、是否涉及注册检验及各关键节点的预计时间安排。 •研发阶段的可验证性:说明核心产品已完成的前期研究、关键测试或临床工作,包括试验起止时间、试验性质、是否属于注册性临床及现阶段研发成果,从而证明该产品已超越概念阶段,并具备清晰、可执行的后续开发路径。 •核心产品研发投入的集中度与阶段匹配性:按开发阶段披露核心产品在业绩纪录期内对应的研发开支明细,并说明其占总经营开支的比例及各期间重大波动的原因,以证明公司资源配置确实围绕核心产品展开,且研发投入与临床推进、监管申报及商业化准备进度相互匹配。 着笔提示: 1) 避免结论性、缺乏具体试验设计和数据支撑的陈述: ✘避免写:「【核心产品】在临床上表现优异,具突破性疗效。」 ✔应该按联交所要求改为:「【核心产品】已通过概念阶段,并基于注册性临床试验结果取得【相关监管机构】市场准入批准。」 2) 避免无监管沟通依据的陈述: ✘避免写:「我们预计新功能不会影响监管审批。」 ✔应该按联交所要求改为:「基于与相关监管机构的实质性沟通,本公司预期在整合【新功能】后,【核心产品】仍将在同一医疗器械注册证项下监管,惟是否需补充临床试验及具体审批路径尚须以监管机构最终意见为准。」 3) 避免仅说明研发阶段,而未披露资源投入是否与该阶段相匹配: ✘避免写:「本公司持续推进核心产品研发,并将根据临床进展增加投入。」 ✔应改为:「于业绩纪录期内,本公司按开发阶段披露【核心产品】对应研发开支,并将有关金额以占总经营开支的百分比列示。相关开支于【某期间】显著上升,主要由于【临床入组加快/注册准备启动等】所致。」 4) 避免将产品与管线披露写成单纯项目清单,而缺乏公司价值逻辑: ✘避免写:「本公司拥有多项在研产品,覆盖多个治疗领域,管线丰富。」 ✔应改为:「本公司以【核心产品】为核心,围绕【相关机制/平台/适应症领域】布局其他主要在研产品。有关管线在适应症覆盖、技术路径及商业化目标市场方面具有协同性,并反映本公司资源配置及中长期发展方向。」 (二)研发能力与临床披露 在研发能力与临床披露方面,18A招股书的写作重点,不应仅停留于“项目进展到了哪一阶段”的罗列,而应从相关研发能力是否足以支撑核心产品持续推进、临床数据是否足以支持后续监管申报及商业化判断的角度组织内容。换言之,该部分的核心任务,是将发行人的研发体系、关键研发人员、临床试验设计及结果摘要与核心产品的开发逻辑有机衔接起来,从而使投资人和联交所能够评估公司研发执行能力、产品推进可行性及后续不确定性。 在研发能力部分,申请人应说明现有研发业务的整体情况,包括内部研发架构、主要研发职能分工、研发设施及技术支持体系,并重点披露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身份、资历、专业领域及相关行业经验,特别是其与核心产品或相关治疗领域的匹配性。对于业绩纪录期内及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参与核心产品开发的主要研发人员,亦应说明其是否仍受雇于申请人;如关键人员曾离职,则应进一步解释其离职对研发连续性、知识积累及项目推进的实际影响。若核心产品为引进授权产品,还应披露申请人是否仍依赖授权人开展部分研发活动,以及是否聘用了授权方相关人员,以便联交所判断发行人对核心产品研发的自主掌控程度。 在临床披露部分,申请人通常需要围绕关键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说明试验设计、执行情况及主要结果,并重点交代足以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要信息。具体而言,应披露试验是否为随机、对照、双盲,是否依据适用的国家或国际治疗标准设计,主要及次要终点的设置,计划及实际入组人数,纳入及排除标准,试验申办方,试验状态及下一步研发安排等。对于临床结果,则应以摘要方式呈现关键有效性及安全性数据,并对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性质及严重程度作出定性及定量说明;如不存在相关不良事件,亦应作出明确的否定性陈述。若试验曾发生延迟、暂停或提前终止,则应说明具体原因,并分析其对研发时间表、注册进程及商业化预期的潜在影响。通过上述披露,发行人方可较为完整地展示其研发及临床推进能力,并帮助投资者更全面地评估核心产品的研发风险、成功概率及后续推进的不确定性。 实务中,招股书通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发能力与临床披露: •研发体系与现有研发业务:说明公司的研发组织架构、主要研发职能、研发设施及研发流程管理情况,并交代研发活动是否主要由内部团队主导,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外部机构支持。 •关键管理及技术人员情况:披露主要研发负责人、核心技术人员及关键管理层的身份、资历、专业领域及相关从业经验,并说明其经验与核心产品开发之间的对应关系。 •引进授权产品的研发依赖关系:如核心产品为引进授权产品,应披露申请人是否依赖授权人进行任何研发活动,授权方是否继续参与产品开发,以及申请人是否聘用授权方相关人员。 •关键临床试验设计要素:包括试验是否为随机、对照、双盲,主要及次要终点,计划及实际入组人数,纳入及排除标准,试验申办方,以及试验是否符合适用的监管及临床实践要求。 •临床结果摘要与安全性披露:以简明、可核验的方式概述关键有效性及安全性结果,并对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作定性及定量描述。 •试验状态及异常情况说明:说明试验当前进展、后续计划,以及任何延迟、暂停或提前终止的原因,并分析其对注册时间表及商业化安排的潜在影响。 着笔提示: 1) 避免仅披露“进展顺利”或“结果理想”等笼统表述,而缺乏具体试验设计和关键数据支撑 ✘避免写:「公司核心产品临床进展顺利,结果理想,安全性良好。」 ✔应改为:「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核心产品】的关键注册性临床试验已完成患者入组。该试验为一项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主要终点为【具体终点】。根据阶段性结果摘要,【核心产品】在【主要终点】上达到预设目标,且未观察到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或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为【X】%。」 2) 避免只披露临床有效性,而忽略安全性、不良事件及试验异常情况 ✘避免写:「临床结果显示本产品具有良好疗效。」 ✔应改为:「除有效性结果外,本公司亦披露了【核心产品】临床试验中的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情况。其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包括【具体类型】,发生率分别为【X】%及【Y】%;如无相关严重不良事件,本公司已作出明确否定性陈述。」 3) 避免对试验延期、暂停或终止轻描淡写,未说明对注册路径的实际影响 ✘避免写:「由于外部原因,临床试验进度有所延后,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应改为:「【核心产品】的【某项试验】曾因【具体原因】出现延期/暂停。该事项导致患者入组时间较原计划延后约【X】个月,并可能相应影响后续注册申报时间表;本公司已采取【具体补救措施】,惟最终进度仍取决于试验执行及监管审评情况。」 4) 避免仅描述团队“经验丰富”,而未说明与核心产品开发的相关性 ✘避免写:「本公司研发团队经验丰富,具备较强创新能力。」 ✔应改为:「本公司核心研发团队由【人数】名关键人员组成,主要覆盖【药学/临床/注册/医学事务等】职能。其中,【姓名/职务】拥有【X】年【相关领域】经验,曾参与【相关产品或项目】开发,与【核心产品】所处治疗领域及开发阶段具有直接相关性。」 (三)知识产权与技术平台 在知识产权与技术平台披露方面,18A招股书的重点不在于笼统强调公司“技术领先”或“平台先进”,而在于说明核心产品及主要在研产品所依赖的知识产权基础是否清晰、稳定且可持续,相关技术平台是否真正支撑后续研发和产品转化。由于18A章申请人通常以核心产品的研发能力、技术壁垒及长期商业化潜力作为上市论证的重要基础,联交所因此会特别关注:申请人是否拥有与核心产品相关的关键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权利归属是否明确、是否存在重大侵权风险或权属争议,以及该等知识产权能否在主要市场为核心产品提供足够保护。 在具体披露上,申请人通常应围绕核心产品及主要产品,说明其已注册及正在申请的专利、专利申请对应的司法管辖区、专利类型、到期时间、所覆盖的技术或产品环节,以及相关发明人和权利人身份。对于技术平台,则宜适度介绍其在发现、筛选、设计、开发或生产在研产品中的具体作用,并说明公司就该平台已拥有或可合法使用的主要知识产权。此部分的写作重点,在于证明公司具备持续研发、技术转化及产品延展的基础,而非对平台能力作抽象化、概念化渲染。 如公司已进行自由营运分析(FTO),通常亦应说明其覆盖的产品、技术范围、所涉主要司法管辖区、分析结论、即将到期的重要第三方专利、潜在侵权风险以及该等风险对业务的可能影响;并可结合董事的正面确认,说明公司是否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重大风险。需要注意的是,FTO分析通常只能基于现时可得资料及已公开专利作出判断,因此相关表述应避免绝对化。对于通过引进授权、合作开发或收购方式取得产品权益的申请人,还应重点披露相关协议项下的知识产权归属、改进成果所有权、临床数据使用权、再授权权利、地域及适应症范围限制,以及协议终止后的权利安排,以避免核心资产的法律边界不清,进而影响核心产品的持续开发和商业化。 实务中,招股书通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知识产权与技术平台披露: •核心产品相关专利及专利申请情况:披露与核心产品直接相关的已授权专利及在审专利申请,并按司法管辖区、专利类型、到期日、对应产品或技术环节等进行清晰列示,以说明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及持续期限。 •发明人、权利人及权属链条:说明相关专利或专利申请的发明人、登记权利人、申请人及其与公司的关系,并确认权属是否完整转移至申请人或其附属公司名下;如涉及共同所有、职务发明、历史转让或第三方共有安排,亦应如实说明。 •技术平台及其知识产权基础:介绍公司用于发现和开发核心产品及其他在研产品的技术平台,并说明该平台相关的主要专利、专有技术、数据库、工艺诀窍或软件算法等知识产权情况,以及该平台如何支持管线持续扩展。 •自由营运分析(FTO)及潜在侵权风险:如已进行FTO分析,应披露分析覆盖范围、主要结论、相关司法管辖区、可能受限制的专利领域、即将到期的重要第三方专利及潜在风险缓释措施,以说明核心产品在主要市场推进过程中是否面临重大知识产权障碍。 •引进授权或合作开发项下的知识产权安排:如核心产品或主要产品并非完全自主开发,应说明授权或合作协议中关于现有知识产权、改进成果、临床数据、注册资料、商业化成果及协议终止后权利归属的主要安排,以证明公司对核心资产享有足够、稳定且可执行的权利基础。 着笔提示: 1) 披露专利数量、范围及分布时,应尽量量化并与核心产品直接挂钩: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本集团于中国就【核心产品】相关技术拥有【X】项已授权专利及【Y】项在审专利申请,并于美国及欧盟分别拥有【Z】项专利或专利申请。该等专利主要覆盖【成分/制剂/用途/器械结构/制造工艺】等关键技术环节,并为【核心产品】在相关市场的开发及商业化提供知识产权保护。」 2) 避免仅笼统宣称“专利组合完善”或“技术壁垒深厚”,而未说明具体保护内容: ✘避免写:「本集团已建立完善的全球专利布局,并形成深厚技术壁垒。」 ✔应改为:「本集团围绕【核心产品】及其相关技术,在【中国/美国/欧盟等】主要司法管辖区申请及取得多项专利,该等专利主要覆盖【具体技术内容】。有关专利的到期时间、对应产品及司法管辖区已于本节列表披露。」 3) 引述FTO分析结论时,应避免使用过度绝对的表述: ✘避免写:「本集团不存在任何侵权风险。」 ✔应改为:「根据外部专利顾问出具的FTO分析报告,【核心产品】及其相关核心技术于【某主要司法管辖区】内不存在明显侵犯第三方已公开专利或专利申请的重大风险。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未来出现专利争议的可能性,但根据目前可得资料及相关分析结果,本集团并无已知重大侵权风险。」 4) 如存在权属限制、共同开发或授权取得情形,应如实披露法律边界: ✘避免写:「本集团已全面拥有核心产品相关知识产权。」 ✔应改为:「【核心产品】相关部分知识产权及数据权利系根据与【授权方/合作方】签署的协议取得。根据该等协议,本集团于【地域/适应症/商业化阶段】范围内享有开发及商业化权利,而改进成果所有权、再授权安排及协议终止后的权利归属,则受相关协议条款约束。」 (四)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 在商业化披露方面,18A招股书的重点,不在于对市场前景作原则性描述,而在于结合核心产品的开发阶段,说明其市场进入路径是否清晰、销售转化是否已获得初步验证、渠道安排及定价机制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由于18A申请人的核心产品往往处于刚获批、临近商业化或仍在研发阶段,商业化结果通常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因此联交所通常会特别关注其真实销售表现、试用转化情况、分销商合作安排、定价与回款模式、医院准入及商业化推进难点。相应地,申请人在撰写该部分时,不应仅作有利叙述或以营销语言替代事实,而应如实交代商业化过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困难,并说明管理层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对于已获批或已进入商业化阶段的核心产品,申请人应重点披露其实际销售及市场验证情况,包括销售模式、终端客户类型、渠道覆盖、定价逻辑、回款周期及订单转化情况,以证明其商业模式并非停留于理论层面。对于仍处研发阶段、尚未形成销售收入的核心产品,则应着重说明其预期商业化路径,例如目标市场、准入策略、销售团队及渠道布局、定价基础、支付或报销环境、医生教育安排以及可能影响商业化推进的主要障碍。无论产品处于何种阶段,披露的重点均应在于说明商业化路径与产品开发阶段是否匹配,而非作出脱离现实基础的乐观预测。 实务中,招股书通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商业化可行性的论证: •销售、试用及转化情况的量化披露:如核心产品已开始商业化或市场导入,应披露已售设备台数、已安装台数、试用设备台数、试用医院数量、已开展的临床使用案例数、签署但尚未交付的订单数,以及试用转销售的转化情况。对于重点医院客户或大型经销商合作项目,还可适当概述相关合作安排的关键条款,以反映产品从试用、验证到采购的实际推进情况。 •收入模式、定价及回款机制:说明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收入,例如销售整机、配套耗材、维保服务或技术服务,并披露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方式、价格区间、付款条件、信用期、验收条件及回款安排。若存在分期付款、预付款、返利、退货或价格调整机制,亦应如实交代,以便投资者判断收入质量及现金回收风险。 •分销商合作安排及协议关键条款:如公司依赖经销或分销渠道推进商业化,应说明各主要分销商负责区域、目标客户类型、合作期限、是否独家、目标采购量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样机安排、保证金条款、退货权、库存管理机制、渠道冲突处理方式及防止“压货”的措施。该等披露不仅用于支持商业模式的可行性,亦有助于说明公司现有渠道的稳定性及对单一分销商的依赖程度。 •市场进入障碍及应对措施:如核心产品的商业化受制于医院采购周期较长、医生教育成本较高、医保或报销政策尚未明确、集采压力、同类竞争产品较多或终端接受度有限等因素,申请人应据实说明相关困难,并披露管理层已采取或计划采取的应对措施,例如优化分销网络、调整销售节奏、加强临床教育、扩充市场准入团队或重构定价策略。 •与产品阶段相匹配的商业化安排:对于尚未商业化的核心产品,申请人应重点披露其预期市场进入策略,而不宜过度强调尚未验证的销售前景;对于已商业化产品,则应更多以实际装机、使用、复购及回款数据支撑其商业化论证。 着笔提示: 1) 避免营销语言,并需要按事实交代公司销售困难的情况与管理对策: ✘避免写:「本集团已成功渗透顶级三甲医院并建立行业金标准。」 ✔应该写:「鉴于目前实际销售数量仍然有限,且医院采购及装机周期较长,本集团已重新检视分销安排,并相应调整商业化节奏,重点推进已完成临床验证且具较高采购意向的目标医院。」 2) 商业化披露应与产品所处阶段相匹配,避免对尚未验证的销售前景作过度推断: ✘避免写:「本集团预期核心产品上市后将迅速实现全国范围商业化,并取得大规模销售收入。」 ✔应改为:「鉴于【核心产品】目前仍处于【注册申请/关键临床/商业化准备】阶段,其未来销售表现将取决于监管审批进度、医院准入、医生采纳程度及支付环境等因素。本集团拟于产品获批后优先覆盖【重点区域/目标医院类型】,并逐步建立分销及学术推广网络。」 3) 量化销售与试用情况: ✔「本集团主要通过向医院或经销商销售XX产品整机,并配套提供一次性穿刺针等耗材及年度维护服务获取收入。XX产品整机售价约人民币X百万元一台,耗材按每例手术收取约人民币Y千元。」 4) 需要披露分销协议关键条款,并如实披露有可能对公司不利的部分(如有): ✔「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本集团与XX家经销商签署分销协议,其中YY家主要负责ZZ地区公立医院客户。该等协议一般载有年度目标采购量安排,但除与【某某公司】签署的个别协议外,有关目标采购量通常仅属商业预期,并无法律强制约束力。部分协议亦载有样机投放、保证金、退货及协议终止条款,可能对本集团的库存管理及渠道稳定性产生影响。」 二、结论 总体而言,《上市规则》第18A章下的生物科技公司招股书业务章节,其核心在于围绕核心产品构建一套经得起监管与市场双重检验的“可验证商业化论证体系”。与传统行业侧重收入与利润的披露逻辑不同,18A申请人需要以核心产品为主线,将研发阶段、临床数据、监管路径、知识产权基础及商业化安排有机串联,通过阶段性里程碑与量化信息,清晰呈现公司价值形成与实现路径。 在具体撰写过程中,应避免停留于技术原理或研发愿景的表述,而需围绕核心产品,系统拆解其开发进度、关键临床数据、监管审批路径及研发投入节奏,并进一步延伸至知识产权权属的清晰性与技术平台的持续支撑能力。归根结底,18A招股书业务章节的撰写,本质上是一个“去概念化、强证据化”的过程:以浅白语言承载专业内容,以量化数据替代原则性判断,以监管逻辑重塑科研叙事。通过构建“研发—监管—商业化”的信息披露闭环,力图消除信息不对称、助力监管高效审核,并为投资者勾勒出清晰可信的公司长期价值实现路径。 参考文献: [1]《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生态圈》,详见https://www.hkex.com.hk/join-our-market/biotech?sc_lang=zh-hk [2]同上。 [3]《指南》第2.3章第5条。 [4]根据《上市规则》第18A.03条,根据18A章申请人必須:(1) 证明其合资格及适合以生物科技公司的身份上市;(2) 上市时的市值至少达 15 亿港元;(3) 上市前已由大致相同的管理层经营现有的业务至少两个会计年度;及(4) 确保申请人有充足的营运资金(包括计入新申请人首次上市的所得款项),足可应 付集团由上市文件刊发日期起计至少十二个月所需开支的至少125%。 [5]根据《指南》第2.3章第3条,生物科技公司符合以下条件则可证明其合资格及适合根据《主板规则》第十八A章上市:(i) 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已通过概念阶段;(ii) 主要专注于研发以开发核心产品,并于上市前十二个月内持续进行有关研发;(iii) 上市集资主要用于研发核心产品,以将其推出市场;(iv) 拥有与其核心产品有关的专利,包括已注册专利、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及(v) 在建议上市日期的至少六个月前已获至少一名资深投资者为公司提供相当数额的第三方投资(且其至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时仍未撤回投资)。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自身形象与健康管理的需求日益增长,美容、养生、形体调理等生活消费服务市场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推陈出新。从传统护肤美体到各种改善服务,相关机构作出的效果承诺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然而,市场繁荣背后,部分服务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急迫心理,进行夸大甚至违背科学常理的虚假宣传,由此引发的纠纷逐渐进入司法领域。若服务方信誓旦旦承诺能为已成年人士实现大幅增高、逆龄生长等有违生理规律的效果,但在收取费用后却无法达成,其责任应如何认定?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为此类涉及人体机能改变的消费承诺效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司法裁判标准,也为相关行业敲响了警钟——营销的边界,决不能僭越科学与诚信的底线。 1、增高承诺诱人,三十二岁男子的困惑与失望 王某的增高之旅,始于一个在常人听来近乎天方夜谭的承诺。2021年,时年32岁的王某结识了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张某。在一次服务推介中,张某向王某描述了一项颇具吸引力的增高服务,张某称通过其提供的一套包含特定调理、口服补充及仪器辅助在内的综合服务方案,可以在1年内使王某的身高增长10厘米。对于一个早已过了骨骼生长期的成年男性而言,这一承诺无疑极具吸引力。 在诱人效果驱动下,王某与张某达成了合意。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通过手写服务单、收据及付款记录,确立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其中明确载明了长高10厘米的目标及相应费用。基于对该项具体承诺的信任与期待,王某为此支付了该项目费用共计2万元。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张某陆续为王某提供了数次服务。然而,随着约定服务周期逐渐届满,王某沮丧地发现,自己并未如张某所承诺出现显著的身高变化。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王某深感被欺骗。他多次与张某交涉,要求其就未能实现的承诺给出说法并退还费用,但张某或以王某未完全配合为由推诿,或坚称服务已产生长高约2厘米效果,拒绝退款。协商陷入僵局后,为维护自身权益,王某最终选择诉诸法律,请求法院判令张某退还其支付的服务费,并依据主张三倍赔偿。 2、法院审理认定,违背科学与常识的承诺,自始构成欺诈 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审理,北京三中院从法律与科学常理的双重维度,对此案作出了清晰界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经营者张某向已成年消费者王某作出长高10厘米的承诺并收取高额费用,该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 法院剖析了承诺的性质、合理性及其在法律上的效力。法院指出,消费欺诈的认定,需满足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使消费者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意思表示。 首先,法院对案涉承诺内容的合理性进行了审查。判决指出,王某在接受服务时已是年满32周岁成年人。根据现代医学基本常识及社会公众普遍认知,成年人的骨骺线通常已闭合,身高增长存在严格生理限制。通过非医疗性的、生活美容或养生调理手段,在短短一两年内实现10厘米的大幅增高,缺乏普遍认可的医学理论支持和广泛的实践验证基础。张某所作出的承诺,其内容本身已显著超出了社会一般公众对类似调理服务可能效果的合理预期范畴,更与基本生理科学规律相悖。这种承诺天然带有强烈超常性和诱惑性,其真实性存疑。 其次,法院明确了该承诺在合同语境下的法律属性。张某并非仅仅表达一种美好愿望或模糊目标,而是将长高10厘米这一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明确服务期限、数万元对价直接挂钩。这种具体化表述,使其脱离了单纯商业营销或意愿表达范畴,在消费者王某认知以及双方形成的服务合同合意中,实质上已构成了对服务效果的保证或允诺。它直接影响了王某作出购买决策和支付费用的意思表示,是合同得以订立的重要因素。 关于张某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法院认为,张某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经营者,理应具备与其业务相关的基础人体生理学和医学常识,或者至少负有审慎核实其所宣传效果是否具备科学可能性的义务。然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张某未能就其能使成年人长高10厘米承诺提供具有权威性的科学依据或可靠的实证材料。在此情况下,张某仍向消费者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法院据此认定,其主观上至少存在应当知道承诺可能虚假但仍予以作出的放任故意,甚至存在为促成交易而故意虚构事实的直接故意。 对于张某辩称其已实际提供了服务,且王某身高增长2厘米,故不构成欺诈。法院指出,消费欺诈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合同缔结和营销宣传阶段,经营者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足以导致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并据此作出交易决定。张某在缔约时作出虚假承诺,已经构成了欺诈。后续是否提供了服务、服务是否产生了某些难以验证的变化,均不能改变其在缔约时进行虚假宣传的欺诈性质。且所谓2厘米的增长,除张某单方陈述外无其他客观证据证实,也与承诺的10厘米相去甚远,无法实现合同订立时消费者所期待的根本目的。 综合以上分析,北京三中院认定,张某在明知或应知其承诺缺乏科学依据和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为招揽客户、获取高额服务费,向消费者王某作出长高10厘米的虚假承诺,致使王某基于错误认识支付了费用,符合关于消费欺诈的构成要件。 3、判决结果,法律捍卫理性与诚信 基于上述认定,北京三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为,张某在增高项目中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据此,法院判决:张某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就其存在欺诈行为的增高项目,向王某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张某需退还王某已支付的该项目服务费2万元,并另行支付三倍赔偿金6万元,合计8万元。法院终审判决,旗帜鲜明地否定了这种违背科学常理的虚假营销,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市场诚信底线。 4、法官后语,给虚假承诺戴上紧箍咒,让消费市场回归科学与诚信 当前,在一些服务领域中,存在着值得警惕的营销倾向,部分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对改善自身外貌、体征的迫切需求和对专业知识的相对缺乏,精心编织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效果神话。从一次治疗彻底祛斑到几天快速瘦身,再到本案中成年后增高10厘米,这些承诺往往打着高科技、古法秘方、跨界融合等旗号,利用信息壁垒进行夸大甚至虚假宣传。它们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的财产权,让消费者为不可能实现的效果买单,更可能因不当操作或使用不明产品,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难以预料的潜在风险,甚至贻误必要的正规医疗时机。 本案的司法裁判明确宣告,对于明显违背自然科学规律、超越社会普遍认知的消费承诺,法律将进行严格审查。经营者不能以服务目标、美好愿景、个体差异等为托辞,逃避其作为承诺作出者应负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当一项承诺具体、量化且成为交易的重要因素时,其构成合同内容的一部分,经营者对此应予负责。司法实践对消费欺诈的认定,正是要遏制这种利用虚假信息诱骗交易的行为,保护消费者免于陷入因信息失真而作出的错误判断。 诚信,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石,对于关乎消费者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生活服务领域而言,这份诚信更应建立在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经营者必须恪守商业道德底线,敬畏科学规律,对自身服务的效果进行如实客观描述,任何宣传都应建立在可验证、合常理的基础上。企图通过制造科学噱头和效果幻觉来牟利,最终必将受到市场的淘汰和法律的制裁。 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本案也是一次生动的警示。在面对形形色色、令人心动的承诺时,尤其是涉及人体机能改变、健康状态逆转的服务,必须保持一份必要的清醒和理性。要具备最基本的科学常识和判断力,对违背生理规律的“奇迹”保持警惕。消费决策前,应主动了解相关服务的科学原理和行业普遍认知,对于经营者作出的关键效果承诺,务必通过合同、有明确约定的聊天记录等方式进行固定。同时,注意保存付款凭证、宣传资料、服务过程记录等全部证据,一旦发生争议,这些都将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引言 商业秘密是企业核心竞争资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第十条第四款,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由此可见,商业秘密主要分为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两类。 根据(下简称“《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一条,技术信息包括“与技术有关的结构、原料、组分、配方、材料、样品、样式、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工艺、方法或其步骤、算法、数据、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等信息”;经营信息包括“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 从《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看,二者区分的核心在于“技术有关”还是“经营活动有关”。但《商业秘密司法解释有一定模糊性,比如在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定义中都出现了“数据”,这可能导致实践中出现二者交织的情况。本文将从案例入手,梳理实务中对二者的区分。 一、典型案例: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的区分 (一)技术信息相关案例 基本案情1:原告嘉兴某化工公司系全球主要的香兰素制造商,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原告认为被告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涉案技术秘密,并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该技术秘密,涉嫌侵害涉案技术秘密,遂诉至法院。 庭审中,原告确定其主张的技术秘密包括六个秘点,技术秘密载体涉及58个非标设备的设备图287张、工艺管道及仪表流程图25张。为保护前述技术秘密,原告制定了文件控制程序、记录控制程序、食品安全、质量和环境管理手册、设备/设施管理程序等严格的保密措施。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提交的287张设备图承载了具有特定结构、能够完成特定生产步骤的非标设备或者设备组合的参数信息,构成相对独立的技术单元,属于技术信息;25张工艺管道及仪表流程图记载了相关工序所需的设备及其位置和连接关系、物料和介质连接关系、控制点参数等信息,亦为相对独立的技术单元,同样属于技术信息。由于该技术信息具备《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2规定的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要求,认定涉案技术信息构成技术秘密。其中,对于价值性,法院论述为:原告投入大量时间和成本研发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已经实际投入生产,提高了其香兰素产品的生产效率,并为企业形成市场优势、创造可观利润,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 本案体现了技术信息的特征:信息内容具有明确的技术方案属性,解决的是“如何制造、如何实现”的问题;价值实现依托于工业化生产,往往可以据此制作出产品实物;载体多为设计图纸、工艺参数、配方等。 (二)经营信息相关案例 基本案情3:原告上海米某科技有限公司系某游戏的运营方,未保持游戏热度和活力,每隔一段时间原告都会进行版本更新,并对新增角色、场景等内容并组织内测。被告陈某作为内测玩家,签订保密协议后未经允许对7个游戏角色的实机形象、技能效果、技能数据等测试内容进行偷拍、偷录,并向第三人披露。原告认为该行为侵犯其商业秘密,遂诉至法院。 原告本案中主张的商业秘密为7个游戏角色中包括角色实机形象、角色施放技能效果等要素组合而成的连续动态游戏画面以及技能数据等内容。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信息虽然不属于《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一条所列举的经营信息常见形态,但具备经营信息的基本特征,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规定的经营信息,即权利人在经营活动中通过长期创新、创造和积累所获得的信息,且对权利人开展经营具有核心竞争价值。具体而言,在游戏行业,以游戏角色实机形象、角色施放技能效果等要素组合而成的连续动态游戏画面以及技能数据等内容,系一款游戏带给玩家愉快游戏体验的关键因素,是游戏权利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需要游戏设计者付出不懈的努力和投入;同时,游戏经营者为提升游戏热度、保持游戏活力,不断更新游戏内容并在此过程中对尚未公开的内容予以保密,已经成为网络游戏领域惯常商业模式。此外,涉案信息亦满足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要求,因此理应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 本案体现了经营信息的特点:侧重于商业逻辑与市场策略,解决的是“如何经营、如何竞争”的问题;价值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市场渠道、提升市场竞争优势等方面;载体并不固定,更偏向对整体经营事实的审查。 二、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区分的实践价值 (一)对管辖层级的影响 依据,仅规定技术秘密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确认商业秘密的类型便于确定合适的管辖层级。 (二)对举证责任的影响 在商业秘密案件中,权利人需明确秘点。对于技术信息,往往依赖鉴定机构出具非公知性鉴定意见;而对于经营信息,则更侧重对经营事实的审查。 三、结语 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在信息属性、价值实现方式、载体等方面存在差异,技术秘密指向“如何制造”的技术方案,依赖技术比对和鉴定;经营秘密指向“如何经营”的商业策略,侧重对竞争性利益的事实审查,企业应根据信息属性采取差异化的保密策略,以实现商业秘密的精准保护。 1 2《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四款: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3(2024)沪0115民初38294号 4 引用案例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本文未免混淆,已对适用版本进行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