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学子热捧而走红全网的“鹅腿阿姨”陈秀凤，在一则群公告中亲口承认其长期售卖的16元“烤鹅腿”，原材料实为鸭腿。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从北大演讲台上的“励志榜样”到被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的“涉嫌欺诈者”，这位曾被央视专题报道、手握多枚注册商标、坐拥数十个微信团购群的网红摊主，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律风暴。 “换食材”究竟是经营无奈还是消费欺诈？十几年的网红招牌能否成为免责的挡箭牌？本文从行政、民事、刑事三个维度，为您全面解析“鹅腿阿姨”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一、事件回顾：从“封神”到“塌房” 2026年6月9日晚，陈秀凤在其“国贸CBD——6鹅腿阿姨群”中发布群公告，首次公开承认：“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请勿下单。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诈等行为。” 随后，更多内幕被逐一揭开。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早在2025年3月7日，陈秀凤便在微信群中停止使用“鹅腿”二字，转而使用表情符号替代，订单系统中也从未标注食材种类。与此同时，其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后厨被媒体曝光：年租金约20万元，拥有约10名工作人员，日产量高达500只、峰值近千只——这已远非“阿姨个人小摊”，而是典型的规模化食品加工经营实体。 更令人担忧的是，多名消费者晒出购买到肉质发绿、疑似变质的“绿腿”照片。食品安全专家、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锋对媒体表示，从曝光照片来看，发绿部分呈斑块状、絮状，边缘模糊且质地湿润发黏，“不排除是霉菌导致的变质”。 2026年6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燕园街道市场监管所正式介入调查。6月11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称正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中国消费者协会也已关注此事并汇总相关线索。 二、行政责任：虚假宣传与无证经营的双重处罚 （一）虚假宣传的法律定性 根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鹅腿阿姨”长期使用含有“鹅腿”字样的招牌、微信群名称及商标对外经营，却实际提供鸭腿产品，已涉嫌构成对商品品种的虚假宣传。即便其辩称“鹅腿阿姨只是称呼不代表卖的是鹅腿”，但招牌名称所形成的消费预期是客观存在的——消费者正是基于对“鹅腿”的认知而支付了16元的对价。 规定，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二）无证经营的法律风险 根据，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据报道，陈秀凤长期通过微信群团购模式进行规模化经营，但其是否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目前仍是调查的重点方向之一。若查实未取得相关许可，将面临上述行政处罚。 （三）的适用 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以鸭腿冒充鹅腿销售，显然是对商品原料这一核心信息的虚假商业宣传，亦能同时触发该法第二十五条的处罚规定。 三、民事责任：消费者可主张“退一赔三”或“退一赔十” （一）“退一赔三”——欺诈行为的民事赔偿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此处“欺诈行为”的认定门槛并不高。以鸭腿冒充鹅腿，在商品品种这一核心事实上对消费者进行了虚假陈述，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也使消费者基于错误认知作出了购买决定，构成《消保法》意义上的消费欺诈。 （二）“退一赔十”——食品安全问题的惩罚性赔偿 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触发“退一赔十”需要满足更高的证明标准——消费者需证明所购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本案中，若“绿腿”经检测确认为腐败变质、含有致病性微生物或农兽药残留等超标，则“退一赔十”条款将被激活。对于曾买到“绿腿”的消费者而言，保留实物或照片证据，配合监管部门检测定性，是主张十倍赔偿的关键前提。 （三）赔偿金额的初步估算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鹅腿阿姨”的微信团购群成员超10万人次、累计跟团人次达20万，以每只16元计算，总销售金额可能已超过300万元。若大量消费者集体主张“退一赔三”，陈秀凤将面临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民事索赔金额——这还不包括可能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额外支出。 四、刑事责任：当“以鸭充鹅”触碰刑法红线 本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刑事责任风险。“以鸭充鹅”绝非简单的消费纠纷或行政违规，可能已经触碰了的红线。 （一）涉嫌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华东政法大学胡裕岭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消费者支付的是鹅腿的溢价（市场价约25至35元一只），拿到手的却是成本仅几元的鸭腿，这是典型的“以假充真”或“以次充好”——本质上是欺诈性的物种替代。“5万元，是罪与非罪的硬门槛。” 以“鹅腿阿姨”的销售体量，若查实销售金额确已达到数百万元级别，将可能面临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更重的刑罚。同时，通过网络团购群进行的多次销售行为，其金额将累计计算，不存在“单次金额小就不构成犯罪”的侥幸空间。 （二）参考判例 司法实践中，已有多个“鸭肉冒充鹅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对本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案例一：北京西城区法院。潘某、伍某在北京西城区沃尔玛超市经营烧腊店期间，用鸭肉冒充鹅肉制作“烧鹅”进行销售，销售金额29万余元，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各处罚金15万元。 案例二：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法院2025年判决。王某购进4.85万元鸭肉制品，加工后冒充鹅肉在其鹅肉馆中销售，销售金额达22.19万元，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2万元（来源：澎湃新闻）。 对比上述判例，“鹅腿阿姨”案的销售金额可能远超前述案件的数十倍，若罪名成立，量刑将更加严峻。

引言 灰犀牛风险指那些概率高、冲击大、早有预警但往往被忽视的显而易见风险。“第三方代缴社保”在国内长期、广泛存在，但其风险却被大量企业漠视。随着近年来新的法规出台，这一风险已经显著化，是企业合规中不容忽视的“灰犀牛”。 2026年4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五一前夕发布的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中，一起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李某于2015年入职甲公司，甲公司委托乙公司以乙公司名义为李某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李某在工作中受伤被认定为工伤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与参保的用人单位不一致”为由，要求乙公司退还已申领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最终仲裁委员会裁决甲公司赔偿李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19万余元，并支付未依法缴纳社保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0万余元[1]。几乎同一时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某雇主委托人力资源公司以虚构劳动关系方式为其雇佣的工人代缴工伤保险，法院认定该委托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双方按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责任[2]。 这两起由省级高院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近年来，随着社保征管体系持续收紧和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这种在中国企业用工实践中长期存在、甚至被视为“行业惯例”的做法，正在从曾经的“灰色地带”迅速演变为高风险的“法律雷区”。 一、现象审视：一个并不鲜见的“潜规则” 所谓“第三方代缴社保”，指的是一种在劳动关系与实际社保缴纳主体之间人为制造分离的操作模式。具体而言，用人单位不以其自身名义在注册地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而是委托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以该第三方公司的名义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在这种模式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设立劳动关系，但社保账户却挂在第三方公司名下，实际社保登记主体、缴费主体与实际用人单位主体被违法拆分。 这一现象覆盖范围之广，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从北上广深到三四线城市，从大型互联网平台到中小制造企业，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屡见不鲜。根据相关行业调查报告，在跨区域经营的企业中，相当比例曾采用或正在采用异地代缴方式解决驻外员工的社保问题[3]。尤其在物流、零售、建筑、互联网等人员流动性大、用工地点分散的行业，代缴更被视为一种“务实”选择。支持这一模式的理由听起来颇为充分：员工在异地工作，要求他们在公司注册地参保不仅增加管理成本，还会因各地社保政策差异导致员工实际待遇受损；人力资源机构专业高效，企业可以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这些理由，使得代缴社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获得了某种“事实上的合理性”。 二、溯源：代缴社保何以成为“常态” 要理解代缴社保问题的全貌，有必要回溯其形成的历史脉络。中国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行业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79年11月，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对外服务公司——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FESCO，现为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其主要职能是为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提供中方雇员派遣服务[4]。这是特定政策催生的产物，却无意间开启了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先河。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企业大量涌入，本土企业也开始走向全国布局，跨区域用工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从“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型的进程中。1991年至1999年，国务院相继发布——各项制度在快速建立，但全国统筹远未实现，各地社保政策差异巨大，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待遇标准各不相同。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第三方代缴社保服务应运而生。一方面，企业在异地用工时面临难题：员工要求在工作地缴纳社保以便享受当地医疗、购房、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但用人单位在员工工作地没有分支机构，无法在当地以自身名义开户缴费。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需求，以“专业解决异地用工社保问题”为卖点，提供“代开社保账户、代缴社保费用”的一站式服务。供需两端一拍即合，代缴市场由此蓬勃发展。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保行政部门对这一做法并未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在实际操作中对以何名义参保的审查并不严格，只要缴费到账即可。这种宽松的执行环境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默许”信号，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视为合法合规的解决方案。正如有文章指出，“社保行政部门在社保缴纳环节未予严格审查，从而营造出一种貌似‘可以为之’的假象”[5]。 三、法规变局：从“默许”到“从严”的转折 代缴社保的法律定性问题，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灰色地带”。如果从法条的字面含义出发，法律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清晰的。和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6]。这两条规定的核心要义有二：一是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用人单位须在其注册地办理登记；二是开户和缴费主体必须是用人单位本身，而非任何第三方。这意味着，以第三方公司名义为员工缴纳社保，从制度设计之初就不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 然而，法条的清晰并不等同于实践的规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社保征管体系的多头管理和信息壁垒，代缴行为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制约。直到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打破了这一僵局。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8年社保征管体制改革。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自2019年1月1日起，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7]。在此之前，社保费由社保经办机构和地方税务部门“双轨”征收，信息不互通，企业申报缴费基数与实际工资之间存在的差距难以被有效发现。“社保入税”之后，税务部门掌握了企业的工资发放数据，企业的社保缴纳情况与税务申报直接挂钩。这一变化使得以往在社保征缴环节的“监管盲区”被大幅压缩。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的施行。该办法明确规定，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将被列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8]。这部规章的出台，标志着监管部门对于“挂靠”和“代缴”等行为的定性从“违规”升级为明确的“违法”，且附带了具体的惩戒手段。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也是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是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释〔2025〕12号），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9]。该司法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即便劳动者事先同意甚至主动要求不缴纳社保（包括以代缴方式替代），该同意在法律上归于无效。劳动者仍然有权以“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这实质上堵死了企业长期以来使用的“免责承诺书”策略。 多个地方也相继出台了更为严格的落地规定。禁止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并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情节严重的将被记入信用档案并处以涉案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10]。该条例第七十条进一步指出，违反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代缴行为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触及规定的诈骗罪。 四、典型案例：从判例中看清“红线” （一）北京三中院案：异地代缴不能替代注册地参保义务 该案被视为第三方代缴社保领域的标杆性判例。丁某是某公司员工，该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朝阳区。2009年8月至2018年8月，丁某一直在山东省济南市为该公司工作，公司未在北京市朝阳区为其缴纳社保，而是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在山东省济南市为其缴纳。2019年，丁某向北京市朝阳区社保中心投诉，社保中心作出《稽核整改意见书》，要求该公司补缴丁某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该公司不服，经行政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公司未依法在其社会保险登记地北京市朝阳区为丁某缴纳社会保险，“某公司委托其他单位为丁某在山东省济南市缴纳社会保险，不能取代其在社会保险登记地依法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缴纳义务”[11]。法院维持了稽核整改意见。该判决的核心逻辑在于：代缴的费用不能抵消法定义务，企业既已支付了代缴费用，仍须在注册地另行补缴。 （二）杭州滨江法院案：代缴社保协议无效，费用应予返还 该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人事代理协议》，约定被告受原告委托代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后双方发生争议，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各项费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或公积金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原告委托被告为其员工或者其他人由被告账户代缴社会保险或公积金不合法，案涉协议中关于代缴社保、公积金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也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被告收取的费用应予返还[12]。 （三）北京东城法院2025年案：无劳动关系的代缴社保约定无效 2025年4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代缴社保合同纠纷案。某劳务公司与某人力公司签订《人事代理协议》，由人力公司为劳务公司提供的名单人员代缴社保，而这些人员与劳务公司并无任何劳动关系。法院认定，该《人事代理协议》“有悖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不利于维护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和享有社会保险待遇的权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13]。法院同时将涉及的虚假社保缴费行为作为违法线索移交相关社保机构予以纠正。 （四）北京海淀法院2025年案：工伤异地代缴，用人单位仍须自担赔偿责任 某科技公司的员工常先生被派驻兰州工作，公司委托兰州当地的人力资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常先生在周六处理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被海淀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公司不服，主张社保在兰州缴纳，海淀区人社局无管辖权。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社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某科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在北京市海淀区为常先生缴纳社保。法院指出，某科技公司委托其他公司为常先生在兰州异地代缴社保，“导致社保缴纳单位与用人单位不一致，但这不改变公司作为用人主体的责任，也不影响工伤认定的管辖权”，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14]。该案被北京法院网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五）云南高院2026年案例：第三方代缴社保违法，支持员工主张经济补偿 如前文所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明确认定，用人单位以其他单位名义为其职工参加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违法。“李某由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实质上符合因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导致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关系以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最终裁决甲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及经济补偿共计29万余元[1]。该案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云南省高院一并发出警示：此类行为不仅导致相关合同无效，用人单位仍需承担员工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保待遇的赔偿责任，“涉嫌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五、合规风险：企业的六重“雷区” 综合现行法律规定和上述司法实践，可以将第三方代缴社保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归纳为以下六个层面。 第一，行政补缴与滞纳金风险。这是最为直接的风险。根据，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在案中，企业虽然已在异地为员工缴纳了社保，仍然被责令在注册地补缴同期社保费用[11]。补缴意味着双重缴费，企业的实际成本不降反增。 第二，行政处罚风险。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虽然第八十四条调整的是“不办理登记”的行为，但司法实践中，以第三方名义代缴的行为已被多地社保部门视为“未依法办理登记”的变相做法。此外，等地方性法规也为地方政府对代缴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提供了明确的执法依据[10]。 第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的风险。这是近年来争议大、对企业影响明显的风险。此前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裁判尺度不一，例如，天津高院曾认为代缴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四川德阳中院则认为代缴违法并支持员工经济补偿。随着2025年最高法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施行，全国司法标准的统一正在加速推进。广州地区的司法实践也已明确表态，“若劳动者据此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15]。2026年云南高院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1]。 第四，工伤保险待遇损失风险。这是“致命”风险之一。在多地社保部门的操作实践中，工伤保险待遇的申领要求缴费主体与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一致。在代缴模式下，缴费主体是第三方公司而非实际用人单位，导致工伤认定与缴费脱节，工伤保险基金拒绝支付待遇。此时，劳动者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医疗费等，均须由实际用人单位自行承担。武汉案[16]、重庆案、郑州航空港区法院2025年案以及北京海淀法院2025年案均对此有明确的裁判[14]。 第五，失业保险待遇损失风险。根据和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要失业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并持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办理失业登记。在代缴模式下，第三方公司并非实际用人单位，无法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劳动者可能因此无法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损失最终仍需由实际用人单位承担。 第六，民事合同无效风险。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代缴社保协议因违反的强制性规定，已有多个法院明确认定其无效。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双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这意味着企业已向代缴公司支付的服务费可能无法获得对价，而代缴公司也可能拒绝返还费用，双方均须承担各自的过错责任。福州鼓楼法院2025年审结的一起案件清晰地呈现了这一风险：该案涉及某商贸公司分别与两家人力资源公司签订的两份《人事服务代理合同》，法院认定两份合同均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仅支持返还欠款本金，驳回了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17]。 六、诉讼应对：当“炸弹”引爆之后 对于已经因为代缴社保问题而面临劳动争议或行政诉讼的企业而言，妥善应对诉讼是当务之急。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企业可以考虑以下几个维度的应对思路。 其一，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基本法律原则：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约定而免除。这一原则在自2011年施行时即已确立。因此，如果劳动者签署的是“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承诺书”，此类承诺自始即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无效——早在2019年，福州中院就在案中明确指出：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社保系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劳动者的放弃而免除”[18]。2025年最高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正是将这一早已存在的法理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固定下来，而非创设了新规则。而代缴场景下的“同意”则有所不同——劳动者同意的并非“不缴社保”，而是“由第三方代缴社保”。对此，2025年之前各地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天津高院[19]曾认为劳动者认可代缴后不得反悔主张经济补偿；而四川德阳中院[20]则认定代缴行为本身违法，支持经济补偿。2025年司法解释二施行后，其确立的“放弃社保承诺无效”原则实质上推翻了支持代缴抗辩的裁判逻辑基础，使得“禁止反言”类抗辩的参考价值基本丧失。 其二，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企业确实存在向代缴的第三方公司追偿损失的路径，但法律基础和可行性与很多人想象的大不相同。需要首先明确一个前提：代缴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已被多个法院认定为自始无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五条）。这意味着协议中即使存在损失分担或追偿条款，该条款也随之无效，不能直接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正确的法律基础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将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裁量代缴方应承担的赔偿比例，而非依据合同中已经失效的条款。从既有判例来看，用人单位（委托方）往往被认定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在一则典型案例中，法院认定委托方对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承担70%的过错责任，代缴方承担30%[21]。在山东泰安中院案中，法院综合双方在代缴利益链条上的地位和作用，酌定代缴中间方承担66%的责任[22]。可见代缴协议被认定无效后，法院并非依据协议中的追偿条款划分责任，而是依据各方的实际过错程度进行裁量，且委托方通常被认定负有主要过错。企业在评估追偿可行性时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 其三，积极与社保行政部门沟通补缴事宜，尽可能将损失控制在行政层面而非升级为诉讼。一旦被责令补缴，应尽快足额缴纳要求的金额，避免滞纳金持续累积，并主动向劳动者说明补缴情况，争取达成和解，避免劳动者以“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解除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 其四，在诉讼策略上，应当区分不同类型的诉求分别应对。对于劳动者以代缴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案件，企业应关注当地法院对此问题的既有裁判倾向，结合最高法司法解释二的过渡期适用情况综合判断。对于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争议焦点通常在于缴费主体与用人单位不一致是否影响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义务——从目前的裁判趋势来看，多数法院倾向于认定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其五，面对已经发生的争议，企业应当尽早寻求专业律师的介入。社保代缴引发的法律问题横跨劳动法、社会保险法、行政法和合同法等多个领域，法律关系复杂，非专业人员难以准确把握。 七、改进措施：走向社保合规的三条路径 面对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和逐渐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企业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第三方代缴社保——即以第三方公司名义而非用人单位自身名义为员工缴纳社保——在法律上不存在合规的空间。企业的选择不在于“如何让代缴变得更合规”，而在于“如何彻底告别代缴模式”。以下三条路径可供参考。 路径一：在用工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参保主体问题。根据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注册地办理社保登记。在用工所在地设立分公司后，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的分支机构，可以在当地以自身名义为员工缴纳社保，完全符合主体一致性和属地原则。虽然设立分公司涉及注册成本和管理投入，但对于在特定地区有长期稳定用工需求的企业，这一方案的长期收益远大于短期成本。 路径二：若关联企业在员工工作地设有正常经营的实体，且该实体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匹配的职业发展方向、岗位或工作内容，可在双方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依法解除原劳动关系，并由该关联实体作为新的用人单位，与员工重新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步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与接续。 实施时应确保关联实体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确有实际业务与岗位需求，避免因缺乏真实用工需求而被认定为规避法定责任。 路径三：符合条件时转为合规的劳务派遣。根据和，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23]。劳务派遣模式允许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公司）相分离，且社保由派遣公司在用工所在地缴纳，这恰好解决了异地用工的参保难题。但该方案存在三个明显的限制条件：一是劳务派遣仅适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三性”原则）；二是被派遣劳动者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百分之十；三是必须与持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派遣机构合作。对于符合这些条件的岗位，劳务派遣是一个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合规路径。 需要特别警示的是，以下两种做法看似“省事”实则风险极高，不应作为备选方案。其一，继续依赖代缴但改签“人事代理协议”试图切割责任。正如前文所述，代缴协议本身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协议中的责任切割条款也站不住脚。其二，让劳动者签署“放弃社保承诺书”或“风险自担承诺书”。2025年最高法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已经明确此类承诺无效。云南高院、山西高院2026年的典型案例也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1][2]。 在转型过渡期内，企业还应同步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第一，全面盘点现有社保缴纳情况，识别出所有使用代缴模式的员工和岗位，建立整改台账。第二，与员工充分沟通，解释代缴模式的法律风险以及公司正在推进的合规化转型方案，争取员工的理解和配合。第三，与现有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协商过渡方案，妥善处理已签订代缴协议的终止、费用清算和社保关系转移事宜。第四，关注各地社保政策的最新动态，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限制逐步放开等积极信号，为长期合规用工储备政策知识。 八、结语 第三方代缴社保的合规风险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曾经，它被视为企业在跨区域用工需求与社保属地化管理之间的务实变通。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保入税改革的完成、最高法司法解释的统一、以及各地社保行政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加强，曾经那个“默许代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对于企业而言，要树立合规是底线的意识：与其在风险暴露后应对补缴、罚款、经济补偿和工伤保险赔付等困境，不如主动完成社保缴纳模式的合规化改造。这不仅是对法律的尊重，更是对员工权益的保护，也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劳动法库. “高院：第三方代缴社保违法，支持员工被迫解除主张经济补偿（2026年）.”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SAGISHP0556BPGT.html [2]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年典型案例, 载劳动法库同文.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SAGISHP0556BPGT.html [3] 利唐i人事. “社保代缴风云再起：HR的“甩手掌柜”还是“烫手山芋”？” （2025年）. https://www.ihr360.com/hrnews/202503325146.html [4] 百度百科. “人力资源外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5%8A%9B%E8%B5%84%E6%BA%90%E5%A4%96%E5%8C%85/11002637 [5] 广和律师事务所. “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建议.” https://www.ghlawyer.net/news-detail.aspx?id=22516&cid=15 [6] 、. [7] 中国政府网. “改革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2018年9月.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3750351/content.html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2022年3月18日施行. http://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bmgz/202203/t20220321_441044.html [9] 最高人民法院. （法释〔2025〕12号）, 2025年9月1日施行.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bb72019c45453f84d920bd6375573e.html [10] （2016年7月1日施行）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 参见广东省人大网站。 [11]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载北京三中院官网. https://bj3z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1/05/id/6027013.shtml [12]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来源于本案涉及的法律意见书，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检索案号查阅原文。 [13] 北京法院网. ““社保黄牛”风险何在？” 2025年4月9日. https://bjg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04/id/8782783.shtml [14] 北京法院网. “社保委托异地人力公司代缴，员工被认定工伤后工伤保险责任谁承担？” 2025年10月17日. https://bjg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10/id/9024167.shtml [15] 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座谈会的意见综述》（2015年7月1日）第12点. [16]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乔薇与武汉国丹医药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情摘要来源于广和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文章。 [17] 福建长安网. “委托第三方代缴社保，合同是否有效？” 2025年. http://pafj.gov.cn/caw/f/2/view-39-781248.html [18]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法院明确：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社保系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劳动者的放弃而免除". 载蔡思斌律师案例评析. http://www.lawyerfz.com/?p=9059 [19]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刘飞龙与正大预混料（天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法院认为劳动者签订书面参保类型确认承诺书认可由第三方代办社保后，委托第三方缴纳保险的做法不违反法律规定. 全文转载于江苏苏砝律师事务所. http://jssfls.cn/hyxw/1424.html [20]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绵竹市政×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与吉×娟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法院认定转移账户、改变缴费主体的代缴行为违反和，应认定为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全文转载于湖北法治网. http://www.124.gov.cn/yasf/202202/t4361745.shtml [21] 宋辉律师. "社保委托代缴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如何进行索赔和定损." 2023年. http://m.halaw1177.com/article20210821145211/aritcle2672.html. 该案中法院认定委托方承担70%过错责任，代缴方承担30%。 [22]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该案中法院综合双方过错程度，酌定代缴中间方承担66%责任。转引自河南永兴律师事务所案例评析. http://www.hnyxlssws.com/article_article-6-192-1.html [2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https://www.mohrss.gov.cn/xxgk2020/fdzdgknr/zcfg/bmgz/202011/t20201103_394835.html

近年来，马来西亚积极推动森林城市特别金融区（Forest City Special Financial Zone, “FCSFZ”）及单一家族办公室（Single Family Office, “SFO”）制度建设，逐步建立面向高净值家族的财富管理及税务激励框架。 随着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Securities Commission Malaysia ，“SC”） 陆续发布单一家族办公室监管框架、设立要求及税务激励实施安排，FCSFZ下的家族办公室制度已具备较明确的法律基础与可操作性。马来西亚单一家族办公室制度已逐步由政策倡议阶段进入制度化及实际落地阶段。 一、单一家族办公室（SFO）概述 单一家族办公室系由高净值家族设立之专属实体，用以管理其整体财富、投资及遗产规划事务。与同时服务多户家族之多家族办公室（Multi-Family Office）不同，SFO 仅为单一家族量身定制，得以在财富与家族传承规划方面，提供更高程度之控制权、私密性及灵活性。根据SC现行框架，“单一家族”通常包括源自同一祖先之直系后裔，以及其配偶等相关家庭成员。 单一家族办公室（SFO）由“家族办公室管理公司（SFO Management Company，SFO MC）”与“家族投资载体（Single Family Office Vehicle, SFOV）”所构成的双层结构。其中：SFO MC负责投资管理及家族事务统筹；SFOV作为资产持有及投资主体，并在符合条件时享受税务优惠。 下图为根据SC监管框架整理之示意结构： 概而言之，若符合以下条件，SFOV 可就符合条件之合资格投资收入（qualifying investment income），享有最长10+10 年（合共 20 年）之 0% 优惠税率。 注：根据监管要求，拟申请SFO税收激励的申请人，通常需在单一家族办公室结构设立前或设立过程中，与SC进行事前咨询（Consultation），且该等咨询应在向SC提交税收激励之原则性批准（Conditional Approval）申请前完成。 二、FCSFZ 项下之税务激励措施 FCSFZ 项下向符合条件的SFOV 提供最长20年（10+10年）之税务优惠安排，被普遍视为马来西亚家族办公室制度的重要竞争优势之一。相较于区域内其他传统财富管理中心，马来西亚在准入门槛、运营成本及税务激励方面均展现出较强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FCSFZ为SFOV所设定之资产规模（AUM）门槛显著较低，即马币 3,000万；相较之下，新加坡的门槛设于新币2,000万，而中国香港则为港币2.4 亿元。该较低门槛显著提升马来西亚作为设立SFO 架构之司法管辖区的吸引力。 实务中，高净值家族通常亦关注相关税务激励政策的稳定性及持续适用问题。根据现行框架，SFOV在取得相关税务激励后，仍需持续符合监管、税务及实质性经营要求，方可继续享受相应优惠待遇。因此，家族办公室在设立及运营过程中，需持续关注监管政策及合规要求之变化。 三、跨世代财富传承之架构安排 从财富传承及资产保护角度而言，在设立SFO时进行周详及审慎之结构设计尤为重要。实务中，全权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通常被视为跨世代财富规划中的常见工具之一，并可配合设立保护人（Protector）等监督机制，以实现家族财富之长期管理与风险隔离。其示意结构如下： 通过将资产置于全权信托之下，家族得以确保财富依其长期传承规划予以保存及分配。此外，在符合相关司法管辖区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此架构亦可降低部分家族资产因婚姻、继承或债务纠纷而受到影响的风险，从而为家族财富提供额外一层保护以确保其完整性不受影响。 四、关于“本地合资格及鼓励类投资”之说明 根据SC发布的监管指引，本地投资要求由“本地合资格投资”及“本地鼓励类投资”构成。 1.本地合资格投资（Local Eligible Investments），主要包括： ·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 ·伊斯兰资本市场产品（包括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股票、伊斯兰集体投资计划（ICIS）及Sukuk等） ·马币计价债券（Debentures）及马来西亚政府证券 ·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注册的私募股权管理人（PE Manager）及风险投资管理人（VC Manager）管理的基金 ·由持牌机构管理、且底层资产70%以上位于马来西亚的投资组合 ·马来西亚注册公司股权（限于科技产业或可持续及责任投资（SRI）相关领域企业）（注：以持有不动产为唯一业务的空壳公司股权通常不被视为本地合资格投资） ·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个案批准的其他资产 2.本地鼓励类投资（Local Promoted Investments），可按1.5倍计入本地投资比例，主要体现马来西亚通过税务激励机制，引导家族办公室资金配置至国家重点产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及战略经济领域的政策导向。主要包括： ·符合马来西亚或东盟相关标准，并投向马来西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基金、债券及伊斯兰债券（Sukuk） ·瓦克夫特色基金框架（Waqf Featured Fund Framework）下的伊斯兰资本市场基金 ·通过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注册的股权众筹（ECF）平台开展的融资项目 ·通过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监管的P2P融资平台开展的融资项目 ·经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批准、在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JS-SEZ）税收优惠配套政策下实施核准项目的企业股份 ·属于《2030年新工业总体规划》（NIMP 2030）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的股份 ·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个案批准的其他资产 以上分类及比例要求以SC不时发布的最新指引为准。 五、当前市场发展情况 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单一家族办公室制度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整体推进速度较快。根据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SC）公开披露的信息，已有多家申请人获得单一家族办公室税收激励的原则性批准（Conditional Approval），部分高净值家族亦已开始于森林城市特别金融区（FCSFZ）搭建相关家族办公室架构。 根据SC于2026年5月公布的数据，SC累计已向9个申请人授予原则性批准（Conditional Approval），对应拟注入单一家族办公室载体（SFOV）的资产规模（AUM）约为6.7亿林吉特。整体而言，马来西亚家族办公室市场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及逐步落地阶段，但监管框架已基本成型，并已显示出马来西亚推动区域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明确政策方向。 六、结语 森林城市特别金融区（FCSFZ）为高净值家族在马来西亚设立单一家族办公室提供极具吸引力之机遇，如具竞争力之税务激励、较低入门门槛及财富传承上的成本优势。整体而言，随着监管框架正式确立、税务激励机制逐步落地以及市场参与度持续提升，马来西亚单一家族办公室制度已由政策倡议阶段逐步迈入实际运营阶段。凭借森林城市特别金融区（FCSFZ）的政策支持、相对具有竞争力的准入条件以及东盟区域枢纽优势，马来西亚未来有望逐步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家族办公室及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之一。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宁夏法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发现背后存在家庭教育缺位、错位等问题，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做深做实家庭教育指导“小切口”，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防线。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宁夏高院从全区法院办理的案件中筛选出一批通过司法赋能家庭教育以及紧密围绕家庭成员关系发生的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充分展现人民法院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引导、支持和监督作用，切实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 案例二、马某与小亮及其监护人柳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细化家庭教育监督方向，让监护人履职科学归位 一、基本案情 2023年某日，小亮伙同丁某以拉车门的方式实施盗窃，并在一车内盗窃现金12000元。同年5月，当地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小亮上述盗窃的违法行为成立，给予小亮行政拘留处罚。案发后，丁某主动退还车主马某6000元，后马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亮及其监护人柳某归还6000元。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小亮的父亲退还车主损失6000元。 二、指导方式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为摒弃父母“重养轻教”的观念，某地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向小亮父母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通过“监护履职+沟通管教+成长引导+监督追责”四个维度对小亮进行教育。在监护履职方面，建立家庭教育台账，通过每周记录小亮的日常行为、交友往来、学习状态，每月复盘家庭教育中的问题与改进方向，形成书面记录。在沟通管教方面，每日保证30分钟以上的亲子沟通，每周开展1次深度谈心，重点关注小亮的情绪变化、心理困惑及社交情况，做好沟通记录。在成长引导方面，制定家庭行为准则，规范小亮的作息、饮食、待人接物等行为，通过家务劳动、社区志愿活动等培养其责任意识与道德素养。在监督追责方面，小亮父母按法院要求，每月提交家庭教育落实情况报告，配合法官入户走访、电话回访等工作，如实反馈小亮的成长状态。该《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落地执行，不仅让监护人切实扛起了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更帮助未成年人走出了成长困境，有效防范了因监护缺位引发的次生风险。 三、典型意义 《家庭教育指导令》将法律的强制性要求直接作用于监护人的教育职责，标志着“依法带娃”从理念倡导到司法实践的跨越，对失职父母敲响了警钟。出具《家庭教育指导令》是着眼于未成年人的未来和根本利益，通过强制父母接受教育，旨在从源头上改善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预防其再次违法犯罪，体现了未成年人司法“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保护优先的原则。本案的审理与判后干预实现了惩治与教育、修复与预防的双重目的，通过“监护履职+沟通管教+成长引导+监督追责”四个维度，不仅彰显了司法对家庭教育的刚性约束，也推动形成了协同育人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系统性解决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家庭监护缺失问题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有助于推动全社会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体系的完善。

1、马斯克诉OpenAI案遭联邦法院全面驳回 5月1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就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针对OpenAI公司的诉讼，裁定马斯克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一方败诉，OpenAI等被告不承担相应责任。马斯克方面表示将提起上诉。 18日，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一家联邦法院，案件陪审团经过两小时合议一致认定，马斯克早在2021年便已知晓OpenAI架构变化，但他却直到2024年8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加州三年慈善信托违约诉讼时效，OpenAI等被告方则无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OpenAI方面的律师在判决结果公布后称，马斯克发起这一诉讼“只是企图损害竞争对手”。 败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法官和陪审团仅仅考量诉讼时效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并非就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裁决。他表示将提起上诉，同时强调OpenAI的创立初衷是造福全人类，OpenAI联合创始人阿尔特曼和布罗克曼“实际上是通过窃取一家慈善机构获利”。据悉，2015年，马斯克和阿尔特曼、布罗克曼等人共同创立了当时为非营利实体的OpenAI。但此后他与阿尔特曼等人的运营理念不合，于2018年离职。马斯克于2023年创立了人工智能公司xAI。 有分析人士指出，眼下马斯克与阿尔特曼均处于旗下企业上市关键期。今年2月，SpaceX完成对xAI公司的全资收购，目前最新整体估值达到1.75万亿美元，正加速推进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IPO，拟募资700亿至750亿美元。此次胜诉，扫清了OpenAI上市路上一大阻碍，目前OpenAI估值突破8500亿美元，计划于今年四季度完成IPO。 评论：马斯克诉OpenAI案以诉讼时效问题被驳回，某种意义上是法院采取了最取巧的处理路径，不直接评价OpenAI从非营利组织走向商业化、创始宗旨是否被背离等敏感问题，而是通过时效规则终结争议。陪审团认定马斯克起诉过迟，法官接受该咨询性裁决并据此驳回案件，使OpenAI及相关被告避免了对其治理结构和商业转型合法性的实体审查。 这种裁判方式在诉讼技术上非常有效，既为OpenAI解除重大上市障碍，也避免法院卷入AI治理中价值判断。但其局限也很明显，即案件并未真正回答背后的问题：当AI企业以公共利益、开源开放或安全承诺获得早期资金，能否、以及如何转向资本密集型商业公司？创始捐赠、公益承诺、董事信义义务与后续商业化安排之间应如何衔接？这些问题并未因本案败诉而消失。 因此，本案的意义不在于证明OpenAI模式完全无瑕，也不在于确认马斯克主张毫无道理，而是提示AI企业早期治理文件和控制权设计必须经得起未来资本化的检验。对AI行业而言，AI治理不能只靠道德自觉，真正的风险不是理想主义能否商业化，而是当理想主义成为融资叙事后，法律文件是否足以约束后续的利益重组。 2、北京海淀法院宣判AI制作淫秽物品教程案 5月18日，北京海淀法院发布一则典型案例：陈某设立通讯群组销售AI制作淫秽物品教程及软件并从中非法牟利。5月9日，海淀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2023年8月至2025年6月期间，被告人陈某在某软件上设立、管理多个通讯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制作淫秽物品的信息，后收取费用向付费群的成员发布AI制作淫秽物品的教程及应用程序。经查，被告人陈某通过收取上述费用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同时，被告人陈某为吸引群成员付费，在通讯群组内发布5个视频和15张图片，经认定系淫秽物品。被告人陈某于2025年6月26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设立、管理多个通讯群组，并在群内发布制作涉黄物品的信息，同时发布涉黄图片及涉黄视频用于吸引群成员付费并进入付费群以获取AI制作淫秽物品的教程及应用程序，其行为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规定“设立用于制作违禁品的通讯群组”和“利用信息网络发布有关制作淫秽物品违法犯罪信息”的构成要件。同时，陈某收取的上述群成员费用高达人民币10万余元，属于“情节严重”。最终，法院作出前述判决。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陈某未明确表示是否上诉。（来源：北京日报） 评论：海淀法院这起案件没有把打击对象局限于最终生成的淫秽物品，而是直接追溯到背后的教程、软件、收费社群等犯罪工具。被告人并非单纯传播违法内容，而是通过设群引流、收费发布教程和工具的方式，持续组织他人学习如何使用AI制作淫秽物品，其行为已经变质为违法犯罪方法传播。 从法律适用看，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评价本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AI生成工具本身或许具有中立性，但当运营者明知其用途指向淫秽物品制作，仍搭建付费群组、提供操作教程并以此获利时，所谓技术中立就不再具有抗辩价值。刑法所评价的不是模型能力本身，而是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为违法犯罪提供方法、场所和组织条件的行为。 这对当前大量灰色AI教程、AI开源工具和私域社群都构成了明确警示。实践中，类似服务常以技术教学、资源分享为外衣，实质却引导用户制作淫秽、诈骗、侵犯肖像权等内容。平台和社群运营者不能心存侥幸心理，把所有风险全部推给用户，只要教程设计、宣传话术、收费模式指向违法用途，就可能被认定为具有主观明知和牟利目的。AI工具越容易降低违法门槛，法律对工具提供者、教程售卖者和社群组织者的审查也会越严格。 3、微信群聊能一键总结了 5月13日，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宣布，元宝可以一键总结微信群聊了。用户可在微信中选中所需处理的聊天记录，通过“转发到其他应用”功能，在已安装元宝App的情况下，即可在列表中选择元宝，并将内容一键复制并粘贴至元宝对话框，由元宝提供智能总结、分析等服务。此前，元宝已支持对微信中的文件及公众号内容进行智能总结和分析。（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评论：从用户角度，微信群聊一键总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焦虑，能有效的提高工作生活效率，但这个功能可能有数据合规的隐忧。微信群聊不同于公开网页或公众号文章，其内容往往包含群成员的生活信息，也可能有涉及商业秘密的工作信息。用户将聊天记录转发给元宝进行总结时，虽然动作由本人发起，但被处理的信息并不只属于该用户一人，其中大量内容来自其他群成员。群成员在微信群内发言，通常是基于特定社交关系和特定群聊场景，并不当然意味着同意其发言被转交给另一个AI应用进行分析、摘要和可能的模型处理。如果该功能进一步用于企业微信群、律师客户群、医疗咨询群或未成年人群聊，风险还会显著上升。 这并不意味着AI总结功能没有合规空间。相反，产品设计可以做的更好，例如明确提示用户其将转发第三方发言，限制一次性处理范围，默认不用于模型训练，对敏感信息进行本地化或脱敏处理，并为群聊场景提供可见的风险提示和企业级关闭选项等。AI助手越深入即时通讯场景，就应该越关注效率提升带来的合规问题。 4、美国FTC提醒平台遵守《TakeItDownAct》 2026年5月11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弗格森（Andrew N. Ferguson）向十余家主要科技企业发出信函，提醒其最迟应于2026年5月19日遵守《TakeItDownAct》（TIDA，删除法案）第3条规定的平台通知—删除义务。FTC在新闻稿中明确表示，该法要求“覆盖平台”建立删除请求机制，使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受害者能够请求删除未经同意分享的亲密照片或视频；平台在收到有效请求后，应当在48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并作出合理努力识别和删除已知相同副本。收到提醒函的平台包括 Amazon、Alphabet、Apple、Automattic、Bumble、Discord、Match Group、Meta、Microsoft、Pinterest、Reddit、SmugMug、Snapchat、TikTok 和 X 等主要互联网服务提供者。 《TakeItDownAct》的全称是《通过阻止网站和网络上的技术性深度伪造来应对已知剥削的工具法案》，该法于2025年5月19日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白宫将其定位为一部保护儿童和家庭免受网络勒索、非自愿亲密图像传播和深度伪造滥用伤害的两党合作立法。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是该法的重要推动者，曾在国会山组织相关圆桌讨论，并在签署仪式上强调，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可能被武器化，进而损害儿童和家庭安全。 评论：长期以来，美国的互联网平台一直受到《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保护，平台通常不对第三方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这导致许多受害者在面对AI生成的深度伪造勒索或非自愿亲密图像时，常因平台推诿而投诉无门。5月19日，删除法案正式生效，要求互联网平台应在48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并作出合理努力识别和删除已知相同副本，这一法案实际上给平台提出了巨大的合规挑战。从平台责任角度看，该法真正加重的并不只是删除义务，而是“合理努力识别和删除相同副本”的持续治理义务。该义务要求平台必须建立哈希匹配、相似图像识别、重复上传拦截、申诉复核和滥用投诉防范机制。删除得快只是第一步，能否防止死灰复燃，才是监管真正关心的问题。 这项规则对中国AI出海企业同样具有直接影响。只要产品面向美国用户提供社交、社区、云存储、图片视频发布或AI生成服务，就可能落入覆盖平台范围。国内企业不能只按国内的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人格权和未成年人保护规则配置合规体系，还要根据目标市场建立本地化的通知删除机制。深度伪造治理正在成为全球平台的基础义务，未来合规能力不再是法务部门的附属工作，而会直接决定产品能否进入主流市场。

新闻1：马斯克败诉！陪审团裁定起诉时间太晚了，OpenAI创始人：他懂火箭，也懂电动车，但不懂AI 新闻2：香港投资推广署刘凯旋：2026年已有超310家企业落户香港 引言 当前全球格局正经历深度重构，科技领域的伦理与商业博弈日趋激烈，国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布局也呈现新态势。 一边是硅谷“世纪审判”落下帷幕，马斯克与OpenAI的诉讼尘埃落定，背后是AI行业发展方向与利益分配的深层博弈；另一边是香港凭借独特优势，招商引资成果亮眼，成为全球资本与企业布局的重要选择。 硅谷世纪审判落幕：马斯克败诉 马斯克与OpenAI的诉讼，不仅是一场天价索赔的法律纠纷，更是AI行业商业化边界与伦理底线的一次集中博弈，其判决结果将深刻影响全球AI行业的发展走向。 时效问题致败诉，上诉之路充满变数 当地时间2026年5月18日，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就马斯克起诉OpenAI一案作出终审裁定，陪审团全票驳回马斯克的全部诉讼主张，认定其起诉时间超过加州三年诉讼时效，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这场历时近两年、索赔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的诉讼，核心诉求是要求OpenAI回归最初的非营利属性，却最终因程序性问题草草落幕。 庭审中，陪审团重点考量了诉讼时效的核心争议：马斯克早在2017年就已知晓OpenAI向营利方向转型的相关计划，却直至2024年才正式提起诉讼，已远超法定三年时效窗口。 尽管马斯克团队提交了数百份私人邮件、短信等证据，试图证明OpenAI违背慈善信托约定，但法院并未触及案件核心是非。 判决后，马斯克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表态，认为法院仅纠结于技术细节，未公正裁判案件本质，并明确宣布将向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而OpenAI方面则回应称，此次诉讼本质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打压，马斯克因收购失败、无法掌控OpenAI，才转而通过法律手段阻碍其发展。 商业利益、竞争布局与理念分歧的叠加 马斯克提起这场天价诉讼，绝非单纯的理念之争，而是商业利益、行业竞争与个人诉求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 首要核心动因，是阻止OpenAI彻底资本化。2025年，OpenAI完成企业架构重组，估值飙升至近万亿美元，IPO进程正式提上日程，在马斯克看来，这是阻止其背离非营利初心、彻底沦为资本工具的最后时机。 其次，是收购失败后的无奈之举。2025年2月，马斯克牵头财团出价约974亿美元，试图收购OpenAI，却遭到对方明确拒绝。 失去直接掌控OpenAI的路径后，法律诉讼成为其干预对方发展方向、制衡行业竞争对手的最后手段。与此同时，行业竞争的压力也推动了此次诉讼——2023年马斯克创立xAI，与OpenAI展开正面竞争，通过诉讼既能打击对手的品牌声誉与IPO进程，也能塑造自身“AI安全守护者”的形象，抢占行业伦理制高点。 此外，马斯克团队的诉讼策略极具针对性，以慈善信托违约为由，精准适用加州诉讼时效条款，试图证明OpenAI在2021年前已实质性违背非营利使命，只是最终未获陪审团认可。 马斯克的AI忧患 贯穿这场诉讼的，还有马斯克对AI发展的深层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关乎个人理念，更折射出行业头部人物对AI安全的担忧。 在马斯克看来，AI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可能威胁人类文明的“生存级风险”。他公开预测，2029至2030年间，AI综合能力将全面超越人类，届时人类灭绝的概率将达到10%-20%，这种担忧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源于AI发展速度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严重失衡。 当前，AI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商业应用全面铺开，但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AI治理框架，各国监管政策各自为战，伦理规范难以落地。 马斯克曾主动资助未来生命研究所，参与制定阿西洛玛原则，试图为AI发展划定安全边界，但现实中，商业利益驱动下的AI企业屡屡突破伦理约束，OpenAI从非营利科研机构转向营利巨头，正是这种失衡的典型缩影，这也成为马斯克坚持诉讼、试图纠正行业方向的重要原因。 香港招商热潮涌动：资本集聚与政策赋能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香港凭借独特的区位、制度与金融优势，逆势实现招商引资突破，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成为全球资本避险与布局的首选地之一，其招商成果与发展优势值得深入解读。 招商成果亮眼：企业扎堆落户 香港的招商引资成绩单，成为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一抹亮色。截至2026年5月初，香港已吸引超过310家企业落户或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突破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五成，成为招商核心力量。 回溯2025年，香港全年协助560家企业落地，其中298家来自内地，为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招商引资的显著成效，直接推动香港经济强势复苏。2026年一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同比大增5.9%，远超市场预期，较2025年四季度增速加快1.9个百分点，创下近5年季度增速新高。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同步活跃，2026年首季港股新股上市40宗，总集资额达1104亿港元，同比增长近6倍，位居全球新股市场首位，彰显了全球资本对香港市场的信心。 招商核心策略：专班赋能+政策创新 香港招商热潮的背后，是精准务实的招商策略与持续优化的政策体系。 2025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采取“双向赋能”策略，成为吸引中资企业的关键抓手。一方面，专班主动对接内地企业需求，吸引企业来港设立总部、研发中心或金融平台，享受香港的国际化资源与低税制优势； 另一方面，助力内地企业“经港出海、借港出海”，通过香港对接全球市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实现国际化布局。 与此同时，香港持续推进政策与平台创新，打造多元化招商优势。在金融与财富管理领域，优化家族办公室政策，提供税收优惠，截至2025年底，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增至3384家，成为全球财富管理重要枢纽。 在产业发展领域，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推进，为创科、高端生产等产业提供专属税务优惠、补地价安排等支持，已吸引逾百间企业落户。 此外，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提速，针对大宗商品、绿色航空燃油等领域推出税务优惠，进一步拓宽招商领域。 金融高地+制度红利+超级联系人 香港能在全球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核心在于其不可复制的三大优势。 首先，全球顶尖的金融地位，筑牢资本集聚根基。根据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香港稳居全球第三位、亚太区第一，细分领域中，银行业、融资、保险业均位列全球第一，金融科技蝉联榜首，强大的金融实力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投融资服务。 其次，灵活开放的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香港依托“一国两制”优势，实行普通法体系，与国际接轨，同时持续简化境外注册公司流程，提供税收抵免，通过BUD专项基金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港交所优化上市规则，放宽科技企业上市门槛，为新经济企业提供便捷融资渠道。 最后，独一无二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打通内外发展通道，既是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跳板，也是国际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户，借助大湾区联动优势，助力企业应对地缘风险，实现跨境发展。 潜在挑战：基建与人才突破，巩固长期竞争力 尽管香港招商与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仍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方面，北部都会区建设涉及土地开发、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导入等多重任务，需加快推进进度，确保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产业实效。 另一方面，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香港需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放宽落户限制、完善配套服务，吸引金融、科技等领域的顶尖人才，弥补人才缺口，才能持续巩固核心优势。 埃孚欧热评：科技博弈与资本变局 马斯克诉OpenAI案与香港招商热潮，看似分属科技与经济两大领域，实则共同折射出当下全球格局的核心特征，既关乎科技行业的发展走向，也影响着全球资本的流动与区域经济的布局，其中的趋势与机遇值得深入探讨。 AI行业进入博弈新阶段 马斯克与OpenAI的诉讼，标志着AI行业正式进入商业化与安全治理的博弈新阶段。OpenAI从非营利向营利的转型，是科技企业追求商业利益的必然选择，而马斯克的诉讼，则代表了对AI伦理与安全的坚守，两者的冲突，本质是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的博弈。 未来，随着AI技术持续迭代，全球范围内的AI治理规则将逐步完善，各国将加快出台监管政策，划定AI发展的安全边界。 对于AI企业而言，单纯追求商业利益已难以为继，必须在商业化发展与安全合规之间找到平衡，兼顾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这也是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前提。 而马斯克的上诉，或将进一步推动AI治理规则的完善，为行业发展划定更清晰的边界。 香港机遇凸显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下，资本正加速向政策稳定、制度开放、区位优势显著的区域集聚，香港的招商热潮，正是资本用脚投票的结果。 香港的独特优势，完美契合了企业规避风险、拓展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对于内地企业而言，香港不仅是出海的跳板，更是对接全球高端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从全球趋势来看，区域竞争将日趋激烈，只有持续夯实核心优势、优化政策环境、强化创新能力，才能吸引资本与企业集聚。 香港凭借金融、制度与“超级联系人”的独特优势，已在全球资本布局中占据主动，未来若能在基建建设与人才引进上实现突破，将进一步巩固其全球金融与贸易枢纽地位，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结语 马斯克诉OpenAI案与香港招商热潮，是当下全球科技与经济格局的生动缩影。科技领域的伦理与商业博弈仍将持续，资本流动的趋势也将更加清晰。 对于企业与个人而言，唯有把握行业趋势、认清区域优势，才能在复杂的全球格局中抓住机遇，实现长期发展。

近期，在飒姐团队处理的境外大宗加密货币冻结、罚没案中，与美国执法机关关联的案件量呈显著上升趋势。并且我们还发现，与以往的案件相比，美国部分执法机关在冻结加密货币后，直接转向罚没程序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甚至，飒姐团队在办案过程中还发现，美国部分执法机关疑似在尝到罚没太子集团巨额财产的“甜头”后，逐渐开始利用外国公民对美国法律不熟悉、维权成本高昂这一“有利局面”，通过行政罚没程序和民事罚没程序，对加密货币持有量大、流动性大的国家和司法管辖区的公民财产实施“远洋捕捞”策略。 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今天飒姐团队结合自身办理大量类案的经验，给伙伴们说清救济路径与反制手段！ 美国执法机关加密资产“远洋捕捞”路径拆解 （一）美国的资产罚没制度历史悠久且打击面广泛 美国联邦层面的资产没收制度立法最早可追溯至1790年，当时国会出台资产没收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海盗和打击走私行为，以维护税收。后续，行政没收制度在禁酒令期间也曾被短暂用于查扣和没收运输非法酒类的车辆。 而真正让资产没收制度发扬光大并分化出包括行政没收、司法没收（含刑事没收和民事没收）等一整个法律体系的，则要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彼时，资产没收被美国执法机关作为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的主要工具被再次广泛的使用。 也正是从1970年代后，美国国会通过庞杂的立法，将资产没收相关的法律规定扩展到众多联邦犯罪中，包括欺诈和其他白领犯罪中，例如2000年的《民事资产没收改革法案》（CAFRA，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和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这一举措，使得数百种非法活动都可能导致相关资产被美国执法机关没收。 美国州一级的没收法律则更是历史悠久，部分州的立法甚至早于美国1787年宪法。 （二）美国在加密货币罚没领域，已形成明确路径 伙伴们需要知道，美国现行的资产没收（The Law of Forfeiture）相关法律规定虽然极为复杂，程序多种多样，但在加密货币罚没这个细分领域，在美国司法部通过太子集团案走通“民事罚没”这一路径后，大量执法机关在其他“远洋捕捞”（特别是冻结资金小于50万美元的小额案件）案件的资产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路径：行政没收（Administrative forfeiture）➡民事司法没收（Civil forfeiture proceeding）。 行政没收是美国执法机关在“远洋捕捞”加密货币过程中最“偏爱”的路径和最好用的工具之一，特别是DEO（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美国缉毒局）和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美国联邦调查局）处理的案子。 这主要是因为，根据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 2022 Edition）给了FBI和DEO等执法机关强大的授权——美国法典§981(b)(1)条明确规定FBI与DEA作为司法部下属机构，无需额外授权即可直接依职权扣押拟罚没的财产。（§981(b)(1):The Attorney General,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nd the Postal Service may seize property subject to civil forfeiture;FBI and DEA, as compon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exercise this authority without additional approval.） 伙伴们不要以为这就完了，在实操层面上，美国司法部还进一步明确了FBI和DEA等执法机关能够独立（无需移交美国司法部审查）对拟罚没资产具有极大的决定权。根据美国司法部细则（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28 CFR Part 8§8.1 (a)的规定，FBI、DEA、ATF 及其他司法部机关可独立启动行政没收程序，无需司法部长事先批准或移交司法部。 1.DEA和FBI等执法机关的具体操作流程总结 飒姐团队将DEA和FBI等执法机关的具体操作流程总结如下，因法律规定较为庞杂，仅标注法律依据，不再详细展开，感兴趣的伙伴们可自行查阅。 (1) 先行对加密货币作出扣押冻结决定，并制作行政执法文书递交加密货币发行方/运营方，要求加密货币发行方/运营方配合冻结特定地址及地址上是加密货币。【法律依据：28 CFR Part 8§8.1 (a)；18 U.S.C.981、983以及19 U.S.C.1602-1618】 (2) 扣押后60日内送达潜在权利人没收意向通知，明确告知潜在权利人异议期自通知日起不少于30日。【法律依据：28 CFR Part 8】 (3) 一旦权利人在30日内（自通知日起）提交有效异议（claim），行政没收程序立即终止。【法律依据：28 CFR§8.10 (f)】 (4) 收到有效异议后，DEA和FBI等执法机关须在10日，内将全案卷宗移交联邦检察官，启动司法没收程序【法律依据：28 CFR§8.11】 (5) 联邦检察官应在90日内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民事对物诉讼，异议人可在司法程序中提出实体+程序的全面抗辩。【法律依据：28 CFR Part 8；18 U.S.C.§983】 2.扣押后找不到/不知晓权利人怎么处理？ (1) 如果DEA和FBI等执法机关在扣押财产后，无法在60日送达潜在权利人（这种情况在加密资产罚没案件中普遍存在）则采取“尽力查找+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无人主张，美国政府直接取得罚没资产的所有权，即没收完毕。没收完毕后才发现的权利人，原则上只能提起“撤销没收”的动议，且门槛很高。具体流程飒姐团队总结如下： (2) 扣押财产后，未知或无法查明权利人的，DEA和FBI等执法机关须在60日内完成合理调查，并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或当地报纸发布扣押及没收意向公告，以此替代个人通知。【法律依据：18 U.S.C.§983 (a)(1)(A)(i)、(a)(4)）】 (3) 公告中必须写明，自公告发布之日起，XX日内（不得低于30日）可提交书面异议（claim）。【法律依据：18 U.S.C.§983】 (4) 异议期满，仍无人提交有效异议，则按照缺席没收规则，财产所有权自动归美国政府所有。【法律依据：18 U.S.C.§983 (a)(2)）】 (5) 缺席没收完成后才找到权利人的，仅能通过“通知瑕疵”这一条路径进行权利救济，向法院申请撤销没收裁定（set aside forfeiture）。注意，该种情况在“撤销没收裁定”中，权利人无法以实体理由进行抗辩，只能就通知程序瑕疵进行抗辩，实务中，能成功撤销没收裁定的通知程序瑕疵一般只有一种：政府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人权益，却未采取合理步骤通知，且该权利人不知情，也无理由知情，导致错过异议期。【法律依据：18 U.S.C.§983(e) 】 3. 超期未提交有效异议或提交的异议不合格，有何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根据28 CFR§8.10、8.11权利人提交有效异议后行政没收程序终止（§8.10、§8.11），那么，超期未提交有效异议或提交的意义不合格，有何法律后果？ 先说什么是有效异议，根据28 CFR§8.10的要求，有效异议必须符合形式要求，即： (1) 有效异议必须是书面提交，写明财产情况、所有权权益、异议理由。 (2) 缴纳保证金（250美元或涉案财产价值的10%，以低者为准，对权利人相对友好） 如果超期、异议材料不全或未交保证金则异议无效，行政没收程序继续进行，行政没收生效后，涉案财产的所有权将会自动归美国政府所有，与缺席没收的法律后果类似，后续权利人如不服没收，仅能就程序瑕疵提起抗辩，丧失实体抗辩权。 正是通过行政没收（Administrative forfeiture）➡民事司法没收（Civil forfeiture proceeding）这一路径，大量中国居民合法持有的加密货币，直接被不明不白没收，甚至昨天还有伙伴满头问号来咨询飒姐团队，称其被冻结的260多万U竟突然无故不翼而飞...... “远洋捕捞”反制经验分享 针对此种“远洋捕捞”行为，飒姐团队根据实战情况，给伙伴们做一个经验分享。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有效的反制必须建立在当事人已依法及时提交有效异议，将行政没收程序终结后转至民事司法没收程序的基础上。否则，基本是神仙难救，申请撤销没收裁定的成功率极低。 （一）打程序：管辖权抗辩 先给结论：管辖权是加密货币民事司法没收程序最大的弱点和死穴，毫不客气地说，在权利人非美国居民的“远洋捕捞”案件中，十个里七个都存在管辖权问题，必须提。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明确要求：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程序剥夺个人财产或自由，即在美国法项下，属人管辖必须满足“最低限度联系 + 公平与实质正义”的原则。实务中，类似加密货币这种网络案件，何种情况下构成“最低限度联系”，可以参照Calder v. Jones案中明确的“最低限度联系”裁判规则：“域外行为在法院地产生可预见的实质损害效果。” 非美国居民的“远洋捕捞”案件中，当权利人不存在“最低限度联系”为由，提出属人管辖抗辩后，举证证明存在“最低限度联系”的责任在原告一方（即美国政府方）。在涉加密货币的“远洋捕捞”案子中，原告证明这一点其实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被告很可能从来没有来过美国、在美国没有资产、与美国没有任何联系，仅仅是无意中收到了涉案加密货币。类似判例可参照佛罗里达北区联邦法院受理的N.D. Florida-323cv24651案，本案中，原告Wuquan Cheng（大概率中国人）的辩护律师提出属人管辖抗辩后，法官认可该管辖权抗辩理由，确认佛州北区联邦法院没有管辖权。但由于后续原告政府方律师提交的brief，成功说服法官案件在新泽西州有管辖权，法官最终将案件转至新泽西。 （二）打实体：善意所有人（innocent owner）抗辩 “善意所有人”抗辩是被告权利人在美国民事没收中最重要的实体性抗辩事由，具体指的是：财产被用于犯罪或源自犯罪收益时，无辜、未参与且不知情的所有权人可主张豁免，阻却财产被没收。 该抗辩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联邦民事没收统一规则》18 U.S.C. §983(d)，简言之，就是被告权利人需要举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所有人（innocent owner）。 根据18 U.S.C. §983(d)(2)的规定，无辜的所有人的标准有两条： （1）不知晓该行为（例如不知晓加密货币是被盗资产、黑产）； （2）或在得知该行为后，已采取在当时情况下合理可行的一切措施以终止对该财产的使用。 根据飒姐团队的实务经验，在绝大部分因收到被盗资产、黑产而遭“远洋捕捞”的案件中，被告权利人都属于“犯罪发生后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情形，因此，举证证明： （1）善意有偿购买（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以及（2）无理由知晓（通俗说就是取得加密货币时不知道也无理由相信财产是“脏钱”）。 另外，伙伴们必须注意，无辜所有人的证据标准必须达到“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为方便伙伴们看懂，飒姐团队将美国司法程序中的三个常见证据标准做成下图： “优势证据”是美国民事案件最常用的证明标准，也是相对最低的证明标准，大白话讲就是被告权利人提供的证据对比原告方的证据更占上风就行。 （三）打实体：审查原告证据 双方交换证据后，被告权利人就能看到原告的全部证据，将会清晰明了的看到FBI、DEA等执法机关到底是怎么将自己手上的币与犯罪行为关联起来的。 此时，鉴于涉加密货币犯罪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如果足够专业，往往会将骗/盗取得的加密货币通过TornadCash等强大洗钱工具反复清洗、多地址跳转，甚至还会通过线下赌场、艺术品拍卖、贵金属交易、现金交易等方式进行洗白。 而经过一系列犯罪嫌疑人的洗钱操作后，FBI、DEA所获得的能够指向被告权利人所获得的加密货币系涉案资产的证据往往存在重大瑕疵。举个例子，FBI如果要证明被告权利人的资产来自于A黑客组织的线上盗窃行为，那么FBI方的律师就必须在诉讼中提供关于该笔资金从被盗到流入被告权利人账户的全流程链上资金流转证据。根据飒姐团队经验，但凡有一个链条断裂，原告基本可以宣告败诉。 因此，审查原告证据同样是此类案件的重中之重。 写在最后 以上就是飒姐团队近期处理相关案件后，总结的美国执法机关“远洋捕捞”的套路拆解与反制措施分享。

新闻1：马斯克的后宫有哪些女人？至少与4个女人生了14个娃，首富是用什么方法为自己找女人生娃的 新闻2：央视硬刚世界杯，全球最多两个人口大国都不转播... 引言 当我们审视全球财富与权力格局时，超级富豪的家族战略与国际顶级 IP 的商业博弈，总能折射出时代最核心的商业逻辑与价值变迁。 近期，埃隆・马斯克的家族办公室运作与生育计划、央视与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转播权谈判，成为两大焦点议题。 前者展现了顶级富豪如何通过专业化财富机构实现家族意志与长期目标，后者则揭示了传统体育 IP 在市场理性回归下的商业泡沫破裂。深入剖析这两大案例，不仅能理解超级个体与国际机构的行为逻辑，更能为财富管理、商业谈判与价值投资提供深刻启示。 马斯克的生育帝国：家族办公室驱动的超级理性规划 在公众视野中，马斯克是颠覆科技与商业的狂人，但在家族传承与人口理念上，他展现出近乎冷酷的工程化理性。其庞大的生育计划，绝非个人偏好的偶然结果，而是由专业家族办公室主导、家族信托赋能、以长远战略为目标的系统性工程，彻底颠覆了传统家庭与生育的认知边界。 工程化生育：数据驱动的 "高智商军团" 打造 马斯克公开的子女数量已达 14 人，这些孩子来自 4 位背景截然不同的母亲，构成了一个多元却精准筛选的家族谱系。 第一任妻子贾斯汀・威尔逊是加拿大作家，两人育有 6 子（含 1 名夭折婴儿），是马斯克早期家庭的核心；随后是加拿大流行音乐家格莱姆斯，为其生下 3 个孩子，代表着艺术与创意基因的融合；第三位是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高管、耶鲁大学毕业的 AI 专家希汶・齐利斯，拥有印度与加拿大混血背景，为马斯克诞下 4 个孩子，是其近年最核心的生育伴侣，兼具高智商与专业能力；第四位则是有保守派网红背景的女性，契合马斯克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倾向。 这种多元选择绝非随机，而是马斯克生育理念的直接投射。他多次公开表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持续低出生率导致的人口崩溃，这将直接引发文明衰退。 作为工程师出身的世界首富，他将生育视为一项关键 "项目"，目标明确 —— 打造高智商、高能力的后代军团，不仅为地球文明延续储备人才，更为其移民火星的宏大愿景奠定人口基础。 在他的逻辑里，生育不再是情感驱动的个人选择，而是关乎人类未来与家族使命的战略任务，每一步都遵循目标导向、流程标准化的工程思维，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提升 "项目成功率"。 家族办公室：首富的隐秘 "大总管" 与生育筛选器 支撑这一宏大生育计划的核心，是马斯克旗下鲜为人知的家族办公室 ——Excession Family Office，由其最信任的亲信贾里德・伯查尔（Jared Birchall）全权掌管。 这家成立于 2016 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起源于伯查尔与马斯克的深度绑定：伯查尔早年任职于摩根士丹利，担任财富管理高级副总裁，期间结识马斯克并为其提供关键金融服务。 他曾成功帮马斯克申请贷款并将利息减半，凭借精准的金融操作与绝对的保密性，赢得了马斯克的完全信任，最终被挖角主导家族办公室的筹建。 Excession 的职能早已超越传统财富管理范畴，从最初的美股期权、股权投资与 AI 投资，逐步延伸至家族治理的核心领域，其中一项隐秘且关键的事务，便是全网筛选符合马斯克标准的潜在孩子母亲。 选拔标准清晰且严苛：倾向保守派价值观、认同传统家庭观念、拥有顶尖学历与高社会地位、具备独立专业能力。 伯查尔团队会通过背景调查、社交网络分析、专业能力评估等多重维度，锁定符合条件的人选，再推动与马斯克的接触，整个过程高度保密、流程化运作，如同企业招聘核心高管般严谨。 同时，办公室还负责处理所有孩子母亲的财务协议、隐私保障与生活安排，确保整个生育计划平稳、可控、无外部干扰。 家族信托：财富传承与生育激励的制度基石 马斯克的极致生育理念，除了个人认知驱动，也深受家族信托机制的深刻影响。其母亲梅耶・马斯克所在的家族，设立了带有明确 "开枝散叶" 导向的家族信托条款。 这类条款在欧美顶级家族中并不罕见：信托基金明确规定，后代生育子女可获得额外的信托奖励，每新增一位家族成员，就能触发相应的财富分配或权益升级。 从财富管理角度看，这种设计有双重战略价值：一方面，通过生育激励确保家族人丁兴旺，避免因人口凋零导致的家族势力衰退；另一方面，将财富传承与家族繁衍深度绑定，让后代主动承担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防止因个人选择导致家族断层。 对马斯克而言，家族信托的激励机制与自身的人口危机理念形成完美契合，进一步强化了其通过多生育实现家族与人类双重目标的决心，让私人意愿上升为制度化、可持续的家族战略。 世界杯转播权僵局：商业泡沫破裂与市场理性的回归 与马斯克家族的长期理性规划形成鲜明对比，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谈判陷入的僵局，恰恰是国际足联脱离市场现实、过度溢价导致的商业博弈。 距离世界杯开幕不足 40 天，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达成协议，这是自 1982 年央视首次直播世界杯以来，首次出现开赛前一个月版权仍无着落的危机。 天价博弈：悬殊价差背后的定价失衡 谈判的核心矛盾，是双方对转播权价值的认知存在天壤之别。国际足联最初开出 2.5-3 亿美元的天价，几乎是 2018-2022 年两届世界杯打包价（约 3 亿美元）的单届等价。 面对央视的坚决抵制，国际足联虽大幅让步，将价格降至1.2-1.5 亿美元，但仍远高于央视 6000-8000 万美元的心理预期。 横向对比更能凸显定价的荒谬：中国香港电讯盈科仅以 2500 万美元便拿下当地转播权，国际足联对中国大陆的开价一度是香港的近 10 倍； 对人口大国印度，国际足联开出 2026 与 2030 年两届打包 3500 万美元的价格，单届仅 1500 万美元，而中国大陆初始报价是印度单届的 17 倍之多。 这种差异化定价，完全基于国际足联对中国市场 "钱多速来" 的刻板印象，将中国与美、英等发达国家划为同等级别市场，却完全忽视了中国的收视习惯、商业变现能力与赛事实际吸引力。 截至目前，印度也未接受报价，2026 年世界杯极可能出现中印两大人口大国同时断播的罕见场景，直接挑战国际足联的霸权定价体系。 泡沫根源：赛事价值衰减与市场逻辑重构 国际足联的天价底气，早已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世界杯商业泡沫的破裂，源于三大核心因素的叠加冲击。 首先是赛事质量的大幅稀释。2026 年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 支球队，比赛场次从 64 场增至104 场，看似内容扩容，实则导致小组赛含金量急剧下降。 大量实力薄弱的球队涌入，传统强队轻松晋级，没有真正的 "死亡之组"，比赛激烈程度、悬念感与观赏性大幅降低，球迷关注度自然下滑。 其次是中国球迷热情的结构性转移。中国男足已连续 6 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缺少主队的世界杯，对中国球迷而言只是 "旁观者的盛宴"，情感投入与收视意愿持续走低。 更关键的是，本土足球赛事快速崛起，贵州榕江 "村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等接地气的赛事，凭借浓厚的地域情感、亲民的观赛体验与广泛的群众参与，吸引了海量观众与赞助商资源，直接分流了世界杯的关注度与商业价值。 最后是互联网商业逻辑的彻底转变。过去几年，互联网平台为争夺流量不惜高价抢购体育版权，形成 "烧钱抢市场" 的畸形生态。 但如今，互联网行业全面转向降本增效，AI 大模型、科技创新成为资本新战场，体育版权不再是流量争夺的核心。 广告主也愈发理性，不再为虚高的版权溢价买单，世界杯转播的商业变现能力大幅缩水，国际足联的定价逻辑彻底失去市场支撑。 双向困境：博弈僵局的长远影响 这场僵持对双方而言都是双输局面。对央视来说，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 IP，长期缺席会影响其体育媒体的权威性与观众粘性，但接受天价则意味着巨额亏损，违背降本增效的行业趋势。 对国际足联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观赛市场，中国观众曾贡献世界杯全球近 50% 的数字观看时长，失去中国市场，不仅直接损失版权收入，更会导致全球赞助商权益大幅缩水，动摇其商业根基。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场博弈标志着国际体育 IP 垄断定价时代的终结。发展中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天价报价，而是依据自身市场价值理性博弈，这将倒逼国际足联重构全球版权定价体系，回归价值与价格匹配的商业本质。同时，也为其他国际 IP 敲响警钟：脱离市场现实的溢价，最终只会被市场抛弃。 埃孚欧热评：回归理性、尊重价值 马斯克的家族生育规划与世界杯版权博弈，看似分属财富与体育两大领域，却共同揭示了当下全球商业与社会运行的核心法则：无论是超级富豪的家族战略，还是国际机构的商业决策，唯有回归理性、尊重价值、坚持长期主义，才能行稳致远；而脱离现实的盲目溢价、短视逐利，终将面临市场的修正与淘汰。 专业机构与制度保障的双重支撑 对财富家族而言，马斯克的模式提供了顶级范本：专业的家族办公室是实现家族意志的核心载体，它能将个人理念转化为系统化、可持续的战略，从财富管理、人才筛选到制度设计，全方位支撑家族长期目标。 而家族信托作为制度保障，能通过科学设计，将家族价值观、传承目标与财富分配深度绑定，确保家族战略不因代际更迭而中断。这种"专业机构+制度保障+长期理念"的模式，正是顶级家族跨越周期、实现永续传承的关键。 IP价值扎根市场现实 对商业市场而言，世界杯版权僵局则是一堂生动的理性教育课。任何商业IP的价值，都必须扎根于市场需求、内容质量与变现能力，脱离实际的垄断溢价、霸权定价，终究会被市场修正。 无论是国际体育组织，还是各类内容IP方，都必须顺应市场变迁，尊重不同区域的价值差异，构建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商业体系，才能实现IP价值与市场需求的双赢。 结语 所有的成功决策，都是对规律的敬畏、对价值的坚守、对长期的笃定。无论是个人、家族还是商业机构，唯有摒弃浮躁与短视，以理性为基、以价值为尺、以长期为向，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把握核心、穿越周期、赢得未来。 这既是马斯克家族战略的底层逻辑，也是世界杯商业博弈留给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深刻启示。

在上篇《马来西亚商标注册与维护全攻略》中，我们系统梳理了马来西亚商标检索、申请、周期、费用、审查、异议、驳回、变更、续展、连续 3 年不使用撤销、使用证据等核心布局要点，为中国企业出海马来西亚的前置品牌布局提供了完整指引。 品牌出海，注册是基础，维权是保障。马来西亚 2019 年构建了民事、刑事、行政、海关、电商平台五位一体的商标保护体系，执法渠道明确、救济措施全面，同时设有官方主动监控计划，为品牌提供强力保护。本篇为下篇，我们依据指引内容呈现马来西亚商标侵权认定、司法诉讼、全维度救济、驰名商标保护、跨境布局等核心内容，为中国企业提供从维权启动到落地执行的全流程方案。 一、马来西亚商标侵权法定认定标准 马来西亚商标侵权受2019年、及规制。 构成侵权的行为（第54条）： （1）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人在商业过程中实施以下行为，构成对注册商标的侵权： 在相同商品/服务上使用与该商标相同的标志；或在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与该商标相同的标志，或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与该商标近似的标志，该使用易导致公众混淆。 “使用”包括将标志附着于商品/包装、提供/展示商品供销售、储存商品、进出口商品、提供服务、在发票/商业文件或广告中使用该标志。 若任何人将该商标附着于标签/包装材料，或在广告/文件中使用该商标，且明知或有理由相信该使用未经授权，同样需承担责任。 （2）混淆可能性的判定（第9条）： 注册处或法院将考量所有相关情况，包括该标志是否可能与在先/注册商标产生关联，评估具有整体性和具体性。 （3）不构成侵权的例外情形（第55条）： 善意使用本人或其业务前身的名称或营业地点名称； 善意使用标志以表明商品或服务的种类、质量、数量、用途、价值、地理来源、其他特征或生产/提供时间。 上述规定构成侵权认定的核心标准，诉讼、交付令、进口限制等程序救济，另行规定于2019年及2019年《商标规则》中。 二、商标侵权诉讼管辖与司法程序 （一）管辖法院 马来西亚商标侵权民事诉讼一审专属管辖：高等法院知识产权法庭（IP Courts），基层法院无管辖权。 高等法院裁决可上诉至上诉法院，经许可可最终上诉至联邦法院。专业知识产权法庭审理，裁判标准统一、专业性强。 （二）临时禁令申请条件 在马来西亚获得商标侵权临时禁令，需满足四项核心条件： （1）存在需审理的真实严重争点； （2）不颁发禁令将导致权利人无法弥补的损害，损害赔偿不足以救济； （3）颁发禁令符合便利平衡原则； （4）申请人提供损害赔偿承诺。 临时禁令可快速制止侵权、防止损失扩大，是维权核心前置手段。 （三）证据保全与搜查扣押 根据 2019 年 ，法院有权作出证据披露、搜查、扣押命令，固定侵权商品、账册、工具等证据，防止侵权人销毁、转移证据，为损害赔偿主张提供支撑。 三、商标侵权民事救济措施 马来西亚商标法为权利人提供全面民事救济，法院可根据侵权情节判令以下责任： （1）禁令：包括临时禁令与永久禁令，禁止侵权人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2）损害赔偿或利润返还：权利人可择一主张，赔偿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获利，维权合理开支纳入赔偿范围； （3）额外损害赔偿：针对恶意、重复、规模化侵权，法院可酌情判处惩罚性赔偿 / 加重赔偿； 为支持上述实质性主张，2019年赋予法院调查取证命令权，特别是证据披露及侵权商品或文件的搜查与扣押权。 为将侵权物品永久清除出商业渠道，2019年规定了判决后的具体实体命令： （1）移除命令：责令去除侵权标识，无法去除则彻底销毁； （2）交付命令：责令将侵权商品、材料、工具交付权利人； （3）处置命令：判令销毁侵权物品，确保不再流入市场。 四、商标假冒行为刑事处罚 马来西亚对商标假冒行为打击严厉，刑事追责覆盖生产、销售、仓储、运输、工具制造全链条，处罚力度居东盟前列。 （一）核心刑事罪名与处罚 （1）假冒商标罪（第99 条）：最高罚款100 万马币，或最长5 年监禁，或并处； （2）商品 / 服务虚假使用商标（第100 条）：法人每件商品最高罚 1.5 万马币，个人最高罚 1 万马币 / 3 年监禁，再犯加重处罚； （3）制造 / 持有造假工具（第101 条）：最高罚 100 万马币，或最长 5 年监禁，或并处； （4）进口 / 销售侵权商品（第102 条）：处罚与虚假使用商标相同。 （二）妨害执法相关处罚 拒绝提供信息、提供虚假材料、不服从传票、阻碍检查、销毁证据、通风报信等行为，均构成犯罪，可处2000 马币至10 万马币不等罚款，情节严重可监禁。 五、海关知识产权边境保护 马来西亚商标边境保护依据 2019 年第十三部分实施，核心为依申请拦截，无通用被动备案数据库。 申请主体与流程：注册商标权利人向 注册处（非直接向海关）申请禁止进口、扣押侵权货物，提交申请与保证金；审核通过后注册处通知海关执法； 扣押后程序：权利人可实地查验货物，确认侵权后必须主动提起民事诉讼，未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货物将被放行； 责任承担：权利人无依据扣押导致进口商损失的，可能被法院判令赔偿。 海关边境保护是阻断跨境假货流入马来西亚的关键防线，尤其适用于批量进口假冒商品情形。 六、行政投诉与官方主动保护计划 马来西亚商标行政投诉渠道规范、高效，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所有侵权举报统一通过KPDN 综合执法管理系统（IEMS 2.0） 线上提交。行政投诉流程： （1）登录 IEMSBiz 门户，注册企业账户； （2）选择知识产权保护，上传商标注册证、授权文件、正品信息； （3）选择商标侵权类别，填写侵权目标信息、商品信息、投诉理由； （4）提交投诉函、注册证、授权委托书、企业档案等材料。 审核通过后，KPDN 将开展实地突击检查、扣押侵权商品、启动刑事诉讼。 七、电商平台侵权投诉规则 马来西亚的主要电商平台包括Lazada、Shopee和TikTok Shop。 一般而言，这些平台仅允许注册商标权利人或授权代理提交商标侵权投诉。为此，投诉人通常需提供有效且最新的商标注册证书和/或授权委托书作为权利证明。 商标权利核实通过后，注册商标权利人可通过各平台的执法平台提交侵权举报和下架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平台（如Lazada）允许被投诉商家提交反通知。若商标所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通常为3个工作日）回应，下架请求可能被视为撤回，相关商品链接将恢复。 八、未注册商标保护与平行进口规则 （一）未注册商标保护 马来西亚通过普通法仿冒之诉（passing off） 保护未注册商标，2019 年明确保留该权利。 仿冒之诉需证明三要素：权利人具有商誉、被告行为构成误导性表示、原告遭受或可能遭受损害。 （二）平行进口合法性 平行进口是否侵权，关键在于权利人是否同意。根据第55 (3)(c) 条，权利人明确或默示同意商品在马进口、销售的，平行进口合法，构成侵权有效抗辩；未经同意的平行进口构成侵权。 九、恶意抢注应对途径 追回被抢注商标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高等法院对该注册发起以下程序： 因不使用被撤销（第46条）：抢注人通常注册商标后并未实际用于商业活动，受损害方若能证明抢注人自注册通知发出之日起，连续3年未在马来西亚真实使用该商标且无正当理由，可申请撤销该注册。 因恶意被无效宣告（第47条）：受损害方可以申请系恶意提出为由，申请宣告该注册无效。这是针对纯粹以勒索合法外国或国内品牌所有人为唯一目的的抢注人的主要维权机制。 十、驰名商标在马来西亚的特殊保护 马来西亚依据《巴黎公约》《TRIPS协定》对驰名商标提供高水平保护，核心规定见于 2019 年。 （一）驰名商标保护内容 根据2019年，驰名商标权利人有权向法院申请禁令，禁止在马来西亚商业过程中，未经其同意滥用其商标。但需注意，若驰名商标权利人连续5年默许他人在马来西亚使用与其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使用暗示该商品或服务与权利人存在关联的商标，则无权获得该等救济。 此外，根据2019年，驰名商标权利人可向法院申请宣告某注册商标无效，理由包括该注册商标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或该商标注册通过欺诈或虚假陈述取得。 （二）驰名商标认定需要提交的证据 根据2019年《商标规则》第5条，认定驰名商标需考量6项标准： （1）该商标在相关公众群体中的知晓度或认可度； （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范围及地理区域； （3）该商标所适用商品或服务的推广持续时间、范围及推广所覆盖的地理区域； （4）该商标的注册持续时间、注册地点，或申请注册的持续时间、申请地点（反映该商标的使用或认可度）； （5）该商标权利的成功执法记录（尤其是该商标被主管机关认定为驰名商标的程度）； 与该商标相关的价值。 （6）上述标准并非穷尽性的，权利人还可提交该商标所推广产品的销售数据等证据。 十一、跨境投资中的商标尽调要点 与企业投资、融资及并购活动相关的马来西亚商标核心尽调要点如下： 注册及所有权：利害关系方应核实该商标已在马来西亚正式注册，且注册权利人与出售方或目标实体一致；此外，还应确保该商标未涉及任何转让、担保或许可。 范围及有效性：利害关系方应评估所注册的商品或服务类别是否与目标公司的业务相符。 冲突及第三方权利：利害关系方应检索近似或冲突商标，评估异议、侵权或无效宣告风险（包括涉及驰名商标的主张）。 地域及国际保护：利害关系方应了解该商标注册所提供的保护范围。 争议及诉讼：利害关系方应确保该商标无正在进行或过往的诉讼（可能影响该商标的有效性、可执行性或价值）。 商业价值：利害关系方应对该商标的商业重要性进行评估。 十二、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商标保护核心建议 对于拓展马来西亚市场的中国企业，核心商标战略建议包括依据2019年对商标进行注册。 注册的优势包括：注册商标受2019年法定保护，且被认定为个人财产和动产；注册的关键优势在于执法，证明商标侵权通常比提起仿冒之诉更为简便。 此外，在马来西亚，通过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事务部（KPDN）或私人电商平台进行执法，通常在初始阶段即要求提供商标注册证书，商标注册是权利的主要证据。 本篇为马来西亚商标下篇（维权与保护篇），依据《东盟十国与中国品牌商标保护指引》整理，覆盖侵权认定、诉讼、民事 / 刑事 / 海关 / 行政 / 平台全渠道救济、驰名商标、跨境布局、风险防控，为已在马来西亚布局或遭遇侵权的中国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至此，马来西亚商标注册 + 维权全体系内容已完整呈现，企业可结合上下两篇，构建从申请布局到主动维权的全链条品牌保护体系，稳妥开拓马来西亚市场。

为方便中国出海企业系统学习、清晰实操，我们将《东盟十国与中国品牌商标保护指引》中马来西亚商标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公众号文章推送。 本篇为马来西亚上篇：商标近似查询、注册申请、审查流程、公告异议、驳回复济、变更续展、连续不使用撤销、使用证据等核心布局要点； 马来西亚下篇将重点讲解：商标侵权认定、诉讼管辖、民事救济、刑事处罚、海关边境保护、驰名商标保护、跨境布局与维权实操。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核心经济体，制造业、电商、跨境贸易活跃，商标需求与抢注风险同步走高。2019 年实施后，马来西亚商标制度全面与国际接轨，审查更规范、程序更清晰、保护更有力。本文依据指引内容，全面呈现马来西亚商标从申请到维护的全流程实务，助力中国企业在马品牌布局、权利长期稳定。 一、马来西亚商标基础规则与近似查询 马来西亚商标主管机关为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IPCM，原 MyIPO），实行注册在先原则，商标权通过注册获得，同时保留普通法上的仿冒保护。 （一）官方商标检索平台 马来西亚官方商标检索平台为 IPCM 维护的知识产权线上门户网站，网址：iponlineext.myipo.gov.my。企业可通过该平台进行商标近似查询、在先权利排查、申请 / 注册状态跟踪、权利人信息检索。 （二）马来西亚商标近似判断核心标准 马来西亚判断商标是否近似，以混淆可能性为核心，审查员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商标的显著性或显著要素； （2）商标传递的整体理念或概念； （3）消费者或购买者的不完整记忆原则； （4）商标的听觉和视觉整体印象； （5）相关行业的商业环境； （6）商标在市场中的实际使用方式； （7）商品分销渠道与销售场景； （8）目标消费市场定位； （9）普通消费者的特征与注意力水平。 法院与审查员不会将两个商标精细并列比对，而是以普通消费者的不完整记忆、整体印象为判断基准，更贴近真实市场消费场景。 （三）商标注册整体周期 顺利情况下，马来西亚商标从申请到核准注册通常需9 至12 个月。 若企业希望加快流程，马来西亚提供加速审查程序，需额外支付1000 马币官方费用，无异议情形下，申请可在约 5 个月内完成注册。 （四）可接受的非传统商标类型 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接受多元化非传统商标注册，包括：颜色商标、声音商标、气味商标、全息商标、动态商标。上述商标需具备显著性、非功能性，并能以清晰方式表示。 （五）商标保护期限与起算日 根据 2019 年 ，马来西亚注册商标保护期限为自注册日起 10 年，每次续展可延长 10 年，可无限次续展。 权利人可在注册期限届满前6 个月内申请续展，续展后商标获得额外 10 年保护。 （六）马德里体系指定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于2019 年 9 月 27 日加入《马德里议定书》，成为马德里体系第106 个成员。企业可通过马德里国际注册指定马来西亚获得保护，无需单独递交纸质申请，流程更便捷。 （七）中文商标在马来西亚注册特别注意事项 中文商标在马来西亚注册需重点做好以下准备，提高通过率、强化保护力度： （1）提供翻译及音译：根据2019年，注册非罗马字符商标时，申请需包含“(a) 商标的音译；(b) 商标的翻译；或 (c) 注册处要求的其他信息”。这有助于审查员理解商标，评估其是否具有显著性、描述性或与现有商标是否构成近似。 （2）避免使用描述性或通用词汇：直接描述商品或服务的汉字可能面临驳回。马来西亚商标法通常不允许注册描述性或行业通用商标，例如表示“好”“优质”“黄金”等含义的汉字可能被认定为描述性商标，难以注册。需仔细核查汉字含义，确保商标具有显著性，而非仅描述商品或服务特征。 二、审查流程、公告期与异议程序 （一）审查流程 马来西亚商标审查分为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形式审查核查文件齐全性、申请人信息、商标图样、分类规范性；实质审查审查显著性、是否违反禁用条款、是否与在先商标近似、是否存在冲突权利。 （二）公告期与异议期 马来西亚商标申请经核准注册后，在《商标公报》上公告。 根据 2019 年《商标规则》第23 条，异议期为公告之日起 2 个月，第三方需在 2 个月内提交异议通知、理由陈述并缴纳规定费用，逾期通常不得再提出异议。 （三）异议主体与法定理由 异议权不限于注册商标权利人： （1）注册商标权利人若其本人、业务前身自申请人使用商标或申请日之前持续使用该商标，可对在后申请提出异议（第34 (1) 条）。 （2）任何个人即使名下无注册商标，只要提出合法理由，均可对商标申请提出异议（第34 (2) 条）。 异议法定理由包括：商标缺乏显著性、具有描述性、与在先商标近似、与马来西亚驰名商标相同 / 近似（跨类亦可）、通过恶意或虚假陈述取得注册、违反公共利益或道德准则等。 三、商标被驳回后的救济途径 （一）马来西亚商标申请常见驳回理由分为三类： （1）缺乏显著性（第23 (1)(b) 条）：商标无显著特征，为通用名称或行业通用词汇，无法区分来源； （2）描述性驳回（第23 (1)(c) 条）：商标直接描述商品 / 服务的种类、质量、用途、地理来源等特征； （3）与在先商标近似（第24 (2)(b) 条）：相同 / 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 / 近似商标，易导致公众混淆。 （二）收到临时驳回通知后，申请人可按以下程序救济： （1）确认答复期限：注册处通常给予2 个月答复期，可延长至6 个月，逾期未答复视为放弃申请； （2）明确驳回理由：确定驳回基于绝对理由（如缺乏显著性、描述性商标）还是相对理由（如与现有商标冲突），明确驳回理由有助于制定最有效的答复策略。 （3）选择答复策略：依据 2019 年《商标规则》第17 (1) 条，可选择申请单方听证（提交听证请求、书面陈述、使用证据法定声明），或仅提交书面陈述（不申请听证，提交陈述意见与证据）； （4）司法救济：若答复未获采纳，申请人可依据 2019 年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该程序费用较高、耗时较长。 四、商标变更、转让、许可、续展规则 （一）权利人名称 / 地址变更 商标权利人名称、地址发生变化，并非强制变更备案，但为确保注册信息准确、对第三方产生效力、保障后续程序顺畅，建议及时向 IPCM 办理变更备案。未及时更新可能导致执法、许可、送达等实务障碍，但不会自动导致注册无效。 （二）商标转让流程 注册商标或申请中商标的转让备案，需提交TMH1 表格并缴纳规定费用；通过代理申请需同时提交TMR7 表格。 部分转让（仅涉及部分商品 / 服务），需先使用TMA5 表格申请分割商品 / 服务，获得新申请号后，方可提交部分转让申请。 TMH1 表格可作为法院初步证据，若由代理签名，可能被要求提供转让协议原件。 （三）商标许可备案规则 马来西亚商标许可无需强制备案即可生效，但强烈建议备案，使许可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 指定马来西亚的国际商标，在 WIPO 国际注册簿的许可备案在马来西亚无效，必须另行向 IPCM 提交许可备案。 许可分为独占许可与普通许可，许可人应持续控制商品 / 服务质量，被许可人权利限于授权范围。 （四）被许可人独立提起侵权诉讼权利 被许可人可提起侵权诉讼，条件因许可类型而异： （1）普通许可：被许可人需先要求权利人采取行动，权利人拒绝或 2 个月内未行动，被许可人可在获得法院许可后以权利人名义起诉，可独立申请临时禁令； （2）独占许可：若协议授予与权利人同等权利，独占被许可人可以自身名义独立起诉，与权利人权利并存，法院可分配损害赔偿。 （五）商标续展时限与未续展后果 续展提交时限： （1）届满前6 个月：可正常提交续展申请，缴纳基础费用； （2）届满后6 个月：可提交迟延续展，需缴纳续展费 + 附加费； （3）注销后恢复：未在宽展期续展将被注销，可在注销之日起6 个月内申请恢复，缴纳恢复费。 未续展后果：逾期未续展商标将被注销，注销后超过 6 个月未恢复的，权利彻底终止，他人可申请注册，权利人需重新提交申请。 五、连续不使用撤销与使用证据要求 （一）连续不使用撤销规则 根据2019年，任何受损害主体均可向法院申请撤销商标注册，包括基于不使用理由。注册商标若连续3年未在马来西亚真实使用，且权利人无正当理由，通常可被撤销。 联邦法院在[2015] 6 MLRA 331号案Mesuma Sports Sdn Bhd v Majlis Sukan Negara Malaysia; Pendaftar Cap Dagangan Malaysia (Intervener)中明确： “受损害主体指在与拟撤销注册商标相同或类似的商业活动中，已使用其商标或有真实、当前使用其商标意图的人。该主体必须对其自身商标享有某种法律利益、权利或合法预期，且该利益、权利或预期因该注册商标的存在而受到实质影响。该利益和权利必须是合法的。” 若申请人不符合“受损害主体”的定义，撤销申请将被驳回。这确保仅对市场或自身商标权利有合法利益的主体，方可对注册提出不使用撤销申请。 （二）不使用的正当理由 在Oatly AB v Pahang Pharmacy Sdn Bhd [2022] MLJU 3042案中，高等法院参考了英国和新加坡的判例（两国商标立法表述相似），从这些外国判例中可推导出，商标不使用的“正当理由”可能包括： （1）行业或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或注册权利人业务遭遇暂时但严重的中断； （2）因不可避免的监管要求导致的正常延迟使用； （3）非因权利人意志产生的使用障碍（不包括普通商业延迟，如带有该商标的新产品生产延迟）。 是否存在不使用的正当理由，须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况判定。 （三）商标使用证据具体要求 马来西亚商标 “使用” 指商业过程中的使用，广义涵盖非营利机构、慈善组织的服务提供使用。 可接受的使用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1）显示商标商业使用的销售、收入记录； （2）产品包装、线上 listing、零售展示等实体与数字媒介使用材料； （3）社交媒体帖子、线上广告截图； （4）销售平台、店铺、展会使用场景资料； （5）包含商标的促销、营销活动材料。 证据需清晰显示商标、使用时间、使用场景、对应注册商品 / 服务，超出注册范围、改变显著特征的使用不被认可。 被许可人的使用，视为权利人使用。 以上为马来西亚商标上篇（注册与维护篇） 全部内容，依据《东盟十国与中国品牌商标保护指引》整理，适合计划布局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阅读收藏。

中联全国刑专委2025年度经典刑事控告案例 一、案情介绍 某设备有限公司系业内知名实验室设备公司，业务项目遍布全国多地，公司对多个异地项目采取“项目分红式”自主管理模式，即：将项目利润的30%作为奖金分配到项目成员，将包括项目材料采购在内的各类事项交由项目负责人决定。相关采购资金支出，形式上报公司批准，公司不进行实质审核。 A系公司多个项目的负责人，自2019年6月以来主要负责公司在西部某地实验室的装修项目，担任现场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工程流程、质量、成本管控等工作。 2025年4月，公司收到一名供应商的投诉信，投诉A在2022年初向其索要回扣不成后，胁迫其配合虚增合同价款，即通过“修改合同虚增合同价款，并要求供应商将加价部分金额私下返还给A”，涉及金额3万余元。鉴于A早在2024年11月就不辞而别，并与此前离职的员工合谋损害公司商誉、抢夺公司业务机会；并且公司之前在异地还有另一起控告员工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相关嫌疑人迟迟未得到惩处，未退钱、也未被羁押，连续发生此类事件，给公司带来极坏的影响。公司急需通过刑事手段打击此类员工舞弊行为，净化公司风气，遂咨询律师评估刑事控告的可行性，并希望尽快立案。 二、 案件难点 职务侵占罪案件虽然公安机关立案追诉标准明确、入罪金额门槛也不高，但在公安机关“案多人少”，尤其是2025年刑事立案“口子收紧”的大背景下，小金额的职务侵占罪案件能否顺利立案、快速立案，对律师考验较大 。况且，本案还存在以下难点： 1、“铁证”不足。由于2022年5月修订的之后，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才从此前的“6万元”调减为“3万元”。委托时，公司能提供的A的犯罪证据，只有上述被投诉的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笔3万余元的金额，行为时间又刚好卡在新的立案标准前，按当时的立案标准尚不足以入罪。 2、推动经侦“初查”难。除了3万余元的铁证，公司也找了A经手的一系列采购资料，发现其负责的其他多个项目的采购金额也“畸高”，怀疑A在这些项目中同样存在“做高合同金额、套取公司资金”的行为，涉及金额200余万元，但是均无直接证据，亦无其他下游供应商配合取证。在初查期间，承办警官也表示我方提供的全是单方面证据，加之供应商和项目都在外地，警方办案成本大。相比传统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在侦办经济类刑事案件时由于担心被认为“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案件”，往往立案证据标准更高，有时甚至比照判决标准来进行刑事立案。在本案“铁证”存在硬伤的情况下，立案难度进一步加大。 3、“管辖”可能也是障碍。公司无法提供2020年至2024年主要涉案期间与A的书面劳动合同，虽然该段期间确实系公司为A支付工资、缴纳社保，但是均系通过异地公司（实控人与上海公司系同一人）执行。在本案“铁证”不足的情况下，公司总部属地的上海公安机关极易以“管辖”为由拒不受理，要求去异地公安机关刑事控告。如何选择提起控告地，也极为重要。 三、控告经过 （一）合理选择管辖机构。不同的办案单位不可避免地在办案压力、办案尺度、办案规范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本案而言，是选择上海公安，还是异地公安；是在派出所报案，还是直接去经侦报案，也可能会影响控告的成功几率。一方面，承办律师详细询问了公司沿革，了解到公司虽然规模不算大、纳税也不算多，但却是上海某区近年刚从另一个区招商引资而来。从保护营商环境看，该区有保护动力；另一方面，上海公安机关近年来持续开展护企“蓝鲸”行动，职务侵占罪控告与公安机关刑事政策相契合。此外，在向经侦部门还是派出所报案的选择上，承办律师也经过仔细评估、侧面了解，最终确定了向公司辖区派出所报案的方案。虽然最初报案材料“铁证”不足（只有3万余元），但律师梳理了其余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并列明建议的侦查方向，承办警官汇报分管打击所长后得到了初步肯定，这为该案后续成功立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用“侦查式”思维寻找到新的证据。本案能成功立案的最重要原因，是承办律师在发起控告后，又继续协助公司找到了新的证据。但是，证据不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下就浮现的。在提起控告的过程中，律师连续向公安机关递交了三次控告材料，通过主动寻找证据，不断夯实、更新控告材料。 通过证据比对，突出犯罪嫌疑。一方面 ，针对A在大量项目中存在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吞公司资金的嫌疑，承办律师收集公司相关采购合同，制作了《A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的违法犯罪线索清单》，并在清单中将“畸高”价格与正常价格进行详细对比，指出涉案金额可能在200余万以上；为进一步说服侦查机关，律师还提供其他工程项目中同类商品的正常价采购合同，作为比价资料，以说明A采购价格的异常性。这些比对证据虽不是直接犯罪证据，但是可让公安机关至少对案件规模、公司可能存在的损失产生感性认知，不会因“案子太小”、“金额还不够”而无初查动力。同时，承办律师还指导公司继续积极与下游供应商联系，争取寻找到新的证据突破口。 侦查式思维，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另一方面，随着证据的不断整理，承办律师对公司业务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认识到该公司本质上还是一家建筑类公司。基于承办律师所在团队以往辩护的建筑类民企行贿刑事案件，以及同期正在辩护的另一起某大型建筑公司高管涉嫌职务侵占、非公受贿、非公行贿等多罪名案，因而对建筑领域犯罪手法较为了解，该领域存在通过“业务费”、“备用金”等形式支取行贿款的现象。由此，承办律师联想“A是否也存在类似行为”，遂结合这些犯罪手法，向公司负责人进行询问，指导公司重新进行重点排查。最终，经排查果然发现A曾经申请了几笔备用金（合计40余万元）但经核实相关人员否认收受过相关资金，且有的“相关人员”根本就是虚构。因此，我们判断A极可能以虚构给他人好处费为由向公司申请费用，该40余万元大概率被A截留到了自己口袋。 此外，承办律师在与公司负责人沟通过程中还了解到，A可能还存在干私活、以及将公司购买的材料挪用到自己私接的工程上的嫌疑，遂指导公司就这方面进行重点排查。经排查，又发现某工程电线电缆材料的采购量，远超公司中标合同中约定“中标量”，也远超工程实际用量（超实际用量5倍），明显存在挪用行为，涉嫌挪用侵占货值金额10余万元。 （三）提供专业的“保姆式”控告材料，耐心与经办民警多轮沟通。如前文所述，铁证就只有3万余元；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200余万元的行为，只是嫌疑；侵占10余万元电线电缆行为，虽然证据更多一些，但是也只是嫌疑，毕竟还缺“超标的材料是A挪用的”这一关键行为证据；虚报40余万“备用金”的行为最明显，但是从证据层面看，仍然没有完全闭环。 因此，如何说服经办民警、调动警方的积极性就极为重要。在控告过程中，承办律师从基础做起，撰写了专业、详尽的控告书，详细梳理证据、事实，恰当引用法律、政策，诉诸于情理；在控告书中还详细列明侦查方向，为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提供参考；同时，通过不断与经办民警沟通，做好民警的侦查助手，激发民警正义感。最终，成功推动案件得到进一步初查，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公安机关最终决定立案并将犯罪嫌疑人A网逃，不久后犯罪嫌疑人A自动投案。 四、经验总结 职务侵占犯罪的作案特征往往较为隐蔽且长期，有时存在内外勾结，有时犯罪嫌疑人利用职权胁迫交易对手为自己提供犯罪帮助，证据收集难，比如只有公司一方的单方面证据、相关知情人员不愿配合、不敢配合的情况。唯有抽丝剥茧，借助“侦查思维”、“证据意识”、“耐心沟通”代入式发现犯罪嫌疑、清晰梳理控告证据，层层推进，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2026年4月21日，阿拉巴马州司法部长宣布，阿拉巴马州已与Roblox公司达成122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以解决对Roblox有关未成年用户的安全和保护的指控。此前，Roblox已与内华达州、西弗吉尼亚州达成和解，算上此次和解金额，Roblox将支付3600万美元的和解金。 Roblox犯了什么事？ Roblox是一款于2006年上线的互动式在线游戏平台。平台允许并鼓励用户实时交流，并提供允许用户自由上传作品的UGC平台（有点类似于早期的4399平台与flash游戏论坛的结合）。目前，Roblox拥有上千万日活用户，平台内存在上百万可自由下载的游戏。 然而一个用户基数庞大、并且主要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游戏平台，竟然到2024年仍没有建立健全的年龄审核机制与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由于注册Roblox账号时没有最低年龄限制，也无需进行年龄验证或获得父母同意，因此用户无需提供真实年龄信息即可下载游戏。而Roblox平台中上百万的可下载游戏当然不都是全年龄向的，其中不乏有“逃出爱泼斯坦岛”“didi派对”等未成年人不宜的游戏。 更严重的是，美国执法机构竟发现Roblox平台中一个拥有上千名成员的群组，群内竟有成员公开交易有关儿童的性作品。如此明显的儿童性剥削行为在Roblox眼皮子底下发生，它却没有及时取缔并规范用户的使用行为，这直接踩上了执法机构的“红线” 2025年内，Roblox因儿童安全、内容监管、隐私与商业欺诈等问题，被美国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十几个州的检察长在州内提起诉讼。 Roblox在阿拉巴马州的整改措施是什么？ 根据协议，Roblox承诺在通信安全、内容管制、年龄验证、家长控制和执法合作方面采取全面的管控与整改措施。 1、和解金支付 Roblox将在4年内向州检察长支付1220万美元的和解金。这笔和解金将用于该州的安全学校倡议基金，主要用于公共安全项目、在线儿童安全倡议、消费者教育、调查与合规监控或该州法律允许的其他目的。 同时该项和解协议还附有“最惠州待遇”，如果Roblox此期间与其他州达成更优的和解条款时，将自动同步给阿拉巴马州，监管力度只升不降。 2、通信安全和年龄验证 Roblox将要求所有用户在使用聊天功能之前完成年龄验证，而非仅自我报告年龄。成人用户和16岁以下用户之间的聊天将受到限制，除非成人用户被未成年人用户指定为“可信任的朋友”。Roblox还被要求对参与私人聊天的未成年用户实施安全警告，并向司法部长提交年度报告，详细说明通信安全问题和改进措施。 3、内容安全和青少年模式 Roblox将为16岁以下用户设置默认的青少年模式，限制其访问需经过适龄等级过滤的游戏。成人体验或限制内容只有年满18岁且经过年龄验证的用户才能访问。Roblox必须确保平台内的所有游戏都带有内容成熟度分级与年龄分级，并对那些虚报分级的开发者进行监管。 4、强化家长控制和隐私保护 Roblox将开发允许家长远程控制的工具，包括对通信、内容访问、在线时间、支出、隐私设置和通知的控制。Roblox还将限制所有16岁以下的用户接收个性化广告，并限制青少年用户在夜间接收通知。 5、数据保护和合规保障措施 Roblox同意将收集的年龄信息仅用于安全和预防欺诈目的，并实施安全的数据保护措施。同时为配合当地执法机关的执法，Roblox将不允许平台内涉及未成年人的通信被加密，以协助执法机关更容易地打击儿童性剥削有害内容的传播，并要求第三方供应商在不再需要时删除年龄保证数据。 Roblox案件带来哪些合规警示？ 当前Roblox仅与三州达成和解，尚需与美国的其他州开展协议谈判，预计全部和解协议达成后的合规成本不低于1亿美元。Roblox用上千万元美金的代价告诉所有出海企业，未成年人保护的雷池不是说进就进的，任何出海美国的产品均需做好未成年人保护的合规义务。 1、先做好“儿童合规准入评估” 企业在出海布局含用户交互功能的产品（游戏、社交、教育类）时，需首先明确产品是否面向、可接触未成年人，划定儿童用户群体范围（尤其关注13岁以下未成年人），完成合规准入评估。 确认产品涉及未成年人后，企业需根据目标市场的州级法规和美国联邦儿童保护法规（如COPPA），重点排查产品现有功能中可能存在的未成年人安全风险，包括陌生人互动、不良内容传播、个人信息收集等潜在隐患。事先完成合规，杜绝“先上线、后整改”的侥幸心理。 2、构建年龄审核机制与青少年模式 企业需摒弃单一用户自填年龄的粗放模式，结合面部年龄估算、政府ID验证等技术手段，纠偏用户年龄谎报行为，确定用户的真实年龄，确保年龄核验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产品需为16岁以下未成年人设置默认启用的青少年模式，对平台内游戏、内容进行适龄等级划分与严格过滤，屏蔽不适龄内容与高风险互动功能，确保模式启用后能切实发挥保护作用，且不可随意关闭。 同时在青少年模式下，限制未成年人用户与成年人用户的交流功能；如需交流互动，需未成年人用户的家长在控制中心明确该成年用户为“可信任的用户”。 3、产品使用全流程保障家长控制 产品在用户注册、功能开启、内容访问、社交互动及虚拟消费等关键环节，均嵌入家长监护机制。在识别到用户为未成年人后需提醒进行家长绑定，在未完成家长绑定前则自动启用最严使用模式，禁止使用如交易、交流等高风险功能。 产品需设置独立、易用的家长控制中心，支持家长实时查看子女使用时长、互动对象、内容偏好与消费记录，并允许家长灵活设置时长限额、聊天权限、陌生用户接触限制及虚拟货币交易阈值。

前言 “外资最高49%、本地至少51%”的本地优先股权结构要求，渗透于马来西亚各类政策工具之中。国内既有研究中，对马来西亚能源股权限制的分析存在一定空白。学界多将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资源民族主义”的普遍表现，或简化为”保护本地就业”的功能主义解释。马来西亚工会组织—全国电力行业雇员工会，很少被系统纳入分析框架。本所能源业务组律师基于马来西亚能源投资的法律观察，向读者做简要介绍。 一、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NEP） 1971年，马来西亚启动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其直接导火索为1969年”5·13”种族骚乱——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激化至暴力冲突，政府以激进手段介入重组社会结构。NEP的核心目标表述为”重组社会以消除贫困，不论种族”，但其实质机制在于打破”经济职能与种族身份的重合”：华人主导商业与制造业，马来人集中于农业与公共部门，印度人困于种植园经济。 NEP的政策呈现三个特征。股权预留：上市公司30%股份强制保留予土著，由国民投资机构（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 PNB）等机构代持管理。执照配额：采矿、建筑、运输等行业的经营许可向土著企业倾斜。政府采购优先：政府合同优先授予土著承包商。这些政策的共同逻辑起点在于：通过国家权力强制重新分配经济机会，培育马来人产业阶级。 能源领域在NEP框架中具有特殊地位。1949年，马来西亚成立国家电力局（National Electricity Board），1990年改制为Tenaga Nasional Berhad（TNB），其股权结构为联邦政府直接控股，公众持股部分中土著预留比例不低于30%。这种安排使电力行业成为NEP族群经济重组的标杆领域——既保障国家控制，又为土著资本积累提供平台。 1990年《电力供应法》的颁布标志着行业结构的重大变革。该法引入独立发电商（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 IPP）概念，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发电领域，打破TNB的垄断。然而，首批IPP执照授予了YTL Power、Malakoff、Powertek等具有深厚的土著背景或与TNB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更为关键的是，联邦政府内部形成非成文规则，外资参与IPP项目，股权比例”建议不超过49%“。 1993年至1997年间，马来西亚电力需求年均增长超过10%，IPP大规模扩张，日资（三菱、丸红）、韩资（POSCO）、欧资（ABB）以合资形式进入，49%上限在实践中常通过本地代持+外资实际控制的隐性安排规避。 二、1997年危机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构成马来西亚能源政策的关键转折点。林吉特兑美元汇率从危机前的2.5暴跌至1998年初的4.9，外债负担剧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条件引发国内强烈反弹。马哈蒂尔政府拒绝IMF方案，实施资本管制，危机叙事为西方金融投机对亚洲发展模式的攻击。外资控制从发展工具重新定义为”安全风险”。 1998年《国家能源政策》修订版推出，首次将能源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明确电力行业须确保国家控制与本土参与。外资持有能源企业49%股权上限在内阁备忘录、部门通函和招标指南中获得正式确认。 2001年，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配套能源项目争议作为马哈蒂尔政府主导的旗舰项目，MSC框架内项目可获得股权突破49%的豁免，但明确声明不形成先例。 2006年后， SEDA在首个LSS（Large Scale Solar）招标中，将本地股权最低51%直接写入技术规格书，使行政惯例转化为合同条件。这一做法规避了立法程序的复杂性，同时赋予监管机构实质性的准入控制权。 2011年《可持续能源发展局法》未明文规定股权比例，但授权SEDA制定可再生能源项目资格标准。SEDA据此将股权结构纳入其资格认定权限，2015年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在Tenaga Nasional Berhad v. SEDA Malaysia案中确认了这一授权的合法性，完成从政策到”准法律”的跃迁。 三、2018年政权更迭产生的变化 2018年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执政。时任当局公开表态审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股权限制，释放政策松动信号。2019年LSS招标首次提出浮动太阳能项目可个案考虑全外资，以技术新颖性和风险性为由突破。 2020年，马来西亚政局发生变化，国民联盟（PN）政府依赖土著政党支持，将经济赋权议程重新置于核心。2021年LSS包3招标文件明确恢复最低51%本地股权，并以维护国家能源主权为政策背书。 NETR 2023的表述具有锁定效应。其原文”Existing equity policy framework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will be maintained, with the 49% foreign ownership cap remaining in place”（NETR, 2023, p. 42），以”maintained”而非”reviewed”或”enhanced”的措辞，排除了中期调整的政策空间。但本地定义有了隐蔽弹性尺度。包4未明确要求土著控股，仅要求马来西亚公民或本地注册企业，为非土著本地资本（如华人企业）参与开辟空间。 四、工会的本地优先诉求受到执政当局重视 全国电力行业雇员工会（National Union of Tenaga Nasional Employees, NUTEAIW）成立于1950年代，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组织最严密的行业工会之一。其会员基础覆盖TNB及关联企业的发电、输电、配电全链条雇员。其历届领导层多与马来西亚巫统存在人事关联，例如担任巫统支部职务或参与国民投资机构（PNB）的治理。工会的力量超越了传统工会的经济职能。 NUTEAIW在能源政策中的影响力，集中体现以能源主权流失和技术依赖为话术，要求限制外资股权比例； 保障TNB雇员转岗：要求IPP项目优先雇佣TNB冗余人员；要求IPP企业承认NUTEAIW的谈判资格。 2021年，NUTEAIW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与本地就业立场文件》，提出外资大规模进入将导致技术岗位流失和薪酬水平下降，要求SEDA在招标评标中”优先考虑本地雇员培训承诺”。这些诉求被政府采纳。LSS包3的评分标准增加本地雇佣计划加分项。 NUTEAIW核心干部还进入SEDA技术委员会和人力资源工作组，将工会认可的技术培训体系作为本地内容认定的依据之一。这一安排要求企业需与NUTEAIW认可的培训机构合作，方能满足评标要求。 2022年大选期间，巫统竞选宣言明确承诺审查外资在战略能源项目中的过度参与，NUTEAIW工会的立场获得政党政治背书。 参考文献 Gomez, E.T. (2012). “Malay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Assessing the Equity Outcomes.” Kajian Malaysia, 30(2), 1-26. Jomo K.S. (1986). A Question of Class: Capital, the Stat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Malay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Gomez, E.T. & Jomo, K.S. (1997).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71). Second Malaysia Plan 1971-1975.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91).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1991-2000. Kuala Lumpur: National Printing Department. Ministry of Economy. (2023). 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 (NETR). Putrajaya. National Union of Tenaga Nasional Employees (NUTEAIW). (2021). Position Paper on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Local Employment. Kuala Lumpur: NUTEAIW. SEDA. (2011-2024). LSS Package 1-4 Tender Documents. Kuala Lumpur. Case Law: Tenaga Nasional Berhad v. SEDA Malaysia [2015] MLJU 123. Weiss, M.L. (202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in Malay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1(3), 412-435. Hutchinson, F.E. & Lee, H.G. (201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 in Malaysia.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Todd, P. & Peetz, D. (2018). “Trade Unions and Energy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6(4), 456-474. Khoo, B.T. (2012). Paradoxes of Mahathirism: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Mahathir Mohamad.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基本案情 索某某在某某县主要经营牛皮、羊皮加工品，2022年初，斗某某在某某县索某某羊皮加工铺（以下简称羊皮加工铺）处拍摄了加工羊皮、皮革机器、加工羊毛、加工皮革的过程，之后在微信群及朋友圈进行转发视频及照片，斗某某此举严重影响了羊皮加工铺的合法权益，给羊皮加工铺的经营造成了一定损失。羊皮加工铺发现情况后，立即向某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最终调解无果，某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羊皮加工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斗某某赔偿羊皮加工铺经济损失10万元。 二、裁判结果 辖区某法院认为，根据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本案中，羊皮加工铺的羊皮加工机申请了专利，斗某某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羊皮加工的视频和照片，无疑侵犯了羊皮加工铺的商业秘密。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承办法官积极发挥调解作用，注重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推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斗某某当庭向羊皮加工铺索某某赔偿1500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对商业秘密案件中“不为公众所知悉”“保密措施”“商业价值”以及赔偿责任的确定等重要法律问题，结合案情进行了把握、分析，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规则指引。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就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知识产权，其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泄露商业秘密，即已构成对商业秘密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的处理，可以使个人和企业意识到商业秘密的重要性，促进商业秘密保护意识的提高。

目录 AI远征太空：马斯克旗下SpaceX正式收购xAI，打造估值1.25万亿美元的整合引擎 AI焦虑引发美股软件股抛售潮：英伟达CEO黄仁勋反驳“AI取代工具论” 硅谷双雄战事升级：OpenAI与Anthropic同日发布最强编程模型GPT-5.3-Codex及Claude Opus 4.6 欧盟“聊天控制”法案或将威胁欧美数据隐私框架：美智库警告监控风险反转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6版）》：完善汽车行业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机制 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印发《意见》：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 欧盟委员会对金风科技展开反外国补贴（FSR）深入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划定2026年破除行政性垄断三大重心：严格执法、源头治理与合规建设并举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五起人工智能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严厉打击仿冒混淆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央视《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节目创新亮点：AIGC与全媒体超高清技术打造视效奇观 抖音版权中心下架盗版漫、短剧6087部 拓普数据发布2026年1月中国电影市场报告：大盘同比大幅下滑，分账片表现强劲 一、元宇宙与人工智能 1. AI远征太空：马斯克旗下SpaceX正式收购xAI，打造估值1.25万亿美元的整合引擎87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日，埃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宣布正式收购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此次合并后，实体的总估值达到 1.25万亿美元。马斯克在公告中指出，由于地表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电力和冷却压力，将 AI 数据中心搬向太空已成为必然路径。SpaceX 计划利用其“星舰”（Starship）每年百万吨级的发射能力，将大规模算力设施送入轨道，构建由“轨道数据中心”组成的“全感知太阳”网络。 此次收购旨在通过垂直整合，将xAI 的大模型技术与 SpaceX 的星链（Starlink）及运载火箭技术深度融合。马斯克表示，利用太空近乎无限的太阳能资源和真空散热环境，可以彻底解决 AI 规模化发展的能源瓶颈。此外，SpaceX 还计划在月球建立生产基地，利用电磁质量驱动器等技术将资源运往轨道。这一举措不仅为 SpaceX 预计于 2026 年下半年进行的史上最大规模 IPO 奠定了基础，更被马斯克视为迈向卡尔达舍夫 II 型文明、实现将意识散播至星辰之中的关键一步。（图文来源：AIGC 开放社区） 2. AI焦虑引发美股软件股抛售潮：英伟达CEO黄仁勋反驳“AI取代工具论” 当地时间2026年2月4日，针对近期因担忧人工智能（AI）取代传统软件而引发的美股科技股抛售潮，英伟达（NVIDIA）CEO黄仁勋在思科举办的活动中公开予以反驳。黄仁勋表示，认为软件行业会因AI而衰落甚至被替代是“世界上最不合逻辑的事情”，他将软件比作“螺丝刀”，指出AI的本质是学习如何高效使用这些现有工具，而非重新发明它们。黄仁勋进一步透露，英伟达内部已广泛采用此类AI工具辅助工作，其结果是为员工腾出了更多时间，使其能更专注于半导体和计算机系统设计等核心领域。 此次市场动荡的诱因之一是初创公司Anthropic发布的AI法律插件及相关自动化工具，引发了投资者对SaaS（软件即服务）商业模式可能被彻底摧毁的担忧。虽然摩根大通等机构分析师认同黄仁勋关于“AI辅助软件”的观点，但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在当前高估值环境下，市场对AI技术的预期极高，短期内抛售压力仍可能持续。尤其对于软件公司而言，AI是否会演变为对传统流程锁定型产品的“降维打击”，仍是资本市场关注的长期核心矛盾。（来源：澎湃新闻） 3. 硅谷双雄战事升级：OpenAI与Anthropic同日发布最强编程模型GPT-5.3-Codex及Claude Opus 4.6 当地时间2026年2月5日，OpenAI 与 Anthropic 展开巅峰对决，在相隔不足20分钟内先后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 GPT-5.3-Codex 和 Claude Opus 4.6。OpenAI 的新模型通过“Codex”后缀明确了其专精化路线，极度优化了编程、终端操作及网络控制能力，能独立完成逆向工程等复杂数字工匠任务，且运行速度较前代提升25%以上。与此同时，Anthropic发布的 Claude Opus 4.6 则侧重于“智慧型通才”，通过多智能体协作架构和100万超长上下文窗口，解决了模型在长周期、高难度逻辑任务中的持久力问题。 两款模型在代理（Agentic）能力上展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均代表了当前 AI 自动编码与复杂推理的最高水平。GPT-5.3-Codex 通过强大的 Linux 环境控制能力，试图成为可靠的系统管理员或红队黑客；而 Claude Opus 4.6 则通过“Agent Teams”模式推动金融与法律等专业场景的自动化。业内分析指出，此次“撞车式”发布不仅是技术储备的较量，更是双方在资本与市场话语权上的正面交锋，标志着AI 行业从“对话机器人”时代正式迈向“自主智能体（AI Agent）”深度应用的新阶段。（图文来源：AIGC 开放社区） 二、数据合规与个人信息保护 1. 欧盟“聊天控制”法案或将威胁欧美数据隐私框架：美智库警告监控风险反转 当地时间2026年2月3日，Tech Policy Press发表深度评论指出，长期在监控问题上批评美国的欧盟，其自身正在推进的《打击儿童性虐待材料法规》（简称“聊天控制”法案）可能反过来威胁现行的《欧美数据隐私框架》。过去十年间，欧盟法院曾先后以美国情报监控不达标为由，否决了“安全港”及“隐私盾”两项跨境数据传输协议，而2022年达成的现行框架已是双方稳定关系的第三次尝试。然而，若“聊天控制”法案获得通过，将强制要求通讯服务商实施“客户端扫描”技术，在消息加密前进行自动分析。 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端到端加密的原则，更可能建立起一种系统性的监控架构，使得美国公民的数据在经过欧洲司法管辖区时面临隐私泄露风险。评论认为，这标志着欧美隐私博弈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反转：曾经的隐私守护者欧洲，现在可能因过度监管而成为破坏跨境数据安全稳定性的源头。这一潜在冲突不仅考验着《欧美数据隐私框架》的生命力，也将对全球加密通信与数据合规标准产生深远影响。（来源：Tech Policy Press）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6版）》：完善汽车行业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机制 2026年2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八部门印发了《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6版）》。该《指引》旨在贯彻落实《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汽车行业特有的敏感信息处理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汽车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流程、标准合同备案及保护义务。文件强调，汽车处理者在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或个人信息时，应当严格遵守“境内存储、出境评估”的原则，特别是在自动驾驶算法训练、远程诊断服务等典型场景下，需加强对地理信息、车外视频等敏感数据的合规管控。此外，《指引》还鼓励企业利用自贸试验区等政策优势，探索高效便利的跨境流动路径，同时要求建立健全数据出境安全监测预警机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网络安全挑战。（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 3. 国家数据局等部门印发《意见》：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 2026年2月7日，国家数据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印发。该《意见》明确了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包括数据交易所（中心）、数据流通服务平台企业及数据商，旨在通过明晰功能定位提升服务效能。文件提出要加强数据交易场所管理，统筹优化布局并严控数量，适时开展整合优化，同时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严厉打击虚构交易、市场操纵及数据黑产等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意见》还强调要提升数据跨境服务能力，支持有条件的机构探索跨境合规咨询、数据托管等新型业务模式，并鼓励第三方机构拓展合规审计、安全评价、争议仲裁等专业服务，以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图文来源：国家数据局官网） 三、反垄断与竞争法 1. 欧盟委员会对金风科技展开反外国补贴（FSR）深入调查 当地时间2026年2月3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依据《外国补贴条例》（“FSR”）对中国风电设备制造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风科技”）启动深入调查。 此次调查缘起于欧盟委员会于2024年4月开展的初步审查，其经初步评估认为，有足够迹象表明金风科技可能受益于来自第三国的财政支持，包括补助、优惠融资或其他经济利益，从而可能影响欧盟风电设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欧盟委员会表示，深度调查将进一步评估相关补贴的性质、金额及其对欧盟内部市场造成的潜在扭曲影响，并在调查结束后决定是否采取补救或限制性措施。 FSR系欧盟竞争法框架下的一项独立监管工具，旨在应对第三国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对欧盟内部市场可能造成的扭曲。该条例的立法理念和分析逻辑渊源于欧盟既有的国家援助（State Aid）规则，在成员国补贴之外，填补对非欧盟国家补贴缺乏监管工具的制度空白。在执法层面，FSR由欧盟委员会作为唯一主管机关实施，其调查权力、程序设计、权衡分析方法及法律责任安排，均与欧盟反垄断执法体系保持高度一致，体现出欧盟竞争执法体系的整体延展。（来源：反垄断实务评论） 2. 市场监管总局划定2026年破除行政性垄断三大重心：严格执法、源头治理与合规建设并举 2026年2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今年将通过三个方面发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指出，去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整治滥用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行动，立案调查及办结案件数量分别同比大幅上升 34% 和 32%。为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今年将重点从严格执法办案、加强源头治理及注重合规建设三方面精准施治。 在具体举措上，总局将组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推动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存量规定；同时深入实施，严格限制例外规定适用，从源头上防止出台排除竞争的政策措施。此外，总局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的作用，加强跨部门风险会商，并利用近期上线运行的“中国反垄断新媒体平台”常态化发布案例预警与合规提示，以案释法、以案促治，切实拆除妨碍公平竞争的“篱笆墙”。（来源：反垄断前沿）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五起人工智能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严厉打击仿冒混淆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2026年2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选取并公布了五起人工智能（AI）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旨在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维护产业健康发展。本次公布的案例主要聚焦两类违法行为：一是仿冒混淆 DeepSeek 知名度进行“搭便车”，北京奥蓝德、杭州博珩等公司利用其运营网站或平台，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与官方相同的字样、图标及高度相似的页面设计，推广所谓的“本地部署工具”并诱导用户付费，监管部门认定此类行为系利用用户信息壁垒获取不正当利益。 二是侵犯AI 核心算法商业秘密。某计算公司原开发工程师利用工作密钥，擅自下载包含 AI 数据算法技术在大内的大量完整代码（共计 15.88GB）。鉴于算法是 AI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该行为被认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当事人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 36 万元罚款。市场监管总局强调，此类案件的查处彰显了监管部门守护企业创新成果、强化人工智能治理、引导“科技向善”的坚定决心。（图文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四、影视综娱行业法律与合规动态 1. 央视《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节目创新亮点：AIGC与全媒体超高清技术打造视效奇观 2026年2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发布2026年（马年）春晚的节目创新与科技应用亮点。本届春晚以“科技+艺术”为核心，在技术端实现多项“首次”：8K制作全面采用全国产化设备；竖屏春晚首次应用最新的NVI（Network Video Infrastructure）全媒体超高清制播技术，打造沉浸式观看体验；三维菁彩声技术亦首次实现从采集到播出的全链路呈现。此外，总台“央视听媒体大模型2.0”首次接入内容制作，通过AIGC实景特效、超写实数字人等技术大幅提升影像质量与互动体验。演播大厅采用14组数控翻转模块组成的“奔马”舞美装置，结合AI生成影像，营造出万马奔腾的视觉奇观。 在内容与形式创新方面，本届春晚深度汲取传统文化灵感，将舞蹈、戏曲、歌咏融入情景化演绎，并再次引入具身机器人方阵。值得关注的是，春晚首次在央视音乐频道（CCTV-15）同步直播无障碍版本，利用手语表演和AI生成字幕实现“让爱无碍”。在传播生态上，总台通过“央视频电视投屏助手”及“同步听”三维菁彩声功能，构建了覆盖手机、平板、电视、电脑的全终端收视体系，支持多屏无缝切换，为全球受众呈现一场全场景、高智能、深融合的文化家宴。（来源：图文央视新闻） 2. 抖音版权中心下架盗版漫、短剧6087部 2026年2月6日，抖音版权中心发布关于打击盗版行为的公告。内容中提到，经平台排查确认，部分合作方（下称“CP”）搬运、盗用平台或他人享有权利的短剧/漫剧，严重违反平台规则、合作协议及相关法律，严重损害行业生态。 平台对违规CP 作出处罚，包括广州铭昌 ***传媒服务有限公司、临汾市侯马 ***传媒有限公司、山西壹拾 ***传媒有限公司、陕西黄黄 ***有限公司等 15 家CP上传盗版内容，平台已下架该等CP全部短剧/漫剧累计 6087 部，与其终止合作并纳入永久禁止合作名单，启动追责流程，对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来源：新腕儿） 3. 拓普数据发布2026年1月中国电影市场报告：大盘同比大幅下滑，分账片表现强劲 2026年2月6日，拓普数据发布《2026年1月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1月内地电影总票房为 19.64 亿元，较 2025 年同期下降 69.16%；观影人次为 0.51 亿，同比下降 62.64%。市场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寒假档热门影片缺阵导致大盘长期低迷，且去年春节档时间较早，抬高了对比基数。在影片表现方面，国产片票房为9.44亿元，同比下降 84.2%；相比之下，分账片表现强劲，月度票房达 8.88 亿元，同比上升 929.3%，贡献了月度大盘 45.3% 的票房。 从类型分布看，1月电影市场呈现出以动画和科幻为主的特征。其中，《疯狂动物城2》带动动画片贡献了本月 24% 的票房，成为类型票房冠军；以《阿凡达3》为主的科幻片贡献了21%的票房；悬疑片《匿杀》则贡献了 18%。在影院建设方面，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缓，1月新建影院 68 家，较去年同期减少 325 家；新建银幕 332 块，同比减少 2129 块。整体而言，2026年开年电影市场在国产大片缺位的情况下，主要依赖头部进口分账片支撑大盘。（来源：拓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