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程序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行使的实务分析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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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
2025年9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以下简称“《修订草案》”),2026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继续将修订列为重点推进项目,反映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已成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立法方向。《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是本轮修法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之一。 现行关于跨境破产仅有第五条原则性规定,难以回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跨境融资以及境内外程
引言 在破产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出台的背景下,债务人的高管人员因未履行配合清算义务而被追责,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屡有发生。本文所介绍的由德恒深圳办公室律师代理的清算责任纠纷案件中,A公司的两名“在册”董事张某、张某某,此前被法院缺席判决承担1.41亿元的巨额债务,经省高院再审审查后裁定再审,经再审后张某、张某某最终被免除1.41亿元的破产债
前言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以下简称)进行了审议。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本次是对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逾十九载的(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的一次重大修订,现行共十二章一百三十六条,本次共十六章二百一十六条,增加四章八十条,其中在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共有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杨旭律师、杨全友律师撰写的《甲公司管理人诉乙公司、丙公司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一审二审再审代理词》入选“十佳代理词”
导语 信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的是,经常听到“信托产品”“家族信托”这些词;陌生的是,它到底是什么、怎么运作,很多人说不清楚。当一家信托公司破产时,一系列问题就浮现出来:投资者的钱还能拿回来吗?员工的工资和巨额奖金怎么算? 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新某信托公司破产清算案,恰好涉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信托机构欠付职工工资中,哪些能优先受偿,哪些只能算普通债权,哪些压根
摘要 第三人免责在破产程序,尤其是重整程序中具有显著的制度价值。它能够降低并行诉讼成本、稳定重整预期,也可能在个人/集团企业互相担保和大规模侵权赔偿中发挥集中债务清理功能。但若将其直接理解为重整计划可以通过多数决免除非债务人责任,则会突破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中心结构。本文将“第三人”限缩为债务人的自然人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结合美国普渡制药案、我国(以下简称破产法修订草案)关于连带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先看一个真实案例。 2025年,上海青浦区法院审理了一起破产衍生诉讼。债权人要求追责公司的前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监事,理由是因他们怠于履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应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 审理中,法院查明:这位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从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工商登记的任职文件系他人代为签署;而监事也已在此前通过书面方式明确表达了辞任意愿。 法院最终的结论是:追究董监高个人责任,必须严格遵循“权责对等”
摘要:在破产重整实践中,共同借款人之一进入破产程序并获偿后,另一共同借款人的债务是否消灭,是当前金融机构债权保护领域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之一。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重整计划一经法院裁定批准即对全体债权人具有约束力,以股抵债清偿100%即视为债权已获全额清偿,担保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随之免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债权人依重整计划从债务人处受偿后,仍有权要求保证人及其他连带债务

引言 破产实务中,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管理人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容易引发债权人异议。本文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现行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 (以下简称“”)对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表决权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应当首先遵循。 一般表决事项方面,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通过和解协议、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不享有表决权。 对于其他一般事项,如核查债权、监督管理人、决定营业的继续或停止、通过财产管理方案和变价方案等,有财产担保债权人享有表决权。但根据第六十四条,债权人会议决议实行“双重多数决”,即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计算债权额比例时,担保债权金额不计入分母。 重整程序方面,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实行分组表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单独列为一组。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与一般表决事项不同,重整程序中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计算是以本组债权总额为基数。 此外,规定,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不参加表决。 二、实务中的主要争议 尽管法律有上述规定,但实务中仍有一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突出的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全部担保债权时的表决权分配问题。 根据,享有优先受偿权利的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但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表决权分配,尤其是在重整程序中,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超出担保财产价值的部分属于普通债权,债权人就该部分应当享有普通债权人的表决权,可在普通债权组行使。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案号:】,债务人以自有房产为银行2900万元债权提供抵押担保,经评估抵押房产市场价值为2300万元。管理人采用拆分表决方式,以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组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该方案得到法院认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担保债权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分行使表决权。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之前,无法准确确定有多少债权不能受偿,因此应当全部作为担保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张家港市佳兆业上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案号:(2025)苏0582破15号】中,法院认为在担保财产最终变现前,其实际价值存在不确定性,评估价值仅为参考。以评估值为依据拆分债权,可能导致担保债权人表决权被不当稀释,因此担保债权人应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三、各地法院的操作指引 针对上述争议,部分地方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指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一百五十条第三款规定:经评估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对该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同意对超出评估值以外的债权按普通债权清偿的,可以将评估值作为该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的表决额,剩余金额作为其在普通债权组的表决额。 《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经评估等方式能够判断担保财产的市场变现价值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就市场变现价值范围内的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就超出市场变现价值部分的债权在其他组别行使表决权。表决前担保财产价值暂不确定的,除人民法院能够临时确定债权额的以外,该债权人只得以全部债权金额在担保债权组行使表决权。 可以看出,各地法院普遍认可拆分表决的做法,但通常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担保财产价值能够通过评估等方式确定;二是债权人同意对超出部分按普通债权处理。如果价值暂不确定,则仍应全部在担保债权组表决。 四、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 采用拆分表决模式时,如何确定担保财产的价值,进而确定担保债权的表决额,是实务中的核心实操难点,也是债权人极易产生异议的关键环节。结合各地法院公示的破产案件、管理人实操判例来看,目前司法实践中形成三类常用且可查的认定标准,各类标准均有对应的实操案例,适配不同破产场景。 一是以市场评估价值为核心认定标准。上文所述的昆明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中,管理人采用市场评估价值标准,以抵押房产的市场评估价2300万元作为担保债权表决额,剩余600万元转为普通债权。该标准适用于重整案件,优点是更能反映财产真实价值,容易被债权人接受。 二是以清算价值为标准。即按照担保财产的清算评估价值作为认定标准,有的地方还在清算价值基础上乘以一定系数。山东泉林集团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案号:】首创清算价值1.3倍的浮动认定标准,以修正破产财产折价处置的价值偏差,以此划定担保债权表决额度,超额部分转为普通债权,广泛适用于各地重整案件。 三是清偿方式适配的混合认定模式。南充嘉美印染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破产重整案【案号:(2024)川1303破1号】中,担保债权在清算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现金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担保债权组表决;超出清算价值但在市场价值范围内的部分以债转股方式清偿,对应债权在普通债权组表决。 目前我国破产法律法规未对担保债权表决额的认定标准作出统一强制性规定,不存在绝对通用的裁判规则。实务中,管理人需确定适配标准,形成初步表决方案后,报送管辖法院审核确认。 五、实务操作要点 实务中处理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问题,建议把握几个关键点:一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确定表决权范围,不得随意扩大或缩小;二是担保财产价值不足时的表决权分配,优先参照当地法院指引处理,如果没有指引需取得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同意;三是担保财产价值评估应当公开透明,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四是加强与担保债权人的沟通,尽量达成一致,必要时提前与法院沟通争取指导。 结语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是破产实务中的常见问题,关系到各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影响着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各地操作存在差异,这就要求管理人在实务中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充分保障各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破产程序效率,确保破产程序平稳有序推进。
2025年9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以下简称“《修订草案》”),2026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继续将修订列为重点推进项目,反映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已成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立法方向。《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是本轮修法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之一。 现行关于跨境破产仅有第五条原则性规定,难以回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跨境融资以及境内外程序协调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修订草案》在总结近年来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围绕外国破产程序承认、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Center of Main Interests,COMI)、跨境司法合作、管理人跨境履职以及跨境债权清偿等问题,首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跨境破产制度框架,标志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由原则性规定迈向体系化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虽然广泛吸收了国际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成果,但并未照搬《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以下简称“《联合国示范法》”),而是在借鉴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坚持互惠原则、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及国内债权人利益保护等制度安排,体现出我国跨境破产立法兼顾国际合作与本土制度需求的政策取向。 本文以《修订草案》为背景,结合我国近年来跨境破产司法实践及国际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趋势,分析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立法逻辑、主要制度创新及其中国特色,并进一步探讨相关制度变化对债务人企业、债权人以及破产管理人等利益相关方的实务影响。 一、从“一条原则”到“一个制度”——跨境破产规则为何需要重构 2006年制定时,我国企业跨境经营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破产案件主要集中于境内企业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清理,涉及境外资产、外国债权人或者跨境司法合作的案件相对有限。在这一背景下,立法采取了较为审慎的路径,仅通过第五条确立了跨境破产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依法启动的我国破产程序原则上对债务人的境外财产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外国法院作出的生效破产裁判可以依据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申请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但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境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这一规定为我国开展跨境破产司法合作预留了制度空间,但作为一项原则性条款,其更多回答的是“是否可以开展跨境合作”,而非“如何开展跨境合作”。对于实践中普遍关注的外国破产程序如何申请承认、外国管理人能否在中国履职、跨境平行程序如何协调、不同司法辖区之间如何开展司法协助等问题,现行法律均缺乏具体规则。这种制度供给不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了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实践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快速发展,跨境破产案件的复杂程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上市进行融资、发行美元债券、开展跨境并购,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和业务。企业一旦进入重整或清算程序,债务人、债权人、资产及司法程序往往分布于多个国家或地区,传统以单一司法辖区为基础的破产制度已难以满足跨境风险处置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恒大集团、融创中国、当代置业、世茂集团等大型企业债务重组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开曼群岛及美国等多个司法辖区,不同程序之间的协调成为重整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北京[1]、上海[2]、厦门[3]等地法院陆续承认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外国破产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21年推动建立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试点机制,标志着我国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开始由个案探索逐步迈向制度化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对跨境破产程序的适用范围、人民法院的跨国破产管辖权、外国程序承认、管理人跨境履职以及跨境债权清偿等问题作出系统规定,这标志着立法机关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则。这一变化不仅回应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开始由依赖个案探索和司法政策推动,逐步转向以立法为基础的体系化建设。 实务影响 跨境破产制度的完善,将影响破产程序中众多利益相关方的行为预期。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境外融资、集团架构及海外资产布局,将与未来重整程序的协调效率更加紧密相关;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债权实现将越来越依赖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程序衔接,单纯关注境内或境外程序已难以全面评估回收风险;对于破产管理人及法律服务机构而言,跨境案件将更加依赖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信息共享、司法协助及专业协同和国际规则理解,而跨境协调能力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二、从原则到规则:跨境破产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修订草案》跨境破产专章最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新增了五个条文,而在于首次围绕跨境破产案件的运行全过程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与现行主要关注外国破产裁判承认问题不同,《修订草案》突破了以单一条款调整跨境破产事项的立法模式,围绕人民法院的跨境破产管辖、外国破产程序承认、跨境司法合作、管理人跨境履职以及跨境债权清偿等关键问题构建了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其制度逻辑已不再局限于“是否承认外国程序”,而是进一步回答“如何协调跨境程序”这一现代跨境破产制度的核心命题。 (一)跨境破产管辖规则实现突破:中国法院对境外企业建立有限管辖 《修订草案》最值得关注的制度创新之一,是首次明确了我国法院对特定境外企业的破产管辖规则。《修订草案》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债务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但由人民法院管辖更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可以申请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本款规定的案件由具有最密切联系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上以企业住所地作为破产管辖基础的思维模式,体现出立法对于现代企业跨境经营特点的回应。近年来,大量中国企业采用红筹架构、离岸控股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SPV)开展境外融资、上市及投资活动,企业注册地、融资平台与实际经营地相分离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仍然机械地以住所地作为破产程序启动的唯一依据,不仅可能导致与我国具有实质联系的企业无法适用我国破产程序,也不利于实现债务的集中清理和债权人利益的统一保护。 从国际实践来看,企业住所地已经不再是跨境破产案件唯一的连接因素。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司法辖区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企业主要利益中心(COMI)、充分联系(sufficient connection)等标准,以判断法院是否具有跨境破产管辖权,其目的在于避免企业通过选择住所地规避破产程序,维护跨境重整的整体效率。以美国法为例,《美国破产法》[4]以住所、营业地或者境内财产作为确定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法定资格要件,同时司法实践已逐渐突破对资产所在地的机械依赖,更加重视债权人分布、重整程序参与程度以及程序整体效率等实质性因素。现代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趋势并非否定传统连接因素,而是在其基础上更加注重案件与法院之间的真实、有效联系。《修订草案》虽然没有直接照搬相关制度,但已经开始突破单一住所地标准,更加重视企业与我国之间的实质联系,这也为处理跨境企业集团、红筹架构企业以及境外控股平台的重整案件提供了制度基础。 实务影响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境外注册将不再当然意味着只能适用境外破产程序。企业是否具有主要营业地、主要资产或者其他重要连接因素,将可能影响我国法院是否具有破产管辖权。因此,在设计集团架构、境外融资和投资安排时,企业不仅需要关注注册地选择,还应充分评估企业实际经营重心与资产布局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对于境内债权人而言,该规则有助于依托我国法院主导的统一程序,加强对债务人的境外资产的协调追索与处置,降低跨境执行中的程序协调障碍,提高境外资产回收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债权实现的效率和可预期性。对于破产管理人及法律服务机构而言,未来涉及境外注册企业的重整案件预计将明显增加,如何识别企业与我国之间的连接因素,并协调境内外程序之间的关系,将成为跨境破产实务的重要课题。 (二)外国破产程序承认制度逐步由“裁判承认”迈向“程序承认” 现行规定,中国法院承认的是外国法院作出的破产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这一表述反映了立法时对于跨境破产的理解,即跨境破产更多被视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然而,现代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传统民商事判决承认的范畴。跨境破产需要协调的是一个持续运行的集体程序(collective insolvency proceeding),而不是某一项具体裁判。外国法院可能在整个破产程序中不断作出裁定,管理人也需要持续履行接管资产、调查债务、组织债权人会议、实施重整计划等职责。如果仅承认个别裁判,而不能承认整个破产程序,跨境协作便难以真正实现。 正因如此,《修订草案》不再沿用“外国法院判决、裁定”的概念,而是采用“外国破产程序”(foreign proceedings)作为承认对象。这一变化虽然体现在概念层面,却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开始由传统国际私法意义上的裁判承认,逐步转向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强调的程序承认。与此同时,《修订草案》引入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COMI)作为判断外国程序的重要连接因素。这是我国企业破产立法首次正式引入COMI概念,也意味着我国开始采用国际跨境破产制度广泛接受的连接标准,以提高外国程序承认的客观性和可预期性。 实务影响 对于境外债权人而言,外国程序获得我国法院承认的制度基础更加明确,有助于提高跨境重整方案在中国获得执行支持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债权人也需要更加关注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及其与中国之间的联系,而不能仅依据企业注册地判断未来程序安排。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COMI首次进入我国立法,意味着企业实际经营管理中心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以及核心决策安排,都可能影响未来跨境程序之间的协调与承认。 (三)跨境司法合作与管理人跨境履职形成程序协调机制 跨境破产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司法辖区之间是否能够建立持续、有效的程序协调机制。《修订草案》首次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与外国法院开展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并明确管理人可以依法向外国法院申请承认我国破产程序、请求司法协助。 这一规定意味着,跨境破产中的法院和管理人不再只是各自程序中的独立主体,而开始承担程序协调者的角色。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协助,现代跨境破产制度更强调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序沟通以及协同管理,以降低平行程序带来的制度冲突,提高债务整体清理效率。 实务影响 对于破产管理人而言,跨境案件中的职责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不仅需要履行传统破产管理人职责,还需要协调境外法院、外国管理人及国际法律团队开展程序合作。对于律师及企业法务而言,跨境破产法律服务将逐步由单一程序代理延伸至跨境重整方案设计、跨司法辖区协调以及境内外程序衔接,对跨境破产制度和国际商事规则的理解将成为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跨境债权清偿规则体现程序协调理念 跨境破产制度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程序协调和债权人公平受偿。《修订草案》新增防止重复受偿规则,落实同类债权平等保护原则,即债务人在中国和外国均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中,无担保债权人在中国和外国破产程序中所能够获得的清偿应统一考量,以保证处于同一顺位的债权人获得同等比例的清偿,以避免不同程序之间出现重复分配和利益失衡。 这一制度体现了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强调整体协调(coordination)和债权人平等保护(pari passu)的基本理念,也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开始超越单纯承认外国程序的层面,更加关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程序运行的协调性以及债权人实体权益的平等保护。 实务影响 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跨境债权实现将越来越依赖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程序协调,而非单一程序中的个别受偿机会。债权人参与跨境重整时,需要综合评估不同程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整体受偿率的影响。对于重整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而言,程序协调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提高跨境重整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涉及多个司法辖区的债务重组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框架。 三、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制度移植——中国特色跨境破产制度的形成 从制度设计来看,《修订草案》显然借鉴了国际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成果,其基本框架与《联合国示范法》所倡导的程序协调理念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然而,《修订草案》并未简单复制《联合国示范法》的制度安排,而是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涉外法治建设和风险治理需求,对部分核心制度进行了本土化调整。这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路径并非“制度移植”,而是“制度借鉴与自主建构”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 (一)借鉴国际规则,但并未完全采纳《联合国示范法》框架 近年来,《联合国示范法》已经成为国际跨境破产立法最具影响力的制度范本。截至目前,已有六十五个司法辖区通过立法采纳或借鉴《联合国示范法》,美国Chapter 15、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以外国程序承认、COMI、法院合作和外国管理人为核心的跨境破产制度。 《修订草案》吸收了其中许多成熟经验。例如,引入COMI作为重要连接因素,采用“外国破产程序”概念,明确跨境司法合作和管理人跨境履职规则,这些制度都体现出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强调程序协调、整体重整和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 但与此同时,《修订草案》并未完全复制《联合国示范法》的制度结构。例如,《联合国示范法》区分外国主要程序(foreign main proceedings)与外国非主要程序(foreign non-main proceedings),并针对不同程序规定不同的承认效果;《修订草案》则未作类似区分,而是建立了更加原则性的承认制度。此外,《联合国示范法》对于法院沟通、临时救济、自动停止执行等程序规则均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而《修订草案》则更多保留原则性规范,将具体适用留待司法实践进一步发展。 这表明,我国此次修法的目标并非构建一个与《联合国示范法》完全一致的制度体系,而是在借鉴国际规则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的跨境破产制度。 实务影响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修订草案》意味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正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但并不意味着境外重整模式可以直接复制到中国。企业在设计跨境重整方案时,仍需充分考虑中国法律的特殊要求,并统筹安排境内外程序之间的衔接。对于境外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而言,理解中国跨境破产制度不能仅以《联合国示范法》或者美国Chapter 15为参照,而应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进行整体判断,以降低制度理解偏差带来的法律风险。 (二)互惠原则仍然体现我国跨境司法合作的基本立场 互惠原则一直是我国涉外民商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基础,《修订草案》对此予以保留,并继续作为外国破产程序获得我国法院承认的重要条件之一。与《联合国示范法》不同,后者原则上并不要求申请承认的国家与本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而更强调外国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性条件。《修订草案》延续互惠原则,体现出我国跨境司法合作坚持开放与审慎并重的立法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法院对于互惠原则的适用已呈现更加开放的发展趋势。从民商事判决承认,到承认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外国破产程序,我国司法实践逐渐由传统的“事实互惠”向“法律互惠”“推定互惠”发展。这意味着,互惠原则虽然仍然保留,但其适用方式正在不断演进,也为未来跨境司法合作留下了更大的制度空间。 实务影响 对于外国债权人而言,在涉及中国资产或者中国企业的跨境重整中,应更加关注外国程序未来在中国获得承认的可能性,并尽早评估互惠关系及其他法定审查因素,而不宜在重整程序完成后才考虑中国程序的衔接问题。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果拟通过境外程序实施债务重组,同时在境内拥有大量资产或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同步考虑中国法院承认程序,而不能将两者割裂安排。 (三)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国内债权人保护体现中国特色制度考量 除互惠原则外,《修订草案》继续保留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内债权人合法权益保护等审查标准。与《联合国示范法》仅将公共政策作为有限例外[5]不同,《修订草案》进一步扩展了法院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事由,可能扩大法院的司法裁量空间,并增加跨境司法协助结果的不确定性。然而,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发展背景来看,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其内在逻辑。 近年来,我国持续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在跨境投资、数据安全、出口管制、反外国制裁等领域均体现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立法思路。跨境破产作为跨境商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兼顾国际合作与国家利益保护。当外国破产程序可能影响重要产业、金融安全或者大量国内债权人利益时,保留必要的司法审查空间,有助于维护跨境司法合作与国内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实务影响 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未来参与跨境重整时,不仅需要关注境外法院批准的程序安排,还应综合评估其在中国获得承认可能面临审查的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及债权人保护等因素。对于律师及重整顾问而言,跨境重整方案设计将更加注重境内外程序的协调一致性,特别是在涉及重大资产、关键行业或大量国内债权人的案件中,应提前识别潜在法律障碍,降低跨境程序冲突风险。 整体来看,《修订草案》既没有完全照搬国际规则,也没有停留于现行的原则性规定,而是在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之间寻求制度平衡。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既体现了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跨境破产规则发展的开放态度,也反映出立法者在扩大司法合作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考量。 四、制度建构之后:跨境破产制度仍需回应的实践问题 《修订草案》首次以专章构建跨境破产制度框架,是我国跨境破产立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与美国、英国等跨境破产制度较为成熟的司法辖区相比,《修订草案》更多完成的是制度框架的搭建,而非程序规则的全面细化。跨境破产制度具有高度的程序性和国际协作属性,其实际运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法律条文本身,更有赖于司法解释、典型案例以及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持续完善。 从目前《修订草案》的制度设计来看,未来至少有以下几个重点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一)COMI认定标准仍有待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修订草案》首次引入COMI即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作为外国破产程序承认的重要连接因素,但并未进一步规定COMI的具体认定标准,也未建立相应的推定规则和举证规则。 国际实践表明,COMI虽然已经成为现代跨境破产制度普遍采用的连接因素,但其认定往往具有较强的事实判断属性。企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管理决策中心、主要资产所在地以及债权人的合理认知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法院综合判断的重要依据。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红筹架构、离岸控股公司以及多层级特殊目的公司(SPV)广泛应用于境外融资和上市,企业法律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相分离已成为常态。未来,在涉及此类企业的跨境重整案件中,如何准确识别企业的主要利益中心,不仅关系外国程序能否获得我国法院承认,也可能影响境内外程序之间的协调安排。 因此,可以预见,COMI认定标准很可能成为《修订草案》实施后的重点司法解释事项之一,并通过典型案例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裁判规则。 实务影响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而言,COMI将逐步成为跨境重整中的重要法律概念。企业的实际经营安排、管理决策模式以及集团治理结构,都可能成为未来司法认定的重要事实基础。对于律师和破产管理人而言,未来跨境案件中围绕COMI形成的事实调查、证据组织及程序论证工作将明显增加,如何证明或者反驳企业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将成为跨境破产案件的重要争议焦点。 (二)承认之后的司法协助措施仍有进一步完善空间 外国破产程序获得承认之后,法院能够提供何种司法协助,往往比承认本身更直接影响跨境重整的实际效果。相比《联合国示范法》以及美国Chapter 15较为完善的救济体系[6],《修订草案》对于承认后的司法协助仍采取原则性规定,对于临时救济措施、个别执行中止、法院之间直接沟通等程序规则尚未作进一步细化。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制度缺失,而更多体现出我国立法采取了“先确立框架、后完善规则”的渐进思路。未来随着跨境破产案件不断增加,相关程序规则有望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逐步丰富。 实务影响 对于境内外债权人而言,未来跨境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执行中止及债权实现方式仍可能受到不同司法辖区程序安排的影响,应更加关注境内外程序之间的时间衔接和协同安排。对于重整投资人及金融机构而言,跨境重整交易的可执行性不仅取决于重整方案本身,还与不同司法辖区能否及时提供司法协助密切相关,这将成为未来跨境投资风险评估的重要因素。 (三)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仍将以司法实践为重要推动力量 回顾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是现行原则性规定的适用,还是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试点,抑或人民法院承认新加坡、德国、日本等外国破产程序,制度演进始终呈现出“实践探索→规则总结→立法确认”的发展路径。 《修订草案》延续了这一立法思路。法律首先确立基本制度框架,而具体程序规则、审查标准和适用边界,则有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跨境司法合作实践逐步明确。 从比较法经验来看,这也是现代跨境破产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无论是美国Chapter 15还是英国、新加坡的跨境破产制度,其成熟都经历了大量司法实践的积累和不断完善。我国跨境破产制度未来的发展,同样将更多依赖典型案例对于规则的解释与细化。 实务影响 对于企业法务、律师和破产管理人而言,《修订草案》的出台并非制度演进的终点,而是跨境破产实务发展的新起点。未来在开展跨境融资、债务重组及企业风险处置过程中,除关注法律条文外,还应持续跟踪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及内地与其他司法辖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动态,及时调整法律风险评估和程序策略。 结语:从制度建构迈向制度运行 《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标志着我国跨境破产制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现行相比,《修订草案》不再局限于原则性规定,而是围绕跨境破产案件运行全过程,初步建立起涵盖管辖、外国程序承认、司法合作、程序协调等内容的制度框架,推动我国跨境破产制度由原则性规范迈向体系化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修订草案》目前仍处于审议阶段,相关条文内容及制度设计仍可能根据立法审议情况进一步调整。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现行《修订草案》文本展开,最终制度安排仍有待正式立法予以确认。无论具体条文如何完善,《修订草案》所体现出的完善跨境破产制度、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以及提升跨境破产程序规范化水平的立法方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境内外债权人、破产管理人及法律服务机构而言,持续关注修订进程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发展,及时理解制度调整方向和规则变化,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跨境重整和债务风险处置中的法律问题。未来,随着立法审议的推进以及司法实践的不断积累,我国跨境破产制度仍有望在程序协调、国际司法合作及配套规则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为跨境商事活动提供更加成熟、稳定的法律保障。 注释: [1] DAR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破产裁定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年1月16日。 [2]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裁定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协外认1号民事裁定书,2023年9月26日。 [3] 新加坡西河控股有限公司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案,厦门海事法院(2020)闽72民初334号民事裁定书,2021年8月18日。 [4] 11 U.S.C. § 109(a) [5] 《联合国示范法》第15—17条;另见第6条(规定仅当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将“明显违背”制定国公共政策时,方可拒绝承认)。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立法指南》(Guide to Enactment 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第89段,联合国文件A/CN.9/442(1997年)。该指南解释称,“明显”(manifestly)这一限定语旨在确保公共政策例外受到严格、限制性的解释,仅在涉及具有根本重要性事项的特殊情况下方可适用。 [6] 《联合示范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承认后司法协助体系,以保护债务人财产和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该法区分了承认的自动法律效果与法院裁量决定的司法协助措施,以及承认前临时救济与承认后司法协助两类制度。其中,第20条规定,外国主要程序一经承认,即自动发生中止个别执行和诉讼程序、限制债务人处分财产等法律效果;第19条授权法院在承认申请提出后、承认决定作出前根据紧急情况采取临时救济措施;第21条则允许法院在承认外国程序后,根据案件需要并在适当保障措施下,采取支持外国破产程序所必需的其他司法协助措施。
引言 在破产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出台的背景下,债务人的高管人员因未履行配合清算义务而被追责,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屡有发生。本文所介绍的由德恒深圳办公室律师代理的清算责任纠纷案件中,A公司的两名“在册”董事张某、张某某,此前被法院缺席判决承担1.41亿元的巨额债务,经省高院再审审查后裁定再审,经再审后张某、张某某最终被免除1.41亿元的破产债务。就个案而言,同一案件原审判决与再审判决为何天差地别?个中原因值得探究。破产清算司法实务中,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财务人员是否属于(以下简称)的“债务人有关人员”?破产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边界在哪里?破产清算与自行清算的义务人有何不同?破产清算义务人是否应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破产企业未清偿的债务?这些问题同样令人广泛关注且极富争议。 一、基本案情 (一)A公司破产清算概况 深圳A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或“债务人”)因2005年未年检,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7年11月吊销其营业执照。2011年2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深圳某公司对A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B律师事务所为A公司破产管理人(下称“破产管理人”)。彼时,工商登记资料记载,A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江某,公司董事为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徐某、刘某等,公司监事为唐某、陈某、杜某。在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通过EMS快递、公告等形式向各被告送达破产受理情况并要求履行破产清算义务,但各被告均未签收快递。此外,破产管理人未接管到A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无法查明A公司的真实、完整的财产状况。深圳中院裁定确认A公司11笔债权,债权金额为1.41亿元,债权性质均为普通债权。除此之外,管理人查明A公司破产财产194.8万元,已产生破产费用185.8万元。 (二)一审及判决结果 2021年,破产管理人代表A公司向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十名被告,包括A公司董事长江某,A公司董事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徐某、刘某,A公司监事唐某、陈某、杜某,就A公司在破产程序中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暂计1.41亿元)。 深圳中院一审后认为:江某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张某、张某某、刘某、马某、杨某、徐某系原告董事,上述人员依据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为公司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属于具有配合破产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上述人员未能主动联系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至今未接管到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公司财产状况不明,导致破产管理人无法清查和追收公司资产。该损害结果与上述人员不配合清算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在该债权金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唐某、杜某和陈某为原告监事,对公司业务、财产等状况负有检查监督的职责,但原告无证据证明监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亦无证据证明他们有义务保管财务、账册等资料,故该三人不属于负有配合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 一审判决结果:深圳中院作出(2021)粤03民初32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江某、张某、张某某、刘某、马某、杨某、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1.41亿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过程中,各被告均缺席,一审判决作出后,各被告均不知情而未上诉,故一审民事判决书生效。破产管理人随即申请执行,深圳中院受理并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三)再审审查及裁定 1.再审申请 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四人被采取执行措施后,方知被诉、被判、被执行1.41亿元的情况。张某、张某某二人找到本所律师咨询,本所律师听取当事人意见并查阅相关证据资料后制定了诉讼方案,代理委托人立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广东省高院”)申请再审审查,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对再审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由包括: (1)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根据张某、张某某在再审程序中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1997年9月15日被变更登记为董事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上的签名并非本人真实签名,张某、张某某主张其系被冒名登记为A公司董事,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亦从未保管过公司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 (2)起诉已死亡自然人程序违法:江某在原审起诉前已经去世,破产管理人明知该事实仍对其提起诉讼。原审法院未经核实江某的身份信息即作出判决,程序明显违法。 (3)送达程序违法:张某、张某某一直居住在深圳,联系电话20多年一直保持不变,不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况。原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导致全部被告缺席审理,严重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 (4)选择性起诉:A公司工商登记的董事有九人,但破产管理人仅起诉了其中七人,不将董事罗某、杨某(注:再审申请人杨某以外的另一位杨某)列为被告,无理由地区别对待,选择性起诉不合理。 (5)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严重错误:再审申请人从未参与过A公司经营活动,亦从未保管过A公司的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原审判决认定二人属于具有破产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且不配合清算,判决对A公司的破产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均严重错误。 2.广东省高院再审审查结果 广东省高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一审通过公告送达,十名一审被告均未参加诉讼,导致本案一审生效。从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等申请再审提交的材料及本案听证情况看,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交了部分新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张某、张某某、马某等的再审申请符合、规定的应当再审情形。 裁定结果:广东省高院作出(2024)粤民申4783号案民事裁定,指令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四)再审审理及再审判决 深圳中院随即启动再审程序。在再审审理过程中,A公司破产管理人经法院释明后以无法查询到A公司董事长江某的人员信息为由,于2025年9月15日向深圳中院申请撤回对江某的起诉,并注明全体债权人对破产管理人申请撤回对江某的起诉的事项没有提出异议,对此,深圳中院依法予以准许。 深圳中院经再审后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四名再审申请人不属于负有申请破产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并非本案清算责任的适格追责主体。并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A公司所称不当行为客观存在,亦无法证明该行为与A公司无法清算、债权人利益受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025年12月30日,深圳中院作出(2025)粤03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2021)粤 03 民初 3231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本院(2021)粤 03 民初 3231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某、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A公司支付141,225,885.87元;三、驳回A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的核心变化在于:对原审判决予以改判,驳回了破产管理人对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保留了原审判决中对缺席再审案件的两位董事刘某、徐某的判决。因各方均未上诉,该再审判决已于2026年3月21日发生法律效力。依据生效的再审判决,深圳中院裁定解除了对张某、张某某、马某、杨某名下财产的执行措施。 二、本案争议焦点法律分析 本案一审判决与再审判决之间产生根本性变化,其核心原因在于再审判决较之原审判决,对于张某、张某某是否具备A公司董事身份的认定出现分歧,以及对于张某、张某某是否属于清算义务人,张某、张某某的行为与A公司无法清算、A公司的债权不能清偿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出现分歧,由此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张某、张某某是否具有A公司的董事身份 本案中,原审原告及原审法院将董事会成员江某、张某、张某某、刘某、马某、杨某、徐某作为“债务人有关人员”进行起诉,主要依据是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这七人均系A公司董事。原审法院也据此认定张某、张某某具有A公司董事身份。但张某、张某某认为其“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而来,其并非真实的董事成员。再审中,张某、张某某还向再审法院提交了证明董事签名系伪造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其他证据。 根据(以下简称)及相关司法解释,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但并不意味着工商登记记载的人员当然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如果确有证据证明相关人员被冒名登记、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则不应简单依据工商登记认定其承担配合清算义务。原审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仅依据工商登记资料认定董事身份。再审中,再审法院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认定,再审判决的主要依据如下:其一,再审申请人张某、张某某等人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工商登记档案中的签名并非本人签署;其二,A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未对前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或申请重新鉴定;其三,A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未提出更加有力的反证,证明张某、张某某、马某为实际的公司董事。再审法院结合如上证据,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张某、张某某并非A公司董事,这实际上是对被告的董事身份进行了实质审查,而非仅依工商登记作出认定,进而作出否定性结论,认为张某、张某某“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该“董事”身份无效。 那么,登记“无效”的法律结果如何?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三个要件是:(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这三个要件必须同时满足。参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无需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据此在公司登记事务中,纯粹被冒用、完全不知情者,也无需承担董监高对应的勤勉义务、赔偿责任、债务连带责任。本案中,依据再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张某、张某某不具有真实的董事身份。故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将张某、张某某登记为公司董事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且行为自始无效。张某、张某某依法不应该承担基于所谓“董事”身份应当承担的破产清算义务人的责任。 (二)破产清算义务人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股东、董事、监事、经营管理人员是否为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 工商登记的董事是否为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 首先需要厘清公司清算义务人与破产清算义务人的区别。由于破产原因的表征就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下的债务人与下资大于债的公司在清算、偿债逻辑上存在差异。从法律依据来看,公司清算义务人的规定见,该条规定董事为当然的公司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适用于自行清算和强制清算场景。清算义务人的相关规定见于规定的“债务人有关人员”,该条款主要对“债务人有关人员”配合清算的义务作出了明确规范。 规定:“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二)根据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五)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此外,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破产企业清算义务人即“债务人有关人员”有两类,一类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即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另一类是由人民法院决定的企业的财务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就是说,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基于代表债务人的特殊身份属性,无需人民法院另行作出决定,是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本案中,A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是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但由于破产管理人在再审程序中无法查到江某身份信息,最终撤回了对江某的起诉,再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在目前能够公开查询到的已决案例中,如案,人民法院就依据相关条文规定,将法定代表人确定为配合清算义务的主体。 除法定代表人外,人民法院有权决定债务人的高管人员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是否属于负有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法院作出认定主要依据为:破产管理人或债权人提供的证据,包括工商登记资料;能够证明财务人员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参与公司经营,掌握公司印章、管理公司财产、文书、账簿的证据资料等;能够证明其对破产清算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他证据资料。当然,高管人员或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提供证据资料证明自身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掌握公司财产、账簿文书等证据。结合本案,张某、张某某参加再审时,向再审法院提供了电话通话记录、证人证言,调取了债务人的会议记录等,足以证明二人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不掌握足以影响破产清算的资料,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反证效果。 关于实际控制人,已决案例如(2021)粤03民初5473号案,法院查明袁某杰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控制了公司的公章等重要资料,属于的规定配合清算义务人,原告为证明被告袁某杰的上述不作为行为与公司债权人不能获得清偿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交了有关证据,被告拒不提交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资料,导致公司财产处于不明状态,从而导致公司的债权无法获得清偿。被告袁某杰未能提出相反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由此看来,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常基于亲属关系、股权代持等特殊因素,具有支配公司的特殊地位,通常掌握公司经营权以及重要财务账册、清算资料等,不论其表象上是否具有股东、董事的地位,通常均可作为破产清算义务人。 关于股东、监事,根据,股东的义务是出资,公司监事的职责重在检查、建议、监督,不参与经营管理,所以股东、监事一般不被认定为规定的“债务人有关人员”。在公开检索案例(2021)粤03民初5473号、(2022)粤 0306 民初 5816 号、案中,法院均认为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公司股东、监事存在持有财务账册却拒不移交的情况,监事依法并不负有配合清算的义务,故管理人主张股东、监事对公司未受清偿部分债权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审及再审法院均认定,三名监事不属于负有配合清算义务的“债务人有关人员”。但是,如有证据证明,股东、监事参与公司经营且掌握破产企业财产、印章、账册、文书等重要资料,其行为足以影响清算,股东、监事可能被认定为破产清算义务人。 关于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因其属于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一般认为其保管、占有、公司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了解公司情况,有能力且应当配合破产清算。所以破产清算案件中破产管理人一般会向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发出配合接管通知。结合前述关于股东、实际控制人、监事的阐述看,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并非当然的破产清算义务人。如能举证证明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未参与经营管理,公司财务印章、账册和财产均由其他人掌管时,一般认为不属于破产清算的义务主体。这里引申出来一个举证责任问题,是原告即破产管理人来举证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参与了经营管理且掌管了印章账册和财产呢,还是由董事、总经理、财务管理人员来举证其未参与经营管理且未掌管印章、账册和财产呢?结合本案一审及再审的结果,以及举证责任分担原则,作者认为,原告和被告均有责任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充分举证。 (三)判定“债务人有关人员”破产清算责任,需对未配合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质审查 具备“债务人有关人员”身份是否就一定直接承担破产企业不能清偿的法律责任?结合本案的审判过程,我们认为:明确主体范围是责任认定的前提,但具备配合清算义务主体身份并不必然等同于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破产清算责任本质为侵权责任,仍需满足满足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 1.查明因果关系是民事赔偿责任认定核心 《九民纪要》将破产清算责任在性质上明确为侵权责任,故按照侵权理论的一般规定,破产清算责任案件审理应一并考量侵权行为、过错、损失、因果关系、免责事由等要素。在破产清算责任纠纷中,破产清算义务担责的前提是要有侵权行为,该“行为”系指违反的行为,包括未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账簿、文书;未如实回答破产管理人询问,不配合法院、破产管理人工作;缺席债权人会议或未如实回答债权人询问;未经法院许可,擅自离开住所地;新任其他公司高管等,除“行为”之外,还存在实际损害“结果”,该“结果”系指依的规定,“债务人财产状况不明”、“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致使破产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债务人有关人员”必须满足因果关系,即行为人客观上有前述不配合清算的行为,且因不配合清算的行为导致了前述损害“结果”的发生。 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定七名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核心逻辑是:上述人员不配合清算→破产管理人无法接管财产账册→无法清算→上述人员对未受偿的债权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推理链条看似完整,但实质上存在严重的因果关系逻辑缺陷:将“无法清算”的客观结果直接归因于被告的“不配合”行为,至于其间的因果关系如何,未予说明。一般来说,作为原告的管理人举证需要同时满足以下要求,“债务人有关人员”方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有关人员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不配合清算的行为;(2)有关人员主观上有过错;(3)公司印章证照、财务账簿、重要文书资料、主要财产灭失导致公司无法清算,公司财产受到损失进而损害了债权人的清偿利益;(4)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针对具体被告,因果关系审查也应当具体化 同理,因果关系也应当针对每个被告个别化具体审查,而非笼统地以被告具有某个身份统一认定。本案中,不同被告虽均为“在册”董事,但在A公司的职务、职责、级别、实际参与经营程度各不相同,其对公司财产、印章、账册的占有和管理情况也各不相同。即便假定部分被告确属“债务人有关人员”,也应当逐一审查其不配合清算的具体行为以及该行为与无法清算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张某和张某某对冒名登记为董事一直不知情,对原一审诉讼也不知情,此前从未掌控财务账册,故没有主观过错。对此,不能因为被告缺席,以“均未主动联系破产管理人”为由一律推定因果关系成立,且要求各被告对全部公司债务不加区分地承担。 3.司法审判中还应注重审查不配合清算行为与破产债权未获清偿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阻却事由 破产债权无法得到清偿的结果,既有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更多的则是复合型因果关系,不配合清算通常不是唯一直接的原因。若在破产受理前债务人已资不抵债,债权已无法全部受偿,显然就与后续能否完成破产清算程序无关联,因为此时即便配合完成清算,也不必然导致破产财产增减,也就不能以未配合清算为由主张清算义务人对未受偿的债权承担清偿责任。如以破产债权未受偿的金额,直接由未配合清算的义务人来承担,清算义务人将承担不可预估的责任。本案中,德恒深圳律师结合债务人企业情况提出了阻却因果关系的抗辩,举证了该公司早在2001年已停止经营,当时多宗被诉被执行案件,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案中1.41亿元的支付责任,明显与破产清算义务人的过错不成比例,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法院即便认为清算义务人应承担责任的,也应当对因未配合清算义务对债权人导致的损失金额进行实质审理,而不能简单以未清偿的债权金额来认定。 又如,在案中,法院查明,某湾公司因拖欠租金与出租方之间产生纠纷导致办公场所突然被锁,包括财务资料在内的公司物品均未及时取回,各被告在破产程序中无法向管理人提交相应财务账册、资料、文件等,系存在客观原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各被告存在主观过错。此外,某湾公司自2006年即出现拖欠员工工资,2007年又出现拖欠供货商货款且停止经营,2008年审计报告显示所有者权益合计-34703790.55元,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故各被告未能移交财务账册并不必然导致破产财产的减少,亦没有证据显示因为财务资料的缺失致使破产财产减少。因此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债权人未获清偿系由各被告未移交公司财务账册所致,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见,如能举证清算义务人没有主观过错,且能提供相反证据以阻断其未移交财务账册等重要文件导致债权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清算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就能得到减免。 三、本案启示 本案从一审缺席判决七名董事承担1.41亿元连带赔偿责任,到再审改判驳回对四名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免除赔偿责任),作为被告张某、张某某的代理律师分享心得如下: (一)当事人及时参加应诉,行使诉权,极为重要 本案中,原审判决认定各董事不加区分地对1.41亿元承担责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各被告均未参加诉讼、没有行使诉权,既没有对自己的董事身份、是否属于破产清算义务人提出异议,也没有对自身行为和公司清算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提出抗辩,导致一审错判,并险些为此倾家荡产。虽然本案一审因送达程序存在瑕疵,情况略显特殊,但该案能够带给我们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教训则是: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若不及时参加诉讼,除丧失诉权外,还会给自身的合法权益带来极大损害。司法实践中,的确有一部分当事人已经被合法送达,却因羞于诉讼或者抱着对诉讼程序无所谓的心态,故意缺席法院的庭审或调解程序,没有向法庭进行举证或反证,导致法院作出不利判决,最终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全面调查、摸清案件事实是基础,找寻关键突破口启动再审审查并中止执行,是再审申请的核心 本案中,面对70岁高龄客户被执行1.41亿元的焦虑与崩溃,面对原判决已生效且进入执行程序的被动局面,本所律师团队马不停蹄去往法院调取原审案件案卷资料,调取A公司的全部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比对后建议客户去申请笔迹鉴定。通过笔迹鉴定,确认了冒名登记董事的事实,成了本案关键性突破,也为本案胜诉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所律师团队多次与客户沟通面谈,指导客户从第三方、A公司其他董事、A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等多处渠道收集挖掘案件相关信息,成功锁定送达程序存在瑕疵、被告为已去世自然人等关键要点,这些内容也成为广东省高院裁定再审的有利依据。 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团队迅速梳理案件事实,结合法律及实务从原审法院判决着眼点找到突破点,高效完成证据收集与再审申请法律文书撰写工作,立即向广东高院提起再审申请。同时向执行法院书面告知再审申请事宜,申请中止执行,后续及时报告再审进展情况。至此,本所律师团队依法高效为客户启动再审救济程序,不断扭转不利局面。 (三)在再审审查及再审案件中制定精准的诉讼策略,有的放矢地进行举证和抗辩,适配再审及改判的法定事由,以达到再审的目的 在再审审查案件中,律师团队依据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十三项事由,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逐一进行举证和说明。事由之一为原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对此,我们有针对性地找到了A公司法定代表人江某身份信息不存在的证据以及董事任命文书系伪造的证据;事由之二为“出现了新的证据”,对此我们提供了新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事由之三为“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我们相应提出了申请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该案不满足不履行配合清算义务的侵权赔偿责任要件的观点和依据。此外,还提出原审法院的程序违法,比如违法采取公告送达程序,剥夺了再审申请人依法辩论、提起上诉等合法诉讼权利。 在广东省高院指定再审后,律师团队紧扣张某、张某某是否应承担清算责任组织抗辩,围绕原告的诉讼思路逐一进行反驳,从而不再纠结此前送达程序、江某身份信息不明或已去世等事实。在再审案件中直指改判的实体问题:张某和张某某的董事身份系冒名登记自始无效、张某和张某某未接触财务账册资料不存在配合清算义务、本案清算责任的构成要件不满足且因果关系不成立、未配合清算的赔偿责任不直接等同于未受偿债权的赔偿责任,并指出管理人未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起诉张某和张某某存在重大过错。 (四)对法律条文不能简单机械理解和适用,个案中需根据法理,结合案件事实和常理,抽丝剥茧进行诉辩 对于如何理解与怎样适用?在清算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较大的争议,系破产案件的疑难复杂问题。清算责任纠纷关联债务人企业的财务账册保管、接管问题,关联债权人的清偿问题,还涉及破产管理人履职和法院审理案件问题,各方的角色和立场不一。破产管理人一般不了解债务人企业的经营,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实控人不出面配合清算的话,债权人一般也不清楚债务人的财产情况,管理人只要有诉讼费就会基于履职要求以最大范围主张索赔。如同本案中,管理人代表债务人企业,起诉登记的董事和监事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案件,但实际上,无论是管理人,还是张某和张某某等董事,抑或将来受益的债权人,都不了解债务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甚至难以查明债务人企业的财务账册资料由谁保管,现在在何处。这就导致大量破产接管问题解决不了,真正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逍遥法外,未清偿的债权,由登记的董事不明不白地承担了。这显然不是破产法的本意和司法倡导的公平正义。 所以司法实务中,法院一般不直接简单化地判决登记在册的董事承担破产企业未清偿债务,而是对配合清算的义务主体分别进行实质审查和认定,对于能证明系冒名登记,或自证没有参与经营管理的人员责任予以豁免。此外,法院还需审查清算义务人的主观过错,判断是否属于能配合清算、应该配合清算而不配合的情形,着重且严格审查不配合清算的行为与债权人未清偿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注:德恒深圳办公室李建华、周金武、雷红丽、刘容杉律师参与本案代理,实习生曹源宇对本文写作有协助。
前言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以下简称)进行了审议。2025年9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本次是对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迄今已逾十九载的(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的一次重大修订,现行共十二章一百三十六条,本次共十六章二百一十六条,增加四章八十条,其中在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共有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至第一百八十三条)。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53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全国60%以上的税收和GDP。但目前施行的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导致小微企业在企业遇到困境时,并没有将破产清算作为首选选项。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小微企业自身破产意愿不强,债权人多通过申请民事强制执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执行转破产程序不畅通,导致小微企业通过破产实现市场出清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 一、当前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十大难点 此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既可以保护小微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以简易快捷的程序平衡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利益。 但是,第十一章增设了“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规定”,目前还在立法审议中。笔者认为如果实施上述修订草案,其中还存在较多难点。具体如下: 难点一: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 第十一章的标题及第一百七十八条的内容都有“小型微型企业”的表述,但是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根据(以下简称)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上述通知共对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十六种行业从营业收入、从业人员、资产总额等不同维度划分出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此外,财政部、税务总局曾联合发布,其中第五条对小型微利企业进行了界定: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笔者认为,第十一章中“小型微型企业”的认定标准应当采用和的相关规定,因为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公告并没有采用“小微企业”的说法,而是采用了“小型微利企业”的说法,两者存在一定差异。 难点二:“清晰”“简单”“较少”如何理解 规定: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晰、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权人人数较少的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可以适用本章规定。此处“清晰”“简单”“较少”均是形容词,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算作是“清晰”“简单”“较少”,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法官、每个破产管理人,甚至是每个债务人、每个债权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上述三种情形是只要有一种情形符合就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还是需要同时符合三种情形才可以适用“本章规定”,也没有明确,有待后续立法加以明确。 难点三:破产管理人为个人还是机构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依据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指定个人为管理人。第三十一条规定,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管理人。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虽然上述修订草案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当前个人管理人数量较少,小微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增多,且小微企业破产财产较少,会给个人管理人带来无产可破的现实压力。另外,上述修订草案使用的是“可以”,并没有使用“应当”,可能会存在也可以由机构和特定的部门担任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不同理解。 难点四: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例外情况 规定:适用本章规定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小微企业破产案件,由于债权人人数较少,甚至极端情况下只有一名债权人,确实没有设立债权委员会的必要。但是如前文所述,何谓债权人人数较少尚不明确。如果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有三名以上的债权人,而这些债权人明确要求设立债权人委员会,是否应当予以同意尚待明确。 难点五: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的实施 默示同意规则,是指法律在特定条件下,将行为人的沉默、不表示、不作为等消极性的行为推定为同意的法律拟制或事实推定。我国明确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对于债权人经特定程序后,不作为的行为采取了默示同意规则,具体在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经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后,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债权人会议或者不行使表决权,并且没有提出实质异议的,视为参加会议并同意表决事项。依笔者看来,这里债权人默示同意规则需要三个前提:一是要以法定方式通知并告知后果。一般来说,法定通知方式包括直接送达通知、邮寄送达通知(主要通过中国邮政EMS)、电子送达通知、公告送达通知、留置送达通知等。而且应以书面方式为主,虽然口头通知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但是需要以录音等方式加以证明。二是债权人没有正当理由。何谓正当理由?一般来说,债权人因自身健康原因(比如生病住院无法自主行动)、突发状况(比如发生地震、公共卫生事件、交通中断等)等可以认定为正当理由。但是如果债权人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是否认定为正当理由会有不同的解读。三是没有提出实质异议。此处的实质异议是指债权人对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内容提出有关实体权利、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异议,如债权是否存在、债权金额的多少、债权事实是否真实等,而不是对程序或形式提出异议。虽然此次规定了债权人默示同意原则,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争议。 难点六:债权申报期限的确定 现行和本次对债权申报的期限都作了规定,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本次规定,对于适用小微企业破产的案件,不受上述债权申报期限的限制。文义解释上,即最短可以少于三十日,最长可以超过三个月。但从立法的本意来看,主要是债权申报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如果最长超过三个月就没有设立专章的意义了。但是在具体个案中,对于小微企业破产案件债权申报期限最短可以为多长时间,还有待实践。 难点七:管理人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 本次规定,小微企业适用本章进行重整的,一般由债务人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在此规定下,管理人的角色由全面接管者变为有限监督者。如何对债务人进行监督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果监督过松,可能会造成债务人滥用自主管理权;如果监督过严,可能会出现债务人无权可管的情况。依笔者来看,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监督,即债务人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向管理人汇报或请示,另一方面是实质上的监督,即管理人主动到正在重整的小微企业,对债务人管理的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检查、督促。上述规定中有“一般”的表述,即存在例外的情形,什么情形下债务人不能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而由管理人对债务人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进行监督,也值得后续讨论和研究。 难点八: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 本次规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的特别保护,即对于债务人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的出资人,同意将债务人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可以保留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但是在上述规定中,存在如何理解“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等问题。一般而言,小微企业的出资人较少,甚至只有一名出资人。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出资人在实际经营小微企业。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认为出资人对债务人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如果出资人有特殊的技术能力、客户资源等,也可以认为对小微企业的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期限”不能过短,否则不利于重整目标的实现。另外,重整计划草案“可以”,而不是“应当”,是一种选择权。笔者认为,为了激发企业和出资人的重整积极性,可以考虑使用附有一定条件的“应当”,比如经法院审查批准后,重整计划草案应当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而不是目前表述的“可以”。 难点九:破产程序可否不适用特别规定 前文已经阐述,本次对于小微企业破产规定了特别的程序,但是第一百七十八条使用的是“可以适用本章规定”,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人民法院、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能否提出,即使是小微企业的破产也可以不适用特别程序,即适用普通程序。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可以”是一种选择权,并不是强制性的义务要求。如果最终采取了中的相关表述,那么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赋予各方,尤其是要保障债权人选择是否适用特别程序的权利。 难点十: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 现行规定破产程序依申请而进行的原则,可以由债务人、债权人,以及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提起。本次在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中并没有规定破产程序由哪方可以提起,笔者认为,除了债务人、债权人可以依法提起,可以考虑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主要理由是在实践中,部分小微企业,尤其是存在两个及以上股东的企业,存在股东意见不一致,一方认为企业应当破产,另一方坚持不同意破产,会导致企业陷入僵局,不利于市场出清。如果赋予小微企业的股东有权提起破产程序,经过人民法院受理,符合破产条件的,应当进行破产,可以做到有序出清“僵尸企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当然为了防止小股东滥用申请权干扰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可以考虑持有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 二、原因分析 (一)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尚缺少国家层面法律规范 虽然全国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法院对小微企业破产进行了有效探索,比如上海人大2020年4月10日通过、2021年11月28日修正的就专门规定了小微企业的破产内容,其中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本市优化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破产办理机制,促进不可存续的小微企业迅速清算和可存续的小微企业有效重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和破产法庭也专门制定举措和行动方案,优化小微企业破产工作机制,北京破产法庭制定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小微企业破产保护的工作方案(试行)》等,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尚没有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生效的法律规定。本次中对小微企业破产的专章规定,是首次此方面的立法探索。当然,我们也看到本次的专章规定,更多涉及的是小微企业的重整,而对清算、和解等程序没有涉及。 (二)小微企业的特点导致其破产程序表述的模糊化 小微企业普遍业务体量不大、员工不多、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现象较为突出,而且主动破产意愿不强,这种与大中型企业不同的特点,导致在的特别程序规定中,更多的使用了较为模糊的表述方式,比如“清晰”“简单”“较少”“一般”“一定期限内”等,如果规定较为明确,则会束缚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的手脚,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表述的模糊化,会考验管理人的履职能力。 (三)立法考虑到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参与破产程序 前文所述,小微企业与出资人财产混同的情况较为突出,且出资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自己创设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如何激发小微企业出资人主动自愿发起破产程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试图在重整程序中,让小微企业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方式,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出资人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可以尝试解决出资人破产动力不足的问题。 三、应对建议 由于笔者是以第十一章为视角,探讨了小微企业的破产路径,因此也从上述修订草案的内容进行建议。 首先,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不应作过多的限制。本次对小微企业的破产从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三个方面作了限制,抬高了小微企业进行破产的门槛,在原本小微企业破产意愿不强的背景下,此种规定更将破产难上加难。笔者建议,应当删除上述三个条件,只要是符合国家工信部划定的小微企业标准的,则可以以小微企业破产程序进行破产。如果经过审查,债权债务关系较为复杂、债权人人数较多、衍生诉讼较多等,则可以进入破产的普通程序,可以借鉴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程序置换的方式。 其次,建议对小微企业根据各地实际制定不同认定标准。立法者考虑到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不设定特定的条件,有可能会给人民法院、管理人较大办案压力,即使设定财产状况、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人数等条件,笔者也建议不应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企业破产实际情况、小微企业数量等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各类精准司法政策,设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认定标准。 再次,建议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申报期限应当明确。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债权申报期限没有明确,采用了一种模糊化的表述,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建议可以借鉴现行对于债权申报期限的规定方式,即最长和最短的时限模式,可以考虑最短七天,最长三十日的申报期限,避免在实务工作中各方认识不一致导致工作扯皮。 再次,建议机构或者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本次虽然明确指定个人为管理人,但是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如果该类企业破产进入常态化,数量大幅增加后,会人为出现个人和机构办理数量不均衡情况的发生,不应当将管理人限定为个人,建议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担任小微企业破产管理人。 最后,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和重整期间自主经营权给予小微企业出资人适当的权限。本次虽然在重整程序中给予了小微企业出资人保留全部或者部分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调动股东通过破产程序解决此类企业的难题,建议在破产程序申请权、重整期间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等方面,给予出资人适当的权限。 四、结语 本次对小微企业破产的内容只有六条,但是其中值得探讨的内容还有很多,在具体实施中,也会出现各类新的问题,如何平衡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和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还需要立足实际,结合国情,借鉴域外先进做法,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守住公平正义,在给予权限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使得小微企业破产特别程序能够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承载,让身陷困境的小微企业涅槃重生或者有序退出。
2026年6月29日,四川省第五届律师“十佳代理词”“十佳辩护词”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并现场公布了获奖名单。本届评选共征集代理词202篇、辩护词67篇,其中代理词数量创历届新高。经过多轮严谨评审与层层遴选,最终评选出“十佳代理词”10篇及提名10篇、“十佳辩护词”10篇及提名10篇。 我所杨旭律师、杨全友律师撰写的《甲公司管理人诉乙公司、丙公司破产撤销权纠纷一案一审二审再审代理词》入选“十佳代理词”。 现特别推送文书,以供专业交流。 一、基本案情 2021年8月,甲公司主动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管理人接管后发现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已签订租赁合同,将绝大部分房屋出租给后者且租期20年,甲公司未收到租金。管理人亦发现甲公司的物业服务由丁公司自2005年开始提供,甲公司未支付物业费。 2021年11月,管理人告知乙公司、丙公司租赁合同已依法解除并要求其腾退和移交房屋但遭拒绝,管理人于是提起租赁合同纠纷诉讼。该案开庭时乙公司、丙公司当庭提交落款时间为2021年7月《债权转让通知书》和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认为已获得丁公司对甲公司的物业费债权,并以该债权抵销对甲公司20年租金债务。管理人亦得知乙公司已将承租房屋全部转租给丙公司。 2023年6月,管理人以破产撤销权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2021年8月签订的《租金抵付协议》。该案开庭时乙公司、丙公司当庭再次提交与前述协议内容高度一致,但落款时间却为2020年7月《债权转让通知书》和2020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 案件主要法律关系如下: 二、诉争焦点 1.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 2.案涉租金抵付行为属于个别清偿行为还是债权债务抵销行为? 3.案涉租金抵付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债权债务抵销效果? 4.案涉租金抵付行为是否有害于债权人整体利益? 5. 2020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与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之间关系,能否一并撤销? 三、代理词正文 01 【一审代理词】 (一)本案交易主体间存在密切关联关系,相关交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乙公司和丙公司证据存在倒签行为,相关证据均不应被采信。 第一,本案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 一方面,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三对甲公司、乙公司和丁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张四对丙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 另一方面,依据管理人2021年10月《访谈笔录》第2、3、4问可知,张三确认前述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与张四的父子关系,张三可完全控制案涉公司之间交易活动。 第二,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违背正常商业逻辑,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 首先,2005年甲公司与丁公司约定由后者提供物业服务且费用按季度支付,然而在长达16年时间内,双方既未按照合同结算并支付物业费,也未对欠付物业费进行催收。 其次,2014年至2019年,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签订多份租赁合同,甲公司将绝大部分房屋出租给后者且租期为20年,双方既无任何催收租金和缴纳租金记录,乙公司和丙公司也无对租赁物使用迹象。 再次,丁公司将对甲公司的物业费债权转让给丙公司时,按照商业惯例一般应由旧债权人和债务人先确认债权计算明细和具体债权金额后再进行债权转让,然而本案却是旧债权人先将债权转让后由新债权人与债务人确认债权金额计算明细等,这严重违背正常商业逻辑。 最后,丙公司虽受让了丁公司1.31亿元巨额债权,但至今未向丁公司支付任何对价,这更违背正常商业逻辑。 母子公司和关联方交易应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关联交易就将成为逃避法律责任、损害其他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保护伞”。案涉关联交易既违背正常商业逻辑,也不具有商业实质,其交易行为应被撤销。 第三,本案交易主体具备倒签合同的便利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案涉各公司均被张三一人牢牢掌控,存在通过倒签协议方式逃废债的便利条件。 其次,另案租赁合同纠纷案庭审中,乙公司和丙公司拿出2021年7月《债权转让通知书》和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在2023年8月本案庭审过程中又拿出与前述协议内容高度一致但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债权转让通知书》和2020年8月的《租金抵付协议》。该材料不仅甲公司未向管理人移交或告知过其存在,丙公司在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时也未提交,存在倒签协议进行逃废债的动机。 再次,协议鉴于部分一般是对已发生事实的确认,但丙公司提交2020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却在“鉴于”部分对一年后即2021年7月物业移交事宜进行了确认,这也表明各方主体存在倒签协议的行为。 最后,乙公司和丙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租金抵付协议》等证据除盖章部分外均为打印版。这几份证据落款时间相差一年,但字体、墨迹、行间距、纸质等肉眼可见高度一致。 第四,本案有明确证据证明甲公司与乙公司相关合同属于倒签合同。 首先,依据管理人从公安局查档可知,甲公司曾使用过2枚公章。2005年至2018年甲公司公章编码尾号为“1234”。 2018年至2021年甲公司公章编码尾号为“5678”。 其次,依据乙公司和丙公司提交证据可知,落款时间为2007年6月《合同》、落款时间为2008年8月《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合同》,甲公司均使用了2018年后才有的“1234”公章。除非甲公司具备穿越时空能力,否则依据现有事实可以明确证明,是甲公司利用与乙公司以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倒签合同以逃避债务。 最后,依据管理人向法院提交的其他法院多份生效判决书可知,甲公司曾多次利用与子公司的关联关系实施过虚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和借款合同关系以逃避强制执行的行为,本案不过是甲公司再次以“新瓶装旧酒”方式逃废债。 (二)甲公司存在承认不真实债务的行为,且甲公司与丙公司之间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相关行为应被撤销。 第一,甲公司存在承认不真实债务的行为。 首先,甲公司在2021年7月《债权确认书》中承认的物业费和滞纳金债务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即提前5个月确认物业费和滞纳金债务。 其次,甲公司在既未见债务计算起始日、计算标准、计算明细、抵扣明细等,也未提出任何滞纳金或违约金异议,对按季支付且已拖欠16年的物业费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就在薄薄一页纸和聊聊数语中直接承认高达约1.31亿元的总债务,严重不符合商业逻辑。 最后,甲公司承认滞纳金(违约金)债权约为物业费(本金)债权的3倍且未给出任何合理理由。 第二,甲公司与丙公司之间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双方之间的租金抵付行为应被撤销。 一方面,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在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中约定甲公司将其持有的租金债权以70%的折现金额与其物业费债务进行抵销,抵销时间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 另一方面,经计算可知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约定实际租金约325元/间/月,根据管理人通过市场调查得知类似住宅的市场租金标准约为1700~2600元/间/月,案涉房屋约定租金标准远低于成都市同区域房屋租赁市场价格,属于各主体间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行为。 (三)丙公司以受让债权抵销未来债务无法律依据,且丙公司也以实际行动否定案涉抵付行为属于债务抵销行为。 如前所述,管理人并不认可甲公司与丁公司、丙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关系。即使法院最终认可丙公司受让了丁公司的物业费债权,但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可知,可抵销债务前提是当事人互负债务且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本案中甲公司是已有的物业费债务,丙公司是未来应支付的租金债务,两种债务的种类、品质并不相同,不具备抵销的法律基础。若法院最终认定物业费债务和未来租金债务可以抵销,但该案处于破产清算程序中,对相关抵销行为应特别适用及破产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 同时,丙公司虽在庭审中辩称案涉租金抵付行为是债务抵销行为,然而甲公司自2021年8月进入破产程序至今已超过两年,丙公司一直未按照以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规定向管理人提出抵销主张,即丙公司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案涉租金抵付行为属于债务抵销行为。 (四)本案对推动甲公司破产程序意义重大。 案涉房屋几乎囊括甲公司全部财产,若租金抵付协议不被撤销,则甲公司全部财产将出租给丙公司直至2039年12月,这必然对公平清理债权债务、顺利推动破产程序产生极不利影响。 02 【二审代理词】 (一)关于2份《租金抵付协议》的关系 2020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仅对抵付事宜概略性陈述且未明确具体抵付金额,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才对抵付事宜进行细致约定并明确了抵付金额,表明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才具有可执行性,才是双方最终约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2021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即已否定了2020年8月《租金抵付协议》的效力。 (二)适度强化职权主义审判方式 依据2013年第11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闽发证券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裁判精神,从破产衍生诉讼中破产企业方实际缺位、管理人与诉讼对方不对称掌握证据和事实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适度强化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应用。 03【再审代理词】 1.管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指出丙公司对甲公司享有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乙公司和丙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亦不属于新证据。 2.《租金抵付协议》中一方是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另一方是未到清偿期的未来债务,不符合债权债务抵销构成要件。 3.乙公司和丙公司捏造证据进行民事诉讼,严重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受到司法处罚。 4.案涉租赁合同已被依法解除,破产财产正被依法拍卖。 四、法院的裁判结果 2023年12月,一审判决支持甲公司管理人全部诉讼请求。乙公司和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4年7月二审驳回其上诉并维持原判。乙公司和丙公司申请再审,2025年5月被驳回再审申请。 五、律师后语 1.本案甲公司与关联公司隐瞒相关交易内容,导致管理人在破产受理后超过三个月才知晓,已超过《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管理人向法院主张抵销无效的诉讼期间,本案为管理人如何选择诉讼路径撤销相关交易提供参考。另,《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给甲公司与关联方通过先债权债务抵销再隐瞒超过三个月诉讼期间提供可乘之机,致管理人无法向法院及时主张该抵销行为无效,不仅增加管理人诉讼难度,也对顺利推进破产程序也造成阻碍。 2.本案法官对债权债务抵销的构成要件、案涉债权债务能否产生抵销的法律后果、以债务抵销名义行个别清偿实质的认定、2份租金抵付协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司法说理,对类案也有借鉴意义。 3.部分企业意图利用“买卖不破租赁”和债权人抵销等规定进行逃废债,本案通过判决形式进行否定性法律评价,明确体现法院对该类实务法律问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同时,本案亦体现《关于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防范和打击逃废债务行为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二条和第四条规定内容。 4.律师办案时应注意核实案涉合同的印章编号,对通过倒签合同方式伪造交易记录保持高度警觉。 5.现有技术暂无法对文件制成时间进行准确鉴定,法院对该类司法鉴定报告难以采信,需律师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和充分说理来论证相关证据的真伪。
导语 信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的是,经常听到“信托产品”“家族信托”这些词;陌生的是,它到底是什么、怎么运作,很多人说不清楚。当一家信托公司破产时,一系列问题就浮现出来:投资者的钱还能拿回来吗?员工的工资和巨额奖金怎么算? 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新某信托公司破产清算案,恰好涉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信托机构欠付职工工资中,哪些能优先受偿,哪些只能算普通债权,哪些压根不算债权?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每个参与破产分配的人能拿到多少钱。 一、信托是什么?一个简单但容易被误解的概念 (一)信托的核心:信任+托付 信托这个词,拆开看就是“信任”和“托付”。用法律语言说,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通俗理解就是:你把钱(或其他财产)交给一个你信得过的机构(信托公司),让它按照你的要求去打理,收益归你指定的人(受益人)。 信托有几个独特之处: 第一,财产独立。 信托财产一旦设立,就从委托人的个人财产中剥离出来,独立于受托人(信托公司)的自有财产。即使信托公司自己破产了,信托财产原则上也不属于破产财产,要单独处理。 第二,所有权与受益权分离。 信托公司名义上“拥有”这笔财产(以自己的名义管理),但真正的利益归受益人。这种“名实分离”的结构,是信托最核心的制度设计。 第三,长期规划与风险隔离。 信托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代人理财”,更在于长期规划与风险隔离。这也是家族信托被高净值人群青睐的原因。 (二)信托公司是做什么的? 信托公司是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业务包括: 资产管理信托:接受委托人委托,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资产服务信托:提供账户管理、财产保管、受托支付等服务。 公益/慈善信托:用于公益目的的信托安排。 截至2025年2月,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已达19.93万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信托业务相关。信托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二、信托和私募基金,到底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分不清信托和私募基金,因为它们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把钱交给专业机构打理”。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 第一,法律关系不同。 信托基于信托关系——委托人把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信托公司),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而私募基金基于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者把钱委托给基金管理人,财产所有权并未转移。 第二,管理人不同。 信托产品的管理人是信托公司(受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私募产品的管理人是私募投资公司(受证监会监管)。 第三,财产独立性不同。 信托财产一旦设立就独立于信托公司的自有财产,信托公司破产时信托财产原则上不受影响;而私募基金财产的独立性相对较弱。 第四,投资门槛和风险不同。 信托产品的投资门槛一般在100万到300万之间,风险相对较低;私募基金的门槛同样不低,但风险波动更大,收益也更依赖管理人的能力。 第五,监管体系不同。 信托公司属于金融机构,由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类金融机构,由证监会监管。两者受到的监管强度和标准有所不同。 简单记:信托是“金融机构做的”,私募是“类金融机构做的” ——前者监管更严、牌照更难拿,后者更灵活、风险更高。 三、新某信托公司破产案:职工薪酬怎么分? (一)案件基本事实 新某信托公司成立于1986年。2020年7月,因出现信用风险,原银保监会决定对其接管。后因风险未能解除,经监管部门同意,新某信托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2022年7月,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管理人对职工债权进行调查发现,新某信托公司的职工工资实行 “固定薪酬+高额激励性薪酬” 的模式,激励性薪酬与业绩挂钩。 经统计: 261名职工的基本工资和与业绩不挂钩的绩效奖金:0.68亿元 经济补偿金:0.24亿元 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性薪酬:2.7亿元 (二)法院怎么分? 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职工工资作为第一顺位优先受偿。 但问题在于:“职工工资”的范围怎么界定? 是不是所有跟工作相关的钱都算? 法院的裁判逻辑很清晰: 第一层:基本工资和与业绩不挂钩的绩效奖金(0.68亿元)+ 经济补偿金(0.24亿元)→ 职工债权,优先受偿。 这部分是保障职工基本生存的,属于保护的核心范围。 第二层:符合监管政策的激励性薪酬(1.78亿元)→ 普通债权,按比例受偿。 这部分虽然与业绩挂钩,但只要符合金融监管政策的要求,仍然算作合法薪酬,只是不能享受优先地位。 第三层:不符合监管政策的激励性薪酬(0.92亿元)→ 不作为破产债权清偿。 这部分连债权都算不上——要么是违规发放的,要么不符合监管要求,在破产清算中直接被排除在外。 (三)为什么这么分? 法院的依据是《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银监发〔2010〕14号)。该指引要求信托机构的薪酬方案应向监管部门备案,未按规定计发薪酬的依法予以查处。 法院的核心逻辑是:职工工资优先受偿的目的是维护职工基本生计,但并非所有跟工作相关的钱都能享受优先地位。明显超出生存权保护限度的部分,应当作为普通债权清偿。 不符合监管政策的薪酬,连债权都不算。 对普通职工来说:基本工资和固定绩效有保障;对拿高额奖金的业务人员来说:奖金能不能拿到、能拿多少,取决于是否符合监管规定;对投资者和其他债权人来说:优先受偿的蛋糕越小,普通债权能分到的就越少。 四、信托公司破产,投资者的钱怎么办? 这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信托财产与信托公司自有财产是分离的。 如果你购买的是正规的资产管理信托产品,信托财产在法律上独立于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信托公司破产时,信托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原则上应当单独处理,归还给受益人。 第二,但前提是信托财产确实存在且未被挪用。 如果信托公司违规操作,将信托财产与自有资金混同、挪用信托资金,那投资者的钱就可能面临风险。这也是近年来监管反复强调“严禁向关联方输送利益”“严禁占用信托资金”的原因。 第三,如果信托公司只是“通道”或“管理人”,信托财产的安全性相对较高。 如果信托公司是“主动管理型”产品,且资金投向出现了问题,投资者的损失风险就更大。 第四,破产清偿顺序决定了谁能先拿到钱。 根据,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 职工工资和社保 → 税款 → 普通债权(包括投资者的未受偿部分)。投资者排在职工和税款之后,属于普通债权。 五、对普通人的几点启示 第一,买信托产品要看清“主动管理”还是“通道业务”。 主动管理型产品的风险由信托公司承担更多管理责任,但一旦出问题,追责路径也更复杂。通道业务中信托公司只是“过手”,风险主要由委托方承担。 第二,关注信托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管评级。 信托公司也是企业,也会破产。选择信托产品时,不能只看收益率,还要看信托公司本身的健康程度。 第三,理解破产清偿顺序。 如果信托公司真的破产了,投资者的钱排在职工工资和税款之后。这意味着在极端情况下,投资者可能面临损失。 第四,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双刃剑。 一方面,它保护信托财产不受信托公司破产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信托财产本身出了问题(比如投向了坏项目),独立性并不能挽回损失。 结语 新某信托公司破产案,表面上看是一个关于“职工工资怎么分”的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信托行业更深层的逻辑:信托公司不是普通的商业公司,它管理的是别人的钱。当它破产时,不仅要考虑债权人的利益,还要考虑职工的合法权益——但这种保护不是无底线的。 高额激励性薪酬可以发,但必须符合监管政策;不符合政策的,不仅不能优先受偿,连债权都算不上。这一裁判规则,既体现了保护职工基本生存权的立法目的,也体现了金融监管对行业薪酬乱象的治理态度。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理解信托的本质、区分信托财产与信托公司自有财产、了解破产清偿顺序,是保护自身权益的基本功课。 本文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新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案),仅供学习参考。
摘要 第三人免责在破产程序,尤其是重整程序中具有显著的制度价值。它能够降低并行诉讼成本、稳定重整预期,也可能在个人/集团企业互相担保和大规模侵权赔偿中发挥集中债务清理功能。但若将其直接理解为重整计划可以通过多数决免除非债务人责任,则会突破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中心结构。本文将“第三人”限缩为债务人的自然人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结合美国普渡制药案、我国(以下简称破产法修订草案)关于连带个人债务人的创新规定,以及跨境破产承认实践,提出中国法不宜引入重整计划自动型第三人免责,而应发展程序参与型、对价充分型、责任分层型的有限债务豁免机制。域外破产程序中的第三人免责,在中国内地亦不应当然发生实体免责或禁诉效力。[1] 关键词:搜索 第三人免责 连带个人债务人 破产重整 跨境破产 引言 破产法以债务人为中心展开。无论是清算、和解还是重整,其基本逻辑均是将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纳入一个概括程序,经由破产程序进行集中清理。“债权人协议”理论说明破产法的核心在于解决个别执行中的集体行动困境[2],因此破产程序的强制性首先围绕债务人的财产与债务展开,并不当然延伸至程序外第三人的独立责任。 当然,破产法并非单纯的债权债务清理,破产程序同时涉及债权分配、债务人再生、社会成本控制及公共利益等多元目标[3]。国内学者亦在讨论破产法基本原则时强调,破产法既要维护集体清偿秩序,也应尊重破产法之外的实体规范。因此,在现代企业融资和治理结构中,虽然第三人责任常常与债务人破产紧密相关,但是否可以通过债务人程序一并予以豁免,仍需受到严格的规范审查。[4] 为避免议题发散,本文在后续讨论的“第三人”并不泛指所有非债务人,而限缩为债务人的自然人股东、实控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其责任来源大体包括两类:其一,因保证、债务加入等担保措施与企业债务具有连带关系;其二,因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清算责任、财务造假、其他侵权行为等而对债务人、债权人或者其他受害人承担责任。前者更接近企业经营风险的外溢,后者则具有治理问责和侵权救济属性。 本文核心要探讨的问题是:第一,中国法下第三人能否借债务人的破产程序获得免责;如可以,其路径是重整计划自动豁免,还是第三人自身进入某种债务清理程序。第二,域外破产程序已经赋予第三人免责时,中国内地是否应自动承认该效果。 01.第三人免责制度介绍与域外实践发展 第三人免责,是指在破产程序中,使债务人以外、未提出破产申请的第三人,免于承担已经产生或者潜在的债务或责任的制度安排[5]。它通常表现为重整计划中的责任豁免条款(Release Provision)、禁令条款(Injunction Provision)或者不起诉安排(Covenant not to Sue)。按照权利人同意程度,可以区分为协商一致型与非协商一致型;前者本质上是权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和解,后者则是在没有取得全部受影响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债权人会议多数决、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或者禁诉令,使不同意的债权人也丧失对第三人的追索。[6] 债务人免责与第三人免责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意味着其财产、债务和经营命运被整体置于法院、管理人和债权人监督之下;债权人虽可能被强制调整权利,但同时获得申报、表决、听证、监督和分配保障。而第三人如果未进入破产程序,通常并未交出全部责任财产,也不必接受持续披露和行为限制。因此,以其配合重整、继续经营或者提供部分资金为理由换取概括免责,并不能当然取得债务人免责同等的制度基础。 在请求权来源上,还应区分债务人财产请求权与债权人直接请求权。债务人基于忠实勤勉义务、违法分配、关联交易、清算责任等对第三人享有的赔偿或财产返还请求权,可能构成债务人财产,可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主张或处分。相反,债权人或者其他受害人因故意、重大过失、证券虚假陈述、欺诈性转移财产等对第三人享有的直接请求权,原则上属于权利人自己的实体权利,不应由债务人重整计划单方处分。[7]这一分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直接决定了第三人免责的程序路径。债务人财产请求权属于破产财产增减事项,管理人处分该等权利时应接受债权人会议和法院的监督;债权人直接请求权则并非债务人财产,债务人重整计划即使获得多数通过,也只能调整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受偿方式,而不能当然替代债权人处分其对第三人的独立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第三人免责不能被简单纳入重整计划的通常事项,而应被视为具有独立正当性要求的责任调整安排。 第三人免责制度诞生于美国,通常被追溯至Johns-Manville 石棉侵权案。Johns-Manville 曾是美国大型石棉制品生产商,由于石棉产品可能导致潜伏期很长的严重疾病,公司面临大量现有和未来侵权索赔;1982年,Johns-Manville申请破产重整。该案的核心创新在于:重整计划中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石棉赔偿信托。Johns-Manville 的保险公司及关联经营实体向信托支付资金,用来集中处理石棉受害者的赔偿请求;与此相对,法院发布禁令,将针对Johns-Manville保险公司及关联经营实体方的石棉索赔导向该信托处理,并就此取得责任豁免和诉讼禁止安排。这类禁令后来被称为通道性禁令(Channeling Injunction)。其后,美国国会在《破产法典》第524(g)条中对石棉案件中的信托与禁令结构作出规定。[8] 然而,效率不能替代授权基础,支付对价不能当然产生强制豁免,取得债权人多数支持也不能消灭少数反对者的独立实体权利。有学者认为根据美国宪法,非债务人免责可能同时触及破产授权、正当程序和联邦司法权边界。[9]此外,针对非债务人的永久禁令和责任豁免,很难仅凭破产法院的重整管辖获得充分基础。[10] Johns-Manville 石棉侵权破产案之后,美国法院在石棉案件之外逐步尝试以《破产法典》第1123(b)(6)项等兜底性规定作为第三人免责的规范依据[11]。在Dow Corning 案中,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形成了较具代表性的多因素审查标准,重点考察第三人与债务人利益是否高度一致、第三人是否作出实质性出资、免责是否为重整成功所必要、债权人是否以压倒性多数支持以及计划是否提供充分清偿[12]。 Millennium Lab 案延续了这一思路,强调第三人免责必须与重整具有实质关联,并以具体事实认定证明其必要性与公平性[13]。但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Metromedia 案中则强调,非债务人免责只能存在于极少数例外情形[14]。在这段时期,美国各法院对第三人免责制度的使用以及认定标准长期存在分歧。 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 L.P.)破产案是美国破产法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第三人免责案件之一。该公司因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的营销策略引发大规模侵权索赔而于2019年申请第11章破产保护,其原重整计划的核心争议在于通过非合意第三人免责条款,将免责范围扩张至极为广泛的第三方主体:不仅包括未进入破产程序、从公司提取约110亿美元利润的Sackler家族成员及其控制的海外信托、家族企业、股东关联方等核心受益方,还涵盖了公司高管、董事、破产律师、共同推广方、第三方销售代表、投资银行、顾问等大量外部服务提供者。这些第三方无需申请破产、无需全额清偿债务,却可通过债务人重整计划获得对现有及未来阿片类相关民事索赔的永久性豁免,甚至阻断了债权人对其提起欺诈性转让、赔偿请求、分摊请求等追偿程序。2024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Harrington v. Purdue Pharma L.P.案中正式针对如此广泛的非合意第三人免责作出里程碑式裁决,以5比4认定《破产法典》未授权法院批准非破产第三人未经其债权人同意即获得免责(§524(g)石棉信托除外),从而否决了原方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先从《破产法典》第1123(b)(6)项入手,认为《破产法典》第1123(b)前五项均围绕债务人的财产、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务人与其债权人之间的调整展开;第1123(b)(6)作为兜底条款,不能脱离其上下文,被解释为授予法院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力,即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消灭债权人对非债务人的请求权。换言之,兜底条款并非“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开放授权,破产法院的衡平权也不能脱离成文法本身单独成为第三人免责的依据。 其次,联邦最高法院特别区分了“属于债务人的请求权”与“债权人对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如果有关请求权实质上属于债务人,例如派生诉讼或欺诈转让追回权,重整计划当然可以对其进行和解、保留或处分;但普渡案中的阿片受害人请求权并不属于普渡公司,而是受害人直接针对 Sackler 家族的侵权请求权。多数意见据此强调,破产程序不能将这些直接请求权视为债务人财产,并在未经权利人同意时予以处分。这一点对第三人免责讨论尤为关键:破产程序能够集中处理债务人的责任,但并不当然取得处分债权人对第三人独立请求权的权限。 不过,普渡案的结论也应作限缩理解。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其判决并不处理合意型第三人免责、不判断何种情形构成有效同意,也不评价第三人请求权获得全额清偿时的安排,更不处理已经实质履行完毕的重整计划是否应被撤销。因此,该案并非全盘否定第三人免责,而是反对在 《破产法典》11章重整计划中,以非自愿方式、未经明确授权地消灭债权人对非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 此后,普渡制药于2025年11月在地区法院确认了不含非合意免责的新重整计划,改为以债权人自愿选择放弃对Sackler家族追偿权为前提的合意豁免机制。该案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破产实务中第三人免责的适用边界,确立了“合意优先”的裁判新口径。[15] 比较法上,美国之外并不存在统一的第三人免责模式。欧盟层面的《预防性重整指令》主要规范债务人与受影响债权人、股东之间的重整计划、表决和跨类别强制批准,并未设立类似美国 《破产法典》11章的概括性非债务人免责制度。[16]荷兰、德国等成员国多采取限定式路径,例如荷兰WHOA允许重整计划在特定条件下调整债权人对同一集团内担保人、共同债务人等法律实体的权利,但以集团关联、债务性质、相关第三人同意及法院管辖为边界。[17]英国则通过协议安排(SoA)和重组计划( Part 26A RP)承认第三人免责的可能性,[18]但通常要求该免责只是公司与债权人安排的附随内容,并且为实现该安排所必要。[19]近期Thames Water 案亦表明,对董事、顾问等主体的宽泛免责仍需接受必要性审查。[20]新加坡基本承继英国式方案安排路径,Daewoo 案曾认可安排方案可包含释放董事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条款,[21]Pathfinder 案则进一步提出第三人免责与公司债务重组之间须存在“足够联系”。[22]因而,英新及部分欧洲法域并非承认第三人当然分享债务人的破产免责,而是将其作为在债权人同意基础之上,有范围、有对价、有程序审查的重整工具。 上述域外实践表明,第三人免责的正当性不能仅诉诸效率或重整必要性,而须回答“谁有权处分第三人责任”这一规范问题。中国语境下的需求又与域外大规模侵权场景不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中,实际控制人、股东乃至董监高为企业债务提供个人连带保证极为普遍,企业重整成功后,债权人仍可依据继续追索保证人,其个人债务困境将反过来侵蚀重整成果。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条第3款对此作出回应,创设“连带个人债务人破产”制度,允许因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出现破产原因的自然人股东进入破产程序清理债务。这一制度并非承认重整计划可以自动豁免第三人责任,而是为其提供独立的债务清理入口,使其以程序参与者的身份接受财产披露、行为限制和监督考察,在履行程序义务的前提下获得有限免责。下文将围绕这一制度设计,分析中国法下第三人免责的可能路径及其边界。 02.中国法下第三人免责的实现路径 中国破产实践中的第三人免责,与美国的大规模侵权案件有所不同。我国更常见的情境,是民营企业融资中实际控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甚至职工为企业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企业重整后,债权人仍可就未清偿余额追索担保人;若担保人正是企业原经营者或者核心管理者,其个人债务困境可能反过来影响企业持续经营、引入新投资和市场信用修复。有法官指出,企业家担保债务问题绝非破产程序的“附加题”,而是关乎企业能否真正脱困、重整制度目标能否实现的“必答题”[23]。 现行法对此并未提供充分工具。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影响。该规则维护了担保制度的稳定性,也意味着法院和管理人不能仅通过企业重整计划强制削减保证人或连带债务人的责任。实践中已有方案多以合意为基础,包括暂缓追偿、附条件豁免和个别和解,但其共同局限在于缺乏稳定的法定程序。 在此基础上,破产法修订草案中的连带个人债务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对既有实践困境的回应:它不是否认保证责任和连带责任的独立性,而是在第三人自身出现破产原因时,为其提供一个独立的债务清理路径。使企业重整与企业家责任化解能够形成程序联动,但并不意味着债务人的重整计划可以直接取代第三人个人债务清理程序。 破产法修订草案第2条第3款规定,企业法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该企业的自然人股东因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出现破产原因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草案还设置了行为限制、财产申报、监督考察、免责排除和撤销规则,并允许具有未来可预期收入的连带个人债务人适用重整程序。[24] 这一制度的创新不在于直接承认第三人免责,而在于改变第三人的程序位置。过去,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站在企业破产程序之外,债权人权利不受重整计划影响;破产法修订草案则允许特定连带责任自然人在满足破产原因时进入破产法框架,以自己的财产、收入和信用接受清理。换言之,第三人若要获得债务豁免,不能依附于债务人的重整计划,而必须成为程序主体,承担程序义务。 这一安排与普渡制药案的制度衍化高度契合。普渡制药案拒绝的是未申请破产的非债务人强制免责;破产法修订草案提供的则是让特定连带责任自然人申请债务清理的制度入口。由此可见,破产法修订草案并未允许企业重整计划直接豁免第三人责任,而是为部分与企业债务深度绑定的自然人提供独立但可联动的清理程序。 不过,草案文本目前直接指向“自然人股东”,并非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立法若要回应实践中实际控制人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董监高问题,可考虑在严格条件下将主体扩张至“实际控制人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破产法修订草案制度与域外第三人免责具有功能契合。域外第三人免责试图解决的是企业重整后非债务人责任残留导致重整交易不稳定的问题;草案的连带个人债务人制度解决的则是企业破产后关键自然人因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陷入长期执行和信用惩戒的问题。二者都面对同一事实:企业失败往往伴随关键自然人的责任残留,仅清理企业债务不足以实现完整的营运价值修复。 二者也具有对价契合。美国法院在第三人免责实践中通常要求第三人提供实质性贡献、证明计划必要性、接受充分通知和司法审查;草案则要求连带个人债务人申报本人及相关财产,接受行为限制和监督考察,并将超出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用于清偿债务。其共同底层逻辑是:免责不能免费取得,责任豁免必须以财产披露、实质贡献和诚信监督为对价。 这种对价要求还应包括要求第三人承担信息披露义务和行为约束义务。信息披露义务体现为第三人完整披露个人财产、关联资产、家庭共同财产以及可能影响清偿能力的交易安排;行为约束义务体现为第三人在监督考察期间接受消费限制、职业限制和收入分配约束。若缺乏这些制度性对价,仅以第三人在重整中提供部分资金或者继续参与经营为由赋予其概括免责,便不足以平衡反对债权人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 但二者路径存在本质差异。美国的第三人免责往往嵌入债务人重整程序,由债务人的债权人会议和法院批准赋予对第三人的豁免效果;中国式路径则更接近准个人破产。企业重整计划可以写入第三人支付对价、保险理赔、专项基金、个人债务清理申请以及选择加入式和解安排,但免责效力来源须区分:同意加入者受和解协议约束;债务人自身请求权可由管理人依法处分;未同意债权人的直接请求权,不应仅因企业重整计划批准而消灭。 (四)第三人免责的边界:破产法修订草案不是第三人责任概括免除条款 破产法修订草案在提供接口的同时,也大幅限制了第三人免责空间。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74条设置五年监督考察期,并限制连带个人债务人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董监高,表明其制度价值并非简单豁免企业家,而是以长期信用约束换取重新开始。 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75条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消费者维持生活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劳动者报酬、造成本企业损失等形成的债务,清偿责任不可免除。破产法修订草案第176条还将严重违反义务、奢侈消费或赌博、隐匿转移财产、隐匿伪造账簿、违法分配利润、财务造假并损害企业及债权人利益等情形,列入不予免除或撤销清理完毕裁定的范围。[25] 由此可见,第三人免责必须作责任分层。对于因企业合理经营融资而形成的保证、债务加入等被动负债,可以讨论通过个人债务清理或协商和解作有限豁免;对于治理问责、侵权责任、程序失信责任,特别是财务造假、违法分配利润、隐匿财产、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等责任,原则上不应适用免责。 03.域外破产程序中的第三人免责在中国内地的效力 跨境破产语境中,问题更为复杂。域外重整计划、安排计划或破产和解等程序中可能包含针对董事、高管、控制人、保险人、审计机构等第三人的免责条款;域外法院还可能发布禁诉令,禁止债权人在其他法域继续追索第三人。若中国内地债权人未明示同意,或者相关第三人责任与中国境内债权人、境内资产、境内诉讼存在密切联系,中国法院是否应承认这种免责效果,便成为独立问题。 现行为承认外国破产案件判决、裁定提供基础,但同时要求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我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产法修订草案跨国破产专章亦延续这一审查结构。由此可见,中国法可以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和外国管理人身份,但承认的范围仍须受本国公共政策和境内债权人保护限制。[26] (二)域外案例:当地法院是否认可域外破产程序中的第三人免责 中国内地目前尚无直接处理域外破产程序中第三人免责效力的司法案例,故有必要借助比较法视角,观察制度较成熟法域的相应实践,为内地法院未来面对此类承认申请时的审查框架提供参照。以下以美国与英国的典型实践为例。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In re Vitro S.A.B. de C.V.案中,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审查墨西哥重整计划时,拒绝对其中免除非债务人保证人责任的条款予以承认和执行。法院核心理由之一在于,该第三人免责超出了美国法对非债务人豁免的授权边界,若予以执行将构成对美国公共政策的违反。该判例表明,即便在《破产法典》15章这一相对开放的跨境破产承认框架下,外国破产程序本身的承认与程序内第三人免责效力的跨域延伸,仍属两个可分离的审查对象——承认前者并不当然涵盖后者。[27] 理论上,修正普及主义强调以主要程序为中心协调跨国债务清理[28];合作属地主义提醒各国法院在合作中仍须保护本国债权人和本国政策[29]。承认与协助并非实体法统一,而是在国际礼让、程序协调和本国保留之间寻求平衡。[30] 与Vitro案相反,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在 Metcalfe & Mansfield 案,曾基于 《破产法典》15章和国际礼让原则承认加拿大CCAA程序中的第三人豁免。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认为,加拿大法院已就第三人免责的权限和合理性作出审查,重整方案绝大多数债权人支持,免责与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整体重整具有紧密联系,美国法院因此认为没有必要重新审查加拿大法院的实体判断[31]。特拉华破产法院在 Crédito Real 案中,也在普渡制药案之后讨论了《破产法典》15章框架下承认外国计划中第三方免责的可能性,普渡案解释的是《破产法典》11章计划条款的授权边界,并不当然限制《破产法典》15章下对外国法院裁判的承认与协助;只要外国程序具备基本公平性,且未触及美国宪法或成文法上的核心权利,第三人免责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明显违反公共政策”[32]。这些案例可以作为正面材料,但其前提是美国成文法提供了《破产法典》15章框架,外国程序本身有充分通知、听审和司法审查,且承认仍受公共政策例外限制。 英国法则提供了另一种审慎路径。传统吉布斯规则认为,外国破产或重整程序原则上不能消灭受英国法管辖的债务,除非债权人参加或同意该外国程序。英国上诉法院在 International Bank of Azerbaijan 案中拒绝通过无限期中止诉讼变相实现外国重组程序中的债权消灭效果[33];英国最高法院在 Rubin v. Eurofinance 案中也拒绝为破产相关外国判决创设脱离普通承认执行规则的特殊通道。[34] (三)中国法立场:分割承认与效力分层 结合中国法结构和比较法经验,域外破产程序的第三人免责在中国内地不当然发生实体免责或禁诉效力。较妥当的规则是“分割承认”:中国法院可以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管理人身份、债务人财产处分和分配安排,但对其中涉及第三人免责、禁诉或直接消灭中国内地债权人请求权的内容,应另行审查。 具体可分四类处理: 第一,若中国内地债权人已明示加入域外程序并接受对价,可按个别程序处理。 第二,若债权人未明示同意,域外第三人免责条款原则上不消灭债权人享有的独立请求权,也不阻却中国诉讼。 第三,域外破产程序中对于债务人自身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予以豁免的,可从第三人免责的处分权限、对价、披露和境内债权人利益等角度进行审查。 第四,域外禁诉令不宜直接转化为禁止中国诉讼的效果,原则上仍应保留本国法院审查权。 在审查标准上,应重点考察债权人的意思表示、程序参与、对价充分、请求权性质和公共政策。若第三人仅依域外重整计划中的豁免条款请求在中国内地发生概括免责效果,而未取得内地权利人的明示同意,也未在外国程序中承担充分财产披露和监督义务,则不宜承认其自动免责或禁诉效力。 其中,权利人同意应当以明示同意为原则,不能轻易以未反对、未投票或者领取债务人清偿推定其放弃对第三人的请求权;程序参与则要求受影响债权人能够获知免责范围、对价来源、第三人财产状况及其在境外程序中的参与机会;公共政策审查则应特别关注欺诈、故意侵权、重大过失、人身损害、劳动债权、消费者权益和证券投资者保护等事项。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中国法院判断域外第三人免责是否可在内地发生效力的最低审查框架。 结语 破产法不应作为未进入程序第三人的概括豁免平台。破产程序强制效力的正当性,以债务人交出责任财产、接受行为约束、让渡程序主导权为对价;未进入程序的第三人既未披露财产,亦未承受行为限制与信用惩戒,更未让渡任何程序利益,自不能借债务人之重整计划自动消灭他人请求权。 中国法对第三人免责的制度回应,应循“程序参与型”路径。破产法修订草案创设的连带个人债务人清理制度,正是这一路径的本土表达。将程序外的连带责任人转化为程序内的清理对象,以财产如实披露、消费行为限制、监督考察与长期信用约束为程序对价,在欺诈、重大过失、人身侵权等责任分层的前提下,换取有限免责。这既回应了民营企业重整后个人责任的现实困境,又以程序参与守住了破产法的边界与实体公正。 在跨境破产层面,中国内地法院对域外破产程序中的第三人免责条款,应坚持程序承认与免责效力的分层审查。承认外国程序及管理人身份,不等于自动接受其免责安排;域外免责是否在内地发生效力,须独立审查权利人的意思表示、第三人的程序参与程度、对价充分性、请求权的可豁免性及公共政策兼容性。在跨境破产合作中展现开放姿态的同时,保障本国债权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底线。 参考文献 [1] 于2025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文关于草案的讨论均以公开征求意见稿为基础。 [2] Thomas H. Jackson,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Bankruptcy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Elizabeth Warren, Bankruptcy Policy, 5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75 (1987). [4] 许德风:《破产法基本原则再认识》,载《法学》2023年第8期。 [5] 武诗敏:《破产程序中第三人免责的存废之论》,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9期 [6] 同上。 [7] 、、、。 [8] 11 U.S.C. § 524(g). [9] Adam J. Levitin, The Constitutional Problem of Nondebtor Releases in Bankruptcy, 91 Fordham Law Review 429 (2022). [10] Ralph Brubaker, Nondebtor Releases and Injunctions in 《破产法典》11章: Revisiting Jurisdictional Precepts and the Forgotten Callaway v. Benton Case, 72 American Bankruptcy Law Journal 1 (1998). [11] 11 U.S.C. § 1123(b)(6). [12] In re Dow Corning Corp., 280 F.3d 648, 658 (6th Cir. 2002). [13] In re Millennium Lab Holdings II, LLC, 945 F.3d 126, 139-40 (3d Cir. 2019). [14] Deutsche Bank AG v. Metromedia Fiber Network, Inc. (In re Metromedia Fiber Network, Inc.), 416 F.3d 136, 141-42 (2d Cir. 2005). [15] Harrington v. Purdue Pharma L.P., 603 U.S. ___ (2024). [16] Directive (EU) 2019/102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ne 2019, arts. 9-11. [17] WHOA(Wet homologatie onderhands akkoord),即《庭外重组计划法院确认法》(Act on Court Confirmation of Extrajudicial Restructuring Plans),2021年1月1日在荷兰生效。该法允许陷入财务困境但尚未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与债权人(包括不同类别债权人)在庭外协商达成重组计划后,请求法院予以确认;经法院确认的计划对全体受影响债权人具有约束力,即使少数债权人反对。关于同一集团内担保人、共同债务人等第三人责任的调整,见荷兰(Faillissementswet)第370条、第372条及WHOA第8条、第10条。See generally Bob Wessels & Stephan M. Madaus, European Uni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Regulation: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2nd ed.,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1, pp. 287–290; 另见欧盟《预防性重整框架指令》(Directive (EU) 2019/1023)前言第36段及第11条对成员国庭外重组机制的协调要求。 [18] Companies Act 2006, Part 26 and Part 26A. [19] Re Lehman Brothers International (Europe) (in administration) (No 2) [2009] EWCA Civ 1161. [20] Kington S.À.R.L. v Thames Water Utilities Holdings Ltd [2025] EWCA Civ 475. [21] Daewoo Singapore Pte Ltd v CEL Tractors Pte Ltd [2001] SGCA 53. [22] Pathfinder Strategic Credit LP v Empire Capital Resources Pte Ltd [2019] SGCA 29. [23] 陆亚东、肖玲:《〈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股东连带债务化解机制透视与完善》,载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2025年9月12日 [24] 、。 [25] 第174-176条。 [26] 。 [27] In re Vitro S.A.B. de C.V., 701 F.3d 1031 (5th Cir. 2012). [28] Jay L. Westbrook, A Global Solution to Multinational Default, 98 Michigan Law Review 2276 (2000). [29] Lynn M. LoPucki,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 A Post-Universalist Approach, 84 Cornell Law Review 696 (1999). [30] Ian F. Fletcher, Insolvenc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In re Metcalfe & Mansfield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421 B.R. 685 (Bankr. S.D.N.Y. 2010). [32] In re Crédito Real, S.A.B. de C.V., SOFOM, E.N.R., Case No. 24-11358 (Bankr. D. Del. 2025). [33] Re OJSC International Bank of Azerbaijan [2018] EWCA Civ 2802. [34] Rubin v. Eurofinance SA [2012] UKSC 46.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随着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上市公司破产案件日渐增多。破产程序本应是企业债务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是保护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关键环节。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事、监事、高管可能出现的舞弊行为,严重威胁了破产程序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更令人棘手的是,当舞弊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刑破交叉”的新问题,给破产程序的推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与阻碍。 2025年,证监会打击财务造假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全年查办案件97起,65家上市公司、392名责任人被罚,罚款合计30亿元。与此同时,2024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针对重整上市公司及其人员可能涉嫌财务造假、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内幕交易等刑事犯罪,要加强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做好刑民衔接和统筹工作。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上市公司破产程序中的刑民交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上市公司破产程序中的舞弊现象及危害后果 (一)舞弊行为的主要类型 在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部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董监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程序漏洞或监管盲区,实施各类隐匿、转移、减损财产或虚构债务等不法行为。实践中的舞弊情形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是虚假破产类。面临财务困境时,通过伪造财务报表、虚构债务或与外部主体签订虚假合同、构造虚假交易的方式,使账面呈现资不抵债状态,人为制造破产条件,借启动破产程序逃避既有债务。2024年,全国近5年来首例判处实刑的虚假破产罪案在湖南岳阳中院宣判,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伪造员工工资支出、重复计账等方式篡改财务凭证,致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不抵债的审计报告后申请破产,最终被判处实刑。 二是减损财产类。在提出破产申请前或程序进行中,以无偿转让、明显低于市价出售资产或高于市价购入资产等方式,不正当缩减责任财产规模,削弱债务清偿能力。 三是虚增债务类。通过虚构诉讼、伪造合同等手段,捏造债权并向管理人申报,借此稀释真实债权人的受偿比例,或就同一债务重复申报以套取额外清偿款。2025年7月,浙江高院发布的“打击破产逃债和虚假申报债权典型案例”中,宁波某置业公司主要负责人在破产清算时与外部公司相互勾结,将4700余万元工程款从预售资金监管专户中套取。 四是不合理清偿类。有选择地对个别债权人提前清偿,使其获得事实上的优先受偿地位,间接损害其他债权人依法平等受偿的权利。 五是职务侵占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对财产负有保管、管理职责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资金或资产转移至自己或关联人员控制的账户或名下,直接减少破产财产总量。 六是信息披露类。在破产程序中未按时、准确、完整披露重大财务信息、关联交易或其他影响债权人决策的重要事项,导致投资者和债权人基于错误信息作出判断。 此外,还包括向破产程序职能机构人员行贿、职能机构人员隐匿转移财产及收受贿赂等舞弊行为。 (二)舞弊行为的危害 舞弊行为的危害是多维度的。首先,损害债权人利益。舞弊行为往往表现为通过财务造假、隐匿资产或虚增债务等方式,人为制造或加剧企业“资不抵债”的表象,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债权,甚至血本无归。其次,破坏市场秩序。 舞弊行为扭曲了破产前后的价格信号与风险定价,削弱了证券市场对破产风险的预警功能,导致“劣企”无法及时出清、“良币”资源被持续错配。再次,影响公司正常破产程序。 管理人需花费大量时间、费用进行追溯、确权与诉讼,导致破产财产进一步损耗,潜在战略投资人因无法准确评估“干净资产”而退出,重整成功率显著下降。 二、“刑破交叉”的规范依据 关于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的衔接,我国立法并无明确规定。相关规范零散见于一些司法解释及会议纪要。“先刑后民”最早规定于1998年,但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此后,2014年、2015年、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均有提及,但均对该原则的适用提出了明确的限制要件。人民法院案例库2023-16-2-483-003号案例指出,“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 《九民纪要》第128条规定了非同一事实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分别审理;第130条规定民事案件若不是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诉讼可同步继续审理。这无异于认可了“非同一事实”情况下“刑民并行”的处理原则,展现了司法态度的重要转变。 2024年12月31日,最高法与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针对重整上市公司及其人员可能涉嫌财务造假、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内幕交易等刑事犯罪,提出要加强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做好刑民衔接和统筹工作。纪要还设置了重大事项通报机制,人民法院将与证监会及时开展会商,针对损害债权人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通过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措施加大打击力度。 2025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草案共16章216条,实质新增和修改160余条。然而,对于当前司法实务中反映突出的“刑破交叉”问题,尤其是被查扣冻的刑事涉案财物在破产程序中应否解封的问题,修订草案并未进行回应。现行规定“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但该保全措施是否涵括刑事查扣冻措施并不明确,导致实务中各自为政。 三、程序选择: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 (一)两种模式的区别 刑破交叉案件的审理,存在“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行”两种模式。前者指破产案件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刑事责任尚未确定的,破产程序应当中止;后者指破产案件审理进程不受刑事追诉之影响。 适用何种模式的判断要件为“民商事案件是否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在破产程序中,应以“破产案件中相关程序的处理是否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来判断。 (二)“同一事实”的认定困境 “同一事实”的认定是程序选择的关键,但也是实践中的最大难题。《九民纪要》《非法集资办理意见》等规范所构建的基本规则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同一事实”的,应先行通过刑事诉讼方式解决。是否属于“同一事实”需从行为主体、相对人以及行为本身三个维度来判断。 然而,正如大量案例所揭示的,审查者往往基于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偏好作出带有倾向性的评价,导致“同一事实”的认定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以涉非法集资破产案件为例:若将“事实”理解为企业资不抵债的客观经济状态,则与破产程序所处理的法律关系并不完全重合,不构成“同一事实”;若将“事实”聚焦于非法集资行为本身,则可解释为“同一事实”。实践中,出借主体多样化、担保方式各不相同、集资款用途流向交叉混合等现象让“同一事实”的认定更加棘手。 (三)分类处理的基本规则 综合现有规范与司法实践,刑破交叉的程序选择可遵循以下分类规则: 第一,“同一事实”的刑破交叉,应当刑事优先。根据2002年、,对于虚假破产,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破产申请,涉嫌犯罪的应当通过刑事程序处理。 第二,“非同一事实”的刑破交叉,刑事与破产程序并行。第二类情形中,破产企业涉嫌其他涉财犯罪,但其他犯罪与破产不是同一事实,刑事程序只能处理该犯罪行为,不能解决企业破产问题,不宜刑事优先而应分别审理。第三类情形中,破产企业牵涉他人犯罪,刑事与破产分别审理,破产企业配合刑事调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判断标准:采取何种处理模式的核心依据在于涉案的财产与破产财产是否能够区分。当涉案财产与破产财产可以区分时,适用“刑民并行”;当涉案财产与破产财产高度混同以致无法区分时,适用“先刑后民”。 (四)实务中的趋势与反思 从实践来看,“先刑后民”仍是处理涉刑破产案件的基本路径,多数法院倾向于在刑事程序尚未终结的情形下拒绝受理破产申请。但这种做法值得商榷——破产程序具有全面处置、盘活企业资产的独特机能,一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可能导致企业资产进一步贬值。 理论界将刑民交叉分为牵连型和竞合型两种。牵连型刑民交叉是指同一主体实施的民事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存在牵连关系;竞合型刑民交叉是指同一主体实施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构成刑事犯罪和民事不法。对于竞合关系的案件,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对于牵连关系的案件,则宜采取“刑民并行”。应当相对搁置关于“同一事实”与“不同事实”的辨析,对“先刑后民”或“刑民并行”的实际效果做全方位的考察。在破产程序中,作为刑事被害人的债权人应当与其他普通债权人享有同一顺位的受偿权,“刑民并行”的实际效果为优选。 四、财产处置:刑事追赃与破产清偿的冲突与协调 (一)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困境 刑破交叉案件中,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是难点中的焦点问题。一方面,刑事被害人往往不愿意以债权人身份参与破产程序,而更希望以被害人身份在刑事程序中就刑事涉案财物优先受偿;另一方面,破产债权人更希望将刑事涉案财物纳入破产财产统一清偿。加之破产企业往往涉嫌涉众型经济犯罪,退赔负担重,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维稳风险。 刑事涉案财物在破产程序中应否解封,是核心问题。现行仅笼统规定“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但未明确是否涵括刑事查扣冻措施。实务中出现不同操作模式:有的法院径直解除刑事查扣冻措施,将涉案财物纳入破产财产;有的法院将刑事涉案财物从破产财产中别除,返还或退赔给被害人。 (二)赃款赃物的处理规则 赃款赃物原物尚存且能特定化的情形。刑事追赃效力及于破产程序,赃款赃物应当从企业财产中别除。此时类似于破产法的取回权,只是对破产企业的追赃是基于“任何人不因不法行为获利”的法治原理。刑事追赃后,属于被害人财产的应通过刑事程序返还。 赃款赃物无法区分或已不存在的情形。资产混同则债务也应统一处理,退赔应作为破产债权清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纪要》规定:因债务人的犯罪行为而非法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由受害人通过管理人取回。当涉案的赃款赃物不能与破产财产剥离或无法特定化时,刑事受害人与债权人应处于同一顺位清偿。 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精选问答进一步明确:如果刑事判决泛泛地认定破产企业财产属于涉案财产,没有明确破产企业的哪些财产属于赃款赃物的,应由刑事案件合议庭作出进一步说明或补正裁定;不能说明的,可由刑事被害人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普通债权人申报债权。 (三)清偿顺位的基本规则 综合来看,刑事追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位可归纳为:第一,赃款赃物能够特定化且原物尚存的,被害人可通过行使取回权优先受偿。第二,赃款赃物已不存在或无法与企业财产区分的,刑事退赔应作为普通破产债权,与其他债权人按同一顺位清偿。第三,刑事判决未明确涉案财产范围的,被害人应作为普通债权人申报债权。 (四)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的特殊问题 当前,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与因证券欺诈引起的民事赔偿在程序上相互叠加的情况日益增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本质上是侵权之诉,侵权行为发生在重整之前的,债权应当纳入重整计划之中。 金通灵案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案例。2025年12月31日,南京中院对金通灵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作出判决,4.3万余名投资者获赔7.7亿余元。该案系江苏省首例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探索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和破产重整的协同推进。南京中院持续深化“中小投资者保护与上市公司重整程序衔接机制”,推动上市公司重整逻辑从保壳套利逐渐回归产业经营。 对于进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投资者民事赔偿纳入破产债权统一清偿,刑事程序不影响民事分配方案的执行。这一处理模式体现了破产程序集中清理债务的功能优势,也避免了刑事程序对民事赔偿的不当拖延。 五、实务建议 (一)对破产管理人的建议 第一,建立舞弊风险识别与排查机制。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后,应重点审查:财务报表是否存在异常波动、是否存在大额关联交易、是否存在短期内密集转让资产或设立担保的情形、是否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资金流向等。对可疑线索应及时启动专项审计。 第二,审慎评估刑事控告的必要性与时机。司法实践中,债权人不积极追究破产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多是担心刑事程序会给民事程序带来影响。管理人需权衡刑事控告的收益与成本——刑事程序虽有助于追回被侵占资产,但也可能延缓破产进程。管理人应在充分评估后作出专业判断。 第三,善用刑事控告手段追回被侵占资产。对于确凿的舞弊行为,管理人应果断启动刑事控告程序。近年来,破产程序中常见的刑事犯罪罪名包括虚假诉讼罪、妨害清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虚假破产罪、挪用资金罪等。管理人应从证据梳理、管辖选择、控告路径到立案后跟进,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处置思路。 第四,主动协调刑事与破产程序的衔接。管理人应积极与刑事司法机关沟通,争取就涉案财产范围、证据材料移交、程序推进节奏等达成共识,避免程序空转和效率损耗。 (二)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建议 第一,积极关注破产程序中的舞弊线索。债权人应仔细审查债权申报阶段的各类信息,对异常情况保持警惕。对于涉嫌虚假申报的债权,应及时向管理人提出异议。 第二,充分运用刑事控告和民事索赔双重手段。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既可以就虚假陈述等行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也可以在发现犯罪线索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两种手段可以并行不悖。 第三,关注重整计划中对历史侵权债权的安排。证券虚假陈述等侵权债权往往发生在重整之前,应纳入重整计划统一处理。投资者应积极参与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中涉及自身权益的条款审慎评估。 结 语 上市公司破产程序中的刑民交叉问题,是当前破产审判和资本市场治理中的一个前沿难题。舞弊行为的复杂性与刑事追诉的严肃性、破产程序的效率追求交织在一起,给法律适用和实务操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从“先刑后民”到“刑民并行”的制度演进,反映了司法理念从简单化处理向精细化操作的转变。在“同一事实”与“非同一事实”的框架下分类处理,在赃款赃物特定化与否的基础上确定清偿顺位,正在成为实务中的共识方向。
先看一个真实案例。 2025年,上海青浦区法院审理了一起破产衍生诉讼。债权人要求追责公司的前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监事,理由是因他们怠于履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应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 审理中,法院查明:这位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从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工商登记的任职文件系他人代为签署;而监事也已在此前通过书面方式明确表达了辞任意愿。 法院最终的结论是:追究董监高个人责任,必须严格遵循“权责对等”原则——不能只看工商登记写了谁,还要审查他是否真正行使过管理权、参与过决策、从中获过益。基于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个结果,对许多顶着“挂名”头衔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但它同时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则:免责不是自动的,举证责任在被挂名人一方。 一、“挂名”不是护身符 在商法领域,有一条重要的裁判原则叫“商事外观主义”。通俗地说,法律更看重登记公示出来的信息,而不是当事人私下的约定。 这意味着:无论挂名董事与实际控制人签了多少份“免责协议”,对外部债权人来说,登记在册的董事、监事就是责任主体。内部约定只在双方之间有效,无法对抗第三方的债权主张。这也是挂名人员最容易陷入的风险误区——以为“不参与就没事”,但法律往往不认“你不知道”这件事。 二、司法风向正在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司法实践开始对挂名人员的责任做更精细化的区分。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一起典型案例(编号2024-08-2-284-001)对此有更深入的阐释。该案中,某公司经法院判决解散后进入清算程序,一名被登记为清算组成员的当事人,实际上仅系公司名义股东,从未参与经营,对公司财务状况一无所知,清算事宜完全由其他成员主导。债权人以清算组未依法履职为由,要求其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在裁判中指出:认定清算组成员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能简单以登记身份论,而应综合审查以下三个维度:其一,该成员的身份与能力——其是否具备独立履行清算职责的专业能力和客观条件;其二,履职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受制于其他成员、客观上无法主导清算工作的情形;其三,主观过错的有无——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拖延、拒绝履职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若当事人能证明自己客观上不具备独立履职条件,且无主观恶意,则应认定其对清算组未履行清算职责的行为不存在重大过错,免于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这一裁判逻辑,与前述上海法院“权责对等”的审查思路一脉相承。二者的共同指向是:名义身份不必然带来责任,但必须通过充分举证来推翻权利外观的推定。换言之,法律为挂名人员留出了抗辩空间,但能否成功,取决于证据的充分程度。 三、新法也在提供出路 新为此提供了制度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董事辞职只需书面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即生效,无需公司审批同意。这为希望退出挂名身份的人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工具。 如果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挂名人员还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寻求救济。最高人民法院自2026年起正式施行的“涤除公司登记(备案)纠纷”案由,正是为此类情形所设。 四、给挂名人员的三个建议 一是尽快辞任。书面通知、留存凭证,这是切断风险的捷径。 二是系统保存证据。代持协议、从未参与经营管理的记录、未领取薪酬的银行流水、辞任通知的送达凭证,都可能在未来的诉讼中成为关键证据——尤其是在举证责任归于被挂名人的规则下,这些材料的有无往往决定了免责抗辩的成败。 三是必要时提起诉讼。如果公司不配合变更,可请求法院确认不再担任该职务并涤除登记,已有判例明确支持此类诉请。 破产制度的核心,是在企业退出时对各方利益做一次公平清算。董监高的责任制度,既是对经营失职的惩戒,也是对债权人信赖的回应。对于挂名人员而言,认清权利外观背后的真实风险,主动采取措施切割身份,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方式。
摘要:在破产重整实践中,共同借款人之一进入破产程序并获偿后,另一共同借款人的债务是否消灭,是当前金融机构债权保护领域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之一。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重整计划一经法院裁定批准即对全体债权人具有约束力,以股抵债清偿100%即视为债权已获全额清偿,担保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随之免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债权人依重整计划从债务人处受偿后,仍有权要求保证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对重整计划减免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明确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的公报案例(2026年第2期)亦明确: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仅约束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债权人对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影响,并不能影响债权人就破产企业清偿不足部分继续向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清偿,形成了以“实际受偿”而非“名义受偿”为判断标准的裁判规则。本文从银行债权保障的实务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相关核心规范与裁判分歧,重点分析了重整计划的投票立场、以股抵债中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认定以及担保权人的知情权等影响追偿权实现的关键因素,并据此提出了银行在重整程序中的权益保护策略与行动框架,包括积极行使债权表决权、审慎评估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及时保全担保人财产等具体建议,以期为银行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提供体系化的实务指引。 关键词:共同借款人;破产重整;以股抵债;连带债务;银行债权保护;重整计划效力;实际受偿原则;追偿权 一 问题的提出:一个困扰金融机构的实务难题 在金融借款实践当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确保债权安全,通常要求多个主体作为共同借款人或由第三方提供连带保证,由此形成多重清偿机制。这一安排的法理基础在于《民法典》第五百一十八条关于连带债务的规定:债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各连带债务人对外承担的是不分份额、不分先后次序的连带责任。 然而,当其中一名共同借款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通过重整计划接受了以股抵债、留债或信托受益权等非现金偿债资源后,债权人便面临一个重大的实务困境:该共同借款人的破产偿债行为,是否意味着另一共同借款人的债务也随之消灭? 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长期困扰金融机构的难点,根源在于的三款之间存在规范张力——第1款规定重整计划对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第3款却又明确规定债权人对保证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影响。两款规定在文义上存在明显交叉,且司法实践中对二者如何协调理解至今尚未形成统一共识。实质上,第92条第1款与第3款之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冲突”,而是分别规制不同法律关系的并行条款:第1款规制的是“债权人与破产债务人之间的破产债权关系”,核心功能在于保障重整程序的集体清偿秩序;第3款规制的则是“债权人与保证人、其他连带债务人之间的担保及连带债务关系”,核心功能在于维护担保制度的保障功能。两款规定分别作用于不同主体、不同法律关系,形成“破产债权关系受重整计划约束,担保及连带债务关系独立存续”的双层规范格局,二者并行不悖。 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直接关系到银行的债权能否获得足额清偿,更深刻影响着银行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投票决策、诉讼策略选择乃至整个债权保障体系的制度有效性。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难题,从法律规范层级、司法裁判逻辑、实务操作策略三个维度,为银行提供一套系统性的应对方案。 二 法律规范的体系解读与规范协调 (一)的规范结构 共设三款,分别从不同角度规制重整计划的效力边界: 第1款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这一规定的法理基础在于,重整计划是破产程序中经过债权人会议多数决通过并经由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集体清偿安排,任何单一债权人不能以未经其同意为由拒绝接受计划约束,否则将导致重整程序的集体执行功能落空。 第2款规定:“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该款系对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之权利行使作出的特别规制,与本文核心议题关联有限,但其与第1款、第3款共同构成重整计划效力规则的完整体系,故予以一体引述。 第3款则构成了一项独立且具有强制性的例外规则,其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该条款的立法意图在于:重整计划依法定多数同意即可通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对全体债权人均具有约束力,部分不同意的债权人也要受重整计划约束,在其债权设有担保的情况下,如果不同意重整计划便导致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责任也随之减免,这显然不尽合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亦明确指出:“债权人设立担保旨在使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尤其是破产时承担责任。如因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不得已减免债务人的部分债务、变更清偿条件,便相应减轻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责任,这与设立担保的宗旨相违背。”因此,该条款明确排除了重整计划对连带债务人的效力扩张,即重整计划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他们不能以重整计划来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 (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23条的协同适用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23条第1款进一步明确了破产程序中债权人行使担保权的程序路径:“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后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规定确立的“并行说”——即债权人可在破产申报的同时,另行向担保人提起诉讼——彻底解决了此前“择一”(在破产申报和向担保人追偿之间只能择一主张)与“并行”(两程序互不排斥、可以同时推进)之间的长期争议,为债权人权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同条第2款则规定了禁止超额受偿原则:担保人清偿债权人的全部债权后,可以代替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受偿;在债权人的债权未获全部清偿前,担保人不得代替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受偿。该款确立了一个核心法理:债权人从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两处受偿的总和,不得超过其债权总额。这一规则对于确定担保人的责任范围具有重要的兜底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该原则恰是反驳“免责论”的重要论据——正因存在禁止超额受偿的规则约束,债权人向连带债务人追偿不会导致其超额获利,故不应以“可能超额受偿”为由否定债权人的追偿权。 (三)《民法典》第520条:连带债务一般规则与特别法的关系 从连带债务的一般规则看,《民法典》第520条第2款规定,部分连带债务人的债务被债权人免除的,在该连带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范围内,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消灭。从立法目的看,该条意在保护连带债务人内部的份额结构,防止债权人在免除部分债务人债务后将全部责任转嫁给其他债务人。然而,破产重整中的债务减免与此具有本质区别:其一,重整计划对债务的减免是破产程序的法定结果,是依法定多数决机制通过的集体安排,而非债权人基于自愿的单方免除行为;其二,作为特别法,其第3款规定的是排除重整计划对连带债务人效力的独立例外规则,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优先适用。 (四)的适用边界 规定:“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从文义上,该条所指的减免对象仅为“债务人”,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仅债务人对已被减免的债务不再承担责任。在连带债务法律关系中,各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的债务是各自独立的,的效力范围不应扩张解释为包括其他连带债务人。这一理解与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了“重整计划对债务人的约束效力与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效力相隔离”的双层规范格局。 三 司法裁判路径的比较与评析 (一)支持继续追偿的代表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的一系列裁判中,逐渐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裁判逻辑,为银行向另一共同借款人追偿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支持。 其一,最高人民法院案确立了债转股情形下追偿权的核心规则。在该案中,债权人甲公司对重整计划投了反对票,但仍受领了偿债资金和抵债股票。担保人乙公司以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主债务已全面清偿为由,主张撤销对乙公司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最终认定:《重整计划》虽经法院裁定批准,但债权人并未与债务人实际上就变更债务清偿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影响到担保人的责任范围,应通过评估、参照市场价等方式确定债转股股权的实际价值,并据此确定担保人是否应当继续承担担保责任。这一裁判将本案事实与评价重心精准锁定在“实际受偿价值”而非重整计划载明的“名义清偿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立场。该案中,债务人某某股份公司破产重整后,债权人翟某通过以股抵债方式以68%的清偿率从主债务人处受偿,剩余债务被豁免。保证人顾某等主张翟某同意重整计划即视为放弃剩余债权。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保证人的申诉请求,其裁判说理明确指出:“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不得依据破产重整中债权人作出的让步,对抗债权人的清偿要求。”“企业破产法规范的是破产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破产法律关系,相对而言,债权人和保证人的保证合同属于外部关系,除非企业破产法有明确规定,担保人对破产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应适用担保法律规定,不受企业破产法调整。” 其三,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2期(总第354期)刊登的珠海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铂某企业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案号:),其裁判要旨第二项明确: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仅约束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债权人对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影响,并不能影响债权人就破产企业清偿不足部分继续向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清偿。公报案例的典型意义意味着这一裁判规则已从个案层面的做法上升为具有广泛指引效力的司法立场,对于银行在同类案件中主张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山东高院审理的案亦极具说服力:管理人在重整计划中认定债权人农业银行通过债转股方式受偿“清偿比例为100%”,但农业银行举证证明庞大公司转股时的市场价格(1.15元/股)远低于重整计划确定的转股价格(5.98元/股),该重整计划中的定价机制明显脱离市场公允价值,导致债权人名义上以100%清偿率受偿但实际上并未获得资金流入。山东高院据此支持了农业银行就差额部分向担保人追偿的请求。 (二)支持免责的案例及其审慎适用 应当承认,应当承认,实践中也存在法院以“重整计划已获法院裁定批准”或“债权人同意重整计划”为由,否定债权人对特定保证人追偿权的判例。例如,在深圳品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判决书)中,主债务人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其《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明确载有“解除自然人保证人的担保责任”的条款。债权人某银行哈尔滨分行对该重整计划投了“同意票”,且在表决票备注中仅声明“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依照破产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由保证人深圳品牌公司、吴进良、张红霞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但该声明并未明确反对解除自然人保证人责任。据此,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重整计划解除自然人保证人吴进良、张红霞担保责任的条款,对债权人具有约束力,债权人无权再向该等自然人保证人主张权利。 但需特别注意:该案的裁判逻辑具有高度特定性,依赖于以下关键事实:一是重整计划中明确载有“解除自然人保证人责任”的条款;二是债权人对此投了“同意票”,且未在表决票中明确反对该条款。同时,该案的裁判结果仅限于自然人保证人——对于法人保证人深圳品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院明确依据认定,债权人向其主张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法人保证人的责任并未被免除。这一案例从反面提示银行:不仅要关注投票立场,还须重点关注重整计划中是否含有免除特定保证人责任的条款,并在表决时明确声明保留追偿权,避免被认定为自愿同意免除相关保证人的责任。 (三)两类裁判的逻辑分歧与法理评析 1.两类裁判的核心分歧 综合考察两类裁判的分歧所在,可以凝练为以下三个核心维度: 其一,重整计划的效力范围:是及于债务人财产本身,还是扩及连带债务人的财产?支持追偿的观点坚持“重整计划的效力以债务人财产为限”,支持免责的观点则更强调“重整计划的既判力”,认为计划一旦经法院批准即具有全面的法律效力。 其二,清偿率的认定标准:是以重整计划载明的名义清偿率为准,还是以债权人实际获得的货币价值为准?支持追偿的观点以“实际受偿”为判断标准,支持免责的观点则倾向于以计划文本载明的清偿率作为判断依据。 其三,债权人意思表示的解释:投票同意是否等同于放弃对连带债务人的追偿权?支持追偿的观点认为,在缺乏明确放弃声明的情况下,不能将债权人对重整计划的同意扩张解释为放弃追偿权;支持免责的观点则认为,同意计划即应受其全部条款约束。 2.法理评析 从法理的高度审视,重整计划的核心功能是对债务人财产的集中清理与集体分配,其效力范围应当以债务人财产为天然边界,扩张至债务人财产以外的第三人的财产(如担保人的其他财产、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自有财产等)缺乏足够的正当性依据。之所以设置独立例外规则,正是意在维持重整计划的集体清偿秩序与担保制度的保障功能之间的平衡。 在比较法上,这一立场亦可获得印证。美国联邦破产法524(e)明确规定:“债务人的债务获得免除,并不影响任何其他主体对该债务所负的责任,亦不影响任何其他主体对该债务所设财产的担保责任。”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亦指出,重整计划对债务的减免不应影响债权人对第三方的权利。上述域外立法例与的规范精神高度契合,共同揭示了破产法上的一项普遍性原则——重整计划的效力相对性,即重整计划的债务减免效力原则上仅限于破产债务人本身,不得自动扩展至保证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 本文的观点是,在债权银行未在重整计划中明确放弃对担保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权的前提下,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的主流裁判立场为准——债权人依重整计划从债务人处受偿后,仍有权就未获实际清偿的部分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这一立场既符合的规范文义,也与担保制度的制度功能相契合,更有利于维护金融债权安全与金融市场稳定。 四 影响追偿权实现的关键因素 (一)投票立场与意思表示:“同意”的法律后果 银行在重整计划债权人会议上的投票立场,是影响追偿权能否顺利实现的最重要实践因素之一。从现有案例来看,司法实践将债权人的“同意”区分为以下几种不同情形: 第一种情形—投反对票,属于最强保护型。在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债权人对重整计划投反对票,可以视为债权人并未与债务人就变更债务清偿方式达成一致意见,故有权就债转股未获实际清偿部分向担保人追偿。这是对银行利益保护最为有利的立场选择。 第二种情形—明确声明的同意票,属于附条件同意型。银行可在投票时书面声明:“同意接受本次分配,但保留就未获实际清偿部分向其他连带债务人继续追偿的权利。”附条件的同意虽然不如反对票充分,但在诉讼中仍可作为重要证据,支撑银行主张“并未实际放弃追偿权”的诉讼立场。 第三种情形—实质同意但未声明,属于中风险类型。银行虽未在重整计划中明确放弃追偿权,但投票同意计划,则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需要依赖的强制性效力作为抗辩依据。从诉讼策略考量,银行在投票后应同步启动对担保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追偿程序,以固定诉讼时效。 第四种情形—投票同意并放弃追偿权,属于高风险类型。若银行在重整计划中被明确载明放弃追偿权且银行投票同意,则后续追偿将面临较大法律障碍。如深圳品牌实业集团案所示,法院将充分考虑债权人同意的意思表示,使其受到自身选择的约束。 (二)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认定:突破“名义清偿率”的路径 重整计划中非现金资产(以股抵债股票、留债、信托受益权等)的公允价值认定,是决定银行是否实际获得足额清偿的另一核心变量。实务中,不少重整管理人仅以评估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为依据,以某一固定值确定以股抵债股票的价格,导致债务人虽然名义上清偿率为100%,但实际受偿的货币价值远低于债权总额。若银行在评估过程中未能充分参与并行使监督权,极易陷入账面数据漂亮但实际资金回笼严重不足的困境。 梳理目前的司法实践,法院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法确定以股抵债的实际清偿价值:其一,价值评估法—以重整计划所依据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确定清偿率;其二,受偿日市价法—以债权人实际取得股票当日的市场价格计算实际价值;其三,停牌前收市价格法—以股票停牌前的收市价作为公允价值参照基准。三种方法各有利弊,价值评估法最为依赖计划中的定价机制是否客观公允,受偿日市价法则最能反映股票的实际流动性价值,但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最大。 从银行权益保障角度出发,以下几项措施尤为关键:首先,在破产债权确认程序中积极行使债权人的监督权利,要求管理人对其非现金资产的定价机制出具详尽的专业说明;其次,对评估机构的选定过程实施监督,在管理人选定评估机构时争取参与,确保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同时关注评估方法的选择—不同的评估方法(如收益法、市场法、成本法等)可能导致估值结果存在显著差异,银行应对此保持审慎判断;再次,如发现定价明显脱离市场公允价值,可考虑对重整计划投反对票,或者附条件同意并声明保留追偿权;最后,在追偿诉讼阶段申请法院对已受领的非现金资产的实际价值进行司法鉴定或评估,以法院的评估结论作为认定担保人责任范围的依据。 (三)担保权人的知情权与异议权保护 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银行作为担保权人享有的知情权与异议权是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程序性权利。规定,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人有权就债权表中记载的债权性质和金额提出异议。然而,这一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在实践中往往受到时间压力和信息不对称的双重制约——银行通常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后,才能在短促的时间内对该计划中非现金资产的定价依据和清偿率计算方式作出审查判断,信息基础严重不足。 为保障知情权与异议权的有效行使,银行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破产债权申报阶段,明确以抵押合同约定的实际债权金额(含本金、利息、罚息等)申报优先债权,而非主动以登记金额申报,从而为后续异议和诉讼救济保留最大空间;二是在管理人选定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方案时,以书面方式请求参与并获取相关材料的副本,尤其是应当关注评估机构的选聘是否符合规定程序、是否与债务人存在利益关联;三是在发现管理人作出的定价存在严重偏离市场公允价值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要求其调整评估方法和定价依据;四是如管理人未能调整且银行对该方案不接受,应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15日内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之诉,以避免因逾期失权。 五 银行权益保护的系统性策略 (一)与关键因素相对应的应对策略体系 上述三大关键因素—投票立场、公允价值认定、知情权与异议权—分别对应着银行在破产程序中不同阶段的决策重点。为便于实务操作,以下按照“因素—策略”的对应逻辑,系统梳理银行的行动框架: 因素一:投票立场。对应策略—在重整计划表决环节,如计划中非现金资产的定价可能脱离公允价值,或计划中含有免除连带债务人责任的条款,银行应审慎行使投票权,果断投反对票或以书面声明附条件同意并明确保留追偿权,避免因笼统的“同意”而被认定为放弃追偿权。 因素二:公允价值认定。对应策略—在资产评估与定价阶段,银行应监督并参与管理人选定评估机构的全过程,要求管理人根据评估价值进行公允定价,避免因管理人片面追求100%账面清偿率而脱离市场公允价值;同时,对评估方法的选择(收益法、市场法或成本法)进行审慎判断,并在必要时申请司法鉴定以确定实际受偿价值。 因素三:知情权与异议权。对应策略—在债权申报阶段以实际债权金额申报优先债权,为异议保留空间;在评估阶段以书面方式请求参与并获取材料;发现定价偏离市场公允价值时及时提出书面异议,并在法定期限内(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15日内)提起债权确认之诉,避免因逾期失权。 (二)破产程序中的具体权益维护路径 在上述“因素—策略”框架指导下,银行应在破产程序的多个关键节点采取主动措施: 第一,在债权申报阶段,银行应当以抵押合同约定的实际债权金额(含本金、利息、罚息等)申报优先债权,而非主动仅以登记金额申报,以便为后续异议和诉讼救济保留充分的空间。同时,银行还应对管理人初步确定的抵押登记范围提出书面异议,明确主张超出登记金额的债权部分也应当享有优先受偿地位。 第二,在资产评估与定价阶段,银行应监督并参与管理人选定评估机构的全过程,要求管理人根据评估价值进行公允定价,避免因管理人片面追求100%账面清偿率而脱离市场公允价值。银行应特别关注评估方法的选择—是选择具有市场参照价值的收益法、市场法,还是仅选取对定价最有利的成本法—不同的评估方法可能导致估值结果相差数倍甚至数十倍。 第三,在重整计划表决环节,如计划中非现金资产的定价可能脱离公允价值,银行应审慎行使投票权,果断投反对票或以书面声明附条件同意并明确保留追偿权。 第四,在异议提起方面,银行应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15日内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之诉,不得因逾期而丧失程序性权利。 (三)对担保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追偿策略 银行向另一共同借款人追偿,应当构建“诉讼+保全”并举的策略体系:在诉讼层面,银行应在申报破产债权的同时间步或及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对连带债务人提起诉讼,避免因破产程序拖延而丧失对担保人追偿的时效利益;在保全层面,若发现担保人存在转移财产等可能的迹象,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防止担保人财产状况恶化导致后续判决难以执行。 在追偿金额的认定上,银行应主动申请法院以“实际受偿价值”为标准,而非以重整计划载明的“名义清偿率”来判断债权是否已获足额清偿。具体而言,可通过要求评估机构对抵债股票的实际价值出具专业评估报告,或以受偿日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参照,以此计算未获实际清偿的差额部分,并据此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 (四)留债期间的追偿权管理 留债是重整计划中常见的偿债方式之一,其实质是债权展期。在留债期间,债权并未消灭,银行可以未清偿的留债金额(本金+约定利息)继续向其他连带债务人主张权利。但银行需特别注意审查留债协议中是否存在限制性条款,如“本留债安排构成对原债权的完全替代和消灭”或“本计划执行完毕即视为原债权已获全部清偿”等表述。如留债协议中存在此类条款,银行应在签署前坚决要求删除该条款,或在协议中以书面方式增加保留条款:“本留债安排不影响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未获实际清偿部分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的权利”。 (五)典型案例的经验借鉴 从现有案例中,可以提炼出若干对银行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经验: 第一,青岛庞大案中,银行举证证明重整计划确定的转股价格(5.98元/股)与股票实际市价(1.15元/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从而成功证明债权并未获得足额清偿。这提示银行应高度重视保留重整计划定价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差距的证据链。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许昌恒源案中,法院综合考虑了债权人中原银行“未在重整计划审查中参与表决”这一事实,最终判决连带保证人不能以重整计划草案来对抗债权人的主张。这提示银行在重整程序中应积极参与表决及表达异议,避免因缺席表决而被认定为“默示同意”。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案进一步明确:债权人不同意重整计划,虽然后续破产法院强制裁定批准,但债权人并未与债务人就变更债务清偿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债权人对于债转股抵债资产不足的部分向担保人求偿,并不影响破产重整效果。 第四,在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审查执行监督案件时阐述:河北高院明确阐述了保证人责任的边界:债务人虽在强制批准的重整计划框架下对债权人全部债务强行清零,但并不意味着重整计划之外的保证人的全部责任也随之全部清除,应当根据债权人的实际受偿情况认定保证人的责任范围。 六 结 语 共同借款人破产重整情境下,另一共同借款人的债务是否因重整计划被批准而消灭,这一争议的实质是重整计划的集体执行力与担保制度的保障功能之间的规范冲突。然而,经由体系化的规范解释可以发现,二者实则处于不同法律关系层面,并非不可调和的“冲突”—重整计划约束的是破产债权关系,担保及连带债务关系则独立存续。、《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2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持续一致的主流裁判立场共同表明:能够根据重整计划减免债务的对象仅为债务人,并不包括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这一结论亦与域外主要法域的立法例高度一致,体现了破产法上重整计划效力相对性的普遍原则。 对于银行而言,应对这一法律风险并非依靠单一的法律规范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在破产程序、诉讼追偿和资产管理三个维度上进行系统性的统筹安排:在破产程序内部,积极行使债权表决权、监督资产评估过程、对不利内容及时提出异议;在诉讼层面,同步推进对担保人及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追偿程序,及时申请财产保全;在资产管理层面,审慎评估重整计划中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保留完整的证据链以在追偿诉讼中据理力争。 唯有将上述多维策略有机整合,银行才能在共同借款人破产重整的复杂场景中,充分依据和最高人民法院主流裁判立场的保护性规范,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债权保障体系的完整闭环。 参考文献 (1)王欣新:(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 (3)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 (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5)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6)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7)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8)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 (9)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01、清算僵局下的司法困境 合伙关系终止后,合伙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剩余财产如何分配”。然而,现实中大量个人合伙缺乏规范的财务管理,或一方合伙人(通常是掌握财务资料和合伙财产的强势方)拒绝配合清算,导致双方无法自行完成合伙财产清算。弱势方合伙人诉至法院,却常遭遇“双方未经合伙清算”为由被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的命运。 由此形成一个令人困惑的“死循环”:不清算,不能诉;不能诉,又无法清算。 那么,在合伙关系已经终止且合伙人清算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合伙人起诉请求分配合伙剩余财产,是否必须以合伙人之间已经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为前提条件?这一程序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合伙人能否顺利走进法院的大门,也关系到司法能否真正成为化解合伙纠纷的有效工具。 02、法律依据 第九百六十七条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 第九百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合伙合同终止前,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 第九百七十二条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第九百七十八条合伙合同终止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而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余的,依据本法第九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分配。 由此可知合伙合同已经终止,且合伙财产在清偿费用和债务后确有剩余即可要求进行分配剩余合伙财产。 需要注意的是,“合伙关系破裂”是事实状态,“合伙关系终止”是法律后果。前者是导致后者的最常见原因,但两者不能直接划等号。如果遭遇“合伙关系破裂”且对方不配合散伙清算,可增加诉请要求解除合伙合同,完成事实到终止的转行同时请求对合伙财产清算以及分配。 03、裁判观点分类梳理 通过检索案件梳理,可以发现各地法院在处理“合伙未经清算能否请求分割剩余财产”这一问题时,呈现出以下裁判思路。 (一)未经清算不得分割 1.案。法院认为,合伙利润是否存在以及利润是多少需要经过合伙事务清算才能确定,现案涉合伙项目未经清算的情况下,于本案中径行要求周某支付合伙利润,其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仍然期望,熊某与周某持诚信原则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处理争议。 2.案。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及与其他人之间的合伙合同虽已解除,但合伙人之间并未就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及合法资产进行散伙清算。因此,在双方未进行散伙清算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25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案。法院认为,因原告主张返还的投资款175000元属于合伙财产,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合伙经营期间的财产债务状况进行了清算,无法确定合伙财产状况,且原、被告双方未申请对涉案设备进行评估,根据双方现已提供证据及查明事实,无法对合伙财产进行估值处理,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二)清算非诉讼前置程序,必要时法院可介入清算 1.(2025)最高法民再268号案。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某某公司的起诉是否正确。二审法院仅以双方合作项目未经清算、亏损事实及数额无法确定为由,裁定驳回某某公司起诉,于法无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依法应当撤销二审裁定,指令二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2.案。法院认为,张某与陆某的合伙协议解除,应当对合伙期间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依法分割合伙财产。一审法院委托南通新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福来顿会所的资产状况进行审计,但因陆某未能提供完整的会计报表、正规的税务发票等必要资料,导致该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进行审计。陆某作为合伙事务中负责经营的一方,有义务提供审计的必要资料,但其未能提供,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3.案。法院认为:由于合伙经营的影楼已于2014年1月关闭,在合伙事务终止后,合伙财产应由合伙人共同协商,自行清算处理,若自行清算不能的,可以在诉讼中申请由法院组织清算并进行处理。何继民未提供证据证明合伙人之间已经完成清算,且不申请清算,坚持要求曾晓波返还全部出资款并支付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04、分析与评述 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清算程序是提起诉请分配合伙财产的前提,但是要进行分配合伙财产剩余财产的前提是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清算作为诉请分配合伙财产的前置程序,对合伙纠纷当事人施加清算前置义务,这种做法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一方面,在合伙人之间信任破裂、一方拒绝配合清算的僵局情形下,期待各方自行完成清算几乎不可能。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掌握财务资料和合伙财产的强势方合伙人,以“未清算”为由对抗弱势方的分配请求,同时又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配合清算,使弱势方陷入“不清算不能诉,不能诉又无法清算”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法院若以“未经清算”为由拒绝裁判,实质上将弱势合伙人唯一的救济途径封堵,使纠纷无从化解,使司法程序变相被架空,矛盾只能在法外持续发酵。 通常各合伙人无法就财产分割清算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合伙财产只要具备清算条件即可要求法院进行合伙财产的分配。司法应当具备打破清算僵局的功能,而非被动地等待各方自行清算完毕。当一方合伙人存在拒不配合清算、故意隐匿账目等恶意行为时,法院有义务也有能力主动介入清算程序以查明事实,作出裁判,从而切实保护弱势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05、实务建议与意见 基于上述法律分析和裁判规则梳理,笔者针对不同情形的合伙人,提出以下实务建议: 1.合伙经营期间的防范:做好“证据储备” 合伙纠纷最终“打的是证据”。非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合伙期内妥善保管以下材料:投资转账记录、出资协议、合伙决议、项目收支凭证、对账记录、会议纪要等。合伙各方应尽量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出资比例、利润分配规则、亏损分担比例以及退伙、解散时的结算方式。合伙经营期间的规范管理,是防止日后陷入清算僵局的最有效防线。 2.合伙终止时的行动:及时协商结算,固定关键证据 合伙关系终止后,各方应及时主动协商结算,明确盈亏分担比例与财产分配方案,必要时可共同委托第三方审计清算。在协商过程中,注意保存各方确认过的对账记录、结算书、会议纪要等书面材料。若一方在结算书等文件上签字确认,该文件即可作为法院认定合伙财产和盈亏状况的关键证据,有效突破“未清算”的抗辩。 3.合伙人在起诉前应根据自身诉求选择相应的诉讼策略 如双方并未签订合伙合同,无终止合作协议时,可先确认合伙关系、解除合伙协议、责令对方配合清算,为后续财产分割奠定基础。 当合伙人陷入清算僵局,无法达成清算合意时,可请求清算并要求分配合伙财产。若站务混乱可申请法院委托司法审计/评估。原告应积极举证、主动申请司法审计,避免因举证不力导致败诉。 4.警惕“单方审计”的效力风险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一方合伙人单方委托的审计报告,在缺乏原始凭证、其他合伙人对真实性提出合理质疑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不予采信。因此,若需要通过审计方式确定盈亏,建议各方共同委托,或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审计。 总之,未经清算并非分配合伙财产的绝对门槛,法律与司法的初衷,从来都是化解僵局而非制造壁垒。当信任不再、清算受阻,不必困于“不清算不能诉”的误区,及时固定证据、善用司法审计、选择正确诉由,就能为自己打开维权之门。
以案为鉴,专业致远。中银律师事务所2025年度优秀案例评选结果已公布。优秀案例系列分享致力于将鲜活的实战经验萃取为可传承、可复用的知识资产,深化总分所协同联动,以精品案例驱动法律服务产品创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银力量。 中银2025年优秀案例分享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基本信息 主办律师:总所吴学嘉律师、申娟律师、王海涵律师 协办:总所詹芷若(律师助理) 涉及领域:非诉业务-证券与资本市场 行业关键词:重大资产重组、钼矿 案件时间:2025年1月—2025年12月 项目概述 2025年12月,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688,以下简称“国城矿业”)以支付现金方式向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内蒙古国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实业”)60%的股权,交易金额31.68亿元,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国城矿业(000688)为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主营有色金属采选及资源综合利用,核心产品包括铅、锌、银、钼、金、锂辉石及钛白粉等;近年来在有色金属采选基础上,重点布局稀贵金属,并通过不断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开展矿山综合利用,着力构建以传统铅锌有色板块为基础、以稀贵金属为核心、以矿山综合利用为辅助,三位一体的业务集群。 国城实业拥有的大苏计钼矿是国内大型钼金属矿山,资源品质、产能产量均位于全国前列,国城实业目前拥有500万吨/年的钼矿采选能力。钼金属矿作为全球重要的不可再生的稀缺性战略资源,以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能通过含钼不锈钢、含钼合金钢等形态最终应用于包括钢铁行业、汽车与交通运输、船舶及海洋工程、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 吴学嘉、申娟、王海涵组成的律师团队,担任本次重组的上市公司法律顾问,为本次重组提供了全流程、专业的法律服务,促使本项目顺利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完成股权交割。 项目亮点 本次交易是2025年A股资本市场有色金属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之一,交易总规模达31.68亿元,交易完成后国城矿业实现对国城实业的控股并表。标的资产国城实业核心资产为内蒙古卓资县大苏计钼矿,是国内排名前列的超大型钼金属矿床,资源品质位居全国前列,年采选产能500万吨(正扩建至800万吨/年),是国内最重要的钼矿供应商之一。本次重组助力国城矿业形成 “锂 + 钼” 双轮驱动的稀有金属战略布局,上市公司市值一度突破500亿元,成为国内资源板块的核心龙头企业。 本次交易为比较少见的超30亿元规模全现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股份发行,需履行深交所合规审核程序。中银律师团队针对大额现金支付的资金来源合规性、支付节奏安排、控股股东资金占用风险防控、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等核心问题设计了完整的法律方案,确保交易顺利有效推进。 本次项目是中银律师事务所在矿业与资本市场领域的标杆性案例,充分体现了中银团队在重大资产重组、矿业并购、关联交易合规、监管沟通等领域的全链条专业能力。 项目详解 01 项目概要 中银律师团队为本次重组提供了交易方案论证、法律尽职调查、交易文件起草、法律文件准备、交易所问询回复、标的资产交割等全方位、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赢得了客户及其他合作方的高度认可。在项目各个阶段,律师团队能够针对项目疑难问题和关键点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和完善方案,促使本次重组顺利实施。 02 处理思路 矿业资产的特殊合规核查 针对矿山企业的行业特殊性,律师团队完成了采矿权与探矿权权属、不动产权权属、环保合规、安全生产资质、产能扩建审批、矿产资源储量备案、税费缴纳等全维度矿业专项法律核查,解决了大型矿山资产常见的不动产权属瑕疵、超规模开采、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疑难问题,确保标的资产合规性满足监管要求。 监管问询的高效专业应对 项目全程高效通过深交所审核,针对交易所重点关注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标的资产估值合理性、大额现金支付资金来源、超规模开采、矿业权续期风险等核心问询问题,团队出具了专业法律回复意见,以严谨的论证和扎实的核查依据消除监管疑虑,实现项目无重大异议快速过审。 历史遗留问题的专项解决 针对标的公司历史上存在的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土地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超规模开采等问题,律师团队出具了专项核查法律意见,论证相关问题已整改规范、不构成本次重组的法律障碍,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了历史合规风险。 复杂交割流程的统筹落地 本次交割涉及上市公司大额并购贷款、交易对价分阶段支付、股权解除质押、股权工商变更、矿业权抵押、上市公司并表安排等多环节协同。律师团队设计了周密的交割法律文件体系,统筹协调各方主体,确保股权交割在股东大会通过后1周内顺利完成,实现资产快速并表。 03 实务建议 针对矿山企业并购的特殊性,需建立“常规尽调 + 矿业专项尽调”双轨核查体系,特别是矿业专项尽调,应重点关注矿业权权属问题、矿业权是否存在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问题、环保与安全生产的合规问题、房产土地权属瑕疵问题等。 关于交易架构设计,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针对过渡期损益的归属安排,结合矿业企业的业绩波动特性,建议设置“基准日至交割日”的业绩承诺与补偿机制;针对上市公司自有资金 + 并购贷款的组合支付方式,需提前核查并购贷款的审批进度,避免支付违约;针对关联交易特性,必须在交易文件中明确禁止控股股东以任何形式占用上市公司支付的交易对价,设置资金专户监管条款;严格执行关联回避表决制度,确保独立董事全程参与并出具事前认可、独立意见、事后专项核查意见。 预判监管重点,提前准备回复底稿。在重组草案披露前,律师需针对交易所重点关注问题提前准备回复底稿,避免出现延期影响审核进度,同时应与独立财务顾问、评估机构、审计机构提前统一回复口径,避免问询回复出现矛盾。
根据规定,破产企业所欠税款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但税款债权的申报范围、税款滞纳金的性质认定与清偿顺序、税款滞纳金能否超过税款本金、税款债权是否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等问题,是破产实践中存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现行法律和最新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结合相关案例就上述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 税款债权的申报范围及计算截止日 破产程序中,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征管机关,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债权申报,其申报的范围应包含哪些内容?2025年11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以下简称2025年24号公告)第一条明确规定,税务机关申报的税费债权主要包括:企业所欠税款(含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款滞纳金、罚款以及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社会保险费及其滞纳金;以及税务机关征收的非税收入及其滞纳金。 在申报金额的计算截止日期上,2025年第24号公告第二条规定:“税务机关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为截止日计算确定。”与(以下简称)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精神相一致,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税务机关不得就破产受理后的期间继续计算滞纳金。 二 税款滞纳金的性质认定 (一)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前欠缴税款滞纳金属于普通债权 当前主流司法观点和规范性文件对破产受理前的税款滞纳金性质作出了较为统一的认定,即属于普通债权,而非税款债权。这一认定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规范依据:其一,2025年第24号公告第一条第二款亦明确规定,企业所欠的税款滞纳金、利息按照普通破产债权申报,进一步确认了税款滞纳金作为普通债权的性质。其二,法释〔2012〕9号明确答复,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因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属于普通破产债权。 值得注意的是,将破产申请受理前破产人未支付应付款项的滞纳金、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具有惩罚性的债权列于普通破产债权之后。新的正式实施后,受理破产申请前的税款滞纳金债权性质可能由普通债权变为劣后债权。 (二)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产生的滞纳金不属于破产债权 关于企业破产受理后是否继续计算滞纳金的问题,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不属于破产债权。据此,税务机关应将破产受理日作为滞纳金计算的截止日期,破产受理后继续计算的滞纳金不属于破产债权范围。 三 税款本金、滞纳金、罚款、新生税款的清偿顺序 (一)税款本金:作为税款债权,按照规定位于第二顺序,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 (二)税款滞纳金:作为普通破产债权,位于第三顺序,在税款债权之后清偿。 (三)罚款:作为劣后债权,仅在普通债权清偿完毕后仍有剩余财产时方可获得清偿。 (四)破产程序中新生税款:作为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随时清偿,企业因处置债务人财产发生的相关税费为破产费用,因继续营业发生的相关税费为共益债务。 参考案例:江苏某公司破产清算案 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3日裁定受理江苏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税务局稽查局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共计36,080,909.04元,其中税款债权22,292,065.38元、滞纳金620万元、罚款7,588,843.66元。管理人经审核认定:税款债权22,292,065.38元作为税款债权(按第二顺序清偿);滞纳金620万元作为普通破产债权(按第三顺序清偿);罚款7,588,843.66元作为劣后债权(在普通债权清偿完毕后仍有剩余财产时方可清偿)。管理人在债权审查报告中明确援引法释〔2012〕9号批复,明确滞纳金在破产程序中属于普通债权,同时依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将行政罚款认定为劣后债权。 四 税款滞纳金能否超过税款本金债权 关于税款滞纳金能否超过本金的争议,源于(以下简称)与(以下简称)的适用问题产生。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而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未对滞纳金的总额作出不得超过税款本金的限制性规定。 根据最新司法裁判观点来看,这一争议已逐步形成统一的处理思路。在破产程序中,税款滞纳金总额同样应当遵循的限制性规定,不得超过欠缴的税款本金。2025年24号公告虽未直接对该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最新的裁判观点及多地司法实践,均已采纳“税款滞纳金不得超过税款本金”的认定规则。该规则确认滞纳金不得超过本金,有利于控制滞纳金债权总额,保障普通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利益,避免过多滞纳金债权挤占有限的破产财产份额,符合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核心目的。 参考案例: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某区税务局诉南京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8-2-295-004) 法院认为: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的行为应当符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作为规范行政机关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的一般性程序法,行政强制法通过明确规定行政强制行为及其具体的种类、实施条件和程序等,对行政强制予以统一规范。税收征管法在税款征收方面规定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加收滞纳金、税收保全以及强制执行措施等行为。对于其中税务机关实施的属于行政强制性质的行为,除法律明确规定有例外情形外,亦应当遵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加收税款滞纳金的起止时间、计算标准,而针对滞纳金这一事项,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实施该行为时须遵守的上述限制性规定,应当依法适用。因此,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的行为,符合规定的适用条件,应当遵守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数额的规定。而且,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征收管理行为时应当适当,对于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的行为,适用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数额的规定,在促使义务人履行缴纳税款义务的同时,既可以避免对相对人造成过重的金钱义务负担,在税收征收管理和相对人利益保护之间形成均衡,也有利于督促税务机关积极履行职责及时采取其他强制执行措施,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符合税收征收管理的目的。 综上所述,税务机关对滞纳税款加收的滞纳金数额不得超过税款数额。结合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债权审查的规定,本案中,对于某税务局申报的债权中滞纳金超过税款部分的3950.02元,管理人未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某税务局一审提出的请求确认对该部分3950.02元享有破产债权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某税务局的诉讼请求。 五 税款债权与担保物权的清偿顺序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裁判观点认为,在破产程序中,担保物权优先于税款债权受偿,无论欠缴税款发生于担保物权设定之前还是之后,担保权人都可就特定担保财产价款优先受偿,再以剩余价款清偿税款债权。主要理由为: 第一,从权利性质看,税款属于破产债权,担保物权属于物权。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般原理,担保物权理应优先于税收债权实现。 第二,从法律适用规则来看,是规范企业破产程序的特别法,针对破产程序中各类债权的清偿顺位作出了体系化的专门规定,应当优先适用的顺位规则处理破产程序中的债权受偿问题,而的规定系一般征管程序中的规则,不宜直接适用于破产程序。 第三,从破产制度的立法目的来看,破产程序的核心是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利益。若认可税收债权优先于已公示的担保物权受偿,会打破担保权人对优先受偿权的合理预期,冲击现有的担保交易秩序,影响市场主体对融资担保的信任基础,不符合破产程序公平保护市场化主体利益的原则。 “吴江区税务局诉A公司、D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中,两级法院均持相同立场,认定为特别法,应优先适用,担保物权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 六 总 结 综上,破产程序中税款债权的处理始终面临着国家税收利益与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之间的平衡难题,随着2025年第24号公告的施行和修订工作的推进,企业破产涉税处理规则将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国家税收利益与破产债权人之间的公平清偿。
引言 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在跨境破产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21年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会谈纪要》”),并相继出台试点意见,初步构建了两地破产程序相互认可与协助的协作机制。然而,在跨境破产程序的推进中,围绕破产财产、衍生债权等提起的各类衍生诉讼如何处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模糊地带。当主破产程序与衍生诉讼分处两地时,应由何地法院管辖?应适用何地法律?破产程序的中止效力能否当然及于域外衍生诉讼?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跨境破产协助机制能否真正有效运行,也考验着两地司法如何在“程序协作”与“争议解决”之间实现有机衔接。本文拟从香港与内地互认实践的现有案例出发,结合全球主要地区的司法实践观察,聚焦跨境破产衍生诉讼中的管辖与法律适用问题,探讨两地在处理此类争议时的立场、困境与演变趋势,以期为实务操作与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01.问题的提出——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管辖及法律适用争议 (一)内地破产程序在香港引发的衍生诉讼困境 1、北大方正案:维好协议争议的管辖冲突 北大方正案是内地企业重整程序与香港法院合同管辖权正面冲突的典型案件。2017年至2018年,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方正”)下属境外特殊目的公司(SPV)诺熙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熙”)与坤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智”)发行美元债券,北大方正作为境内母公司签署维好协议(Keepwell Deeds),明确约定适用英国法并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1]。2020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北大方正重整申请。此后,诺熙、坤智及相关债券担保人(均已进入清算程序)在香港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北大方正违反维好协议项下义务,并宣告其应承担的损失数额。 北大方正及管理人随即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中止诉讼,其核心理由包括[2]: 第一,诺熙与坤智已在内地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构成对内地法院管辖权的服从; 第二,内地规定,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统一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审理; 第三,香港法院判决在内地难以获得认可,继续诉讼缺乏实际意义。 针对上述抗辩,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夏利士法官明确拒绝中止诉讼,其裁判逻辑包含三个层次: 其一,合同约定的专属管辖权是“重要且实质性的权利”,非经“压倒性理由”不得剥夺,强调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法院的预期应受尊重[3]; 其二,提交债权申报不构成放弃合同约定的诉讼权利,法院指出,在内地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仅表明债权人接受该程序以参与财产分配,并不等于其放弃依据合同约定在香港法院寻求实体权利确认的权利[4]; 其三,区分“纯裁判性管辖”与“执行性管辖”。法院注意到原告已修改诉请,不再寻求金钱判决,仅请求宣告性救济(declarations),用以在内地重整程序中作为证据支持其债权申报。此种“纯裁判性”诉求不构成对破产财产统一分配的干扰,不应中止[5]。 2、紫光案:内地破产管理人不作为对衍生诉讼处理的影响 紫光集团案在基本事实层面与方正案高度相似——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下属境外SPV紫光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行美元债券,紫光集团为此签署维好协议,约定适用英国法及香港法院管辖[6]。2021年7月,北京一中院受理紫光集团重整申请。美元债券信托人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旗国际”)于2021年8月在香港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紫光集团支付债券本息。 与北大方正案不同的是,紫光案的违约事件发生于重整程序启动之前,而维好协议项下触发通知的发出则在重整启动之后。紫光集团同样申请中止诉讼,但其抗辩理由在方正案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新论点:维好协议及股权购买承诺(EIPU)依据中国已于重整受理后两个月视为解除(因管理人未通知继续履行)[7]。 夏利士法官在2023年6月15日的判决中,再次驳回了中止诉讼的申请,并在方正案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以下裁判观点: 首先,债权申报被“搁置”不能成为剥夺香港管辖权的理由。紫光案中,花旗国际申报的债权在重整程序中被列为“暂缓”(pending)状态,管理人未作出最终认定。法院认为,在此情形下,香港法院的介入不仅合理,而且必要,以保障债权人获得公平的争议解决机会[8]。 其次,香港判决虽需经认可程序,但仍具重要价值。法院援引花旗国际专家证人意见,指出香港法院判决可以通过认可程序在内地破产程序中作为有效债权认定的依据[9]。 (二)香港清盘程序在内地引发的衍生诉讼处理 相较于内地破产程序在香港引发的衍生诉讼,香港清盘程序在内地的衍生诉讼处理案仍较为有限。在实践中,香港清盘人若希望在内地对清盘公司的债务人提起诉讼(如追收应收账款、撤销偏颇性清偿),可能同样会面临障碍:对于香港清盘人的权力范围、撤销权的行使等事项,涉及香港破产法与内地实体法的交叉适用,内地法院缺乏清晰的冲突法指引。 例如,在代理某境外清盘公司涉及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一案中,笔者代表境外清盘人在该案申请再审程序中主张该境外清盘公司作出的担保行为属于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下可撤销的逊值交易行为,该行为应属无效。而法院以清盘人无证据证明香港清盘企业出具担保函的行为已经被确认可撤销或无效,拒绝了该再审事由。可见,法院对于境外清盘人提起的可撤销行为主张可能采取回避或不予处理的方式进行回应。 在普通法系的其他地区,对于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处理亦有不同规则,例如采用“主程序法院集中管辖”与“特定事项例外”相结合的模式。在Rubin v Eurofinance SA一案中,英国法院确立了债权人通过申报债权即视为接受主程序法院对相关争议管辖的原则,但不包含破产衍生诉讼承认与执行[10]。 (三)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管辖及法律适用的主要争议点 基于上述初步梳理,笔者认为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处理可提炼为以下三个核心争议点: 1、管辖权的分配:主破产程序法院与衍生争议实际连接点法院的冲突 一方观点主张“集中管辖”原则,认为主破产程序法院应对与债务人有关的全部民事争议行使专属管辖权,以避免平行诉讼、确保破产财产的统一分配。内地即体现此一立法取向。另一方观点则认为,破产程序的集中管辖不应无限延伸至所有衍生争议,对于合同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且争议不涉及破产财产核心分配事项(如取回权、撤销权)的衍生诉讼,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预期。 香港法院在方正、紫光案中的立场倾向于后者,但以“纯裁判性管辖”作为平衡点——允许香港法院审理实体争议,但将判决用途限定于辅助内地破产程序的债权确认。这一做法体现了修正普及主义原则下对本土利益的保护,即在承认境外破产程序效力的同时,保留对特定争议的司法裁量权。 2、法律适用的选择:法院地法与原实体争议准据法 在跨境破产衍生诉讼中,法律适用问题呈现二重结构。在方正、紫光案中,维好协议约定适用英国法,香港法院据此审理合同解释、违约认定、损失计算等实体问题。 然而,当实体法与程序法交织时,法律适用问题变得复杂。内地关于“视为解除”的规定能否改变英国法下合同效力的认定?内地外汇管制规定是否构成履行英国法下合同义务的障碍?这些问题涉及对“准据法”与“法院地法”边界的界定,是跨境破产衍生诉讼法律适用的核心难题。 3、中止规则的边界:跨境破产自动中止是否及于所有衍生诉讼 关于中止规则的域外效力,存在三种不同立场。普遍主义视角主张自动中止应具有域外效力,以维护破产程序的完整性。属地主义视角则认为中止规则属于程序性事项,适用法院地法,一国法院的破产中止令不能自动约束他国法院。修正普及主义则采取中间立场:既不承认自动中止的当然域外效力,也不否认主程序法院的协调角色。 香港法院在北大方正案中的做法是——拒绝“自动”中止,但愿意在主程序法院提出请求时,以“沟通与协调”方式处理平行诉讼。这一做法体现了对修正普及主义的适用:一方面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坚持对合同约定管辖权的尊重,将中止与否的裁量权保留给协助法院。 上述三个问题相互关联,构成跨境破产衍生诉讼处理的制度框架。下文将结合国际规则、比较法经验及最新案例,进一步展开分析。 02.争议的分析解读 (一)概念解析 1、跨境破产的基本原则与政策 由于传统的属地主义以及普及主义存在较多局限,修正普及主义(modified universalism)是当代跨境破产法的主要理论基础,其核心主张是:原则上由一国开启具有全球效力的主要破产程序,但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开启地方性的次级程序或非主要破产程序,其效力仅及于所开启程序的所在国。英国商事法庭霍夫曼法官在“HIH保险公司破产案”中对此原则作出经典阐述:“修正普及主义原则要求英国法院依据公正原则和在与英国公共政策一致的范围内,与公司主要清算国的法院合作,以确保公司的所有资产在统一的分配系统下分配给其债权人。”[11] 在跨境破产衍生诉讼处理方面,修正普及主义为集中管辖与尊重当事人约定的平衡提供了理论框架。一方面,破产程序的集体性要求对与破产财产密切相关的争议进行集中管辖,以避免平行诉讼、确保破产财产的统一分配。另一方面,修正普及主义也承认协助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保留裁量权,特别是在合同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且争议不涉及破产财产核心分配事项时,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预期。 香港法院在北大方正案中的做法即体现了这一平衡:拒绝“自动”中止,但愿意在主程序法院提出请求时,以“沟通与协调”方式处理平行诉讼。这种做法既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集体性,又坚持对合同约定管辖权的尊重,将中止与否的裁量权保留给协助法院。 在修正普及主义原则下,影响各地区考量衍生诉讼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基本政策便是公共政策,为保护本国社会的重要利益,各地区通常会将公共政策作为平衡管辖权与法律适用规则的阀门,在尽可能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化协助跨境破产案件的推进。 2、跨境破产争议类型 跨境破产争议的类型界定直接影响管辖权的分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贸法会”)《跨国界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颁布指南》参考欧洲理事会关于破产程序的第1346/2000号条例的相关判决,依据争议与破产程序的关系密切程度,将衍生诉讼列举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直接产生于破产程序且与破产程序密切相关”的诉讼,本文将此类诉讼定义为狭义衍生诉讼,主要包括:撤销权诉讼、与破产法有关的关于董事和高管人员个人赔偿责任的诉讼;关于某一债权优先权的诉讼;破产管理人与债务人之间就是否将某一资产列入破产财产中而发生的争议;批准重整计划;解除剩余债务;关于破产管理人完全在执行破产程序基础上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债权人为废除破产管理人关于承认另一债权人债权的决定而提起的诉讼;以及破产管理人根据特定的破产法特权而提出的债权[12]。这类诉讼的核心特征可归纳为:其诉由源于破产法的特别规定,而非普通民商事法律。在欧盟司法实践中,欧洲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步明确了“直接源于破产程序”的认定标准:一项诉讼如果本可由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自行提起(如基于合同的付款请求),则不构成狭义衍生诉讼;反之,如果诉讼的诉由完全依赖于破产程序的存在(如破产撤销权),则属于狭义衍生诉讼。 第二类,除上述“纯破产程序争议”之外的诉讼,本文将此类案件定义为广义衍生诉讼,包括:由破产管理人提出的和对破产管理人提出的但在无破产程序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的诉讼;与破产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为追回债务人占有的财产而提出的诉讼;依照一般法律为判定某一债权法定有效性或债权额度而提出的诉讼;拥有资产分离权的债权人提出的债权;拥有分别受偿权的债权人(有担保债权人)提出的债权;以及并非由破产管理人而是由法定继承人或受让人提出的撤销权诉讼。 3、跨境破产程序的中止效力 关于中止规则的域外效力,存在三种理论立场。普遍主义视角主张自动中止应具有域外效力,以维护破产程序的完整性。属地主义视角则认为中止规则属于程序性事项,适用法院地法,一国法院的破产中止令不能自动约束他国法院。修正普及主义则采取中间立场:既不承认自动中止的当然域外效力,也不否认主程序法院的协调角色。 目前,在已采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以下简称“《跨境破产示范法》”)地区内,普遍采取《跨境破产示范法》第20条或21条规定,通常在承认外国主要破产程序后,自动中止对债务人资产的个别执行,包括中止个别债权人针对债务人资产的诉讼或执行程序。对于未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地区,则通常根据普通法系规则或地区性规则(如欧盟破产条例)对中止效力进行规范。 (二)现有制度解读 1、内地法律 2021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会谈纪要》精神发布(以下简称“《试点意见》”)。 《试点意见》在管辖权方面仅对破产程序的管辖权审查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将认可和协助的对象限定为就程序性事项作出的裁判。然而,《试点意见》未对衍生诉讼的管辖或法律适用作出明确规定,仅在第十二条中[1],对于取得内地法院认可后的香港破产程序提供中止效力,且相关诉讼或仲裁程序可在清盘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继续进行。 除《试点意见》外,目前内地对于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管辖及法律适用并无相关规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5年9月12日发布的增设了第十四章“跨国破产的司法合作”的规定,但该章节主要围绕的依然是跨境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方面的原则性内容。 2、联合国贸法会《跨境破产示范法》与《跨国界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以下简称“《与破产有关判决示范法》”) (1)《跨境破产示范法》第20条的自动中止范围与例外 《跨境破产示范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了承认外国主要破产程序后的自动中止效力,包括:(a)停止开启或停止继续进行涉及债务人资产、权利、债务或责任的个人诉讼或个人程序;(b)停止执行针对债务人资产的行动;(c)终止对债务人任何资产进行转让、质押或作其他处置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第3款明确第1款(a)项不影响仅为维护针对债务人的求偿权而开启个人诉讼或程序的权利。 此外,《跨境破产示范法》第6条的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允许采纳国法院在采取行动将“明显违反本国的公共政策”时拒绝采取行动。 (2)《与破产有关判决示范法》 2018年,联合国贸法会通过了《与破产有关判决示范法》,将承认和执行的对象延伸至“与破产有关的判决”[2]。该定义明确将“破产程序的启动程序判决”排除在外,体现了与《跨境破产示范法》的互补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与破产有关判决示范法》第14条“拒绝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理由”第(g)项便提到原判法院在未满足特定条件下行使管辖权,则相关判决可以被拒绝承认和执行,包括①该项判决针对的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的基础上行使管辖权;②该项判决针对的当事人服从管辖权的基础上行使管辖权,即在原判国法律规定的时限内被告在法院就案情提出争辩,但未对管辖权或行使管辖权提出异议,除非根据该法律规定,对管辖权的这种异议将显然不会成功;③法院以我国法院可据以行使管辖权的依据行使管辖权;或者④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并非与我国法律不相一致。从该条规定可见,在示范法框架下,当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管辖权存在争议时,单一法域作出的判决依然存在不被承认和执行的可能。 3、欧盟破产条例 《欧盟破产条例》(2015/848)在自动承认、主次要破产程序、衍生诉讼管辖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规则体系。 在关联诉讼管辖方面,《欧盟破产条例》第六条第1款规定:程序启动国法院对“直接源于破产程序并与之密切相关的诉讼”拥有管辖权,包括撤销诉讼等。同时,该条第2款规定:若第1款所述诉讼与针对同一被告的民商事诉讼相关,破产管理人可在被告住所地所在的成员国境内法院一并提起两项诉讼;若针对多名被告提起诉讼,则可在任一被告住所地所在的成员国境内法院提起,前提是该等法院根据(EU)第1215/2012号条例(即关于欧盟民商事争议管辖权的《布鲁塞尔条例》)享有管辖权。 在法律适用方面,《欧盟破产条例》第七条第2款第(m)项规定,对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撤销权诉讼等适用程序启动国法律。而对于资产所有权[3]、抵消权[4]、所有权保留[5]等适用资产所在地法或相关债权适用的准据法,不受破产程序启动国法影响。 4、普通法系规则——以香港为例 在未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普通法系地区,其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管辖、法律适用及中止问题通常依赖普通法规则处理。以香港地区为例,香港法院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根据修正普及主义原则,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分析框架:区分“承认”与“协助”、区分“纯裁判性管辖”与“执行性管辖”,并将中止诉讼定性为协助措施而非承认的自动后果。如上文所述,对于例如维好协议纠纷的普通合同争议),香港法院倾向于尊重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并适用合同约定的准据法进行审理。 (三)案例解析 1、内地 对于跨境破产语境下涉及的诉讼管辖权与法律适用争议问题,笔者发现目前内地公开可循的案例较少,根据笔者的办案经验,实践中内地对于管辖及法律适用问题,通常会根据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则确认管辖权及法律适用。 例如,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泰州中院”)审理的“龙某某、某控股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中[1],被告某控股公司已于2023年5月2日被香港高等法院颁令清盘,临时清盘人未向内地法院申请认可或协助香港清盘程序。原告龙某起诉要求该香港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同时要求内地担保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首先,泰州中院依据作出明确认定:某控股公司临时清盘人未将强制清盘程序向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和协助,该清盘令在中国内地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影响我国内地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同时,补充协议约定在中国内地法院就抵押权提出诉讼时可一并处理借款协议争议,因此进一步确认了内地法院的管辖权。 关于法律适用方面,泰州中院采用“要素分离”的法律适用方法: (1)对于各方未能达成一致的借款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根据中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原则,选择适用出借人龙某所在地的澳门法律; (2)对于抵押担保关系适用财产所在地的内地法律; (3)对于某控股公司诉讼主体资格则适用其登记地的香港法律。 从上述案件中泰州中院的观点来看,其对于管辖权的分析论证系基于“认可前置”原则——境外清盘令未获内地法院认可和协助前,不影响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而法院对于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则适用“要素分离”的法律适用方法,针对不同问题选择适用相应的准据法。 但从上述逻辑出发可以发现,若在境外清盘程序已获得内地法院认可和协助的前提下,内地法院是否仍会行使管辖权似乎有待进一步探讨。 2、美国 美国作为《跨境破产示范法》的采纳国,其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处理主要依据《美国破产法典》第15章及普通法中的国际礼让原则。2024年,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Vertiv v. Wayne Burt案[2]中,对国际礼让原则的适用作出了重要更新,为处理与外国破产程序平行的美国民事诉讼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在该案中,原告Vertiv是一家特拉华州公司,被告Wayne Burt是一家新加坡公司。Vertiv在美国法院对Wayne Burt提起合同索赔诉讼,该诉讼与Wayne Burt在新加坡进行的破产程序平行。Wayne Burt申请驳回美国诉讼,主张美国诉讼的结果将影响正在进行的外国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因此依据国际礼让原则要求驳回起诉。 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对国际礼让原则的适用作出了系统性的阐释,进行了三方面分析: (1)判断平行性(Parallelism) 法院首先要求申请礼让的一方证明美国民事诉讼与外国破产程序存在“平行性”。平行性的判断需满足两个条件[3]:①外国破产程序正在适当授权的法院进行,且美国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②美国民事诉讼的结果可能影响债务人的财产。法院指出,平行性的核心在于考量该诉讼是否会影响外国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的权利、责任、选择或行动自由。 (2)表面证据审查(Prima Facie Case) 在确立平行性后,申请礼让方需证明[4]:(1) 外国破产法与美国的政策一样,追求同类债权人之间的平等分配;(2) 外国法律授权或要求中止(stay)针对债务人财产的诉讼。 (3)公平性与公共政策审查 法院最终需审查外国程序的公平性及其与美国公共政策的兼容性。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列出了八项考量因素[5]: ①同类债权人在资产分配中是否受到平等对待; ②清盘人是否被视为受托人并受法院监督; ③债权人是否有权提交债权申报,如被拒绝可提交破产法院裁决; ④清盘人是否被要求向债务人的潜在债权人发出通知; ⑤是否有关于债权人会议的规定; ⑥外国的破产法是否偏袒本国公民; ⑦所有资产是否集中在一机构统一分配; ⑧是否有自动中止的规定以及为便利债权集中化而解除中止的规定。 法院特别指出,许多这些因素与先前分析步骤中已考虑的公平性考量存在重叠。最终,法院需要审查:在适用于本案的美国当事人时,是否已提供了充分的程序正当性保护以证明礼让的正当性。 最终,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认定该合同索赔与新加坡破产程序存在平行性,且外国债务人已就国际礼让提出了表面证据。但法院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要求其根据新阐述的因素测试作出认定。 Vertiv案的启示在于:第一,美国法院在处理与外国破产程序平行的衍生诉讼时,采用精细化的多因素分析,而非简单的自动中止;第二,平行性的判断以“是否影响债务人财产”为核心标准;第三,外国破产程序的公平性(尤其是对美国当事人的程序正当性保护)是决定是否适用礼让的关键因素。 3、欧盟 2025年3月,欧洲法院在Oilchart International NV v O.W. Bunker (Netherlands) BV(Case C-394/22)案中[6],对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作出了重要澄清。该案处于《欧盟破产条例》与《布鲁塞尔条例》的交叉地带,为处理与破产程序平行的民事诉讼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Oilchart是一家比利时公司,为停泊在荷兰斯勒伊斯基尔港的“Evita K”轮提供了加油服务,服务的合同对方为O.W. Bunker Netherlands BV(OWB)。次日,Oilchart向OWB开具了账单发票。2014年11月21日,鹿特丹地方法院宣告OWB破产。 为此,Oilchart一方面在荷兰破产程序中向OWB清盘人申报债权,另一方面在比利时启动程序保全其权利,包括申请扣押船舶、获得银行保函等。比利时商事法院接受管辖权,但依据荷兰破产法宣告Oilchart的诉讼不可受理。安特卫普上诉法院遂请求欧洲法院就管辖权问题作出初步裁决。 欧洲法院在判决中从两个角度分析,厘清了管辖权与可受理性的关系: (1)判断诉讼是否属于“直接源于破产程序” 首先,关键问题在于Oilchart的诉讼是否属于《欧盟破产条例》第6条规定的“直接源于破产程序并与之密切相关的诉讼”。法院援引既有判例,确立了判断标准:一项诉讼如果本可由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自行提起(如基于合同的付款请求),则不构成“直接源于破产程序”的诉讼;反之,如果诉讼的诉由完全依赖于破产程序的存在(如破产撤销权),则属于《欧盟破产条例》管辖。 法院认为,Oilchart的诉讼基于破产程序启动前的供货合同,其诉由源于普通民商事法律,而非破产法的特别规定。因此,该诉讼不属于《欧盟破产条例》的管辖范围,应适用《布鲁塞尔条例》的一般管辖规则。 (2)依据程序启动国法律判断可受理性 欧洲法院进一步指出,即使诉讼适用《布鲁塞尔条例》,也不意味着其当然可以继续进行。诉讼是否可在程序启动国之外进行,应依据程序启动国法(lex fori concursus)确定。换言之,债权人在另一成员国提起诉讼,其可受理性取决于破产程序所在国的法律。 具体到本案,Oilchart在比利时诉讼的可受理性,应依据荷兰破产法(lex fori concursus)判断。荷兰破产法是否允许债权人就破产程序启动前的合同债权在另一国法院提起诉讼,属于荷兰国内法问题,应由荷兰法院裁决。 Oilchart案对处理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启示在于,第一,合同约定管辖条款在破产程序启动后仍具意义——只要诉讼不构成“直接源于破产程序”,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法院仍可能行使管辖权;第二,程序启动国法对衍生诉讼的处理具有决定性影响——即使在外国法院起诉,其可受理性仍受破产程序启动国法约束;第三,区分衍生诉讼的定性与法院受理的程序性规则两个层次有助于厘清复杂的管辖权争议。 4、香港 如上文所述,香港高等法院在北大方正案中就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确立了三个层次:其一,合同约定的专属管辖权是“重要且实质性的权利”,非经“压倒性理由”不得剥夺;其二,提交债权申报不构成放弃合同约定的诉讼权利;其三,区分“纯裁判性管辖”与“执行性管辖”——债权人请求宣告性救济用于辅助境外破产程序,不构成对破产财产的干扰,不应中止诉讼。 其后,紫光案进一步巩固了上述立场。香港高等法院认为,债权申报被暂缓不能成为剥夺香港管辖权的理由;香港判决虽需经认可程序,但仍具重要价值,可通过认可程序在内地破产程序中作为有效债权认定的依据。 2026年1月,USUM案[7]是香港法院在跨境破产协助领域的最新发展,该案对“协助”的性质、标准以及与“承认”的区分作出了系统性阐述: (1)明确区分“承认”与“协助”,中止诉讼属协助范畴 香港高等法院指出,承认是指对外国管理人任命及其权力的确认,属于普通国际私法原则的适用,仅为确认性质;协助则是指协助地法院为推进管理人职能而授予具体权力(如中止诉讼命令、要求第三方披露的命令)[8]。 (2)确立协助的严格标准。 香港高等法院援引英国枢密院Singularis案,明确协助权力的性质与限制:协助权力存在的目的是使法院能够克服各自法院权力地域限制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它不能用于使管理人能够做其根据任命他们的法律所不能做的事情[9]。 香港地区的实践表明,在处理跨境破产衍生诉讼时,承认是基础,但非自动中止;“纯裁判性管辖”例外允许仅寻求宣告性救济的衍生诉讼继续审理;与此同时,中止诉讼是“协助”措施,需满足严格条件,管理人必须证明中止对于履行职责是必要的,且该措施不超出其本国法授权的范围。这一模式在尊重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同时,兼顾破产程序的集体性目标,为普通法系处理跨境破产衍生诉讼提供了典型路径。 03.后续实践路径的展望分析 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妥善处理,需要在尊重当事人合同预期与维护破产程序集体性之间寻求平衡。基于前文对修正普及主义理论、国际规则及各地司法实践的梳理分析,笔者尝试从管辖权分配、法律适用选择、中止规则适用三个维度,探讨可供内地司法实践参考的处理方案,并就制度完善与实务操作提供建议。 (一)管辖权的分配原则 通常情形下,由主破产程序法院对衍生诉讼行使集中管辖,其优势在于:(1)确保破产财产的统一管理与分配,避免平行诉讼导致的财产分割;(2)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受偿,防止个别债权人通过其他法域诉讼获得优先清偿;(3)提高破产程序效率,减少协调成本。内地及《欧盟破产条例》第6条均体现了这一理念。 然而,集中管辖不应无限延伸,考虑到各地区司法主权的权力边界,在修正普及主义原则下,集中管辖应仅适用于“直接源于破产程序”的狭义衍生诉讼(如撤销权诉讼、取回权诉讼、破产债权确认诉讼),此类诉讼的诉由完全依赖于破产法的特别规定;其次,不应对普通民商事争议构成绝对排除,特别是争议与破产财产的仅存在间接关联,且当事人已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形。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衍生诉讼的管辖问题,可以从争议与破产程序的关联程度、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诉讼目的与救济类型(例如区分“纯裁判性管辖”与“执行性管辖”,前者不应中止,后者应原则上由主程序法院处理)以及司法效率与成本等因素进行考量。其中,可以关注两个核心要素: 第一,争议与破产程序的关联程度。 关联程度的判断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诉由层面,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权利义务是源于破产法的特别规定,还是源于普通民商事法律;二是效果层面,即诉讼结果是否直接影响破产财产的范围与分配。关联程度越高,由主破产程序法院集中管辖的必要性越强。 第二,诉讼目的与救济类型。区分“纯裁判性管辖”与“执行性管辖”是关键。如北大方正案所示,债权人仅寻求宣告性救济用于辅助境外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确认,属于“纯裁判性”诉求,可由约定管辖法院审理;反之,若债权人寻求金钱判决用于个别执行,则构成对破产集体程序的干扰,应由主程序法院管辖。 (二)法律适用的选择路径 1、程序事项及实体争议 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法律适用,可以遵循“程序适用法院地法、实体适用原准据法”的基本准则。其中,程序事项适用破产法院地法,包括管辖权认定、中止诉讼的条件、证据规则、送达程序、判决的既判力等。而实体争议适用原准据法,对于广义衍生诉讼(如合同纠纷),应适用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准据法。 2、公共政策保留的适用边界 公共政策作为跨境破产国际合作中防止外国破产立法、外国破产程序或者外国破产裁决侵害和干扰本国法律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安全阀”[27],应在跨境破产协助中谨慎适用。根据联合国贸法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第6条及《与破产有关判决示范法》第7条,公共政策例外仅适用于采取行动将“明显违反”本国公共政策的情形。 在实践中,公共政策保留的适用边界应限于以下情形:第一,违反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如未给予当事人充分的申述机会);第二,违反本国实体法中的根本原则(如不动产规则);第三,境外程序存在欺诈或严重不公。不宜仅因法律制度的差异而轻易援引公共政策例外。 (三)中止规则的司法实践 关于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中止规则问题,各地区法院基于不同的法律传统和制度框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采纳示范法的地区普遍采取自动中止模式,这一制度框架下,美国通过礼让分析进行审查,欧盟则通过“直接源于破产程序”标准界定中止范围;香港地区则将中止定性为协助措施,需满足严格的必要性标准;内地目前的制度框架及实践较为有限,《试点意见》采取“认可前置+自动中止”模式,但中止范围尚未类型化。这些实践差异反映了各地区在修正普及主义原则下,对破产程序集体性与当事人权利保护之间平衡点的不同选择。 地区 中止性质 条件 主要例外 内地 认可后自动中止 境外程序获内地法院认可 管理人接管后可恢复 美国 主要程序自动中止 外国主要破产程序获承认 需通过礼让分析审查公平性 欧盟 欧盟内自动承认+程序启动国法决定 主程序判决在其他成员国自动生效 非“直接源于破产程序”的诉讼 香港 协助措施(非自动) 需单独申请,证明必要性 “纯裁判性管辖”例外 结语 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处理,本质上是破产程序集体性与单一权益纠纷事项之间的规则矛盾在跨境层面的集中体现。例如,当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与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从个别清偿转向集体分配,但这一转变不应当然消解当事人此前基于合同约定所确立的争议解决预期。如何在尊重单一事项的管辖规则与维护破产程序完整性之间寻求平衡,是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管辖与法律适用争议的核心命题。 修正普及主义作为当代跨境破产法的理论基础,为这一平衡提供了分析框架。一方面,它承认主破产程序法院对破产程序有关事项享有专属管辖权,以确保破产财产的统一管理和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另一方面,它允许协助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保留裁量权,尊重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和合同准据法。 从国际规则的演进看,联合国贸法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第20条的自动中止规则与《与破产有关判决示范法》的管辖权审查条款,共同构成了处理衍生诉讼的制度框架。欧盟《破产条例》第6条关于“直接源于破产程序”的认定标准,以及欧洲法院在Oilchart案中对“管辖权”与“可受理性”的区分,为厘清衍生诉讼的法律适用提供了精细化的分析工具。美国Vertiv案确立的国际礼让原则适用标准,则展现了示范法国家在处理平行诉讼时的审慎态度。 与此同时,香港在北大方正案、紫光案及USUM案中的司法实践,发展出“承认与协助分离”“纯裁判性管辖例外”等独特规则,在普通法框架下为跨境破产衍生诉讼的处理提供了典型路径。 随着内地修订对跨境破产规则的完善,以及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协作机制的深化,两地在衍生诉讼管辖与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协调将更加成熟。这既有助于为跨境投融资活动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也将为国际跨境破产治理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样本。 参考文献 [1] See HCA 778/2021, para. 17. [2] See HCA 778/2021, para. 25,27. [3] See HCA 778/2021, para. 26. [4] See HCA 778/2021, para. 42. [5] See HCA 778/2021, para. 40-41. [6] See HCA 1269/2021, para. 13. [7] See HCA 1269/2021, para. 48. [8] See HCA 1269/2021, para. 52. [9] See HCA 1269/2021, para. 56. [10] See Rubin v Eurofinance SA [2013] 1 AC 236,para 165. [11] 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 [12]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颁布指南》,第9段。 [13] 规定: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香港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14] 《跨国界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第2条(d)项规定:与破产有关的判决:(一)是指满足下列条件的判决:a.作为破产程序的结果产生的,或实质上与破产程序相关联,不论该项破产程序是否已经完结;以及b.是在该项破产程序启动时或启动后作出的;而且(二)不包括破产程序的启动程序判决。 [15] 参见《欧盟破产条例》第八条。 [16] 参见《欧盟破产条例》第九条。 [17] 参见《欧盟破产条例》第十条。 [18] [19] Vertiv v. Wayne Burt,3d Cir. 2024。参见Dechert LLP:“Recent Development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Cases”,2024年3月27日 [20] See Vertiv v. Wayne Burt,3d Cir. 2024, page 15. [21] See Vertiv v. Wayne Burt,3d Cir. 2024, page 16. [22] See Vertiv v. Wayne Burt,3d Cir. 2024, page 18. [23] Oilchart International NV v O.W. Bunker (Netherlands) BV (Case C-394/22) [24] See HCMP 1719/2025 [25] See HCMP 1719/2025, para 53. [26] See HCMP 1719/2025, para 44. [27] 参见刘敏敏:《跨境破产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碰撞与融合》,法律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第25页。
一、序言 2025年7月7日至23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贸法会”)最终审定并通过了一份标题为“破产程序中的资产追查和追回:贸易法委员会工具包和背景说明”(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以下简称“《资产双追》”)的案文,并决定将审定通过的该份案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及以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文予以公布。1这一文件集中了各国破产法律从业者的集体智慧与贡献,代表了贸法会第五工作组(破产法)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工作成果之一,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作者于2024年开始作为贸法会第五工作组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和审议工作。结合本文作者的相应工作经历,本文希望向国内破产法从业者介绍并简要探讨该文件的历史生成背景和逻辑、立法目的与基本内容架构,并在全球破产法演进谱系与中国本土法治进程的双重坐标下,尝试评估其规范价值与实践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当前如火如荼的破产法修订工作与日益复杂的跨境破产司法实践所提供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二、《资产双追》生成的历史背景和产生过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数字化的双重驱动下,企业的资产、债权人及经营活动日益呈现出跨国化、分散化的特征。当此类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如何高效、公正地处理其跨境破产事务,成为各国法律体系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中的核心难题在于:在全球化经济网络中,企业的破产早已超出一国疆界。债务人可能利用不同法域的法律差异与信息壁垒,隐匿或不当转移资产,导致本可用于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破产财产流失,严重损害破产程序的效力与公信力。由此,如何有效追踪和恢复这些本应纳入破产财产以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资产,构成了当代跨境破产法律体系中最棘手、最核心的实践难题。这一难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直接关乎跨境破产合作制度的信誉与实效,是检验一国破产法是否真正具备“牙齿”和跨国效能的试金石。 作为国际贸易法统一与现代化的核心机构,自1997年以来,贸法会在过去三十年直面上述跨境破产的困境,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应对努力,逐步构建起了一套旨在促进国际司法合作与程序公平的跨境破产软法体系。对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中的演进过程: 第一阶段(基础程序接入与承认):1997年贸法会通过并公布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MCBI, 以下简称“《跨国界破产示范法》”)。该示范法解决了跨境破产的“入场券”问题,创设了“外国主要程序/非主要程序”“外国代表”“主要利益中心”(COMI)等核心概念,确立了承认与救济的基本框架。其关键作用是“打开了跨境破产立法统一和司法合作的大门”。 第二阶段(破产裁判法律文书的跨境流通):2018年贸法会通过并公布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solvency-Related Judgments,MLIJ,以下简称“《破产判决示范法》”)。《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公布后,在约二十年的跨境破产法实践中,各国进一步认识到仅承认破产主程序尚不足以充分应对现实困难,许多重要的破产衍生判决(如撤销欺诈交易、确认债权、追究董事责任等)需要单独、快速地承认与执行。《破产判决示范法》作为《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专门补充,其核心功能旨在打通破产程序相关的裁判文书得以跨境执行的“堰塞湖”。 第三阶段(破产程序中对复杂商业结构的应对):2019年贸法会通过并公布了另一部重要的示范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nterprise Group Insolvency,MLEGI,以下简称“《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为了回应现代经济以企业集团为主要形态的现实,与《破产判决示范法》几乎同时完成的《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为集团成员的协同破产处理、制定集体重整方案提供了专门框架,解决了“集团化”带来的程序协调难题。 如果说以上三个阶段的工作成果主要构建了跨境破产合作的“程序通道”和“道路规则”,那么在这一套跨境破产程序协作中最重要,也是最实质、最困难的工作——资产的追查和追回,尚缺乏统一的“导航工具”,因此常常陷入迟滞和困境。而《资产双追》这一文件恰恰就是为弥合这一“最后一公里”鸿沟而应运而生。它在前述三部破产示范法的基础上为各国破产法院和破产从业者们提供了一套详细、具体的关于跨境资产追查与追回合作的操作说明书和工具集。这是对既有的破产示范法体系的“深化”与“赋能”。 《资产双追》的项目工作源于2019年12月贸法会组织的国际研讨会的提议,后经贸法会审议后将项目工作委托给第五工作组并列入该工作组工作议程。关于项目的具体工作程序,则是由贸法会秘书处负责起草其案文草案后,提交至第五工作组在其定期举行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和修订。经过第五工作组2021年至2025年间多届会议(第59届至66届会议)的反复讨论与修订,工作组最终决定将案文提交贸法会审定通过。在2025年7月举行的贸法会第58届会议上,《资产双追》案文最终获得通过。2 《资产双追》这一文件汇集了各国破产从业者,包括法官、律师、金融从业者、学者和各国政府代表,以及包括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国际破产执业者协会(ISOL)、国际破产监管机构协会(IAIR)、国际律师协会(IBA)、国际破产学会(III)在内的国际专业组织代表的专业智慧。这种多元、专业的组成确保了其文本既能反映各国共性挑战,又能吸纳司法前沿经验,其起草和审议过程提现了贸法会一贯的包容性工作方法,带有对措施可行性、权利平衡、与现有贸法会破产示范法文本衔接等技术细节的深入辩论。这种严谨的产生过程也确保了其内容的实践导向性与较广泛的可接受性。 三、《资产双追》的基本内容框架 《资产双追》在内容体例上大体采用了“破产程序资产快速追查和追回工具包”(第一部分,以下简称“《工具包》”)与“关于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的背景说明”(第二部分,以下简称“《背景说明》”)的二元模块化结构,二者相互独立又有机统一,分别服务于“即时行动指南”与“理解与适用”两方面的实践需求。在这两部分主体内容之前,还有“序言”和“介绍”(包括适用范围、简称、术语和解释规则)等部分技术性内容。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资产双追》的适用范围原则上排除了金融机构和受到特殊破产制度管辖的其他实体(比如根据公法运营的实体)以及个人破产的资产双追。3 (一)《工具包》的基本内容框架 关于第一部分,即《工具包》部分,其系统化、类型化地列举了资产双追全流程中可以采取的措施,可以看作是一种标准化的资产双追措施“使用说明书”和非强制性的程序操作指南。除“导言”以外,《工具包》的核心内容采用的是矩阵化表格形式,包括三份主表,即:资产双追的“一般措施”“具体措施”和“其他辅助工具”。在每份表格下,均详细分列了该类措施或者工具的“目标”(Objectives)、“特征和条件”(Features and conditions)、“保障措施”(Safeguards),以凸显《工具包》核心内容的直观性和实用性。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显然是第二份表单“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具体措施”,包括:信息和披露措施、资产保护措施、资产追回措施、临时或单方或附不披露措施的双追措施。具体如下: 1.信息与披露措施 这是资产双追的起点,其目标是解开破产程序中的“信息黑箱”,从而识别、定位破产财产,获取其相关证据,以便评估是否有必要采取后续资产双追步骤。《工具包》列明了(包括在表格中直接列举和/或通过援引多部破产示范法的立法条文等方式,下同)有关核心措施类型,包括: (1)针对债务人有关主体作出的全面披露令:命令债务人及其董事、高管、雇员和有关人员提交经宣誓的、全球范围内的完整资产与事务清单,其中特别关注“嫌疑期间”内的交易; (2)针对第三方作出的披露令:比如,可命令银行、云服务提供商、数字服务提供商、政府机构、注册机构、托管人、交易对手等第三方提供与债务人资产相关的记录和信息,以便获得对破产财产的访问权和控制权; (3)证据保全与收集令:在证据可能灭失或日后难以取得时,授权采取紧急措施保全电子数据、文件或实物证据。关于此类措施,《工具包》在“保障措施”一栏中强调了其应当“迅速”(单方申请可能被允许)、“广泛”(全球范围)、“强制”(司法命令保障)等特点,同时明确指出,在采取此类措施时应平衡当事人权益、数据隐私法、商业秘密保护等合法利益,法院可施加限制使用命令。4 2.资产保护措施 这类措施的目标在于构筑“司法程序防火墙”,用以防止破产财产在破产程序期间被转移、消耗或价值减损。《工具包》列明的有关核心措施类型包括: (1)中止令:中止针对债务人资产的个别诉讼、仲裁和执行程序; (2)禁止处分令:禁止债务人或其他任何人处分、设定担保于特定资产; (3)临时接管/扣押令:指定临时管理人接管资产,或由司法官员扣押动产、不动产; (4)授权继续经营令:为防止资产价值暴跌(如易腐货物、持续经营价值),授权在特定控制下继续运营相关业务。《工具包》在“保障措施”一栏中明确指出,这类措施在程序上还应具有临时性与紧急性,以及在采取保护措施后给予受到影响的当事人提出索赔等救济。 3.资产追回措施 这是资产双追的核心任务,旨在将不当流失的破产财产或其价值收回,实现破产财产的价值回归。《工具包》列明的有关核心措施类型包括: (1)撤销权诉讼:针对欺诈性转让、偏颇清偿、不公平关联交易等,请求法院宣告交易无效并追回资产或等价现金或其他形式对价; (2)外国代表人的诉讼地位:明确外国代表人在获得承认后,有权依据财产所在地法提起撤销权诉讼或其他追回诉讼;5 (3)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相关判决:快速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撤销权判决、董事赔偿责任判决等; (4)资产变现与移交:在保护本地债权人优先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将位于本地的资产变现后,将净收益移交给外国主要程序的管理人进行统一分配。从程序上看,这些措施是最具实质性和关键作用的司法行动。对此,《工具包》在“特征和条件”及“保障措施”两栏中均强调了有关措施的时效性(快速处理),以及指出还需要特别考虑的因素,比如:跨国合作的程序要求、在企业集团破产背景下审查关联交易的特殊考量因素(如集团整体利益、一体化整合程度)、在实质性合并情况下适用嫌疑期的特别规定等。 1. 临时或单方或附不披露措施的双追措施。这是针对以上几类措施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的适用条件所做的补充规定。其中,“临时措施”旨在维持现状、防止破产财产耗散,确保后续的资产双追和其他程序的有效推进,其中最重要的临时措施就是指定临时破产管理人以执行有关职务。“单方措施”则指向一类场景:申请人首先单方提出双追措施的申请,从而获得了在该法域进一步提起诉讼等司法程序的资格。但要强调的是,应当给予受到错误的单方措施影响的当事人索赔和救济的机会。“附带不披露措施的双追措施”则是指为了防止因为过早披露双追措施可能导致资产的隐匿、转移和耗散,在此类必要和紧急情况下,可以给予申请人不披露的情况下采取双追措施的机会,但此类“不披露措施”应有时间限制,并在双追目的实现后立即解除不披露状态。 (二)《背景说明》的基本内容框架 关于第二部分,即《背景说明》部分,则是基于《资产双追》作为规范性文件的定位,全景式地梳理和介绍了不同法域为实现和提高便利性而在国内和跨国界资产双追中采取的各类措施。其类似于资产双追的“比较法词典”或“百科全书”,旨在提升各国破产从业者的系统性认知,引导相关从业者将《资产双追》,尤其是《背景说明》作为参考,以评估本国法律和制度在资产双追各个方面的可适用性、有效性和效率,并根据实践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 《资产双追》由“导言”6“概述”“破产相关法律中与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有关的条文”“民事诉讼”“相关刑事诉讼”“其他支持性框架”“附件: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相关登记册的说明性清单”等多个部分组成。 1.第一章“概述”。该章主要记录了资产双追有关的一般性问题,包括: (1)触发资产双追的原因; (2)清算和重整中资产双追的差异,前者的资产双追具有全面和彻底性,而后者的资产双追则需根据必要性而有所侧重; (3)资产双追面临的共同挑战,比如资金支持、管辖权的冲突7、适用法律的不同(尤其是各国法律对破产财产的构成、双追措施的分类/定性/适用条件/审查标准/公共政策的规定都存在差异)8、跨境协调与合作存在难度、数字资产双追的高度复杂性等。 2. 第二章“破产相关法律中与资产双追有关的条文”。该章是《背景说明》的核心内容与基础,其分别从“国内背景”和“跨境背景”下介绍了各国在资产双追方面的规定和实践,其目的是为了阐明这些实体规则和实践是如何为资产双追提供请求权基础的。在“国内背景”部分,该章梳理并介绍了十一方面的内容,包括: (1) 预防措施:这是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为防范债务人资产耗散的各类双追措施。比如,确保维持适当账户、保护性保全资产、不进行可能被撤销的交易、制备并保存进行优惠性转让的财产清单并说明理由、寻求专业咨询和指导等。 (2) 临时措施:主要是在已申请启动破产程序但尚未正式启动(受理)这一阶段,为防范债务人资产耗散的各类双追措施。比如,指定临时管理人、临时保全措施或其他禁令、信息披露措施、中止针对债务人资产的执行等。 (3) 破产程序的启动标准:主要是指为了避免和防止破产程序启动的过分迟延导致双追措施失效的相关规定。比如,针对中小微企业,适用简易申请程序(申请即自动启动,但保留后续的程序纠正措施)、破产原因推定、允许面临财务困境(存在丧失偿债能力之可能)的债务人启动破产程序、审查破产条件时优先考虑止付检验标准而非资产负债表检验标准,等等。 (4) 启动通知:主要是指通过向债务人和各相关方发出破产程序通知,从而触发相应的程序义务,以协助资产双追。比如,通知发出后,债务人的交易相对方应当与破产管理人联系以推进交易、有关主管机关(如财产权利登记机构)应向法院或者破产管理人提供有关资产的记录、对债务人或其资产的有关记录中加注以防止其他各方对破产财产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 (5) 程序启动时的其他措施:包括其他司法程序的中止(诉讼、保全和执行的中止,但易腐败易贬值的财产除外)、确定构成破产财产的范围(包括制作清单、估算价值等,对此可以申请调查令、搜查令或追踪令等,以及债务人相关主体负有配合义务等)、对破产财产加以控制(包括赋予破产管理人法定的管理和处置破产财产的权力与责任、在重整程序自行管理模式下授权破产管理人监督债务人管理和处置资产或者对其规定额外授权,针对未经授权的交易规定可撤销或者无效的法律后果,并授权由破产管理人追回等)、未履行完毕合同的特殊处理规则(比如,程序启动时自动终止或者加速履行未履行完毕合同,以及该等规则的例外情形)、授权拦截债务人邮件等。 (6) 债务人的义务:包括与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合作;提供有关其资产、事务和破产的准确、可靠和完整的信息和说明;定期向法院或破产管理人报告财产事务等;限制债务人(总部)住所地或者(董事、高管)经常居住地变更;对债务人及其董事、高管等不遵守其破产法义务实施司法强制或制裁(比如,取缔自行管理、重整转为清算、罚款、赔偿、没收财产,直至刑事制裁)。 (7) 第三方义务:主要包括协助破产程序和破产管理人的一般性义务(比如,提供有关债务人资产和事务的资料,配合资产状况调查、移交债务人资产和业务,以及可以有效获取和控制债务人资产和业务的其他所需条件);而承担此类义务的主体可能包括政府机构、与债务人资产和业务有关的登记册的第三方主管机构等。 (8) 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权力:破产管理人是确保资产双追成功的关键主体,其有关职责和权力主要包括,制作债务人破产财产和业务清单并对其进行控制;通过各种来源和手段获得关于债务人破产财产和业务的资料;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和保全破产财产和业务、恢复其完整性和价值(比如,申请调查令、搜查令或者保全令;提起必要的诉讼、追索应收款项和要求移交破产财产;核查债权并处理清偿、抵销等行动;审查未履行合同以决定是否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委托其他专业人员协助破产管理人履职;定期向法院或者债权人提供信息并报告工作。破产管理人可能因未采取或者未妥善采取资产双追措施而面临罚款、免职、赔偿损害等法律责任。 (9) 撤销:这一双追工具可以用于推翻对全体债权人不利的交易,包括处置资产或者承担义务等多种法律行为(比如,严重妨害债权人收回债权之能力的欺诈性或者损害性交易、压价贱卖性交易、特惠型交易)。 (10) 针对董事、股东和其他人的诉讼:这主要是指董事、股东或其他人违反信义义务,针对债务人破产财产存在欺诈或者不诚实行为(比如,挪用资产谋取私利、董事或股东参与自我交易),破产管理人、债权人或者其他有权机关可对其展开调查,追究其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关于董事、股东和其他人承担的责任形式,包括赔偿损失;特别审查此类主体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减少其债权金额或者债权顺位;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反向)揭穿公司面纱,即将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延伸至股东、董事或者其他人,或者进一步延伸至股东、董事和其他人所拥有的实体。此外,在企业集团破产情况下,还可能适用“摊付令”这类工具措施,即命令企业集团非破产成员提供资金,偿付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集团其他成员的全部或者部分债务。在这一部分,该文件还专门介绍了企业集团破产中的实质合并与程序协调等问题。 (11) 程序结束后的措施:这主要是指在破产程序结束后发现被隐匿或者未披露的破产财产,可以重新启动已经结束的破产程序或者继续进行某些资产双追行动。 而在“跨境背景”部分,该章则梳理并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 (1) 启动破产程序中的跨境资产双追行动:这主要是对各国启动跨境资产双追行动的程序、条件进行了梳理汇总。 (2) 接受国的破产程序资产双追:这主要包括临时措施;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承认外国程序;认可外国管理人的权利9;提供救济(比如,中止有关债务人的个别诉讼、执行或暂缓处置债务人资产;暂缓债务人对位于接受国的资产的管理;允许因为资产性质或其他原因而紧急处置变现其资产);协调并行程序中的救济(比如,在并行程序中,确保在一个破产程序中已经获得清偿的债权人,不会通过另一个破产程序获得超过其他同类债权人的清偿比例10;在外国程序获得承认后,给予外国程序破产管理人的救济与本国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的救济相一致,以及在外国主要程序得到承认后,给予外国非主要程序破产管理人的救济与给予外国主要程序破产管理人的救济相一致,等等)。 (3) 跨境沟通、合作与协调:这里重点指出了相关沟通、合作与协同的适当方式,包括:法院、破产管理人和债务人代表之间的直接沟通:订立跨境破产协议,为多个破产程序中的破产管理人的资产双追行动提供一种协调一致的最佳办法;指定单一或者统一的破产管理人管理协调并行的破产程序、共享信息和进度报告、定期磋商与协调资产双追步骤和方式,等等。 3. 第三章“民事诉讼”。该章主要记录以民事诉讼方式进行的资产双追行动相关问题,包括此类诉讼的类型、信息披露措施(主要涉及的与诉讼和破产程序相关的证据保全)、资产保全措施、保护性安排(主要是指针对具有一定损害性的双追措施采取的对被申请人的适当保护);以及在跨境背景下的有关问题(包括管辖权、域外送达、域外取证、跨境承认和执行等问题),这揭示了在资产双追中可用的多种司法程序性武器。 4. 第四章“相关刑事诉讼”。该章展示和讨论了在破产程序中,资产双追与刑事诉讼联动的可能性,包括:通过申请刑事侦查(搜查、扣押、通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查阅刑事案件卷宗、作为民事当事人申请参加刑事诉讼,以及通过刑事资产没收程序来追回资产的可能性,以及在跨境背景下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刑事司法协助框架进行资产双追(其中介绍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与执行流程,这是处理跨境涉刑交叉破产案件的关键)。 5. 第五章“其他支持性框架”。该章主要说明了与资产双追有关的其他一些制度安排,包括:不披露措施(及其可适用性和范围)、合规要求(如金融、运输和反恐、反腐败、反洗钱等部门的要求、社会保障和财务会计方面的准则等)、其他部分法规定(比如,关于特定的担保交易的规则;关于航空器、数字资产、文物、专利等特定资产的规定;电子商务法律关于数据保留和保存、证据保全等方面的规定)、有效的执行和制度框架(这主要是指资产双追有赖于专业的制度和能力建设,比如专业的法院、破产管理署、高效的登记系统,以及法官与破产从业者的专业培训等)。 6.《背景说明》的最后部分是一份附件,即:《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相关登记册的说明清单》。其以表单格式列举了与资产双追相关的登记册的类型(包括:不动产登记册、动产登记册、车辆/船舶/航空器/其他类似移动资产专用登记册、动产担保权益登记册、银行账户登记册/财务登记册、金融工具和证券登记册、商业/贸易或公司登记册、碳信用额登记册、专利和商标登记册、单独的最终受益所有权登记册、会计登记册及与税务有关的登记册、犯罪记录登记册、域名登记册、破产登记册、家事登记册、公共采购登记册、武器/矿产/管道作业/其他特许活动等特殊资产权利/权益登记册、强制执行活动登记册11)、目标、特点、查阅条件和保障措施。 四、《资产双追》的功能与价值 从前面的内容介绍可以看出,《资产双追》在立法技术上采用了这种“工具包+背景说明”的二元结构,这体现了其较高水平的立法智慧:《工具包》主要面向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行动选项,而《背景说明》则主要面向立法者、法官和学者,提供深厚的法理与比较法支撑。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参考联系的、较为自足自洽的知识与操作体系。 《资产双追》作为贸法会在破产法领域的最新的工作成果,也具有特别的规范价值与实践意义。对这份文件加以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创新之处并从中汲取其对中国破产法立法、司法的参考借鉴价值,这是值得中国破产从业者加以努力的方向。 (一)立法功能定位 基于贸法会的核心任务,即:推动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协调统一商法和达到其现代化,在一些关键领域拟定、促进使用,通过立法文书和非立法文书,发展统一的国际商法框架,12《资产双追》的核心立法功能和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首先,这是一份非立法文书,正如《资产双追》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其“不具有规范性(prescriptive)”。因此,它并非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也不同于“示范法”,而是一份高级别的国际实务指南与比较法资料汇编,其权威性来源于贸法会的平台和起草过程,其价值在于“软法”的引导性和灵活性。 这份文件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为了债权人和包括债务人在内的其他利益关系方的利益,保护、保全和最大限度地实现破产财产的价值,以及促进法治、善治、投资、贸易和有利的商业环境。”其“旨在向读者介绍各法域使用的资产双追措施。”“各国的这些措施虽然名称不同,但有许多共同特点。”《资产双追》“指明了这些共同点,以帮助政策制定者、立法者、法院和破产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使用的资产双追措施”。“特别是,它可以为国内资产双追框架和做法提供新工具。它还可以促进法院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加快跨国界资产双追,因为如果法院对外国资产双追措施了解得更多,可能会更迅速地批准类似或同等的国内资产双追措施。法院还可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和情况,在适当案件中中止或拒绝启动属地程序,并采用其他工具加快资产双追和提高其效力。”1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要准确地理解《资产双追》的立法功能和规范内容,还应当特别注意理解这份文件所处的特定语境和前提:第一,这份文件中展示的各种法律措施和工具,都是建立在其与“资产双追”这个主题具有关联性的前提下。否则就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工具包》和《背景说明》里会使用很大的篇幅去介绍“信息披露措施”“破产程序的启动标准”“董事高管等清算义务人的责任和义务”“留任债务人与破产管理人之间的职责边界”等大量与“破产财产”这样一个高度具象化、高度特定的概念看似并无直接关系的话题。第二,《资产双追》一直有意识地通过“国内法”和“跨境合作”两个维度梳理和展示各种资产双追的法律措施和工具。 在国内法维度下,《资产双追》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希望引导各国有关规范的统一与趋同,以减少法律适用的冲突和障碍14;而在跨境合作的维度下,《资产双追》与三部破产示范法之间的承接关系尤为突出,其追求的是减少跨境程序的冗余,目标直指提升跨境破产合作的实质效能,助力将三部破产示范法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15而后者,恰恰是我国现行破产法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欠缺和不足的方面。16 此外,也如同其他三部破产示范法和非立法性文件一样,《资产双追》为资源有限的中小法域或新兴市场国家的立法者,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经过国际校验的资产双追制度的制度框架,有助于其完善国内法。 (二)规范创新价值 在规范创新方面,首先应当认识到,《资产双追》并不是一部孤立的文件,它在贸法会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跨境破产法体系中还承担着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它将三部破产示范法以及《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中的相关原则和条款,加以串联、激活并应用于“资产双追”这一破产法的核心主题和具体的任务场景,这有助于实现跨境破产实践从“框架合作”到“实效合作”的范式升级,使整个贸法会破产法体系更具操作性和凝聚力。具体而言,其创新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激活与细化。《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1条关于“临时救济”和“酌情救济”的规定较为原则。《资产双追》这一文件力求将这两条“激活”,具体列举了承认外国程序后可以立即请求的各类资产双追相关救济17,使外国管理人和承认国法院的决定具有清晰依据。另外,《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5条至第27条鼓励法院与外国法院或外国代表合作。而该文件为这种合作补充提供了更多的具体形式(比如,除了必要沟通、协调审理、缔结程序协调方面的协定以外,还有共同任命破产管理人、联合下达资产冻结令、共享调查信息等)。18 第二,回应了《破产判决示范法》的实践。《工具包》中大量资产双追措施最终都指向一个需要跨境执行的判决。而这类判决,尤其是撤销权判决、董事赔偿判决等,正是《破产判决示范法》旨在规范的核心判决类型。《工具包》明确要求对承认和执行此类判决的请求应“不得有不合理的迟延”(without unreasonable delay)19,这与《破产判决示范法》追求的效率目标完全一致,从而提升了各国采纳《破产判决示范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三,增强对《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的协同。《工具包》进一步支撑了“主要利益中心”规则,这主要表现为:其指导了如何为集团破产案件中的“计划程序”20的代表提供资产双追方面的合作,强化了以“主要利益中心”为基础的主程序的中心协调地位。另一方面,在《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开创“集团破产解决方案”和“集团代表”制度的基础上,《工具包》进一步补充了在制定和执行该方案过程中,如何具体实施对集团内各成员资产的追踪、对集团内可疑交易的审查(提供了特殊的审查因素清单),以及如何进行跨法域的资产归集与分配。21而《背景说明》则指出,对关联企业进行程序协调或合并管理,本身就能极大提高资产双追效率,因为它打破了法人面纱造成的信息隔阂,更容易发现资产不当转移的痕迹。22这同样也强调了各国采纳《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的必要性。 除了推动贸法会现有的破产法体系的整体发展以外,《资产双追》另一项重要的价值就是推动跨境破产实践的可操作性。比如,《资产双追》对《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关于“破产代表权力”、“债权人权利”、“债务人/董事义务”等专题的具体操作指南进行了延伸。23 此外,《资产双追》中许多内容是对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成熟法域长期实践经验的提炼,尤其是对这些法域的跨境破产实践的吸收。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早期采纳国(2005年),其主要是通过《破产法典》第15章构建了本国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开展国际司法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相关司法实践也为《资产双追》提供了丰富素材。24试举如下几例简要说明。 第一,广泛适用自动中止等救济手段。美国《破产法典》第15章第1520条的规定,一旦外国主要程序获得承认,美国境内针对债务人财产的绝大部分诉讼和执行程序将自动中止。这本身就是一项强有力的资产保护措施。美国法院在实践中对“自动中止”的适用往往采取宽泛解释,以迅速稳定债务人在美资产状况。25 第二,赋予法院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美国《破产法典》第15章第1521条、第1507条赋予法院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提供“任何认为必要的额外救济”。有关判例也认可,法院在此基础上批准过允许外国管理人在美直接提起撤销权诉讼、移交资产变现收益、甚至为协调集团破产而发布全球中止令等复杂救济。26而这一特征直接体现在了《工具包》中“资产追回措施”和“合作”章节的相关内容。 第三,审慎适用“公共政策”例外原则。美国法院虽保留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救济的权利,但适用标准严格,即:需要达到“明显违反”的程度,这完全接受了《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6条的立法措辞。尽管在这方面的各国实践有所参差,即部分降低了“公共政策例外”规则的适用门槛。但《工具包》仍然坚持了对其的限制性解释,但同时也强调资产双追措施需符合财产所在地基本法律原则。27 第四,强力支持破产程序中的信息披露。美国破产程序中的证据开示规则本就强大,在跨境案件中,法院也常支持外国管理人对位于美国的相关方进行广泛调查,以追踪资产流向28,另一方面也要求外国管理人承担全面和详细的关于债务人(在当地)的资产状况的披露义务,以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29《工具包》也明确采纳了这一做法。 在欧盟地区,以《破产程序条例》(2015年修订)为代表的立法实践,则展示出了其更为深入的跨境破产一体化动向30,这也为《资产双追》中的规范性内容提供更多前瞻性参考。 第一,关于主要程序与从属程序的协调。 欧盟《破产程序条例》明确了主要程序(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普遍效力和从属程序(营业所所在地)的地域效力及协调规则。《工具包》中关于资产变现与分配委托的讨论,很大程序契合了这一规则,即:从属程序清算人需在清偿本地优先债权后,将剩余财产移交给主要程序。31 第二,破产登记系统的强制互联。 欧盟强制要求成员国建立并互联破产登记电子系统,公开破产程序核心信息。这极大便利了债权人和潜在资产购买方获取信息,并间接支持了资产双追的相关行动和措施。而《工具包》和《背景说明》中都强调破产财产登记和信息可获得性,无疑吸收了欧盟的这一创新。32 第三,鼓励法院间直接合作。欧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欧盟跨境破产法院间合作原则》(2014年)等一系列软法指南,鼓励法院通过电话会议、联合听证、批准跨境破产协议等方式直接沟通。这类措施被《资产双追》所吸收和重申,而这种深度的司法合作也是《资产双追》所倡导的“最大限度合作”的理想模式。33 由此可见,《资产双追》这一文件通过吸收美国和欧盟在跨境破产方面的最新实践经验,希望跨境破产在资产双追方面实现贸法会一直追求的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从简单的“程序性礼让”到更为复杂的“实质性协作”的提升和跨越。34这也是这份文件重要的规范价值所在。 (三)对中国实践的参考价值 这里我们希望从国内和跨境两个维度,简单探讨一下《资产双追》这份文件对中国破产法立法、司法实践,尤其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破产法修订工作、中国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参考借鉴价值。 关于国内维度,尽管《资产双追》这一文件具有其重要的规范参考价值,但本文作者亦认为,对其该价值的评估仍需客观理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破产法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与进步,对包括贸法会三部示范法及其立法指南、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吸收学习也较为充分。除跨境破产的规则体系外,《资产双追》中所涉及的大部分国内立法及司法措施和工具,在我国相关实践中均已有所体现和运用。尤其是在“府院协调”语境下,中国不断加强了对破产管理人履职的司法支持和行政支持,包括在资产追查方面的调查权等。35 而且,2025年9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了(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并征求意见36。从中,我们更欣喜地看到了对这些最新实践和国际立法经验的总结吸收。 比如,《修订草案》新增并强化了债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资产双追方面的义务,包括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时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避免企业状况继续恶化和财产减损(第五十一条)、在重整中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模式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尽职义务(第一百零四条)。而这正是《资产双追》,尤其是《工具包》中“具体措施”部分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认为,鉴于我国企业破产的现状,尤其是大型房地产破产案件中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陷入破产应当承担的重大责任,也为了防范债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通过破产程序逃废债务、引发重大社会稳定风险等,有必要参考《资产双追》的相关内容,在《修订草案》中进一步强化债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资产双追方面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包括对债务人资产状况的强制报告和披露义务、清算责任(连带清偿责任、补充清偿责任、赔偿责任,反向揭穿公司面纱制度、“摊付令”制度,等等)。37 此外,《修订草案》新增了“破产申请提起后的法院审查立案阶段,债务人财产存在贬值或者恶意转移情况的,债务人或债权人可以申请终止执行和保全措施”的规定(第十一条)。这吸收示范法的相关规定,是为一大创新。但鉴于中国的实践需要,为了更好地落实破产法的“资产保护”功能,参考《工具包》中的“临时措施”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修订草案》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临时保全制度,包括设定快速审查标准、临时保全措施的期限、允许针对此类临时保全措施有条件或有期限地附加“不披露措施”等38,以防止“抢在破产前”的资产贬损和转移。当然,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临时保全申请与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诉前保全”制度如何兼容协调,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关于跨境合作的维度,则需要承认的是现行破产法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存在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当下高度复杂化的跨境破产实践的需要。因此,构建一部与国际接轨、兼具可操作性的现代化跨境破产制度已成为本次破产法修订工作的重要内容。39 从立法格局上,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贸易发展都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不再单纯接受国际资本的输入和技术的流入,而是越来越多地对外输出中国资本和技术。40因此,现代化跨境破产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单方面有利于提升对国际债权人在境内的保护、提升中国营商环境,与之相应的是,这对中国债权人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同样有利的,尤其是中国资本和技术目前更多地是在向各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情况下。在立法规范的内容上,从仅以一条原则性条款回应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到《修订草案》设置“跨国破产的司法合作”专章(第二百零二条至第二百零六条,共计五个专门条款),已经有了显著进展,初步建立了当代主流跨境破产制度的四个核心内容(准入、承认、救济、合作和协调),为中国跨境破产实践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框架41。尽管在现阶段,《修订草案》尚无法投入更多的立法(条款)资源在跨境破产制度上,但仅就《修订草案》的五个专门条款而言,仍未能跳出“宜粗不宜细”的传统立法观念,亦仍存改进完善空间,而《资产双追》恰恰可以为有关修订工作提供重要参考知识来源。 其一,《修订草案》可以考虑进一步规定跨境破产协作的具体方式。《修订草案》第二百零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与外国法院就破产程序的承认、协助及协调进行沟通与合作”,但条文仍停留在原则层面授权,缺乏可操作性的司法合作路径。但是,跨境破产“合作”不仅是相互承认程序,对于“资产双追”这一核心任务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破产程序下提供具体和可操作的措施与相应的规则,比如: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资产保全行动、交换调查信息、互认和执行追回判决。因此,《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5条和第26条鼓励法院与外国法院、外国代表直接合作,并列举包括但不限于信息交换、文书送达、联合或并行听证、签订合作协议或指引、利用书面与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而《资产双追》进一步鼓励法院运用《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7条允许的“任何适当方式”进行合作,其中再次强调了“签订和批准跨境破产协议”这一方式,包括可以专门设计跨国资产双追行动方案等。42这一工具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是全新的,但恰恰可能回应实践中的迫切需求。43因此,建议《修订草案》应明文鼓励中国法院与外国法院“以任何适当方式进行合作”,并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以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跨境司法合作指引文件的形式,适度吸收并明确规定具体合作方式(直接通讯、协调审理、批准跨境破产协议等),以降低跨境协作交易成本,落实程序互信与充分保护原则。44 其二,《修订草案》应考虑人民法院可承认的境外破产程序不仅局限于“外国主要程序”。《修订草案》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启动的破产程序,有关人员可以向债务人境内主要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破产程序。”这是基于国际破产学界主流观点支持“修正普及主义”45并吸收《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三章内容所做的规定。但是,《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并不禁止(甚至明确鼓励)接受国承认与协助外国的非主要程序。而且,从《资产双追》的相关内容中可以看出,外国非主要程序或者辅助/次级程序的核心任务和目标往往正是针对位于该国境内的债务人财产的“双追”,并且在相关双追措施中明确提出了对此类非主要程序或者辅助/次级程序的承认和协助(包括临时救济和酌情救济)的必要性。46因此,《修订草案》不宜将可承认的境外破产程序局限于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启动的破产程序(即“外国主要程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修订草案》第二百零三条作出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即:突破现行破产法长期以“债务人住所地”为核心的属地管辖局模式,首次明确授权中国法院可在一定条件下对外国公司的破产行使管辖权(“债务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但由人民法院管辖更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可以申请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换言之,《修订草案》从制度上认可了在境内法院开启“非主要程序”的制度可能。但是,如果将该条与第二百零四条规定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实践中的适用张力:第二百零三条允许我国法院启动非主要程序,但第二百零四条却未规定可承认与协助外国非主要程序,这导致互惠不对等。基于国际司法协助中的互惠礼让原则,这可能导致在我国境内启动的非主要程序,有可能无法得到境外法院的承认和协助,进而不利于保护中国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可能影响我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甚至可能动摇第二百零四条的实际适用效果。47 除了立法方面的参考启示外,在跨境司法实践方面,《资产双追》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工作思路。比如,《背景说明》的附件详细展示与资产双追相关的登记簿,并与《工具包》一样,再次强调了支持跨境电子登记簿信息共享理念。这不仅提示了我国未来建设全国统一的破产信息公示平台的必要性,逐步实现破产企业和/或案件登记信息与市场监管、不动产、证券、税务等登记系统的信息关联,并为探索在跨境合作背景下,依法、安全、高效地提供特定资产登记信息的路径,提供了前瞻性思路(如何向适格的境外破产管理人提供查询通道等)。48 又如,在当前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尚未全面建立之时,人民法院在处理承认和认可境外破产程序的案件中,可参考《工具包》和《背景说明》,细致地审查外方(不限于境外法院,也包括境外破产管理人或者当事人)提出的承认和协助(救济)请求,并作出附有明确条件、期限和措施内容的协助裁定,或者在审理涉及跨境资产的国内破产案件时,为境内管理人的境外追索行动出具必要的身份与权限证明文书,并可借鉴参考《工具包》中对外国程序救济类型的描述,使出具的文书更符合外国法院的审查要求,以有效地保护境外资产,提升境内管理人境外双追工作的实效。49 五、结语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实力的提升与发展,我国破产法实践已进入到日臻成熟而复杂的阶段,立法修订工作也已到关键时刻。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经贸环境中,明确的法律规则、成熟的法律实践,可以为市场主体和各方提供稳定的预期和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纠纷。 “健全企业破产机制”也是确定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本次破产法修订则是为了完成这一改革任务所进行的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创新与制度优化。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承认,国际立法代表着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践和最佳经验总结, 能够减少国家间沟通的法律成本, 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但同样应意识到,以国际立法为参考的国内立法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 而是需要基于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仅是世界贸易投资发展的引擎, 也需逐步承担起引领国际规则、为全球提供制度化公共产品的职责。50 《资产双追》这一文件集中了各国破产法律执业者的集体贡献,代表了联合国贸法会第五工作组(破产法)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工作成果之一,对上述改革任务的完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可能成为我国建立健全跨境破产制度的支撑。 为了回应破产实践中的相关需求、提供重要的规则支持,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一文件的理论研究和相应的规则准备,进而提升跨境破产程序中中国企业资产的追查和追回的实效,更好地保护中国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同时优化中国“公正、平等、法治”的营商环境。当然,这些实践需求也对我国破产专业化队伍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一大批兼具破产法、国际私法、外语和金融知识的法官、学者、律师等职业共同体成员为此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报告第五十八届会议(2025年7月7日至23日)》(A/80/17),第25页,访问地址:https://uncitral.un.org/zh/commission,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3月20日。 截至2026年3月底,在联合国贸法会官方网站上仅公布了最终审定的《资产双追》案文的英文本,参见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insolvency;其他语言文本预计将在2026年3月以后陆续公布。本文所引述的《资产双追》案文的中文本并非正式公布文本。 [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Preface, iii,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insolvency,last visited on 2026-3-20. [3]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1-2. [4]例如,在某些法域,通过信息与披露措施所获得的债务人的资产信息或其他任何相关信息,可能不能用于刑事诉讼程序。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16 and p.22 footnote 21. 而这与中国破产法所依赖的法律传统并不完全一致。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破产程序和管理人履职往往是发现涉债务人财产犯罪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之一。 [5]可参考《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1条第1款之规定。但对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这一规定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当境外破产程序获得承认后,外国管理人在境内人民法院参与诉讼(包括主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资格可以免受传统诉讼程序所需的大量主体资格公证认证手续所累,进而极大地获得履职便利和效率助力。比如,(法发〔2021〕15 号)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可以依申请裁定允许香港管理人在内地履行下列职责:……(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另外,可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辖终70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观点。 [6]在“导言”部分,该文件专门强调了《背景说明》属于非规范性的信息来源。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31. [7]这里不仅涉及不同法域的破产程序之间的冲突问题,还涉及到同一法域或者不同法域内,由于不同的连结因素而导致不同的法律程序之间的冲突,多个法院(和法律程序)可能对某一特定资产的双追行动同时主张管辖权。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海事程序和破产程序同时对船舶类资产主张专属管辖。比如,韩国韩进海运破产案件就产生了并行的中国海事程序专属管辖和韩国破产程序之间的并行冲突。参见石静霞、黄圆圆: 《跨界破产中的承认与救济制度——基于“韩进破产案”的观察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 年第2 期。 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比如,在STX大连造船集团破产案件中,同样出现了破产法院财产变价程序和海事法院船舶拍卖程序之间的冲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似乎并不明朗,更多依赖个案请示解决。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于2013年11月29日公布的《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相关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也曾规定:“海事法院接受委托,拍卖破产企业所有的船舶,应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对享有船舶优先权、留置权、抵押权等优先受偿的债权完成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后,将剩余船舶价款移交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但是,在后续正式公布的该司法解释中最终又未保留这一规定。而也仅规定:“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依据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参见吴廷飞主编:《破产审判:实践中若干理论和实务问题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3页以下。 [8]目前, 贸法会第五工作组正在审议关于破产程序适用法律示范法草案,参见贸法会《第五工作组(破产法)第六十七届会议(2025年12月8日至10日,维也纳)工作报告》,https://docs.un.org/zh/A/CN.9/1243,2026年3月19日最后访问。 [9]在《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背景说明》重点列举了外国管理人的几类权力,也同时强调其必须遵守承认国的法律,并且其权力及所获得的救济应当与承认国的本地利益应当相平衡。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57.(法发〔2021〕15 号)第十四条第三款也有类似规定:“香港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也不得超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范围。” [10]吸收了这一做法,其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均进入破产程序,且无担保债权人在外国破产程序中已获得一定比例的清偿,该无担保债权人在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中,只有在与其处于同一顺位的其他债权人获得与其同等比例的清偿后,才能继续获得清偿。” [11]该附件最后还简单提示了其他一些由国际机构维护的与资产双追有关的登记册类型,例如,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深海还低勘探和开发活动登记册、公钥加密和数字证书登记册以及居民登记册、“蓝色”和“绿色”债券登记册。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83. 在实务中,近地轨道资源是稀缺且战略性极高的空间资源,也是商业航天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尽管其法律属性尚有争议),其由国际电信联盟(ITU)按“先申报先得”原则进行登记管理。近来,由于运营难度大、技术门槛高,投资风险大,已有部分境外商业航天企业进入破产,并已出现了近地轨道资源追查和追回的问题。参见https://xueqiu.com/1868164136/320746040,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12]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官方网站,访问地址:https://uncitral.un.org/zh,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13]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Preface, iii. [14]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pp. 13-14. [15]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53-58, pp.68-69. [16]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12页。 [17]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17-18. [18]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21. [19]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17. [20]根据《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第2条以及《工具包》中采用的定义,“计划程序”,是指针对企业集团某一成员启动的主要程序,须符合下列条件:(1)企业集团一个或多个其他成员参与该项主要程序,目的是为了制定和实施集团破产解决方案;(2)进入该项主要程序的企业集团成员很可能是这一集团破产解决方案的一个必要和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以及(3)其中任命了一名集团代表。在符合这些要求的情况下,法院可承认对企业集团成员主要程序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为制定集团破产解决方案而批准的程序为计划程序。从这里的定义可以看出,“计划程序”不是一种法院发起的司法程序,而是由企业集团的成员自行启动的与债务重组和化解有关的安排,一般由债务人与其股东和/或债权人签订, 旨在于约定时限内全部或部分偿还公司债务的还款安排,并最终可能受到法院程序的认可与规范。另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22页及脚注6。 [21]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17-19. [2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52, para. 100-102. [23]例如,《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110条提出的关于“债务人义务”仅仅是相对原则的“与破产管理人合作并协助破产管理人履行其职责”“提供法院、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和(或)债权人委员会可能要求提供的有关其财务状况和业务的精确、可靠和完整的资料”。 而《背景说明》中对这一规定的具体操作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列举:“与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合作,协助其履行与破产程序有关的职能,包括有效控制业务记录和破产财产。该义务这可能需要允许进入其房地,打开集装箱、仓库和其他相关场所,以便对其内容进行审查和逐项登记,并提供有效主张或获取破产财产资产和控制业务记录所必需的文件、信息、钥匙和其他属性。这还包括在追回或控制破产财产资产和业务记录方面提供便利或合作的义务,无论这些资产和业务记录位于何处。” “提供有关其资产、事务和破产的准确、可靠和完整的信息和解释,包括破产程序启动前发生的涉及债务人或其资产的交易清单;本正在进行的法院、仲裁或行政程序,包括强制执行程序,以及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进行的涉及债务人或其资产的任何监管或刑事调查;本资产、负债、收入和支出,包括其资产和负债的估计价值;本债务人及其负债;债权人及其债权;所有活动账户和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关闭的账户;本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留用的专业人员(审计师、商业或法律顾问等);本所有现任高级职员和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的前任高级职员;本债务人或其高级职员 持有的现行保险单;已付股息;受益所有人,其地址、联系方式和所持所有权百分比;雇员和内部人员;本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向内部人员的付款;子公司;债务人营业所和其他业务活动的地点以及这些活动的参与人员身份;如果进行了审计或发布了财务报表,则应提供审计报告(包括审计员的任何结论和建议)以及财务报表的完整副说。所列信息不仅指债务人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且还指需要为提供相关信息并在整个破产程序中不断更新相关信息进行的一切必要准备工作。在一些国家,可能要求债务人通过宣誓陈述(宣誓书)提供这些信息,通常情况下或在陈述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交叉询问;以及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办法,使提供的所有信息内容清晰可辨、可以查阅,以供日后参考。”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43, para. 56. [24]参见“蓟门破产重组对话:美国法院在审理第15章跨境破产案件中的承认与救济”,微信公众号:“破产法快讯”,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IYiUet-LTXnScOdfpyR3j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25]2014年8月12日,新泽西州的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批准了在中国进行破产重整程序的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承认申请。该公司通过其在美国的代表向美国法院提交了申请,而后美国法院承认了中国破产重整程序的域外效力,并立即给予相应破产救济,触发了债务人财产自动终止处置的规则。这是美国法院承认中国破产程序的首例案件。参见石静霞、黄圆圆:《中美跨界破产合作里程碑——“尖山光电案”评析》,《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年第4期。 [26]In re Atlas Shipping A / S, 404 B. R. 726, 741 (Bankr. S. D. N. Y. 2009); Fogerty v Petroquest Resources, Inc. (In re Condor Ins. Ltd. ), 601 F. 3d 319, 325 (5th Cir. 2010) ; In re Vitro S. A. B. de C. V., 701 F. 3d 1031, 1054-1057 (5th Cir. 2013). 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05页脚注25-28。 [27]与美国不同的是,部分国家在转化示范法时没有完全遵循示范法的文本,其在制定国内跨境破产法时,有意省略了“明显”一词。但在跨境破产合作中限制性解释“公共政策”是多数国家的共识。在美国破产法典于2005年增补第15章以后,2013 年《跨境破产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强调,“明显”一词表明公共政策的例外应作限制性解释,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援引。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05页及该页脚注;黄圆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中的适用与启示》,《时代法学》2018 年第4 期;金春:《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解释与立法》,《政法论坛》2019 年第3 期。 [28]In re Platinum Partners Value Arbitrage Fund L.P. 1:22-cv-06376, (S. D. N. Y. 2022). [29]参见石静霞:《中美跨境破产合作实例分析: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洛娃重整案”》,《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30]2015年新修订的欧盟《破产程序条例》重点提到了改进欧盟内部的统一市场的目标,适用范围扩及至包括债务人清算、重整、混合(hybrid)程序等在内的八种程序,并注重债务人的重整程序。参见“石静霞:合作视角下的中国跨境破产立法与实践”,微信公众号:“阳光破产法课堂”,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NzzxB0ngTBMyh3DU8fj_gQ,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31]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17. 实际上,这一做法的实质也被部分吸收,其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债务人在内地的破产财产清偿其在内地依据内地法律规定应当优先清偿的债务后,剩余财产在相同类别债权人受到平等对待的前提下,按照香港破产程序分配和清偿。” [3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44-45, para. 65-73. 在《背景说明》的附件《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相关登记册的说明清单》中还提到了统一的破产登记册。 [33]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21. [34]参见金春:《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解释与立法》,《政法论坛》2019 年第3 期。 [35]比如,可以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以及中国各地政府和法院近年来颁行的各种保障管理人履职(包括破产财产管理和处置)的规范性文件,相较于中国法院系统颁布的司法解释性文件,此类文件通过“府院协调”机制,极大的拓宽了管理人依法履职的边界,有利地推动了资产双追目标任务的实现。 [36]参见全国人大网,访问地址:http://www.npc.gov.cn/npc/c1773/c1848/c21114/qypcfxd_/,2026年3月26日最后访问。 [37]例如,2021年,恒大地产境外债券违约,总负债超3000亿美元。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下令中国恒大集团(香港实体)清盘。3月,清盘人代表中国恒大集团提起诉讼(HCA 551/2024案),指控创始人许家印及其配偶、高管夏海钧等人通过离岸结构转移资产。6月,香港高等法院发出全球禁令(马雷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禁止许家印处分资产,并要求7日内披露所有单项价值50,000港元以上的财产。然而,许家印自2023年9月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完全未回应。清盘人认为其行为导致禁令实质失效,并于2025年4月进一步提出接管申请。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决(HCMP 1080/2024案),任命恒大清盘人为许家印全球资产的联合接管人,覆盖价值高达77亿美元(约55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包括其离岸家族信托。2026年2月,香港高等法院进一步裁定驳回许家印的所有上诉申请,并责令其于2026年2月20日下午4点前交清拖欠已久的120万港元诉讼评估费,否则,将直接剥夺其在整个案件中的答辩资格。参见HCA 551/2024 and HCMP 1080/2024 [2025] HKCFI4327. 这一裁决冻结了许家印的“影子帝国”,其重点是阐明债务人及其高管在资产披露方面失责的严重后果。更重要的是,上述法律程序清晰地展示出了清盘人(管理人)提起责任诉讼、法院发出禁令、(禁令未获遵守导致)强制接管这一完整的资产双追相关的司法程序升级过程。因此,对于“资产双追”这一主题,如何进一步强化债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强制报告和披露义务及其违规后的补充清偿责任、赔偿责任等,该案和相关裁决都很具有参考价值。《工具包》和《背景说明》亦对这一类程序和措施进行了总结。 [38]目前。中国司法实践尚未形成对非披露措施的制度性认知,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针对附不披露请求的保全申请,一般依赖于个案中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而在破产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的态度则更趋向于保守。参见“破产年度观察(2023):跨境破产篇”,微信公众号:“方达律师事务所”,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4EjtEJRT4KbcFTC3UBHFdA,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与此相反,境外相关实践则更为丰富,并由更为成熟的立法授权性规则和司法审查标准作为支撑。参见石静霞:《中美跨境破产合作实例分析: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洛娃重整案”》,《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39]参见“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完善跨境破产制度,争取跨境破产司法国际话语权”,微信公众号:“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2Bww3f6O3rZDYKVFERU8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米帅豪:中跨境破产制度的新发展”,微信公众号:“破产法快讯”,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_XDbCLmXjBS2Qj_1KV-uHA,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40]近年来,我国广泛参与国际投资与区域合作,已经由单向资本输入国发展为双向投资大国。202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的6790家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金额为1101.5亿美元;同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1443.7亿美元。随着我国跨境投资高速发展,为了有力保护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亟需突破跨境破产制度相对滞后和保守的状态。参见曹启选、叶浪花:《我国跨境破产的实践发展和路径探索——以全国首例香港破产程序认可和协助案的审理为视角》,《法律适用》2022年第3期。 [41]参见“石静霞:合作视角下的中国跨境破产立法与实践”,微信公众号:“阳光破产法课堂”,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NzzxB0ngTBMyh3DU8fj_gQ,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4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59, para. 134. [43]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针对国内主体在境外持有的去中心化加密数字资产的清查和追缴的实践需求。例如,天津蓝天格锐公司钱志敏团伙2014至2017年间非法集资430亿元后,将赃款转为6.1万枚比特币潜逃英国,如今这笔资产市值已达470亿元。英国方面,其检察机关已经启动追偿程序相关行动,并认可不排除为中国受害者提供赔偿安排。参见英国皇家检察署(CPS)2024年10月22日发布《致蓝天格锐欺诈案受害者的通知》,https://www.cps.gov.uk/cps/news/notice-victims-lantian-gerui-fraud,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而在中国方面,公安机关亦已发布公告称,已通过国际执法合作渠道持续与英国等国家相关执法部门开展追逃追赃协作。参见“蓝天格锐案跨境追索,受害者维权在即”,https://zhuanlan.zhihu.com/p/1970074217790801396,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根据英国相关法律,在此类民事追偿程序中,需由法院任命一名民事追偿受托人,被提名的人很可能是临时接管人,或者是(跨境)破产从业人员,以便应对不同法域的资产双追问题。参见“英国皇家检察署就蓝天格锐案件公开声明之解读”,https://www.163.com/dy/article/JFCA64JH0519BMQ6.html,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 此外,在太子集团案件中,还涉及到更为复杂的跨境资产双追问题,其中破产程序及有关双追措施是否可能的选项,也有待实践检验。参见“太子集团案中国受害人跨境维权探讨之二:如何通过美国法律获得赔偿”,https://news.qq.com/rain/a/20251112A055T400,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 [44]近年来, 国际学界不断强调跨境破产合作的重要性, 在处理大型跨境破产案件中通常需要协调数个司法辖区。由此产生了数个备受瞩目的合作方案: 美国法学会(ALI)和国际破产学会(III)发布的《国际破产案件合作的全球原则》、欧盟和国际破产学会发布的《欧盟跨境破产法院与法院合作原则》以及在新加坡签署的《法院之间关于跨境破产事务交流合作指引》。如在1992年“麦克斯韦通信公司破产案”中, 英国和美国的法院就积极交换破产信息, 协调两地重整方案, 共同分配债务人资产。在 2009 年“北电网络破产案” 中, 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进行了联合审理。2008 年“雷曼破产案”中美国各地法院也以签署议定书的方式进行合作。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20-221页及相关脚注。 但是,在国内,以为例,其第十五条和第十九条仅分别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可以依香港管理人或者债权人的申请指定内地管理人。……两地管理人应当加强沟通与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就同一债务人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债务人分别进行破产程序的,两地管理人应当加强沟通与合作。”但并未就合作方式和举措做出更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就具体的合作方式,两地法院已经开始了初步的探索。比如,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并协助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中,保护债务人位于香港的财产免受债权人的个别执行行为,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曾向香港高等法院发出请求函(letter of request),以支持联合管理人提出的承认与协助申请。 对此,就内地香港合作乃至内地与其他法域的合作,可以借鉴参考上述域外地区实践经验和《资产双追》中的提示,进一步考虑推动内地和香港以及其他合适的境外地区协商签署《破产临时措施互认备忘录》等类型的司法协作文件,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协调审理跨境破产案件,就对方法域内破产程序下的资产双追措施进行互认,并且加强互联合通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实现法律文书自动推送、执行状态实时反馈、异常情况即时预警等功能),为此类互认安排提供司法技术支持等等。参见石静霞:《论香港法院对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以“华信案”为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45]国际学界主流观点支持的“修正普及主义”( modified universalism)主要涵盖几方面内容:第一,原则上仅由一国开启主要破产程序, 其效力可以及于全球, 同时允许开启地方性的次级程序或非主要破产程序,其效力一般限于程序所在国;第二,与主要破产程序向关联的核心概念是“主要利益中心”,而对主要利益中心的认定赋予一定的灵活处理的裁量空间,进而对主要破产程序的管辖地进行实质认定。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02页及相关脚注;参见“蓟门破产重组对话:美国法院在审理第15章跨境破产案件中的承认与救济”,微信公众号:“破产法快讯”,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IYiUet-LTXnScOdfpyR3j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石静霞:合作视角下的中国跨境破产立法与实践”,微信公众号:“阳光破产法课堂”,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NzzxB0ngTBMyh3DU8fj_gQ,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46]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55-59, para119-134. [47]此处讨论内容感谢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梁闽海律师提供的指导和提示。 [48]在这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的有关规定已经开始有益的尝试,其中第一条提出“建立企业破产和退出状态公示制度”,第二十条则进一步提出“强化信息共享和沟通”,以推动破产程序中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提高各相关利益主体信息知晓便利度,便利管理人依法履职。 [49]比如,在2019年10月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程序”一案中,就出现了申请材料中的瑕疵问题。参见石静霞:《中美跨境破产合作实例分析: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洛娃重整案”》,《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50]参见“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完善跨境破产制度,争取跨境破产司法国际话语权”,微信公众号:“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2Bww3f6O3rZDYKVFERU8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