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推动激发创新活力，以司法裁判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1 【基本案情】 原告某软件公司是某地图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地图软件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期间，被告李某在其个人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某地图导航到野地”的虚假视频，视频内容为李某在原告地图软件的导航指引下误入芦苇丛中，视频中的导航语音“请沿当前道路持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GPS信号弱……”为后期添加，且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中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引起广泛传播，导致公众对原告及其产品产生大量负面评价。涉案视频被投诉下架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进行直播带货以牟取商业利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要求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无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将原告标志性的导航语音剪辑到汽车驾驶视频中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流量。在涉案视频被投诉删除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并开始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直播带货，其行为性质明显属于利用原告产品知名度为自己短视频账号引流的竞争行为，增加了自身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被告发布虚假导航视频，并在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诱导平台用户浏览、转发、收藏并发表大量针对原告及其产品的负面评价。该视频被相关媒体转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被告不仅未澄清事实，反而在上述视频被投诉删除后反复发布所谓的“导航后续”视频，且主动在视频评论区声称“我就是原创”，主观上存在商业诋毁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涉案视频对原告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消费者对原告的地图软件产品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故被告涉案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9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直播业态的兴起，网络平台中时常发生个体经营者为引流牟利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及商誉、进而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双方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宜囿于直接竞争关系的范围，应在把握引流行为损害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法律本质。本案通过准确把握个人引流牟利行为的性质，认定该个人被告的涉案行为属于竞争行为，其与原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属于竞争关系，为典型的涉网络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案例，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2025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典型案例2 【基本案情】 原告某管理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为提供人才咨询、人才推荐、人才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被告为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原被告均为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推荐服务，具有竞争关系。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邮件称“因为收到贵司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投诉我司，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经过调查，发现了贵司一贯以来不正规的行为，现要求贵司撤回投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继续投诉侵害我司合法权益，我司会提交相应证据给某网络科技公司，帮助其准确判定。”随后，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通知原告，收到对原告的匿名举报，举报称：原告在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多次挖猎第三人在职员工，并成功挖猎贺某等员工。现第三人通知原告对原告予以罚款100万元并取消合作。结合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与第三人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系匿名举报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向第三人进行匿名举报人就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可能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广义竞争关系，被告利用不实信息举报竞争对手，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不实信息对原告举报，违反了法律规定，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收到的匿名邮件内容是否真实；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三人收到相关邮件后，在内部进行了核查，并给原告一定时间予以澄清，但原告未能证明邮件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第三人遂采取了终止合同并扣减100万元的严厉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基于合同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匿名邮件中所列的事实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匿名邮件内容不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均明确表示其未向第三人发送匿名邮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邮件系被告发送；其次，即使该邮件确系被告发送，法律需要规制的也是传播虚假信息，而非披露事实情况，故原告首先应当证明匿名邮件所载信息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原告相关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撤回投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举报投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举报投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主观恶意，二是举报投诉所披露内容具有虚假性或误导性。若举报投诉内容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虽部分内容属实，但通过剪裁事实、误导性呈现等方式刻意贬损对手商誉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诋毁。基于客观事实的正当披露行为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在举证规则层面，原告应就举报投诉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或误导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既为经营者依法行使举报投诉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同类案件中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典型案例3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年，系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企业，公司自2016年起大范围推广宣传其网站并获得多项荣誉，其运营的“千某马招标网”在国内招投标领域逐步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行业内相关公众所熟知，具备合法可受保护的商业商誉与品牌权益。被告某招标公司与原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搜索推广服务的方式，在网络搜索平台设置关键词推广。当网络用户检索“千某马招标”“千某马招标网”等关键词时，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被告运营的网站链接。同时，被告在搜索推广标题、简介显著位置，刻意突出使用“千某马招标网”字样，该字样字体、字号、视觉权重显著大于其自身标识，并在推广内容中虚假宣称原告的“千某马招标网”为被告旗下网站。被告前述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原告品牌知名度引流牟利的意图，客观上足以导致普通网络用户、行业客户对经营主体归属、品牌关联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不当攫取原告积累的市场流量与商业机会。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所诉的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原告千某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告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其企业所获荣誉、推广宣传其网站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故本院认为原告企业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网站，2016年之后在招投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本院依据互联网博物馆所收录的被告网站网页快照，认定被告自2014年起即在其网站显著位置标注有“千某马招标网 全国招标信息网旗下网站”标识。但在原告千某马公司获得较多荣誉并做了大量宣传推广、其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产品在招投标行业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被告某招标公司仍将原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号“千某马”及“千某马招标网”网站名称作为被告经营的招投标网站搜索关键词，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应当认定被告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关于原告所诉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原告“千某马招标网”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仍在其网站链接说明等处宣称“千某马招标网为其旗下网站”，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及其网站商誉的主观故意，故应当认定被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招标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仿冒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某招标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1.5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网络搜索推广中攀附同业知名品牌、虚构关联关系、刻意制造市场混淆的行为边界，规范互联网竞价推广领域的竞争秩序。本案裁判摒弃“企业成立即享有知名商誉”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际市场知名度作为权益保护基础，精准划分合法经营与不正当攀附的界限，对规范同类互联网品牌引流、遏制商誉搭便车行为、维护招投标服务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典型案例4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1与某科技公司2系同行业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前，某科技公司2因认为某科技公司1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生效裁判，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1虚假宣传侵权行为成立，判令某科技公司1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某科技公司2赔偿经济损失。在前案裁判文书生效后，某科技公司2在其公司网站发布或转发多篇涉案文章。文章标题包含某科技公司1被判罚主动刊登道歉、罚金6万元等表述，文章正文披露涉案诉讼的基本信息、案件核心事实及裁判结果并附有生效裁判文书链接，文章核心内容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篡改、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形。某科技公司1获悉后，主张某科技公司2发布和转发涉案文章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石景山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2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某科技公司2发布或转发的部分涉案文章虽然在标题表述上使用了“罚金”“判罚道歉”等用语不够准确妥当，但文章内容均系对虚假宣传纠纷一案诉讼结果的客观披露，并附有生效判决链接及转载文章的出处，文章核心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其次，被告某科技公司2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基于判决结果发布、引用他人文章，其发布涉案文章的目的在于客观披露诉讼结果，并非商业宣传行为，无证据和事实表明其具有恶意贬损某科技公司1商业信誉的主观过错并导致原告商业信誉下降。此外，某科技公司2为作为一般商事主体而非专业法律机构或新闻媒体，其对司法裁判文书及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行为，也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经主动修改了涉案文章标题。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1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市场主体以胜诉裁判文书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的合法边界，明晰了商业诋毁与正当披露生效判决内容的区分标准。当事人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以生效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即使存在部分用语或表述不够准确妥当的情形，若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的情形且主观无恶意贬损对方当事人商誉的故意，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同时，裁判进一步确立分层注意义务规则，区分企业与专业媒体的审慎披露责任，对一般商事主体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双方陷入相互诉讼循环。该案对规范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纠纷信息发布行为、平衡市场竞争各方合法权益、稳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清晰指引作用，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A的品牌方。被告某技术服务部系从事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于某短视频平台经营名为“某扫地机测评”的社交账号，并通过该账号橱窗、直播等形式销售多品牌扫地机器人产品。被告长期在该账号的视频作品及直播中发布大量扫地机器人产品横向比对测评内容，借中立测评名义，在直播带货中针对原告A品牌扫地机器人发布不具备事实依据的测评内容及侮辱性言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他品牌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影响了原告潜在交易机会，欺骗、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涉案短视频平台账号专门用于推销扫地机，其主播言论性质上属于推销行为，应当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次，经营者对比评价产品或对竞争对手相关事实进行披露或评价时，应确保客观性，不应作片面对比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道德均不禁止经营者披露竞争对手的客观情况甚至不利事实，但不允许使用恶意或误导性用语，通过损害他人商誉的方式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获取商业利益。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反复将A品牌扫地机与其他品牌，特别是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B品牌扫地机进行对比，发表“A马上抄袭了B家的机械臂的技术”“刮地板只听说过A刮”等片面对比言论，影响、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提升合作方品牌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构成虚假宣传。上述对比言论亦会使消费者产生A品牌扫地机比B等品牌价格高但质量差的看法。此外，被告还针对原告产品发表“吃相最难看”“韭菜技术”“消费陷阱”等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商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3万余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于规范直播带货、网络测评等新兴互联网竞争行为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准确界定了直播带货行为的商业属性，认定经营者以测评形式进行产品对比推销时，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不得借“中立测评”之名误导公众；二是清晰划分了客观事实披露与恶意贬损言论之间的区别，强调对比宣传应基于客观事实，警示相关市场主体不得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损害他人商誉。本案有助于净化互联网营销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在面对复杂的“种草”“测评”类网络信息时提高辨别能力。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值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仿冒装潢、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方面，选取6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目录 司法裁判类 1.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2.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3.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行政处罚类 4.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5.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6.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Part.1 司法裁判类 01 典型案例1 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公司生产销售的“椰树牌”椰汁产品，经过多年持续的经营以及大规模宣传，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椰树牌”椰汁采用金属圆柱体包装，罐体装潢整体底色为黑色，正面罐贴的文字、图案及色彩的排列组合风格多年来延续使用。某某食品公司在某次商品交易展会现场开设展厅，陈列商品中包含其生产的“某某”椰汁商品。对比“某某”椰汁和“椰树牌”椰汁，两者的罐身正面均采取黑色铺底、上半部四周以横向和竖向铺满文字、下半部分配以椰子水果的包装装潢风格，两者整体上构成近似。某某公司遂起诉，要求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相近似的装潢，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椰树牌”椰汁产品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某某食品公司生产与“椰树牌”椰汁产品相似的“某某”椰汁产品，并以推广和销售为目的参加商品交易会，容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某某”椰汁是“椰树牌”椰汁或者与某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从而与其进行交易，攫取某某公司的商业机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判令某某食品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与某某公司“椰树牌”椰汁产品近似的装潢，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2 典型案例2 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农业公司的魔芋产品曾被新浪微博等报道。某某食品公司同为农副产品电商经营者，在同一网购平台销售魔芋商品，并在其开设的多个店铺、多个商品链接中使用与某某农业公司商品宣传主图基本一致的图片。在某某农业公司通过平台投诉并被多次认定举报成功、相关链接被处理后，某某食品公司仍然使用前述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且未对图片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某某农业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前述图片、删除侵权链接，并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某某农业公司与某某食品公司均系农副产品销售企业，在同一平台销售同类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网络购物中，商品主图系吸引消费者点击、浏览并最终作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因素。某某食品公司的前述行为，系直接使用竞争对手已实际投入商业资源形成的商品宣传图片，其行为客观上降低了自身经营成本，增加了其商品被点击、浏览和交易的机会，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优势，其行为已超出合理竞争的限度。最终，法院认定某某食品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因侵权链接已删除，遂判令其司赔偿某某农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3 典型案例3 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科技公司系“粉笔”品牌考试课程培训服务经营者，在教育培训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共同运营“某某公考”品牌。2025年3月，某小红书账号在该平台发布笔记，主图显示文字为“粉笔国考面试基地班全都水灵灵下岸了？”，具体内容为其刷到帖子看到粉笔的一个国考面试班全部下岸没考上以及培训老师学了5天就带班等。该账号还发布有组队试听笔试班等笔记，部分笔记内容下方评论有部分班级试听等信息。私信该小红书账号后或直接提供“某某公考”工作账号，或由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工作人员添加微信并发送相关信息。某某科技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和某某教育咨询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 裁判结果：某某科技公司、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均系教育咨询企业，在市场中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在未有证据证实某某科技公司的培训班面试结果和师资情况下，利用网络账号散布传播虚假误导性事实，致使相关公众对某某科技公司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作出错误的评价，以便于自身获得有利的市场条件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因被诉侵权笔记已删除且未造成广泛影响，最终，法院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赔偿某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Part.2 行政处罚类 04 典型案例4 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案情简介：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技术领先企业，具有微波射频领域设备、软件、业务管理平台的独立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2025年8月，权利人在职员工高某某违反保密要求，偷拍车间在装配样品内部细节图，违规发送给权利人已离职员工彭某某，被偷拍的样品内部载有的单元数量、尺寸、布局等信息属于技术信息范围，一旦披露将对权利人经营活动产生较大损失。2025年10月，权利人向成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武侯支队（以下简称武侯支队）进行举报。 定性处罚：经电子取证、非公知鉴定、现场调查等环节，查实高某某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向他人披露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彭某某教唆他人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的规定。2026年4月，武侯支队根据二人违法情节责令高某某、彭某某停止违法行为并分别处以罚款，通过快速查办，阻断了权利人权益进一步受到损害的风险。 05 典型案例5 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案情简介：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开设直播活动形式面向老年人等群体推广销售产品，该公司在小鹅通平台直播销售的“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过程中，宣称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能够“抑制、杀死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款对幽门螺旋杆菌具有杀灭功能的牙膏，它可用于口臭、口腔无味…，及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人群使用”，宣传产品具有清热解毒泻火、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功效。该场直播访客数56人，单组产品售价为19.9元，合计销售金额为1253.7元。 定性处罚：经查，该场直播是由当事人在私域网站开播，直播中所宣传内容系为了推广销售其产品，当事人通过开展线下活动引流获客，组建团购微信群，群内顾客需要通过推送的直播链接和密码进入直播间。上述受众为可确定个体，具有特定性，且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宣传内容与实际预期用途不符，也无法提供其相关功能的佐证资料，其行为系对商品的性能、功能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之规定。武侯支队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款15000元。 06 典型案例6 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案情简介：武侯区某某饰品店主营玉石类饰品销售，该饰品店在经营过程中自行印制“集五福活动”刮刮卡，用于店内促销活动，活动规则宣称：消费者刮中“笑脸”，可免费领取手巾纸一包；刮中“福”字，则可凭卡片作为2000元抵扣券，用于购买店内指定“金镶玉”饰品。然而，在实际消费中，即便消费者未刮中“福”字，当事人销售人员仍通过主动提出给予折扣变相促成交易。即当事人表面设定了“中奖”门槛，实则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地给予优惠，涉嫌构成“假抽奖、真促销”欺诈行为。 定性处罚：经调查取证，无论消费者是否刮中“福”字，当事人均以不同形式的优惠促成销售，其“有奖销售”活动实质上缺乏真实的获奖概率和公平规则，本质上属于以虚假促销手段误导消费者。当事人通过人为操控中奖概率、模糊规则、变相促销等手段实施虚假有奖销售，不仅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准则，更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当事人行为构成了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违法事实，结合当事人违法情节、社会影响及配合调查情况，武侯支队对当事人罚没27729元。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 党校+法院｜武侯法院依法行政现场教学2026年第七期开讲！ ▶ 悬赏公告丨一批悬赏公告上新，提供线索有奖

2026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前期依据对货拉拉开展公开约谈，并督导其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平台抽成费率由约11%降至约9%，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从目前公开信息看，本案是市场监管总局运用反垄断“三书一函”制度、采取梯次性监管措施推进的督导整改，而非一份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但它的标志性意义已经十分清晰——这是迄今最具标志性的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案件之一，意味着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审查，正从“看得见的协议和价格”，延伸到“看不见的算法和规则”。（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01 律师怎么看：算法压价、强制车贴，分别踩了哪条红线？ 货拉拉被督导整改，最受关注的是两类行为：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以及强制司机张贴独家车贴。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竞争法业务部部长张颖律师进行了分析。 第一，算法压价，首先对应。 张颖律师指出，2022年修订后，算法、数据、平台规则不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被明确纳入反垄断审查视野。第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法律禁止的垄断行为。这意味着，平台不能再以“算法自动生成”“动态计价模型”为由，规避对其真实交易效果的法律评价。若经界定相关市场后认定货拉拉在网络货运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其通过不透明的多因素计价算法持续压低司机端运价、使司机缺乏真实议价能力，就可能落入第二十二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审查框架，对应“不公平低价购买”以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同时构成该条第二款关于不得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实施滥用行为的规定。 第二，强制独家车贴，本质是变相“限定交易”。 张颖律师分析，车贴本身可能具有品牌识别、服务管理等功能，但平台一旦要求司机张贴独家车贴，并将其与抽成比例、罚款、接单优先级、提现时间、流量分配等权益绑定，就不再只是品牌管理，而是变相要求司机在竞争性平台之间作出排他选择，对应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限定交易”，其法律逻辑与电商“二选一”案相近。平台经济领域的限定交易，既可以通过书面协议实现，也可以通过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实际设置限制来实现。此外，对未贴车贴的司机提高抽成、收取违约金、限制接单、延迟提现等，还可能同时涉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和“差别待遇”。 第三，本案对网约车、外卖、快递等平台都有示范意义。 张颖律师强调，真正决定新业态中交易利益分配的，往往不是合同条款本身，而是后台算法、派单逻辑、抽成规则、补贴规则、处罚机制和流量分配机制。货拉拉整改说明，监管机关已经开始穿透平台技术外观，审查算法和规则背后的竞争效果。对网约车平台而言，动态定价、派单优先级、奖励与处罚规则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对外卖平台而言，商户独家合作、骑手派单算法、配送费计算、抽佣比例、竞价排名等规则，也都需要接受竞争合规审查。 第四，整改落地，离不开持续监督与有效救济。 张颖律师提示，若平台后续出现整改不到位、明降抽成暗增收费、形式上取消车贴但实质上继续差别对待等情形，司机、货主等市场主体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并提供订单记录、扣费明细、平台通知、申诉记录等材料，请求继续督促整改。同时，平台内部申诉仍是最基础的权利实现路径，平台既然承诺优化申诉流程，就应当提供清晰的申诉入口、处理时限、复核标准和补偿规则。 02 不同立场，平台与从业者各自该怎么做？ 算法反垄断不是一场只关乎个别平台的整改，而是一次面向整个新业态的合规提醒。 1.如果你是新业态平台：把算法纳入反垄断合规审查。 张颖律师建议，凡涉及订单价格、平台抽成、派单顺序、流量分配、补贴、罚款、提现、接单限制等核心交易条件的规则调整，都不应仅由业务或技术部门决定，而应纳入反垄断合规审查，审查的重点不是算法模型多复杂，而是规则实施后是否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平台还应当向司机、商户和消费者释明影响交易结果的主要规则和计算逻辑，并提供清晰的申诉入口、人工复核和补偿机制。 2.如果你是货车司机、骑手或商户：用好申诉与投诉两条路径。 张颖律师提示，对于退费、抽成、罚款、里程偏差、提现延迟等具体争议，可以先通过平台申诉机制要求复核，留存申诉记录；如果平台申诉流于形式，反而能成为证明平台规则不透明的重要事实，相关主体可据此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通过民事诉讼维权。 3.如果你是平台法务或合规团队：建立算法的可解释与可审计机制。 张颖律师提醒，算法越复杂，平台越应当建立可解释、可审计机制；平台规则越强势，越应当保留正当性论证和救济渠道。一旦算法被用于压低价格、限制交易、差别待遇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平台就难以再以“系统自动生成”“行业惯例”为由当然免责。 03 写在最后 货拉拉整改的真正看点，不在于抽成降了几个百分点、退了多少钱，而在于它展现了算法反垄断的监管范式：决定一个平台是否构成垄断的，不再只是纸面上的协议和明码标价，而是藏在算法和规则背后的真实竞争效果。这对所有依托算法配置资源的新业态平台，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警钟。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正在走向精细化与常态化。一方面，它要求平台把算法和规则的正当性、透明度、可救济性当作日常合规议题，而非临时应对；另一方面，它也在为司机、骑手、商户等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争取更公平的议价空间和更有效的救济渠道。一个规则透明、竞争公平、算法可问责的平台生态，既是对从业者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石。 相关法条 第九条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 第二十二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 （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前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兴技术、新型权益和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围绕数据采集、算法推荐、平台规则、用户注意力、网络流量和平台生态所产生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已经成为互联网竞争案件中的重要类型。此类案件通常具有行为类型新、竞争利益数字化、侵权行为隐蔽性强、损害后果难以量化等特点，也使法院在审查经营者之间关系时，逐步从传统的同业替代关系，转向对交易机会、竞争优势、用户注意力、网络数据流量和平台生态秩序等市场资源的综合判断。 2025年修订的进一步回应了上述变化，第二条继续要求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并增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表述；现行第十三条则专门规制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进一步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在这一规范背景下，竞争关系的认定已不宜被机械理解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置门槛。对于能够落入具体条款评价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裁判重心更应放在行为是否正当、竞争优势取得是否具有可责性、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和市场竞争秩序是否受到损害。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相关裁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对网络不正当竞争、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以及平台经营者治理义务的进一步规定，浅析数字经济时代司法实践对竞争关系认定的裁判规则，以供阅读参考。 一、竞争关系认定不应局限于同业替代关系 的制度功能，不仅在于保护特定经营者免受同行业竞争者侵害，更在于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在传统商业场景中，竞争关系通常表现为同类商品或者同类服务之间的替代关系。例如，两个经营者提供相同或者近似商品，争夺同一客户群体和交易机会，双方之间自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经营者之间的业务边界日益交叉，平台、工具、内容、搜索、社交、电商、游戏、票务等不同业务之间，往往并非简单的同业竞争，却可能在用户注意力、流量入口、数据资源和商业转化机会方面形成实质竞争。 司法实践对此已经作出较为充分的回应。在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并未因视频网站与安全软件在经营项目上存在差异而否定竞争关系，而是结合双方均从事互联网服务、服务对象均为网络用户，且在部分业务领域存在资源争夺，认定双方具有共同预期和此消彼长的竞争利益。在北京爱奇艺与北京搜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既包括狭义的同业竞争关系，也包括广义的损害与被损害关系；在互联网行业，吸引用户、培养用户黏性本身就是经营者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下竞争关系的判断，不应局限于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行业分类或者产品名称的比较。只要双方围绕相同或者相关的用户群体、交易机会、流量资源、数据资源形成利益牵连，即使经营模式并不相同，也可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 二、网络竞争关系通常体现为竞争优势的取得与破坏 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损害，往往并不表现为客户被直接抢走或者订单被直接替代，而是表现为一方借助他人平台、产品或者数据资源取得竞争优势，同时破坏他人既有的经营秩序和竞争利益。 在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维护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也维护整个市场竞争秩序。即使经营者之间的产品定位和用户群体存在差异，如一方不正当借助他人用户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或者干扰他人产品、服务的正常运行，仍可能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在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杭州追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诉软件虽主要为其他电商平台提供推广服务，但其依托网络购物平台开展经营，并与网络购物平台共同面向具有网购需求的用户。法院据此认为，双方均围绕用户群体和交易机会展开经营活动，存在竞争关系。 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卓易讯畅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中，法院亦从用户流量和经营利益受影响角度认定竞争关系。该类案件的共同逻辑在于：互联网产品的竞争优势并不只来自既有商品销售，还来自用户访问、停留、转化、评价、推荐和平台规则所形成的综合竞争利益。当行为人不正当地介入他人产品或服务运行，借助他人平台生态取得自身商业利益时，即可能构成对他人竞争优势的破坏。 三、平台生态和数据资源已成为竞争关系认定的重要考量 在涉及外挂、爬虫、数据抓取等行为的案件中，法院通常会进一步审查被诉行为是否破坏他人产品生态、影响用户体验或者攫取他人数据资源。 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诉“聚客通群控软件”通过外挂技术嵌套于个人微信产品中运行，实施自动点赞、消息群发、自动通过好友申请、清理僵尸粉、智能养号等操作，并监测、抓取微信用户账号信息、好友关系链信息和用户操作信息。被告抗辩称，微信产品系即时社交通讯服务平台，被诉软件系电商服务工具，双方并不属于同一领域，不存在竞争关系。法院未采纳该抗辩，认为被诉软件虽服务于微信中的部分经营性用户，但其获取了部分网络数据流量，并破坏微信产品生态，损害微信产品对用户关注度及网络数据流量的吸引力，双方之间存在网络数据流量和竞争优势此消彼长的关系。 该案的裁判意义在于，法院并未以“是否提供同类服务”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将平台生态、用户体验、数据流量和竞争优势作为整体进行判断。对于平台型产品而言，用户关系链、账号体系、交互秩序、数据安全和产品体验共同构成其竞争利益。第三方工具如以外挂、群控、技术绕行等方式介入平台运行，即使其商业模式与平台本身不同，也可能因破坏平台生态、攫取数据资源而与平台经营者形成竞争关系。 四、依附型经营行为也可能构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数字经济中还存在一类较为典型的“依附型”经营行为，即行为人并不直接提供与权利人相同的产品，而是以权利人的产品、平台或者服务为基础开展衍生经营，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此类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不能仅看双方是否同业，而应看其是否依附于他人产品取得利益，并对他人的经营秩序、用户体验或者竞争权益造成实质影响。 在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告通过APP设立游戏代练专区、招募代练人员、收取代练保证金并从代练交易中抽取佣金，将案涉游戏代练交易商业化、规模化。法院认为，提供游戏代练交易服务的主体与游戏经营者基于相同游戏用户、相同游戏产品开展经营活动，两者业务相互关联，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被诉行为影响游戏匹配机制、玩家真实体验、网络实名制和未成年人防沉迷秩序，损害游戏经营者的游戏运营业务及竞争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该案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关注的并非经营者名义上是否处于同一行业，而是其行为是否以他人产品或服务为基础，是否不正当地改变他人产品规则、用户体验和经营秩序。游戏代练平台并非游戏运营商，但其经营活动直接依附于案涉游戏，并以突破游戏规则、改变用户体验的方式获取收益，故仍可能与游戏经营者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五、2025年反法修订对竞争关系认定的变化 2025年新修订的对网络不正当竞争作出细化规定。第十三条将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纳入审查范围，明确禁止未经许可插入链接、强制跳转，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恶意不兼容，以及其他妨碍、破坏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同时，该条款还明确，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因此，在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竞争关系的审查不宜停留于“双方是否属于同一行业”“商品或服务是否直接替代”等传统问题，而应进一步观察被诉行为是否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或者平台规则，影响用户选择、转移流量入口、攫取数据资源、破坏他人产品生态，或者削弱他人竞争优势。只要行为在市场资源层面造成交易机会、用户注意力、网络流量、数据资源或竞争优势的损害与被损害关系，即使双方经营模式存在差异，仍可能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 同时，在法律适用顺序上，应当注意“具体条款优先、一般条款审慎补充”的思路。对于能够落入现行第十三条等具体条款评价的网络竞争行为，应优先依据具体条款进行分析；只有在具体条款不能充分评价行为危害，且行为违背诚信原则、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时，才宜审慎适用第二条一般条款。 六、实务经验总结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及近年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裁判思路，处理网络数据、流量和平台规则相关争议时，一般会按照以下路径进行审查： 1. 行为人是否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被诉行为是否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2. 双方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替代关系，或者是否围绕用户、流量、数据、交易机会等市场资源形成争夺或损害关系。 3. 被诉行为是否涉及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外挂插件、爬虫抓取、批量自动化操作、强制跳转、插入链接、恶意不兼容、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恶意退货、恶意投诉等具体行为。 4. 能够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第十三条等具体条款的，应优先适用具体条款；不能完全落入具体条款但确已损害竞争秩序的，再审慎考虑第二条一般条款。 对于平台企业、互联网产品运营者以及数据服务提供者而言，网络不正当竞争风险往往并非单纯的法律风险，而是存在于产品设计、技术实现、运营推广、数据处理、用户交互和平台治理等多个环节。尤其是在数据调用、流量分发、关键词触发、自动化访问、内容聚合展示等场景中，相关行为在业务层面可能被理解为用户服务功能，但在争议发生后，则可能被评价为对其他经营者交易机会、竞争优势、用户选择或产品运行秩序的不当干扰。因此，企业除了在收到投诉、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后被动应对，在产品上线、功能迭代和运营推广阶段也需要进行必要的风险识别和证据留存。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商家管理规范及技术服务规则中应当预先设置较为明确的禁止性条款。例如，平台内经营者或用户不得使用外挂、插件、群控、爬虫、脚本、模拟点击或其他自动化工具，不得以绕开、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方式获取、复制、抓取、存储、加工、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不得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恶意退货、恶意投诉、误导用户跳转、干扰他人产品正常运行等影响其他经营者交易机会、竞争优势或平台正常运行秩序的行为。同时，平台规则还应当明确，平台在发现相关行为或者收到有效投诉后，有权采取限流、下架、屏蔽、冻结账号、终止服务等必要措施。上述规则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前约束平台内经营者或用户，也可在争议发生后证明平台已经建立必要的治理措施。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 第二条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十三条 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法的各项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一）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 （二）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 （三）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 （四）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者恶意退货等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第二十一条 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中明确平台内公平竞争规则，建立不正当竞争举报投诉和纠纷处置机制，引导、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发现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当及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按规定向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条 与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市场主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规定的“其他经营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之间具有下列关系之一，可能损害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交易机会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可以认定具有竞争关系： （1）经营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替代关系； （2）经营活动存在相互交叉、依存或者其他关联的关系。 【参考案例】 案例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优酷公司经营的视频网站虽与奇虎公司在经营项目上有所差异，但从经营范围和服务对象上，双方均从事互联网服务工作，服务对象均为网络用户，且在某些业务领域存在密切联系和资源争夺，在互联网市场上具有共同的预期和此消彼长的竞争利益，故双方具有竞争关系。 案例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包括狭义竞争关系和广义竞争关系。无论是狭义竞争关系还是广义竞争关系，竞争的本质均是对客户即交易对象的争夺。在互联网行业，将网络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站是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培养用户粘性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无论双方经营模式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只要具有相同用户群体，在经营中争夺与相同用户的交易机会，均应认定存在竞争关系。 案例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规制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阻止市场主体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维护“平等、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不仅维护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也维护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当经营者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优势或者破坏他人竞争优势，由此产生的亦是损害与被损害关系。 案例4：【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杭州追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京东公司经营京东软件为网络购物平台，追风公司经营的“淘帮手”手机应用软件主要为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提供推广服务，两者经营模式和盈利方式虽有所区别，但“淘帮手”软件依托于网络购物平台，与网络购物平台存在紧密联系，两者用户均为有网购需求的用户，市场竞争优势也均取决于上述用户群体对其平台的关注程度，故存在对于用户群体及交易机会的争夺。 案例5：【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卓易讯畅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深化，流量等资源在不同行业或产业间实现交互、融合已经成为常态，对这些市场资源的争夺也逐步从同业竞争者扩展至非同业竞争者之间。在涉及网络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平台经营者跨界经营或业务交叉已相当普遍，再拘泥于涉案双方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既不符合市场客观情况，也有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精神。

只是刮除溯源码 不影响正品属性 为何构成不正当竞争？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刮码”销售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某德茶厂系“某德”注册商标权利人及“某德”茶叶的生产商。为进行品牌管控，某德茶厂与其经销商约定相应的价格体系和销售渠道，并在商品罐底标注代码用于商品渠道溯源，根据该代码及生产日期，可以清晰的追踪商品批次与流通路径。 2025年6月，某德茶厂发现，刘某在某电商平台经营的涉案店铺中，刮去商品底部溯源代码后，以低于某德茶厂对经销商价格管控要求的单价销售“某德”品牌茶叶。经确认，刘某并非某德茶厂的经销商，其售卖的茶叶系某德茶厂正品。后某德茶厂将刘某诉至法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告某德茶厂认为，刘某破坏商品完整性及溯源体系，妨碍了其对商品的流通管理、产品质量追踪及经销渠道管理，导致其品牌价值受损，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要求刘某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万元。 被告刘某辩称，其为保护上游供货商自行刮除被诉侵权商品底部代码，与某德茶厂经销商无关，其销售时未向消费者提示是刮码商品。被诉侵权商品购自某德茶厂经销商，刮去溯源码并未改变所售商品的正品属性，其行为客观上扩大了某德茶厂商品的市场覆盖率，未损害某德茶厂合法权益，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人民法院裁判 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刮码销售行为妨碍了某德茶厂作为经营者利用代码实现产品溯源和营销管控的经营体系，损害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质量保障的稳定性，损害了某德茶厂基于该限制所维持的优势地位和特定商业利益，减损了其他正规经销商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 综合考量某德茶厂商品的知名度、刘某主观过错程度、经营规模、销量及销售额、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和持续时间、刮码销售行为对经营者、消费者及市场竞争秩序三元利益影响的比例等因素，判决刘某赔偿某德茶厂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万元。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王 茜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对刮码销售行为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应进一步评述该行为是否受该法第二条规制，即考虑其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 一、销售正品不是刮码销售行为的“挡箭牌” 在商标侵权纠纷中，被告若能举证证明其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权利人正品再予以转售的，通常认为该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但对于不正当竞争纠纷而言，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其保护的法益不仅局限于经营者利益,也包括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与否的判别,应重点着眼于对被诉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销售正品并非排除不正当性的合理理由。本案中，刘某所售商品虽为正品，但仍需在的评价体系下考量其行为是否满足正当性的要求及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二、刮码销售行为妨碍了溯源码实现品牌经营和质量管控的核心功能 判断刮码销售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应正确看待商品溯源码的作用。商品溯源码不仅是经营者为实现自身品牌管控、约束经销商行为采取的内部措施，其所具备的精准定位生产批次功能也是经营者对消费者需求快速响应和质量问题针对性解决的重要保障。本案中，刘某明知某德茶厂在商品底部标注代码具有追踪经销渠道的作用以及某德茶厂对其销售渠道有相应限制，仍为保护上游供货商实施刮码行为，妨碍了某德茶厂对可能存在违约行为的经销商的追责，损害了某德茶厂的经营管控体系。此外，刘某刮码销售且未向消费者充分提示，一旦出现质量等售后问题，消费者难以直接对接品牌方，客观增加消费者的沟通成本并影响购物体验。 三、刮码销售行为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秩序 部分商家之所以实施刮码销售行为，实质是为突破品牌方的价格或渠道限制，获取本不属于其的商业利益，但此做法只能实现短期获利，从长远看，其所抢占的市场份额积压了正规经销商的利润空间，甚至可能迫使其他经销商竞相效仿。如本案中，刘某突破某德茶厂对其经销商销售渠道和价格体系的经营限制实施被诉行为，损害了某德茶厂基于该限制所维持的优势地位和特定商业利益，减损了其他正规经销商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 供稿部门 | 知识产权审判庭 文字 | 王茜、潘上上 责任编辑 | 陈诗若

摘要 商业引流是指经营者借助各类商业模式、营销手段吸引市场流量、拓展经营渠道，从而达到增加销量、扩大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商业引流本身具有正当商业属性，并非（下称）所明确规定的某一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合法性评判核心在于引流所采用的模式与手段是否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是否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笔者结合自身经办的两起电商领域引流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分别针对短视频账号利用歧义性表述作引人误解宣传引流、直播电商经营者借助商业诋毁实施流量抢夺的行为展开剖析，并梳理电商领域不同类型引流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以期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实务参考。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引流；电商领域 一、从经办案例看“引流”行为的定性 （一）“引流”行为本身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在笔者经办的一起案例中，原告系从事短视频内容运营的电商企业，通过打造热门IP形象配音搭配实景剧情演绎为固定内容模式的短视频账号积累了大量用户与市场关注度，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标识与内容风格。被告曾为原告核心工作人员，负责涉案账号的内容策划、声音演绎与视频后期制作。被告离职后立即开设同类账号，并在账号简介及评论区使用“原作者”“换号了”等表述，并非客观陈述其参与内容策划与配音的事实，而是刻意使用歧义性语言，误导公众认为其为原账号运营主体或权利人，进而将原告流量导流至自身账号。 据此，法院认定该引流行为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误导相关公众，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引流”行为作为违法手段，在整体上构成不正当竞争 根据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在笔者经办的另一起案例中，原告与被告均为网络平台珠宝品类直播电商经营者，双方存在直接同业竞争关系。原告经长期规范运营，已在相关平台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及账号体系，积累了大量粉丝与稳定消费群体。被告为攫取流量、抢夺交易机会，在未进行合理查证、亦无权威检测报告及客观事实支撑的情况下，持续通过发布短视频、开展直播等方式，针对原告品牌及产品发布虚假、误导性及贬低性言论，捏造原告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等不实信息，恶意损害原告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并借此将原告流量导流至自身账号以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被告以商业诋毁作为引流手段，其行为明显超出正当商业评论与合理监督边界，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商业道德。 据此，法院认定被告以诋毁商誉方式实施引流，已构成商业诋毁型不正当竞争。因该引流行为依附于违法的商业诋毁行为，在适用商业诋毁特别条款全面规制后，无需再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对引流行为另行独立认定。 二、电商领域常见典型“引流”行为的认定与实务适用 （一）混淆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以混淆主体与商品关联关系为手段，擅自使用他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产品款式或经营信息，通过信息展示误导公众，利用混淆效果实施不正当引流、抢占流量资源并攫取竞争利益，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4)豫07知民终23号案例中，法院认为，重庆某科技公司与新乡某管理公司存在市场竞争关系。重庆某科技公司经营网站，在未与新乡某管理公司合作的情况下，将该公司的信息加工编辑后呈现在自身网站，利用新乡某管理公司的竞争优势吸引其潜在消费用户进入自身网站咨询，再将用户联系方式推介给自身合作机构促成交易，实质是实施争夺用户流量入口、截留他人潜在用户的引流行为。该行为挪用他人竞争优势，降低原告用户粘性，实施了误导消费者的混淆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2024)粤0307民初7399号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某电商平台经营店铺，销售与原告独创设计的毛某菜篮包产品外观款式近似的箱包产品，并在该网络店铺宣传引流当中使用原告申请了注册商标的某R作为链接标题或者搜索关键词，且未取得原告授权许可。上述被告一系列行为使得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对被告所销售的产品来源产生混淆与误认，会误以为相关毛某菜篮包产品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存在关联关系。据此，被告仿冒原告毛某菜篮包产品款式并使用原告品牌某R等字样进行引流的宣传行为，使得被告不正当地在相关产品的销售市场当中攀附了原告公司品牌或产品的商誉，不正当地获得了广告引流、产品销售方面的竞争利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虚假宣传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以虚假宣传为路径，通过虚构商品交易、流量数据、口碑评价等方式误导消费者与平台算法，提升商品曝光与搜索排名，实现不正当引流，该行为违背商业准则，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3)粤0306民初7616号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模拟真实消费者行为，向电商平台经营者提供虚构商品加购数、心愿单数量、搜索点击量、关键词搜索量、商品评价、问答互动及交易量等推广服务，以此帮助商家虚假提升商品搜索排名、获取平台自然流量、实现站内精准引流。上述行为虚构商品交易与评价数据，造成消费者对商品热度、销量与口碑产生错误认知，属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妨碍、破坏平台网络服务正常运行。被告以虚假数据提升商品排名、实现站内引流，主观恶意明显，既构成帮助型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亦构成利用技术手段妨碍、破坏他人网络服务正常运行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商业诋毁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同业经营者以商业诋毁为手段，捏造、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贬损竞争对手商誉，借此削弱竞品竞争力、抢夺流量，实现自身不正当引流并谋取优势，该行为违背诚实信用与商业道德，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均为厨具领域同业经营者，存在直接市场竞争关系。原告在尚无生效司法裁判或行政决定认定被告构成专利侵权、亦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侵权的情况下，将未定论事项直接作为既定事实，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公众散布被告侵害其专利权的误导性信息，并组织营销账号集中炒作相关话题，借此引导公众对被告产生负面认知、损害被告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该行为超出正当维权范畴，属于捏造、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商业诋毁，主观上具有借贬损同业竞争对手获取关注、分流流量与竞争优势的目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其他引流行为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依托技术手段或不当信息传播，干扰平台正常运行、利用他人商誉或规则漏洞获取流量，以不正当方式实现引流并攫取利益。该类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4)沪73民终1466号案件中，法院认为，上诉人某公司1与被上诉人某公司2存在市场竞争关系。某公司1开发、销售“x拓客”“x工具”等涉案软件，该软件可去除“x音”平台视频中的水印，割裂视频与平台、视频作者的关联，同时提供自动浏览、点赞、关注、私信等脚本，无需人为操作即可控制“x音”平台相关功能。某公司1在软件推广、销售过程中，借用“x音”平台知名度吸引网络用户注册会员、使用软件，为自身不正当引流获客，借此获取会员费用、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该行为不仅增加“x音”平台服务器运营负担、干扰其推荐机制、降低用户体验，还削弱了某公司2的竞争优势、妨碍其平台正常运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2024)浙0108民初10311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关联企业长期运营多个知名电商平台，其企业字号已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被告为具有一定粉丝体量的自媒体电商推广账号运营者，从事电商推广、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与原告存在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被告在未对内容真实性进行审慎审核、亦未对外显著标注文章来源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下，发布存在事实错误的文章，并擅自配图使用原告知名企业字号及品牌标识，主观上以发布不实内容博取公众关注、增粉引流，为自身账号商业变现谋取不正当利益。案涉行为未以推销商品或服务为目的，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混淆行为；亦不属于对自身经营内容的商业宣传范畴，不构成虚假宣传行为；但被告未尽自媒体内容发布者真实信息审核与显著标识义务，放任含不实关联信息的内容网络传播，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原告企业声誉与竞争利益，增加原告舆情澄清及维权成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商业道德，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存在市场竞争关系。被告提供“x词霸屏”服务，通过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以技术手段生成大量关键词及非人工编写页面并发布，恶意干扰、操纵搜索引擎自然排名秩序，借此帮助合作主体获取不正当搜索流量、攫取商业利益。该行为违背原告意愿，导致原告搜索引擎无法正常运行，造成算法失准、服务器资源浪费；同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挤压合法经营者的搜索排名空间，增加消费者信息获取成本、损害消费者知情权，且被告行为缺乏合理理由，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结语 商业引流是电商经营中常见的市场推广方式，本身不具有当然违法性，其合法性取决于引流手段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恪守商业道德。电商场景中的各类不正当引流，系以违规方式抢占流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应受到规制。经营者应坚持合规经营理念，以正当方式获取流量与市场机会，自觉抵制各类不正当引流行为，共同维护电商行业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01 新监管背景及反垄断合规的必要性 2026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名为《打破垄断壁垒，保障民生权益》的短报中指出“清除要素自由流通的堵点，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创新的活力涌流。从燃气、供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的强制搭售……垄断行为会直接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进而削弱市场活力、阻碍行业创新。对垄断行为坚决‘亮剑’，方可提升市场的竞争活力和效率”、“民生领域的反垄断，对清除行政性障碍与地方保护具有风向标意义。许多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或行政特许经营特性，更需要严格规范，从源头预防、制止垄断行为”。 《人民日报》年初发布的文章，释放出了与新时代市场竞争监管趋势相关的多种重大意义信号。其一，公用事业反垄断将从经济任务上升至政治责任高度，这呼应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的顶层设计；其二，公用事业的垄断行为会形成要素流通堵点，破除这类壁垒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举措；其三，公用事业反垄断的监管首先需要划分自然垄断与竞争性环节的清晰界限，公用事业经营者不能凭借特许经营权的市场支配地位，在竞争性环节滥用权力。 事实上，在该篇文章刊载后不久，2026年2月4日，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颁布了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专项规范——《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双反委发〔2026〕2号，以下简称《指南》），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法治建设在关键民生领域迈入精细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未来，我国对公用事业领域的监管将更系统、更深入，且始终立足民生立场。 在这样的新监管背景下，对于公用事业经营者而言，主动推进合规化改造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指南》于经营者而言，即是一份权威的“合规指引”和“负面清单”，有助于厘清新监管背景下的公用事业反垄断工作关注的核心问题。经营者可据此系统检视自身商业模式，重点排查是否存在将自然垄断优势不当延伸至竞争性环节的风险，主动完善合规体系，实现规范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02 解读《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指南》共七章五十条，规定了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公平竞争审查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法律责任的适用和附则等七方面内容。 · 总则与基本原则 《指南》第二条明确了公用事业的定义范畴，即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行业。 《指南》第三条确立了公用事业反垄断监管执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维护公平竞争、依法科学监管、增进民生福祉及服务高质量发展四项。依笔者拙见，公用事业经营者在学习《指南》时应当首先着重关注该四项基本原则蕴含的如下三类关键性要点，以帮助针对性地进行合规改进。 1. 厘清自然垄断领域与竞争性环节领域界限。 《指南》承认公用事业领域因特许经营权等原因导致的自然垄断的客观性质，执法监管工作的重点在于竞争性环节。《指南》第一条“强化自然垄断环节监管”、第三条第一款“防止公用事业经营者利用垄断优势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或者排除、限制上下游竞争性环节的市场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此处的上下游竞争性环节系指“工程安装、设备销售、增值服务”等环节）、第二款“区分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的规定表明国家认可经营者基于基础设施成本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合理垄断地位，仅严格禁止其利用该地位排除、限制竞争性环节的市场竞争。事实上，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一司发布的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三年成果的数据，与公用事业领域反垄断执法相关的威海水务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南京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经营者违法的行为系限定交易、搭售等，并非其天然的自然垄断地位或特许经营权的滥用。 因此，经营者需要首先厘清自身合规关注的业务范围，即哪些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或拥有特许经营权，哪些业务属于竞争性领域，才能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高发垄断行为制定有效的合规政策。此外，在对竞争性领域业务进行反垄断合规设计中，除关注同行业竞争（横向市场）外，还需要充分注意与其密切相关的上下游市场，避免借助自身垄断力量影响上下游竞争性环节的市场竞争。 2. 关注滥用市场支配行为，优先侧重进行合规改进和风险排查。 与互联网平台、汽车、行业协会等其他领域反垄断规范指南不同，相较于公平竞争，《指南》的核心价值导向更倾向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属性决定了在这个领域垄断行为最主要集中表现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主要表现在公用事业经营者在日常经营中经常出现以供应安全为理由实施限定交易、搭售等行为，故经营者应当将反垄断合规改进重点优先置于排查是否实施了《指南》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所述不公平高价、限定交易、差别待遇等直接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过，除前述直接的行为之外，《指南》还特别关注到经营者可能通过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企业并购）进行垄断力量的跨环节传导（如燃气经营者通过收购安装公司获取燃气表安装市场的支配地位，进而排除、限制燃气表安装环节的公平竞争）。因此，公用事业领域经营者在向竞争性业务领域扩张时，也需要进一步考量是否触发反垄断监管机制。 《指南》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最基本的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其针对不同的垄断行为规定了不同的经营者的抗辩事由。对于垄断协议的豁免条件，《指南》将“协议是否为保障公共安全、民生供应等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作为认定是否符合垄断协议豁免条件的重点考虑因素；而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正当理由中，《指南》明确公用事业经营者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以保障公共安全为由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不能认定为正当理由。这是因为不论是横向垄断协议还是纵向垄断协议，普遍认为其带来的危害后果更多体现于提升参与壁垒从而损害公平竞争（例如横向垄断协议实际上排除了协议之外的同类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纵向垄断协议实际上排除了上下游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而滥用市场地位则会直接危害一般消费者的切实利益。 因此，对于经营者而言，《指南》第三章项下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行为更应成为合规改进的优先领域，不仅因为该类行为较为普遍地存在于日常的商业模式中，更因为其难以通过保障安全、补偿业务亏损等理由正当化。 3. 把握《指南》预防性监管的要点，充分认知到反垄断合规改进工作的必要性，尽快将相关工作内化于企业合规治理体系中。 从《指南》第三条第二款“准确把握公用事业领域商业模式、经营方式和竞争规律，区分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环节，强化预防性监管”、第四十五条“对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的公用事业领域涉嫌垄断行为，被调查的经营者承诺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可的期限内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该行为后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依法决定中止调查。经营者履行承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依法决定终止调查”以及第四十六条“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和处理公用事业领域违反的行为时，可以酌情考虑公用事业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实施情况”（合规激励制度）的规定，均可看出《指南》高度突出事前预防性监管理念，坚持源头防范，引导公用事业经营者主动排查竞争风险、完善合规体系、整改垄断隐患，推动反垄断监管从事后惩处转向事前预防。此外，从这些豁免制度中也可以洞察《指南》的创设初衷，即旨在通过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倒逼公用事业经营者提升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推进技术创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与制度保障。 因此，健全完善的反垄断合规体系，既能够推动企业前置开展风险防控与合规治理，从源头防范垄断违法风险；也可在发现涉嫌垄断问题时及时主动整改、停止违法经营行为。即便遭遇反垄断执法检查乃至“黎明突袭”（指无预先告知的突袭执法检查），企业亦可高效梳理相关资料、主动举证并全面配合调查，进而为适用以宽大（见《指南》第四十四条）、承诺为核心的《指南》豁免制度创造有利条件。 · 横向（纵向）垄断协议与其豁免制度 《指南》从第二章开始展开核心规制部分，沿袭的对垄断行为的分类，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及公平竞争审查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进行精细化规制，形成了“行为表现+认定标准+豁免制度”的清单化指引，破解了执法实践中复杂的垄断行为认定难的问题。 1. 横向垄断协议——口头约定、召开会议同样可能构成垄断协议 《指南》第十条规定了横向垄断协议，并结合公用事业领域的执法经验详细列举出三类典型行为：（1）针对执行政府依法制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之外的商品，固定销售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或者利润水平；（2）以限制产量、固定产量、停止生产等方式限制商品生产或者供应数量，或者限制特定种类商品生产或者供应数量；（3）划分销售地域范围或者销售对象、划分市场份额或者分配利润。 以上三类行为带有明显的特定领域规制特色。其一，考虑到居民用水、用电、用气、用热等价格普遍实施政府定价，《指南》特别明确，与价格相关的垄断行为均针对执行政府依法制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之外的商品或服务。例如瓶装液化气的销售、LNG点供、地库充电桩安装、社区直饮水供应等延伸维修、工程安装与增值服务环节。其二，明确“口头约定、召开会议”等非书面形式的合意同样构成垄断协议。 在南京百江液化气有限公司等垄断协议案中，数十家液化石油气经营者面对南京地区日渐加剧的瓶装液化气“内卷性”市场竞争，产生了强烈的联合动机，希望通过构筑价格同盟、划分客户资源的方式，摆脱价格战困境，共同维持稳定的利润水平。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经调查后认为，相关企业签署内含“罚则”的行业自律性规定，以及多次召开主旨为“不低价抢客户”的会议，已经形成持续的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意思联络，符合修订前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行为及主观要件。因此，经营者虽然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可能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通过合意形成的价格联盟或市场分割，同样能够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实质效果。这要求经营者在日常经营中提高反垄断合规警惕，严格规避价格、产能、客户等各类竞争性敏感信息交流或交换，谨慎参与易引发同业合意的行业会议、同业聚会等活动，杜绝明示或默示达成垄断协议风险。 2. 纵向垄断协议——间接性控制价格行为亦可能构成垄断协议 达成横向垄断协议的主体是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而纵向垄断协议则达成于经营者与其上下游交易相对方之间。《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除保留规定的直接价格限制外，还明确将间接价格限制纳入规制范围，填补了以往“无直接价格约定即不构成纵向垄断协议”的规范漏洞。其中，直接价格限制即固定或限定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间接价格限制以“指导价”、“建议价”为名，通过利润分成、折扣返利等机制，使下游经营者实质上丧失定价自主权，消除上下游市场的自由竞争或提升市场的参入壁垒。并且，基于公用事业反垄断领域的执法实践，《指南》在同条第二款中特别指出“停止供应、解除协议、收取违约金或者罚款、减少返利或者折扣等惩罚措施，或者以优先供应、给予返利或者折扣、提供支持等奖励措施”、“通过现场检查、要求交易相对人定期上报销售价格等手段对转售价格进行监督”行为均可能在默示合意、协同行为的法理角度构成纵向垄断协议。 3. 豁免制度——以“安全必要性兼消费者利益”做严格豁免条件 《指南》第十四条系垄断协议的豁免制度，即经营者援引主张相关协议不属于垄断协议时，反垄断执法机构需在综合考虑“协议限制竞争的内容、方式和程度；协议是否为保障公共安全、民生供应等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消费者能否分享协议产生的利益”三类要素后进行个案认定。 由于公用事业涉及公共安全和民生供应保障，执法实践中常出现经营者以此作为实施垄断行为的抗辩事由。为平衡“安全上的考量”与“消费者福利”，本条将“安全必要性兼消费者利益”的双重检验机制作为是否承认经营者抗辩的判断标准。因此，在以公共安全、民生保障为由实施市场行为时，经营者应确保具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并符合必要性与行为适当性原则，不能将公共安全属性作为当然免责理由。 （备注：以下将进入到《指南》第三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第四章“经营者集中”环节。其中，尤其是第三章的内容，如前文所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可能涉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较为普遍地存在于经营者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加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需要严格依据于相关市场的划分，这将会触及公用事业领域因自然垄断属性或特许经营权而产生的“控制关键基础设施能力”“用户依赖程度”“市场进入壁垒”等特有考量要素。故碍于篇幅原因，相关内容将载于本文下篇。）

为了给遭遇行政垄断的经营者提供依法维权指引，笔者写就本文。 本文所称行政垄断，是指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本文所称纪法救济，是指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违反党纪问题、职务违法问题，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规章审查建议、向司法部提出地方性法规规章审查建议，向地方司法行政部门提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建议，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标准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纠正违法的地方标准，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执法监督，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公平竞争问题、行政垄断问题，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行政复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多种救济方式。 所有的行政垄断均可以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局）举报，寻求救济。同时，行政垄断的发生往往系因在前的公平竞争审查环节失守，违反，经营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公平竞争问题。因此，举报行政垄断问题或者举报公平竞争问题的救济途径下文不再列出。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行政垄断情形，其形成原因、表现形式、作用方式可能多种多样。有些情形下，向总局、省局进行反垄断举报收效甚微，经营者需要寻求其他救济方式。如前文所言，纪法救济包括很多方式。向不同监督机关寻求救济时，限于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认知角度等因素，“发力点”会有不同，需找准切入路径并论证充分，才能取得效果。 行政垄断分为七种类型： 一、行政机关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一）以明确要求、暗示、拒绝或者拖延行政审批、备案、重复检查、不予接入平台或者网络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1. 对拒绝（不予）行政审批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2. 对拖延（超过审批期限）行政审批的行为，由于错误之处较为明显，向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反映为宜。 3. 对不予备案的行为，如果该备案手续为建设、运营的前置环节，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4. 对重复检查的行为，因属显而易见的涉企执法问题，可以向司法局申请行政执法监督。另外，增加企业负担，涉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适用于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 5. 对不予接入平台或者网络的行为，如果前置手续均已完备，则可以向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反映。 （二）通过限制投标人所在地、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是以行政规范性文件方式干涉民事主体招投标活动的，则可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另外，相关党员领导干部涉嫌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可向纪检机关反映。 （三）通过设置不合理的项目库、名录库、备选库、资格库等方式，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上述行政垄断如果表现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如果项目库、名录库、备选库、资格库的设立依据来自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则可向有管辖权的人大常委会或者司法部提出审查建议。 二、通过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备忘录等方式，妨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或者对其他经营者实行不平等待遇 行政机关与经营者签订合作协议，受损害的其他经营者虽然不是合作协议的签署方，却属于利害关系人，可以对合作协议（一般属于行政协议）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机关与经营者签订备忘录，由于行政复议机关一般会以“内部行为不产生外部效力”为由不予受理对备忘录申请的行政复议，受损害的经营者宜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三、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 （一）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实行歧视性补贴政策 如果收费文件、定价文件、补贴文件是针对特定经营者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这些文件是针对不特定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二）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阻碍、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技术要求、检验标准如果是针对特定经营者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是针对不特定群体的规范性文件，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如果形成了地方标准，则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标准制定部门的上级机关举报、投诉，要求改正。 对于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行为，属于显而易见的涉企执法问题，可以向司法局申请行政执法监督。另外，增加企业负担，涉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适用于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 （三）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或者对外地商品实施行政许可时，设定不同的许可条件、程序、期限等，阻碍、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可以直接对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当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依据的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则应一并申请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否则复议诉讼难有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因复议机构、人民法院不是专门的立法审查机关，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总体上成功率很低。在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向总局或者省局举报规范性文件涉嫌行政垄断的问题，双管齐下为宜。 如果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依据的是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则需要向有管辖权的人大常委会或者司法部提出审查建议。 （四）设置关卡、通过软件或者互联网设置屏蔽等手段，阻碍、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 属于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行为，涉嫌职务违法，可以直接向监察机关反映，或者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五）直接或者变相要求优先采购在本地登记注册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如果这种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这些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四、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加招标投标以及其他经营活动 （一）不依法发布招标投标等信息 涉嫌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的，可以向财政部门举报，要求依法查处。 （二）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与本地特定的招标投标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表现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如果涉及干涉民事主体招投标活动的，相关党员领导干部涉嫌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可向纪检机关反映。 （三）将经营者在本地区的业绩、成立年限、所获奖项荣誉、缴纳税收社保等用于评价经营者信用等级，或者根据商品产地等因素设置差异化信用评分标准，影响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四）设定歧视性的资质要求或者评审标准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五）设定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同履行无关的资格、技术和商务等条件 涉及政府采购争议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质疑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向财政部门投诉。对财政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五、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一）拒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如果相关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关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二）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的规模、方式、产值、税收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址、商业模式等进行限制或者提出不合理要求 如果相关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关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三）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的分支机构在投资、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税费缴纳等方面规定与本地经营者不同的要求，在安全生产、节能环保、质量标准、行政审批、备案等方面实行歧视性待遇 如果相关要求是向特定经营者提出的，则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关要求是针对不特定经营者群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如果是地方标准，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标准制定部门的上级机关举报、投诉，要求改正。 如果是执法检查时口头提出的没有依据的“整改”要求，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执法监督，或者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 六、以行政命令、行政指导、组织签订协议等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从事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对于行政命令，一般具有可诉性，受到不利影响的经营者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指导，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该指导实质上产生了强制效力），笔者建议不必去复议机构、人民法院尝试，避免陷入长期程序空转。向总局或者省局举报，寻求反垄断执法救济为宜。 组织签订协议，对于“组织”行为一般很难有直接证据，但如果相关协议确实具有垄断性质，则可以以此为基础倒查。所以向总局或者省局这样的专业机关举报，寻求反垄断执法救济为宜。 上述行政垄断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可向纪检机关反映。 七、以办法、决定、公告、通知、意见、会议纪要、函件等形式，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办法、决定、公告、通知、意见如果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则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审查建议。 会议纪要，系较为普遍的政府决策形式，虽然属于内部决策行为，但其效力往往可以外部化（对外产生实际影响）。法院主流裁判观点认为具有外部效力的会议纪要是可诉的。 函件，多数系在政府内部流转，属于内部行为，但由于其代表函件制发机关的“专业意见”，往往被收函单位直接采纳和执行，此时其效力已经外部化。但是因为法院支持内部函件可诉的案例太少，且基层普遍认为内部函件数量太多，如果可诉，则“一发不可收拾”（将扩展到所有领域，不再仅是反垄断领域），所以函件的可诉性是比较差的。向总局或者省局举报，寻求反垄断执法救济为宜。 综合全文所述，对于行政垄断的不同情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精准确定解决方案，有助于高效维权。

引言 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反垄断监管早已超越单一法域的边界，演变为一场跨越国界的合规博弈。在本系列的上一篇中，我们已系统梳理了欧盟反垄断的框架制度，在本篇中我们将视域进行联结，从全球视角出发，立足于并购领域，剖析中、美、欧三大法域监管权力的交叉与联动。 随着2026年监管环境的日趋复杂，跨境并购的确定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反垄断法通过“域外适用”与“长臂管辖”将其效力延伸至本国领土之外，使企业陷入多头应诉的“连带效应”之中。本文旨在梳理三大法域申报制度的差异，并分析监管趋势向实质性干预进化的深层逻辑，为跨境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构建确定性的合规防御体系提供实务借鉴。 全球反垄断监管联动 在当前全球反垄断趋严的背景下，跨国并购面临“木桶效应”，即交易的最终成败受制于全球监管最严厉的法域。企业需精准识别业务版图内各法域的申报门槛，重点防范多法域救济要求的实质冲突。近期印尼反垄断监管机构对中国企业的巨额处罚，以及此前中国维生素C企业在美国遭遇的反垄断诉讼均向企业不断敲响警钟：忽视属地化事前申报与合规审查，将使企业在跨境扩张中面临高昂的行政处罚与法律代价。 域外适用制度与长臂管辖 上述跨国企业深陷处罚泥潭，其法律根源在于反垄断执法中普遍适用的“效果原则”。该原则赋予了各国政府突破地理边界的管辖权，即无论限制竞争行为发生地何在，只要对本国市场产生实质性损害，即可依法行使管辖，这便构成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底座”。该制度肇始于 1945 年的美国，现已成为全球主流，超50 个司法辖区已认可并确立该规则。 在法律实务中，须厘清该制度与同源于美国的“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的区别：长臂管辖属于程序法范畴，基于“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确立法院对非本国被告的属人管辖权，核心在于解决“管辖权是否存在”的程序问题；而域外适用则属于实体法范畴，探讨法律本身的效力边界，核心在于解决“国内法能否约束境外行为”的实质适用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二者在执法实践中表现出高度的协同性：各国监管机构往往以域外适用制度为实体法授权，同时利用长臂管辖扩张程序性触角。这种实体与程序的相互配合，不仅强化了全球反垄断监管的穿透力，也使得跨国并购面临更为严苛的法律合规环境。 域外适用与动态干预典型案例：博通收购威睿案 2022年5月26日，博通以610亿美元收购威睿。按照各国要求，从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博通向包括美国、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申报文件，寻求批准。 2023年11月21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反垄断审查公告，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博通公司（Broadcom Inc.）（以下简称“博通”）收购威睿公司（VMware, Inc.）（以下简称“威睿”）股权案。 2026年2月7日，据报道：欧盟监管机构将重启对博通收购威睿后调整软件授权等政策。欧盟监管机构近期已要求欧洲云服务企业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博通在2023年以610亿美元完成对威睿的收购后，修改软件授权条款的行为对其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监管机构的这一举措，通常意味着欧盟或即将针对此事启动正式反垄断调查。按照相关规则，若被认定存在反垄断违规行为，博通将面临最高达其全球年收入10% 的罚款。 博通与威睿均为美国公司，交易发生在境外，但博通主动向中国、欧盟等业务涉及法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了事前申报，在这一阶段中，属于中国与欧盟的反垄断法制度的域外适用，在2023年已在欧盟与中国获得了附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而在今年年初，欧盟又重启了对博通公司的调查，对于已经完成合并的经营者后续的软件授权政策这一商业行为行使管辖权，实则是欧盟监管机构利用其庞大的市场腹地作为筹码，将管辖权的手臂伸向了美国公司的内部决策，具有强干预属性，该案呈现的是全球反垄断监管体系中日益显著的连带效应，当多国监管机构对同一交易主体均拥有管辖权之时，企业面临的不再是孤立的行政审批，而是全域性的合规挑战。 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的国内外差异 法域 申报标准 中国 营业额为核心+各类因素（集中目的、控制力、集中度、经济发展影响等） 1.一般规则：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2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8亿元人民币；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4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8亿元人民币。 营业额的计算，应当考虑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领域的实际情况，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特殊规则：经营者集中未达到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但有证据证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要求经营者申报。 美国 以交易规模（根据国家GDP每年调整交易额标准）为核心且不符合豁免条件 以下企业合并需要进行事前申报： （1）收购方或被收购方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或影响美国商业 （2）收购方持有被收购方资产/表决权股份等权益总价值超1.339亿美元 （3）交易规模1.339亿-5.355亿美元：至少一方全球总资产/净营业额≥26.78亿美元，另一方≥2680万美元 （4）交易规模超5.355亿美元：自动满足条件 欧盟 以营业额为核心： 下列情形需要向欧盟委员会申报： 1.所有相关经营者的全球总营业额超过50亿欧元；且至少两个相关经营者中的每一个均实现了欧盟范围内超过2.5亿欧元的营业额；或 2.所有相关经营者的全球总营业额超过25亿欧元；且至少两个相关经营者中的每一个均实现了欧盟范围内超过1亿欧元的营业额；以及在至少三个欧盟成员国中，相关经营者的营业额均超过1亿欧元，且在这三个欧盟成员国中，至少两个相关经营者中的每一个均实现了超过2,500万欧元的营业额。 若满足上述任何一项的条件，但每个相关经营者在同一个欧盟成员国中实现其欧盟范围内三分之二或更多的营业额，则不属于“具有欧盟影响”，不需要提交申报。 企业必须深刻认识全球监管联动背景下的连带合规风险，将反垄断合规评估置于交易决策的前置环节。尽管中国、美国及欧盟均已建立以营业额、交易规模或市场份额为核心的客观申报门槛，但交易各方仍需警惕各国规则在细节上的实质性差异。例如，美国《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垄断改进法案》项下的交易规模阈值具有动态调整机制，且存在复杂的豁免适用规则；而中国与欧盟则在营业额计算口径及特殊行业（如金融、电信）的适用上各有侧重。此外，除显性指标外，各国监管机构对“控制权”的穿透式认定亦存在差异，企业需精准识别潜在的申报义务，避免因误判导致遭受处罚风险。 全球监管加剧从“形式申报”到“实质干预” 无论域内域外，尽管各国的反垄断法框架均设置了客观化的门槛，但类似营业额的显性指标并不足以成为判定交易的安全边界，随着监管范式的切换，执法机构的触角正延伸至‘门槛’之外。近几年，各国监管机关均启动了“未达申报标准情况下”的执法追溯，即各国监管机构在未触发法定申报标准的情况下，逐渐实现从形式审查向实质干预的跨越。 典型案例 1. 域内未达标准事前申报案：先声药业收购托毕西案 在先声药业收购托毕西股权案中，尽管交易规模未触及法定申报门槛，但市监总局基于该交易在巴曲酶原料药及制剂市场可能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依法主动立案审查。最终，监管机构采取了“实质干预”态势，通过附加限制性条件准予集中，强制要求企业解除独家供应协议并剥离在研业务。 2. 域内未达标准事后追溯案：武汉用通医药并购山东华泰案 武汉用通通过收购华泰制药控制权，实现了盐酸罂粟碱原料药与制剂的上下游垂直整合。尽管交易额未达申报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在2025年认定该集中行为对境内相关制剂市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并依法进行了事后追溯审查。 3. 域外案例：FACEBOOK母公司Meta收购Giphy案 Meta于2020年以3.15亿美元完成收购，但英国监管机构事后认定其存在不公平竞争风险，强制Meta折价83%的惨重代价出售，显示了监管机构推翻既定交易的强势姿态。 法律分析与建议 结合境内先声药业并购托毕西案、武汉用通并购华泰制药案与境外Meta强制剥离Giphy案的裁决逻辑，当前反垄断执法已显现出显著的“去门槛化”与“追溯审查”趋势。这几大案例分别代表了传统资源型行业和新兴数字平台行业在当前反垄断监管态势下的遭遇，即执法机构不再被动等待企业的“达标申报”，其关注重点早已从单纯的营业额指标，转向对纵向封锁及潜在竞争损害的实质性评估。 Meta收购Giphy案的裁决逻辑，核心在于执法机构从“财务存量评估”转向“竞争潜能预测”，Giphy虽呈现低营收特征，但其作为全球社交平台“通用接口”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了互联网生态中的关键节点。Meta的收购行为被判定为对未来竞争格局的前瞻性损毁，监管机构仍会据此行使否决权。这一域外案例的裁判逻辑和域内武汉用通案的审查链路类似，这种审查态势向企业传递了一种明确信号，无论是传统产业链尤其是涉及民生的行业，还是随着科技发展的数字生态行业，只要涉及对核心竞争资源的独占，均可能面临强制剥离。 企业在进行并购交易前，即便在现行审查框架下交易未触发法定申报阈值，监管机构仍可基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之必要，对已交割的存量交易行使事前要求与事后追溯。这种强势的行政干预，往往导致企业陷入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折价转让资产的极端被动境地，基于此，我们建议企业在开展并购决策时，应由传统的法定申报标准升级为涉及以实质竞争效果评估为核心的尽职调查，重点排摸上下游产业链的排除、限制竞争风险，以应对监管确定性缺失下的全球长臂管辖挑战。 结语 从武汉用通案的境内追溯到Meta案的境外剥离，监管机构的关注点已从财务存量评估转向竞争潜能预测，执法尺度早已跨越了显性的营业额指标。对于志在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而言，申报获批不再是合规的终点，而是持续接受监管审视的起点。在“全球连带效应”深化的当下，任何单一法域的监管波动都可能引发全球业务链条的共振。因此，企业应摒弃传统的“指标对标”思维，建立以实质竞争效果评估为核心的深度尽职调查机制。在交易筹划阶段，即应前置反垄断风险排摸，统筹考虑多法域下的申报策略。面对监管确定性的缺失与长臂管辖的挑战，唯有将合规风控嵌入商业决策的核心，方能对冲行政干预带来的极端被动，在高度复杂化的全球法治环境中确保交易的安全边际。

本案中，原告旗下“小飞碟”剃须刀因其独特造型成为市场爆款，年销售额逾数十亿元。被告形成从条码注册、制造到销售的完整侵权链条，在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方面全方位模仿原告产品。深圳龙岗法院一审认定三被告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深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本案为应对规模化、链条化侵权行为提供了可参考的诉讼策略。 一、案件背景 原告上海某科公司是一家总市值超过150亿元的上市公司，其推出的“小飞碟”剃须刀因酷似太空飞碟的独特造型，自2021年上市后迅速成为市场爆款。截至起诉前，“小飞碟”剃须刀在抖音、京东、拼多多、淘宝等平台的部分销售额超过数十亿元，在天猫、抖音等平台占据热销榜、好评榜、回购榜前列。 原告围绕该产品构建了多重权利保护体系：拥有第63109222号“太空小飞碟”文字商标，以及“小飞碟”剃须刀相关的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持续经营使“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 “小飞碟”剃须刀爆火后，市场上出现大量侵权产品。本案三被告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侵权链条：蓝某趣公司申请登记产品条码并提供商标授权，亨某达公司作为制造商生产侵权产品，亮某芝公司在淘宝平台开设店铺进行销售。侵权产品在商品链接、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小飞碟”等标识，包装装潢与原告产品高度近似，线上展示销量高达17万件，销售额过千万元。 二、办案思路与专业应对 1. 诉讼策略：从单点维权到“权利防护矩阵” 代理律师在初步梳理侵权线索时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表现多样，涉及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多个维度。如果仅以外观设计专利作为权利基础，不仅难以覆盖被告使用“小飞碟”商品名称的行为，还可能面临外观设计专利在诉讼中的稳定性风险。 经过分析，代理律师最终确定了以“商标权+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为核心的权利主张方案： ·商标侵权部分：针对亮某芝公司在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标识的行为，主张构成商标侵权； ·不正当竞争部分：针对三被告在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方面对“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的整体模仿，主张构成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种“权利矩阵”的诉讼策略，使原告能够针对侵权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不同行为进行精准打击，避免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 2. 侵权链条梳理：从条码到生产到销售的责任锁定 本案的难点之一在于，三被告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试图通过主体分离来规避责任。代理律师通过以下证据链条，完整呈现了被告的侵权全貌： <1>条码溯源：通过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查询，涉案产品条码6974995100400由蓝某趣公司申请登记并公示，公示图案与侵权产品一致，备案名称为“小飞碟剃须刀”； <2>生产主体认定：侵权产品包装上明确标注“制造商：深圳市亨某达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正面及标签上使用“小飞碟”字样； <3>销售行为固定：亮某芝公司在淘宝“carkoci旗舰店”销售侵权产品，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小飞碟”标识； <4>宣传图文比对：被告网店宣传页面使用了与原告网页一致的包含太空元素的蓝色背景，以及“科技时尚潮玩生活”“即插即用1秒回血”等相同或近似的宣传语。 上述证据使法院能够清晰认定：三被告在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意思联络，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 3. 核心法律问题回应 针对被告提出的多项抗辩，代理律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应： <1>关于“商标未实际使用”的抗辩：被告主张原告未在产品实物上印制“太空小飞碟”商标，不构成商标使用。代理律师指出，原告在抖音、京东、拼多多等平台的官方店铺中，在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标识，该使用方式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广告宣传使用，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2>关于“合法来源”的抗辩：被告主张其产品来源于案外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代理律师从两个层面进行反驳：第一，亨某达公司、蓝某趣公司作为侵权产品的制造者，依法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第二，亮某芝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签订时间晚于原告公证购买时间，不能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真实来源。二审法院明确：“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主体不包括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对亨某达公司、蓝某趣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 <3>关于“商标与不正当竞争只能择一”的抗辩：被告主张商标法作为特别法优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法，二者只能择一适用。代理律师指出，本案中的商标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的是被告不同的侵权行为——前者针对的是“太空小飞碟”标识的使用，后者针对的是“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的整体模仿，并非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认定。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三、案件典型意义 1. “权利防护矩阵”的诉讼价值 本案揭示了在应对规模化、链条化侵权行为时，单一权利基础的局限性。代理律师将商标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权益进行组合运用，形成了“权利防护矩阵”的诉讼策略。这种策略的价值在于： <1>覆盖更广：能够同时规制标识使用行为（商标侵权）和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整体模仿行为（不正当竞争）； <2>举证更稳：不同权利基础可以相互印证，增强权利稳定性； <3>打击更准：针对侵权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不同主体，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权利基础进行追责。 2. 生产者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的司法确认 本案二审判决明确了“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主体不包括侵权产品的制造者”的裁判规则。实践中，部分侵权人试图通过主张“受托生产”“合法授权”等方式规避生产者责任。本案判决重申：生产者与委托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分配关系，不影响其对外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一裁判规则对于打击“借壳生产”“隐匿生产者”等规避责任的侵权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3. 侵权链条的整体认定与责任分配 本案中，三被告分别负责条码注册、生产制造、网络销售，形成了完整的侵权产业链。法院在认定侵权行为时，并未将三被告割裂看待，而是通过条码信息、产品标注、宣传图文等证据，认定其具有共同侵权的主观意思联络，分别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种整体认定的思路，为打击链条化、团伙化侵权行为提供了可参考的裁判路径。 从诉讼策略的选择，到侵权链条的梳理，再到核心法律争议的回应，本案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广东启盟律师事务所将继续秉持专业、务实的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系统化、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引 言 2025年12月1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决定》”），对纵向垄断协议项下的安全港规则做出了具体规定，修改后的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从被修订条文数量和篇幅来看，《决定》不足三页，或许只能被视作历次修订中的“一小步”，但就监管逻辑和执法取向而言，却标志着我国规制纵向垄断协议的态度迈出了“一大步”。 在此背景下，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应如何准确理解安全港规则？企业在签订和履行纵向协议时，如何判断自身是否已经“安全进港”？又应如何将新的规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合规安排？这些问题至关重要。本文结合本次修订内容，以问答形式，就重点问题进行梳理，并提供我们的解读，供各位读者参考。 问题1：此次修订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答：本次修订的核心内容是对纵向垄断协议提供了可操作的“安全港规则”。安全港规则是指经营者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其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如价格限制、划分经销区域、渠道限制等）不予禁止。这是2022年新增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此前缺乏具体适用标准。本次修订首次明确了具体标准和条件，大幅提升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具体如下表所示： 问题2：“安全港”规则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答：对于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我们认为“安全港”的意义不尽相同。 对大规模企业而言，我们预计纵向垄断协议的风险可能不降反升。一方面，安全港以市场份额等量化标准为前提，大型企业及具有显著市场地位的经营者通常难以满足其适用条件，从而被显然排除在安全港保护之外；另一方面，安全港规则通过明确合法与高风险行为的边界，显著提升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使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将执法资源更集中地投向不具备安全港条件，且纵向安排对竞争可能产生实质限制效果的大型企业。 对中小规模企业而言，由于安全港以较低的市场份额门槛为核心适用条件，中小企业通常更容易满足相关标准，其纵向安排对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效果的可能性本身亦相对有限。在此基础上，安全港通过明确排除执法介入的情形，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可预期的合规空间，降低了因纵向价格或非价格纵向安排而被认定为违法的制度不确定性。相较于大规模企业，中小企业更可能在安全港规则下获得稳定的合规预期，从而将有限资源投入于正常的商业竞争而非过度的合规防御。 问题3：有哪些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可以适用安全港规则？ 答：大体上可分为与转售价格相关的纵向垄断协议和与转售价格无关的纵向垄断协议。举例如下： 1. 与转售价格相关的纵向垄断协议 (1) 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利润水平或者折扣、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2) 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或者通过限定价格变动幅度、利润水平或者折扣、手续费等其他费用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3) 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可能通过下列方式达成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等纵向垄断协议： 利用技术手段对价格进行自动化设定； 利用平台规则对价格进行统一； 利用数据和算法对价格进行直接或者间接限定； 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限定其他交易条件，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4) 具有行业特点的固定或限定转售价格的纵向协议。如： 通过书面协议、口头约定、调价函、维价通知等形式固定交易相对人向第三人转售药品的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等，或者限定最低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等。 (5) 通过其他方式固定转售商品价格或者限定转售商品最低价格。 2. 与转售价格无关的纵向垄断协议举例 (1) 地域限制：供应商承诺在特定经销区域对一个或若干经销商供货，经销商承诺不向其他经销区域销售。 (2) 客户限制：供应商限定经销商只能将商品售予或不得售予特定客户。 (3) 渠道限制：处于上下游关系的经营者，通过协议、规则或其他协调安排，对下游经营者销售产品或服务的渠道、方式或路径作出限制。 独家/排他安排：处于上下游关系的经营者，通过协议、规则或其他协调安排，要求或实质性要求一方在一定期间、一定范围内仅与特定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或者不得与其竞争对手进行交易。 问题4: 企业应在何时提出适用安全港的主张？有何结果？可以适用安全港规则？ 答：根据，企业主张“被调查的协议”符合安全港规定的，应当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材料。由此可见，协议“被调查”可被理解为适用安全港的前提。换言之，企业可能无法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协议发起调查之前主动申请适用安全港。 同时，一旦反垄断执法机构发起调查，企业可在被调查的第一时间主张协议适用安全港并正式递交相关书面材料，而不必等待至正式立案后。 就申请结果而言，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核实相关材料后认为符合安全港规定的，未立案的，不予立案；已立案的，终止调查。 问题5：安全港涉及的“市场份额”与“营业额”两项数据应该怎么计算？ 答：1.市场份额的计算方法要点 (1)采取需求替代和供给替代的分析方法，准确界定市场的范围（包括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2)明确协议存续的期间（按年度） (3)确定相关市场总规模数据（按年度） (4)确定数据的统计口径 (5)提供经营者自身在协议存续期间内每年在相关市场产生的营业额或销售量（按年度）（与市场总规模统计口径保持一致） (6)市场份额=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销售数据 / 总市场规模数据（按年度） (7)交易相对人为多个的，在同一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并计算 2.营业额的计算方法 (1)明确营业额的范围：限于协议所涉及商品产生的营业额 (2)确定计算期间：协议持续期间的每一年 (3)交易相对人为多个的，协议所涉及商品的营业额合并计算 问题6：企业应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哪些材料？  答：以下“具体材料举例”仅供参考： 问题7: 如果企业不符合安全港规则，应该注意什么？  答：若企业已经明确不符合安全港规则，则在与上游供应商或下游经销商签署协议或达成合作时，应该格外注重纵向限制的风险，尤其是与转售价格相关的限制。此外，对于市场份额较高的业务，企业在进行上述合作时还应特别留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风险。如，地域限制、渠道限制、独家/排他安排可能构成所禁止的“限定交易”滥用行为。 问题8：对的修订是否意味着针对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执法放松了？ 答：我们认为，对的修订并不意味着针对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执法趋于宽松，反而在实质上进一步收紧了监管尺度。此前，《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与《关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均将纵向非价格限制情形下的安全港市场份额阈值设置为30%，而将一般性纵向协议安全港的适用标准下调至15%，明显提高了安全港的适用门槛。这一变化意味着，监管机构并非意在扩大安全港的适用范围，而是通过更为审慎的阈值设计，将具备较强市场力量、难以满足安全港条件的较大规模企业明确排除在“低风险区”之外，从而为执法资源集中投向纵向非价格限制可能产生实质性排除竞争效果的行为提供制度基础。由此，在制度逻辑上并非“放松监管”，而是通过压缩安全港空间，强化了对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精准规制与重点执法导向。 问题9: 修订落地后，对于不同类型企业有什么合规建议？ 答：我们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企业，仅供参考：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二审审结一起因电商刷单提升店铺评分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认定某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某贸易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01、刷单提升店铺评分？市场监管局：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 A公司主要从事化妆品零售经营，在某电商平台开设店铺主营某品牌化妆品。为提升店铺综合评分以获取更多平台流量、吸引消费者购买，A公司于2022年1月至6月期间，通过微信联系案外第三方，约定以购买有偿订单交易服务的方式刷单。 具体操作中，A公司委托第三方负责上架、发货、客服回复及售后等全流程操作，通过销售1.01元至4.01元不等、与主营化妆品无关联的纸巾等低价格商品增加店铺订单量。相关低值商品的名称表述与常规商品差异明显，商品图还标注了“不接受中差评”字样。期间，A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刷单佣金共计42450元，涉及刷单订单5453单，相关订单的满分好评率达93.84%，店铺综合评分呈动态上升趋势。 2022年8月，某市场监督管理局对A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后于当月19日立案调查。经多次延长办案期限、补充调查，并两次组织听证后，该市场监管局于2024年7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A公司的刷单行为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相关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20万元。 A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A公司仍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02、法院：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① A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商品的销售状况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② 某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合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认定此类行为是否违法，核心在于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虚假性”、“误导性”以及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本案中，A公司通过支付佣金委托第三方销售与主营商品无关的低价格商品，目的是提升店铺综合评分。A公司虽主张销售该等商品是“真实交易”，但该交易并非基于正常的市场消费需求，而是为抬高店铺评分刻意策划的刷单行为，其本质是通过虚构交易数据营造“经营火爆、口碑良好”的假象，足以误导消费者作出错误购买决策，同时影响平台流量分发，该行为显然属于对商品销售状况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二：明确了对应的处罚标准，即此类违法行为可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A公司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为3个月以上不足1年，且宣传涉及面不广，未造成严重负面社会影响。某市场监管局综合考量A公司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涉案金额、社会影响等因素，对其作出20万元罚款的从轻处罚，既体现了法律的惩戒性，也兼顾了过罚相当原则，符合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 法官说法 本案二审法官陈根强指出，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部分商家为抢占市场份额，动起“刷单炒信”的歪念，试图通过虚构交易、伪造好评等方式提升店铺信誉。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违反市场竞争规则，损害消费者和其他诚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必须依法予以规制。 对于经营者来说，诚信经营是立足之本，应将重心放在提升商品质量、优化售后服务、完善客户体验上，通过真实、优质的服务获得消费者的好评和高分，“刷”出来的流量和评分如同泡沫，看似美丽却一触即破。这不仅面临法律制裁和经济损失，更会严重损害店铺和品牌的长期信誉。各网络经营主体必须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将精力投入到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上，唯有真实的口碑才能赢得市场的长久信赖。 对消费者来说，在网购时，应理性看待店铺评分和用户评价，提高识别能力，避免被虚假宣传误导。 对监管机构和平台来说，应当持续加大此类行为的监测与打击力度，完善技术手段识别刷单行为，并依法予以查处，共同维护清朗、公平的网络交易环境。

在企业日常经营中，一个好名称无疑是企业更容易让大众耳熟能详的“金字招牌”，但如果在取名时故意“碰瓷”知名品牌，即使名称经过合法登记，若故意攀附他人知名商标，仍构成侵权。近期，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共享法庭审结了一起以“X得”为店名售卖“X得”酒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给个体经营业主带来启示。 基本案情 原告X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取得的第17XXXXX号、第34XXXXX号“X得”文字及图文注册商标，分别注册于2002年、2004年，其字号“X得”、注册商标“X得”属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原告发现被告企业名称使用“X得”作为字号，且被告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酒、饮料、日用百货、化妆品等。 裁判结果 原告受让取得的“X得”商标均在被告注册成立以前，原告和被告在白酒销售上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经原告的持续经营及使用，“X得”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在白酒生产、销售业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具有一定影响。被告在与原告没有任何授权及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使用“X得”作为企业字号，足以引人误认为其与原告间存在特定联系，产生混淆，因此该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变更企业名称，并不得在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使用“X得”字样；同时，被告需赔偿原告相应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法规链接 第一千零一十三条【名称权】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 第一千零一十六条【姓名、名称的登记及其变更不影响之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自然人决定、变更姓名,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决定、变更、转让名称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事主体变更姓名、名称的,变更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十八条：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处理。 第七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 （三）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新媒体账号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或者图标等； （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或者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属于前款规定的混淆行为。经营者不得帮助他人实施混淆行为。 第十七条：在同一企业登记机关，申请人拟定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不得与下列同行业或者不使用行业、经营特点表述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 （一）已经登记或者在保留期内的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的除外； （二）已经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未满1年的原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或者受让企业名称的除外； （三）被撤销设立登记或者被撤销变更登记未满1年的原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的除外。 案件分析 根据等相关规定，此案中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原告使用商标时间在先 注册商标、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均受法律保护，后成立企业不得擅自使用他人在先享有权利且具有知名度的字号，否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X得”商标注册时间（2002年、2004年）明显早于被告企业成立时间，享有在先权利。 2 知名度认定 “X得”字号在白酒销售领域已形成一定影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3 混淆可能性 被告使用与原告相同的字号，且经营同类业务，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 4 主观恶意 被告在明知或应知原告“X得”字号知名度的情况下，仍使用相同字号开展同类业务，具有明显搭便车意图。 合规建议 企业名称不仅是市场主体的标识，更是企业商誉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当字号与主营业务相结合形成一定市场影响力时，它就具有了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受到法律保护。为防范此类法律风险，企业经营者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企业选择名称时，可以通过商标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查询拟用字号是否已被他人注册为商标、是否属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避免出现相同或近似标识。企业需明确，普通企业名称的专用权虽受地域限制，但知名企业的名称权因具备较强市场影响力，受法律跨区域保护。即便业务局限于本地，也不得擅自使用全国性知名企业的名称或字号，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法律机构进行合规审查，确保名称选用合法合规。 2 同行企业在经营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靠自身产品质量和服务赢得市场，而非“搭便车”使用他人知名字号、商标，否则不仅可能面临更名、赔偿的法律责任，还会损害自身品牌信誉。 3 若不慎陷入名称侵权纠纷，企业应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及时梳理自身名称使用的时间、范围、业务类型等证据，区分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对于确属侵权的情形，应主动与权利人协商变更名称、赔偿损失等事宜，降低纠纷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若对侵权认定有异议，可在专业律师指导下，从名称使用的合理性、是否构成混淆误认等角度进行抗辩。 4 对于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字号、商标，应及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现他人侵权时，及时固定证据（如被告企业注册信息、经营宣传材料、市场混淆反馈等），及时通过司法程序维护合法权益。 总    结 企业的名称不仅是工商登记的几个字，更是企业品牌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一字之差，不仅带来法律风险，还会损害自身商业信誉，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才能有效规避侵权纠纷，保护企业经营未来的长远发展。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经济业态的不断涌现，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日益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此类案件不仅具有技术性强、行为隐蔽等特点，更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固定、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存在诸多疑难。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与典型案例，系统分析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中的举证难点，并从法律、技术、行业三个维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网络不正当竞争；举证难点；电子证据；因果关系；专家辅助人 一、引言 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是指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而引发的民事争议。随着及的实施1，此类案件的审理逐渐走向规范化，但举证难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因素。根据Alpha数据（截至2025年9月22日）显示，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撤诉率高达64.62%，远高于合同纠纷的27.8%。除和解调解外，证据不足、举证困难是撤诉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将围绕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举证难点展开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思路。 二、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司法实践概览 （一）法律依据与定义 明确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第十二条特别强调网络环境下的适用性。此外，至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具体行为类型，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细化指引。 （二）新类型案件与司法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强调，要坚持严格保护、惩治“傍名牌”行为、妥善审理新类型纠纷，体现了司法对网络竞争秩序的高度重视。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法院面临诸多新型竞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判断难题。例如，数据抓取、算法歧视、流量劫持、关键词隐性使用等行为，往往不在传统列举范围之内，需依靠兜底条款进行裁判，对法官的专业能力和裁判智慧提出更高要求。 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举证难点分析 举证责任被誉为“诉讼的脊梁”。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普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然而，在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中，这一原则的刚性适用常常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关键证据如后台数据、算法逻辑、利润构成等，往往由侵权方或第三方平台所垄断，形成了“证据偏在”现象。权利人作为外部一方，在举证能力上处于绝对劣势，若严格适用传统原则，将使其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从而无法获得司法救济。为应对这一结构性难题，我国司法实践在恪守基本原则的同时，发展出了一系列灵活变通的规则： 举证责任的转移与缓和。参照和人民法院入库案例，当权利人已提供侵权行为存在的初步证据（如通过公证购买证明侵权事实）后，举证责任可转移至被告，由其证明其行为正当或利润低廉。对于“主观恶意”“不正当性”等难以直接证明的事实，法院可通过间接证据和经验法则，基于“高度盖然性”标准予以认定，降低了权利人的证明难度。 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参照、之规定，对于由第三方平台控制、当事人客观上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如搜索引擎的关键词设置数据），权利人可以积极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法院的积极介入，是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关键途径。 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参照，若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其掌握的证据（如账簿、后台数据），法院可以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直接支持权利人的相关主张。 通过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动态调整，司法实践旨在平衡双方诉讼地位，为实现网络竞争环境的实质公平提供程序保障。下文所述的具体举证难点，均需在此更为灵活、能动的举证责任框架下加以理解和应对。具体如下： 证据易失、易篡改，固证要求高 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数据具有易修改、易删除、易灭失等特点，证据保存难度大。当事人若未能及时采取有效固证措施，极易导致关键证据丢失。 应对策略：参照 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互联网十大典型案例3，可以通过公证处电子存证平台、可信时间戳等服务进行证据固定，在发现侵权行为的第一时间启动存证流程，确保证据的原始性与完整性。有条件的情况下，仍旧建议进行公证 技术性强、行为隐蔽，取证难度大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依托技术手段实施，如爬虫程序、流量伪装、关键词隐性设置等，普通当事人难以察觉和取证。 应对策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提审案4中，确认“陷阱取证”方式的合法性及正当性。因此，可以采用“陷阱取证”方式，通过购买侵权服务、与侵权方沟通等策略获取证据。此外，聘请第三方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专家协助分析行为路径与技术逻辑。 侵权主体身份隐蔽，确定被告难 网络环境中，侵权主体常使用虚假身份、境外服务器或通过多层代理隐藏真实身份，导致被告身份难以确定。 应对思路：通过工商、IP/ICP地址等方式主动查询，或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如微信、支付宝、云服务器商）、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侵权主体信息。在难以确定侵权主体时，可采用“广撒网”式起诉，将可能关联的主体一并列为被告，由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查明责任主体。 因果关系链条复杂，损害结果难以量化 网络竞争行为的影响具有多因性、滞后性和扩散性，如何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难点。例如，用户流失可能源于市场竞争、政策变化、公关事件等多重因素 应对思路：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如侵权方用户增长与权利方用户流失的时间关联性；引入经济学分析、行业报告等辅助证明损害程度；在无法精确计算时，争取法院酌定赔偿，依据侵权行为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主观恶意等因素综合判定。 四、以关键词影响使用为例的举证策略 在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类型中，关键词隐性使用案件较为常见。关键词隐性使用是指将他人的商标、企业名称等设置为搜索引擎关键词，但不直接显示在前端链接中的行为。以此作为案例再进一步阐述如下： （一） 关键词隐性使用的证据一般构成 在此类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证据通常包括以下几类：1.主体证据，如原被告双方的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等；2.权利证据，如原告的商标注册证、著作权证书、数据权益证明等；3.侵权行为证据，如关键词使用网页截图、公证书、可信时间戳等；4.损害结果证据，如案涉期间的财务报表、用户数据、维权费用票据等；5.主观恶意证据，如权利通知、禁止侵权告知后仍继续侵权等。 （二）关键词隐性使用的举证难点与对策 该类不正当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举证难度大，主要体现： 难点：原告及其商标、产品“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模糊；应对策略：提供行业或产品排名证据，例如：某行业榜单排名、年度产品排名等。 难点：关键词后台投放数据的直接证据难以获取；应对策略：申请法院向某搜索引擎公司（平台）调取关键词设置、点击量、转化率等数据。 难点：平台控制数据，配合度低；应对策略：申请某搜索引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 难点：对证据所呈现的专业名词理解差异；应对策略：引入专家辅助人对专业名词进行通俗解释，或者提前咨询专业人员后由代理律师代为转述。 难点：是否达到“混淆”的程度；应对策略：结合行业惯例、参考案例论证其混淆意图，必要时引入行业专家提供论证支持。 此外，关于因果关系多因性、损害赔偿计算等综合性问题，一般是由代理律师通过大量间接证据、结合行业逻辑来综合论证，最终由法院综合考虑行为性质、持续时间、主观恶意、维权成本等因素来认定。因此，目前难以量化分析，唯有根据个案情况，充分准备并通过专业来说服。 五、应对举证难点的系统化思路 在实务中，应对举证难点，应当遵循法律、技术、行业三维融合的系统化原则。首先，以法律为依据，确保证据收集方式合法，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证据无效。其次，以技术为手段，利用电子存证、数据溯源等技术手段保障证据真实性。第三，以行业为逻辑，从商业惯例和竞争本质出发，论证行为的不正当性。最后，在三者融合基础上，搭建有利于自身诉讼策略的举证体系（证据链条）。 同时，在应对新业态、新技术等特殊情形时，可以考虑引入专家辅助人，将复杂技术问题“翻译”为法官可理解的语言，增强裁判的技术性。同时，强化司法裁判对商业道德的引导，通过典型案例明确行为边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最后，无论是资深法律人，还是初学者，都应坚持终身学习，以加强对新技术、新业态的理解，提升对竞争本质的洞察力。 六、结论 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举证难点源于技术复杂性、行为隐蔽性、因果关系多因性等特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法律、技术与行业知识的深度融合。未来，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与技术手段的持续进步，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举证机制将逐步完善。然而，道阻且长，唯有法官、律师、技术专家与行业参与者共同努力，才能在保障竞争自由的同时，有效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竞争环境。 1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修订通过，并于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由2024年5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91号公布，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2: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3题述案件典型意义：本案详细论证了电子数据取证系统按照统一规范固定的证据，具有事后可追溯性等应予以采信的理由，是丰富权利人取证手段、降低权利人取证难度、减少维权成本的典型案件。 4题述案件裁判要旨:在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因侵权行为隐蔽性较强，权利人取证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案涉及俗称的“陷阱取证”方式合法性及正当性的认定，再审判决对原告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同时又从利益衡量、价值取向的角度对其取证方式的正当性予以肯定。

目录 越南《人工智能法》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发布 OpenAI推出GPT-5.2，加快迭代应对模型竞速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 微软、谷歌等24家公司加入美国人工智能“创世纪计划” 内部信曝TikTok美国方案，字节继续拥有算法知识产权 Meta承诺在《数字市场法》框架下为欧盟用户提供个性化广告的替代选项 工信部通报24款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及SDK 澳大利亚16岁以下社媒禁令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实施 广东首例碳市场个人信息保护案落槌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发布 欧盟启动对Google AI的反垄断调查，涉及平台数据训练及AI概览 欧盟委员会再度使用FSR“黎明突袭”调查中企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新修改的将于2026年施行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微短剧主题“两个人才”强才行动 2025中国电影票房突破500亿元 2025年度第十三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院线电影） 2025年“视听中国”优秀短视频征集展示系列活动成果发布仪式在沈阳举行 一、元宇宙与人工智能 1. 越南《人工智能法》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发布 2025年12月10日下午，越南国会表决通过了《人工智能法》，在434名参与表决的代表中，有429人赞成，占90.70%。通过此次立法，越南成为少数几个拥有全面人工智能法律框架的国家之一。 越南《人工智能法》将于2026年3月1日生效。这是越南首次制定并颁布专门的AI法律。该法共35条，采用“管理以促进发展”的方针，确保在风险管控与鼓励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符合国际惯例，帮助越南主动融入新技术标准。《人工智能法》以人为中心，规定AI应服务于人类，不能替代人类，且在重要决策中必须有人类监督。 《人工智能法》为越南AI自主奠定基础，从计算基础设施、数据到研究能力，助力越南打造足以参与国际竞争的AI力量；允许国家投资建设国家AI计算中心，并建立受控的开放数据系统。这些方向有望降低计算成本，消除市场准入壁垒，促进更加竞争、透明的AI生态系统。（来源：数据法盟） 2. OpenAI推出GPT-5.2，加快迭代应对模型竞速 （图片来源：OpenAI官网）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1日，OpenAI正式发布新一代大模型GPT-5.2，主打通用智能、编码能力和长上下文任务处理，作为近期连续版本更新中的又一项核心升级。 在谷歌以Gemini3刷新多项行业测试榜单后数周，OpenAI在内部启动“红色代码”、暂停部分非核心项目并调整研发资源，以加快产品迭代。 根据OpenAI公布的信息，GPT-5.2在信息检索、写作、翻译、数学推演与编程任务中进一步提速，并能够处理更长、更复杂的推理链条。模型在电子表格生成、演示文稿搭建和跨步骤工作流等企业常见场景中表现更为稳定。 GPT-5.2被拆分为Instant、Thinking、Pro三个版本，对应即时响应、深度推理与高性能任务需求。三款版本将自周四起陆续面向ChatGPT付费计划用户开放，并同步登录企业与开发者接口。API端价格也随之调整：输入费用为每百万tokens1.75美元，输出费用为每百万tokens14美元，缓存输入部分可享90%的折扣。OpenAI表示，目前没有从接口中移除GPT-5.1、GPT-5或GPT-4.1的计划。 据悉，这已是OpenAI公司近月内的多次版本更新之一。（文字来源：第一财经） 3.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 2025年12月12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抢抓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多个部门制定《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包括总体要求、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体目标。明确了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区域布局，提出到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突破20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30%，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元，将我省建成全国具有核心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特色发展引领区。 第二部分为重点领域。部署了7大领域重点任务，分别是聚力做优“大算力”产业、聚力做深大数据产业、聚力做强大模型产业、聚力做大智能体产业、聚力做专智能软硬件产业、聚力做精智能服务产业、聚力做实智能安全产业。第三部分为重点任务，围绕技术创新、要素扩容、产业集聚、场景拓展、生态培育5个方面制定了14条任务措施。第四部分为保障措施。在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行业指导、打造标杆示范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图文来源：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 微软、谷歌等24家公司加入美国人工智能“创世纪计划” 2025年12月19日，根据美国白宫宣布，包括OpenAI、微软、英伟达、亚马逊AWS、Alphabet在内的24家顶尖人工智能公司正式签署加入“创世纪计划”（GenesisMission）。 该计划由特朗普在2025年11月以行政命令启动，旨在整合联邦机构研究资源，将AI工具用于科学发现与能源项目。参与企业或已与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或与能源部及国家实验室开展现有合作。 同时，据美国能源部介绍，截至本周四（2025年12月18日）签署协议备忘录的合作机构，均已通过信息征询响应向能源部表达合作意向，或正与能源部及国家实验室开展创世计划相关项目。这24家公司包括（以英文首字母排序）：埃森哲、AMD、Anthropic、Armada、亚马逊AWS、Cerebras、CoreWeave、戴尔、DrivenData、谷歌、Groq、慧与、IBM、英特尔、微软、英伟达、OpenAI、甲骨文、PeriodicLabs、Palantir、ProjectPrometheus、RadicalAI、xAI、XPRIZE。（来源：科创日报） 5. 内部信曝TikTok美国方案，字节继续拥有算法知识产权 2025年12月19日凌晨，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发布内部信，对TikTok美国业务的最新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 依据内部信，未来TikTok在美国将由两个主体运营：一方面，由字节跳动全资控股的TikTok美国公司，继续承担电商、广告、市场运营等商业化业务；另一方面，新设立“TikTok美国数据安全合资有限责任公司”（TikTokUSDSJointVentureLLC），专门负责美国用户数据安全、内容审核等事务。字节跳动在新合资公司中持股19.9%，为最大单一股东。 此外，内部信还指出，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将负责算法安全方面的事务。字节跳动会继续保留TikTok算法的知识产权，并授权新合资公司使用该算法，同时会向新合资公司收取相应的授权费用。（文字来源：观察者网） 二、数据合规与个人信息保护 1. Meta承诺在《数字市场法》框架下为欧盟用户提供个性化广告的替代选项 （图片来源：欧盟委员会官网） 2025年12月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声明称，Meta承诺根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为欧盟用户提供个性化广告选择权。 欧盟委员会表示，认可Meta承诺为欧盟用户提供Facebook和Instagram服务的替代方案，以显示更少个性化广告，以符合《数字市场法案》DMA的要求。这是Meta社交网络首次提供这样的选择。 具体而言，Meta将为用户提供两种选项：同意分享所有数据并查看完全个性化的广告，或选择分享较少的个人数据以体验个性化程度较低的广告。Meta将于2026年1月向欧盟用户推出这些新选项。 此前，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4月认定Meta违反《数字市场法案》，并就用户选择权问题向后者发出不合规决定，此后，欧盟与Meta就此展开协商。（文字来源：IT之家） 2. 工信部通报24款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及SDK 2025年12月9日，工信部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对APP、SDK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工信部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24款APP及SDK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被通报的部分软件名单如下所示。 此次被通报的24款产品涵盖各类应用场景，涉及教育、工具、社交、娱乐、物流等多个领域，相关问题集中表现为未明示收集个人信息清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违规使用个人信息、APP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SDK信息公示不到位等。（图文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3. 澳大利亚16岁以下社媒禁令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实施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正式实施《2024网络安全修正案》，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的国家。这项被称为“全球最严”的政策要求Meta、X、YouTube、TikTok等社交巨头采取“合理措施”阻断低龄用户注册，违规平台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的巨额罚款。与此同时，法律明确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将监管重心完全压在平台企业身上。 该禁令的政策初衷源于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深度担忧。澳大利亚政府援引研究指出，社交媒体算法推送的有害信息与青少年抑郁、暴力倾向及网络成瘾高度相关。尽管多数家长对此表示支持，但禁令在执行首日便遭遇了技术与伦理的双重挑战。目前，如何精准核验年龄而又不侵犯用户隐私成为最大的技术瓶颈，平台方拟采用的面部扫描等手段已引发隐私泄露的担忧。 该禁令颁布后，部分平台质疑禁令会导致未成年人在“无账户状态”下浏览更不安全的内容，而澳政府则强硬回应将动态更新禁用名录。目前，该禁令已导致超100万个未成年账户被冻结，不仅重塑了社交媒体的内容生态，更在全球范围引发涟漪效应。丹麦、英国及新西兰等国正紧密关注其成效，并考虑跟进相关立法。（来源：法治日报） 4. 广东首例碳市场个人信息保护案落槌 2025年12月11日，《人民法院报》报道了广东首例碳市场个人信息保护案。 李某是某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碳交中心）的自然人会员，通过该交易系统进行广东省碳排放配额（GDEA）交易。2024年间，李某陆续接到多家陌生企业的电话和添加微信好友申请，沟通碳排放配额交易及开具发票事宜，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及会员身份。李某认为，某碳交中心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人披露其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侵犯了其个人信息权益。 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均认为某碳交中心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理由如下：首先，该信息披露行为具有法律依据。碳配额交易完成后，开具发票是法定义务，亦是交易闭环的关键步骤。买方获取卖方明确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是协商开票的前提。在买方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联系卖方时，某碳交中心作为交易平台向特定交易相对方披露卖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属于履行李某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不需要取得李某的同意；其次，该行为具有合同依据。李某在注册时已承诺遵守平台规则，相关《隐私政策》对信息披露情形已有明确约定，应视为双方合意；最后，该行为未对李某的民事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某碳交中心仅向与李某存在直接交易关系的五家企业披露了姓名和手机号，范围必要，目的限定，且李某未能证明该信息被用于无关用途或对其造成了实际损害。（来源：人民法院报） 三、反垄断与竞争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发布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以下简称《行为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于2025年8月23日至9月22日就《行为规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行为规则》，着力规范价格行为、推动公开透明、增强各方协同，构建良好平台生态。一是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细化实化监管要求，为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提供明确的价格行为指引，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二是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完善对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保护规定，明确平台经营者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三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落实明码标价制度，推动动态定价、差别定价等规则公开，规范免密支付、自动续期、自动扣款等服务，更好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行为规则》将于2026年4月10日起实施，为经营者留出必要的规范调整时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将组织主要平台经营者对照《行为规则》各项监管要求开展自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图文来源：新闻联播、国家发展改革委） 2. 欧盟启动对Google AI的反垄断调查，涉及平台数据训练及AI概览 2025年12月9日，欧盟委员会已启动正式反垄断调查，旨在评估谷歌是否通过将网络出版商的内容以及在线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 上的内容用于人工智能（"AI"）用途而违反了欧盟竞争规则。 调查将重点审查谷歌是否通过向出版商和内容创作者强加不公平条款，或为自己获取此类内容的特权访问权而扭曲市场竞争，从而使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者处于不利地位。 欧盟委员会担忧谷歌可能有如下两类违规行为： 一是调查谷歌是否利用网络出版商的内容，用于在其搜索结果页面上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AI 概览"和"AI 模式"），而出版商既未获得适当补偿，也无法拒绝其内容被如此使用。"AI 概览"会在自然搜索结果上方显示针对用户搜索查询的 AI 生成摘要，而"AI 模式"则是一个类似聊天机器人的搜索标签，以对话方式回答用户查询。欧盟委员会将调查 Google 生成"AI 概览"和"AI 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基于网络出版商的内容，却未给予适当补偿，且出版商若拒绝就将面临无法使用 Google 搜索的风险。事实上，许多出版商依赖 Google 搜索获取用户流量，他们不愿冒险失去这一渠道。 二是调查谷歌是否利用未经适当补偿创作者且未提供拒绝其内容被如此使用的选择权的情况下，YouTube 上上传的视频及其他内容被用于训练谷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视频创作者在 YouTube 上传内容时，有义务授权谷歌将其数据用于包括训练生成式 AI 模型在内的多种用途。谷歌既未因使用内容向 YouTube 创作者支付报酬，也不允许他们上传内容时禁止谷歌使用相关数据。与此同时，YouTube 政策禁止其 AI 模型开发竞争对手使用平台内容训练自身 AI 模型。若调查证实上述行为属实，则可能违反欧盟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欧盟运作条约》第102 条）及《欧洲经济区协定》第54 条规定。欧盟委员会将立即优先开展深入调查。正式调查程序的启动并不意味着预先判定最终结果。 欧盟委员会已就此案向Google 及成员国竞争主管机关发出程序启动通知。反垄断调查没有法定截止期限。调查持续时间取决于多重因素，包括案件复杂性、相关企业配合欧盟委员会的程度，以及当事人行使辩护权的情况。（来源：数据法盟） 3. 欧盟委员会再度使用FSR“黎明突袭”调查中企 2025年12月10日，欧洲多家媒体报道，欧委会近期对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特木（Temu）进行了在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下的突袭检查，这标志着欧委会第二次根据所谓“外国补贴”对中企动用“黎明突袭”调查。 据路透社，欧委会发言人于10日证实，欧方近期确实对电商领域的一家企业开展了突袭检查。 2024年4月，欧方已在FSR下“黎明突袭”检查了一家中企。欧盟中国商会调研显示，欧盟FSR的实施涉嫌对在欧中企采取歧视性执法，对在欧中企经营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图文来源：易简财经、反垄断实务评论） 4.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12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成果宣介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一司副司长刘健介绍了制定《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的主要背景和考虑。 刘健谈到，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业态日益多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便利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平台经济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竞争特点。比如，规模效应、网络效应明显，头部平台企业易于开展跨界竞争、快速扩张，实现“赢者通吃”。又比如，平台企业作为“关键一个”，相对于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等“庞大一群”具有天然优势，具有制定规则、掌握数据、利用算法、分配流量的管理者属性。再比如，平台经济具有独特的商业逻辑和行为模式，涉及平台生态多方主体利益，如何科学划定行为边界更为复杂。 从监管实践看，平台经济领域垄断风险较为突出，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升，在此背景下，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目的是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风险识别、风险管理和合规保障，有效防范反垄断合规风险，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据他介绍，《指引》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各方期待，采取具体规则和8个风险示例相结合的方式，为平台企业提供务实管用的合规指导。（图文来源：反垄断前沿） 5. 新修改的将于2026年施行 据财联社2025年12月19日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修改（下称《规定》），明确不予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需符合的市场份额标准和其他条件，将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于2022年修改后建立一项新制度，规定对市场份额低于一定标准并符合相关条件的经营者，对其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不予禁止。 为明确上述市场份额标准和条件，稳定市场预期，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市场监管总局经审慎研究评估，并多方征求意见，制定出台具体规则——对固定或者限定转售商品价格的纵向协议，经营者在协议期间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5%，且协议所涉及商品的营业额低于1亿元的，不予禁止。对其他纵向协议，经营者在协议期间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15%的，不予禁止，无营业额条件。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官方解读，纵向协议涉及交易双方，影响上下游两个相关市场的竞争，因此只有交易双方均符合相关市场份额标准和营业额条件，协议才不会被禁止。存在一方不符合的情形即无法适用。由于纵向限制一般同时发生在品牌内的多个平行渠道，因此不能仅考察单一渠道或者主体对相关市场竞争的影响。《规定》明确，交易相对人为多个的，在同一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协议所涉及商品的营业额需合并计算后，再评估是否符合相应的市场份额标准和其他条件。 官方解读还提到，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行业特性，《规定》对特定行业、领域或者特定类型的协议，预留了专门规定的空间，并且明确特殊规定优先一般规定适用。目前，已有的特殊规定为。根据需要，市场监管总局视情研究制定其他行业或者领域的专门规定。（来源：财联社、反垄断前沿） 四、影视综娱行业法律与合规动态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微短剧主题“两个人才”强才行动 2025年12月8日至1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两个人才”强才行动之“讲好故事·赋能百业”微短剧繁荣创作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本次活动由广电总局人事司主办，广电总局研修学院承办，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支持协办，旨在围绕微短剧精品化创作、赋能千行百业、营造良好创作生态等行业关键问题，进一步加强“两个人才”工程入选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牵引与示范作用。26名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参加了活动。 活动坚持将出成果与出人才相结合，紧扣广电总局中心工作，聚焦微短剧行业在政策引领、配套服务、产学融合、改革转型、模式创新等方面的优秀实践案例，通过沉浸式调研西部电影集团、曲江影视、丰行文化、卓渊影视、文无传媒、星光映美、陕西芒果影视等国内头部微短剧制作机构，近距离考察渭南桃花源、十里沣河、造梦工厂等微短剧影视拍摄基地，与陕西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同志、行业专家、广播电视媒体单位和头部微短剧机构的负责人、主创代表，围绕推动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座谈交流，为人才与行业搭建起信息沟通、思维联通、资源互通的平台桥梁，激活人才引擎动能，让人才政治定力更强、转型能力更强、创新素养更强。 为进一步推动行业高层次人才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与微短剧产业双向赋能，活动根据人才所属界别和专长领域，围绕微短剧内容创作、经营创新、赋能百业三大主题，组织领军人才结合收获完成调研简报，为推动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参加活动人才一致表示，通过本次“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活动，对微短剧行业生态有了具象化的全面体悟，对主力军挺进主战场、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发挥广电禀赋优势，让微短剧这一新大众文艺业态助力自身创新实践、实现双向赋能，有了新的思考，对广电视听产品如何赋能经济产业发展，获得了有益的思路启发。（图文来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 2025中国电影票房突破500亿元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2025年12月13日14时30分,全年总票房已达500.03亿元，总人次为11.94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409.52亿元，国产影片份额为81.90%。全年票房过亿元影片50部，其中国产影片33部，外国影片17部。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哪吒之魔童闹海》154.46亿元、《唐探1900》36.12亿元、《疯狂动物城2》33.50亿元、《南京照相馆》30.17亿元、《731》19.43亿元。（来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3. 2025年度第十三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院线电影） 2025年12月19日，国家版权局公布2025年度第十三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相关网络服务商应对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重点作品采取以下保护措施：直接提供内容的网络服务商未经许可不得提供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作品；提供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商应当禁止用户上传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作品；相关网络服务商应当加快处理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作品权利人关于删除侵权内容或断开侵权链接的通知。 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应当对本地区主要网络服务商发出版权预警提示，加大版权监测监管力度。对于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的，应当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图文来源：国家版权局） 4. 2025年“视听中国”优秀短视频征集展示系列活动成果发布仪式在沈阳举行 2025年12月20日，2025年“视听中国”优秀短视频征集展示系列活动成果发布仪式暨“视听中国—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短视频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冬，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承，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楚天运出席。 2025年“视听中国”优秀短视频征集展示系列活动共收到短视频作品2万余件，内容涵盖民族团结、生态文明、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国际传播等方面，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一是奏响新时代昂扬主旋律，围绕重大主题和重要节点，创作推出更多优质主题短视频作品。二是讲好鲜活生动中国故事，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萃取题材，使短视频有流量更有质量，聚人气更聚人心。三是赋能千行百业，坚持“技术+艺术”，创新表达方式，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作为。发布仪式后，由辽宁省广电局、文旅厅、体育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广电局、吉林省广电局、黑龙江省广电局、江苏省广电局、浙江省文旅厅、湖南省广电局举办的“视听中国—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短视频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人民日报社、中国外文局有关单位，广电总局有关直属单位，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等省（区、市）广电局，辽宁省直有关单位、各地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代表，相关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图文来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