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案集萃 | 石景山法院涉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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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值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仿冒装潢、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方面,选取6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目录 司法裁判类 1.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2.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
2026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前期依据对货拉拉开展公开约谈,并督导其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平台抽成费率由约11%降至约9%,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从目前公开信息看,本案是市场监管总局运用反垄断“三书一函”制度、采取梯次性监管措施推进的督导整改,而非一份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但它的标志性意义已经十分清晰——这是迄今最具标志性的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案件之一,意味着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审查,正从“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调至每年每人10万元并增加品种”本期我们来看看“二线口岸”如何“管住”的制度建设。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海南岛由此成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国务院批准在海南设立10个“二线口岸”,包括海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清澜港、海口新海港、海口南港和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琼海博鳌机场,构成海南与内地之间货物、
低空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人类对天空的利用方式。从无人机物流配送穿梭于城市楼宇之间,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搭载乘客跨越湾区,再到农业植保无人机精准作业于广袤田野——一个万亿级的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加速崛起。2024年至2026年,低空经济连续三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其定位从“新增长引擎”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标志着低空飞行活动正从“小众探索”迈向“规模运营”,从“试点先行”步入“常态
前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兴技术、新型权益和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围绕数据采集、算法推荐、平台规则、用户注意力、网络流量和平台生态所产生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已经成为互联网竞争案件中的重要类型。此类案件通常具有行为类型新、竞争利益数字化、侵权行为隐蔽性强、损害后果难以量化等特点,也使法院在审查经营者之间关系时,逐步从传统的同业替代关系,转向对交易机会、竞争优势、用户注意力、网络数据流量和平台生态
只是刮除溯源码 不影响正品属性 为何构成不正当竞争?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刮码”销售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某德茶厂系“某德”注册商标权利人及“某德”茶叶的生产商。为进行品牌管控,某德茶厂与其经销商约定相应的价格体系和销售渠道,并在商品罐底标注代码用于商品渠道溯源,根据该代码及生产日期,可以清晰的追踪商品批次与流通路径。 2025年6月,
海南自贸港15%企业所得税政策律师实务观察 前两期,我们介绍了企业所得税15%与个税15%两项政策,解决的是“企业与人”的税负问题,那么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则是海南自贸港吸引制造业企业“落地生根”的核心引擎。 这一政策的含金量在于“原料进口零关税+加工增值30%免关税入内”的组合拳:企业将进口料件在海南进行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货物进入内地,进口关税予以免征。封关以来截至3月24日,监管进口
摘要 商业引流是指经营者借助各类商业模式、营销手段吸引市场流量、拓展经营渠道,从而达到增加销量、扩大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商业引流本身具有正当商业属性,并非(下称)所明确规定的某一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合法性评判核心在于引流所采用的模式与手段是否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是否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笔者结合自身经办的两起电商领域引流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分别针对

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推动激发创新活力,以司法裁判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1 【基本案情】 原告某软件公司是某地图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地图软件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期间,被告李某在其个人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某地图导航到野地”的虚假视频,视频内容为李某在原告地图软件的导航指引下误入芦苇丛中,视频中的导航语音“请沿当前道路持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GPS信号弱……”为后期添加,且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中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引起广泛传播,导致公众对原告及其产品产生大量负面评价。涉案视频被投诉下架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进行直播带货以牟取商业利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要求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无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将原告标志性的导航语音剪辑到汽车驾驶视频中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流量。在涉案视频被投诉删除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并开始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直播带货,其行为性质明显属于利用原告产品知名度为自己短视频账号引流的竞争行为,增加了自身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被告发布虚假导航视频,并在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诱导平台用户浏览、转发、收藏并发表大量针对原告及其产品的负面评价。该视频被相关媒体转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被告不仅未澄清事实,反而在上述视频被投诉删除后反复发布所谓的“导航后续”视频,且主动在视频评论区声称“我就是原创”,主观上存在商业诋毁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涉案视频对原告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消费者对原告的地图软件产品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故被告涉案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9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直播业态的兴起,网络平台中时常发生个体经营者为引流牟利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及商誉、进而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双方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宜囿于直接竞争关系的范围,应在把握引流行为损害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法律本质。本案通过准确把握个人引流牟利行为的性质,认定该个人被告的涉案行为属于竞争行为,其与原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属于竞争关系,为典型的涉网络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案例,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2025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典型案例2 【基本案情】 原告某管理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为提供人才咨询、人才推荐、人才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被告为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原被告均为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推荐服务,具有竞争关系。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邮件称“因为收到贵司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投诉我司,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经过调查,发现了贵司一贯以来不正规的行为,现要求贵司撤回投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继续投诉侵害我司合法权益,我司会提交相应证据给某网络科技公司,帮助其准确判定。”随后,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通知原告,收到对原告的匿名举报,举报称:原告在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多次挖猎第三人在职员工,并成功挖猎贺某等员工。现第三人通知原告对原告予以罚款100万元并取消合作。结合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与第三人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系匿名举报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向第三人进行匿名举报人就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可能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广义竞争关系,被告利用不实信息举报竞争对手,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不实信息对原告举报,违反了法律规定,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收到的匿名邮件内容是否真实;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三人收到相关邮件后,在内部进行了核查,并给原告一定时间予以澄清,但原告未能证明邮件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第三人遂采取了终止合同并扣减100万元的严厉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基于合同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匿名邮件中所列的事实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匿名邮件内容不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均明确表示其未向第三人发送匿名邮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邮件系被告发送;其次,即使该邮件确系被告发送,法律需要规制的也是传播虚假信息,而非披露事实情况,故原告首先应当证明匿名邮件所载信息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原告相关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撤回投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举报投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举报投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主观恶意,二是举报投诉所披露内容具有虚假性或误导性。若举报投诉内容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虽部分内容属实,但通过剪裁事实、误导性呈现等方式刻意贬损对手商誉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诋毁。基于客观事实的正当披露行为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在举证规则层面,原告应就举报投诉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或误导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既为经营者依法行使举报投诉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同类案件中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典型案例3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年,系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企业,公司自2016年起大范围推广宣传其网站并获得多项荣誉,其运营的“千某马招标网”在国内招投标领域逐步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行业内相关公众所熟知,具备合法可受保护的商业商誉与品牌权益。被告某招标公司与原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搜索推广服务的方式,在网络搜索平台设置关键词推广。当网络用户检索“千某马招标”“千某马招标网”等关键词时,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被告运营的网站链接。同时,被告在搜索推广标题、简介显著位置,刻意突出使用“千某马招标网”字样,该字样字体、字号、视觉权重显著大于其自身标识,并在推广内容中虚假宣称原告的“千某马招标网”为被告旗下网站。被告前述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原告品牌知名度引流牟利的意图,客观上足以导致普通网络用户、行业客户对经营主体归属、品牌关联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不当攫取原告积累的市场流量与商业机会。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所诉的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原告千某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告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其企业所获荣誉、推广宣传其网站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故本院认为原告企业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网站,2016年之后在招投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本院依据互联网博物馆所收录的被告网站网页快照,认定被告自2014年起即在其网站显著位置标注有“千某马招标网 全国招标信息网旗下网站”标识。但在原告千某马公司获得较多荣誉并做了大量宣传推广、其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产品在招投标行业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被告某招标公司仍将原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号“千某马”及“千某马招标网”网站名称作为被告经营的招投标网站搜索关键词,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应当认定被告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关于原告所诉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原告“千某马招标网”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仍在其网站链接说明等处宣称“千某马招标网为其旗下网站”,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及其网站商誉的主观故意,故应当认定被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招标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仿冒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某招标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1.5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网络搜索推广中攀附同业知名品牌、虚构关联关系、刻意制造市场混淆的行为边界,规范互联网竞价推广领域的竞争秩序。本案裁判摒弃“企业成立即享有知名商誉”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际市场知名度作为权益保护基础,精准划分合法经营与不正当攀附的界限,对规范同类互联网品牌引流、遏制商誉搭便车行为、维护招投标服务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典型案例4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1与某科技公司2系同行业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前,某科技公司2因认为某科技公司1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生效裁判,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1虚假宣传侵权行为成立,判令某科技公司1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某科技公司2赔偿经济损失。在前案裁判文书生效后,某科技公司2在其公司网站发布或转发多篇涉案文章。文章标题包含某科技公司1被判罚主动刊登道歉、罚金6万元等表述,文章正文披露涉案诉讼的基本信息、案件核心事实及裁判结果并附有生效裁判文书链接,文章核心内容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篡改、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形。某科技公司1获悉后,主张某科技公司2发布和转发涉案文章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石景山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2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某科技公司2发布或转发的部分涉案文章虽然在标题表述上使用了“罚金”“判罚道歉”等用语不够准确妥当,但文章内容均系对虚假宣传纠纷一案诉讼结果的客观披露,并附有生效判决链接及转载文章的出处,文章核心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其次,被告某科技公司2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基于判决结果发布、引用他人文章,其发布涉案文章的目的在于客观披露诉讼结果,并非商业宣传行为,无证据和事实表明其具有恶意贬损某科技公司1商业信誉的主观过错并导致原告商业信誉下降。此外,某科技公司2为作为一般商事主体而非专业法律机构或新闻媒体,其对司法裁判文书及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行为,也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经主动修改了涉案文章标题。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1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市场主体以胜诉裁判文书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的合法边界,明晰了商业诋毁与正当披露生效判决内容的区分标准。当事人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以生效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即使存在部分用语或表述不够准确妥当的情形,若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的情形且主观无恶意贬损对方当事人商誉的故意,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同时,裁判进一步确立分层注意义务规则,区分企业与专业媒体的审慎披露责任,对一般商事主体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双方陷入相互诉讼循环。该案对规范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纠纷信息发布行为、平衡市场竞争各方合法权益、稳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清晰指引作用,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A的品牌方。被告某技术服务部系从事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于某短视频平台经营名为“某扫地机测评”的社交账号,并通过该账号橱窗、直播等形式销售多品牌扫地机器人产品。被告长期在该账号的视频作品及直播中发布大量扫地机器人产品横向比对测评内容,借中立测评名义,在直播带货中针对原告A品牌扫地机器人发布不具备事实依据的测评内容及侮辱性言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他品牌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影响了原告潜在交易机会,欺骗、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涉案短视频平台账号专门用于推销扫地机,其主播言论性质上属于推销行为,应当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次,经营者对比评价产品或对竞争对手相关事实进行披露或评价时,应确保客观性,不应作片面对比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道德均不禁止经营者披露竞争对手的客观情况甚至不利事实,但不允许使用恶意或误导性用语,通过损害他人商誉的方式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获取商业利益。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反复将A品牌扫地机与其他品牌,特别是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B品牌扫地机进行对比,发表“A马上抄袭了B家的机械臂的技术”“刮地板只听说过A刮”等片面对比言论,影响、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提升合作方品牌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构成虚假宣传。上述对比言论亦会使消费者产生A品牌扫地机比B等品牌价格高但质量差的看法。此外,被告还针对原告产品发表“吃相最难看”“韭菜技术”“消费陷阱”等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商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3万余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于规范直播带货、网络测评等新兴互联网竞争行为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准确界定了直播带货行为的商业属性,认定经营者以测评形式进行产品对比推销时,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不得借“中立测评”之名误导公众;二是清晰划分了客观事实披露与恶意贬损言论之间的区别,强调对比宣传应基于客观事实,警示相关市场主体不得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损害他人商誉。本案有助于净化互联网营销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在面对复杂的“种草”“测评”类网络信息时提高辨别能力。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值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仿冒装潢、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方面,选取6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目录 司法裁判类 1.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2.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3.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行政处罚类 4.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5.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6.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Part.1 司法裁判类 01 典型案例1 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公司生产销售的“椰树牌”椰汁产品,经过多年持续的经营以及大规模宣传,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椰树牌”椰汁采用金属圆柱体包装,罐体装潢整体底色为黑色,正面罐贴的文字、图案及色彩的排列组合风格多年来延续使用。某某食品公司在某次商品交易展会现场开设展厅,陈列商品中包含其生产的“某某”椰汁商品。对比“某某”椰汁和“椰树牌”椰汁,两者的罐身正面均采取黑色铺底、上半部四周以横向和竖向铺满文字、下半部分配以椰子水果的包装装潢风格,两者整体上构成近似。某某公司遂起诉,要求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相近似的装潢,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椰树牌”椰汁产品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某某食品公司生产与“椰树牌”椰汁产品相似的“某某”椰汁产品,并以推广和销售为目的参加商品交易会,容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某某”椰汁是“椰树牌”椰汁或者与某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从而与其进行交易,攫取某某公司的商业机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判令某某食品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与某某公司“椰树牌”椰汁产品近似的装潢,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2 典型案例2 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农业公司的魔芋产品曾被新浪微博等报道。某某食品公司同为农副产品电商经营者,在同一网购平台销售魔芋商品,并在其开设的多个店铺、多个商品链接中使用与某某农业公司商品宣传主图基本一致的图片。在某某农业公司通过平台投诉并被多次认定举报成功、相关链接被处理后,某某食品公司仍然使用前述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且未对图片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某某农业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前述图片、删除侵权链接,并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某某农业公司与某某食品公司均系农副产品销售企业,在同一平台销售同类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网络购物中,商品主图系吸引消费者点击、浏览并最终作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因素。某某食品公司的前述行为,系直接使用竞争对手已实际投入商业资源形成的商品宣传图片,其行为客观上降低了自身经营成本,增加了其商品被点击、浏览和交易的机会,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优势,其行为已超出合理竞争的限度。最终,法院认定某某食品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因侵权链接已删除,遂判令其司赔偿某某农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3 典型案例3 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科技公司系“粉笔”品牌考试课程培训服务经营者,在教育培训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共同运营“某某公考”品牌。2025年3月,某小红书账号在该平台发布笔记,主图显示文字为“粉笔国考面试基地班全都水灵灵下岸了?”,具体内容为其刷到帖子看到粉笔的一个国考面试班全部下岸没考上以及培训老师学了5天就带班等。该账号还发布有组队试听笔试班等笔记,部分笔记内容下方评论有部分班级试听等信息。私信该小红书账号后或直接提供“某某公考”工作账号,或由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工作人员添加微信并发送相关信息。某某科技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和某某教育咨询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 裁判结果:某某科技公司、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均系教育咨询企业,在市场中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在未有证据证实某某科技公司的培训班面试结果和师资情况下,利用网络账号散布传播虚假误导性事实,致使相关公众对某某科技公司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作出错误的评价,以便于自身获得有利的市场条件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因被诉侵权笔记已删除且未造成广泛影响,最终,法院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赔偿某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Part.2 行政处罚类 04 典型案例4 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案情简介: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技术领先企业,具有微波射频领域设备、软件、业务管理平台的独立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2025年8月,权利人在职员工高某某违反保密要求,偷拍车间在装配样品内部细节图,违规发送给权利人已离职员工彭某某,被偷拍的样品内部载有的单元数量、尺寸、布局等信息属于技术信息范围,一旦披露将对权利人经营活动产生较大损失。2025年10月,权利人向成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武侯支队(以下简称武侯支队)进行举报。 定性处罚:经电子取证、非公知鉴定、现场调查等环节,查实高某某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向他人披露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彭某某教唆他人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的规定。2026年4月,武侯支队根据二人违法情节责令高某某、彭某某停止违法行为并分别处以罚款,通过快速查办,阻断了权利人权益进一步受到损害的风险。 05 典型案例5 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案情简介: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开设直播活动形式面向老年人等群体推广销售产品,该公司在小鹅通平台直播销售的“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过程中,宣称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能够“抑制、杀死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款对幽门螺旋杆菌具有杀灭功能的牙膏,它可用于口臭、口腔无味…,及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人群使用”,宣传产品具有清热解毒泻火、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功效。该场直播访客数56人,单组产品售价为19.9元,合计销售金额为1253.7元。 定性处罚:经查,该场直播是由当事人在私域网站开播,直播中所宣传内容系为了推广销售其产品,当事人通过开展线下活动引流获客,组建团购微信群,群内顾客需要通过推送的直播链接和密码进入直播间。上述受众为可确定个体,具有特定性,且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宣传内容与实际预期用途不符,也无法提供其相关功能的佐证资料,其行为系对商品的性能、功能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之规定。武侯支队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款15000元。 06 典型案例6 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案情简介:武侯区某某饰品店主营玉石类饰品销售,该饰品店在经营过程中自行印制“集五福活动”刮刮卡,用于店内促销活动,活动规则宣称:消费者刮中“笑脸”,可免费领取手巾纸一包;刮中“福”字,则可凭卡片作为2000元抵扣券,用于购买店内指定“金镶玉”饰品。然而,在实际消费中,即便消费者未刮中“福”字,当事人销售人员仍通过主动提出给予折扣变相促成交易。即当事人表面设定了“中奖”门槛,实则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地给予优惠,涉嫌构成“假抽奖、真促销”欺诈行为。 定性处罚:经调查取证,无论消费者是否刮中“福”字,当事人均以不同形式的优惠促成销售,其“有奖销售”活动实质上缺乏真实的获奖概率和公平规则,本质上属于以虚假促销手段误导消费者。当事人通过人为操控中奖概率、模糊规则、变相促销等手段实施虚假有奖销售,不仅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准则,更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当事人行为构成了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违法事实,结合当事人违法情节、社会影响及配合调查情况,武侯支队对当事人罚没27729元。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 党校+法院|武侯法院依法行政现场教学2026年第七期开讲! ▶ 悬赏公告丨一批悬赏公告上新,提供线索有奖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以洋浦港为中转港的保税油加注政策”本期我们来关注“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 此项政策是对“运往境外修理”的税务处理作出了与通行做法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根据海关总署令第273号修正的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确定计税价格。这意味着,在一般规则下,无论修理后的货物是否增值,均须就修理费和料件费缴纳关税。然而,“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对这一通行规则作出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否增值,均免征关税。同时,修理工作在境外实施,航空器和船舶完成修理后回到海南,可直接享受免税,实现政策适用地域范围从“区内”到“全岛”的跨越。 诚然,该项政策红利巨大,但其背后配套了严苛的主体条件、跨部门监管及违规责任。为此,立足涉税服务律师视角,本期将围绕“暂时出境修理免关税”政策的规范构造、适用条件、课税逻辑、运营合规及风险防范进行系统性解读。 一、从国家试点到地方落地的三层架构 “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国务院试点框架。 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对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试点地区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无论其是否增值,免征关税。 第二层:五部委实施细则。 2023年12月27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2023年第75号,以下简称“《五部委公告》”),对实施范围、适用主体、企业条件、运营自用要求等作出具体规定。 第三层:省级配套管理办法。 2024年7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24〕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享惠主体条件、申请程序、材料要求、部门分工、运营自用要求及违规处置等作出细化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2026年5月,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政策“一件事”实施方案》(琼交民航〔2026〕185号),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依托海易办平台、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审核时限由原先单个事项累计审批时长大幅压缩至12个工作日以内。 二、企业资格+资产资格之“双重门槛” (一)企业资格门槛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三条均明确,享惠主体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体类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由此,不具备“企业”身份的民事主体(如事业单位),以及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如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等),均不在此列。此处“分支机构”之所以被排除,与关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的基本法理保持一致,海关在信用管理和账册监管层面以独立法人单位作为最小监管单元。 2、行业准入(航空企业):须具备民航管理部门颁发的运行合格证、运行规范,且主营运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的相关规定,“主营运基地”的认定涵盖航空器运行控制权归属、维修保障能力、机组派驻管理等综合要素。同时,根据《五部委公告》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确保核心管理职能实质性落地于海南。 3、行业准入(船运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的自有或光船租赁船舶所属船运企业,具备有效的水路运输经营资质或已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光船租赁作为船舶租赁的特殊法律形式,具有临时性转移船舶占有和使用权而不转移所有权的特征,既为船舶运营商提供了在不取得所有权的前提下享受关税减免的路径,也要求企业在租赁关系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海关合规责任。海口海关在审核中将以“船舶登记”与“实际管理人”的匹配度为基准加以核验。 (二)资产范围 政策适用资产明确涵盖两大类: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船舶(含相关零部件)。 就航空器而言,政策不仅适用于机体结构、发动机、航电系统、起落架等核心部件,也包括维修过程中涉及的全部替换零部件。就船舶而言,政策覆盖船体、动力系统、导航设备以及船舶修理替换的所有零部件。 三、转让和移作他用的限制 《五部委公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复运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仅限符合政策措施条件的企业运营自用,并接受海关监管;未经海关同意并补缴进口关税,不得进行转让或移作他用。转让上述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管理办法》第六条进一步细化运营自用要求:享受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航空器(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可湿租(不得干租)给其他单位。 “湿租”与“干租”的区分,在航空器租赁业务中具有明确的行业术语和法律内涵:湿租是指航空器所有人将航空器连同机组人员、维修保障和保险等一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航空器的运行控制权仍在出租方(享惠企业),海关监管上认为这仍然属于“运营自用”的延伸范畴;干租是指仅出租航空器本身,不含机组和运行支持,一旦出租就转移了航空器的实际控制权,海关将认定其不属于“运营自用”,从而触发违反监管的条件。《管理办法》虽明确可湿租不得干租,但企业仍需将湿租合同的副本报备海关,确保在海关有完整的运行关系链可查。 四、多部门协同下的风险防控 《管理办法》第二条建立了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关、省税务局、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享信息,细化流程,共同做好货物暂时出境修理后返琼免税的管理工作。 根据《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享受免税的货物除须接受海口海关监管外,其日常的“运营自用”情况由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及其驻琼派出机构依照行业法律法规实施监管;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享惠企业主体进行监管;省税务局则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这一分工表明,对于出境修理返琼后的资产,企业面临的并非海关的单一监管,而是“行业准入+税务稽征”的多部门联合监管。 在后续执行中,海口海关持续强化风险研判和涉税监控,对超期复运进境等涉税风险加强常态化监控,并做好部门间协同沟通,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2026年5月印发的“一件事”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跨部门协同,将享惠资格认定、企业承诺备案、信息共享推送、免税通关确认等事项集成联办,审核确定的企业和船舶名单通过“单一窗口”自动推送至海关,海关据此直接办理免税通关。 五、从享惠资格申请到日常运营的五项核心合规管理制度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从事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享惠业务的企业,建立以下五项核心内部管理制度: 第一,享惠资格动态维护制度。 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享惠资格状态,建立享惠企业名单和船舶名单的更新跟踪机制,确保信息变更在30天内完成申报(《管理办法》第五条)。建立企业合规日历,提前规划运行合格证续期、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延续等关联资质的时间节点,避免因关联资质失效导致享惠资格被动取消。对于集团型企业,应统一管理各法人主体的享惠资格状态,建立资格台账,定期核查资格有效性。 第二,维修台账与信息化管理制度。 按照《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货物维修及使用台账,实现对每一批次出境修理货物从出境申报、境外维修、零部件替换到复运进境的全流程跟踪,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各环节信息之间形成可追溯的对应关系。台账记录须与报关单信息保持一致,杜绝“台账一套、申报一套”的情况。 第三,复运进境时限预警机制。 《五部委公告》明确“暂时出境”的期限由海关根据企业提交的货物修理合同及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对超过期限复运进境的货物将按照一般进口货物全额征税。企业在获得海关核定的复运进境期限后,应在内部管理系统中建立倒数计时预警机制,提前30天、15天、7天分别预警,确保在期限内完成修理及复运进境手续。 第四,运营自用合规审查制度。 建立“运营自用”合规审查机制,确保享受免关税的航空器、船舶(含相关零部件)在解除海关监管前持续满足“运营自用”要求。航空器仅限享惠企业从事航空运输经营,如需湿租须将合同副本报备海关;船舶不得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五,转让与处置提前报审制度。 如需转让享受免关税待遇的资产,或变更资产的运营用途,应提前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经海关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转让时须依法补缴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消费税,并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未经海关同意擅自转让或移作他用的,将面临补税、罚款甚至丧失享惠资格的法律后果。 六、结语 制度红利背后是多部门协同监管下的严格合规要求——独立的法人资格、齐全的运行资质、高标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整的维修台账、运营自用的持续合规、以及禁止转让移作他用的制度红线,共同构成了企业必须坚守的法律底线。 正如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相关负责人所言,下一步海关将继续做好从资质申领到口岸放行的全流程保障,在风险防控上做“加法”,在通关流程上做“减法”,确保修理货物“进得来、出得去、管得住”,助推海南自贸港打造面向全球的航空维修产业高地。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航空航运企业在享惠资格认定、维修台账管理、复运进境时限管控、运营自用合规等关键节点守住法律边界,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最大化政策红利,在合规的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进口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政策”
2026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前期依据对货拉拉开展公开约谈,并督导其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平台抽成费率由约11%降至约9%,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从目前公开信息看,本案是市场监管总局运用反垄断“三书一函”制度、采取梯次性监管措施推进的督导整改,而非一份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但它的标志性意义已经十分清晰——这是迄今最具标志性的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案件之一,意味着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审查,正从“看得见的协议和价格”,延伸到“看不见的算法和规则”。(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01 律师怎么看:算法压价、强制车贴,分别踩了哪条红线? 货拉拉被督导整改,最受关注的是两类行为: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以及强制司机张贴独家车贴。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竞争法业务部部长张颖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算法压价,首先对应。 张颖律师指出,2022年修订后,算法、数据、平台规则不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被明确纳入反垄断审查视野。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法律禁止的垄断行为。这意味着,平台不能再以“算法自动生成”“动态计价模型”为由,规避对其真实交易效果的法律评价。若经界定相关市场后认定货拉拉在网络货运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其通过不透明的多因素计价算法持续压低司机端运价、使司机缺乏真实议价能力,就可能落入第二十二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审查框架,对应“不公平低价购买”以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同时构成该条第二款关于不得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实施滥用行为的规定。 第二,强制独家车贴,本质是变相“限定交易”。 张颖律师分析,车贴本身可能具有品牌识别、服务管理等功能,但平台一旦要求司机张贴独家车贴,并将其与抽成比例、罚款、接单优先级、提现时间、流量分配等权益绑定,就不再只是品牌管理,而是变相要求司机在竞争性平台之间作出排他选择,对应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限定交易”,其法律逻辑与电商“二选一”案相近。平台经济领域的限定交易,既可以通过书面协议实现,也可以通过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实际设置限制来实现。此外,对未贴车贴的司机提高抽成、收取违约金、限制接单、延迟提现等,还可能同时涉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和“差别待遇”。 第三,本案对网约车、外卖、快递等平台都有示范意义。 张颖律师强调,真正决定新业态中交易利益分配的,往往不是合同条款本身,而是后台算法、派单逻辑、抽成规则、补贴规则、处罚机制和流量分配机制。货拉拉整改说明,监管机关已经开始穿透平台技术外观,审查算法和规则背后的竞争效果。对网约车平台而言,动态定价、派单优先级、奖励与处罚规则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对外卖平台而言,商户独家合作、骑手派单算法、配送费计算、抽佣比例、竞价排名等规则,也都需要接受竞争合规审查。 第四,整改落地,离不开持续监督与有效救济。 张颖律师提示,若平台后续出现整改不到位、明降抽成暗增收费、形式上取消车贴但实质上继续差别对待等情形,司机、货主等市场主体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并提供订单记录、扣费明细、平台通知、申诉记录等材料,请求继续督促整改。同时,平台内部申诉仍是最基础的权利实现路径,平台既然承诺优化申诉流程,就应当提供清晰的申诉入口、处理时限、复核标准和补偿规则。 02 不同立场,平台与从业者各自该怎么做? 算法反垄断不是一场只关乎个别平台的整改,而是一次面向整个新业态的合规提醒。 1.如果你是新业态平台:把算法纳入反垄断合规审查。 张颖律师建议,凡涉及订单价格、平台抽成、派单顺序、流量分配、补贴、罚款、提现、接单限制等核心交易条件的规则调整,都不应仅由业务或技术部门决定,而应纳入反垄断合规审查,审查的重点不是算法模型多复杂,而是规则实施后是否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平台还应当向司机、商户和消费者释明影响交易结果的主要规则和计算逻辑,并提供清晰的申诉入口、人工复核和补偿机制。 2.如果你是货车司机、骑手或商户:用好申诉与投诉两条路径。 张颖律师提示,对于退费、抽成、罚款、里程偏差、提现延迟等具体争议,可以先通过平台申诉机制要求复核,留存申诉记录;如果平台申诉流于形式,反而能成为证明平台规则不透明的重要事实,相关主体可据此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通过民事诉讼维权。 3.如果你是平台法务或合规团队:建立算法的可解释与可审计机制。 张颖律师提醒,算法越复杂,平台越应当建立可解释、可审计机制;平台规则越强势,越应当保留正当性论证和救济渠道。一旦算法被用于压低价格、限制交易、差别待遇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平台就难以再以“系统自动生成”“行业惯例”为由当然免责。 03 写在最后 货拉拉整改的真正看点,不在于抽成降了几个百分点、退了多少钱,而在于它展现了算法反垄断的监管范式:决定一个平台是否构成垄断的,不再只是纸面上的协议和明码标价,而是藏在算法和规则背后的真实竞争效果。这对所有依托算法配置资源的新业态平台,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警钟。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正在走向精细化与常态化。一方面,它要求平台把算法和规则的正当性、透明度、可救济性当作日常合规议题,而非临时应对;另一方面,它也在为司机、骑手、商户等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争取更公平的议价空间和更有效的救济渠道。一个规则透明、竞争公平、算法可问责的平台生态,既是对从业者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石。 相关法条 第九条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 第二十二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调至每年每人10万元并增加品种”本期我们来看看“二线口岸”如何“管住”的制度建设。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海南岛由此成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国务院批准在海南设立10个“二线口岸”,包括海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清澜港、海口新海港、海口南港和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场、琼海博鳌机场,构成海南与内地之间货物、物品、人员、运输工具进出流通的法定通道。同年7月30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施行,明确了“二线口岸”的法律地位、监管模式和管理要求;同日施行的系统性地构建了分级分类通关征信监管机制。 制度框架的快速成型意味着封关之后,货物、物品经由“二线口岸”进入内地,不再是简单的物流运输,而是具有明确法律后果的“跨境(关)”行为。申言之,“二线口岸”不再是传统的通行卡口,而是税费稽征、合规监管与走私风险防控的集束节点。以上制度体系对企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然超越以往单项税收优惠所带来的局部利益。 一、监管格局与法律定位:从“流动”到“进出”的制度跨越 封关运作之后,海南全岛成为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全岛10个“二线口岸”成为岛内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经海关监管进入内地的唯一合法路径。这意味着,未经指定“二线口岸”进出、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可能面临走私相关法律的严厉责罚。 口岸管理采用多部门协同共管模式,海关为主要执法部门,海事、边检、港口和机场管理机构协同配合。管理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进出海南的货物、车辆和随行物品实施海关常规监管;二是通过港口、机场运营单位的作业系统对接实现智能化监管;三是强化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享惠主体给予通关便利,对失信主体采取重点查验和管控措施。 对于企业和旅客而言,“二线口岸”的核心制度意义在于:离开海南进入内地,不再自动等同于简单的国内商品流转,而是可能触发补缴进口税费、接受海关查验以及承担走私法律责任的法律行为。“二线口岸”已从单纯的通行卡口,变成了严格的法律合规节点。 二、“三类货物”重点监管:哪些货物进出“二线口岸”必须走海关监管通道? 海口的常规监管制度并非对所有进出货物“一视同仁”。根据2025年12月正式启动的海关精准监管安排,全省10个“二线口岸”共设置27条海关监管通道,将三类货物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必须经海关监管通道通行,由海关分别依据相关税收政策规定进行监管。 第一类:零关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 主要指享惠主体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等税收政策以零关税方式进口的货物,以及这些货物在海南经加工后形成的制成品。这类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原则上须按进口料件方式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属于海关征税管理和合规监管的重点对象。 第二类: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保税货物。 主要指鼓励类产业企业使用含进口料件在海南加工增值超过30%(含)后经“二线”进入内地的货物,这些货物虽免缴进口关税,但仍需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海关同样对其实施常规监管,以防止政策滥用和套利行为。 第三类:自境外进入海南自贸港时适用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的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 这类货物在“一线”进口时享受了较为宽松的贸易管制待遇,因此经“二线”进入内地时,海关需对其补全监管,以防止放宽贸易管理措施被利用为走私或规避监管的通道。 上述三类货物的共同特征是:均已享受了不同程度的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或放宽贸易管理等贸易便利化政策。因此,海关对以上货物实施加强监管,既是税收征管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二线管住”的制度保障。 三、分类管控原则:离岛免税商品、跨境电商商品和保税进口产品的特殊流动规则 在“二线口岸”监管制度中,离岛免税商品、跨境电商商品和保税进口商品在海南与内地之间进出时并未全面纳入三类重点监管货物的范畴,而是依各自的专门规定实施特殊管理,原则上沿用原监管规则办理手续。 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204号(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办法(2025年修订)》的公告)要求,离岛免税商店须在海南各机场、火车站及港口码头的离岛隔离区设立提货点,并报海关批准。旅客购买免税品后须在隔离区内提货并随行携带离岛,严禁将免税品带入岛内进行二次销售。封关运作后,离岛免税通道的设置更为规范化,海关对隔离区的监管标准更加严格,进一步压缩了“套代购”走私的非法获利空间。 跨境电商商品和保税进口商品进出“二线口岸”时,原则上继续沿用原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和保税物流监管框架办理通关手续。但对于通过跨境电商网购保税(1210)方式申报进入海南的货物,如果后续发生“二次销售”或非自用情节,海关有权依据封关后的监管新规追缴相应税款。 四、“二线口岸”进出岛货物运输物流信息管理制度:企业数据填报和单证义务的升级 海南省于2025年发布(琼府〔2025〕10号),系统性地规定了道路、水路、铁路、航空出岛货物运输物流信息的报送、传输、管理和共享,使物流信息报送传输成为企业经“二线口岸”运输货物时的法定义务。 《办法》要求托运人、承运人或第三方货运平台在出岛货物到达“二线口岸”前,通过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省级物流监管服务系统,如实填报出岛货物的物流主体信息、货物信息和运输信息等。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做好出岛货物运输物流信息的归集共享工作,协助海关和相关部门对出岛货物实施监管和风险分析。 另外,海口海关已发布关于启用海南自由贸易港“二线口岸”核放清单的公告,企业、单位应按照核放清单填制规范向海关报送核放清单数据信息。海关智慧监管平台账册项下货物经“二线口岸”进入内地时,企业、单位应向海关报送海南自由贸易港账册清单 ,在对由系统生成的核放清单进行确认后,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 五、信用管理分级体系与守法激励 海口海关在“二线口岸”监管中全面推行的分级信用管理机制,是封关运作后在合规便利和风险防控之间寻求平衡的关键制度创新。海关将企业在口岸的通关表现直接与信用等级挂钩,并与海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实时联动。 信用分级最直接的成果体现在通关效率上。海关对高级别认证企业在查验比例、通关速度等方面给予实质性优惠;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在口岸查验环节实施重点监管。海关构建的“智慧+信用”监管模式,助力口岸通关更加便捷高效,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与合规成本。 六、合规策略:如何善用通关便利政策并严守法律红线 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面向“二线口岸”运行管理的企业合规体系: 第一层:货物类别研判。 企业应当对经“二线口岸”进入内地的每一批次货物进行系统性归类,准确判断货物属性,由此确定所适用的关税补缴政策、申报清单和监管要求。对零关税加工制成品以及加工增值超(含)30%的货物,尤其要精准完成增值率计算和单证准备,防止因归类或计算错误而引发税务风险。 第二层:数据管理合规。 企业应当将物流信息数据填报工作置于合规管理的核心,指定专人负责校核申报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建立内部预审机制和纠错追责流程。即使是国内普通货物出岛,也不能忽视物流信息的规范填写和“单一窗口”的申报要求。 第三层:信用评级保护与提升。 信用等级已经与企业的口岸通关效率和运营成本高度关联。企业应当积极了解AEO认证标准,对照认证要求全面完善内控制度、财务规范和供应链安全体系。避免因失信而增加通关成本。 七、结语 “二线口岸”运行管理制度的全面启动实施,意味着“二线口岸”成为集税费征管、海关监管、信用治理、反走私联防联控于一身的制度防线。企业在享有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必须严格履行在“二线口岸”依法申报、依法补税、接受监管的义务,坚决守住不发生走私违法行为的法律底线。 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认为“二线口岸”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十个字:合规即便利,违规必受罚。经过全岛封关运行至今的实践验证,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建构已全面落地。只有市场主体各司其职、坚守合规,“零关税”的政策红利和加工增值免税的经济价值才能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低空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人类对天空的利用方式。从无人机物流配送穿梭于城市楼宇之间,到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搭载乘客跨越湾区,再到农业植保无人机精准作业于广袤田野——一个万亿级的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加速崛起。2024年至2026年,低空经济连续三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其定位从“新增长引擎”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标志着低空飞行活动正从“小众探索”迈向“规模运营”,从“试点先行”步入“常态应用”。 然而,飞行频次指数级增长的背后,安全风险同步积聚。无人机失控伤人、侵入机场净空区干扰民航运行、坠落造成财产损失等事件时有发生,风险敞口持续扩大。保险作为现代社会最基础的风险分散机制,在低空经济领域却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覆盖不全、定价粗放”的初级阶段,难以匹配产业的高速发展需求。如何让“飞得起”与“保得住”同步实现,成为低空经济安全健康发展的关键命题。 2026年2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发布(发改低空〔2026〕123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这是我国首个系统性部署低空保险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同年3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二者形成紧密的政策呼应,共同为低空经济系上“安全带”。 本文将立足《实施意见》全文,结合等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系统分析政策出台背景、制度创新要点及施行前后对比,深入解读福建省及厦门市相关配套政策,并为低空产业链企业提供详实、可落地的合规建议,以期助力企业在低空经济大潮中依法合规经营、稳健分散风险、行稳致远。 一、《实施意见》的出台背景与主要内容 (一)出台背景:国家战略升维驱动低空保险制度供给 低空经济具备高技术密集度和强产业带动力,横跨高端材料科学、自动控制、精准通信导航等多个前沿学科领域,其规模化发展可同步拉动低空起降基础设施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航空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一业带百业”的产业乘数效应。 从市场规模看,自2024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低空经济加速起飞。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预计达1.5万亿元。据中国民用航空局数据,2025年实名登记无人机总数突破328万架,累计飞行4530万小时,同比增长近70%。行业普遍预计,2026年低空经济有望正式告别试点飞行阶段,迈入常态运营元年。与此同时,低空飞行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无人机侵入机场净空区、坠落伤人、侵犯隐私等安全事件逐年攀升;空域资源日趋紧张、管理难度不断加大,一系列现实问题随之浮现。低空保险正是以保障低空飞行活动为核心,为低空航空器制造与运营、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专业化服务等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 然而,尽管2024年1月1日施行的(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已经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了特定情形下无人驾驶航空器须投保责任保险的法定义务,但“纸面义务”的困境日益突出——强制投保缺乏配套的审查机制、核查机制与惩戒机制,大量应投保主体“未保运行”,风险敞口巨大。从保险供给端看,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以基础风险覆盖为主,新兴风险适配不足,保险费率偏高,精准定价面临数据积累不足等挑战。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是低空经济继2024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被定义为“新兴产业”之后,连续第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定位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正式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并列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布局。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低空经济已正式纳入新质生产力核心范畴,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 与战略定位升级同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产业政策工具层面作出了重大制度创新——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从2024年的“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再到2026年新增“风险分担机制”,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逻辑正不断深化——从单纯的“播种子”“给资源”阶段,进入“育生态”“防风险”的新阶段。这为低空保险的系统性制度建设提供了来自最高层级的政策指引和制度推力。 正是在这一国家战略推动与产业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实施意见》作为我国低空经济领域首个系统性部署保险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的顶层部署形成了紧密的呼应关系,旨在通过“制度强制+市场化保障”双轮驱动,为低空经济这一新兴支柱产业系上“安全带”,为万亿级产业赛道筑牢“安全底座”。 (二)《实施意见》主要内容:四梁八柱环绕九条的系统性架构 《实施意见》分为六部分,共12条。第一部分明确总体要求,第六部分强化组织保障,核心举措集中在第二至第五部分,从政策体系、制度建设、产品服务、基础能力等4个方面,系统提出9条具体举措。九条举措围绕“制度强制+市场化保障”双轮驱动的逻辑主线,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基础支撑的完整制度闭环。 1. 健全低空保险政策体系(第二大部分,3条举措) 低空保险的制度建设离不开政策体系的系统性支撑,《实施意见》对于健全低空保险政策体系从规划、监管和运作三个维度提出三条举措:一是加强规划引导,要求将保险纳入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和制度建设总体部署,实现安全与发展统筹兼顾;二是纳入监管规则,将保险作为强化场景运营安全监管的重要手段;三是鼓励运用保险机制,发挥产业链辐射效应,鼓励链主企业通过保险机制引领上下游企业协同防范风险。 第一条举措:加强规划引导。此条举措的核心在于将低空保险从“保险行业的专项业务”升格为“低空经济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这意味着保险不仅仅再是保险公司的事,而是一项需要在所有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中预先安排、协同推进的制度要素。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既是赋权——允许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政策;也是责任——必须在低空经济发展布局中为保险留出制度空间。 第二条举措:纳入安全监管规则。此条举措建立了保险与安全监管之间的制度性连接——保险从此不再是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市场行为,而是安全监管工具箱中的核心工具。这意味着运营商在申请场景准入、接受安全审查时,投保情况将成为监管考量的重要因素;事故发生后,保险机制的运行状态也将纳入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制度框架。 第三条举措:鼓励运用保险机制。此条举措着眼于市场主体行为引导,为不同规模、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提供了差异化的保险运用指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链主企业的保险带动作用和中小企业的保险防御功能分别作出了制度性安排,并专门鼓励微型、轻型无人机非经营性飞行活动的投保,体现了覆盖面与针对性并重的政策设计。 2. 加快建立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强制投保制度(第三大部分,2条举措) 此部分是《实施意见》的核心亮点。强制投保义务已在《暂行条例》中确立,但缺乏落地机制,这两条举措分别从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两个层面构建了完整的执行闭环。加快建立强制投保制度。 第四条举措:加强全链条管理。此条举措构建了“事前审查前置—事中飞行核查—事后凡处必核”的全链条强制投保管理闭环,是治理“纸面义务”困境的核心制度工具。它与《暂行条例》的要求形成无缝衔接,将强制投保义务从“应当投保”的原则性规定推进到“投保了才能飞”的具体机制。同时,“研究建立责任主体、责任认定、处置程序等制度规定”也为低空领域复杂多人主体场景下的责任划分奠定了基础。以机动车交强险的管理实践为参照,机动车未经投保不得上道路行驶,未投保者面临扣车和罚款等行政处罚,《实施意见》将类似管理逻辑导入低空领域,标志着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从纸面义务走向制度闭环”。 第五条举措:制定实施办法。此条举措为强制投保制度提供了标准化的技术支撑。实施办法解决的是“保什么、保多少”的制度框架问题,明确基本责任范围和最低保障限额;示范条款解决的是“怎么保”的具体操作问题,有助于统一市场上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责任,消除此前产品定义不一,保障范围各异的市场乱象。 3. 强化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第四大部分,2条举措) 强制投保制度筑牢安全底线,服务保障体系则提升保险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两者互为补充、协同推进。 第六条举措:优化全产业链保险保障。此条举措的核心创新在于保险覆盖范围的两个“全”:一是从产业链维度实现“研发—制造—运营—基建”全环节覆盖,二是从风险类别维度覆盖飞行安全、技术安全、网络与数据安全等五类新型风险,将传统保险对“物理安全”的单一关注拓展到了“数字安全”的全新维度。 第七条举措:精准服务应用场景。此条举措强调场景化的保险服务设计。低空经济涵盖物流配送、农林植保、应急救援、低空旅游、城市空中出行等多元场景,每一类场景的风险特征、运营模式和保障需求各不相同。该举措要求保险机构深入理解各类应用场景的具体风险,推出差异化的专属保险产品,同时优化承保和理赔流程,为低空领域各类运营主体和终端用户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 (四)提升保险可持续经营能力(第五大部分,2条举措) 制度设计和产品创新最终需要强大的行业基础设施和专业能力支撑,这2条举措为低空保险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底座保障。 第八条举措:推进数据基础建设。此条举措直击低空保险发展的根本性痛点——数据缺失导致保险公司“不敢保、不会保、不愿保”。低空飞行与传统航空存在重大差异:传统航空保险依赖数十年积累的经验数据和成熟的风控模型,而低空领域风险高度场景化,传统模型在此面临“失灵”。通过建设低空保险信息平台并与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对接,将保险数据与飞行运行数据、企业信用数据、地理气象数据等多维信息融合共享,为保险机构精准定价和有效风控提供数据底座,推动行业从“凭经验定价”走向“凭数据定价”。 第九条举措: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此条举措从保险供给侧入手,着力解决低空领域风险评估能力不足、人才储备匮乏等核心瓶颈。在可保风险识别环节,推动保险机构与制造、运营企业深度合作,共同研究新型风险的发生机理和损失规律;在精算定价环节,鼓励数据积累和量化模型的应用;在分散风险环节,再保险机构为直保公司提供大额风险的分出通道;在人才培养环节,推动行业扩大专业人才规模。多维并举,共同提升低空保险行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以上九条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了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整制度闭环。正如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低空经济室所评价:“我国正在积极探索一条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治理新路径——既通过强制性标准筑牢安全底线,又借助保险等市场化工具有效分散风险、激励各类主体主动加强安全投入,从而为全球低空经济的可持续与安全治理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 二、《实施意见》施行前后的规定对比分析 (一)法律依据的演进全景:从“原则性要求”到“可执行机制” 1、《实施意见》施行前的法律框架分析 《实施意见》发布前的低空保险法律依据具体包括: (1)(2025年修订)的原则性要求。 该法第161条规定“通用航空活动须投保第三人责任险。从事通用航空定期运输的,还应当就所从事的定期运输的旅客、行李、货物赔偿责任依法投保责任保险或取得相应财务担保”。这一规定虽是航空领域强制险的源头性条款,但“通用航空活动”这一概念难以完全涵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且该条款未设定具体的审查、核查和惩戒机制,缺少落地抓手。 (2)的法定投保义务创设。 《暂行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以及使用小型、中型、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非经营性飞行活动,应当依法投保责任保险。这是国内法律体系中首次明确提出无人机“应当投保”的规范表达,标志着强制性保险义务的初步法定化。同时,《暂行条例》第48条进一步规定“未投保”的法律后果,即”违反本条例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未依法投保责任保险的,由民用航空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从事飞行活动的单位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运营合格证”。 (3)侵权责任条款的底层支撑。 《民法典》第1238条规定,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该条确立了航空器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原则,经营人无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故意的除外)。这为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的需求提供了根本性的法理基础——正是由于严苛的赔偿责任存在,投保才成为经营人分散风险的理性选择。 (4)关于强制保险设定的法律边界。 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这意味着,强制保险只能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设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无权创设强制保险义务。《暂行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具备设定强制保险的法定权限,这为《实施意见》的后续制度安排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2、《实施意见》施行后的制度增量:从“纸面义务”到“制度闭环” 《实施意见》并非创设新的强制投保法律义务(该义务已在《暂行条例》中确立),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基础上,为强制投保义务构建了完整的落地执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四梁八柱”式的制度创新: (二)《实施意见》施行后的强制措施分析 《实施意见》最核心的制度增量在于从以下四个方面保障了强制投保义务的落地机制: 1. 事前环节:“审查前置”机制的引入。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将强制投保要求纳入飞行活动审批等管理环节的审查前置条件”。这一机制类似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的管理逻辑——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不得上道路行驶。纳入审查前置条件后,未持有效保险凭证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将无法通过飞行活动审批,从而在源头端断绝“未保飞行”的可能性。 对比《暂行条例》,《暂行条例》虽在第11条规定飞行活动须经批准,但批准条件中未明确列入“已投保责任保险”,这使得审批机关无权以未投保为由拒绝批准飞行活动,监管漏洞由此产生,《实施意见》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 2. 事中环节:飞行运行管理中的常态化核查。 《实施意见》要求在飞行运行管理中“加强投保情况核查”。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和企业管理平台在日常检查、随机抽查、专项执法中,有权随时核查运营主体的投保状况,改变了此前“批了就了”的一次性管理逻辑,建立起持续性、动态化的保险监管机制。对于存在虚假投保、脱保断保情形的,监管部门存在据此中止或撤销飞行批准的可能。 3. 事后环节:“凡处必核”的刚性约束。 《实施意见》要求在事故处置时“凡处必核”——即每一起事故处理必须同步核查投保情况。这一规定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为事故受害人提供了通过保险机制及时获得赔偿的制度保障,避免因侵权人偿付能力不足导致“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执行困境;另一方面,对未依法投保的主体构成强有力的威慑——一旦发生事故,未投保的违法事实将被暴露,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的双重压力,甚至可能影响企业后续的经营资质和信用评级。 4. 配套制度:实施办法与示范条款的系统供给。 《实施意见》要求依法制定强制投保实施办法,明确基本责任范围和最低保障限额,并出台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示范条款。这意味着,保险责任的标准将统一化、透明化,不同保险公司的同类产品将在基本责任范围和保障限额上保持一致性,企业投保时的“选择困难”将得到有效缓解。同时,示范条款的出台也有利于理赔争议的减少,当条款表述统一后,责任认定的标准将更为明确。 5.地方实践的总体趋势与制度走向 综观全国各地的低空保险政策创新实践,呈现出四个清晰趋势:一是从“鼓励”走向“强制”——多地以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形式落实投保要求;二是从“单一险种”走向“全产业链覆盖”——保险保障正从飞行运营环节向研发、制造、基建等全链条延伸;三是从“线下传统投保”走向“线上智能投保”,例如四川“扫码飞”平台实现了保险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四是立法位阶不断提升——部分省份将低空保险纳入省级地方性法规或特区条例,为制度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这些地方实践为国家层面强制投保实施办法的制定和施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低空产业企业执行《实施意见》合规建议 (一)低空产业企业执行《实施意见》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问题一:强制投保范围与主体认定的模糊地带。 《暂行条例》第12条区分“经营性”与“非经营性”飞行活动并以此确定投保义务,但实践中两者界限并非清晰可辨。例如,乡村旅游景点以“游客体验”为名让游客操控无人机游览,收取费用是否构成“经营性飞行活动”?企业员工为自己公司拍摄宣传视频、未单独收取服务报酬,是否属于“非经营性”?法人拥有但由员工或外包飞手使用的无人机,投保义务人是企业、使用者还是二者的连带?此外,微型、轻型无人机仅“鼓励投保”,但其事故发生频率较高,完全不投保可能面临较大的民事赔偿风险。 问题二:保险产品选择的信息不对称与标准缺失。 目前市场已备案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产品六十余种,但条款表述各异,仅“第三者责任”的范围就存在多种不同定义——有的限缩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有的扩展至“精神损害赔偿”,有的明确排除“数据丢失”和“隐私侵权”。企业缺乏专业能力甄别不同产品的保障范围差异,易出现“买了保险不保该风险”的情况。 问题三:保险费率高企加剧中小企业合规成本压力。 强制保险对于尚处起步阶段的低空企业构成较大成本压力,部分企业可能选择“先飞再说,出事再补”的高风险策略。 问题四:多主体风险场景下的责任认定困境。 低空飞行事故通常涉及操作者、所有者、制造者、运营平台等多方主体。2024年某品牌物流无人机自主飞行模式下失控坠落的案例表明,责任认定极为复杂:飞控系统存在软件缺陷?远程操控人员应急处置不当?运维团队日常检修不到位?空域气流突变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根据《民法典》第1238条之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但将“经营人”定义为“损害发生时使用民用航空器的人”,在“使用者”与“所有者”分离的场景下,二者谁是法定的赔偿义务人存在解释争议。 问题五:企业内部保险合规管理能力的普遍不足。 多数中小低空企业未设立专门的法律合规或风险管理部门,缺少专业人员搭建保险管理制度。无人机台账不完整、保险到期无人跟进续保、飞行申请时无法提供保险凭证等管理漏洞普遍存在。 问题六:信息对接的技术和协调壁垒。 《实施意见》要求低空保险信息平台与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对接,但实践中跨系统数据互联涉及数据格式统一、隐私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系统开发投入等多重难题,多数企业不具备独立完成对接的技术能力和谈判地位。 问题七:保险理赔中的专业壁垒与维权困境。 低空事故原因复杂、证据链分散,飞控日志、定位数据、气象记录等关键信息往往分散在飞行器制造商、飞控系统提供商、运营企业等多个主体手中。事故发生后,企业可能难以第一时间完整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理赔纠纷频发。此外,第三方鉴定机构在低空领域尚不成熟,事故原因认定缺乏权威技术支撑,进一步增加了理赔难度。 (二)低空产业企业执行《实施条例》的合规建议 建议一:构建企业内部的保险合规管理体系。 低空企业应将投保管理嵌入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和飞行活动管理流程,指定专职或兼职保险管理人。具体操作包括:建立“一机一档”的无人机台账制度,逐一登记每一台无人机的品牌型号、序列号、机登编号、使用性质、所属飞手、飞行小时数及保险凭证编号与有效期;设置保险到期前30天、15天、7天三级预警机制,杜绝脱保断保;建立保险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保险合同、批单、理赔记录等文件,确保可随时向监管部门提供查验。同时,将保险合规纳入飞行活动审批内部审核流程,做到“无保险凭证不提交申报”。 建议二:根据企业类型“量体裁衣”配置保险。 1. 生产制造与组装企业:核心风险在于产品责任。依据及《民法典》产品责任编的规定,因产品存在设计、制造或警示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须承担严格责任。建议配置保险组合包括:产品责任险(覆盖因产品缺陷导致的第三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产品召回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安全生产/公众责任险,以及科技研发转化综合保险和知识产权相关保险。 2. 运营平台企业:虽不直接操控飞行器,但可能因算法缺陷、调度指令错误、飞手资质审核疏忽等承担相应责任。建议配置:平台责任险(覆盖平台运营导致的第三方损害)、网络安全综合保险(覆盖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新型风险)、信息化服务中断营业中断保险等。 3. 飞行运营与服务企业:作为风险暴露最集中的环节,应同时配置责任险与财产险。组合建议为:第三者责任险(法定强制,确保保险金额不低于即将出台的最低保障限额)、机身及设备一切险、飞手团体意外险及雇主责任险、货运险(若涉及物流业务,覆盖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灭失或损坏)。 建议三:确保强制投保义务的全程合规。 企业应将投保核查嵌入全流程管理:在无人机投入使用前,完成法定保险的投保手续并生成有效保险凭证;待强制投保实施办法出台后,立即对照检查保险金额是否达到法定最低保障限额,如有缺口及时追加投保;每次提交飞行活动申报时,准确填写保险信息并同步上传保险凭证副本;定期(建议每季度)对所有无人机对应的保险有效性进行系统性排查,确保零脱保。 建议四:主动积累安全飞行数据,争取差别费率优惠。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方向性指引:将投保主体的安全合规记录与保险费率挂钩,对安全记录良好的主体实行费率优惠。企业应建立包含飞行时长、安全事件记录、操作人员培训考核记录、设备维护保养记录等在内的安全运营档案。在保险到期续保时,主动向保险机构提供安全运营档案,以此作为费率谈判的依据,逐步实现“好企业低保费”的良性循环。 四、低空产业投资尽调核查事项 《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以及使用小型、中型、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非经营性飞行活动,应当依法投保责任保险。”根据该规定,涉及经营性飞行活动的所有机型(含微型、轻型)均须投保责任保险;非经营性飞行活动的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须投保责任保险;微型、轻型无人机非经营性飞行则未强制投保。 故此,低空产业投资尽调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问题一:保额不足。部分企业以法定最低保额购买责任险,仅求应付合规审查。然而,无人机事故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远超最低保额。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保险公司赔付后,不足部分由企业自行承担,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 问题二:除外责任条款。标准无人机责任险通常包含以下除外责任:无证驾驶、超范围飞行、违规飞行造成的损失;非法改装、使用破解设备造成的损失;战争、军事行动、恐怖活动;核辐射、核污染。大多数事故恰恰发生在违规飞行场景中。企业以为“已购买保险”即风险转移,却不知违规飞行触发除外责任条款,保险公司拒赔。 问题三:未投保经营性活动。部分企业将经营性飞行活动伪装为非经营性飞行,或以个人飞手名义投保,未以企业为主体投保经营性责任险。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以“投保人与实际经营主体不符”为由拒赔。 结语:在高涨的投资热情中保持法律的冷静思考 2026年,中国低空经济法治建设正迎来三个历史性窗口的重叠: 第一窗口:新的施行准备期。 2025年12月27日修订通过、2026年7月1日即将施行的,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划分空域应当兼顾低空经济发展需要”(第74条),并专设第225条为低空经济“量身定制”专项发展与促进条款。从2026年2月到7月,是法律实施前的最后准备窗口——配套规章的制定、监管流程的再造、企业合规体系的升级,均需在此窗口期内完成。这个窗口期,正是投资机构推动被投企业完成合规跨越、实现估值重塑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窗口:低空保险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期。 2026年1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民航局联合发布(发改低空〔2026〕123号),明确“到2027年,无人驾驶航空器责任保险强制投保制度初步建立;到2030年,低空保险政策框架基本形成”。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就低空保险出台系统性政策文件,其核心制度安排——将强制投保纳入飞行审批前置条件、建立低空保险信息平台、开发覆盖全产业链的保险产品体系——将根本性改变低空经济运营企业的风险对冲能力与成本结构。对于投资机构而言,这既是被投企业合规审查的新增刚性约束,也是优化投资协议风险分配条款的制度工具。 第三窗口:“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期。 2026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启动编制之年。国家发改委低空经济发展司已正式设立,统筹制定战略规划和实施细则。区域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国家级低空经济示范区的布局、适航审定标准的体系化建设、空域管理改革的深化路径,均将在2026-2027年形成框架性结论。这是投资机构参与政策倡导、影响制度供给、锁定政策红利的最后窗口。 我们深知:低空经济正处于监管规则快速成型、商业模式持续迭代、技术路线激烈竞争的三重动态演进之中。2026年2月被视为“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可能在6个月后修订;今日被列为“风险可控”的合规事项,可能因监管口径收紧而成为重大瑕疵。 我们认为,立法空窗期不仅是风险期,更是规则塑造的窗口期。投资机构需有规则共建意识,在规则塑过程中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参与,并在主动参与中建立风险反馈机制:汇总投资尽调中发现的共性法律障碍(如空域审批不确定性、起降点物权冲突)。 将法律合规从“防御成本”转化为“竞争资产”,是投资机构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低空经济万亿蓝海中的共同使命。因此,本文的最大价值不在于给出“永恒结论”,而在于提供一套“可复制的分析方法” 当你面对一家宣称“已获地方政府空域授权”的初创企业时,你懂得追问:空域审批权在军方,地方政府的“授权”在法律上究竟算什么?当你审阅一份对赌协议将“完成适航取证”作为单一退出节点时,你懂得质疑:TC、PC、OC是三个独立的行政许可,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失败,退出路径是否已断裂?当你的投后企业因无人机喷洒农药飘移被诉至法院时,你懂得检索:诉前单方委托鉴定报告的证明力规则、无证驾驶与过错推定的因果关系链条。 这正是本文的最终目的:不是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上贩卖焦虑,而是在资本狂热中植入法律理性的冷静基因。
前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兴技术、新型权益和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围绕数据采集、算法推荐、平台规则、用户注意力、网络流量和平台生态所产生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已经成为互联网竞争案件中的重要类型。此类案件通常具有行为类型新、竞争利益数字化、侵权行为隐蔽性强、损害后果难以量化等特点,也使法院在审查经营者之间关系时,逐步从传统的同业替代关系,转向对交易机会、竞争优势、用户注意力、网络数据流量和平台生态秩序等市场资源的综合判断。 2025年修订的进一步回应了上述变化,第二条继续要求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并增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表述;现行第十三条则专门规制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进一步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在这一规范背景下,竞争关系的认定已不宜被机械理解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置门槛。对于能够落入具体条款评价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裁判重心更应放在行为是否正当、竞争优势取得是否具有可责性、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和市场竞争秩序是否受到损害。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相关裁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对网络不正当竞争、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以及平台经营者治理义务的进一步规定,浅析数字经济时代司法实践对竞争关系认定的裁判规则,以供阅读参考。 一、竞争关系认定不应局限于同业替代关系 的制度功能,不仅在于保护特定经营者免受同行业竞争者侵害,更在于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在传统商业场景中,竞争关系通常表现为同类商品或者同类服务之间的替代关系。例如,两个经营者提供相同或者近似商品,争夺同一客户群体和交易机会,双方之间自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经营者之间的业务边界日益交叉,平台、工具、内容、搜索、社交、电商、游戏、票务等不同业务之间,往往并非简单的同业竞争,却可能在用户注意力、流量入口、数据资源和商业转化机会方面形成实质竞争。 司法实践对此已经作出较为充分的回应。在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并未因视频网站与安全软件在经营项目上存在差异而否定竞争关系,而是结合双方均从事互联网服务、服务对象均为网络用户,且在部分业务领域存在资源争夺,认定双方具有共同预期和此消彼长的竞争利益。在北京爱奇艺与北京搜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既包括狭义的同业竞争关系,也包括广义的损害与被损害关系;在互联网行业,吸引用户、培养用户黏性本身就是经营者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下竞争关系的判断,不应局限于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行业分类或者产品名称的比较。只要双方围绕相同或者相关的用户群体、交易机会、流量资源、数据资源形成利益牵连,即使经营模式并不相同,也可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 二、网络竞争关系通常体现为竞争优势的取得与破坏 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损害,往往并不表现为客户被直接抢走或者订单被直接替代,而是表现为一方借助他人平台、产品或者数据资源取得竞争优势,同时破坏他人既有的经营秩序和竞争利益。 在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维护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也维护整个市场竞争秩序。即使经营者之间的产品定位和用户群体存在差异,如一方不正当借助他人用户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或者干扰他人产品、服务的正常运行,仍可能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在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杭州追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诉软件虽主要为其他电商平台提供推广服务,但其依托网络购物平台开展经营,并与网络购物平台共同面向具有网购需求的用户。法院据此认为,双方均围绕用户群体和交易机会展开经营活动,存在竞争关系。 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卓易讯畅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中,法院亦从用户流量和经营利益受影响角度认定竞争关系。该类案件的共同逻辑在于:互联网产品的竞争优势并不只来自既有商品销售,还来自用户访问、停留、转化、评价、推荐和平台规则所形成的综合竞争利益。当行为人不正当地介入他人产品或服务运行,借助他人平台生态取得自身商业利益时,即可能构成对他人竞争优势的破坏。 三、平台生态和数据资源已成为竞争关系认定的重要考量 在涉及外挂、爬虫、数据抓取等行为的案件中,法院通常会进一步审查被诉行为是否破坏他人产品生态、影响用户体验或者攫取他人数据资源。 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诉“聚客通群控软件”通过外挂技术嵌套于个人微信产品中运行,实施自动点赞、消息群发、自动通过好友申请、清理僵尸粉、智能养号等操作,并监测、抓取微信用户账号信息、好友关系链信息和用户操作信息。被告抗辩称,微信产品系即时社交通讯服务平台,被诉软件系电商服务工具,双方并不属于同一领域,不存在竞争关系。法院未采纳该抗辩,认为被诉软件虽服务于微信中的部分经营性用户,但其获取了部分网络数据流量,并破坏微信产品生态,损害微信产品对用户关注度及网络数据流量的吸引力,双方之间存在网络数据流量和竞争优势此消彼长的关系。 该案的裁判意义在于,法院并未以“是否提供同类服务”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将平台生态、用户体验、数据流量和竞争优势作为整体进行判断。对于平台型产品而言,用户关系链、账号体系、交互秩序、数据安全和产品体验共同构成其竞争利益。第三方工具如以外挂、群控、技术绕行等方式介入平台运行,即使其商业模式与平台本身不同,也可能因破坏平台生态、攫取数据资源而与平台经营者形成竞争关系。 四、依附型经营行为也可能构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数字经济中还存在一类较为典型的“依附型”经营行为,即行为人并不直接提供与权利人相同的产品,而是以权利人的产品、平台或者服务为基础开展衍生经营,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此类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不能仅看双方是否同业,而应看其是否依附于他人产品取得利益,并对他人的经营秩序、用户体验或者竞争权益造成实质影响。 在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告通过APP设立游戏代练专区、招募代练人员、收取代练保证金并从代练交易中抽取佣金,将案涉游戏代练交易商业化、规模化。法院认为,提供游戏代练交易服务的主体与游戏经营者基于相同游戏用户、相同游戏产品开展经营活动,两者业务相互关联,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被诉行为影响游戏匹配机制、玩家真实体验、网络实名制和未成年人防沉迷秩序,损害游戏经营者的游戏运营业务及竞争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该案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关注的并非经营者名义上是否处于同一行业,而是其行为是否以他人产品或服务为基础,是否不正当地改变他人产品规则、用户体验和经营秩序。游戏代练平台并非游戏运营商,但其经营活动直接依附于案涉游戏,并以突破游戏规则、改变用户体验的方式获取收益,故仍可能与游戏经营者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五、2025年反法修订对竞争关系认定的变化 2025年新修订的对网络不正当竞争作出细化规定。第十三条将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纳入审查范围,明确禁止未经许可插入链接、强制跳转,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恶意不兼容,以及其他妨碍、破坏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同时,该条款还明确,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因此,在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竞争关系的审查不宜停留于“双方是否属于同一行业”“商品或服务是否直接替代”等传统问题,而应进一步观察被诉行为是否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或者平台规则,影响用户选择、转移流量入口、攫取数据资源、破坏他人产品生态,或者削弱他人竞争优势。只要行为在市场资源层面造成交易机会、用户注意力、网络流量、数据资源或竞争优势的损害与被损害关系,即使双方经营模式存在差异,仍可能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 同时,在法律适用顺序上,应当注意“具体条款优先、一般条款审慎补充”的思路。对于能够落入现行第十三条等具体条款评价的网络竞争行为,应优先依据具体条款进行分析;只有在具体条款不能充分评价行为危害,且行为违背诚信原则、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时,才宜审慎适用第二条一般条款。 六、实务经验总结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及近年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裁判思路,处理网络数据、流量和平台规则相关争议时,一般会按照以下路径进行审查: 1. 行为人是否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被诉行为是否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2. 双方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替代关系,或者是否围绕用户、流量、数据、交易机会等市场资源形成争夺或损害关系。 3. 被诉行为是否涉及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外挂插件、爬虫抓取、批量自动化操作、强制跳转、插入链接、恶意不兼容、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恶意退货、恶意投诉等具体行为。 4. 能够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第十三条等具体条款的,应优先适用具体条款;不能完全落入具体条款但确已损害竞争秩序的,再审慎考虑第二条一般条款。 对于平台企业、互联网产品运营者以及数据服务提供者而言,网络不正当竞争风险往往并非单纯的法律风险,而是存在于产品设计、技术实现、运营推广、数据处理、用户交互和平台治理等多个环节。尤其是在数据调用、流量分发、关键词触发、自动化访问、内容聚合展示等场景中,相关行为在业务层面可能被理解为用户服务功能,但在争议发生后,则可能被评价为对其他经营者交易机会、竞争优势、用户选择或产品运行秩序的不当干扰。因此,企业除了在收到投诉、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后被动应对,在产品上线、功能迭代和运营推广阶段也需要进行必要的风险识别和证据留存。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商家管理规范及技术服务规则中应当预先设置较为明确的禁止性条款。例如,平台内经营者或用户不得使用外挂、插件、群控、爬虫、脚本、模拟点击或其他自动化工具,不得以绕开、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方式获取、复制、抓取、存储、加工、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不得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恶意退货、恶意投诉、误导用户跳转、干扰他人产品正常运行等影响其他经营者交易机会、竞争优势或平台正常运行秩序的行为。同时,平台规则还应当明确,平台在发现相关行为或者收到有效投诉后,有权采取限流、下架、屏蔽、冻结账号、终止服务等必要措施。上述规则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前约束平台内经营者或用户,也可在争议发生后证明平台已经建立必要的治理措施。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 第二条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十三条 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法的各项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一)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 (二)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 (三)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 (四)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者恶意退货等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第二十一条 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中明确平台内公平竞争规则,建立不正当竞争举报投诉和纠纷处置机制,引导、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发现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当及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按规定向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条 与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市场主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规定的“其他经营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之间具有下列关系之一,可能损害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交易机会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可以认定具有竞争关系: (1)经营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替代关系; (2)经营活动存在相互交叉、依存或者其他关联的关系。 【参考案例】 案例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优酷公司经营的视频网站虽与奇虎公司在经营项目上有所差异,但从经营范围和服务对象上,双方均从事互联网服务工作,服务对象均为网络用户,且在某些业务领域存在密切联系和资源争夺,在互联网市场上具有共同的预期和此消彼长的竞争利益,故双方具有竞争关系。 案例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包括狭义竞争关系和广义竞争关系。无论是狭义竞争关系还是广义竞争关系,竞争的本质均是对客户即交易对象的争夺。在互联网行业,将网络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站是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培养用户粘性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无论双方经营模式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只要具有相同用户群体,在经营中争夺与相同用户的交易机会,均应认定存在竞争关系。 案例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规制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阻止市场主体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维护“平等、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不仅维护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也维护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当经营者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优势或者破坏他人竞争优势,由此产生的亦是损害与被损害关系。 案例4:【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杭州追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京东公司经营京东软件为网络购物平台,追风公司经营的“淘帮手”手机应用软件主要为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提供推广服务,两者经营模式和盈利方式虽有所区别,但“淘帮手”软件依托于网络购物平台,与网络购物平台存在紧密联系,两者用户均为有网购需求的用户,市场竞争优势也均取决于上述用户群体对其平台的关注程度,故存在对于用户群体及交易机会的争夺。 案例5:【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卓易讯畅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深化,流量等资源在不同行业或产业间实现交互、融合已经成为常态,对这些市场资源的争夺也逐步从同业竞争者扩展至非同业竞争者之间。在涉及网络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平台经营者跨界经营或业务交叉已相当普遍,再拘泥于涉案双方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既不符合市场客观情况,也有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精神。
只是刮除溯源码 不影响正品属性 为何构成不正当竞争?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刮码”销售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某德茶厂系“某德”注册商标权利人及“某德”茶叶的生产商。为进行品牌管控,某德茶厂与其经销商约定相应的价格体系和销售渠道,并在商品罐底标注代码用于商品渠道溯源,根据该代码及生产日期,可以清晰的追踪商品批次与流通路径。 2025年6月,某德茶厂发现,刘某在某电商平台经营的涉案店铺中,刮去商品底部溯源代码后,以低于某德茶厂对经销商价格管控要求的单价销售“某德”品牌茶叶。经确认,刘某并非某德茶厂的经销商,其售卖的茶叶系某德茶厂正品。后某德茶厂将刘某诉至法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告某德茶厂认为,刘某破坏商品完整性及溯源体系,妨碍了其对商品的流通管理、产品质量追踪及经销渠道管理,导致其品牌价值受损,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要求刘某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万元。 被告刘某辩称,其为保护上游供货商自行刮除被诉侵权商品底部代码,与某德茶厂经销商无关,其销售时未向消费者提示是刮码商品。被诉侵权商品购自某德茶厂经销商,刮去溯源码并未改变所售商品的正品属性,其行为客观上扩大了某德茶厂商品的市场覆盖率,未损害某德茶厂合法权益,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人民法院裁判 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刮码销售行为妨碍了某德茶厂作为经营者利用代码实现产品溯源和营销管控的经营体系,损害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质量保障的稳定性,损害了某德茶厂基于该限制所维持的优势地位和特定商业利益,减损了其他正规经销商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 综合考量某德茶厂商品的知名度、刘某主观过错程度、经营规模、销量及销售额、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和持续时间、刮码销售行为对经营者、消费者及市场竞争秩序三元利益影响的比例等因素,判决刘某赔偿某德茶厂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万元。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王 茜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对刮码销售行为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应进一步评述该行为是否受该法第二条规制,即考虑其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 一、销售正品不是刮码销售行为的“挡箭牌” 在商标侵权纠纷中,被告若能举证证明其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权利人正品再予以转售的,通常认为该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但对于不正当竞争纠纷而言,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其保护的法益不仅局限于经营者利益,也包括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与否的判别,应重点着眼于对被诉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销售正品并非排除不正当性的合理理由。本案中,刘某所售商品虽为正品,但仍需在的评价体系下考量其行为是否满足正当性的要求及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二、刮码销售行为妨碍了溯源码实现品牌经营和质量管控的核心功能 判断刮码销售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应正确看待商品溯源码的作用。商品溯源码不仅是经营者为实现自身品牌管控、约束经销商行为采取的内部措施,其所具备的精准定位生产批次功能也是经营者对消费者需求快速响应和质量问题针对性解决的重要保障。本案中,刘某明知某德茶厂在商品底部标注代码具有追踪经销渠道的作用以及某德茶厂对其销售渠道有相应限制,仍为保护上游供货商实施刮码行为,妨碍了某德茶厂对可能存在违约行为的经销商的追责,损害了某德茶厂的经营管控体系。此外,刘某刮码销售且未向消费者充分提示,一旦出现质量等售后问题,消费者难以直接对接品牌方,客观增加消费者的沟通成本并影响购物体验。 三、刮码销售行为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秩序 部分商家之所以实施刮码销售行为,实质是为突破品牌方的价格或渠道限制,获取本不属于其的商业利益,但此做法只能实现短期获利,从长远看,其所抢占的市场份额积压了正规经销商的利润空间,甚至可能迫使其他经销商竞相效仿。如本案中,刘某突破某德茶厂对其经销商销售渠道和价格体系的经营限制实施被诉行为,损害了某德茶厂基于该限制所维持的优势地位和特定商业利益,减损了其他正规经销商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 供稿部门 | 知识产权审判庭 文字 | 王茜、潘上上 责任编辑 | 陈诗若
海南自贸港15%企业所得税政策律师实务观察 前两期,我们介绍了企业所得税15%与个税15%两项政策,解决的是“企业与人”的税负问题,那么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则是海南自贸港吸引制造业企业“落地生根”的核心引擎。 这一政策的含金量在于“原料进口零关税+加工增值30%免关税入内”的组合拳:企业将进口料件在海南进行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货物进入内地,进口关税予以免征。封关以来截至3月24日,监管进口“零关税”商品16.69亿元,免税2.71亿元,主要为石油原油、锂辉石等生产原料以及无菌灌装机等生产设备。支持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进一步扩大受益面,内销加工增值货物3.14亿元,免征关税1558.02万元,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岛内自产货物纳入增值部分等政策优化全面落地,涵盖化工制造、医疗药械、高端食品行业;推动放宽贸易管理政策措施取得突破,6家企业获批保税维修资质,3家企业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值208.2万元,1家企业适用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措施进口旧食品加工设备。 然而,许多企业只看到了“30%”这个数字,却忽视了政策适用中的实质性加工要求、增值计算的技术性规则以及海关严密监管的合规成本。以下,我们将从涉税服务律师视角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进行深度解析。 一、政策演进:从局部试点到全岛适用 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具有三个层级:其一,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其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30%的量化标准;其三,海关总署于2025年7月23日发布的(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58号),作为政策适用的核心文件,界定了封关后的具体执行细则。 值得注意的是,封关前夕,海关总署对政策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重点优化:其一,取消了对享惠企业“鼓励类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以上”的限制;其二,将“零关税”进口货物纳入政策适用范围;其三,将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的价值计入增值部分;其四,允许上下游不同企业加工产生的增值累计计算。这四点优化升级显著降低了企业享受政策红利的门槛,但也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30%的认定标准:充满争议的技术命题 “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是享受政策的核心条件。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58号,法定计算公式为: 加工增值比例 =〔(货物内销价格-∑进口料件价格-∑境内采购料件价格)/(∑进口料件价格+∑境内采购料件价格)〕×100% ≥ 30%。其中,货物内销价格以备案企业向内地销售含有进口料件的制造、加工所得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进口料件价格以备案企业进口该料件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且应当包括该料件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境内采购料件价格以备案企业自境内采购该料件的到厂价格为基础确定,不包括国内增值税。 关注点一:分子分母的界定争议 实务中,对“进口料件价格”的理解存在常见误区。部分企业倾向于仅计算料件的CIF价格(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价),而忽略了“应当包括该料件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这一法定要求。从海关合规角度看,少计进口料件价格会虚增增值率,导致“假性达标”。一旦被海关核查发现,不仅面临补税风险,还可能因申报不实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关注点二:封关后的两项重大利好 封关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优化,对制造业企业有两个方面的深远意义。一是降低企业达标难度,将海南自贸港自产货物的价值从境内采购料件价格中扣除,相当于扩大了增值部分的计算基数,企业更容易达到30%的增值率。二是鼓励企业延链扩链,允许上下游不同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内加工产生的增值累计计算——例如,A企业完成初步加工后,B企业继续精深加工,两家企业的增值可以合并计算。这一机制有助于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但也对多主体间的合规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鼓励类产业认定:不容忽视的准入门槛 政策仅适用于“鼓励类产业企业”,即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生产加工业务的企业,且须在海南自贸港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在海南省相关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上完成备案。 关注点三:目录的“双轨制”与动态调整 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采用“国家现有目录+地区新增目录”双轨制。内资企业需同时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条目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4年本)》中的新增条目;外商投资企业则需参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2024年修订后,海南鼓励类产业目录新增33条细分行业。 企业在判断自身是否符合鼓励类产业时,不应仅凭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作出判断,而应结合主营业务活动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慎评估。对于处于目录边缘地带的企业,建议提前向发改部门申请“鼓励类产业认定”,以降低后续稽查中的不确定风险。 关注点四:不适合企业的排除情形 即便企业符合鼓励类产业且增值率达到30%,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25年第158号第十一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仍无法享受关税免征待遇:(一)进口料件或加工后制成品属于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加征关税均获得排除的除外)的;(二)仅经过掺混、贴标(含掺水、稀释等)、更换包装、分拆、组合包装、削尖、去壳、简单研磨或简单切割等一种或多种微小加工或处理的。微小加工由海南省商务厅会同海南省内相关单位认定;(三)其他按有关规定应当征收进口关税的。 实践中,第二类排除情形——“微小加工”——是常见的合规误区。企业在海南进行加工,必须具备实质性加工能力(如核心工序在海南完成、税号发生改变等);简单组装不符合实质性加工要求,即使增值比例超过30%也不能享受关税减免。 四、海关监管的“三道门槛”:环环相扣的程序合规 与税收优惠政策的“自行判别、申报享受”不同,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受到海关的严密监管,企业需跨越三道合规门槛。 关注点五:备案门槛——前置审批机制 企业首次申请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应当向海南省商务厅指定单位提交申请,经市县初核并报省商务厅会同省内相关单位审核同意后,通过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向海关备案,经海口海关评估符合海关监管条件后,在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建立企业专用账册。这一前置审批机制意味着,并非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都能自动享受政策,监管部门的“评估”具有实质性裁量空间。 关注点六:技术门槛——ERP联网与视频监控 海关对备案企业的监管条件包括:实施ERP管理并以海关认可的方式及数据标准与海关联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非海关高级认证的备案企业需安装视频监控并与海关联网;具备生产能力;进口料件及其加工制成品与其他货物分开管理;设置符合规定的会计账簿。 这些技术性要求对企业信息化水平和合规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标准。中小企业在申请前应充分评估自身的信息化建设水平,避免因技术条件不达标导致备案受阻。 关注点七:申报门槛——确认码与时效要求 备案企业申请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应在制成品自海南进入内地前,通过海南“单一窗口”向海关办理加工增值申报手续。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的,海关系统自动生成内销免征进口关税确认编号(以下简称“确认码”),企业凭确认码办理内销货物进口申报手续。企业可按月集中申报,在次月25日前向海关办理集中申报手续,并按时完成税款缴纳;对于12月分批出岛申报数据,企业应在12月31日前向海关办理集中申报手续。 五、律师视角:风险识别与合规路径设计 从法律风险角度看,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虽然红利可观,但合规成本不容忽视。对于因企业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导致少征或漏缴关税的,海关可在3年内追补关税并加征滞纳金;若被认定为偷税、骗税等严重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的追征将不受时限限制;若涉嫌走私犯罪,还可能被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并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计划或已经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企业,我们提出合规建议: 1. “凭证体系”与“定期自检机制”。精确计算增值比例、建立完整凭证体系、按时集中申报,是企业享受政策红利的前提。企业应建立内部增值率核算模板,对每批次内销货物进行预核算,确保在申报前即确认增值率达标。 2. 合规架构:确保满足海关监管的信息化与账册管理要求。 提前建设ERP系统与海关联网、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建立符合海关要求的账册体系,避免因技术条件不达标导致备案受阻。 六、结语 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是制造业企业借力自贸港制度红利、优化供应链成本的重要契机。然而,30%的增值门槛背后,是对企业实质性加工能力、海关合规管理能力以及上下游协同能力的综合考验。 作为涉税服务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帮助企业计算“省了多少税”,更是在政策适用的每一个环节,为企业识别法律风险、设计合规路径、守住法律边界。毕竟,在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中,走得稳,远比走得快更为重要。
摘要 商业引流是指经营者借助各类商业模式、营销手段吸引市场流量、拓展经营渠道,从而达到增加销量、扩大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商业引流本身具有正当商业属性,并非(下称)所明确规定的某一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合法性评判核心在于引流所采用的模式与手段是否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是否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笔者结合自身经办的两起电商领域引流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分别针对短视频账号利用歧义性表述作引人误解宣传引流、直播电商经营者借助商业诋毁实施流量抢夺的行为展开剖析,并梳理电商领域不同类型引流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以期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实务参考。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引流;电商领域 一、从经办案例看“引流”行为的定性 (一)“引流”行为本身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在笔者经办的一起案例中,原告系从事短视频内容运营的电商企业,通过打造热门IP形象配音搭配实景剧情演绎为固定内容模式的短视频账号积累了大量用户与市场关注度,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标识与内容风格。被告曾为原告核心工作人员,负责涉案账号的内容策划、声音演绎与视频后期制作。被告离职后立即开设同类账号,并在账号简介及评论区使用“原作者”“换号了”等表述,并非客观陈述其参与内容策划与配音的事实,而是刻意使用歧义性语言,误导公众认为其为原账号运营主体或权利人,进而将原告流量导流至自身账号。 据此,法院认定该引流行为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误导相关公众,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引流”行为作为违法手段,在整体上构成不正当竞争 根据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在笔者经办的另一起案例中,原告与被告均为网络平台珠宝品类直播电商经营者,双方存在直接同业竞争关系。原告经长期规范运营,已在相关平台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及账号体系,积累了大量粉丝与稳定消费群体。被告为攫取流量、抢夺交易机会,在未进行合理查证、亦无权威检测报告及客观事实支撑的情况下,持续通过发布短视频、开展直播等方式,针对原告品牌及产品发布虚假、误导性及贬低性言论,捏造原告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等不实信息,恶意损害原告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并借此将原告流量导流至自身账号以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被告以商业诋毁作为引流手段,其行为明显超出正当商业评论与合理监督边界,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商业道德。 据此,法院认定被告以诋毁商誉方式实施引流,已构成商业诋毁型不正当竞争。因该引流行为依附于违法的商业诋毁行为,在适用商业诋毁特别条款全面规制后,无需再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对引流行为另行独立认定。 二、电商领域常见典型“引流”行为的认定与实务适用 (一)混淆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以混淆主体与商品关联关系为手段,擅自使用他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产品款式或经营信息,通过信息展示误导公众,利用混淆效果实施不正当引流、抢占流量资源并攫取竞争利益,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4)豫07知民终23号案例中,法院认为,重庆某科技公司与新乡某管理公司存在市场竞争关系。重庆某科技公司经营网站,在未与新乡某管理公司合作的情况下,将该公司的信息加工编辑后呈现在自身网站,利用新乡某管理公司的竞争优势吸引其潜在消费用户进入自身网站咨询,再将用户联系方式推介给自身合作机构促成交易,实质是实施争夺用户流量入口、截留他人潜在用户的引流行为。该行为挪用他人竞争优势,降低原告用户粘性,实施了误导消费者的混淆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2024)粤0307民初7399号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某电商平台经营店铺,销售与原告独创设计的毛某菜篮包产品外观款式近似的箱包产品,并在该网络店铺宣传引流当中使用原告申请了注册商标的某R作为链接标题或者搜索关键词,且未取得原告授权许可。上述被告一系列行为使得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对被告所销售的产品来源产生混淆与误认,会误以为相关毛某菜篮包产品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存在关联关系。据此,被告仿冒原告毛某菜篮包产品款式并使用原告品牌某R等字样进行引流的宣传行为,使得被告不正当地在相关产品的销售市场当中攀附了原告公司品牌或产品的商誉,不正当地获得了广告引流、产品销售方面的竞争利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虚假宣传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以虚假宣传为路径,通过虚构商品交易、流量数据、口碑评价等方式误导消费者与平台算法,提升商品曝光与搜索排名,实现不正当引流,该行为违背商业准则,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3)粤0306民初7616号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模拟真实消费者行为,向电商平台经营者提供虚构商品加购数、心愿单数量、搜索点击量、关键词搜索量、商品评价、问答互动及交易量等推广服务,以此帮助商家虚假提升商品搜索排名、获取平台自然流量、实现站内精准引流。上述行为虚构商品交易与评价数据,造成消费者对商品热度、销量与口碑产生错误认知,属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妨碍、破坏平台网络服务正常运行。被告以虚假数据提升商品排名、实现站内引流,主观恶意明显,既构成帮助型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亦构成利用技术手段妨碍、破坏他人网络服务正常运行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商业诋毁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同业经营者以商业诋毁为手段,捏造、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贬损竞争对手商誉,借此削弱竞品竞争力、抢夺流量,实现自身不正当引流并谋取优势,该行为违背诚实信用与商业道德,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均为厨具领域同业经营者,存在直接市场竞争关系。原告在尚无生效司法裁判或行政决定认定被告构成专利侵权、亦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侵权的情况下,将未定论事项直接作为既定事实,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公众散布被告侵害其专利权的误导性信息,并组织营销账号集中炒作相关话题,借此引导公众对被告产生负面认知、损害被告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该行为超出正当维权范畴,属于捏造、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商业诋毁,主观上具有借贬损同业竞争对手获取关注、分流流量与竞争优势的目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其他引流行为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依托技术手段或不当信息传播,干扰平台正常运行、利用他人商誉或规则漏洞获取流量,以不正当方式实现引流并攫取利益。该类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4)沪73民终1466号案件中,法院认为,上诉人某公司1与被上诉人某公司2存在市场竞争关系。某公司1开发、销售“x拓客”“x工具”等涉案软件,该软件可去除“x音”平台视频中的水印,割裂视频与平台、视频作者的关联,同时提供自动浏览、点赞、关注、私信等脚本,无需人为操作即可控制“x音”平台相关功能。某公司1在软件推广、销售过程中,借用“x音”平台知名度吸引网络用户注册会员、使用软件,为自身不正当引流获客,借此获取会员费用、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该行为不仅增加“x音”平台服务器运营负担、干扰其推荐机制、降低用户体验,还削弱了某公司2的竞争优势、妨碍其平台正常运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2024)浙0108民初10311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关联企业长期运营多个知名电商平台,其企业字号已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被告为具有一定粉丝体量的自媒体电商推广账号运营者,从事电商推广、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与原告存在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被告在未对内容真实性进行审慎审核、亦未对外显著标注文章来源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下,发布存在事实错误的文章,并擅自配图使用原告知名企业字号及品牌标识,主观上以发布不实内容博取公众关注、增粉引流,为自身账号商业变现谋取不正当利益。案涉行为未以推销商品或服务为目的,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混淆行为;亦不属于对自身经营内容的商业宣传范畴,不构成虚假宣传行为;但被告未尽自媒体内容发布者真实信息审核与显著标识义务,放任含不实关联信息的内容网络传播,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原告企业声誉与竞争利益,增加原告舆情澄清及维权成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商业道德,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存在市场竞争关系。被告提供“x词霸屏”服务,通过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以技术手段生成大量关键词及非人工编写页面并发布,恶意干扰、操纵搜索引擎自然排名秩序,借此帮助合作主体获取不正当搜索流量、攫取商业利益。该行为违背原告意愿,导致原告搜索引擎无法正常运行,造成算法失准、服务器资源浪费;同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挤压合法经营者的搜索排名空间,增加消费者信息获取成本、损害消费者知情权,且被告行为缺乏合理理由,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结语 商业引流是电商经营中常见的市场推广方式,本身不具有当然违法性,其合法性取决于引流手段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恪守商业道德。电商场景中的各类不正当引流,系以违规方式抢占流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应受到规制。经营者应坚持合规经营理念,以正当方式获取流量与市场机会,自觉抵制各类不正当引流行为,共同维护电商行业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01 新监管背景及反垄断合规的必要性 2026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名为《打破垄断壁垒,保障民生权益》的短报中指出“清除要素自由流通的堵点,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创新的活力涌流。从燃气、供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的强制搭售……垄断行为会直接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进而削弱市场活力、阻碍行业创新。对垄断行为坚决‘亮剑’,方可提升市场的竞争活力和效率”、“民生领域的反垄断,对清除行政性障碍与地方保护具有风向标意义。许多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或行政特许经营特性,更需要严格规范,从源头预防、制止垄断行为”。 《人民日报》年初发布的文章,释放出了与新时代市场竞争监管趋势相关的多种重大意义信号。其一,公用事业反垄断将从经济任务上升至政治责任高度,这呼应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的顶层设计;其二,公用事业的垄断行为会形成要素流通堵点,破除这类壁垒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举措;其三,公用事业反垄断的监管首先需要划分自然垄断与竞争性环节的清晰界限,公用事业经营者不能凭借特许经营权的市场支配地位,在竞争性环节滥用权力。 事实上,在该篇文章刊载后不久,2026年2月4日,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颁布了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专项规范——《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双反委发〔2026〕2号,以下简称《指南》),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法治建设在关键民生领域迈入精细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未来,我国对公用事业领域的监管将更系统、更深入,且始终立足民生立场。 在这样的新监管背景下,对于公用事业经营者而言,主动推进合规化改造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指南》于经营者而言,即是一份权威的“合规指引”和“负面清单”,有助于厘清新监管背景下的公用事业反垄断工作关注的核心问题。经营者可据此系统检视自身商业模式,重点排查是否存在将自然垄断优势不当延伸至竞争性环节的风险,主动完善合规体系,实现规范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02 解读《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指南》共七章五十条,规定了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公平竞争审查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法律责任的适用和附则等七方面内容。 · 总则与基本原则 《指南》第二条明确了公用事业的定义范畴,即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行业。 《指南》第三条确立了公用事业反垄断监管执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维护公平竞争、依法科学监管、增进民生福祉及服务高质量发展四项。依笔者拙见,公用事业经营者在学习《指南》时应当首先着重关注该四项基本原则蕴含的如下三类关键性要点,以帮助针对性地进行合规改进。 1. 厘清自然垄断领域与竞争性环节领域界限。 《指南》承认公用事业领域因特许经营权等原因导致的自然垄断的客观性质,执法监管工作的重点在于竞争性环节。《指南》第一条“强化自然垄断环节监管”、第三条第一款“防止公用事业经营者利用垄断优势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或者排除、限制上下游竞争性环节的市场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此处的上下游竞争性环节系指“工程安装、设备销售、增值服务”等环节)、第二款“区分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的规定表明国家认可经营者基于基础设施成本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合理垄断地位,仅严格禁止其利用该地位排除、限制竞争性环节的市场竞争。事实上,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一司发布的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三年成果的数据,与公用事业领域反垄断执法相关的威海水务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南京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经营者违法的行为系限定交易、搭售等,并非其天然的自然垄断地位或特许经营权的滥用。 因此,经营者需要首先厘清自身合规关注的业务范围,即哪些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或拥有特许经营权,哪些业务属于竞争性领域,才能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高发垄断行为制定有效的合规政策。此外,在对竞争性领域业务进行反垄断合规设计中,除关注同行业竞争(横向市场)外,还需要充分注意与其密切相关的上下游市场,避免借助自身垄断力量影响上下游竞争性环节的市场竞争。 2. 关注滥用市场支配行为,优先侧重进行合规改进和风险排查。 与互联网平台、汽车、行业协会等其他领域反垄断规范指南不同,相较于公平竞争,《指南》的核心价值导向更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属性决定了在这个领域垄断行为最主要集中表现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主要表现在公用事业经营者在日常经营中经常出现以供应安全为理由实施限定交易、搭售等行为,故经营者应当将反垄断合规改进重点优先置于排查是否实施了《指南》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所述不公平高价、限定交易、差别待遇等直接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过,除前述直接的行为之外,《指南》还特别关注到经营者可能通过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企业并购)进行垄断力量的跨环节传导(如燃气经营者通过收购安装公司获取燃气表安装市场的支配地位,进而排除、限制燃气表安装环节的公平竞争)。因此,公用事业领域经营者在向竞争性业务领域扩张时,也需要进一步考量是否触发反垄断监管机制。 《指南》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最基本的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其针对不同的垄断行为规定了不同的经营者的抗辩事由。对于垄断协议的豁免条件,《指南》将“协议是否为保障公共安全、民生供应等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作为认定是否符合垄断协议豁免条件的重点考虑因素;而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正当理由中,《指南》明确公用事业经营者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以保障公共安全为由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不能认定为正当理由。这是因为不论是横向垄断协议还是纵向垄断协议,普遍认为其带来的危害后果更多体现于提升参与壁垒从而损害公平竞争(例如横向垄断协议实际上排除了协议之外的同类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纵向垄断协议实际上排除了上下游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而滥用市场地位则会直接危害一般消费者的切实利益。 因此,对于经营者而言,《指南》第三章项下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行为更应成为合规改进的优先领域,不仅因为该类行为较为普遍地存在于日常的商业模式中,更因为其难以通过保障安全、补偿业务亏损等理由正当化。 3. 把握《指南》预防性监管的要点,充分认知到反垄断合规改进工作的必要性,尽快将相关工作内化于企业合规治理体系中。 从《指南》第三条第二款“准确把握公用事业领域商业模式、经营方式和竞争规律,区分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环节,强化预防性监管”、第四十五条“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的公用事业领域涉嫌垄断行为,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可的期限内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该行为后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依法决定中止调查。经营者履行承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依法决定终止调查”以及第四十六条“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和处理公用事业领域违反的行为时,可以酌情考虑公用事业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实施情况”(合规激励制度)的规定,均可看出《指南》高度突出事前预防性监管理念,坚持源头防范,引导公用事业经营者主动排查竞争风险、完善合规体系、整改垄断隐患,推动反垄断监管从事后惩处转向事前预防。此外,从这些豁免制度中也可以洞察《指南》的创设初衷,即旨在通过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倒逼公用事业经营者提升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推进技术创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与制度保障。 因此,健全完善的反垄断合规体系,既能够推动企业前置开展风险防控与合规治理,从源头防范垄断违法风险;也可在发现涉嫌垄断问题时及时主动整改、停止违法经营行为。即便遭遇反垄断执法检查乃至“黎明突袭”(指无预先告知的突袭执法检查),企业亦可高效梳理相关资料、主动举证并全面配合调查,进而为适用以宽大(见《指南》第四十四条)、承诺为核心的《指南》豁免制度创造有利条件。 · 横向(纵向)垄断协议与其豁免制度 《指南》从第二章开始展开核心规制部分,沿袭的对垄断行为的分类,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及公平竞争审查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进行精细化规制,形成了“行为表现+认定标准+豁免制度”的清单化指引,破解了执法实践中复杂的垄断行为认定难的问题。 1. 横向垄断协议——口头约定、召开会议同样可能构成垄断协议 《指南》第十条规定了横向垄断协议,并结合公用事业领域的执法经验详细列举出三类典型行为:(1)针对执行政府依法制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之外的商品,固定销售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或者利润水平;(2)以限制产量、固定产量、停止生产等方式限制商品生产或者供应数量,或者限制特定种类商品生产或者供应数量;(3)划分销售地域范围或者销售对象、划分市场份额或者分配利润。 以上三类行为带有明显的特定领域规制特色。其一,考虑到居民用水、用电、用气、用热等价格普遍实施政府定价,《指南》特别明确,与价格相关的垄断行为均针对执行政府依法制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之外的商品或服务。例如瓶装液化气的销售、LNG点供、地库充电桩安装、社区直饮水供应等延伸维修、工程安装与增值服务环节。其二,明确“口头约定、召开会议”等非书面形式的合意同样构成垄断协议。 在南京百江液化气有限公司等垄断协议案中,数十家液化石油气经营者面对南京地区日渐加剧的瓶装液化气“内卷性”市场竞争,产生了强烈的联合动机,希望通过构筑价格同盟、划分客户资源的方式,摆脱价格战困境,共同维持稳定的利润水平。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经调查后认为,相关企业签署内含“罚则”的行业自律性规定,以及多次召开主旨为“不低价抢客户”的会议,已经形成持续的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意思联络,符合修订前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行为及主观要件。因此,经营者虽然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可能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通过合意形成的价格联盟或市场分割,同样能够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实质效果。这要求经营者在日常经营中提高反垄断合规警惕,严格规避价格、产能、客户等各类竞争性敏感信息交流或交换,谨慎参与易引发同业合意的行业会议、同业聚会等活动,杜绝明示或默示达成垄断协议风险。 2. 纵向垄断协议——间接性控制价格行为亦可能构成垄断协议 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的主体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而纵向垄断协议则达成于经营者与其上下游交易相对方之间。《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除保留规定的直接价格限制外,还明确将间接价格限制纳入规制范围,填补了以往“无直接价格约定即不构成纵向垄断协议”的规范漏洞。其中,直接价格限制即固定或限定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间接价格限制以“指导价”、“建议价”为名,通过利润分成、折扣返利等机制,使下游经营者实质上丧失定价自主权,消除上下游市场的自由竞争或提升市场的参入壁垒。并且,基于公用事业反垄断领域的执法实践,《指南》在同条第二款中特别指出“停止供应、解除协议、收取违约金或者罚款、减少返利或者折扣等惩罚措施,或者以优先供应、给予返利或者折扣、提供支持等奖励措施”、“通过现场检查、要求交易相对人定期上报销售价格等手段对转售价格进行监督”行为均可能在默示合意、协同行为的法理角度构成纵向垄断协议。 3. 豁免制度——以“安全必要性兼消费者利益”做严格豁免条件 《指南》第十四条系垄断协议的豁免制度,即经营者援引主张相关协议不属于垄断协议时,反垄断执法机构需在综合考虑“协议限制竞争的内容、方式和程度;协议是否为保障公共安全、民生供应等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消费者能否分享协议产生的利益”三类要素后进行个案认定。 由于公用事业涉及公共安全和民生供应保障,执法实践中常出现经营者以此作为实施垄断行为的抗辩事由。为平衡“安全上的考量”与“消费者福利”,本条将“安全必要性兼消费者利益”的双重检验机制作为是否承认经营者抗辩的判断标准。因此,在以公共安全、民生保障为由实施市场行为时,经营者应确保具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并符合必要性与行为适当性原则,不能将公共安全属性作为当然免责理由。 (备注:以下将进入到《指南》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第四章“经营者集中”环节。其中,尤其是第三章的内容,如前文所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可能涉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较为普遍地存在于经营者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加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需要严格依据于相关市场的划分,这将会触及公用事业领域因自然垄断属性或特许经营权而产生的“控制关键基础设施能力”“用户依赖程度”“市场进入壁垒”等特有考量要素。故碍于篇幅原因,相关内容将载于本文下篇。)
摘 要:仲裁是“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临时仲裁的历史悠久,相较于机构仲裁更具有灵活高效等优势。新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我国仲裁体系是契合“一带一路”发展趋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规律的体现。构建临时仲裁制度是满足“一带一路”复杂纠纷解决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在国际仲裁领域影响力与公信力的需要。引入临时仲裁所需要的仲裁员队伍等条件都已具备,“一带一路”倡议为临时仲裁提供了实践土壤。构建临时仲裁制度首先要制定全国性、高级别的临时仲裁立法以明确临时仲裁的适用主体范围;其次是改革创新仲裁员的任职条件规定,适当放宽选任要求;最后要注重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协同发展,统一于仲裁体系以实现临时仲裁与诉讼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一带一路”;临时仲裁;;机构仲裁 Part.1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许多沿线国家的支持和赞誉。[1]2015年起,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步入全面推进的阶段[2]。随着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增多,由此也产生了相应的利益冲突和法律纠纷。而在“一带一路”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仲裁拔得头筹,成为了沿线国当事人最受欢迎的解纷方式。一是因为仲裁具有高效、灵活、保密、“一裁终局”等特点,能够满足当事人快速解纷的需求。二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纽约公约》,使得外国仲裁裁决在全球范围内的承认和执行成为可能,其仲裁裁决“执行便利性”不仅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权益,而且还能保证纠纷结果得到最终的处理与执行。因此,仲裁被广泛使用并获得了“一带一路”商事主体的信任。我国自施行以来已有30年,中间经历过几次修订,但主要为技术性调整。伴随着全球科技的革新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外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商事纠纷逐渐日益复杂,现有的仲裁立法与国际通行的仲裁规则存在严重脱节,已不能满足跨国争议解决的需要。为提升我国仲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确保“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持续稳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必要对我国的仲裁法律制度进行完善。2024年以来,司法部一直在推进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为实质性修订,旨在解决涉外仲裁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新新增了临时仲裁、在线仲裁等创新性的规定,有益于我国仲裁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同时也为“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因本次新增了诸多内容,且鉴于篇幅限制,本文拟重点对“临时仲裁”制度进行研究,首先对临时仲裁制度的概念以及在我国的发展情况进行阐述,其次分析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探寻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具体路径。 Part.2 二、临时仲裁制度概述及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临时仲裁(Ad Hoc Arbitration)”,又称特别仲裁或随意仲裁,是与机构仲裁相对应的一种仲裁制度,[3]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是双方当事人签订仲裁协议,约定将纠纷交由临时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审理,并由临时仲裁庭就该纠纷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仲裁形式,临时仲裁是机构仲裁出现前用于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4],也常被用来处理国际海商事纠纷案件[5]。临时仲裁发轫于欧洲,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被誉为“符合中西方共同的文化观,有利于形成双赢互利局面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文化”[6]。从仲裁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并非相互矛盾、排斥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补足、彼此交融,致力于实现动态平衡状态下的长期共存。[7]临时仲裁在机构仲裁产生后,仍然依其灵活性、高效性、保密性等特点活跃在跨国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但随着现代商事仲裁的发展,机构仲裁的发展越来越规模化、专业化、系统化,其受理的案件数量远远超于临时仲裁。于我国而言,考虑到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及现实状况,临时仲裁制度在最初并未纳入至我国。然而,随着我国仲裁事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仲裁队伍能力的不断提升,仲裁规则和经验都有了一定的积淀,我国逐渐具备了适宜临时仲裁制度发展的土壤。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意见》第9条第3款虽未明确适用临时仲裁这一概念,但规定在自贸区内注册登记的企业只要遵循了“三特定”原则,即使未选定仲裁机构,其签订的仲裁协议也有效。[8]2017年,(以下简称“横琴规则”)的出台拉开了在我国自贸区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的序幕。[9]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带一路”司法保障意见》《上海自贸区司法保障意见》,为我国在自贸区内建立临时仲裁制度提供了指引与方向。2025年修订的新增了“临时仲裁”条款,允许在自贸区、海南自贸港内设立登记的企业将纠纷提交临时仲裁解决。这些《意见》及立法修订活动均表明我国已开启了在自贸区内实施临时仲裁制度的新篇章。 Part.3 三、我国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最高院发布的“一带一路”典型案例中,不仅包括海上运输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等纠纷,还增加了跨境电子商务、跨境金融、融资租赁等新型的纠纷形式。[10]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法律传统、司法制度、法律适用差异很大,如沿线国中既有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还有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沿线各国对待法治的标准和态度不一致;某些沿线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经济发展不充分、政局动荡等因素都给“一带一路”争端的解决造成了阻碍。[11]在众多的争端解决机制中,仲裁脱颖而出,其既没有诉讼程序冗长繁琐的缺点,又具有高效、跨境可执行性等调解不具有的优势,成为了解决涉“一带一路”商事争议的重要选择。临时仲裁相对于机构仲裁更加高效、经济且不失公平。“一带一路”沿线商事主体对临时仲裁持开放态度,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通过自主约定特定仲裁地、仲裁规则和仲裁员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然而,我国现有的并未将“临时仲裁”制度“收入囊中”,最新的也仅将“临时仲裁”制度限定在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区域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带一路”复杂争议的快速解决以及我国仲裁国际公信力的构建,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当事人多元化的解纷需求。 (一)我国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1、满足“一带一路”多元争议解决的需求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深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密切。[12]如上所述,“一带一路”商事争端涉及海上运输合同、跨境金融、融资租赁等新型合同纠纷与投资争端,类型多样,且具有当事人背景多样、标的额大、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因此,涉“一带一路”争议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8年1月23日发布的(简称“意见”)指出要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支持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在此基础上,涉“一带一路”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诉讼、调解来解决争议,也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比诉讼更加便捷、比调解的程序更为严格,能够满足当事人多层次的解纷需要。临时仲裁作为仲裁最古老、自然的一种形式,其较于机构仲裁来说,更具灵活、自主、高效的特点。若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中,则会比机构仲裁更具优势。“一带一路”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范围将会被扩大,当事人可以自主地选择仲裁地、仲裁程序、仲裁规则、仲裁员以及适用的法律,避免机构仲裁中规则僵化、程序冗长的问题,满足“一带一路”当事人在参与争议解决规则设计、寻求个性化争议解决方案等方面的需求,同时,临时仲裁也能更具针对性、创新性地解决“一带一路”跨国商事纠纷,促使争议得到高效解决。[13]因此,将临时仲裁制度引入“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加“一带一路”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解纷渠道、满足“一带一路”纠纷当事人对多元争议解决方式的自主需求。 2、提升我国在国际仲裁领域影响力与公信力的需要 自《纽约公约》签订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公约中的内容进行了立法确认。公约兼顾了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两种形式,《UNCITRAL规则》也“为国际仲裁创设了一套为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及其他法系普遍接受的,同时也考虑除了资本输入及输出相关利益的可预见的程序性架构”[14],这些成为了临时仲裁的国际法律依据。据统计,在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国际商事仲裁占七成左右[15],临时仲裁是主要路径之一,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仲裁中心也都有临时仲裁的一席之地。而我国法律对临时仲裁效力的排除会削弱我国企业在临时仲裁中的竞争力,也不利于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际话语权。同时,临时仲裁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临时仲裁制度给予当事人在程序选择与仲裁员选任方面的较大自主权,这与“一带一路”商事争议解决中当事方对高效、灵活解决纠纷的要求相契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仲裁法律体系大多尚不完善,若我国能引入与国际接轨的临时仲裁制度,不仅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解纷选择,也能避免我国仲裁机构错失一些本该拥有的商事案源。除此之外,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仲裁体系的引入与建设完善也能为沿线国家提供仲裁制度建设范例,协助其完善仲裁法律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仲裁地位与影响力。结合“一带一路”商事仲裁中心在我国构建的趋势,临时仲裁制度引入后的仲裁体系将与诉讼、调解两项制度一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随着临时仲裁制度的引入和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建立与完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将形成于我国内地,我国内地也将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仲裁地[16],如此方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仲裁领域的公信力。 (二)我国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可行性 1、仲裁员队伍与配套机制日趋成熟 良好的制度高效运行的背后,具体运用制度的人发挥着关键作用。仲裁人才储备对仲裁中心的构建与制度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在仲裁员队伍的完善方面,我国相关地区的仲裁规则早已积累了相关经验。贸仲委于2015年出台的适用于香港地区的仲裁规则规定了许多与国际接轨的新内容,例如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员名册之外选定仲裁员,扩展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参照国际惯例完善了收费制度,还增加了“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相关规定,这些都是我国仲裁规则在逐步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尝试,为我国仲裁规则引入临时仲裁制度、进一步与国际规则接轨积累了经验。近年来,随着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逐步推进,我国的仲裁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其中不少仲裁员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从而使我国的仲裁队伍具有了多国籍、多语言、多文化的属性,这有利于了解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或习惯,减少我国仲裁员在仲裁时的知识盲区。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仲裁员备案制解决仲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来自于各沿线国家复杂法律环境和政治环境所导致的不同问题,通过专职仲裁员与备案仲裁员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为沿线国家提供在线仲裁服务。[17]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在临时仲裁制度的引入中,也可以通过仲裁员的备案与专职结合的方式来灵活解决经贸纠纷。 在配套机制的完善方面,关于临时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即便是各自贸区试点的规则也没有作出直接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各类司法文件都只是规定可以通过“三特定原则”适用临时仲裁,并未对临时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进行规定。[18]因此有的自贸区探索建立了临时仲裁裁决的确认程序规则以供后续的顺利执行。在适用于横琴自贸区的仲裁规则中,通过“先确认再执行”的规则[19]赋予临时仲裁以法律上的有效性承认,增强了当事人对临时仲裁能有效解决纠纷的信心。[20]这种确认程序的建立为临时仲裁执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 2、“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实践土壤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不断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随之产生的纠纷也相应增多,迫切需要灵活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而临时仲裁所具有的低成本高效解纷的性质与“一带一路”解纷需求高度契合。且临时仲裁不依赖于常设机构的管理,仲裁成本相对较低,在解纷成本上具有优势。[21]机构仲裁费用通常包含行政管理费用、鉴定费用、调查取证费等等,而临时仲裁中的仲裁费用通常仅指需要支付给仲裁员的酬金。[22]此外,临时仲裁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程序,使得程序周期缩短,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这种方式特别适合中小型的跨境贸易纠纷。此外,在线技术平台加持下的临时仲裁与多国籍的仲裁人才储备二者结合,可进一步降低跨国仲裁的成本。“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国家之间的法律传统也存在不同,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当事方势必要对解纷规则进行商议。临时仲裁允许当事方自由选择仲裁程序和仲裁人员的灵活特性,契合了沿线国家各当事方有效达成合意通过快速仲裁解决纠纷的需要。 “一带一路”也为我国推进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提供了战略机遇。引入临时仲裁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仲裁体系,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实现仲裁的现代化,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在仲裁法律体系的完善方面还存在不足,通常缺乏成熟的常设仲裁机构。通过提供临时仲裁服务,不仅能提高我国在仲裁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有力把握住沿线国家的仲裁市场,也能对沿线国家仲裁体系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填补其制度空白。 Part.4 四、“一带一路” 争议解决中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的路径 (一)完善立法以明确临时仲裁的适用主体范围 201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9条规定了“三特定”的判断原则,虽未明确使用“临时仲裁”这一概念,但只要纠纷当事方约定的协议符合以上原则,其签订的仲裁协议即有效。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政策性文件的形式放宽对仲裁的限制,探索临时仲裁制度在我国自贸区的发展。同时,已有相关自贸区开始建立临时仲裁规则,以推动临时仲裁制度在自贸区内的“落地”。此外,在仲裁立法上,最新的也规定了自贸区(港)的临时仲裁制度。这表明,我国从理论上承认在自贸区内开展临时仲裁的合法性。但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最高院发布的有关临时仲裁制度的政策性文件,还是现存的有关自贸区的临时仲裁规则,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对适用临时仲裁的主体范围进行了限制。从最高院发布的《意见》以及新来看,只有在自贸区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之间的涉外纠纷才能提交临时仲裁解决,也就是说,临时仲裁的各方当事人须为自贸区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但实际上,其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即使企业在自贸区内设立登记,不代表其业务、活动轨迹仅在该自贸区内进行,其活动范围、分支机构、交易方等也不可能完全限制在自贸区范围内。[23]因此,此种主体范围设计可能会抑制临时仲裁的活力,从而无法发挥临时仲裁的实际作用。在这一方面,《横琴规则》中扩大临时仲裁主体范围的做法值得称赞。[24]其不仅规定在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之间可以进行临时仲裁,而且自贸区内注册的企业与自贸区外的企业的纠纷也可以进行临时仲裁,更甚的是,若当事方均为自贸区外注册的企业,只要各方约定临时仲裁并具有适用的合意,即可将纠纷提交临时仲裁解决。这样临时仲裁制度的主体范围以及适用范围就大大拓展了。但该临时仲裁规则仅为地方性的法律规范,难以使临时仲裁制度顺利在全国范围内乃至“一带一路”争议解决过程中展开,因此,可以通过参考借鉴该自贸区的临时仲裁规则,并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全国性的高位阶法律创造条件。[25] (二)改革现有仲裁立法关于仲裁员任职的规定 仲裁员的选任对于仲裁裁决的质量与公正性具有重要影响,我国仲裁立法对于仲裁员的选任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其一,仲裁员必须要满足现有仲裁法“三八两高”[26]的规定[27]。仲裁机构会根据这些硬性条件选择相应的仲裁员并制作仲裁员名单。当事人只能从确定的仲裁员名单中选择仲裁员。其二,为了公正高效解决纠纷,还规定了仲裁员的回避制度。[28]可以看出,注重对仲裁员法律功底的要求,即要求仲裁员必须对相关仲裁规则、法律程序、法律适用等较为熟悉,且还要求法律工作人员具有一定年限的法律工作经验。但仲裁作为解纷方式之一,其目的在于为当事人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实现案件的公平公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各种新型、疑难复杂的案件层出不穷,为确保仲裁案件得到公正高效的解决,不仅仅需要仲裁员具有专业精进的法律知识,同时还要求仲裁员对跨境数据、税收、金融等专业知识有足够了解,不然仲裁员在推进仲裁程序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重重阻碍,从而无法顺利对案件做出裁决。此外,关于仲裁员名单的问题,有些当事人为了一己私利,通过贿赂等方式收买仲裁员,从而使纠纷得不到公正处理。因此,所规定的仲裁员的任职条件已不合时宜。仲裁员的选任对于临时仲裁也同样重要,若同一样规定严格的选任条件,可能会导致临时仲裁无法发挥其独特优势,进而阻碍临时仲裁制度的发展。故临时仲裁应对现有的仲裁员选任制度进行创新。例如,可以借鉴新加坡以及我国横琴自贸区的做法。新加坡也制定了相应的仲裁员名单,但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是否接受该名单,若当事人接受的,则从名单里选择仲裁员,反之,则可从名单外选任仲裁员,给予了当事人极大的自主权与充分的意思自治;横琴自贸区的仲裁规则则没有规定必须从名单内选任仲裁员,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信任的仲裁员。因此,可以通过设置较为宽松的仲裁员任职条件,将“强制性仲裁员名册”改革为“推荐性名册”,允许当事人在名册外选择仲裁员等方式实现临时仲裁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临时仲裁在“一带一路”争议解决中的引入进程,提升我国仲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三)强调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一体性,实现诉讼与临时仲裁的衔接 通过临时仲裁得出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承认和执行是“一带一路”纠纷当事人的权利能否能到实现的关键。也即关涉到法院与临时仲裁的衔接问题。对于机构仲裁来说,由于现已发展的十分成熟,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已实现了与法院的对接。反观临时仲裁,由于其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仲裁规则、仲裁员,当事人可能选择境外的仲裁规则或名册外的仲裁员来解决纠纷,这就可能导致裁决的结果难以让法院接受。若无法实现法院与临时仲裁的衔接,那么通过临时仲裁作出的裁决将会是一纸空文,因为裁决无法得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当事人的权益也将得不到保障,使得临时仲裁制度将会是“空中楼阁”,无法发挥其解纷的功能和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临时仲裁与法院系统如何衔接这一问题上,因为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同属于仲裁系统,故可以淡化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的差别,实现一体化。在制定有关临时仲裁如何与法院衔接的条款时,可以参考机构仲裁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同时法院也应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等涉及诉讼与仲裁衔接的问题上实现临时仲裁、机构仲裁的无差别对待。 Part.5 结 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的深入发展,仲裁已然成为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时仲裁在国际上经过多年发展和实践,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积累,比起机构仲裁,临时仲裁在仲裁程序、仲裁员选任方面能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高效、灵活地解决日益复杂的国际商事纠纷,这对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实践的发展大有裨益。自贸区的临时仲裁经验可以运用于其后的推广之中,助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构建与完善。虽然临时仲裁所具有的优越性是其它解纷方式无可比拟的,但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其制度优势促进纠纷的高效解决,同时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其产生不利影响,是临时仲裁制度初步建立之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注释: [1]参见张晓君:《“一带一路”战略下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的挑战与对策》,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期,第29-30页。 [2]参见张贤达:《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为“一带一路”护航》,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31期,第147页。 [3]参见杨良益:《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4]SeeGaryB.Born,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SecondEdi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2014,p.170. [5]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载《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第64页。 [6]参见范愉:《自贸区建设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83页。 [7]参见肖雯:《<仲裁法>修订视阈下临时仲裁制度构建》,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第155页。 [8]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6〕34号)第9条第3款:“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 [9]范悦:《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建构的困境及其突破》,载《国际商务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2页。 [10]参见倪楠:《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研究》,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08页。 [11]参见石春雷:《国际商事仲裁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发展》,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8期,第26页。 [12]参见沈芳君:《“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证研究》,载《法律适用》2022年第8期,第56页。 [13]参见何晶晶:《<仲裁法>修改背景下我国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第115页。 [14]参见[美]加里·伯恩著:《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第1版),白麟、陈福勇等译,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15]参见贺荣:《论中国司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载《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页。 [16]祁壮:《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以<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第45页。 [17]参见倪楠:《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研究》,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08-109页。 [18]毋爱斌:《<仲裁法>引入临时仲裁制度体系论》,载《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4期,第110页。 [19]《横琴规则》第47条:“(一)裁决书或调解书作出后,一方当事人可以自裁决书或调解书送达最后一名当事人之日起两年内请求珠海仲裁委员会确认裁决书或调解书,并由该当事人预交相应费用……(四)珠海仲裁委员会确认后,该临时仲裁视为机构仲裁。” [20]参见陈磊:《适用<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进行临时仲裁的现实困境及本土化推进》,载《法治论坛》2020年第4期,第305页。 [21]参见周庆:《仲裁法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22]参见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载《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第64页。 [23]参见叶雄彪:《从理念到实践: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34页。 [24]参见横琴国际仲裁中心:,载横琴国际仲裁中心官网,https://www.zcia.cn/info/693.html,2025年8月10日访问。 [25]参见初北平、史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构建路径》,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08页。 [26](2025年修正)第二十二条:“仲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 (二)律师执业满八年的;(三)曾任法官、检察官满八年的;(四)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五)具有法律知识,从事法律、经济贸易、海事海商、科学技术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27]参见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载《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第67页。 [28](2025年修正)第四十六条:“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 杨良益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美]加里·伯恩著:《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第1版),白麟、陈福勇等译,商务出版社2015年版。 [3] 周庆:《仲裁法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GaryB.Born,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SecondEdition,KluwerLawInternational,2014. (二)论文类: [1]张晓君:《“一带一路”战略下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的挑战与对策》,《法学杂志》2016年第1期。 [2]张贤达:《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为“一带一路”护航》,《人民论坛》2016年第31期。 [3]冯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临时仲裁制度在福建自贸区的试构建》,《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 [4]范愉:《自贸区建设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 [5]肖雯:《<仲裁法>修订视阈下临时仲裁制度构建》,《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6]范悦:《我国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建构的困境及其突破》,《国际商务研究》2023年第3期。 [7]倪楠:《构建“一带一路”贸易纠纷在线仲裁解决机制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8]石春雷:《国际商事仲裁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发展》,《法学杂志》2018年第8期。 [9]沈芳君:《“一带一路”背景下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证研究》,《法律适用》2022年第8期。 [10]何晶晶:《<仲裁法>修改背景下我国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几点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11]贺荣:《论中国司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1期。 [12]祁壮:《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以<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理论视野》2018年第7期。 [13]毋爱斌:《<仲裁法>引入临时仲裁制度体系论》,《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4期。 [14]陈磊:《适用<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进行临时仲裁的现实困境及本土化推进》,《法治论坛》2020年第4期。 [15]叶雄彪:《从理念到实践: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16]初北平、史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构建路径》,《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三)网络文献类: [1]横琴国际仲裁中心:,载横琴国际仲裁中心官网,https://www.zcia.cn/info/693.html,2025年9月15日访问。
为了给遭遇行政垄断的经营者提供依法维权指引,笔者写就本文。 本文所称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本文所称纪法救济,是指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违反党纪问题、职务违法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规章审查建议、向司法部提出地方性法规规章审查建议,向地方司法行政部门提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建议,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标准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纠正违法的地方标准,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执法监督,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公平竞争问题、行政垄断问题,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行政复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多种救济方式。 所有的行政垄断均可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局)举报,寻求救济。同时,行政垄断的发生往往系因在前的公平竞争审查环节失守,违反,经营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公平竞争问题。因此,举报行政垄断问题或者举报公平竞争问题的救济途径下文不再列出。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行政垄断情形,其形成原因、表现形式、作用方式可能多种多样。有些情形下,向总局、省局进行反垄断举报收效甚微,经营者需要寻求其他救济方式。如前文所言,纪法救济包括很多方式。向不同监督机关寻求救济时,限于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认知角度等因素,“发力点”会有不同,需找准切入路径并论证充分,才能取得效果。 行政垄断分为七种类型: 一、行政机关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一)以明确要求、暗示、拒绝或者拖延行政审批、备案、重复检查、不予接入平台或者网络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1. 对拒绝(不予)行政审批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2. 对拖延(超过审批期限)行政审批的行为,由于错误之处较为明显,向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反映为宜。 3. 对不予备案的行为,如果该备案手续为建设、运营的前置环节,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4. 对重复检查的行为,因属显而易见的涉企执法问题,可以向司法局申请行政执法监督。另外,增加企业负担,涉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适用于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 5. 对不予接入平台或者网络的行为,如果前置手续均已完备,则可以向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反映。 (二)通过限制投标人所在地、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是以行政规范性文件方式干涉民事主体招投标活动的,则可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另外,相关党员领导干部涉嫌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可向纪检机关反映。 (三)通过设置不合理的项目库、名录库、备选库、资格库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上述行政垄断如果表现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如果项目库、名录库、备选库、资格库的设立依据来自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则可向有管辖权的人大常委会或者司法部提出审查建议。 二、通过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备忘录等方式,妨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或者对其他经营者实行不平等待遇 行政机关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受损害的其他经营者虽然不是合作协议的签署方,却属于利害关系人,可以对合作协议(一般属于行政协议)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机关与经营者签订备忘录,由于行政复议机关一般会以“内部行为不产生外部效力”为由不予受理对备忘录申请的行政复议,受损害的经营者宜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三、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 (一)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实行歧视性补贴政策 如果收费文件、定价文件、补贴文件是针对特定经营者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这些文件是针对不特定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二)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阻碍、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技术要求、检验标准如果是针对特定经营者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是针对不特定群体的规范性文件,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如果形成了地方标准,则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标准制定部门的上级机关举报、投诉,要求改正。 对于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行为,属于显而易见的涉企执法问题,可以向司法局申请行政执法监督。另外,增加企业负担,涉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适用于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 (三)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或者对外地商品实施行政许可时,设定不同的许可条件、程序、期限等,阻碍、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可以直接对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当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依据的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则应一并申请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否则复议诉讼难有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因复议机构、人民法院不是专门的立法审查机关,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总体上成功率很低。在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向总局或者省局举报规范性文件涉嫌行政垄断的问题,双管齐下为宜。 如果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依据的是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则需要向有管辖权的人大常委会或者司法部提出审查建议。 (四)设置关卡、通过软件或者互联网设置屏蔽等手段,阻碍、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 属于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行为,涉嫌职务违法,可以直接向监察机关反映,或者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五)直接或者变相要求优先采购在本地登记注册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如果这种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这些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四、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加招标投标以及其他经营活动 (一)不依法发布招标投标等信息 涉嫌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的,可以向财政部门举报,要求依法查处。 (二)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与本地特定的招标投标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表现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如果涉及干涉民事主体招投标活动的,相关党员领导干部涉嫌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可向纪检机关反映。 (三)将经营者在本地区的业绩、成立年限、所获奖项荣誉、缴纳税收社保等用于评价经营者信用等级,或者根据商品产地等因素设置差异化信用评分标准,影响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四)设定歧视性的资质要求或者评审标准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五)设定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同履行无关的资格、技术和商务等条件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五、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一)拒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如果相关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关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二)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的规模、方式、产值、税收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址、商业模式等进行限制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如果相关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关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三)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的分支机构在投资、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税费缴纳等方面规定与本地经营者不同的要求,在安全生产、节能环保、质量标准、行政审批、备案等方面实行歧视性待遇 如果相关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关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如果是地方标准,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标准制定部门的上级机关举报、投诉,要求改正。 如果是执法检查时口头提出的没有依据的“整改”要求,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执法监督,或者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 六、以行政命令、行政指导、组织签订协议等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对于行政命令,一般具有可诉性,受到不利影响的经营者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指导,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该指导实质上产生了强制效力),笔者建议不必去复议机构、人民法院尝试,避免陷入长期程序空转。向总局或者省局举报,寻求反垄断执法救济为宜。 组织签订协议,对于“组织”行为一般很难有直接证据,但如果相关协议确实具有垄断性质,则可以以此为基础倒查。所以向总局或者省局这样的专业机关举报,寻求反垄断执法救济为宜。 上述行政垄断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可向纪检机关反映。 七、以办法、决定、公告、通知、意见、会议纪要、函件等形式,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办法、决定、公告、通知、意见如果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会议纪要,系较为普遍的政府决策形式,虽然属于内部决策行为,但其效力往往可以外部化(对外产生实际影响)。法院主流裁判观点认为具有外部效力的会议纪要是可诉的。 函件,多数系在政府内部流转,属于内部行为,但由于其代表函件制发机关的“专业意见”,往往被收函单位直接采纳和执行,此时其效力已经外部化。但是因为法院支持内部函件可诉的案例太少,且基层普遍认为内部函件数量太多,如果可诉,则“一发不可收拾”(将扩展到所有领域,不再仅是反垄断领域),所以函件的可诉性是比较差的。向总局或者省局举报,寻求反垄断执法救济为宜。 综合全文所述,对于行政垄断的不同情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精准确定解决方案,有助于高效维权。
引言 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反垄断监管早已超越单一法域的边界,演变为一场跨越国界的合规博弈。在本系列的上一篇中,我们已系统梳理了欧盟反垄断的框架制度,在本篇中我们将视域进行联结,从全球视角出发,立足于并购领域,剖析中、美、欧三大法域监管权力的交叉与联动。 随着2026年监管环境的日趋复杂,跨境并购的确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反垄断法通过“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将其效力延伸至本国领土之外,使企业陷入多头应诉的“连带效应”之中。本文旨在梳理三大法域申报制度的差异,并分析监管趋势向实质性干预进化的深层逻辑,为跨境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构建确定性的合规防御体系提供实务借鉴。 全球反垄断监管联动 在当前全球反垄断趋严的背景下,跨国并购面临“木桶效应”,即交易的最终成败受制于全球监管最严厉的法域。企业需精准识别业务版图内各法域的申报门槛,重点防范多法域救济要求的实质冲突。近期印尼反垄断监管机构对中国企业的巨额处罚,以及此前中国维生素C企业在美国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均向企业不断敲响警钟:忽视属地化事前申报与合规审查,将使企业在跨境扩张中面临高昂的行政处罚与法律代价。 域外适用制度与长臂管辖 上述跨国企业深陷处罚泥潭,其法律根源在于反垄断执法中普遍适用的“效果原则”。该原则赋予了各国政府突破地理边界的管辖权,即无论限制竞争行为发生地何在,只要对本国市场产生实质性损害,即可依法行使管辖,这便构成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底座”。该制度肇始于 1945 年的美国,现已成为全球主流,超50 个司法辖区已认可并确立该规则。 在法律实务中,须厘清该制度与同源于美国的“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的区别:长臂管辖属于程序法范畴,基于“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确立法院对非本国被告的属人管辖权,核心在于解决“管辖权是否存在”的程序问题;而域外适用则属于实体法范畴,探讨法律本身的效力边界,核心在于解决“国内法能否约束境外行为”的实质适用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二者在执法实践中表现出高度的协同性:各国监管机构往往以域外适用制度为实体法授权,同时利用长臂管辖扩张程序性触角。这种实体与程序的相互配合,不仅强化了全球反垄断监管的穿透力,也使得跨国并购面临更为严苛的法律合规环境。 域外适用与动态干预典型案例:博通收购威睿案 2022年5月26日,博通以610亿美元收购威睿。按照各国要求,从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博通向包括美国、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申报文件,寻求批准。 2023年11月21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反垄断审查公告,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博通公司(Broadcom Inc.)(以下简称“博通”)收购威睿公司(VMware, Inc.)(以下简称“威睿”)股权案。 2026年2月7日,据报道:欧盟监管机构将重启对博通收购威睿后调整软件授权等政策。欧盟监管机构近期已要求欧洲云服务企业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博通在2023年以610亿美元完成对威睿的收购后,修改软件授权条款的行为对其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监管机构的这一举措,通常意味着欧盟或即将针对此事启动正式反垄断调查。按照相关规则,若被认定存在反垄断违规行为,博通将面临最高达其全球年收入10% 的罚款。 博通与威睿均为美国公司,交易发生在境外,但博通主动向中国、欧盟等业务涉及法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了事前申报,在这一阶段中,属于中国与欧盟的反垄断法制度的域外适用,在2023年已在欧盟与中国获得了附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而在今年年初,欧盟又重启了对博通公司的调查,对于已经完成合并的经营者后续的软件授权政策这一商业行为行使管辖权,实则是欧盟监管机构利用其庞大的市场腹地作为筹码,将管辖权的手臂伸向了美国公司的内部决策,具有强干预属性,该案呈现的是全球反垄断监管体系中日益显著的连带效应,当多国监管机构对同一交易主体均拥有管辖权之时,企业面临的不再是孤立的行政审批,而是全域性的合规挑战。 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的国内外差异 法域 申报标准 中国 营业额为核心+各类因素(集中目的、控制力、集中度、经济发展影响等) 1.一般规则: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2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8亿元人民币;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4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8亿元人民币。 营业额的计算,应当考虑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领域的实际情况,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特殊规则:经营者集中未达到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但有证据证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 美国 以交易规模(根据国家GDP每年调整交易额标准)为核心且不符合豁免条件 以下企业合并需要进行事前申报: (1)收购方或被收购方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或影响美国商业 (2)收购方持有被收购方资产/表决权股份等权益总价值超1.339亿美元 (3)交易规模1.339亿-5.355亿美元:至少一方全球总资产/净营业额≥26.78亿美元,另一方≥2680万美元 (4)交易规模超5.355亿美元:自动满足条件 欧盟 以营业额为核心: 下列情形需要向欧盟委员会申报: 1.所有相关经营者的全球总营业额超过50亿欧元;且至少两个相关经营者中的每一个均实现了欧盟范围内超过2.5亿欧元的营业额;或 2.所有相关经营者的全球总营业额超过25亿欧元;且至少两个相关经营者中的每一个均实现了欧盟范围内超过1亿欧元的营业额;以及在至少三个欧盟成员国中,相关经营者的营业额均超过1亿欧元,且在这三个欧盟成员国中,至少两个相关经营者中的每一个均实现了超过2,500万欧元的营业额。 若满足上述任何一项的条件,但每个相关经营者在同一个欧盟成员国中实现其欧盟范围内三分之二或更多的营业额,则不属于“具有欧盟影响”,不需要提交申报。 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全球监管联动背景下的连带合规风险,将反垄断合规评估置于交易决策的前置环节。尽管中国、美国及欧盟均已建立以营业额、交易规模或市场份额为核心的客观申报门槛,但交易各方仍需警惕各国规则在细节上的实质性差异。例如,美国《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垄断改进法案》项下的交易规模阈值具有动态调整机制,且存在复杂的豁免适用规则;而中国与欧盟则在营业额计算口径及特殊行业(如金融、电信)的适用上各有侧重。此外,除显性指标外,各国监管机构对“控制权”的穿透式认定亦存在差异,企业需精准识别潜在的申报义务,避免因误判导致遭受处罚风险。 全球监管加剧从“形式申报”到“实质干预” 无论域内域外,尽管各国的反垄断法框架均设置了客观化的门槛,但类似营业额的显性指标并不足以成为判定交易的安全边界,随着监管范式的切换,执法机构的触角正延伸至‘门槛’之外。近几年,各国监管机关均启动了“未达申报标准情况下”的执法追溯,即各国监管机构在未触发法定申报标准的情况下,逐渐实现从形式审查向实质干预的跨越。 典型案例 1. 域内未达标准事前申报案:先声药业收购托毕西案 在先声药业收购托毕西股权案中,尽管交易规模未触及法定申报门槛,但市监总局基于该交易在巴曲酶原料药及制剂市场可能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依法主动立案审查。最终,监管机构采取了“实质干预”态势,通过附加限制性条件准予集中,强制要求企业解除独家供应协议并剥离在研业务。 2. 域内未达标准事后追溯案:武汉用通医药并购山东华泰案 武汉用通通过收购华泰制药控制权,实现了盐酸罂粟碱原料药与制剂的上下游垂直整合。尽管交易额未达申报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在2025年认定该集中行为对境内相关制剂市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并依法进行了事后追溯审查。 3. 域外案例:FACEBOOK母公司Meta收购Giphy案 Meta于2020年以3.15亿美元完成收购,但英国监管机构事后认定其存在不公平竞争风险,强制Meta折价83%的惨重代价出售,显示了监管机构推翻既定交易的强势姿态。 法律分析与建议 结合境内先声药业并购托毕西案、武汉用通并购华泰制药案与境外Meta强制剥离Giphy案的裁决逻辑,当前反垄断执法已显现出显著的“去门槛化”与“追溯审查”趋势。这几大案例分别代表了传统资源型行业和新兴数字平台行业在当前反垄断监管态势下的遭遇,即执法机构不再被动等待企业的“达标申报”,其关注重点早已从单纯的营业额指标,转向对纵向封锁及潜在竞争损害的实质性评估。 Meta收购Giphy案的裁决逻辑,核心在于执法机构从“财务存量评估”转向“竞争潜能预测”,Giphy虽呈现低营收特征,但其作为全球社交平台“通用接口”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了互联网生态中的关键节点。Meta的收购行为被判定为对未来竞争格局的前瞻性损毁,监管机构仍会据此行使否决权。这一域外案例的裁判逻辑和域内武汉用通案的审查链路类似,这种审查态势向企业传递了一种明确信号,无论是传统产业链尤其是涉及民生的行业,还是随着科技发展的数字生态行业,只要涉及对核心竞争资源的独占,均可能面临强制剥离。 企业在进行并购交易前,即便在现行审查框架下交易未触发法定申报阈值,监管机构仍可基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之必要,对已交割的存量交易行使事前要求与事后追溯。这种强势的行政干预,往往导致企业陷入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折价转让资产的极端被动境地,基于此,我们建议企业在开展并购决策时,应由传统的法定申报标准升级为涉及以实质竞争效果评估为核心的尽职调查,重点排摸上下游产业链的排除、限制竞争风险,以应对监管确定性缺失下的全球长臂管辖挑战。 结语 从武汉用通案的境内追溯到Meta案的境外剥离,监管机构的关注点已从财务存量评估转向竞争潜能预测,执法尺度早已跨越了显性的营业额指标。对于志在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而言,申报获批不再是合规的终点,而是持续接受监管审视的起点。在“全球连带效应”深化的当下,任何单一法域的监管波动都可能引发全球业务链条的共振。因此,企业应摒弃传统的“指标对标”思维,建立以实质竞争效果评估为核心的深度尽职调查机制。在交易筹划阶段,即应前置反垄断风险排摸,统筹考虑多法域下的申报策略。面对监管确定性的缺失与长臂管辖的挑战,唯有将合规风控嵌入商业决策的核心,方能对冲行政干预带来的极端被动,在高度复杂化的全球法治环境中确保交易的安全边际。
2026年4月23日,经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将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规定,集中于第二章工程发包与承包中的第五条至第九条以及第八章法律责任的第五十一条。 上述招标投标相关规定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名正言顺、涛声依旧。说名正言顺,主要在于其是全国首部将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全面合法化的法规,展现出厦门经济特区在先行先试的改革过程中对法治化的更加重视;说涛声依旧,主要在于其更多的是对招标实践中的成熟经验与广泛做法进行的总结,并将其上升为具有法治意义的立法规范。 一、名正言顺:全国首部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全面合法化的法规 (以下简称)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依据上述规定,招标人既可以依法自行确定中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依法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基础,系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该方式即系”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 但是,(以下简称)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载明的解读意见,该规定是为规范定标行为,体现分类管理的原则等。 亦即,针对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只能选择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在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无其他法定的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情况下,其当然成为中标人,该等方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性地赋予评标委员会既“评”又“定”的权利。上述的规定,相当于对上述有关定标规定的适用范围作出限缩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载明的解读意见,即认为该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招标人的自由裁量权”,也可以“提高中标结果的公信力”。 需要说明的是,也有人认为上述的规定仅是对有关定标规定的提示性规定,而非新增的限缩性的规定,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释义》亦对此认为“需要注意的是,对非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的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选择中标人也不能是任意的,需要综合考虑规定的两项中标条件。”但是,无论对该等争议如何理解,在既有或者传统的非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中,招标人的定标结果往往等同于评标结果,且招标人往往缺乏定标的参与感而总想置身事外,在招标实践中应该都已经是普遍现象。 然而,一方面,招标方式作为采购的方式之一,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符合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在招标人不能定标的情况下,中标人的确定将难以充分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赋予招标人定标权,亦系进一步落实建设项目法人负责制、实现市场主体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体现。(国办发〔1999〕16号)中即已经提出“基础设施项目,除军事工程等特殊情况外,都要按政企分开的原则组成项目法人,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由项目法定代表人对工程质量负总责。”在招标人不享有定标权,因而比较可能无法开展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招标投标活动的情况下,又要求其履行招标人的主体责任,并要求其法定代表人对工程质量总负责,客观上有失偏颇。因此,为了解决前述问题,全国以及各地区开始逐步探索实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 (一)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在政策层面的实践情况 在地方层面,2011年9月8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关于深化建设工程招投标改革试行评标定标分离的通知》(深建市场〔2011〕206号),率先提出“试行评标与定标分离”。此后,广东、浙江、江苏、四川、黑龙江、宁夏、湖南等地相继出台推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政策。2020年12月26日,随着《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招投标评定分离办法(试行)的通知》(厦建筑〔2020〕133号)的印发,厦门市开始试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2023年11月30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福建省水利厅在联合印发的(闽发改规〔2023〕7号)中提出:“规范‘评定分离’模式,采用‘评定分离’模式的项目,应当公开项目定标要素评审标准及分值、进入确定中标人程序的定标候选人名单等信息,不得在评标定标环节排斥民营企业投标人”,即首次在福建省省级层面认可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并提出相应的规范性意见。 在国家层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其发布的《建筑市场监管司2015年工作要点》(建市综函〔2015〕12号)之“(八)优化建筑市场环境”中首次提出:“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招投标监管,重点研究‘评定分离’、‘标后评估’等招投标改革举措,推进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招投标制度改革。”2019 年12 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其印发的(建市规〔2019〕11号)中进一步提出:“探索推进评定分离方法,招标人应科学制定评标定标方法,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由招标人择优确定中标人”,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探索推行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 但是,上述探索推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的依据,均在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文件。然而,该等文件与上述的规定,明显存在冲突,推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存在的合法性即其法理缺陷因而备受争议,并广为人知。 同时,依据的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不按照规定确定中标人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10‰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依据前述规定,在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采用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因明显属于不按照规定即不依据上述的规定确定中标人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责令改正、罚款、处分),但因其推行的主要依据系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政策文件,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不可能对于遵守自己制定的文件之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如此又明显存在有法不依的行政执法窘境。对于违反前述的明确规定而应当给予的行政处罚,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却不予以实施,实际上亦明显有损法制的统一与法律的权威。 (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在立法层面的实践情况 为解决评定分离招标方式与上位法冲突或者有法不依等在客观上存在的行政执法窘境,部分省、市通过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或者经济特区法规的立法方式,试图在立法层面予以解决,但亦仍然均存在合法性不足或者规定不全面等问题。 1.江西省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早在2014年7月25日,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即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使用民营资金为主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可以采用评定分离的方式进行评标、定标,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报告后,招标人组建定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2018年5月31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的《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四十条仍然作出与上述规定相同的规定。 但是,江西省的上述地方性法规,相当于仅系对以及有关定标方式之规定的重申,其规定的使用民营资金为主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即已不属于规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而言,并未在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作出突破性的规定。 2.黑龙江省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2022年11月3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的规定:“推行评定分离方式。实行评定分离的,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评标方法和定标方法。评标方法应当明确评标委员会的评审内容、程序和推荐方式等;定标方法应当按照科学、规范、民主决策原则,明确定标人员组成、择优要素、定标方式和定标程序等。评标委员会按照评标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并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按照定标方法择优确定中标人。” 黑龙江省制定的上述地方性法规,虽然对推行评定分离招标方式作出全面性的规定,即针对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亦明确规定允许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但依据(以下简称)第八十二条有关“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以及第九十九条第二款有关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黑龙江省制定的上述地方性法规之规定,明显与上述的规定存在相抵触的情形,依据的前述规定,应当属于无效的规定,或者在合法性上存在重大疑问。 3.江苏省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2018年2月11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其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符合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和规模标准的,其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其第三十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招标人可以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一)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招标;(二)工程总承包招标;(三)省有关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规定可以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的其他项目。” 显然,江苏省的上述规定,虽然系以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对有关评定分离招标方式作出规定,但依据有关“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该等以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作出的规定,明显在效力等级上低于上述作为行政法规的的规定,其在合法性上同样存在重大疑问。 4.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有关评定分离招标立法的实践情况 2011年12月27日,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修订的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适用本条例。企业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依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纳入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范围的工程项目,其招标投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适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应当遵循下列规定:……;(七)采购人根据评标定标分离的原则在评审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中标供应商范围内确定中标供应商或者对评审委员会根据授权确定的中标供应商予以确认;……。”2019年4月24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正时,保留前述规定。 2022年9月29日,珠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其第七条规定:“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行‘评定分离’制度,将建设工程项目的评标过程分为评审和定标两个阶段,采用简化程序招标的除外。” 依据有关“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以及其第一百零一条有关“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的规定,作为与厦门经济特区同样享有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深圳、珠海,其分别针对政府采购领域公开招标中根据评标定标分离的原则进行定标、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必须实行评定分离制度作出规定,属于其根据授权对行政法规即上述作出的变通规定,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再适用后者规定。但是,显而易见,该等变通规定,在深圳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政府采购领域中的公开招标程序,在珠海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其仍然未对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中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作出变通规定,在适用范围上明显不够全面。 与上述各种规定不同的是,规定:“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可以实行评定分离。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由此可见,的前述规定,在立法权力的来源上因具有的法定授权而充分,在适用范围的规定上亦更为全面,因而可以称为全国首部将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全面合法化的法规。 可能不足的是,使用的“建设工程”之概念尚不够全面。依据有关“所称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等的规定,使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概念,从而将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的招标范围一并规定在内,更符合该条例立法本意。同时,如上所述,在不属于国有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中,是否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上本来就不存在禁止性的强制性规定,将的第八条规定一并修改为“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可以实行评定分离。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可能更为适宜。 二、涛声依旧:对招标实践的成熟经验与广泛做法进行立法规范 (一)重申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强制性规定 规定:“依法必须实行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禁止直接发包。招标发包的,应当依法采取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方式。” 上述规定中,实际上只是对有关依法必须进行招标以及第十条第一款有关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等规定的重申,除了在表述上存在部分差异外,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二)将招标实践中允许对一次装修进行分部招标的做法合法化 规定:“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可以发包给一个总承包单位,也可以分别发包。施工发包中,发包单位不得将一个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分别发包,但是基础工程、装饰装修工程、专业设备工程除外。” 上述规定中,第一句的规定同样只是对等上位法相关规定的重申,但其第二句的规定,则是对招标实践中实际上允许对一次装修进行分部招标的做法在立法上予以了肯定。规定:“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建市规〔2019〕1号)第六条第五项对该等肢解发包的违法发包行为,进一步细化规定为“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情形。但是,同样作为经济特区法规的即已经规定:“建设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可以采用项目工程招标、单位工程招标、特殊专业工程招标等办法。但对单位工程,除基础、二次装修、专业设备的分部工程因特殊原因可以实行分部招标外,其他不得进行肢解招标。”可见,在厦门经济特区,早就已经允许对二次装修因特殊原因实行分部招标。然而,在招标实践中,行政监督部门实际上一般允许对属于建筑工程分部的建筑装饰装修即一次装修进行招标,且无提供存在“因特殊原因”的相关证明材料的要求,上述规定中的第二句规定即肯定了该等做法。 (三)从加强和便于行政监督的角度将相关行政监督做法合法化 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应当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交易,招标人应当最迟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规定的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第五十一条规定:“招标人违反本条例第七条,未按照规定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交易或者未及时将规定的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招标实践中,行政监督部门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实施监督的两大重要途径,在于俗称的“进场交易”以及行政监督平台。 在“进场交易”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39号)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应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闽建〔2025〕17号)第十五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实施,并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厦门市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清单(2025年版)>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列入《目录清单》内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应当纳入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并做好拓展其他类项目‘应进必进’工作,做到‘平台之外无交易’”。但是,前述规定针对的均仅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而非“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且均未规定或者无权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交通运输部令第11号)第六条第一款虽然明确针对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规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入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场所或者授权的其他招标投标交易场所开展招标投标活动”,但其亦未对此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规定的招标文件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方面,尽管(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不得设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招标文件审查等前置审批或审核环节。对实行电子招标投标的项目,取消招标文件备案或者实行网上办理”,但(闽建〔2025〕5号)第十二条规定:“招标人应当最迟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将招标文件等材料上传省行政监督平台,接受项目招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上传材料包括:……。”由此可见,将规定的招标文件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实际是变相要求进行招标文件备案,在合法性上存疑。 作为具有对上位法作出变通规定之法定权力的经济特区法规,作出的上述规定,在立法上肯定“进场交易”与将规定的招标文件材料上传至行政监督平台对加强和便于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其对该两种监督途径的规定,解决了其合法性的问题,且其专门对此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进一步保障行政监督的强制效力。 (四)进一步明确项目负责人属于中标合同的主要条款 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按照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项目负责人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 相较于有关“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的规定,的上述规定,主要不同点在于进一步明确项目负责人属于中标合同的主要条款,且依据的前述规定,其因而亦属于不得背离的合同实质性内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招标文件中尤其是在招标文件的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如果其已经就变更项目负责人作出明确规定的,在中标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变更项目负责人的,因仍然属于对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内容的遵守,不能将其认定为实质性的变更行为。 三、总体评价:虽稍显不够完美,但值得大力肯定 (国办发〔2024〕21号)第四条第七款提出:“厘清专家评标和招标人定标的职责定位,进一步完善定标规则,保障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特点和需求依法自主选择定标方式并在招标文件中公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制定的《招标人主体责任履行指引》(发改法规〔2025〕1358号)第二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对定标负主体责任。招标人应当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招标文件明确的定标要素及优先顺序,自主研究确定中标人。招标人要对定标活动实行全过程记录和可追溯管理。” 总体上,在已经将“实现建设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列入建筑活动范围的情况下,其却仍然在招标投标相关规定中使用建设工程的概念,在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上仍然有待完善而稍显不足,但其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较为简洁明了,较好地避免了大量重复上位法规定的情形,其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立法的法定优势,实现评定分离招标方式在厦门的全面合法化,符合上述国务院办公厅意见以及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制定的指引意见,有利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且其对招标实践中具有合理性但欠缺合法性的成熟经验与广泛做法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厦门经济特区立法的主动作为与积极担当,为全国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立法提供厦门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