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以下简称“商标撤三制度”）是我国确立的注册商标事后清理规则，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开展真实商业识别性使用的，任何单位、个人均可向商标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商标，商标管理部门也可以依职权撤销。该制度立法目的是贯彻商标使用本位，清理囤积、闲置“僵尸商标”，释放有限商标资源，平衡商标注册人私权与社会公众市场注册需求。 一、商标撤三制度的演变过程 《巴黎公约》是最早规范注册商标等工业产权的国际公约，是商标不使用撤销制度的国际法理源头，公约不强制各成员国立法设置“商标使用义务”，各成员国可自主决定是否设立闲置商标撤销制度。如果成员国法律规定注册商标必须使用，须经过合理期限，且商标所有人无法证明不使用存在正当理由时，方可撤销该注册商标。（TRIPS协定）第19条细化完善了上述规则，硬性规定撤销前至少连续三年不使用，明确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与许可使用认定，成为各国设立商标撤三制度的统一最低强制性标准。 我国商标撤三制度自1982年创立，吸收上述两大条约核心规则，同时结合本土囤积商标治理需求增设本土化规则。历经行政法规细化、2013年法律体系重构、2026年修法恢复行政主动监管的关键变革阶段。 1982年商标撤三制度正式创立，第30条第4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四）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但仅作原则性规定，无程序、使用定义、正当理由等实操细则，全部留白由实施细则填充。1983年《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了仅地方工商局可报请商标局撤销，普通自然人或主体无法申请，商标局以依职权主动监管为主。1988年修订的《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9条实现了重大突破：任何人可主动向商标局申请撤三，程序从单一行政监管转向公众可依法启动。 商标撤三制度长达30年法律条文未改动，仅靠行政法规调整实操规则，规定不使用正当理由、举证期限。1993年第一次修正完全沿用1982年第30条撤三原文，无修改。仅在实施细则中固化规则，注册人可提交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作为抗辩依据，“正当理由”正式上升为行政部门规章层面。2001年第二次修正法条顺序调整至第44条第4项，文字完全不变。2002年将原3个月答辩期缩短为2个月，成为长期稳定适用的标准期限。 2013年第三次修正，将商标撤三制度进行根本性重构。第49条第2款：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次修正彻底废除行政机关主动清理闲置商标模式，撤三完全转为依申请被动程序，无第三方申请，商标局不得主动撤销商标。并且，在法律条文增设“没有正当理由”前置限定，有客观合理事由三年未使用的，不予撤销，将“正当理由”上升为法律要件。此外，配套新增第48条，明确定义“商标使用”概念：商标使用是用于商品、包装、交易文书、广告、展览等商业识别活动，排除内部自用、象征性印刷、非商业使用，统一裁判标准。2014年，列举了四类法定正当理由：不可抗力、政府政策性限制、破产清算、其他不可归责于注册人的正当事由。2019年第四次修正，第49条撤三条款一字未改，法律框架完全延续2013版，无立法层面变动。 2026年修订第57条，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该注册商标。新修订的恢复了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权，与任何人申请撤销渠道形成了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 二、商标撤三制度演变呈现的特点 从上述商标撤三制度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在运行程序、申请材料到使用证据审查标准方面持续迭代优化，整体呈现程序模式循环调整、撤销门槛逐步抬高、使用证据认定由形式走向实质的演变趋势。 1.程序模式的往复调整 商标撤三制度程序模式在行政监管与市场自治之间往复动态调整，经历“依职权+依申请双轨—单一依申请—回归双轨”的循环变化。1982年至2012年，商标撤三制度双轨并行，兼具行政主动监管与社会公众监督，工商机关可主动排查闲置商标，任何主体也可提交撤销申请，行政干预色彩浓厚。2013年至2026年底转变为单一依申请模式，删除商标局主动撤销职权，仅依靠市场主体发起申请，弱化行政主动干预，强调私权监督。2026年新修订的（2027年1月1日生效）中商标撤三制度重回双轨监管商标管理部门可依托大数据批量筛查、主动启动撤三，同时保留公众申请渠道，平衡市场自治与行政资源统筹清理。 2.申请撤三材料由简变繁 1988年《商标法实施细则》新增公众申请撤三渠道，该阶段为初代依申请阶段，此时无统一制式申请书，材料极简，无强制调查证据要求。2002年国务院发布，商标局同步配套出台全国统一制式的《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书》，申请材料依旧宽松。2022年前申请人仅提交书面说明即可立案，无需任何佐证材料，全部举证压力由商标专用权人承担，催生大量恶意撤三案件。2022年至2024年过渡期，商标局统一要求附送少量网络检索截图（搜索引擎、电商平台任选其一）。2025年5月26日，商标局修订《申请撤销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简称“撤三申请指南”），该指南强制申请人提交多平台检索报告、经营核查材料、诚信承诺书、实地调查材料，提高了恶意申请门槛，有利于双方地位平衡。 3.使用证据认定由宽松形式标准转向实质商业标准 初期商标使用证据审查较为宽松，材料中印有商标图样，即认可构成商标使用，不深究是否发生真实市场交易、有无商业流通意图。名片、宣传单、画册、户外广告、展会照片可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无需搭配合同、发票；仅单次投放、少量印制也能维持商标。仅印刷一批包装、少量样品，无对外销售记录，审查员普遍采信。近年来，确立实质商业认定标准，仅为维持注册的象征性使用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以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等体现市场流通的交易文书为核心定案依据，明确名片、广告类宣传材料仅具备辅助补强作用，同时系统否定突击小额开票、仅有许可无销售等规避性使用行为。 三、新修订商标法对商标撤三制度的影响 本次新法第57条最大变化是建立“依申请撤销+依职权主动撤销”并行的双轨清理机制。针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投入真实商业流通的“僵尸商标”，在长期单一第三方申请渠道之外，新增商标管理部门主动启动撤销的公权力监管路径。双轨模式下，第三方申请撤销与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销启动规则存在本质差异：第三方申请由任意市场主体提交书面材料、缴纳费用发起，申请人需先行提交商标三年未使用的检索、调查初步证据；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主动撤三具体流程待后续配套文件明确。 公权力主动筛查机制常态化，大幅提升闲置商标被清理的风险，也对商标持有人日常商标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商标管理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常态化商标使用证据留存机制，重点归集标注商标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物流单据等核心商事交易凭证，同步留存电商销售页面、产品实物、展会交易记录、正规广告投放记录等辅助材料，仅依靠名片、宣传画册等形式化物料将无法满足实质商业使用认定标准。 2.持有防御性注册、阶段性合理闲置商标的主体，需持续跟踪后续配套实施细则，密切关注针对合理闲置、行业特殊经营情形的正当理由豁免规则，提前评估是否补充商业使用证据，规避依职权批量撤销风险。 综上，我国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历经四十余年分层迭代，在程序模式、申请材料、使用证据认定标准上形成独具本土特色的演变逻辑。2026年新增设依职权主动撤销双轨机制，完善了多层次商标退出体系，推动商标权利回归商业使用本质，助力构建健康有序的商标注册与使用秩序。

引言 2026年6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新法将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1983年施行以来经历的第五次立法变动，也是首次以“修订”（而非以往四次“修正”）形式对整部法律进行系统性重塑。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修订”这一立法技术，其信号意义在于：立法机关认为商标领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恶意抢注、囤积倒卖、“注而不用”、误导性使用等——已无法通过零敲碎打的条文调整化解，必须对制度底层逻辑予以重构。 这一底层逻辑可概括为：商标制度的重心，从侧重“注册取得”向“注册与使用并重、强化使用义务”决定性转向。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有效注册商标量已接近五千万件，稳居全球首位；但伴生的是恶意抢注、“注而不用”闲置商标占比高企，囤积商标异化为恶意维权工具，反向挤压真实经营者的品牌空间。新法围绕注册秩序净化、使用义务强化、程序效率提升、保护强度升级、代理行业治理五个维度作出全面回应。 本文基于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结合新法条文、立法背景与实务经验，对本次修订核心要点进行解读，并就2027年1月1日新法施行前约半年过渡期内企业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一、修法脉络：为什么是“重塑”而不是“修补” 回顾商标法沿革：1993年、2001年、2013年、2019年四次均为修正（局部条款修改）——2001年修正服务入世规则对接；2013年修正引入声音商标及惩罚性赔偿制度（侵权赔偿可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2019年修正增设第四条第一款“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并将惩罚性赔偿倍数上限提高至五倍、法定赔偿上限提至五百万元。 但实践证明，单点修补难以扭转“重注册、轻使用”的制度惯性。2019年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年均驳回恶意注册申请数十万件，2023年以来驳回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超一百二十万件，囤积闲置商标仍大量挤占审查资源。本次修订草案2025年12月首次提请审议、2026年6月即表决通过，预留2027年1月1日施行的过渡期，意在给企业、代理机构与执法司法机关留出合规调整窗口——本文即立足于帮助企业把握此窗口期。 二、规制恶意注册：从“事后打击”到“全链条治理” 恶意注册治理是本次修订着墨最重的部分，形成申请端提门槛、审查端明标准、责任端强惩戒、存续端畅退出的全链条安排。 （一）注册条件实质化：“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新标准 新法增设“商标注册的条件”专章，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与2019年修正引入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第四条第一款）相比，本次修订以“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这一相对客观的外标准，辅助认定囤积注册，减少了对申请人主观“恶意”的直接举证依赖。 实务影响：审查与裁判机关可综合考量申请数量、跨类别范围与申请人经营范围匹配度、既往转让牟利记录等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企业防御性注册策略需重新校准——大规模、跨类别、与主营业务明显无关的“圈地式”注册，未来被驳回或不予维持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建议以“核心类别精准注册＋实际使用留痕”替代单纯依赖注册数量的粗放布局。 （二）恶意申请的行政责任强化 新法在2019年（已规定恶意申请可处警告、罚款）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具体情形（含“明知标志带欺骗性仍申请”“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需要造成不良影响”等），并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明知委托人存在前述情形仍接受委托的处罚（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这意味着恶意申请不仅承受“申请被驳回”，造成不良影响的还可触发独立行政处罚——对以批量抢注、囤积倒卖为商业模式的职业注册人是釜底抽薪。企业选择代理机构时，应将备案状态、过往违法受罚记录纳入尽调范围。 （三）退出机制：依职权撤销“沉睡商标”＋“撤三”并行 新法在保留“任何单位或个人可申请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即传统“撤三”制度）的基础上，新增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对已成为通用名称或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注册商标，可以依职权主动撤销。预计新法施行后，“撤三”证据审查趋严，使用证据管理须从“应诉时临时拼凑”升级为“日常化、体系化留存”——销售合同、发票、广告投放记录、电商平台后台数据、参展资料等应按商标、按类别、按年度归档；确无使用计划的闲置注册应主动评估维持成本与风险，适时放弃或注销。 三、规范商标使用：“心机商标”治理与社会共治 新法针对将商标标识变相用作虚假宣传工具（如“120W”用于非相应功率充电器、“手打”用于全自动生产线产品等）作出两项针对性安排： （一）使用环节法律责任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不足五万元的可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可撤销其注册商标。明确“注册合法”不豁免“使用违法”责任。 （二）社会投诉举报机制 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对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向商标管理或执法部门投诉、举报，将社会监督正式纳入治理体系。 企业合规提示：商标合规审查边界应从“可否注册”延伸至“如何使用”——包装、广告、直播话术、电商详情页中商标呈现方式是否可能使相关公众对商品质量、功能、成分、产地产生误认，均应纳入上市前合规评估。投诉举报机制社会化后，竞争对手、职业举报人、消费者均可触发执法，使用环节合规容错空间实质性压缩。 四、授权确权程序优化：效率与确定性的再平衡 （一）异议期缩短 新法规定，初步审定公告异议期为二个月（现行法为三个月），经审查异议不成立而准予注册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取得时间自公告期满（二个月）之日起计算。对企业影响双重：真实经营者确权周期缩短，但在先权利人监测与异议响应窗口同步收窄——依赖人工低频监测的模式难以为继，建议建立高频或实时商标公告监测机制及内部快速异议决策通道。 （二）审查审理中止制度法定化 新法明确：商标异议审查、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审理过程中，所涉在先权益确定须以人民法院或行政机关正在审理的另一案件结果为依据的，可以中止审查审理，中止原因消除后及时恢复。该制度将长期存在的审查实践上升为法律规定，避免行政与民事程序“赛跑”导致冲突，也为当事人程序策略提供新抓手——在先权益另案进展成为确权博弈中需统筹考量的变量。 （三）无效宣告溯及力规则细化 新法维持“宣告无效的决定对已执行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及已履行的转让、许可合同原则上无溯及力”的基础上，明确：因商标注册人恶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不返还侵权赔偿金、转让费、许可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全部或部分返还。提示企业在商标转让、许可合同中通过权利瑕疵担保条款、分期付款与返还机制预先分配无效风险。 五、保护强度升级：民事救济扩容与恶意诉讼规制 新法延续并巩固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临时措施——商标注册人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或即将实施侵权，不及时制止将使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可依法在起诉前申请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及财产保全；证据可能灭失或日后难以取得的，可依法申请诉前证据保全。 同时，新法明确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恶意串通、单方捏造基本事实等）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处罚；造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打击知识产权虚假诉讼的司法政策呼应——保护强度升级是双向的：既强化正当权利人救济，也压缩“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灰色空间。 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联动：2019年已规定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可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惩罚性赔偿，新法未改动该倍数上限。但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26〕7号）对“故意”（含和解后再犯、通过关联公司掩盖控制关系逃避责任等）与“情节严重”（含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作出细化认定。新实体规则与该司法解释适用规则相互咬合，自2027年起商标恶意侵权面临的赔偿风险敞口系统性扩大。 实务建议：维权端——侵权取证时有意识固定“故意”与“情节严重”证据（警告函送达记录、和解协议、侵权方关联主体工商变更轨迹等）；应诉端——收到权利警告后的处置流程、涉诉后主体架构调整均可能成为倍数赔偿认定依据，务必审慎。 六、驰名商标境外确认：为中国品牌出海提供制度接口 针对瑞幸咖啡在泰被抢注、“女儿红”等在日被抢注等系统性挑战，新法新增规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出具确认意见供境外主管机关参考。此确认可实质性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确权与维权中的举证负担。 配套地，新法还规范跨境商标代理行为，强化对通过欺诈等不正当手段办理境外商标事务的监管。但需注意：制度接口不能替代“商标先行”布局——进入目标市场前应通过马德里体系或单一国家完成注册；将国内驰名确认机制定位为“事后救济增强工具”而非“事前布局替代方案”。已遭遇境外抢注的企业，可评估在新法施行后引入国内驰名确认的可行性及时机。 七、代理行业治理：备案管理与行业自律双轮驱动 新法强化商标代理机构备案管理，提高违法处罚力度，并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商标代理行业组织的定义与职能——制定行业自律规范与惩戒规则、开展业务培训与职业道德教育、对违反自律规范的会员实行惩戒。 对委托方企业：应将代理机构的备案状态、过往违法记录、行业惩戒情况纳入供应商筛选标准——代理机构责任显著加重的新格局下，选择不合规代理机构本身构成需管理的法律风险。 八、过渡期行动清单：企业现在应当做什么 距新法施行约半年，建议完成以下动作： 1. 全面盘点商标资产：逐件梳理名下注册商标使用状态，对核心商标补强使用证据链，对明显脱节于经营需要的囤积性注册评估清理，避免新法从严审查与依职权撤销下的被动。 2. 重构商标使用合规审查流程：将包装、广告、电商页面、直播场景中商标呈现方式纳入上市前审查，重点排查可能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功能、产地产生误认的使用方式，防范投诉举报触发的执法风险。 3. 升级商标监测体系：针对异议期缩短为二个月的变化，将商标公告监测频率提至匹配水平，并建立异议决策内部快速通道。 4. 围绕惩罚性赔偿重新设计维权与应诉预案：维权端按法释〔2026〕7号认定情形前置固定“故意”与“情节严重”证据；应诉端审查警告函处置、和解履行、关联架构调整的合规性。 5. 出海企业同步推进境外布局与境内驰名证据积累：销售规模、市场排名、广告投入、保护记录等驰名认定基础证据自现在起系统性归集，为新法施行后申请驰名情况确认做准备。 结语 商标制度保护的从来不是注册簿上的一纸登记，而是真实经营中沉淀的商业信誉。本次系统性重塑，本质是让制度回归这一初心：让诚实经营者的品牌投入获得更确定回报，让投机者的套利空间被制度性压缩。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认为，对企业而言，新法既是合规要求升级，更是品牌战略重估契机——在“使用”成为商标价值核心来源的新规则下，谁能率先完成从“注册思维”到“使用思维”的转换，谁就能在下一周期的品牌竞争中占得先机。 道可特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团队将持续跟踪新法配套实施条例、部门规章及首批适用案例，适时推出系列深度解读，敬请关注。

2026年6月26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本周一推送的《简评2026年<商标法>修订》一文简要介绍了本次修订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本文将着重分析本次修订对企业商标申请、使用和管理的影响, 以及给企业的实践建议。 一 2026年修订概况 本次修订是我国的第五次修改, 条文从现行法的八章七十三条扩展为九章八十七条: 既回应了近年来从“手打挂面”到“壹号土猪”等心机商标引发的公众争议; 也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商标使用形态的深刻变革。本次修订并非颠覆既有制度, 而是回归商标法核心价值——商标的本质在于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 而非成为误导消费者的工具。对于企业而言, 理解此次修法的逻辑脉络与具体规则调整, 是重新审视商标战略、防范法律风险的关键契机。 (一) 从“重注册”到“重使用”的制度转型 本次修订体现了从“重注册”向“重使用”的转型。现行商标法长期以来被认为“重注册、轻使用”。在商标注册方面, 以谁先申请, 谁获批为主要原则, 较少考虑商标的实际使用; 在商标使用方面, 强调商标权人对商标使用的排他权利, 但是对权利的限制和例外较少着墨。在一系列司法、执法案例中, 渐渐形成了关于描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的例外, 以及对误导性使用和恶意诉讼的制裁。这些司法和执法实践的总结, 成为此次修订的来源之一。 比如, 作为“申请优先”的例外, 本次修法强化了对“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注册的限制, 也明确了“抢注商标”的判断标准; 在商标使用方面, 本次修订回应了社会对心机商标的强烈关切, 在“误认”商标注册的禁止性规定基础上, 新法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设定了“责令限期改正—罚款—撤销注册商标”的阶梯式处罚; 在第八十一条更是提出了对商标恶意诉讼的惩罚机制。可见, 本次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旨在修正过去商标法“重注册、轻使用”的倾向, 将实践中维护商业秩序、合理使用和诚实信用等原则纳入中。 (二) 数字化时代的制度适配 毫无疑问, 我们正处在数字化时代, 当今社会的商业活动与互联网、移动网络、自媒体等紧密结合。这些数字化的商业活动对传统商标法律制度提出挑战: 一是商标使用场景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 二是新型商业标识形态的不断涌现。新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商标的使用, 包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 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这一规定看似不言而喻, 实则具有重要指向意义——传统商标实践长期依赖发票、合同、平面广告等线下使用证据, 而朋友圈推广、直播带货、小红书种草等新型营销方式中的商标使用, 此前在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上存在争议。新法的明确表述, 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商标使用认定提供了清晰依据。 (三) 回归商标的识别功能本源 商标不是品质的宣告, 不是原料、产地和产品特性的描述, 其核心功能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建立商品、服务与提供者之间的稳定关联。然而长期以来的商标文化, 往往将商标混杂原产地、产品特征等要素, 亦或带有地域、行业、组织等行政导向。新法首次对商标做出定义, 明确了商标“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核心要义。同时, 新法第七十三条对正当使用规则作出完善, 明确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对通用名称、描述性标志的正当使用。这些规定回应了“青花椒”案等典型案例所揭示的问题——当注册商标包含通用名称或描述性元素时, 权利边界应如何确定。 二 新下的商标注册 企业注册商标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多少企业的商标因“缺显”、“误认”而被驳回, 又有多少企业的商标被他人抢注?关于这两个问题, 本次修订都有涉及。 (一) 商标误认问题: 审查趋严与企业的注册困境 商标注册在实践中面临两难困境: 一方面, 心机商标大行其道, 申请人通过巧妙的文字设计规避审查; 另一方面, 企业善意申请的商标往往因落入“误认”的绝对禁止范畴而被驳回。这一矛盾反映了“误认”标准的主观性与动态性——随着消费者认知水平和社会关注度的变化, 同一标志是否构成误认的判断可能截然不同。 新法第十五条第(八)项在现行法“带有欺骗性, 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基础上, 增加了“工艺、原料”等具体要素, 直接回应了“手擀”、“0添加”、“农家土”等典型心机商标问题。然而, 正如立法者所意识到的, 注册环节的审查具有局限性——心机商标的欺骗性往往不在于商标标志本身, 而在于使用方式(如将商标与商品名称结合排版)。因此, 新法第五十六条将重点后移至使用环节, 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设定严厉处罚。 但是, 重点的后移, 并不意味着商标注册审查的放松。在目前社会对心机商标异常警惕的当下, 从严认定“误认”商标并禁止其注册, 可能成为常态。尤其值得企业关注的是, 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 造成不良影响”的, 对负有责任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一条款意味着商标审查人员可能因准予“误认”商标注册而承担个人责任。可以预见,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商标评审人员将趋于保守, 对可能造成误认的商标采取“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的审查态度。因此, 企业在申请商标注册时, 需更加审慎评估标志的可注册性, 避免使用可能引发误认的描述性、暗示性词汇。 (二) 商标被抢注问题: 反制手段的完善与举证难题 商标被抢注是企业品牌管理中的常见痛点。新产品上市、新业务开展前, 若商标布局滞后或信息提前泄露, 往往面临被第三方抢注的风险。传统上, 企业反击抢注的主要法律工具包括: (1)主张在先权利, 比如著作权等; (2)依据原, 主张“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3)依据原, 主张“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 (4)驰名商标保护。然而, 对于大部分商标而言, 驰名商标认定门槛过高; 在先著作权保护要求商标标志具有独创性, 对文字商标尤为困难。因此, “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成为主要的反制手段, 但两者的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均存在模糊地带。 什么是“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确立了推定规则: 如果在先使用商标已经有一定影响, 而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商标, 即可推定其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新法第二十四条将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修改为“不得故意抢先注册”, 实现了主客观要件的统一。从规范解释角度, 只要商标的影响能够为申请人所知, 即可推定其“故意”抢注。这一修改使法律表述更为直接: “故意”的界定较“不正当手段”更为清晰。 那么如何界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原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 应当予以驳回”。《商标审查审理指南(2021)》将其定义为“申请人并非基于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提交大量商标注册申请, 缺乏真实使用意图, 不正当占用商标资源, 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行为”。但“大量”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判断“真实意图”呢? 新法第十九条将其修订为“不以使用为目的, 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 将“恶意”要件客观化为“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标准。这一修改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但也带来新的问题, 即正当的防御性注册与恶意的商标囤积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虽然在个案中, 比如偶哈游OHAYOO案, 法院从原告及其母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品牌战略安排角度审查, 认为符合企业正常商标布局, 不构成商标囤积, 但是仍然没有明确二者的界限。 三 新下的商标使用 新修订的较多着墨规范商标的使用行为, 对商标合规使用给出较全面的指引。 (一) 确认互联网使用 面对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新法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商标的使用“包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 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互联网使用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传统商标实践中, 无论是侵权认定还是“撤三”抗辩, 对商标使用的证据要求长期偏向线下形态——销售合同、发票、产品包装、平面广告等被视为核心证据。这与数字经济时代商标主要出现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直播场景的现实形成明显落差。 本次修法的确认具有双重意义: 一是为互联网场景下的商标保护提供明确依据, 企业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的品牌推广、产品展示中的商标使用, 均可作为商标性使用的有效证据; 二是为“撤三”程序中的使用证据认定明确互联网使用的举证路径: 互联网、自媒体、短视频中使用商标的, 都可能构成商标性使用(参见《“撤三”程序中微信朋友圈的使用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因此, 企业应当重视互联网使用证据的留存, 包括网页截图、视频录屏、社交媒体发布记录等, 必要时可通过时间戳、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手段固定证据, 确保在商标争议中能够有效证明实际使用。 (二) 严格欺骗性使用 本次修订对“心机商标”的治理不仅限于注册环节, 更延伸至使用环节, 体现了“全链条监管”的立法思路。新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 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 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 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这一条款构建了“责令限期改正—罚款—撤销注册商标”的阶梯式责任体系, 处罚力度较此前显著加重。同时, 第七十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对误导性使用行为投诉举报, 畅通了社会监督渠道。对企业而言, 这意味着即使商标已成功注册, 若在实际使用中以误导公众的方式呈现(如在包装上突出使用“手打”“土猪”等字样而实际并不具备相应属性), 仍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商标被撤销的风险。注册商标专用权并非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的绝对权利, 其使用应当受制于更高的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要求。 (三) 允许通用性描述 长期以来, 很多商标会带有对产品或服务的描述性成分, 便于向消费者直观传递商品特点。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但却违背了商标识别来源的本意, 也可能造成过度维权的风险。为回归商标的识别本源, 新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 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种类、性质、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价值、地理来源及其他特点, 或者含有的地名,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这一规定在现行法第五十九条的基础上作了完善, 但在表述上更为周延, 并且明确纳入“地理来源”等要素。 这一修订直接反映了四川高院(2021)川知民终2152号“青花椒”案的裁判观点: 在该案中, 原告将“青花椒”注册为商标后, 对多家餐饮企业提起侵权诉讼, 引发公众对商标权滥用的批评。法院最终认定, 被告使用“青花椒”系对菜品原料的客观描述, 属于正当使用。新法的规定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更清晰的规范依据——当注册商标包含通用名称或描述性元素时, 权利人无权禁止他人在正当范围内使用。企业在选择商标时, 应尽量避免包含行业通用名称或描述性词汇, 否则即使获得注册, 也难以阻止他人的正当使用, 商标的排他效力将大打折扣。 (四) 允许指示性使用 商标性使用与指示性使用的区分, 是商标法律实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商标的本质功能在于识别来源, 若使用行为仅为表明商品的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 而非指示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则不属于商标性使用, 自然不应落入商标专用权的控制范围。 新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 “仅为指示所提供商品的用途、适用对象、应用场景等信息或者表明真实来源, 使用相关注册商标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但容易导致混淆的除外。”这一规定与既有司法裁判规则一脉相承。上海高院在(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04号案件中确立了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 在(2019)沪民再5号等案件中进一步明确了该原则的适用边界。从比较法视角, 美国1992年“New Kids on the Block案”创设的指示性合理使用三要件——使用的必要性、符合必要限度、不得暗示与商标权人存在赞助或许可等关联关系——与新法的规定在精神上高度契合。 需要强调的是, “容易导致混淆的除外”这一但书条款至关重要。指示性使用的合法性以不引起消费者混淆为前提, 若使用者超出必要范围, 或以突出、变形等方式使用他人商标, 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与商标权人存在特定关联, 则仍可能构成侵权。企业在引用他人商标进行说明时, 应严格遵守必要、合理、不混淆的原则, 避免触碰权利边界。 四 企业商标策略的启示 面对2026年修订带来的制度变革, 企业应当从以下四个维度调整商标战略: 第一, 事先布局, 审慎评估可注册性。 在产品和服务上市前, 企业应进行全面的商标检索, 不仅核查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在先注册情况, 更要评估拟申请标志本身是否可能落入绝对禁止注册的范畴——是否带有欺骗性、是否容易导致误认、是否为通用名称或描述性标志。对可能引发误认的标志, 审查机关一般从严把握, 不会核准注册。 第二, 选择具有显著性的标志, 避免描述性陷阱。 商标的显著性是其获得注册和有效保护的生命线。企业应优先选择臆造词、任意词等固有显著性较强的标志, 避免使用直接表示商品质量、原料、功能等特点的词汇。对于已包含描述性元素的注册商标, 应清醒认识其权利边界。 第三, 全面留存使用证据, 适应数字化证据规则。 新法明确互联网使用属于商标性使用, 企业应当建立系统的商标使用档案管理制度, 既保存传统的合同、发票、广告物料, 也系统留存网页截图、社交媒体发布记录、直播回放、电商平台销售页面等数字化证据, 并考虑采用时间戳、区块链等技术进行存证, 为可能的“撤三”抗辩或侵权维权做好充分准备。 第四, 规范使用行为, 建立内部合规制度。 企业应制定商标使用内部指引, 明确注册商标的使用方式、场景限制, 禁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商标。对包含描述性元素的商标, 应在包装上清晰区分商标与商品名称、品质描述, 避免因排版含混而引发商标被撤销的风险或舆情危机。

引言 化妆品“小样”指的是在使用正品前提供客户使用的试用装产品。各大品牌的促销套装中，大多会赠送一些小样及中样。线下的商场化妆品专柜也会给顾客赠送、免费试用一些小样，便于顾客确定是否要购买正装。化妆品分装的小样因为其本身性价比高、携带方便等优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顾客喜欢，由此也催生出来一门游走在违法边缘的“生意”：商家购买正品化妆品之后，进行自行切割、压盘、重组后再进行销售。此类商品因为价格低廉，且一次可以购买多种大牌化妆品的便捷，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 一、小样经济的法律风险 那么，化妆品小样究竟可不可以销售？从商业上来看，通常化妆品的专柜或者是品牌旗舰店，在销售正装化妆品的同时会赠送化妆品小样，或者以极为低廉的价格销售化妆品小样，但是，存在一种这样商业情形：市面上销售的化妆品小样来自商家自行切割制作，没有生产资质的商家使用并未完整消毒过的切割工具和储存用具，最终制作出来的化妆品分装小样的质量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化妆品直接作用于人体，事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与安全，因此商家不可以“分割的商品是正品”来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如何区分是不是正规的化妆品小样 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如何区分是不是正规的化妆品小样呢？首先可以在线上的官方旗舰店搜索“小样”，通常商家也会将原厂制作的小样商品一并售卖，首先确定小样之“形”；然后，若是非官方旗舰店，可以查看其店铺是否有加盖品牌公章的《授权书》，通常会写明获得了品牌方的授权合法售卖；第三，可以查看相应的小样化妆品的宣传图，正规的化妆品小样上的商标、质量、商品名称、保质期等信息通常非常清晰。而侵权商家的店铺销售的分装小样，通常使用没有任何标签的包装盒或者是一次性的包装袋，关于保质期等信息通常非常模糊甚至可能没有保质期。此类的侵权商家的店铺还有一个特点，店铺中并不会只销售一个品牌，通常包含国内外多个品牌，品类也会囊括很多，不会局限于某一类的化妆品，但是价格上反而与正品店铺相差不大甚至比正品小样价格还高。 三、品牌方如何进行救济 （一）常见的救济途径 若是品牌方发现此类侵权店铺，有何种救济措施呢？首先，此类侵权店铺大多是线上店铺，此类线上店铺可以通过相应的销售平台进行投诉，以店铺销售的商品侵害知识产权为由要求其下架；其次，可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进行实地检查后会对此类商家作出相应处罚；此外，还可以向商家所在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二）民事侵权诉讼案件介绍 1.基本案情 以笔者近期经办的案件为例，某源商家购买“完***”的唇膏之后，未经“完***”品牌方许可，自行切割并进行分装，存储在另行购买的一次性的分装容器中，在其线上店铺对外销售。其店铺使用的商品宣传图及商品信息，与原告的店铺相同，并在商品链接上注明品牌方的注册商标，在分装的化妆品小样的具体参数信息中，还使用了已经注销的化妆品备案编号。经查看其销售的分装小样实物，该商家销售的化妆品小样使用没有标签的分装盒进行储存，并在分装盒的外包装上贴上“完***”标识，甚至部分商品上“完***”标识的字样并不完整。 品牌方在获取到相应的店铺及商品信息之后，以该商家侵害了品牌方知识产权为由向淘宝平台进行投诉，淘宝平台投诉下架了侵权商品链接，该商家以其是从正规平台采购，向平台进行申诉，并多次重新上架新链接，淘宝平台最终认定该商家的申诉不成立。此外，经笔者调查，该商家也因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1]的规定，曾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该商家经过线上线下的下架及行政处罚措施，其应当对自己的侵权的事实是明知的，却仍然持续在其淘宝店铺销售侵权商品。品牌方就此委托笔者将该商家起诉至该商家所在地法院，要求判令该经营者立即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损失，一审法院支持了我方的诉讼请求。 2.代理人观点 笔者认为：该商家未经品牌方授权许可，在店铺商品链接、商品宣传图、商品实物上等多处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使得相关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为该商家与品牌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商家行为已经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及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即使商家销售的涉案商品是从正品商品分装制作而成，但是商家自行分装的行为，改变了正品商品的外观、包装、重量等，破坏了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商家分装完毕之后的小样商品与品牌方生产销售的原商品不同，品牌方已然失去了对商品质量的控制，也构成商标侵权。况且，化妆品是直接作用于人体的，特别是唇膏相关，是可以接触入口的，该商家即使是购买的正品用来分装，在其分装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分装用的工具处于干净、卫生的无菌状态，也无法保证其用于储存的分装盒是否可以作为化妆品的保存进行使用，甚至无法保证其购买的用于分装的化妆品正装仍处于保质期内。该商家也并没有相应的生产资质，其分割过程是否能保证卫生也是一个大问题。侵权商品的质量并不能保证安全，消费者若是使用以上分装小样商品产生身体上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品牌方及相应商品的商誉，也破坏了消费者对品牌方的信任度。该商家的种种行为，割裂了案涉商标标识识别商品来源、保障商品品质、承载商誉的功能作用，符合[2]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形。 3.审理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可笔者的观点，经审理认为：该商家销售分装化妆品小样的行为应予从严规制。化妆品直接作用于人体，事关消费者身体健康与安全，国家对化妆品生产、销售实施严格的备案、标签、质量管理等制度。本案中，该商家的分装销售行为难言符合相关规定。首先，该商家所售商品使用其他化妆品品牌申请的却已注销的化妆品备案编号或注册编号，该行为违反了法定的化妆品备案管理制度；其次，从公证固定的案涉侵权商品实物看，案涉侵权商品包装上仅有案涉商标、商品名称及型号信息，没有生产厂商、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法定必须标注的信息，违反了化妆品标签规定要求；最后，对比公证固定的案涉侵权商品实物与正品，案涉化妆品小样的容器做工、密封性等均与正品存在巨大差异，难以有效保证化妆品不产生变质、受污染等情况，客观上无法有效保证化妆品质量。综合以上，某源商行的分装销售行为不仅损害品牌方公司基于商标而享有的商业利益，亦将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和品牌方商誉。以上种种行为，将消费者权益置于可能受损之危险情形中，对于此类损害商标品质保障功能的侵权行为，应当依法从严规制。 四、案件分析及总结 “小样经济”之下，商家销售化妆品小样本是一门火爆的生意，但是商家未经品牌方许可，自行分装销售无标签、无保质期的“假”小样，侵害品牌方商标权，伤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此类自行分装生产销售化妆品小样的行为应当被禁止。作为销售方，一旦被认定侵权，必然会面临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有些商家会认为销售的量不大，其不会赔偿过多。实际上，根据：“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在本案中，该商家存在明显的“故意”，品牌方多次在淘宝平台投诉，该商家仍旧不下架侵权商品链接。且在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销售无标识化妆品小样进行行政处罚之后，该商家并未停止线上的销售行为，符合侵害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认定，若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该商家面临的赔偿金额最高可为计算基数的五倍。该商家以销售量不多、所获利益少意图逃避民事赔偿，却并未提供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法院并未采纳。该商家自行分装并销售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还对品牌方的商标权益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最终，法院除了认定该商家构成商标侵权之外，还认为该商家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没有品牌方授权、没有生产资质的商家私自分装化妆品小样并销售，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以为这些商品与品牌方存在直接关联。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商标的识别功能，还会因产品质量问题从而丧失消费者的信任，损害品牌的声誉，构成商标侵权。商家未获得合法授权便擅自使用他人商标，进一步加剧了侵权的严重性。在本案中，法院在审理中综合考虑了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意、持续时间及影响范围等因素，最终判定其构成商标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这一判决体现了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也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令第727号 第六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一）上市销售、经营或者进口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 （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设质量安全负责人； （三）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未对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 （四）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五）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 生产经营的化妆品的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2]（2019修正） 第五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 （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四）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五）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六）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七）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有商标权利人反映授权到期后，被授权方仍沿用原商标、字号经营，维权时举证困难、获赔不足；也有被授权方咨询，其曾用授权商标注册企业字号，投入大量成本经营后授权方不再续约，是否必须立即变更企业名称。这类纠纷的核心源于企业名称登记与商标注册分属独立法律体系，不少经营者对权利边界存在认知误区，最终引发重大经营风险。针对近期接到的数个关于商标授权相关咨询，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则，从授权方、被授权方双视角梳理风险，提供合规风险防控指引。 一、权利边界认定规则 商标专用权与企业名称权是两类相互独立的民事权利，权利来源、保护范围存在本质差异：商标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享有排他使用权；企业字号由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仅在登记辖区的特定行业内享有名称使用权，行政登记行为本身不产生对抗在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法律效力。 授权关系存续期间，被授权方使用授权商标作为字号具有合法基础，但授权终止后，使用行为的合法性需结合法定规则及事实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1. 商标侵权认定规则：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2. 不正当竞争认定规则：：“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处理。” 字号突出使用或者相关公众容易误认为经营者与商标权人存在许可、关联等特定联系，即可认定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 二、授权方风险防控 作为商标注册人，授权他人使用其商标，合同到期后明确终止授权，但被授权方仍打着经销商名义继续使用商标进行宣传和销售。授权方需通过法律手段制止侵权行为，但面临证据固定、赔偿标准确定等实务难题。 （一）授权方三类高频法律风险 1. 授权边界模糊风险：商标许可合同概括约定“授权使用商标”，未明确限定字号使用的主体范围、名称样式、使用期限，被授权方超出约定注册关联公司、变更企业名称的，后续维权需大量举证证明授权范围，事实认定难度显著提升。 2. 后合同义务缺失风险：合同未明确约定授权终止后被授权方的字号变更期限、经营标识拆除义务、库存物料销毁责任，导致授权终止后无法直接依据合同主张违约责任，通过侵权之诉维权，举证成本、时间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增加诉讼风险。 3. 证据缺失风险：未留存授权终止的书面通知凭证、被授权方持续使用字号的侵权证据，导致诉讼中难以证明被授权方的主观恶意、侵权行为持续时间，最终获赔金额可能远低于实际损失。 （二）风险防控 1. 细化合同条款：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时，单独设立字号使用条款，明确约定被授权主体在核准的企业名称全称中是否可以使用字号，是否禁止以该字号注册关联公司、转授权第三方使用，同时明确许可期限届满后字号使用权利是否需要变更、变更期限。 2. 授权管控体系：建立商标授权体系，在授权到期前3个月书面函告被授权方是否续约及续约条件。授权终止且未续约的，及时送达终止授权通知书并留存送达凭证。 3. 取证维权：发现被授权方超期使用的，第一时间通过公证固定线上线下侵权证据，包括经营场所照片、宣传材料、产品包装、交易凭证等。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优先通过发送律师函、协商的方式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协商不成的可选择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请求行政查处，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被授权方风险防控 公司的商标获得授权后以商标文字作为字号注册成立了公司，并投入大量成本用于店面装修、物料制作及市场推广。商标授权期限届满，且许可方不再续期。公司将面临如何平稳过渡的问题。 （一）三类高频法律风险 1. 权利依赖风险：将授权商标直接登记为企业字号，未布局自有品牌，授权一旦终止，前期投入的装修、宣传、客户资源等经营成果全部面临灭失风险，甚至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 缓冲期缺失风险：合同未约定授权终止后的过渡期，授权方在期限届满后立即主张侵权的，被授权方无合理时间消化库存物料、完成品牌切换、变更企业名称，损失进一步扩大。 3. 扩大使用风险：超出授权范围使用字号，比如在授权限定的地域外开设分支机构、在非核定商品上使用字号、授权终止后仍继续投放宣传广告，将被认定存在主观恶意，大幅提升赔偿金额。 （二）风险应对 1. 优化权利配置：原则上不将授权商标登记为企业字号，确需使用的确保授权期限覆盖企业核心经营周期，同步申请注册自有商标，逐步降低对授权品牌的依赖。 2. 完善合同约定：签订许可合同时协商约定授权终止后的缓冲期，比如30天的库存物料消化期、60天的企业名称变更期，缓冲期内不承担侵权责任等。另外，也可协商约定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续约权，降低经营的不确定性。虽然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可作为无主观侵权恶意、降低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 3. 授权终止后的应对方案：若合同未约定字号变更义务，后续被授权人仅规范使用企业全称，未突出使用字号部分，同时授权商标知名度较低，相关公众不会将被授权人与商标权人产生关联混淆的，可暂时继续使用字号，但需注意全程规范使用，不得单独突出字号中的商标文字，同时主动向消费者公示授权已终止的事实，避免产生混淆。 四、结语 商标授权终止引发的权利冲突，本质是合同约定权利与法定知识产权的交叉问题。对授权方而言，事先在合同中明确权利边界、授权终止后的清理义务，远胜于事后耗时耗力的维权；对被授权方而言，将经营基础建立在他人的授权之上存在天然不稳定性，即便暂时可继续使用字号，也始终面临潜在侵权风险，提前布局自有品牌才是长期经营的核心。双方均应厘清商标与字号的权利边界，规范授权行为，从源头防范纠纷。

为方便中国出海企业系统学习、清晰实操，我们将《东盟十国与中国品牌商标保护指引》中马来西亚商标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公众号文章推送。 本篇为马来西亚上篇：商标近似查询、注册申请、审查流程、公告异议、驳回复济、变更续展、连续不使用撤销、使用证据等核心布局要点； 马来西亚下篇将重点讲解：商标侵权认定、诉讼管辖、民事救济、刑事处罚、海关边境保护、驰名商标保护、跨境布局与维权实操。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核心经济体，制造业、电商、跨境贸易活跃，商标需求与抢注风险同步走高。2019 年实施后，马来西亚商标制度全面与国际接轨，审查更规范、程序更清晰、保护更有力。本文依据指引内容，全面呈现马来西亚商标从申请到维护的全流程实务，助力中国企业在马品牌布局、权利长期稳定。 一、马来西亚商标基础规则与近似查询 马来西亚商标主管机关为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IPCM，原 MyIPO），实行注册在先原则，商标权通过注册获得，同时保留普通法上的仿冒保护。 （一）官方商标检索平台 马来西亚官方商标检索平台为 IPCM 维护的知识产权线上门户网站，网址：iponlineext.myipo.gov.my。企业可通过该平台进行商标近似查询、在先权利排查、申请 / 注册状态跟踪、权利人信息检索。 （二）马来西亚商标近似判断核心标准 马来西亚判断商标是否近似，以混淆可能性为核心，审查员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商标的显著性或显著要素； （2）商标传递的整体理念或概念； （3）消费者或购买者的不完整记忆原则； （4）商标的听觉和视觉整体印象； （5）相关行业的商业环境； （6）商标在市场中的实际使用方式； （7）商品分销渠道与销售场景； （8）目标消费市场定位； （9）普通消费者的特征与注意力水平。 法院与审查员不会将两个商标精细并列比对，而是以普通消费者的不完整记忆、整体印象为判断基准，更贴近真实市场消费场景。 （三）商标注册整体周期 顺利情况下，马来西亚商标从申请到核准注册通常需9 至12 个月。 若企业希望加快流程，马来西亚提供加速审查程序，需额外支付1000 马币官方费用，无异议情形下，申请可在约 5 个月内完成注册。 （四）可接受的非传统商标类型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接受多元化非传统商标注册，包括：颜色商标、声音商标、气味商标、全息商标、动态商标。上述商标需具备显著性、非功能性，并能以清晰方式表示。 （五）商标保护期限与起算日 根据 2019 年 ，马来西亚注册商标保护期限为自注册日起 10 年，每次续展可延长 10 年，可无限次续展。 权利人可在注册期限届满前6 个月内申请续展，续展后商标获得额外 10 年保护。 （六）马德里体系指定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于2019 年 9 月 27 日加入《马德里议定书》，成为马德里体系第106 个成员。企业可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马来西亚获得保护，无需单独递交纸质申请，流程更便捷。 （七）中文商标在马来西亚注册特别注意事项 中文商标在马来西亚注册需重点做好以下准备，提高通过率、强化保护力度： （1）提供翻译及音译：根据2019年，注册非罗马字符商标时，申请需包含“(a) 商标的音译；(b) 商标的翻译；或 (c) 注册处要求的其他信息”。这有助于审查员理解商标，评估其是否具有显著性、描述性或与现有商标是否构成近似。 （2）避免使用描述性或通用词汇：直接描述商品或服务的汉字可能面临驳回。马来西亚商标法通常不允许注册描述性或行业通用商标，例如表示“好”“优质”“黄金”等含义的汉字可能被认定为描述性商标，难以注册。需仔细核查汉字含义，确保商标具有显著性，而非仅描述商品或服务特征。 二、审查流程、公告期与异议程序 （一）审查流程 马来西亚商标审查分为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形式审查核查文件齐全性、申请人信息、商标图样、分类规范性；实质审查审查显著性、是否违反禁用条款、是否与在先商标近似、是否存在冲突权利。 （二）公告期与异议期 马来西亚商标申请经核准注册后，在《商标公报》上公告。 根据 2019 年《商标规则》第23 条，异议期为公告之日起 2 个月，第三方需在 2 个月内提交异议通知、理由陈述并缴纳规定费用，逾期通常不得再提出异议。 （三）异议主体与法定理由 异议权不限于注册商标权利人： （1）注册商标权利人若其本人、业务前身自申请人使用商标或申请日之前持续使用该商标，可对在后申请提出异议（第34 (1) 条）。 （2）任何个人即使名下无注册商标，只要提出合法理由，均可对商标申请提出异议（第34 (2) 条）。 异议法定理由包括：商标缺乏显著性、具有描述性、与在先商标近似、与马来西亚驰名商标相同 / 近似（跨类亦可）、通过恶意或虚假陈述取得注册、违反公共利益或道德准则等。 三、商标被驳回后的救济途径 （一）马来西亚商标申请常见驳回理由分为三类： （1）缺乏显著性（第23 (1)(b) 条）：商标无显著特征，为通用名称或行业通用词汇，无法区分来源； （2）描述性驳回（第23 (1)(c) 条）：商标直接描述商品 / 服务的种类、质量、用途、地理来源等特征； （3）与在先商标近似（第24 (2)(b) 条）：相同 / 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 / 近似商标，易导致公众混淆。 （二）收到临时驳回通知后，申请人可按以下程序救济： （1）确认答复期限：注册处通常给予2 个月答复期，可延长至6 个月，逾期未答复视为放弃申请； （2）明确驳回理由：确定驳回基于绝对理由（如缺乏显著性、描述性商标）还是相对理由（如与现有商标冲突），明确驳回理由有助于制定最有效的答复策略。 （3）选择答复策略：依据 2019 年《商标规则》第17 (1) 条，可选择申请单方听证（提交听证请求、书面陈述、使用证据法定声明），或仅提交书面陈述（不申请听证，提交陈述意见与证据）； （4）司法救济：若答复未获采纳，申请人可依据 2019 年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该程序费用较高、耗时较长。 四、商标变更、转让、许可、续展规则 （一）权利人名称 / 地址变更 商标权利人名称、地址发生变化，并非强制变更备案，但为确保注册信息准确、对第三方产生效力、保障后续程序顺畅，建议及时向 IPCM 办理变更备案。未及时更新可能导致执法、许可、送达等实务障碍，但不会自动导致注册无效。 （二）商标转让流程 注册商标或申请中商标的转让备案，需提交TMH1 表格并缴纳规定费用；通过代理申请需同时提交TMR7 表格。 部分转让（仅涉及部分商品 / 服务），需先使用TMA5 表格申请分割商品 / 服务，获得新申请号后，方可提交部分转让申请。 TMH1 表格可作为法院初步证据，若由代理签名，可能被要求提供转让协议原件。 （三）商标许可备案规则 马来西亚商标许可无需强制备案即可生效，但强烈建议备案，使许可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 指定马来西亚的国际商标，在 WIPO 国际注册簿的许可备案在马来西亚无效，必须另行向 IPCM 提交许可备案。 许可分为独占许可与普通许可，许可人应持续控制商品 / 服务质量，被许可人权利限于授权范围。 （四）被许可人独立提起侵权诉讼权利 被许可人可提起侵权诉讼，条件因许可类型而异： （1）普通许可：被许可人需先要求权利人采取行动，权利人拒绝或 2 个月内未行动，被许可人可在获得法院许可后以权利人名义起诉，可独立申请临时禁令； （2）独占许可：若协议授予与权利人同等权利，独占被许可人可以自身名义独立起诉，与权利人权利并存，法院可分配损害赔偿。 （五）商标续展时限与未续展后果 续展提交时限： （1）届满前6 个月：可正常提交续展申请，缴纳基础费用； （2）届满后6 个月：可提交迟延续展，需缴纳续展费 + 附加费； （3）注销后恢复：未在宽展期续展将被注销，可在注销之日起6 个月内申请恢复，缴纳恢复费。 未续展后果：逾期未续展商标将被注销，注销后超过 6 个月未恢复的，权利彻底终止，他人可申请注册，权利人需重新提交申请。 五、连续不使用撤销与使用证据要求 （一）连续不使用撤销规则 根据2019年，任何受损害主体均可向法院申请撤销商标注册，包括基于不使用理由。注册商标若连续3年未在马来西亚真实使用，且权利人无正当理由，通常可被撤销。 联邦法院在[2015] 6 MLRA 331号案Mesuma Sports Sdn Bhd v Majlis Sukan Negara Malaysia; Pendaftar Cap Dagangan Malaysia (Intervener)中明确： “受损害主体指在与拟撤销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中，已使用其商标或有真实、当前使用其商标意图的人。该主体必须对其自身商标享有某种法律利益、权利或合法预期，且该利益、权利或预期因该注册商标的存在而受到实质影响。该利益和权利必须是合法的。” 若申请人不符合“受损害主体”的定义，撤销申请将被驳回。这确保仅对市场或自身商标权利有合法利益的主体，方可对注册提出不使用撤销申请。 （二）不使用的正当理由 在Oatly AB v Pahang Pharmacy Sdn Bhd [2022] MLJU 3042案中，高等法院参考了英国和新加坡的判例（两国商标立法表述相似），从这些外国判例中可推导出，商标不使用的“正当理由”可能包括： （1）行业或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或注册权利人业务遭遇暂时但严重的中断； （2）因不可避免的监管要求导致的正常延迟使用； （3）非因权利人意志产生的使用障碍（不包括普通商业延迟，如带有该商标的新产品生产延迟）。 是否存在不使用的正当理由，须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况判定。 （三）商标使用证据具体要求 马来西亚商标 “使用” 指商业过程中的使用，广义涵盖非营利机构、慈善组织的服务提供使用。 可接受的使用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1）显示商标商业使用的销售、收入记录； （2）产品包装、线上 listing、零售展示等实体与数字媒介使用材料； （3）社交媒体帖子、线上广告截图； （4）销售平台、店铺、展会使用场景资料； （5）包含商标的促销、营销活动材料。 证据需清晰显示商标、使用时间、使用场景、对应注册商品 / 服务，超出注册范围、改变显著特征的使用不被认可。 被许可人的使用，视为权利人使用。 以上为马来西亚商标上篇（注册与维护篇） 全部内容，依据《东盟十国与中国品牌商标保护指引》整理，适合计划布局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阅读收藏。

因为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经营数十年的知名老字号与注册商标的技艺传承人发生纠纷，我们来看一则案例—— “某记驴肉”起源于河北省，因第四代传承人来到天津制售开店、经第五代传承人不断扩大规模而逐渐成名于天津。店铺伴随国家的变革发展，历经复杂的变迁最终通过国有企业改制方式并入某食品公司。 食品公司及其前身对“某记驴肉”的经营及对“某记”的使用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几乎未曾中断，且始终围绕酱驴肉这一特定的商品类别。经公司申报，该项酱驴肉制作技艺被确定为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甲某系第五代传承人的后人，于2000年在祖籍河北省某市开设了“某记驴肉”店，于2011年申请注册了“記某”商标，并被确定为河北省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某记驴肉”的代表性传承人。 甲某以食品公司在其经营的总店招牌、广告牌上使用“某记驴肉”字样构成商标侵权为由，起诉要求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食品公司虽未对“某记”或“記某”等标识申请注册，但能够证明其在“記某”商标的注册申请日之前已使用相关标识，且该使用行为基于历史原因，善意、持续、未超出原有范围，并已形成独立商誉与市场影响，则其依法享有的在先使用抗辩成立，不构成商标侵权。 法官说法 本案明确了在先使用抗辩的适用边界，理顺了商标权行使与在先使用保护的平衡关系，向市场主体释放了鼓励公平竞争的清晰导向。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人基于善意、持续的在先使用行为，依法享有在原有范围内继续经营发展的权利，在后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不应对在先使用人的权利进行限制。 法官提示 商标权人与在先使用人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各自在权利范围内并行发展，共同致力于让承载地方特色与历史记忆的商业标识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与传承。市场竞争应回归产品和服务本身，尊重历史形成的商业标识与商誉使用现状，拥抱公平竞争，共同构建健康有序的市场生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一、象征性使用定义 结合立法精神及本文对35个商标撤销复审行政诉讼案例的裁判逻辑总结，“象征性使用”是指商标注册人或被许可人虽在形式上实施了包含商标标识的使用行为（如签订合同、开具发票、标注商标等），但实质上缺乏将商标投入真实商业流通、发挥来源识别功能的主观意图，客观上未使商标所指向的商品/服务进入公开消费领域，仅以维持商标注册效力为核心目的的非商业性使用行为。 商标的“象征性使用”本质上同时违反了“真实性原则”（核心违法性所在）和“公开性原则”（外在表现）。对于违反真实性原则而言，象征性使用主观层面缺乏“真实使用意图”，违反真实性原则的核心要求。对于公开性原则而言，象征性使用客观上产品并未真实的进入消费流通领域，真实的消费流通应该能让不特定的消费者较为容易得获取产品，零星的销售或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无法实现这个效果。 二、规则总结 在商标撤三案件的象征性使用认定中，始终难以提炼出一个或几个可直接套用的确定性规则。正如法院在多份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的，象征性使用的判断并非依赖单一标准，而是需结合在案全部证据，从交易真实性、流通公开性、使用意图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即便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量级”上看似相近（如相似金额的发票、数量相当的合同），在不同案件中也可能因基础事实差异（如交易主体关联性、证据链完整性、行业交易习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类认定毫无规律可循：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我们总结出的相关“规则”，更多是为商标从业人士与商标持有人提供一种实务层面的“手感”——即帮助其理解法院审查的核心关注点，在准备使用证据时更精准地贴合“真实商业使用”的本质要求，而非给出一套僵化的判断公式。 法院判决逻辑： 逻辑一：象征性使用的本质是“缺乏真实使用意图 + 未进入公开流通”，法院需结合主观目的（如是否为维持注册刻意交易）与客观效果（如商品是否触达不特定消费者）综合判断，单一证据无法排除嫌疑，尤其需关注“数量少但金额达标”的情形，需结合交易真实性、行业习惯综合认定。 逻辑二：完整证据链是排除象征性使用的关键，需形成“合同 + 发票 + 送货单 / 物流记录 + 商品实物 / 宣传材料 + 公证文件”的闭环，即使合同 / 发票数量少，若金额达标且证据链完整，也可排除象征性使用；反之，仅单一环节证据（如仅合同、仅发票）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逻辑三：行业习惯与交易合理性是重要参考，法院会结合商品 / 服务的属性（如洗衣机、白酒等需一定交易规模）、行业常规（如食品需检测报告、家电需认证证明）判断交易是否真实，不符合行业习惯的交易（如少量合同但金额远低于行业水平）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1.合同数量（含发票数量）对象征性使用的影响 认定规则 合同 / 发票数量极少（如 1-4 份）、交易频次低，或集中在指定期间某一时间段（如同一月份），且无其他补充使用证据（如宣传、物流记录），同时金额未达行业合理规模的，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合同 / 发票数量充足（如 7 份及以上）、覆盖周期合理（如横跨指定期间不同月份或全年），且能与其他证据（如送货单、商品实物）相互印证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合同 / 发票数量虽少（通常 1-3 份），但单份或累计金额达到行业合理规模（如万元以上），且能证明交易真实履行（有发票、送货单等佐证）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发票存在信息矛盾（如同一发票两个开具日期、商品名称与合同不符）且无合理解释，或仅有发票无对应合同的，即使数量达标，也可能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例支撑 案件 2、35 仅提交 4 份销售合同，且均集中在 2022 年 5 月，无有效转账记录且金额未达规模，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案件 17 仅提交 1 份采购合同，且存在主体瑕疵、金额较小，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6 提交 7 份购销合同及对应发票，金额、时间、商品名称一一对应；案件 13 提交多份与不同独立主体的订购单，且发票与订单商品、金额匹配，均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9 仅提交少量销售合同及发票，但合同涉及的销售数量和金额较大，符合行业常规，未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案件 33 仅提交 1 份购销合同，购买金额 4787.5 元、出售金额 5745 元，交易数量和金额达到合理规模，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3 同一发票存在 2017 年、2018 年两个开具日期，原告未作出合理解释；案件 32 采购订单与发票在规格、商品名称上多处不一致，均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2.合同金额对象征性使用的影响 认定规则 单笔或指定期间内累计交易金额极低（如几十元至几千元），与商品 / 服务的正常商业价值、行业交易规模不匹配的，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交易金额达到合理规模（如万元及以上），且符合对应行业常规交易水平（如白酒、床垫等商品单次交易上万元，服务类合同金额数万元）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即使合同 / 发票数量较少（1-3 份），但单笔或累计金额达到行业合理标准（如超过 1 万元），且能佐证交易真实履行（如匹配送货单、物流记录）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单次 / 短期小额交易（如几小时服务、单次广告投放），无后续持续交易记录，即使金额达标也可能因缺乏持续性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例支撑 案件 10 两张发票金额分别为 51.72 元、22.93 元；案件 31 指定期间内销售额仅 60.3 元；案件 8 单张发票金额 615.38 元，均远低于对应商品正常商业价值，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1 发票金额 77000 元，合同有效期长达 1 年；案件 6 累计交易金额达几万元，销售数量上百箱，均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9 仅提交少量销售合同，但合同及发票涉及的销售数量和金额较大，符合药品销售行业常规；案件 33 仅 1 份购销合同，交易金额近 5000 元，与服装类商品商业价值匹配，均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27 仅提交 1 份 5 小时电子屏出租合同，金额虽达标但无后续租赁记录；案件 19 仅在《晋江经济报》登载 1 次广告，金额较小且无持续投放，均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3.合同类型对象征性使用的影响 认定规则 合同类型为非公开流通交易（如关联方委托加工、内部服务合同、无偿许可合同），未实际进入消费市场，或仅体现“半成品”“内部使用”，无公开流通证据的，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合同类型为真实履行的购销合同、服务合同，且有发票、送货单、物流记录、商品实物等佐证，能证明商品 / 服务进入公开消费领域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委托加工合同、商标许可合同仅能证明授权或加工行为，无后续销售、流通证据的，无法排除象征性使用嫌疑，易被认定为无效使用。 案例支撑 案件 22 第三人与魏县人民医院签订无偿商标许可合同，仅委托制作少量机织标签和稿纸，无商品 / 服务公开流通记录；案件 12 第三人与关联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无实际服务流通证据，均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4 原告与超信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虽备注“半成品出货”，但有出库单、货物清单、报关单佐证商品进入流通；案件 6 的购销合同与发票、商品名称一一对应，能证明挂面等商品公开销售，均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23 伟群公司提交委托加工合同，但仅能证明加工行为，无后续商品销售、流通证据；案件 5 原告提交加工定做合同，无证据证明商品进入市场，均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4.关联公司 / 关联主体对象征性使用的影响 认定规则 交易主体为关联方（如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且无证据证明交易具备公开性、独立性（如无第三方物流、公开销售记录）的，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交易对象为自然人，且无转账记录、物流凭证、收货确认等佐证交易真实性，或同一自然人集中购买的，因交易公开性存疑，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虽存在关联关系，但交易对象为独立第三方主体，且订单量充足、交易流程完整（如合同、发票、物流齐全），能证明公开流通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例支撑 案件 12 第三人是技术开发合同委托方、开发方的控股股东；案件 25 购买方为商标注册人西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案件 11 原告与交易方存在关联关系且销售数量少，均因关联交易无公开性，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2 的 4 份销售合同均与自然人签订，无有效转账记录；案件 34 淘宝订单为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段购买 3 件不同名称商品，均因交易对象存疑，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13 原告与商标实际使用人定制酒公司有关联关系，但定制酒公司的交易对象为泸州某餐饮有限公司、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独立主体，且订单量充足，未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5.网上销售对象征性使用的影响 认定规则 网店粉丝数少（如≤10 人）、商品数量少（如≤10 件），且销量为 0 或仅有 1 笔交易，无实际付款记录、物流信息佐证的，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网上销售数据存在瑕疵（如商品创建时间与发布时间矛盾、取证前修改数据、同一账号集中购买），或仅能提供订单截图无公证、发票佐证的，因真实性存疑，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网上销售有公证记录（如时间戳公证、网页公证），多笔订单分布在指定期间不同时间，且能匹配发票、物流记录，商品名称包含诉争商标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例支撑 案件 15 “流行前线 FIVB” 淘宝店粉丝数 8 人，全部宝贝 0 人付款；案件 28 网店仅少量订单成功交易，且无法确认商品对应诉争商标；案件 26 天猫店仅零星几笔销售记录，均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34 淘宝店商品创建时间为 2019 年 7 月，发布时间为 2020 年 5 月（取证前一日），存在数据修改嫌疑；案件 18 网络平台订单仅部分显示诉争商标，且无发货单据、发票佐证，均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7 二审中，滕峰公司提交公证书，证明指定期间内于 1688、天猫、淘宝销售标识诉争商标的音响，订单分布合理且能与商品类别匹配，未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6.证据造假或真实性存疑对象征性使用的影响 认定规则 证据存在明显造假情形（如合同签订时交易对方尚未成立、伪造发票 / 单据、使用已注销主体的证明），直接否定证据效力，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证据存在瑕疵且无法补正（如商品条码与合同商品不一致、无产品检测报告、自制证据无时间标注、发票无开票人盖章），法院会从严审查，倾向于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证据缺乏合法性（如无原件、未公证、超出指定期间、同一证据用于多个案件），即使形式上符合要求，也无法证明真实使用，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例支撑 案件 17 雪豹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签订时润雪公司尚未注册成立，五洋碳氢公司仍用旧名称，合同系伪造；案件 20 原告提交的合同收款方为原告，但发票收款人为向东辉，矛盾明显，均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2 嗨某公司提交的商品条码与销售合同商品不一致，且未提交产品检测报告；案件 5 原告提交的产品图片、视频为自制，无时间标注；案件 31 部分发票无开票人盖章，均因瑕疵无法补正，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17 第三人将同一采购合同用于另案商标撤销复审；案件 29 黄平提交的照片无日期，且未公证；案件 7 原告提交的天猫交易记录未公证，均因证据不合法，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7.销售对象为自然人时对象征性使用的影响 认定规则 仅以自然人作为交易对象，未提供转账记录、物流凭证、收货确认单等客观证据佐证交易实际履行，仅存在合同、发票等书面单据的，因交易真实性存疑，易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与自然人的交易集中在极短时间内（如同一月份、同一日期），且交易次数少（如 1-4 次）、交易金额小，无后续持续交易记录的，倾向于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同一自然人短期内多次购买不同品类或相同品类的诉争商标商品，且无合理消费需求解释（如个人单次购买多件非日常高频消费品），存在刻意制造使用痕迹嫌疑的，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虽以自然人作为销售对象，但能提供完整的交易佐证（如银行转账流水、物流快递单号及签收记录、自然人消费者的使用反馈），且交易金额、频次符合个人正常消费习惯的，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例支撑 案件 2（第17985038 号 “嗨菲客 heifer” 商标）：嗨某公司提交的 4 份销售合同均与自然人签订，均集中在 2022 年 5 月，且未提交有效的转账记录证明交易实际发生，即使假设交易真实，因时间集中、无流通佐证，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34（第16745682 号 “四周看看” 商标）：萝卜青菜公司淘宝店铺的 “四周看看” 品牌平板电脑订单，为同一自然人在同一时间段内集中购买，且无合理消费需求说明，交易真实性存疑，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案件 31（第5033298 号 “力高 PRESTO” 商标）：行政阶段提交的公证书显示，诉争商标商品仅向吴生等 3 名自然人出售，三笔交易共计 60.3 元，无转账、物流记录佐证，且金额极低，符合 “为维持注册刻意交易” 特征，被认定为象征性使用。 （反向参考案例）若某商标持有人向多名自然人销售诉争商标商品，每笔交易均有银行转账记录、对应物流单号（可查询签收信息），且交易分散在指定期间不同月份，金额符合个人消费能力（如每件商品几百元，单次购买 1-2 件），则法院通常不认定为象征性使用（如无直接对应案例，可结合裁判逻辑推导）。 三、象征性使用相关案例 案件1 第****001号“红黄蓝RYBKIDS及图”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第三人在行政阶段提交了以下证据： 1.所获荣誉，包括腾讯网2016年授予的“红黄蓝教育及机构综合实力教育集团”、央广网2021年12月授予的“2021年度家长信赖早期教育品牌红黄蓝成长中心”等； 2.《培训服务合同》及发票，合同右上角显示有诉争商标标识和“活动策划”字样，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为“提供国际品牌拍于与园所文化建设、高效能管理团队培育、幼儿园活动组织和摄影等”，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22年1月7日，合同记载的有效日期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发票金额与合同一致； 3.活动照片等。 所谓“象征性使用”，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第19.4条第（三）项中有规定，即：为了维持诉争商标注册而进行象征性使用，当事人主张维持商标注册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以下简称第13980号案件）行政裁定书中认定：“对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商标的行为，不应视为在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在先生效裁定中，认定“象征性使用”往往具备销售金额较小、数量较少，难以发挥商标指向商品来源的作用等特点，如第13980号案件中销售金额仅为1100元。本院亦持相同观点。 而本案中，一方面，第三人提交的《培训服务合同》显示的有效期为一年，时间相对较长，并非短暂使用；对应发票金额为77000元，不能认定第三人销售的金额较小。另一方面，第三人还提交了线下活动照片等证据，可以佐证第三人在多领域使用了诉争商标标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认第三人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因此，第三人使用诉争商标的行为不属于象征性使用。原告的起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2 第17985038号“嗨菲客heifer”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5)京行终492号 判决认定 本案中，虽然嗨某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显示了诉争商标，其中显示的商品为“酸辣粉”，形成时间在指定期间内，且有对应发票予以佐证，但是，嗨某公司提交的商品条码显示的商品与销售合同商品并不一致，反映出其使用证据存在明显瑕疵，在本案中对其提交的使用证据应予严格审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食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所生产的食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者销售，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相关情况，并保存相关凭证。但是，嗨某公司并未提交相关产品检测报告等有效证据。在二审诉讼阶段，嗨某公司虽然提交了新的产品实物照片，显示新的商品条码，但是照片未显示商品的生产日期，且制造商为“焦作嘉瑞祥食品有限公司”，与嗨某公司之前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中的受托人并不一致，相关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在某公司对新的商品条码提出疑义，商品条码信息可以自行修改的情况下，经本院释明，嗨某公司并未提交申请领取商品条码的相关材料对相关商品条码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嗨某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仅有4张，且均为与自然人签订，均在2022年5月，时间相对集中，且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对应的转账情况，交易的真实性存疑，即便相关交易真实存在，但综合考虑时间相对集中、交易数量较少等情形，也构成象征性使用。综上，嗨某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性使用。一审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嗨某公司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的“谷粉制食品；调味品”商品上使用了诉争商标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件3 第10487058号“S及图”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行初1611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9379号 判决认定 一审：本案中，行政阶段原告提交的代码为3500172350、编号为06538388的发票，其中一张开具日期为2018年2月8日、另一张开具日期为2017年2月8日，对于同一张号码的发票出现开具时间不一致的两个版本，原告未提出合理解释，真实性无法认定，其余证据或未显示诉争商标、或未显示复审商品、或为自制证据，均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复审商品上进行了真实、有效、合法的商业使用。诉讼阶段原告提交的7张发票，开具日期均为2018年2月8日，购买方涉及4个自然人，上述7张发票除代码为3500172350、编号为06538388的发票外，其他均与复审商品无关。而对于代码为3500172350、编号为06538388的发票，如前所述，原告在行政阶段已提交，原告对同一发票却存在两个内容不同的版本未作出合理解释。此外，该发票还缺乏销售合同佐证实际交易情况，即便该交易真实，亦无法排除属于以维持商标注册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据此，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复审的“鞋、爬山鞋”商品上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商业使用。 二审：本案中，晋江格卡东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不能单独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产品图片为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且无法显示形成时间；发票存在着或不在指定期间，或并非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鞋、爬山鞋”商品的情形，同时还存在同一张发票有两个开具日期的情况，即使其中一张是真实的，因涉及的商品数量较少，亦构成象征性使用，难以维持诉争商标在上述商品的使用；其他证据亦难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进行了真实有效的使用。综合上述证据，晋江格卡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指定期间于核定使用的“鞋、爬山鞋”商品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公开、合法、真实、有效的使用。晋江格卡东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4 第13582330号“FEREX”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和向被告提交的证据中，2017年香港电子产品展览的相关证据显示诉争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宣传情况。与深圳市安为创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合同及发票未显示商标标志，对账单显示了FEREX标志，商品为电池，备注栏显示为“半成品出货”。 SUPER SURELIMITED超信有限公司的采购单未显示商标标志，交货日为2018年6月26日，销售出库单显示诉争商标商标标志，产品为RX570电脑显卡，数量3086，日期2018年6月26日，客户名称SUPER SURELIMITED（超信有限公司）;报关单备注显示“品牌类型：无品牌”“RX570型号”，商品为电脑显示卡，该报关单显示有深圳市富维报关有限公司报关专用章;货物清单显示诉争商标“FEREX”，时间为2018年6月26日，商品为RX570电脑显示卡，数量3086，盖有SUPER SURE LIMITED（超信有限公司）印章。（2021）深宝证字第8406号公证书显示的内容为原告网站中新闻资讯内容，显示在香港电子展上的情况。 本院认为： 关于原告与超信有限公司的关于“电脑显示卡”的商品交易情况。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双方曾经发生“电脑显示卡”的商品交易，尽管采购单未显示商标标志，报关单显示“无品牌”字样，但出库单、货物清单均显示了诉争商标“FEREX”及“电脑显示卡”商品，且能互相印证真实交易情况；故诉争商标“FEREX”已经出现在市场交易环节中并与“电脑显示卡”商品相关联，起到指示商品来源的作用，可以视为诉争商标在“电脑显示卡”商品上的真实使用。“电脑显示卡”并非商品区分表规定的规范商品名称，从功能用途等考虑可以归于0911群组的“电子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中的“计算机外围设备”商品。一般理解，所谓“计算机外围设备”是相对于计算机的数据计算部分以外的，用于数据输入、输出等设备，包括键盘、扫描仪等输入设备，打印机、显示器等输出设备，声卡、显卡等多媒体设备，网卡等通讯设备。本案中，“电脑显示卡”是指将计算机计算的数据进行处理用于图像显示的设备，属于“计算机外围设备”商品。因此，前述证据可以证明诉争商标在“计算机外围设备”商品上的使用情况。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商标使用，防止商标囤积使得社会公共资源被不当占用，尽管本案中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在“计算机外围设备”商品上使用证据不多，但本院可以认定该交易真实发生，诉争商标在相关交易中、在相关商品上起到了区分商品来源作用；且被告和第三人亦没有证据证明该使用行为为虚假行为或构成象征性使用情形。因此，原告关于诉争商标在“计算机外围设备”商品上维持注册的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案件5 第5308198号“荷花池HEHUACHI”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行政阶段，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主要证据： 1. 商标授权声明书； 2. 加工定做合同、收据、银行电子回单、微信截图； 3. “荷花池瓶子”购销合同书、润玉陶瓷发货清单、收据、转账信息截图； 4. 检验报告； 5. 酒香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酒香网云商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16日、2018年1月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书》、商品清单及发票； 6. 产品图片； 7. 产品打包装车视频。 诉讼阶段，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据编号续前）: 8. 公证书； 9. 福建龙峰纺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证明、发票、照片； 10. 旌德县罗成烟酒商行证明、照片； 11. 骆侨阳证明、补货单、微信记录、银行电子回单、照片； 12. 门店采购补货配货荷花池2018年段“我答答ERP销售系统”网络查询屏幕截图； 13. 合肥波图斯酒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截图； 14. 酒香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截图； 15. 2018年5月至10月“酒香网”法定代表人孟庆宝微信朋友圈宣传“荷花池”白酒截图、部分客户微信订货聊天截图。 诉讼阶段，第三人提交以下证据： 1. 原告、被许可人酒香网云商股份有限公司、酒香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 2. 第62580915号发票的查验结果以及销货清单； 3. 第04868827号发票的查验结果以及销货清单； 4. 第04868828号发票的查验结果以及销货清单； 5. 旌德县罗成烟酒商行企业信息。 一审：本案中，原告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1商标授权声明书，该商标授权声明书仅能证明原告在指定期间内将诉争商标授权酒香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酒香网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但无法证明诉争商标是否实际进行过商业使用；证据2、3、4、5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的已经进入市场流通；证据6、7，均是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证据8两份公证书，公证书能够证明在2018年8月12日酒香网平台销售“荷花池”。但是，上述公证书体现的销售数量过少，不能排除原告为了维持包括诉争商标的注册，刻意从事了少量的商品销售行为。证据9，福建龙峰纺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证明与其他几份证明的格式内容基本相同，上述证明的证明力较弱。发票中注明的货物名称为葡萄酒（萨伽小马），与备注中注明的“荷花池”白酒并非同一商品，不能证明诉争商标进行了商业使用。照片为自制证据，照片上未注明时间，且上述照片与证据11中的部分相同，证明力较弱。证据10，旌德县罗成烟酒商行的证明与证据9、11中的证明内容和格式基本相同，证明力较弱，且旌德县罗成烟酒商行已于2020年7月27日核准注销。照片是自制证据，照片上未注明时间，证明力较弱。证据11，骆侨阳证明与证据9、10的证明内容和格式基本相同，证明力较弱，补货单、微信记录和照片均为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银行电子回单并未相关销售合同予以佐证，亦无法体现系为诉争商标的销售行为。证据13、14，无法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证据15，系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故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本案中，波图斯公司提交的证据1商标授权声明书仅能证明诉争商标授权情况，具体使用情况需要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据2、3、4、5无法证明诉争商标进入实际流通领域。证据6、7图片和视频，均系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证据8两份公证书体现的销售数量过少，构成象征性使用。证据9几份证明的格式内容基本相同，证明力较弱；发票中注明的货物名称为葡萄酒（萨伽小马），与备注中注明的“荷花池”白酒并非同一商品，不能证明诉争商标进行了商业使用；照片未显示指定期间。证据10的证明与证据9、11中的证明内容和格式基本相同，证明力较弱，且旌德县罗成烟酒商行已于2020年7月27日核准注销；照片未显示指定期间。证据11的骆侨阳证明与证据9、10的证明内容和格式基本相同，证明力不高，补货单、微信记录、照片、银行电子回单以及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2、3，缺少发票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证据12原审法院未予评述，存在不当，本院予以指出。证据12与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4、5、6、7、8或不在指定期间，或未体现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证据13、14，无法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证据15系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波图斯公司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1系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且商品显示“未发货”；证据9不在指定期间；证据10难以证明系对诉争商标的使用。波图斯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或不在指定期间，或未显示诉争商标，或并非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无法证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进入实际市场。综合上述证据判断，波图斯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故被诉决定和原审判决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6 第8994769号“双喜”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二审：双喜公司对兴和公司提交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和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在兴和公司提交了合同原件且双喜公司并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田园公司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亦不能因此推定上述合同为虚假合同。虽然发票上未显示诉争商标，但购销合同约定了商品名称为挂面等，商标为诉争商标，且发票金额、时间、商品名称与购销合同能够一一对应。因此，在案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够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在其核定使用的面等商品上进行了使用。兴和公司提交了7份购销合同及与之对应的发票，每份合同涉及的金额均为上千元，累计金额达几万元，销售数量也为上百箱，故不构成象征性使用。双喜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案件7 第11443638号“智选”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一审：就原告在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而言，其提交的相关商品在天猫旗舰店的部分交易记录以及购销合同等，或未经公证认证而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或为单方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其提交的相关发票或未显示诉争商标标识、或虽有“智选蓄电池”、“智选导航仪”、“智选投影仪”、“智选音箱”、“智选光学传感器”以及“智选电子防盗器”的相关备注，但其显示的销售数量基本为“1件”。因此，综合全案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于指定期间实施了“已具有一定规模”、而非“偶发或象征”的“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更无法推定此种使用行为系“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原告相关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二审：本案中，滕峰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补充提交了一份公证书，经该公证书显示滕峰公司在指定期间内于1688网站、天猫和淘宝网上销售了标识有诉争商标的商品，而销售的商品为音响。上述网站上的销售证据能够证明，滕峰公司于指定期间内在“扬声器音箱、扩音器、便携式媒体播放器”上进行了真实、合法的商业性使用。因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录音机”与“扬声器音箱、扩音器、便携式媒体播放器”构成类似商品，故上述证据亦可维持诉争商标在“录音机”商品上的使用。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载有“智选蓄电池”、“智选导航仪”、“智选投影仪”、“智选光学传感器”以及“智选电子防盗器”商品名称的发票记载销售数量几乎均为1件，该销售数量极少，仅构成象征性使用，故对该部分证据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上述商品上的使用。 案件8 第1435859号“VALPOLICELLA”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在商标评审阶段，南京华夏公司提交了如下主要证据： 1. （2017）宁南证内字第1014号公证书，其内容为诉争商标品牌葡萄酒销售发票一份，开票日期为2015年6月3日，其中货物名称包括“VALPOLICELLA葡萄酒”，数量为10箱，金额为615.38元； 2. 深圳市佳佳彩印刷有限公司（简称佳佳公司）与南京华夏公司之间的印刷商标的合约书及相关说明、关于商标印刷费发票的（2017）宁南证经内字第1013号公证书、瓶贴，以及注册人为南京金色希望酒业有限公司（简称金色希望公司）、核定使用商品为“葡萄酒”的第1758986号商标注册证； 3. （2017）宁南证经内字第5187号公证书（简称第5187号公证书），其内容为百度网上以“金维波利葡萄酒”为搜索词的检索信息网页打印件，包括慧聪网上关于“金维波利 精品干红葡萄橡木桶陈酿酒批发零售”等招商、订货信息； 4. （2017）宁南证经内字第1012号公证书，其内容为2011年、2013年、2014年南京华夏公司“金维波利”葡萄酒的检验报告，该公证书显示，检验报告中“商标”一栏均为“金维波利”； 在原审诉讼中，南京华夏公司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了4份南京华夏公司的生产许可证。 一审：本案中，首先，第三人提交的商标印刷合约书及其对应瓶贴，仅能证明第三人委托印刷包含诉争商标的瓶贴，且该瓶贴包含他人的另外一枚注册商标“金维波利”，在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使用在核定的葡萄酒等商品上，实际进入市场予以公开销售、流通的相关情况；第二，第三人在商标评审阶段提交的百度网的检索信息，其检索词为中文“金维波利”，并非本案诉争商标，且其搜索结果中的招商信息大多亦为中文“金维波利”牌葡萄酒的信息，且网页大多没有显示形成时间，也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使用在葡萄酒等商品上，进入公开市场予以销售；第三，第三人提交的检验报告，其显示商标为中文“金维波利”，并非本案诉争商标，且检验报告也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核定商品上的实际使用情况；第四，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交的生产许可证，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无关。最后，在案证据中，仅有第三人提交的1张销售发票能够证明诉争商标使用在葡萄酒商品上的销售情况，但其显示的销售数量与销售金额都较少。据此，在案证据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院有理由认为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在核定的葡萄酒等商品上仅进行了偶然交易，此类为了维持商标注册而进行的偶然交易，不能视为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持续、有效的商业使用。综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的全部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被告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原告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二审：本案中，佳佳公司与南京华夏公司签订的《合约书》系印制葡萄酒瓶贴的证据，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使用诉争商标的商品进行了实际生产和销售。结合南京华夏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检验报告亦不能佐证使用诉争商标的商品进入到流通领域。第5187号公证书中显示是南京华夏公司生产的葡萄酒页面未能证明系在指定期间，其他页面与南京华夏公司无关。南京华夏公司在二审诉讼中关于第2131号案件中的证据材料，由于南京华夏公司在该案中被认定为实施了侵害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故该案中的商标使用行为不宜认定为合法的商标使用行为。南京华夏公司在二审诉讼中提交的发票未显示诉争商标。目前，仅南京华夏公司于2015年6月3日向南京拉菲庄园酒业有限公司出具的一张包含诉争商标、销售金额为615.38元的发票中体现出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由于销售发票仅有一张且销售金额较少，故该行为构成象征性使用行为，不能维持诉争商标的注册。 案件9 第5113781号“双飞人RICQLES”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一审：鉴于规定的目的在于发挥注册商标的识别功能，避免商标资源的闲置及浪费，故并非商标注册人只要采用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即当然认定其行为符合该条规定。在此基础上，商标注册人还须证明其使用行为系“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而非“象征意义的使用行为”。最后，对于“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的认定，本院认为，该认定属于对商标注册人主观状态的认定，因主观状态通常较难通过直接证据予以确定，故须结合具体的使用证据对商标注册人的使用行为是否为“真实的、善意的”予以推定。通常而言，如果商标注册人所实施的“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已具有一定规模，通常应推定此种使用行为系“真实的、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 【作者注：一审提出的这个逻辑少见，也有点像是啥都没说，达到一定规模这个规模到底是什么？】 二审：本案中，双飞人公司提交了在指定期间内其与福建省太平洋药品经营有限公司、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发票，销售合同上显示货物名称为“RICQLES双飞人爽水（花露水）”，发票上显示的货物名称为“双飞人爽水RICQLES双飞人”，发票金额与现售合同能够予以对应。虽双飞人公司未提交有关产品的实物照片、媒体宣传报道或广告等证据，双飞人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和发票数量较少，但因销售合同及发票上涉及的销售数量和金额并不少，同时结合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的立法目的在于激活商标资源，并非惩罚商标权人，故双飞人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构成象征性使用。 案件10 第9351657号“LETTS”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原审庭审中，李某1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1．商标使用授权书；2．产品检验报告；3．销售发票两张，其中一张货物为笔记本两本，另一张发票货物为笔记本一本；4．销售合同、送货单及收据；5．产品照片及宣传样本。 本案中，李某1在评审阶段提交的证据1为诉争商标档案，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证据2的产品图片为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证据3中的购销合同、收款收据、送货单，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佐证上述交易已经实际履行；证据3中的发票，在李某1同时担任发票购买方与销售方股东的情况下，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难以认定系对诉争商标的真实使用；证据4质检报告，不能证明诉争商标进入实际流通领域。李某1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1授权书和证据2产品检验报告，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证据3销售发票两张，涉及金额分别为51．72元和22．93元，数额较小，仅构成象征性使用；证据4销售合同、送货单、收据，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证据5产品照片及宣传样本，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诉争商标进入实际流通领域。 案件11 第5579661号“天地壹号”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行政阶段，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主要证据： 1 .商标使用许可授权书； 2. 销售合同、发票及送货单； 3. 销售清单； 诉讼阶段，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证据编号续前）: 4. 原告收到答辩通知书、信封及原告在答辩期内邮寄答辩材料的油价交寄单； 5. 诉争商标产品图片及宣传材料； 6. 被授权人分别与浙江美益天食食品有限公司、重庆欢乐谷快车食品有限公司、浙江泰牛饮料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送货单、发票； 7. 销售诉争商标产品的发票、业务回单； 8. 重庆欢乐谷快车食品有限公司关于诉争商标产品销售单、购买方出具的交易证明、购买方高德地图查询截图； 9. 判决书。 本案中，原告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1商标使用许可授权书仅能证明原告授权广州美益食品有限公司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6日在诉争商标核定商品上使用诉争商标，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直接证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 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3销售清单、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5诉争商标产品图片及宣传材料、证据8，上述均为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无法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 原告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2销售合同、发票及送货单及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6、证据7，上述销售合同的签订主体及时间分别为：2018年1月4日广州美益天食品有限公司与浙江美益天食品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2018年4月10日广州美益天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欢乐快车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2018年5月5日广州美益天食品有限公司与浙江泰牛饮料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其中广州美益天食品有限公司与浙江泰牛饮料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第二条产品规格及价格中天地壹号维生素营养液为手写字体，龟苓膏为打印字体，且对应维生素营养液的发票的出具时间为2020年2月15日，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诉争商标核定商品在指定期间内是否进行实际使用。同时考虑到原告和广州美益天食品有限公司、重庆欢乐快车食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加之3份销售合同的形成时间均集中于2018年，销售数量并不多，且除上述销售合同外并无其他销售合同予以佐证，在现有证据下，本院认为，原告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属象征性使用。综上，本案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12 第11371369号“Wisectech”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12410号 判决认定 本案中，第三人提交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显示，第三人将诉争商标许可给了万协通公司使用。第三人提交的技术开发合同及发票显示，技术开发服务的委托方为易恒公司，开发方为万协通公司，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8年8月10日，发票的开票日期为2018年8月20日。原告提交的工商注册信息证据显示，在技术开发合同签订前后，第三人为易恒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第三人也是万协通公司的控股股东。由此可见，第三人、万协通公司以及易恒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此外，第三人提交的域名证据并非商标性使用证据。诉争商标使用在名片、办公邮箱上的照片为自制证据，无法证明使用时间，证明力较弱。第三人提交的官网截图并未体现诉争商标标识和使用时间。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仅能证明第三人将诉争商标授权他人使用，单独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实际使用。结合全案证据，第三人提交的用以证明诉争商标实际使用的合同和发票仅有一组，且合同各方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象征性使用的嫌疑较大，难以证明诉争商标进入流通领域，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其核定使用的服务上进行了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 案件13 第251410xx号“瀘州大曲”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原告全资设立了泸州某销售有限公司，泸州某销售有限公司为某定制酒有限公司（简称定制酒公司）的股东，占股15%，故原告与定制酒公司（注：商标实际使用人）具有密切关联关系。 原告提交的商标授权协议可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15日将诉争商标授权许可给定制酒公司使用。原告提交的定制酒公司与泸州某餐饮有限公司、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某有限公司、深圳市某有限公司、无锡市某印刷制版厂签订的多份订购单上载明商品名称为泸州大曲，发票上货物名称也显示泸州大曲字样，订购单签订时间均在指定期间内，对应发票显示的商品、金额与前述订购单可以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能够证明前述订购单已经实际履行... 关于第三人主张与定制酒公司签订订购单的公司为原告关联公司或合作企业以及交易次数少，交易金额小，构成象征性使用的主张，本院认为与定制酒公司签订订购单的企业为独立主体，且订单量足以证明定制酒公司与多个市场主体有一定的交易量，不属于象征性使用。故可以认定指定期间内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的白酒商品上进行了有效的商业使用。 案件14 第11069415号“夏酱XIAJIANG”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夏某二审期间提交经过公证的发票虽显示有诉争商标标志，但该发票显示的购买主体为诉争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故不能证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进入市场流通，不能发挥诉争商标识别主体来源的功能。淘宝订单截图显示的成交时间虽在指定期间，但该笔订单显示的产品数量仅为1，产品规格是“试饮装（二两）”，即使该笔订单已实际完成，但因数量极少，属于象征性使用，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检验报告、业务结算书亦与诉争商标是否实际使用缺乏关联性。因此，夏某在二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实际使用。 案件15 第5613033号“FIVB”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20）京73行初12336号 判决认定 第三人因不服被告作出的商标撤三字[2019]第Y028211号决定，于2019年10月30日申请复审。原告在复审程序中向被告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1．淘宝店铺截图、店铺名片、个人交易信息页面截图、交易记录及商品信息截图，显示淘宝店铺名称为“流行前线FIVB”，掌柜名为“锐步皮具店”，开店时间为2013年6月29日，账号管理页面显示了原告姓名； 2．产品包装图片； 3．举办线下推广活动宣传页截图。 原告在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阶段向被告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 4．“FIVB”淘宝店铺信息、店铺名片、商品信息、交易记录截图； 5．“FIVB”产品线下推广活动宣传页图片、活动现场图片、产品包装及吊牌图片等； 6．“FIVB”新品发布会文章照片。 诉讼中，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了（2020）粤中石歧第6022号公证书（简称第6022号公证书），其中部分订单中显示的宝贝名称包含了诉争商标，商品类别包括“女包；旅行包；背包；卡包”等商品，且订单交易时间在指定期间内。 诉讼中，本院用手机淘宝APP扫描原告提交证据中的淘宝店铺二维码，进入“流行前线FIVB”店铺，显示粉丝数为8，全部宝贝数量为18，且均显示0人付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在核定使用商品上是否进行了有效的商业使用。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商标的实际使用行为包括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本案中，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产品包装图片、线下推广活动宣传页截图、新品发布会文章照片等证据均为间接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在核定商品上的实际使用情况；直接使用证据主要为原告“流行前线FIVB”淘宝店铺的交易信息页面截图、交易记录及商品信息截图，但上述交易记录真实性难以确认，在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被告的认定并无不当。原告在诉讼阶段提交了部分补强证据，其中第6022号公证书显示的部分订单中显示了“女包；旅行包；背包；卡包”等商品，且订单交易时间在指定期间内。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第6022号公证书中显示的订单中所售商品均只在商品名称中显示了诉争商标，并无证据显示其将诉争商标在实际销售的商品或包装上进行使用；其次，在仅有订单记录，无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原告店铺的商品销售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使用行为亦属于象征性使用。 案件16 第11627252号“莱泰思科 LATEXCO”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金士吉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及发票表明金士吉公司于指定期间内向常成春、邢吉海、张秀红等人销售了床垫、枕头等商品，且上述合同、发票中均明确标记有“莱泰思科 LATEXCO”标识，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认定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其核定使用的“床垫、枕头”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的商业使用，并基于“床垫、枕头”商品与“家具、办公家具、野营睡袋”商品属于类似商品，进而认定诉争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床垫、枕头、家具、办公家具、野营睡袋”商品上的注册应予维持，并无不当。而莱特斯克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及所主张金士吉公司提交证据存在的瑕疵等，尚不足以否定上述诉争商标使用行为的真实性，亦不足以表明上述商标使用行为属于象征性使用。故原审法院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17 第6953171号“海澜家”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本案中，第三人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1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仅能够证明诉争商标的商标授权使用行为，但商标授权行为本身并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仍需结合被授权许可人的商标使用行为进行认定。2015年1月5日签订的商标许可合同，许可人为上海维多俐生物化学品厂有限公司，而该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才由上海维多俐生物化学品厂更改为现名称，本院对此许可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中雪豹公司2017年8月31日与润雪公司、2017年11月20日与五洋碳氢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而根据原告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可知，润雪公司成立日期为2018年6月19日，2018年11月7日江阴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五洋碳氢公司。也即，采购合同签订时，润雪公司尚未注册成立，五洋碳氢公司的名称为江阴市五洋化工有限公司而非合同中的五洋碳氢公司，两份采购合同明显系伪造。因此，本院对上述两份采购合同及发货明细、收据不予采信，并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查标准。 证据3中雪豹公司与案外主体签订的采购合同或不在指定期间内，且均缺乏发票佐证，不足以证明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关于雪豹公司与澄南雪银广告材料商行签订的采购合同虽有发票佐证，但第三人在其第3476343号“海澜·の家”商标撤销复审案一审中也提交了此证据，故其不足以证明是对本案诉争商标的使用，且即使属于对诉争商标的使用，仅此一份使用证据亦属于象征性使用。因此，原告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洗发剂、护发素等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件18 第13402773号“NEXX HELMETS”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网络平台销售“NEXX”头盔产品的销售页面截图及诉讼阶段提交的公证书中虽显示有多笔形成于指定期间内的销售订单，但仅有部分显示诉争商标，且部分订单显示的买家信息相同，亦无对应的发货单据、发票等予以佐证，无法排除上述行为属于象征性使用。 案件19 第3030840号“传奇”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鸿泰兴公司提交的《晋江经济报》登载的销售领带、皮带商品的广告仅为一次行为，属于象征性使用，不能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在领带、皮带（服饰用）商品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使用。 案件20 第7842310号“天仙配”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13164号 判决认定 行政阶段，原告向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 服务合同、发票及银行转账凭证； 2. 原告“天仙配”APP相关证据。 诉讼阶段，原告向本院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据编号续前）: 3. 手机天仙配商城网站页面截图； 4. 《天仙配》著作权证书； 5. 手机天仙配商城APP下载二维码（安卓版）。 行政阶段，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以下证据： 1. 互联网检索截屏； 2. 百度百科有关“广告策划”的解释； 3. 原告企业登记信息； 4. 发票查询结果。 诉讼阶段，第三人提交以下证据（证据编号续前）： 5. 深圳市良药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6. 深圳市良药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公众号内容； 7. “锂想”2018第三届动力电池应用国际峰会会议通知； 8. 行政判决书。 本案中，原告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1服务合同、发票及银行转账凭证，其中原告和深圳市良药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一线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书、银行流水及发票，首先该合同书中约定的收款方为原告，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的收款也为原告，但对应的发票中显示的收款人却为向东辉，显然自相矛盾，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云南雄汇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没有相应的合同对应。同时考虑到原告提交的合同较少，在现有证据下，不排除原告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属于象征性使用。证据2“天仙配”APP证据，该证据体现为原告自有的服装定制相关服务。证据3手机天仙配商城网站页面截图，系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证据4、5，其“天仙配”APP无法通过手机下载，仅能在活动现场以扫码形式注册，且其APP服务体现为自己的服装定制服务。因此，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故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21 第130978号“芙蓉牌及图”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证据6-“2017年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宣传资料，只有1页纸，虽然展示有诉争商标，但系展会上的广告宣传行为，属于象征性使用，应结合其他使用证据进行判断。 案件22 第4571774号“HSS”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在第三人提交及本院调取的证据中，能够客观显示形成时间且形成于指定期间内并显示了复审商标的证据包括七份《中原商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机织标签、稿纸及相应票据、病情交代告知书、不收红包协议书等。其中七份《中原商报》上以极小篇幅刊登了显示复审商标标识及部分指定服务的广告，未显示相关服务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系第三人与魏县人民医院签订，合同中明确约定复审商标系无偿使用；机织标签、稿纸及相应票据显示，第三人李某分别于2016年1月19日和2016年1月6日委托制作了含有复审商标字样的机织标签和魏县人民医院稿纸，涉及费用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0元和人民币272元；部分病人病历中的病情交代告知书、不收红包协议书上显示了复审商标，时间均产生于2016年1月至2016年2月期间。上述证据从形式上符合复审商标于指定期间在核定服务上进行使用的情况，但存在诸多不符合商业习惯之处。《中原商报》的广告未显示相关服务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其所作广告的宣传目的无法达成；第三人与魏县人民医院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但商标使用系无偿使用，且在案证据仅显示由李某本人委托制作了一批次、少量机织标签和稿纸，涉及总金额仅人民币三百余元；载有复审商标的病情交代告知书与不收红包协议书在病历中所占比例极少，相当一部分同期的病历中的病情交代告知书、不收红包协议书中亦未载有复审商标，且载有复审商标的病历均产生于三年指定期间的最后两个月中。 本院认为，商标使用应当具有真实性和指向性，即商标使用是商标权人控制下的使用，该使用行为能够表达出该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关联性，能够使相关公众意识到该商标指向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对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商标的行为，不应视为在商标法意义上使用商标。如前所述，第三人证据存在多处明显不符合正常商业习惯的情形，具有明显的对复审商标进行象征性使用的特征，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复审商标在其核定服务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 案件23 第1975917号图形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本案中，伟群公司提交的展会照片虽然显示有诉争商标，但未显示“裁布机用沙带（机器零件）”商品，不能证明其将诉争商标在指定商品上进行了宣传使用。产品图片系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且均未体现形成时间，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的使用情况。伟群公司在行政程序及一审诉讼中提交的鑫景公司出具给坤伦公司的销售发票及销货清单、成品出库明细单等证据均未显示诉争商标及核定使用的商品；且根据授权书显示，伟群公司授权鑫景公司和伟群昆山公司加工生产使用诉争商标的商品，再由鑫景公司和伟群昆山公司授权坤伦公司代理销售商品，故鑫景公司将商品销售给坤伦公司的行为，尚不能证明使用诉争商标的商品已实际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伟群公司在行政程序及一审诉讼中提交的有关坤伦公司对外销售砂带商品的证据仅为其向鸣皋公司开具的发票及对应销货清单2份以及其向天磊公司、汕头市东瀛针车整烫设备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及对应销货清单各1份，前述发票均未显示诉争商标及货品名称，销货清单上仅显示有“伊士文中砂带”或“砂带”字样，并未显示诉争商标。尽管伟群公司在二审诉讼中补充提交了坤伦公司与天磊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产品供销合同，但尚不足以证明其于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理由如下：首先，伟群公司在行政程序和一审诉讼中均提交了前述发票及销货清单，但直到二审诉讼中才补充提交了1份产品供销合同，且该合同中的“图”字同时出现有简体字和繁体字，伟群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不能排除其为完善证据链补签合同的可能性。其次，该合同仅显示有“伊士文中砂带快可利及图”字样，并未直接指向本案诉争商标。第三，伟群公司在指定期间内仅提供了一份形式相对完整的销售证据，难以据此认定相关公众已经在诉争商标与其所标识的商品之间建立联系，故即使该交易真实存在，亦属于象征性使用。其他在案证据或显示时间不在指定期间，或未显示诉争商标，或证明力较弱，均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被实际使用于核定商品上。综上，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伟群公司在指定期间内在“裁布机用沙带（机器零件）”商品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原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24 第7571528号“天之蓝”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显示，第三人系以授权方式许可天籁公司、新力公司在指定期间内使用诉争商标。就天籁公司的使用证据来看，第三人仅提供了该公司参加展会的相关材料，并不能证明标有诉争商标的啤酒商品已实际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就新力公司的使用证据来看，第三人提供的销售合同与发票显示的产品单价不一致，难以认定二者具有对应关系。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该销售合同已真实履行，新力公司在指定期间内仅有的两次交易行为，也不能证明其对诉争商标具有真实的使用意图，应属于象征性使用。第三人提交的产品实物及相关照片、图片等为自制证据，真实性亦难以确认。因此，在案证据未形成完整证据链，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啤酒”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 案件25 第9951848号“小米”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2001年规定，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激活商标资源，清理闲置商标，避免商标资源浪费。在判断商标是否存在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情形时，商标注册人是否有长期一贯地实际使用诉争商标的意图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倘若商标注册人仅提交了少量使用证据，则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象征性使用，而难以认定其具有使用商标的真实意图。 本案中，证据1、2尚不足以证明证据1中的代理合同已实际履行；证据3未涉及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洗衣机等产品；证据4中广告合同载明的广告内容为西沐公司为诉争商标品牌洗衣机等产品招商，该内容本身不能直接证明诉争商标已在洗衣机等商品上进行了实际使用；证据5中的展览合同形成于指定期间之后；证据6中的宣传资料无法确定制作时间，且其上显示的促销活动时间在指定期间之后；证据7中的工作人员名片未显示制作时间，且该证据本身无法证明前述名片在指定期间内已进行公开使用；证据8、9涉及的发票虽然显示有洗衣机等商品名称，但载明的各项商品销售数量均仅为一台，发票金额分别为996元和1195元，对于生产、销售洗衣机等家用设备的电器企业而言，其不仅无法提供产品认证证明、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予以佐证，此种销售模式、销售数量和销售规模亦不符合正常的行业交易习惯，且上述发票的形成时间均为三年指定期限内的末期，即便可以证明销售行为的真实存在，系仅为一次性的销售行为，另需注意的是，证据8发票中的购买者为商会杰，即西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种关联主体之间的交易进一步印证了该销售行为系为维持商标注册的象征性使用行为。因此，综合考虑诉争商标的使用方式、使用频率、宣传范围、行业习惯等因素，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在“洗衣机；洗衣机甩干机；真空吸尘器；水族池通气泵”商品上进行了实际使用，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确认。 案件26 第6838836号“华威HUAWEI及图”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天猫网上销售记录仅有零星几笔且数额较小，华威公司亦未证明该网店与其具有何种关联，即使销售事实成立也应属于象征性使用。 案件27 第7942483号“Fashion751”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本案中，原告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均为www.751info.com网站的网页截图，原告主张上述证据是在“电视广播”服务上的使用，但网站与电视广播显然不同，该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服务上的使用。原告在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1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与对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不具有关联性。证据2原告未能提交租赁协议和发票原件，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核实。退一步讲，即便租赁协议和发票真实性无疑，但原告在三年指定期间内仅能提交一份出租电子屏的使用证据，出租使用时间仅为5小时，也属于象征性使用。而且，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电子公告牌服务（通讯服务）”为通讯服务中的一种，原告出租电子屏的使用行为也不是在核定服务上的使用。故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法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公开、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 案件28 第10520908号“Majorette”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商标使用应当具有真实性和指向性，即商标使用是商标权人控制下的使用，该使用行为能够表达出该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关联性，能够使相关公众意识到该商标指向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对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商标的行为，不应视为在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商标。判断商标使用行为是否属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行为，应综合考察行为人使用该商标的主观目的、具体使用方式、是否还存在其他使用商标的行为等因素。本案中，袁某提交了（2019）粤莞南华第6128号公证书，用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进行了商业使用。但是，在上述网页中，仅显示在2016年2月、2017年2月等时间的极少订单成功交易，其他交易均显示为“交易关闭”状态，即该交易未成功。而且，在“交易成功”的相关订单网页中均显示“[品牌]：法国MAJORETTE”、“玩具法国majorette迷你合金车模型车1:64多款”，无法确认为诉争商标。诉讼商标在注册后，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成功交易次数、总体数量较少，不足以证明袁某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已具有一定规模，进而能够使相关公众识别商品来源，无法排除该行为属于象征性使用，故无法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在复审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规范、公开、有效地使用。原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袁某的其他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29 第10155020号“Speick及图”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商标使用应当具有真实性和指向性，即商标使用是商标权人控制下的使用，该使用行为能够表达出该商标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关联性，能够使相关公众意识到该商标指向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对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商标的行为，不应视为在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商标。判断商标使用行为是否属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行为，应综合考察行为人使用该商标的主观目的、具体使用方式、是否还存在其他使用商标的行为等因素。本案中，黄平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1为诉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该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商品上进行了使用。黄平在行政阶段提交的证据3为自行拍摄的照片，且无法确定日期，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黄平提交的证据2系其与案外人芒果公司签订的诉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芒果公司与贝蒂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生产合同、芒果公司向贝蒂公司出具的品牌使用授权书、贝蒂公司的相关资质，贝蒂公司向芒果公司出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据4芒果公司向案外人韦毓宝在海豚村购物-网上销售的一份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面价值为三十元。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黄平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已具有一定规模，进而能够使相关公众识别商品来源，无法排除该行为属于象征性使用，故无法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在复审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规范、公开、有效地使用。原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对此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瓦尔特劳公司的上诉理由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案件30 第3211945号“乐迪KOD及图”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判断商标使用行为是否属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行为，应综合考察行为人使用该商标的主观目的、具体使用方式、是否还存在其他使用商标的行为等因素。本案中，在仅有证据2公证照片佐证原告对诉争商标进行使用的情况下（注：上海市黄浦区公证处于2014年9月23日出具的公证书，内含原告包房内、外景图片、装修、账台图片、消费发票），本院结合原告的实际经营、商标注册及使用情况，依据上述判断标准，可以认定原告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属于象征性使用行为，不应视为在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商标。 案件31 第5033298号“力高PRESTO”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第三，商标的商业使用应当具有真实性和指向性，使用行为应能够相关公众意识到该商标指向了特定的商品或服务。使用是为了销售商品、实现商业价值，对于仅以或主要以维持注册效力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商标的行为，不应视为在商标法意义上使用商标。判定商标使用行为是否属于象征性使用行为，应综合考察行为人使用该商标的主观目的、具体使用方式、是否还存在其他使用商标的行为等因素。行政阶段原告还提交了三份公证书公证中山市三乡镇新一佳便利店、中山市三乡镇佳乐新城百货便利店曾向顾客吴生等三人出售标有“PRESTO力高”的盐焗杏仁、话梅肉等商品，三笔交易共计60.3元。在指定期间的三年内，复审商标商品销售额仅为60.3元，数量过低，不符合正常销售商品的使用方式，容易使人根据生活经验推测其公证少量销售发票的主观目的在于维持商标的注册。此外，原告提交的其他使用证据中，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二、三中山市三乡镇百乐城新佳乐百货商店销售“力高PRESTO”牌的杏仁、肉罐头的发票及中山市三乡镇新佳乐购物商场销售“力高PRESTO”牌的杏仁、肉罐头的发票均无开票人盖章，真实性存疑。诉讼阶段证据一中山市三乡镇新一佳便利商店销售“力高PRESTO”牌的肉罐头的发票为两张手写发票真实性难以证明。诉讼阶段证据四中山市三乡镇新佳乐购物商场与珠海百佳利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及相应发票形成时间均未在指定期间内。综上，在案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其核定使用的肉罐头等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案件32 第9882628号“Dobinsons及图”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根据查明的事实，宁波金城公司在商标局撤销审查阶段提交的主要证据为三份《采购订单》及相应发票。《采购订单》与对应的发票有多处不一致的地方，且在规格栏载有诉争商标文题不符；发票上未显示诉争商标；作为跨度三年期间的使用证据，宁波金城公司仅提供了购买方为同一主体的三份销售证明，每年一份，无法排除该行为属于象征性使用。宁波金城公司作为减震器生产厂家，若真实有效将诉争商标投入商业流通，不至于仅能提交三份销售证明。而且，宁波金城公司在减震器商品上存有其他商标，在《采购订单》与发票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不能确定上述发票一定对应《采购订单》。宁波金城公司在二审中补充提交的证据不在指定期间，亦不能证明其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前减震器、后减震器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商标评审委员会、宁波金城公司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33 第6797026号“ROLLYGO”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判决认定 科莫桑朵拉公司主张金茂公司对诉争商标的使用为象征性使用。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金茂公司购买、销售的ROLLY GO化纤制针织女士、男士POLO衫各125件，购买金额为4787.5元，出售金额为5745元，从交易数量和金额上来看，均难以认定金茂公司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属于象征性使用。 案件34 第16745682号“四周看看”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 本案中，首先，萝卜青菜公司提交的可信时间戳取证报告显示的取证时间晚于指定期间，不能直接指向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的使用情况；其次，根据淘宝网店铺后台数据截屏显示，名称为“[四周看看]一体机安卓触屏嵌入式工业触控平板电脑”的商品创建时间为2019年7月7日，但发布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即可信时间戳取证的前一日，故存在取证前修改数据的可能性；最后，萝卜青菜公司的淘宝网店铺共3件商品，仅有1件为平板电脑，且销量为1，但“三个月前订单”页面显示共有3笔交易，为同一人在同一时间段购买的名称分别包含“四周喊喊”“四周看看”“四周找找”的平板电脑，真实性存疑。收据及商品图片系为印证上述交易真实存在，但即使萝卜青菜公司确实销售了一台标识有“四周看看”的平板电脑，亦不能证明其对诉争商标具有真实的使用意图，应属于象征性使用。因此，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萝卜青菜公司在指定期间内将诉争商标在“计算机”等核定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商业使用。原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35 第17985038号“嗨菲客heifer”商标撤销复审纠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5)京行终492号 判决认定 本案中，虽然嗨某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显示了诉争商标，其中显示的商品为“酸辣粉”，形成时间在指定期间内，且有对应发票予以佐证，但是，嗨某公司提交的商品条码显示的商品与销售合同商品并不一致，反映出其使用证据存在明显瑕疵，在本案中对其提交的使用证据应予严格审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食品的生产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所生产的食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者销售，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相关情况，并保存相关凭证。但是，嗨某公司并未提交相关产品检测报告等有效证据。在二审诉讼阶段，嗨某公司虽然提交了新的产品实物照片，显示新的商品条码，但是照片未显示商品的生产日期，且制造商为“焦作嘉瑞祥食品有限公司”，与嗨某公司之前提交的委托加工合同中的受托人并不一致，相关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在某公司对新的商品条码提出疑义，商品条码信息可以自行修改的情况下，经本院释明，嗨某公司并未提交申请领取商品条码的相关材料对相关商品条码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嗨某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仅有4张，且均为与自然人签订，均在2022年5月，时间相对集中，且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对应的转账情况，交易的真实性存疑，即便相关交易真实存在，但综合考虑时间相对集中、交易数量较少等情形，也构成象征性使用。综上，嗨某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性使用。

关注并将「摩尔」设为⭐星标 图源： Unsplash 商标本质是 "来源标识+信任背书+可估值资产"的三位一体，但若使用不当，可能从企业核心资产变为重大负债。 今天我们 通过三类典型风险案例，解析商标管理中的高危 “ 雷区 ”。 01 风险一：警惕"傍名牌" ——侵犯商标权的雷区 核心特征 在相同 /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导致公众混淆；或将他人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嵌入企业字号、门店名，构成不正当竞争。 典型案例 河南零售标杆 "胖东来"（1995年成立）凭借"真心换信任"建立独特品牌，但近年频现"胖东升""胖西来"等仿冒名称。以"胖东升"为例： ● 2018年注册成功的"胖东升"商标与实际经营者无关联； ● 2024年申请的"豫胖东升"商标因近似纠纷，经复审才获准注册。 此类 "擦边球"操作虽规模小、定位不同，仍存在 不小的 法律风险。 由此可见企业若是在相同或类似品类使用 “音形义”近似的标识博眼球，或是在门头、官网、短视频里把他人标识/商标当“装饰元素”，就有很大的可能陷入商标纠纷中。为了降低此类商标使用的风险，建议企业可以： 01. 注册 /上线前完成全要素检索（涵盖中文、英文、拼音、图形设计风格等）； 02. 企业字号 /门店名避免包含他人商标显著部分，历史冲突需评估更名或增加区隔性标识； 03. 对供应商、经销渠道发布品牌使用指引，明确禁止 "借势"行为。 02 风险二：杜绝"名实分离" ——虚假宣传的雷区 核心特征 通过商标设计或话术捆绑，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具备绝对化特征（如"0添加""最优质"），而实际状态不符；或利用KOL/直播话术夸大产品属性。 典型案例 "千禾0"商标事件中，产品包装以显著金黄色放大"0"并标注"零添加"，但市场监管抽检发现含添加成分。消费者误认"千禾0"代表无添加，而该商标实际处于驳回复审阶段（未获注册），真正注册成功的"千禾0"（黑白字带白边）宣传效果极弱。 用商标的视觉强调去承载产品功效承诺；或是以KOL/直播话术补足不存在的产品属性或夸大其词（如“行业第一/唯一/最高含量”等词汇）都容易踩到虚假宣传的“雷区”。建议企业可以： 01丨拆分商标语义与产品属性：涉及"0/无/最"等绝对化词汇时，需标注可验证标准（如"未使用××添加剂"）； 02丨建立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双重校审机制，评估包装视觉误导性（含用户视线路径）； 03丨制定合规话术白名单，禁止平台账号私自"二次创作"夸大承诺。 03 慎用"通用词汇" ——不正当竞争的雷区 核心特征 将商品/服务的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或地理名称注册为商标，并限制他人正当使用；或在弱显著性标志上过度主张权利。 典型案例 ● "青花椒鱼"案：某餐饮公司以"青花椒"商标起诉小餐馆，法院认定"青花椒"为川菜原料通用名称，消费者不会因此误认来源； ● "潼关肉夹馍"案：协会以"老潼关"商标近似为由申请无效宣告，北京高院二审改判无效，理由是易误导公众；同时，自然人王某对"潼关肉夹馍"集体商标提起无效宣告，北京知产法院一审撤销国知局裁定。 为了降低此类风险，建议企业： 01丨申请时优先选择固有显著性要素（造词、图形化组合、独特版式/色彩）； 02丨持有含通用要素的商标时，限缩权利主张边界，避免泛诉描述性正当使用； 03丨内部培训"显著性阶梯"：固有显著＞经使用获得显著＞弱显著，对应不同主张强度。 // 商标管理是动态平衡的艺术：既需通过显著性建立品牌识别，也要避免越界侵犯他人权益。 企业唯有构建全流程合规体系：从注册前的检索筛选，到使用中的话术校审，再到争议发生后的权利边界厘清，才能真正将商标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核心资产。 如果有商标使用或注册方面的问题，也欢迎联系我们沟通交流~ // 微信扫一扫 了解/洽谈法律服务 编辑推荐 EDITOR'S PICK 各位精英朋友们 微信公众号的规则调整了 摩尔不得不跟大家求个三连 希望大家多多点击“赞” 这样摩尔的推送才能 在你的订阅列表经常出现哈~

关注并将「摩尔」设为⭐星标 图源： Unsplash 商标本质是 "来源标识+信任背书+可估值资产"的三位一体，但若使用不当，可能从企业核心资产变为重大负债。 今天我们 通过三类典型风险案例，解析商标管理中的高危 “ 雷区 ”。 01 风险一：警惕"傍名牌" ——侵犯商标权的雷区 核心特征 在相同 /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导致公众混淆；或将他人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嵌入企业字号、门店名，构成不正当竞争。 典型案例 河南零售标杆 "胖东来"（1995年成立）凭借"真心换信任"建立独特品牌，但近年频现"胖东升""胖西来"等仿冒名称。以"胖东升"为例： ● 2018年注册成功的"胖东升"商标与实际经营者无关联； ● 2024年申请的"豫胖东升"商标因近似纠纷，经复审才获准注册。 此类 "擦边球"操作虽规模小、定位不同，仍存在 不小的 法律风险。 由此可见企业若是在相同或类似品类使用 “音形义”近似的标识博眼球，或是在门头、官网、短视频里把他人标识/商标当“装饰元素”，就有很大的可能陷入商标纠纷中。为了降低此类商标使用的风险，建议企业可以： 01. 注册 /上线前完成全要素检索（涵盖中文、英文、拼音、图形设计风格等）； 02. 企业字号 /门店名避免包含他人商标显著部分，历史冲突需评估更名或增加区隔性标识； 03. 对供应商、经销渠道发布品牌使用指引，明确禁止 "借势"行为。 02 风险二：杜绝"名实分离" ——虚假宣传的雷区 核心特征 通过商标设计或话术捆绑，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具备绝对化特征（如"0添加""最优质"），而实际状态不符；或利用KOL/直播话术夸大产品属性。 典型案例 "千禾0"商标事件中，产品包装以显著金黄色放大"0"并标注"零添加"，但市场监管抽检发现含添加成分。消费者误认"千禾0"代表无添加，而该商标实际处于驳回复审阶段（未获注册），真正注册成功的"千禾0"（黑白字带白边）宣传效果极弱。 用商标的视觉强调去承载产品功效承诺；或是以KOL/直播话术补足不存在的产品属性或夸大其词（如“行业第一/唯一/最高含量”等词汇）都容易踩到虚假宣传的“雷区”。建议企业可以： 01丨拆分商标语义与产品属性：涉及"0/无/最"等绝对化词汇时，需标注可验证标准（如"未使用××添加剂"）； 02丨建立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双重校审机制，评估包装视觉误导性（含用户视线路径）； 03丨制定合规话术白名单，禁止平台账号私自"二次创作"夸大承诺。 03 慎用"通用词汇" ——不正当竞争的雷区 核心特征 将商品/服务的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或地理名称注册为商标，并限制他人正当使用；或在弱显著性标志上过度主张权利。 典型案例 ● "青花椒鱼"案：某餐饮公司以"青花椒"商标起诉小餐馆，法院认定"青花椒"为川菜原料通用名称，消费者不会因此误认来源； ● "潼关肉夹馍"案：协会以"老潼关"商标近似为由申请无效宣告，北京高院二审改判无效，理由是易误导公众；同时，自然人王某对"潼关肉夹馍"集体商标提起无效宣告，北京知产法院一审撤销国知局裁定。 为了降低此类风险，建议企业： 01丨申请时优先选择固有显著性要素（造词、图形化组合、独特版式/色彩）； 02丨持有含通用要素的商标时，限缩权利主张边界，避免泛诉描述性正当使用； 03丨内部培训"显著性阶梯"：固有显著＞经使用获得显著＞弱显著，对应不同主张强度。 // 商标管理是动态平衡的艺术：既需通过显著性建立品牌识别，也要避免越界侵犯他人权益。 企业唯有构建全流程合规体系：从注册前的检索筛选，到使用中的话术校审，再到争议发生后的权利边界厘清，才能真正将商标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核心资产。 如果有商标使用或注册方面的问题，也欢迎联系我们沟通交流~ // 微信扫一扫 了解/洽谈法律服务 编辑推荐 EDITOR'S PICK 各位精英朋友们 微信公众号的规则调整了 摩尔不得不跟大家求个三连 希望大家多多点击“赞” 这样摩尔的推送才能 在你的订阅列表经常出现哈~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R1深度思考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问题：“商标受让人善意受让注册商标并进行了实际使用，是否会影响该商标因被宣告无效？”首先，我要仔细分析这个问题，结合检索到的法律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来给出准确的回答。 首先，用户的问题涉及商标无效宣告的条件，特别是当受让人是善意且实际使用的情况下，是否会影响商标被宣告无效。根据，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可以被宣告无效。这里的关键点是“不正当手段”的适用范围以及受让人善意使用的影响。 从检索到的资料来看，有几个重要的法律依据需要考虑。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出，中的“其他不正当手段”主要针对损害公共利益或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行为，而不是针对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况。例如，司法解释提到，如果商标注册损害的是特定民事权益，应适用其他条款，如第41条。这说明第44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主要针对绝对禁止注册的事由，如损害公共利益或公共资源。 其次，关于受让人善意使用的问题，检索到的理论部分提到，商标被宣告无效后的追溯力问题。根据法律，即使受让人善意且实际使用，这并不影响商标本身因违反第44条而被无效宣告。因为第44条的无效是绝对无效，不因转让而改变。不过，实际使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影响赔偿责任，但不影响商标无效的宣告本身。 另外，司法解释中还提到，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可能影响是否构成“不正当手段”。例如，如果商标已经实际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可能不会被认定为“不正当手段”，但根据检索到的案例，如董某案，即使存在大量近似商标注册，但未实际使用的情况下，仍可能被认定为不正当手段。因此，实际使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作为考量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受让人善意受让并实际使用，通常不会影响商标因第44条第1款被宣告无效，因为该条款的无效是绝对的，不受后续转让或使用的影响。但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如商标是否确实属于以不正当手段取得，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抗辩事由。 小律同学&法律AI问答 @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正式回复: 关于商标受让人善意使用对商标无效宣告影响的法律分析 根据及检索到的法律依据，商标受让人善意受让并实际使用的行为不会影响商标因该条款被宣告无效。具体分析如下： 一、法律依据与基本原理 1. 的绝对无效性 该条款规定，以“欺骗手段”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商标，自始无效。其无效性质为绝对无效，不因后续转让或使用行为而改变（《授权确权意见》第18条）。 2. “其他不正当手段”的适用范围 根据司法解释，该条款针对的是损害公共利益或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行为（如恶意囤积、占用公共资源等），而非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授权确权规定》第24条）。若商标无效事由属于后者（如侵犯他人在先权利），应适用等相对禁止条款。 二、受让人善意使用的影响 1. 善意受让的法律效果 即使受让人不知晓商标注册瑕疵且实际使用，该善意行为不构成对第44条无效宣告的抗辩。 法律依据：商标法未规定善意受让可阻却绝对无效事由（《理论》“商标被宣告无效后的追溯力”）。 2. 实际使用的作用 若商标已实际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可能不被认定为“不正当手段”（如仅损害特定权益而非公共秩序），此时应适用相对禁止条款（如第41条）。 但若商标注册本身构成对公共资源的不当占用（如囤积商标），实际使用不影响第44条的适用（参考董某案裁判要旨）。 三、实务建议 1. 商标权人 若主张商标因第44条无效，需证明注册时存在“不正当手段”（如恶意囤积），而非仅损害特定权益。 若商标已实际使用并形成市场秩序，可主张适用第41条等相对禁止条款。 2. 受让人 即使善意受让并使用，仍需防范商标因第44条被无效风险。可要求转让人提供商标注册合法性承诺，并在转让合同中约定风险分担条款（如无效后的赔偿责任）。 四、结论 商标受让人善意受让并实际使用，不改变商标因被无效宣告的法律后果。但实际使用可能影响无效事由的认定（如是否属于绝对禁止条款），需结合具体案情分析。 【理论】-对的融贯性解释 【部门规章】-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635号建议答复的函 【理论】-商标被宣告无效后的追溯力 【司法解释】-(法发〔2010〕) 【人民法院案例】-董某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某洁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裁判要旨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第二十六条 延伸思考 1. 商标转让后，无效宣告审查是否仍以原申请人注册行为为唯一判断依据？ 2. “公共利益”标准与第45条“特定权益”保护的边界如何划分？

“情势变更”原则主要适用于合同法领域，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也有适用。本案中，S公司申请商标因与A公司抢注的引证商标近似被驳回，律师边启动移除引证商标诉讼，边以情势变更为由申请再审，终于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前案，S公司最近成功重获商标注册。 引言｜金陵一出“石头记” 雨花石，自古以来就享有“天赐国宝”的美誉，因多产于江苏南京，雨花石逐步演变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符号，见证了金陵城历史沧桑，也映照着南京城人来车往。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古人赞美“抚之令人心神俱静”的佳石，如今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和商标联系在一起，在近几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商标争夺之战。 背景介绍｜“雨花石”的缘起和发展 雨花石，又是南京这座古城的一个文化符号，秦淮河蒸腾出雨花台的缕缕烟霭，久久罥在南京人民的发梢鼻尖。来自雨花台的这缕烟波在1985年被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S公司收拢，用“雨花石”这一颇具地域文化的标签，创造性转化出南京“雨花石”这样一个后来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同年，为了更有序和规范化的商品经营，S公司注册了“雨花石”商标，作为商标权人对该商标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最早的使用。 “雨花石”商品不仅深受消费者喜爱，也有着非常富有内涵的精美外观——从文化宣传的品牌使命出发，产品包装正面选印了包括夫子庙、中山陵、中华门等在内的五个南京市著名景点，背面辅以风格秀美、寓意丰富的国风图画，相映成趣，尽显格调。凭借其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品牌亲和力，“雨花石”商品自推出后销售势头迅猛，很快就在市场上流行起来并广受美誉，曾荣获“江苏省著名商标”、同类商品“优等品”等嘉誉，成为改革开放时一代人的美好记忆。 纷争乍现｜谁动了我的“雨花石” 2013年，S公司决定重新启用沉寂多年的“雨花石”品牌，但此时距离1985年“雨花石”商标注册已经过去了近30年，中间历经行业调整等一系列变动，“雨花石”商标并未续展注册。S公司为了强化品牌保护力度，于2018年6月，再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国知局”）提交了“雨花石”商标注册申请。S公司本以为有对原来商标的持有和实际使用事实，这次申请会顺利得到注册，可是结果却出乎预料，国知局驳回了S公司的商标注册申请，理由是申请商标与他人在先注册的引证商标近似！ 原来，S公司1985年的注册的“雨花石”商标在2007年因为到期未续展而注销。恰好这个当口，南京A公司趁虚而入，在2008年和2017年分别在雨花石产品上抢先注册了两件“雨花石”商标（引证商标一、二），正是由于这两件商标的存在，国知局先后驳回了2018年S公司“雨花石”商标注册申请及复审请求。S公司难以接受这一事实，难道对“雨花石”品牌和商品多年的经营和心血真的要付诸东流吗？ 启动救济｜商标大战拉开帷幕 为了重拾权利，S公司随即针对国知局就其商标申请的驳回复审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但经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一审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2020年11月，法院驳回了S公司的诉讼请求。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S公司意识到，雨花石这枚宝石已经被有心之人有预谋地“抢走”了，他们遇到的对手很可能是“专业的”。 经调查，A公司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并非S公司同行业企业，也不经销“雨花石”品牌商品。进一步调查发现，A公司注册在一个老旧住宅小区的四楼民房内，是并无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该住宅小区与S公司同属南京市鼓楼区，直线距离不足五公里。 种种迹象让“雨花石”商标的“老主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S公司迅速调整策略，决定重新委托律师“真刀真枪”地与商标抢注人打硬仗。 至此，一场旷日持久的商标大战拉开帷幕。经过层层律师选聘程序，本项目组凭借过往的经验和细致的分析脱颖而出，最终S公司选择了本项目组[1]。经与律师一起制定应对策略和实施计划，S公司坚定地走向了长达六年的漫漫“夺石”之路。 艰苦卓绝｜正面战场屡败屡战 2020年4月，本项目组正式签约接受委托，然后迅速制定了一整套应对方案。 首先，开辟侧面战场，就A公司抢注的商标向国知局提起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注册商标申请（简称“撤三”）和无效宣告程序，移除全部引证商标；其次，在正面战场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首次再审，并在再审案件受理后以移除引标案件未审结为由，申请再审案件中止审理；最后，重新启动新一轮“雨花石”商标申请程序，作为前述方案的“备胎”B计划。 方案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关于两个引证商标的无效宣告请求和撤三申请也顺利提交，国知局很快就对此申请进行了受理并进入审查阶段。同时，就“雨花石”商标驳回决定的行政诉讼二审判决，律师代理S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的再审也得到了受理，似乎一切都在按照预期的轨迹顺利展开。 但是，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二审判决并不存在依法应予改判情形，驳回了S公司的再审申请。同时，A公司也向国知局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使用过“雨花石”商标，并辩称自己并没有侵犯在先权利。此时正值疫情肆虐之际，侧面战场的撤三和无效案件毫无进展，正面战场又遭遇重大挫折，情况愈发严峻。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A公司又将所有引证商标转让给了香港的B公司，由于B公司是境外主体，案件审理时间不受审限约束，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行政诉讼程序中，案件必将面临被拖延的困境。 困则思变，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驳回再审裁定，S公司和项目组并没有轻言放弃。借助于人大代表的关注，将本案折射出来的商标授权程序中，行政诉讼难以纠正先前行政决定而导致司法程序空转的问题，在全国“两会”期间反映到了最高立法机关。 与此同时，S公司也针对最高人民法院的驳回裁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抗诉申请，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审查，2021年1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下达《行政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这一案件，并约请律师进行了询问谈话，S公司的希望再次燃起。 但是，2022年5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还是作出了《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此时距离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不到一年，案件似乎又走到了尽头。 柳暗花明｜侧面战场奏响凯歌 在S公司开辟的侧面战场上，双方一系列纠纷一度也呈现胶着状态，直到2024年，迷雾才逐步散开，形势变得明朗。 关于引证商标一，S公司于2018年6月提出撤三申请，2019年4月商标局作出维持该商标注册的裁定，S公司于2019年5月提出撤三复审申请，2020年9月，国知局作出撤销该商标注册的决定，B公司随即提起行政诉讼。2022年6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B公司诉讼请求，维持国知局的决定，2023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至此，引证商标一终被撤销。 撤三案件进行的同时，2020年7月，S公司对引证商标一提出无效宣告申请。2022年1月，国知局驳回了该无效宣告请求，维持了该商标的注册。2022年3月，S公司不服裁定提起行政诉讼，2023年11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了国知局的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无效宣告裁定。B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4年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6月，B公司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11月，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B公司的再审申请。同月，国知局发布商标公告。至此，引证商标一被宣告无效。 针对引证商标二，2018年10月S公司提交无效宣告申请，2020年10月，国知局驳回无效请求，维持该商标注册。随后，S公司于2020年12月提起行政诉讼。2022年10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继续维持该商标注册。经过上诉，2024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国知局的裁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无效裁定。2024年5月，国知局重新作出了裁定，并于2024年10月发布商标公告。至此，引证商标二被宣告无效。 2021年2月，S公司对引证商标二提出撤三申请。2021年9月，国知局决定撤销该商标。随后，B公司立即申请复审。2022年1月，国知局作出了维持商标撤销的决定，至此，引证商标二被撤销。此后，B公司未再提起行政诉讼。 这一过程中，双方还发生了其他一系列行政纠纷和行政诉讼纠纷： 2019年5月，A公司申请了引证商标三，2022年5月初审公告后，S公司提出异议。2023年7月，国知局对引证商标三作出准予注册决定。2024年4月S公司立即提交无效宣告申请，经过一番波折，2025年3月，国知局最终裁定该商标无效，宣告了引证商标三的无效命运。 2019年6月，B公司申请了引证商标四，2022年6月，该商标经过初审公告，S公司立即在同年8月提出了异议。2023年7月，国知局同样对引证商标四做出了准予注册的决定。S公司随即在2024年4月提交无效宣告申请，最终在2025年3月，国知局作出无效宣告裁定，宣告引证商标四无效。 至此，由A公司挑起的这场“商标战争”终于落下帷幕。在这场纷争中，A、B两公司先后申请四件商标，意图阻碍S公司常年使用的商标重新注册。然而，S公司和项目组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锹一锹地把引证商标逐一移除。 苦尽甘来｜一路高歌唤回“美石” 凭借侧面战场的一系列胜诉结果，S公司决定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3年11月律师以“情势变更”为由，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11月作出的行政判决第二次提起再审申请。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审时度势，于2024年6月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4年9月判决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国知局的驳回复审决定，由国知局就S公司“雨花石”商标申请重新做出决定。至此，这件从2018年6月开始起航重新申请的“雨花石”商标，历经“八十一难”，终于迎来了重生。 对于侧面战场的失利，香港B公司并未放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引证商标一做出对S公司的有利判决后，B公司先后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最终均未获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称，“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诉争商标原申请人A公司除注册与S公司在先申请并使用的‘雨花石’商标相近似的商标外，还在第12、14、18、22、24、32、33、37 等多个类别的商品和服务上先后申请注册了‘X药’‘泰赫雅特TechArt’等多个与他人知名品牌相同或近似的商标；A公司的原股东，曾在公开报道中自认存在抢注商标行为；诉争商标已因连续三年未使用被撤销，亦证明A公司及B公司缺乏使用诉争商标的真实意图。” 202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香港B公司的再审申请，移除引证商标一至引证商标四的计划圆满完成。 结语｜完璧归赵终回家 从2018年至今，S公司走过了漫漫长路。期间既有或急或缓的“穿林打叶声”，又有时晴时阴的“山头斜照（阳）”，但是，只要相信法律、相信正义，选择信赖的合作伙伴，就能“何妨吟啸且徐行”。在这场商标纠纷的较量中，项目组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稳步推进既定的计划，而公司方面则展现了对律师的充分信任与紧密配合，面对困境始终保持信心与耐心，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2025年3月，S公司终于收到了国知局颁发的“雨花石”商标注册证，这场几经起伏的商标争夺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颗失而复得的“雨花石”也终于回到了它真正的主人手中！ [注] [1]本项目由合伙人马东晓、唐建辉负责，项目组成员还包括非权益合伙人田娟、律师梁雯及高文杰等。

“规范使用注册商标”抗辩的司法审查——上海某罐头食品厂有限公司诉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四川省某罐头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原告权利商标不申请认驰的情况下，根据，规范使用注册商标抗辩系阻却民事侵权诉讼的抗辩，对其司法认定关涉商标侵权纠纷的民事可诉性问题，判断宽严尺度把握要建立在规范使用注册商标排除民事诉讼规则建立的法律价值基础上，坚持局部整体相统一、主观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方法进行个案把握，正确划分注册商标权利人合理行使权利与借助注册商标外壳行攀附侵权之实间的界限。本案中，原告注册商标及其商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在后注册使用范围相同的“梅林天子”文字商标，且无法对注册动机作合理解释，同时，被告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将注册商标添附其他装饰元素进行整体使用，从而达到与原告权利商标近似的效果，故法院对被告“规范使用注册商标”的抗辩不予采纳，并通过商标侵权要件的审查，认定被告构成侵权。 基本案情 上海某罐头食品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食品公司）系第1997755号商标、第4918158号商标、第5039734号商标、第5039735号商标的权利人，该些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为第29类肉；肉罐头等。上海某食品公司发现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省某罐头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某食品公司）在生产的肉罐头上使用及，侵犯了上海某食品公司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且被诉侵权产品包装抄袭摹仿了上海某食品公司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梅林牌”午餐肉罐头的特有的包装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 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辩称：其对涉案标识的使用是对其享有权利的第18770131号“梅林天子”商标及第53639301号商标的使用，特别是对的使用系基于“梅林天子”商标的变形使用，实际上作为商标使用起到区分商品来源作用的还是“梅林天子”商标，标识中的背景、盾牌等设计仅系对“梅林天子”商标的装饰，作用是突出和修饰商标，并非商标性使用，其主观上也没有搭便车的恶意，被诉侵权标识与上海某食品公司的权利商标也不构成近似。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使用的涉案商品包装具有自己独特的设计，且上海某食品公司主张权利的包装、装潢与市场上相同产品类似，没有独特性和影响力。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1997755号商标、第4918158号商标、第5039734号商标、第5039735号商标的权利人为上海某食品公司，该些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为第29类肉；肉罐头等。商标在午餐肉类别上具有极高知名度，曾获上海市著名商标、建国70年中国罐藏食品品牌等荣誉，梅林牌午餐肉罐头曾获得国家质量奖银奖、中国名牌产品等荣誉，梅林商标被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上海某食品公司通过参加展览会、户外广告等形式对产品进行宣传。 上海某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于2017年2月7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第18770131号“梅林天子”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第29类：肉；肉罐头等。陈某（授权人）于商标核准注册当日将该商标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给上海某实业公司使用。2021年2月7日，陈某在第29类肉罐头等商品上申请商标，2021年9月13日初审公告，因案外人异议，目前尚未获准注册。上海某食品公司称，申请人注册“梅林天子”商标的含义是“梅林的真命天子”，表达了商标申请人对女儿的美好祝愿。 2020年11月10日上海某食品公司以公证方式在上海某农产品批发市场标牌显示为“中某食品配送中心”的店铺购买梅林天子火锅午餐肉罐头二十四听，支付200元，该商品上生产者标注为四川某食品公司，委托方标注为上海某实业公司，产品包装左侧标识为，该标识整体呈正方形，外轮廓有类似邮票的齿状，底色为藏青色，居中有一红色盾牌，上部有一个白点和环绕发散的六条白线，中间有三个白色的五角星，下部有白色的“梅林天子”字样，并在右上角标注圈R，另底部有红底白字的“MEILINTIANZI”；右侧的标识为。 一审法院认为，被诉侵权商品与权利商标核准使用的商品类别相同，比较二者，均有方框内含盾牌状的要素，被诉侵权标识的主要识别和呼叫部分为“梅林天子”，与权利商标中文识别和呼叫部分“梅林”相较，天子似有更优之意，因“梅林”的强臆造性和知名度，仍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虽以使用其自有商标为由作不侵权抗辩，然其对“梅林天子”注册商标的使用非规范使用，而是以改变显著特征，与其他要素组合的方式使用，且两公司作为上海某食品公司的同业经营者，明知而“撞车”为之，对其抗辩难以采纳。故一审法院判决：1.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上海某食品公司第1997755号、第4918158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在《新民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3.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赔偿上海某食品公司经济损失470,000元；4.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赔偿上海某食品公司维权合理支出30,000元；5.驳回上海某食品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商标由于尚未获准注册，故不在“规范使用注册商标”的抗辩范围内。“梅林天子”系上诉人有权使用的注册商标，上海某实业公司有权对该商标在核准注册的范围内进行正当合法的使用，然而，其将该文字与其他要素进行组合，整体结构、布局、观感与上海某食品公司第1997755号、第4918158号商标构成相似，基于上海某食品公司商标的显著性和较高知名度，两方标识使用在相同产品上，显然构成近似。对规范使用注册商标含义的理解，不能僵化地拘泥于注册商标本身的使用，当将注册商标作为识别商品来源的商业标识中的一部分予以使用时，应予以整体评价，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关于涉案标识中的盾牌、星星及线条等元素仅起到装饰及突出的作用，非商标性使用一节，与涉案标识系各元素组合成一个整体共同表征商品来源的客观情况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对规范使用注册商标含义的理解，还应秉持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上海某实业公司对“梅林天子”商标注册的理由解释牵强，法院难以采信，作为肉类罐头的同业经营者，上海某实业公司注册“梅林天子”商标且与相关元素组合成整体商业标识以追求与上海某食品公司涉案商标相混淆的结果，其主观攀附梅林品牌商誉的故意明显。故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提出的“规范使用”抗辩，割裂了局部与整体、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关系，不应予以采纳，本案可进入商标侵权民事司法审查。关于上海某实业公司、四川某食品公司提出的被诉侵权标识不会产生混淆一节，法院认为，基于公众对梅林品牌的知悉程度，加之“梅林天子”与“梅林”从语义上确有前者是后者升级款的可能理解，即使被诉侵权标识附近标注有生产商信息，该生产商仍可能被误认为与上海某食品公司存在委托许可等关系，仍不足以消除公众对被诉侵权产品系梅林品牌产品的误解，即仍有造成混淆的可能；同时，被诉侵权产品在整体包装中高度模仿上海某食品公司对各要素的布局排列方式，客观上加剧了侵权标识的混淆可能性。综上，被诉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典型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蕴含良好商誉的商标业已成为产品竞争力优势的重要载体，行政、司法对恶意攀附他人商标知名度以混淆视听的行为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不诚信的搭便车行为亦不断升级，形式更为隐蔽、花样更为繁多，其中尤以本案此种假借己方注册商标使用为名行攀附混淆之实为典型。、《冲突规定》第1条第2款分别从正反两面对规范使用注册商标作了阐释，其中《冲突规定》对于非规范使用注册商标的表现表述为“超出核定商品的范围或者以改变显著特征、拆分、组合等方式使用的注册商标”，其中的等字，为司法实践认定非规范使用留下空间。本案中，被告对己方注册商标“梅林天子”的使用系添附性使用，即在原有完整的注册商标基础上进行元素添加，从而与他人知名商标构成近似，此种添附性使用，从局部整体相统一、主观客观相结合的角度判断，应属于“等”字的应有之义。本案裁判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7民初30177号（2022年12月30日） 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3）沪73民终380号（2024年6月27日）

商标作为商品与服务来源的核心识别符号，其本质功能在于构建消费者对市场主体商誉及产品品质的辨识体系。然而，商标专用权并非绝对排他，法律在赋予权利人垄断性保护的同时，需兼顾公共利益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当商标权与第三方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产生冲突时，法律通过限制专有权范围以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作为权利限制的核心机制，旨在防止权利滥用对市场竞争与公共表达造成不当压制。本文结合近年典型案例，系统分析法律条文，探究商标合理使用的司法认定逻辑。 一、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及其立法演进 商标合理使用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他人善意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的标记，不引起混淆或误认，就不构成对商标权的侵犯，商标权人不能以商标专用权排除他人的这种使用。[1]该制度源于美国，是为限制商标权不适当扩张而发展出来的商标侵权抗辩制度，主要包括描述性合理使用、指示性合理使用，及新闻报道中使用、滑稽模仿等非商业性使用。[2] 我国立法层面仅明确定义描述性合理使用。1999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现已失效）第九条首次规定：“下列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图形的行为，不属于商标侵权行为：（一）善意地使用自己的名称或者地址；（二）善意说明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征或者属性，尤其是说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用途、地理来源、 种类、价值及提供日期。”2002年发布的吸收该规则，明确“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2013年最终将其升格为法律规范，延续前述条款表述至今，并在该条第二款增加了对三维标志形状的功能性正当使用的规定。 二、商标合理使用的理论基础 商标合理使用最初在1946年被美国《兰哈姆法》确立为成文规则，是美国为了限制商标权不适当扩张而发展出来的商标侵权抗辩制度。目前，该制度已得到各国的承认，其理论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权利限制理论 商标权的垄断性特征源于其识别商品来源的核心功能。《TRIPs协定》第十七条确立例外条款：“成员可规定商标权的有限例外，诸如对说明性词汇的合理使用之类，只要这种例外顾忌了商标持有人及第三方的利益。”我国亦体现这一原则，允许对描述性标志的正当使用，避免权利保护阻碍市场主体使用通用术语或商品特征说明等正当竞争行为。 2.利益平衡原则 知识产权制度需协调私有权益与公共福祉。商标权特殊之处在于其保护客体为商业标识，核心目标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若允许权利人垄断通用名称等弱显著性标识，将妨碍经营者对商品特征的必要描述。故法律限定保护范围，允许他人在善意、合理前提下使用商品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等要素而不构成侵权。 三、商标合理使用的司法认定 （一）商标合理使用与混淆可能性的关系 在商标合理使用的认定问题上，其与混淆可能性的关系是理论和实务争议的焦点问题。尽管理论界大部分学者认为，合理使用无需以无混淆可能性为要件，但司法实践普遍纳入关键考量因素，形成三类裁判路径： 1.类型一：混淆可能性是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 此类裁判案例如“85℃”商标案，法院指出在处理涉及正当使用抗辩的问题时，应当在比对被控侵权标识与涉案注册商标相似程度、具体使用方式的基础上，分析被控侵权行为是否善意和合理，以及使用行为是否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和误认等因素，综合判断被控侵权行为是否属于正当使用行为。[3]又如“全波段”商标案，法院认为被告不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原因有四：一是“全波段防晒”具备描述性含义；二是被诉行为是对其的描述性使用；三是被诉行为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四是被诉行为出于善意，因此，属于正当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4] 2.类型二：合理使用是混淆可能性的判断因素 类型二认为混淆可能性是商标侵权判定的核心，即便构成合理使用仍需对混淆可能性进行判断，或者直接将合理使用作为混淆可能性的考量因素之一。如在“随堂通”商标案中，被诉侵权人在其出版的涉案图书上将权利人注册商标“随堂通”作为图书名称的组成部分进行了使用，二审法院先对这种使用行为进行了判断，认为该行为构成正当使用，并由此得出其“并未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误认”，从而认定不构成侵权。[5]又如在“伴你学”商标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被告客观上在教辅书籍上使用“伴你学”注册商标的同时，又标明了适用范围、出版机构等，明确是“配苏科版”使用，属于正当使用的行为，因此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从而不构成商标侵权。[6] 此类裁判逻辑虽与类型一逻辑相反，但混淆可能性在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得出结论也相同，即合理使用无法对抗混淆可能性，对他人商标的使用具备混淆可能性就一定构成侵权。 3.类型三：混淆可能性与合理使用具有互斥性 此类裁判将商标性使用作为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如果对他人商标的使用属于描述性合理使用而不构成商标性使用，则不必进一步对混淆可能进行判断。换言之，合理使用即非商标性使用能够完全对抗混淆可能性。如“小小孩”商标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并不是任何对商标的使用行为都构成侵害商标权，被告云南教育出版社使用原告注册商标“小小孩”的行为没有起到表明图书来源的作用，而是作为一般图书名称的使用，并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因此不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又如“掌中宝”商标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凤凰公司将“掌中宝”作为图书书名使用，该使用行为易导致相关消费者对图书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因此，构成商标侵权。二审改判，理由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正当使用，无需进行混淆可能性的判断，即认定为不侵权。根据此种观点，商标性使用的判断与商标侵权的判断存在先后顺序。 综合上述裁判模式，法院在商标侵权案件中的基本审查思路可归纳为：首先辨识被诉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若成立则通常可排除侵权；若合理使用不成立或存疑，则进一步判断该商标性使用行为是否可能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二） 商标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 结合商标合理使用基本原理及现有规定，得出认定商标合理使用的考虑因素如下： 1.使用目的是否仅为描述或说明自己产品 对他人商标的使用是为了描述或说明自己商品的特征，而不是用以区别商品来源。典型案例如“青花椒”商标案，二审法院指出，被告五阿婆火锅店完整而清晰地向公众表达了其向消费者提供的招牌菜是“青花椒鱼火锅”，该标识中包含的“青花椒”是对其提供的特色菜品鱼火锅中含有青花椒调味料的客观描述。[7] 2.使用方式是否合理且必要 其一，使用方式必须合理。被诉侵权人应当证明对商标词汇的使用方式具备合理性，且界限清晰。实践中较为合理的方式包括：避免将他人商标突出使用，或者附上自己的商标，将二者予以区分。例如，“五谷丰登”商标案中，当事人专门设计并印制含有他人商标的标贴，将其显著张贴于室内机面板，相关公众通常会将其认知为标识商品来源的商标，易引发混淆。[8]而“盛大富翁”商标案，使用者在网站首页及游戏说明中多处明确表述“盛大富翁是盛大公司开发运营的一款大富翁类游戏”，清晰地指明了涉案游戏服务的真实来源，该使用方式合理明确。[9] 其二，使用方式应当必要。被控侵权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客观上确有使用商标描述、说明的必要，而非指示商品来源。可以通过呈现标识使用形态，如字体、位置、显著性，使用商标的具体场景及市场认知效果等证据，证明其使用他人商标是为了描述或说明自身商品或服务。 其三，合理与必要应当个案分析。如果商标的第一含义被公众广泛使用于描述某类商品，生产经营者在该类商品上使用就先天合理，商标权人的容忍程度也应更高。如在“金银花”商标案中，法院认为，金银花固有含义是一种草本植物，被告对其进行艺术设计，又通过使用强化了显著性，但保护范围也应以特定艺术设计形式的文字为限。[10] 3.主观上是否出于善意 被控侵权人需举证证明其使用涉案标识时，不具备攀附商标权人商誉的主观恶意。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规定：“被诉侵权人为描述或者说明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特点而善意合理地使用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正当使用。”强调了正当使用主观须为善意。 典型佐证方式包括：提交标识使用历史记录、使用目的说明及具体实施方式等材料，以及涉案商标是否构成通用名称、有无描述功能质量等特点的依据、有无使用地名的依据等。如在“全波段”商标案中，法院查明近二十年来，防晒产品领域的生产者、消费者及科研人员在描述产品功能时普遍采用“全波段防晒”这一表述。尤其关键的是，原告在使用“全波段”标识时未标注注册商标符号®，且主动采用“全波段防晒”术语说明其防晒服装的功能特性。上述事实构成法院认定“全波段”属于防晒功能通用描述词汇的核心依据。[11]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被控侵权人能够证明其使用商标是出于善意、客观上也合理必要，商标权人仍可能主张混淆可能性，此时，被控侵权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使用商标不具备混淆可能性。 上述各要素相互交织、彼此影响。行为人的主观善意通常反映在其使用方式的合理性上，并在客观效果层面，其使用内容一般不会逾越必要范围。因此，在具体审查实践中，必须综合案件全部事实，从整体出发，进行全面考量与综合判断。 四、结论 商标合理使用制度是平衡私权保护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机制。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分析商标的显著性、使用行为的正当性及混淆可能性，逐步形成了一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裁判规则。未来，合理使用的边界仍需通过个案探索与立法完善进一步明晰，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资料 [1]王艳丽：《论商标权的限制》，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 [2]冯晓青、郭珊：《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制度研究》，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8）沪 73 民终289号民事判决书。 [4]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5]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6]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7]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8]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9]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0]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在商业竞争中，商标作为企业的“第一张名片”，既是产品标识，也是消费者信任的起点。但近年来多起商标纠纷显示，部分企业因使用不当陷入法律争议，轻则面临赔偿整改，重则损害品牌信誉。 海涵律所结合典型案例，梳理出三大需重点关注的法律风险，望加以留意。 01 “傍名牌”蹭流量＝踩侵权雷区 1995年成立的河南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凭借“用真心换信任”的理念，在消费者中形成独特品牌认知。然而最近几个月，“胖东升”“胖西来”等仿冒名称陆续出现。以“胖东升”为例，因其名称中“胖东”二字与“胖东来”高度重合，引发商标争议。 据公开信息显示，“胖东升”自称“2013年开业”，但实际最早注册的个体户可追溯至2012年12月，且该主体已于2020年6月注销。后续出现的“胖东升”购物广场虽分布在乡镇，主打基础生活用品，规模与“胖东来”相去甚远，但其名称中“胖东”二字与“胖东来”高度重合，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借势”意图。更耐人寻味的是，其商标注册情况也充满争议：2018年申请的“胖东升”商标虽注册成功，但注册人与实际经营者无直接关联；2024年申请的“豫胖东升”商标曾因引证“豫东升”被驳回，最终通过复审才得以注册。以上种种“打擦边球”的操作，看似“巧妙”，实则暗藏隐患。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5月20日，“胖都来”商场主动调整，将其外墙上的“胖都来”字样替换为“盈都来”（取自集团名称"盈中控股"）。这一行为既规避了潜在侵权风险，也反映企业对自身品牌定位的重新审视。 02 宣传“名实分离”＝踩虚假宣传雷区 近期，“千禾0”商标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其产品包装显著标注金黄色“千禾0”（数字“0”特别放大），并搭配“零添加”字样，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无添加，但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发现，产品实际含有添加剂。当消费者得知“千禾0”只是个商标、并非代表无添加时，纷纷大呼上当。更关键的是，包装上醒目的金黄色“千禾0”仅是处于“驳回复审中”的未注册商标，而真正注册的“千禾0”（黑白字带白边）与宣传效果差异显著。 与之类似的，此前热门的“山楂满满”产品，包装上写着“水、山楂、冰糖、其它没有了™”，其中“其它没有了”竟是其注册商标。尽管配料表中确实仅包含水、山楂、冰糖三种成分，但消费者看到这一表述，仍难免觉得其有“玩套路”的嫌疑。 2025年3月27日，国家卫健委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9项标准修改单，其中明确提出，不允许再使用“不添加”、“不使用”及其同义语等词汇对食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算是给此类事件进行了最终定调。 03 通用词汇“私有化”＝踩不正当竞争雷区 2021年，四川“青花椒鱼”案曾引发全国小餐饮经营者关注。某餐饮公司以“青花椒”商标起诉多地使用“青花椒鱼”招牌的小餐馆，索赔数万元。法院最终认定，“青花椒”是川菜中描述菜品原料的通用名称，消费者不会因“青花椒鱼”标识误认商品来源。 无独有偶，2023年“潼关肉夹馍”系列案进一步深化这一争议：潼关肉夹馍协会以“老潼关”商标与“潼关肉夹馍”集体商标近似为由发起无效宣告，国知局、北京知产法院先后维持“老潼关”商标有效性，北京高院二审改判无效（认为“老潼关”易使公众误认来源）；与此同时，自然人王某针对协会持有的“潼关肉夹馍”集体商标发起无效宣告，北京知产法院一审以“程序不当、实体遗漏”为由撤销国知局维持裁定。 两起案件共同反映出法律对“通用名称公共属性”的重申——当词汇成为某类商品的通用描述时，其公共属性优先于商标专有性。 04 结语：商标合规是保护基石 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商标本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商品来源，是企业无形的“信用资产”。商标权的行使需在法律框架内有限行使。要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唯有守住法律的红线，才能让商标真正成为“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