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法律要件与裁判观点
在劳动争议实践中,一个常见且棘手的问题是: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情形,但并未向用人单位正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此时,劳动者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期,呼和浩特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不能。该案中,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在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通知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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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争议实践中,一个常见且棘手的问题是: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情形,但并未向用人单位正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此时,劳动者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期,呼和浩特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不能。该案中,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在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通知的情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涵盖协助境外仲裁机构行为保全、“或裁或审”条款的审查标准、隐瞒证据撤裁规则的适用、一人公司注销后仲裁条款的拘束力等热点难点问题,体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完善仲裁司法审查机制,不断提升仲裁司法审查与协助仲裁机制的效能,为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此次共发布10个案例,案件类型集中于申请仲裁保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
引言 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中,大多数的合同争议都不涉及对违约方违约行为意图的审理,由于国际商事合同中基本都会对违约行为及其法律后果进行明确约定,故而守约方只需要证明违约方存在具体的违约行为即可,而通常无需再对其真实意图加以举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仲裁案件中就无需对当事人的“意图”加以关注。因为在许多国际商事合同中当事人会约定免责条款,例如豁免一些轻微的违约行为或者降低违约后的赔偿损失范围等,但与
A: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者过错解除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了六种情形,当劳动者有六种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实务中,尤其是用人单位,对于适用上述六种情形中任何一种解除劳动合同,都是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符合录用条”、“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对于这些情形,在仲裁、诉讼中用人单位基本上都需要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
引言 跨境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回款,尤其是涉及境外申请人、外币给付及跨境资金直汇的情形,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未作出系统性规定,实务中往往因规则模糊而陷入操作困境。近期,信达律师团队全程代理了一宗香港公司与内地企业的商事争议解决案件。在协助客户取得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的胜诉裁决后,团队继续代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由合理的程序规划与汇率折算安排,本案最终顺利完成了执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俄罗斯市场,随之而来的涉俄商事争议也呈急剧增长趋势。争议类型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占比最大,2017年达64%,近年稳定在67%左右;服务合同纠纷约13%;承包合同纠纷:约9-10%;以及其他类型如工程欠款、股权收购、合作投资建厂、知识产权等。中俄交易越活跃,摩擦越常见,这本是正常现象,但真正让中企感到被动的,往往不是争议本身
为进一步优化裁审衔接协同机制,健全劳动争议多元共治,推动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4月29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加强劳动争议纠纷裁审衔接十大典型案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王某劳动合同纠纷案》入选。 用人单位异地派遣违规参保拒担责任案 吴晓祥 民事审判庭法官 肖楠 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案情简介
引言 转包、违法分包与挂靠施工,是我国建设工程市场长期未能根治的顽疾。大量实际投入资金、人工与材料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并非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总承包人,而是处于交易链条最末端的实际施工人。实践中,因总承包人怠于主张工程款、挪用工程款等情形频发,实际施工人往往无法通过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进而引发农民工工资拖欠等一系列突出社会问题。 为破解这一制度性困境,最高人民法院自2004年 《关于审理
摘要:数字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传统劳动法中以“从属性”为基石的认定标准及现行税收征管体系带来了双重挑战。本文致力于系统解析在此新型用工范式下,劳动关系认定模糊与财税处理合规难题如何相互交织并催生系统性风险。文章核心主张在于:平台用工合规议题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单一视角的治理模式均已难以奏效。通过援引2025年新近发布的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及其配套政策,本文创造性地提出“法
成都中院、成都市总工会、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相关工作负责人参与了发布。 目 录 案例一: 用人单位剥夺劳动者基本劳动条件变相解除劳动合同的,应认定为违法解除——某科技公司与付某劳动争议纠纷案 案例二: 以就业为目的的在校应届毕业生受用人单位支配性管理,可以认定双方成立劳动关系——陈某与成都某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例三: 非因本人原因变更劳动关系主体且基于非真实意思表示出具离职申请,不影响劳动者工龄

在劳动争议实践中,一个常见且棘手的问题是: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情形,但并未向用人单位正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直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此时,劳动者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期,呼和浩特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对此给出了明确答案:不能。该案中,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在未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通知的情况下,直接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N+1经济补偿。仲裁院最终驳回了其全部请求。因此,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程序与实体同等重要。 一 核心法条分析及典型案例支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今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涵盖协助境外仲裁机构行为保全、“或裁或审”条款的审查标准、隐瞒证据撤裁规则的适用、一人公司注销后仲裁条款的拘束力等热点难点问题,体现了广东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完善仲裁司法审查机制,不断提升仲裁司法审查与协助仲裁机制的效能,为仲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此次共发布10个案例,案件类型集中于申请仲裁保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等。在某公司申请仲裁行为保全案中,内地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下称《两地安排》)协助香港仲裁机构作出首例商事仲裁行为保全,实现了《
引言 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中,大多数的合同争议都不涉及对违约方违约行为意图的审理,由于国际商事合同中基本都会对违约行为及其法律后果进行明确约定,故而守约方只需要证明违约方存在具体的违约行为即可,而通常无需再对其真实意图加以举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仲裁案件中就无需对当事人的“意图”加以关注。因为在许多国际商事合同中当事人会约定免责条款,例如豁免一些轻微的违约行为或者降低违约后的赔偿损失范围等,但与此同时,往往还会在合同中对一些行为加以排除,例如当事人存在严重疏忽Gross Negligence、蓄意不当行为Wilful Misconduct、鲁莽不良行为Reckless Misconduct时
A: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者过错解除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了六种情形,当劳动者有六种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实务中,尤其是用人单位,对于适用上述六种情形中任何一种解除劳动合同,都是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符合录用条”、“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对于这些情形,在仲裁、诉讼中用人单位基本上都需要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一旦举证不能,则存在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在收到载有上述六条情形之一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多数会选择仲裁、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载明解除事由及依据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经
引言 跨境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回款,尤其是涉及境外申请人、外币给付及跨境资金直汇的情形,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未作出系统性规定,实务中往往因规则模糊而陷入操作困境。近期,信达律师团队全程代理了一宗香港公司与内地企业的商事争议解决案件。在协助客户取得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的胜诉裁决后,团队继续代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由合理的程序规划与汇率折算安排,本案最终顺利完成了执行款的跨境直汇,并较好地规避了执行期间的汇率波动风险,实现了债权的完整、及时兑现。 在跨境商事交易中,获得仲裁机构作出的胜诉裁决,只是实现债权的第一步。如何将一纸裁决转化为实际的执行回款,尤其是在涉及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进俄罗斯市场,随之而来的涉俄商事争议也呈急剧增长趋势。争议类型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占比最大,2017年达64%,近年稳定在67%左右;服务合同纠纷约13%;承包合同纠纷:约9-10%;以及其他类型如工程欠款、股权收购、合作投资建厂、知识产权等。中俄交易越活跃,摩擦越常见,这本是正常现象,但真正让中企感到被动的,往往不是争议本身,而是争议发生后,才发现当初的合同是“随手签的”,根本无法据此主张权利。随着中俄两国仲裁机构合作深化,中国法院对俄罗斯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呈现积极、高效的司法导向,中国与俄罗斯在互相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
为进一步优化裁审衔接协同机制,健全劳动争议多元共治,推动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4月29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加强劳动争议纠纷裁审衔接十大典型案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王某劳动合同纠纷案》入选。 用人单位异地派遣违规参保拒担责任案 吴晓祥 民事审判庭法官 肖楠 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案情简介 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王某订立劳动合同,王某于上海参保。之后,该公司将王某派遣至位于广州市的第三人广州某公司担任促销员。2020年10月10日,王某发生工伤。2021年9月9日,王某提出辞职。
引言 转包、违法分包与挂靠施工,是我国建设工程市场长期未能根治的顽疾。大量实际投入资金、人工与材料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并非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的总承包人,而是处于交易链条最末端的实际施工人。实践中,因总承包人怠于主张工程款、挪用工程款等情形频发,实际施工人往往无法通过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进而引发农民工工资拖欠等一系列突出社会问题。 为破解这一制度性困境,最高人民法院自2004年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首次创设实际施工人制度以来,历经十余年的规则迭代与司法完善,最终在2020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
摘要:数字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传统劳动法中以“从属性”为基石的认定标准及现行税收征管体系带来了双重挑战。本文致力于系统解析在此新型用工范式下,劳动关系认定模糊与财税处理合规难题如何相互交织并催生系统性风险。文章核心主张在于:平台用工合规议题本质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单一视角的治理模式均已难以奏效。通过援引2025年新近发布的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及其配套政策,本文创造性地提出“法律定性引领财税处理”的治理准则,并着力构建一个贯穿用工关系判定、业务真实性核验、全流程财税合规与风险防控的“法律-财税-社保”三维联动协同治理体系。该框架力求为平台企业、从业者及监管机构输出兼具理论深
成都中院、成都市总工会、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相关工作负责人参与了发布。 目 录 案例一: 用人单位剥夺劳动者基本劳动条件变相解除劳动合同的,应认定为违法解除——某科技公司与付某劳动争议纠纷案 案例二: 以就业为目的的在校应届毕业生受用人单位支配性管理,可以认定双方成立劳动关系——陈某与成都某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例三: 非因本人原因变更劳动关系主体且基于非真实意思表示出具离职申请,不影响劳动者工龄连续计算——李某与某运输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例四: 入职时未明确约定录用条件,用人单位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的,应认定为违法解除——陈某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例五: 应受竞业限制的劳动
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在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职能。2025年9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4-2025)》于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全国商事仲裁案件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全国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76.78万件,同比增长26.4%,案件标的总额达1.2万亿元,连续两年突破万亿元,商事纠纷日趋复杂、标的额持续走高、涉外属性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仲裁程序的高效化、精准化成为行业核心诉求,而争议焦点的确定作为仲裁审理的核心环节之一,它直接影响案件的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空前活跃,跨越国境的商业合作与投资已成为常态。然而,与机遇并存的是日益复杂的商业纠纷。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凭借其当事人意思自治、程序灵活、裁决保密及跨境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已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维系全球商业秩序不可或缺的核心机制。其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仲裁裁决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顺畅、高效的承认与执行。而确立这一现代国际仲裁体系基石的,正是 1958 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即广为人知的《纽约公约》。 《纽
在劳动争议维权实践中,劳动者常面临一个令人困扰的程序难题:当你满怀希望地将仲裁申请材料递交至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时,却可能被告知“本案不属于我们管辖”,更棘手的是,窗口工作人员仅作口头告知,拒绝接收材料,或接收后迟迟不出具任何书面文件。这种“程序空转”的状态,不仅让维权进程戛然而止,更可能因时间流逝而面临仲裁时效超期的风险。面对此困境,劳动者应如何破局,依法保障自身诉权?本文将结合法律规定与实务经验,为您厘清思路,提供可操作的救济路径。 01、法律对劳动争议仲裁管辖的基本规则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
同我国的立法适用一样,在国际商事案件中对行为人是否知情的认定可以在总体上区分为“知道或应当知道”以及“推定知道”这两种情况,之所以要对其加以区分,原因在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纠纷中,许多案件因为涉外且异地的原因,当事人在举证层面往往很难搜集充分证据以证明某些行为人对案件的重要信息是否知情,为了保护不利一方的权利,也就需要从法律层面假设创设一些新的规定,这也是“推定知情”的由来。例如在一起国际追讨的案件中,当事人基于欺诈等行为所获得的款项往往会通过各种形式来予以洗白,而第三方收款人如果无法证明其为善意,或者当事人如果能够举证证明或推定该第三人对欺诈行为知情,则将有机会对其进行反向追讨,否则同类案件在
前言 在全球性别平等理念持续深化、劳动力市场日趋公平的大背景下,“同工同酬”已成为国际劳动权益准则,推动薪酬透明则是实现这一准则的核心路径。欧盟作为全球劳动权益保护的引领者之一,长期以来致力于消除性别薪酬歧视,但受制于薪酬信息不透明、成员国立法差异、执法力度不足等多重因素,性别薪酬差距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为破解这一困境,欧盟于2023年正式出台《薪酬透明法案》(Directive (EU) 2023/970,下称“该法案”),明确要求成员国于2026年6月7日前完成国内法转化,2027年起全面实施。中国出海企业深耕欧盟市场过程中,由于长期采用境内 “密薪制” 用工模式,薪酬管理体系与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