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因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决定对其实施接管，为期一年，由汉口银行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与人员。同月5日，接管组发布承兑汇票保障安排公告：同一持票人持有合法承兑汇票合计金额5000万元（含）以下的，汉口银行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的，5000万元以内部分全额保障，超出部分根据保障方案保障，未获保障部分由众邦银行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非全额保障票据由上海票据交易所标记，限制流转、质押、追索及到期自动扣款。 此安排沿袭了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的处置框架。包商事件中，5000万元以下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由存款保险基金提供80%保障，剩余20%协助追索。两次处理均以、为接管依据。但两次公告均未说明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的法律授权基础。承兑关系与存贷关系法律性质不同，直接套用存保框架内的5000万元门槛是否妥适，不无疑问。 笔者结合两个事件中的共性问题，就承兑汇票持票人的权利状态、分级保障安排中的法律问题、追索权行使的现实困境等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一、接管不改变持票人对承兑人的付款请求权 规定，被接管的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也就是说，接管是行政监管措施，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事由。持票人对承兑人享有规定的付款请求权，该权利于承兑时即告成立，至票据到期日届至时即得行使。接管公告将持票人划分为5000万元以下与以上两个群体，对后者仅提供部分保障。此一分类本身并不减损持票人对承兑人的实体票据权利，但在权利实现层面形成了"受保障部分"与"待追索部分"的事实区分。持票人面临的困境是：对未获保障的剩余票款，承兑人已丧失自主付款能力，汉口银行亦不承担保障义务，持票人只能转向追索程序，而追索权的行使条件与范围在现行票据法框架下并不明朗。 "承接范围"与"保障范围"的矛盾 此处还有一个被公告措辞掩盖的问题。公告称汉口银行"依法承接众邦银行相关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承兑人在票据法上的付款义务在会计与法律意义上均属"负债"。若将此项义务归入被承接的"负债"范畴，则汉口银行作为承接主体理应承继全额付款义务。"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的规定，也印证了接管不应改变债务的实体内容与范围。但保障安排公告对5000万元以上部分仅提供部分保障，汉口银行实际上仅对部分票据债务承担保障责任。由此在"承接范围"（全部负债）与"保障范围"（分级保障）之间形成了矛盾：行政接管程序一方面以"承接全部负债"维持了法律关系的形式连续性，另一方面又以分级保障安排对承继的票据债务作了实质性缩减。 若"承接"具有债务承担的私法效力，则分级保障缺乏减损依据；若"承接"仅为行政处置中的资产负债移转安排而非民法上的债务承担，则"负债"一词的私法含义被行政化改造，持票人依据票据法享有的全额付款请求权被降格为部分保障请求权。无论哪种解释路径，公告均未就此提供法律依据，留下了法律上的空白。 二、票据无因性在承兑人信用危机下的局限 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确立抗辩切断规则：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152号等案中反复确认：基础关系瑕疵不影响票据权利。承兑人作出承兑后，其付款义务独立于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但无因性原则的适用以承兑人具备偿付能力为前提。当承兑人自身陷入信用危机，持票人丧失了原本假设中"最可靠"的付款保障。银行承兑汇票之所以享有极高市场信用，核心不在于票据的抽象性，而在于承兑银行本身的偿付能力。接管打破了这一信用基础，使票据法律关系从"承兑人必付"的状态变为"谁来付、付多少"的待定状态。试想，持票人在接受银行承兑汇票时，审查的是承兑银行的信用评级，而非出票人的资信状况——正因为承兑银行以自身信用为票据"背书"，持票人才放弃了要求其他担保的努力。一旦承兑银行被接管，持票人此前基于承兑人信用所作的一切交易安排均告落空，而无因性原则对此无能为力。显而易见，无因性原则保障的是票据流通中的抗辩切断，而非承兑人的偿付能力本身。 三、分级保障安排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1. 5000万元门槛缺乏上位法依据 接管的行政目标包括维护金融稳定与保护存款人权益。考虑到接管资源的有限性，对持票人实施分级保障有一定政策合理性。但存款保险制度有《存款保险条例》的明确授权，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缺乏同一位阶的法律依据。公告以"为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之名行分级保障之实，实质上是行政处置措施对票据权利的干预。当然，在紧急处置场景下，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取舍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即便如此，也应当有法律授权作为前提，而非以行政公告径行创设分级保障规则。其合法性边界需要审查。 2. 包商银行事件中的裁判分歧 包商银行事件中产生的裁判分歧，是理解此次众邦银行安排的重要前鉴。核心争议有三个： 争议焦点一 部分兑付是否构成票据法意义上的"拒付" 温州鹿城区法院在朝阳银行案中认为，包商银行承兑部分票款的行为不构成规定的拒绝付款，持票人不享有追索权。石家庄鹿泉区法院在黄骅银行案中持相同立场。但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华西银行案中支持了追索权，将上海票交所系统内的"评级信息记载事项"视为拒付证明。同一事实、同一制度安排下产生截然相反的裁判，反映的是对"部分付款"这一现实场景的法律空白。此后，上海金融法院在案中支持了持票人就部分兑付后剩余票款的追索权，经判决维持，较早期地方法院判决有显著进步，但仍属个案回应，立法层面尚未跟进。 争议焦点二 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问题 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应提供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第六十五条以失权后果强化其强制力。部分兑付场景下，承兑人既未"全额付款"、亦未明示"拒绝付款"，系统状态显示为"待债务确认"——这在现行法中找不到对应规定。即使参照浦东法院的做法将系统评级信息解释为拒付证明，其依据仍嫌薄弱：信息记载由接管行政安排生成，而非承兑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作出的独立意思表示，是否符合票据文义性原则存疑。 争议焦点三 追索对象的范围 公告中"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的表述缺乏明确指向——向出票人追索、向背书人追索，抑或向二者共同追索？三种路径的法律基础与实现难度差异显著。包商事件已证明：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类纠纷将再次陷入裁判分歧。如此，持票人在追索阶段仍面临不确定性，行政公告所称的"协助追索"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 3. 众邦安排相较于包商方案的退步 包商银行事件给持票人留下了明确的预期：5000万元以上可获得80%保障。此次众邦银行公告仅表述为"根据保障方案对承兑金额予以保障"，未公布具体比例，保障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告作此留白，或出于对汉口银行承接能力的审慎考量，但对持票人而言，法律预期从"可知"变为"未知"。 四、持票人追索权行使中的现实困境 1. 部分付款在票据法上的法律空白 规定付款人"必须当日足额付款"，预设的是全额付款或全额拒付的二元结构，未为部分付款预留空间。部分兑付既不属于传统拒付，又未实现全额清偿，持票人就未获清偿部分的追索权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笔者认为，从法律逻辑出发，部分清偿消灭了对应比例的票据债务，剩余部分票据权利未被消灭，持票人对未清偿部分仍享有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司法实践不统一的根源，在于立法未能回应商事实践中"部分付款"的现实。 2. 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缺口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于2024年7月27日正式下线，存量业务已迁移至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但新系统同样未设置"部分付款"报文功能。上海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作系统标记——该标记的法律性质是行政处置的附随记载，还是符合、要求的"拒绝证明"或"其他有关证明"？答案并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强调：拒付证明在文意上需有"拒绝履行的明确意思表示"，形式上需符合规定。票交所标记由接管组行政安排驱动，非承兑人独立意思表示，难以完全满足上述要求。 3. 追索权时效问题 规定追索权自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性质为消灭时效，时效届满后权利本身消灭，非仅丧失胜诉权。持票人在面临"是否构成拒付""拒付日起算时点为何"两个前置问题时，时效期间可能已在争议中消耗。无锡中院虽确认线上追索构成时效中断，但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是六个月票据时效而非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持票人每轮追索均须保持警觉。毋庸置疑，在部分兑付场景下，追索权时效的起算时点本身就是争议焦点，而时效又不会因为争议的存在而停止——这就使持票人陷入了"不追索则失权、追索则不知从何日起算"的双重困境。 时效警示 追索权六个月消灭时效，在"是否构成拒付"与"拒付日起算时点"均未明确的情形下，持票人陷入"不追索则失权、追索则不知从何日起算"的双重困境，权利可能在争议中悄然灭失。 五、立法建议 1. 推动修订，填补部分付款的法律空白 明确规定承兑人部分付款时，持票人就未清偿部分享有追索权，并配套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规则。可借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第三十九条之部分付款制度，允许持票人就未付款部分行使追索权，在票面记载部分付款事实即满足形式要件。具体而言，建议在之后增设一款："付款人部分付款的，持票人就未获清偿部分享有追索权，承兑人应当在票据上记载已付款金额及未付款金额。" 2. 增设票据持有人在接管程序中的特别保护条款 在修订或金融稳定立法中，明确：接管公告构成"其他有关证明"；部分保障情形下，持票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即享有追索权，时效自该日起算；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的系统标记具有拒付证明效力。 3. 统一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宜就接管场景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核心解决三个问题：部分兑付构成实质拒付的认定标准、非全额保障票据系统标记的证明效力、追索权时效起算时点，避免包商事件中的"同案不同判"重演。 后 言 众邦银行接管事件并非孤例。在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常态化的背景下，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保障不能长期依赖行政公告的个案安排。2026年7月5日的公告填补了短期预期缺口，但票据法立法滞后的缺陷再次凸显。包商银行事件的裁判分歧尚未消化完毕，新的考验已经出现。至于接管程序中行政保障措施与票据法衔接的具体规则设计，可另行具文详述。立法不应继续沉默。

2026年7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武汉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汉口银行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与人员。接管组发布的承兑汇票保障安排公告，沿袭了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的处置框架，以5000万元为门槛实施分级保障。本文从票据法视角审视这一安排，检视票据无因性原则在承兑人信用危机中的制度困境、接管制度与持票人权利保护的冲突、分级保障的法理正当性，以及票据追索权行使的现实难题。 一、事件概要与制度框架 2026年7月3日，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接管，为期一年，汉口银行承接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与人员。同月5日，接管组发布承兑汇票保障安排公告：同一持票人持有合法承兑汇票合计金额5000万元（含）以下的，汉口银行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部分，仅对5000万元以内部分全额保障，超出部分根据保障方案保障，未获保障部分由众邦银行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非全额保障票据由上海票据交易所标记，限制流转、质押、追索及到期自动扣款。 此安排沿袭了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的处置框架。包商事件中，5000万元以下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由存款保险基金提供80%保障，剩余20%协助追索。两次处理均以、为接管依据：接管旨在保护存款人与其他客户合法权益，债之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但两次公告均未明示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的上位法授权基础——承兑关系与存贷关系的法律性质迥异，直接套用存保框架内的5000万元门槛是否完全妥适，不无疑问。 二、票据无因性与承兑人信用风险的矛盾 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石。确立抗辩切断规则：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152号等案中反复确认：基础关系瑕疵不影响票据权利。承兑人作出承兑后，其付款义务独立于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问题在于，无因性原则的功能预设以"承兑人具备偿付能力"为前提。当承兑人自身陷入信用危机，无因性原则所保障的票据流通秩序反而面临系统性冲击——持票人丧失了原本假设中"最可靠"的付款保障节点。银行承兑汇票之所以享有极高市场信用，核心不在于票据的抽象性，而在于承兑银行本身的偿付能力。接管打破了这一信用假设，使票据法律关系从"承兑人必付"的理想状态陷入"谁来付、付多少"的现实困境。 核心矛盾 无因性原则保障票据流通秩序，但其功能预设以承兑人具备偿付能力为前提。当承兑人陷入信用危机，票据法律关系从"承兑人必付"的理想状态陷入"谁来付、付多少"的现实困境。 三、接管制度与持票人权利保护的冲突 明确：接管后"被接管的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此规定意在维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然而，将"恢复经营能力"列为接管的基本目标之一，行政处置逻辑与私权保护逻辑之间存在固有矛盾。 具体至票据领域：持票人对承兑人享有规定的付款请求权，该权利于承兑时即告成立，至票据到期日届至时即得行使，具有确定性与无条件性。接管公告以行政决定将持票人划分为5000万元以下与以上两个群体，对后者仅提供部分保障——此一分类本身并不减损持票人对承兑人的实体票据权利，但在权利实现层面创设了"受保障部分"与"待追索部分"的事实区分。持票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对未获保障的剩余票款，承兑人已丧失自主付款能力，汉口银行亦不承担保障义务，持票人被推向追索程序，而追索权的行使条件与范围在现行票据法框架下并不明朗。 "承接范围"与"保障范围"的矛盾 此处尚有一个被公告措辞掩盖的问题。公告称汉口银行"依法承接众邦银行相关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承兑人在票据法上的付款义务在会计与法律意义上均属"负债"——若将此项义务归入被承接的"负债"范畴，则汉口银行作为承接主体理应承继全额付款义务。事实上，"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之规定，印证了接管不应改变债务的实体内容与范围。然而，保障安排公告对5000万元以上部分仅提供部分保障，汉口银行实际上仅对部分票据债务承担保障责任。由此在"承接范围"（全部负债）与"保障范围"（分级保障）之间形成了矛盾：行政接管程序一方面以"承接全部负债"维持了法律关系的形式连续性，另一方面又以分级保障安排对承继的票据债务作了实质性缩减。 若"承接"具有债务承担的私法效力，则分级保障缺乏减损依据；若"承接"仅为行政处置中的资产负债移转安排而非民法上的债务承担，则"负债"一词的私法含义被行政化改造，持票人依据票据法享有的全额付款请求权在公告措辞的模糊中被降格为部分保障请求权。无论何种解释路径，公告均未就此矛盾提供法理说明，留下了规范衔接上的空白。 四、分级保障方案的法理评析 （一）5000万元门槛的正当性 接管的行政目标包括维护金融稳定与保护存款人权益。考虑到接管资源的有限性，对持票人实施分级保障具有一定政策合理性。但相较于存款保险制度有《存款保险条例》的明确授权，承兑汇票分级保障缺乏同一位阶的上位法依据。公告以"为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之名行分级保障之实，实质上是行政处置措施对票据权利的干预，其合法性边界需以比例原则检验。 （二）包商银行先例中的追索权争议 包商银行事件中产生的裁判分歧，构成理解此次众邦银行安排的重要前鉴。核心争议点有三： 争议焦点一 部分兑付是否构成票据法意义上的"拒付" 温州鹿城区法院在朝阳银行案中认为，包商银行承兑部分票款的行为不构成规定的拒绝付款，持票人不享有追索权。石家庄鹿泉区法院在黄骅银行案中持相同立场。但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华西银行案中支持了追索权，将上海票交所系统内的"评级信息记载事项"视为拒付证明。同一事实、同一制度安排下产生截然相反的裁判，反映的是对"部分付款"这一现实场景的规范漏洞。此后，上海金融法院在案中支持了持票人就部分兑付后剩余票款的追索权，经判决维持，较早期地方法院判决有显著进步，但仍属个案回应，立法层面的规范供给仍未跟进。 争议焦点二 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问题 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应提供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第六十五条以失权后果强化其强制力。部分兑付场景下，承兑人既未"全额付款"、亦未明示"拒绝付款"，系统状态显示为"待债务确认"——这在现行法中找不到对应规范。即使参照浦东法院的做法将系统评级信息解释为拒付证明，其规范依据仍嫌薄弱：信息记载由接管行政安排生成，而非承兑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作出的独立意思表示，是否符合"文义性"原则存疑。 争议焦点三 追索对象的范围 公告中"协助持票人依法追索"的表述缺乏明确抓手——向出票人追索、向背书人追索，抑或向二者共同追索？三种路径的法律基础与实现难度差异显著。包商事件已证明：若无规则供给，同类纠纷将再次陷入裁判分歧。 （三）众邦安排相较于包商方案的"倒退" 包商银行事件给持票人留下了明确的预期：5000万元以上可获得80%保障。此次众邦银行公告仅表述为"根据保障方案对承兑金额予以保障"，未公布具体比例，保障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告作此留白，或出于对汉口银行承接能力的审慎考量，但对持票人而言，法律预期从"可知"退为"未知"。 五、票据追索权行使的现实困境 （一）拒付认定的规范难题 规定付款人"必须当日足额付款"，预设的是全额付款或全额拒付的二元结构，未为部分付款预留规范空间。部分兑付既不属于传统拒付，又未实现全额清偿，持票人就未获清偿部分的追索权处于法律"灰色地带"。从法律逻辑出发，部分清偿消灭了对应比例的票据债务，剩余部分票据权利未被消灭，持票人对未清偿部分仍享有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司法实践的不统一，根源在于立法未能回应商事实践中"部分付款"的现实可能。 （二）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缺口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于2024年7月27日正式下线，存量业务已迁移至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但新系统同样未设置"部分付款"报文功能。上海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作系统标记——该标记的法律性质是行政处置的附随记载，还是符合、要求的"拒绝证明"或"其他有关证明"？答案并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强调：拒付证明在文意上需有"拒绝履行的明确意思表示"，形式上需符合规定。票交所标记由接管组行政安排驱动，非承兑人独立意思表示，难以完全满足上述要求。 （三）追索权时效的紧迫性 规定追索权自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性质为消灭时效，时效届满后权利本身消灭，非仅丧失胜诉权。持票人在面临"是否构成拒付""拒付日起算时点为何"两个前置问题时，时效期间可能已在争议中消耗。无锡中院虽确认线上追索构成时效中断，但中断后重新起算的是六个月票据时效而非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持票人每轮追索均须保持警觉。 时效警示 追索权六个月消灭时效，在"是否构成拒付"与"拒付日起算时点"均未明确的情形下，持票人面临权利在争议中悄然灭失的现实风险。 六、制度完善建议 （一）推动的适应性修订 当务之急是填补部分付款的制度空白：明确规定承兑人部分付款时，持票人就未清偿部分享有追索权，并配套拒付证明的形式要件规则。可借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第三十九条之部分付款制度，允许持票人就未付款部分行使追索权，在票面记载部分付款事实即满足形式要件。 （二）建立接管场景下的票据权利特别保护机制 建议在修订或金融稳定立法中，增设票据持有人在接管程序中的特别保护条款，明确：接管公告构成"其他有关证明"；部分保障情形下，持票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即享有追索权，时效自该日起算；票交所对非全额保障票据的系统标记具有拒付证明效力。 （三）统一裁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宜就接管场景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核心解决三个问题：部分兑付构成实质拒付的认定标准、非全额保障票据系统标记的证明效力、追索权时效起算时点，避免包商事件中的"同案不同判"重演。 结 语 众邦银行接管事件绝非孤例。在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常态化的背景下，票据持有人的权利保障不可能长期寄望于行政公告的个案安排。2026年7月5日的公告，填补了众邦银行票据持有人的短期预期缺口，却将票据法规范供给不足的制度性缺陷再次凸显。包商银行事件的裁判分歧尚未消化完毕，新的考验已经出现。立法的沉默不应持续。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信用卡支付普及，盗刷引发的银行合规风险日益突出。本文以银行合规管理为视角，系统梳理信用卡盗刷的司法概况与法律规范体系，重点分析《银行卡规定》，结合真卡盗刷、预授权盗刷、境外无密码盗刷等特殊交易类型，分别阐述银行的义务审查要点与差异化举证要求。综上，本律师团队结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为银行应对信用卡盗刷案件梳理形成了一套便于实施的系统化合规管理框架。 关键词：信用卡盗刷，《银行卡规定》，银行合规 引言 狭义上的银行卡盗刷一般是指因持卡人银行卡信息泄露、不法分子伪造物理卡片而在线下进行的盗刷交易；广义上则涵盖伪卡盗刷、网络盗刷、境外无密码消费、预授权盗刷以及真卡盗刷等多种形式。近年来，随着银行卡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信用卡已成为社会主要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开立银行卡102.17亿张，其中借记卡95.21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96亿张。2025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6147.85亿笔，金额963.60万亿元。[1]然而，支付便利化的另一面，是信用卡非授权支付风险的日益增加。银行卡盗刷不仅直接损害持卡人的财产权益，也对银行的声誉、资金安全以及整个支付体系的稳定性构成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便利支付与安全保障之间的张力，成为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合规管理亟待回应的核心命题。本文以银行合规管理的视角，系统梳理信用卡盗刷的司法概况、案件类型与裁判逻辑，进而提出风险防控的优化建议，以期为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合规管理与证据闭环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信用卡盗刷司法概况 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开立银行卡102.17亿张。其中，借记卡95.21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96亿张。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提到，2025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46147.85亿笔，金额963.60万亿元。其中，转账业务2205.21亿笔，相比2024年增长 12.13%，金额773.05万亿元；消费业务3855.13亿笔，相比2024年增长7.93%。其中转账业务与2018年相比增加了，与之相伴，信用卡非授权支付风险日益增加。2025年以“盗刷”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共有裁判文书25996篇，其中民事16161篇，占比62.17%[2]，呈现出纠纷类型多样、案件体量较大的特点。银行卡盗刷风险依然较大，银行需进一步强化消费交易的异常监测与安全防控。 （一）盗刷案件的现实 网络盗刷案件案情往往非常简单，涉案金额通常也不大，属于 "小案"；但是如何定性处理，争议却很大，理论上认识不一，实践中判法有异，属于 "难案"。[3]法院裁判标准已愈发倾向保护金融消费者。根据《民法典》及金融审判司法解释的规定，商业银行对银行卡交易安全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严格责任。一旦发生非本人交易盗刷，举证责任主要由银行承担——银行必须举证证明自身系统无漏洞、流程无过错、已充分履行告知和核验义务，否则大概率承担赔偿责任。 （二）信用卡盗刷法律规定 1.法律法规 我国已形成刑民并行的盗刷案件法律规范体系。刑事层面，明确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将 “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 等盗刷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民事层面，2021年施行的（下文简称《银行卡规定》）是核心裁判依据，系统确立了盗刷事实认定、举证责任分配、责任分担及追偿规则。《银行卡规定》第4条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与“谁占有证据谁举证”并行的分配规则。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为储蓄合同关系、安全保障义务提供了基础规范。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确立了银行保障资金安全的法定义务。此外，等部门规章，进一步细化了银行与支付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在信用卡盗刷案件中，上述法律规范共同构成了银行合规义务的制度基础。 2.核心裁判规则 鉴于现行司法实践和学界通说已对存款的债权属性达成共识，盗刷行为人本身并不具备权利外观之资格，盗刷者不满足债权准占有人要件，因此无表见受领权限[4]，银行有义务清偿持卡人因盗刷所受的全部损失除非能证明持卡人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据通行学说处理将导致伪卡盗刷损失分配的“全由全无”结果，故而为在结果上实现盗刷损失在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的公平分摊，求助于在合同违约框架下过错责任的运用。[5]《银行卡规定》第7条在责任承担上呈现出双层结构：第一层，发卡行原则上应当承担盗刷造成的损失，这体现了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第二层，持卡人未尽妥善保管义务或未及时挂失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无论采取何种学理立场，《银行卡规定》第4条所确立的“谁占有证据谁举证”原则均获得普遍认可。 3.刑事与民事程序的衔接 盗刷案件中，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不必然导致民事案件中止审理。有些银行以“先刑后民”为由抗辩，但大多数法院认为刑事追赃与民事赔偿并不矛盾，持卡人有权直接向银行主张民事赔偿，无需等待刑事程序终结。 二、信用卡盗刷案件类型化司法认定规则 （一）伪卡盗刷 《银行卡规定》第15条规定，伪卡盗刷是指他人使用伪造的银行卡刷卡进行取现、消费、转账等，导致持卡人账户发生非基于本人意思的资金减少或者透支数额增加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存在物理介质的伪造卡片，交易通过线下刷卡方式完成。不法分子通过在终端设备安装“测录器”、“摄像头”等窃取银行卡磁条/芯片信息及密码，再复制信息制作“伪卡”，最终在异地、跨区域实施资金盗取。 （二）网络盗刷 《银行卡规定》第15条规定，网络盗刷交易，是指他人盗取并使用持卡人银行卡网络交易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进行网络交易，导致持卡人账户发生非因本人意思的资金减少或者透支数额增加的行为。此外，盗取网络支付工具、网络金融消费及信贷产品的交易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进行网络交易也属于盗刷。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这类盗刷在实践中变化更多、预防也更难。网络盗刷的行为类型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业务类型密切相关。网络盗刷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①与支付业务相关的盗刷；②与理财业务相关的盗刷；③与消费信贷相关的盗刷。[6]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银行一般不会就所有交易设置身份验证程序，一方面是考虑到交易成本过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相信实际使用者是用户或者用户授权的人，因此免除了身份验证程序，留下犯罪分子利用网络进行盗刷的漏洞。 （三）特殊交易的司法认定规则 1.境外无密码 境外无密码交易是指信用卡在境外通过线下刷卡方式完成交易，依据境外银行卡交易规则及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支付习惯，交易无需输入密码，仅凭卡片本身及签名完成授权，持卡人无法依赖密码机制保障账户安全。不法分子通过多种渠道获取银行卡号、有效期、CVV码以及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然后在境外的购物网站或免税店进行无卡绑定后消费，整个交易过程无需持卡人输入密码，持卡人往往在收到账单后才发觉被盗刷。根据实际发生判例，202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累计处理跨境支付业务844.19万笔，清算总金额180.15万亿元，日均业务量3.19万笔、日均清算金额6798.21亿元。银行卡境外线下免密、境外线上无密码验证等便捷支付模式较为多见。 2.预授权 预授权是指持卡人在酒店、租车公司、加油站等特定商户消费时，发卡行根据商户请求先行冻结信用卡账户内的部分额度，待交易实际完成后再按实际金额进行清算结算的支付机制。持卡人在设定预授权之后，由于并不享有解除预授权的权利，相比特约商户和银行处于弱势地位。[7]预授权交易的风险在于，这类交易存在预授权和预授权结算两个环节，遵循 “先冻结额度、后延迟结算扣款” 的行业惯例，冻结金额与实际结算金额可能存在差异，且预授权完成后的清算周期较长，给盗刷后的止付和追索带来时间窗口上的挑战。常见的作案手段是犯罪分子先向信用卡内存入大笔现金以提高信用额度，随后在有预授权功能的POS机上发起一笔大额预授权交易和一笔小额预授权交易，通过撤销小额预授权交易误导银行系统认为大额交易也未完成，但实际上大额资金早已被转移走，如此反复操作即可套取远超信用额度的资金。[8] 3.真卡盗刷 真卡盗刷通常指盗刷者使用银行合法发行的真实信用卡完成交易。物理卡片是持卡人最初申领的真是信用卡，未被伪造，但由于保管不当使用行为并未获得持卡人本人授权。 在实践中，真卡盗刷主要包括以下情形：①持卡人遗失或被盗真卡后，他人使用真卡盗刷；②持卡人授权他人使用真卡后，被超越授权范围盗刷；③他人通过欺骗、胁迫等手段获取持卡人真卡及密码后盗刷；④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使用持卡人真卡盗刷。[9]《银行卡规定》对于真卡盗刷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适用，在司法裁判时主要参照《银行卡规定》第7条进行裁判。 三、盗刷案件审查重点 对盗刷案件进行责任认定时，法院一般不会让银行或者持卡人承担全部责任，而是综合考量发卡行与持卡人对盗刷事件发生各自证据证明力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来确定双方的责任分担比例。 （一）持卡人义务审查重点 2021 年前的裁判倾向于密码泄露推定持卡人未尽妥善保管义务，认为基于密码具有唯一性和私密性，无相反证据时可推定持卡人未尽保管义务。但该规则已被《银行卡规定》第7 条明确修正，银行仅以密码正确主张持卡人过错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对银行的注意义务和举证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案例研究，银行对持卡人妥善保管义务的举证需围绕重大过失和因果关系，银行必须提供独立于交易验证记录之外的客观证据，证明持卡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且该过失与盗刷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银行证明持卡人的过错是导致盗刷的直接、主要原因，若同时存在银行系统漏洞，应按过错比例分担责任 （二）银行义务审查重点 在盗刷案件中，银行基于合同对持卡人负有的保密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和通知警告等义务[10]。这也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重点审理的几个方面。 在伪卡盗刷类型中，银行的过错主要是对伪卡进行清偿，即交易行为没有得到持卡人的明示或默示授权、实际系他人操作，造成持卡人的账户资金变动，因此，庭审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伪卡。针对更为常见的网络盗刷，主要对盗刷事实和原因的审查。在审判实践中，银行一方往往以合同中约定凭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的条款作为抗辩理由。法院一般认为单凭凭密码交易即视为本人的约定并无法断定盗刷事实不成立，应在综合考虑刑事立案侦查、交易记录等证据的基础上，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和优势证据规则，判断是否存在盗刷事实。[11]总体而言，审查标准以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为底线，强调其在盗刷预防、实时监控及事后救济环节中的系统责任。 四、关于银行举证要求分析 银行卡交易包括柜面、ATM机、电话和网上银行等交易方式，不同的交易模式差异，银行履行注意义务的难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在柜面交易相对容易识别未授权刷卡，而在其他交易中则比较困难，尤其是在网上银行业务中很难审查身份证件和银行卡。同时，银行安全保障责任较高。即便持卡人因违反附随义务对盗刷发生存在过错，但若发卡行向持卡人提供磁条卡等安全系数较低、技术落后的支付工具，致使盗刷者得以轻易破解并伪造银行卡，发卡行即对损害结果存在过错，应当相应减轻持卡人的责任分担比例。 在银行卡盗刷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类型盗刷行为的技术实现路径、交易流程与风险控制点存在显著差异，这决定了银行在各类案件中的举证重点与证明标准亦有所区分。银行需结合具体盗刷场景的特征，围绕交易真实性、自身安全保障义务履行情况及持卡人过错程度构建完整的证明体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一）伪卡盗刷举证要求 针对存在线下交易的伪卡盗刷类案件，银行的举证核心在于证明交易使用的银行卡为真实有效卡片，且自身已尽到技术层面的安全保障义务。首先银行应当提供争议交易的完整交易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时间、金额、商户名称及编号、终端编号、交易授权码等，以及争议交易发生时是否存在相邻时间、地点的真卡交易，这是用来审查是否存在伪卡和真卡如何被仿制的重要证据。另外，伪卡盗刷案件一般为机器识别错误的问题，那么银行卡和刷卡机器一定有一方存在问题，银行为证明自身安全保障义务可以提供卡片验证记录，证明交易发生时卡片真伪校验的技术状态[12]，由于芯片卡和磁条卡的盗刷难度差别很大，在实践中芯片交易与磁条交易的技术差异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银行所负安全保障义务的轻重。 （二）网络盗刷举证要求 上文多次提到网络盗刷在实践中更为常见、情形也更为复杂。无物理卡片，无法用真伪卡来界定过错。案件焦点从“卡片介质真假”转为审查交易的“受领权外观”。由于网络交易无需物理卡片介质，身份验证成为确认交易主体的唯一依据，银行需提交完整的交易身份验证日志，包括登录 IP 地址、设备唯一标识、操作时间节点及密码、动态验证码的输入记录，同时提供由电信运营商出具的短信验证码成功送达回执，而非仅以银行端的发送记录主张已履行验证义务。此外，银行还需证明其支付系统不存在数据泄露、被黑客入侵等安全隐患，并已对异地登录、陌生设备登录、大额转账等高风险行为采取了必要的二次验证措施。[13]若银行仅能提供交易流水而无法还原完整的身份验证过程，将因举证不足而承担败诉风险。 （三）真卡盗刷举证要求 对于真卡盗刷银行举证难度较低，签购单签名、监控录像等物理证据更容易获取，真卡盗刷的发生概率也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很有可能是持卡人谎报。银行作为资金流转核心枢纽，在真卡盗刷案件审核中应将自洗钱识别作为重点环节。在盗刷发生后，银行需重点关注跨盗刷账户的多层转移、POS 机套现后即时转回行为人本人或关联账户等典型特征，及时与侦查机关沟通串联盗刷报案线索与资金流向数据，以区分盗刷与自洗钱漂白，为司法认定提供关键证据支撑。 可提供的证据包括商户提供的签购单签名、报警记录、持卡人的交易在场证明，核实资金最终是否转入持卡人本人或其近亲属账户，并通过对比持卡人历史消费习惯，分析案涉交易的时间、金额、商户类型是否符合其日常消费特征。持卡人报案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公安机关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或持卡人曾多次以盗刷为由申请拒付理赔的证据。[14] 除此以外，在认定案件情况正常无共同犯罪情形后，银行需要针对持卡人的妥善保管义务进行举证，若银行能证明其已通过合同条款、短信提示等方式，明确告知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验证码的义务及泄露风险，法院可适当降低银行的举证标准。[15] （四）预授权盗刷举证要求 预授权交易中银行的核心举证应围绕特殊规则告知、风控义务履行与交易流程合规展开。银行需首先举证已就 “预授权交易挂失无法即时止付” 的特殊规则向持卡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提交领用合约中以显著方式标注的预授权条款、持卡人签字确认文件及功能开通时的弹窗或短信告知记录，以证明持卡人知晓预授权交易的风险特征。其次，银行应提供完整的异常交易风控日志，证明其已对 “同一卡片当日境内外多地连续大额交易” 触发有效预警，并在预授权与最终结算的时间差内采取了主动拦截措施，以此抗辩自身不存在风控缺位。 （五）境外无密码盗刷举证要求 针对境外无密码盗刷案件，银行需要举证的要件同伪卡盗刷大同小异。除一般的告知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外，因为境外信用卡不需要输入密码即可交易，银行不能仅凭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已通过验证主张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169号明确发卡行未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违反信息妥善保管义务，仅以持卡人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相符为由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6]。银行若主张减轻责任，需举证证明持卡人存在未尽妥善保管义务的情形，如将卡片脱离视线监控、泄露CVV码等关键卡片信息、得知盗刷后未及时采取挂失等减损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等，这是银行举证减少自身责任的关键。 五、法律风险防控优化建议 （一）事前合规要求 事前合规是信用卡盗刷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其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信息披露与告知义务。《银行卡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发卡行对收取利息、复利、费用、违约金等格式条款未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的，持卡人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实证研究表明，大量盗刷纠纷源于持卡人对境外“无需密码、仅凭签名即可交易”的规则不知情。银行应通过《领用合约》专项条款、用卡须知等书面文件，明确提示境外交易等特殊交易的风险特征，并要求持卡人逐项签字确认，形成可追溯的告知记录。 其二，针对额度调整、功能开通等涉及持卡人重大利益的事项，银行须以短信、电话等可留存方式取得明示同意，杜绝默示推定。银行若以官网公告或APP推送等方式单方变更合同规则、新增服务功能，而未以有效方式确保持卡人明确知晓并同意，此种告知方式法院通常不认定为有效提示，相关格式条款可能被宣告无效。这凸显了留痕式告知的重要性 另外，涉及金融安全和大量敏感个人信息，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强敏感信息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将金融账户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银行须建立分级授权、加密存储、访问留痕的全流程管理机制，从源头防范信息泄露风险。上述措施的合规价值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二中院统计显示，银行因告知瑕疵而承担主要责任的案件占比较高，完善的事前告知可有效降低后续纠纷中的过错认定比例。 （二）事中监测要求 事中监测是银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核心环节。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交易并非依托于银行交易系统而是第三方支付机构。依据，银行应将第三方支付合作纳入监控系统，对异常交易逐笔监测、预警、控制。司法实践中，银行未识别异常模式，被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另有银行在持卡人报案后两日内未调单亦未停付，均被认定构成明显过错。[17]因此，本律师团队建议银行应建立多维度异常交易识别模型，针对深夜大额、高频交易、境外首笔等典型欺诈场景设置差异化预警阈值，落实“人工复核+短信二次触达+限额管控”闭环，全程系统留痕。同时对可疑交易采取核实、延迟支付、限制或中止业务等措施。 （三）事后救济建议 1. 证据快速固定机制 盗刷案件采取“谁占有证据谁举证”的裁判规则，银行若无法提供监控录像、签购单、验证日志等关键证据，将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多数判决银行败诉的案例并不是因为系统性问题而是因为证据提供的标准不一。银行应建立标准化应诉机制，持卡人报告盗刷后1小时内完成交易轨迹原始数据（交易流水、终端IP、设备码、地理位置、时间戳等）的提取与备份，防止后台更新致证据灭失。同时及时向收单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出调单申请，固定外部证据。银行应做好取证引导，引导持卡人报警并及时采取措施。 2. 建立部门协同应诉机制 盗刷应诉涉及风控、贷后、法务、客服等多部门，银行须建立高效的内部协同机制。客服部门负责接案后的首次核实与证据告知；风控与信息技术部门负责调取涉案交易的全链路监控数据；法务部门统筹应诉策略、证据清单及庭审应对[18]。银行应将败诉案件复盘纳入常态化管理，定期组织跨部门会议分析败诉原因，反向优化风控规则与监测模型。同时开展常态化司法标准培训，将最新举证要求融入相关岗位的合规培训体系，确保各部门在证据留存、应急处置和应诉配合上形成合力，提升整体胜诉率。 3.多主体追索损失 在多方当事人参与的盗刷中，损失经常是由更多方因素的参与所造成的：首先，盗刷者的侵权行为直接导致了发卡行的损失，其次，持卡人违反注意义务并间接引致了盗刷交易的发生[19]；最后，商户违反了对持卡人负担的用卡安全义务或签名审核义务，也可能对盗刷交易发生施加了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收单行、特约商户等也应当分担一定的责任，因而持卡人对发卡行所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便会相对减少。银行因盗刷蒙受的损失应当在持卡人、收单行与特约商户之间合理分担，建议银行扩大追索责任的主体。 同时，银行可以与保险公司合作，评估潜在的损失及理赔可能性，以减轻事故给银行带来的经济压力。构建多方协作的追索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追索的成功率，也能推动相关方在改善自身风险管理方面的责任意识。 注释： [1] 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 [2] 刘茜倩 郭冬冬：《银行卡盗刷司法裁判规则与防范救济》，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9-11/doc-infqanht875960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6月5日 [3] 廖斌：《网络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分的教义学分析》，载《当代法学》2022 年第5 期。 [4] 覃有土 邓娟闰：《论信用卡持卡人的抗辩权》，载《法学》2000年第7期。 [5] 林文学、杨永清、张雪楳：《〈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25期，第48页。 [6] 江溯：《网络盗刷的刑法评价》，载《数字法治》2023年第6期 [7] 王一鹤：《论信用卡预授权的法律性质及持卡人保护》，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8] 《1万额度的信用卡竟被套走480万,千万小心！》，http://m.cardbaobao.com/cardnews/cardnews_1558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6月3日。 [9] 李建星：《银行卡盗刷责任分配规则之重塑》，载《南大法学》2022年第1期。 [10] 苏盼：《网络盗刷银行卡纠纷损失分配机制的构建——以安全程序规则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8期。 [11]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垫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2] 参见王*与某某公司信用卡纠纷案(2024)沪0115民初16918号，宋某与某某中心信用卡纠纷案(2023)沪74民终2309号 [13] 参见魏*与某支行借记卡纠纷案(2025)陕01民终353号、宣**与某银行信用卡纠纷案(2025)粤01民终2330号。 [14] 王新：《盗刷信用卡并转移犯罪所得的司法认定》，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6期。 [15]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线上电子支付案件举证与证明难题之破解》，https://court.yuexiu.gov.cn/index.，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6月2日。 [16] 参见徐欣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西支行银行卡纠纷案。 [17] 《银行卡90分钟被盗刷283次谁之过法院判决银行对用户损失担责》，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4/04-10/1019592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6月4日。 [18] 黄尹旭：《平台经济用户的责任规则重构——基于未授权支付的研究》，https://www.civillaw.com.cn/t/?id=38722，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6月5日。 [19] 凌超羿：《伪卡盗刷的责任分配研究--以法释〔2021〕10号第7条为基础》，载《南大法学》2024年第6期。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银行业与外汇 （一）战时退票：伊朗央行的临时救济措施 鉴于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所引发的特殊情势，以及由此对企业和个人造成的经济冲击，伊朗中央银行（下称“央行”）发布了一项关于退票的临时救济指令。 根据该指令，到期日在2026年2月28日之后且其后被退票的支票，将不会触发1976年《支票签发法》（经2018年修订）第5条之二及第21条之二所规定的处罚与限制措施。该举措旨在减轻战时条件下企业与个人所承受的经济困难。 然而，该指令在实际执行中并不统一。经向多家银行了解，目前仅部分限制措施得到解除，包括：对在相关期间内发生退票的个人，放宽其开立新银行账户、办理银行卡、获取信贷以及签发新支票等方面的限制。 但据悉，其他执行措施，尤其是冻结退票签发人银行账户的措施，仍在施行之中。这一差异表明，央行指令在银行业内的统一适用方面尚存不足。 因此，尽管该指令体现了临时放松监管的政策转向，但其实际成效仍取决于各金融机构能否予以一致、全面的落实。后续发展有待持续关注，以评估该指令的实际执行程度。 （二）央行上调存款保险保障上限 伊朗中央银行于2026年2月25日发布第04/299807号指令，传达了此前关于提高存款保险限额的决定。 该指令规定，根据2024年《第七个发展计划法》第8条(e)款第(3)项，存款保险保障上限须由央行最高委员会每两年在央行建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通货膨胀率后予以审批，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并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据此，央行最高委员会在2025年3月11日的会议上，将2025年度的存款保险保障上限确定为4,000,000,000伊朗里亚尔。 存款保险通过存款保险基金提供保障。该基金依据2011年《第五个发展计划法》第95条设立。根据基金章程第2条，基金的首要目标是在依法设立或经央行授权设立并受央行监管的银行或非银行信贷机构发生破产时，保障储户本金的偿付。 二、税务 伊朗经济事务与财政部（下称“财政部”）正式启动了一项改革，将税务争议解决职能从伊朗国家税务总局中进行结构性分离。此次改革设立了独立的税务争议解决中心，使其在管理、程序、财务和办公场所等方面均独立于税务执法机关。这是伊朗税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变革，旨在增强税务争议处理的中立性、程序透明度以及纳税人的信任度。 2024年《第七个发展计划法》第27条(d)款要求财政部采取法律措施，将税务争议解决程序从税务总局中分离出来，并设立独立的税务争议解决中心。据此，财政部部长于2026年2月3日发布第2/212503号指令，要求税务总局、税务争议解决中心及财政部管理发展与资源副部长对各自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作出相应调整： （一）独立领导体制 税务争议解决中心主任将由财政部部长根据税务总局局长的提名直接任命，以确保独立管理及政策的准确实施。 此外，为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各级管理岗位及地方任命将统一归入税务争议解决中心主任的独立管辖权限之下。 （二）全国统一程序 配合税务争议解决职能的分离，为明确职责范围并实现程序统一，现行税务争议程序指令将予以修订。程序指令将作为案件审理、合议庭组成、审限、文书往来、文件要求等事项的统一规范依据。该程序指令今后将由财政部部长发布，各方必须遵照执行。 （三）独立的专家与行政体系 税务总局应采取措施设立独立的专家组，确保专家鉴定工作能够在税务争议解决中心框架内完成，无需依赖税务评估机关的支持。 此外，财务与会计部门将从税务总局中分离出来，对税务评估机关的行政依附关系也将予以终止。 （四）办公场所分离 在波斯历1405年年底（即公历2027年3月中旬）前，税务争议解决中心的办公场所必须完成搬迁，实现与税务行政机关办公场所的彻底物理分离。

摘要：近年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税收优先权及农民工工资请求权等法定优先权呈“潮涌”之势，持续挤压银行担保物权的安全边际，使抵押权陷入“数量扩张与顺位下沉”的双重困局。本文从各类担保物权的设立效力与公示方式出发，系统分析上述四类法定优先权的制度构造、适用条件及清偿顺位，构建不同程序语境下的权利排序图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贷前调查、非诉处置、诉讼执行与破产程序中的差异化应对策略。研究表明，法定优先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对弱势群体或特定公共利益的政策倾斜，但其泛化适用正在侵蚀担保物权的制度根基。未来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应当在政策保护与交易安全之间寻求更为审慎的平衡。 关键词：担保债权；法定优先权；清偿顺位；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 一 问题的提出：优先权潮涌与抵押权困局的双重叙事 担保物权制度是现代信贷体系的核心支柱。依据，担保物权人“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基本信用基础。然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但书条款，为各类法定优先权的介入留下了制度空间。近年来，法定优先受偿权在司法政策层面呈现出持续扩张的态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自（现《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确立以来，通过司法解释的多次澄清，其优先顺位不断夯实；商品房消费者的债权保护经历了从“执行异议”到“超级优先权”的质变过程，尤其是在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消费者的房屋交付请求权与价款返还请求权被明确置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抵押权之上；税收优先权与农民工工资请求权亦通过不同机制获得优先保障。四种优先权力量叠加，构成了一波冲击银行担保债权安全边界的制度“潮涌”。 与优先权的持续扩张形成对照的是银行担保权相对“限缩”的结构性困局。在房地产深度调整与企业破产案件持续增加的背景下，银行在建工程抵押权的实际受偿率大幅下降；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的大量援引使得预售项目中的抵押权被实质“架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十八个月行使期限虽为银行提供了策略空间，但承包人的优先地位始终构成对抵押权的根本性威胁。银行抵押权正遭遇“权利数量——类型越丰富，对抗银行的力量越强”与“顺位——法定优先权不断‘插队’，银行抵押权的受偿位置持续后移”的双重挤压。 现有研究或聚焦于某一特定优先权的构成要件分析，或侧重于实务操作层面的策略建议，缺乏对不同法定优先权与担保债权之间系统性冲突与协调机制的整体考察。本文拟从银行担保物权的实现视角出发，在梳理担保物权优先性法理基础与各类型法定优先权制度构造的基础上，构建普通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双重语境下的清偿顺位图谱，分析优先权“潮涌”对银行抵押权产生的具体冲击机制与传导路径，并提出分层、分类的应对策略与制度完善建议，旨在为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提供学理支撑，也为立法与司法层面构建更为均衡的优先权秩序提供参考。 二 担保债权的优先性基础：从担保优先到但书例外 （一）担保物权的制度内核：优先受偿的应然逻辑 担保物权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特定财产的物上负担，为债权实现提供“超越一般责任财产的保障”。与普通债权仅能以债务人全部责任财产为清偿基础不同，担保物权赋予债权人就特定财产的变价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从而在债务人陷入财务困境时获得相对安全的“避风港”。 《民法典》第二编第四分编系统规定了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三种基本类型。在银行信贷实践中，不动产抵押、在建工程抵押、股权质押及应收账款质押是最为常见的担保形式。这些担保物权的共同制度特征是：以特定财产为标的、以登记或交付为公示方式、以优先受偿为法律效力。以不动产抵押为例，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不仅具有设立效力，更承载了顺位确定的制度功能——先行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后行登记的抵押权。 （二）法定优先权的正当性基础：政策保护与权利裁量 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并非绝对。《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表明，立法者在担保交易安全之外，为其他价值目标预留了制度空间。法定优先权的法理基础在于：在某些特定领域，政策目标——或是保护劳动者生存权，或是维护交易安全，或是保障公民基本居住需求——超越了担保交易的安全价值，需要在权利排序上作出倾斜性安排。 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集中体现了这一法理基础。承包人的劳动、材料和智力投入凝结于建设工程，形成了建筑物的核心价值增值，承包人就该增值部分享有优先权同时反映了对建筑工人劳动者权益的波及保护。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则根植于“保障公民基本居住需求”的社会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明确将消费者房屋交付请求权置于最高顺位，更是政策保护力度最大化的产物。税收优先权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与公共职能运转，农民工工资请求权则承载着对弱势劳动者群体的最低生存保障。 与约定担保物权“公示—登记—公开”的制度架构不同，法定优先权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一，无需登记即可成立，权利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公示程序；其二，其成立与范围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难以通过约定排除；其三，权利的顺位由法律政策预先安排，即便在银行抵押权已经登记公示之后，仍可能被后续“浮现”的法定优先权超越。这些特征直接导致了本文所称的“优先权潮涌”现象——法定优先权以一种无需公示、自动成立的方式持续“挤入”担保物权的安全边界。 （三）担保物权与法定优先权的制度张力 上述两种优先性的差异与冲突，可被概括为“公开性优势”与“隐蔽性力量”之间的制度张力。约定担保物权产生于当事人的自由约定并经由登记公示，具有高度的可预期性和交易安全性。法定优先权则基于法律直接规定和政策性考量，以隐藏于法律规范之中的方式自动成立，其隐蔽性使其对抵押权的冲击往往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渐进状态，外部难以及时察觉。也正是这种“公开”与“隐蔽”、“约定”与“法定”、“商业交易”与“政策倾斜”之间的制度张力，构成了优先权“潮涌”与抵押权“困局”的深层结构性根源。 三 法定优先受偿的类型化审视：谁是担保债权的“竞争对手”？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制度构造 1. 制度构造与法理基础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制度基础可追溯至，《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予以承继并作微调。该条规定的核心内容是：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逾期仍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并就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该优先权的法理正当性通常从两个维度论证：一是“添附理论”——承包人的劳动、材料和智力投入凝结于建设工程，形成了建筑物的价值增值，承包人应当就该增值部分享有优先权；二是“社会政策理论”——建设工程价款中包含了大量的工人工资，优先保护工程价款实质上是在保护建筑工人的生存权益。 2. 权利主体与受偿范围 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原则上为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实务中争议较大的是分包人、实际施工人是否享有该优先权。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20〕25号，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五条明确：“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才能主张优先受偿权。这意味着分包人与发包人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原则上不享有该优先权。关于受偿范围，《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四十条规定：“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范围的规定确定。”实践中，建设工程价款一般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等。但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不属于优先受偿范围，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并将超范围部分排除。 3. 行使期限与法律效果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该期限为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或延长。超过十八个月未行使的，优先权消灭，承包人就该建设工程仅能作为普通债权人参与分配。 该优先权与抵押权的顺位关系在司法层面已基本明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三十六条重申：“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这意味着，即使银行已在建工程上设立了抵押权且已完成登记，承包人的工程价款债权仍然优先受偿。 4. 权利放弃的效力边界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否放弃，是实务中的高频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该优先权属于财产权，权利人可以自由处分，放弃有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优先权的设立具有保护建筑工人生存权的政策目的，放弃可能损害第三人（建筑工人）利益，应受限制。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二条采取了折衷立场：“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放弃行为的效力取决于是否“损害建筑工人利益”——不损害工人利益的，放弃有效；损害工人利益的，放弃无效。这一规则给银行带来了不确定性：即使承包人出具了放弃优先权的承诺书，若事后证明该放弃导致承包人无力支付工人工资，法院仍可能认定放弃无效，银行的抵押权顺位将回到原始状态。 （二）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的确立及其演进 1. 历史演进与规范基础 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的制度发展经历了从司法解释到司法批复的演进过程。2002年（法释〔2002〕16号，已废止）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这是消费者优先权的最早规范表述。 2015年（法释〔2015〕10号，2020年修正）第二十九条进一步将适用条件限定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2023年4月20日施行的（法释〔2023〕1号，以下简称《2023年批复》）对原有规则作出重要调整。该批复第二条规定：“商品房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已支付全部价款，主张其房屋交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主张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2. 规范要件的重大变化 相较于原有规则，《2023年批复》作出了三项重要调整：其一，将“已支付全部价款”替代原有的“已支付大部分价款”，标准更为严格；其二，删除了“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限制条件，保护范围从“唯一住房”扩张至“改善型住房”；其三，增加了“价款返还请求权”的超级优先地位，解决了房屋客观上无法交付时消费者购房款的优先保护问题。 适用中值得关注的是“以居住为目的”这一核心要件的认定。何为“以居住为目的”？一般而言，购买住宅用于自住或家庭成员居住，应认定为居住目的；购买商铺、写字楼等商业地产，不应认定为居住目的。但对于“公寓”（产权性质为商业但实际用于居住）、“以房养老”（购买后出租）等边缘形态，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 3. 超级优先顺位的体系效应 《2023年批复》将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置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之上，形成了“消费者>承包人>银行”的顺位格局。这一规则在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同时，对银行信贷安全产生了较大冲击——尤其是在预售商品房项目中，银行的在建工程抵押权实质上面临被大量购房者“稀释”的风险。 以典型烂尾楼项目为例：开发商以在建工程向银行抵押融资；项目预售过程中大量购房者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后因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购房者主张交付房屋或返还价款。根据《2023年批复》，购房者处于最高顺位，承包人次之，银行抵押权处于末位。如果项目剩余价值不足以覆盖购房者和承包人债权，银行抵押权的实际受偿率可能趋近于零。 （三）税收优先权的顺位规则与条件约束 1. 非破产程序中的“时间在先”规则 确立的税收优先权规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二是“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据此，在普通执行程序中（非破产），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的顺位判断以时间节点为核心标准——欠税发生时间在前的，税收优先；担保物权设立时间在前的，担保物权优先。这一“时间在先、权利在先”的规则，在逻辑上是清晰的，但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困难：欠税发生时间的确定需要税务机关出具证明，而税务机关往往难以精准界定欠税债权的“发生时间”（是以纳税义务产生时点为准，还是以申报期届满时点为准？），在实践中引发争议。 2. 破产程序中的顺位调整 规定了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随时清偿；职工工资和社保费用居第一顺序；税收债权居第二顺序；普通破产债权居第三顺序。但该条规定的是“无担保财产”的分配顺序，对于特定财产上设定的担保物权，应优先适用第一百零九条：“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与在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顺位的规定存在不一致。前者主张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执行（依时间节点），后者则赋予担保物权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理论界主流观点及多数司法实践倾向于以为特别法，认定在破产程序中担保物权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破产程序的制度目标在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将担保财产从“一般破产财产”中剥离出来别除处理，符合担保物权的基本法理。 3. 法际协调的缺失与补位 上述冲突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中不同部门法之间协调机制的缺失。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属于一般法；同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者效力层级相同，无法通过“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解决。在立法层面，未来的法律修订应当明确统一顺位规则；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澄清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的顺位关系。 （四）农民工工资请求权的保障机制 1. 行政法层面的优先清偿机制 （国务院令第724号）构建了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系统性保障机制。该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分包单位对所招用的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让总承包单位在特定条件下承担先行垫付责任。从担保债权保护的视角观察，该机制的实际效果是：总承包单位的资金压力增大，流动性风险上升，进而影响其对银行贷款的还款能力；但该条例并未在权利顺位层面直接赋予农民工工资以超级优先权，其运作主要依托行政监管和行政处罚手段。 2. 破产程序中的参照职工债权处理 在破产程序中，农民工工资债权的顺位问题曾存在争议。近年来，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逐渐形成共识：农民工工资可参照职工债权优先受偿。第一顺序包括“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虽不必然存在正式劳动合同，但依据及劳动部相关规章，农民工与企业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工资债权应当纳入职工工资范畴，享受第一顺序清偿。 司法实践中已有明确裁判立场。杭州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执破衔接”案件中，管理人将农民工工资纳入职工债权优先清偿，经公示无异议后获法院批准。重庆渝中区人民法院亦在相关案件中明确判决：农民工工资在破产程序中参照职工债权优先受偿。这一裁判立场的确立，对于建筑企业破产案件中保障农民工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3. 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重叠与区分 农民工工资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间存在概念上的重叠关系。建设工程价款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工费（即农民工工资），因此承包人在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农民工工资部分。两者的区别在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是承包人（施工企业），保护范围包括材料费、机械费、利润等；而农民工工资请求权的主体是农民工个人，保护范围限于劳动报酬。在清偿顺位上，两者基本处于同一层级——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农民工工资在破产程序中参照职工债权优先于税收和普通债权，但劣后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为后者范围更宽，包含了前者）。 四 权利竞合中的有序分层：双重语境下的清偿顺位 （一）普通执行程序中的顺位排列 综合上述分析，在普通执行程序（非破产）中，各类债权的清偿顺位可归纳如下： 第一顺位：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依据《2023年批复》，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就房屋交付请求权或价款返还请求权享有最高顺位的优先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抵押权。适用条件：以居住为目的、已支付全部价款。 第二顺位：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含承包人代位主张的工人工资）。 依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三十六条，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优于抵押权，但劣后于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行使期限为自发包人应付工程款之日起十八个月。 第三顺位：特定情形下的税收优先权。依据，欠税发生在抵押设立之前的，税收优先于本行抵押权；欠税发生在抵押设立之后的，税收劣后于本行抵押权。 第四顺位：银行担保物权。依据《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担保物权人就担保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受限于上述法定优先权。 第五顺位：普通无担保债权。包括无财产担保的商业债权、一般借款等。 （二）破产程序中的顺位调整 破产程序中的顺位规则较普通执行程序更为复杂，需区分“特定担保财产”与“无担保财产”分别处理。在特定担保财产的变价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适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适用，银行担保物权作为别除权亦在担保财产变价范围内获得优先地位；税收和普通破产债权不参与分配。在无担保财产层面，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随时清偿，职工债权（含农民工工资）居第一顺序，税收债权居第二顺序，普通破产债权居第三顺序。 值得注意的差异在于：在普通执行程序中，税收债权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优先于担保物权；但在破产程序中，担保物权优先于税收债权。这一差异的制度逻辑在于——破产程序以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为首要目标，担保物权人的权利应当被隔离出来单独保护；而普通执行程序中的税收优先权规则更侧重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及时实现。 （三）顺位差异的制度逻辑：为什么破产程序对银行相对“友好”？ 破产程序与普通执行程序中对银行抵押权的保护力度存在顺位落差，其制度逻辑可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在价值导向层面，破产程序以“最大化债权人整体利益”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为目标，通过集中清理与集体清偿实现有序分配。对于以债务人特定财产设立担保的债权，赋予担保权人就该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破产法理论上称“别除权”），将担保财产从集体清偿程序中“别除”出来，使担保权人在担保财产变价范围内获得隔离保护。这一做法与担保物权的基本逻辑一脉相承：担保物权设立时，各方当事人的预期即为担保权人可就特定财产变价款获得优先清偿（参见《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六条）。 在操作层面，破产程序通过管理人集中接管债务人财产，能够全面甄别各项优先权及其权利冲突、统一核定各债权的清偿顺位；而普通执行程序中，各债权人分散主张权利，优先权可能逐一提出、逐一对抗，权利顺位的识别与协调缺乏系统性。在破产管理的统筹机制下，银行抵押权的优先地位能够获得更为清晰、系统的识别和保障。这反过来也为银行差异化信贷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策略视角：对于抵押物充足但可能面临前序优先权争议的债务人，在综合评估启动成本、程序控制权及预期清偿效果等因素后，可酌情考虑推动其进入破产程序，以利用管理人集中甄别优先权冲突的制度优势，争取更为充分的抵押权保障。 （四）银行担保债权的顺位定位 综合两类程序，银行担保债权在普通执行程序中一般位于执行费用、法定特别优先权（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船舶优先权等）之后，但优先于普通债权，其具体顺位取决于执行标的物上是否存在前序特别优先权及其种类和数量。而在破产程序中，银行抵押权通过别除权制度在担保财产变价范围内独立受偿，不参与规定的集体清偿顺位排序，其实际清偿顺位通常位于为该担保财产支出的合理管理/变价费用及法定特别优先权之后，但优先于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和普通破产债权。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质在于：破产程序通过别除权机制，将担保债权从集体清偿的顺位竞争中独立出来，使银行抵押权在担保财产变价范围内获得更为充分的优先保障，从而对银行债权人呈现出高于普通执行程序的保护水平 五“潮涌”何以形成“困局”：优先权扩张对银行抵押权的系统挤压 （一）法律政策层：司法保护的持续升级及其内在驱动力 法定优先权扩张存在法院持续以司法文件和个案裁判扩展优先级范围、政策保护目标导向性倾斜、趋势在涉及民生保障领域尤为显著等鲜明特征。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保护范围从“唯一住房”扩展至“改善型住房”，农民工工资权益从行政管理领域延伸至破产程序优先清偿，建设工程价款内涵不断扩充，均体现了这一扩张趋势。 推动这一扩张的内部驱动力可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在规范性层面，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障需求通过立法过程转化为法律规范，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实现政策目标到优先权规则的制度转化。在观念层面，民生保障优先于商业利益的政策话语逐渐成为制度安排的“优先序指标”，深刻影响着司法裁判的价值权衡。在社会功能层面，优先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补充性社会保障”的功能，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到商品房消费者保护，均是在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的领域通过优先权机制提供“底线保障”的制度设计。 （二）司法实践层：抵押权被“架空”的现实风险与传导机制 在司法过程中，优先权扩张对银行抵押权的挤压通常经由两种传导路径发生：责任财产减损路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使承包人对工程款享有优于抵押权的受偿地位，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在处置抵押物时可能被迫接受更大幅度的财产价值“截留”；权利顺位抢占路径——根据《2023年批复》，商品房消费者的房屋交付请求权甚至价款返还请求权均优先于抵押权，购房者在申请执行异议中援引《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相关条款对抗抵押权的情形愈发普遍。 从银行实际利益角度考察，后者是请求权劣后的压力来源，前者是在不影响抵押物权属的情况下对抵押物变价价值的分割和缩小。两种传导机制叠加形成了风险逐级放大效应。 同时，银行在处理优先权问题时面临策略博弈困境：①行权时点选择困境——过早申请处置可能尚有大量优先权未暴露，优先权压力未完全释放；过晚则可能财政、税务、劳动监察多部门联动，优先权形成更系统的挤压。②防控资源投放困境——贷前调查中对承包人的放弃承诺要求与贷后持续监控承包人行权动向在操作层面需消耗大量法务资源。③破产程序与诉讼程序选择困境——两者对银行的顺位保护力度有别，但不同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门槛和时机难以由银行一方单方面决定。这些博弈困境是“抵押权困局”在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 （三）结构性困境：信息不对称与可预期性缺失的制度根源 法定优先权与约定担保物权的根本差异在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在贷前调查中难以获知未来可能产生的建设工程优先权范围，也无法预判项目预售中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的覆盖比例；同时，优先权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定价和信贷审批的难度，降低银行对担保物权行使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抵押权困局”的深层制度根基——作为信贷信用基础设施的担保物权，正面临因不确定性的过度增加而基础设施效能减损的潜在风险。 六 冲突的化解路径：从预防、处置到制度完善 （一）实体法层面的协调与制度完善 第一，探索建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登记公示制度。建议立法机关或在未来民法典修订中考虑建立承包人优先权登记制度——承包人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一定期限内，需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优先权登记，逾期未登记的，视为放弃优先权或在次序上劣后于已登记的抵押权。这一制度既保留了优先权的政策保护功能，又为银行等抵押权人提供了风险识别和防范的制度工具。 第二，设立更为明确的优先权行使期限和“相对放弃”模式。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十八个月行使期限在操作中相对可行，但在复杂工程项目中承包人仍有行权困难。建议法律层面可设置相对灵活的催告和起算机制，同时明确放弃效力规则——放弃行为有效，但承包人就放弃部分仍对发包人享有普通债权，并在破产程序中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这一“相对放弃”模式能同时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建筑工人权益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第三，多法域协调：建立统一的优先权顺位规则。建议在立法层面统筹协调《民法典》等法律中的顺位规则，消除现行法律间的体系冲突。如在中明确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债权应劣后于担保物权，或对对于税收债权在破产程序外优先效力作出闭环规定，确保法院在执行及破产全过程中形成对银行债权的统一预期。 （二）程序法层面的应对策略 1. 贷前调查与风险识别：遏制优先权风险的前置关口 银行应当构建包含尽职调查的具体风险识别核查体系，优化贷前流程。针对在建工程抵押项目，应要求承包人出具放弃优先权书面承诺（注意放弃效力需附带“不损害工人利益”的实质审查）。主动核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信息、工程进度和结算履行状况，评估承包人行权可能性和时间窗口。 对于预售商品房项目，应重点关注项目销售备案情况，核实已售商品房的套数、价款支付比例和购房者身份；对于已支付全部价款的购房者应在银行抵押评估价值中扣除对应部分的风险权重；通过借款协议承诺机制（如销售回款优先用于偿还贷款）避免购房款被挪用。 针对欠税风险防范，应在贷前通过税务机关查询企业欠税记录；完善贷后管理（如阶段性对账、动态查询），将重大欠税或第三方优先权主张作为预警事项及时处置，扩大风险前置防范的合规视野。 2. 非诉处置程序的策略选择 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具有审限短、程序简便的优势，但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一旦承包人、购房者或税务机关提出优先权异议，法院倾向于驳回申请。因此，在启动特别程序前，银行应评估争议发生概率，并优先选择权利相对清晰、优先权争议较小的抵押物进行处置。 3. 诉讼程序中的抗辩要点 对于已出现的优先权争议，银行可结合多方抗辩应对：一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否超出十八个月行权期限——调取工程结算资料，计算应付工程价款之日，主张优先权已因超期消灭；二是商品房消费者是否满足“以居住为目的”并结合支付全部价款的标准——核实购房者对名下房产及购房款银行流水记录，抗辩不具备优先权条件的情形；三是税收优先权的时间节点——要求税务机关提供欠税发生时间证据，主张如果欠税发生在抵押设立之后应依法认定银行抵押权优先。 4. 破产程序中的别除权保护 银行应在破产程序启动后及时申报担保债权，明确主张就特定担保财产行使别除权，依据在担保财产变价范围内优先受偿。若管理人将其他优先权错误排列于本行担保债权之前，应首先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并要求纠正；管理人不予纠正的，应及时向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提出异议。在重整程序中，银行须持续关注担保财产的实际状况及市场价值变动，必要时依据申请法院恢复担保物权的行使，以避免因重整期间暂停行使担保权而造成担保财产价值不当减损。对于抵押物充足且前序优先权人及其权利范围明确的情形，可在综合评估破产成本与程序控制权等因素后，权衡是否推动债务人进入破产集中清理程序，以借助管理人集中甄别优先权冲突的制度优势，争取抵押物变现价值的最大化与银行债权回收率的提升。 （三）制度协调的统一化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从系统性制度建设的期限看，建议在今后立法进程中统筹考虑以下协同措施：第一，建议制定统一的“优先权顺位与登记公示”立法或司法解释框架，将各类法定优先权的类型、适用条件、公示方法、行使期限及顺位规则纳入统一的标准化管理。第二，探索法定优先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税收优先权）登记公示的法定化要求，同时实行格式文本、期限类别及超越顺位惩罚机制有机统一的制度设计。第三，推动与的联动修订，解决跨法域冲突：明确规定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应劣后于担保物权清偿，实现制度衔接。第四，在制度层面为司法实务提供可操作性指引，帮助法院在处理优先权争议时更好地运用比例原则作出稳妥判例，形成更为均衡、透明、可预期的权利竞争规则。 七 结语 法定优先受偿权的持续扩张与银行担保物权的相对限缩，反映出政策保护与交易安全、效率与公平、生存权与发展权之间的深层制度张力。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商品房消费者超级优先权、税收优先权及农民工工资请求权各自承载着正当的社会政策目标，但四类优先权力量的叠加正对担保物权作为信贷信用基础设施的安全边际形成系统性侵蚀。这种侵蚀不仅体现在银行抵押权在规范层面的顺位后移，更在司法执行和破产分配现实过程中转化为实际受偿率的下行压力，构成“优先权潮涌”现象的直接动因。 本文的分析表明，构建更为均衡的优先权秩序既需要立法层面的结构性改革——确立更为透明的优先权登记与公示规则，还需要银行在微观操作层面构筑系统性的风险管理防线。银行应当在贷前完成对承包人放弃承诺的获取、对欠税记录的查询及预售回款机制的严密安排；在贷中监测持续行权轨迹并预判优先权能否消灭或弱化；在贷后处置中基于程序选项差异作出最优判断，发挥好破产程序对银行债权人提供的别除权优势。 同时，未来制度完善应当致力于逐步推动各类法定优先权进入“半透明、可预期”的权利配置状态以修复长期受损的市场信用基础。唯有在法律政策层面、银行业务操作层面与法院裁判层面形成联动合力，才能在确保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的前提下，同步构筑公平、高效、可预期的担保物权实现环境，在保护社会价值与维护金融安全之间找到恰当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四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 崔建远.物权法（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5]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1. 引言 1.1 银行保密原则的历史演进与当代挑战 1.1.1 英国银行保密义务的法律渊源 英国银行保密义务的法律根基深植于普通法传统，其核心源于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默示保密义务。这一义务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在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1924] 1 KB 461案中，上诉法院确立了银行对客户信息负有保密义务的四项例外情形，为后续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石 。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的银行保密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犯罪分子利用复杂的金融架构和离岸实体进行资产隐匿，使得受害者在追偿过程中往往陷入”明知资金存在却无从追查”的困境。在此背景下，Norwich Pharmacal Order（以下简称”NPO”）作为一种突破银行保密壁垒的特殊法律工具，逐渐成为跨境资产追偿实务中的核心手段。 英国作为普通法系的重要发源地，其法律体系在平衡银行保密义务与正义实现之间展现出独特的制度智慧。NPO制度的确立并非对银行保密原则的否定，而是在特定情形下对保密义务的合理限制，旨在确保无辜受害者能够获得必要的司法救济。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英国法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双重追求，也为其他普通法域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借鉴。 1.1.2 金融犯罪全球化对信息获取需求的冲击 21世纪以来，金融犯罪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犯罪分子利用数字技术的便利性，通过多层账户架构、加密货币转换以及跨境资金转移等手段，极大地增加了资产追踪的难度。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司法协助机制往往因程序繁琐、周期过长而无法满足紧急追偿的需求。更为严峻的是，许多欺诈案件中的”嫌疑人”（wrongdoer）采用匿名或化名方式操作，受害者仅凭银行账户信息难以确定实际侵权人的身份。此时，银行作为资金流转的关键节点，掌握着识别嫌疑人身份的核心信息，包括账户持有人的真实姓名、地址、联系方式以及完整的交易记录。然而，受制于严格的保密义务和数据保护法规，银行通常不会主动向受害者披露这些信息。NPO制度正是在这一现实需求驱动下，为受害者提供了一条直接、高效的司法救济路径。 1.1.3 NPO作为平衡保密与正义的制度创新 NPO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1974年英国上议院的里程碑式判例Norwich Pharmacal Co v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 [1974] AC 133。该判例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当第三方无辜卷入（mixed up）不法行为时，即使其本身并非侵权人，也有义务向受害者披露相关信息，以协助其识别真正的责任主体并寻求法律救济。这一原则突破了传统上第三方”被动中立”的法律地位，赋予其在特定情形下的”积极协助”义务。从制度功能来看，NPO实现了多重价值的平衡：它维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够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获得必要的证据支持；它并未完全否定银行的保密义务，而是通过司法审查程序确保披露的合法性与适当性；它为无辜第三方提供了免责保护，使其在遵守法院命令的同时免于承担违反保密义务的法律责任。 1.2 文章主旨与实务导向 1.2.1 核心问题：如何在合法框架内突破银行保密壁垒 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系统阐述NPO制度的法律原理、适用条件及实务操作技巧，为从事跨境追偿业务的律师提供可操作的行动指南。具体而言，文章将围绕以下关键问题展开：如何准确界定NPO中的”嫌疑人”（wrongdoer）概念？诉讼前与诉讼中申请NPO各有哪些策略考量？如何准备充分的证据材料以满足法院的审查标准？面对银行的典型抗辩，应采取何种法律策略予以回应？以及，在获取银行信息后如何有效转化为实际的追偿成果？ 1.2.2 目标读者：从事跨境追偿、资产追踪的诉讼律师 本文的目标读者主要为具备一定普通法基础、从事或有意从事跨境资产追偿业务的诉讼律师。鉴于NPO申请涉及复杂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要求，读者需要熟悉英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框架，包括单方申请（without notice application）、支持誓章（supporting affidavit）的制作规范以及法院听审的应对技巧。同时，由于NPO常与资产冻结令（Freezing Order/Mareva Injunction）、承认执行程序等其他救济手段配合使用，读者亦需具备综合运用多种法律工具的能力。 1.2.3 方法论：案例驱动与策略分析相结合 本文采用案例驱动与策略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法律原理部分，将以Norwich Pharmacal [1974] AC 133等经典判例为基础，梳理NPO制度的发展脉络和核心原则；在实务操作部分，则将结合跨境欺诈、知识产权侵权、网络诽谤等典型案件类型，分析NPO的具体应用场景和策略选择。此外，本文还将关注英国法院近年来的裁判趋势，特别是其对”钓鱼式”披露（fishing expedition）的警惕态度，以及对第三方权益保护的强化倾向，以期为读者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实务建议。 2.关键词 2.1 核心术语 2.1.1 Norwich Pharmacal Order (NPO) Norwich Pharmacal Order（诺维奇制药令，简称NPO）是英国普通法下的一项特殊救济制度，允许法院命令无辜卷入不法行为的第三方披露相关信息，以协助受害者识别侵权人或追踪资产。该制度名称源自1974年英国上议院的同名判例，现已成为普通法域广泛采用的证据开示工具。NPO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要求申请人已经知晓侵权人的身份，而是可以用于”找出”（find out）侵权人，这一特征使其在应对匿名欺诈和网络犯罪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 NPO的法律性质属于”衡平救济”（equitable remedy），由法院根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授予。申请人需满足多项法定条件，包括：存在强有力证据表明发生了可诉的不法行为；被申请人无辜卷入该不法行为；所寻求的信息对于追究责任是必要的；且被申请人很可能持有相关信息 。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NPO申请的审查框架，也为实务操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2.1.2 Wrongdoer（嫌疑人/不法行为人） Wrongdoer是NPO制度中的核心概念，指实施或涉嫌实施不法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这一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既包括已确定身份的特定个人或实体，也包括尚未识别但可通过描述界定的匿名主体。在NPO申请中，wrongdoer的界定直接影响披露范围的设计和后续诉讼策略的制定，因此需要申请人予以特别关注。 实务中，wrongdoer的识别往往面临多重困难。犯罪分子常采用多层架构、离岸实体、化名账户等手段隐匿真实身份，使得受害者仅凭表面信息难以确定责任主体。NPO制度的功能之一，正是通过要求银行等信息持有者披露账户详情，搭建从”账户”到”人”的识别桥梁。因此，在申请NPO时，申请人需要对wrongdoer进行尽可能精确的描述，同时保留根据披露结果动态调整的空间 。 2.1.3 Mixed Up Principle（牵连原则） Mixed Up Principle（牵连原则）是NPO制度的理论基础，指第三方虽非不法行为的实施者，但其活动与不法行为存在某种关联或牵连（mixed up），因而负有协助披露的义务。这一原则在Norwich Pharmacal案中得到经典阐述：海关作为进出口监管机关，虽非专利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但其掌握的进口商信息对于权利人追究侵权责任至关重要，因此应当予以披露 。 在银行NPO场景中，牵连原则的适用尤为典型。银行作为资金保管和流转的中介机构，其提供的账户服务被不法分子利用于接收、转移欺诈所得，即构成”无辜卷入”的情形。需要强调的是，“mixed up”并不要求银行存在任何过错或知情，而仅强调其客观上与不法行为存在事实关联。这一宽泛的认定标准，大大扩展了NPO的适用范围，也使银行成为NPO申请中最常见的被申请人之一 。 2.2 关联概念 2.2.1 Bankers’ Books Evidence Act 1879 《1879年银行账簿证据法》（Bankers’ Books Evidence Act 1879）是英国规范银行记录作为证据使用的专门立法。该法规定，经适当认证的银行账簿副本可在诉讼中作为证据采纳，无需提供原件。虽然该法主要解决的是证据形式问题，而非信息披露问题，但其与NPO制度存在密切关联。在NPO申请中，申请人往往需要引用该法以说明银行记录的证据价值；而在获取NPO后，该法则为银行记录的后续使用提供了程序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限制。例如，其仅适用于”账簿”（books）的狭义界定，可能不包括某些电子记录或交易数据。因此，在NPO申请中，申请人应当对所需信息的具体形式作出明确描述，以确保披露范围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2.2.2 第三方披露令（Third Party Disclosure Order） 第三方披露令是NPO的中文通称，强调其针对非诉讼当事人的第三方（如银行、电信公司、互联网平台等）申请信息披露的特征。在香港等普通法域，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其法律内涵与NPO完全一致。例如，香港法庭自1979年Easey Garment Factory Ltd v Attorney General [1980] HKLR 18案首次适用NPO以来，已将其发展为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救济手段 。 第三方披露令的适用范围极为广泛，除银行信息外，还可用于获取电信记录、网络日志、公司注册资料等多种类型的信息。在不同场景中，申请人需要根据信息持有者的类型和信息的性质，调整申请策略和论证重点。例如，针对互联网平台的NPO申请，可能需要额外关注管辖权问题和跨境执行问题；而针对公司注册代理人的NPO申请，则需熟悉离岸公司法的特殊规定 。 2.2.3 资产冻结令（Freezing Order/Mareva Injunction） 资产冻结令（又称Mareva禁令）是与NPO经常配合使用的另一项重要救济。该命令由法院颁发，禁止被告处分或转移其资产，以防止判决无法执行。在跨境追偿实务中，NPO与冻结令的组合运用构成了”信息获取+资产保全”的完整策略：首先通过NPO获取嫌疑人账户信息，随即针对识别出的账户申请冻结令，最终实现资产的有效控制。 两项命令的申请时机和证明标准存在差异。NPO侧重于信息获取的必要性，而冻结令则侧重于资产转移的紧迫风险。因此，在实务操作中，律师需要精确把握申请节奏，避免因程序延误导致资产流失。此外，冻结令的申请通常需要申请人提供损害赔偿承诺（cross-undertaking in damages），这一要求也对申请人的风险评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NPO的法律基础与核心原则 3.1 起源判例：Norwich Pharmacal Co v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 [1974] AC 133 3.1.1 案件事实：专利侵权调查中的身份识别困境 Norwich Pharmacal Co v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 [1974] AC 133案的事实背景具有典型性。上诉人Norwich Pharmacal公司是一家制药企业，拥有某化合物的专利权和许可权。该公司发现，有大量未经授权的化合物寄售品进口至英国，涉嫌侵犯其专利权。作为进出口监管机关，英国海关与税务专员（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掌握了这些进口货物的详细报关信息，包括进口商的身份、进口数量、货值等关键数据。 上诉人多次要求海关披露进口商身份，以便对其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但遭到拒绝。海关的拒绝理由主要基于行政保密考虑，认为其无义务主动向私人主体披露执法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双方争议最终诉至上议院，成为NPO制度诞生的标志性案件 。 3.1.2 上议院裁判要旨：公平补救原则的创立 上议院在该案中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判。Lord Reid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当某人因侵权行为受到损害，而第三方无辜卷入该侵权行为并掌握识别侵权人所需信息时，该第三方负有向受害者披露信息的义务。这一义务并非源于合同或侵权，而是源于衡平法上的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equity）——即无辜受害者有权获得必要的协助以追究侵权责任。 判决进一步阐明，第三方的披露义务与其是否知情、是否存在过错无关，而仅取决于其是否”卷入”（mixed up）了不法行为。海关作为进出口监管机关，其正常履职行为客观上为侵权货物的流通提供了条件，即构成”卷入”的情形。因此，海关应当向权利人披露进口商身份，以协助其维护合法权益 。 该判决确立的法律原则可概括为三项核心要素：（1）存在可诉的不法行为；（2）第三方无辜卷入该不法行为；（3）披露信息对于识别侵权人或追究责任是必要的。这三项要素构成了后续NPO申请的审查基准，也为普通法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 3.1.3 里程碑意义：从”被动中立”到”积极协助”的义务转变 Norwich Pharmacal案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彻底改变了第三方法律地位的传统认知。在此之前，第三方通常被视为与争议无关的”被动中立者”，既无权利也无义务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该判决则确立了一项积极的协助义务，要求第三方在特定情形下主动配合信息披露，即使这可能与其保密义务或商业利益相冲突。 这一转变对银行保密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银行作为最典型的第三方信息持有者，其传统的保密义务不再是绝对的屏障，而需要在司法审查框架下与受害者的知情权进行权衡。后续判例进一步发展了针对银行的NPO规则，特别是在Ashworth Hospital Authority v MGN Ltd [2002] UKHL 29案和Rugby Football Union v Consolid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Ltd [2012] UKSC 55案中，上议院和最高法院对NPO的适用条件、信息用途限制等问题作出了重要澄清，使NPO制度日趋完善 。 3.2 牵连原则（Mixed Up Principle）的规范内涵 3.2.1 “Mixed Up”的认定标准：无辜参与与信息持有 “Mixed up”（牵连）是NPO制度的核心概念，其认定标准直接关系到第三方披露义务的成立与否。根据Norwich Pharmacal案及后续判例，“mixed up”包含两项基本要素：一是事实关联性，即第三方的活动与不法行为存在客观上的联系；二是信息持有性，即第三方实际掌握识别侵权人或追踪资产所需的信息。 事实关联性的认定采取宽泛标准，不要求第三方存在过错或知情。例如，银行仅为嫌疑人提供日常账户服务，对其欺诈意图毫不知情，仍可能因资金流转经过其系统而被认定为”mixed up”。这一标准的设计意图在于，确保信息流通的关键节点不会成为追责障碍，同时避免对第三方施加过重的注意义务。 信息持有性的认定则相对复杂。申请人需要证明所寻求的信息确实存在于第三方的控制范围内，且该信息对于实现救济目的是必要的。在实务中，这一要求常通过以下方式满足：提供账户号码、交易日期等线索，说明银行记录的存在；论证该记录与嫌疑人身份识别或资金流向追踪的直接关联；以及排除其他可行的信息获取途径 。 3.2.2 银行作为典型第三方的法律地位 银行在NPO制度中具有特殊地位，这源于其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功能。作为资金保管、支付结算和信贷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银行掌握着经济活动中最全面、最精确的个人和企业信息。当不法分子利用银行系统进行欺诈、洗钱或其他违法活动时，银行即成为连接受害者与侵权人的关键节点，也是NPO申请中最常见的被申请人。 银行作为NPO被申请人的法律地位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其披露义务源于”mixed up”原则，而非合同或侵权关系，因此不受与客户之间保密条款的绝对约束；其次，银行有权获得按弥偿基准（indemnity basis）计算的诉讼费用补偿，以弥补其配合披露所产生的成本；最后，银行在遵守法院命令后，可免于承担对客户或其他主体的违约责任，这为其配合披露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 3.2.3 牵连程度与披露义务范围的关联性 虽然”mixed up”的认定采取宽泛标准，但牵连程度与披露义务范围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在极端情形下，如果第三方与不法行为的牵连极为轻微，或所掌握的信息与追责目的关联性较弱，法院可能拒绝授予NPO或限制其范围。例如，如果申请人要求披露与涉嫌欺诈账户仅有单次资金往来的第三方账户信息，法院可能认为该要求过于宽泛，构成”钓鱼式”披露。 因此，在实务操作中，申请人需要精心论证所申请披露范围与”mixed up”原则的契合度。具体策略包括：聚焦与核心不法行为直接相关的账户和交易；提供时间范围、金额区间等限定条件；以及说明披露范围与追责目的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些论证有助于说服法院，所申请的NPO是必要且适当的，而非对第三方权益的不当侵扰。 3.3 NPO与相关制度的界分 3.3.1 NPO与标准披露令（Standard Disclosure）的区别 NPO与英国民事诉讼中的标准披露令（Standard Disclosure）存在本质区别。标准披露令适用于诉讼当事人之间，要求各方披露与争议事项相关的文件，其法律依据主要是《民事诉讼规则》（Civil Procedure Rules）第31章。而NPO则针对非诉讼当事人的第三方，其法律依据是普通法上的衡平救济原则，而非程序性规则。 这一区别带来了多项实务影响。首先，NPO可在诉讼前申请，而标准披露令通常仅在诉讼启动后适用；其次，NPO的证明标准更高，申请人需要证明存在”强有力证据”（strong prima facie case）表明不法行为发生，而标准披露令仅需与争议相关即可；最后，NPO的范围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法院会特别警惕”钓鱼式”披露的风险，而标准披露令的范围相对宽泛 。 3.3.2 NPO与冻结令的衔接适用 NPO与资产冻结令（Freezing Order/Mareva Injunction）在跨境追偿实务中常配合使用，但两者的功能定位和申请条件截然不同。NPO的核心功能是信息获取，其目的是识别侵权人或追踪资产；冻结令的核心功能是资产保全，其目的是防止被告处分资产以逃避执行。 从程序时序来看，NPO通常是冻结令的前置步骤。在嫌疑人身份不明或账户信息不详的情况下，申请人首先需要借助NPO获取必要信息，然后才能针对特定账户申请冻结。然而，在紧急情形下，两项命令也可同时或近乎同时申请，以最大化追偿效果。例如，在发现欺诈资金刚转入某已知账户时，律师可在申请NPO以获取该账户完整信息的同时，申请临时冻结令以防止资金转移 。 3.3.3 NPO与数据保护法规的协调 NPO制度与数据保护法规（主要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英国《2018年数据保护法》DPA 2018）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实务中的重要议题。银行常以数据保护义务为由抗辩NPO申请，主张披露客户信息违反其法定义务。对此，需要区分不同层面的法律分析。 首先，NPO作为法院命令，本身构成数据处理的合法基础。GDPR第6条第1款(c)项明确规定，处理个人数据可为”履行控制者所承担的法律义务之必要”，而法院命令即属此类法律义务。其次，DPA 2018第15条对”司法程序”中的数据处理作出了特别规定，为NPO框架下的信息披露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支持。因此，银行以数据保护为由拒绝遵守NPO，通常难以成立，但申请人仍需在申请文件中充分论证披露的合法性，以preempt可能的抗辩。 4. “嫌疑人”（Wrongdoer）的界定与识别 4.1 Wrongdoer的法律定义 4.1.1 核心特征：实施或涉嫌实施不法行为的主体 Wrongdoer是NPO制度中的关键概念，指实施或涉嫌实施不法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实体。这一概念的核心特征在于行为的不法性，而非身份的确定性。换言之，即使申请人的具体身份尚不明确，只要能够通过描述界定其行为特征，即可满足NPO申请中对wrongdoer的界定要求。 Wrongdoer的不法行为类型极为广泛，涵盖民事侵权、合同违约、欺诈、知识产权侵权等多种情形。在跨境追偿实务中，最常见的不法行为包括：网络诈骗（如钓鱼邮件、虚假投资平台）、商业欺诈（如虚假交易、挪用资金）、知识产权侵权（如假冒商品销售、版权盗版）以及违反信义义务（如董事违信、关联交易）等。不同类型的不法行为，对wrongdoer的界定方式和证据要求存在差异，需要申请人根据具体案情灵活调整 。 4.1.2 身份已知与未知的二元情形 根据身份识别程度，wrongdoer可分为”身份已知”和”身份未知”两种情形，这一区分对NPO申请策略具有重要影响。 在身份已知的情形下，申请人已掌握wrongdoer的姓名、地址等基本信息，NPO的主要功能在于获取补充信息以支持诉讼。例如，已知某公司为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但需要获取其银行账户流水以证明资金转移路径。此类申请的论证重点在于说明所寻求信息与诉讼主张的关联性，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该信息的不可能性。 在身份未知的情形下，wrongdoer仅以描述性方式界定，如”控制某银行账户的未知个人或实体”。此时，NPO的核心功能在于”找出”（find out）wrongdoer的真实身份，这是NPO制度最具特色的应用场景。此类申请的论证难度更高，申请人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表明：（1）存在可诉的不法行为；（2）该行为与特定账户或标识存在关联；（3）披露账户持有人身份对于追究责任是必要的；（4）不存在其他可行的识别途径 。 4.1.3 单一行为人与共同侵权人的区分处理 实务中，不法行为可能由单一行为人实施，也可能涉及多个主体的共同侵权或协同行为。对于共同侵权情形，NPO申请需要对各潜在wrongdoer的角色和关系进行清晰描述，并说明所寻求信息对于识别全部责任主体的必要性。 例如，在多层转账的欺诈案件中，资金可能依次经过”首落账户”（first landing account）、“中转账户”和”最终账户”。申请人需要分析各账户持有人的可能角色（如直接收款人、洗钱中介、最终受益人），并针对各层级分别或一并申请NPO。这种分层处理策略有助于全面绘制资金流向图谱，识别全部潜在责任主体，同时也需要更精细的论证以避免披露范围过于宽泛 。 4.2 Wrongdoer的识别困境与NPO的功能填补 4.2.1 匿名或化名操作的常见场景 匿名或化名操作是当代金融犯罪的重要特征，也是wrongdoer识别的首要障碍。犯罪分子利用以下手段隐匿真实身份：（1）使用虚假或盗用的身份证明文件开设账户；（2）通过离岸公司、信托或基金等法律架构间接持有账户；（3）利用加密货币或数字支付平台的匿名特性进行资金转移；（4）借助”钱骡”（money mule）账户分散资金流转。 在这些情形下，受害者通常仅掌握表面信息，如账户号码、交易参考号、电子邮件地址或网络标识，而无法直接关联到实际控制人。NPO制度的功能正在于穿透这些匿名屏障，通过要求银行、互联网平台等信息持有者披露后台记录，建立从表面标识到真实身份的关联。例如，针对电子邮件地址，可申请向邮件服务提供商NPO以获取注册信息；针对网络账户，可申请向平台运营商NPO以获取实名认证资料和登录日志。 4.2.2 多层架构与离岸实体带来的识别障碍 跨境欺诈和资产隐匿常借助复杂的多层法律架构实现。典型架构包括：在离岸金融中心（如BVI、开曼群岛、泽西岛）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通过多层持股结构控制onshore资产；利用信托或私人基金安排，将受益所有权与法定所有权分离；以及通过代持协议、期权安排等工具，隐藏实际控制关系。 这些架构对wrongdoer识别提出了严峻挑战。申请人可能需要依次向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公司注册代理人、受托人、银行等主体申请NPO，逐步穿透各层架构，最终识别实际控制人。这一过程耗时漫长、成本高昂，且面临各法域法律冲突和司法协助障碍。因此，在启动跨境NPO程序前，申请人需要进行全面的策略评估，优先选择最有可能获取关键信息的节点和法域。 4.2.3 从账户信息到实际控制人身份的追溯路径 从账户信息追溯实际控制人身份，是NPO在资产追踪中的典型应用路径。这一过程通常遵循以下步骤： 步骤 目标 典型被申请人 预期信息 第一步 识别首落账户持有人 收款银行 账户持有人身份、开户资料、账户状态 第二步 追踪资金转移路径 首落账户银行、中转账户银行 完整交易记录、关联账户信息 第三步 穿透离岸架构 离岸公司注册代理人、受托人 股东名册、董事资料、信托文件 第四步 定位可执行资产 资产持有银行、不动产登记机构 资产详情、权属状况、担保负担 每一步骤都可能遇到障碍，如银行以保密义务抗辩、离岸注册地信息不公开、代持安排掩盖真实关系等。因此，申请人需要准备充分的替代方案和论证策略，并在必要时寻求当地律师的协助 。 4.3 实务中的Wrongdoer描述技巧 4.3.1 已知信息的精确陈述与未知信息的合理推断 在NPO申请文件中，对wrongdoer的描述需要兼顾精确性与灵活性。对于已知信息，应当详细、准确地陈述，包括：已掌握的身份标识（姓名、公司名称、注册号码等）、与不法行为的关联证据（交易记录、通信往来、合同文件等）、以及已尝试的识别努力及其结果。这些陈述为法院评估申请的必要性和适当性提供了事实基础。 对于未知信息，则需要基于已知事实进行合理推断，并以描述性方式界定wrongdoer的范围。例如，可表述为”于[日期]至[日期]期间控制[账户号码]、接收受害人转账资金的未知个人或实体”。这种描述既明确了关联要素（时间范围、账户标识、行为特征），又为后续根据披露结果精确化预留了空间。关键在于，推断必须具有合理的证据支持，不能纯属猜测或臆断 。 4.3.2 避免过度宽泛的”嫌疑人”定义 过度宽泛的wrongdoer定义是NPO申请被驳回的常见原因之一。如果申请人将”嫌疑人”界定为”任何可能参与不法行为的人”，或广泛要求银行披露大量客户信息以”寻找”可能的侵权人，法院很可能认定该申请构成”钓鱼式”披露（fishing expedition），即借NPO之名行广泛调查之实，而非针对特定追责目标的必要信息披露。 为避免这一风险，申请人应当：（1）将wrongdoer描述与具体的不法行为要素紧密关联，如特定时间、特定账户、特定交易；（2）说明所申请披露范围与wrongdoer识别的直接必要性，排除无关或关联性较弱的信息；（3）如果涉及多个潜在wrongdoer，分别说明各主体的可能角色和关联证据，而非笼统概括。这些技巧有助于说服法院，NPO申请是经过审慎设计的针对性救济，而非对第三方权益的不当侵扰。 4.3.3 动态调整：根据披露结果修正Wrongdoer范围 NPO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允许动态调整。初始申请时，wrongdoer可能仅以描述性方式界定；在获取部分披露信息后，申请人可根据新发现的事实，修正wrongdoer的范围或针对新识别的主体进一步申请NPO。这种递进式策略在复杂案件中尤为必要。 例如，在获取首落账户的持有人信息后，发现该账户为某离岸公司所有，申请人可随即针对该公司注册代理人申请NPO以获取股东和董事信息；在识别出实际控制人后，再针对其控制的其他账户申请NPO以全面追踪资产。每一步调整都需要在新的申请中说明前序披露的结果、新发现的事实以及进一步披露的必要性。这种动态调整机制使NPO成为适应复杂案件发展的灵活工具，但也对申请人的策略规划和程序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 5. NPO的申请时机：诉讼前与诉讼中的策略选择 5.1 诉讼前NPO（Pre-Action NPO）的适用场景 5.1.1 诉前识别的典型必要性：确定适格被告 诉讼前NPO（Pre-Action NPO）是NPO制度最具特色的应用场景，其核心功能在于解决”欲诉而不知告谁”的困境。在许多跨境欺诈和侵权案件中，受害者虽遭受实际损失，但因无法识别侵权人身份或确定其资产位置，难以启动正式诉讼。此时，诉前NPO成为获取必要信息、确定适格被告的关键工具。 诉前NPO的必要性论证需要特别关注。根据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诉前议定书（Pre-Action Protocols）的精神，当事人在启动诉讼前应尽可能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争议或获取信息。因此，在申请诉前NPO时，申请人通常需要说明：已尝试的替代信息获取途径及其失败原因；如不立即获取信息，可能面临的证据灭失或资产转移风险；以及所寻求信息对于决定是否启动诉讼的关键作用。这些说明有助于说服法院，诉前NPO是必要且适当的救济手段，而非对诉讼程序的规避。 5.1.2 紧急情形：防止资产转移或证据灭失 紧急情形是诉前NPO的另一重要适用场景。金融犯罪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资金的快速转移和清洗。欺诈所得可能在数小时至数日内经过多个账户、多种货币、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转换，最终隐匿于加密货币、不动产或实物资产中。一旦错过关键时间窗口，追踪和追偿的难度将急剧上升。 因此，在发现欺诈行为后的”黄金24小时”内启动NPO程序，是跨境追偿实务中的关键策略。这一时段内，资金通常仍停留在”首落账户”或少数中转账户，尚未完成复杂的清洗过程。申请人需要迅速完成以下工作：固定现有证据（交易记录、通信往来、网络日志等）；评估资金转移的紧迫风险；确定最有可能掌握关键信息的银行或机构；准备紧急申请文件（包括支持誓章和起草命令）；以及联系法院安排单方听审（without notice hearing）。速度是这一策略的核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导致追偿机会的永久丧失 。 5.1.3 诉前NPO与后续诉讼的衔接安排 诉前NPO并非孤立程序，而应与后续诉讼安排统筹规划。在申请诉前NPO时，申请人需要预见到可能的诉讼路径，并确保所获取信息能够有效支持后续主张。具体而言，应当考虑：拟提起诉讼的管辖法院和适用法律；诉前NPO获取信息的证据可采性；以及根据披露结果调整诉讼策略的灵活性。 此外，诉前NPO的保密性安排也需要特别关注。由于申请时wrongdoer尚未被识别或通知，披露信息的使用通常受到严格限制，仅限于决定是否启动诉讼或申请其他救济。如果申请人违反该限制，将披露信息用于其他目的或向第三方泄露，可能面临藐视法庭的制裁，并损害后续诉讼的立场。因此，在获取诉前NPO后，申请人应当建立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确保合规使用 。 5.2 诉讼中NPO（Interlocutory NPO）的补充功能 5.2.1 现有披露不充分时的信息补强 诉讼中NPO（Interlocutory NPO）适用于诉讼已经启动，但现有披露（包括标准披露和对方自愿提供的信息）不足以支持申请人主张的情形。这一功能在复杂案件中尤为重要，因为诉讼当事人的披露义务通常限于其控制范围内的文件，而关键信息可能由第三方持有。 例如，在被告否认收到特定款项或主张资金来源于合法交易的情形下，申请人可能需要向银行申请NPO以获取独立的交易记录；在被告通过关联公司进行资产转移的情形下，申请人可能需要向该关联公司的银行申请NPO以追踪资金流向。这些诉讼中NPO的申请，需要说明现有披露的不足、第三方信息的必要性以及该信息对于案件裁判的相关性 。 5.2.2 新发现的第三方信息持有者 诉讼过程中，新发现的第三方信息持有者也是诉讼中NPO的典型适用情形。随着案件发展和证据收集的深入，申请人可能发现此前未知的银行、公司或其他主体掌握关键信息。此时，需要及时申请NPO以获取该信息，避免延误诉讼进程。 新发现第三方的NPO申请需要特别说明：该第三方的发现过程和发现时间；其所掌握信息的具体内容和重要性；以及为何无法在诉讼启动前发现该第三方（如该信息由后续披露或调查揭示）。法院在审查此类申请时，会关注申请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勤勉义务，以及延迟申请是否存在正当理由 。 5.2.3 与案件管理程序的配合 诉讼中NPO需要与案件管理程序（Case Management）密切配合。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第29章，法院在案件管理会议（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CMC）中会审查证据披露的时间表和范围，并作出相应指示。申请人应当在CMC前或CMC中提出NPO申请意向，以便法院统筹安排证据收集程序。 如果NPO申请涉及复杂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可能需要单独安排听审，而非在CMC中一并处理。此时，申请人需要与法院和对方当事人协商听审时间，确保不影响案件的整体进度。此外，NPO获取的信息可能需要纳入后续的证据交换程序，申请人应当预留充足的时间完成信息分析和证据准备。 5.3 时机选择的策略考量 5.3.1 过早申请的风险：信息不足导致驳回 过早申请NPO是实务中的常见错误，其主要风险在于证据不足导致申请被驳回。NPO申请需要证明存在”强有力证据”（strong prima facie case）表明不法行为发生，如果申请人仅凭怀疑或推测即提出申请，而未能提供具体的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持，法院很可能认定申请缺乏充分依据。 此外，过早申请还可能导致”钓鱼式”披露的质疑。如果申请人尚未掌握任何与特定账户或标识相关的线索，而广泛要求银行披露大量客户信息以”寻找”可能的侵权人，这一申请显然超出了NPO的合法范围。因此，在启动NPO程序前，申请人应当尽可能通过公开渠道、非正式调查或当事人披露等方式收集初步证据，为申请建立坚实的事实基础 。 5.3.2 过晚申请的弊端：错失最佳追偿窗口 与过早申请相对，过晚申请NPO同样存在严重弊端，最主要的是错失最佳追偿窗口。如前所述，欺诈资金的转移速度极快，延迟数小时或数天可能导致资金完全脱离追踪范围。即使最终获取了NPO，所披露的信息也可能仅显示账户已清空或关闭，无法支持有效的资产保全或执行。 过晚申请还可能面临证据灭失的风险。银行的交易记录通常有保存期限，超过该期限的记录可能被删除或归档，获取难度大增；网络日志、通信记录等电子证据更易因系统更新或存储限制而丢失；相关人员的记忆也会随时间推移而模糊。因此，申请人需要在证据新鲜度和申请准备充分性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因过度准备而延误关键时机。 5.3.3 分阶段申请：从身份识别到资产定位的递进策略 分阶段申请是应对复杂案件的推荐策略。该策略将NPO申请分解为多个递进阶段，各阶段有明确的目标和范围，根据前阶段披露结果决定是否及如何推进下一阶段。典型阶段划分如下： 阶段 目标 典型被申请人 预期信息 第一阶段 识别首落账户持有人 收款银行 账户持有人身份、开户资料、账户状态 第二阶段 追踪资金转移路径 首落账户银行、中转账户银行 完整交易记录、关联账户信息 第三阶段 穿透离岸架构 离岸公司注册代理人、受托人 股东名册、董事资料、信托文件 第四阶段 定位可执行资产 资产持有银行、不动产登记机构 资产详情、权属状况、担保负担 这种分阶段策略的优势在于：各阶段目标明确，便于法院审查和批准；可根据披露结果动态调整，避免资源浪费；以及逐步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条，支持后续诉讼和执行。其挑战则在于需要精细的程序管理和多法域协调能力，申请人应当建立清晰的时间表和责任分工，确保各阶段无缝衔接。 6. NPO的法定要件与证明标准 6.1 三项核心条件的实务解读 6.1.1 严重不法行为的强有力证据（Strong Prima Facie Case） 6.1.1.1 证据类型的选择与组合 “强有力证据”（strong prima facie case）是NPO申请的首要门槛，要求申请人提供充分证据表明发生了可诉的严重不法行为。证据类型的选择与组合，应根据案件性质与可用资源灵活确定。典型证据类型包括： 证据类型 具体内容 适用场景 交易记录与财务文件 银行转账凭证、支付平台记录、加密货币交易哈希 证明资金的异常流动 通信记录与电子数据 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电话录音 显示不法行为的策划与实施 专家意见与技术分析 法务会计报告、网络取证分析、文件真伪鉴定 解释复杂的金融架构或技术痕迹 证人陈述与当事人说明 事件经过的直接描述、损失计算 提供案件事实的基础层面 公开信息 公司注册资料、媒体报道、监管公告 证明相关主体的背景和行为模式 在跨境案件中，还需考虑境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翻译及可采性问题。证据的组合策略应当根据案件需要灵活调整，在紧急情形下可能仅依赖交易记录和初步通信即可申请临时NPO，而在复杂案件中则可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深度调查和专家分析 。 6.1.1.2 初步证据与最终证明的区分 需要特别区分的是，NPO申请阶段所需的”强有力证据”是初步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而非最终证明（conclusive proof）。初步证据的要求在于，使法院相信申请人主张具有合理的可信度，值得进一步调查和审理；而非要求申请人已经证明其主张的全部要素，达到胜诉标准。 这一区分对实务操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申请人无需在NPO申请阶段穷尽所有证据，而只需提供足以支持申请的初步材料。例如，在欺诈案件中，提供转账记录和对方虚假陈述的片段，即可满足初步证据要求；无需完整证明欺诈的全部要素（如故意、因果关系、损失金额等）。当然，证据越充分，申请获批的可能性越高，申请人应当在时间和资源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强化证据基础。 6.1.1.3 跨境证据的认证与采信 跨境证据的认证是NPO申请中的常见难题。当证据来源于境外时，需要满足英国法院对域外证据的形式要求，主要包括：（1）证据的合法获取，即证据来源和收集方式符合相关法域法律规定；（2）证据的真实认证，即通过公证、领事认证或《海牙认证公约》apostille等方式确认证据形式真实性；（3）证据的翻译，即非英文证据需经专业翻译并认证翻译准确性。 在紧急情形下，完整认证程序可能耗时过长，申请人可请求法院接受未经完整认证的证据，并承诺后续补正。法院在评估此类请求时，会考虑证据的紧迫性、未经认证的风险以及申请人提供的替代保障（如专家意见、多方印证等）。为preempt可能的质疑，申请人应当在支持誓章中详细说明证据来源、收集过程和认证状态，并就可能存在的缺陷提供解释。 6.1.2 实质性利益的证明（Real and Substantial Benefit） 6.1.2.1 利益的可量化与不可量化情形 “实质性利益”（real and substantial benefit）是NPO申请的第二个核心条件，要求申请人证明所寻求信息将为其带来真实且重要的利益。这一利益既包括可量化的经济价值，也包括不可量化的法律利益，但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和可实现性。 利益类型 典型示例 证明要点 可量化经济利益 追回欺诈损失、获得侵权赔偿、执行合同债权 提供金额估算，说明潜在追偿规模与NPO申请成本的合理比例 不可量化法律利益 识别侵权人以制止持续侵权、获取证据以支持刑事举报、澄清事实以维护商业声誉 细致论证其对申请人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困难 例如，在100万英镑的欺诈损失案件中，申请针对收款银行的NPO，预期获取的信息可直接支持对该账户的冻结和后续执行，其利益显而易见。而对于不可量化的利益，如商业秘密泄露案件中识别泄露者对于采取补救措施、防止进一步损害的重要性，即使immediate的经济利益难以精确计算，也可能满足实质性利益的要求。 6.1.2.2 与潜在诉讼标的的比例关系 法院在评估”实质性利益”时，会关注NPO申请成本与潜在利益的比例关系。如果申请成本（包括律师费、法院费用、第三方补偿等）与预期利益明显不成比例，法院可能质疑申请的必要性，或限制披露范围以降低成本。 申请人应当进行初步的成本效益分析，并在申请文件中说明：（1）NPO申请的预期成本；（2）潜在诉讼标的或追偿金额的合理估算；（3）成本与利益的比例关系；（4）如成本较高，说明其合理性（如案件复杂性、紧急性、先例价值等）。这一分析有助于法院全面评估申请的适当性，避免因成本考量而拒绝合理的NPO申请。 6.1.2.3 利益实现的合理预期 “实质性利益”还要求利益实现具有合理预期，而非纯粹推测。申请人需要说明，获取所寻求信息后，如何具体实现预期利益，以及实现路径的合理性。例如，在获取银行账户信息后，申请人计划：针对账户持有人启动诉讼；申请资产冻结令以防止资金转移；以及根据诉讼结果申请执行。这一路径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可行性，满足合理预期要求。 相反，如果申请人无法说明获取信息后的具体行动计划，或实现路径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如identified主体享有绝对豁免、资产位于无法执行的法域等），法院可能认定利益实现缺乏合理预期，拒绝NPO申请。因此，申请人应当在申请前充分评估后续行动的可行性，并在申请文件中清晰阐述实现路径。 6.1.3 披露范围的适当性（No Undue Breadth） 6.1.3.1 时间范围的合理限定 披露范围的适当性是NPO申请的第三个核心条件，要求所寻求信息的时间范围、类别和数量与申请目的相称，避免”过度宽泛”（undue breadth）。时间范围的限定是这一条件的典型体现。 申请人应当根据不法行为的发生时间和资金流转的合理周期，确定披露的时间范围。例如，在发现特定日期转账为欺诈所得的情形下，可要求披露该日期前后合理期间（如前后各30天）的账户活动，以完整记录资金流入和流出情况。时间范围过长（如要求披露数年完整记录）可能招致”钓鱼式”披露的质疑；时间范围过短则可能遗漏关键信息，影响追偿效果。 6.1.3.2 信息类别的精准描述 信息类别的精准描述同样至关重要。NPO申请应当明确列明所寻求信息的具体类别，避免笼统表述如”所有相关文件”或”完整账户资料”。常见的信息类别包括： 信息类别 具体内容 适用场景 身份识别信息 账户持有人法定姓名、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确定wrongdoer身份 账户状态信息 账户开立日期、账户类型、当前余额、账户状态（活跃/冻结/关闭） 评估追偿可行性和紧急性 交易记录 特定期间内的全部贷记和借记记录、交易对手信息、交易附言 追踪资金流向和识别关联账户 通信记录 银行与客户的往来信函、变更申请、授权文件 证明客户知情或参与 尽职调查资料 开户时的客户尽职调查（CDD）文件、受益所有人声明 穿透离岸架构和识别实际控制人 申请人应当根据案件需要，选择最相关的信息类别，并在申请中说明各类别与申请目的的具体关联。这种精准描述既便于银行理解和执行披露义务，也有助于法院评估披露范围的适当性。 6.1.3.3 避免”钓鱼式”披露（Fishing Expedition） “钓鱼式”披露（fishing expedition）是NPO申请中最需警惕的风险，指申请人以模糊或宽泛的描述，试图获取大量信息以”寻找”可能的证据或责任主体，而非针对特定目标的必要披露。英国法院对”钓鱼式”披露持严格否定态度，认为其构成对第三方权益的不当侵扰，也违背了NPO制度的正当目的。 避免”钓鱼式”披露的关键策略包括：（1）将披露请求与已知的具体事实紧密关联，如特定账户、特定日期、特定交易；（2）说明所寻求信息对于已识别目标的直接必要性，而非探索性调查；（3）披露范围与已证明的不法行为规模相称，避免过度扩张；（4）如确实需要较宽范围的信息，提供充分论证说明其必要性，如复杂欺诈案件中的全账户分析需求。在申请文件中，申请人应当主动回应可能的”钓鱼”质疑，preempt法院的关切。 6.2 补充考量因素 6.2.1 第三方保密义务的平衡 第三方（特别是银行）的保密义务是NPO审查中的重要考量因素。虽然”mixed up”原则为突破保密义务提供了依据，但法院仍会在授予NPO时审慎平衡披露必要性与保密保护。申请人应当充分认可第三方的合法保密关切，并在申请中说明：所寻求信息的敏感性程度；披露对该第三方客户关系的可能影响；以及限制披露范围和加强保密保护的安排（如特定用途限制、保密承诺、密封存档等）。 这种主动平衡的姿态有助于获得法院和第三方的配合，也体现了对NPO制度精神的尊重。实务中，申请人可与第三方预先沟通，了解其保密关切，并在申请文件中反映双方协商的保密安排，这往往能提高申请效率和执行效果。 6.2.2 公共利益的权衡 公共利益是NPO裁量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涉及公共健康、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中，法院可能更倾向于支持信息披露，即使这对第三方保密义务造成一定冲击。反之，若信息披露可能危及公共利益——如暴露举报人身份、干扰刑事调查等——法院可能拒绝或限制NPO的授予。申请人应在申请中主动识别并论证相关的公共利益考量，强化申请的说服力。 6.2.3 比例原则与成本效益分析 比例原则要求NPO的授予与其所追求的目标相称，避免对第三方造成过度负担。成本效益分析是比例原则的具体应用：法院会权衡NPO的实施成本（包括第三方的执行成本、申请人的诉讼成本、司法资源的消耗等）与其预期收益（信息价值、救济实现的可能性等）。申请人应在申请中主动进行这一分析，展示NPO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可提议成本分担机制，减轻第三方的负担顾虑。 7. NPO在特定案件类型中的实务应用 7.1 跨境欺诈与资产追踪案件 7.1.1 典型场景：网络诈骗、投资欺诈、商业贿赂 跨境欺诈与资产追踪是NPO最为典型、也最为复杂的适用领域。典型场景包括： 场景类型 行为特征 信息获取难点 网络诈骗 钓鱼邮件、假冒网站、romance scam等，受害者被诱导向欺诈者控制的账户转账 欺诈者使用匿名身份，网站和服务器位于境外 投资欺诈 庞氏骗局、虚假ICO、未授权的投资建议等，投资者资金被非法募集与挪用 资金通过复杂架构分散，最终受益人隐匿 商业贿赂 供应商向采购人员支付回扣，资金通过复杂架构掩饰来源与去向 贿赂双方均有意隐匿，交易伪装成合法商业安排 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在于：不法行为人利用跨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快速转移与隐匿资金；受害者面临身份识别困难、资产定位困难、跨境执行困难的三重挑战。 7.1.2 银行信息的关键价值：资金流向图谱绘制 在跨境欺诈案件中，银行信息是绘制资金流向图谱、追溯实际控制人的核心线索。通过NPO获取的银行信息，可揭示以下关键情报： •账户名义持有人的身份资料，包括身份证明、地址证明、受益所有人声明等； •账户的交易历史，包括资金来源、去向、金额、时间等； •关联账户信息，如同一客户名下的其他账户、频繁交易的对手方账户等； •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与可疑交易报告，可能包含对账户异常活动的分析。 这些信息相互勾连，可逐步拼凑出资金流动的完整图景，识别隐藏在多层架构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7.1.3 多司法管辖区NPO的协调申请 复杂跨境案件往往涉及多司法管辖区的NPO协调申请。典型策略包括： 策略要点 具体内容 识别关键节点 分析资金流动路径，确定各jurisdiction的NPO申请优先级 信息滚雪球 利用英国NPO获取的信息，支持其他jurisdiction的申请 法律差异调整 考虑各jurisdiction的法律差异与程序特点，调整申请策略与文件准备 团队协调机制 建立跨jurisdiction律师团队的协调机制，确保信息共享与行动同步 多jurisdiction协调的复杂性，要求首席律师具备全局视野与卓越的项目管理能力。 7.1.4 与境外冻结令、承认执行程序的衔接 NPO获取的信息，需与境外冻结令、承认执行程序紧密衔接，方能实现资产保全与最终追回。典型衔接路径包括： 1.根据英国NPO披露的账户信息，立即在账户所在jurisdiction申请冻结令，防止资金转移； 2.若账户资金已转移至第三jurisdiction，追踪并申请相应的冻结措施； 3.在诉讼取得胜诉判决后，根据《纽约公约》或双边条约，申请境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4.必要时，启动破产程序或资产追回程序，实现对dispersed资产的集中清理。 这一跨境程序的复杂网络，是资产追偿实务的最大挑战，也是专业律师团队的核心价值所在。 7.2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7.2.1 典型场景：假冒商品销售、版权侵权、商业秘密泄露 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NPO在识别侵权者身份、追踪侵权收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典型场景包括：（1）假冒商品销售，侵权者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版权侵权，未经授权复制、传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如盗版软件、非法流媒体等；（3）商业秘密泄露，前雇员或合作方非法获取、使用或披露权利人的保密信息。 这些案件的共同难点在于：侵权者常采用匿名或化名操作，利用复杂的支付与物流架构掩饰身份；侵权收益的追踪需要穿透多层金融安排。 7.2.2 从支付信息到侵权者身份的追踪 NPO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核心应用，是从支付信息追踪侵权者身份。典型路径包括： 阶段 NPO对象 获取信息 追踪价值 第一阶段 电商平台 卖家的注册信息、交易记录、提现账户 识别表面经营者 第二阶段 支付机构（PayPal、Stripe等） 账户持有人的身份资料及交易历史 穿透化名，关联真实身份 第三阶段 银行 关联账户的详细信息与资金流动 追踪收益最终归属 这一追踪过程常需多轮NPO的递进申请，以及与其他信息来源（如物流记录、IP地址分析、社交媒体调查等）的交叉验证。 7.2.3 电商平台与支付机构作为信息持有者的特殊考量 电商平台与支付机构作为NPO的信息持有者，具有一些特殊考量。这些平台通常设有专门的法律合规团队，处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披露请求，其响应速度与配合程度因平台政策与jurisdiction而异。部分平台可能主张其服务条款中的管辖权条款或仲裁条款，试图限制当地法院的NPO管辖权。申请人应提前研究目标平台的政策与实践，必要时寻求当地律师的协助，确保NPO的有效送达与执行。 7.2.4 与知识产权执法程序的联动 NPO与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如边境扣押、刑事举报、行政投诉等）可形成有效联动。例如，通过NPO获取的侵权者身份与资产信息，可支持向海关申请边境扣押措施，防止侵权商品的进出口；可向执法机关提供犯罪线索，推动刑事调查与追诉；可作为行政投诉的证据基础，请求市场监管部门采取执法行动。这种多轨并行的策略，可最大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威慑效果与实效。 7.3 网络诽谤与骚扰案件 7.3.1 匿名发布者的身份识别难题 网络诽谤与骚扰案件的突出特征，是侵权者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逃避法律追责。受害者可能遭受严重的名誉损害与精神伤害，却因无法识别发布者身份而难以寻求救济。NPO制度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关键工具，使受害者得以从互联网平台、网络服务提供商等信息持有者处，获取发布者的注册信息、IP地址、登录记录等关键情报。 7.3.2 从IP地址到实名信息的递进披露 网络诽谤案件中的NPO申请，常遵循递进披露的路径： 阶段 信息持有者 披露内容 身份识别价值 第一阶段 托管诽谤内容的网站或平台 发布者的注册邮箱、用户名、IP地址 获取技术标识 第二阶段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 该IP地址在特定时间分配到的用户身份 关联到具体用户 第三阶段 机构或公司网络管理员 实际使用人的信息 确定最终责任人 每一阶段的披露结果，都可能为下一阶段的申请提供关键线索，形成”由表及里”的身份追溯链条。 7.3.3 社交媒体平台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NPO适用 社交媒体平台与网络服务提供商是网络诽谤案件中常见的NPO对象。这些主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服务具有全球性与即时性，用户数量庞大，信息披露请求的处理需要特定的技术与流程。主要平台（如Meta、Google、Twitter/X等）通常设有专门的法律请求门户，规范化的请求可加快处理速度。然而，这些平台也可能以管辖权、数据保护、言论自由等为由，对NPO提出抗辩或限制。申请人应熟悉各平台的政策与实践，必要时寻求美国（平台总部所在地）法律程序的辅助，以增强信息披露的实效。 7.3.4 与隐私权、言论自由的边界协调 网络诽谤NPO案件涉及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重要利益，法院在裁量时需进行细致的平衡分析。一方面，受害者的名誉权与寻求救济的权利应受保护；另一方面，匿名言论在某些情形下具有正当的公共利益价值，如举报人保护、政治批评等。申请人应在申请中主动回应这一平衡问题，强调所寻求的信息与特定诽谤行为的直接关联，避免对合法的匿名言论造成”寒蝉效应”。法院常在NPO中嵌入特定的限制条款，如禁止将信息用于诽谤诉讼以外的目的、要求保密处理等，以实现多方利益的协调。 7.4 公司内部调查与股东争议 7.4.1 董事违信行为的证据收集 NPO在公司内部调查与股东争议中的应用日益增多，特别是在董事违信行为的证据收集方面。典型场景包括：董事未经授权进行自我交易、挪用公司资金、泄露商业秘密、竞业禁止等。公司或股东可能怀疑董事的不当行为，但缺乏直接证据，需要通过NPO从银行、审计机构、交易对手方等第三方获取关键信息。例如，向银行申请披露董事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之间的异常资金往来，或向审计机构申请获取审计工作底稿中的可疑发现。 7.4.2 关联交易的资金流向审查 关联交易是董事违信的常见形式，其审查需要穿透复杂的资金流动。NPO可用于：（1）向银行申请披露关联交易对手的账户信息，识别其实际控制人；（2）向公司注册代理申请披露离岸关联公司的股东与董事信息；（3）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披露以公司资金购置的私人房产记录。这些信息的整合分析，可揭示关联交易的真实性质与不当利益输送。 7.4.3 公司秘书与审计机构的信息持有地位 公司秘书与审计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具有特殊地位，常持有关键的公司信息与文件。公司秘书负责公司注册、会议记录、股东登记等事务，其持有的文件可能揭示股权变动的真实情况。审计机构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财务信息与管理层沟通记录，可能包含对不当行为的怀疑或发现。向这些主体申请NPO，需要特别注意其专业保密义务与法定责任的平衡，法院在裁量时会考量其披露义务的范围与限制。 8. 向英国银行申请NPO的实务策略与技巧 8.1 申请前的准备工作 8.1.1 银行保密义务的法律评估 向英国银行申请NPO前，首先需要对目标银行的保密义务进行法律评估。英国银行对客户信息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其法律来源包括：（1）合同义务，即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账户协议中的保密条款；（2）普通法义务，即Tournier案确立的默示保密义务；（3）法定义务，如《2017年洗钱、恐怖主义融资与资金转移条例》中的特定披露义务；（4）监管要求，如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指引与规则。理解这些义务的来源与范围，有助于评估银行可能的抗辩理由，并在申请中preemptively回应。 8.1.2 目标银行的选择：管辖连接点的确定 在涉及多银行的复杂案件中，目标银行的选择需要策略性考量。关键因素是管辖连接点的确定：该银行是否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法域内设有机构、开展业务，从而使英国法院对其具有管辖权。对于英国本土银行（如HSBC UK、Barclays、Lloyds等），管辖连接点通常明确。对于外国银行在英国的分支机构，需确认其法律地位与管辖归属。对于纯离岸银行，可能需要寻求当地法院的parallel程序。目标银行的选择，还应考虑其配合意愿、执行效率、信息完整性等因素。 8.1.3 替代信息来源的穷尽尝试 NPO申请应建立在穷尽替代信息来源的基础上。法院对于”是否有其他合理途径获取信息”的考量，是NPO裁量的重要因素。申请人应在申请前尝试： 替代途径 具体措施 记录要求 直接请求 向wrongdoer或其关联方请求自愿披露 记录请求时间、方式、回应 公开信息 利用公司注册信息、土地登记信息、社交媒体等 保存检索记录和获取的信息副本 其他jurisdiction 在其他jurisdiction寻求信息披露 说明该途径的局限性和NPO的必要性 其他法律机制 《1879年银行账簿证据法》下的申请、数据主体访问请求（SAR）等 评估各机制的适用性和不足 这些尝试的记录，应在NPO申请中予以说明，展示申请人的diligence与NPO的必要性。 8.1.4 证据材料的系统整理与呈现 证据材料的系统整理与呈现，是NPO申请成功的基础。申请人应建立清晰的证据组织体系，包括：（1）时间线梳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已知的不法行为事实；（2）证据分类，将交易记录、通信内容、专家分析等分门别类；（3）关键证据标注，突出支持NPO核心论点的关键文件；（4）证据链展示，说明各证据之间的关联与印证关系。证据呈现应简洁明了，避免信息过载，同时确保法院能够快速把握案件核心与申请要点。 8.2 申请文件的精心制作 8.2.1 支持誓章（Supporting Affidavit）的撰写要点 8.2.1.1 事实陈述的时序性与完整性 支持誓章是NPO申请的核心文件，其撰写质量直接影响申请成败。事实陈述应具备时序性与完整性：按时间顺序清晰叙述事件经过，从最初的不法行为发现，到已采取的调查步骤，再到NPO申请的具体目的。完整性要求涵盖所有重要事实，包括有利与不利的事实——后者是”充分坦诚义务”的要求，任何重要遗漏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事实陈述应具体、可验证，避免笼统概括或主观推测。 8.2.1.2 证据链的清晰展示 誓章中应清晰展示证据链，说明各证据的来源、内容及其与申请要点的关联。对于关键证据，可直接引用或摘要附于誓章之后。证据展示应注重逻辑性，使法院能够跟随申请人的推理路径，理解从已知事实到NPO必要性的论证过程。对于复杂的金融交易或技术问题，可考虑辅以图表、时间线等可视化工具，增强可读性与说服力。 8.2.1.3 专家意见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在某些复杂案件中，专家意见可增强申请的专业性与可信度。例如，网络欺诈案件中的数字取证分析、跨境资金流动中的金融架构解读等。然而，专家意见的使用应审慎：专家资质需经充分验证；专家结论应基于可靠的方法与数据；专家意见的范围应明确限定，避免过度扩张。法院对于专家意见的依赖程度因案件而异，申请人不应将专家意见作为替代扎实事实基础的捷径。 8.2.2 起草命令条款的技术细节 8.2.2.1 信息描述的精确性与可操作性 NPO命令条款的信息描述，需要兼顾精确性与可操作性。精确性要求明确列明所寻求信息的具体类别、时间范围、账户标识等，避免模糊表述。可操作性要求描述方式便于银行理解和执行，如使用银行业务术语、参考标准文件格式等。 8.2.2.2 披露格式与交付方式的明确 命令条款应明确披露格式与交付方式，包括：信息载体（纸质副本、电子数据、可机读格式等）；交付方式（安全传输、密封存档、直接提交法院等）；以及时间节点（披露期限、分批交付安排等）。这些细节的明确，可减少执行争议，提高披露效率。 8.2.2.3 保密处理与限制使用条款 命令条款通常应嵌入保密处理与限制使用条款，包括：信息使用的特定目的限制；向第三方披露的事先批准要求；以及信息销毁或返还的安排。这些条款既保护银行客户的合法权益，也为申请人提供合规使用的明确指引。 8.2.3 紧急程序（Without Notice Application）的运用 8.2.3.1 单方申请的正当性论证 紧急程序（without notice application）是NPO申请的重要形式，允许申请人在不事先通知被申请人的情况下，快速获取法院命令。单方申请的正当性论证需要特别强化，包括：说明通知被申请人将导致的具体风险（如资产转移、证据销毁、身份隐匿等）；解释为何无法通过正常程序（with notice）实现救济目的；以及承诺在获取命令后及时通知被申请人并给予其异议机会。 8.2.3.2 充分坦诚义务（Duty of Full and Frank Disclosure） 充分坦诚义务是单方申请的核心程序要求。申请人必须向法院披露所有重要事实，包括：支持申请的事实；可能削弱申请的事实；以及申请人已知的、法院应当了解的其他相关信息。违反充分坦诚义务的后果极为严重：命令可能被撤销；申请人可能面临藐视法庭的制裁；以及损害后续诉讼的立场。因此，申请人应建立严格的内部审核机制，确保所有重要事实均经识别和披露。 8.2.3.3 返庭听审（Return Date）的安排 单方获取的NPO通常附有返庭听审（return date）的安排，即在短期内（通常7-14天）重新开庭，给予被申请人异议机会，并由法院审查命令的继续适用。申请人应在返庭听审前完成信息接收和初步分析，准备应对可能的异议，并根据新情况调整后续策略。 8.3 法院听审的应对技巧 8.3.1 核心论点的有效陈述 法院听审中，核心论点的有效陈述至关重要。申请人应：在开篇清晰概括案件事实和申请目的；按照法定条件逐项论证（强有力证据、实质性利益、披露范围适当性）；预判并回应可能的质疑；以及明确提出所寻求的具体救济。陈述应简洁有力，避免冗长重复，同时确保关键论点得到充分展开。 8.3.2 法官关切问题的预判与回应 预判法官关切问题并主动回应，是提高说服力的有效策略。常见关切包括：是否存在”钓鱼式”披露的风险；披露范围是否过度宽泛；第三方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以及申请人是否有其他可行途径。申请人应在准备阶段识别这些关切，并在陈述中主动予以回应，而非等待法官追问。 8.3.3 对方或第三方反对意见的反驳策略 听审中可能出现对方当事人或第三方的反对意见。常见反对包括：银行主张保密义务和数据保护；对方当事人质疑申请的正当性；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主张程序权利。申请人应：认真倾听反对意见，准确识别其核心论点；援引判例法和成文法，说明NPO制度的法律依据；强调法院命令对第三方的免责保护；以及必要时提出替代方案或妥协安排，以促成命令的授予。 9. 常见挑战与应对方法 9.1 银行方面的典型抗辩 9.1.1 保密义务的坚守：合同与法定义务的冲突 银行方面的典型抗辩首先聚焦于保密义务的坚守。银行可能主张：其与客户之间存在严格的保密合同关系；普通法上的Tournier义务构成绝对屏障；以及任何未经授权的披露将导致违约责任和声誉损害。应对这一抗辩，申请人应强调：NPO作为法院命令构成法定的披露义务；银行遵守命令可获免责保护；以及NPO制度本身就是对保密义务的合理限制，而非任意侵蚀。 9.1.2 数据保护法规（GDPR/DPA 2018）的援引 数据保护法规的援引是当代银行抗辩的重要形式。银行可能主张：披露客户个人数据违反GDPR/DPA 2018的合法性原则、目的限制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等；其作为数据控制者面临监管处罚风险；以及无法确定披露是否符合”法律义务”例外。应对这一抗辩，申请人应：详细论证NPO作为法院命令构成GDPR第6条第1款(c)项的”法律义务”合法基础；援引DPA 2018第15条对司法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主动提议嵌入数据保护条款，限制信息使用和传播范围。 9.1.3 管辖权异议：非英国账户或客户的处理 管辖权异议在涉及非英国账户或客户时尤为突出。银行可能主张：账户位于英国境外，受外国法律管辖；客户为外国居民，享有管辖豁免；或英国法院的命令在该法域无法执行。应对这一抗辩，申请人应：论证银行在英国的分支机构或业务构成充分的管辖连接点；说明英国法院命令对银行全球业务的约束力；以及必要时寻求外国法院的parallel程序或司法协助，以增强命令的跨境效力。 9.1.4 成本与负担过重的主张 成本与负担过重的主张是银行的常见抗辩。银行可能主张：信息检索和整理成本高昂；披露将干扰正常业务运营；以及申请人应自行承担或分担相关成本。应对这一抗辩，申请人应：合理限定披露范围，降低执行成本；援引判例法说明银行有权获得按弥偿基准计算的费用补偿；以及必要时与银行协商成本分担安排，或请求法院就费用问题作出裁量。 9.2 应对银行抗辩的法律策略 9.2.1 强调NPO的法定强制力与免责效果 应对银行抗辩的核心策略，在于强调NPO的法定强制力与免责效果。申请人应清晰阐明：NPO是法院基于衡平管辖权颁发的命令，具有与判决同等的强制执行力；银行遵守命令即履行法定义务，不构成对任何合同的违反；以及法律明确保护善意遵守法院命令的第三方，使其免于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这一论证有助于消除银行的合规顾虑，促进其配合执行。 9.2.2 数据保护合规框架下的披露合法性论证 在数据保护合规框架下，申请人应系统论证披露的合法性：首先，NPO作为法院命令，明确构成GDPR第6条第1款(c)项”履行法律义务所必要”的合法处理基础；其次，DPA 2018第15条对”司法程序”中的数据处理作出特别规定，为NPO框架下的披露提供次级法律依据；再次，披露范围与申请目的相称，符合数据最小化原则；最后，可嵌入特定保护措施，如用途限制、保密承诺、限期销毁等，以满足问责制和安全性要求。这一多层次论证，可有效回应银行的数据保护关切。 9.2.3 成本分担机制的协商与法院裁量 成本分担机制的灵活处理，可促进银行的配合意愿。申请人可：主动提议按弥偿基准承担银行的合理费用；就费用估算与银行预先协商，避免后续争议；或在申请中请求法院就费用问题作出明确裁量，为双方提供确定性。这一务实姿态，既体现了对银行合法权益的尊重，也有助于提高NPO申请的效率和成功率。 9.2.4 替代披露方案的提出 在某些情形下，提出替代披露方案可化解僵局。例如：同意缩小披露的时间范围或信息类别；接受银行提供的摘要信息而非完整记录；或同意由独立第三方（如法院指定的专家）审查敏感信息，仅向申请人披露相关部分。这些妥协安排，在保护银行客户权益的同时，仍可实现申请人的核心信息需求，是谈判和诉讼中的有效策略。 9.3 法院审查的严格化趋势 9.3.1 对”钓鱼式”披露的警惕与防范 近年来，英国法院对NPO的审查呈现严格化趋势，首要体现为对“钓鱼式”披露的警惕与防范。法院越来越强调，NPO是针对性的信息披露工具，而非广泛的调查授权。申请人在论证中必须：将披露请求与已知的具体不法行为事实紧密关联；说明所寻求信息对于特定救济目的的直接必要性；以及展示已穷尽其他合理的信息获取途径。任何模糊、宽泛或探索性的披露请求，都可能招致法院的严格审查甚至拒绝。 9.3.2 对滥诉风险的评估 对滥诉风险的评估是法院审查的另一重点。法院会关注：申请人是否具有真实的追偿意图，抑或借NPO获取商业情报或其他不当目的；所寻求信息是否可能用于骚扰或压制对方当事人；以及NPO申请是否与整体诉讼策略相称。申请人应在申请文件中清晰阐述追偿目的和后续行动计划，以消除法院的滥诉疑虑。 9.3.3 对第三方权益保护的强化 对第三方权益保护的强化是当代NPO实践的重要趋势。法院越来越重视：第三方（特别是银行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保护；披露范围与申请目的的比例关系；以及信息使用的后续监管。申请人应主动回应这些关切，在申请中嵌入适当的保护条款，并在获取信息后严格遵守使用限制，以维护NPO制度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9.4 跨境执行的特殊挑战 9.4.1 非英国银行的配合意愿问题 跨境执行面临多重特殊挑战。首先是非英国银行的配合意愿问题。即使英国法院颁发NPO，位于境外的外国银行可能因以下原因拒绝配合：不认可英国法院的管辖权；担心违反本地保密法或数据保护法；以及缺乏执行外国命令的内部机制。应对这一挑战，申请人应：评估目标银行与英国的业务联系，选择最具管辖连接点的申请对象；在申请前与银行法律部门沟通，了解其配合意愿和关切；以及必要时寻求外国法院的parallel程序，以增强命令的域外效力。 9.4.2 外国保密法的冲突与协调 外国保密法的冲突是跨境NPO的核心难题。许多法域（特别是离岸金融中心）拥有严格的银行保密法，禁止或限制向外国法院披露客户信息。这种法律冲突可能使NPO在实践中的执行陷入困境。应对策略包括：利用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条约，请求信息交换；援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义务，促使外国当局配合；以及在NPO申请中嵌入”安全港”条款，允许银行在遵守本地法的前提下，以替代方式提供信息。 9.4.3 国际司法协助的替代路径 当直接NPO执行受阻时，国际司法协助可作为替代路径。主要机制包括：《海牙取证公约》框架下的证据请求；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欧洲证据令（European Evidence Warrant）；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MLAT）；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框架下的监管合作。这些机制各有优劣，申请人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最有效率的路径，或与NPO程序配合使用，以实现信息获取的目标。 10. NPO获取信息后的后续行动 10.1 信息的分析与验证 10.1.1 账户信息的深度解读技巧 获取NPO披露信息后，深度解读账户信息是后续行动的基础。关键解读技巧包括：识别账户名义持有人与实际控制人的差异，警惕代持安排；分析交易时间模式，识别自动化操作与人工操作的特征；追踪交易对手方网络，绘制资金流动的关联图谱；以及关注异常交易标记，如大额现金存取、频繁跨境转移、与高风险jurisdiction的往来等。这些解读需要结合案件背景和调查经验，必要时借助法务会计专家的支持。 10.1.2 关联账户与网络识别 关联账户与网络的识别是扩大追偿范围的关键。通过分析NPO获取的交易记录，可识别：同一持有人名下的其他账户；频繁交易的关联账户（可能属于同一控制网络）；以及资金转移的上下游节点。针对这些新识别的关联主体，可进一步申请NPO，逐步扩展调查范围，构建完整的资金网络图谱。 10.1.3 与公开信息的交叉验证 与公开信息的交叉验证可提高信息的可靠性和调查效率。验证来源包括：公司注册数据库，核实企业主体的存续状态和股权结构；土地和房产登记，识别以账户资金购置的不动产；社交媒体和网络足迹，关联个人账户与公开活动；以及监管公告和媒体报道，了解相关主体的历史行为和风险状况。交叉验证既可确认NPO信息的准确性，也可能揭示新的调查线索。 10.2 信息的使用限制与合规 10.2.1 特定用途限制（Limited Use Undertaking） NPO信息的使用通常受到特定用途限制（limited use undertaking）。申请人可能向法院承诺，所获取信息仅用于特定目的，如决定是否启动诉讼、申请资产冻结令、或支持刑事举报。违反该限制，将信息用于其他目的（如商业竞争、媒体曝光、或无关诉讼），可能构成藐视法庭，导致严重后果。申请人应建立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确保所有使用均符合承诺范围。 10.2.2 保密义务的延续 保密义务在NPO程序后仍然延续。即使信息已获取，申请人仍负有对敏感信息的保密义务，不得向无关第三方泄露。这一义务源于：对法院的承诺；对信息来源（银行）的诚信义务；以及数据保护法规的持续适用。违反保密义务，可能导致法律责任和声誉损害， also 损害后续诉讼中的证据可采性。 10.2.3 后续诉讼中的证据运用 NPO信息在后续诉讼中的证据运用需要特别注意。根据《1879年银行账簿证据法》，经适当认证的银行记录副本可作为诉讼证据。但申请人应：确保信息的获取和保存符合程序要求；准备应对对方当事人对信息来源和可靠性的质疑；以及必要时申请法院就证据可采性作出裁量。在跨境诉讼中，还需关注各法域对境外获取证据的承认规则。 10.3 从信息到救济的转化路径 10.3.1 针对识别出的Wrongdoer启动正式诉讼 针对识别出的wrongdoer启动正式诉讼是NPO信息的直接转化路径。在获取足够的身份信息和证据基础后，申请人应及时：起草和送达起诉状，启动正式诉讼程序；申请临时救济，如资产冻结令、搜查令等；以及推进案件管理程序，确保诉讼效率。诉讼启动的时机至关重要，过早可能因证据不足而受挫，过晚则可能错失资产保全窗口。 10.3.2 资产冻结令的紧急申请 资产冻结令的紧急申请是NPO信息的关键转化。在识别出wrongdoer控制的账户或资产后，申请人应立即：评估资产转移的紧迫风险；准备冻结令申请文件，包括支持誓章和起草命令；以及安排紧急听审，争取在资产转移前获得法院命令。冻结令的申请标准高于NPO，需要证明：存在可诉的实体权利；资产位于管辖范围内；以及存在资产被转移或耗散的实质风险。 10.3.3 全球资产追偿策略的制定 全球资产追偿策略的制定是复杂案件的最终目标。基于NPO获取的信息和后续调查，申请人应：绘制全球资产分布图谱，识别各jurisdiction的可执行资产；评估各法域的执行环境和法律障碍；制定分阶段的执行策略，优先针对高价值、易执行的资产；以及协调多jurisdiction的律师团队，确保行动的同步和互补。这一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是专业资产追偿团队的核心能力所在。 11. 典型案例深度评析 11.1 经典判例的当代启示 11.1.1 Norwich Pharmacal [1974] AC 133的延续影响 Norwich Pharmacal [1974] AC 133的延续影响不可估量。该判例确立的”mixed up”原则和公平补救理念，历经半个世纪的法律发展，仍是NPO制度的基石。当代法院在适用NPO时，持续援引和阐释该判例的核心要义，同时根据社会变迁和技术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例如，在数字经济和加密货币时代，“mixed up”的认定已扩展至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等新型主体，体现了普通法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11.1.2 Ashworth Hospital Authority v MGN Ltd [2002] UKHL 29：媒体语境下的NPO Ashworth Hospital Authority v MGN Ltd [2002] UKHL 29案将NPO制度扩展至媒体语境，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该案中，上议院授予医院针对媒体集团的NPO，要求其披露泄露患者保密信息的记者身份。该案确立了NPO在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方面的广泛适用性，也明确了信息用途限制的重要性——披露的信息仅用于追究泄密责任，不得用于压制新闻自由。这一判例对于平衡NPO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具有持续的指导价值 。 11.1.3 Rugby Football Union v Consolid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Ltd [2012] UKSC 55：信息用途限制的明确 Rugby Football Union v Consolid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Ltd [2012] UKSC 55案由最高法院审理，进一步明确了NPO的信息用途限制。该案涉及橄榄球联盟针对票务公司申请NPO，以识别倒卖球票的违规者。最高法院强调，NPO授予时可嵌入特定的用途限制，确保信息仅用于合法的救济目的，而不得用于其他无关用途。这一判例强化了法院对NPO使用的监管权力，也为申请人设定了更严格的合规义务。 11.2 银行NPO的近期实践 11.2.1 加密货币交易所作为信息持有者的新兴问题 加密货币交易所作为信息持有者是NPO实践的新兴前沿。随着加密货币在跨境资金转移中的广泛使用，传统银行NPO的适用范围面临挑战：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法律地位（是否构成”银行”或类似机构）；其持有的信息类型（公钥、交易哈希、钱包地址等）与传统银行账户信息的差异；以及其跨境、去中心化的运营特征对管辖和执行的影响。英国法院已开始探索将NPO适用于加密货币交易所，但这一领域的法律规则仍在形成中，需要从业者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 11.2.2 开放银行（Open Banking）对NPO实践的影响 开放银行（Open Banking）的发展对NPO实践产生深远影响。根据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的要求，主要银行须向经授权的第三方开放客户账户数据，以促进金融服务创新。这一制度变革：一方面，可能为某些信息获取需求提供替代途径，减少对NPO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新的信息持有者类型（如开放银行第三方提供商），扩展了NPO的潜在适用范围。申请人应评估开放银行机制在特定案件中的适用性，并将其纳入整体信息获取策略。 11.2.3 英国法院对跨境NPO的态度演变 英国法院对跨境NPO的态度呈现审慎开放的演变趋势。一方面，法院越来越认识到跨境金融犯罪的复杂性和信息获取的紧迫性，对合理的跨境NPO申请持支持态度；另一方面，法院也强化了对管辖权基础、外国法冲突、以及国际礼让原则的审查，避免NPO成为域外执法的不当工具。申请人在跨境NPO申请中，应充分论证英国法院的管辖权基础，回应可能的国际法关切，并展示对 foreign courts 和 legal systems 的尊重。 12.结语 12.1 NPO制度的核心价值再确认 12.1.1 正义实现与保密保护的动态平衡 NPO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正义实现与保密保护的动态平衡。这一制度并非对银行保密原则的否定，而是在特定情形下、基于特定条件、经司法审查程序，对保密义务的合理限制。它使无辜受害者能够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获得追究责任和追偿损失的必要工具；同时，通过严格的法定要件、披露范围限制和后续使用监管，确保第三方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这一平衡机制，体现了英国普通法的精妙设计和持续演进。 12.1.2 程序效率与实体公正的协调 程序效率与实体公正的协调是NPO制度的另一重要价值。传统诉讼程序要求”明确的被告”，在匿名欺诈和网络犯罪时代，这一要求常使受害者陷入无从救济的困境。NPO的诉前适用、单方申请等程序设计，大大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使受害者能够在关键时刻锁定证据和资产。同时，法院审查、充分坦诚义务、返庭听审等机制，确保程序效率不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为被申请人和潜在被告提供了必要的程序保障。 12.2 实务操作的关键成功因素 12.2.1 精准的法律分析与策略规划 精准的法律分析与策略规划是NPO成功的首要因素。申请人需要：深入理解NPO的法律基础和法定要件；准确评估案件事实和证据基础；精心选择申请时机、对象和范围；以及预判可能的抗辩和挑战，准备应对策略。这一分析规划过程，需要扎实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实务经验，以及对案件细节的深入把握。 12.2.2 充分的证据准备与程序把控 充分的证据准备与程序把控是NPO成功的技术保障。支持誓章的撰写、证据材料的组织、命令条款的起草、听审应对的准备，每一环节都需要精益求精。特别是在紧急程序中，速度和质量的双重压力，对律师团队的专业能力和协作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和质量控制机制，是提高NPO申请成功率的必要条件。 12.2.3 灵活的应对调整与跨境协作 灵活的应对调整与跨境协作是复杂NPO案件的关键能力。从初始申请到后续执行，从单一jurisdiction到多法域协调，从事态发展到策略调整，申请人需要具备：快速响应变化的灵活性；与境外律师有效协作的跨文化能力；以及整合多源信息、制定全局策略的系统思维。这些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专业资产追偿律师的持续课题。 12.3 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12.3.1 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金融科技发展将持续带来NPO实践的新挑战。加密货币、去中心化金融、人工智能驱动的金融服务等创新，正在改变资金流动和信息存储的方式，也对传统的NPO制度提出适应要求。法律从业者需要：持续学习新技术和新业态的运作机制；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形成和阐释；以及探索NPO制度在新技术场景下的创新适用。 12.3.2 国际监管合作对NPO制度的补充 国际监管合作的深化，将为NPO制度提供重要补充。反洗钱、反恐融资、税收透明等国际监管议程，推动了全球金融信息交换机制的发展，如共同申报准则（CRS）、自动信息交换（AEOI）等。这些机制与NPO制度形成功能互补：国际监管合作提供系统性的信息透明，而NPO则针对特定案件提供灵活的信息获取。申请人应善于整合两种机制，构建最优的信息获取策略。 12.3.3 英国法域NPO规则的潜在改革 英国法域NPO规则的潜在改革值得关注。法律委员会（Law Commission）和司法机构持续审视NPO制度的运作，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成文法化NPO规则，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和可及性；强化对”钓鱼式”披露的防范机制；优化跨境NPO的承认和执行程序；以及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信息持有者规则。从业者应密切关注改革动态，积极参与咨询和讨论，推动NPO制度的持续完善。 参考文献： 1、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1924] 1 KB 461. 2、 Norwich Pharmacal Co v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 [1974] AC 133. 3、 Mitsui & Co Ltd v Nexen Petroleum UK Ltd [2005] EWHC 625 (Ch). 4、 Civil Procedure Rules 1998, r 31.17; Practice Direction 31A. 5、Ramilos Trading Ltd v Buyanovsky [2016] EWHC 3175 (Comm). 6、Bankers Trust Co v Shapira [1980] 1 WLR 1274. 7、Easey Garment Factory Ltd v Attorney General [1980] HKLR 18. 8、 Jetivia SA v Bilta (UK) Ltd (in liquidation) [2015] UKSC 23. 9、Ashworth Hospital Authority v MGN Ltd [2002] UKHL 29. 10、Rugby Football Union v Consolid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Ltd [2012] UKSC 55. 11、 Mareva Compania Naviera SA v International Bulkcarriers SA [1975] 2 Lloyd’s Rep 509. 12、Data Protection Act 2018, s 15;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EU) 2016/679, art 6(1)(c). 13、Abela v Baadarani [2013] UKSC 44. 14、Brink’s Mat Ltd v Elcombe [1988] 1 WLR 1350.

前言 在金融强监管常态化、信贷业务合规持续收紧的背景下，违法发放贷款罪已成为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刑事风险最高的罪名之一，而位于信贷业务全链条之上的部门负责人，更是该罪名的高频追责对象。从贷前尽调的公司金融部、贷时审查的授信审批部、全流程风险管控的风险管理部，到合规审核的法律与合规部、事后稽核的内部审计部，各环节部门负责人均可能因某一笔违规发放的贷款被牵连入刑。 笔者团队在办理广东某商业银行总行前行长、董事长、东北某商业银行总行前行长、董事长被控上千亿违法发放贷款罪案的刑事辩护案件中，发现此类案件被追责的往往不只是个别岗位，有的案件中甚至出现数十名银行高管与部门负责人被刑事追诉的情况，一个案件的背后可能有无数个家庭被卷入牢狱之灾，笔者对此深感痛惜。 鉴于违法发放贷款罪在各地的发案率较低，当地律师往往无从积累自身办案经验，对该类低频案件如何进行有效辩护，是相关当事人、辩护人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立足于商业银行各核心岗位履职特点，结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犯罪构成，形成体系化辩护思路，为涉案人员实现“履职尽责”与“刑事免责/轻责”的辩护目标，提供专业参考。 1、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犯罪构成 根据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该罪四大构成要件如下： 1.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包括银行直接经办人员和负有决策、审批、管理职责的主管人员。部门负责人通常符合本罪的主体要件。 2.主观要件：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放贷行为的违法性而为之。此处“明知”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所在——究竟需要明知到何种程度，才能满足主观故意的入罪要求，后文将作详析。 3.客观要件：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的行为，且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根据立案追诉标准，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即达到追诉门槛。[1]实践中由于损失数额的证明难度较高，贷款数额标准往往更易触发追诉。 4.客体要件：国家对金融机构贷款的监管秩序。 上述四要件中，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是在部门负责人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中的核心辩点——“违反国家规定”的外延边界、“重大损失”的认定时点与范围、“明知”的判断标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均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和抗辩余地。本文第三部分将具体分析。 2 、“签字”不等于“原罪”，是银行部门负责人有效辩护的逻辑起点 从辩护实践来看，部门负责人卷入违法发放贷款案的诱因，往往是其在爆出问题的贷款审批文件上签了字。一旦该贷款出现无法收回的风险，签字就可能被作为认定行为人明知放贷违规、仍然参与实施放贷行为的依据，甚至引发对审批链条各环节负责人的“一条龙”式追责。 要打破这种“株连式”追责逻辑，切实做到为个别无辜涉案的银行中层干部做好无罪或罪轻的有效辩护，首先要回归银行信贷业务的制度原理。只有理解信贷业务的运行规则，理清各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边界，才能准确划分履职失误与刑事犯罪、一般违规与刑事追责的界限。 （一）从信贷决策制度看部门负责人的定位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架构。[2]一笔贷款的完整决策流程，通常需依次经过客户经理贷前调查、授信部门负责人初审、风险管理部门独立评估、信贷审批委员会（贷审会）集体审议、总行行长或董事长终审等多个环节。 各部门负责人正处于这一决策链条的中间节点。一方面，负责人作为本部门的管理者，其对下属报送的贷款材料负有初步审核把关之责；另一方面，作为信贷审批流程中的中间环节，其审核意见须接受后续程序的进一步检验，贷审会可集体否决其意见，故不具有终局效力。 而对各个部门负责人进行“一条龙”的追责，恰恰是忽略了商业银行“审贷分离”的制度精髓——审批链上各环节有其独立的审查职责和判断标准，前一环节的审查无法替代后一环节的独立判断，后一环节的失察也不能当然回溯于前一环节。必须具体考察部门负责人在所处环节中的履职内容，而非仅凭签字推定责任。 （二）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边界问题 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边界可从纵横两个维度把握。从横向维度看，后一环节的部门负责人，是否应对前一环节的工作结论负责？从纵向维度看，部门负责人是否应对下属（如客户经理）的失职行为承担责任，特别是对贷款材料的真实性承担实质审查义务？ 问题1: 后一环节的部门负责人，是否应对前一环节的失职后果负责？ 该问题取决于负责人岗位职责与违法放贷实行行为的因果关系、是否具有犯意联络、以及是否具有客观的帮助行为。 从刑法教义学分析，不同追诉标准下“发放贷款”的实行行为范围有所不同。在“数额巨大”型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场合，实行行为应限定在狭义的“发放与支付”环节——唯有事实上的资金转移，才足以真正动摇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安全性与公正性的信赖。[3]据此，在“发放与支付”之前实施的贷前审查、合规审核等行为，也仅属于为后续放贷“创造条件”的预备行为。但如果实施贷前审核的行为人具有犯意联络，则成立共犯。 申言之，授信审批部负责人的审批行为本身虽非实行行为，但如果其明知贷款材料存在虚假，仍签字通过，就不能以“我只是审批，没有发放”为由主张无罪。司法实践中授信审批部负责人之所以屡被定罪，恰恰是因为控方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审批时对违规事实存在明知或放任。 对于那些无信贷业务直接操作权限的纯中后台岗位，若其已按制度要求完成形式合规审核，对前一环节材料存在的虚假内容不知情，或者已经做了合规风险提示，则其行为与违法放贷结果之间缺乏因果关系，且其不满足共犯的主观要件，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重大损失”型违法发放贷款罪，其实行行为范围有所扩展，应限定在“发放与支付”与“贷后管理”两个环节，包括贷后管理中提升了无法回收贷款风险的行为，如怠于催收、 怠于追踪调查和检查、 怠于督促或起诉等贷后违规管理行为。[4] 基于上述教义学框架，各核心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边界及横向维度的归责逻辑，可归纳如下： 问题2:部门负责人是否应对下属的失职行为承担责任？ 部门负责人对下属履职行为应承担何种责任，关键在于审查义务的性质界定。客户经理是贷前调查的第一责任人，对材料真实性承担实质审查之责；而处于审批链条中后端的部门负责人，在银行内部制度没有特殊规定的前提下，其审查义务通常应界定为“审慎的形式审查”——对报送材料是否符合形式要件、风险是否可控作出职业判断，而非对材料真伪进行逐项核实。下属未能发现材料虚假所产生的违法放贷后果，不应当然归责于部门负责人，除非有证据证明部门负责人对此明知。 在(2018)豫1524刑初317号无罪判决[5]中，控方主张作为金融部负责人的熊某应对信贷员收集的贷款资料真实性负责。法院经审查认为，信贷员已完成对抵押物的实地核实，熊某系基于前端工作成果作出审批判断；收入证明虚假系前端信贷员履职不到位所致，不能据此推定熊某审批时“明知”材料虚假并承担刑事责任。 综上，笔者认为，“签字即负责”的指控逻辑，忽视了贷款业务不同岗位职责，模糊了违法放贷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界限，架空了“审贷分离”制度为各环节设定的差异化职责，以及履职行为对因果关系、共犯之间的犯意联络之影响。 在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辩护中，认识到“签字”不等于“原罪”，正是银行部门负责人有效辩护的逻辑起点。 3、银行部门负责人涉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四大辩点 （一）违法性之辩：证明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行为未“违反国家规定” 根据，“国家规定”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然而，违法发放贷款案中认定“违反国家规定”常出现泛化，司法机关往往援引部门规章乃至银行内部规定作为入罪依据，对此须分层甄别。 问题3:履职行为违反《贷款通则》等部门规章，是否属于违反国家规定？ 对此，司法实践中已形成相对明确的裁判规则。根据中国审判案例要览案例“祝某某等违法发放贷款、受贿案”[6]，部门规章可以作为判断涉案行为违法性的参考，但其参考价值的前提在于规章内容系对上位法已有规定的具体细化，且与上位法不存在冲突。 笔者在办理一起千亿元违法发放贷款案中，反向运用了这一论证逻辑——若上位法根本未就某一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部门规章自行创设的管理要求便不是对上位法的细化，不能作为认定违法性的依据。该案中控方依据等部门规章将“集团未纳入统一授信”作为违法情形，但经笔者团队核查，并未对信贷授信管理作出过原则性规定，上述规章中关于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的要求本质上属于监管部门自行创设的管理义务，缺乏上位法依据，据此提出了“不能将该规章认定为国家规定”的辩点。 问题4:履职行为违反银行内部规定，是否属于违反国家规定？ 银行内部制定的贷款业务操作细则，本质属于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文件，层级效力远未达到刑法对“国家规定”的位阶要求，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违法性的依据。该观点在《重庆审判案例精选》陈某某违法发放贷款、挪用公款案[7]中已获法院生效判决支持。 基于上述规范逻辑与裁判文书之共识，若涉案行为仅违反银行内部制度，则可认为其未达到刑事可罚的程度，辩护中可据此提出出罪意见。 （二）主观故意之辩：从履职行为表现否认犯罪故意 从司法实践看，审批环节构成主观故意的情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贷款存在风险，仍然授意前端人员简化贷前调查程序，或者刻意忽视风险审查环节出具的风险提示意见。[8]换言之，若部门负责人并无上述的明知风险而故意放行的行为，则该点可成为无罪抗辩事由。 问题5: 受银行“一把手”指示通过贷款审批，部门负责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 违法放贷案件中，不少部门负责人因“一把手”施压审批违规贷款被追责。从犯罪构成看，受上级指示通过审批，并不能当然阻却主观故意的成立，问题仍落脚于行为人是否“明知违规而为之”。入库参考案例（2024-03-1-127-001）张某违法发放贷款案中，张某明知上级安排空壳公司以虚假资料申请贷款，仍放弃实地调查职责，直接签批上报，最终被认定为违法发放贷款罪。法院认为，其受上级安排实施相关行为，起帮助作用，可以认定为从犯。 可见，银行内部行政上的服从义务，无法凌驾于法律课予的独立严格审查义务之上。恰恰相反，作为下属的部门负责人，如果仅仅以其在上级领导授意下参与违法发放贷款为抗辩理由的话，这种明知不可为却因为领导施压而为之的“自认”，反而可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主观故意所要求的“明知”。 所以，只要行为人明知贷款违规仍配合实施，仍可认定具有主观故意；但在责任轻重上，可考量其受指使的地位与作用，认定从犯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有部分辩护人试图援引“胁从犯”概念主张无罪，从案[9]、案[10]等法院判决来看，法院对胁从犯的认定门槛较高，其认为“一把手”对下级的训斥或“不服从就辞退”等言语施压，难以达到[11]所要求的精神强制程度，不构成胁从犯，亦无法据此否定主观故意。 笔者认为，有效辩护的切入点在于审查部门负责人是否在调查报告或审批意见中对经营异常、财务数据存疑等风险点予以客观记载，尽到了风险提示义务。如是，恰可反证行为人不具有积极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心态，成为否定主观故意的依据。 （三）因果关系之辩：区分介入因素效力，阻断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分为两种，一是数额巨大型案件中，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行为与贷款发放的因果关系，二是在重大损失型案件中，除了前者，还包括履职行为与损失结果的因果关系。 对于行为与贷款发放的因果关系，在第二部分已有分析，其无罪辩护核心就在构建部门负责人已勤勉尽责的履职证据链，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不应追责。 问题6:部门负责人履职存在瑕疵，但后续贷款审批时经集体研究通过，因果关系是否中断？ 对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若部门负责人汇报时如实陈述、未隐瞒关键信息，贷审委的集体决策或构成独立介入因素，可阻却因果关系，存在抗辩空间。若部门负责人在汇报或提交审议材料时，故意隐瞒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事实，致使贷审会基于认识错误作出同意放贷的决定，则集体决策无法阻断部门负责人与放贷结果的因果关系。 实践中在“多因一果”情形下，可参照阳城检刑不诉〔2023〕6号案[12]“被不起诉人履职行为系银行贷款审核发放中的一个环节，不应当对贷款发放承担全部责任”的思路，以部门负责人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较弱为由，主张酌定不起诉或从轻、减轻处罚。 问题7:贷款损失由抵押物贬值等因素导致，能否阻断违法发放行为与损失结果的因果关系？ 贷款发放本质上属于风险经营行为，损失结果的形成往往是多因一果，而非行为人单方面所致。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贷款审批时抵押物价值足额，但因市场环境变化导致抵押物大幅贬值，最终形成损失。此时，损失的发生既与违规放贷行为有关，亦与市场因素导致的抵押物价值贬有关。辩护的核心在于介入因素的存在，是否足以中断或削弱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 在(2017)浙03刑终971号案[13]中，涉案抵押物在贷款时的评估价为3044万余元，至拍卖时仅690余万元，法院认为“本案中给银行造成的实际损失，既有被告人的违法审批放贷行为的因素，也有房地产市场整体下滑的原因，属于多因一果。”该情形下被告人虽不能无罪，但也有酌情从宽处罚的希望。 据此，辩方应重点调取贷款审批时与损失认定时的抵押物评估报告，量化市场因素导致的贬值幅度，主张将介入因素造成的损失部分从刑事追责范围中剔除，或在量刑时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重要情节。 （四）损失金额之辩：否定“未偿还金额=贷款损失” 违法发放贷款罪案件常出现直接以“贷款逾期未还金额”或金融机构出具的“不良贷款认定意见”作为损失认定依据的情况，本质上是混淆了金融监管标准与刑法入罪标准的边界，容易导致入罪范围不当扩大。笔者认为，“贷款损失”重点考察债权是否已无实现可能性，而非仅看形式上的逾期或不良定性。 问题8：控方将不良贷款等同于贷款损失时，如何开展数额辩护？ 针对这一常见指控逻辑，辩护律师不要对“不良贷款”这个大帽子退避三舍，而应该迎难而上，揭开帽子看底子，将其细化之后再逐一甄别、辩驳。具体可援引最高法刑事审判第二庭于《关于针对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立案追诉标准的意见》：“根据《贷款通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不良贷款是指呆账贷款、呆滞贷款、逾期贷款。《贷款分类指导原则》（试行）第三条规定，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因此，不良贷款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级别，各个级别的风险程度也有差别，不宜一概以金融机构出具的‘形成不良贷款’的结论来认定‘造成重大损失’。” 据此，辩护中需重点提交两类证据：一是证明涉案贷款虽被列为不良贷款，但银行仍在通过催收、诉讼、仲裁等方式进行追偿，损失尚不确定；二是担保物价值评估报告，证明涉案贷款有足额担保，担保物的市场价值足以覆盖贷款本息，不存在实际损失。 4、结语 金融业务的本质是风险经营，应当允许其业务中存在可控意义上的低“风险敞口”；商业银行信贷全链条的部门负责人，虽然是银行信贷风险的 “守门人”，但是并非都是违规贷款的 “兜底人”。 本文探讨的辩护思路，本意是在金融强监管与刑法谦抑性之间寻找平衡——既不放纵刻意枉法的违规放贷行为，也不将商业银行特有的风控体系失灵、市场波动引发的经营风险，不当转嫁到中低层的银行从业者身上去。希望这套体系化的辩护路径，让每一份履职签字都能对应与其权责匹配的法律评价，实现违法发放贷款罪案件“罪刑法定”、“罚当其罪” 的辩护目标。 注释 [1]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三十七条 〔违法发放贷款案（）〕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 [3] 高巍：“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教义学认定”，《公安学研究》2025年第2期 [4] 高巍：“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教义学认定”，《公安学研究》2025年第2期 [5] 熊某违法发放贷款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524刑初317号 [6] 祝某某等违法发放贷款、受贿案，一审判决书：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02）广刑初字第267号，二审判决书：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7]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审判案例精选》2008年（第三集） [8] 刘爱峰：“多角度研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司法认定“，《现代商业银行》2022（04） [9] 王某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6刑初172号 [10] 马某某等人非法发放贷款一审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2018)内2221刑初244号 [11] 【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12] 不起诉决定书（田某某违法发放贷款案），山西省阳泉市城区人民检察院阳城检刑不诉〔2023〕6号 [13] 陈某违法发放贷款二审刑事裁定书，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刑终971号

在商业往来中，企业为他人借款提供担保十分常见。然而，一旦借款人陷入欺诈甚至犯罪，担保人往往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试图以“被欺骗”为由主张担保合同无效或免除担保责任。这样的主张能否得到法律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一起再审案件中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关键在于债权人（银行）是否存在过错或恶意。 一、案情简介 甲公司（担保人）与乙银行（贷款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甲公司以其名下在建工程为丙公司（借款人）在乙银行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抵押担保。后丙公司因合同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所获贷款并未用于约定用途，且大量资金被其挪用。 甲公司认为，乙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明知丙公司资信不良、贷款可能被挪用，甚至与丙公司恶意串通，骗取甲公司提供担保，因此主张主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及从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属无效，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甲公司均败诉，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争议焦点：银行是否“善意”？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乙银行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或存在重大过错，从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或可撤销。 甲公司的主要理由包括： 1、乙银行与丙公司存在“借新还旧”的违规操作，并串通骗取担保； 2、乙银行在贷款审查、发放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主观上非“善意”； 三、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逻辑：为何担保责任不能“剥离”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了甲公司的再审申请，并层层深入地阐述了以下裁判逻辑： （一）银行作为“善意第三人”的认定标准 法院认为，判断债权人是否善意，关键在于其在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时，是否明知或应知借款人的欺诈行为，且是否与借款人存在意思联络、共同欺骗担保人。本案中，刑事判决仅认定借款人丙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并未认定乙银行参与共谋或实施欺诈。乙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其审核义务主要集中于借款人资信、抵押物权属及价值等方面，并无法定义务主动向担保人披露借款人的其他负债情况或探究担保人提供担保的具体原因。在无证据证明乙银行存在恶意串通、欺诈或胁迫行为的情况下，应认定其为善意第三人。 （二）合同效力：欺诈方不同，法律后果迥异 本案涉及两份合同： 主合同（借款合同）：因借款人丙公司单方实施欺诈，根据原，该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撤销权在受欺诈方乙银行。乙银行选择不起诉撤销，而是主张合同权利，视为放弃撤销权，故合同有效。 从合同（担保合同）：该合同是担保人甲公司与债权人乙银行直接签订。合同具有相对性。丙公司对甲公司的欺诈，并不等同于乙银行对甲公司的欺诈。在乙银行善意且无过错的情况下，甲公司以其受到丙公司欺骗为由，主张其与乙银行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担保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 （三）担保责任不因担保人被借款人欺骗而当然免除 这是本案最具警示意义的规则。担保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债权实现、维护交易安全。法律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合理信赖。即使担保人确因借款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并提供担保，只要债权人对此不知情且无过失，担保人的“内部被骗”关系不能对抗外部的善意债权人。担保人应向欺诈方（借款人）追偿，而非直接免除对债权人的担保责任。 结语 最高法的这一裁判明确传递出信号：在金融借款担保纠纷中，债权人（银行）的“善意”与“无过错”是担保责任不可撼动的基石。 担保人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置于“受害者”位置，而必须直面其自愿作出的法律承诺所带来的风险。 商业社会，信用为本，担保绝非儿戏。任何企业在伸出援手提供担保时，都应秉持如履薄冰的审慎，因为签下的不仅是名字，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

摘要：在金融借贷领域，借款人通过虚构交易、伪造资料或骗取授信形成的“贷款诈骗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刑事立案数量激增，银行债权实现频遭阻滞，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追赃优先”与“民事债权独立”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本文以多起银行诉担保人案件为例，从刑民程序衔接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借款人骗取贷款罪情形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司法认定分歧，揭示刑事退赔与民事追偿的顺位矛盾，并提出银行在刑民交叉格局下的诉讼策略及制度改进路径。本文认为，金融机构的善意与审慎义务履行程度应成为担保效力认定的关键要素；同时，应通过建立退赔财产听证机制与银行债权登记制度，实现刑民程序间的权利平衡与衔接。 关键词：刑民交叉；担保合同；贷款诈骗；刑事追赃；民事追偿；银行债权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和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元化，银行信贷业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频频卷入刑事与民事交叉的复杂案件之中。特别是在借款人以虚假资料、虚构用途或伪造抵押担保手段骗取贷款的案件中，刑事追责与民事追偿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刑事侦查与民事诉讼相互交织，导致银行债权实现受阻，担保人责任界定困难，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争议。典型问题包括：其一，借款人被刑事立案后，银行能否继续提起民事诉讼？其二，担保合同是否因主合同的虚假而无效？其三，刑事退赔与民事追偿在执行阶段的顺位如何确定？其四，银行作为债权人如何在刑民交叉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多起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刑民衔接上存在明显差异：部分法院坚持刑事追赃优先原则，认为民事诉讼应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再行追偿；另一部分法院则认为，银行作为善意金融机构，其债权具有独立性，不应因借款人刑事犯罪而被剥夺民事救济权。这一争议在担保合同效力认定问题上尤为突出。 本文以若干银行起诉担保人案件为切入点，结合刑民交叉审判的司法现状与制度缺陷，探讨在借款人骗取贷款罪情形下，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刑事追赃与民事追偿的衔接路径，并提出实务层面的系统应对策略。 二、刑民交叉的法律结构与冲突根源 （一）刑法与民法价值目的的冲突 刑法与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功能定位。刑法的本质是惩罚与威慑，其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民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私权，旨在恢复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平衡。在借款诈骗案件中，刑法侧重于追赃退赔、恢复受害人财产；民法则侧重债权的实现与合同责任的分担。当同一事实同时触发刑事与民事责任时，两种制度的目的出现内在张力。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张力常表现为“刑事优先”的行政化思维。公安机关和法院往往在侦查和执行阶段优先冻结、扣押涉案财产，以便用于退赔。然而这些财产中，部分系银行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或抵押物，若不区分权属即执行退赔，实质上侵犯了民事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 （二）刑民交叉的三种典型类型 结合银行金融借款纠纷的司法实践，借款人骗取贷款罪引发的刑民交叉可分为三种典型类型：1.同一事实双向追责型：即借款人行为既构成刑事犯罪，又引发民事违约，如贷款诈骗与担保合同纠纷并存。2.刑民竞合型：同一法律事实同时引起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刑事立案后，民事案件暂缓审理，直至刑事案件结案，形成程序性冲突。3.刑事优先执行型：刑事退赔在执行阶段优先分配财产，导致银行债权难以实现。银行信贷案件几乎囊括上述三类交叉形态。由于银行通常不是刑事被害人主体，其债权无法直接纳入刑事退赔名单，从而陷入“债权存在但难以执行”的制度困境。 （三）冲突根源：刑事追赃与担保独立性原则的对抗 刑民交叉困境的深层根源在于刑事追赃程序与担保独立性原则之间的对抗。根据，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优先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这一规定确立了刑事退赔优先的原则，司法机关可直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并在判决生效后统一处理。而担保制度的核心在于其从属性但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担保合同虽从属于主合同，但其效力判断有独立标准，担保权一经设立即具有物权的对世性和排他性。 刑事追赃的目的在于归还被害人损失，而担保独立性原则强调担保义务不受主债权合同命运影响。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主合同虚假即担保合同无效”为由否认银行请求，这在逻辑上忽视了担保法律关系的独立层次。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担保合同被“刑事化”，银行债权被“执行化”，民事程序被“附属性化”。这种逻辑若不修正，将长期削弱金融交易的稳定性。 三、担保合同效力的司法认定分歧 （一）司法裁判的三种模式 1.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当然有效 法院认为：借款人的骗贷行为构成犯罪，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只要银行在贷前审查中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借款人虽实施诈骗行为，但银行系善意相对人，担保合同应予保护。 2.主合同无效但担保合同部分有效 借款行为虽属虚假，但担保人确有真实担保意愿，且未与借款人共谋；根据《民法典》第684条，可认定担保人对银行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3.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一并无效 若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明显违反审查义务，甚至与借款人存在默契或形式审查流于表面，法院通常认定银行与借款人存在共谋或重大过失，担保合同随主合同一并无效。此种情形下，银行因自身过错而丧失向担保人追偿的权利，只能通过刑事退赔程序寻求救济。 （二）案例分析 在某市商业银行诉某公司担保人案中，借款人通过虚构贸易背景骗取贷款，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银行同时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银行在贷前调查中存在明显疏漏，未实地核查贸易真实性，构成重大过失，故判定担保合同无效。 然而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银行虽未发现借款人虚假贸易，但未参与共谋，仍属善意，其担保请求获得支持。 这表明司法认定的核心并非形式上的犯罪成立，而在于银行的善意与审慎义务履行程度。 （三）律师实务启示 从司法裁判模式的分歧中，律师实务可获得如下核心启示： 首先，对银行而言，担保合同是否有效，核心在于银行在签订合同时是否为"善意相对人"。如果银行已按照内部规程和审慎原则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即使借款人提供虚假材料，也不影响合同效力；反之，若银行明知或应知材料虚假而仍予放款，则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故银行贷款审查应形成全流程书面证据链，包括贷前调查报告、授信审批表、抵押评估报告、担保人财务核查记录等，以证明自身善意与勤勉。 其次，对担保人而言，如果担保人参与或知悉骗贷行为，则无论主合同效力如何，担保人均应承担责任；如果担保人也是受欺诈而提供担保，且银行存在过错，则担保人可能免责。故担保人应注重举证证明自身对借款虚假不知情，避免被推定与借款人共谋。律师在辩护或代理中，应重点围绕“知情与否”“审查义务履行程度”展开攻防。 最后，关于诉讼时机选择，在刑事追赃程序未终结前，可先起诉担保人主张担保责任，避免因“先刑后民”导致诉讼拖延。 四、刑事追赃与民事追偿的顺位冲突 （一）刑事退赔优先的法理依据与问题 “刑事退赔优先”原则源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三）其他民事债务；（四）罚金；（五）没收财产。” 根据司法惯例，刑事退赔具有社会救济属性，被视为公共秩序优先事项。但这一原则在适用于金融借款案件时出现偏差。因为银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被害人，而是合法债权人。若刑事执行阶段不区分财产权属而优先退赔，实质上造成了对合法抵押权、质权的侵害。 （二）刑民冲突的制度表现 刑事追赃与民事追偿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执行阶段财产冲突：担保财产被刑事冻结、拍卖后，银行无法优先受偿。2.程序阶段管辖冲突：刑事案件侦查冻结导致民事诉讼中止，案件长期无法审理。3.实体阶段权利冲突：法院在判决时以刑事结论为前置条件，削弱民事独立判断。 （三）现行司法解释的模糊地带 《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虽提及应“合理衔接刑民程序”，但未明确退赔与追偿的优先顺序。《两高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意见》仅规定退赔应保护善意第三人权利，仍留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这种模糊导致各地法院操作不一，部分地方法院甚至以刑事判决为依据直接驳回银行诉讼请求。 （四）改进思路：权利层级划分与利益平衡 在法理上，应建立“三层分配机制”：1.对已设定抵押、质押的财产，应优先保障抵押权人（银行）受偿；2.对借款人非法所得财产，依法用于退赔受害人；3.对剩余财产，再行平均退赔或分配。这种机制既可维护刑法惩罚目的，又可保障民事债权实现的公平性。同时，为避免担保权人滥用优势地位，可考虑对金融机构担保权的行使设置一定限制，如要求其在风险防控中履行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 五、银行诉讼策略与程序衔接路径 （一）刑民并行与先刑后民的选择 面对刑民交叉案件，银行首要的诉讼策略抉择是选择“刑民并行”还是“先刑后民”。1.刑民并行优势：可同步锁定财产、争取优先登记债权，减少时效风险。2.先刑后民劣势：刑事审理周期长，银行债权易逾期或被稀释。 律师应根据案件阶段选择策略：在侦查初期即申请债权确认；若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则向法院申请民事诉讼中止并提请参与退赔分配。 （二）民事诉讼阶段的实务要点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银行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要点：1.明确担保合同真实性与独立性，确保合同文本、审批文件齐备；2.以“主债务关系独立性”作为诉讼主张核心，避免被动等待刑事判决；3.若刑事判决已生效，应申请民事法院依据刑事卷宗认定事实，而非盲目中止；4.对于被刑事冻结的抵押财产，应在执行前申请权属异议。 （三）担保人抗辩策略 担保人的抗辩策略可从三方面展开：1.重大过失抗辩：证明银行明知借款虚假仍放贷。证明银行在贷款审批和发放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如明知材料虚假而仍予放款、违反内部风险控制规定等，进而主张银行非善意相对人。2.主合同无效抗辩：主债务虚构，担保随之无效。主张借款人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主合同因“损害国家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担保合同也随之无效。3.程序先后抗辩：刑事案件未结，不宜承担民事责任。律师在实务中应根据案件节奏灵活调整主张，避免担保人被动卷入刑事执行程序。 （四）建立刑民衔接协调机制的建议 1.信息共享机制：由公安、检察、法院建立涉案财产信息互通系统，银行债权可实时登记； 2.退赔财产听证机制：在退赔分配前，听取银行、担保人、被害人各方意见； 3.跨程序执行机制：刑事执行与民事执行并行，法院统一调配涉案财产，减少重复冻结与冲突执行。 4. 统一裁判标准机制：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统一骗取贷款罪中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明确刑事退赔与担保物权的顺位关系。 六、典型案例分析与裁判逻辑 案例一：担保合同有效但不承担刑事退赔责任 2016年，A银行起诉借款人偿还贷款、B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案中，借款人以某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并由B公司进行担保。 法院审理认为，借款人单方欺诈不影响担保效力。担保人虽主张刑事冻结财产在先，但B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或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借款事实是明知的，且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法院判定担保合同独立有效，担保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明确了“刑民分离”的裁判思路，刑事犯罪不必然否定民事合同效力，担保责任可与刑事退赔责任并行，银行可就未通过追赃受偿的部分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例二：银行存在重大过失，担保合同无效 2019年，某银行与A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800万元用于厂房建设，B公司以其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后因A公司提供虚假厂房建设审批材料、虚构资金用途被认定为骗取贷款罪。刑事诉讼中查明，银行在贷前未实地核查A公司的厂房建设项目真实性，未核实审批材料的合法性。银行在刑事退赔未获足额清偿后，起诉B公司要求行使抵押权。 法院认定银行在授信审批中明显疏忽，对企业资质与贸易背景未实质审查，构成重大过失。根据《民法典》第146条、第153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无效。同时，B公司对银行的失职行为不知情，对借款合同无效无过错，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银行的损失应自行承担主要部分。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银行的审慎审查义务是认定其过错的关键，若银行未履行法定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即便担保人签订了保证合同，也可能因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案例三：刑事退赔财产优先分配冲突 2021年，A公司向某银行贷款2000万元，B公司以其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C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B公司因骗取贷款罪被定罪，刑事判决责令B公司退赔银行2000万元本金。执行阶段，B公司的机器设备被刑事机关查封，经评估价值1200万元，同时B公司还拖欠其他普通民事债权人债务1000万元。银行主张行使抵押权，优先受偿机器设备拍卖款；其他民事债权人主张，刑事退赔应优先于民事债权，拍卖款应按比例分配给银行及其他债权人。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银行抵押权与刑事退赔、普通民事债权的顺位关系。在刑事案件中，借款人部分退赔财产被用于赔偿个人被害人，银行债权受损。法院最终通过执行异议程序，认定抵押物专属银行债权范围，部分维护其权益。 本案中合法设立的担保物权优先于刑事退赔及普通民事债权，银行在贷款时应完善担保物权登记手续，明确担保财产范围，以保障优先受偿权的实现。 裁判逻辑总结： 1.银行善意与否是担保效力的关键节点； 2.担保人过错程度决定其责任范围； 3.刑民程序应以财产性质为界限划分执行顺序。 七、制度完善与律师实务建议 1.完善刑民衔接的程序性规定 建议最高法院出台专门指导性意见，明确退赔与追偿顺序。具体而言，首先，明确“先刑后民”的适用标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滥用“涉嫌犯罪”理由驳回民事起诉；其次，确立担保物权在刑事退赔程序中的优先地位，明确担保权人可优先受偿的制度安排；再次，构建刑民程序并行时的协调机制，包括信息共享、统一处置等具体制度。 2.建立银行债权登记机制 公安机关在立案阶段即通知金融机构登记债权，便于后续协调。这一机制既有助于公安机关全面掌握犯罪后果，也为后续财产处置和分配提供依据，避免金融机构因信息不对称而丧失权利实现机会。 3.引入第三方监督制度 在退赔财产分配前，由法院设立听证程序，防止对合法抵押权的侵害。特别是对于已设担保物权的财产，应当听取担保权人的意见，确保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听证记录应作为法院作出分配决定的重要参考，从而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 4.强化银行内部合规制度 将贷前调查、贷中监控、贷后核查形成可追溯链条，为诉讼提供证据基础。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完善贷前尽职调查流程，确保对借款人资质、担保物状况等进行实质性审查；二是强化贷中审批控制，建立多重审批机制；三是加强贷后动态管理，及时发现风险信号并采取应对措施；四是全面记录和保存各环节资料，为可能的诉讼提供证据支持。 5.律师工作重点转向前置化服务 在贷款签订与担保审查阶段介入，提前识别刑民风险。可协助银行完善标准合同文本，增加针对刑民交叉情况的特别条款；参与重大贷款项目的尽职调查，提前识别法律风险。 八、结语 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枢，其债权实现不仅关乎个案利益，更关乎金融秩序与社会信用的稳定。刑民交叉案件的复杂性在于价值冲突与程序重叠，而非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 解决路径不应停留在“刑事优先”或“民事排他”的二元对立，而应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程序平衡：一方面，刑事追赃必须尊重民事权利的边界；另一方面，民事追偿亦应在刑事司法框架下保持自律与透明。 律师在这一领域的角色，不仅是诉讼代理人，更是法律秩序的协调者。通过对担保效力、程序顺序、债权登记等环节的系统设计，可以在刑民交叉的灰色地带中，为银行与担保人之间建立起更清晰、更公正的权利格局。这不仅是司法理性的回归，更是金融法治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赵秉志：《刑民交叉案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 3.张新宝：《担保法原理与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 4.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20年。 5.陈瑞华：《程序正义与权利保护——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协调机制》，《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 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典>担保制度适用若干问题说明》，2021年。 7.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刑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权利保护与程序协调》，《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

在金融担保实践中，银行等债权人经常持有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观点：只要在《最高额担保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发放的贷款，且该贷款本金与其余担保债权余额之和未超过“最高债权限额”，该笔贷款就自动落入担保范围。本文将之称为“万能口袋”论。这种观点极大地增加了担保人的不可预见风险，有违最高额担保制度的本意。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与法理，系统阐述担保人对此应持有的抗辩思路、策略与核心理由。 一、核心抗辩立场：最高额担保非“万能口袋”，其担保范围具有内在限定性 最高额担保制度（包括最高额保证与最高额抵押）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融资效率，避免就连续发生的债权反复设定担保。然而，效率不能以牺牲公平和可预见性为代价。抗辩的出发点是坚决否定“万能口袋”论，主张最高额担保的范围并非仅由“时间”和“额度”两个形式要件机械决定，而必须具备实质的、内在的限定性。 实质限定性在于：担保所覆盖的债权，必须是基于“特定的、连续性的基础法律关系”而发生。 这并非笔者的臆造，而是法律内在逻辑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第四百二十条、第六百九十条在规定最高额担保时，均强调其是为“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此处的“连续发生”应理解为基于同一类交易或同一基础合同关系的连续发生，而非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任何债权的随意增加。 二、抗辩的四大核心策略与理由 基于上述立场，担保人可从以下四个维度构建缜密的抗辩体系： 策略一：紧扣“基础法律关系同一性”，主张担保的特定指向 这是最根本、最有力的抗辩理由。担保人应着力论证，案涉《最高额担保合同》所意图担保的，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债权系列。 证据抓手：仔细审查主合同。如果存在一份与最高额担保合同同期签订、或在其后签订但明确引用了该担保合同的主合同（如《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该合同便是界定“基础法律关系”的关键。可以主张，担保合同担保的就是该特定主合同项下未来发生的债权。 逻辑反驳：当债权人试图将一份独立的、担保条款为空白的、或明确约定为“信用贷款”的全新借款合同纳入担保范围时，担保人应明确指出：该新合同与作为担保基础的原特定主合同，在合同目的、条款设计、银行内部评审依据上均不相同，属于另一独立的法律关系。将基于A关系发生的债权，用为B关系设定的担保来覆盖，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与担保的从属性。 策略二：保护“担保人合理预期”，戳穿债权人的“事后解释” 担保法的重要原则是保护担保人的合理预期，防止其责任被无限扩大。 签约时的背景：在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时，担保人所知晓和预期的风险范围是什么？是当时已存在的特定融资计划（如明确的采购合同对应的贷款），还是一份泛化的、可涵盖债务人未来一切债务的“空白支票”？通常，合理预期仅限于签约时所能预见的、与已知融资需求相关的债权。 反驳“自动纳入”：债权人主张“只要在期间和额度内就自动纳入”，实质上是将其单方的事后解释强加于人。担保人可抗辩：“签订合同时，我方从未同意，也无法预见贵行会在此后与债务人随意签订任何独立合同并让我方‘自动’承担担保责任。这使我方责任处于完全失控状态。” 策略三：运用“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制衡债权人的优势地位 《最高额担保合同》通常由债权人提供，是典型的格式条款。 援引法律规定：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即债权人）的解释。 解释分歧：担保人应积极主张，对合同担保范围条款（如“本合同担保债权为债权人在一定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存在两种解释： （债权人主张的宽泛解释）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期间内发生的任何债权，无论基础关系为何。 （担保人主张的限缩解释）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期间内，基于订立本担保合同时所预设的同类融资业务类型所发生的债权。 锁定有利解释：一旦法院认定存在上述分歧，依法必须采用第二种对担保人有利的限缩解释。这为否定“万能口袋”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武器。 策略四：审查“债权人自身行为”，利用其矛盾主张 债权人在业务操作中的行为，往往是对其诉讼主张最有力的反驳。 关键证据：后续借款合同的担保条款：如果债权人主张应纳入担保范围的后缀独立贷款合同，其文本中“担保条款”处为空白，或明确约定为“信用贷款、无担保”，这枚“证据之王”具有决定性意义。 担保人应犀利指出：债权人自身在缔结该笔贷款时，通过合同文本明确表达了“不设立本次贷款担保”或“本次贷款无需特定担保”的意思。其诉讼主张与自身缔约行为严重矛盾，违反禁反言原则。债权人不能一边以“无担保”的条件向债务人发放贷款（这可能是其基于竞争或维护客户关系做出的商业决策），一边又向担保人追偿，将商业风险转化为担保风险。 “借新还旧”中的操作：如果后缀贷款是用于偿还一笔在最高额担保合同订立前即已存在的、明确无担保的旧贷，担保人更应主张债权人是在通过“以贷还贷”操作，将本已消灭的无担保债务风险，偷偷转移至担保人头上，此行为未获担保人同意，不应发生担保效力。 三、结论：构建以”意思表示“和”基础关系“为核心的抗辩体系 面对债权人“万能口袋”式的主张，担保人的抗辩不应是零散的，而应构建一个体系： 确立原则：最高额担保的范围受“特定基础法律关系”的实质限定，非单纯的时间与金额限定。 聚焦合意：探究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在每一次具体贷款行为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后续贷款合同的担保条款状态，是判断就该笔贷款是否存在担保合意的直接证据。 保护预期：强调担保责任的确定性原则，反对无限扩大风险。 善用规则：积极运用格式条款不利解释规则，制衡债权人。 最高额担保制度的良性应用，有赖于在效率与公平、债权人利益与担保人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担保人及其代理人通过系统性地运用上述策略，可以有效揭穿“万能口袋”论的谬误，将担保责任限定在各方真实合意与合理预期的范围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摘要 自从2024年开始，境内商业银行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出海”，其为境外主体提供跨境融资或接受境外主体提供担保的“跨境业务”也体现为突飞猛进的态势，为此，对于境外主体向中国境内银行申请融资及/或提供担保是否符合当地法律及监管要求，以及衍生出的诸多疑虑，已成为了境内商业银行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接下来，我们将会针对境内商业银行在主要涉及的国家及地区跨境业务中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形成系列文章，以期对境内商业银行在开展跨境业务时提供些许帮助。本篇文章便以目前商业银行跨境业务所涉及比较集中的国家——BVI主体在融资及担保业务中遇到的常见问题简析作为该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一、BVI法律是否允许境内主体向境外贷款人提供担保？ 根据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Revised Edition 2020（以下简称“《BCA2020》”）第28条第(1)款[1]及第28条第(2)款(c)项[2]规定，BVI公司享有完全法律能力与权力，有权以其境外保证金、境外账户资金、境外不动产等资产为境内外债务向境外贷款人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该等担保权限不受资产所在地限制。 二、BVI法律是否允许担保协议适用境外法律（如中国法）？ BVI法律允许担保协议约定适用境外法律（含中国法）。根据《BCA2020》第161条第(2)款[3]规定，当事人可自由约定担保所适用的法律，只要不违反BVI公共政策，该准据法可为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即对公司具有约束力，BVI法院将予以承认和适用。 此外，根据BVI律师的意见，如相关协议中适用法律的约定，涉及下述法律均不得约定适用境外法律：（i）BVI法院认定具有程序性质的法律；（ii）税收或刑事法律；（iii）适用该法律将违反BVI法律解释下的公共政策的法律。 三、BVI对担保文本是否要求公证认证？是否可以使用中文？ 根据《BCA2020》第103条第(1)款第(b)项[4]及第107条第(1)款[5]规定，公司合同及担保文件仅需由经授权人员有效签署即生效，但根据中国境内银行金融机构的要求，通常会要求除授权人员有效签署外，还需加盖公章。 BVI法律未要求担保协议或文本办理公证、认证、领事认证或海牙认证，亦不以该等程序作为生效条件。同时，《BCA2020》未对合同文本语言作出任何强制性规定，担保文件可使用中文订立，其合法效力不受语言形式影响。 四、BVI法律下担保有哪些完善措施？是否需办理相关登记？ （1）需要办理押记的财产 根据《BCA2020》第160条第（1）款[6]规定，BVI公司对其任何财产、资产或权利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权益（包括抵押、质押、固定押记、浮动押记等），均属于应当办理押记登记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BVI公司作为债务人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以及作为担保人为第三方债务提供担保。需要办理押记登记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动产、不动产、股份、股权、应收账款、银行账户、知识产权、合同权利、未来资产及公司全部资产等。 但需注意，因保证担保不涉及对于担保物的优先受偿权，因此需要办理押记的担保不包括保证担保。 （2）押记登记手续 BVI法律要求担保须完成内部登记，并建议办理公开登记以保障优先权。但未办理内部登记及公开登记，并不影响担保的有效性及可执行性。 (i)内部担保登记册 根据《BCA2020》第162条第（1）款[7]规定，公司须置备内部担保登记册，记录其设定的所有相关担保的详细信息。该项内部登记要求仅限制BVI公司，未办理内部登记不影响担保的有效性、可执行及担保权利人对担保物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 (ii)公开登记 根据《BCA2020》第163条第（1）款[8]、第166条第（1）款[9]规定，公司设定相关担保后，公司或担保权人可向注册官申请登记；已登记担保优先于未登记及后登记担保；未登记的相关担保劣后于已登记担保，且在担保人清算时，相关债权在清算人及债权人之间仅按照一般债权处理。即未办理公开登记不影响担保的有效性及可执行性，但在作为担保人的BVI公司清算时将影响担保权利人对担保物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 （3）押记登记期限 根据现行有效的BVI法律，并未对押记登记的期限有明确规定，但鉴于BVI为英国海外领土，建议参照英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关于押记登记的期限，以不超过担保合同签署后30日内办妥押记登记手续为期限要求。 五、BVI主体在签署交易文件时如何判断有效授权？担保人签署和履行担保文件应获何种内/外部批准或授权手续？ BVI公司对外担保及文件签署由董事会全权授权，无需外部审批。 （1）有效授权判断 根据《BCA2020》第109条第(1)款[10]规定，公司业务及事务由董事管理，董事享有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全部权力，有效授权以合法有效的董事会决议为核心，签字人身份须与董事名册、在职证明一致。 （2）内部手续 必须取得董事会决议，根据《BCA2020》第129条第（1）款[11]规定，董事可通过董事会决议或书面决议授权签署担保文件，无需股东会批准： (i)如为董事会书面决议，则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通常由全体董事签字生效； (ii)如为董事会会议纪要，则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法定人数要求，通常2人参会即构成董事会会议法定人数，会议由会议主席（现场选举产生）主持，该会议纪要由会议主席签字即生效，但鉴于审慎考量，建议要求出席会议董事一并签字。 （3）外部批准 根据第109条第（1）款规定，公司的业务及事务由董事全权管理，公司享有完全的对外担保权限。BVI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无需股东（会）批准，亦无需任何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审批、许可或备案。 六、BVI主体在签署交易文件时如何判断有效签署？担保文件是否必须采用契据方式签署？如何判断担保文件签署符合契据方式？ （1）有效签署判断 根据《BCA2020》第103条第(1)款第(b)项、第107条第(1)款规定，公司文件满足以下任一签署方式即为合法有效：a.由一名董事签署；b.由公司秘书签署；c.由经有效授权的代理人签署。但根据境内银行的惯常要求，及BVI律师意见，对于境内银行与BVI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或担保人等）签署相关交易文件时，无论有权签字人的身份如何，均建议在董事会会议纪要或董事会书面决议中对于有权签字人予以明确授权。 （2）是否必须采用契据（Deed） BVI法律不要求担保文件必须以契据方式签署，普通协议签署即合法有效，契据仅在需要更长时效、无对价或更强执行性时选用。 （3）契据签署判断标准 根据《BCA2020》第103条第(4)款第(b)项[12]规定，文件构成有效契据需同时满足：(1)文件明确表明为契据（Deed）或表明作为契据签署/执行；(2)由董事或经公司有效授权的人士签署。 七、BVI是否有公司公章？是否认可名章？ BVI法律强制要求公司设有公章。根据《BCA2020》第102条第(2)款规定[13]，公司应当设有公章，且公章印模须留存于公司注册代理人的办公场所。 同时，《BCA2020》未限制名章、签字章的使用，根据《BCA2020》第103条第(1)款第(b)项、第103条第(3)款[14]及第107条第(1)款规定，公司文件仅需经董事会决议或授权文件明确授权并预留签字样本的董事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即构成有效签署。 实践中，除非待签署的文件中生效条件明确需要加盖公章，否则该份文件无需加盖公章，仅经董事或授权签字人签字后即生效。而经与BVI律师沟通，在待签署文件生效条件中明确需同时加盖公章生效时，则有权签字人可加盖名章或签字章；但如果待签署文件的生效条件未要求加盖公章，则有权签字人应仅为签字，不建议加盖名章或签字章。 八、中国法院判决能否在BVI获承认和执行？ 《英属维尔京群岛1922年相互执行判决法》及《1964年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均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确定金额的终局性金钱判决（非针对罚金、税款、罚款或类似财政/税收义务），可依据普通法下的债务诉讼原则，在BVI法院启动执行程序。 一般而言，只要满足以下条件，该等执行程序应予支持：（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相关事项具有管辖权，且BVI公司已接受该管辖权，或BVI公司在该管辖区域内拥有住所/开展经营且已被合法送达法律文书；（2）判决的作出不存在欺诈情形；（3）承认或执行该判决不违反BVI公共政策；（4）作出判决的相关诉讼程序未违反自然正义原则。 但值得关注的是，因本所律师作为中国境内执业律师，仅得通过公开渠道检索，并基于以往经验及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如BVI法律或BVI司法实践等对该等问题有相反或不同之规定或理解或解释，应以其规定或理解或解释为准。 注释 [1] Subject to this Act, any other enactment and its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a company has, irrespective of corporate benefit— (a) full capacity to carry on or undertake any business or activity, do any act or enter into any transaction; and (b) for the purposes of paragraph (a), full rights, powers and privileges. [2] Without limiting subsection (1), subject to its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the powers of a company include the power to do the following— (c) guarantee a liability or obligation of any person and secure any obligations by mortgage, pledge or other charge, of any of its assets for that purpose; and (Amended by Act 5 of 2012) [3] The governing law of a charge created by a company may be the law of such jurisdiction that may be agreed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chargee and the charge shall be binding on the company to the exte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ing law. [4] a contract that, if entered into by an individual, would be required by law to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may be entered into by or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a person acting under the express or implied authority of the company, and may be varied or discharg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5] A document requiring authentication or attestation by a company may be signed by a director, a secretary or by an authorised agent of the company, and need not be under its common seal. [6] “charge” means any form of security interest, over property, wherever situated, other than an interest arising by operation of law; [7] A company shall keep a register of all relevant charges created by the company showing— (a) if the charge is a charge created by the company, the date of its creation or, if the charge is a charge existing on property acquired by the company, the date on which the property was acquired; (b)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liability secured by the charge; (c)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property charged; (d)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trustee for the security or, if there is no such trustee,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chargee; (e) unless the charge is a security to bearer,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holder of the charge; and (f) details of any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if any, contained in the instrument creating the charge on the power of the company to create any future charge ranking in priority to or equally with the charge. [8] Where a company creates a relevant charge, an application to the Registrar to register the charge may be made by— (a) the company, or a legal practitioner in the Virgin Islands authorised to act on its behalf; or (Amended by Act 5 of 2012) (b) the chargee, or a person authorised to act on his or her behalf. [9] A relevant charge on property of a company that is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63 has priority over— (a) a relevant charge on the property that is subsequently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63; and (Amended by Act 26 of 2005) (b) a relevant charge on the property that is not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63. (Amended by Act 26 of 2005) [10] The business and affairs of a company shall be managed by, or under the direction or supervision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11] A resolution of directors may be passed— (a) at a meeting of directors; or (b) subject to the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as a written resolution. [12] it is expressed to be, or is expressed to be executed as, or otherwise makes clear on its face that it is intended to be, a deed and it is signed by a director or by a person acting under the express or implied authority of the company. (Inserted by Act 26 of 2005) [13] A company shall have a common seal and an imprint of the seal shall be kept at the office of the registered agent of the company. (Amended by Act 26 of 2005) [14] Without affecting subsection (1)(a), an instrument or deed executed by or on behalf of a company by a director or an authorised agent of the company is not invalid by reason only of the fact that the common seal of the company is not affixed to the instrument or deed. (Substituted by Act 19 of 2015)

如果一个人突然去世，他在银行、微信、支付宝里的钱怎么办？ 银行会通知家属吗？钱怎么取？如果没人取呢？ 今天，认真给你讲清楚。 这些事，不知道，真的会吃大亏。 存款人去世，银行会通知继承人吗？ 不会。 不是因为银行想把钱占为己有，而是，死亡信息不会与银行进行同步，需要利益相关方主动报备才能知悉。 所以，如果没人告知，银行自然无从得知存款人去世的消息，也不会主动通知继承人。 如何清查所有的银行账户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办法。 截至目前，黑龙江和西藏暂时还没有便捷的方式，需要亲属带着死亡证明、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等至附近所有可能存款的银行逐一查询，或者通过老人的手机中留存的短信来查询相关财产线索。 其他地区则更加方便，通过“云闪付”APP即可查询。 具体操作如下： 1、登录“云闪付”APP，完成实名注册，直接首页搜索“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进入小程序。 2、确认支持审核的银行网点，去银行网点线下提交相关材料并签署《查询申请及承诺书》，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会给申请人一个授权码，将授权码填入手机、勾选需要查询的银行并提交申请后，即可获取查询报告。 宁波首批参与受理的银行有以下35家： 查询结果及需要的材料 查询结果显示为： 查询结果仅包含被查询银行名称，不包含具体银行卡号、余额等信息，也不包含存折、定期存单、理财等账户开立情况。查询结果仅供参考，不作为遗产继承等财产处置流程的法律依据。后续如需办理存款余额查询、提取等业务，还请申请人到相应被查询银行按规定办理。 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已故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凭已故人员死亡证明、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如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明等)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单独或共同向银行提交书面查询申请。 (2)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凭已故人员死亡证明、公证遗嘱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单独或共同向银行提交书面申请。 (3)经公证机构审查确认身份的继承人凭公证机构出具的《存款查询函》及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 (4)继承人授权他人代为查询的，还需出具加盖公证机构钢印的《委托书》及被授权人(即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特殊群体应由其监护人申请查询。 如何取得银行卡里的存款？ 这一部分请看《老人去世，银行卡里的钱怎么取出?》这篇文章，详细讲了各种情况下的具体的操作步骤。 很多钱不是没留下，而是没人去查、没人知道、就一直躺着。 银行不会提醒，系统不会催你，规则默认：你自己清楚一切。如果你正站在“要不要查、该怎么查”的门口，早点动手，往往比事后补救更重要。

引言 银行理财产品“飞单”常见于银行理财经理利用职务身份，向金融消费者私售非银行代销的理财产品。大部分情况下，金融消费者在理财产品爆雷后才会发现该产品并非银行代销，而此时通过起诉资金使用方已经往往不能获得足额赔偿。此时，金融消费者可能要考虑其他维权路径。 本文以“飞单”维权中常见的五个问题为切入点，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金融消费者可否向理财经理主张赔偿责任？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金规〔2025〕6号）中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代销业务，不得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范围开展代销业务，假借所属机构名义私自推介、销售未经审批的产品，或者展示未经审批的产品销售文件和资料。此前执行的（银监发〔2016〕24号）亦规定：商业银行从事代销业务，不得有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范围开展代销业务，假借所属机构名义私自推介、销售未经审批的产品。 故理财经理的“飞单”行为已经违背了相关法规，属于违规销售，且该行为和投资人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故投资人可以依此向理财经理提起侵权赔偿之诉。而实践中，因为不少理财产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理财经理可能会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从犯，在此情形下，案件将进入刑事追缴、退赃退赔程序。退赔资金须依法按比例发还众多集资参与人，其清偿顺位通常优先于民事个别执行，且因涉案资金往往已被转移、挥霍或难以全额追回，最终实际分配至投资人的款项可能较为有限，这也会影响向理财经理提起民事侵权赔偿的实际赔偿效果。 二、金融消费者可否向理财经理所在的银行网点主张赔偿责任？ 此时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理财经理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 当“飞单”发生在银行营业场所内、工作时间，同时理财产品合同、业务处理单或银行受理签章等明确出现金融机构主体的印章，金融消费者已经尽到一般交易中的注意义务，善意无过失，这种情况下银行理财经理可能被认定构成表见代理，而该理财经理所在的银行网点可能因为销售过程中未如实告知产品信息，未进行风险评估等情形被认定履行适当性义务存在过错，因而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理财经理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当“飞单”发生在银行营业场所内、工作时间，但相关合同和单据并没有银行印章。同时金融消费者投资经验不足，理财经理的飞单行为可能被认定为职务行为。因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一般由单位承担，故由银行承担侵权责任。在案例中，法院认为某银行员工郭某在实施飞单行为时，基于其作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销售时间是执行职务期间，销售地点是某银行的经营场所，与其执行工作任务存在内在关联，对于不熟悉银行管理规程的金融消费者来说，无从判断郭某并非在履行职务行为，故郭某的违规私售行为构成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某银行承担。 3.理财经理和银行构成无意思联络的累积型共同侵权 当银行在“飞单”行为的介入不属于以上两种情形，还可以考虑银行作为提供个人理财金融服务的专业机构，在履行管理义务和审慎经营义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并和理财经理构成无意思联络的累积型共同侵权。在案例中，法院认为某银行徐汇支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始终疏于监管，长期未发现其员工“飞单”的违法违规行为，有违审慎监管职责。国家某总局上海某局也因此对某银行员工进行了行政处罚。某银行徐汇支行的该等疏忽为“飞单”行为提供了便利，存在过错，且与金融消费者邢某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某银行徐汇支行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三、理财经理和银行可能承担多少责任？ 法院会根据具体案情和各方的过错程度酌定承担责任的比例。一般而言，投资人因为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也需要自行承担一定的比例。 如在案件中，法院酌定投资人对自身损失自行承担42%的责任，理财经理承担48%的侵权责任，银行承担10%的侵权责任。在案件中，法院酌定银行就投资人损失的30%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在案件中，法院判定银行在20%的过错程度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四、金融消费者可以从哪些方面收集证据？ 金融消费者和理财经理之间往往存在长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产品销售时，金融消费者可能并不会认真核对每一只产品是否存在“飞单”情形，部分重要证据可能电话沟通且并未留痕。面对维权，投资人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收集证据： 1.产品签约文件 投资人需要留意《产品合同》《产品认购书》等理财产品认购文件中是否有提到代销机构，代销机构是否为银行，签约文件中是否存在《销售机构风险提示书》等销售机构单独出具的文件。 2.和理财经理的沟通记录 投资人可以查询过往微信、短信、电子邮件等沟通记录，还原当时产品购买过程，留意购买渠道是线上还是线下，签字是本人签署还是理财经理代签，理财经理是否刻意隐瞒非本行代销情形、是否进行了保本承诺等情形。 3.金融机构官网 部分银行的官网上会披露合作机构或者代销产品的列表，可以查询确认“飞单”情况是否属实。 4.其他投资人 往往理财经理“飞单”对象不只是单个投资人，在个人证据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申请其他熟识的投资人出庭作证。 五、理财产品如果还没有完成清算，是否会影响判决？ 在理财产品发生违约风险后，往往伴随着漫长的资产处置与清算过程。在此类纠纷中，被告方常以投资者实际损失尚未确定为由，主张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未能满足，进而试图规避或延迟赔偿责任。然而，从当前司法裁判趋势来看，此类抗辩并不必然为法院所采纳。为及时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法院可先行判令理财经理或银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若此后投资者在清算程序中另行获得偿付，则应在已获赔金额范围内，按比例返还给责任方，或允许责任方依据相关法律关系向最终责任主体进行追偿。 最后，需要提醒金融消费者的是，尽管上述路径为“飞单”维权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但诉讼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如证据充分程度、各方过错比例的认定、各地法院对类似问题的裁判尺度等均可能影响最终判决结果。因此，在考虑诉讼维权时，建议充分评估自身证据的证明力，并咨询专业法律人士，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诉讼策略。理性维权，方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相关法条索引：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又是一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西城法院特推出“3·15说法”系列普法推送。聚焦信用卡风险防控，通过逾期催收、灰黑产陷阱、格式条款、伪卡盗刷、网络盗刷等解析，帮助消费者了解自身权益，掌握维权方法，依法守护消费者权益，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今日推出第一期——信用卡逾期遇催收？来看依法维权的正确路径！ 问、信用卡不小心逾期，催收电话就没完没了，有的甚至多次骚扰，要是碰到这种催收侵权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信用卡逾期是大家都不愿意遇到的情况，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也要正视催收。 银行作为债权人，有权维护自己的债权。按照等监管规定，银行有权对逾期持卡人进行催收，但应当对债务人本人及其担保人进行催收，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不得采用暴力、胁迫、恐吓或辱骂等不当催收行为。 那如果遇到没完没了的骚扰电话，甚至暴力催收等可能侵权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保护好自身的人身安全。如果催收人员有威胁、恐吓甚至暴力行为，务必把人身安全放在首位，避免发生直接冲突。 二、保留好证据。接到骚扰电话或存在其他侵权行为时，尽量录音录像，记录下对方的催收方式、时间、内容，如果有证人也可以请他们作证。这些证据是后续维权的关键。 三、寻求监管机关、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帮助。如果催收行为已经严重干扰生活，或者涉及暴力、威胁，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投诉电话，或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配合相关机关工作。 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在证据齐全的情况下，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保监会）投诉，或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要求催收方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总之，法律保护合法的催收，但任何催收行为均不得突破法律底线。即使信用卡逾期，但持卡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依然受保护。面对催收侵权行为，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