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大数据:骗取贷款犯罪与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分析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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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诉讼时效问题是律师分析案件、审理案件时,必须在第一时间审查清楚的问题。法律不保护怠惰的当事人,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届满,即可使债务人获得足以对抗请求权强制履行的抗辩权。但诉讼时效抗辩权作为当事人的一种特殊权利,具备可抛弃性。 若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全部债务,此时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已被其抛弃,诉讼时效即应从其抛弃时效利益之日起开始重新计算。但诉讼时效届满后履行债务的行为,是否可以认
各位看官大家好,本周五您的法条君已准时上线~~~ 自从2014年公司法由注册制改为登记制后,刑法当中有两个罪名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便如草履般不值一提了,但是刑法还未将这两个罪名删改,只是通过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刑事案件的通知》 ,对于实行登记制的公司及人员,不再以该两个罪追究刑事责任,众官是不是觉得喜大普奔呢? 更令人开心的是,
沸沸扬扬的昆山砍人案,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告一段落,昆山警方和江苏检方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舆论得以平息。 笔者无意针对案件细节开展法律技术层面的论述,因为已有专家学者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的分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撰写的《“昆山砍人案”的冷思考,打捞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其最后的观点,但对于这种严谨的分析思路还是要保持敬意。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根据警方认定的案件事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沸沸扬扬的昆山砍人案,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告一段落,昆山警方和江苏检方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舆论得以平息。 笔者无意针对案件细节开展法律技术层面的论述,因为已有专家学者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的分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撰写的《“昆山砍人案”的冷思考,打捞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其最后的观点,但对于这种严谨的分析思路还是要保持敬意。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根据警方认定的案件事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最新规定。 本文就上述三种意见的最高法院案例及核心裁判观点,统计整理如下: 第一种意见: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1 2017年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作的担保),除担保协议等相关协议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第52条规定之合同无效情形外,则不论相对人是否为善意,该担保行为一般均合法有效。但是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对
诉讼时效问题是律师分析案件、审理案件时,必须在第一时间审查清楚的问题。法律不保护怠惰的当事人,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届满,即可使债务人获得足以对抗请求权强制履行的抗辩权。但诉讼时效抗辩权作为当事人的一种特殊权利,具备可抛弃性。 若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当事人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全部债务,此时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已被其抛弃,诉讼时效即应从其抛弃时效利益之日起开始重新计算。但诉讼时效届满后履行债务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抛弃,在实务中存在争议。本文谨对诉讼时效届满后履行部分债务是否意味着抛弃全部债务的时效利益作简要分析。 “抛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和“自愿履行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
各位看官大家好,本周五您的法条君已准时上线~~~ 自从2014年公司法由注册制改为登记制后,刑法当中有两个罪名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便如草履般不值一提了,但是刑法还未将这两个罪名删改,只是通过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刑事案件的通知》 ,对于实行登记制的公司及人员,不再以该两个罪追究刑事责任,众官是不是觉得喜大普奔呢? 更令人开心的是,《通知》还规定:“除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以外,依照新修改的公司法不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应当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并监督公安机
沸沸扬扬的昆山砍人案,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告一段落,昆山警方和江苏检方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舆论得以平息。 笔者无意针对案件细节开展法律技术层面的论述,因为已有专家学者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的分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撰写的《“昆山砍人案”的冷思考,打捞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其最后的观点,但对于这种严谨的分析思路还是要保持敬意。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根据警方认定的案件事实,笔者赞同认定于海明行为是正当防卫(尽管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于海明后来的追赶行为涉嫌过当),并且认为这种认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昆山砍人案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以往司法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最新规定。 本文就上述三种意见的最高法院案例及核心裁判观点,统计整理如下: 第一种意见: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1 2017年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作的担保),除担保协议等相关协议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第52条规定之合同无效情形外,则不论相对人是否为善意,该担保行为一般均合法有效。但是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对
沸沸扬扬的昆山砍人案,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告一段落,昆山警方和江苏检方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舆论得以平息。 笔者无意针对案件细节开展法律技术层面的论述,因为已有专家学者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的分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撰写的《“昆山砍人案”的冷思考,打捞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其最后的观点,但对于这种严谨的分析思路还是要保持敬意。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根据警方认定的案件事实,笔者赞同认定于海明行为是正当防卫(尽管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于海明后来的追赶行为涉嫌过当),并且认为这种认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昆山砍人案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以往司法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最新规定。 本文就上述三种意见的最高法院案例及核心裁判观点,统计整理如下: 第一种意见: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1 2017年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作的担保),除担保协议等相关协议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第52条规定之合同无效情形外,则不论相对人是否为善意,该担保行为一般均合法有效。但是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对
各位看官大家好,本周五您的法条君已准时上线~~~ 自从2014年公司法由注册制改为登记制后,刑法当中有两个罪名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便如草履般不值一提了,但是刑法还未将这两个罪名删改,只是通过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刑事案件的通知》 ,对于实行登记制的公司及人员,不再以该两个罪追究刑事责任,众官是不是觉得喜大普奔呢? 更令人开心的是,《通知》还规定:“除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以外,依照新修改的公司法不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应当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并监督公安机
沸沸扬扬的昆山砍人案,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告一段落,昆山警方和江苏检方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舆论得以平息。 笔者无意针对案件细节开展法律技术层面的论述,因为已有专家学者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的分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撰写的《“昆山砍人案”的冷思考,打捞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其最后的观点,但对于这种严谨的分析思路还是要保持敬意。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根据警方认定的案件事实,笔者赞同认定于海明行为是正当防卫(尽管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于海明后来的追赶行为涉嫌过当),并且认为这种认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昆山砍人案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以往司法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如涉及骗取贷款刑事犯罪,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实践中存在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二、单方犯罪即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合同;第三、单方犯罪认定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同谋则认定为无效合同。上述三种处理方式均有最高法院案例支持,但第三种意见系当前主流意见,且符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意思表示真实,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最新规定。 本文就上述三种意见的最高法院案例及核心裁判观点,统计整理如下: 第一种意见:直接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1 2017年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作的担保),除担保协议等相关协议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第52条规定之合同无效情形外,则不论相对人是否为善意,该担保行为一般均合法有效。但是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对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修正)(以下简称“ 《公司法》 ”)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依据该规定,若法定代表人依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为他人提供担保(即对外担保,区别于对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作的担保),除担保协议等相关协议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 ”)第52条规定之合同无效情形外,则不论相对人是否为善意,该担保行为一般均合法有效。但是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