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每一次创造 嗨👋欢迎来到《“知”无不言》——你的专属知产“避坑”与“赋能”指南📘，当灵感化作原创作品，当品牌成为经营底气，当发明走向广阔市场——知识产权，早已融入创新、创业的每一个瞬间。但，权利的边界在哪？侵权的红线怎么避？正当的路径如何选？在这里我们用真实故事为你“庖丁解牛”，帮你看清门道，避开雷区。 公众号要发奶茶新品，没拍出好看的图 打开小红书，图片又精致又有氛围感 “不用白不用”？ 等一下！ 今天来聊聊“信息网络传播权” 别让一张“借”来的照片，砸了自家招牌 一问一答： 一分钟法律小课堂 问 题 ① 我只是在网上下载了张照片，放自己店铺公众号宣传，怎么就侵权了？ 免费浏览≠免费商用。很多商家误以为网上公开的图片就是公共资源，可以随意使用，但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1 法律核心：信息网络传播权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2 商业用途不适用“合理使用” 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允许在特定情形下未经许可、不付报酬使用他人作品。 但必须注意：“合理使用”有着严格的适用边界。法律明确列举的情形主要包括个人学习欣赏、课堂教学、新闻报道等极少数特定情况下免费使用，且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商家在公众号上使用照片的目的是吸引客流、推广产品，属于典型的商业性使用，完全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法院在认定侵权时会更加严格。 3 常见误区 ▸误区1：我只用了一张，应该没事吧？ 法律上，侵权与否不看数量，未经授权使用照片一张也构成侵权。 ▸误区2：阅读量才个位数，没人会发现。 著作权侵权不要求实际浏览量，只要存在公开展示行为，就构成传播。 ▸误区3：我标注了来源，还写了“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就安全了。 标注来源≠获得授权。删除只是停止侵害，不能免除已经发生的侵权责任。即使标注“图片来源网络，侵删”，依然无法规避侵权责任。 问 题 ②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后果很严重，千万别抱侥幸心理！ 1 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最直接的代价 根据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数额按以下原则确定： 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 权利使用费：指著作权人正常授权时所需费用。如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 惩罚性赔偿：如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侵权人如经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效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具有侵权故意，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等严重情节的，可能触发惩罚性赔偿条款。 法院酌定赔偿：如上述各项均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此外，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如权利人的取证费、交通费、聘请律师等费用。 在真实判例中，一张照片的赔偿金额通常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如果图片具有较高独创性或知名度，或者权利人为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费用较高，则赔偿金额可能会相应提高。 2 其他法律后果 赔礼道歉：若侵权行为同时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比如未标注作者姓名），法院还可能判决侵权人公开道歉。 行政责任：如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版权行政部门可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平台处罚：微信平台可能因投诉对公众号进行删文、限制功能甚至封号处理。 维权成本：一旦被告，不仅要赔钱，还得花时间、花律师费去应诉，这都是实打实的经营成本。 信用影响：企业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可能影响后续融资、合作、加盟等商业活动正常开展。 问 题 ③ 被认定为侵权后，有哪些补救措施？ ▸第一，立即删除，停止传播：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删除侵权图片和文章，关闭相关链接；保存好删除记录（截图、后台操作日志等），作为后续证明已“停止侵权”的证据。 ▸第二，积极协商，降低赔偿：主动联系权利人或其代理机构；诚恳道歉，说明情况（如无侵权故意），争取调解。 ▸第三，注意整改，避免再犯：以后宣传图要么自己拍，要么去正规图库购买授权，或者使用明确标注“可商用”的免费图库（但要看清条款）。 小贴士：如何判断一张图是否可以商用？ 图片来源 可否商用 注意 自己拍摄 ✓可商用 保留原图及拍摄时间证据 正规图库购买 ✓依协议 保存授权凭证/发票 免费可商用图库 ⚠️依条款 审查是否需署名、是否禁商业用途 百度/小红书/微博存图 ⚠️高风险 除非获得作者明确书面授权 法律依据 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 文字来源：商事审判庭（知产团队）徐杰云 主理人：商事审判庭（知产团队）刘月、田晓露 漫画：鲁星瞳（实习）AI辅助生成 责任编辑 ：陈淋清 郭子严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最近，博物馆圈接连爆出几起“假画”丑闻。某知名美术馆被曝展出多年的画作竟是赝品，某省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质疑为现代仿作。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开始追问：这些画是怎么进到博物馆的？那些专家是怎么鉴定的？如果连博物馆都信不过，我们还能相信谁？ 这些争议，表面上是鉴定技术问题，根子上是法律问题——当一幅画被指认为“假”，谁来认定？依据什么认定？认定的结论能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 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远比想象中复杂。 书画鉴定的“三难”：技术、资质与标准 先说说书画鉴定本身。这行当有个特点：技术门槛高，但科学化程度低；专家多，但公认的标准少。 第一，鉴定方法之困 目前书画鉴定最常用的方法，是“眼学鉴定”——靠专家的经验和眼力。这种方法主观性强，不同专家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且，专家的判断往往依赖于过往的鉴定经验，而这些经验很难被验证。一幅画，在这个专家眼里是真品，在另一个专家眼里可能就是赝品。这种分歧，在艺术品收藏圈里比比皆是。 有没有更科学的方法？有。比如，对书画颜料采取分子分析法或光谱分析法，可以判断颜料成分是否与画家所处时代的颜料成分一致；采取碳定年法，可以测定画作的制作年份，判断其是否与画家声称的创作年代吻合。再比如，对画布进行年代测定，可以判断画布是否属于画家创作时期的材料。 但问题在于，这些科学方法在书画鉴定中应用极少。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成本高——一套完整的科学鉴定流程，费用可能高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另一方面是因为书画鉴定行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眼学”才是主流，科学方法反而被视为“多余”。更重要的是，即便采用了科学方法，其结论也未必是决定性的。比如，碳定年法只能测定画布的大致年代，但无法确定画布上的颜料是否是后来添加的。 第二，鉴定资质之困 谁有权对一幅画作的真假作出权威认定？目前，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一家司法鉴定机构具备“书画鉴定”的司法鉴定资质。司法鉴定机构可以做的，是文书鉴定——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印刷文件鉴定等。但书画真假鉴定，远远超出了文书鉴定的范畴。 这就导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一幅画被指控为假画，鉴定意见往往来自民间鉴定机构，或者直接由画家本人“一句话”确认。这些结论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身就是争议。更关键的是，如果鉴定意见本身不具备司法鉴定的合法性，那它连作为证据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第三，鉴定标准之困 书画鉴定有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坦白说，没有。不同机构、不同专家，鉴定方法和判断标准各不相同。一幅画，在这个机构被认定为真品，在那个机构可能被认定为赝品。这种不确定性，在民事纠纷中或许还能通过市场调节来消化，但在刑事案件中，就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和清白。 更麻烦的是，即便是同一个机构，对于同一幅画的鉴定结论，也可能因为鉴定专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种主观性，在刑事证据审查中，是致命的。 笔迹鉴定能用来鉴定书画真假吗？ 在一些案件中，鉴定机构会采用笔迹鉴定的方法来认定画作的真假——将画作上的签名与画家其他作品上的签名进行比对，判断是否为同一人所写。 这个结论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仔细推敲，问题不少。 第一，笔迹鉴定不等于书画鉴定。 笔迹鉴定是文书鉴定的一种，主要用于鉴定文件上的签名、笔迹是否系同一人所写。但书画作品上的签名，不同于普通文件上的签名。画家签名往往带有艺术创作的成分，形态多变，甚至刻意追求变化。有的画家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品上，签名风格都可能迥异。用笔迹鉴定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家的签名，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样本的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 在笔迹鉴定中，样本的选取直接决定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如果样本数量不足，或者样本不能覆盖艺术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签名，鉴定结论就很难站住脚。更何况，艺术家的签名样本往往来自拍卖图录、画册等公开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本身是否经过作者确认，也存在疑问。 第三，笔迹鉴定在书画鉴定中的应用，几乎没有先例。 据公开检索，几乎没有哪家法院在判决中仅凭笔迹鉴定就认定一幅画是假画。为什么？因为笔迹鉴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其准确性在书画鉴定领域并未得到验证。没有任何一家拍卖行敢在拍卖前仅凭笔迹鉴定就断定一幅画是真品。如果连拍卖行都不敢用的方法，却要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定罪的依据，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笔迹鉴定可以作为书画鉴定的参考，但绝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这种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需要极其审慎地评估。 画家本人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吗？ 这是另一个常见问题。在这类案件中，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画家本人说画是假的，那还能有假？ 但法律逻辑没那么简单。 第一，画家本人不是鉴定专家。 画家是艺术家，不是鉴定专家。他对几十年前创作的画作，能否作出准确判断？尤其是当画作经过多年流转、保存状态发生变化，或者有人刻意仿造时，画家本人的记忆可能并不准确。画家可能记得自己画过什么题材，但不一定记得每一幅画的细节；可能记得签名的大致风格，但不一定能分辨出高仿品上的签名差异。 第二，画家本人的判断也需要说明理由。 如果画家认为画作是假的，应当说明理由——是签名不对？是画风不对？是颜料不对？还是别的什么？而且，这些理由应当是可以验证的。如果仅仅是一句“这不是我画的”，没有理由、没有依据，这样的结论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值得商榷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证人只给出结论而不给出理由，这种证言的证明力是很低的。 第三，域外证据的采信问题。 如果画家本人在国外，其出具的关于画作真假的意见，属于域外证据。按照法律规定，这类证据应当经过公证认证程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仅仅是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消息，或者通过邮件回复了一句，其证明力如何，需要慎重评估。更重要的是，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是否真的来自画家本人，本身就需要验证。 我注意到，在一些案件中，画家的回复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比如，有的回复说“无法确定画作是否为真实的画作”；有的回复说“我不能确定，需要进一步比对”。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是画家本人，在面对仿作时，也可能无法做出百分之百确定的判断。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如果画家本人都不确定，那这个“合理怀疑”就很难被排除。 拍卖行的“瑕疵不担保”规则，刑事上怎么认？ 拍卖行业有一个通行的规则：拍卖人对拍品的真伪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拍卖行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品的真伪”，如果买家买到了假画，不能找拍卖行赔偿。 这个规则，在民事领域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是保护拍卖行的“霸王条款”，有人认为是对艺术品市场特殊性的尊重。但在刑事领域，这个规则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买家“自甘风险”，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更为审慎。 如果买家明确知道拍卖行不保真，仍然决定购买，那就意味着买家接受了“可能买到假画”的风险。在刑事领域，这种“危险接受”会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如果买家和卖家对画作真假的判断资料是一样的，都不确定，买家决议购买，那就不能简单地将风险后果归责于拍卖行或工作人员。 从法理上讲，这涉及“危险接受理论”。如果被害人明知某种行为存在风险，仍然资源参与，且行为人对风险的发生没有支配作用，那么行为人不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在艺术品交易中，买家明知“不保真”却仍然购买，就是典型的“自甘风险”。 第二，拍卖行工作人员的主观明知认定，应当考虑行业特点。在艺术品拍卖行业，对作品真假的判断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如果要求拍卖行工作人员必须对画作真假作出百分之百准确的判断，否则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那这个行业将无法运转。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保证自己“不打眼”。即便是最权威的鉴定专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马未都先生未曾说过：“不管你的能耐有多大，都绕不过打眼”。 所以，在认定拍卖行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应当考虑行业特点，不能因为画作最终被认定为假画，就倒推工作人员主观上明知是假的。判断时点，应当回到案发当时；判断资料，应当是当时能够掌握的全部信息。如果用事后出现的新证据来倒推事前的明知，那就是典型的“上帝视角”，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书画鉴定的“证据困境”：为什么这类案件几乎不可能定罪？ 到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全国范围内，几乎找不到一例仅凭鉴定结论就将出售假画者定罪的案件？ 不是司法机关不努力，而是书画鉴定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刑事定罪的门槛几乎无法跨越。 第一，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 在书画鉴定领域，由于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和权威的鉴定机构，任何鉴定结论都很难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你能排除画家自己记错了的可能性吗？你能排除鉴定专家主观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吗？你能排除样本选取不具代表性的可能性吗？这些“合理怀疑”，几乎无法排除。 第二，书画鉴定的“经验法则”难以被法庭采信。 鉴定专家的意见往往依赖于个人经验，而这些经验很难被验证。在法庭上，法官无法验证专家的判断过程，只能听信专家的结论。这种“专家说了算”的模式，与刑事审判的证据规则存在根本冲突。 第三，现有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能够定罪的案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被告人自认。也就是说，不是通过鉴定结论证明画是假的，而是被告人自己承认制作了假画。比如，被告人承认自己伪造了画作、签了名，或者承认自己知道画是假的但仍然出售。只有在被告人自认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 为什么自认如此重要？因为只有自认，才能绕开书画鉴定的证据困境。被告人承认自己造假，就等于直接证明了“假画”的事实，不需要再依赖那些主观性极强的鉴定结论。 写在最后 回到开头的问题：博物馆丑闻频发，暴露的是整个书画鉴定体系的深层问题：技术不成熟、标准不统一、权威机构缺位。这些问题，在民事纠纷中或许还能通过市场调节来消化，但在刑事案件中，就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和清白。 书画鉴定的核心难题，不是“有没有专家”，而是“有没有标准”。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没有权威的鉴定机构，没有可验证的鉴定方法，任何鉴定结论都难免争议。这种争议，在民事领域或许可以容忍，但在刑事领域，就构成了“合理怀疑”。 所以，当你看到某起“假画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时，可以多问一句：这幅画是怎么被认定为假画的？是科学鉴定，还是专家“眼学”？是被告人自认，还是画家一句话？这个鉴定结论，能排除合理怀疑吗？ 答案往往令人深思。也正是这个原因，全国范围内能够定罪的“假画案”屈指可数。不是司法不作为，而是证据规则太严——严到只有被告人自己承认，才能跨过那道门槛。

网络空间的风吹草动总能迅速引发公众关切，尤其当牵涉到我们每日依赖的社交工具与个人行为的法律边界时。近期，围绕即将于二零二六年生效的新修订中关于传播淫秽信息的条款，众多解读在网络上涌现，其中不乏“微信私发不雅视频将面临拘留”这类引人瞩目的断论，在私密通讯与公共规制的交叉地带投下了一枚石子，激起广泛涟漪与疑虑。然而，拨开诸多简化乃至误读的迷雾，深入审视法条文本与司法实践的肌理，方能看清此次修法的真实轮廓与深刻立意。它并非一次对私人领域的突兀入侵，而是在数字时代语境下，对既有法律原则的重新申明、技术性调适与保护性强化，其核心在于精准打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织就一张更为严密的、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法治保护网。 审视这场讨论的起点——新，其修订体现着立法者审慎的考量。该条款明确，利用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将面临拘留并处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与旧法相比，此处的关键变化首先在于用“信息网络”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术语，替代了原先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在法律专家看来，这主要是一次顺应技术发展的“顺应性修订”，旨在使法律表述涵盖移动互联网等当代所有通讯载体，其规制范围并未发生实质性扩张。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增补，是该条新增的第二款：“前款规定的淫秽物品或者淫秽信息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旗帜鲜明地将未成年人权益置于优先保护地位，任何传播行为一旦内容涉及未成年人或对象指向未成年人，便触及了法律从重处罚的红线，体现了立法价值导向的清晰转变。 值得厘清的是，所谓“向微信好友私发淫秽信息属违法”并非新设禁区。事实上，自二零零五年施行以来，利用任何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均为法所禁止。新法并未凭空创造新的违法类型，而是对一项长期存在的禁令在数字时代的再次强调和明确。其法律意义在于进一步堵塞了以通讯的“点对点”或“私密性”作为抗辩理由的潜在漏洞，申明法律评价的关键在于“传播淫秽信息”这一行为本身及其社会危害性，而非绝对化的传播场景。当然，法律的利剑始终指向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在执法实践中，对于极少数特定关系人之间纯粹私密、且未产生外部危害的互动，只要未被主动举报，通常并非执法力量主动介入的范畴。这体现了执法行为的谦抑性与比例原则，聚焦于维护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要准确把握行为的法律后果，必须将其置于从行政处罚到刑事犯罪的完整责任阶梯中观察。新《治安法》第八十条规制的是行政违法层面，只要实施传播行为，即可处罚。而一旦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便可能滑入刑事犯罪的领域，受中“传播淫秽物品罪”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规制。这里的“情节严重”并非主观感受，而是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标准，例如，传播淫秽视频文件数量达到四十个以上，或向他人传播累计达三百至六百人次以上，抑或是建立主要用于传播淫秽信息的群组、成员超过三十人，都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司法实践已提供了清晰注脚：在广东等地判决的案例中，行为人向多位微信好友转发淫秽视频数十乃至上百个，尽管是“点对点”发送，但因累计数量大、涉及人员多，被法院认定为“情节严重”，最终以传播淫秽物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这警示我们，私聊领域的“量变”完全可能引发法律评价的“质变”。 本次修法最突出的亮点，无疑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空前加强。“涉及未成年人从重处罚”绝非一句空洞的宣示，它构建起双重高压线：一是严禁向未成年人传播，此举直接保护其身心健康免受侵害；二是严禁传播内容本身包含未成年人信息，此举旨在遏制针对未成年人的色情制品产业链。其严厉性已在司法实践中彰显。例如，江苏检察机关曾公布一起典型案例，行为人通过网络向近百名中小学女生发送淫秽视频并进行猥亵勒索，最终被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传播淫秽物品罪数罪并罚，判处重刑。这强烈昭示了法律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上“零容忍”的立场与雷霆手段。同时，法律对群组管理者也敲响了警钟，相关刑事司法解释早已明确，疏于管理、放任淫秽信息在其管理的群组内大量传播，达到一定标准后，管理员本人也可能构成犯罪。 面对公众的普遍关切，仍有几处关键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其一，日常语境中的“不雅”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存在区别。并非所有令人感到不舒适的內容都构成“淫秽信息”，后者特指那些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并足以诱使普通人腐化堕落的诲淫性物品，其认定有时需经由专业程序鉴定。其二，执法并非机械运作。是否处罚以及处罚轻重，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传播的具体内容、数量、频率、对象、造成的实际后果等全案情节。一次偶然、轻微的过失，与蓄意、多次、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或未成年人的传播，在法律评价上必然天差地别。新法本身也保留了“情节较轻”的处罚档次，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 综上所述，新相关条款的修订，是在网络深度重塑社会交往方式的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必要且精准的法律调适。它通过对既有规则的现代化表述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特别强化，回应了时代挑战，而非对公民合法通讯自由的无端限制。其最终旨归，在于引导公众树立清晰的网络行为边界意识：数字世界的虚拟性，不意味着责任的虚化；通讯工具的私密性，也不等同于行为的完全私域化。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每一位网民都应是网络空间的理性建设者与责任承担者，特别是对于守护下一代免受不良信息侵害，法律已构筑了最坚实的防线，也期待全社会形成最广泛的共识。这标志着我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与精细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深思熟虑而坚定的一步。

R1深度思考过程: 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问题，关于利用云技术、AI技术和爬虫等新兴技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情节认定问题，用户提到不宜简单适用司法解释中的数量标准。首先，我需要理解用户的具体需求。用户可能是在法律实务中遇到这类案件，想要了解最新的司法解释或判例，特别是如何综合评估这些技术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我要回顾之前检索到的法律资料。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有几个关键的司法解释，比如法释[2004]和法释[2010]，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云盘案件的批复，以及指导性案例。这些文件中提到，对于利用云盘传播淫秽物品的案件，不应单纯考虑数量，还要综合考虑传播范围、违法所得、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因素。 用户的问题核心在于新兴技术的应用，如云技术和AI，这些技术可能使得传统的数量标准不再适用。例如，爬虫技术可能自动抓取大量淫秽内容，导致数量激增，但实际传播的社会危害可能与传统方式不同。因此，司法实践中需要更全面的评估。 我需要确认是否有最新的司法解释或案例支持这一点。根据检索结果，2017年的明确指出，不应单纯考虑数量，还要考虑传播范围、违法所得、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因素。此外，指导性案例提到，对于利用爬虫技术传播淫秽物品的案件，应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 因此，回复中需要强调综合评估的重要性，引用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案例，并指出在新兴技术下，法院会更注重技术手段带来的实际危害，如传播范围的扩大、自动化导致的危害加剧等。同时，可能需要提醒用户关注最新的司法动态，因为技术发展迅速，法律也在不断调整。 另外，用户可能还希望了解实务中的具体操作，比如如何证明违法所得，或者如何举证技术手段的影响。这时候需要建议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收集相关证据，如服务器日志、传播路径分析、用户分布数据等，以支持综合评估的主张。 最后，确保回复符合用户要求的格式，使用中文，结构清晰，引用正确的法律条文，并给出实务建议。避免使用过时的法律条文，因为用户提到模型训练数据截止到2024年7月，所以需要确认引用的内容是否在有效期内。 正式回复: 根据您提及的利用新兴技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件的司法认定问题，结合检索到的最新司法解释及裁判规则，分析如下： 一、传统司法解释的局限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4〕号）及《解释（二）》（法释〔2010〕号），传播淫秽物品的入罪标准主要以数量为核心（如视频文件数、点击量、会员数等）。然而，这一标准在面对云技术、AI技术、爬虫技术等新兴传播手段时存在明显局限性： 1. 自动化传播的特殊性 爬虫技术可自动抓取、分发淫秽内容，导致传播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但实际社会危害可能与人工传播无本质差异（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龚某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AI生成淫秽内容可能突破传统数量统计逻辑（如动态生成视频片段）。 2. 技术掩盖真实危害 云存储技术（如分布式服务器）可能导致同一淫秽内容被多次计数，但实际传播范围未显著扩大。 AI推荐算法可能精准定向传播，虽数量未达标准，但对特定群体（如未成年人）的危害更严重。 二、司法实践的综合认定规则 根据（法释〔2017〕）及指导性案例，情节认定需综合评估以下要素： 1. 传播范围的实质影响 云技术覆盖的地理范围、用户群体规模（如跨国传播）。 AI算法对传播对象的精准定位能力（如定向推送至未成年人群体）。 2. 技术手段的恶性程度 是否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如动态加密、服务器跳转）。 爬虫技术是否导致淫秽内容的“病毒式扩散”。 3. 违法所得与社会危害 违法收益金额（如会员充值、广告分成）。 是否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公共安全风险。 4. 内容的特殊危害性 是否涉及未成年人淫秽内容（从重处罚情形，参考《解释（一）》第六条）。 AI合成内容是否突破伦理底线（如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违法画面）。 三、实务操作建议 1. 证据收集需技术化 对云服务器日志、爬虫脚本代码、AI生成内容参数等进行司法鉴定。 固定传播路径证据（如IP归属、用户访问日志）。 2. 量刑辩护方向 技术中立抗辩：若技术本身无恶意（如仅为工具提供），可主张行为人无主观明知。 危害性弱化抗辩：若传播范围有限、未造成实际社会影响，可主张情节显著轻微。 3. 法律适用衔接 结合（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对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的行为追加处罚。 四、结论 对于新兴技术传播淫秽物品案件，司法机关倾向于“去数量化、重实质危害”的认定思路。实践中需围绕技术手段的恶性程度、实际社会危害、违法收益规模等要素构建证据体系，避免机械适用传统司法解释的数量标准。建议结合个案技术特征，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中对AI合成淫秽内容的裁判逻辑，灵活主张量刑情节。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4]) 第四条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0]) 第六条 【人民法院案例】-龚某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入库编号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法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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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艾某曾担任铁路公安干警，从事宣传工作，其于1993年发表了纪实文学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由被告旗帜（上海）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帜公司）制作的电视剧《莫斯科行动》于2017年播出。艾某主张，旗帜公司未经其许可，大量使用其付出大量心血和代价采写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请求判令：旗帜公司赔偿艾某经济损失100万元。 旗帜公司辩称，电视剧《莫斯科行动》是编剧通过对案件亲历者的采访，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增加大量角色、情节而创作的作品，并未对艾某的涉案作品进行任何参考，与艾某的涉案作品不构成实质性相似。艾某主张构成侵权的情节均为历史事实，且这些情节仅占电视剧中很少的一部分，旗帜公司未侵犯艾某的著作权。 一审法院认为，旗帜公司的电视剧《莫斯科行动》是演绎作品。通过对旗帜公司电视剧与艾某作品的比对，两者具有相同的内部结构、情节配搭，形成相似的整体外观，虽然旗帜公司电视剧在作品局部情节安排上与艾某作品存在差异，并另有大量创作的情节、人物，丰富了原著作品的内容，但从整体效果看，旗帜公司电视剧仍然属于对艾某在先作品的再现或改编，构成对艾某作品改编权的侵害。一审法院判决旗帜公司赔偿艾某经济损失100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旗帜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艾某的涉案作品系接近于新闻报道的报告文学。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艾某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中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事件、事件的发生顺序、历史背景等均为事实。不保护事实，无论艾某作品中的事实是否系其首先向社会公众披露，其均不能垄断事实，他人可以基于艾某作品中的事实进行创作，不需经过艾某的同意，亦不需向艾某支付报酬。经比对，电视剧《莫斯科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的具体表达不相同，两者虽有部分故事情节相同，但这些案件情节属于客观事实。不保护事实，旗帜公司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二审改判驳回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重大历史事件是文字作品、影视作品常见的创作素材。文字作品中的报告文学是基于真实的人物、事件创作的作品，相较于通常基于虚构的人物、事实而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兼有文学性和新闻性，报告文学中必然包含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报告文学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有的报告文学更接近新闻报道，有的报告文学则更接近小说。因此，在对涉及同一历史题材的作品进行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时，除将作品中不受保护的思想进行抽离以外，还需要区分事实与表达，将源自公共领域的历史事实、事件发生的顺序、人物、人物关系等有限表达予以过滤、剔除。此外，如果作者对事实的表达过于简单，致使事实和表达不能区分，或者表达方式有限，事实与表达发生混同，亦不属于保护范围，应予以剔除。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重大刑事案件。艾某作为当时的铁路公安宣传干部，根据其掌握的案件情况，创作并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除了艾某的作品，一些报刊曾对该案进行专题报道，电视台曾播出该案侦破过程的纪录片。这类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作品可能含有大量的事实，不保护事实，如何区分事实和独创性表达是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关键。生效裁判区分了简单的事实描述和独创性表达的区别，明确此类作品受保护的内容。本案具有典型性，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规则，有利于引导文化市场规范运行。 一审：（2017）沪0107民初27639号 二审：（2022）沪73民终311号 案例编写人：邵勋 转载请标注出处 我知道你在看哟

原告艾某曾担任铁路公安干警，从事宣传工作，其于1993年发表了纪实文学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由被告旗帜（上海）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帜公司）制作的电视剧《莫斯科行动》于2017年播出。艾某主张，旗帜公司未经其许可，大量使用其付出大量心血和代价采写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请求判令：旗帜公司赔偿艾某经济损失100万元。 旗帜公司辩称，电视剧《莫斯科行动》是编剧通过对案件亲历者的采访，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增加大量角色、情节而创作的作品，并未对艾某的涉案作品进行任何参考，与艾某的涉案作品不构成实质性相似。艾某主张构成侵权的情节均为历史事实，且这些情节仅占电视剧中很少的一部分，旗帜公司未侵犯艾某的著作权。 一审法院认为，旗帜公司的电视剧《莫斯科行动》是演绎作品。通过对旗帜公司电视剧与艾某作品的比对，两者具有相同的内部结构、情节配搭，形成相似的整体外观，虽然旗帜公司电视剧在作品局部情节安排上与艾某作品存在差异，并另有大量创作的情节、人物，丰富了原著作品的内容，但从整体效果看，旗帜公司电视剧仍然属于对艾某在先作品的再现或改编，构成对艾某作品改编权的侵害。一审法院判决旗帜公司赔偿艾某经济损失100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旗帜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艾某的涉案作品系接近于新闻报道的报告文学。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艾某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中的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事件、事件的发生顺序、历史背景等均为事实。不保护事实，无论艾某作品中的事实是否系其首先向社会公众披露，其均不能垄断事实，他人可以基于艾某作品中的事实进行创作，不需经过艾某的同意，亦不需向艾某支付报酬。经比对，电视剧《莫斯科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的具体表达不相同，两者虽有部分故事情节相同，但这些案件情节属于客观事实。不保护事实，旗帜公司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二审改判驳回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重大历史事件是文字作品、影视作品常见的创作素材。文字作品中的报告文学是基于真实的人物、事件创作的作品，相较于通常基于虚构的人物、事实而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兼有文学性和新闻性，报告文学中必然包含对客观事实的描述。报告文学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有的报告文学更接近新闻报道，有的报告文学则更接近小说。因此，在对涉及同一历史题材的作品进行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时，除将作品中不受保护的思想进行抽离以外，还需要区分事实与表达，将源自公共领域的历史事实、事件发生的顺序、人物、人物关系等有限表达予以过滤、剔除。此外，如果作者对事实的表达过于简单，致使事实和表达不能区分，或者表达方式有限，事实与表达发生混同，亦不属于保护范围，应予以剔除。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重大刑事案件。艾某作为当时的铁路公安宣传干部，根据其掌握的案件情况，创作并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揭秘》。除了艾某的作品，一些报刊曾对该案进行专题报道，电视台曾播出该案侦破过程的纪录片。这类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作品可能含有大量的事实，不保护事实，如何区分事实和独创性表达是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关键。生效裁判区分了简单的事实描述和独创性表达的区别，明确此类作品受保护的内容。本案具有典型性，通过判决进一步明确了规则，有利于引导文化市场规范运行。 一审：（2017）沪0107民初27639号 二审：（2022）沪73民终311号 案例编写人：邵勋 转载请标注出处 我知道你在看哟

近年来，虚拟现实产业在国内飞速发展。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2025年中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及趋势分析报告》显示，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呈上升趋势，2023年达1126亿元，同比上升22.8％；预计2028年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可达2125.9亿元1。文化、旅游与虚拟现实的“双向奔赴”与碰撞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虚拟现实作品。但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该领域的监管一直处于模糊地带。2025年3月21日，国家电影局发布（下称“虚拟电影通知”）及政策问答，并于3月27日发布《虚拟现实电影备案须知（暂行）》（合称“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对虚拟现实电影的摄制备案、公映许可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将虚拟现实电影纳入了国家电影局的监管。 随后，在4月17日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无界\u009F沉浸单元”开幕式上，《唐宫夜宴》获得中国虚拟现实电影的首张“龙标”——电审虚字［2025］第001号公映许可证2。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及首张公映许可证的发放引发一系列讨论，例如，是否后续所有的虚拟现实内容都按照虚拟现实电影进行监管？对于已经制作完成的虚拟现实内容，是否需要完成补充备案/许可？如何区分虚拟现实电影与其他虚拟现实业态？本文将对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做出一些解读。 1、虚拟现实电影的定义 根据“虚拟电影通知”，虚拟现实电影，是指运用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有关技术制作、采用头戴式显示设备等虚拟现实终端观赏、用于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的新形态电影。 从上述定义看，虚拟现实电影满足如下两个主要特点：（1）技术特征，即运用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有关技术制作，并需要通过特殊终端设备观赏；（2）放映场地，即用于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而非单纯的网络渠道发行，或者其他目的（例如展览、剧本杀等）。但上述定义并未明确具体的技术要求，也未对虚拟现实电影与其他虚拟现实业态的分类标准作出界定，有待进一步观察。 2、并非所有的虚拟现实业态都应按照虚拟现实电影管理 根据“虚拟电影通知”政策问答，《通知》聚焦于促进和扶持内容和技术都处于较好水平、能够达到“电影”标准的优秀虚拟现实内容作品。目的是做大增量。不涉及文旅景区、文博场馆内或商业综合体内展陈的虚拟现实“沉浸体验展”等现有的各种业态（合称“其他虚拟现实业态”），仅针对想要作为“电影”、在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的虚拟现实内容产品。 从上述政策问答看，现有的其他虚拟现实业态，例如虚拟现实“沉浸体验展”、剧本杀等，以及未达到“电影”标准的虚拟现实内容都不属于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规制范围。 但是，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并未对“电影”标准作出规定，亦未对虚拟现实电影和虚拟现实“沉浸体验展”等其他虚拟现实业态的区别和分类标准做出规定。目前来看，二者的划分是仅以传播场所作为依据。那么，如果将其他虚拟现实业态中的内容冠以“电影”之名，并按照虚拟现实电影报批，是否也可以进入电影院线播放，这都是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例如，此前已经出现在影院呈现的VR内容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作品《苍穹》3。 从“虚拟电影通知”政策问答的行文上看，国家电影局主要希望做大增量，似乎尚未进入严格监管时代。现阶段，我们认为有较大可能会由制作方自主选择是否按照虚拟现实电影申报。 3、虚拟现实电影与普通院线电影的监管差别 虚拟现实电影的监管体系在技术适配、内容交互性和场所管理上更为复杂，与普通电影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别，也体现了国家对新兴业态的规范与扶持并重的立场。例如，从放映场所看，国家电影局允许虚拟现实电影在电影院以外的其他建筑内放映。对于其他建筑的运营方是否需要取得《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票房收入是否需要纳入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国家电影局目前未明确态度。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表述为“在其他建筑内放映虚拟现实电影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申请《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而非强制性要求必须申请《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根据我们对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研读及对普通院线电影监管体系的整理，我们总结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4、如何选择是否纳入虚拟现实电影监管 考虑到并非所有的虚拟现实内容都需要纳入虚拟现实电影的监管流程，作为虚拟现实内容的权利人，如何选择将主要取决于经营者对虚拟现实内容的定位、目的及营收预期等因素。根据我们对现有虚拟现实内容的了解与对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研读，我们总结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 除上述所列以外，虚拟现实内容权利方还可进一步关注国家与各地关于虚拟现实电影的政策扶持，以作为是否按照虚拟现实电影申报的考量因素之一。 5、未来展望 国家电影局将虚拟现实电影从众多的虚拟现实内容和业态中分离出来，希望纳入有序监管。由于虚拟现实电影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国家从鼓励创新的角度，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管理态度。但从长远而言，我们认为会逐步加强监管。从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看，还存在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 (1) 沉浸体验展等其他业态处于监管空白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未将沉浸体验展纳入电影管理体系，但其与虚拟现实电影的技术同源性可能导致监管套利。目前已经出现较多高质量的虚拟现实作品，虽以展览名义运营，却具备电影级叙事内核，未来需明确其分类标准。 (2) 未对境外虚拟现实电影的引进、中外合作制作虚拟现实电影做出规定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主要对虚拟现实电影的剧本备案和公映许可证的取得，以及放映场所申请《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等内容作出规定，但对于境外虚拟现实电影的引进以及中外合作制作虚拟现实电影是否参照普通院线电影的审批流程执行并未作出规定。对于此类虚拟现实电影，是不予监管还是参照普通院线电影的审批流程执行，仍有待国家电影局的进一步明确。 (3) 虚拟现实网络电影的监管有待明确 我国网络电影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与院线电影属于不同的审批管理体系，从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定义的虚拟现实电影看，用于网络而非电影院等固定场所放映的电影并未纳入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监管范围，其管理有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进一步规定。 6、结 语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虚拟现实电影从梦想已逐步照进现实。然而，作为数字技术与电影艺术深度融合的新业态，虚拟现实电影仍面临创新需求与监管边界模糊的挑战。当前监管的“包容审慎”，通过划定底线规则（如剧本备案、龙标准入）的方式，为行业发展留足探索空间。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行业标准细化、分类管理规则等立法动向，为这一新兴领域提供我们的观察与思考。

在商标权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如何准确判定商标侵权，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成为了法律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近日，融力天闻律师代理的一起关于商标侵权的典型案例二审完结，该案件由（←点击阅读原文）审理，有效维护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力参考。 案情回顾 上海某公司作为“TAI QIAN MU HOU”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一直致力于维护其商标的合法权益。然而，海南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微信朋友圈多次发布涉及商业标志的工作照，该商业标志与上海某公司的注册商标在字形、读音及含义上存在高度相似性。上海某公司认为，海南某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海南某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13584元。 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综合考量了涉案商业标志的组成结构、标志性图案、空格键的使用及一般公众的认知等因素，认为海南某公司的行为并未构成对上海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遂判决驳回了上海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某公司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自贸港知产法院。 改判关键 自贸港知产法院在接到上诉后，对案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审理。 融力天闻律师援引《商标审查审理指南》，指出商标近似应综合考量“形、音、义”。而一审法院仅以“形”方面标志性图案等因素说理，未兼顾“音”“义”。 面对被告在先使用权抗辩，律师围绕在先使用时间界定、是否超范围使用、影响力证明三个要点充分举证、论证，还提供多地案例作参考。 法院采纳了融力天闻律师的观点，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海南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上海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赔偿上海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20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的审理结果不仅为上海某公司赢得了应有的法律权益，更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典型意义。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重要标识，其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严格保护。市场主体在商业活动中应当规范使用商业标志，避免侵犯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在判断商业标志与注册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时，不能仅仅从形式方面进行判断。如果商业标志与注册商标的字形构成近似、读音完全相同、本身所具有的含义相同，则两者同时使用可能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此时即构成侵害商标专用权。本案通过精准判定商标侵权并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和企业对商标权的认识，形成保护知识产权、抵制商标侵权的良好氛围。 律师意见 根据的规定，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在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等方面存在相似性，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本案二审已经完结，但是涉及两项争议焦点： 1、案涉商标的侵权问题。二审过程中，在进行充分举证、论证中，最终确定了海南公司的侵权行为，维护了上海某公司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 2、赔偿标准问题。案件在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已查明侵权公司2年内的营业额达到770余万元，在原被告双方经营服务范围完全重合的情况下，且在行业内案涉商标具有一定较高知名度，法院判赔仅20000元，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有效禁止侵权行为。 融力天闻律师认为，此判赔金额与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及侵权方获利规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难以有效遏制侵权行为，赔偿标准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本案例不仅为商标权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也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融力天闻律师提示，在未来的商业活动中，市场主体应当更加注重规范使用商业标志，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共同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 律师介绍 刘成博 律师 融力天闻海口分所律师，业务领域为企业法律顾问、知识产权、建设工程等类型纠纷案件，深谙企业用工风险防控，擅长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等。 Mobile：18689646667

点击上方北京互联网法院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舞蹈培训机构未经授权 表演他人原创舞蹈 该表演视频又被发布在互联网上 …… 舞蹈作品的独创性如何体现？ 合理借鉴和侵权的边界 又该如何界定？ 基本案情 舞蹈编导李某与作曲家杨某共同创作完成某音乐舞蹈作品并公开发表，该作品曾获多项奖项。后经袁某参与改编，作品登上某节目并引发广泛关注，在互联网传播中收获极高浏览量，具有较高知名度。三原告诉称，被告一某舞蹈培训机构未经许可，在某活动中公开表演该作品且未标注作者信息，侵害其表演权及署名权；被告二某文化公司擅自在其运营的社交平台账号发布侵权视频，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三原告要求二被告公开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支出共计20万元。 被告一某舞蹈培训机构辩称，被诉侵权作品与三原告作品不存在实质性相似，即便存在部分相似也属于合理使用或改编；本次演出非商业性质，未给三原告造成实际损失，三原告索赔金额过高且缺乏依据。 被告二某文化公司辩称，其社交平台账号内容仅用于舞蹈交流，符合合理使用情形，无主观侵权故意或直接侵权行为；三原告索赔金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二不应担责。 法院经审理认为 舞蹈作品是通过连续的动作、姿态、表情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其核心特征在于动作的流动性，即编舞者通过一系列动作的组织、编排与连接，结合舞者的空间行进完成艺术表达。本案中，涉案作品通过舞蹈动作、队形变换及音乐配合等要素呈现的文化意象，展现的含蓄之美与灵动特征，富有文化意蕴。该作品的编排不仅体现在单个动作的选择，还体现在动作与动作之间的流动性、节奏感及空间变化，这些均体现了编导的个性化表达与艺术选择，具有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舞蹈作品。 针对实质性相似及侵权问题，被告一主张被诉侵权作品与涉案作品在名称、意境、结构、服饰等方面存在差异，整体未达到高度实质性相似，不构成侵权。然而，舞蹈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动作的系统编排、节奏韵律的衔接、空间构图的设计，以及整体艺术氛围的塑造，是动态流动中的美学表达与思想传递的融合。经比对，被诉侵权作品在核心动作、舞台呈现、节奏转换等方面与涉案作品存在高度相似，尤其在关键动作组合、道具运用及队形变化等方面呈现一致性，整体艺术表达已超出合理借鉴范畴，构成对三原告表演权的侵犯。此外，被告一未经许可对涉案作品进行表演，未在作品中标注三原告姓名或以适当方式表明三原告的作者身份，侵犯了三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署名权。被告二未经许可通过社交平台账号传播被诉侵权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观看该作品，该行为未经权利人授权，侵犯了三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综上，二被告的行为均构成著作权侵权，应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裁判结果 判决被告一某舞蹈培训机构在某报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李某、杨某、袁某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同时赔偿三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44000元；被告二赔偿三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6000元。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院说法 舞蹈作品是通过连贯动作编排传递艺术情感的独创性表达，其核心价值既在于动作的设计，更在于动作衔接的流动性、节奏韵律与空间构图的整体构思，这些独创性表达受法律保护。创作者依法享有署名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任何未经许可的公开表演、传播行为，即便调整部分元素或更换名称，但与他人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且超出合理借鉴限度，均可能构成侵权。艺术创作需要自由，更需法治护航，唯有全社会形成尊重原创、规范使用的共识，才能真正激发文化创新活力，为文艺繁荣筑牢法治根基。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北京互联网法院

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已经成为人们文化、娱乐、工作和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随之而来的，不仅是信息网络传播权成为了著作权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而且因信息网络传播权引发的侵权纠纷也成为侵害著作权纠纷中倍受关注的纠纷类型。 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要求[1]以来，相关法院在知识产权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特别是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认定不断规范、统一，提高了权利人的维权效率和可预期性。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在侵犯著作权罪中增加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录音录像制品和表演的行为方式，从立法层面明确将此类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而言，虽然刑事程序较之民事程序的启动更困难，但从结果看，权利人作为被害人运用刑事程序显然比作为原告运用民事程序对侵权人的打击力度大、效率高。本文结合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民事、刑事典型案例，探讨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民事认定规则差异，以供权利人维权救济之参考。 一、刑事犯罪构成要件与民事侵权构成要件 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一般认为是国家著作权管理制度和著作权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犯罪客观方面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实施该条所列举的侵权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自然人或者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 在“人人影视”案[2]中，被告人梁某平指使王某航等人开发、运营“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Android等多个客户端，指使谢某洪等人从境外网站下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翻译、制作、上传至相关服务器，通过所经营的“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对用户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内共有未授权影视作品3万余部，会员数量共计600余万人，经审计得出非法经营数额人民币1200万余元。法院认为，被告人梁某平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作品，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梁某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等。对其他被告人亦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等。 规定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构成侵害著作权的行为。2001年修正的在侵害著作权的行为要件中删去了“以营利为目的”的条件限制，无论行为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只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使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都可以认定构成民事侵权[3]。虽然“人人影视”案后续未查询到权利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但已被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显然构成民事侵权行为，权利人也可以相应提起侵权赔偿等请求。 从民事侵权的角度，包括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侵害著作权应满足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即满足《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中，过错是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核心要件[4]。虽然现行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侵权人过错要件，但通常认为承担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其中包括了过错推定[5]。此处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  由于网络侵权的出现，理论界又将侵害著作权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直接侵权是与构成著作权权利内容的一系列专有权利密切相关的，每一项专有权利都控制一类特定行为，如复制权控制复制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只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理由，擅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6]。直接侵权一般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法律法规无特别规定，未经著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等著作权客体的，可以推定具有过错。与直接侵权相对应的是间接侵权，此类行为体现为对他人直接侵权行为进行教唆、引诱或者提供了帮助。《民法典》第1169条规定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当然，通常认为对于实施教唆、帮助等的行为人对于直接侵权行为的性质是明知或者应知，仍实施教唆、帮助等行为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可见，民事侵权构成要件更注重审查侵权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人主观过错。即使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甚至实际未营利而是亏损状态，也不影响行为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特别是将侵权行为区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后，行为人主观状态的不同可能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以及最终法律责任的承担。如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认为仅是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帮助，属于间接侵权行为人，在明知或应知直接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主观上明知或应知直接侵权行为存在，则可以获得“避风港”免责。 相较而言，可以被认定构成刑事犯罪的侵害著作权行为，主要涉及故意直接侵权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刑事案件中，这类行为除了强调违反国家著作权管理制度这一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方面应满足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侵权情节严重的要件，在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 二、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之侵犯著作权行为差异 、共列举了应承担民事责任的19项侵权行为，其中第53条中规定了所列8项侵权行为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中规定的可构成犯罪的侵权行为共6项，分别可对应中第1、2、3、4、6和8项，且对中的前述规定进行了限缩，如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属于可承担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但所对应的为“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显然，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等其他类型作品都属于侵权行为，并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只有针对美术作品的此类行为才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比对可见，侵害著作人身权的行为，即侵害署名权、发表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行为，一般不可追究刑事责任。这与侵犯著作权罪构成要件中“以营利为目的”有关，侵犯著作权罪涉及的侵权行为都属于侵害著作财产权的行为。 清晰界定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范畴，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依据刑事领域最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于侵害著作权可能构成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的其他行为，不论权利人实际损失多大，或者侵权人违法所得多高，都应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三、从“视为复制发行”到“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通过网络侵权传播他人作品等著作权客体的行为自网络发展初期就普遍存在，我国虽然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构成犯罪的侵权行为主要限定于“复制发行”行为。200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其中第11条第2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行为，应当视为规定的‘复制发行’”。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在（法释[2007]6号）第2条中进一步解释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 2006年7月1日起实施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著作权权项体系中唯一制定专门条例予以规范的权项，足见其重要性。在3月1日起施行前，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适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将通过信息网络侵权传播他人作品等的行为视为“复制发行”行为对待。 在“思路网”案[7]中，被告人周某全雇佣被告人苏某等人，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以会员制方式，伙同他人将大量电影、电视、音乐等作品以种子的形式上传至其公司的HDstar论坛上，供2.6万余注册会员下载，同时在思路网站投放广告，并通过销售网站注册邀请码和VIP会员资格营利。2012年5月至2013年4月间，被告人寇某雇佣被告人崔某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电影至4000余份硬盘中，并通过淘宝网店予以销售。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全雇佣被告人苏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寇某雇佣被告人崔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情节特别严重，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应予惩处。可见，该案中已将被告人周某全的行为认定为通过信息处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面对通过互联网将他人作品进行大批量侵权传播及营利的行为，各界均认为属于严重损害著作权人利益和著作权市场管理秩序的行为，在民事保护效果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确有必要给予适度的刑事规制。但以司法解释扩张解释罪与非罪的判定标准，部分学者认为不妥，理由主要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与发行行为存在本质区别，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与发行权并列的著作权权项也不能等同视之，违背了刑法中法定犯的基本原理，不符合刑法体系解释的基本要求，并呼吁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作为侵犯著作权罪行为方式的补充才是对著作权人该权利的刑事保护正确路径[8]。当然也有实务界专家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规定发行权的载体为有形物，因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与发行行为的性质及构成要件相符，故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完全符合发行行为的构成要件，导致了权利的交叉重叠[9]。 正式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客观方面要件予以规定，从而解决了上述争议。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著作权法关于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系针对作品的有形载体，但从规定本身看，复制权中规定了“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发行权中规定了“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这样的表述，因此不论是考察这两项权利所来源的国际公约还是比照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类似规定，通常都认为复制权控制的复制行为必须产生新的复制件，即增加复制件的数量。如果将作品已有的复制件以物理手段附着在新的载体上，没有导致复制件数量的增加，则不构成复制行为；发行权应当以转移作品有形物质载体所有权的方式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10]。这是多年来著作权民事程序中对复制权、发行权理解的共识，而且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与“发行权一次用尽”等著作权法基本理论规则相契合。 四、规避技术措施被纳入侵犯著作权罪 对规定中列举的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中还增加了一项“（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此规定可以对应以及规避技术措施的相关规定。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不仅便利了作品传播渠道和范围，而且使作品可以脱离载体而存在，提高了侵权作品的传播效率。许多著作权人开始在数字化作品中和网络上使用各种技术手段保护自己利益，这些技术手段被统称为“技术措施”或“技术保护措施”。[11]著作权法中相关技术措施的规定是我国为履行入世国际条约义务在2001年修正的中增加的，主要针对作品等限制复制、传播以及限制接触两类技术措施。如果技术措施本身并不专门针对作品等著作权客体，如仅是针对网站VIP用户和免费用户提供不同服务的相关经营模式，或者针对已经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作品所设置的技术措施，一般不认为属于著作权领域的技术措施，后者即使被规避，可能产生不正当竞争相关民事责任，而不会产生侵害著作权相关的民事责任。 较长时间内，由于关于侵犯著作权罪中并未就规避技术措施行为进行规定，因此部分案件选择其他罪名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处罚。在“谈某某等非法经营罪”案[12]中，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谈某某等人研制、经营的007外挂软件、008外挂软件及超人外挂软件在运行中突破了《恶魔的幻影》游戏软件的技术保护措施、修改数据，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运行过程中给游戏的运营商造成经济损失，破坏了消费者的公平游戏环境。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谈某某等人犯非法经营罪。 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国家版权局等部门于2003年12月18日曾联合下发，指出“私服”“外挂”行为是指未经许可或授权，对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互联网游戏进行技术破坏、修改作品数据、私自架设服务器、制作游戏充值卡（点卡），或运营游戏从而谋利、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虽然各方对于“游戏外挂”这类典型的规避技术措施行为认为有必要予以刑事处罚，但实践中在不同阶段选择适用的罪名存在差异。部分案件被认定构成计算机信息系统相关的一系列罪名，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如“赵某等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案[13]中查明，2009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刘某按被告人赵某提出的要求，先后对非法获取《新奇迹世界》《魔兽世界》等网络游戏中用户账号、密码制作盗号木马程序进行破解及免杀升级，刘某非法获利人民币20余万元，赵某将经刘某制作的盗号木马程序卖给谢某等人，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7万余元。谢某另外召集多人利用盗号木马程序共同非法获取他人网络游戏账号和密码，将他人的游戏装备、游戏币等虚拟物品转移至由他们控制的游戏账号内，再将窃得的虚拟物品出售获利。法院认定赵某、刘某的行为构成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谢某等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 除了上文提到的相关罪名，也有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如在“摄某某、赵某某侵犯著作权罪案”[14]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摄某某、袁某制作网络游戏外挂软件是以网络游戏原有程序为基础，存在着复制网络游戏数据的客观事实。被告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破译和擅自使用了网络游戏的通信协议，这种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授权，使用网络游戏通信协议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何某良等侵犯著作权罪”案[15]中，法院认为，涉案外挂程序通过破译并擅自使用网络游戏的通信协议，增加修改网络游戏记载动态库的数量、路径、读写游戏的内存数据等方式，未经授权获取、修改《和平精英》网络游戏内存数据，破坏网络游戏的正常操作流程和正常运行，损害了网络游戏著作权人的利益、信誉，以及网络游戏的正常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上述裁判思路的差异，既有对不同犯罪行为给予准确恰当打击的需要，也有对侵犯著作权等罪名认识理解不同的原因，还有不同案件中相关技术措施与作品关联程度差异所致，如是否对他人作品存在复制或者部分复制等情形。当然，不同罪名入罪标准以及量刑情节不同，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选择罪名对刑事犯罪行为作出最恰当的打击。 五、“避风港规则”在侵权认定中的考量 、规定的涉及信息存储空间以及搜索链接服务在满足条例规定的条件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免除赔偿责任。此部分规定也被认为是“避风港规则”，或者被称为“通知+删除”规则。民事案件中，由于法律责任存在认定构成侵权和可免除赔偿责任的重大差异，多年来围绕此规则引发了诸多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认定被告仅提供了网络服务，有效的通知以及侵权内容删除、断开链接的及时性，被告对侵权行为是否明知、应知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本质上是探讨被告作为网络经营者是直接侵权人还是帮助侵权人，如果是帮助侵权人，其是否存在过错。只有在网络经营者被认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仅提供网络服务未直接提供侵权作品，且对直接侵权行为不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可能免除赔偿责任。 在“笔仙惊魂”案[16]中，法院认为，被告网站设有站点管理组，包括不同的管理人员，有明确的管理职责，资源分享区中包括视频分享，该板块中有大量的宣传页面，涵盖了国内外的诸多影视宣传画面，并对上传作品根据视频显示格式等条件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影视类作品具有较大市场价值，一般情况下，网友不会拥有影视作品的著作权，著作权人亦不会通过论坛上传、分享影视作品。该板块中存在侵权的可能性极大，但被告未提供涉案网站积极采取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的证据，具有明显的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民事案件中，除以上案件涉及的信息存储空间外，关于搜索链接行为是否构成帮助侵权也是争议焦点。主要讨论的问题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如何认定构成链接等基础问题。特别是深层链接，曾有“服务器标准”等多种标准之争[17]，由此引发的争议也直接影响被告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判断。 刑事案件更注重是否满足犯罪构成要件，没有纠缠于技术相关事实问题的认定方面。如“张某侵犯著作权罪”案[18]中，法院认定利用P2P技术实施的非法在线视听、阅读网站等构成侵犯著作权行为，以侵犯著作权罪对被告人张某判处刑罚。另有被告人设置网站链接其他网站的影视作品，同时屏蔽被链网站广告的行为被认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该案审结后亦作为典型案例分析解释被告人设置深度链接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19]。当然，刑事案件的审理思路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基于链接行为在民事领域的基本认识认为深度链接行为是间接侵权行为，只能在共犯范畴内探讨其刑法规制问题，不能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直接正犯[20]。 随着网络侵权类型不断多样化，民事纠纷中对侵权判定规则特别是对“避风港规则”的深入探讨一定程度上使该规则也成为刑事案件中讨论的焦点问题。如在“人人影视”案中，被告人的辩护人就提出了涉案网站的大量作品为用户上传，被告人已尽到“通知-删除”义务，应适用“避风港规则”不应认定为侵权的意见。法院则认定，涉案网站侵权作品除部分系用户上传外，另有大量侵权作品系同案犯谢某洪等人上传，梁某平明知网站内存在大量侵权作品，仍指使同案犯上传，并放任用户继续上传侵权作品，未采取有效措施遏止侵权作品传播，其“避风港规则”抗辩不成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指导案例时，归纳本案“指导意义”为，对于“避风港规则”的抗辩意见，重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审查判断其无罪辩解是否成立：一是审查侵权作品来源。网络服务提供者组织上传侵权作品的，属于直接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不适用“避风港规则”。二是在网络用户上传侵权作品情形下，审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侵权。如有证据证实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明知作品侵权仍放任网络用户上传，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认定具有主观故意，其无罪辩解不成立。 六、小结 由国家版权局、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行动”已经持续多年，集中打击清理了相当部分规模大、影响恶劣的网络侵权行为，为净化网络版权市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建立良性的网络行业规则起到了重要作用。针对涉嫌满足入罪标准的严重侵权行为，权利人也可以通过报案申请启动刑事程序追究侵权人刑事责任。与此同时，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已经成为各地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案件。权利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他人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主张适用等相关规定要求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虽然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对侵权行为的审查要件、判断标准、裁量尺度有所差异，但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行为的相同目标下，相关规则已逐步趋同。由于刑民程序差异，侵害著作权刑事案件通常与民事案件分别审理，且许多民事案件审理时会中止等待刑事案件审结，但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法院已审结全国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21]，为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审判思路和证明标准的统一提供了借鉴思路。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法发[2016]17号，发布于2016年7月5日，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8622d4b6e92256eb4cdfb4dcdd6585.html. [2] 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刑初101号刑事判决书，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发布的电影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发布的第四十八批指导性案例。 [3] 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98-199页。 [4]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7月版，第2235页。 [5]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40页。 [6] 王迁：，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404-406页。 [7]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本案入选2014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8] 刘杨东、侯婉颖：《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事保护路径》，载《法学》2013年第7期。 [9] 连惠勇（泉州市人民检察院）：《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刑法规制的路径选择》，载微信公众号“知识产权那点事”，发布于2017年8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718191790&ver=5318&signature=xjBR8xG*2gVHjUCBFhvQHOTC-ExFh4usJ0is4xWx9c-B71cMxTfJ7rWQ4V9JNzPhLU7h6pt5-iF7EUxsyADYHcjXjgpyO3I*a5DyG076aURcEBhDABuqA*VrjdZoUR5h&new=1. [10]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第164、174页。 [11]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第324页。 [12]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6）海法刑初字第1750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一中刑终字第1277号。 [13] 江苏法院网：《南京下关审结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案件》，发布于2011年12月26日, http://www.jsfy.gov.cn/article/2167.html。 [14] 参见湖北省罗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5] 参见法制与新闻网转载《法制与新闻杂志》，《国内金额最大游戏外挂案曲折审理路》，发布于2023年11月7日，http://www.lawnewscn.com/channel/content/2023-11/07/content_8924073.html. [16]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17] 杨柏勇主编：《著作权法原理解读与审判实务》，法律出版社2021年7月版，第334-336页。 [18]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 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 谢暄：《深度链接行为刑法规制问题研究》，载澎湃新闻澎湃号，发布于2021年8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66371. [21] 参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9刑初911号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本期主笔：罗曼 民庭法官助理 （更多风采见文末） 企业名誉是社会对其商业信誉、经营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评价。良好的企业名誉，是企业长期诚信经营、规范运作的成果，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生存发展壮大的社会信用基础。实践中，一些网络媒体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关于企业的不实信息，从而引发争议。审判实践中，我们就遇到了网络媒体平台“唯流量”报道不实信息所引发的名誉权纠纷。 案 起 传言引纠纷 某传媒公司是行业领先的深度信息资讯平台，该传媒公司听说某饮品公司存在裁员的传闻，遂向该饮品公司工作人员核实，工作人员明确回复“暂时没有”。 但该传媒公司仍在数个社交平台公众号发布文章，标题含有“独家”“传某饮品公司裁员20%”等表述，文章近半内容描述该饮品公司裁员信息及经营困境。后该文章被多家媒体转发，导致上述不实信息广泛传播。 争 议 客观评析还是意图“引流” 饮品公司认为传媒公司发布的文章内容既包含大量不实信息，又存在大量明示或者暗示的诋毁、贬损内容，且该文章在互联网上传播甚广，严重损害了饮品公司的形象、降低了公司的社会评价，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请求传媒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传媒公司则认为其在得知传言后已向公司相关人员求证，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尽到了合理的义务，且标题明确写了“据传”，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进行肯定的描述。而从文章整体来看，仅是以“某饮品公司裁员传言”作为例子，文章最终的主旨在于描述该类企业的生存现状，文章除饮品公司外还以其他企业作为论据进行评述，故传媒公司的评述并未超出观点表达的合理范畴，不存在侵权行为，且饮品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社会评价降低。故不同意饮品公司的诉请。 裁 判 “唯流量”抹黑企业行为需担责 合议庭经过评议，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传媒公司发布的文章是否侵害饮品公司的名誉权。我们认为，网络媒体虽然在信息传播、资源共享、社会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部分媒体为吸引“眼球”、博取流量发布不实信息，侵害企业名誉权的行为应及时规制。对本案的处理一方面要保护受损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需正确引导自媒体规范运营，构建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 本案中，传媒公司作为案涉微信公众号的认证主体，应对其发布内容的真实性尽到合理的调查、核实义务。而传媒公司在获得饮品公司相关信息后，向饮品公司相关人员核实，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暂时没有”，然而传媒公司未进一步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仍然以该饮品公司裁员20%为标题在各平台发表案涉文章，显然具有主观过错。 对公司人员流动、经营状况、企业架构的描述、报道，往往会影响社会公众对于该公司生产能力、经营情况的评价。从案涉文章内容来看，传媒公司在全文的论证过程中对饮品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人员流动进行大篇幅的分析，除饮品公司外文章对其他企业未进行明确指代，具有明显针对性，案涉文章阅读量较高，且经多个账号在不同网络平台进行转载、评论，客观上对饮品公司的名誉造成了负面评价，侵害了饮品公司的名誉权。故判决传媒公司向饮品公司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法官心语：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客观的信用评价是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保障，依法保护企业名誉权是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现如今，网络媒体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侵害名誉权行为通过网络实施，此类侵权方式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侵权行为一旦发生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网络媒体报道企业新闻应依法依规，确保客观真实，对拟报道的内容负有认真调查核实的义务。如果网络媒体运营者针对企业发布严重失实的负面评论，将损害企业长期努力形成的企业形象和市场评价，构成侵权。 更多风采 罗曼 华东政法大学全日制法律硕士 更多作品链接： 责任编辑 | 翟珺 版面编辑 | 周彦雨

《跨境争议解决刊物》第30期发布！ 春回万象，金诚同达《跨境争议解决刊物》第30期如期而至。本期刊物共计收录4篇文章，由多位优秀律师贡献独到见解和办案经验，与各位分享交流。以下文章摘要，供各位一览。 1. 登记地or主营业地：红筹架构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适用法律评析 郭帅、邢静予 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对于红筹架构下的中国籍实控主体设立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其登记在境外，如何理解其主营业地，是否可以主张适用主营业地法律即中国法？我们代理的最高院国际商事法庭某案件对此进行了论证，对于理清如何判断主营业地具有重要意义。 2. 从ADA到CIPA：美国“碰瓷式”集体诉讼的解析与应对 李岚、刘峻佐 美国“碰瓷式”集体诉讼是一种以原告律师为主导，利用集体诉讼机制针对企业潜在违规行为提起诉讼，以追求高额和解赔偿的策略。本文解析了美国“碰瓷式”集体诉讼的运作机制、法律基础、实务案例及其应对策略，重点聚焦《美国残疾人法案》（ADA）和《加州侵犯隐私法案》（CIPA）项下的实务案例，分析原告律师如何以技术性违规为切入点，批量发起诉讼，并利用法定赔偿放大索赔规模，迫使企业妥协和解。文章最后为中国出海企业提出系统性建议，包括强化合规预防、识别诉讼性质、灵活运用和解谈判技巧、重视和解协议条款等。 3. 在国内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例要点分析 南洋、袁常淇、任帅、易旸 在国际航运领域，存在由“空壳公司”签署租约并承担对应合同责任的风险，采取“空壳公司”签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分散风险，即集团名下虽有实体资产，但有意无意安排签约的公司名下没有实质资产，降低和规避集团整体的运营风险。而与此对应，如果出现租约对方当事人违约的情况，提出索赔的一方通常都遭受了实际损失，但面对一个“空壳公司”，即便胜诉，也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追偿。即使如此，这并不代表索赔方失去了所有有效的救济措施。笔者将再次通过近期处理的一件对外国仲裁裁决书的认可和执行案件，就一些实务要点进行分享。 4. 跨国企业员工信息出境合规要点分析（下） 蒋硕、吴媚、李晶莲、黎博思 跨国企业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往往通过全球系统统一管理所有员工信息，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员工信息出境问题。对于跨国企业向境外提供员工信息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置了三条合规路径，即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或签订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4年3月22日出台的（下称《数据跨境规定》）则豁免了跨国企业在跨境人力资源管理下遵循该三条路径的要求，这一转变无疑减轻了跨国企业管理的负担。但是，《数据跨境规定》并非一概豁免跨国企业所有员工信息出境，企业仍需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重梳理现行法律下员工信息出境的监管要求，下篇将结合团队参与的多家大型跨国企业数据合规项目经验，分析《数据跨境规定》下跨境人力资源管理豁免的适用条件，并为企业开展合规工作提供建议。

电影实现百亿票房后，其收益怎样进行分割？本文将从著作权法的视角出发，以《哪吒2》为例，梳理电影百亿票房背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2025年2月13日，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总票房突破100亿，票房仍在不断攀升。导演饺子凭借哪吒系列IP实现了其作为导演和动画制作人的梦想，也为中国动画电影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电影权利归属的法律界定 1、电影著作权归属出品方 《哪吒之魔童闹海》由饺子编剧并执导，出品方包括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彩条屋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以及成都自在境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 我国规定了受法律保护的作品类型，电影作为视听作品位列其中。虽然饺子是哪吒系列IP的编剧和导演，但其并不当然享有该电影的全部著作权。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视听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著作权归属于出品方（即制作单位），饺子作为导演和编剧，依据其与出品方签署的协议获得相应报酬。 2、音乐、剧本、美术作品权利人可单独行使权利 需要明确的是，电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艺术作品，通常包含音乐、剧本等多种形式作品。对于动画电影而言，还涉及美术作品。著作权法对于该等作品予以单独保护，即权利人对上述作品形式分别享有独立的著作权。以哪吒IP为例，导演饺子通过持有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和成都自在境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份，登记拥有上百枚哪吒电影形象和场景的美术作品著作权。 3、权利人就作品享有使用权 根据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包括发行、改编、摄制、信息网络传播、翻译等在内的一系列专有权利，除非另有协议约定，电影和音乐、剧本、美术作品的权利人可单独行使上述权利，并据此获取相应收益。例如，将剧本改编为电视剧、动画片、漫画，创作系列作品，利用美术形象开发或联合开发衍生品，开发主题乐园等行为，均属于权利人行使权利获取收益的方式。 二、电影收益的分配模式 1、税金扣减与影院分账 大众通常所理解的票房概念，是指观众购票入场看电影所支付的金额总额，总票房中首先应扣除法定的5%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和相应增值税。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开设中国电影数据信息网官方网站[2]和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3]，其中的数据通常是投资方、发行方、影院各方分账的依据。 实践中，影院通常就扣除税金后的票房享有50%左右的分账比例，具体依据各方的协议约定。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根据灯塔专业版显示，[4]截至2025年2月17日，其累计分账票房已达107.60亿，影院分账比例达52.27%。 灯塔APP：截至2025年2月17日《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数据 2、宣发分账 针对扣除税金后的票房，若电影票房超出6亿元，还需向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缴纳1%至3%不等比例的代理费用。[5]制片方在扣除此部分代理费用后与发行方进行宣发代理分账，一般分配比例为5%-10%，具体分账比例依据各方签署协议约定。 3、片方分账 针对扣除税金后的票房，制片方同时进行投资方收益分配，扣除宣发分账后为制片方的实际收益。以哪吒为例，5家出品方将享有总票房扣除税金后39.43%的收益，此部分的收益需另行扣除1%-3%的代理费用和5%-10%的宣发分账。 具体而言，《哪吒之魔童闹海》5家出品方中有3家为光线传媒关联公司，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和成都自在境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导演饺子控股公司，各方通常依据投资/制作协议分配各方收益。2025年2月5日，出品方之一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的公告，截至2025年2月4日24时，电影累计票房约为人民币48.4亿元，公司来源于该影片的营业收入区间约为人民币9.5亿元至10.1亿元。由此可进一步推算，3家光线传媒关联公司与2家饺子持股的公司分账比例约为6:4。 实际中导演可能依据与制作方签署的制作合同获得报酬，同时也可能以制作方式入股按比例分配，导演饺子在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中持股比例为56%，在成都自在境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股权占比达51%，上述两家公司的持股分成或使其个人收益进一步增加。[6] 值得注意的是，哪吒电影的成功对于电影行业来说难得一见，部分电影可能获得的票房无法涵盖制作成本而以亏损下映，此时投资方和片方的收益将无法保障。而为避免该等情形发生，好莱坞则采用“瀑布式分账”模式，即如果分账人需等待所有的拍摄和宣发成本都扣除后才参与分账，此时可能已无账可分。由此，影片投资人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应当关注并争取分账的优先权。[7] 三、IP衍生收益 除了电影分账外，大部分片方可以通过网络发行的方式，通过许可信息网络传播权获取收益。在2020年传统院线春节档面临疫情的冲击下，徐峥执导的电影《囧妈》便联合字节跳动以互联网模式发行，尽管此举冲击了传统院线上映秩序，但可以见得电影的网络发行收益也是电影收益的重要来源。 承前文所述，除非另有协议约定，电影和音乐、剧本、美术作品的权利人可单独行使前述权利。随着IP意识深入人心，权利人通过运营IP衍生产品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哪吒》系列电影作为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的爆款IP，其衍生品市场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多元化的开发形式。具体而言，可以涵盖盲盒与手办、国潮服饰、定制周边、主题乐园等多个领域，通过与线上线下的实体商品和虚拟服务进行联名合作，可以进一步满足年轻消费市场的需求。 [注] [1] 来源淘票票官方出品发行信息。 [2] https://www.zgdypw.cn/ [3] https://gjdyzjb.cn/ [4]https://dtpro.taopiaopiao.com/app/ykfc-beacon-h5/app-main/box-office/detail/date.html?in_wuli=1&dataId=1429839&hideTitlebar=true&transparentStatusBar=true&spm=a2o45.b3032016.1.1 [5]https://mp.weixin.qq.com/s/vf0j7Amniz8QVQ9UOIApUw [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092564 [7] 宋海燕著：《娱乐法（第二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

的10月1日起养老金并轨,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待遇会减少吗?｜劳动法行天下_ 作者暨本公众号创始人 | 刘秋苏 ， ， ，，，，江苏省社会法学会理事，，，， 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调解员， ， ， 优秀劳动法律业务律师 ， 中国法学会会员， 中国农工民主党员，中国社会法学会会员。 正销。 （点击加粗字可打开链接） 春节假期，观赏了一部前期的电影《胜券在握》(票房2亿多元)，精彩的剧情展现了职场的风云变幻，波诡云谲，更巧妙地串联起一系列与劳动法息息相关的话题。邓超主演的白胜，其命运是否真如片名所示，胜券在握？此处暂且按下不表，留待各位亲自揭晓。本文就聊一下与剧情有关的几个劳动法问题。 一、白胜的800万期权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吗？ 在《胜券在握》里，白胜（中台支撑部）凭借自己卓越的业务能力，在奥传司网络科技股份发展成为世界500强过程中，在10年里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公司的业务骨干。作为激励，公司承诺给予白胜800万期权，这在当时成为了白胜继续拼搏的强大动力。然而，在期权就要到期的100天之际，白胜突然被公司通知离职，而他还外欠百万元债务。被逼到绝路的白胜决定设下骗局，营造自己拥有“最新高端技术”的假象，试图重返公司，只为能苟住100天，赢回属于自己的800万期权。那么，期权属于劳动争议吗？ 规定：“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以股权激励方式为劳动者发放劳动报酬，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给付股权激励标的或者赔偿股权激励损失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但因行使股权发生的纠纷除外。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期权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关键在于期权与劳动关系的关联程度。劳动争议主要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若期权是基于劳动关系而授予，与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工作年限、职位等因素紧密挂钩，那么此类股权激励纠纷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劳动争议（目前实务中有争议，且司法解释二还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并未生效）。这意味着白胜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公司给付股权激励标的或者赔偿股权激励损失。 二、公司要求白胜签署离职协议属于经济性裁员吗？ 电影中，公司因为业绩下滑明显，声称面临市场竞争和业绩压力，需要进行组织优化和管理改革，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决定对评估结果达不到公司要求、工作表现不佳的员工淘汰。其中，白胜就成为众多被裁员优化的员工之一。公司强制要白胜离职，属于经济性裁员吗？ 根据规定，经济性裁员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和法定程序。适用条件通常包括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等，并且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在程序方面，用人单位必须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才可以裁减人员。 电影中， 公司决定对评估结果达不到公司要求、工作表现不佳的员工淘汰，所以一再要求白胜签署离职协议，显然不属于经济性裁员。 因为既 然是解除劳动合同协议，那么就是双方一致认可的内容通过签字盖章的形式确定下来，公司是想要通过白胜签字的方式，避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风险， 员工签字意味着同意，则无法主张违法解除。 而 经济性裁员，其实是不需要员工签字的，它属于单方解除 ，如果是合法的经济性裁员，公司只需要直接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给员工即可，至于员工是否签字都不重要，员工就算签字也只是收到通知书而不是同意公司解除的方式；当然员工认为违法的话可以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的法律后果，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赔偿金。影片中如果公司单方“淘汰”业绩差员工的话，在未经培训或者调岗的情况下以不胜任工作解除，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三、方方请产前假遭领导延迟批准，构成旷工吗？ 影片中的方方（邓家佳饰），是一位兢兢业业的职场女性，怀孕后她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新生命的 到来，同时也按照公司规定， 提前向领导提交了产检的申请报告。 然而，部门主管却故意晚交了两天， 系统上标注为“无故外出“。那么，这种情况下方方构成旷工吗？ 根据的规定，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因此，只要是女职工因为怀孕需要的正常检查，用人单位就应当予以批准。退一步讲，就算用人单位不批准，只要女职工按照公司规定的请假流程，事先申请产检请假去了医院检查，有相应的医院检查报告、挂号记录等就医资料，方方未上班而去了医院产检不应被认定为旷工。公司不能以此为由对她进行处罚，如扣除工资、影响绩效评定、进行纪律处分等。若公司这样做，方方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影片中，方方以为被领导针对就请白胜修改系统记录，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 四、白胜修改方方的考勤记录构成严重违纪吗？ 在电影剧情中，方方想请白胜在公司办公系统中修改自己的请假记录，说白胜有这个权限。当时白胜选择了拒绝，说自己是有底线的，让方方走正常流程。但后来眼看公司裁员的现状，心里出现了松动，于是就利用维护内部数据库的职务之便，将方方的“未批准，无故外出”修改为“已批准”。那么，白胜的这种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吗？ 白胜作为技术人员，本应当严格遵守劳动者的职业道德，诚实信用，但其在公司办公系统中擅自修改考勤数据，显然属于弄虚作假，违反了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纪律，但是否构成严重违纪或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呢？若公司规章制度明确规定，擅自修改考勤记录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并且该制度的制定经过了民主程序，向全体员工公示或者告知，那么白胜修改方方请假记录的行为大概率会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当然，实务中少数仲裁员或者法官有可能考虑到这种行为危害不大，认定不构成严重违纪。 五、债主郝大哥说学了很多劳动法知识，你信吗？ 从影片的一开始，郝大哥（杨皓宇饰）就向白胜催债；后来还一起设计了人工智能的骗局。电影中有一幕，白胜住院后，郝大哥带人跟着前往医院病房讨债。一见面就说：“ 被开除了，什么都没了 ”；接下来就念离职协议中的“”赔偿了你十一个月的工资“”公司就是针对你个人“”输了， 赔偿拿不到，搞不好你还要赔公司 “等，又说” 年轻的时候路走歪了。进去以后认真学习 “。当白胜问期权能不能夺回来的时候，郝大哥说”行了， 别惦记别人嘴里的肉了“”把（离职协议）字签了，才能救眼前的急 。“完全无视白胜还有可能追回800万元期权。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学习各类法律，劳动法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然而，郝大哥说学了很多劳动法知识，完全就是电影情节中的剧情需要而已。劳动法是一个体系庞大、内容复杂的法律部门，涵盖了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真正掌握需要付出很多的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系统学习，而且如果没有实务能够精通的话简直是痴人说梦。影片中的郝大哥作为债主，也就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譬如被开除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白胜可以主张赔偿金，或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期权到期；”公司就是针对你个人“也是主观猜测；”输了，赔偿拿不到，搞不好你还要赔公司“显然不对，不胜任工作至少也是经济补偿N或者N+1等，他是不知道劳动者赔偿公司的几率有多小等等。 六、公司如果单方解除白胜，白胜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吗？ 影片中如果公司单方“淘汰”业绩差员工的话，在未经培训或者调岗的情况下以不胜任工作解除，很可能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白胜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吗？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这一规定赋予了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的选择权。结合电影情节，如果公司单方解除与白胜的劳动合同的行为被认定为违法，例如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未遵循法定的解除程序等，且白胜希望继续在公司工作，同时劳动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那么白胜就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且涉及到期权问题，如果仲裁委和法院认定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可能会影响劳动者获得期权，基本上会支持劳动者。譬如南京某基层法院去年审理的一起案件，法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导致梁燕不符合股权激励对象条件，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虽然公司明确拒绝恢复劳动关系，但结合同融资情况、梁燕持有的合伙份额等因素，不恢复劳动关系可能导致利益严重失衡，故依法确认双方自2023年3月31日起恢复劳动关系；恢复后的工资标准按照恢复后的岗位和双方约定执行。 七、强尼休息日加班，可以主张补休或者加班费吗？ 公司公关部的主管强尼（李乃文饰）休息日照看女儿曼曼的时候，被公司领导强行拉进公司与客户谈项目合作，公司需要支付加班费吗？需要补休吗？ 根据第四十四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正常情况下，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应当分别支付工作日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的150%、200%、300%的工资报酬，且休息日加班应当优先补休。 因此，公司是否支付加班费，要根据强尼的 工时制来确定。标准工时制下，休息日加班应当补休或者支付加班费；特殊工时制的情况下，在工时内不需要支付加班费。 : ： 劳动法行天下 发布 点击以下图片，长按1.68秒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 推荐：《劳动争议案件35个胜诉策略及实务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已印刷7次）一书是劳动法行天下公众号创始人刘秋苏的鼎力之作，作者刘秋苏曾任法官十余年，现为执业律师、兼职劳动仲裁员、兼职法学教授，系江苏省南京市优秀劳动法业务律师。本书凝结了作者数年来的实务心血，书中既有法官、仲裁员的裁判思维，又有律师的办案技巧，还教人以胜诉策略，正反双向分析，结合了，被称为迈向劳动法专业化的教科书式著作。既可作为律师办案的枕头书，也可作为企业防范劳动风险、法官和仲裁员办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参考以及高校的实务教材、当事人的维权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