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涉人工智能纠纷审理意见系列解读(五):AI训练数据的版权边界与平台责任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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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
引言 2025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诉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作为我国首例涉及天然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重大专利侵权案件,二审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26年4月23日进行公开审理,央视频对该案件进行了全面报道,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提出的裁判观点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 业内有观点认为,法院对天然基因专利保护
前言 在广州,农贸市场是“买菜的地方”,亦是社区商业烟火气与商业活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不少传统农贸市场通过空间改造、品牌引入和业态融合,从单一生鲜交易场所向“生鲜零售+便民餐饮+社区服务”复合型商业空间转型。业态升级在提升消费体验与物业价值的同时,亦带来一系列合规争议:农贸市场能否引入咖啡、轻餐、烧烤等餐饮业态?“熟食配套”与“餐饮经营”的监管边界如何界定?规划、环保、消防、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与
2026年5月1日,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在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财年农业、农村发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2027拨款法案》”)中提出一项提议, 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的审评过程中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 本文将分析该提议对中国创新药企和跨境许可交易的影响并提
引言 智能经济浪潮下的长三角机遇 2024年以来,全球智能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新定义制造业的竞争逻辑。在这一历史性变局中,长三角地区凭借其深厚的制造业底蕴、密集的科研资源和领先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核心策源地之一。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地区已聚集了全国超过40%的智能制造相关独角兽企业。从上海的人工智能芯片设
本期节目聚焦从智能家居到可穿戴设备的隐私治理:德州对智能电视同意机制的强制要求、美国建立 AI 安全评估国家能力、法国对智能眼镜普遍监控风险的警示、以及欧盟完善 GDPR 认证体系的技术细节。 🕒 节目导航 第一条德州与 LG 电子达成智能电视隐私和解 核心进展: 德州总检察长 Ken Paxton 与 LG 电子美国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要求 LG 在收集智能电视观看数据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明确表
一、监管新规:从生成内容到执行行为 2026年5月8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将智能体界定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并将其作为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加以规范。1 这一文件的制度背景,是国务院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规模化应用作出的部署。该意见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
2026 年 5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法释〔2026〕10 号,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5 月 18 日正式施行。这部共二十一条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和执行规则于一体,标志着我国耕地保护司法体系迈入 "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 的新阶段,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规定》的出台,正是司法机关对耕地保护严峻形势的积极回

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参数微调与产品迭代。 随之而来的,是行业争议最大、涉诉最多的版权难题:公开可浏览的版权作品,是否可以直接拿来训练AI?商业大模型训练是否构成著作权合理使用?AI平台还能否依靠“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免责? 这里需要先厘清规则依据:关于“训练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平台能否免责”,主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规则,并结合个案司法裁判逻辑综合判断;而最高人民法院(下称《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则从“AI生成内容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角度,明确了训练数据来源举证、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责任认定规则。本文为本所AI合规系列第五篇专题,结合《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司法裁判逻辑与真实案例,系统拆解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红线、各方主体责任划分、平台责任认定标准及企业合规抗辩路径。 01.纠偏行业误区:AI训练≠天然合理使用 长期以来,AI行业存在普遍合规误区:只要用于模型训练、技术研发,即便未经许可批量使用他人版权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无需授权、无需付费、无需担责。 需要明确的是,合理使用并非没有边界的“免费通行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判断规则,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综合使用目的、作品性质、使用数量与程度、对作品市场的影响等因素个案判断;对商业规模化训练,司法实践总体从严把握,难以轻易成立合理使用。 司法审查中,法院通常重点考量以下五项核心事实: 1、使用目的:区分公益科研与商业迭代。以产品商业化、流量变现、付费服务为目的的训练行为,司法从严认定,基本不支持合理使用抗辩; 2、使用方式:是否完整复制原作核心表达、是否原样抓取全文全图、是否通过训练替代原作传播与使用价值; 3、作品类型:网络文学、原创图片、美术作品、影视片段、原创文案等独创性强、创作成本高的作品,司法保护力度更强; 4、使用规模与质量:批量、海量抓取整站作品,高频使用权利人核心原创内容,显著降低合理使用成立概率; 5、市场替代效果:训练行为是否挤占著作权人授权训练、商业传播、付费交易的合法市场,损害权利人预期商业利益。 实务结论(重点):企业商用大模型、通用大模型、面向C端服务的AI产品,未经授权爬虫抓取网文、图片、影视内容开展训练,目前司法层面已被认定为高风险行为,合理使用抗辩难获支持。 02.全链条责任划分:开发者、数据商、内容平台各司其责 《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要求,认定涉AI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时,应综合考量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开发者主张不侵权抗辩的,应责令其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等予以佐证。据此,训练版权侵权的全链条责任逐步清晰: 1、大模型研发者:第一责任主体,承担最终审核义务 无论自行爬虫抓取,还是采购第三方数据集,模型研发方均为训练行为的最终实施主体。企业不能以“数据由第三方提供”当然免责,必须对数据集来源合法性、授权完整性、使用合规性承担实质审核义务;同时应能就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等提供佐证,否则其不侵权抗辩将难以成立。 2、数据服务商:直接侵权主体 未经许可爬取、整理、打包、售卖他人版权作品作为AI训练数据集,属于典型的侵害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需独立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是产业链中的高频追责对象。 3、内容平台:过错归责、风险管控责任 网文平台、图库、视频平台若未开启反爬虫防护、放任第三方批量抓取站内原创内容,或主动开放接口供AI企业批量训练,未尽平台治理义务的,将依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03.技术中立与避风港:不是万能盾牌,也并非一律失效 传统互联网平台常以“技术中立”“通知—删除”避风港规则主张免责。在AI新业态下,司法裁判强调: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并不能当然成为免责盾牌,平台是否担责,核心看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是否直接参与侵权。 通常而言,存在以下情形时,平台即便及时删除内容,仍可能难以免责: 产品功能设计天然诱导侵权,如一键复刻他人画作、一键改写原创网文、一键生成影视混剪内容; 算法推荐机制主动推送、放大侵权生成内容,扩大侵权传播范围与损害后果; 平台对高频侵权模式明知、应知,具备技术识别能力却未设置拦截、风控、审核机制; 平台自身参与数据抓取、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属于直接侵权主体,完全不适用免责抗辩。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AI平台“一律担责”。对于仅提供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侵权的平台,司法实践亦可能认定其免责(详见下文典型案例)。 04.典型适配案例:上海首例涉AI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宣判)|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6年落槌) 基本案情 原告某文公司系知名IP《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网络用户李某截取“美杜莎”角色的图片,在某AI图像生成平台(依托大模型与LoRA微调模型)训练出专属模型,批量生成与“美杜莎”相似度极高的图片,并公开发布、销售牟利,其他用户可借助该模型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原告将李某及该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 法院裁判要点 1、用户责任:李某未经许可截取、使用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角色形象训练AI模型,并生成、发布、销售相似图片,构成对原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的侵害,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 2、平台责任:运营该AI平台的被告公司,因提供的是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用户侵权,适用技术中立原则,无需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3、判决结果:判令李某赔偿5万元并停止侵权;平台不担责。 案例实务启示 该案同时划出两条红线:其一,擅自截取他人受保护作品用于AI模型训练并商业化,构成侵权,个人用户同样不能免责;其二,AI平台并非“必然担责”,是否免责取决于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这与《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综合考量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等因素合理认定责任”的裁判逻辑一脉相承。对大模型企业而言,“爬虫+公开内容”的粗放式训练迭代模式风险极高,数据来源合规必须前置。 05.律师实务:维权与应诉、企业合规全流程指引 1、证据固定:对对方爬虫行为、数据集抓取规模、模型宣传材料、商业化使用场景进行公证存证,固定侵权链路; 2、前置通知:向AI企业发送书面侵权通知,要求清除涉案训练数据、停止侵权训练、下架相关功能,留存完整送达凭证; 3、诉讼主张: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侵权数据集、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可结合行业授权许可费、被告侵权获益主张赔偿金额。 1、禁止无授权爬虫抓取原创网文、图片、影视、文案等版权作品用于商业模型训练; 2、外购数据集必须核验来源合规性,要求供应商提供权属证明、合规承诺、侵权兜底赔付条款,留存完整采购链路证据; 3、严格隔离科研测试数据与商业训练数据,禁止非合规数据流入商用模型; 4、完善AI内容风控体系,对复刻、改写、同质化生成等高风险功能设置拦截机制,杜绝产品功能诱导侵权; 5、规范投诉响应机制,建立标准化通知删除流程,同时摒弃“依赖技术中立即可免责”的错误认知。
2026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确立了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本文就第3条的立场、体系分工与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作简要梳理。 在此之前须明确一项前提: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独立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因此,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所生的责任,最终仍归属于其背后的开发者、提供者或者使用者。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正是依何种标准判断这些主体应否承担责任。 一、以过错责任为原则 关于涉人工智能侵权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意见》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认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选择有其体系依据与政策考量。在体系上,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含第2款的过错推定)与第1166条(无过错责任)共同构成归责原则体系,其适用逻辑为:法律对归责原则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规定;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在政策上,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若普遍引入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将影响创新主体的探索积极性。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意见》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说明:民法典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多以侵权行为对他人人身、财产具有较高危险性为前提,而大模型与人类的交互方式决定了其主要是向人类提供信息,一般不会直接危害人身或者财产安全,与无过错责任体系不具有相同性与相似性,故不宜适用无过错责任。 二、三种归责原则的分工 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涉人工智能侵权均适用同一标准。第3条要求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其含义是:特定领域已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由此形成三项分工。 其一,人工智能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具身智能体等符合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定义的人工智能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认定生产者责任时,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202条及的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 其二,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的规定,由处理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三,法律未作特别规定的情形,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则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这一安排体现了分类分级治理的理念:依据应用场景的风险性质与程度配置不同的归责标准,既保持与现行法的衔接,也为技术发展保留了必要空间。 三、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 在一般过错责任之下,如何判断相关主体有无过错及其程度,是适用中的难点。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性与“黑箱”特征,传统过错判断标准难以直接套用,第3条为此列举了六项考量因素: 一是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用于生成合成文字图片,与用于自动驾驶、医学诊疗等场景,危险程度不同,注意义务的标准应有区别; 二是自主化程度,通常自主化程度越高,开发者、提供者相较使用者应当承担越高的注意义务; 三是技术与信息透明度,即是否就技术局限与生成内容的局限向使用者作出清晰的风险提示; 四是潜在风险及影响范围,风险越高、影响范围越大,注意义务水平相应越高; 五是相关主体为预防和减少侵权所采取的措施及技术上的可能性,以现有技术条件,若采取措施完全避免侵权内容生成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则一般不应当将最终结果的达成与未履行审查义务相绑定; 六是使用者对损害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因人工智能具有一定自主性,损害可能超出使用者的可预见范围和控制能力,判断使用者过错时应当予以考虑。 四、判例 上述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呼应。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中,法院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说明义务、功能可靠性的基本保障义务以及服务协议约定的注意义务等应尽注意义务的,可以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五、结语 第3条确立的规则可以作三层理解:归责上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特别法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过错认定采多因素综合衡量,不作一刀切的义务设定;注意义务的强度与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这一立场既贯彻了民法典的既定体系,也体现了在产业发展初期平衡权益保护与技术创新的政策取向。
前言:从“技术中立”到“利益失衡”的发展 数字经济正经历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范式转移。以大语言模型和扩散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其本质是以海量数据为燃料资源的“统计概率机器”。在这一技术范式下,AI模型的参数规模与涌现能力直接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质量与多样性。然而,这种对数据的“吞噬性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传统知识产权法体系的红线。AI企业在无偿或未获显名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大量获取、清洗并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商业秘密、乃至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诉讼风暴。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法律对新技术的态度往往经历从“审慎克制”到“积极规制”。早期的“技术中立”原则(如索尼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在面对AIGC训练阶段的侵权指控时,正失去其绝对的防御效力。当下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AI企业降低创新成本的技术诉求,与原始权利人保护智力成果、维护数据主权的财产诉求,本文试图跳出对立视角,立足于、、《数据安全法》及《人工智能法(草案)》的最新立法动向,并结合美、欧等法域的典型司法判例,系统性地分析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法律属性、侵权判定标准以及未来治理路径,为业界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法理坐标。 一、AI训练阶段数据利用的技术解构与法律定性 要准确判定AI训练是否构成侵权,必须首先在技术层面对“训练”这一黑箱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构。AI模型的训练并非简单的“复制后存储”,而是一个包含数据抓取、清洗、预处理、Token化、前向传播计算、梯度更新及参数固化的复杂转化过程。 (一)输入端的“物理复制”与临时复制标准 在训练的初始阶段,AI企业通常需要将网络公开或非公开的数据下载至本地服务器,进行去噪、去重和格式统一。这一阶段毫无疑问涉及了所规定的复制权。 部分AI企业抗辩称,数据在经过清洗和Token化后,已经被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向量,原始作品在最终的模型参数中并未以可读形式存在,因此属于“临时复制”或“非表达性利用”。 然而,从司法实务来看,复制的完成并不以最终成果是否保留原始物理形态为转移。只要作品被加载到内存或硬盘中,形成了可供计算机识别的数字化复本,即完成了复制行为。即使后续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向量,前期的“中间复制”依然独立构成对复制权的规制对象的触碰。 (二)转化过程中的“实质性利用”而非“合理使用” AI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通过损失函数不断逼近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模型“学习”到了作品的表达风格、结构组织、逻辑关联等核心要素。 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层的法理问题:对作品中所蕴含的“统计学规律”的提取,究竟是对“思想”的提炼,还是对“表达”的变相掠夺? 知识产权法历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AI企业往往以此为护城河,主张训练抓取的是不受保护的“思想/事实”,而非“表达”。但不能忽视的是,大模型的参数矩阵之所以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或图像,正是因为其在训练中高度精确地“逼近”了原始作品的表达细节。当训练数据量足够大、或者对某一特定版权作品进行过度训练时,模型在输出端能够高概率地“复现”原始作品的片段。 因此,输入端的利用绝非单纯的“非表达性利用”,它是以实现商业化“替代性表达”为目的的实质性数字化利用。 二、著作权法角度下的侵权判定与“合理使用”的边界重塑 在涉及AI训练的著作权诉讼中,“合理使用”或“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是最核心的辩护事由。不同法域对此确立了截然不同的制度路径,而这些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司法检验。 (一)美国法下“转换性使用”的异化与修正 在美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主要依赖第107条的“四要素测试法”。在AIGC兴起前,著名的Authors Guildv.Google,Inc.(2015)案(谷歌图书案)确立了非表达性文本挖掘的合理使用地位。法院当时认为,谷歌数字化图书设立索引和提供片段摘要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转换性”,且没有替代原著的市场。 然而,在AIGC时代,这一判例的适用前提已被颠覆: 1、目的与性质:AI企业虽然也是将作品数字化,但其最终目的是训练出一个能够直接替代人类创作的商业化通用工具。这种使用不具有库房索引式的“转换性”,而是对原作品市场份额的直接侵蚀。 2、对潜在市场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改变。在AndyWarholFoundationv.Goldsmith(2023)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紧了“转换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强调如果衍生作品与原作品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则难以构成合理使用。大模型通过学习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画风,生成的AIGC产物在市场上与原作者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严重损害了原作品的潜在许可市场。 法院正逐渐倾向于认定:当模型训练的输出结果具有与输入数据源发生市场替代的巨大风险时,输入端的无偿抓取难以维持“合理使用”的合法性外观。 (二)欧盟“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的“选择退出”机制 欧盟通过2019年的《数字单一度市场著作权指令》(CDSMDirective)第3条和第4条,确立了成文法上的“文本与数据挖掘”豁免机制:针对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享有绝对豁免;针对商业目的的“文本与数据挖掘”,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豁免,但权利人保留了“选择退出”的权利。 这一机制看似平衡,但在司法实务和技术落地中引发了巨大争议。随着2026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全面步入执行阶段,欧盟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施加了严格的合规义务,要求其必须制定政策以尊重欧盟著作权法规定的“选择退出”声明,并提交详细的训练数据摘要。 这一立法的司法转向意义深远:它将“不反对即许可”的默示推定,转变为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时撤回的“附条件豁免”。一旦权利人普遍声明“选择退出”,AI企业的“免费午餐”时代便宣告终结。 (三)我国法下的适用困境 我国采取了“列举与兜底”的模式。其中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以及第(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AI企业试图援引的条款。 然而,大多数大模型开发企业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独角兽或科技巨头,其研发目的虽然带有科研色彩,但最终指向商业运营,无法直接适用第(六)项的“科研豁免”。目前我国尚未由“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为AI商业化训练创设新的著作权豁免条款。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虽规定了“能够提高训练数据质量”等原则性要求,但并未直接赋予其著作权侵权豁免的地位。 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下,AI企业未经许可使用版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训练,在现行框架下寻找“合理使用”的抗辩空间极其狭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的“数据抓取”与商事侵权判定 当训练数据不构成保护的“作品”(例如纯粹的事实数据、用户评论、商品价格信息等)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伞便转移到了。 (一)“非公有领域数据”的竞争法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如微博、大众点评、字节跳动等)积累的非公开或半公开数据集,具有极高的商业变现价值。AI企业通过恶意绕开API接口、破解反爬机制获取这些数据,往往被诉诉诸(原则条款)或第十二条(互联网专条)。 裁判思路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浪微博诉脉脉案:只要抓取行为破坏了原平台的技术措施,即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大众点评诉百度案:引入“实质性替代”与“不当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标准。 3、腾讯诉微播视(抖音)案:兼顾数据流通与公共利益。不再单方面保护平台的数据垄断,而是审查抓取行为是否导致原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损害”。 (二)AI训练抓取的独特侵权机理:从“流量截留”到“能力替代” 传统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数据横向搬家、聚合链接),其侵权后果通常表现为流量的截留和用户注意力的分散。 但AI训练抓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侵权机理:垂直截留与能力替代。AI企业抓取了某垂直行业平台十年的数据,训练出的专业大模型可以直接回答用户的特定问题。用户不再需要点击进入原平台寻找答案,原平台的商业闭环(“用户-内容-广告/电商-数据”)被彻底斩断。 这种“抽干池水”式的利用,突破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容忍底线。司法裁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实质性替代、实质性损害”的审判标准:如果AI训练对数据源平台构成了不可逆的市场功能替代,且未能证明该利用创造了更高维度的、不具竞争冲突的社会净福利,则应当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四、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AI训练的合规红线 除了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外,AI训练数据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这直接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强制性合规红线。 (一)“公开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豁免及其限度 AI企业经常主张,其抓取的数据均属于网络上公开发布的信息(如社交媒体公开发言、博客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无需取得个人同意。 然而,该条同时规定了限制性红线:“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大模型训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往往伴随着深度的用户画像、关联推导与自动化决策。例如,通过零散的公开言论推断出用户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或性取向,并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深度加工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在公开该信息时的合理预期,对个人权益造成了重大风险,因而不能免除“知情同意”的法定义务。 (二)“被遗忘权”在神经网络中的技术性失效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赋予了个人“删除权”。在传统数据库中,删除一条记录轻而易举。但在大模型中,一旦个人信息参与了前向传播计算并改变了权重参数,该信息便“熔化”进了数千亿个参数之中。 目前的技术手段在不损坏模型整体性能的前提下,极难彻底清除特定个体的训练记忆。这种“法律权利上的必须删除”与“技术实现上的无法剥离”之间的鸿沟,是当前AI企业面临的最严峻的合规危机。司法层面在评估企业法律责任时,需考量企业是否尽到了“技术最大努力”及前置的去标识化、匿名化义务。 五、前瞻性法论证:如何构建“权责对等”的AI利益分配机制 面对上述多重法律困境,一味收紧法律尺度、搞“司法全面封杀”将会扼杀本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而一味纵容“野蛮生长”,则会毁灭内容创作者的生态,导致“无数据可用”的公地悲剧。司法者和立法者必须在法理上寻找更为精细化的解法。 (一)区分“基础模型”与“垂直应用模型”的差别化规制 在未来的司法裁判中,不宜对所有AI训练行为一概而论,而应实施分层分级裁量: 通用基础模型: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对其训练阶段的版权侵权审查,在权利人未设立明确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其在“物理复制”阶段的法律责任,倾向于通过后续的利益分成机制(如法定许可或集体管理)解决,避免直接发出“禁令”导致模型停服。 垂直行业模型:如果某模型专门抓取特定竞争对手的独家数据(如医疗、法律、特定画风艺术网站),其商业目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替代性,司法裁判应当适用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未获明示授权即应推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二)推动从“禁令救济”向“责任规则”的司法裁判转向 在传统知识产权侵权中,权利人最常申请的是“停止侵害”。但在AIGC领域,如果因为大模型训练使用了某几百本版权图书,就判令“销毁已训练的模型”或“停止模型运行”,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和技术倒退(即诉讼法上的利益失衡)。 在AIGC训练侵权救济中,司法裁判应当逐步践行法经济学派提出的“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替代“财产规则”: 核心裁判法理除非涉案模型存在恶意、大面积抄袭或针对性盗版,否则法院在判定构成侵权后,应审慎适用“停止运行/销毁模型”的判项,转而通过判令被告支付高额的、惩罚性的合理许可费或损害赔偿金来弥补原告的损失。 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财产对价权益,又维持了前沿技术成果的社会存续。 (三)探索数据要素信托与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AI许可模式” 长远来看,个对个的“先授权后使用”无法适应海量数据的训练需求。业界亟需搭建桥梁。我国可率先在音频、文字、图片等领域,依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国家数据交易所,创设“一站式AI训练授权通道”。 通过制定标准的“AI训练许可合同范本”,确定合理的计费矩阵(如按Token消耗量、按数据集占比或按模型商业收益分成)。AI企业一键付费即可获得合规底座,权利人则能够精准分润,从而将法律冲突转化为产业红利。 结语:人工智能时代法治的温情与理性 人工智能没有剥夺人类思考的权利,它只是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我们既有法律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张力与局限。作为律师,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在个案中亦步亦趋地适用法条,更是在每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中,为技术划定不容逾越的道德与权利红线,同时为创新的洪流预留奔涌的河道。 大模型训练中所涉及的数据交织与产权博弈,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共同体在智能时代的重组过程。唯有秉持“科技向善”的理性与“保护智力成果”的温情,方能在这场算法洪流中,真正筑牢法治的基石。
引言 2025年1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诉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该案作为我国首例涉及天然微生物功能基因的重大专利侵权案件,二审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于2026年4月23日进行公开审理,央视频对该案件进行了全面报道,本案一审判决书中提出的裁判观点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 业内有观点认为,法院对天然基因专利保护范围的限缩不利于激励创新,主张将保护范围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可执行遗传功能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并将培养天然菌株实现基因功能的行为认定为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我国专利法关于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基础,也与国际上关于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主流趋势相悖,更可能导致对天然生物资源的不当垄断。本文将从基因专利保护的源流与宗旨出发,结合“百令片”案的事实与法律适用,尝试探讨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合理边界及本案对行业的启示。本文还考察了原被告双方在专利领域攻防的历史案件,认为法院裁判本案还可从现有技术抗辩出发,得出相同的判决结果。 一、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基础 专利法保护的是人类的发明创造,而非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科学发现。这一基本原则在基因专利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不妨考察基因的专利保护制度的基本源流,以明确基因专利保护的背景。 1. 前奏:Funk Bros Seed Co. v. Kalo Inbred Co.案与“自然法则”原则 早在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Funk Bros Seed Co. v. Kalo Inbred Co.案(333 U.S. 127, 1948)中确立了自然法则不可专利的基本原则。该案涉及一种用于固氮的根瘤菌混合物,专利权人声称其发明在于将不同的根瘤菌菌株组合在一起且不互相抑制,使其能够在豆科植物根部共同固氮。然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专利所保护的是自然存在的现象——不同根瘤菌菌株的结合所产生的固氮效果,而非一种新的制造方法或装置。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专利权人并未“创造”任何东西,而仅仅是发现了自然存在的菌株结合现象。将自然现象“组合”在一起并不能使该组合成为可专利的发明。这一判例确立了专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仅仅发现自然法则或自然现象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只有将自然法则应用于实际的技术解决方案,才能获得专利保护。这一原则对后来的基因专利审查产生了深远影响。 2.生物技术专利历史性的突破:Diamond v. Chakrabarty案 2.1 案件背景与争议焦点 Diamond v. Chakrabarty案(447 U.S. 303, 1980)被誉为美国专利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案件,该案所确立的原则直接开启了基因技术可被授予专利权的大门。案件主角Ananda Mohan Chakrabarty是一位著名的遗传工程学家,他于1972年申请了一项关于基因改造细菌的专利,该细菌能够分解原油,可用于清除油污。这种经过生物技术改造的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因此具有潜在的重大商业价值和环境应用价值。 然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查员驳回了该专利申请,理由是活的生物体不属于可专利的主题范围。这一驳回决定随后被专利审查委员会维持。Chakrabarty不服,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经过人工基因改造的微生物是否属于美国所规定的可获得专利保护的“任何新的和有用的制造物”(any new and useful manufacture)或“任何新的和有用的物质组成”(any new and useful composition of matter)。 2.2 最高法院的判决与论证 1980年6月1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数做出判决,认定Chakrabarty发明的基因改造微生物属于可专利的主题。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中的“制造物”(manufacture)和“物质组成”(composition of matter)等术语应按照其通常含义进行解释,即“包含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is made by man)。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在1952年修订专利法时,有意采用了宽泛的措辞,以使专利法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发展需要。 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区分:自然存在的产物(products of nature)不可专利,但人工创造的东西可以专利。这一区分成为后来基因专利审查的基本准则。Chakrabarty发明的微生物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经过人工基因改造的,因此符合“可专利的主体”这一要件。最高法院还指出,并没有将活的生物体排除在可专利主题之外,USPTO关于“活的生物体不符合可专利条件”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2.3 案件的历史影响 Diamond v. Chakrabarty案的影响深远。首先,该案为生物技术发明的专利保护扫清了法律障碍,标志着美国专利法正式承认人工创造的微生物、动物乃至人类基因等生物材料的可专利性。其次,该案确立的 “可专利主题应当涵盖阳光底下由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 这一原则为后来的基因专利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案的判决直接推动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在Chakrabarty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逐渐开始批准涉及分离DNA的专利申请。这一做法基于一种理论假设:分离DNA与自然存在的DNA不同,因为它已经经历了“分离”和“纯化”的过程,从而不再是“自然产物”。 3. Myriad 案件背景与事实 Myriad Genetics案(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 Inc., 133 S. Ct. 2107, 2013)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基因专利可专利性问题做出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该案涉及Myriad Genetics公司持有的BRCA1和BRCA2基因专利。这两个基因的突变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Myriad公司发现了这两个基因的精确位置及其核苷酸序列,并据此开发出用于诊断的基因检测方法。 Myriad公司围绕其发现申请并获得了大量专利,其中包括对分离的DNA序列的权利要求,通过将突变的DNA序列与非突变的序列进行比较来诊断癌症倾向的方法权利要求,以及使用分离的DNA顺序鉴定药物的权利要求。2010年3月29日,纽约南区地区法院做出判决,认定Myriad公司的所有15项系争权利要求均属无效,理由是它们指向的是自然存在的实体——人类基因。联邦巡回法院审理中,呈现出尖锐分歧:Lourie 法官代表的多数意见认为:“分离的DNA是独立的化学实体,切断共价键创造了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分子”,基因的化学本质优先于其信息功能;Bryson法官则认为:“基因的价值在于其编码的遗传信息,分离后的DNA与天然DNA在结构和功能上完全相同”,信息本质优先于化学形式。2013年6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9票的一致意见做出判决,实际上采纳了Bryson法官的“信息中心论”,认为:第一,天然存在的DNA片段(分离DNA)仅因被分离这一事实,不属于可专利的主题;第二,互补DNA(cDNA)因其并非天然形成,而是通过实验室方法人工合成,属于可专利的主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自然存在的DNA片段是自然产物,不能仅仅因为被分离就获得专利资格”。法院认为,虽然Myriad公司确实在发现BRCA基因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和资金投入,但这种投入并不能改变基因序列本身的自然属性。分离DNA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然而,对于cDNA,最高法院亦认为其具有可专利性。cDNA是通过实验室方法人工合成的,其序列中仅包含外显子部分,不包含内含子,因此与天然存在的DNA序列不同。法院将cDNA视为一种“人造之物”(human-made invention),因此可以成为专利权的客体[1]。 [1]学界对 Myriad 案判决的核心批判在于其存在“无法调和的逻辑断裂”:一方面认为分离 DNA 的化学差异(切断共价键)不重要,因为不改变遗传信息;另一方面又认为 cDNA 的化学差异(去除内含子)重要,即使其编码的蛋白质与天然完全相同。主流观点认为,cDNA 可专利性是最高法院为平衡生物技术产业利益做出的 "实用主义妥协",而非严格的法理推导结果。 4. 美国三个案件体现的规则演进关系 应当注意,Funk Bros案是美国专利法“自然产物例外”的奠基性判例,其确立的核心规则至今仍然有效。Diamond v. Chakrabarty案是对Funk Bros规则的适用与发展,其重申Funk Bros案的核心原则,并将"自然产物例外"规则应用于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Myriad案则是对Funk Bros和Chakrabarty案规则的再次重申和进一步明确,认为"分离"行为本身不构成创造性改造,认为Myriad公司的贡献只是发现了BRCA基因的位置和序列,而没有创造这些基因,因此不能获得对基因本身的垄断权。 5. 中国的相关规定 中国将“科学发现”排除在授权客体之外。但《专利审查指南》对基因专利作出了关键性解释,本质上否定了Myriad案逻辑在中国的适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至迟在2001年版本即规定:"人们从自然界找到以天然形态存在的基因或其DNA片段,仅仅是一种发现,属于规定的‘科学发现’,不能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是首次从自然界分离或提取出来的基因或DNA片段,其碱基的排列顺序是现有技术中不曾记载的,并能被确切地表征,且在产业上有利用价值,则该基因或DNA片段本身及其得到方法均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后续版本均保持类似规定。根据上述标准,无论是从人体分离的天然DNA片段(符合特定条件),还是人工合成的cDNA,只要它们满足“首次分离、结构未知、功能明确”的条件,在中国的客体审查角度上没有本质区别。 这一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天然存在的基因本身是全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任何人都不能对其主张独占权;而分离提取基因并验证产业实用价值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劳动,法律通过授予有限期限的独占权,激励这种揭示自然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价值的行为。 两相对比之下,美国采用了一种高门槛的客体筛选机制,在第一步(§101)就通过“自然产物”例外,将很多分离的天然DNA排除在外,然后依靠cDNA这样的“人造物”来保护一部分创新。我国则“大门宽、二门严”的做法,不严格”区分“自然vs人造,而是在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和说明书充分公开等实质性条件上进行把关。这样,基于上述规定及中美之间的差异性,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在我国,源于天然基因的基因专利与其说是保护基因本身,不如说是保护其公开的产业应用。 二、专利法意义上“使用”基因的认定标准 (一)专利法意义上“使用”的本质 我国规定的“使用”专利产品,应当理解为行为人利用专利产品的技术性能,实现其技术效果的行为[2]。 对于基因专利而言,“使用”基因的本质应当是行为人主动去利用分离状态下的基因,执行该专利说明书公开特定用途的行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行为对象是分离状态的基因,而非天然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二是行为人对基因的功能利用具有主动性和目的性,该目的就是与专利说明书公开特定用途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实现该特定用途。对于基因专利说明书公开和权利要求撰写的要求,《专利审查指南》均将基因专利归为“涉及遗传工程的发明”[3],认为该术语指代基因重组、细胞融合等人工操作基因的技术。可见,基因专利的说明书公开的该基因的功能用途,应当是基因工程意义上的用途,而不应当是利用生物体的天然代谢过程,那么“使用”基因专利的行为应排除被动利用生物体的天然代谢过程的情况。 [2] 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第101条:使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是指权利要求所记载的产品技术方案的技术功能得到了应用或者效果得以实现。 [3]参见2023年版《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第9.2和9.3节 (二)本案中培养天然菌株是否构成对基因专利的“使用” 在“百令片”案中,原告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主张被告使用含有涉案基因的中国被毛孢菌株进行发酵生产,构成对其基因专利的“使用”。本文认为,这一主张混淆了“使用含有基因的生物体”与“使用基因本身”的本质区别。 中国被毛孢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真菌物种,其体内的腺苷激酶基因及其表达的腺苷激酶是该物种长期进化形成的天然代谢系统的一部分。 原告专利主要公开冬虫夏草中国被毛孢内源的腺苷激酶及编码基因,该基因序列能够得到授权的原因在于,发明人首次从中国被毛孢这一自然物中对其进行了分离、提取,并发现、验证了其在表达为蛋白质后具有相应的活性,具备催化腺苷制备腺苷酸的功能。公开了两项工业化应用场景,未涉及任何天然菌株适配、原生代谢利用相关的技术披露。第一个应用是,依托人工分离提纯后的腺苷激酶活性蛋白,搭建体外可控生化反应体系,实现腺嘌呤核苷原料的转化,制备腺嘌呤核苷酸,全程不涉及活体菌株参与;第二个场景是,提取纯化专属功能基因,人工构建载体质粒,定向转化大肠杆菌异源工程宿主,优化菌株代谢通路,实现腺嘌呤核苷酸的工业化提质,全程依托人工基因工程改性操作。 被告两珠峰公司(青海珠峰冬虫夏草原料有限公司、青海珠峰冬虫夏草药业有限公司)则是从天然冬虫夏草中分离获得中国被毛孢菌株,按照传统发酵工艺进行培养生产,仅为菌株提供适宜的原生生长环境,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对涉案基因进行任何分离、提取、改造或调控。被告利用的是中国被毛孢这一完整生物体的天然代谢功能,而非主动利用分离状态下的涉案基因执行其催化功能。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国被毛孢在发酵过程中确实通过腺苷激酶催化产生了腺苷酸,但这是该物种的天然代谢过程,是基因在其天然宿主中的自然表达。根据一审判决书的认定,被告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生产过程中,既没有分离提取涉案基因,也没有对基因的表达进行任何调控,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其在生产过程中对该基因本身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和研究,只是为菌株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这种对生物体天然代谢功能的被动利用,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基因行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认为:”两珠峰公司并未利用涉案基因和酶执行专利所描述的功能,即没有从基因层面实施涉案专利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因此,即便被诉侵权产品中含有SEQ ID No.2基因,以及被诉菌粉制备过程中存在具备腺苷激酶活性的‘SEQ ID No.1-Met’氨基酸序列,也不意味着相关产品或应用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果仅仅由于被诉侵权产品中包含来自于天然生物的特定基因序列就认为该产品侵权,无疑会将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客体不当扩大到含有该基因的自然物。”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将这种培养天然菌株的行为认定为对基因专利的“使用”,将会导致荒谬的法律后果:任何含有该天然基因的中国被毛孢菌株的工业应用都将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专利权人实际上获得了对整个中国被毛孢物种工业应用的垄断权。这显然超出了专利法应当保护的范围,也与原告的技术贡献不相匹配。实际上,对动植物进行育种,是几千年来各地农牧民的生产实践。分子生物学发展起来之后,才明白人工选育的过程实质:生物种群中存在可遗传的变异(即基因差异),人类根据表型(如产奶量、果实大小)选择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留种,淘汰不利个体。经过多代积累,有利基因(如高产基因)的频率在群体中逐渐升高,从而形成新品种。使用归谬法进行推演:倘若有人发现了某个已有品种水果的高产基因,就能阻止农民继续使用传统人工育种手段来培养含有该高产基因的水果植株吗?这显然超出了专利保护的应有边界。 (三)“最小生物材料单元”理论的逻辑缺陷 有观点提出,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可执行遗传功能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如质粒、细菌、菌株等。该观点认为,为了要实现基因的功能,获取含有该基因的最小生物材料,对该生物材料进行培养,实现该基因的功能,这种行为同样也属于“使用”行为。 这一理论存在较多明显缺陷。第一,缺乏法律依据。我国专利法和《专利审查指南》均未规定所谓的“最小生物材料单元”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将突破现行法律关于基因专利保护的法定框架。第二,边界模糊不清。如何界定“最小生物材料单元”?是质粒、细胞,还是整个菌株?不同的界定标准将导致保护范围的巨大差异,给司法实践带来不确定性。第三,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如果将工业菌株纳入“最小生物材料单元”的保护范围,那么只要某一菌株含有某个天然基因,该菌株的所有工业应用都将受到专利控制。这将为专利权人垄断天然生物资源打开方便之门,可能严重阻碍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 中医药现代化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而发酵中药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传统中药的发酵生产都依赖于天然微生物菌种,这些菌种中含有大量的天然功能基因。如果按照“培养天然菌株即构成侵权”的观点,那么我国众多发酵中药生产企业都将面临专利侵权的风险,这将严重制约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诚如一审判决书所言,若涉案专利权人基于基因功能的研究创建了发酵过程的精准调控技术用以高效生产菌粉,则其本应通过申请方法专利或者主张技术秘密等其他方式对该方案进行保护。若该公司未能进行适当的知识产权布局,而主张要以扩张天然基因专利权的方法来保护其发酵工艺的研发成果,这样的主张会导致不同类型专利保护对象的错位,也必将被司法所否定。这也是本案给专利代理行业、公司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一个警示。 三、本案中现有技术抗辩的分析 在本案中,被告还主张:其使用的中国被毛孢菌株与涉案专利涉及的L0106 菌株实质相同,而该类菌株早已在在先专利(包括ZL85101974.1、ZL97110448.4专利)中公开,且可从天然冬虫夏草中分离获得,属于公众可自由获取的现有技术。尤其是,被告援引ZL9711044.84专利作为现有技术证据,主张其生产菌粉的工艺完全遵循该专利记载的步骤,而该专利已被宣告无效,其技术方案自始属于公有领域。同时提交了《微生物工程工艺原理》等教科书,证明逐级扩大发酵、低温培养等均是本领域公知常识。 本案判决书认定的相关的重要事实是:2015年7月,案外人王健以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珠峰药业公司、珠峰原料公司等为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害发明专利权之诉,该案所涉专利是专利号为ZL97110448.4、名称为“中国冬虫夏草真菌的发酵生产方法”的发明专利(原权利人为沈南英,后经多次转让于2014年12月25日变更为王健)。2016年11月7日,该院作出判决,认定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珠峰原料公司使用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的生产工艺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后因涉案专利权被全部宣告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1日裁定驳回王健的起诉。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取了Z20080187(即珠峰药业公司生产的百令片产品)和Z20103052(即珠峰原料公司生产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药品批准文号所对应的药品注册批件及该两药品注册批件所附的部分申请资料(含相关药品生产工艺)。该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记载:除落款和落款时间外,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与中美华东公司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完全相同,都是按照沈南英教授的“中国冬虫夏草真菌的发酵生产方法(专利号:ZL97110448.4)”生产。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认为,鉴于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述报备的《虫草发酵菌粉生产工艺》至今未有生产工艺变更补充备案记录,青海珠峰虫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或珠峰原料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生产工艺实际发生了变更,故推定其实际使用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的生产工艺即为前述报备工艺。 在本案中,对于被诉菌粉的生产工艺而言,从举证责任角度看,两珠峰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确认其菌粉生产工艺即为判决中记载的报备工艺。这是两珠峰公司对其实际使用工艺的直接确认,构成了自认,其证明力比较一般。但,正如常州中院在76号案中的认定逻辑,本案中被告珠峰公司已举证报备工艺无变更补充备案,同样应推定其实际使用工艺等同于报备工艺,即,专利ZL97110448.4(沈南英专利)的生产工艺。而沈南英专利已经被宣布无效且经一审二审均维持无效。因而,该专利方案应视为自始不存在,为公有领域可自由实施的技术。综合上述情况,本文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来还可从现有技术抗辩角度,同样认定被诉行为不构成侵权。这样的话,对于基因领域的“第一案”,该判决的结论可谓更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四、结论 天然基因专利保护的核心在于平衡发明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法律通过授予分离提取基因的发明人有限期限的独占权,激励其揭示自然规律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价值;同时,严格限制专利保护范围,防止对天然生物资源的不当垄断。 “百令片”案的判决准确把握了这一平衡,明确了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边界:专利保护的是经过人工分离提取的基因本身及其主动利用的行为,而非天然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基因及其自然表达过程。相对应的,若将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延及含有该基因的天然菌株,将培养天然菌株实现基因功能的行为认定为侵权,既不符合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也与国际司法趋势相悖,更可能阻碍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坚持专利法的基本原理,科学界定天然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在保护创新与促进产业发展之间实现最佳平衡。专利代理行业和创新主体也应高度关注本案的发展,在知识产权布局上更加科学完善。
前言 在广州,农贸市场是“买菜的地方”,亦是社区商业烟火气与商业活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不少传统农贸市场通过空间改造、品牌引入和业态融合,从单一生鲜交易场所向“生鲜零售+便民餐饮+社区服务”复合型商业空间转型。业态升级在提升消费体验与物业价值的同时,亦带来一系列合规争议:农贸市场能否引入咖啡、轻餐、烧烤等餐饮业态?“熟食配套”与“餐饮经营”的监管边界如何界定?规划、环保、消防、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与风险如何分配? 对于上述问题无法仅凭商业逻辑判断,而是要从规划用途、行政许可、环保消防、合同约束四个维度综合判断。本文结合广州本地监管规则与租赁实务,系统梳理农贸市场创新经营的合规边界,为读者提供相关风险防控建议。 一、“复合经营”并非当然违法,合规核心是不突破既定用途与监管 农贸市场转型升级属于商业场景更新,而不是法律禁止的经营创新。判断新经营业态是否合法,核心标准为是否突破物业既定的使用功能与法定监管规则。 实务中,农贸市场新业态需要同时满足四项合规检验: 规划合规:符合建筑物现有规划许可用途及既有审批条件,不构成擅自改变用途; 许可合规:取得与实际经营内容相匹配的经营许可、消防、环保等行政许可; 设施合规:满足油烟、噪音、排污、隔油、通风、消防等强制性配套要求; 合同合规:符合租赁合同关于使用用途、分租、改造和招商范围的约定。 同时符合上述四项合规条件前提下,“创新复合经营”才具备合法基础和可持续性。 二、散装熟食销售与现场餐饮制售在监管边界、法律风险的区分 在农贸市场经营业态中,不乏“熟食档”与“餐饮业态”,但两者在经营许可类型、规划要求、环保责任上存在本质区别,是合规风险的高发区: (一)散装熟食销售,属于农贸市场合理延伸,按销售类许可管理 农贸市场内的熟食档口不等同于餐饮服务,熟食档一般不具 “现场持续制售热食”“产生油烟和额外环境负荷”等实质经营特征。若经营内容为已制成熟食的销售、分装、简单加热或便民供应,未开展现场热食加工,未超出物业规划用途和租赁合同约定,则属于市场便民配套经营的一部分。 依据《广东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相关规定,预包装熟食拆封、简单加热提供给消费者的,不属于餐饮服务。此类经营的核心合规要求在于,经营主体应按照实际经营内容申领相应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确保其许可事项与现场经营状态保持一致。 简言之,农贸市场内可设熟食配套,但不得实质演变为独立餐饮经营场所。 (二)现场餐饮制售可能易触发规划、环保、消防等多重违规 与散装熟食销售相比,烧烤、爆炒、现制快餐、堂食轻餐等现场热食制售、餐饮,与散装熟食销售存在根本性差异,属于高合规风险业态。现场热食制售、餐饮对排烟、排污、隔油、通风、消防有较高且特定的要求,因此监管机构对存在明火、重油烟、长时间加热、堂食聚集的经营场所,其是否具备承载餐饮活动的基础条件会作出较严格的监管。 依据,产生油烟的餐饮场所必须与居民楼保持安全距离并设置专用烟道;配套隔油、降噪、废气处理设施。一旦引发投诉或超标排放,将面临责令整改、停业、罚款等行政处罚。 其次,从“配套熟食供应”转向“餐饮门店化运营”,本质是使用功能实质性变更,即使建筑物用途为商业服务类建筑,仍可能因设施负荷不足,消防等级不匹配、规划用途不符被认定为违规。 需要注意的是:若经营建筑物的规划许可用途为“肉菜市场”,直接改造为餐饮功能,则可能构成擅自改变建筑物规划许可用途。依据,擅自改变建筑用途且逾期不改的,可面临每日每平方米50元至100元的罚款。 (三)商业服务类建筑不等于可任意经营任何商业 实践中,部分创新经营市场建筑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业用地”。从规划和监管角度看,肉菜市场、餐饮经营分属商业服务体系中的不同细分功能,对应的审批依据、设施标准、相邻影响并不相同。当新业态显著增加油烟、噪音、排污、或改变场地客流聚集、开放方式、营业时间时,监管机关将按照实质影响进行认定。 因此稳妥的做法是,招商前完成规划用途核查、消防条件核验、经营许可路径确认,并结合《广州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面清单》判断是否豁免规划审批。 三、租赁合同合规与复合经营责任划分 农贸市场运营普遍采取出租—承租—分租模式,租赁合同是界定权利义务、责任划分的核心法律文件。当创新业态引发纠纷时,以下三大问题值得关注: (一)分租、转租的合法边界 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转租物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七百一十八条规定,若出租人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转租。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租赁合同中应明确分租审批流程、书面同意形式、禁止业态类型。同时,避免默示同意带来的被动。 (二)擅自变更规划用途引发的合同与行政责任 若承租人未经合法手续引入违规经营业态,擅自改变用途,将触发出租人与承租人均可能被责令整改、处罚的风险。此外,承租人更有可能面临合同违约的风险,从而被出租人索赔损失。 (三)责任主体的划分 承租人作为实际经营管理者,理论上是违规经营的直接责任主体,但在行政监管角度下,出租人作为物业经营管理主体同时负有监管义务。因此,出租人必须完善证据链,对分租材料进行审核并留存、固定餐饮档口的违规事实等。 四、实务合规建议 农贸市场创新经营的核心,是在社区民生功能与商业创新之间找到合规平衡点,建议将合规防控嵌入招商、合同设计和运营管理之中,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开展前置性尽职调查 在引入业态前,逐项核查,包括规划用途、消防验收、经营许可证照申领路径、租赁合同限制,参考《广州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面清单》,充分了解哪些业态调整可免于规划审批。 2.主动咨询行政监管部门 对边界模糊的业态,落地前与属地街道、城管、规划、市场监管部门沟通确认,以官方口径替代商业判断,从而降低经营风险,消除合规隐患。 3.合同条款优化 优化租赁合同核心条款,明确列明允许与禁止的业态范围,分租管理规则,物业用途变更程序、合规责任分配及违约责任等,以合同条款前置规范经营行为、厘清权责边界、防范合规风险。 结语 农贸市场的创新经营,不是追逐流量的短期行为,而是在保留社区商业功能和城市烟火气的基础上,构建契合监管规则、具备合同保障的长期运营模式。项目合规保障依托规划、许可、环保、消防、合同五大核心维度,将法律合规审查前置嵌入项目前期决策环节,可避免后期整改、处罚及各类合同纠纷的风险。 【相关法律法规】 现将本文涉及的核心法律条文罗列如下: 第七百一十一条: 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 第七百一十六条: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七百一十八条: 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 《广东省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实施细则》(2025年版) 第五条(餐饮服务经营项目)餐饮服务,包括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半成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非即食食品制售等。其中半成品制售仅限中央厨房申请,非即食食品制售仅限非即食食品经营者申请。 第六条食品销售经营者将已完全熟制的预包装食品拆封、简单加热提供给消费者的,按散装食品中的散装熟食销售进行许可。……” (2020年修正) 第四十条......竣工并经各项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建筑物,变更房屋权属登记中房屋用途或者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规划管理许可事项的,应当报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二条竣工投入使用的建筑物,变更房屋用途涉及规划许可事项的,应当报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 第七十四条: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批准改变竣工并经各项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建筑物的用途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用途;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每日每平方米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直至改正为止。 《广州市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面清单》 第三条: 明确了商业建筑内部业态调整在满足消防设计审查及处理好相邻权关系前提下,免于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适用情形。
2026年5月1日,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在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财年农业、农村发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2027拨款法案》”)中提出一项提议, 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的审评过程中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 本文将分析该提议对中国创新药企和跨境许可交易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一 提案的背景和性质 拨款委员会的提议要求FDA在审评IND及其修正、补充材料时, 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目前该提议仅为拨款委员会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拨款法案》中的内容, 尚未经美国众议院审议通过, 也未正式落地成为FDA法定监管规则, 暂不具备正式法律条文效力。但是, 由于FDA经费受国会监管, 拨款委员会对FDA提出的明确政策要求仍会形成切实的现实压力, 并可能对FDA未来的指南制定与审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提案意味着FDA可能在中国药物开发最早的入口——IND阶段设置障碍。若该限制最终落地, 任何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 即便符合当地监管标准与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要求, 也将无法用于支持美国IND申请。申请人须在FDA可核查的司法管辖区(如美国本土、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重新开展临床试验, 或依赖跨国多中心试验中中国以外的站点数据。 从时间维度看, 该提案设置了过渡期安排: 限制将适用于《2027拨款法案》生效12个月后所提交的IND, 为FDA制定实施指南及受影响申请人调整临床试验策略预留了缓冲期。然而, 对于已在中国开展早期试验并计划向美国递交IND的企业而言, 一年的时间窗口意味着其必须立即启动全球临床布局的调整, 否则将面临数据无法使用的风险。 拨款委员会在《2027拨款法案》中说明了其进行该等限制提议的理由。拨款委员会认为, 位于中国等特定国家的临床试验中心不受FDA直接监管, 患者安全标准和数据独立性难以被充分核实。然而, 美国现行法规21 CFR 314.106明确允许境外临床数据用于支持新药申请, 而且该条款同时设置了严格前提: 数据须适用于美国人群和医疗实践; 研究者须符合GCP资质; 且数据须可通过现场核查(on-site inspection)验证。拨款委员会认为, 在缺乏常态化现场核查机制的情况下, FDA难以确保中国生成数据的完整性与可靠性。笔者认为, 拨款委员会的这一顾虑是没有依据的: 一方面, 向美国FDA提交域外获得的临床数据, 都必须证明其试验是符合美国GCP要求的; 另一方面, 美国FDA缺少现场核查能力的情况, 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 如果仅仅以“缺少现场核查能力”为理由,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体系将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两条。 一是临床试验市场的流失。中国有巨大的受试者群体、高效运行的医疗体系以及卓越的研究人员(PI), 这导致中国开展早期人体药物试验的成本显著低于美国, 且推进速度更快。若FDA继续允许此类数据支持IND申请, 将进一步激励跨国药企将早期试验迁往中国, 导致美国不仅流失临床试验项目, 还可能将剂量探索、患者数据积累、试验执行经验等关键早期研发能力一并转移出去。 再更进一步, 拨款委员会将早期研发能力的外流与更广泛的安全考量相联系。2025年12月, 美国已通过《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 限制联邦政府采购特定生物技术公司的设备或服务, 华大基因、华大智造等企业被列入受限名单; 2025年6月, FDA亦宣布审查涉及将美国公民生物样本送往特定国家实验室进行基因工程处理的临床试验。拨款委员会此次提案, 可能具有进一步在生命健康领域与中国脱钩的意图。 二 对中美生物技术交易格局的深层影响 据笔者观察, 近年来涌现出大量早期创新药的对外许可交易(License-out), 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创新药企早期研发的能力, 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早期临床研究的巨大价值。在一些交易中, 外方在获得中国以外的新药开发和商业化权益的同时, 往往喜欢获得在中国境内开展临床试验的权利, 这也证明了中国临床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然而, 拨款委员会的提案可能对现在的新药对外许可交易模式做出挑战。 (一) 许可交易模式的结构性挑战 近年来, 通过对外许可交易将自主研发的药物分子授权给跨国药企的模式, 已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的主要路径。2025年, 中国生物医药对外许可交易总额超过1350亿美元, 其中肿瘤学与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交易中, 中国药企在中国境内完成的I/II期临床数据是谈判的核心资产, 直接决定了首付款金额、里程碑付款节点及销售分成比例。而跨国药企之所以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 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对中国早期数据的认可及其对后续全球开发的支撑价值。 若拨款委员会提出的法案最终落地, 中国生成的早期临床数据将无法直接用于美国IND申请, 跨国药企等西方合作方在评估中国资产时将不得不重新计算开发成本与时间表, 并且可能要求中国药企在其他司法管辖区重新开展I期或II期试验。这可能直接导致交易谈判中的首付款金额显著缩水, 里程碑付款结构趋于保守。对于资金储备有限的中小型Biotech企业而言, 则将面临重新开展海外临床试验的成本压力, 这可能使其难以维持全球竞争力, 进而导致行业资源向具备国际基础设施的大型企业集中, 加剧产业分化。 (二) NewCo与Co-Co交易模式的合规重构 NewCo模式与Co-Co(“Co-development & Co-commercialization”)模式是近年来中美生物医药跨境交易的重要创新。在NewCo模式下, 交易双方设立独立实体持有全球权益, 通常以中国早期临床数据作为资产估值的基础; 在Co-Co模式下, 双方共同推进药物的开发进程、联合开展商业化布局, 并共享跨司法管辖区的数据包。笔者曾经助力中国第一家NewCo模式下的海外授权, 也参与多项Co-Co模式的谈判, 很明显可以看出, NewCo和Co-Co模式的一个动因就是, 持续利用中国创新药企的研发能力和中国临床市场的巨大容量。 若中国临床数据被排除在美国审评体系之外, NewCo模式和Co-Co将面临根本性质疑: 不仅其前提假设——中国早期数据可直接支撑全球开发——将不复存在; 其核心动因——以中国为主力临床市场的持续合作开发, 也难以为继。NewCo实体将不得不在中国以外重新开展早期试验, 大幅增加现金消耗, 西方合作方将不得不独立承担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临床试验责任, 原有的"共同开发"平衡将被打破, 合作可能异化为单向的技术引进或服务外包关系。中国药企的议价能力与参与度大幅下降的同时, 西方合作方也将承受巨大的临床压力, 拖慢药品研发的进程。显然, 这一局面对于中美双方生物医药企业而言, 无疑是一种双输的结局。 三 中国创新药企的应对策略 面对潜在的监管壁垒, 中国创新药企需要从临床试验布局、交易结构设计和战略资源配置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 将合规压力转化为国际化能力建设的动力。 (一) 双区域或多区域并行试验设计 企业应在药物开发的早期阶段即规划双区域或多区域临床试验, 在中国境内开展试验以在满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的注册要求的同时, 在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或东欧等FDA认可的司法管辖区同步或衔接开展I期试验。其中, 澳大利亚的临床试验通知(Clinical Trial Notification, CTN)为备案制, 无需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对试验数据进行技术审评, 该模式下I期临床试验最快在方案提交后5-6周即可启动, 在速度上具有显著优势, 且其监管标准与FDA高度互认; 新加坡、韩国等地则具备成熟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与英语工作环境, 便于与国际CRO协作。通过并行设计, 企业可在不牺牲国内开发速度的前提下, 提前积累可供FDA审评的"清洁数据", 避免在后期阶段因数据来源问题而被迫中断或重做试验, 从而保护研发投资的连续性。 (二) 全球CRO合作与数据治理体系 与国际知名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是提升数据可信度与可核查性的重要路径。国际CRO在受FDA检查的试验站点(“FDA inspected sites”)的运营经验、标准操作规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的合规性以及稽查准备等方面, 均具有成熟的体系与丰富的经验。中国药企可通过委托国际CRO管理非中国试验站点, 或在试验设计阶段引入符合ICH-GCP标准的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 增强数据的国际认可度。此外, 企业应建立严格的数据本地化与隔离策略: 将中国生成数据专用于NMPA申报, 同时建立独立、完整、可追溯的全球数据集, 用于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机构的申报, 避免数据交叉污染或来源混淆。在电子数据采集系统(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的选择上, 应确保其符合FDA 21 CFR Part 11关于电子记录与电子签名的要求, 以通过潜在的数据完整性核查。 (三) 国际知识产权布局 鉴于企业可能需要早期在中国以外的多个区域开展临床试验, 以使早期开发数据能够被美国FDA所接受, 企业也需要在药品开发早期做好海外专利布局。通常而言, 中国创新药企可以通过PCT途径申请衍生注册。需注意的是, 虽然PCT申请能够为中国创新药企维持较早的优先权日, 但随着临床试验陆续在境外各国开展, 企业仍需尽早考虑在对应国家的专利进入与延伸申请, 提前应对各国专利法实施中存在的政策与实务不确定性。 (四) 交易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在对外许可谈判中, 中国药企应主动调整交易架构, 以应对数据监管的不确定性。一种可行的模式是: 在协议中明确区分中国权益与全球权益, 约定由西方合作方主导非中国地区的临床试验, 中国药企保留中国境内的开发主导权及商业化权益。这种"分区主导"模式虽可能稀释中国药企的全球收益分成, 但可降低合作方对数据合规性的顾虑, 维持交易的吸引力。另一种模式是在估值谈判中引入"监管风险折扣"机制, 以较低的首付款(upfront payment)换取更高的销售分成比例(royalty)或更宽松的里程碑节点(milestone), 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具备更强国际临床执行能力的合作方。对于NewCo模式, 可考虑将知识产权与早期数据持有主体设立于中立司法管辖区(如新加坡、瑞士或开曼群岛), 由中国子公司负责国内试验, 全球实体负责国际试验, 以优化治理结构与税务安排, 同时降低单一国家政策变化的系统性风险。 (五) 早期监管沟通与标准对齐 中国药企应充分利用FDA的Pre-IND会议机制, 在试验设计阶段即与FDA就人群选择、终点设计、对照组设置及数据核查计划进行充分沟通, 获取书面反馈。对于计划在非中国地区开展的试验, 应在方案设计时即纳入美国患者人群的代表性亚组, 确保数据外推的合理性。同时, 企业应密切关注FDA指南的更新动态, 特别是涉及境外数据接受条件、现场核查程序及电子数据完整性要求的最新规定, 确保试验执行与文档管理符合最高标准。在沟通策略上, 企业应准备充分的科学依据, 论证其试验方案与美国医疗实践的关联性, 并提前规划现场核查的接待与文档准备工作。 (六) 区域创新枢纽的设立与人才布局 具备资源实力的中国药企可考虑在新加坡等中立司法管辖区设立区域研发中心或临床试验协调枢纽。这些枢纽可承担全球试验的中央管理职能, 包括方案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监管申报及知识产权管理。将核心知识产权与全球临床数据集持有于政治与监管环境相对稳定的中立地区, 可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单一国家政策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增强全球合作伙伴与投资者的信心。同时, 企业应加强国际化人才储备, 引进具有FDA沟通经验、国际多中心试验管理背景及跨文化谈判能力的专业人才, 为全球化运营提供组织保障。
引言 智能经济浪潮下的长三角机遇 2024年以来,全球智能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新定义制造业的竞争逻辑。在这一历史性变局中,长三角地区凭借其深厚的制造业底蕴、密集的科研资源和领先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核心策源地之一。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地区已聚集了全国超过40%的智能制造相关独角兽企业。从上海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到苏州的工业机器人集成,从杭州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到合肥的新能源智能装备——一批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未来智能独角兽”正在加速崛起,深刻改变着区域乃至全球的产业版图。 与这一产业浪潮相伴而生的,是一套层层叠叠、日益复杂的政策体系和法律规制框架。对于身处其中的独角兽企业而言,如何精准把握政策红利、有效识别合规风险,已经成为关乎企业命运的战略性议题。道可特合规法律服务团队在本文中从法律服务的专业视角出发,系统梳理长三角智能制造领域的政策机遇与合规边界,以期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政策红利的多维图景:从国家战略到地方实践 (一)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的战略牵引 智能制造作为国家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抓手,近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力度。2021 年,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的目标。2023 年以来,随着大语言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国家层面又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AI+ 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政策文件,包括《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意见》等。 这些顶层设计为长三角智能制造企业创设了若干重要的制度红利:一是产业准入层面,对智能制造领域实施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政策,降低技术型企业的设立和运营门槛;二是财税支持层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进一步提高至120%,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持续稳定;三是金融支持层面,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为硬科技企业打通了直接融资渠道,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设立为早期投资提供了重要补充;四是人才政策层面,各地针对智能制造领域高端人才出台了包括落户、住房、子女教育在内的综合性配套措施。 (二)长三角区域层面:一体化框架下的协同创新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为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的跨区域布局创造了独特的制度环境。2024 年底发布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将“共建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列为重点任务,明确提出推动三省一市在产业链配套、技术攻关、标准制定、人才流动等方面的深度协同。 在这一框架下,长三角区域呈现出鲜明的政策协同特征:上海聚焦智能制造的“大脑”功能,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基础模型、高端芯片设计和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江苏侧重智能制造的“骨骼”支撑,在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高端数控机床、新材料等领域形成集群优势;浙江依托数字经济先发优势,着力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生态;安徽则凭借新能源汽车、量子计算等新兴赛道的先发布局,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对独角兽企业而言,这种协同化的政策布局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业务需求,在长三角区域内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和功能布局。例如,将研发中心设在上海以获取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将生产基地布局在江苏以对接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将销售网络依托浙江的数字商贸平台进行拓展。这种“一体化红利”是长三角智能制造独角兽相较于其他区域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 (三)城市层面:精准施策的差异化竞争 在国家战略和区域协同的大框架下,长三角各核心城市围绕智能制造独角兽的培育展开了激烈的政策竞争。以独角兽企业认定和扶持为例:上海市科委设立“未来独角兽”培育库,入库企业可获得最高 5000 万元的研发资助和最高 1 亿元的贷款贴息;苏州工业园区实施“独角兽培育计划”,提供办公场所租金减免、知识产权申请补贴、上市辅导奖励等一揽子支持措施;杭州市出台“鲲鹏计划”,对新认定的独角兽企业给予最高 1 亿元的综合扶持;合肥市则通过“合肥模式”——即政府产业基金直接股权投资——深度参与智能制造企业的成长过程。 这些城市层面的精准政策,为独角兽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发展助力。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需要企业审慎对待的法律问题:政策承诺的法律约束力如何认定?在多地同时申报扶持资金是否构成重复申报的合规风险?政府引导基金的股权投资条款中关于落地承诺、业绩对赌、回购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何?这些问题的妥善处理,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真正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 二、合规边界的系统审视:独角兽企业面临的六大法律风险 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在快速成长过程中,往往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中,而对合规风险的系统识别和管理重视不足。从法律实务的经验来看,长三角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普遍面临以下六个维度的合规挑战。 (一)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合规风险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是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获取政策红利的最直接方式,但其中蕴含的法律风险往往被企业忽视。 第一、补贴资金的附条件使用问题。 多数政府补贴资金在拨付时附有明确的使用限制,例如必须用于特定研发项目、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约定的产出指标(专利数量、营业收入等)。企业如果将补贴资金挪作他用或未能达成约定指标,可能面临资金返还甚至行政处罚的风险。根据,骗取政府补贴资金的,除返还资金外,还可能被处以违法金额一定比例的罚款。 第二、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维持的持续合规问题。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是智能制造企业享受 15% 优惠税率的前提条件,但该资质每三年需要重新认定。实践中,部分企业在初次认定后放松了对研发费用归集、知识产权管理、科技人员占比等核心指标的持续管理,导致复审不通过而被追缴税款差额及滞纳金。 第三、跨区域享受政策优惠的“双重申报”风险。 部分企业在长三角多地设有分支机构,可能在不同地区就同一研发项目或同一业务内容申报不同类型的政策扶持。虽然不同类型的补贴在形式上可能不构成直接的“重复申报”,但如果核心申报内容存在实质性重叠,仍可能被认定为违规套取财政资金。 (二)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风险 智能制造的本质是数据驱动的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传感器、数字孪生系统等技术应用,使得智能制造企业成为海量数据的采集者、处理者和使用者。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的“三法鼎立”数据治理框架下,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面临多重合规挑战。 首先是数据分类分级的合规义务。智能制造企业处理的数据往往涵盖工业生产数据、供应链数据、设备运行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等多种类型,部分数据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按照《数据安全法》的要求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特别是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的企业,还需要满足更为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安全审查要求。 其次是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义务。长三角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国际化业务布局,涉及与境外合作方之间的数据交换。根据和国家网信办的相关规定,向境外传输重要数据和达到一定数量阈值的个人信息,需要通过安全评估、签署标准合同或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2024 年 3 月发布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数据出境条件,但智能制造企业仍需根据自身数据类型和规模审慎评估合规路径。 再次是 AI 算法备案和伦理审查的合规义务。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生产决策、质量检测、供应链优化的智能制造企业,需要关注等规定中关于算法备案、透明度报告和伦理审查的要求。虽然现行规定主要针对面向公众的互联网服务,但随着 AI 在工业领域的深度应用,针对工业 AI 的监管框架正在酝酿之中,企业应提前做好合规准备。 (三)反垄断与公平竞争的合规风险 独角兽企业在某一细分领域通常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或较强的技术壁垒,这使得反垄断合规成为不可忽视的法律议题。近年来,国家反垄断执法力度持续加强,修正后进一步提升了违法成本。 对智能制造独角兽而言,需要重点关注三类反垄断风险:一是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触发问题——企业在进行股权融资、并购重组或设立合资企业时,如果达到中的营业额门槛,必须事先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行申报并获得批准,否则即使交易实质上不会产生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仍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二是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的反垄断风险——智能制造涉及大量行业标准,持有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如果在许可谈判中索取不合理高价或拒绝以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条件进行许可,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是产业联盟和行业协会活动中的横向协同风险——在智能制造产业联盟日益活跃的背景下,参与联盟的竞争者之间需要严格避免任何可能被认定为价格协调、市场分割或产量限制的行为。 (四)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秘密管理的合规风险 技术是智能制造独角兽的命脉,知识产权保护的质量直接决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估值。但实践中,不少高速成长的智能制造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存在系统性短板。 一方面,专利布局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为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或政策申报的知识产权数量要求,部分企业大量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而忽视了发明专利的系统布局。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可以满足政策门槛,但无法为企业构建真正有效的技术护城河,在面临竞争对手的专利围堵或海外市场的知识产权诉讼时往往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商业秘密保护体系的缺失是更为严峻的风险。智能制造企业的核心技术——包括工艺参数、控制算法、生产配方、客户数据等——大量以商业秘密而非专利的形式存在。根据的规定,商业秘密的保护以“权利人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为前提条件。如果企业未能建立系统的保密管理制度(包括保密协议签署、涉密信息分级管理、访问权限控制、离职审计等),一旦发生技术泄露,可能因无法举证“已采取合理保密措施”而丧失法律救济的基础。 (五)劳动用工与人才管理的合规风险 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人才。在长三角地区人才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企业在人才招聘、使用和离职管理各环节都面临复杂的法律合规要求。 竞业限制是其中最为敏感的议题。根据的规定,竞业限制条款仅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但实践中,部分智能制造企业将竞业限制范围不当扩大至全体员工或大量普通技术人员,或在竞业限制补偿金支付方面未能满足法定标准,导致竞业限制条款被法院认定无效,企业的核心技术保护反而落空。 此外,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也是独角兽企业普遍面临的法律难题。在多轮融资过程中,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员工持股平台(ESOP)来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ESOP 的架构设计涉及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和治理、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行权条件与退出机制的设定、税务筹划等多个法律维度,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纠纷,甚至影响企业后续融资和上市进程。 (六)出口管制与外资安全审查的合规风险 随着全球科技博弈的加剧,出口管制和外资安全审查正在成为影响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关键变量。 在出口管制方面,中国于 2020 年颁布《出口管制法》,建立了覆盖军品、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管制体系。智能制造领域涉及的高端传感器、精密运动控制系统、特种材料等,部分已被列入《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企业在进行技术出口或向境外提供技术服务时,需要审慎评估是否触发出口管制许可要求。同时,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范围和力度,企业在使用进口技术和零部件时需要关注“长臂管辖”的合规风险。 在外资安全审查方面,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在接受境外投资时需要评估是否触发规定的申报义务。涉及军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等敏感领域的智能制造企业,即使外资占比较低,也可能需要进行安全审查申报。反过来,中国智能制造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和并购时,也需要关注东道国的外资审查制度——特别是欧盟的 FDI Screening Regulation 和美国 CFIUS 审查,近年来对中国智能制造领域投资的审查力度明显加强。 三、合规治理的实务路径:构建独角兽企业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 面对上述多维度的合规挑战,智能制造独角兽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构建系统化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结合我们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法律服务实践经验,提出以下几个关键路径。 (一)建立“政策合规体检”机制 企业应定期对已获取和拟申请的各类政策扶持进行系统性的法律合规审查,重点评估:补贴资金使用是否符合拨付条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维持的核心指标是否持续达标、跨区域政策申报是否存在实质性重叠、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协议中的对赌和回购条款是否与后续融资安排存在冲突。建议企业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政策合规体检,确保政策红利的获取始终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 (二)构建数据合规管理体系 智能制造企业应尽早建立与业务规模和数据处理活动相匹配的数据合规管理体系,包括:完成数据资产盘点和分类分级、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标准合同备案、建立 AI 算法伦理审查的内部机制。特别是对于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海外业务拓展的企业,数据跨境合规应作为国际化战略的前置性法律工作进行部署。 (三)实施知识产权“攻防一体”战略 在进攻端,企业应制定与业务战略紧密衔接的专利布局规划,重点围绕核心技术和未来技术路线图进行发明专利的系统申请,在海外目标市场同步进行专利布局。在防御端,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将保密管理嵌入研发流程、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和供应链管理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同时,建议企业对核心知识产权进行定期的价值评估和风险预警,为融资、上市和争议解决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 (四)前置化的出口管制与安全审查合规 企业应在业务规划阶段就将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的合规要求纳入决策考量。具体而言:在技术研发阶段,识别可能涉及管制的技术领域,提前做好技术来源和使用范围的合规规划;在融资阶段,评估拟引入投资者的国别背景是否可能触发安全审查;在国际化拓展阶段,对目标市场的外资审查政策进行前瞻性研判,选择最优的投资架构和落地路径。 结语 智能经济时代的长三角,正在上演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道可特合规法律服务团队观察到,独角兽企业作为这场变革的先锋力量,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站在了法律合规的“风口浪尖”。政策红利与合规边界,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唯有在合规框架内最大化地获取和运用政策资源,才能实现真正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本期节目聚焦从智能家居到可穿戴设备的隐私治理:德州对智能电视同意机制的强制要求、美国建立 AI 安全评估国家能力、法国对智能眼镜普遍监控风险的警示、以及欧盟完善 GDPR 认证体系的技术细节。 🕒 节目导航 第一条德州与 LG 电子达成智能电视隐私和解 核心进展: 德州总检察长 Ken Paxton 与 LG 电子美国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要求 LG 在收集智能电视观看数据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明确表示同意”(Affirmative Express Consent)。和解协议有效期5年 观看数据定义: 通过智能电视的自动内容识别(ACR)技术收集的家庭层面观看行为信息,包括观看内容、时间和时长 关键时间节点: 30天内更新2025年款智能电视入门同意界面,加入清晰显眼的 ACR 使用说明;180天内停止未经同意收集和处理观看数据;2027年及后续型号必须在入门过程中以弹窗形式自动显示观看信息协议通知 同意要求细节: 必须是自由给予的、具体的、知情的、明确的意愿表示;必须通过肯定性行动表达;必须在清晰显眼的披露后获得;必须提供简单易找的撤回同意方式 地缘政治条款: LG 明确承诺从美国消费者收集的观看数据不会以任何形式传输到中国 德州认可: 德州承认 LG 主动实施了超出行业规范的强有力数据隐私实践,双方同意合作而非长期诉讼最符合消费者利益和电视制造业透明数据隐私实践的推进 企业启示: 默认收集用户行为数据的时代已结束,必须在收集前获得明确、具体、知情的同意 同意界面必须清晰显眼,不能藏在冗长的用户协议中,要让普通消费者一眼看懂 如果涉及跨境数据传输,尤其是传输到地缘政治敏感国家,需在隐私政策中明确说明或承诺不传输 主动实施超出行业规范的隐私实践可在监管调查中获得认可,有助于达成更有利的和解条件 智能电视、智能音箱等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应全面审查数据收集同意机制,确保符合“明确表示同意”标准 第二条NIST 成立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CAISI) 核心进展: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于2025年6月宣布成立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CAISI),作为美国政府内部行业与政府对接 AI 测试和协作研究的主要联络点 核心职能: 与 NIST 组织合作开发 AI 系统安全测量指南和最佳实践,协助行业制定自愿标准;与私营部门 AI 开发者和评估者建立自愿协议,主导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 AI 能力进行非机密评估(重点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化学武器等可证明风险);评估美国和对手 AI 系统能力、外国 AI 系统采用情况及国际 AI 竞争状态;评估使用对手 AI 系统可能带来的安全漏洞和恶意外国影响(包括后门和隐蔽恶意行为);与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科技政策办公室和情报界等联邦机构协调开发评估方法并进行评估;在国际上代表美国利益,防止外国政府对美国技术施加繁重和不必要的监管,并与 NIST 员工合作确保美国在国际 AI 标准中的主导地位 最新动态: 2026年4月,CAISI 评估了开源权重 AI 模型 DeepSeek V4 Pro;与非营利组织 OpenMined 签署了协作研发协议(CRADA);与总务管理局(GSA)签署谅解备忘录,支持联邦采购阶段的 AI 评估(USAi 项目);发布 NIST AI 800-4,组织从业者研讨会和系统文献综述的关键发现,识别后市场监控的当前实践和挑战 研究博客主题: AI 安全红队竞赛、AI 模型如何在代理评估中作弊、构建黄金标准 AI 系统需要黄金标准 AI 测量科学、AI 评估的设计和使用 企业启示: 美国政府正在建立系统性 AI 安全评估机制,进入政府采购或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 AI 系统可能需要通过 CAISI 评估 “自愿标准”和“自愿协议”是美国监管 AI 的主要方式,但不参与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国际 AI 标准制定正成为大国博弈新战场,企业需关注 NIST 和 CAISI 在国际标准组织(如 ISO、IEC)中的动向 AI 开发者应主动参与 CAISI 的自愿协议和评估项目,建立与政府的信任关系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敏感领域(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化学武器)的 AI 应用,需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并准备接受政府审查 第三条法国 CNIL 对智能眼镜发出隐私警示 核心进展: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发布智能眼镜隐私警示,基于2026年1月22-29日对2128名18岁以上法国人的在线调查。67%受访者认为智能眼镜对隐私构成风险,主要担忧包括图像权利和同意、可能的滥用(尤其结合 AI 技术如深度伪造)、以及数据去向 智能眼镜定义: 外观类似普通眼镜(近视或太阳镜),但在镜框中嵌入传感器(麦克风和摄像头),通过专用应用连接到用户手机。可使用手机功能(打电话、听音乐、拍照录像),部分功能可通过语音命令触发。通常连接到 AI 系统,允许用户向聊天机器人提问(一般问题或环境相关问题如“描述我看到的东西”或“翻译对面人说的话”) 关键隐私风险: 几乎不可见地捕获第三方图像和声音——智能眼镜与普通眼镜难以区分,周围人很难知道是否被录制;录制指示灯等技术措施效果有限且某些使用场景下缺失;从固定、有标识、受监管的监控转变为移动、几乎不可见、无处不在的监控——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公共或私人空间佩戴带摄像头的眼镜;设备成本相对较低可能导致社会空间被传感器饱和;长期可能导致人们不断怀疑自己一举一动被记录,产生持续被观察感觉,逐渐形成自我审查,直接威胁个人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在高度私密场所(医疗诊所、更衣室、卫生间)使用引发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法律框架: 法国民法典第9条保障所有场所(私人和公共)的隐私权,违反可受制裁;刑法典第226-1条规定,未经同意在私人场所固定、记录或传输他人图像,可处1年监禁和45000欧元罚款;智能眼镜用户必须尊重可能被捕获图像或声音的人的隐私权,并在必要时获得其同意 CNIL 行动计划: 启动智能眼镜 GDPR 合规工作;在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层面开展国际合作,因设备在国际层面发展;与其他主管公共机构就超出数据保护范围的问题进行交流;在未来活动中讨论智能眼镜主题以充实思考和提高认识 6条用户最佳实践: 使用智能眼镜时告知附近的人;一旦不再需要就关闭捕获功能;在被要求关闭手机的所有场合也关闭智能眼镜;避免在人们不期望被录制的地方使用;如果想使用有他人出现的照片或视频(如发布到社交媒体),必须获得他们的同意并尊重图像权利;发布前三思,即使看似无害的发布也可能对相关人员产生持久影响 企业启示: 智能眼镜制造商需在产品设计阶段考虑如何让周围人能识别出这是智能眼镜,如录制时有明显指示灯 开发更有效的隐私保护机制,如自动检测私密场所并禁用录制功能 在用户入门和使用过程中强化隐私教育,明确告知用户的法律责任 可穿戴设备开发者应关注 CNIL 和 EDPB 的后续指南,提前准备合规措施 用户需意识到佩戴智能眼镜不仅是个人选择,会影响周围所有人的隐私,有责任负责任地使用 第四条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对芬兰 GDPR 认证机构认证要求发表意见 核心进展: 2026年5月12日,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通过第13/2026号意见,针对芬兰数据保护监察员(Ombudsman)关于 GDPR 第43(3)条下认证机构认证要求的草案决定 背景机制: 根据 GDPR 一致性机制,监管机构在批准认证机构认证要求前必须征求 EDPB 意见;芬兰监察员于2026年4月1日提交草案;芬兰的认证工作由芬兰国家认证服务机构(FINAS)执行,应用 EN-ISO/IEC 17065:2012标准以及监管机构设定的 GDPR 特定附加要求 EDPB 评估重点: 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利益冲突和防止不当影响的保障措施;认证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资格;颁发、审查、暂停或撤销认证的程序;投诉和上诉的透明处理 主要建议: 将仅限于监察员的表述改为“任何主管监管机构”,以反映 GDPR 下的跨境监管;明确术语(如统一使用“评估对象”)并删除重复或不清晰的条款;完善人员资格要求,包括更清楚地区分欧洲经济区内外的大学;确保义务由认证机构而非认证机构承担;删除可能导致认证机构评估超出认证处理活动范围的 GDPR 违规或数据泄露的条款 后续步骤: 芬兰监管机构必须在收到意见后两周内告知 EDPB 是否会修改或维持其草案认证要求,并提供最终决定以纳入 EDPB 公开登记册 企业启示: GDPR 认证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各成员国的认证要求需经 EDPB 审查以确保欧洲经济区的一致性 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专业知识和程序都会受到严格审查 企业想通过认证证明合规,需选择已获得正式认证的认证机构,而非自称能做 GDPR 认证的咨询公司 关注 EDPB 公开登记册中各成员国认证机构认证要求的最终版本,了解不同国家的具体要求 GDPR 认证可作为合规证明,在监管调查或客户尽职调查中提供有力支持,但需确保认证范围覆盖实际处理活动 💡 主编深度洞察:从设备到标准的全链条隐私治理 物联网隐私的“同意困境” 德州与 LG 的和解协议揭示了物联网设备隐私治理的核心困境:如何在用户体验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智能电视的自动内容识别(ACR)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被动的数据收集——用户不需要主动操作,设备就在后台记录观看行为。这种“默认开启”的数据收集模式与 GDPR 和美国各州隐私法要求的“明确表示同意”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和解协议的180天实施期限看似宽松,实则反映了技术改造的复杂性:LG 需要重新设计入门流程、更新固件、测试用户体验、培训客服团队。更深层的启示是,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必须从“隐私合规是法务部门的事”转变为“隐私保护是产品设计的核心要素”。地缘政治条款的加入则标志着数据主权已从抽象的政策概念变成具体的合规要求——即使是消费电子产品,也无法回避大国博弈的影响。 AI 治理的“标准战争” NIST 成立 CAISI 的战略意图远超技术评估本身。从职能设计看,CAISI 既是技术机构(开发测量方法、进行安全评估),也是外交机构(代表美国利益、主导国际标准)。这种“双重身份”揭示了 AI 治理的本质: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市场准入的钥匙。CAISI 与 OpenMined 的合作、与 GSA 的谅解备忘录、对 DeepSeek V4的评估——这些看似独立的行动背后是一套完整的 AI 治理生态:通过自愿协议吸纳头部企业、通过政府采购设置市场门槛、通过国际标准输出美国规则。对于中国 AI 企业,CAISI 的成立意味着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对于欧洲企业,则面临在美国标准和欧盟 AI 法案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CAISI 明确将“评估对手 AI 系统”作为核心职能,这意味着 AI 安全评估已从纯技术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 可穿戴设备的“监控悖论” 法国 CNIL 对智能眼镜的警示揭示了可穿戴设备带来的“监控悖论”:技术越便携,隐私风险越高。智能眼镜与智能手机的根本区别在于“可见性”——手机需要掏出来、举起来,周围人能清楚看到你在拍照;眼镜则是“永远在线、永远隐藏”。CNIL 提出的“从固定监控到移动监控”的转变,实质上是监控权力的民主化——不再是政府或企业垄断监控能力,而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控者。这种转变的社会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人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正在被录制时,公共空间的自由表达会受到抑制,私人空间的亲密互动会变得谨慎。CNIL 的6条最佳实践建议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了技术伦理的核心:技术创新不应以牺牲社会信任为代价。对于智能眼镜制造商,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出既能提供便利又能保护他人隐私的产品——这可能需要从硬件层面(如强制指示灯)、软件层面(如自动检测私密场所)、社会层面(如用户教育和社会规范)三管齐下。 GDPR 认证体系的“质量保证” EDPB 对芬兰认证要求的意见看似技术性细节,实则关乎 GDPR 认证体系的可信度。GDPR 第42条引入认证机制的初衷是降低合规成本、提高透明度,但如果认证机构本身缺乏独立性、专业性和一致性,认证就会沦为“花钱买证书”的形式主义。EDPB 的建议——从术语统一到人员资格、从跨境监管到义务分配——每一条都在强化认证体系的严肃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删除可能导致认证机构评估超出认证范围的 GDPR 违规”这一建议,它明确了认证的边界:认证机构只能评估特定处理活动的合规性,不能越俎代庖成为“准监管机构”。对于企业,这意味着 GDPR 认证不是“一劳永逸”的合规证明,而是“特定范围、特定时点”的合规快照。随着 EDPB 逐步完善各成员国的认证要求,GDPR 认证有望成为跨境数据流动的“通行证”——但前提是企业选择真正合格的认证机构,并持续维护认证有效性。 📚 延伸阅读 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德州与 LG 电子和解协议全文(PDF)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Center for AI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CAISI) 美国商务部: 商务部长 Howard Lutnick 关于 CAISI 的声明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 智能眼镜:CNIL 呼吁保持警惕 法国 CNIL LINC 实验室: 智能眼镜调查完整结果 DataGuidance: EU: EDPB issues opinion on Finnish Ombudsman’s draft accreditation requirements for GDPR certification bodies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 Opinion 13/2026全文
一、监管新规:从生成内容到执行行为 2026年5月8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将智能体界定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并将其作为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加以规范。1 这一文件的制度背景,是国务院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规模化应用作出的部署。该意见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2这意味着智能体将从试点工具逐步进入企业经营、内部管理、客户服务、生产运维和公共治理场景。 从企业视角看,《实施意见》的关键变化在于规制对象的扩展。3 和4已经对AIGC 文本、图片或音视频内容提出了系统性的规范管理要求;《实施意见》则将监管延伸到智能体的行为能力——智能体可以调用外部工具、读取内部系统、组合多个任务、作出流程判断并触发执行动作。企业AI合规管理因此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智能体能接触哪些数据、能取得哪些权限、能否产生对内或对外的实际法律后果。 此前我们关于法务AI助手搭建的研究已经提出,法务部门处理的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本地部署可以使法律数据保留在组织内部安全环境中,并降低数据泄露和未经授权访问风险。6关于AI赋能合规管理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以本地知识库为基座、以大模型为引擎、以场景化应用为导向建设合规智能体,并通过AIGC合规管理体系保障输出可靠性。7《实施意见》发布后,上述思路需要从“内容复核”升级到“行为治理”。 二、风险变化:越权、数据与责任 越权操作风险。传统 AI 工具主要输出文本或建议,错误后果通常停留在草稿层面。智能体接入邮箱、合同系统、采购系统、财务系统、客户管理系统、代码仓库或生产控制系统后,错误可能转化为真实业务行为——自动发送未经确认的客户函件、自动提交不完整的监管材料、自动触发采购或付款流程、自动删除或改写业务记录。这类风险不能依靠事后“修改输出”解决。 数据复合风险。智能体具备记忆、检索、任务拆解和跨系统调用能力,可能把合同、员工信息、客户资料、供应商信息、交易数据、投诉记录、诉讼材料等进行交叉整合。这一活动须置于现行网络与数据安全法律框架之下:作为基础规范的5,与《个人信息保护法》8、《数据安全法》9、10共同设定网络运行安全、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数据全流程安全管理与重要数据保护的合规要求。 供应链风险。企业部署智能体,通常涉及基础模型、RAG 知识库、插件、API、工作流编排、身份认证、日志系统和第三方应用。《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模型接入、应用程序接口调用、扩展工具使用等环节安全管理,并探索供应链安全信息共享和预警机制。1企业不能只审查 AI 供应商主体资格和价格条款,还应审查其模型来源、数据处理、接口安全、权限隔离、日志留存、漏洞响应和退出机制。 责任主体错置风险。智能体可以提出建议,企业不能把重大经营判断、法律判断、合规判断和审批责任交由系统承担。无论智能体能力如何增强,合同签署、争议处理、监管报送、员工处分、重大采购、招标投标、金融风控、医疗辅助、司法服务等事项,仍应由具备相应职责和资质的自然人作出最终判断。 三、合规底座:数据、知识库与本地部署 企业智能体治理的第一层,是数据和知识库治理。智能体输出质量取决于其知识供给,也受制于数据来源合法性、内容准确性、更新及时性和权限边界。我们的前期研究已经将合规知识库划分为外部规范层、内部制度层和经验沉淀层:外部规范层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和监管指引;内部制度层包括公司章程、规章制度、业务流程和操作指引;经验沉淀层包括历史案例、风险事件、处置方案和专家意见。7 这一框架对智能体部署仍然适用,但需要增加“可授权、可追溯”的要求。企业应当明确哪些知识可以被全员检索,哪些仅限法务、合规、审计、纪检或特定业务部门使用,哪些只能在脱敏后进入模型上下文。知识库的版本、来源、更新人、更新日期、引用规则和废止状态,应纳入统一管理。对法规、判例、监管文件和内部制度,应避免长期使用过期版本导致错误建议。 对于企业法律合规部门部门,建议优先采取“本地知识库+受控模型调用”的部署模式。内部合同、法律意见、备忘录、争议材料、尽职调查底稿、员工资料、客户资料和商业秘密不宜直接输入开放式外部平台。确需调用云端模型时,应先完成脱敏、摘要、必要性评估和审批记录,并禁止将敏感材料用于供应商模型训练。 在个人信息处理方面,企业应区分匿名化、去标识化和一般脱敏。匿名化后的信息不属于个人信息,但匿名化必须达到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标准;去标识化仅降低识别风险,仍需按照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管理。对涉敏感个人信息、大规模自动化决策、对外提供个人信息或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智能体场景,应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留存处理记录。8 四、权限控制:授权、决策与行为围栏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厘清仅限用户本人决策、需由用户授权决策和智能体自主决策等各种决策方式的合理边界及所需权限,确保用户对智能体自主决策享有知情权和最终决策权,智能体执行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1 这一要求应成为企业智能体制度设计的核心条款。 企业应将智能体权限拆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读取权限,包括检索文件、读取邮件、访问知识库、调用数据库;第二类是生成权限,包括生成草稿、风险清单、摘要、表格和报告;第三类是建议权限,包括提出审批意见、合同修改建议、风险评级和处置方案;第四类是执行权限,包括发送、提交、删除、改写正式记录、触发付款、下单采购、更新客户信息和启动审批流。前三类可以按场景授权,第四类应默认设置为人工确认后执行。 在高风险场景中,企业应采用“人机分段授权”。智能体可以完成事实整理、材料比对、法规检索和草稿生成,但不得直接完成最终审批、付款、合同签署、处分决定、监管报送、争议和解、客户承诺、投资决策等行为。系统设计上应设置行为围栏,包括权限白名单、敏感动作二次确认、异常操作阻断、接口限流、日志留存和权限到期回收。 对具身智能体、生产运维智能体、电力调度智能体、交通安全监管智能体、公共安全智能体等与物理世界或关键业务系统直接相连的场景,还应增加安全隔离和人工接管机制。《实施意见》已将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城市治理等列为典型应用场景。1这类场景的技术效率越高,越需要在制度层面明确人工接管、应急停机和事故责任。 五、人机协同:复核、标识与留痕 AI在企业法律合规部门和合规工作中的定位,应是高效的信息检索与整合工具、初步分析与草案生成手段、重复性工作的自动化执行者。人的定位,是最终法律判断的决策者、AI输出内容的审核把关者、复杂法律问题的专业分析者、合规责任的最终承担者。7这一人机协同边界,在智能体时代更为重要。 企业应建立分级复核机制。低风险办公辅助可以采用抽查;中风险合同审查、制度问答、客户沟通、合规培训材料应逐项复核;高风险法律意见、重大交易、监管报送、员工处分、争议解决、招标投标和财务付款,应设置双人复核或负责人确认。复核内容不应仅限于文字是否通顺,还应包括事实来源、法律依据、数据合规、商业合理性、权限是否合规、是否需要对外标识以及是否产生法律后果。 对于向公众提供或在网络平台传播的生成合成内容,还应关注及GB 45438-2025。该办法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要求对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显式或隐式标识。4企业使用智能体生成营销内容、招聘信息、客服话术、公告、音视频材料、虚拟形象或对外宣传材料时,应同步评估标识义务。 留痕是智能体合规的证据基础。企业应能够还原完整链条:谁发起任务、输入了什么数据、调用了哪个模型、使用了哪些插件、访问了哪些知识库、获得了哪些权限、生成了哪些结果、由谁审核、修改了哪些内容、最终如何使用。前期研究提出的分层验证、风险分级、复合审查、自动化核查、可信存证、动态更新规则、外部审计和快速撤回机制,应进一步固化为智能体运行审计制度。7 六、供应链管理:模型、接口与外部工具 企业采购智能体服务时,应将供应商审查从“工具采购”提升为“数字供应链审查”。合同和安全评估至少应覆盖以下事项:模型来源及备案情况,训练数据和知识库来源合法性,用户输入是否用于模型训练,数据存储地点和删除机制,个人信息处理角色,接口调用权限,插件和第三方工具清单,日志留存期限,漏洞响应时限,数据出境安排,分包和转委托,服务终止后的数据返还和销毁,配合监管和审计义务。 对于基于开源模型或开源框架构建的智能体,企业还应审查开源许可证、模型权重来源、第三方组件漏洞、模型篡改风险和更新机制。《实施意见》鼓励开源创新力量,推动智能体与开源芯片、开源操作系统、开源大模型兼容适配。1开源生态有助于降低研发门槛,但企业不能因此降低安全审查强度。 对于外部平台提供的智能体分发、插件市场、软件商店和行业供需平台,企业应关注平台规则、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实施意见》要求指导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建立公平合理的平台规则、用户服务协议及隐私政策,明确供需双方权责。1 企业作为采购方或部署方,也应在内部制度中同步明确用户责任、部门责任和违规后果。 七、落地清单:六张表管住智能体 智能体合规不宜停留在原则表述。企业法律合规部门可以牵头建立六张基础清单,先形成可执行的治理抓手,再逐步与信息安全、内控、审计、采购和业务流程整合。 在实施顺序上,建议企业先做现状评估和方案规划,再完成知识库建设与系统部署,随后开展智能体训练与功能优化,最后进入试运行和持续改进阶段。7这一分阶段路径有利于避免一次性全面上线造成治理失控,也便于法务、合规、IT、风险管理和业务部门形成稳定协同。 对于尚未建立企业级AI治理制度的企业,近期可以先发布一份内部智能体使用规范,明确禁止输入的资料、允许使用的场景、审批流程、复核责任、日志要求和违规责任。对已经部署智能体的企业,应尽快补做供应商审查、权限复核、数据影响评估和应急演练。 结语:让智能体进入可控流程 《实施意见》释放的监管信号比较明确:国家积极推动智能体的应用,其研发、部署、分发和使用须建立在安全、可靠、可信的基础上。企业 AI 合规能力的判断标尺,是权限边界是否可解释、人工复核是否可执行、行为记录是否可追溯、治理机制是否可持续改进。模型先进与否,与这一判断不直接相关。 对企业法律合规部门而言,智能体治理的工作重点,应从“能不能用AI”推进到“用什么智能体、接入什么数据、授予什么权限、由谁复核、如何留痕、发生错误如何处置”。只有把智能体纳入制度、流程、合同、权限和审计体系,AI才能真正成为企业合规管理能力的一部分,而不是新的风险源。 参考文献: [1]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2026年5月8日发布,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https://www.cac.gov.cn/2026-05/08/c_1779979789523320.htm。本文同时参考用户提供的《实施意见》全文及答记者问文本。 [2]国务院:,2025年8月发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转载文本,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508/t20250827_1126207.shtml。 [3]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2023年7月10日公布,2023年8月15日起施行;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https://www.cac.gov.cn/2023-07/13/c_1690898327029107.htm。 [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5年3月7日印发,2025年9月1日起施行;参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站,https://www.cac.gov.cn/2025-03/14/c_1743654684782215.htm。 [5],2016年11月7日通过,2017年6月1日起施行,后经修改;参见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fileId=&id=2c909fdd678bf17901678bf8276f093d。 [6]德恒律师事务所:《法务AI助手搭建及AIGC合规管理指引》,2025年4月17日,https://www.dehenglaw.com/cn/newscontent/0008/033840/2.aspx?MID=0902。 [7]德恒律师事务所:《AI赋能合规管理:落地路径、应用场景与法律保障》,2026年1月28日,https://www.dehenglaw.com/cn/newscontent/0008/035938/2.aspx?MID=0902。 [8],2021年8月20日通过,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参见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fileId=&id=ff8081817b6472a3017b656cc2040044。 [9],2021年6月10日通过,2021年9月1日起施行;参见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fileId=&id=ff80818179f5e0800179f885c7e70392。 [10],国务院令第790号,2024年9月24日公布,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参见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detail?id=ff808181927f0e7b0192949a1da4355d。
2026 年 5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法释〔2026〕10 号,以下简称《规定》),将于 5 月 18 日正式施行。这部共二十一条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和执行规则于一体,标志着我国耕地保护司法体系迈入 "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 的新阶段,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规定》的出台,正是司法机关对耕地保护严峻形势的积极回应。据统计,2020-2025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耕地保护领域行政案件 23.98 万余件、民事案件 39.97 万余件、刑事案件 45667 件,检察机关起诉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 9800 余人,督促复垦耕地 25.2 万亩。 《规定》的制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责任主体认定难、行政处罚追责期限不清、民事合同效力认定标准不一、刑事定罪量刑尺度不统一等突出问题,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执法司法实践提供了统一的裁判规则。 一、行政法律责任:精准界定,强化执法效能 行政法律责任方面,《规定》作出了三项新的裁判规则,两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一是明确非法占用耕地的行政法律责任主体;二是行政机关对新建违法建筑的制止权;三是行政处罚的追责期限。三项裁判规则的作出,强化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一)双重责任主体认定: 《规定》第一条创新性地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主体的双重认定标准。一方面,直接实施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当然是责任主体;另一方面,针对行政机关经合理审慎调查仍无法确定行为人的特殊情形,将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的主体也列为责任主体。 这一规定精准回应了实践中"违建易查、主体难定" 的痛点。在非法占地建设后,通过买卖、抵债、赠与、租赁、委托经营、合作经营、入股等方式导致建设行为人与实际使用人分离的情况十分常见,常常造成执法僵局。《规定》确立的“违建必处,拒执必究” 原则,既打击了非法建设行为,又遏制了恶意逃避监管、拒不配合处置的行为,确保违法行为人无利可图、无处遁形。 (二)行政制止权: 该裁判规则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范畴,针对非法占用耕地建设中“边查处、边施工”的顽疾,《规定》第二条明确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限期拆除决定后,对继续施工的行为,可依据以及的有关内容,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予以制止。这一规定强化了行政机关的即时制止权,避免违法建设形成既成事实后增加处置难度和成本。 (三)追责期限: 《规定》第三条作出重大制度创新,明确非法占用耕地行为在耕地恢复至未被占用状态前,视为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继续状态",追责期限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确立了"继续状态" 认定标准。这一规定彻底改变了实践中对追责期限的模糊认识,打破了“违法行为超过两年就无法处罚”的误区,确保违法者不能通过拖延时间逃避法律责任。 二、民事法律责任:厘清合同效力,平衡各方利益 民事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合同的效力及相应法律 后果,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民事法律责任。 (一)合同效力认定: 《规定》第八条坚决否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民事效力,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这一规定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的规定一脉相承,从民事法律层面彻底否定了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合法性,切断了此类违法行为的民事流转链条。 (二)无效合同处理: 《规定》第九条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作出明确指引,要求人民法院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合理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承担。如,对于农民因不知情租赁他人非法占用耕地建设的房屋,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应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合理确定租金返还、装修损失赔偿等问题,既打击了非法占地行为,又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刑事法律责任:细化定罪标准,彰显从严惩治 刑事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确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方式等,依法追究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一)行为方式界定: 《规定》第十一条明确"造成耕地毁坏" 的具体情形,详细列举了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包括:非法占用耕地实施建房及其他设施建设(区分建筑物形成、基础完成、地基施工完毕、基坑开挖完毕等不同阶段);建窑、建坟、挖湖造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排放污染物、堆放废弃物造成耕地严重污染等。这一规定解决了实践中对“改变用途、造成毁坏” 认定标准不一的问题,增强了刑事打击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 (二)数量标准: 《规定》第十二条明确了“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量化标准,区分永久基本农田与一般耕地,对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其他耕地实行差异化保护:非法占用并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其他耕地十亩以上,即构成犯罪。同时规定,数量未达标准但按比例折算合计达标,或二年内曾因非法占用农用地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占用耕地且数量达标准一半以上的,也构成犯罪。这一规定体现了对永久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求。 (三)竞合规则与量刑情节: 《规定》第十三条明确实现精准打击与宽严相济,规定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十五条规定了从重处罚情形,包括:行政机关责令停止后继续实施、暴力抗拒执法、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对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行为予以严惩。 同时,《规定》第十六条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明确行为人积极修复治理、恢复种植条件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一规定鼓励违法者主动纠正错误,降低耕地恢复成本,实现“惩罚与修复并重”的生态司法理念。 (四)职务犯罪: 《规定》第十七条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耕地职务犯罪作出明确规定,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以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对徇私舞弊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耕地的,以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实行数罪并罚。这一规定从源头上遏制权力寻租导致的耕地流失。 四、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与执行:保障诉权,统一执行标准 (一)起诉期限: 《规定》第四条针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起诉期限作出专门规定,明确当事人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起诉,或先申请行政复议后起诉。对于行政机关在同一决定中一并作出罚款等处理的,区分两种情况:未依法告知十五日起诉期限的,适用行政诉讼法一般起诉期限;已依法告知的,责令限期拆除部分适用十五日特别期限,其他部分适用一般期限。这一规定既尊重了土地管理法的特别规定,又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实现了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二)裁判方式: 《规定》第五条创新性地构建了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分类裁判规则,避免"一刀切" 的拆除模式: 1.对用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违法建筑,判决撤销限期拆除决定并可责令重新作出行为; 2.对应当采取改正措施消除规划影响的,不得判决拆除; 3.对拆除会影响相邻建筑安全或造成重大公益损害的"不能拆除" 建筑,判决确认违法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4.规划调整后符合新规划的,准许原告撤诉。 这一规定体现了“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在坚决打击非法占地行为的同时,避免过度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三)执行标准: 《规定》第二十条明确以恢复种植条件为核心的执行标准,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涉耕地案件生效法律文书时,应以维持或恢复耕地种植条件作为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执行措施的标准,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评估。这一规定解决了实践中执行标准不明确的问题,确保执行工作不流于形式,真正实现耕地保护的司法目的。 五、行政赔偿责任:严格裁判标准,强化责任落实 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对此,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规定》第七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 六、公益诉讼与检察监督:织密耕地保护"防护网" 《规定》第十条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导致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提起公益诉讼。这一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相衔接,强化了检察机关在耕地保护中的公益代表作用。
引言 《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迈入新阶段。道可特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律服务团队推出本系列解读文章,共分四篇,从不同维度对《指引》进行系统性剖析。本文为系列第三篇,聚焦《指引》“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旨在为企业提供实务指引。 一、数据产权结构的范式突破 (一)对传统民法所有权理论的超越 1. 数据非排他性与不可消耗性的法理分析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本质特征与传统财产客体存在根本性差异,这构成了“三权分置”制度的理论基础: 这些特征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所有权制度的适用基础。传统所有权以排他性占有为核心,以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满权能为内容,以物的特定化和可交付为成立条件。数据的非排他性使得“独占”成为不可能,不可消耗性使得“处分”失去意义,无限可复制性使得“交付”难以界定,场景依赖性使得静态归属难以涵盖动态价值创造。 2. "所有权"概念在数据领域的适用困境 学界对“数据所有权”的立法尝试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普遍认识到其适用困境: 主体困境:数据形成涉及多主体贡献,难以确定单一所有权人。用户是数据生产者,平台是采集控制者,第三方是加工应用者,各自的贡献难以量化比较。 客体困境:数据的边界模糊,“特定数据”的界定标准难以确定。是指特定存储介质中的副本,还是指具有特定内容的信息?数据动态变化、多版本并存,使得“特定化”难以实现。 内容困境:所有权的权能难以在数据上完整实现。占有权能——数据可复制,“占有”不具排他性;使用权能——数据使用难以监控,“使用”边界不清;收益权能——数据价值难以独立评估,“收益”分配缺乏标准;处分权能——数据转让不影响原持有人,“处分”法律效果不明。 期限困境:所有权原则上无期限,但数据价值具有时效性,过时的数据可能丧失经济价值或产生法律风险。 鉴于上述困境,“数据二十条”和《指引》刻意回避“数据所有权”表述,转而采用“数据产权”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并创设“三权分置”的新型权利结构。这一选择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不纠缠于理论争议,而是立足实践需求,构建可操作的规则体系。 3. 从“所有—占有”到“持有—使用—经营”的权利重构 “三权分置”实现了从传统财产权结构向功能性权利结构的范式转型: 这一重构的核心在于从“归属中心主义”转向“利用中心主义”——不再追问“数据究竟属于谁”,而是关注“谁可以如何使用数据”,以数据流通利用为中心配置权利义务,形成有利于数据价值释放的激励结构。 (二)三权分置的具体内涵 1. 数据持有权:事实控制与法律确认的分离 数据持有权是“三权分置”的基础性权利,其制度设计实现了事实控制与法律确认的分离:事实控制是持有权的外观表征,体现为对数据存储介质的物理掌控、对数据访问权限的技术控制、对数据安全措施的管理能力。事实控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密、访问控制、审计日志)和法律手段(合同、组织措施)来实现。法律确认是持有权的内在依据,来源于数据采集的合法性(告知同意、法定授权)、授权的有效性(合同链条完整、授权范围明确)、持有的正当性(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不侵害他人权益)。 持有权与所有权的关键区别在于:持有权不具有排他性,同一数据可被多个主体同时合法持有;持有权不具有永续性,其存续依赖于持续的事实控制和合法基础;持有权的权能受限,持有人对数据的处分受到数据来源、授权范围、法律规定等多重限制。 持有权的制度功能包括:确认数据控制者的法律地位,使其对数据的管领支配获得法律保护;建立数据流转的起点规则,明确数据从控制者向外流通的权利基础;区分持有与所有的不同逻辑,为多元主体共享数据提供制度空间。 2. 数据使用权:加工使用与衍生创造的权益边界 数据使用权是“三权分置”的核心权利,涵盖从原始数据到衍生数据的价值创造全过程: 使用权的权益边界界定需把握:与数据来源者权益的协调,特别是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需遵守告知同意、目的限制、最小必要等原则;与加工投入的保护平衡,对清洗、标注等基础性加工给予有限保护,对建模、创新等创造性加工给予充分激励;衍生成果的权利配置,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的归加工者享有,但原数据权利人保留合理利益分享。 3. 数据经营权:流通交易与价值实现的机制设计 数据经营权是“三权分置”的关键权利,直接关系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成效: 经营权的行使受到严格规制:市场准入,特定领域(金融、医疗、征信等)可能需要特定资质;交易合规,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经营需满足匿名化或重新授权要求;竞争秩序,禁止滥用数据优势地位排除限制竞争;跨境管理,重要数据、个人信息出境需履行安全评估等程序。 二、登记制度的法技术实现 (一)权利形态的识别与公示 1. “三权”在登记簿上的分别记载与关联显示 “三权分置”的法技术实现,核心在于登记簿的科学设计: 分别记载的内容要素:——持有权:持有人信息、取得方式、控制范围、期限、限制条件、安全义务;——使用权:使用人信息、授权来源、使用范围(目的、方式、地域)、期限、再许可权限、衍生成果归属;——经营权:经营人信息、权利来源(持有或转化)、经营方式(交易/许可/出资/担保)、期限、限制条件。 关联显示的技术实现:——以数据唯一标识码为纽带,建立三项权利的关联索引;——以时间轴展示权利的历史演变(取得、变更、转移、注销);——以权利链条图可视化呈现同一数据上的多层权利结构;——以冲突预警系统自动识别潜在的权利重叠和优先顺位问题。 2. 权利负担与限制条件的公示方式 数据产权上的权利负担和限制条件,需要分层公示以平衡信息充分与商业秘密保护: 这种分层设计既保障了交易安全所需的信息透明度,又尊重了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保护需求,还为监管执法保留了必要的信息通道。 3. 权利状态动态更新的技术保障 数据资产的动态性要求登记信息及时更新,技术保障措施包括:触发式更新机制:数据内容重大变化、权利主体变更、权利内容调整、期限届满等事件自动触发更新提醒;区块链存证技术:登记信息的每一次变更在链上留痕,形成完整的时间戳序列,确保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智能合约自动执行:许可期限届满自动提醒续期或注销、担保债务清偿自动解除质押、条件成就自动执行权利转移;跨系统数据同步:登记平台与数据交易平台、安全监测系统、征信系统等的实时对接,确保信息一致性。 (二)与既有法律体系的衔接 1. 与《民法典》物权编的体系协调 数据产权制度与《民法典》物权编的衔接是体系融贯的关键课题: 从解释论角度,数据产权可纳入《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六条“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的兜底保护,或第127 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预留空间。从立法论角度,未来或可考虑在《民法典》修订中增设“数据物权”专章,或制定专门的《数据产权法》,明确数据产权的民法定位和具体规则。 2. 与知识产权法的权利竞合处理 数据与知识产权存在广泛交叉,权利竞合的处理规则需要明确: 核心原则:数据产权登记不影响既有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一客体同时符合多种保护条件的,权利人可选择最有利的方式,但不得重复获利;权利冲突时,根据权利取得时间、投入贡献、公共利益等因素综合判断。 3. 与合同法的债权保护机制互补 数据产权登记与合同法形成功能互补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数据集合加工使用权主要由合同创设,受制于合同的相对性,必须经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对此可参照土地经营权的经验,赋予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登记的选择权:对于价值“半衰期”长的数据集合,企业可以选择登记,取得物权性效力;对于价值“半衰期”短的数据集合,则可通过合同安排自由交易,保持债权性效力的灵活性。 4. 与反垄断法的数据治理规则互动 数据产权制度与反垄断法需要良性互动,防止“数据产权”异化为“数据垄断权”: 核心原则:数据产权的取得和行使不得损害市场公平竞争;数据产权登记不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依据,但可作为相关市场界定的参考;重要数据、核心数据的登记,需接受反垄断审查;数据产权的强制许可、开放接入,可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 结语 道可特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法律服务团队在本文中系统梳理了《指引》“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逻辑与登记制度的法技术实现路径。从数据非排他性、不可消耗性等本质特征出发,“三权分置”实现了从“所有—占有”到“持有—使用—经营”的权利重构,完成了从“归属中心主义”向“利用中心主义”的范式转型;在法技术层面,登记簿的分别记载与关联显示、权利负担的分层公示、动态更新的技术保障,以及与《民法典》物权编、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反垄断法的体系衔接,共同构成了一套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操作性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设计以“不纠缠理论争议、立足实践需求”的务实姿态,为数据要素的确权、流通、交易、融资提供了可落地的规则基础。 然而,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从“纸面上的权利”到“实践中的产权”,仍有诸多操作层面的挑战亟待回应:数据来源合规证明如何取得?多源数据融合的授权链条如何追溯?历史数据缺失授权文件如何补救?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如何协调?重要数据、核心数据的登记边界在哪里?区块链存证如何真正保障登记公信力?
一、引言 回溯互联网软件的商业史,从早期售卖软件拷贝的“授权制”,到后来以广告流量变现的“免费制”,再到如今订阅会员的“增值制”,软件的商业逻辑经历了深刻演化。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免费软件+增值服务”已成为互联网软件产业的主流商业模式,软件著作权保护直接关系权利人合法权益与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之际,由广悦律师事务所余裕武律师团队代理的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诉石家庄某咪公司、邯郸某云公司、郑州某季公司、裴某(四被告)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典型案例。该案清晰界定破解版软件侵权边界,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模式的保护提供了裁量指引。本文旨在围绕该案例的典型意义,探讨“免费软件+增值服务”这一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一、案件基本事实 A公司系“XX”软件 Android版及Windows专业版(V2.7.0)的著作权人,已办理著作权登记。A公司运营的“XX”软件,是“免费软件+增值服务”模式的典型代表:基础剪辑功能免费开放,以此获取海量用户与市场黏性;而会员专属的素材、美颜工具、高阶功能、AI玩法等,则需要用户付费订阅。 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功能的阶梯化设置”,本质是通过技术措施构建起一条增值服务的防线。然而在本案中,石家庄某咪公司、邯郸某云公司、郑州某季公司通过“破解”手段,直接屏蔽或绕过了A公司的技术防护措施,让用户可以畅享所有付费功能。侵权方的高管团队交叉重合,法人代表系同一人,且通过向消费者提供统一的文档链接来交付破解资源。正常市场环境下,用户若想使用SVIP功能,需支付每月79元或每年599元;而在侵权店铺,仅需支付4.99元至5.99元,即可永久使用。这种价格上的断崖式差异,不仅直接分流了潜在付费群体,还向市场传递了“低成本或免费获取付费内容”的错误预期,侵蚀了用户为数字内容付费的意愿。 截至起诉,侵权商品净销售额达1148990.84元,销售218535件。基于上述事实,A公司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被告侵害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61万元,由于本案中通过著作权法已能实现对原告权利的充分保护,不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权行为予以重复评价。 二、“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保护路径:技术措施的法律定位与保护机理 (一)技术措施的制度功能 技术措施,是指权利人为保护其著作权法上的正当利益而采取的、控制访问或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手段。我国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技术措施的定义。从制度功能观察,技术措施的设置本身不产生独立的权利,但其通过技术手段对作品的接触和使用施加控制,实质上是将著作权法赋予的排他性权能在技术层面予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技术措施均可获得著作权法保护。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9.26条的规定,用于实现作品与产品捆绑销售、价格区域划分、破坏用户计算机系统等与著作权法正当利益无关的技术措施,不在保护之列。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判断亦有其标准:应以一般用户掌握的通常方法能否避开或破解为标准,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特定方式能够破解的,不影响技术措施的有效性认定(第9.27条)。本由于案原告设置的导出限制,对于一般用户而言无法轻易绕过,应当认定为有效的技术措施。 (二)技术措施与“免费软件+增值服务”商业模式的内在关联 在“免费+增值”模式下,技术措施发挥着超越单纯权利保护的经济功能。基础功能的免费开放吸引用户流量,增值功能的付费订阅生成收益,而技术措施正是两者之间的阀门。对这一阀门的法律保护程度,直接决定了“免费+增值”这一商业模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本案中,被告通过破解行为绕过技术措施,从表面上看,破解行为仅是修改了软件的若干代码;但从经济实质观察,它直接破坏了原告构建的功能阶梯,使得原本应当付费的增值服务沦为低成本或免费获取的产品。这正是技术措施保护与商业模式保护在逻辑上的联结:保护技术措施,就是保护商业模式赖以维系的“稀缺性”构造。著作权法通过对技术措施的保护,间接地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法律屏障。 (三)本案侵权行为的定性分析 法院将被告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裁判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根据的规定,复制权控制的是以各种方式制作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的行为。被告将破解版软件上传至网盘并生成分享链接,属于制作复制件的行为,落入复制权的控制范围;通过网店向不特定公众出售该链接,使公众得以自行下载,属于典型的交互式传播行为,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 此外,根据的规定,故意避开或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属于侵权行为。被告的破解行为正是对原告技术措施的故意避开,主观恶意明显,进一步强化了侵权认定的正当性。 三、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边界 本案原告同时主张著作权侵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仅适用著作权法作出裁判,这一处理涉及法条竞合的规范选择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4条对此作出明确指引:“如果原告的主张能够依据著作权法获得支持,则不再适用进行审理。如果原告的主张不能依据著作权法获得支持,在与著作权法立法政策不冲突时,可以依据进行审理。” 本案中,原告主张保护的核心法益是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被控侵权行为——未经许可复制、传播破解版软件,完全落入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调整范围。同时,四被告通过“破解”技术手段绕过技术防护措施,诱导用户使用盗版软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著作权法通过对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能够对该行为作出完整的法律评价,并提供了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充分的救济手段。原告关于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主张,在已能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无需再援引进行补充评价。 四、结语 本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知识产权日典型案例,其裁判价值,不仅在于对个案的公正处理,更在于它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裁量参考,对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维护软件产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其一,法院通过确认技术措施的合法性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的保护地位,肯定了权利人以技术手段配置功能权限、维系商业模式的正当性。其二,在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关系上保持司法克制,避免了法律评价的冗余,维护了规范体系的协调与清晰。 在更深层意义上,本案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命题:当软件以免费的面貌抵达用户,支撑其持续运行的商业机制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答案是肯定的。免费是获取用户的路径,增值是维系生存的根基,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商业闭环。软件企业通过免费提供基础功能吸引用户,再通过付费会员服务实现盈利,进而投入更多资源进行软件研发和升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知识产权法对于技术措施的保护,正是对这一闭环的制度性确认。唯有如此,创新者才有动力持续投入,用户才能持续享用优质的数字产品,数字经济才能在有序竞争中实现良性发展。
前言 随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的快速迭代,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科技向善、确保技术发展与社会价值同向同行的关键保障。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目前,我国已逐步构建科技伦理制度体系,并形成了从通用基础到领域细化、再到场景指引的基本治理框架,为科技活动伦理规范提供了全维度支撑。 2023年2月18日,正式发布,聚焦人体研究场景,强化受试者保护、知情同意与弱势群体保障,实现生命医学领域伦理审查的专项细化落地。2023年10月8日,出台,搭建起全国统一的伦理审查制度框架,覆盖所有存在伦理风险的科技活动,明确审查主体、流程、监管与高风险项目管理要求,成为各领域开展伦理审查的核心遵循。2026年3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立足人工智能技术特性,细化算法公平、可控可信、隐私安全等审查要点并配套伦理服务体系,推动通用伦理规则与人工智能领域实际深度适配。 针对各类细分技术场景,国家还针对脑机接口、人类基因组编辑、驾驶自动化、虚拟现实等领域出台了等一系列伦理指引,例如《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引》、《虚拟现实技术研发伦理指引》、《驾驶自动化技术研发伦理指引》等。这类文件虽不具备强制约束力,却能为伦理审查提供专业实操参考,明确细分技术的伦理红线与风险防控方向,与刚性规制形成互补,让科技伦理治理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将重点解析(下称《办法》),并结合相关文件,帮助相关企业、单位理解我国现行的科技伦理审查总体思路与操作规范。 一、《办法》的规定与实务解读 本次引发的《办法》依据以及制定,是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出台的专项伦理审查规范,也是对通用科技伦理审查制度在人工智能场景下的细化与落地。该办法立足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伦理风险特征,系统明确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适用范围、核心原则、实施主体、工作程序与监督管理要求,同时配套伦理服务与促进举措。 1. 相关主体 《办法》主要适用于我国境内开展的人工智能科技活动[1],活动相关主体均需要参照《办法》规定接受审查主体的审查。针对《办法》中涉及的不同主体的不同权利义务,我们如下表进行了总结。 涉及主体 相关权利义务 责任主体 开展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企业等单位,是本单位伦理审查管理第一责任主体。 无单位人员不存在 “单位类责任主体”,由个人自行承担责任。 申请主体 有单位的情形:申请主体为人工智能科技活动负责人(代表所在单位); 无单位人员的情形:申请主体为个人(活动发起人/负责人)。 审查实施主体 1.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 (1) 由从事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单位按规定设立; (2)组成须覆盖技术、应用、伦理、法律多领域专家; (3)委员任期不超过5年,可连任; (4)章程与职责依照执行。 2.地方/主管部门可依托单位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 (1)可提供审查、复核、培训、咨询等服务; (2)不得对同一项目同时提供审查+复核; (3)接受地方或相关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2. 审查流程 3. 审查重点 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以防控伦理风险、规范人工智能科技活动为核心,重点围绕六大关键维度开展全面核查[2]: 1)确认人工智能科技活动具备科学与社会价值、风险受益配比合理; 2)保障数据与算法设计公平公正、防范偏见歧视与算法压榨; 3)确保模型及系统可控可信、具备应对复杂场景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 4)做到算法运行与模型逻辑透明可解释; 5)实现数据、算法、模型、系统各个环节全链条责任可追溯; 6)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等全生命周期处理活动以及研究开发数据新技术等环节落实隐私安全保护。 4. 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1) 监督管理职责与分工 本《办法》明确了分层分级的监管权责体系:科技部负责统筹指导全国科技伦理监管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治理,统筹协调应急伦理审查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依职责负责本行业、本系统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监督管理(如卫健委、网信办等);各地方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日常监管。伦理审查责任主体开展伦理审查、履职行权的全过程,均接受对应层级主管部门的监督。 2) 登记备案与报告义务 为实现伦理审查可追溯、可监管,本《办法》设定强制登记与报告义务。开展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单位、伦理审查服务中心,均需通过国家科技伦理管理信息登记平台(https://service.most.gov.cn/)进行登记;涉及复核清单[3]内高风险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需专项登记;科技部与各行业、地方主管部门对登记信息共享共用。同时,相关单位与服务中心须按期提交上一年度伦理委员会工作报告、高风险活动实施情况报告。 3) 法律责任 监管部门重点追责以下违规行为:未按规定设立伦理委员会或未保障委员会独立履职;对应审查的人工智能科技活动应审未审、未经审查或复核擅自开展;以弄虚作假、伪造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审查批准;超出审批范围开展活动或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伦理委员会作出的暂停、终止活动决定;未按规定在国家平台登记信息、提交年度报告;伦理审查服务中心违规对同一项目同时提供审查与复核服务;未履行伦理风险监测、跟踪审查及风险报告义务。 针对上述违规行为,开展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单位、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服务中心及相关工作人员等责任主体,需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层面,由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后责令整改、暂停或终止相关人工智能活动,并可依据《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处以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资质等处罚;民事责任层面,违规行为造成财产损失或其他合法权益损害的,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刑事责任层面,违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违规信息将被纳入科技伦理监管记录,对责任主体的登记、备案、行政审批及信用评价等事项形成约束,全方位压实伦理审查合规责任。 二、各领域科技伦理审查办法对比分析 为清晰呈现我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的体系化架构,现将及、进行横向对比。其中,作为全领域通用的基础性制度,构成科技伦理审查的总体遵循;而、则分别立足人工智能技术与医学研究的行业特点,对上位制度进行针对性细化与落地。三者在适用范围、审查重点、监管机制等方面既保持衔接统一,又体现领域差异,通过对比可直观理解我国科技伦理治理 “通用打底、领域细分、精准适配” 的制度逻辑。 _ 发布时间 2023年10月8日 2023年2月18日 2026年3月20日 适用范围 所有科技活动 仅涉及人的医学及生命科学研究 仅人工智能科研与开发 审查主体 科技伦理委员会 医学伦理委员会 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或服务中心 基本要求 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公开透明 新增知情同意、免费和补偿赔偿、特殊保护、保护隐私权及个人信息等内容 与保持一致 审查重点 作为科技伦理审查的通用基础框架,覆盖所有科技活动的共性伦理维度: 1) 伦理原则与合规 2) 价值与风险受益 3) 人体研究保护 4) 动物福利合规 5) 数据算法安全 6) 利益冲突管理 其他必要事项 针对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尤其是涉及人的研究)的领域特性,聚焦核心伦理关切,重点审查: 1) 受试者权益 2) 知情同意 3) 受试者损害补偿赔偿 中医药传统经验 针对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的技术特性与应用风险,细化形成领域专属审查重点,包括: 1) 数据合规、防偏见、可追溯; 2) 算法公平无歧视、可解释、防算法压榨、决策客观包容 3) 模型鲁棒性、可控、可干预、持续监测、风险预案完善 复核清单 7 类高风险科技活动 无单独清单,纳入通用 3 类人工智能高风险系统 登记平台 国家科技伦理管理信息平台 国家医学研究登记备案系统 国家科技伦理平台(共享) 监管部门 科技部统筹 国家卫健委、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协调指导 特色制度 统一程序、跟踪审查 免除审查 伦理服务、标准体系、技术赋能 三、各领域科技伦理指引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细化前沿科技领域的伦理规范,针对基因编辑、类器官、神经技术、嵌合体、脑机接口、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新兴交叉领域,我国制定发布了一系列专项科技伦理指引。此类指引虽不具备强制性法律效力,但立足各领域技术特征与伦理风险要点,明确了研究与应用的伦理边界、核心原则与操作建议,可为相关机构开展伦理审查、强化风险防控提供专业指导与实践遵循,是对通用及领域专项伦理审查制度的重要补充。 四、相关企业的合规建议 为全面落实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合规要求,企业可从以下维度构建完善的伦理管理体系: 1. 完善组织架构,落实主体责任:对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立专属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配备技术、伦理、法律等跨领域专业委员;暂不具备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可委托地方或主管部门设立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开展审查、咨询服务;同时指定企业伦理审查负责人与合规联络员,统筹伦理审查申请、材料提交、跟踪审查、登记备案等全流程工作。 2. 健全内部制度,实现全流程管控:制定内部伦理审查的专项管理制度,明确审查范围、流程、权限与跟踪审查要求,将伦理审查嵌入项目立项、研发、测试、上线、迭代全生命周期;建立伦理风险前置评估机制,区分低、中、高风险等级并对应适用简易、一般、应急程序;对人机融合系统、舆论动员算法模型、高风险场景自主决策系统三类高风险活动直接启动专项审查流程。 3. 强化交叉领域合规适配:针对人工智能 + 医疗、自动驾驶等领域,除遵守通用人工智能伦理规则外,需同步参照对应领域专项伦理指引;对于金融人工智能、教育人工智能等跨行业应用,主动对接金融、教育、网信等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要求,实现科技伦理审查与行业合规监管无缝衔接,避免规则冲突漏洞。 4. 严守法定监管义务:严格履行科技伦理信息登记与年度报告义务,主动配合科技部、工信部及地方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与监督检查,杜绝应审未审、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 5. 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发现伦理审查违规或风险扩大情形时,立即暂停相关人工智能科技活动,启动整改与重新审查程序,避免风险和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追责风险。 结语 《办法》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首部专门性伦理审查制度,既实现了国家科技伦理治理要求在人工智能场景的精准落地,也破解了行业伦理审查“谁来审、审什么、怎么审”的实践难题,为技术创新划定伦理边界、为产业发展明确合规路径。 面向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的未来,唯有严格遵循伦理审查规范、压实主体责任、完善风险防控、强化伦理服务支撑,才能真正平衡技术创新与安全发展、产业效率与社会公平。“以道驭术”才能保证科技发展的行稳致远和安全可靠。 实习生李佳璇对本篇文章有突出贡献 注释 [1] 根据《办法》第二条,需要接受审查的人工智能科技活动范围包括: 1. 可能危害人格尊严、公共秩序、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具有伦理风险的人工智能科研与技术开发活动; 2. 法律法规及国家规定应当开展伦理审查的其他人工智能科技活动。 [2] 《办法》第十五条 [3] 《办法》第二十一条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需要开展科技伦理专家复核的人工智能科技活动清单”(以下简称复核清单),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本次办法中附录的清单包括:一、对人类主观行为、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等具有较强影响的人机融合系统的研发。二、具有舆论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型、应用程序及系统的研发。三、面向存在安全、人身健康风险等场景的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自动化决策系统的研发。
摘要:短剧行业中出现以低价“永久买断”自然人肖像权并搭建AI艺人库的新型商业模式,引发人格权保护与商业创新之间的深层张力。本文从现行法律框架出发,系统分析“百元永久买断”模式的法律效力、合规风险与司法实践动向,并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最新法律法规以及迪丽热巴AI换脸案、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侵权案等典型司法案例,提出企业的分层动态授权合规路径与个人的多元化权利救济策略。研究认为,人格权的不可商品化属性决定了“永久买断”条款在法律上难以获得完整效力;人脸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必须满足“单独同意”等高纯度合规要求;司法实践中“可识别性”标准的确立与技术中立责任豁免原则的否定,进一步收紧了AI肖像商业应用的法律边界。在技术迅猛迭代的背景下,合规不是创新的枷锁,而是让创新行稳致远的制度底盘。 关键词:AI艺人库;肖像权;敏感个人信息;深度合成;人格权保护 引言 2026年爱奇艺世界大会上,创始人龚宇描绘了一个被技术重构的影视未来:演员不必再长时间驻守片场,AI形象可以替他们完成表演,演员可以"像白领一样生活"。这一愿景引发了演员与观众的集体警觉,而在舆论之外,短剧行业早已形成了一条隐秘的生产链条——以低至百元的价格永久买断素人肖像,批量搭建"AI艺人库"。 张惠彬、侯仰瑶指出,AI换脸技术在短视频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伪造"与"创作"的边界日益模糊,传统人格权保护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看似高效的技术创新背后,一个根本性问题浮出水面:当人的面容可以像商品一样被永久定价、无限复制,人格尊严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天平究竟该倾向何方? 本文将从现行法律框架出发,系统拆解"百元永久买断"模式的合法性边界,并在法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这一商业模式背后的人格权困境与制度应对。 一、“百元永久买断”模式的法律定性 (一)“永久买断”条款的法律效力存疑:人格权不可被“买断”的根本属性 这是整个模式中最核心的法律问题。肖像权属于人格权,具有人身专属性,它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身份认同不可分割,这与财产权的永久让渡存在根本性冲突。《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杨显滨指出,该条款赋予肖像权人法定解除权,是《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一大创举,旨在保护肖像权人的人格利益,维护其人格尊严,保障人格自由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人格利益保护相对于财产利益保护的优先性[2]。这意味着,即便合同写明了“永久”,法律仍然赋予了肖像权人随时解除的权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人格权能否被“买断”?民法理论通说认为,人格权不得放弃、不得转让、不得继承。王利明明确指出,"人格权的商品化并没有改变人格权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它只是使人格权的内容和权能增加了经济利用的性质"[3]。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本质上是对人格权中经济利益的许可,而非人格权本身的让渡。《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分析普遍认为,“永久”期限的约定可能因“显失公平”而被主张撤销,其核心逻辑在于:肖像权作为人格尊严的数字化延伸,不应因一次低价交易而长期丧失对自身形象的控制权。换言之,法律上不存在真正的“永久买断”,任何试图以格式化合同实现这一目的的努力,最终都可能被司法和行政监管击穿。 (二)对价显著失衡引发的合同撤销风险 肖像的商业价值并非静态不变。一个籍籍无名的素人,今天以100元卖出肖像,明天可能因某部爆款短剧而家喻户晓。当企业的短剧因使用该肖像获得超额收益时,一次性100元的固定对价将形成明显的利益失衡。《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这一规定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承认了信息不对称和谈判能力差异对合同正义的侵蚀。向素人抛出“百元买断”邀约的企业,显然处于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地位;而大多数被邀约者既不了解AI深度合成技术的商业潜力,也不清楚人格权许可的法律后果。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恰恰是显失公平制度所要矫正的对象。 (三)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合规缺失:同意的“纯度”问题 人脸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定义的“敏感个人信息”,其处理需满足“特定目的、充分必要、严格保护措施”三大前提,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所谓“单独同意”,是指处理者须通过独立的、不可绕过的交互界面,就人脸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及可能影响向信息主体进行充分告知,且不得与其他授权事项捆绑。 当前市场中大量“百元买脸”操作,往往仅草签一份笼统的授权协议,既未以弹窗形式取得单独同意,也未告知人脸信息将被存入AI模型进行深度训练等处理目的,这已构成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企业可能面临《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最高五千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的罚款。 更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进一步明确,使用自然人敏感个人信息用于建模、形象生成等活动的,必须取得单独同意,且应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处理目的、必要性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同意”,而在于“同意的纯度够不够高”——将人脸信息授权条款埋藏在数十页的用户协议第XX条第X款中,法律上很难构成有效同意。 (四)AI“深度伪造”的额外合规义务 AI艺人库的核心用途是通过AI换脸、深度合成等技术将授权肖像用于短剧等内容制作。对此,设置了严格的合规要求:具备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深度合成服务,必须依法备案、进行内容审核、落实实名管理、嵌入合成标识。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人脸一旦被放入训练模型,个人的数字形象能否被“收回”?如果协议未明确约定虚拟形象的后续使用限制,企业可能永久保留该模型,肖像权人对自身形象的控制权将彻底丧失。在一次百元的交易中,这种风险往往被完全忽视,而这也正是最危险的环节。 (五)声音权益的平行保护 AI艺人库通常不仅涉及肖像,往往还伴随声音的商业化利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声音受人格权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2024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明确认定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AI生成声音。该案中,配音师殷某的声音数据被用于AI化处理后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并对外销售,法院最终认定被诉行为构成侵权。申朝璐指出,声音具有独特性、可识别性以及与人身实体的不可分离性,因此声音属于人格利益;声音的商业化利用也使其具有经济价值,但声音权益是独立于肖像权而存在的人格利益[4]。姜婧莹进一步提出,AI生成声音侵害声音权益的可识别性判断,应综合考虑行为人使用情况,并以相关领域普通听众能否识别作为判断标准[5]。这一裁判规则同样适用于AI短剧场景,即使企业已取得肖像授权,若未经独立许可使用其声音进行AI生成,仍构成独立的人格权侵害。 二、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从个案裁判到规则确立 (一)“可识别性”标准的适用边界:神似即侵权 在AI生成的时代,肖像侵权的认定标准正在不断明确。王叶刚指出,肖像具有可识别性是其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不论是权利人请求行为人承担侵害肖像权的责任,还是权利人积极利用其肖像权,都以其肖像具有可识别性为前提[6]。阮神裕进一步提出,肖像权保护的法益具有多元性,因而肖像可识别性的判断标准也不宜拘泥于单一标准,而应当被建构为一个多元化的标准体系,不同法益适用不同程度的判断标准,尊严利益相对宽松,同一性利益相对严格,而财产性利益最为严格[7]。 2026年3月2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迪丽热巴AI换脸侵权案作出生效判决,确立了肖像侵权认定的核心原则:只要AI生成的形象在面部轮廓、五官特征等细节上与自然人高度相似,足以让公众稳定识别为特定对象,即构成侵权,无需完全复刻原貌。法院特别强调,“神似而非一模一样也构成侵权”,并将“以相关领域一般公众能否识别”作为判断标准。 这一裁判规则的突破性意义在于:借“混合面孔”之名行侵权之实的路径被彻底堵死了。短剧制作方试图通过多张真人照片混合生成、添加风格化处理等手段规避侵权的做法,在司法审查中不再具有合法性。这背后是对肖像权的深层理解:肖像权保护的不是一张照片的精确复制,而是个人形象所承载的身份识别利益和人格尊严。 (二)技术中立不等于责任豁免 在迪丽热巴案中,法院同时明确了一项重要原则:“技术中立不等于责任豁免”。获得著作权授权同样不能成为侵害他人肖像权的豁免理由。这一立场在此前的配音演员殷某AI声音侵权案中已有铺垫,而在杭州千炎万羽与阜阳志尚案中得到了更加彻底的贯彻,涉案短剧仅有两个片段使用了AI换脸技术,整剧时长约90分钟,侵权使用的比例并不高,但法院依然认定制作方和播出方均应承担侵权责任。张译丹在《中日深度合成技术侵害人格权规制比较研究》中指出,中国形成了"专门规则+民法典原则"的规制模式,以为标志,强调事前预防;而技术中立不等于责任豁免的原则确立,正是这一规制模式在司法层面的具体体现[8]。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以“技术工具的被动使用者”或“仅使用了少量片段”为由主张免责,合规义务贯穿内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三)行政执法的力度升级 张海燕、涂龙科指出,深度伪造技术天然带有异化风险,易导致虚假信息生成和泛滥,不但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而且侵蚀社会信任体系;在立法层面应增设对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保护,构建分级规制体系[9]。实践中,除了司法裁判,行政监管同样在持续发力。2025年4月,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AI技术滥用”专项执法活动,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AI产品3500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96万余条,处置账号3700余个。近期热播的AI短剧《桃花簪》因被曝盗用多位素人脸,引发舆论和维权风波,最终被平台全面下架,其出品方被暂停上传所有剧集15天。这表明,监管层面对AI肖像滥用问题的整治力度正持续加码,企业不能再心存侥幸。 三、深层反思:当面孔成为商品,人格尊严如何安放? (一)“百元买断”的本质:人数据的商品化与人格的定价问题 表面上看,“百元永久买断”是一种高效的技术授权模式。但剥开技术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伦理和法律困境:人的面容是否可以像原材料一样被定价、采购、库存、加工、销售? 肖像权作为人格权,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个人对其形象的控制权,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何人展示自己的面容。这种控制权关乎人的尊严和自主性。当一个人以100元的价格将面容永久卖给企业时,他实质上放弃了未来对自己形象的所有发言权。企业可以将这张脸植入任何剧本、任何场景,甚至与色情、暴力、违法内容绑定,而原权利人无法有效干预。 这不仅是合同问题,更是制度问题。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否允许一个人用极低的对价,以自愿的名义放弃一项根本性的人格利益? 答案是否定的。显失公平制度、格式条款规制、任意解除权的赋予,都是法律对这种买断逻辑的制度性否定。但问题在于:这些保护机制需要权利人主动启动,而大多数签署买断协议的素人,既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没有能力启动法律程序。 (二)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平等:格式合同时代的弱者困境 “百元买断”模式的另一深刻问题在于:它发生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平等背景下。企业是专业机构,拥有法务团队和技术团队,被邀约者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和商业判断的普通个人。企业提供的授权协议是典型的格式合同,条款复杂、权利义务严重失衡。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将“永久”“全场景”“无限制”等条款植入协议,实质上是在格式合同的掩护下侵蚀肖像权人的核心权利。司法实践中可依据该条规定主张相关条款无效,但这又回到了同一个问题:这需要权利人主动挑战,而大多数权利人不知道、不愿或无力挑战。 (三)人格权的不可商品化边界:美国“公开权”与中国路径的比较 在比较法视野下,美国法上存在“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概念,允许个人将其肖像、姓名等身份标识的商业价值像财产一样转让、继承甚至永久授权。但中国法选择了不同路径。《民法典》将肖像权、声音权安排在“人格权编”,明确其人格权属性,同时允许对其中经济利益进行许可使用。这种“人格权+财产权”的双重结构决定了中国的肖像权许可不可能像美国公开权那样实现“永久买断”,因为人格权的基础始终存在,随时可以“召回”。 这一制度选择的深刻意义在于:立法者拒绝将人的面容彻底商品化。即使是在商业利用场景中,人格尊严的保护仍然处于优先位置。任何试图以合同手段架空这一制度基础的尝试,最终都会面临法律的否定。 (四)AI时代的“人格异化”:当数字分身与本人争夺身份认同 还有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维度:AI艺人库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涉及身份认同危机。当一个普通人的数字分身被AI生成内容广泛传播,公众开始将数字形象与本人产生关联时,本人可能会面临“我到底是谁”、“哪个才是真实的我”的困惑。这种人格异化效应,在目前的侵权救济体系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但它恰恰是AI时代人格权保护最深层的挑战。 四、企业端合规建议:从“买断”到“分层动态授权” 若企业确有搭建AI艺人素材库的商业需求,建议摒弃“买断”思维,转而构建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分层动态授权”体系。 其一,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条款设计应注重精细化。授权期限应明确约定为固定期限(建议一至三年),并于合同到期前设置续约协商程序,而非使用“永久”等模糊表述,以规避《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二条关于无期限许可任意解除权的适用风险。授权对价应采用“固定基础许可费+浮动分成收益”模式,将基础费用作为肖像初始商业价值的体现,浮动分成与AI生成内容产生的实际收益挂钩,合理对价结构可有效降低合同被认定为“显失公平”的风险。使用范围应以附件形式详尽列举授权的具体应用场景,并明确禁止将肖像用于色情、政治敏感、侮辱性表达等违法违规用途,实现“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边界界定。 其二,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必须设置合规基线。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或素材提交环节设置独立的、不可跳过的弹窗界面,逐项告知人脸信息将被用于AI模型训练、数字形象生成等特定处理活动,取得用户主动点击确认的单独同意。原始人脸图像与AI训练特征码应建立物理或逻辑隔离存储机制,通俗地说,原始照片和训练调用的特征码要分开存储,用特征向量跑模型,而不是直接拿高清原图去喂算法,即便数据库被攻击,泄露的也不是能直接识别到具体个人的生物信息。 其三,深度合成内容的管理义务不容忽视。依据及2025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所有经由AI生成的视频内容均须添加显著且不易消除的合成标识(如“本画面由AI技术生成”水印),并同步在文件元数据中嵌入隐式标识,包含生成合成内容属性信息、服务提供者名称或编码等要素。 其四,算法备案是基本的合规准入门槛。根据及,具备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必须向网信部门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并在平台显著位置备案编号。 其五,内部合规机制应建立投诉快速响应通道。在平台显著位置设置侵权投诉入口,承诺48小时内响应并采取暂停生成、删除素材等措施,履行“通知-删除”义务以进入“避风港”保护。 五、肖像权人权益保护路径:权利救济的实务操作 对于已签署或正面临此类授权邀约的肖像权人,即便协议条款存在瑕疵,仍有多种法律路径可供救济。 第一,行使法定的任意解除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二条,即便合同约定为“永久”,肖像权人仍有权随时向对方发出书面的《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解除通知书》(建议使用EMS邮寄并保留回执),给予三十日左右的合理期限后,即可解除许可关系。解除后,企业不得继续利用该肖像生成新的内容,对于存量内容亦应进行下架或模糊化处理。 第二,援引“可识别性”标准认定侵权。肖像权人可通过公证取证,固定AI生成画面与本人照片的特征比对证据,通过面部轮廓线叠加图、五官细节放大对比、时间顺序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据此主张侵权责任。即便AI生成的形象经过风格化处理,若面部轮廓、五官细节等生物特征足以使公众识别出对应身份,即构成对肖像权的侵害。同时,从内容发布平台的投诉渠道举报,要求内容下架,往往比直接提起诉讼更加快捷。 第三,声音权益受独立保护。若企业在获取肖像授权的同时,未经许可使用你的声音生成AI配音,构成对声音权益的独立侵害,可参照肖像权保护的路径主张权利。苏艺指出,声音商品化权可识别性认定应采取二阶构造,人格权保护模式下"可识别性"应当承担同一性认定和非同一性下名誉权延伸保护的功能[10]。 第四,行政投诉的实践效果往往优于司法诉讼。肖像权人发现侵权行为后,可优先通过行政投诉渠道高效维权。向国家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www.12377.cn)提交举报材料,选“侵权类”举报,说明对方未经授权使用人脸信息训练AI模型或违规生成深度合成内容,当前网信部门对这类问题的响应速度和执法力度都处于高位。同时可向12315平台举报企业价格欺诈或虚假宣传,形成行政与司法联动维权的合力。 第五,人格权禁令制度的运用。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石东秀指出,肖像权人只要有证据证明自己在某项深度伪造记录中被展示的,就可以到人民法院申请颁发禁令,迅速封锁、屏蔽或删除相关侵权内容[11]。这一制度具有预防性功能,可在侵权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时申请法院发出禁令,阻断AI艺人库的不当使用。 六、未来监管趋势与制度展望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6年4月发布的释放了明确的信号: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其中明确禁止“使用与特定自然人高度相似的肖像或者声音”。这标志着AI肖像商业应用的监管趋严已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文铭、孙圆圆指出,深度伪造技术应用要从多个维度完善现有规制框架:解决现有法律规范适用问题,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创新监管模式,加强对深度伪造技术的监管;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大侵权赔偿力度,完善救济途径[12]。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未来可能需要建立以下制度框架:一是强制性的事前告知与单独同意机制,杜绝将人脸授权条款隐藏在用户协议中;二是法定的冷静期与定期续签机制,防止一次性“买断”对人格权的长期侵蚀;三是AI艺人库的备案与公示制度,便于公众查询自己的数字形象被哪些企业使用;四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对AI艺人库的数据安全和合规使用进行审计。 结语:对于企业而言,合规体系的构建不应被视为短期成本负担,而是确保持续经营与商誉积累的底层基础设施。对于个人而言,肖像与声音系人格尊严与自由的数字化延伸,一张“100元”的价签不应成为放弃权利的理由。买断肖像权表面上是低价出售面容,实则可能在出卖个体的主体性,AI时代的人格权保护不应被商业的短期利益所侵蚀。 合规,不是限制创新的枷锁,而是让创新走得更远的底盘。在技术狂飙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守一个底线——人不能成为商品,人格尊严不能标价出售。AI艺人库可以创造商业价值,但它必须建立在尊重每一个“人”的基础之上。 注释: [1]张惠彬,侯仰瑶. 从技术到法律:AI换脸短视频的侵权风险与规范治理[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1):124-132. [2]杨显滨. 论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法定解除[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42(6):89-101. [3]王利明. 人格权法研究(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田朝璐. 声音权益保护研究——以AI声音侵权案为例[J]. 法学, 2024, 12(4): 2506-2511. [5] 姜婧莹. 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声音权益的可识别性判断方案[J]. 数字法治,2025(5):170-183. [6] 王叶刚. 论肖像的可识别性及其认定[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27-31. [7] 阮神裕. 论人工智能时代肖像可识别性的判断标准[J]. 法学家,2026(1). [8] 张译丹. 技术滥用与权益衡平:中日深度合成技术侵害人格权规制比较研究[J]. 环球社科评论,2026,3(2):18-26. [9] 张海燕、涂龙科. AI"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路径选择[N]. 法治日报,2025-10-15. [10] 苏艺. 声音商品化权可识别性认定的二阶构造——兼评"人工智能声音权第一案"[J]. 河北法学,2025(11):102-121. [11]石东秀.论深度伪造换脸的法律规制[A].《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5卷 总第53卷)——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C]. 2021 [12] 文铭,孙圆圆. 深度伪造技术应用风险及法律规制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2023(4): 158-167.
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随着智能体在电脑、手机、汽车、云端等移动端和多样载体的广泛应用,其已从技术概念走向规模化应用。智能体的产业化与深度应用的发展态势,便利了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但也存在着一定安全和合规隐患。 ▲智能体应用优势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护航产业健康规范发展,为智能体发展立规明矩。2026年5月8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是我国首个关于智能体领域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明确了智能体发展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等四个主要方面,并在此基础上部署了夯实发展基础、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等重点工作。 一、政策总览:政策定位与基本原则 (一)政策定位 《实施意见》作为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从技术底座、安全治理、场景应用、产业生态等方面出发,构建智能体发展与治理体系,回答了智能体“如何创新、如何应用”的产业发展问题,以及“如何监管、如何合规”的行业治理问题。 (二)四大核心基本原则 1.安全可控:底线原则 将安全、可靠、可信作为智能体发展的绝对底线,把安全管控贯穿技术研发、应用部署、市场推广全生命周期,切实防范行业系统性安全风险。 2.规范有序:治理原则 尊重智能体技术迭代规律,衔接现有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红线清晰、自律与监管结合的治理机制,推动智能体行业有序、可控、规范发展。 3.创新驱动:发展原则 鼓励理论、技术、工程多维度创新,突破智能体关键核心技术,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构建开放共享的产业生态,持续释放行业创新活力。 4.应用牵引:落地原则 以真实产业需求、民生需求、治理需求为导向,依托典型应用场景示范带动,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推动智能体技术迭代、产品验证和应用落地。 二、要点一:夯实发展基础——筑牢智能体技术底座与标准体系 《实施意见》将“夯实发展基础”置于首位,明确产业发展、合规落地的前置条件,从技术研发、工具配套、标准建设等维度完善智能体产业根基。 (一)完善技术底座 一是强化基础技术研发,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是系统性构建通用模型和细分领域专用模型产品矩阵,继而加强高质量数据集供给,突破智能体任务理解、自主规划、工具调用、长期记忆、群体协同、跨设备互通等核心技术,切实提升智能体的泛化能力。 二是完善工具链,包括智能体自身发展和安全治理两大方面工具。在加快推进智能体底层框架、核心组件、研发测试运维工具的研发迭代的同时,配套建设安全检测、异常识别、风险干预等治理工具,及时地防范智能体不合规行为。 (二)构建标准协议体系与布局智能互联网 一是建立标准协议体系。首先是从关键技术、产品质量、数据交换、场景应用、安全认证、评测管理等维度对标准体系框架建设予以统筹,先建立基础标准,再推广智能体互联协议(AIP)等国标、行标,最后就医疗、交通、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制定强制性标准。 二是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统筹谋划智能互联网建设,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系统、有序地实现智能体身份标识、能力声明、可信互联、安全交互等功能,又借助IPv6技术切实提高端到端通信能力。 未来智能体行业将全面进入标准先行时代,产品接口标准化、数据互通合规、身份可信互联,将成为智能体产品准入、市场适配、跨场景落地的核心门槛,企业需提前对标国标、行标开展产品迭代与合规改造。 三、要点二:守牢安全底线——搭建全方位合规治理框架 安全稳妥是智能体发展的核心底线,《实施意见》从产品准则、风险防控、治理体系、行业自律四个维度,构建起全覆盖、全周期、多层次的智能体安全治理体系,也是企业合规建设的核心重点。 (一)产品准则:决策权限与行为双重管控 一是完善政策法规与伦理规范,明确合规边界。今年3月,印发,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审查的基本要求和程序。从《实施意见》的规定来看,智能体合规和伦理审查重点在于防止智能体利用数据优势、人格化技术传播不良价值观,防范未成年人、老年人沉迷成瘾、情感依赖等风险。 二是明确智能体决策权限和方式。《实施意见》明确了三类决策方式,即用户本人决策、用户授权决策、智能体自主决策。即使是智能体自主决策,用户仍拥有最终知情权及决策权,防范智能体失控风险。 三是加强行为管控。这其实是人工智能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实施意见》提出发展规则内嵌、行为围栏技术手段,实现公共场所、隐私场所、专用场所等不同场景下的分类管控。同时,要求借助区块链技术做到智能体行为可追溯、可验证,实现责任可追究。 (二)安全风险:全周期闭环防控体系 一是防范内生安全风险。聚焦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密码防护、权限管控、攻击检测等核心能力建设,防范数据投毒、隐私泄露、算法篡改、系统漏洞、运行失控等内生风险,同步建立智能体安全检测与评估体系。 二是防范供应链安全风险。覆盖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运维全生命周期,强化模型接入、接口调用、第三方工具使用等关键环节安全管理,建立供应链风险共享与预警机制,防范上下游传导性安全风险。 三是防范应用衍生风险。建立常态化风险识别、预警、干预机制,严防智能体被用于自动化网络攻击、隐私窃取、虚假信息生成传播、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守住安全底线。 (三)治理体系:分类分级治理+专业化合规服务 一是分类分级治理。智能体应用场景的多样性决定分类分级的差异化治理成为监管必然。对涉及公共安全等敏感领域的严格监管,推行场景准入、备案审查、安全检测、问题召回等管理措施,对日常办公、生活娱乐等低风险领域,以企业合规自测、信息报告、平台管理、行业自律等方式予以规范,实现“高风险严管、低风险便民”。 二是健全合规服务体系。第三方机构合规服务是政府监管的有效补充。通过主动培育第三方监测工具,发展第三方评测服务,发布技术及应用成熟度报告等,构建起智能体合规管理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四)行业自律:构建信用与责任共治格局 一是引导行业加强自律。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与企业自身的自律作用,通过行业组织指导、行业联合等方式,引导企业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建立平台规则、用户服务协议及隐私政策等,规范行业自律发展。 二是探索信用评价机制。信用评价已经成为当前监管的重要手段。通过主动、有计划地建立行业信用评价机制,对技术滥用、虚假宣传、隐瞒产品缺陷、诱导消费等违规行为予以信用惩戒,促成开发者、平台方、服务方三方共治,切实营造良好行业生态。 四、要点三:应用牵引——19个场景落地与差异化合规重点 《实施意见》以典型应用场景为核心牵引,细化五大领域、19类典型落地场景(如下图所示),明确不同领域以及场景的智能体发展方向,同时隐含差异化合规要求,为企业场景化布局提供清晰指引。 ▲典型应用场景 (一)科学研究领域 涵盖基础的科研探索、研发辅助两大场景。基础科研探索以理论推演、模拟仿真、知识整合类科研智能体为突破口,主动、有计划地发展自然科学、社科研究全流程的各类应用。研发辅助以软件开发智能体发展为方向,提升开发能力和验证能力,提供优等功能。 (二)产业发展领域 涵盖三大产业中的重点行业,包括智能制造、农业生产、能源资源、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指出行业需要重点发展的智能体应用场景及方向。 (三)提振消费领域 涵盖智能终端适配、文旅内容创作与旅游服务、商业智能服务等场景,重点优化大众消费服务体验,提升服务效率。 (四)民生福祉领域 涵盖教育教学、医疗健康、人力资源、公共信息服务四大场景,属于高民生关联场景。其中,医疗健康智能体的应用主要在于提供辅助而非替代专业决策,人社、政务信息服务智能体在于提升就业服务能力和保障劳动者权益。 (五)社会治理领域 覆盖政务服务、司法服务、公共安全、城市治理、招标投标五大公共领域,属于政府服务重点领域,核心在于提升公共服务的高效性、便捷性与时效性。 ▲重点领域与典型应用场景小结 五、要点四:创新生态——产业协作与全球化合规布局 在强化规范治理的同时,《实施意见》还着力通过促进产业协作与创新发展,强化应用推广与试点开放,推进全球布局等构建良性智能体产业创新生态。 (一)促进产业创新与产业协作 一是通过引导国内AI开源社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力量强化智能体布局与开源项目建设,提升智能体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是依托产业生态联盟、技术验证实验室等协作平台,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智能体共性技术攻关、标准制定、评测认证与人才培养,推动软硬件企业跨界合作,实现产业协作互利共赢。 (二)推动应用推广与全球生态布局 一是拓展应用推广渠道,包括搭建软件商店、行业供需对接平台形成产业聚集,通过公开招标、“揭榜挂帅”等方式推动定制化开发,通过整机企业研发产品和服务培育用户市场。 二是开放重点行业、产业集聚区试点场景,打造标杆示范项目,培育用户市场,加速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三是布局全球产业生态,依托国际平台开展技术交流与成果展示,出海企业做好海外合规适配,兼顾国内外监管规则与文化差异,推动中国智能体技术、标准、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六、政策影响与行业展望 《实施意见》的出台,为智能体行业指明发展方向与合规治理重点,标志着行业逐步进入规范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阶段。 从产业层面看,智能体技术迭代、产品落地、场景规模化应用将全面提速,行业标准的逐步出台将进一步降低智能体适配成本,重塑产业市场秩序。 从监管层面看,分类分级监管、多元治理、技术赋能监管已经成为常态化监管模式,发展与安全并重、创新与规范并行将成为长期监管基调。 从未来趋势看,智能互联网建设、多智能体协同技术、具身智能应用、行业专属智能体、政务治理类智能体,将成为政策重点扶持、产业重点布局的核心方向。 七、结语 智能体是人工智能重要的发展形态,是数字经济创新升级的重要引擎,也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领域,三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既有利于行业创新,也厘清了产业发展的合规红线。 智能体行业将在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上健康持续发展,合规也必将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德恒律师事务所将继续系统地跟踪智能体政策迭代及监管动态,扎扎实实深耕人工智能合规、数据合规、网络安全法律服务领域,为科技企业、平台方、研发机构提供智能体合规评估、体系搭建、场景落地、风险处置、出海合规各环节的全流程专业法律服务,真正让AI技术向善,让企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