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红辉，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为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近年来，他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司法厅联合评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先后获评“仙桃市第二届新时代十佳天平卫士”“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调解能手”“办案先锋”等荣誉称号。 一张白纸，一支中性笔，三个小时的“拉锯战”。秦某盯着面前画满表格、箭头和数字的“作战图”，终于点了头：“何法官，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 这是仙桃市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何红辉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的现场。这样的“画图算账”，只是他近40年法院生涯里无数个调解场景之一。自1988年进入仙桃法院工作以来，春秋更迭，他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基层法治事业；寒来暑往，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纷争；初心不改，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成为了群众交口称赞的“贴心人”“解忧人”。 如我在诉 把群众的“烦心事”当“心头事” “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更是当事人的人生，承载着百姓心中的期盼。”在回访案件当事人汪大娘时，何红辉感慨道。 2024年5月，张某在回家路上被谢某撞倒在地，入院治疗多日。张某早年离异，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其子聪聪年仅8岁，其母汪大娘已过古稀之年。为让儿子张某安心养伤，汪大娘多次找谢某索赔未果，无奈之下来到仙桃法院寻求帮助。 “大娘，您别急。这个情况咱们可以通过鉴定把赔偿标准定下来，我先给您写个材料清单。”接待室里，何红辉一边递过一杯温水，一边宽慰疏导汪大娘的情绪，他俯身向前，耐心在纸上写下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一项一项解释清楚。送走汪大娘后，何红辉立刻拨通了谢某的电话。 “你看看他们家的实际情况，于法于理于情，你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可到现在你一直不闻不问，说不过去。” “既然到了法院，那你们就判，你们判多少我就赔多少。”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却传来了冰冷的声音。 面对谢某强硬的态度，何红辉没有就此作罢。一周时间里，他多次上门，从法律责任到人情道义，从赔偿标准到拒不履行的后果，何红辉一直用耐心和细心引导其认识到自身过错，积极面对问题，商量赔偿事宜。 “做调解工作就是要有耐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要真真切切把当事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办。”何红辉说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某的态度终于软化，汪大娘和张某拿到了应得的赔偿款。 2024年12月，仙桃法院根据该案原创的微视频《种子》获评最高人民法院“金法槌奖”。 “要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事来办。”何红辉正是用这样的“如我在诉”意识，让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在每一起案件中交汇。 将心比心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算得清” “有些案子法律关系复杂，但只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拆解，用他们看得懂、听得进的方式去沟通，再乱的结也能找到头绪。”何红辉说道。 炎炎夏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追尾让两家人焦头烂额。秦某驾车与胡某营运车辆相撞，交警认定秦某全责。可停运损失谁赔？按什么标准算？双方在调解室里“杠”上了。 “我的车是营运车，停一天就少一天收入，这账你得认！”胡某拍着桌子。 “我是借朋友刚买的二手车，还没上牌呢，凭什么找我？找车主去，找保险公司去！”秦某也憋了一肚子火。 当事人、案外人、保险公司，关系乱成一团麻。何红辉不慌不忙，先把两人分开“背靠背”做工作，安抚情绪、讲清法律责任。等双方稍微冷静下来，他撸起袖子，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白纸铺开，俯身下去，提笔就开始画。 “来，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先画了个表格，左边一栏是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右边一栏是停运损失的计算依据。日均流水、维修天数、责任比例……箭头画来画去，数字一行行列下来。调解室里安静下来，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胡某凑过来眯着眼看，秦某也悄悄往前挪了挪凳子。何红辉一边写一边抬头看看两人：“这儿，医疗费有票据对吧？误工费按这个标准……停运损失咱们按实际天数算，不冤枉谁，也不少算一分。” 三个小时过去了，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表格、箭头和数字，像一张精细的“作战图”。秦某盯着那张纸，搓了搓手，终于点了头：“何法官，您这账算得明明白白，我认。”当场转账7万元，胡某紧锁的眉头也松开了。 “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想不服都难。”该案代理律师感慨道。何红辉直起腰，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笑着说了句：“算清楚了，大家心里才踏实。” 一张白纸、一支笔、三个小时的“画图论证”，何红辉把冷冰冰的法条变成了暖融融的明白账。公平正义，就这样在纸面上“看得见、算得清”。 事了人和 在烟火气里护一隅安宁 “在司法办案中要兼顾法理与情理，促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这是何红辉常挂在嘴边的话。 2024年12月，刘某驾驶电动车与张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刘某住院治疗20天，构成十级伤残。张某的摩托车未投保交强险，双方因13万余元赔偿款争执不下。 “没保险就想赖账？” “我又不是不赔，只是13万也太多了！” 接待室里火药味十足。何红辉果断采取“背靠背”方式组织调解。 “老张，交强险是强制险，没买就得自掏腰包，该承担的咱们还是得承担起来……” “小刘，你先消消气，老张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个赔偿数额确实有点高了，咱们按标准逐项核一遍，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长达5个小时的反复协调，双方达成一致，张某当场支付7万元赔偿款。 类似案件，面对不同当事人，解纷的突破口各不相同。2026年7月，肖某驾车与搭乘电动车的赵某相撞，赵某十级伤残。受理案件后，何红辉发现赵某已至耄耋之年，重心不是在公堂上争对错，而是让老人安享晚年。 “发生这样的意外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你们着急的心情也能理解，咱们争取调解解决，早日拿到赔偿款，安心把老人身体调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事故已经发生，您的车辆购买了保险，大部分损失可以由保险承担。对方年事已高，身体恢复慢，于情于理都应给予合理补偿。” 在何红辉的耐心劝解下，各方放下对立情绪，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一次性给付赵某4万7千元赔偿款。 拿到赔偿那天，赵某的儿子专程打来电话致谢：“何法官，我爸一直念叨您的好，说您是个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好法官。” 这些案件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却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何红辉以实质解纷为原则，将法律的理性与司法的温情融合于每一个细节之中，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他办案时，每一个细微环节都体现着司法的关怀，传递着法治的温度。他在岗位上的坚守，筑牢了司法为民的坚实根基，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位当事人的心里。”仙桃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刘宏说道。 从汉江中院的部署指导到仙桃法院的落地落实，从理念引领到一线实践，何红辉的调解故事并非孤例。春去秋来，岁月为证；时光荏苒，初心如磐。如今，何红辉依然坚守在审判一线，像他在那张纸上画下的线条一样，一笔一画、踏踏实实，继续书写着一名人民法官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窗外是烟火人间，案头是未完的调解笔录，属于他的故事，还在继续。 来源：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宝宝身高不达标？用我们的益生菌，有数据、有案例！”“萎缩性胃炎别担心，按周期调理，肯定有效！”……当您听到商家这样信誓旦旦的承诺时，是否会心动？然而，这些看似专业的健康方案，背后可能隐藏着消费陷阱。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对孩子成长、家人健康的焦虑心理，将普通食品包装成“灵丹妙药”大肆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高额消费。日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轻信商家虚假承诺而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以案明法助力规范食品经营宣传行为，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听信功效承诺一年消费二十余万 2024年4月起，林某因家人及自身健康需求，频繁在某母婴店消费。在此期间，母婴店经营者朱某针对林某孩子的鼻炎、身高、情绪问题以及林某本人的萎缩性胃炎等情况，持续推荐多种益生菌、复合粉、咀嚼片等产品，并宣称这些产品具有治疗、调理功效，甚至承诺“肯定有效”，并以“门店大量成功案例”进行佐证。当林某反馈产品未见效、想停用时，朱某便以“调理需要时间”等话术劝导，进一步诱导其持续消费。基于对朱某的信任，林某在一年内累计消费高达20余万元。后因产品始终未产生母婴店宣称的效果，林某要求退款遭拒，遂以消费欺诈为由将母婴店诉至吴中法院，要求退还部分货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普通食品妄谈疗效构成消费欺诈 吴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母婴店的行为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某母婴店向林某出售的各类产品均属于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传其具有治疗疾病、调理身体的功能。然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见，母婴店经营者在销售过程中主动、反复地使用“治疗鼻炎”“改善情绪”“成功案例”等肯定性言辞，对产品功效作出明确承诺。其行为已远超一般营销话术范畴，构成对产品特定功效的虚假宣传。母婴店明知产品真实属性，却刻意模糊普通食品与药品、保健品的界限，虚构产品疗效，导致不具备专业辨别能力的消费者林某陷入错误认识，并进行了远超合理范围的巨额消费，母婴店的欺诈行为与林某的消费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母婴店构成消费欺诈，依据的规定，判决其退还林某部分货款，并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某母婴店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三者法律定位截然不同，普通食品严禁宣称疾病治疗、疾病调理功效，刻意混淆边界实施虚假宣传，将落入消费欺诈的法律评价范畴。法官在此提醒，商家开展经营宣传应当守住法律底线，区分正常营销话术与虚假功效承诺，切勿对普通食品作出“保证有效”“能够治病”确定性功效表述，否则将面临退一赔三的法律后果。广大消费者面对养生保健类推销要保持理性，认清普通食品不具备治病调理功效，不要被焦虑营销裹挟，消费过程中注意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录音等证据，遭遇消费欺诈时，依靠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供稿丨王尧昕 编排丨陶萌璘 审核丨徐 澄

法 官 说 法 西 宁 晚 报 租车骗钱“两头骗”案件的定罪与防骗 【案件介绍】 2023年8月底，被告人周某某使用其本人身份信息从济南某汽车租赁公司处租赁一辆黑色轿车并签订租赁合同。9月5日，周某某谎称该车辆系王某所有，并伪造所有人为王某的车辆登记证及行车证，以王某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与被害人马某签订汽车质押合同，将租赁的奔驰轿车抵押给马某使用，马某遂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周某某支付借款16.8万元，周某某将钱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和日常消费。同年10月，租期届满后租车公司通过定位将奔驰轿车自行取回，截至案发周某某未向马某偿还任何借款，造成马某经济损失16.8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查明，周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先租赁车辆后抵押借款的方式骗取钱款，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周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马某经济损失16.8万元。 杨欣如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二级法官 【法官说法】 “租车两头骗”的案件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但是关于被害人的认定、案件的定性、犯罪数额的认定等问题仍颇有争议，本案的裁判要点可以为同类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一定参考价值。一、周某某租车后再抵押借款的行为是否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是否侵害新的法益，是判断后行为可罚或不可罚的标准。本案中，周某某租赁车辆后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向借款人虚构车辆为其所有并抵押借款，造成借款人16.8万元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侵犯新的法益，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二、关于本案的定性。周某某基于一个犯罪目的（获取财物），实施了前后两个诈骗行为，周某某的租车行为是手段，抵押车辆变现是目的，故应将其犯罪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按照牵连犯原则择一重罪，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三、关于本案的被害人。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车公司已通过安装的定位装置将车辆找回，租车公司没有受到损失，周某某伪造车辆登记证书骗取马某借款16.8万元，案发前没有归还借款，抵押车辆亦被租车公司收回，马某遭受了现实意义上的经济损失，应当认定为本案被害人。 【法官提醒】 “租车两头骗”案件屡见不鲜，给被害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亦扰乱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不法分子往往先以真实身份租赁车辆，随即再利用伪造的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等材料将车辆“包装”成自有财产进行抵押借款，得款后迅速隐匿，致使租车公司与借款人双双陷入困局，尤其是不法分子将钱款挥霍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往往难以追回，因此无论是租车公司还是民间借款人，在交易前务必提高警惕：不仅要核实对方身份证件，更应通过“交管12123”App或前往车管所窗口，亲自查询车辆的真实权属与抵押状态；对于抵押借款，切勿因“高息回报”或“手续简便”而放松审核，要重点查验证件的真伪，并坚持采用银行转账等留痕方式支付钱款。希望大家能筑牢防范意识，审慎核查抵押借款资料，让骗子无处遁形，共同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刊登于2026年6月17日《西宁晚报》第7版

引言 最后陈述是指，法庭辩论终结时，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顺序，依次征求他们的最后意见。除了“坚持诉讼请求、答辩意见”的常规话术之外，这一环节是当事人陈述权的重要保证，每位律师都应该抓住这次表达的机会，加深法官印象，争取案件优势地位。 在笔者看来，如果律师在最后陈述环节仅表达“判如所请”“驳回对方诉讼请求”之类的程序性语言那就错失了一次强化己方观点，影响法官自由心证的重要机会。如果是在法官不急于奔赴下一场庭审的情况下，笔者建议，每位律师都应该认真对待最后陈述。具体而言，可以在最后陈述环节中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表达的核心和重点，从而更好地说服法官。 1、最后陈述的表达技巧 1． 查缺补漏，及时修正庭审中的错误和问题 在对方证据突袭的情况下，如在质证过程中我们未能及时作出回应和补充，抑或回应欠妥存在错漏，可以考虑在最后陈述环节用最简单的话进行补充和修正，从而防止法官被错误观点先入为主，将其锚定为案件事实。 2． 总结庭审陈词，突出重点 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我们需要用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和法律适用逻辑自圆其说，说服法官。而最后陈述环节，就可以用来总结、强化己方核心论点。 例如笔者代理的一起离婚二审案件中，购房款由我方当事人母亲在婚前和结婚登记当日全额支付，购房合同系我方和被告双方一同签署，诉讼前，该房产尚不具备办理过户登记条件。故一审法院仅判决该房屋由我方使用，但并未处理所有权归属问题。在一审诉讼期间，该房产已被开发商告知能办理所有权登记。二审中，我方便详细举证该房产出资来源、该房产已能够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现实情况。此外，笔者还在法庭辩论环节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77 条的理解与适用，用以说明最高法提出的“购房款已经全额支付，在房屋所有权法律关系比较清晰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所有权权属和分割问题予以处理”的观点，希望法院在本案中就该房产归属问题作出处理。 在最终陈述环节，笔者将本次庭审中的核心意见进行总结如下“案涉房产由我方母亲出资购买，系对当事人本人的赠与，全部购房款均已支付完毕，且根据最高法观点，该房产权属问题足以在本案诉讼中予以处理，为避免诉累，恳望贵院判决案涉房产为我方个人财产，全部权利归我方所有”。最终，该案二审改判，二审法院认定该房产的全部合同权利归我方所有。我方当事人也无须再因悬而未决的房产权属问题另行提起诉讼。笔者认为，这次全面、重点突出的总结陈词，也为本案的成功改判，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3．对案件进行升华或延伸，突出类案的社会影响 相较于法庭调查中的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中的言词辩论。法律并未对最后陈述的内容作出严格的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这一环节表达一些不适合在前两个环节输出的内容，例如案件的社会意义，类案的社会影响，跳出案件基本框架，适度升华，高屋建瓴。 例如笔者在代理的一起劳动争议中，我方当事人系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项目经理，在发放项目工资前，当事人需要在整个项目的员工薪资表上进行签字确认。用人单位在未按照惯例事先下发薪酬通知单的情形下，对调了当事人薪资结构中的绩效和基础工资的金额，实现变相降薪。当事人为履行项目经理职责在全体项目的薪酬表上签字，未能发现薪酬结构的数目变化。庭审中，双方就该签字确认行为的性质以及变动薪资结构是否构成降薪进行辩论。在最后陈述环节，笔者则不再赘述对争议焦点的回答，而是以用人单位利用劳动者履行职责的契机骗取签字行为对劳资关系的不良影响为切入点，从社会意义、价值层面进行总结陈词，从而争取让法官考虑类案的社会影响，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支持我方代理意见。 2、最后陈述的重要误区 1． 切忌长篇累牍，招致反感 最后陈述不是法庭调查，不得提出庭审中未涉及的新事实和新证据；也不是法庭辩论，不宜将辩论意见重复表达。每一次庭审都是对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如果在最后陈述环节还把之前庭审中反复强调过的点再搬出来，无疑会浪费所有诉讼参与人的时间，也招致法官反感。 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一定要学会用最简练的语言，清晰、重点突出地强化焦点问题。 2． 理性发言，切忌情绪化表达 不同于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最后陈述环节往往会坦诚认错，对自己认罪悔罪进行交代。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和律师在最后陈述中应以法律和事实论证为骨架，理性阐述理由。有理不在声高，每个观点的表达都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如果陈述中掺杂太多辱骂、人身攻击的情绪化言论，则有可能会被制止发言，更有甚者，被认定为扰乱法庭秩序，受到相关处罚。 3． 学会察言观色，根据法官的庭审特点把握发言节奏 诉讼过程中，遇到的法官不同，案件的审理方式和庭审节奏也会大相径庭。对于某些法官来说，每天案牍缠身，庭审追求的就是一个短平快，那么律师也要主动调整发言速度和节奏，每次开口力求精准，重点分明。对于一些庭审风格较为细致、严谨的法官，律师则可以在最后陈述环节有的放矢，作出简洁有力、逻辑清晰、具有高度社会意义的总结发言，从而给法官留下深刻印象。 3、结语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诉讼不光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最后陈述环节不应该沦为空中楼阁，而是应该成为律师有力表达的舞台，让信念和逻辑之花充分绽放。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为代理律师，我们要带着坚定的初心、必胜的决心和勇毅的恒心，抓住每一次发声和表达的机会，说服法官相信己方论点和故事，从而为当事人争取到更好结果。

近年来，二手奢侈品网络交易持续火爆，花小钱入手心仪奢包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选择，但交易纠纷也随之增多。本案中，承办法官在准确把握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组织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员对实物进行参考性查看，以协商方式高效化解争议。 送礼变“尴尬”：被盗奢包竟被鉴定为非品牌正品 此前，小马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在抖音某二手奢侈品直播间花6000余元下单了一款奢包，打算送给好友小木。可小木刚收到礼物没多久，家里就遭了小偷，这只奢包也被顺手牵羊。 幸运的是，公安机关很快抓到小偷，追回了所有被盗物品。为确定涉案财物价值，警方依法委托品牌方对该奢包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定其不属于品牌方授权生产、销售的正品。 从小木处得知结果后，小马既尴尬又气愤，认为自己被卖家欺骗，遂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要求按直播间“退一赔四”的承诺赔偿损失。 庭审陷入僵局：是“假冒商品”还是“配皮翻新”？ 庭审现场，双方各执一词。小马拿出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通知书，底气十足地说：“品牌方都认定是假货了，必须按承诺赔偿！” 而卖家小云却喊冤：“我早就说过这是‘配皮换新’的包包呀！除了主体和五金是原装，植鞣革和肩带都换过了，工艺与原装存在差异，品牌方按其内部标准判定为非正品符合正常逻辑，但与‘以假充真’的性质有别。”小云还补充，销售时平台合作的检测机构已经出过检验证书，自己压根没骗人。 小马承认知道是“配皮换新”包，但坚持品牌方的鉴定就是铁证。双方都确认涉案包包确是当初交易的那只，可一个说“假冒”，一个说“翻新”，案件瞬间陷入僵局。按照常规流程，只能重新委托鉴定机构检测，但法官了解到，翻新包的鉴定不仅耗时久，大部分机构还做不了，案件审理一时陷入两难。 承办法官审查后认为，品牌方鉴定主要解决“是否为品牌正品”问题，小马疑惑的是案涉包包是否从正品翻新过来的。考虑到翻新包的鉴定专业性较强，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数量有限、鉴定周期较长，若简单启动重新鉴定，不仅会让当事人承担额外费用与时间成本，鉴定结论本身也未必能直接对应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着手寻找更为高效的争议化解路径。 法官“探店”破局：线下验货打消所有疑虑 庭后，承办法官反复研判双方诉求。通过细致梳理双方陈述与证据，法官发现，小马的核心关切其实是怕“被骗了还蒙在鼓里”，希望弄清楚商品真实状况；卖家小云则表示自己本身从事二手奢侈品检验工作，包包系亲手翻新，对商品的正品源头有充分把握，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实物核查。两方诉求差异较大，但在“愿意通过专业方式确认商品溯源”这一点上具有共通性，存在以非诉讼方式化解争议的空间。 考虑到当地二手皮具行业从业人员较为集中、行业经验积累较为丰富，承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提议邀请熟悉行业的专业人员对实物进行参考性查看，作为双方达成共识的辅助途径。为保障程序的中立性与规范性，承办法官事先与双方就查看的对象、范围、意见的效力定位等进行充分沟通，明确该意见仅作为双方协商参考，不替代司法鉴定的法律效力。该程序经双方明确同意后，在线下门店开展。 行业从业人员对涉案包包逐项查看后表示，从工艺特征看，该包确为在正品商品基础上经植鞣革更换、肩带替换处理后的二手翻新商品，与卖家陈述基本一致。承办法官同步对查看过程予以记录，并就行业从业人员意见与品牌方鉴定意见之间的关系向小马作了详细释法，说明两类意见的鉴定对象、判断标准并不相同，并不必然相互排斥。相关意见为双方达成共识提供了参考。小马在了解商品实际状况后，对交易性质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当即通过诉讼平台提交撤诉申请。 法官提示：二手奢包交易，这些坑要避开！ “‌假冒”奢包，一般是指在‌未经品牌方授权‌，非法复制原版奢包设计、商标及工艺的包袋产品，其目的是以假乱真、误导消费者，并通常以远低于正品的价格销售；“翻新包”则是指通过专业手段对使用过的正品奢包进行修复、清洁、补色、更换配件等处理，使其外观和功能恢复接近原始状态的二手商品。两类商品虽然存在区别，但翻新行为本身仍受相关法律法规约束。法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 经营者应当做到： 1.明确标注翻新包与原装包，不得模糊概念，严禁以翻新包冒充正品； 2.全面、如实披露翻新细节，包括原装保留部位、更换配件类型（如植鞣革、肩带等）、维修工艺及翻新程度； 3.主动向消费者出示检测报告，全程留存沟通、验货、交付等环节的证据，杜绝信息隐瞒。 消费者应当注意： 1.购买前充分了解二手奢侈品交易常识，与经营者充分沟通、明确商品状况，避免事后纠纷； 2.区分商品真伪鉴定与商品翻新程度评估，二者鉴定主体、鉴定方法、适用情形存在差异，应结合具体争议性质合理判断； 3.保留直播宣传、聊天记录、检测证书等凭证，发生纠纷时依法举证。 二手奢侈品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买卖双方诚信履约、平台积极履职、司法依法引导。希望各方主体共同努力，让市场交易越做越规范。

一、前言 在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法官围绕合同解释、违约金调整、损失认定、责任比例划分、举证责任分配等核心问题，依法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是实现个案公正、平衡当事人利益的重要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因裁量标准不一、裁量依据不足、裁量结果明显失衡，导致裁判结果偏离公平正义，损害司法公信力。 再审程序作为纠正生效裁判错误的终局性程序，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尤为关键。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通过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对合同案件中明显不当、滥用、怠于行使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是维护司法统一、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再审纠错价值的重要路径。本文立足检察监督实务，结合现行规范与典型案例，对合同纠纷再审中自由裁量权监督的边界、标准、方式及裁判逆转规则展开分析。 二、合同纠纷自由裁量权检察监督的规范基础 检察机关对合同案件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并非干预审判独立，而是对明显违法、明显不当、明显不公的裁量行为进行法定监督。其规范依据主要包括： 1. 将“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作为再审事由，为监督自由裁量失当提供直接依据。 2.、 确立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与再审检察建议权，构建起刚性监督与柔性监督并行的制度体系。 3. 进一步细化监督范围、审查标准与程序要求，明确将自由裁量权行使明显不当导致裁判错误的情形纳入监督范围。 4.《民法典》合同编及相关司法解释 划定自由裁量权的法定边界：违约金调整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可得利益损失遵循可预见性、减损规则、过失相抵、损益相抵；合同解释遵循文义解释优先、体系解释补充、诚信原则兜底的顺位规则。 三、合同案件应予监督的自由裁量权失当典型情形 结合合同纠纷高频争议点，实践中应当监督、能够逆转的裁量失当主要集中于以下类型： （一）违约金调整明显失当 法官未审查守约方实际损失、违约方过错程度、合同履行情况，仅凭主观判断大幅调高或调低违约金，违背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的司法政策，属于典型裁量不当。 （二）可得利益损失认定违法 在房屋买卖、建设工程、买卖合同等纠纷中，房屋差价、预期利润、履行利益损失依法属于可预见损失，但部分法院以“无法确定”“不属于直接损失”为由不予支持，构成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举证责任分配违法 将合同是否履行、价款是否支付、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等依法应由一方承担的举证责任，错误转移给相对方，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四）合同解释违背条款本意 无视合同明确约定，进行扩张解释、限缩解释或曲解文义，导致一方承担不合理责任。 （五）责任比例划分显失公平 在双方违约、过错混合情形下，无充分事实依据对责任比例作出明显失衡划分，使守约方承担过重责任。 （六）损失计算标准适用错误 利息、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起算点、抵充顺序等计算违反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型裁量失当。 上述情形均属于检察机关重点监督、可推动再审、可实现逆转的裁量错误类型。 四、检察监督的方式与裁判逆转效力 检察机关对合同案件自由裁量权监督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均具备直接推动案件逆转的法律效力： （一）抗诉（刚性监督） 由上级检察院向下级法院的上级法院提出，法院必须在30日内裁定再审，不得驳回。适用于裁量严重违法、事实认定错误、裁判结果严重不公的案件。抗诉必然启动再审，是实现裁判逆转最有力的方式。 （二）再审检察建议（同级监督） 由同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法院应当在三个月内审查并书面回复，符合条件的应当启动再审。其优势在于程序高效、同级纠错、便于矛盾化解，在合同纠纷裁量监督中适用广泛。 无论是抗诉还是再审检察建议，一旦被法院采纳，均会产生撤销原判、重新审理、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法律效果，即实现裁判逆转。 五、实务典型案例：自由裁量失当监督与逆转 （一）检例第156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可得利益损失监督案 1. 基本案情 开发商一房二卖，守约方主张房屋差价损失，原审法院以交易价格偏低为由，酌减违约赔偿，未支持差价损失。 2. 检察监督理由 房屋差价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可预见的履行利益损失，依法应予赔偿，不属于法官可随意排除的裁量事项。原审自由裁量明显不当，结果显失公平。 3. 监督结果 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并启动再审，最终足额支持差价损失，案件实现实质性逆转。 4. 实务意义 明确可得利益损失并非法官可自由裁量不予支持的事项，对同类案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发布案例：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腾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抗诉案 1.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某市国土资源局）与腾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腾某公司向该局缴纳了3000万元土地出让金，但剩余2520万元一直未支付。在多次催收无效后，2017年1月，该局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腾某公司支付余欠的土地出让金和违约金。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延迟支付款的1%向国土部门缴纳违约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违约金明显高于土地管理部门的实际损失，应依法予以调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2. 检察监督理由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较普通民事合同有其特殊性，每日按延迟支付款的1%缴纳违约金的规定，源于国务院等法规。违约金标准定得高，其目的在于通过惩罚加强土地市场调控，提高土地利用率。该违约金不属于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一审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 3. 监督结果 某市检察院提请某省检察院抗诉。某省检察院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某省高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4. 实务意义 明确土地出让合同违约金非法定酌减事项，法官无正当理由不得滥用裁量调减；检察机关以抗诉刚性监督，是维护国有资产与公共利益。 六、实务难点：合理裁量与明显不当的区分 判断一个合同纠纷是否具备监督条件和逆转可能，最重要且具有难度的就是判断原审判决到底是合理裁量还是明显不当。合理裁量一般是原审法院在法律框架内、基于证据、符合常理、结果相对公平的裁量，这种案件检察机关不予监督。而明显不当包括无法律依据、无事实基础、结果严重失衡、违反类案尺度、违反诚信原则，检察机关必须监督。 检察机关不替代法官裁判，只纠正越界的裁量，确保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只有在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坚持谦抑、有限、精准原则，尊重法官在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裁量，仅对裁量权明显越界、明显违法、明显失衡的情形启动监督”的监督理念的基础上，才能合理使用监督程序的权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 七、结语 合同纠纷中的自由裁量权监督，是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场域。检察机关通过精准识别裁量明显不当情形，依法采取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再审程序启动，实现裁判结果逆转，既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促进裁判尺度统一，更保障合同交易秩序与司法公信力。 对当事人而言，在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后，以自由裁量明显不当为核心理由申请检察监督，是实现权利救济的关键路径。

编者按：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形式，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其规范性不足导致纠纷频发，影响当事人权益与社会经济秩序。湖南高院开设“民间借贷一本通”专栏，为群众避坑支招，为市场主体规范交易提供指引，共同守护民间金融领域法治秩序 。 恋爱中的经济往来，总是夹杂着甜蜜与模糊，一句“我先用下，回头还你”，一笔520、1314的特殊转账，藏着心意也可能埋下纠纷。一旦感情生变，昔日的金钱付出究竟是借款还是赠与？分手后能否要求返还？本期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为您解读情侣借贷纠纷的裁判要点。 典型案例 01、特殊意义转账归赠与，明确还款意思认定为借款 周某与邱某曾为情侣，相处期间周某多次向邱某转账。其中邱某曾发送“老公，转1300给我，等下去上班就转你”“我用下”等消息，周某随即转账1300元；同日周某另转5000元，邱某回复“爱你，等下给你哈”；5月20日周某转账5200元、1314元；邱某又以生病打针为由向周某借1000元。周某累计转账13814元，因邱某未还款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邱某多次作出“拿到工资就给你”“等下给你哈”等还款意思表示，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但5200元、1314元系特殊日子的特殊意义转账，属于表达爱意的赠与，不能认定为借款。最终判决邱某偿还周某借款7300元。 02、无借贷合意难认定，仅有转账凭证不足证明系借款 王某与戴某曾为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双方相互转账，王某转款19万余元，戴某转款14万余元，无任何债权凭证。分手后王某要求戴某偿还19万余元，庭审中双方认可大部分转账已抵扣，仅对68900元存在争议。 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聊天记录中“借1万5出来”“利息多少的”等内容，可认定该1.5万元达成借贷合意；剩余款项王某未能举证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也无借款期限、利息等约定佐证，无法认定为借款。最终判决戴某归还王某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 法官解读 李晶，娄底中院研究室副主任 厘清“爱情账单”，把握两大核心要点 处理情侣间民间借贷纠纷，核心是严格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要件，结合举证责任和款项性质综合判断，具体要点如下： 1. 借贷关系成立，需同时满足合意+交付 根据法律规定，借款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双方具有明确的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借款为前提。情侣关系下经济往来复杂，更需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主张借款的一方，需举证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及实际给付借款，仅有转账凭证无其他佐证的，难以认定为借款。 2. 款项性质区分，结合场景与意思表示判定 无明确约定时，特定时间（情人节、纪念日、生日等）、特殊意义金额（520、1314等） 的转账，以及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款项，推定为情侣间表达感情的赠与；若一方有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另一方作出还款承诺的，应认定为借款。 相关法律依据：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温馨提示 恋爱虽美好，金钱往来需理性。情侣之间涉及经济往来，尤其是大额资金交付时，应增强法律意识，通过聊天记录明确款项性质、转账备注注明“借款”、签订书面借据等方式留存证据，清晰界定借款与赠与，避免感情消散后，因“糊涂账”引发不必要的财产纠纷。

案情简介 A公司生产电机，B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A公司采购电机。起初，由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与A公司员工进行联系，后为方便沟通，朱某邀请双方员工建立微信群聊咨询、沟通采购事宜。某日，A公司员工发送一份加盖A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商品购销合同给朱某，要求其确认回传。随后，朱某将该份文件转发至微信群聊，并指示B公司员工盖章回传。B公司员工遂根据朱某要求加盖B公司合同专用章后将合同文件发送至微信群聊中。 经查，该商品购销合同除了约定所采购电机的数量、单价、付款方式等外，还在附则条款载明：“A公司承担产品品质的法律责任，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个人对支付A公司货款承担法律连带责任。”合同下方加盖A、B公司合同专用章。后因B公司未支付货款，A公司诉至法院，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11万余元，并要求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对货款没有异议。但是我只进行前期沟通下单，没有参与最后签订合同的环节，不清楚合同中附则条款的内容。我本人没有在合同上签名，就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A公司：在合同签订前，我们有与朱某协商，要求他对B公司债务进行担保，所以我方在合同中增加了附则条款。在合同发送后，朱某没有提出异议还指示B公司员工盖章回传，说明他同意担保，现在朱某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同安法院经审理认为，保证人需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是存在明确的保证意思表示。本案中，A公司主张系与朱某协商经其同意后才在合同中增加附则保证条款，但未能提供证据；主张朱某知晓合同内容，未提出异议且指示员工盖章回传即视为认可合同条款，但自认合同签订时未对保证条款进行提示，亦从未要求朱某本人签名，故朱某指示员工在合同加盖B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足以表示朱某个人对合同中保证条款的认可。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认朱某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A公司主张朱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利之后果，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B公司支付A公司货款11万余元，驳回A公司关于要求朱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 ✦ 规定：“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证，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故保证合同为要式合同，包括以下三种形式：1.书面保证合同；2.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3.第三人的书面允诺。法律之所以对保证合同要式性进行规定，主要考虑到保证责任是对保证人苛以的无偿、不利责任，避免保证人轻率对待自己可能负担的不利益，兼具警示功能和证据功能。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B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未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其指示员工加盖公司印章代表公司的意志，并不能当然延伸至其个人，A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朱某个人具有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合同附则保证条款对朱某不产生约束力，A公司要求朱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 需要注意的是，口头保证不能构成法律上的保证。若第三人仅以口头形式进行担保，一旦发生纠纷，口头形式协议可能会因缺乏证据效力而难断是非。在此也提醒大家，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详细约定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的方式、保证担保的范围等条款，并由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字确认，特别是约定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当要求法定代表人个人书面确认，以便发生争议时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第四百六十五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百八十一条 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 第六百八十五条 保证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保证条款。 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证，债权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

你以为的信用卡诈骗，是恶意透支、冒用他人信用卡…可如今，骗子的玩法早已升级，产业化协作、跨境化操作、与其他犯罪深度交织，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以下几个真实案例，为您揭开，信用卡诈骗“新马甲”下的真面目，帮助您识别风险，守护信用安全与财产安全 套路一、利诱招募“信用白户”，产业化骗贷套现 典型案例： 被告人张某、解某等人合谋实施信用卡诈骗，解某负责组织多名中介宣传利诱外省市“信用白户”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并带至上海申办信用卡。张某则通过设立几十家空壳公司为“信用白户”人员进行短暂缴纳公积金“包装”后，组织254人办理了13家银行的366张信用卡。信用卡获批后，该团伙通过POS机进行虚假交易、恶意透支套取资金，并与“白户”分赃。经审计，该团伙涉案未归还信用卡本金累计887.03万元。最终，张某、解某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二年。 法官说法： 本案是典型的产业化、链条式信用卡诈骗犯罪。其危害不仅在于造成银行巨额资金损失，更在于系统性侵蚀社会信用根基。部分不法分子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等渠道，以“零门槛、快速赚钱”为诱饵，招募社会闲散人员、在校学生等“信用白户”（无不良征信记录人员），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伪造在职证明、代缴短期社保公积金等手段，向银行提交虚假信息材料批量办卡。成功申请信用卡后，不法分子给予“信用白户”一定好处费，并通过POS机刷卡恶意透支的方式分赃牟利。上述成员间分工明确，已形成专人招募人员、虚构材料、代申请信用卡的规模化骗贷产业链。 法官提醒： 个人信用是重要的社会资产，绝不可为小利而出售或出租。任何声称“包装资质、代办大额信用卡”并许诺回报的，极可能是诈骗陷阱。建议金融机构加强科技风控应用，对“异地集中办卡”“短期社保关联多卡”“空壳公司集中代缴”等异常模式建立实时监测预警模型，从源头遏制批量欺诈。 套路二、非法获取境外信用卡信息，利用无卡交易漏洞实施诈骗 典型案例： 被告人陈某等人以其实际控制的2家空壳公司的名义获取3台可以无卡交易的手输POS机，利用该POS机仅需输入收款金额、客户银行卡号及卡片有效期等信息，即可完成预授权操作结算获取资金的便利条件，使用非法渠道购得180多张境外信用卡信息，在两个月内进行冒用盗刷410多次，实际成功结算资金达130余万元。陈某等4人最终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至七年不等。 法官说法： 在跨境支付场景中，境内外金融机构间的交易信息共享尚不充分，对跨境信用卡交易的异常检测标准不统一，给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境外持卡人的信用卡信息，利用POS机无卡交易、无卡预授权的操作机制，通过商场消费等方式套现。由于境外信用卡挂失止付与境内金融机构先行垫付存在时间差，犯罪团伙从而再利用该时间差快速通过多账户、多渠道进行拆分转账。 法官提醒： 建议金融机构严格审核开通“无卡交易”特别是手输交易功能商户的资质与真实需求，强化交易监控，对短时高频、大额无卡交易建立实时拦截机制。对于社会大众而言，需注意保护个人信用卡信息，不要直接将信用卡信息暴露给陌生商户，不点击来源不明的支付链接。尤其在境外网站消费时，应选择信誉良好、技术安全有保障、支付流程规范的交易平台，避免在来源不明、评价极少、无安全标识的网站输入信用卡信息。 套路三、与其他不法行为交织，致风险跨市场、跨行业传导 典型案例： 被告人宁某伙同他人，招揽10余人经“包装”后通过虚构首付款、刻意做高成交价等方式购买二手房，并向银行申请高于房屋市场总价的抵押贷款总额。在贷款下发后扣除房东实际应收房款，剩余款项由宁某等人瓜分，共涉及11套房屋贷款金额738.04万元。同时，宁某等人安排招募的人员向5家银行申领信用卡，由其将套现资金专门用于支付房产交易环节产生的各项税费，总额达575.47万元，以维系其骗贷流程的“表面合规”。宁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法官说法： 当前，信用卡诈骗已不仅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部分案件中呈现出与其他犯罪活动相交织的情况。以房产交易市场为例，部分不法分子对外招揽无还款能力、不满足购房条件但征信记录良好的人员并对其进行包装，以购买房屋为幌子，虚构相应材料套取银行贷款、申领信用卡额度。上述行为将风险从短期信用透支传导至中长期资产信贷领域，使银行面临巨大的不良贷款风险，造成风险跨产品、跨行业传导，危害面不断波及。 法官提醒： 建议金融机构以打破内部“信息孤岛”为突破口，构建客户综合授信与风险统一视图。在审核个人住房贷款等大额信贷时，实施更精细化的穿透式审查，将申请人同期在多行频繁申领信用卡、集中进行大额套现等异常行为，作为重要的风险预警信号。通过强化不同业务条线间的数据共享与联动核查，深入评估其整体负债意图与还款能力的真实性，切断利用信用卡资金“包装”骗贷的风险链条。 闵法君提醒 对金融机构与支付行业而言： 1、强化技术联防：升级风控模型，探索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空壳公司包装”“异地集中办卡”“无卡交易异常”等风险模式，实现事中实时拦截。 2、堵塞跨境漏洞：严格外币结算POS机准入，建立跨境交易专项监测机制，缩短欺诈交易处置时效。 3、贯通风险视图：整合信用卡、贷款等各业务条线数据，对客户实施统一授信管理和全景风险监测，防范风险跨产品传导。 对广大公众而言： 1、珍视个人信用：切勿将个人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出售、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警惕“信用白户”兼职、代办大额卡等骗局。 2、认清用卡本质：信用卡是消费信贷工具，非套现牟利工具。任何以“养卡”“套现”“刷流水”为名，贪图一时小利的操作，都可能涉及违法甚至犯罪，让自己沦为犯罪分子利益链条上的一颗棋子。 3、保护信息安全：不轻易透露卡号、有效期、验证码，定期检查账单，对不明交易立即联系银行核实，养成用卡好习惯。 法条链接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法条链接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条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当事人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执行法官联系不上。判决书早已生效，财产查封、款项追回却迟迟没有进展，明明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却始终找不到负责法官的踪影——电话打不通、留言无回音、人也难见一面。这种“失联”状态，不仅让人焦虑，更可能让权益陷入漫长的等待。 执行法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难找”。与诉讼阶段不同，执行法官需要频繁外出，查封财产、调查线索、协调多方事务，他们的身影往往出现在被执行人的公司、仓库甚至家门口，而非办公室工位。即便你手握法官的联系方式，也可能因他们随时可能外出而“石沉大海”。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通过微法院、执行热线等平台留言，也未必能换来及时回应。 面对这一困境，是否只能被动等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文将为你梳理三种高效联系执行法官的实用方法：从电话沟通的“运气博弈”，到线上留言的“静待反馈”，再到线下“精准蹲守”的策略，助你打破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壁垒。 执行方法 方法一，电联执行法官。执行案件立案之后，都会分配执行法官，每一位执行法官都有其各自独立的办公电话。可以通过拨打“区号+12368”、通过案号或者法官姓名取得承办法官的联系方式，电联沟通。但是诚如上述以及其他等各种原因，“执行法官电话”打不通好似成为行业共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除了需要法官分配的“运气”，还需要一点打电话时机的“运气”。一般来说，在上下班卡点拨打执行法官的电话的成功率比较高。 方法二，给法官留言。这个方法实践起来很快，效率因法官而异。现在全国的法院都在逐步实行“全国一张网"。每个案件，包括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都会进入“诉讼服务平台全国版”（简称“微法院全国版”），我们都可以通过微法院、进入具体的案件沟通窗口，给法官留言，法官都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文字、文件、图片等。另一种留言的方式，是通过每个法院的执行专线或者线下执行局窗口，给法官线上留言、线下纸质留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线上的留言效果会比线下好很多。 方法三：在执行局的法官值班日与法官直接沟通。这个成功概率最高、沟通效率最快。为便于案件的当事人和法官进行沟通，每个法院都会安排执行法官在执行窗口进行值班，排班时间约为一个月一次。值班排班表，会在每个法院的执行窗口进行公示，若有需要，可以根据排班表的日期，于执行法官值班当日去执行窗口咨询、沟通。一般执行法官会在值班当日坚守岗位为大家答疑。 结语 执行程序的本质，是让纸面的正义落地生根。而沟通，则是连接法律条文与现实行动的桥梁。当我们在电话里等待回音、在微法院中反复留言、在法院门口排队等候时，其实是在用行动诠释“权利意识”的觉醒——不轻言放弃，不被动接受拖延，而是以理性与坚持推动司法流程的齿轮。 正义不会因为沟通的延迟而缺席，但也不会主动敲响那些沉默的门。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当事人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执行法官联系不上。判决书早已生效，财产查封、款项追回却迟迟没有进展，明明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却始终找不到负责法官的踪影——电话打不通、留言无回音、人也难见一面。这种“失联”状态，不仅让人焦虑，更可能让权益陷入漫长的等待。 执行法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难找”。与诉讼阶段不同，执行法官需要频繁外出，查封财产、调查线索、协调多方事务，他们的身影往往出现在被执行人的公司、仓库甚至家门口，而非办公室工位。即便你手握法官的联系方式，也可能因他们随时可能外出而“石沉大海”。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通过微法院、执行热线等平台留言，也未必能换来及时回应。 面对这一困境，是否只能被动等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文将为你梳理三种高效联系执行法官的实用方法：从电话沟通的“运气博弈”，到线上留言的“静待反馈”，再到线下“精准蹲守”的策略，助你打破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壁垒。 执行方法 方法一，电联执行法官。执行案件立案之后，都会分配执行法官，每一位执行法官都有其各自独立的办公电话。可以通过拨打“区号+12368”、通过案号或者法官姓名取得承办法官的联系方式，电联沟通。但是诚如上述以及其他等各种原因，“执行法官电话”打不通好似成为行业共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除了需要法官分配的“运气”，还需要一点打电话时机的“运气”。一般来说，在上下班卡点拨打执行法官的电话的成功率比较高。 方法二，给法官留言。这个方法实践起来很快，效率因法官而异。现在全国的法院都在逐步实行“全国一张网"。每个案件，包括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都会进入“诉讼服务平台全国版”（简称“微法院全国版”），我们都可以通过微法院、进入具体的案件沟通窗口，给法官留言，法官都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文字、文件、图片等。另一种留言的方式，是通过每个法院的执行专线或者线下执行局窗口，给法官线上留言、线下纸质留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线上的留言效果会比线下好很多。 方法三：在执行局的法官值班日与法官直接沟通。这个成功概率最高、沟通效率最快。为便于案件的当事人和法官进行沟通，每个法院都会安排执行法官在执行窗口进行值班，排班时间约为一个月一次。值班排班表，会在每个法院的执行窗口进行公示，若有需要，可以根据排班表的日期，于执行法官值班当日去执行窗口咨询、沟通。一般执行法官会在值班当日坚守岗位为大家答疑。 结语 执行程序的本质，是让纸面的正义落地生根。而沟通，则是连接法律条文与现实行动的桥梁。当我们在电话里等待回音、在微法院中反复留言、在法院门口排队等候时，其实是在用行动诠释“权利意识”的觉醒——不轻言放弃，不被动接受拖延，而是以理性与坚持推动司法流程的齿轮。 正义不会因为沟通的延迟而缺席，但也不会主动敲响那些沉默的门。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当事人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执行法官联系不上。判决书早已生效，财产查封、款项追回却迟迟没有进展，明明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却始终找不到负责法官的踪影——电话打不通、留言无回音、人也难见一面。这种“失联”状态，不仅让人焦虑，更可能让权益陷入漫长的等待。 执行法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难找”。与诉讼阶段不同，执行法官需要频繁外出，查封财产、调查线索、协调多方事务，他们的身影往往出现在被执行人的公司、仓库甚至家门口，而非办公室工位。即便你手握法官的联系方式，也可能因他们随时可能外出而“石沉大海”。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通过微法院、执行热线等平台留言，也未必能换来及时回应。 面对这一困境，是否只能被动等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文将为你梳理三种高效联系执行法官的实用方法：从电话沟通的“运气博弈”，到线上留言的“静待反馈”，再到线下“精准蹲守”的策略，助你打破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壁垒。 执行方法 方法一，电联执行法官。执行案件立案之后，都会分配执行法官，每一位执行法官都有其各自独立的办公电话。可以通过拨打“区号+12368”、通过案号或者法官姓名取得承办法官的联系方式，电联沟通。但是诚如上述以及其他等各种原因，“执行法官电话”打不通好似成为行业共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除了需要法官分配的“运气”，还需要一点打电话时机的“运气”。一般来说，在上下班卡点拨打执行法官的电话的成功率比较高。 方法二，给法官留言。这个方法实践起来很快，效率因法官而异。现在全国的法院都在逐步实行“全国一张网"。每个案件，包括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都会进入“诉讼服务平台全国版”（简称“微法院全国版”），我们都可以通过微法院、进入具体的案件沟通窗口，给法官留言，法官都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文字、文件、图片等。另一种留言的方式，是通过每个法院的执行专线或者线下执行局窗口，给法官线上留言、线下纸质留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线上的留言效果会比线下好很多。 方法三：在执行局的法官值班日与法官直接沟通。这个成功概率最高、沟通效率最快。为便于案件的当事人和法官进行沟通，每个法院都会安排执行法官在执行窗口进行值班，排班时间约为一个月一次。值班排班表，会在每个法院的执行窗口进行公示，若有需要，可以根据排班表的日期，于执行法官值班当日去执行窗口咨询、沟通。一般执行法官会在值班当日坚守岗位为大家答疑。 结语 执行程序的本质，是让纸面的正义落地生根。而沟通，则是连接法律条文与现实行动的桥梁。当我们在电话里等待回音、在微法院中反复留言、在法院门口排队等候时，其实是在用行动诠释“权利意识”的觉醒——不轻言放弃，不被动接受拖延，而是以理性与坚持推动司法流程的齿轮。 正义不会因为沟通的延迟而缺席，但也不会主动敲响那些沉默的门。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当事人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执行法官联系不上。判决书早已生效，财产查封、款项追回却迟迟没有进展，明明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却始终找不到负责法官的踪影——电话打不通、留言无回音、人也难见一面。这种“失联”状态，不仅让人焦虑，更可能让权益陷入漫长的等待。 执行法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难找”。与诉讼阶段不同，执行法官需要频繁外出，查封财产、调查线索、协调多方事务，他们的身影往往出现在被执行人的公司、仓库甚至家门口，而非办公室工位。即便你手握法官的联系方式，也可能因他们随时可能外出而“石沉大海”。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通过微法院、执行热线等平台留言，也未必能换来及时回应。 面对这一困境，是否只能被动等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文将为你梳理三种高效联系执行法官的实用方法：从电话沟通的“运气博弈”，到线上留言的“静待反馈”，再到线下“精准蹲守”的策略，助你打破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壁垒。 执行方法 方法一，电联执行法官。执行案件立案之后，都会分配执行法官，每一位执行法官都有其各自独立的办公电话。可以通过拨打“区号+12368”、通过案号或者法官姓名取得承办法官的联系方式，电联沟通。但是诚如上述以及其他等各种原因，“执行法官电话”打不通好似成为行业共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除了需要法官分配的“运气”，还需要一点打电话时机的“运气”。一般来说，在上下班卡点拨打执行法官的电话的成功率比较高。 方法二，给法官留言。这个方法实践起来很快，效率因法官而异。现在全国的法院都在逐步实行“全国一张网"。每个案件，包括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都会进入“诉讼服务平台全国版”（简称“微法院全国版”），我们都可以通过微法院、进入具体的案件沟通窗口，给法官留言，法官都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文字、文件、图片等。另一种留言的方式，是通过每个法院的执行专线或者线下执行局窗口，给法官线上留言、线下纸质留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线上的留言效果会比线下好很多。 方法三：在执行局的法官值班日与法官直接沟通。这个成功概率最高、沟通效率最快。为便于案件的当事人和法官进行沟通，每个法院都会安排执行法官在执行窗口进行值班，排班时间约为一个月一次。值班排班表，会在每个法院的执行窗口进行公示，若有需要，可以根据排班表的日期，于执行法官值班当日去执行窗口咨询、沟通。一般执行法官会在值班当日坚守岗位为大家答疑。 结语 执行程序的本质，是让纸面的正义落地生根。而沟通，则是连接法律条文与现实行动的桥梁。当我们在电话里等待回音、在微法院中反复留言、在法院门口排队等候时，其实是在用行动诠释“权利意识”的觉醒——不轻言放弃，不被动接受拖延，而是以理性与坚持推动司法流程的齿轮。 正义不会因为沟通的延迟而缺席，但也不会主动敲响那些沉默的门。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许多当事人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执行法官联系不上。判决书早已生效，财产查封、款项追回却迟迟没有进展，明明案件已经进入执行阶段，却始终找不到负责法官的踪影——电话打不通、留言无回音、人也难见一面。这种“失联”状态，不仅让人焦虑，更可能让权益陷入漫长的等待。 执行法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难找”。与诉讼阶段不同，执行法官需要频繁外出，查封财产、调查线索、协调多方事务，他们的身影往往出现在被执行人的公司、仓库甚至家门口，而非办公室工位。即便你手握法官的联系方式，也可能因他们随时可能外出而“石沉大海”。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通过微法院、执行热线等平台留言，也未必能换来及时回应。 面对这一困境，是否只能被动等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文将为你梳理三种高效联系执行法官的实用方法：从电话沟通的“运气博弈”，到线上留言的“静待反馈”，再到线下“精准蹲守”的策略，助你打破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壁垒。 执行方法 方法一，电联执行法官。执行案件立案之后，都会分配执行法官，每一位执行法官都有其各自独立的办公电话。可以通过拨打“区号+12368”、通过案号或者法官姓名取得承办法官的联系方式，电联沟通。但是诚如上述以及其他等各种原因，“执行法官电话”打不通好似成为行业共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除了需要法官分配的“运气”，还需要一点打电话时机的“运气”。一般来说，在上下班卡点拨打执行法官的电话的成功率比较高。 方法二，给法官留言。这个方法实践起来很快，效率因法官而异。现在全国的法院都在逐步实行“全国一张网"。每个案件，包括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都会进入“诉讼服务平台全国版”（简称“微法院全国版”），我们都可以通过微法院、进入具体的案件沟通窗口，给法官留言，法官都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文字、文件、图片等。另一种留言的方式，是通过每个法院的执行专线或者线下执行局窗口，给法官线上留言、线下纸质留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线上的留言效果会比线下好很多。 方法三：在执行局的法官值班日与法官直接沟通。这个成功概率最高、沟通效率最快。为便于案件的当事人和法官进行沟通，每个法院都会安排执行法官在执行窗口进行值班，排班时间约为一个月一次。值班排班表，会在每个法院的执行窗口进行公示，若有需要，可以根据排班表的日期，于执行法官值班当日去执行窗口咨询、沟通。一般执行法官会在值班当日坚守岗位为大家答疑。 结语 执行程序的本质，是让纸面的正义落地生根。而沟通，则是连接法律条文与现实行动的桥梁。当我们在电话里等待回音、在微法院中反复留言、在法院门口排队等候时，其实是在用行动诠释“权利意识”的觉醒——不轻言放弃，不被动接受拖延，而是以理性与坚持推动司法流程的齿轮。 正义不会因为沟通的延迟而缺席，但也不会主动敲响那些沉默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