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本所律师陆续推出系列解读文章。本期刊发第五篇，结合司法裁判实践与《意见》相关规定，探讨AI训练中使用他人作品涉及的著作权问题及平台责任边界，并梳理企业合规与争议应对要点。 生成式AI的迭代升级，高度依赖海量文本、图片、音视频训练数据。产业实践中，多数大模型企业、数据服务商普遍采用爬虫技术，批量抓取公开网络小说、图文作品、摄影图片、影视片段、自媒体稿件，用于模型训练、参数微调与产品迭代。 随之而来的，是行业争议最大、涉诉最多的版权难题：公开可浏览的版权作品，是否可以直接拿来训练AI？商业大模型训练是否构成著作权合理使用？AI平台还能否依靠“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免责？ 这里需要先厘清规则依据：关于“训练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平台能否免责”，主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规则，并结合个案司法裁判逻辑综合判断；而最高人民法院（下称《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则从“AI生成内容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角度，明确了训练数据来源举证、开发者/提供者/使用者责任认定规则。本文为本所AI合规系列第五篇专题，结合《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司法裁判逻辑与真实案例，系统拆解大模型训练数据版权红线、各方主体责任划分、平台责任认定标准及企业合规抗辩路径。 01.纠偏行业误区：AI训练≠天然合理使用 长期以来，AI行业存在普遍合规误区：只要用于模型训练、技术研发，即便未经许可批量使用他人版权作品，也属于合理使用，无需授权、无需付费、无需担责。 需要明确的是，合理使用并非没有边界的“免费通行证”。依据确立的合理使用判断规则，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综合使用目的、作品性质、使用数量与程度、对作品市场的影响等因素个案判断；对商业规模化训练，司法实践总体从严把握，难以轻易成立合理使用。 司法审查中，法院通常重点考量以下五项核心事实： 1、使用目的：区分公益科研与商业迭代。以产品商业化、流量变现、付费服务为目的的训练行为，司法从严认定，基本不支持合理使用抗辩； 2、使用方式：是否完整复制原作核心表达、是否原样抓取全文全图、是否通过训练替代原作传播与使用价值； 3、作品类型：网络文学、原创图片、美术作品、影视片段、原创文案等独创性强、创作成本高的作品，司法保护力度更强； 4、使用规模与质量：批量、海量抓取整站作品，高频使用权利人核心原创内容，显著降低合理使用成立概率； 5、市场替代效果：训练行为是否挤占著作权人授权训练、商业传播、付费交易的合法市场，损害权利人预期商业利益。 实务结论（重点）：企业商用大模型、通用大模型、面向C端服务的AI产品，未经授权爬虫抓取网文、图片、影视内容开展训练，目前司法层面已被认定为高风险行为，合理使用抗辩难获支持。 02.全链条责任划分：开发者、数据商、内容平台各司其责 《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要求，认定涉AI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时，应综合考量服务类型、行业特点、训练数据来源、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开发者主张不侵权抗辩的，应责令其提供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模型运行模式等予以佐证。据此，训练版权侵权的全链条责任逐步清晰： 1、大模型研发者：第一责任主体，承担最终审核义务 无论自行爬虫抓取，还是采购第三方数据集，模型研发方均为训练行为的最终实施主体。企业不能以“数据由第三方提供”当然免责，必须对数据集来源合法性、授权完整性、使用合规性承担实质审核义务；同时应能就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等提供佐证，否则其不侵权抗辩将难以成立。 2、数据服务商：直接侵权主体 未经许可爬取、整理、打包、售卖他人版权作品作为AI训练数据集，属于典型的侵害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需独立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是产业链中的高频追责对象。 3、内容平台：过错归责、风险管控责任 网文平台、图库、视频平台若未开启反爬虫防护、放任第三方批量抓取站内原创内容，或主动开放接口供AI企业批量训练，未尽平台治理义务的，将依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03.技术中立与避风港：不是万能盾牌，也并非一律失效 传统互联网平台常以“技术中立”“通知—删除”避风港规则主张免责。在AI新业态下，司法裁判强调：技术中立、避风港规则并不能当然成为免责盾牌，平台是否担责，核心看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是否直接参与侵权。 通常而言，存在以下情形时，平台即便及时删除内容，仍可能难以免责： 产品功能设计天然诱导侵权，如一键复刻他人画作、一键改写原创网文、一键生成影视混剪内容； 算法推荐机制主动推送、放大侵权生成内容，扩大侵权传播范围与损害后果； 平台对高频侵权模式明知、应知，具备技术识别能力却未设置拦截、风控、审核机制； 平台自身参与数据抓取、模型训练、内容生成，属于直接侵权主体，完全不适用免责抗辩。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AI平台“一律担责”。对于仅提供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侵权的平台，司法实践亦可能认定其免责（详见下文典型案例）。 04.典型适配案例：上海首例涉AI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宣判）｜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6年落槌） 基本案情 原告某文公司系知名IP《斗破苍穹》动漫中“美杜莎”角色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网络用户李某截取“美杜莎”角色的图片，在某AI图像生成平台（依托大模型与LoRA微调模型）训练出专属模型，批量生成与“美杜莎”相似度极高的图片，并公开发布、销售牟利，其他用户可借助该模型生成与美杜莎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原告将李某及该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 法院裁判要点 1、用户责任：李某未经许可截取、使用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角色形象训练AI模型，并生成、发布、销售相似图片，构成对原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的侵害，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责任； 2、平台责任：运营该AI平台的被告公司，因提供的是中立技术工具、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未直接参与或诱导用户侵权，适用技术中立原则，无需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3、判决结果：判令李某赔偿5万元并停止侵权；平台不担责。 案例实务启示 该案同时划出两条红线：其一，擅自截取他人受保护作品用于AI模型训练并商业化，构成侵权，个人用户同样不能免责；其二，AI平台并非“必然担责”，是否免责取决于其是否尽到与技术能力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这与《AI纠纷审理意见》第十二条“综合考量各方参与度、采取的必要措施等因素合理认定责任”的裁判逻辑一脉相承。对大模型企业而言，“爬虫＋公开内容”的粗放式训练迭代模式风险极高，数据来源合规必须前置。 05.律师实务：维权与应诉、企业合规全流程指引 1、证据固定：对对方爬虫行为、数据集抓取规模、模型宣传材料、商业化使用场景进行公证存证，固定侵权链路； 2、前置通知：向AI企业发送书面侵权通知，要求清除涉案训练数据、停止侵权训练、下架相关功能，留存完整送达凭证； 3、诉讼主张：请求停止侵害、删除侵权数据集、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可结合行业授权许可费、被告侵权获益主张赔偿金额。 1、禁止无授权爬虫抓取原创网文、图片、影视、文案等版权作品用于商业模型训练； 2、外购数据集必须核验来源合规性，要求供应商提供权属证明、合规承诺、侵权兜底赔付条款，留存完整采购链路证据； 3、严格隔离科研测试数据与商业训练数据，禁止非合规数据流入商用模型； 4、完善AI内容风控体系，对复刻、改写、同质化生成等高风险功能设置拦截机制，杜绝产品功能诱导侵权； 5、规范投诉响应机制，建立标准化通知删除流程，同时摒弃“依赖技术中立即可免责”的错误认知。

守护每一次创造 嗨👋欢迎来到《“知”无不言》——你的专属知产“避坑”与“赋能”指南📘，当灵感化作原创作品，当品牌成为经营底气，当发明走向广阔市场——知识产权，早已融入创新、创业的每一个瞬间。但，权利的边界在哪？侵权的红线怎么避？正当的路径如何选？在这里我们用真实故事为你“庖丁解牛”，帮你看清门道，避开雷区。 公众号要发奶茶新品，没拍出好看的图 打开小红书，图片又精致又有氛围感 “不用白不用”？ 等一下！ 今天来聊聊“信息网络传播权” 别让一张“借”来的照片，砸了自家招牌 一问一答： 一分钟法律小课堂 问 题 ① 我只是在网上下载了张照片，放自己店铺公众号宣传，怎么就侵权了？ 免费浏览≠免费商用。很多商家误以为网上公开的图片就是公共资源，可以随意使用，但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1 法律核心：信息网络传播权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2 商业用途不适用“合理使用” 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允许在特定情形下未经许可、不付报酬使用他人作品。 但必须注意：“合理使用”有着严格的适用边界。法律明确列举的情形主要包括个人学习欣赏、课堂教学、新闻报道等极少数特定情况下免费使用，且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商家在公众号上使用照片的目的是吸引客流、推广产品，属于典型的商业性使用，完全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法院在认定侵权时会更加严格。 3 常见误区 ▸误区1：我只用了一张，应该没事吧？ 法律上，侵权与否不看数量，未经授权使用照片一张也构成侵权。 ▸误区2：阅读量才个位数，没人会发现。 著作权侵权不要求实际浏览量，只要存在公开展示行为，就构成传播。 ▸误区3：我标注了来源，还写了“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就安全了。 标注来源≠获得授权。删除只是停止侵害，不能免除已经发生的侵权责任。即使标注“图片来源网络，侵删”，依然无法规避侵权责任。 问 题 ②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后果很严重，千万别抱侥幸心理！ 1 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最直接的代价 根据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数额按以下原则确定： 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 权利使用费：指著作权人正常授权时所需费用。如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 惩罚性赔偿：如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侵权人如经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具有侵权故意，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等严重情节的，可能触发惩罚性赔偿条款。 法院酌定赔偿：如上述各项均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此外，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如权利人的取证费、交通费、聘请律师等费用。 在真实判例中，一张照片的赔偿金额通常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如果图片具有较高独创性或知名度，或者权利人为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费用较高，则赔偿金额可能会相应提高。 2 其他法律后果 赔礼道歉：若侵权行为同时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比如未标注作者姓名），法院还可能判决侵权人公开道歉。 行政责任：如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版权行政部门可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平台处罚：微信平台可能因投诉对公众号进行删文、限制功能甚至封号处理。 维权成本：一旦被告，不仅要赔钱，还得花时间、花律师费去应诉，这都是实打实的经营成本。 信用影响：企业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可能影响后续融资、合作、加盟等商业活动正常开展。 问 题 ③ 被认定为侵权后，有哪些补救措施？ ▸第一，立即删除，停止传播：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删除侵权图片和文章，关闭相关链接；保存好删除记录（截图、后台操作日志等），作为后续证明已“停止侵权”的证据。 ▸第二，积极协商，降低赔偿：主动联系权利人或其代理机构；诚恳道歉，说明情况（如无侵权故意），争取调解。 ▸第三，注意整改，避免再犯：以后宣传图要么自己拍，要么去正规图库购买授权，或者使用明确标注“可商用”的免费图库（但要看清条款）。 小贴士：如何判断一张图是否可以商用？ 图片来源 可否商用 注意 自己拍摄 ✓可商用 保留原图及拍摄时间证据 正规图库购买 ✓依协议 保存授权凭证/发票 免费可商用图库 ⚠️依条款 审查是否需署名、是否禁商业用途 百度/小红书/微博存图 ⚠️高风险 除非获得作者明确书面授权 法律依据 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 文字来源：商事审判庭（知产团队）徐杰云 主理人：商事审判庭（知产团队）刘月、田晓露 漫画：鲁星瞳（实习）AI辅助生成 责任编辑 ：陈淋清 郭子严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打开微信，随手保存几张表情包插入公众号推文，或是从搜索引擎下载卡通图片用于企业宣传海报——这是许多市场运营人员的日常操作。但正是这些“顺手”的行为，正在让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著作权诉讼。近日，某企业因在公众号文章中使用“蘑菇头”系列表情包，被法院判决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4650元。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背后折射出的法律规则和风险逻辑，值得每一个企业管理者高度重视。本文将结合该典型案例，从实务角度剖析表情包商用的著作权边界。 一 案例深析：从“蘑菇头”案看表情包侵权的司法认定逻辑 （一）案情回溯 蚊子动漫公司系“蘑菇头系列”卡通形象的著作权人，该作品已于2015年在国家版权局登记为美术作品。青岛叁次元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叁次元公司”）经授权，享有该系列形象的维权权利。 源生公司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耐美尔学堂”发布的六篇文章中，使用了七张与“蘑菇头系列”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图片作为配图。叁次元公司据此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经济损失49479元及维权合理费用3260元。一审法院判决：源生公司赔偿4650元（含合理费用），二审维持原判。 （二）裁判规则提炼：法院为何这样判 本案判决金额与索赔金额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法院综合多重因素后的审慎裁量。理解这些因素，对企业评估风险和应对诉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作品类型与知名度：独创性有限，市场价值受限 法院指出，涉案作品系“以粗线条简笔画风格绘制的卡通人物形象”，虽具备独创性并符合作品要件，但其创作门槛、艺术复杂度及市场知名度均有限。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卡通形象”都具有同等的市场价值，赔偿数额会与作品的独创性高度、创作投入及市场影响力直接挂钩。 2.传播成本与侵权获益：互联网环境下的利益平衡 法院考量了“涉案作品的发表、传播成本较低”这一因素。权利人通过微信表情开放平台、微博等免费渠道发布作品，其传播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同时，被告将图片作为文章配图使用，并未直接将其作为商品销售或核心宣传元素，侵权行为的直接商业获益有限。侵权赔偿并非“一刀切”，法院会审视使用方式与获益之间的因果关系。 3.维权成本的合理性：法院对“过度维权”的审慎态度 本案最具实务价值的看点之一，是法院对维权费用的审查。叁次元公司主张的维权费用与最终获赔金额之间的比例关系，促使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表达了“提倡合理、理性维权”的立场——协商应作为维权首选，诉讼时应选择成本较低的保全方式。这一裁判导向意味着，权利人在主张合理费用时，必须证明其维权方式的必要性与经济性，否则法院将酌情核减。 4.侵权情节与主观状态：事后补救可减轻责任 源生公司在庭前已主动删除侵权图片，且诉讼中未否认侵权事实。法院将此认定为“事后认识到行为的不当性并主动改正”，在酌定赔偿时予以考量。这为企业提供了重要启示：收到侵权通知后的及时止损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可能成为减轻赔偿责任的考量因素。 二 法律规则梳理：“表情包”使用的著作权边界 （一）表情包的“作品”属性：并非所有表情包都受保护 根据及，受保护的作品必须具备“独创性”并能以有形形式复制。表情包可分为两类，其法律属性截然不同： 类型特征是否构成作品典型示例原创型表情包作者独立创作，体现个性化选择与审美判断构成美术作品兔斯基、长草颜团子、蘑菇头原图型表情包直接截取影视、摄影、美术作品片段，未进行独创性加工不构成新作品影视剧截图配字、新闻照片直接挪用 实务提示：原图型表情包虽可能不构成新作品，但其素材本身（如影视剧画面、明星照片）仍可能受原作品著作权或肖像权保护。企业使用此类素材，风险并未因此降低，只是权利基础不同。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公众号使用的核心风险点 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进一步明确：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等方式，将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以下载、浏览或其他方式获得的，即构成侵权。 关键认定：企业将表情包用于公众号推文并发布，即属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无论文章阅读量多少、是否直接收费，只要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浏览该图片，即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 （三）“商用”的扩大化解释：非营利≠非商用 这是企业最容易陷入的认知误区。司法实践对“商用”的认定采客观效果标准，而非主观目的标准。具体而言： 直接营利：将表情包用于商品包装、广告代言、收费课程宣传等，显然属于商用。 间接营利：通过公众号文章吸引流量、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强用户粘性、为后续商业转化铺垫，即使文章本身未收费，也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商业性质。 企业内部使用：若将侵权图片用于内部培训PPT、员工手册、内部刊物，虽无直接对外传播，但若该使用服务于企业整体经营活动，仍存在风险。 重要提示：“我没有靠这张图赚钱”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只要使用行为客观上服务于企业的商业运营或品牌传播，即存在被认定为商用的风险。 1 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 （一）文字作品； （二）口述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四）美术、建筑作品； （五）摄影作品； （六）视听作品； （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八）计算机软件； （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第九条：著作权人包括： （一）作者； （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视听作品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八）未经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表演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九）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十）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 第五十三条：【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 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第四条：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中下列作品的含义： （八）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3 第三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三 企业合规指南 企业应当建立规范的素材使用审核机制： 先授权，后使用：在使用任何非自创的表情包、图片前，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商用授权。对于明星肖像、影视剧截图等特殊素材，更需谨慎，应取得书面许可。 开展宣传物料自查：立即对现有及历史宣传内容（包括公众号推文、官网、宣传册、海报等）进行全面排查，发现未获授权的表情包、图片，应立即删除，以停止侵权行为。 建立内部素材库：鼓励使用原创设计，或培育企业专属的IP形象。如需使用外部素材，可优先选择明确标注为“CC0”（无版权限制）或已购买企业商用授权的图库资源。 遭遇侵权积极维权：如果发现自家作品被他人侵权，应注意固定证据（如截图、录屏、权属证明等），并可以通过发送律师函、行政投诉或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 结 语 表情包虽小，版权事大。在“内容为王”的时代，尊重知识产权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企业品牌形象和合规经营的基石。摒弃“随手就用”的旧习，树立“先授权后使用”的版权意识，方能让企业的创意传播行稳致远。

一、引言 回溯互联网软件的商业史，从早期售卖软件拷贝的“授权制”，到后来以广告流量变现的“免费制”，再到如今订阅会员的“增值制”，软件的商业逻辑经历了深刻演化。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免费软件+增值服务”已成为互联网软件产业的主流商业模式，软件著作权保护直接关系权利人合法权益与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之际，由广悦律师事务所余裕武律师团队代理的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诉石家庄某咪公司、邯郸某云公司、郑州某季公司、裴某（四被告）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典型案例。该案清晰界定破解版软件侵权边界，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模式的保护提供了裁量指引。本文旨在围绕该案例的典型意义，探讨“免费软件+增值服务”这一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一、案件基本事实 A公司系“XX”软件 Android版及Windows专业版（V2.7.0）的著作权人，已办理著作权登记。A公司运营的“XX”软件，是“免费软件+增值服务”模式的典型代表：基础剪辑功能免费开放，以此获取海量用户与市场黏性；而会员专属的素材、美颜工具、高阶功能、AI玩法等，则需要用户付费订阅。 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功能的阶梯化设置”，本质是通过技术措施构建起一条增值服务的防线。然而在本案中，石家庄某咪公司、邯郸某云公司、郑州某季公司通过“破解”手段，直接屏蔽或绕过了A公司的技术防护措施，让用户可以畅享所有付费功能。侵权方的高管团队交叉重合，法人代表系同一人，且通过向消费者提供统一的文档链接来交付破解资源。正常市场环境下，用户若想使用SVIP功能，需支付每月79元或每年599元；而在侵权店铺，仅需支付4.99元至5.99元，即可永久使用。这种价格上的断崖式差异，不仅直接分流了潜在付费群体，还向市场传递了“低成本或免费获取付费内容”的错误预期，侵蚀了用户为数字内容付费的意愿。 截至起诉，侵权商品净销售额达1148990.84元，销售218535件。基于上述事实，A公司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被告侵害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61万元，由于本案中通过著作权法已能实现对原告权利的充分保护，不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权行为予以重复评价。 二、“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保护路径：技术措施的法律定位与保护机理 （一）技术措施的制度功能 技术措施，是指权利人为保护其著作权法上的正当利益而采取的、控制访问或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手段。我国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技术措施的定义。从制度功能观察，技术措施的设置本身不产生独立的权利，但其通过技术手段对作品的接触和使用施加控制，实质上是将著作权法赋予的排他性权能在技术层面予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技术措施均可获得著作权法保护。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9.26条的规定，用于实现作品与产品捆绑销售、价格区域划分、破坏用户计算机系统等与著作权法正当利益无关的技术措施，不在保护之列。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判断亦有其标准：应以一般用户掌握的通常方法能否避开或破解为标准，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特定方式能够破解的，不影响技术措施的有效性认定（第9.27条）。本由于案原告设置的导出限制，对于一般用户而言无法轻易绕过，应当认定为有效的技术措施。 （二）技术措施与“免费软件+增值服务”商业模式的内在关联 在“免费+增值”模式下，技术措施发挥着超越单纯权利保护的经济功能。基础功能的免费开放吸引用户流量，增值功能的付费订阅生成收益，而技术措施正是两者之间的阀门。对这一阀门的法律保护程度，直接决定了“免费+增值”这一商业模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本案中，被告通过破解行为绕过技术措施，从表面上看，破解行为仅是修改了软件的若干代码；但从经济实质观察，它直接破坏了原告构建的功能阶梯，使得原本应当付费的增值服务沦为低成本或免费获取的产品。这正是技术措施保护与商业模式保护在逻辑上的联结：保护技术措施，就是保护商业模式赖以维系的“稀缺性”构造。著作权法通过对技术措施的保护，间接地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法律屏障。 （三）本案侵权行为的定性分析 法院将被告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裁判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根据的规定，复制权控制的是以各种方式制作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的行为。被告将破解版软件上传至网盘并生成分享链接，属于制作复制件的行为，落入复制权的控制范围；通过网店向不特定公众出售该链接，使公众得以自行下载，属于典型的交互式传播行为，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 此外，根据的规定，故意避开或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属于侵权行为。被告的破解行为正是对原告技术措施的故意避开，主观恶意明显，进一步强化了侵权认定的正当性。 三、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边界 本案原告同时主张著作权侵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仅适用著作权法作出裁判，这一处理涉及法条竞合的规范选择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4条对此作出明确指引：“如果原告的主张能够依据著作权法获得支持，则不再适用进行审理。如果原告的主张不能依据著作权法获得支持，在与著作权法立法政策不冲突时，可以依据进行审理。” 本案中，原告主张保护的核心法益是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被控侵权行为——未经许可复制、传播破解版软件，完全落入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调整范围。同时，四被告通过“破解”技术手段绕过技术防护措施，诱导用户使用盗版软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著作权法通过对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能够对该行为作出完整的法律评价，并提供了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充分的救济手段。原告关于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主张，在已能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无需再援引进行补充评价。 四、结语 本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知识产权日典型案例，其裁判价值，不仅在于对个案的公正处理，更在于它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裁量参考，对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维护软件产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其一，法院通过确认技术措施的合法性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的保护地位，肯定了权利人以技术手段配置功能权限、维系商业模式的正当性。其二，在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关系上保持司法克制，避免了法律评价的冗余，维护了规范体系的协调与清晰。 在更深层意义上，本案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命题：当软件以免费的面貌抵达用户，支撑其持续运行的商业机制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答案是肯定的。免费是获取用户的路径，增值是维系生存的根基，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商业闭环。软件企业通过免费提供基础功能吸引用户，再通过付费会员服务实现盈利，进而投入更多资源进行软件研发和升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知识产权法对于技术措施的保护，正是对这一闭环的制度性确认。唯有如此，创新者才有动力持续投入，用户才能持续享用优质的数字产品，数字经济才能在有序竞争中实现良性发展。

摘要：在信息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背景下，网络著作权犯罪呈现规模化、链条化、技术化膨胀态势，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行为因“一对多”模式、意思联络弱化、危害性“蝴蝶效应”等异化特征，对传统刑法归责理论构成挑战。本文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为研究对象，系统剖析现行刑法框架下的两种归责模式：其一为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归责路径，需应对网络环境下意思联络异化、证明难题，司法实践中通过服务用途专门化、持续协作模式、异常获利等客观事实推定概括性意思联络；其二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的正犯归责路径，核心争议聚焦“明知”认定——批判将“应当知道”（过失范畴）、“可能知道”（范畴模糊）类推纳入“明知”的做法，分析“通知-删除”原则的刑事适配缺陷与“红旗原则”的适用逻辑，并提出以“排除合理怀疑”为抗辩标准，区分技术中立行为与犯罪帮助行为。本文认为，应坚守“明知”的狭义解释立场，规范归责模式适用边界，在打击网络著作权犯罪、保护著作权法益的同时，避免刑事责任过度扩张，为数字产业创新预留合理空间。 关键词：帮助行为；主观明知；归责模式；著作权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引言 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知识经济时代后，网络著作权犯罪日趋膨胀。最高检发布的《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2024年，受理审查起诉侵犯著作权类犯罪3266人，占比9.7%，2020年至2024年年均增长43.5%。网络著作权犯罪更是呈现规模化、链条化、技术化的膨胀态势。相较于传统空间中的帮助模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行为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异化现象，表现为“一对多”帮助淡化共犯之间的紧密性、共犯间意思联络弱化且更具隐蔽性、行为社会危害性因“蝴蝶效应”大幅扩张等。[1]这种异化不仅导致著作权犯罪治理难度陡增，更对传统刑法理论与立法框架提出挑战。基于此，本文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为研究对象，重点剖析现行刑法框架下两种归责模式的适用逻辑，结合现行司法实践与典型案例，探析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故意认定标准。 一、概念厘清 （一）著作权犯罪 我国刑法立法并未针对“著作权犯罪”这一术语的内涵与外延做出规定，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均未就著作权犯罪的定义达成一致。 学界关于著作权犯罪概念主要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狭义的著作权犯罪与民事侵权中的“直接侵权”理论相对应，强调对著作权本体的侵害。分则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涉及著作权特殊保护的两个具体罪名——侵犯著作权罪（和）、以及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这两条罪名直接指向侵犯著作权具体权利的行为，行为性质均属以营利为目的的故意侵权，保护法益均为著作权管理制度及权利人利益，和国家对著作权的正常管理秩序。 广义的著作权犯罪概念是指司法实践中直接或间接违反著作权法规范，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其范围不仅包括狭义著作权犯罪，还涵盖其他破坏经济管理秩序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至）和非法经营罪（）。 特别指出，虽然非法经营罪虽非为专门保护著作权而制定的权利，但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都是著作权犯罪案件中的主流适用罪名，这与出版行业的推动，特定历史时期为司法机关预留自由裁量的空间，打击盗版的需求相适应。其规范依据为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定了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最高检在2007年组织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题研讨会明确指出，非法经营罪在著作权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具有补充性特征，对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非法经营罪的法条竞合处理应采取慎重的态度。然而实践中，非法经营罪呈现出新一轮口袋罪的泛化趋势。比如当侵犯著作权罪的证据链条存在瑕疵、无法准确证明违法所得较大的构成要件时，而行为又具有刑事可罚性时，司法机关倾向于援引非法经营罪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条款来兜底。[2] （二）网络犯罪 传统工业社会逐渐转向网络社会，而网络犯罪这一概念也随之产生。互联网技术通过去中心化、匿名化、即时性等特征，彻底改变了传统犯罪的实施方式与危害后果。关于网络犯罪的概念有一元说、二元说、三元说乃至多元说的争议，基本为从犯罪对象、犯罪工具、犯罪空间、犯罪关联性等要素中选取一种或者多种要素加以界定。总体而言，动态解释论或者说刑法立法活性化理论已成为学界基本共识，互联网从Web1.0、Web2.0时代的物理性特征转化到了Web3.0时代的智能性特征，同时逐渐展现出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网络科技犯罪的整体趋势。[3]网络犯罪概念也应契合互联网的不断演变展现出开放式的概念外延。 （三）网络中立帮助行为 中立帮助行为，也称为日常性行为，是指在外观上看似无害，但在客观上对正犯行为及其结果起到促进作用的情形。中立帮助行为属于帮助犯的范围。然而，中立的帮助行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帮助犯，因而成为共犯教义学中的一个独立问题。[4]结合德国、日本、台湾等地区关于中立行为的理论，可以得出中立帮助行为一般具有如下特点：1、中立性（外观上的无害性），即范畴上与一般日常生活、生产经营行为大幅重叠，由此产生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争议；2、帮助性，即客观上对正犯的犯罪行为有促进作用；3、关联性，即与犯罪的关联性，这一点上和其他帮助行为没有区别。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中立行为的下位概念，结合前文所述网络犯罪概念，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多指以网络为工具或空间，同时具有外观无害性和实质上对他人犯罪行为的实行和危害结果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内涵。 二、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限制处罚立场与现行刑法框架下的归责体系建构 当前互联网“空间化”趋势显著，秩序型犯罪的数量激增，互联网从传统的犯罪工具、犯罪对象逐步演进为独立的犯罪场域。有学者将网络犯罪比作“有机体”，网络犯罪内部每个节点通过互相协作在网络空间场域内完成犯罪活动。[5]在这一发展图景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再是单纯的技术中立者，在网络犯罪中的角色愈发关键——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犯罪节点的协作与犯罪活动的规模化开展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支撑，网络黑灰产上中游的技术、资源支持是下游实施侵权、诈骗、赌博、洗钱、非法经营等相关传统犯罪的必要基础。目前刑法的打击和规制重点对象也从下游网络用户转向中上游起主导作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学者指出，我国正走向中立帮助行为“全面可罚性”的危险立场。[6] 因此目前学界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主流观点为限制处罚立场。以刑法谦抑性原则为指导，通过某种标准或方法限制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规制范围。因而寻找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合理入罪依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主要有强调帮助者的主观故意要素的主观说、强调帮助行为促进作用和因果关系标准的客观说、强调同时从主客观层面择取可罚性限制标准的折衷说等。 2011年从立法层面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地位。2015年新增了、、，引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独立罪名。2019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针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法律适问题进行了明确。由此形成了现行侵犯著作权犯罪共犯与独立犯罪并存的刑事立法体系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行为的两种归责模式，即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归责路径和正犯归责路径。 下面本文将从刑法立法框架中对著作权犯罪的网络帮助行为两种归责模式出发，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行为入罪的主观故意要素的认定标准加以探析。 三、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归责路径 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归责路径，指将网络服务提供者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共犯。《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起诉侵犯著作权类犯罪的2090人中，共同犯罪1606人，占比76.8%。这一数据清晰表明，共同犯罪已成为著作权犯罪的主要形态。 （一）网络对传统共犯主观要件的冲击 按照传统共犯理论，共同犯罪需要具备共同故意的主观要件，其包含两层含义：（1）认识因素：行为人不仅需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还需认识到其他行为人也在与自己共同实施犯罪；（2）意志因素：行为人对共同犯罪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态度，且这种意志是通过相互协作达成的。共同故意要求各共犯人之间存在主观上的联系，即相互明知对方在与自己共同实施犯罪的双向性认识。 1. 意思联络的异化：在去中心化、匿名化的网络环境下，通过任务串联、中介协调形成的著作权犯罪，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双向意思联络。即使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认识被帮助者、不知道其在著作权犯罪中的具体分工内容，也可以成立基于共同犯罪任务或目的的帮助犯。 2. 主观认知的扩张主张：在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行为的性质及危害后果的认识方面，需要着重判断的是对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性质及危害后果的认识。部分观点认为，鉴于繁杂的网络信息流和目前网络犯罪的呈现的弱关联性、碎片化和隐蔽化，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对正犯的行为性质、犯罪实施方法和手段内容不具备特定的、清晰的认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共犯责任认定只需满足对他人犯罪行为的性质形成总体性认识的标准即可。即，“明知”的范围从对具体侵权行为的直接认知，扩展至对平台内大规模侵权风险的概括性认知（如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异常等迹象可推知的侵权可能性）。如张俊雄侵犯著作权案[7]，张俊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网站管理后台，链接至哈酷资源网获取影视作品的种子文件索引地址，通过向用户提供并强制使用QVOD播放软件的方式，为网站用户提供浏览观看影视作品的网络服务。法院从其定向链接、主动采集、设置多种方式向用户推荐和未获得行政许可系设立非法网站等角度认定被告人对其在网站上供用户浏览观看的影视作品具侵权性是明知的。 3. 故意形态从直接故意向间接故意延伸：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不会主动追踪与用户的共同行为导致的后果。因而在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行为后果的认识方面，主要仰赖于此后果是否处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帮助行为时的主观认知范围内，即网络服务提供者虽未积极追求侵权结果，却因放任平台内侵权行为的持续发生，实质构成对著作权法益的侵害。 （二）司法实践中的意思联络证明难题 现行司法实践中存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意思联络要件的证明难题。在网络犯罪中意思联络呈现出模糊、零碎、难以定性的特征。行为人通过匿名论坛、加密通信、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方式进行沟通或交易，司法机关难以主动发现、侦查意思联络主体的真实身份。行为人往往采用多种具有网络特性的术语或者符号进行沟通，例如用“资源代存”指代盗版文件存储、用“流量优化”暗示侵权内容推广，这些碎片化信息往往无法直接关联到明确的犯罪意图。此外行为人之间的联络呈现出时间上的不连续性，因而在认定合意方面难以定性。面对这一难点，有人主张承认单向的网络帮助故意，不以意思联络要件为网络著作权共同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可以适应目前网络空间中犯罪新形态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网络环境的去中心化、匿名化给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犯归责路径带来的障碍。然而这种开放式的片面共犯可罚性立场不仅与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体系存在根本冲突，还可能架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共犯归责进路与帮信罪正犯归责进路的适用边界的模糊，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此外也可能将“提供通用云存储”“开发基础通信工具”等中立技术服务也纳入犯罪评价，过度扩张刑事责任边界，挫伤数字产业的创新活力。 现行司法实践同样没有突破意思联络为共犯核心要件的底线。当直接证据缺失时，司法机关主要通过审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用途是否专门化、是否履行注意义务来切割中立技术与侵权帮助，依据是否有持续协作模式、异常获利等客观事实，推定其与正犯形成概括性意思联络。 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归责路径 作为为应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规制困境而增设的独立罪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构建了著作权犯罪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行为的正犯归责路径——该路径无需依赖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也无需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之间存在双向意思联络，而是直接将“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认定为独立正犯行为，从根本上弥补了传统共犯归责路径在网络匿名化、去中心化场景下的规制空白。 （一）主观“明知”的认定难题 帮信罪的成立以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帮信罪规制著作权犯罪帮助行为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对行为人主观明知的理解和证明。 “明确知道”是一种完美的主观理想状态，在司法实践中经历的取证和认定过程困难重重。为了便利诉讼证明，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做法，一种是习惯性地将主观明知要件解读为“应当知道”的做法，倾向于依赖推定规则来认定行为人存在主观明知，也就是行为人“在客观事实上是知晓的”。另一种是认为主观明知包含“可能知道”，如果行为人认识到了被帮助者具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存在“明知”。实践中也不乏有两种做法混而用之的情形。然而，“应当知道”实质上是一种有罪推定，在实际司法适用中存在许多司法机关强行组成间接证据链，而得出有罪判定的情形；“可能知道”是一种难以界定的模糊状态，超出了国民可预测性，将极大混淆中立帮助行为与一般帮助行为的边界。 第一种“明知”类推为“应当知道”的解释实际上来源于我国司法解释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惯例性规定，如《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2019年两高发布的（以下简称为《帮信罪司法解释》）第11条明确列举了六种客观行为情形来推定行为人具备主观明知要素。此种被创设的“应当知道”，使得司法机关无需经过其他证明程序即可转化得到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结论，但在实践使用中仍存在逻辑跳跃、推理薄弱等缺陷。虽然该条文系为通过法律推定的形式进一步限缩了“应当知道”的外延。但笔者赞同将“应当知道”这一过失范畴中的要素解释为故意范畴的明知，是一种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帮信罪的行为客体本就是无所不包的利用信息网络犯罪行为，这一类推解释加剧了本罪名扩张适用甚至沦为“口袋罪”的风险，在主观要件层面给网络服务提供者附加了过于严苛的认识义务。 笔者认为仍然应当坚持“明知”的狭义说立场，以文义解释结论作为论据，“明”在客观语义上就是“确实或显然”的意思，“知”表示“知道或认识”，故而“明知”的本意就是“确切地知道”，不能超越刑法用语的客观语义射程对其进行类推解释。帮信罪的诞生本就是为了弥补网络中立帮助行为通过刑法总则的共同犯罪归责进路所不能涵摄的空白，如对帮信罪的“明知”标准类推解释为包含“可能知道”，或者将“应当知道”这一司法机关依据经验和事实加以推导的结果列为“明知”的范畴，将极大地扩大帮信罪的打击范围。 （二）司法实践中典型的推定规则 1. 通知-删除原则 美国1998年《新千年数字著作权法》(DMCA)确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同时也诞生了著名的“通知-删除”原则（“避风港原则”）。在网络著作权犯罪案件中,被侵权人在获知侵权事实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的侵权通知,后者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删除相关侵权信息,否则就被视为明知。但“通知-删除”规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所设定的信息审查义务标准偏低，实质上豁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事前主动审查义务，与帮信罪的主动识别犯罪线索、防控技术滥用的立法意旨背离。如如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犯罪行为隐蔽，被害人往往难以及时发现犯罪事实并发出通知。但司法实践中，仍有以“通知-删除原则”作为辩护理由的情形，如“人人影视字幕组”侵犯著作权案中，主犯梁永平的辩护人提出：涉案网站的大量作品为用户上传，被告人已尽到“通知—删除”义务，因此适用“避风港规则”，不应认定为侵权。司法机关认为，在网络用户上传侵权作品情形下，审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侵权。当侵权作品系由用户上传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明知相关侵权行为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遏止侵权行为传播。这显示了司法机关重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事前审查义务的倾向。本案中，多名被告人均承认对于涉案网站内存在用户上传的大量侵权作品的事实知情，且指认梁永平明知大量侵权作品的存在，仍未采取有效措施遏止侵权作品传播，未尽到应尽的义务，不符合“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条件。 2. 红旗原则 我国第22-23条首次引入“红旗标准”，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若“明知或应知”用户利用其平台实施侵权行为，需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21号）第7条进一步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设置榜单、分类、排序”等方式帮助用户传播侵权内容的，构成帮助侵权。在爱奇艺诉B站案（）中，B站用户上传的《中国有嘻哈》侵权视频被放置于“热门综艺”分类下，法院认为平台通过分类、排序等方式为侵权内容提供便利，主观上存在过错。在环球音乐集团诉网易云音乐案（）中，侵权歌曲被列入平台“飙升榜”，法院认定平台“应知”侵权并判令赔偿。 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会综合作品内容本身的知名程度、侵权内容出现的网络界面位置、侵权信息的规模、作品是否带有官方版权标识、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曾收到相同内容的版权投诉等要素，来认定“红旗”规则中“显而易见”的侵权事实，进而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心态。[8] 3. 司法解释对帮信罪中“明知”推定规则“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一规定，在性质上属于行为人的抗辩权。但相关规范并未进一步对抗辩权的行使标准，即行为人推翻“明知”的证明程度进行明确规定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抗辩规则。以免虚置抗辩权。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基数大、身份多样性，可以引入文化水平、法律素质、职业能力等认识能力，技术能力、平台经营规模、过往监管记录、业务类型等因素作为判断标准。具体在帮信罪的适用过程中，应当重视以下的情形：（1）是因为产品本身的瑕疵而导致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不应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2）是因实施了网络技术中立等行为，也不应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可以结合行业特性、技术中立性及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论证其行为符合正常业务逻辑。例如，随着抖音等各类APP软件以及平台的兴起，行为人也可能在该类APP上实施相关的犯罪行为，那么相对于研发者来说，可以肯定其主观上对他人利用平台实施犯罪（如诈骗、盗窃等）存在“明知”，但是其架设平台或者研发的APP等在本质上应当认定为技术中立的行为，因此即便他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也不能认定研发者就此成立帮信罪。[9]（3）审查司法机关是否穷尽了对“不明知”反证的调查，例如行为人是否曾对服务内容进行合规审查、是否具备发现违法性的技术条件等。若客观证据仅能证明“应知”而无法排除“确实不知”的合理怀疑，则推定不能成立。 结语：在网络著作权犯罪链条化、技术化的当下，两种归责模式的清晰界分，可破解司法实践中“共犯与正犯混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既为共同犯罪中意思联络的推定提供客观标尺，也为帮信罪的适用划定明确边界，避免刑法过度介入技术服务领域。而主观故意认定标准的厘清，更是平衡法益保护与产业创新的关键：既通过“确切知道”限缩“明知”范围，防止将技术中立行为不当入罪，也借助“红旗原则”等规则精准识别犯罪故意，不纵容以技术为名的犯罪帮助。这一研究回应了数字时代著作权刑事保护的现实需求，既为司法机关提供可操作的认定指引，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划定合规边界，最终实现著作权法益守护与数字产业创新活力的双向保障，让刑法在规制犯罪与促进发展中发挥精准效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刘艳红：《避风港原则在网络犯罪中的适用边界——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24年第3期。 [2]《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504/t20250423_693689.shtml。 [3]刘艳红：《网络犯罪向数字犯罪的迭代升级与刑事法应对》，载《比较法研究》2025年第1期，第1-15页。 [4]陈兴良：《论中立的帮助行为》，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 [5]夏伟：《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进化与治理转型》，载《法学论坛》2024年第1期，第66页。 [6]刘艳红：《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流变及批判——以德日的理论和实务为比较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第34期间，第5页 [7]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3）普刑（知）初字第11号判决书。 [8]谢飞、李丹、汤志娟：《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案件司法认定及证明路径》，载《检察实践》2023年第22期，第17-20页。 [9]刘仁文、姚万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24年01月18日第5版。 参考文献： 1.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J]. 陈历文.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1)； 2.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口袋化”之反思与纠偏[J]. 阮林赟.犯罪研究,2024(06) 3.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之批判. 刘艳红.法商研究,2016(03)； 4.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流变及批判——以德日的理论和实务为比较基准. 刘艳红.法学评论,2016(05)； 5. 网络犯罪向数字犯罪的迭代升级与刑事法应对. 刘艳红.比较法研究,2025(01)； 6.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认定[J]. 刘仁文;汪恭政.法治研究,2023(02)； 7.论中立的帮助行为[J]. 陈兴良.东方法学,2022(04)； 8.网络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进化与治理转型 [J]. 夏伟. 法学论坛, 2024, 39 (01)； 9.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3）普刑（知）初字第11号判决书； 10.明知与刑事推定[J]. 周光权.现代法学,2009(02)。

2025年5月，笔者曾撰文《AI数据训练的版权争议与制度竞争》（“前文”），主要就AI数据训练是否构成版权侵权、能否适用合理使用、各国立法情况等问题作出初步研究。彼时，全球尚处于规则模糊的探索期；仅仅一年后的今天，随着各国多起标志性判例的落地，AI版权纠纷司法实践从零星摸索进入规则渐显阶段。 结合近期笔者在“数智时代企业出海法律合规与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暨2026年德恒律师事务所跨境业务委员会年会”上所作的内部分享，进一步梳理全球司法动态，为关注AI合规和出海的企业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输入侧：AI数据训练纠纷的不同司法实践 在前文中，笔者基于技术原理认为AI训练行为本身实质是数学分析行为，不构成作品的“复制”，从而不应认定为侵权；但其对训练素材的获取构成复制是不可避免的，是否适用合理使用例外或AI专属例外，或通过其它更为温和的利益回流机制对版权人进行补偿是值得探讨的。 如今，让我们在一年来的全球司法实践中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各国司法实践对AI训练数据输入端相关行为的法律定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美国Bartz v. Anthropic案件中，2025年6月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作出了关键阶段性裁定，首次明确AI训练中使用版权作品属于“转换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构成合理使用（Fair Use），但前提是训练数据必须是正版。该案最终以Anthropic支付15亿美元、销毁盗版数据结案。该案实质上确立了“AI训练行为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但数据来源不得侵权”的规则。 美国Kadrey v. Meta案件中，2025年6月法院同样倾向于认为AI训练本身构成合理使用，但同时提出另一项关键限制：如果原告能证明AI生成物成为原作品的直接替代，则可能不适合合理使用例外。但该案中，因原告未能证明Meta的Llama模型能够输出其作品的独创性部分或证明生成物稀释市场，从而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该案在司法实践中考量了美国版权法中合理使用四要素之一的“市场替代”要素，为版权人保留了维权通道。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德国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GEMA诉OpenAI案中，2025年11月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认定ChatGPT训练阶段将歌词“记忆”下来，并以数据形式固化在模型参数中，这种行为构成了德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用户通过简单提示词就能获取歌词构成侵犯版权人的传播权。该案被认为是欧洲首个大模型AI版权案件，从中可以观察到欧洲对AI数据训练持有比较严格的态度，无论AI模型的训练过程还是生成过程，均被认为构成直接侵权。 有意思的是，AI数据训练的输入侧纠纷在西方国家频发，在东方国家却鲜少出现；中国和日本出现较多的是AI模型生成物的纠纷，这可能是由于——如前文所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在版权法层面直接规定了对AI高度友好的条款，使AI数据训练中的版权使用行为几乎是自由且合法的。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只有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奥特曼AI第二案”中对数据训练行为作出了评述，且因二审上诉未涉及版权部分（只涉及不正当竞争部分），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亦未就此问题表态。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窥见AI数据训练适用“合理使用”的几点考量：（1）对AI数据训练行为的相关侵权认定宜采取相对宽松的标准，对AI生成内容的相关侵权认定宜采取相对严格标准；（2）AI数据训练阶段是学习分析在先作品所的表达，从中提取出相应的规则，便于后续转换性创作新作品；（3）不得再现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为目的，未将在先作品展示给公众；（4）不得影响到权利作品正常使用或者不合理地损害相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基于上述考量，法院未支持原告要求删除与奥特曼有关的全部物料和相关数据的诉请，仅支持了删除涉案生成的奥特曼图片、奥特曼LoRA模型、并停止提供与生成奥特曼图片的发布服务、停止提供相关奥特曼LoRA模型的发布和应用服务。 笔者也注意到，在日本2025年也发生了读卖新闻诉Perplexity案，指控Perplexity未经授权抓取并复制了其约12万篇文章，并向用户发送与原文内容类似的回复，从而侵犯了复制权和公开传播权。后，日经新闻和朝日新闻加入诉讼行列，并增加指控Perplexity通过技术手段绕过了两家媒体为保护内容而设置的robots.txt协议，且Perplexity生成的AI摘要未能忠实反映原始文章内容，甚至包含错误信息，损害了媒体的声誉。这起案件尚未有审理结果，但笔者注意到本案中原告的指控包含了的日本版权法第30条之4“AI专属例外”中极少的禁止项，即Perplexity生成物是否以“人类感官感知原作品表达内容的方式”使用了作品。笔者将继续观察“全球最AI友好”条款背景下，本案的审理和判决情况。 总结以上不同国家的对于AI训练的司法判例，暂时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是： 可见，笔者在前文中认为AI训练行为不应构成侵权的的观点在不少国家得到了实践，略有不同的是，豁免侵权的理由还是沿用版权法下的合理使用例外居多；而在训练素材的获取环节，亦有不少国家给予宽容的态度。或许突破现有版权制度的利益平衡的方式对社会改革的要求暂时还太高，在使用既有规则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慢慢演变也许是更为稳妥的办法。 二、输出侧：AIGC的侵权责任规则精细化 如果说输入侧还在争论能不能训练，输出侧则已经在精细化明确权利归属、责任分配等问题。近一年来国内涌现了不少判例，为模型平台和用户划定了相对清晰的行为边界。 作品版权认定方面，从2018年北京某律师事务所诉百度案、2019腾讯诉盈某科技案，到2025年AI生成蝴蝶椅图片案、2025年《斗破苍穹》美杜莎案，中国法院基本达成以人类作者为主导和为中心的“深度交互标准”——若AI主导性过度高、人类作者实质性智力投入不足，则可能不被认定构成作品，其法律后果方面，若为原告则得不到版权法保护；若为被告则可能构成侵犯复制权、传播权，而不构成侵犯改编权。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人机交互过程的举证责任分配。在2025年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平台误判AIGC案中，法院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原告应该提供如创作底稿、原件、源文件、源数据等证明人类创作属性的初步证据；但是由于该案是即时创作文本，用户上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而平台既是算法工具掌控方又是结果判断方，负有对相关事实“适度的解释说明义务”。这个案例给出的提示尤为明确，AI模型服务提供者需要对AI算法决策依据和结果进行留档，而AI使用者亦应当对创造过程、AI交互过程进行留档。 侵权责任分配方面，广州互联网法院裁判“奥特曼AI第一案”时，定性地判定AI平台生成物复制了奥特曼作品，构成复制权、改编权侵权，AI平台的防范程度应达到用户正常使用与奥特曼相关的提示词，平台不能生成与奥特曼作品实质性相似图片的程度；杭州互联网法院裁判“奥特曼AI第二案”时，明确区分了用户的直接侵权责任和平台间接侵权责任。若平台主观上明知或应知存在侵权，但却放任侵权、未尽到注意义务，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则构成间接侵权。到《斗破苍穹》美杜莎案件中，因平台向用户尽到了合理告知义务，设置了投诉举报、发布审核机制，及时下架了美杜莎LoRA模型，并更新平台审核机制中的筛选关键词，在接到原告通知后，及时通知了海外AI平台，主观上无过错，客观上尽到了“采取必要措施”、“转通知”义务，法院认定其无需承担责任。 可以观察到，在输出侧的AI模型侵权判定标准中，中国司法实践是以人类使用者为中心的，AI平台尽到合理注意、必要措施等义务的，则可以适用避风港原则而免责；对于AI用户的侵权判定则与使用一般工具实施侵权行为基本无异。 三、2026年的合规行动建议 尽管AI模型飞速发展形成了“AI在前面跑、法律在后面追”的态势，我们仍在持续不断的观察全球AI版权发展趋势并身体力行参与司法实践。站在2026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当下，笔者提出建议供相关企业用户、个人用户参考： 1、训练数据侧：使用正版的、开放授权的训练数据，避免使用盗版；对涉及第三方作品的数据集进行版权清理，建立信息来源追溯机制。 2、生成服务侧：完整留存AI交互记录，显著标识AI生成内容，建立健全通知-删除机制与风险提示体系，以获取避风港保护。 3、跨境合规：及时地、持续地、全面地评估业务所在国的司法实践立场差异，以确保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当地AI法律和政策。 AI模型之法律生长土壤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AI时代各国国家间竞争的考量，也对在AI时代冲浪的企业构成实质影响。在全球各国AI版权规则处于动态构建的过程中，笔者将持续跟踪全球相关立法与判例，并与各位读者分享。

编者按 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保障新质生产力提速增效的法治基石。4月20日至26日是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今年4月26日是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为深入践行宣传周核心精神，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展现天门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成效，天门法院公众号现发布涉知识产权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引导各类市场主体树立正确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共同营造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 知识产权保护无国界，境外图书版权同样受我国法律保护。然而，个别不法分子心存侥幸，私印售卖境外图书，妄图走捷径攫取高额利润。殊不知，这种行为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案情简介 2021年2月，王某见国外网站有一款“英语阅读系列书籍”较火，认为有较大的销售市场，于是和朋友张某（另案处理）商议在网上销售该书籍。二人分工合作，王某在网上下载该书籍电子版，交由张某负责整理并印刷，再由王某负责将印刷好的书籍打包销售，并发展了多名代理商（另案处理）进行分销，而这些书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2021年11月以来，代理商负责将出单信息和快递信息整理成对账单，并通过王某提供的二维码进行收款。后续，王某陆续雇佣了多名员工，在仓库根据订单信息将对应的书籍包装好，交由快递公司发货。 2023年9月，公安机关在王某仓库内查货涉嫌侵权书籍6万余套。经抽样送检，湖北省版权保护中心认定案涉书籍为侵权复制品。经审计，自2021年至2023年9月，王某销售侵权图书共计6100万元。同年10月，王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公诉机关向天门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 天门法院审理认为，我国系《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家共同承认、保护相应的文艺作品著作权。被告人王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数量巨大，销售金额高达6100万元，属于侵犯著作权罪中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关于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提出的6万余套图书尚未销售即被查扣，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王某已完成图书的复制，虽尚未实际出售，但其复制行为已构成对著作权的侵权，故对该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王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零六十万元。 法官说法 移植他人的智慧结晶，绝不能成为牟取私利的“捷径”。部分从业者错误地认为，复制销售尚未引进国内版权的“外文书”属于监管盲区，这种侥幸心理实则是迈向犯罪的推手。网络销售环境并非“隐身衣”，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每一个侵权环节，都会留下清晰的数据轨迹。 在此郑重提醒广大经营者，尊重版权无国界，只要属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该国家作品即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不要为追逐短期流量与利润，擅自将他人作品印制成实体书售卖，一旦非法经营数额达到法定标准，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更将面临刑事惩罚。尊重原创、合法经营，才是行稳致远的根本之道。

4月21日上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4-2025年度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发布7起典型案例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指引，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晓涛发布有关情况，中央和自治区近20家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典型案例四、购买平台会员后基于合理信赖使用平台素材库音乐作品的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原告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某广播电视台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承办法院：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人主张使用他人音乐作品具有合法来源，且举证证明存在合法取得渠道、合理对价和直接提供方的，结合其经营规模、专业程度及市场交易习惯等因素，能够认定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可以推定其基于合理信赖使用被诉侵权作品，主观上不知道亦不应当知道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基本案情 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作品著作权授权许可合同》等方式，取得了“HY000202a-走向未来”“HY000349a-激昂的旋律”“HY-000572a-春节快乐”等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例行版权巡查中发现，某广播电视台在其运营的抖音账号“某某广电新闻中心”上发布18条短视频，均使用了该公司享有著作权独占许可的9首音乐作品背景配乐，使公众可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互联网获取上述作品。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某广播电视台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对音乐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诉请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内容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广播电视台认可在短视频中使用涉案音乐作品作为背景音乐的事实，且在诉讼过程中已主动删除相关视频。对于某广播电视台在订阅剪映平台“SVIP”会员套餐前发布的12条视频，因未经权利人许可且未支付合理对价，未尽到基本注意义务，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综合考量使用目的、侵权持续时间等因素，酌定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对于其在持有剪映“SVIP”会员权益期间，利用平台素材库音乐作品配乐发布的6条视频，结合剪映平台的功能设置、行业内影响力、会员套餐费用及权益范围等事实，可推定某广播电视台对剪映平台会员权益具有合理信赖，在使用案涉音乐作品时已尽到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注意义务，主观上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所使用的音乐作品存在侵权瑕疵，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据此，法院认定某广播电视台对该部分行为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仅需承担权利人维权的合理开支。 典型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的深度融合，短视频创作中使用背景音乐已成为普遍现象，相关版权纠纷日益多发。本案系媒体机构因使用剪辑软件素材库音乐配乐引发的音乐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法院在依法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创新性适用合法来源抗辩规则，对购买正版平台会员服务、基于合理信赖使用素材的行为予以免除赔偿责任。本案裁判厘清了网络用户在作品流通环节的合理注意义务边界，既依法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对善意使用者课以过苛的审查责任，有力推动了知识产权保护从“末端追责”向“源头治理”转变，对规范融媒体版权秩序、促进数字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两案原告均主张对案涉图片享有著作权，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使用构成侵权。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两案，均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01、案例1 原告李某某主张其系案涉幼儿交通安全宣讲图片的作者，享有该图片著作权。因被告某幼儿园未经许可，擅自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中使用该美术图片，李某某遂诉至法院，请求某幼儿园承担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责任。经查明，案涉美术图片展现了交通领航员带领小朋友过斑马线的场景，人物形象的手指细节较为模糊，但清晰可见交通领航员伸出的手指有6根。 02、案例2 原告张某主张其对包括案涉教师节主题美术图片在内的14幅图片享有著作财产权。2025年9月，张某发现被告某学校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在教师节发布的推文中，未经许可使用了案涉美术图片作为配图。经查明，案涉美术图片系教师节祝福海报，以教室书桌、书本与粉色康乃馨为画面主体，搭配节日祝福文案。 前述两案中，原告均提交了PSD文件作为作品底稿，但李某某提交的PSD文件仅能拖动交通领航员人物形象；而张某提交的PSD文件虽可见多个图层，但该图层仅为案涉图片成图后的拆分结果。两个PSD文件均无法体现创作过程中的线条勾勒、构图设计、元素取舍、色彩调试等核心环节，亦不能完整反映从构思到定稿的完整创作逻辑，无法排除通过AI生成成图再反向伪造创作痕迹的可能性。 审查重点  两案原告是否对案涉美术图片享有著作权 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该两案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两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将“底稿”列为初步证明著作权归属的法定证据类型之一，表明其在权利主张中的基础性作用。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底稿”，通常指作品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资料或阶段性成果，能够体现作者独立创作的过程和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并非简单的作品半成品，而是承载创作轨迹与独创性构思的关键载体。 对于文字作品而言，底稿可能包括手写草稿、电子文档的早期版本、修改痕迹留存的文件等；对于美术作品，则可能表现为素描草图、设计线稿、色彩搭配方案、多版次修改稿等；摄影作品的底稿则常指未经后期处理的原始图像文件（如RAW格式文件），包含拍摄时间、设备参数等元数据信息。 本两案中，原告均主张系通过Photoshop工具绘制案涉图片，但其所提交的PSD文件体现不出完整、连贯的图层结构，也不具备历史修改痕迹与创作过程信息等，不属于作品底稿范畴。同时，案涉图片还出现人物形象“六指”、PSD图层模块化等疑似AI生成的异常因素，原告均未承认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工具，也未能作出合理说明，亦未补充提交其他体现创作过程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图片的创作/生成过程具备独创性智力投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法院驳回两案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法官 苏映霞 沈婉婷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创作门槛有所降低‌，公众无需具备深厚的创作功底，仅通过输入简单指令、点击操作等即可完成“创作”。司法实践中，还存在部分当事人将疑似AI生成物谎称为人类创作作品，将成图拆分为各图层伪装“底稿”主张权利的情况，对传统著作权司法裁判形成挑战。本两案基于新技术特点穿透审查，对疑似AI生成、未能体现人类智力投入的权利客体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了明确的司法态度。 一、有效底稿应完整呈现创作脉络，无轨迹文件不能支撑权利主张 著作权维权中，底稿是证明权利归属的核心证据，其法律价值在于完整呈现从构思到定稿的原创轨迹，而非简单的成品拆分。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只有能够体现线条勾勒、构图设计、色彩调试、修改迭代等创作环节的原始资料，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底稿。本两案中，原告提交的PSD文件缺少连续创作轨迹，无法展示构图、配色、细节修改等关键环节，表现的只是成品图片的图层拆分结果，部分图片甚至出现 “六指” 等违背正常绘画逻辑的细节瑕疵，与利用AI工具生成图片再进行后期处理的特征高度吻合。 因此，此类文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底稿，无法证明原告付出了独创性智力劳动，不能认定其对案涉图片享有著作权。 二、仅靠简单提示词生成AI内容，无实质性智力投入不构成作品 著作权法的核心是保护人类的独创性智力成果，AI工具本身不能成为著作权主体，AI生成内容亦不当然构成作品。如果使用者仅输入简单、笼统、无专业度的简单提示词，不对生成结果进行筛选、调整、优化、再创作，难以认定生成内容具备独创性。简单提示词通常语句简短、要素有限、描述模糊，不涉及构图、光影、色彩、比例等设计细节，生成效果高度依赖模型能力，使用者未施加个性化影响，无法体现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本两案中，即便原告承认使用AI生成，但若其提交的证据仅是基于简单提示词的生成过程，也难以满足 “独创性” 这一法定条件。只有当人类对AI生成内容进行深度干预与再创作，实质性加工、编排、修改，融入独特思想与审美，形成新的个性化表达时，才可能形成作品。因此，仅靠简单提示词生成的内容，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法官提醒 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创作者的智力成果。即便是利用AI工具创作的内容，也必须融入作者的选择、编排、修改等实质性智力投入，才能获得相应保护。作者亦应妥善保管作品源文件、创作草稿、版本迭代记录、发布时间戳等体现智力投入的证据材料，便于起诉维权时的权属举证。

摘要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爆发式发展，正在深刻影响内容生产方式及著作权法的适用结构。人工智能已从早期基于规则的简单生成到如今大语言模型与多模态模型的复杂推理。这种技术能力的跃迁，使其迅速渗透至办公、设计、营销等几乎所有商业领域。然而，这也让原本清晰的著作权规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使用他人作品训练AI是否侵权、AI生成内容可版权性及权利归属、生成内容侵权责任认定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法律实务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实质性相似；合理使用；平台责任 一 中国AIGC著作权归属的法律框架与司法认定路径 （一）立法现状 目前，中国尚未在层面制定专门针对AIGC问题的成文规则。2020年修正的未直接回应“AI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及“权利归属”等根本性问题。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联合出台(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服务提供者需“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不得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但《暂行办法》的核心侧重在于算法安全、内容生态治理与平台责任，并未深入触及著作权归属与侵权认定的实体法理问题。 面对立法空白，中国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无法直接援引现成法条，而是回归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通过解释和适用“作品”定义、“独创性”等核心概念来回应技术挑战。这种“司法先行”的路径，在一系列标志性案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裁判逻辑。 （二）司法路径演进 中国法院对AIGC著作权问题的探索，并非立场摇摆，而是在“人类独创性智力投入”这一统一标准下，针对不同技术场景的持续深化与具体化。这一演进过程清晰地体现在几个标志性案件的裁判逻辑中。 1. “菲林诉百度案”[1]（2018-2019） 该案是国内较早触及“机器自动生成内容”可版权性问题的案件。法院在审理中确认了重要的原则。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对于利用统计软件自动生成的图表，其变化仅源于数据本身，未体现人类创作选择，故不具独创性；而对于文章的文字分析部分，法院通过比对发现，原告在使用软件输出基础上加入了独立分析、判断与解读，体现了智力投入，最终认定该部分构成文字作品。此案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审查路径：AIGC的可版权性，关键在于剥离技术外壳后，能否寻得“人”的创造性印记。 2. “腾讯Dreamwriter案”[2]（2019） 此案中，被告抗辩称文章由AI“自动撰写”故不构成作品。法院没有停留于表面标签，而是深入剖析了生成过程。法院查明，腾讯团队在数据输入筛选、触发条件设定、模板语料选择等多个环节进行了“个性化的安排和选择”，付出了“实质性智力投入”。最终生成的文章，其内容、结构、表达充分体现了创作团队的意图。法院明确指出，AI在此仅扮演“工具”角色，如同电脑、打印机，真正的创作主体是人（法人）。此案进一步强化了“过程审查”的重要性，为认定具有相当自动化程度的生成内容之权利归属提供了清晰范例。 3. “春风送来了温柔”AI文生图案[3]（2023） 此案作为国内“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第一案，将裁判逻辑延伸至更复杂的视觉创作领域。原告李某通过反复撰写修改提示词、调整参数、多次迭代筛选，最终生成特定美学风格的图片。法院裁判逻辑可归纳为两点：首先，重申AI模型本身不是作者，作者必须是人；其次，细化判断标准——若AI生成内容体现了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即可构成作品。法院详细审查了原告的创作过程，强调其提示词撰写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对画面呈现的精准把控；参数调整体现了个性化选择；多次迭代筛选是对表达的进一步优化。这些投入使最终图片具备了可识别的独创性表达。法院最终认定该AI生成图片构成美术作品，原告享有著作权。此案标志着司法审查从文字内容向视觉内容的成功跨越，并建立了更为细致的“智力投入”审查框架。 4. 2024-2026年案例趋势 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持续深化上述原则。例如，2024年江苏常熟法院审理的“伴心案”[4]，法院认定AI生成图片因具备独创性而构成美术作品，进一步确认了“春风案”确立的标准。同时，平台责任与用户责任的边界也在具体案例中得以明晰。上海人工智能大模型著作权侵权案“美杜莎案”[5]（2025年）法院结合用户使用特定IP形象进行模型训练并投入商业使用的具体行为，认定构成著作权侵权。而2026年3月，上海黄浦区法院在一起AI提示词著作权侵权案[6]中，法院的裁判进一步细化了创作性贡献的认定。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司法路径在持续演进中保持了内在一致性，且正朝着更精细化、场景化的方向发展。 （三）核心裁判标准 综合前述案例，可以提炼出中国法院在判断AIGC是否构成作品及权利归属时，系统审查的五个关键维度，形成一个从意图到结果的完整判断链条。 1. 创作意图的发起：一切始于“人”的构思。法院会考察创作主题、风格、情感表达等核心创意是否由人发起和主导。若过程仅为机器随机启动或缺乏人类预设的创意框架，则难以认定存在受保护的作品。 2. 提示词与参数的设计：这是体现“智力投入”最核心的环节。法院将对比指令的复杂程度。是简单、随意的描述，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调试的精准指令？参数调整是否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越复杂、具体、体现创作判断的指令，越能证明人类的智力贡献。 3. 生成过程的控制与选择：法院关注人类对生成结果是否进行了主动控制与筛选。用户是否对AI生成的多轮结果进行比对、评判、取舍？是否基于不满意的结果反向调整指令？这种“调试-生成-筛选”的互动过程，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最终表达施加控制的关键体现。 4. 生成后的加工与修改：“一键生成”往往不是终点。法院会审查用户是否在AI输出基础上进行了实质性的二次加工，如图像精修、文本重写、结构重组等。这种后期编辑若带来了实质性改变，将进一步烙上创作者的个人印记。 5. 最终成果的个性表达：最后，法院会审视结果本身。生成物是否呈现出独特的、可辨识的风格或情感内核？能否让人感受到这是特定个体通过智能工具实现的个性化表达？这是对前序投入在结果层面的综合检验。 总而言之，法院通过审视这条完整的“创作链条”，来判断AI强大生成能力背后所呈现的，究竟是“人类智慧的印记”还是仅仅为“机器的运算结果”。 （四）权利归属认定 当AIGC内容被认定为作品后，其权利归属遵循“谁贡献，谁拥有”的基本原则。即谁投入了足以构成“创作”的独创性智力，谁就享有著作权。如“春风案”中，因用户在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迭代筛选过程中付出了持续具体的智力投入，法院将著作权判给用户。 然而，这一原则受到“合同约定”的约束。实践中，几乎所有的AI平台服务协议都会对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作出预先安排，且其效力通常会被司法尊重。主流平台的约定模式主要有四类：一是用户完全拥有（如OpenAI商业条款）；二是用户拥有著作权但平台获得广泛许可（最常见模式）；三是平台拥有或双方共有；四是开放共享型（基于开源模型）。因此，用户权利既来源于其实质性智力付出，也受制于其点击同意的服务协议。在AI世界中，创作之前阅读合同条款至关重要。 （五）举证责任与证据固定 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需证明其在生成过程中投入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智力劳动。有效的证据主要包括四类： 创作过程的全程记录：包括完整的提示词迭代史、参数设置记录、多轮生成结果对比文件、最终选定理由说明，甚至创作前的构思草图等，构成一条完整的思维轨迹链。 平台协议与后台日志：用户协议明确权利基础，平台后台数据日志可与本地记录相互印证，构建电子证据链。 后期编辑的原始文件：若进行二次加工，保存能体现编辑过程的原始文件（如PSD、修订记录）是证明智力贡献达到新高度的直接证据。 第三方技术存证：利用可信时间戳、区块链等技术对关键步骤进行固定，增强证据的客观性与公信力。 一个反面案例（(2024)苏0582民初9015号）颇具警示意义：原告仅能提交“一张蝴蝶形状的椅子”等极为简单的提示词证据，法院据此认定其生成内容缺乏独创性智力投入，不构成作品。此案表明，过于简单的指令输入不仅难以形成受保护的作品，更会在诉讼举证中陷入根本困境。 二 AIGC著作权侵权风险全景与实务认定 （一）研发运营方的侵权风险 研发运营方面临的侵权风险贯穿于从模型训练到内容分发的全过程。 1. 训练数据阶段的侵权风险 此阶段风险根植于模型对海量数据的摄取与训练过程，是当前全球法律争议的暴风眼。《暂行办法》第七条明确要求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且“不得侵害他人知识产权” 。然而，何为“合法来源”尚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实践中存在巨大争议。 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侵权判定原则下，若AI模型“反刍”输出与原作品高度相似的内容，研发方极易面临侵权指控。目前，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大量集中诉讼，如《纽约时报》诉OpenAI案，其核心争议点即在于未经许可使用作品训练AI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2. 内容生成与提供阶段的侵权风险 当模型投入使用，生成内容若与他人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平台可能面临侵权指控。司法实践通过典型案例勾勒出平台责任的清晰边界。 “奥特曼案”[7]（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 案情核心是用户输入“生成奥特曼”等提示词，平台直接生成了高度近似的图片。法院三大关键认定极具标杆意义：其一，在侵权定性上，认定生成图片侵害复制权和改编权，审视焦点直接落在“输出结果”与“原作”的比对。其二，在责任认定上，驳回平台“技术中立”和“第三方提供”的抗辩，认定其直接提供侵权生成结果构成直接侵权。法院指出，对“奥特曼”这类知名IP，平台对其被侵权生成具有“可预见性”，未采取合理过滤措施即存在过错。其三，在赔偿考量上，判决赔偿1万元，远低于原告索赔，体现了保护权利与为技术创新留空间的平衡。此案明确警示：平台若深度参与、控制并直接提供生成内容，必须事先建立关键词过滤库和审核机制，“技术中立”抗辩在该情形下难以成立。 “美杜莎案”[8]（上海金山法院，2024） 此案案情类似，但判决结果不同。用户利用平台LoRA训练功能，使用“美杜莎”形象训练模型并商用。法院判决用户侵权，但平台免责。关键在于法院对平台是否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的认定。法院指出平台已做到“事前告知（用户协议禁止侵权）、事中可管（设置投诉审核机制）、事后能处（及时下架模型并更新过滤库）”，履行了与其技术能力相匹配的注意义务。此案与“奥特曼案”形成鲜明对比，核心分野在于平台是否主动、直接地参与了侵权内容的生成与提供。 上述两案共同确立了司法裁判的核心逻辑——问题焦点不是“AI是否侵权”，而是“平台是否尽到了与其技术能力、运营模式相匹配的‘合理注意义务’”。这一判断标准在后续司法实践中得到持续发展和细化。 （二）使用者的侵权风险 AIGC使用者作为内容生成行为的发起者和受益者，面临两类主要风险。 直接侵权责任：若用户生成内容被司法认定侵犯他人著作权，用户通常需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若用于商业目的，责任和赔偿更重。 权利落空风险：若生成过程智力投入过低（如仅输入简单指令），内容可能因缺乏独创性而不被认定为作品，无法获得著作权保护，使用者面临权利落空的尴尬境地。 法院认定侵权遵循“接触+实质性相似”原则。关于“接触”要件，司法实践可能倾向于通过高度相似性推定存在接触，但该规则在AIGC场景中的适用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实质性相似”要件的认定则需精细化比对独创性表达。 为规避风险，建议使用者应采取以下策略： 选择合规平台，仔细阅读用户协议，明确权利归属与商用权限。在输入提示词时，坚决避免使用知名作品名称、角色名、艺术家标志性风格等高风险指令。 从“直接采用”转向“深度二次创作”。将AI输出视为“高级草稿”或“灵感素材”，必须进行实质性的二次加工，如画面精修、文本重写、结构重组，以增加个人独创性贡献。 系统性保留“人类创作贡献”证据链，包括所有版本的提示词、参数截图、中间生成结果、筛选理由、后期修改记录等。这既是确权基础，也是遭遇侵权指控时的抗辩利器。 三 全球视野下AIGC著作权规制的多元模式与比较 AIGC挑战具有全球性，各主要法域基于不同的法律传统与产业政策，形成了差异显著的规制模式。 （一）美国模式 美国版权局（USCO）和法院体系对AI生成内容的立场最为坚定：版权保护仅限于人类作者的原创作品。在 Thaler v. Perlmutter案中，法院支持USCO拒绝为完全由AI生成的作品登记版权的决定。在 Zarya of the Dawn 漫画案中，USCO在发现插图由Midjourney生成后，撤销了对AI生成图像的版权，仅保留人类创作部分的保护。美国模式核心是严格的“人类贡献中心主义”：纯AI生成内容无保护；若人类对AI生成内容进行了充分、独创性的后续加工，则人类贡献部分可作为新创作受保护。AI在此被视为工具或原始材料。 （二）欧盟模式 欧盟通过专项立法——《人工智能法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GPAI）施加强制性义务。该法案要求GPAI模型提供者必须起草并公开发布关于训练数据内容的详细摘要，确保版权权利人能核查其作品是否被未经许可使用。相关透明度义务将于2025年8月2日生效。这是一种典型的风险预防和过程监管思路，试图通过“阳光法案”式的透明度要求，重建研发者与权利人之间的信息对称。 （三）英国模式 英国是极少数在成文法（《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CDPA）中直接回应“非人类创作”问题的国家。CDPA创造了“计算机生成作品”概念，定义为“在不存在人类作者的情况下，由计算机独立生成的作品”。采用“法律拟制”技术，规定“为该作品的创作进行了必要安排的人”视为作者。但“必要安排的人”是开发者、用户还是数据提供方？法律未明确，导致此规则在AIGC时代充满不确定性。 （四）全球共识与趋势 尽管模式各异，但全球已凝聚三点关键共识： 普遍不承认AI为作者：无论美国、中国还是日本，均明确拒绝将AI视为著作权主体。AI是工具，而非作者。 强化人类创作核心地位：所有法律讨论最终回归“人”的贡献。无论是美国的“人类作者”原则、中国的“独创性智力投入”标准，还是英国模糊的“必要安排人”，本质都将人类创造性贡献作为版权保护的基石。 重点应对训练数据风险：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为代表的“透明度革命”正成为新标杆，要求AI开发者对“数据食谱”负责，通过强制披露回应版权关切。这迫使企业合规策略必须具备双重思维：在产品设计上凸显人类创造性环节；在研发训练上以最高标准审视数据合法来源并准备迎接透明度披露。 四 AIGC著作权合规体系的构建 面对复杂的法律环境，企业与个人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构建系统化的合规体系。 （一）引入国际标准--ISO/IEC 42001 ISO/IEC 42001作为首个AI管理体系国际标准，为研发运营方和大型企业用户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其核心控制域包括 数据治理、 AI系统生命周期管理及透明度沟通。引入并落实该标准，能系统提升治理水平，并在面对监管或诉讼时，能证明已尽到勤勉合规义务。 （二）合同条款设计与谈判策略 合同是划分权利、分配风险的基础工具。 对于研发运营方，在制定用户协议时，应当对权利归属条款、用户行为的禁止性规定、违约责任、免责与责任限制条款等在公平性前提下进行精心设计。对于上游数据协议，应当进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要求数据提供方保证合法授权并约定侵权赔偿条款。对于使用者，确认平台协议授予的商业使用权限、仔细审查知识产权赔偿承诺条款的细节与范围则非常必要。此外，应当清晰认知，即使自身合规，上游训练数据瑕疵仍可能波及使用者，因此选择合规记录良好的平台至关重要。 （三）技术赋能合规 真正意义上的合规，并非单纯依赖法律规则的外部约束，而是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实现法律规范与技术手段的深度融合，从而形成“可执行、可验证、可追溯”的治理体系。在具体路径上，首先体现为版权过滤技术的嵌入式应用。一方面，通过构建敏感内容库，对具有高度识别性的知名IP进行特征提取与结构化入库，在用户输入阶段及内容生成阶段即进行前置拦截或风险提示；另一方面，借助图像与文本相似度检测技术，对生成结果实施自动化比对与风险扫描，从源头降低侵权内容输出的可能性。其次，在内容标识与溯源层面，逐步形成以数字水印与内容凭证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数字水印作为响应强制标识监管要求的基础工具，通过在生成内容中嵌入隐性标识，实现对来源的初步识别；而更进一步的内容凭证机制，则通过嵌入不可篡改的元数据指纹，对训练数据的版权状态、用户提示词贡献以及模型参数调整路径进行全过程记录，从而实现对内容生成过程的精细化追踪与责任定位。与此同时，辅以实时相似度分析机制，可在内容生成阶段即触发侵权风险预警。最后，在制度落地层面，还需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证据管理体系：平台应建立贯穿数据采集、清洗、模型训练直至部署应用的全流程合规档案，确保各环节均具备可审计性；用户则需系统性留存提示词、参数设置及迭代版本等关键“创作日志”，以在权利归属或侵权争议中提供可验证的证据支持。 AIGC著作权合规本质是在技术创新爆发力与法律秩序确定性间寻求动态平衡。对企业与研发者而言，竞争维度正从单纯的技术和数据规模，扩展到系统的合规治理能力。需完成从“数据获取”到“数据治理”的转变，建立全生命周期风险控制。对使用者而言，则需从“即兴生成”转向“审慎创作”，提升权利意识与过程管理能力。AIGC产业必将走向更深度的规范化。最终目标是迈向一个“人类主导、过程可视、责任清晰”的数字创作新阶段。 注释 [1] 、 [2]  [3]  [4]  [5] https://mp.weixin.qq.com/s/Plae0snaOEsqqmodLU9j4g [6] （2025）沪0101民初14775号 [7] （2024）粤0192民初113号 [8] https://mp.weixin.qq.com/s/Plae0snaOEsqqmodLU9j4g

3月29日，歌手李荣浩在微博发长文控诉单依纯在其明确拒绝授权的情况下仍于前一日的深圳演唱会上演唱其作品《李白》，单依纯于次日凌晨在微博道歉，承诺不再演唱《李白》并由个人承担所有相应责任。 单依纯于2020年获得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2020》年度总冠军，出道后因其唱功出色受到大量粉丝的喜爱。单依纯曾在《歌手》节目中翻唱了李荣浩的这首《李白》，因改编风格大胆、形式创新火速出圈，其中那句“如何呢？又能怎？”更是成为不少00后和10后的口头禅。 据悉，单依纯方在深圳演唱会前曾致电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及李荣浩方版权公司征求在演唱会中翻唱《李白》的相关授权，李荣浩方以邮件形式“明确、客气地婉拒了这个版权邀约案件”，但单依纯仍“强行侵权演唱”，从而引发了李荣浩的发文控诉。 此次事件激起了众多音乐行业从业者对于音乐版权保护的关注和讨论。本文即试图对音乐演出翻唱中的著作权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音乐作品的权利人认定 在我国著作权法框架下，对他人音乐作品的使用须取得其权利主体的授权，而实现该授权的首要前提在于精确锁定权利人及其权利管理主体。实践中，公众常以“原唱歌手”指代作品归属，从而误将表演者等同于著作权人，此种认识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明显偏差。 将“音乐作品”定义为“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为词作者和曲作者，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由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前者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永久由作者享有；后者则主要涵盖复制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改编权等权利，可由作者自行行使或授权他人行使。就此次事件所涉歌曲《李白》而言，李荣浩同时作为该歌曲的词曲作者，属法律意义上的唯一原始著作权人，其主张权利之正当性并非源于其原唱者身份，而系基于作者地位本身。 在音乐行业中，音乐作品的权利归属状态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由词曲作者自行持有并行使全部权利；其二，作者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著协），将表演权等部分权利交由协会以集中方式管理，协会负责对外授权、收取使用费并转付作者；其三，作者将作品授权予版权代理公司，由其代为处理授权许可及收益分配事宜。 根据李荣浩在微博的发文所述，其曾向音著协核实该协会是否已就单依纯演唱会发放过相关授权，在音著协明确否认后，方通过网络公开维权。同时，音著协官网查询显示李荣浩为音著协会员，这也说明了李荣浩已将其歌曲《李白》的部分著作权交由音著协集中管理。 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能与权利边界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 音著协的主要职能可概括为如下：其一，集中权利——吸收词曲作者及其他音乐著作权人成为会员，汇集分散的著作权；其二，发放许可与收取费用——依法向音乐会、演唱会、背景音乐播放、广播电台、电视台及互联网平台等各类音乐使用者发放著作权许可，并收取使用费；其三，分配转付——在扣除法定比例的管理成本后，将剩余使用费按照分配规则转付给相应权利人。 音著协的管理范围限于其管理的会员作品，且其发放许可的范围通常仅限于音乐作品的复制权、表演权、广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改编权等其他权利明确不属于集体管理范畴，需另行取得著作权人的直接授权。另外，集体管理组织不能违背权利人自身的意愿，若著作权人明确拒绝某项对外授权，则音著协不能擅自进行授权。在此次事件中，李荣浩方即“明确、客气地婉拒了这个版权邀约案件”，这也意味着单依纯方无法再通过音著协获得相关授权。 三、演唱会翻唱所涉及的著作权种类 歌手在演唱会上翻唱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歌曲主要会涉及如下几种权利： （一）表演权 规定，表演权是指“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表演权又分为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前者指由人对音乐作品、舞蹈作品等所进行的公开现场表演，后者则指将对作品的表演使用机器设备向现场公众进行播放的行为，例如在公共场所播放背景音乐。因此，歌手在演唱会上翻唱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歌曲落入“现场表演”的范围，应当提前取得歌曲著作权人的许可。 （二）改编权 规定，改编权是指“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因此，对原作品进行实质性改动并公开表演，除表演权之外还须取得著作权人改编权的授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对作品的改动均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行为——若改动未达到形成具有独创性之新作品的程度，则此改动不构成“改编”。 李荣浩在其微博发文中指出，单依纯的版本“从和弦到律动并无太大变化，把真鼓改成电鼓，我认为这不构成所谓的改编；如果说前后加的几段我理解比喻成一本书换了个书皮，本质内容没变”。此观点对于判断是否构成“改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若改动仅停留于编曲、音色等表现层面，而未在词、曲等作品核心表达上进行具有独创性的改动，则该等改动尚未脱离原作品的基本表达框架，未能形成可独立存在的、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因而在著作权法上尚不构成改编行为，亦不会产生改编作品。 （三）保护作品完整权 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该权利就是为了防止他人在利用作品时，通过对作品的不当改动、利用，导致作品无法正确反映作者原本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即使对作品实质内容的改动客观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只要这种改动违背了作者的意志、背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则仍然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 从李荣浩的发文不难看出，其对于单依纯这版《李白》的“改编”是不满的。单依纯演唱的这版《李白》在编曲上融入了《王者荣耀》的游戏音效，整体形成多元风格混搭，歌词则新增了“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如何呢？又能怎？”等出圈内容，从而将原曲中的“李白”刻画成了《王者荣耀》中的“游戏角色”和一个反叛青年。而李荣浩的原版《李白》则是借诗仙李白之名，用具有乡村摇滚风格的率性旋律，表达出了李荣浩对随性生活的向往，具备较强的社会隐喻色彩。对于单依纯演唱的这版《李白》对原版的“改编”行为是否侵犯原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因在音乐行业内及法律层面均存在争议，且受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展开分析。 （四）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规定，广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但不包括本款第十二项规定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在这两种权利中，广播权主要覆盖非交互式传播行为以及现场传播行为。如果将演唱会通过电视电台、网络进行现场直播，使得公众能够在演唱会进行的同时同步收看或收听，这种行为就涉及到广播权的授权。而信息网络传播权则主要覆盖交互式传播行为，例如主办方或第三方将演唱会上的演唱视频上传至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或者通过直播平台提供回放功能，使公众可以随时点击观看，这种行为就涉及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单依纯在道歉声明中提到的将“对本次演出官方线上线下宣传物料中涉及《李白》的相关内容进行删除，关闭侵权片段的官方传播通道”，就涉及到了上述权利。 由上可见，对歌曲的不同使用方式及使用场景对应了不同的著作权权利，在演唱会中翻唱他人歌曲前，应先行明确对应的权利类型并取得相关授权，且在改动原音乐作品时要注意避免背离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有条件时建议提前得到作者对前述改动的书面认可，这样才能有助于将演唱会翻唱的著作权侵权风险降至最低。 四、演唱会翻唱通常不构成合理使用 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一般而言，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他人歌曲的行为通常不构成上述规定中的“免费表演”：从收费性质看，演唱会普遍采用售票模式，向公众收取费用，明显与“未向公众收取费用”的规定相悖；从表演者的身份考量，歌手作为职业表演者，除纯公益演出外，其演出活动通常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也与“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之要件无法契合；从活动本质分析，演唱会通常深度嵌入商业赞助、品牌推广等经营性活动，其“不以营利为目的”也缺乏事实基础。因此，演唱会翻唱行为在整体上不具备合理使用的适用前提，原则上仍须取得著作权人授权并支付相应报酬。 五、此次事件的责任承担主体 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由该规定可见，实践中由演出的组织者（通常为演唱会主办方）负责取得演唱曲目的著作权授权并承担未获得授权或瑕疵授权的相关侵权责任。然而，有网友发现，单依纯还将自己署名为演唱会的总监制。笔者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单依纯在此次演唱会中的身份和职责超越了单纯的表演者范畴、而同时兼具演出组织者的决策职能（例如参与了与取得演唱会曲目著作权授权相关的管理和决策），否则仍应由演出组织者承担相关责任。 六、此次事件对音乐行业从业者的合规启示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从音乐演出著作权合规的角度，为音乐行业从业者提出以下四项建议： 第一，确定翻唱曲目前，应先行核查其词作者、曲作者及其权利管理状态，避免误将原唱视为权利人或找错权利人。对于合作作品、职务作品等特殊权利归属形态，须追溯完整权利链条，确保授权对象适格。 第二，现场演唱须取得表演权授权，若涉及录制、直播或网络传播等，还应另行取得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他权利的授权，建议通过“使用场景—权利类型”的对照清单，避免因授权范围不全而产生侵权风险。 第三，对于纳入音著协管理的作品，可通过一揽子许可获得授权，但须注意特定作品或使用方式可能由权利人自行行使，音著协无权代为授权，例如改编权等特定权利通常不纳入集体管理范畴，须单独与权利人协商。 第四，应将授权工作前置至演出筹备阶段，版权审查应与曲目选定同步启动，大型演唱会建议提前两至三个月完成授权谈判。取得授权应作为票务开售、宣传发布等后续环节的合规前提，事后补救无法改变侵权已成立的法律事实。 七、结语 此次歌曲《李白》的翻唱事件折射出了音乐演出领域著作权合规管理的深层困境。从权利主体的精准识别，到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边界，再到表演权、改编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多重权能的交叉适用，每一环节均考验着从业者对著作权法律制度的理解深度与执行力度。对于音乐从业者而言，唯有将“先授权、后使用”从法律条文转化为行动自觉，将版权审查从补救程序前置为决策环节，方能在创作繁荣与权利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支点。此次事件既是一记警钟，亦是一面镜子——它提醒所有行业参与者：著作权不是创作的枷锁，而是创作的基石。

事件 近日，单依纯在深圳演唱会未经授权演唱李荣浩《李白》、被原作者公开追责的事件刷屏全网。一边是“申请授权被明确拒绝仍强行演唱”，一边是创作者对版权底线的坚守——这不是简单的行业纠纷，而是一次典型的著作权侵权普法课。 本文结合具体条文，拆解单依纯方到底侵犯了哪些权利、这些权利是什么、侵权要承担什么后果，帮大家看懂音乐版权的法律边界。 1、事件核心事实 2026年3月下旬，单依纯团队为深圳演唱会，向音著协、李荣浩版权方申请《李白》的商业翻唱授权，李荣浩方书面明确拒绝。 3月28日，单依纯仍在售票商业演唱会上完整演唱改编版《李白》，且未标注未授权状态。 3月29日，李荣浩发文控诉、晒未授权证明，直指“明知无授权仍商业演唱，属于故意侵权”；单依纯及主办方后续道歉，承认未获合法授权。 关键定性：商业演唱会≠综艺 / 个人翻唱，授权被拒后演唱，不属于“合理使用”，完全构成著作权侵权。 （以上图片来源于微博截图，仅用于本文评论及问题说明，不做任何商业化使用） 2、单依纯方侵犯的 4 项核心著作权项目核心困局 李荣浩作为《李白》词曲作者，依据，享有完整的著作人身权+财产权。单依纯方的行为，直接侵犯以下 4 项核心权利： 1.表演权（最核心侵权，商业演唱的红线） 法律条文： ：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第三十八条：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权利解释：表演权分两类——现场表演（歌手在舞台上直接演唱）、机械表演（商场 / 餐厅播放背景音乐）。商业演唱会售票盈利，属于典型的有偿公开现场表演，必须拿到原作者的表演权授权；哪怕只唱 1 分钟、只改了编曲，只要核心旋律、歌词未变，都要授权。单依纯方明知被拒仍演唱，直接剥夺李荣浩对作品公开表演的专有许可权，是本次事件最核心的侵权行为。 2.改编权（擅自改动作品，越界即侵权） 法律条文： ：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新作品的权利。权利解释：改编权专属于原作者——只有李荣浩有权许可他人对《李白》做旋律、编曲、歌词、曲风的改动；表演者哪怕加了电子国风、念白，只要保留原作品核心表达（和弦、主歌副歌旋律、核心歌词），就不是“新创作”，而是改编，必须额外取得改编授权。单依纯演唱的改编版，未获原作者改编许可，属于擅自改变作品，侵犯改编权。 3.保护作品完整权（人身权，不容歪曲篡改） 法律条文： ：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权利解释：这是著作人身权，永久保护、不可转让。核心是禁止他人对作品进行违背作者原意、损害作品艺术价值/思想表达的改动。李荣浩公开指出，单依纯版本“和弦、律动无实质变化，仅做表面改编”，这种未获许可的改动，可能破坏原作品的创作意图，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 4.信息网络传播权（延伸侵权，覆盖线上传播） 法律条文： ：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权利解释：演唱会现场会被观众录制、上传到短视频/社交平台，主办方也可能做线上直播、回放——这些行为会让《李白》表演版本在网络上被任意点播。单依纯方未获授权，不仅现场演唱侵权，随之产生的网络传播行为，也一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扩大了侵权范围与损害后果。 3、补充：3 个关键法律误区 1.“音著协能代授权，被拒也能唱” 音著协是集体管理组织，仅管理已授权的作品；李荣浩明确未授权音著协许可《李白》用于本次演唱会，音著协也未发放授权证明，不存在“默认授权”“集体许可覆盖”的空间。 2.“主办方负责版权，歌手不用担责” 下，表演者是直接侵权主体——单依纯作为演出核心执行者，有义务核查授权文件；以“主办方疏忽”为由，不能完全免除个人侵权责任，需与主办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商业翻唱属于合理使用，不用授权” 的“合理使用”，仅限个人学习、研究、欣赏，免费公益表演、教学等非商业场景；售票演唱会、商演，完全不属于合理使用，必须授权付费，没有例外。 4、侵权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法律条文： 、： 民事责任：停止侵害（立即停唱《李白》）、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赔偿标准：按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计算；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明知被拒仍唱），可判 1-5 倍惩罚性赔偿；无法计算时，法院可判500 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法定赔偿；还需承担权利人维权的合理开支（律师费、公证费等）。 本次事件中，单依纯方属于明知故犯的故意侵权，主观过错明显，若进入诉讼，赔偿金额会显著高于普通过失侵权。 5、结语 版权不是“人情”，是法律底线音乐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于著作权的保护。从李荣浩硬刚维权，到单依纯道歉整改，本质是行业对“版权至上”的共识回归——商业演唱先拿授权、被拒就不能唱，这不是苛刻，是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不管是歌手、主办方，还是普通听众，都要记住：尊重创作者的著作权，就是尊重每一份原创心血；触碰版权红线，就要承担对应的法律代价。

引 言 2026年3月25日（美国华盛顿时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就Cox Communications, Inc. v.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案（下称“Cox案”）作出判决，以全体一致（9:0）的投票结果，裁定被告Cox Communications, Inc.（下称“Cox”）不承担辅助侵权责任（contributory liability）。该判决标志着美国互联网平台版权责任规则的重要演进，反映出最高法院就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对其平台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承担间接（辅助）侵权责任这一问题的最新司法立场。 本文以该案为切入点，结合美国版权法历史上关于平台间接侵权责任的其他典型案例，即Metro-Goldwyn-Mayer, Inc. v. Grokster案、Perfect 10 v. Amazon案及Viacom International, Inc. v. YouTube案，分析该问题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并力求为出海的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提供参考。 一 Cox案案情及裁判梳理 （一）基本案情与争议焦点 Cox是一家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下称“ISP”），作为美国最大的宽带运营商之一，为全美18个州的600万家庭与企业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根据最高法院判决，每位用户均对应一个独立的互联网协议地址。 索尼音乐娱乐公司（下称“索尼”）及本案其他原告（合称“版权权利人”）通过监控发现，大量Cox用户的IP地址与非法下载和分享音乐文件的活动存在关联。在两年时间内，索尼共向Cox发送了163,148份侵权通知，指认具体的用户IP地址。Cox采取了分级应对措施，包括向用户发送警告、临时暂停服务，并仅在重复侵权行为累计达13次后才会终止账户。 索尼遂起诉Cox，主张其构成帮助侵权（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与替代侵权（vicarious infringement）。2019年，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索尼胜诉，判令Cox赔偿10亿美元。第四巡回法院维持了关于帮助侵权的认定，认为“向明知会使用产品实施侵权的人提供产品”足以构成帮助侵权。Cox遂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Cox作为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在收到版权人发送的大量侵权通知后未能有效终止重复侵权用户的账户，是否因此构成帮助侵权。索尼主张，Cox在明知其特定用户的IP地址涉嫌从事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仍持续向该等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客观上助长了其用户的侵权行为。 （二）最高法院裁判思路 在本案判决中，由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Justice Thomas）主笔的多数意见表示，只有当平台服务厂家（被告及上诉人）故意让其使用者在其中从事（直接）侵权时，才需承担辅助侵权责任。紧紧"知悉"其平台上有侵权问题还不足以构成"故意"。此处的"故意"仅能通过两种方式之一达成：（1）引诱（诱使）或鼓励（促使）他人从事侵权行为；或是（2）其提供的服务是专门为从事侵权而设计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Justice Sotomayor）主笔的协同意见书（concurring opinion）赞同多数意见的结论，但也提出把平台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辅助侵权责任局限于两种可能太过狭隘，有违美国国会于1998年制定《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下称“DMCA”）的原意与既有司法实践。 具体而言，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帮助侵权的“意图”要件。最高法院明确指出，服务提供者仅在其“有意”（intended）使所提供的服务用于侵权时，才需为用户侵权行为承担共同责任；而仅知晓某项服务将被用于侵权用途，并不足以认定存在侵权所必需的“故意”（the required intent）。在本案中，虽然Cox知悉其部分用户可能实施侵权行为，但这种一般性知晓不足以证明Cox意图促进或帮助这些侵权行为的发生。根据最高法院判决，ISP仅在其有意使所提供服务用于侵权时，才需为用户侵权行为承担共同责任。而证明其有意侵权的唯一情形是：该方诱导了（induced）侵权行为，或所提供的服务专门为侵权而定制。Cox为其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但并未意图让该服务被用于实施版权侵权行为。判决还特别指出：“若仅因其未终止侵权用户的网络服务就追究Cox的责任，将使得间接版权责任的认定范围超出既往判例的界限”。 第二，关于“实质性帮助”标准的重申。最高法院认为，仅提供互联网连接服务本身不构成对用户侵权行为的“实质性帮助”。Cox既未诱导用户侵权，也未提供专门用于侵权的服务。就诱导行为而言，其从未以任何方式“唆使”（induce）或“鼓励”（encourage）其用户实施侵权。同时，最高法院明确“根据既往判例，若一家公司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且明知该服务可能被部分人用于侵犯版权，并不构成版权侵权责任”。Cox提供的服务本身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侵权行为并非服务的必然结果或直接目的。若服务提供者通过具体行为积极诱导侵权（actively encourages infringement through specific acts），才构成侵权诱导。法院重申了Sony Corp. of Am.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案（下称“Betamax案”）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提供一种能够被用于合法目的的技术或服务本身，不构成帮助侵权。 在索托马约尔大法官主笔的协同意见书（concurring，中还就“实质性非侵权”的判定提供了具有参照性的例子，其援引普通法原则，判定若某方采取"积极措施（active steps）...鼓励直接侵权行为"——例如宣传（advertising）侵权用途或指导（instructing）实施侵权使用——则需为他人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比如对于Metro-Goldwyn-Mayer, Inc. v. Grokster（下称“Grokster案”），软件分销商存在此类行为，例如向曾使用侵权服务的用户推销其软件、拒绝采用过滤机制或其他政策筛除侵权内容，以及依赖与软件高频使用绑定的盈利模式。 第三，关于DMCA避风港与帮助侵权的关系。最高法院指出，DMCA避风港条款并非创设新的免责事由，而是为符合条件的行为人提供确定性保障。若服务提供商已制定"针对反复侵权者在适当情况下终止其订阅及账户资格的政策"，则无需为特定形式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间接责任。同时判决指出：DMCA亦明确规定不符合避风港抗辩资格的情形"不得对服务提供商主张其行为不构成侵权的抗辩产生不利影响"。 而在协同意见中，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指出：DMCA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在促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其网络上的版权侵权行为的同时，也确保他们无需承担应对每起侵权行为的不可完成之任务，从而实现了平衡。本案对于DMCA的有限解释可能打乱该等平衡，使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不再面临任何实质性的版权侵权连带责任风险——无论其是否对网络侵权行为采取应对措施，亦不论其对用户活动知情与否。 第四，权利人与平台运营及维权模式比对。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就Cox与索尼等版权权利人在业务模式以及有关版权争议中的相关做法进行了听证，并将相关情况呈现在判决中，最终作出支持Cox未构成帮助侵权的判决。 二 互联网平台版权责任若干问题再探讨 （一） 平台商业模式vs.侵权帮助工具 美国法院在认定互联网平台责任时采取了一种类型化的进路，即根据平台的服务类型、技术特征和商业模式来确定其责任范围。不同类型的平台在侵权行为中的参与程度不同，其责任范围也应有所区别。在Grokster案中，被告是专门开发文件共享软件的商业实体，其软件被用户主要用于非法下载版权作品。虽然软件本身具有技术中立性，但被告的行为——包括明确宣传其软件可用于下载版权作品、故意设计功能规避版权保护、从广告收入中直接获益——表明其具有促进侵权的意图。因此，法院认定被告构成诱导侵权（Inducement Liability）。从而Grokster案确立的诱导侵权标准主要适用于那些专门服务于侵权目的或具有明确侵权意图的经营者，就Grokster而言，该等文件共享软件公司将其产品宣传为侵犯版权的工具并进行推广营销，构成了“通过具体行为积极诱导侵权”的行为。在Perfect 10 v. Amazon案（下称“Perfect 10案”）中，被告Amazon是综合性的商业服务提供商，其图片搜索服务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法院通过“服务器标准”认定Amazon并未实施复制行为，仅提供链接服务也不构成侵权。因此，被告可以援引DMCA避风港条款获得免责。在Viacom International, Inc. v. YouTube案（下称“Viacom v. YouTube案”）中，被告YouTube是用户生成内容平台，其服务模式涉及用户上传视频内容。法院认为，避风港条款的适用需要考察被告的主观状态，如果被告已经意识到表明侵权行为的“模式或做法”，则可能不能满足“不知道”或未意识到“红旗”情况的要件。 在Cox案中，被告是提供基础互联网接入服务的ISP。最高法院认为：“像Cox这样的网络服务商对其服务使用情况的了解有限：他们掌握IP地址与用户账户的对应关系，但无法识别具体使用者，也无法直接管控服务使用方式”。根据服务协议，Cox禁止用户利用其网络连接发布、复制、传输或传播侵犯版权的内容。最高法院明确指出，仅提供互联网连接服务本身不构成对用户侵权行为的“实质性帮助”，帮助侵权的成立需要证明被告具有促使侵权发生的“意图”。总之，Cox案确立的标准则对基础网络服务提供商采取更为宽松的责任标准。因此裁判是否构成侵权时，若某项服务“无法实现具有‘实质意义’或‘商业价值’的非侵权用途”，则应认定为“专为侵权而设”。 （二） 平台注意义务之再框定 互联网平台的注意义务，已成为数字时代法律理论与实务中一个持续争论不休的重要议题。其根本争议在于，平台究竟应承担过错责任还是过失责任——前者要求权利人证明平台对特定侵权存在主观“明知”或“应知”，后者则倾向于通过确立一般性的行为标准，苛以平台未达合理谨慎的独立责任。这一基础定位的摇摆，必然牵出注意义务是否应考虑可实施性与经济成本的现实拷问：若无视平台在技术架构与运营资源上的实际承载能力，过度扩张义务边界，甚至可能滑向事实上的严格责任；反之，若过度妥协于成本考量，又可能架空权利保护的制度初衷。正因如此，注意义务的设定亦无法仅从权利人或平台任何一端单向完成，而必须在二者之间建立双向衡量的分析框架——既要从权利保护视角审视平台介入的正当性，也要从平台治理的可行性与商业逻辑出发，反推义务内容是否具有合理边界。由此，围绕注意义务所展开的，实则是关于责任形态、义务边界与利益平衡的一整套具有内在张力的子命题体系，每一子命题的澄清，都必须在过错与过失、理想与可行、权利保障与产业效率的交叉判断中寻求审慎的落脚点。 Grokster案确立的诱导侵权标准强调被告的“意图”是责任成立的关键。这一要件的确立有利于防止间接责任向严格责任的异化，为技术提供者提供了更清晰的行为指引。Cox案则明确指出，帮助侵权的成立需要证明被告具有促使侵权发生的“意图”，仅知晓侵权行为的存在或未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不足以构成帮助侵权。特别是在Cox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原告最多只能证明Cox对其所售网络连接被用于侵权行为持“放任态度”（“indifference”）。然而，单纯的放任态度并不足以构成帮助与教唆责任。通过此可以看出，注意义务是评价性、权衡性规范，它考虑多元因素并进行动态评估。 （三） “避风港”制度之再检视 美国作为互联网产业和版权制度的先驱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构建适应数字时代需要的版权法律框架。1998年颁布的DMCA确立了著名的“避风港”（Safe Harbor）制度，为符合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法定免责保护。DMCA第512条确立的避风港条款为符合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法定免责保护。四案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避风港条款的适用条件与限制。根据第512条的规定，ISP要获得避风港保护需要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必须采用并合理执行针对重复侵权人的政策；不得干涉版权人使用的标准技术措施；在收到侵权通知后及时删除或屏蔽侵权内容；不能从侵权内容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 避风港条款并非绝对豁免。首先，避风港条款并不免除直接侵权责任，ISP如果直接实施了复制、发行等行为，仍可能构成直接侵权。其次，避风港条款的“知道”要件需要结合个案事实进行解释，如果ISP已经意识到表明侵权行为的“红旗”（Red Flag）情况，则可能不能援引避风港保护。[2]第三，避风港条款的适用需要考察ISP的主观状态和行为模式，反复忽视侵权通知或故意规避法律可能影响避风港条款的适用。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迭代，DMCA“避风港”条款的适用边界日益模糊，特别是在平台是否应当为用户侵权行为承担间接责任的问题上，各级法院的裁判标准存在显著分歧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型案例。在Viacom v. YouTube案中，第二巡回法院就“红旗”标准进行了详细阐述，并结合避风港条款，提出在适用避风港条款时需要考虑被告的主观状态。第二巡回法院撤销地区法院的判决，是因为认为地区法院在适用“知道”要件时存在法律错误，即未能正确评估YouTube是否已经意识到表明侵权的“红旗”情况。具体而言，其一，“知道”要件不仅包括“实际知晓”具体侵权内容的存在，也包括意识到表明侵权行为的“模式或做法”；其二，“红旗”标准的适用需要结合具体证据进行个案分析；其三，避风港条款的适用需要考察被告的主观状态，被告的行为模式和内部沟通记录可能成为认定“知道”的依据。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平台的发展，避风港条款在适用中也显现出一些困境。一方面，避风港条款旨在为平台提供确定性保障，使其在收到有效通知后删除侵权内容即可免责；另一方面，“知道”和“红旗”标准的模糊性可能导致诉讼的不确定性。 三 历史回溯：美国互联网平台版权责任认定之里程碑案例 如前文零星总结，作为数字时代著作权法领域最具争议的核心议题之一，互联网平台的版权责任问题集中在Grokster案、Perfect 10案、Viacom v. YouTube案以及如今的Cox案，该四项案例分别涉及点对点网络服务提供商、软件应用商店、数字内容分享平台以及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等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主体，涵盖了直接侵权、帮助侵权、诱导侵权、替代责任以及DMCA避风港条款适用等多项法律议题。就四类案件基本信息情况如下表所列： 通过对上述四案裁判逻辑的梳理可见，美国版权法上间接侵权责任制度的演变，可追溯至Betamax案所确立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在互联网平台语境下，Grokster案进一步发展出“诱导责任”原则，实现了从客观能力标准向主观意图标准的转向。此后，Perfect 10案对“服务器测试法”的坚守与动摇、Viacom案对“红旗”标准与“具体知情”的精细界分，直至2026年Cox案对“持续提供接入服务”是否构成“实质性贡献”的终极否定，跨越20年的司法裁判逐渐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责任边界：认知或能力本身并不等同于责任，唯有以诱导为目的或专门服务于侵权行为，才可逾越免责之界限。 上述四案折射出美国法院在数字技术快速演进背景下，对平台责任问题所展开的持续法理思考与政策调适。与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不同，涉及平台版权责任的纠纷，往往最终难以绕避最高法院的终局裁断。此现象足见版权权利人与平台方之间的激烈对抗与博弈。权利人作为传统版权制度的代表，平台作为公众接触信息的关键载体，二者在技术变革，尤其是以互联网为核心动力的数字经济发展时期，其竞争格局常被置于公众视野之下。加之该类案件通常伴随高额赔偿主张，如Cox案中高达十亿美元的赔偿请求，不难理解此类案件最终诉诸最高法院以寻求终审解决的内在逻辑。 四 启示与参照 通过对Cox案进行个案梳理，并结合对其他案件的分析归纳，可以为中国企业，尤其是突破地域限制的互联网企业，总结出若干思路与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各国在网络平台责任制度设计上虽存有差异，然其共同目标均在于实现版权保护与科技发展之平衡。互联网技术本身具有突破国界之特性，加之中国企业出海趋势日盛，了解域外法律，尤其是涉及核心利益之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已属“箭在弦上”之必要需求。各主要法域在平台治理路径上的差异，实质上折射出其在版权保护、技术发展、公共利益等多重价值之间的不同权衡。深入把握不同法域之制度安排，亦有助于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因制度差异引发的管辖权与执法问题，亟需加强国际合作与规则协调。 其次，版权案件与其他知识产权案件类似，具有高度事实依赖之特征。庭审过程中，案件事实查明与证据取得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平台日常合规运营层面，应依据平台功能定位、技术能力、商业模式等因素，构建差异化责任标准。Grokster案与Cox案分别对不同类型的平台适用不同的责任认定标准，此种类型化处理路径值得借鉴。由此观之，在知识产权可能产生潜在侵权风险的情形下，企业应在日常业务运营中强化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至少避免使员工产生公司可能为追求商业利益而放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印象，以免该等印象在潜在诉讼中转化为对公司不利的证词。 再次，企业对域外最新法律与司法动态的把握，尤其是最高法院裁判中所运用的“法庭之友”制度，构成观察美国科技政策、创新治理与法治实践的重要窗口，亦与我国当前强调“多元共治”的知识产权治理理念异曲同工。以Cox案为例，多家科技企业、民权组织、内容创作者团体及法律学者等提交了十余份法庭之友陈述，充分彰显了科技平台对互联网访问权利的关注，与版权权利人强调对反复侵权者采取行动以维护合法权益之间所形成的博弈格局。此种机制在当前多变且日益复杂的商业、文化及政治环境下，为相关平台企业在专业性信息引入、公共利益代表、多元意见协调等方面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制度设计思路。 最后，单纯依赖侵权诉讼难以根本解决网络版权侵权问题。应鼓励平台与版权人建立内容识别合作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侵权内容的自动过滤，从而在产品设计前端即将相关风险纳入可控范围。 总之，平台是互联网与数字革命兴起之产物，伴随数据聚合形成的网络效应，互联网平台一方面颠覆了既有商业模式，另一方面亦成为网络侵权之“重灾区”。从技术中立原则延伸而来的网络中立理论，加之美国法院数十年来在互联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领域的判例积累，均折射出行为模式精细化评估的发展趋向。平台作为用户创作之载体，不应成为用户“侵权”之帮凶。在发挥其开放性，如对生产者的开放（producer openness），即允许其自由上传内容，以促进创作并尽可能提供高品质内容的同时，亦需妥善界定责任边界。[3]数字技术的每一次跃迁，均对既有版权法律制度提出适应性拷问。自P2P文件共享软件、搜索引擎，至视频分享平台，乃至作为基础设施的宽带接入服务，技术形态的持续演变不断挑战既有的责任分配框架。互联网平台责任制度的构建，始终在“促进技术创新”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张力之间寻求平衡。其核心法律命题恒定如斯：当某一项技术或服务既可适用于合法目的，亦可能被用于侵权用途时，其提供者应在何种条件下为第三方之侵权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注释： [1] 为术语统一及行文简洁之目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统一称为“最高法院”，美国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采用简称“第四巡回法院”。其余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之简称，亦依此规则类推。 [2] “红旗”规则是指当特定的侵权内容已经像一面鲜亮的红旗在网络服务商（主要指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和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面前飘扬的时候，网络服务商在不及时删除该侵权内容的情况下不能进入“避风港”享受免责。阮开欣：《美国版权法下网络服务商过错标准的最新发展——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Capitol唱片公司诉Vimeo公司案判决》，载《中国版权》2016年5月，第62页。 [3] （美）杰奥夫雷G.帕克，（美）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美）桑基特·保罗·邱达利著；志鹏译：《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9月，第150页。 *本文所称“互联网平台”采广义解释，其范围可涵盖美国法所采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表述，并延伸至欧盟《数字服务法》所规定的“中介服务”（intermediary services）与欧盟《电子商务指令》所采用的“信息社会服务”（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等表述，以及我国不同法律规范中分别采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交易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等表述。

2026年4月1日《法治日报》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用AI设计生成作品 能否获得法律保护？ 扬州中院：生成内容不能体现独创性贡献不构成作品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工作被人们交由AI来完成，一些需要创作产出的工作也被交由AI“全权负责”，但AI生成的作品受法律保护吗？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AI创作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判决驳回上诉人万某全部诉讼请求，明确了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边界。 AI设计的玩偶被“侵权” 万某是一名“90后”艺术设计师，常年负责自家玩偶加工厂的新品造型设计，在技术的更新迭代下，AI软件成为万某日常设计玩偶造型的“秘密武器”。 2024年恰逢蛇年，万某以蛇年为主题，依托AI软件设计完成一款卡通蛇造型玩偶的平面图片，随后进行打样制作，并为该设计办理了著作权登记手续。凭借可爱的造型与细腻的质感，该毛绒玩具推向市场后，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一段时间后，万某意外发现江苏扬州某公司、浙江杭州某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销售与自己设计高度相似的蛇形玩偶。万某认为，该行为侵犯其著作权，遂诉至仪征市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停止侵权、销毁侵权复制品，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1万余元。 设计图不具有独创性 仪征法院一审审理期间查明，万某主张权利的蛇形玩偶设计图，系其通过AI软件生成，万某在创作过程中输入了“卡通蛇”“毛绒质感”“3D”等常见修饰性关键词，经多次点击刷新按钮后获得最终图片。 庭审中，万某诉称，其在获得AI生成图片后，又通过PS软件对图片细节进行了调整优化，并经过近两个月的实物打样及反复迭代，才最终制成立体玩偶。其表示，自己在整个玩偶造型的产生过程中投入了大量智力劳动。但其始终未能提供原始手稿的真实形成时间证据，且无法再现AI生成图片的完整流程，亦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对AI生成的原始图片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实质性修改。 被告之一的杭州某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某社交平台曾另有账号在先发表过造型、配色高度相似的卡通蛇图片，万某在与该账号交流过程中曾承认其图片系AI生成，且与在先发表作品存在相似，并称自己的本意不是“洗图”。 仪征法院审理后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具备独创性，即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万某利用AI软件生成图片时，输入的关键词属于抽象思想范畴，单纯点击刷新、选择图片行为不能认定为独创性智力投入，对于其主张的PS修改、实物打样调整，亦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综合现有证据，万某设计的蛇形玩偶不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据此，判决驳回万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权利边界需严格界定 万某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扬州中院提起上诉，坚持认为其在AI创作中的多轮提示词调整、后期精修及平面转立体过程构成智力投入，其设计的蛇形玩偶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万某提交了AI软件操作视频、盗版玩偶销售截图等证据，拟证明其作品的独创性及市场认可度。 二审中，扬州中院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虽降低了创作门槛，但其生成内容能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仍需以作品能否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智力投入为前提。本案中，万某输入的提示词数量少，且较为常见，无法对软件输出内容形成强限定，多次刷新图片系软件自动生成过程，图片的生成主要依赖于AI软件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作为软件使用者的万某无法控制生成结果，也无法再现创作流程，由此获得的生成内容不能体现其个性化选择和独创性贡献，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关于立体玩偶的独创性，在将平面图片转化为立体玩偶时，若未超出原平面作品的基本表达，仅进行材质、尺寸等简单调整，属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不构成新作品。万某主张的实物打样迭代，并未产生新的独创性表达，其作品的市场销量也不能作为认定独创性的标准。据此，扬州中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官说案 如今，人工智能（AI）技术以突破性力量释放了生产力，更以普惠性特质推动了文化创作的蓬勃发展，大幅降低了创作门槛，让“人人皆可成为文化产品输出者”成为现实。从文案撰写、视觉设计到音乐创作，AI工具已深度融入各类文化生产场景，让普通创作者无需具备专业技能也能快速产出作品，极大丰富了文化产品的数量与形式。 但AI技术发展的核心目标，是让科技进步的红利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而非让技术成为垄断文化生产、挤压创作空间的工具，这就要求人们在拥抱技术便利的同时，明确AI创作的权利边界，防范著作权纠纷。 创作者借助AI进行创作时，需明确著作权保护的核心是“独创性”。 一是AI创作过程需留存完整原始记录，包括提示词的具体设计、参数调整、后期修改的流程、截图等，以此证明自身的个性化选择和实质性智力投入，避免因无法再现创作过程、缺乏证据支撑而难以主张权利。二是要区分“AI辅助创作”与“AI自动生成”，若仅简单输入关键词、通过刷新选择图片，未进行实质性修改和个性化设计，难以认定具有独创性。三是平面作品转立体作品时，需产生新的独创性表达，才能构成新的受保护作品，单纯的复制、简单改良不足以获得著作权保护。 本案中，万某的“创作”更接近于AI的自动生成物，如将此类简单劳动认定为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将会影响公众对人工智能素材的再次接触与使用，故应当合理界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保护的边界。若有证据证明使用者融入独立思想、进行创造性修改等智力投入，并使成果体现其独特表达时，相关生成内容才可能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本案的审理既守住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底线，也契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希望借本案引导创作者规范使用AI工具，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上个周末，华语乐坛的版权争议彻底引爆热搜：李荣浩公开控诉单依纯在深圳演唱会上“强行侵权” 演唱其作品《李白》，而词作者吴向飞随即反戈一击，指出李荣浩早年演唱《路一直都在》亦未获授权。三方连环喊话，将大众焦点引向了演出产业长期存在的版权模糊地带。本文将透过这起争议，深度剖析演唱会使用音乐作品背后涉及的法律真相。 一、谁是音乐作品的权利人？ 对音乐作品的使用，需要取得音乐作品权利人的授权，这首先意味着使用者需要寻找到准确、具体的权利人或权利管理人。 单依纯演唱会翻唱《李白》引发的争议，触及一个认知误区：实践中我们总会以“某某歌手的歌”来指代音乐作品，这导致不少人误认为原唱者就是歌曲的权利人，实则不然。在这场风波中，李荣浩之所以能理直气壮维权，并非因为他是《李白》的原唱，而是因为他是该作品的词曲作者——这才是音乐作品著作权的核心归属。 根据和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自然人为作者。音乐作品的著作权核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人身权（如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归作者永久享有，财产权（如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可由作者自行行使或授权他人行使。具体到《李白》这首作品，李荣浩作为词曲创作者，是当然的原始著作权人。 实践中，音乐作品的权利归属状态可能存在三种情形： 1. 词曲作者自行持有； 2. 授权版权代理公司管理：部分创作者会将作品版权委托给专业代理公司，由其负责授权、收费等事宜； 3. 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部分创作者会将作品的部分权利（一般至少包括表演权）交由集体管理组织（如：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统一管理，由协会代表作者与使用者洽谈授权、收取使用费并转付作者。 经检索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官网，可查询到李荣浩是音著协会员，《李白》是在音著协管理的作品名录范围内，但音著协官网的公示结果通常仅可作为初步参考，并不必然代表音著协的实际管理现状。同时，李荣浩自身在微博中也表示其曾向音著协询问协会是否有针对单依纯演唱会发放许可，在音著协明确否认后，李荣浩才到网上发声维权，这表明李荣浩确有将其作品《李白》交由音著协管理。 二、演唱会演唱需哪些授权？ 单依纯在深圳演唱会演唱《李白》的行为，可能涉及对多项著作权子权利的使用。 1. 线下演唱会所需的核心权利：表演权 根据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这里的“使用他人作品演出”，对应的就是著作权中的“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具体到本次事件，单依纯在商业演唱会上公开演唱《李白》，属于典型的“公开表演作品”，必须取得著作权人李荣浩的许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单依纯对歌曲进行了编曲改编（如将其改为“游戏战歌”），也不能豁免获权义务——因为如果产生了法律意义上的新的改编作品，本身还需额外取得著作权人的改编权许可，且改编后的作品仍受原作品著作权约束。李荣浩用“一本书换书皮”形容改编行为，实际上亦是点出了其未脱离原作品核心表达的本质。 2. 线上传播所需的额外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 如果演唱会仅局限于线下场地，取得表演权授权即可；但在数字化时代，演唱会大多会通过录播、短视频片段传播等方式触达线上受众，这需要取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许可；部分演唱会还会有电视直播或网络直播的形式，这还需要额外取得“广播权”。 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单依纯的深圳演唱会若存在官方视频回放或片段传播，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李荣浩的表演权，还可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广播权则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公开传播或者转播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简单来说，广播权更侧重于“实时性”和“同步性”。如果演唱会进行现场直播，无论是通过传统的广播电视信号，还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实时的在线直播，使得公众能够在演唱会进行的同时同步收看或收听，这种行为就涉及到广播权的授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交互式”点播不同，广播权下的传播，公众通常无法自主选择时间，而是被动接收传播者设定的时间点的内容。 实践中，演唱会的授权流程通常需要两步：首先确认作品的权利归属（直接联系作者、版权代理公司或音著协），然后根据使用场景（仅线下/含线上传播）明确需要授权的权利类型，最后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并支付报酬。若依李荣浩所称其事先已经向单依纯深圳演唱会表达过“客气的婉拒”，那么演唱会的组织团队显然在第一步就遭遇了“红灯”，却未及时调整曲目，最终导致侵权。 3. 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保护作品完整权 除了财产性权利，李荣浩在维权中还隐含了对人身权的主张。规定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单依纯将《李白》改编为“游戏战歌”，若改变了原作品的核心意境和表达，则有可能涉嫌侵犯该项权利。 三、演唱会侵权的终极责任人是谁？ 事件发酵初期，很多网友将矛头指向单依纯本人，认为她应承担主要责任。但从法律角度看，演唱会侵权使用音乐作品的终极责任人，通常并非歌手，而是演出的组织者。 明确规定，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清晰界定了责任主体：在商业演唱会中，歌手通常只是表演者，而演出的策划、组织、收益归属均由主办方主导，因此由主办方承担音乐作品著作权获权的义务和责任。 单依纯在后续道歉声明中也提到，“此次巡演的曲目版权审核、授权申请等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权负责”，自己存在“未亲自核查授权文件”的监督疏忽。这一表述符合法律规定的责任划分：主办方作为组织者，负有取得授权的法定义务；歌手作为专业表演者，虽有一定的注意义务，但一般而言主要责任仍在主办方。 四、公益免费是否可以“无偿使用”音乐作品？ 在李荣浩与吴向飞的争议中，李荣浩表示自己未在“个人演唱会或音乐节或晚会”中演唱《路一直都在》这首歌曲，部分网友则表示李荣浩只是曾经在一场公益演出中演唱过，可能无需授权。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公益免费的公开线下演出，是否需要取得著作权人授权？ 根据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明确了公益演出免责的三个核心条件： 1. 未向公众收取费用：即演出门票免费，不通过售票获取收益； 2. 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表演者无出场费等报酬； 3. 不以营利为目的：演出不涉及商业赞助、广告投放等营利性内容。 结合吴向飞的指控，李荣浩当年参与的相关公益音乐会若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则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取得吴向飞授权；但如果演出存在商业赞助、门票收入，或向李荣浩支付了报酬，则仍需取得授权，否则构成侵权。 这场连环版权争议，最终以单依纯道歉、李荣浩表态“暂不追究”暂告一段落，但留给行业的思考远未结束。从法律层面看，这起事件清晰界定了音乐作品的权利归属、演唱会授权的核心要求、侵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及公益演出的版权边界，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次生动的普法案例。 音乐行业的繁荣，离不开对版权的敬畏与尊重——无论是歌手还是创作者，无论是主办方还是传播者，无论是商业演出还是公益活动，都应遵守的相关规定，通过合法授权使用他人作品。 对于表演者而言，在参与演唱会前，艺人团队应尽可能主动核实曲目授权情况，避免因主办方的疏忽陷入侵权纠纷；对于演出组织者，应将版权获权作为演出筹备的核心环节，提前与著作权人沟通，签订合法有效的许可合同；对于著作权人，应积极行使权利，通过合理维权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可通过集体管理组织降低维权成本。 唯有行业各方都将版权意识内化为行动自觉，让法律框架成为创作与传播的坚实保障，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尊重原创、鼓励创新的音乐生态，让每一个音符都在法治的阳光下自由流淌，让音乐产业在规范中走向更长远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