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石景山区正全力构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为主导的“2+5+4”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流量驱动与数据赋能的背景下，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网络空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也滋生了形式多样的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为统一涉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裁判标准，明晰数字市场经营行为合法边界，引导互联网经营者、自媒体从业者、平台主体规范经营，石景山法院近日通报5起典型案例，希望为创新主体提供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律边界和行为规则，推动激发创新活力，以司法裁判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典型案例1 【基本案情】 原告某软件公司是某地图软件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在地图软件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期间，被告李某在其个人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某地图导航到野地”的虚假视频，视频内容为李某在原告地图软件的导航指引下误入芦苇丛中，视频中的导航语音“请沿当前道路持续行驶大约3.5公里，手机GPS信号弱……”为后期添加，且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中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引起广泛传播，导致公众对原告及其产品产生大量负面评价。涉案视频被投诉下架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的“商品橱窗”进行直播带货以牟取商业利益。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要求被告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登报致歉以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虽无直接竞争关系，但被告将原告标志性的导航语音剪辑到汽车驾驶视频中并发布至某短视频平台，获得大量流量。在涉案视频被投诉删除后，被告又反复发布后续视频内容，并开始通过其短视频账号直播带货，其行为性质明显属于利用原告产品知名度为自己短视频账号引流的竞争行为，增加了自身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被告发布虚假导航视频，并在视频标题等突出位置使用“缺德地图”等侮辱性词汇，诱导平台用户浏览、转发、收藏并发表大量针对原告及其产品的负面评价。该视频被相关媒体转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被告不仅未澄清事实，反而在上述视频被投诉删除后反复发布所谓的“导航后续”视频，且主动在视频评论区声称“我就是原创”，主观上存在商业诋毁的故意，客观上导致涉案视频对原告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使消费者对原告的地图软件产品质量产生否定性评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故被告涉案行为构成对原告的商业诋毁，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李某向原告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9万余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互联网直播业态的兴起，网络平台中时常发生个体经营者为引流牟利而损害其他经营者竞争优势及商誉、进而破坏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双方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宜囿于直接竞争关系的范围，应在把握引流行为损害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法律本质。本案通过准确把握个人引流牟利行为的性质，认定该个人被告的涉案行为属于竞争行为，其与原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属于竞争关系，为典型的涉网络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案例，该案被评为北京法院2025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典型案例2 【基本案情】 原告某管理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为提供人才咨询、人才推荐、人才招聘服务的专业公司，被告为一家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原被告均为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供人才推荐服务，具有竞争关系。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邮件，邮件称“因为收到贵司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投诉我司，发现存在不正当竞争，经过调查，发现了贵司一贯以来不正规的行为，现要求贵司撤回投诉并消除不良影响。如继续投诉侵害我司合法权益，我司会提交相应证据给某网络科技公司，帮助其准确判定。”随后，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通知原告，收到对原告的匿名举报，举报称：原告在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多次挖猎第三人在职员工，并成功挖猎贺某等员工。现第三人通知原告对原告予以罚款100万元并取消合作。结合2024年6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内容与第三人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可以认定被告系匿名举报人具有高度盖然性，可以确认向第三人进行匿名举报人就是被告。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可能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广义竞争关系，被告利用不实信息举报竞争对手，造成原告巨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不实信息对原告举报，违反了法律规定，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均从事人力资源的相关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某网络科技公司收到的匿名邮件内容是否真实；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传播了虚假信息。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三人收到相关邮件后，在内部进行了核查，并给原告一定时间予以澄清，但原告未能证明邮件所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第三人遂采取了终止合同并扣减100万元的严厉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并未基于合同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匿名邮件中所列的事实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匿名邮件内容不属实。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流过程中以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均明确表示其未向第三人发送匿名邮件。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该邮件系被告发送；其次，即使该邮件确系被告发送，法律需要规制的也是传播虚假信息，而非披露事实情况，故原告首先应当证明匿名邮件所载信息为虚假。综上，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送了虚假信息，造成了原告相关损失，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撤回投诉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本案是有关举报投诉行为商业诋毁认定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明确，举报投诉行为构成商业诋毁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具有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主观恶意，二是举报投诉所披露内容具有虚假性或误导性。若举报投诉内容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虽部分内容属实，但通过剪裁事实、误导性呈现等方式刻意贬损对手商誉的，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商业诋毁。基于客观事实的正当披露行为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在举证规则层面，原告应就举报投诉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或误导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既为经营者依法行使举报投诉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同类案件中商业诋毁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 典型案例3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2年，系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企业，公司自2016年起大范围推广宣传其网站并获得多项荣誉，其运营的“千某马招标网”在国内招投标领域逐步形成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行业内相关公众所熟知，具备合法可受保护的商业商誉与品牌权益。被告某招标公司与原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向第三方采购搜索推广服务的方式，在网络搜索平台设置关键词推广。当网络用户检索“千某马招标”“千某马招标网”等关键词时，搜索结果优先展示被告运营的网站链接。同时，被告在搜索推广标题、简介显著位置，刻意突出使用“千某马招标网”字样，该字样字体、字号、视觉权重显著大于其自身标识，并在推广内容中虚假宣称原告的“千某马招标网”为被告旗下网站。被告前述行为主观上具有利用原告品牌知名度引流牟利的意图，客观上足以导致普通网络用户、行业客户对经营主体归属、品牌关联关系产生混淆误认，不当攫取原告积累的市场流量与商业机会。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所诉的仿冒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原告千某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原告成立于2012年3月13日，其企业所获荣誉、推广宣传其网站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故本院认为原告企业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网站，2016年之后在招投标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本院依据互联网博物馆所收录的被告网站网页快照，认定被告自2014年起即在其网站显著位置标注有“千某马招标网 全国招标信息网旗下网站”标识。但在原告千某马公司获得较多荣誉并做了大量宣传推广、其字号及其经营的“千某马招标网”产品在招投标行业中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被告某招标公司仍将原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号“千某马”及“千某马招标网”网站名称作为被告经营的招投标网站搜索关键词，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应当认定被告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二，关于原告所诉的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原告“千某马招标网”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仍在其网站链接说明等处宣称“千某马招标网为其旗下网站”，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明显具有攀附原告及其网站商誉的主观故意，故应当认定被告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招标公司涉案行为构成仿冒及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判决被告某招标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1.53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了网络搜索推广中攀附同业知名品牌、虚构关联关系、刻意制造市场混淆的行为边界，规范互联网竞价推广领域的竞争秩序。本案裁判摒弃“企业成立即享有知名商誉”的片面认知，坚持以实际市场知名度作为权益保护基础，精准划分合法经营与不正当攀附的界限，对规范同类互联网品牌引流、遏制商誉搭便车行为、维护招投标服务行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指引价值。 典型案例4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1与某科技公司2系同行业市场经营主体，二者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此前，某科技公司2因认为某科技公司1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作出生效裁判，依法认定某科技公司1虚假宣传侵权行为成立，判令某科技公司1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向某科技公司2赔偿经济损失。在前案裁判文书生效后，某科技公司2在其公司网站发布或转发多篇涉案文章。文章标题包含某科技公司1被判罚主动刊登道歉、罚金6万元等表述，文章正文披露涉案诉讼的基本信息、案件核心事实及裁判结果并附有生效裁判文书链接，文章核心内容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篡改、歪曲案件事实的情形。某科技公司1获悉后，主张某科技公司2发布和转发涉案文章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石景山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2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某科技公司2发布或转发的部分涉案文章虽然在标题表述上使用了“罚金”“判罚道歉”等用语不够准确妥当，但文章内容均系对虚假宣传纠纷一案诉讼结果的客观披露，并附有生效判决链接及转载文章的出处，文章核心事实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内容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其次，被告某科技公司2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基于判决结果发布、引用他人文章，其发布涉案文章的目的在于客观披露诉讼结果，并非商业宣传行为，无证据和事实表明其具有恶意贬损某科技公司1商业信誉的主观过错并导致原告商业信誉下降。此外，某科技公司2为作为一般商事主体而非专业法律机构或新闻媒体，其对司法裁判文书及其结果的表述和传播行为，也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且本案诉讼过程中，其已经主动修改了涉案文章标题。综上，法院认定被告某科技公司的涉案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1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市场主体以胜诉裁判文书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的合法边界，明晰了商业诋毁与正当披露生效判决内容的区分标准。当事人作为生效判决的胜诉方，以生效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为基础发布相关文章，即使存在部分用语或表述不够准确妥当的情形，若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生效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基本一致，不存在虚构或捏造的情形且主观无恶意贬损对方当事人商誉的故意，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同时，裁判进一步确立分层注意义务规则，区分企业与专业媒体的审慎披露责任，对一般商事主体不宜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防止双方陷入相互诉讼循环。该案对规范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纠纷信息发布行为、平衡市场竞争各方合法权益、稳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清晰指引作用，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公司系知名品牌扫地机器人A的品牌方。被告某技术服务部系从事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于某短视频平台经营名为“某扫地机测评”的社交账号，并通过该账号橱窗、直播等形式销售多品牌扫地机器人产品。被告长期在该账号的视频作品及直播中发布大量扫地机器人产品横向比对测评内容，借中立测评名义，在直播带货中针对原告A品牌扫地机器人发布不具备事实依据的测评内容及侮辱性言论，诱导消费者购买其他品牌产品。原告认为被告上述行为影响了原告潜在交易机会，欺骗、误导公众，构成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00万元。 【裁判结果】 石景山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涉案短视频平台账号专门用于推销扫地机，其主播言论性质上属于推销行为，应当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其次，经营者对比评价产品或对竞争对手相关事实进行披露或评价时，应确保客观性，不应作片面对比或恶意贬损他人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商业道德均不禁止经营者披露竞争对手的客观情况甚至不利事实，但不允许使用恶意或误导性用语，通过损害他人商誉的方式争夺消费者注意力、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获取商业利益。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反复将A品牌扫地机与其他品牌，特别是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的B品牌扫地机进行对比，发表“A马上抄袭了B家的机械臂的技术”“刮地板只听说过A刮”等片面对比言论，影响、误导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提升合作方品牌竞争优势的同时，损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构成虚假宣传。上述对比言论亦会使消费者产生A品牌扫地机比B等品牌价格高但质量差的看法。此外，被告还针对原告产品发表“吃相最难看”“韭菜技术”“消费陷阱”等负面评价，损害了原告商誉，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同时构成商业诋毁。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3万余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于规范直播带货、网络测评等新兴互联网竞争行为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准确界定了直播带货行为的商业属性，认定经营者以测评形式进行产品对比推销时，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不得借“中立测评”之名误导公众；二是清晰划分了客观事实披露与恶意贬损言论之间的区别，强调对比宣传应基于客观事实，警示相关市场主体不得通过诋毁竞争对手、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不正当获取交易机会，损害他人商誉。本案有助于净化互联网营销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在面对复杂的“种草”“测评”类网络信息时提高辨别能力。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值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之际，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区法院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仿冒装潢、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方面，选取6件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旨在以案释法、以案促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目录 司法裁判类 1.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2.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3.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行政处罚类 4.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5.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6.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Part.1 司法裁判类 01 典型案例1 某某食品公司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相近似的装潢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公司生产销售的“椰树牌”椰汁产品，经过多年持续的经营以及大规模宣传，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椰树牌”椰汁采用金属圆柱体包装，罐体装潢整体底色为黑色，正面罐贴的文字、图案及色彩的排列组合风格多年来延续使用。某某食品公司在某次商品交易展会现场开设展厅，陈列商品中包含其生产的“某某”椰汁商品。对比“某某”椰汁和“椰树牌”椰汁，两者的罐身正面均采取黑色铺底、上半部四周以横向和竖向铺满文字、下半部分配以椰子水果的包装装潢风格，两者整体上构成近似。某某公司遂起诉，要求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相近似的装潢，并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椰树牌”椰汁产品属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装潢”。某某食品公司生产与“椰树牌”椰汁产品相似的“某某”椰汁产品，并以推广和销售为目的参加商品交易会，容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某某”椰汁是“椰树牌”椰汁或者与某某公司存在特定联系，从而与其进行交易，攫取某某公司的商业机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法院判令某某食品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与某某公司“椰树牌”椰汁产品近似的装潢，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2 典型案例2 某某食品公司恶意使用与他人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农业公司的魔芋产品曾被新浪微博等报道。某某食品公司同为农副产品电商经营者，在同一网购平台销售魔芋商品，并在其开设的多个店铺、多个商品链接中使用与某某农业公司商品宣传主图基本一致的图片。在某某农业公司通过平台投诉并被多次认定举报成功、相关链接被处理后，某某食品公司仍然使用前述相同或高度近似的商品宣传图，且未对图片来源作出合理说明。某某农业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食品公司停止使用前述图片、删除侵权链接，并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某某农业公司与某某食品公司均系农副产品销售企业，在同一平台销售同类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网络购物中，商品主图系吸引消费者点击、浏览并最终作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因素。某某食品公司的前述行为，系直接使用竞争对手已实际投入商业资源形成的商品宣传图片，其行为客观上降低了自身经营成本，增加了其商品被点击、浏览和交易的机会，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优势，其行为已超出合理竞争的限度。最终，法院认定某某食品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因侵权链接已删除，遂判令其司赔偿某某农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03 典型案例3 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利用网络账号进行商业诋毁构成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简介：某某科技公司系“粉笔”品牌考试课程培训服务经营者，在教育培训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共同运营“某某公考”品牌。2025年3月，某小红书账号在该平台发布笔记，主图显示文字为“粉笔国考面试基地班全都水灵灵下岸了？”，具体内容为其刷到帖子看到粉笔的一个国考面试班全部下岸没考上以及培训老师学了5天就带班等。该账号还发布有组队试听笔试班等笔记，部分笔记内容下方评论有部分班级试听等信息。私信该小红书账号后或直接提供“某某公考”工作账号，或由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工作人员添加微信并发送相关信息。某某科技公司遂起诉，要求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和某某教育咨询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 裁判结果：某某科技公司、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均系教育咨询企业，在市场中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某某教育科技公司及某某教育咨询公司在未有证据证实某某科技公司的培训班面试结果和师资情况下，利用网络账号散布传播虚假误导性事实，致使相关公众对某某科技公司的教学水平、师资力量作出错误的评价，以便于自身获得有利的市场条件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因被诉侵权笔记已删除且未造成广泛影响，最终，法院判令某某教育科技公司、某某教育咨询公司赔偿某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Part.2 行政处罚类 04 典型案例4 高某某、彭某某侵犯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案 案情简介：成都某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技术领先企业，具有微波射频领域设备、软件、业务管理平台的独立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2025年8月，权利人在职员工高某某违反保密要求，偷拍车间在装配样品内部细节图，违规发送给权利人已离职员工彭某某，被偷拍的样品内部载有的单元数量、尺寸、布局等信息属于技术信息范围，一旦披露将对权利人经营活动产生较大损失。2025年10月，权利人向成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武侯支队（以下简称武侯支队）进行举报。 定性处罚：经电子取证、非公知鉴定、现场调查等环节，查实高某某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向他人披露所掌握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的规定。彭某某教唆他人披露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的规定。2026年4月，武侯支队根据二人违法情节责令高某某、彭某某停止违法行为并分别处以罚款，通过快速查办，阻断了权利人权益进一步受到损害的风险。 05 典型案例5 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的商业宣传案 案情简介：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开设直播活动形式面向老年人等群体推广销售产品，该公司在小鹅通平台直播销售的“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过程中，宣称阻幽门螺旋杆菌牙齿保健膏能够“抑制、杀死幽门螺旋杆菌”“这是一款对幽门螺旋杆菌具有杀灭功能的牙膏，它可用于口臭、口腔无味…，及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人群使用”，宣传产品具有清热解毒泻火、治疗幽门螺旋杆菌超标的功效。该场直播访客数56人，单组产品售价为19.9元，合计销售金额为1253.7元。 定性处罚：经查，该场直播是由当事人在私域网站开播，直播中所宣传内容系为了推广销售其产品，当事人通过开展线下活动引流获客，组建团购微信群，群内顾客需要通过推送的直播链接和密码进入直播间。上述受众为可确定个体，具有特定性，且四川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宣传内容与实际预期用途不符，也无法提供其相关功能的佐证资料，其行为系对商品的性能、功能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了之规定。武侯支队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款15000元。 06 典型案例6 武侯区某某饰品店通过虚假“有奖销售”欺诈消费者案 案情简介：武侯区某某饰品店主营玉石类饰品销售，该饰品店在经营过程中自行印制“集五福活动”刮刮卡，用于店内促销活动，活动规则宣称：消费者刮中“笑脸”，可免费领取手巾纸一包；刮中“福”字，则可凭卡片作为2000元抵扣券，用于购买店内指定“金镶玉”饰品。然而，在实际消费中，即便消费者未刮中“福”字，当事人销售人员仍通过主动提出给予折扣变相促成交易。即当事人表面设定了“中奖”门槛，实则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地给予优惠，涉嫌构成“假抽奖、真促销”欺诈行为。 定性处罚：经调查取证，无论消费者是否刮中“福”字，当事人均以不同形式的优惠促成销售，其“有奖销售”活动实质上缺乏真实的获奖概率和公平规则，本质上属于以虚假促销手段误导消费者。当事人通过人为操控中奖概率、模糊规则、变相促销等手段实施虚假有奖销售，不仅破坏了诚实信用的市场准则，更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当事人行为构成了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违法事实，结合当事人违法情节、社会影响及配合调查情况，武侯支队对当事人罚没27729元。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 党校+法院｜武侯法院依法行政现场教学2026年第七期开讲！ ▶ 悬赏公告丨一批悬赏公告上新，提供线索有奖

前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兴技术、新型权益和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围绕数据采集、算法推荐、平台规则、用户注意力、网络流量和平台生态所产生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已经成为互联网竞争案件中的重要类型。此类案件通常具有行为类型新、竞争利益数字化、侵权行为隐蔽性强、损害后果难以量化等特点，也使法院在审查经营者之间关系时，逐步从传统的同业替代关系，转向对交易机会、竞争优势、用户注意力、网络数据流量和平台生态秩序等市场资源的综合判断。 2025年修订的进一步回应了上述变化，第二条继续要求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并增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表述；现行第十三条则专门规制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进一步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在这一规范背景下，竞争关系的认定已不宜被机械理解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置门槛。对于能够落入具体条款评价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裁判重心更应放在行为是否正当、竞争优势取得是否具有可责性、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和市场竞争秩序是否受到损害。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相关裁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对网络不正当竞争、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以及平台经营者治理义务的进一步规定，浅析数字经济时代司法实践对竞争关系认定的裁判规则，以供阅读参考。 一、竞争关系认定不应局限于同业替代关系 的制度功能，不仅在于保护特定经营者免受同行业竞争者侵害，更在于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在传统商业场景中，竞争关系通常表现为同类商品或者同类服务之间的替代关系。例如，两个经营者提供相同或者近似商品，争夺同一客户群体和交易机会，双方之间自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经营者之间的业务边界日益交叉，平台、工具、内容、搜索、社交、电商、游戏、票务等不同业务之间，往往并非简单的同业竞争，却可能在用户注意力、流量入口、数据资源和商业转化机会方面形成实质竞争。 司法实践对此已经作出较为充分的回应。在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并未因视频网站与安全软件在经营项目上存在差异而否定竞争关系，而是结合双方均从事互联网服务、服务对象均为网络用户，且在部分业务领域存在资源争夺，认定双方具有共同预期和此消彼长的竞争利益。在北京爱奇艺与北京搜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明确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既包括狭义的同业竞争关系，也包括广义的损害与被损害关系；在互联网行业，吸引用户、培养用户黏性本身就是经营者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下竞争关系的判断，不应局限于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行业分类或者产品名称的比较。只要双方围绕相同或者相关的用户群体、交易机会、流量资源、数据资源形成利益牵连，即使经营模式并不相同，也可能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 二、网络竞争关系通常体现为竞争优势的取得与破坏 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损害，往往并不表现为客户被直接抢走或者订单被直接替代，而是表现为一方借助他人平台、产品或者数据资源取得竞争优势，同时破坏他人既有的经营秩序和竞争利益。 在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仅维护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也维护整个市场竞争秩序。即使经营者之间的产品定位和用户群体存在差异，如一方不正当借助他人用户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或者干扰他人产品、服务的正常运行，仍可能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在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杭州追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诉软件虽主要为其他电商平台提供推广服务，但其依托网络购物平台开展经营，并与网络购物平台共同面向具有网购需求的用户。法院据此认为，双方均围绕用户群体和交易机会展开经营活动，存在竞争关系。 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卓易讯畅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中，法院亦从用户流量和经营利益受影响角度认定竞争关系。该类案件的共同逻辑在于：互联网产品的竞争优势并不只来自既有商品销售，还来自用户访问、停留、转化、评价、推荐和平台规则所形成的综合竞争利益。当行为人不正当地介入他人产品或服务运行，借助他人平台生态取得自身商业利益时，即可能构成对他人竞争优势的破坏。 三、平台生态和数据资源已成为竞争关系认定的重要考量 在涉及外挂、爬虫、数据抓取等行为的案件中，法院通常会进一步审查被诉行为是否破坏他人产品生态、影响用户体验或者攫取他人数据资源。 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搜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诉“聚客通群控软件”通过外挂技术嵌套于个人微信产品中运行，实施自动点赞、消息群发、自动通过好友申请、清理僵尸粉、智能养号等操作，并监测、抓取微信用户账号信息、好友关系链信息和用户操作信息。被告抗辩称，微信产品系即时社交通讯服务平台，被诉软件系电商服务工具，双方并不属于同一领域，不存在竞争关系。法院未采纳该抗辩，认为被诉软件虽服务于微信中的部分经营性用户，但其获取了部分网络数据流量，并破坏微信产品生态，损害微信产品对用户关注度及网络数据流量的吸引力，双方之间存在网络数据流量和竞争优势此消彼长的关系。 该案的裁判意义在于，法院并未以“是否提供同类服务”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将平台生态、用户体验、数据流量和竞争优势作为整体进行判断。对于平台型产品而言，用户关系链、账号体系、交互秩序、数据安全和产品体验共同构成其竞争利益。第三方工具如以外挂、群控、技术绕行等方式介入平台运行，即使其商业模式与平台本身不同，也可能因破坏平台生态、攫取数据资源而与平台经营者形成竞争关系。 四、依附型经营行为也可能构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数字经济中还存在一类较为典型的“依附型”经营行为，即行为人并不直接提供与权利人相同的产品，而是以权利人的产品、平台或者服务为基础开展衍生经营，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此类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不能仅看双方是否同业，而应看其是否依附于他人产品取得利益，并对他人的经营秩序、用户体验或者竞争权益造成实质影响。 在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告通过APP设立游戏代练专区、招募代练人员、收取代练保证金并从代练交易中抽取佣金，将案涉游戏代练交易商业化、规模化。法院认为，提供游戏代练交易服务的主体与游戏经营者基于相同游戏用户、相同游戏产品开展经营活动，两者业务相互关联，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被诉行为影响游戏匹配机制、玩家真实体验、网络实名制和未成年人防沉迷秩序，损害游戏经营者的游戏运营业务及竞争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该案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关注的并非经营者名义上是否处于同一行业，而是其行为是否以他人产品或服务为基础，是否不正当地改变他人产品规则、用户体验和经营秩序。游戏代练平台并非游戏运营商，但其经营活动直接依附于案涉游戏，并以突破游戏规则、改变用户体验的方式获取收益，故仍可能与游戏经营者形成事实上的竞争关系。 五、2025年反法修订对竞争关系认定的变化 2025年新修订的对网络不正当竞争作出细化规定。第十三条将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纳入审查范围，明确禁止未经许可插入链接、强制跳转，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恶意不兼容，以及其他妨碍、破坏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同时，该条款还明确，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因此，在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竞争关系的审查不宜停留于“双方是否属于同一行业”“商品或服务是否直接替代”等传统问题，而应进一步观察被诉行为是否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或者平台规则，影响用户选择、转移流量入口、攫取数据资源、破坏他人产品生态，或者削弱他人竞争优势。只要行为在市场资源层面造成交易机会、用户注意力、网络流量、数据资源或竞争优势的损害与被损害关系，即使双方经营模式存在差异，仍可能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 同时，在法律适用顺序上，应当注意“具体条款优先、一般条款审慎补充”的思路。对于能够落入现行第十三条等具体条款评价的网络竞争行为，应优先依据具体条款进行分析；只有在具体条款不能充分评价行为危害，且行为违背诚信原则、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时，才宜审慎适用第二条一般条款。 六、实务经验总结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及近年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裁判思路，处理网络数据、流量和平台规则相关争议时，一般会按照以下路径进行审查： 1. 行为人是否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被诉行为是否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2. 双方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替代关系，或者是否围绕用户、流量、数据、交易机会等市场资源形成争夺或损害关系。 3. 被诉行为是否涉及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外挂插件、爬虫抓取、批量自动化操作、强制跳转、插入链接、恶意不兼容、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恶意退货、恶意投诉等具体行为。 4. 能够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第十三条等具体条款的，应优先适用具体条款；不能完全落入具体条款但确已损害竞争秩序的，再审慎考虑第二条一般条款。 对于平台企业、互联网产品运营者以及数据服务提供者而言，网络不正当竞争风险往往并非单纯的法律风险，而是存在于产品设计、技术实现、运营推广、数据处理、用户交互和平台治理等多个环节。尤其是在数据调用、流量分发、关键词触发、自动化访问、内容聚合展示等场景中，相关行为在业务层面可能被理解为用户服务功能，但在争议发生后，则可能被评价为对其他经营者交易机会、竞争优势、用户选择或产品运行秩序的不当干扰。因此，企业除了在收到投诉、律师函或诉讼材料后被动应对，在产品上线、功能迭代和运营推广阶段也需要进行必要的风险识别和证据留存。 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商家管理规范及技术服务规则中应当预先设置较为明确的禁止性条款。例如，平台内经营者或用户不得使用外挂、插件、群控、爬虫、脚本、模拟点击或其他自动化工具，不得以绕开、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方式获取、复制、抓取、存储、加工、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不得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恶意退货、恶意投诉、误导用户跳转、干扰他人产品正常运行等影响其他经营者交易机会、竞争优势或平台正常运行秩序的行为。同时，平台规则还应当明确，平台在发现相关行为或者收到有效投诉后，有权采取限流、下架、屏蔽、冻结账号、终止服务等必要措施。上述规则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前约束平台内经营者或用户，也可在争议发生后证明平台已经建立必要的治理措施。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 第二条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第十三条 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法的各项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一）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 （二）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 （三）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 （四）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经营者不得以欺诈、胁迫、避开或者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不正当方式，获取、使用其他经营者合法持有的数据，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者恶意退货等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第二十一条 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中明确平台内公平竞争规则，建立不正当竞争举报投诉和纠纷处置机制，引导、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发现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当及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按规定向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条 与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市场主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规定的“其他经营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 第三十一条 经营者之间具有下列关系之一，可能损害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交易机会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可以认定具有竞争关系： （1）经营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替代关系； （2）经营活动存在相互交叉、依存或者其他关联的关系。 【参考案例】 案例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优酷公司经营的视频网站虽与奇虎公司在经营项目上有所差异，但从经营范围和服务对象上，双方均从事互联网服务工作，服务对象均为网络用户，且在某些业务领域存在密切联系和资源争夺，在互联网市场上具有共同的预期和此消彼长的竞争利益，故双方具有竞争关系。 案例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竞争关系包括狭义竞争关系和广义竞争关系。无论是狭义竞争关系还是广义竞争关系，竞争的本质均是对客户即交易对象的争夺。在互联网行业，将网络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站是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培养用户粘性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无论双方经营模式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只要具有相同用户群体，在经营中争夺与相同用户的交易机会，均应认定存在竞争关系。 案例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易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规制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阻止市场主体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维护“平等、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秩序，不仅维护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也维护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当经营者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优势或者破坏他人竞争优势，由此产生的亦是损害与被损害关系。 案例4：【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杭州追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京东公司经营京东软件为网络购物平台，追风公司经营的“淘帮手”手机应用软件主要为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提供推广服务，两者经营模式和盈利方式虽有所区别，但“淘帮手”软件依托于网络购物平台，与网络购物平台存在紧密联系，两者用户均为有网购需求的用户，市场竞争优势也均取决于上述用户群体对其平台的关注程度，故存在对于用户群体及交易机会的争夺。 案例5：【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卓易讯畅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案号： 裁判观点：法院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深化，流量等资源在不同行业或产业间实现交互、融合已经成为常态，对这些市场资源的争夺也逐步从同业竞争者扩展至非同业竞争者之间。在涉及网络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平台经营者跨界经营或业务交叉已相当普遍，再拘泥于涉案双方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既不符合市场客观情况，也有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精神。

只是刮除溯源码 不影响正品属性 为何构成不正当竞争？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刮码”销售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某德茶厂系“某德”注册商标权利人及“某德”茶叶的生产商。为进行品牌管控，某德茶厂与其经销商约定相应的价格体系和销售渠道，并在商品罐底标注代码用于商品渠道溯源，根据该代码及生产日期，可以清晰的追踪商品批次与流通路径。 2025年6月，某德茶厂发现，刘某在某电商平台经营的涉案店铺中，刮去商品底部溯源代码后，以低于某德茶厂对经销商价格管控要求的单价销售“某德”品牌茶叶。经确认，刘某并非某德茶厂的经销商，其售卖的茶叶系某德茶厂正品。后某德茶厂将刘某诉至法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告某德茶厂认为，刘某破坏商品完整性及溯源体系，妨碍了其对商品的流通管理、产品质量追踪及经销渠道管理，导致其品牌价值受损，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要求刘某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万元。 被告刘某辩称，其为保护上游供货商自行刮除被诉侵权商品底部代码，与某德茶厂经销商无关，其销售时未向消费者提示是刮码商品。被诉侵权商品购自某德茶厂经销商，刮去溯源码并未改变所售商品的正品属性，其行为客观上扩大了某德茶厂商品的市场覆盖率，未损害某德茶厂合法权益，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人民法院裁判 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刮码销售行为妨碍了某德茶厂作为经营者利用代码实现产品溯源和营销管控的经营体系，损害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质量保障的稳定性，损害了某德茶厂基于该限制所维持的优势地位和特定商业利益，减损了其他正规经销商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 综合考量某德茶厂商品的知名度、刘某主观过错程度、经营规模、销量及销售额、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和持续时间、刮码销售行为对经营者、消费者及市场竞争秩序三元利益影响的比例等因素，判决刘某赔偿某德茶厂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万元。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王 茜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对刮码销售行为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应进一步评述该行为是否受该法第二条规制，即考虑其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 一、销售正品不是刮码销售行为的“挡箭牌” 在商标侵权纠纷中，被告若能举证证明其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权利人正品再予以转售的，通常认为该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但对于不正当竞争纠纷而言，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其保护的法益不仅局限于经营者利益,也包括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与否的判别,应重点着眼于对被诉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销售正品并非排除不正当性的合理理由。本案中，刘某所售商品虽为正品，但仍需在的评价体系下考量其行为是否满足正当性的要求及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二、刮码销售行为妨碍了溯源码实现品牌经营和质量管控的核心功能 判断刮码销售行为是否具有不正当性应正确看待商品溯源码的作用。商品溯源码不仅是经营者为实现自身品牌管控、约束经销商行为采取的内部措施，其所具备的精准定位生产批次功能也是经营者对消费者需求快速响应和质量问题针对性解决的重要保障。本案中，刘某明知某德茶厂在商品底部标注代码具有追踪经销渠道的作用以及某德茶厂对其销售渠道有相应限制，仍为保护上游供货商实施刮码行为，妨碍了某德茶厂对可能存在违约行为的经销商的追责，损害了某德茶厂的经营管控体系。此外，刘某刮码销售且未向消费者充分提示，一旦出现质量等售后问题，消费者难以直接对接品牌方，客观增加消费者的沟通成本并影响购物体验。 三、刮码销售行为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秩序 部分商家之所以实施刮码销售行为，实质是为突破品牌方的价格或渠道限制，获取本不属于其的商业利益，但此做法只能实现短期获利，从长远看，其所抢占的市场份额积压了正规经销商的利润空间，甚至可能迫使其他经销商竞相效仿。如本案中，刘某突破某德茶厂对其经销商销售渠道和价格体系的经营限制实施被诉行为，损害了某德茶厂基于该限制所维持的优势地位和特定商业利益，减损了其他正规经销商的交易机会，破坏了经销商之间的正当竞争秩序。 供稿部门 | 知识产权审判庭 文字 | 王茜、潘上上 责任编辑 | 陈诗若

摘要 商业引流是指经营者借助各类商业模式、营销手段吸引市场流量、拓展经营渠道，从而达到增加销量、扩大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商业引流本身具有正当商业属性，并非（下称）所明确规定的某一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合法性评判核心在于引流所采用的模式与手段是否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是否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笔者结合自身经办的两起电商领域引流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分别针对短视频账号利用歧义性表述作引人误解宣传引流、直播电商经营者借助商业诋毁实施流量抢夺的行为展开剖析，并梳理电商领域不同类型引流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以期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实务参考。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引流；电商领域 一、从经办案例看“引流”行为的定性 （一）“引流”行为本身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在笔者经办的一起案例中，原告系从事短视频内容运营的电商企业，通过打造热门IP形象配音搭配实景剧情演绎为固定内容模式的短视频账号积累了大量用户与市场关注度，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标识与内容风格。被告曾为原告核心工作人员，负责涉案账号的内容策划、声音演绎与视频后期制作。被告离职后立即开设同类账号，并在账号简介及评论区使用“原作者”“换号了”等表述，并非客观陈述其参与内容策划与配音的事实，而是刻意使用歧义性语言，误导公众认为其为原账号运营主体或权利人，进而将原告流量导流至自身账号。 据此，法院认定该引流行为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误导相关公众，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引流”行为作为违法手段，在整体上构成不正当竞争 根据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在笔者经办的另一起案例中，原告与被告均为网络平台珠宝品类直播电商经营者，双方存在直接同业竞争关系。原告经长期规范运营，已在相关平台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及账号体系，积累了大量粉丝与稳定消费群体。被告为攫取流量、抢夺交易机会，在未进行合理查证、亦无权威检测报告及客观事实支撑的情况下，持续通过发布短视频、开展直播等方式，针对原告品牌及产品发布虚假、误导性及贬低性言论，捏造原告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等不实信息，恶意损害原告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并借此将原告流量导流至自身账号以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被告以商业诋毁作为引流手段，其行为明显超出正当商业评论与合理监督边界，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商业道德。 据此，法院认定被告以诋毁商誉方式实施引流，已构成商业诋毁型不正当竞争。因该引流行为依附于违法的商业诋毁行为，在适用商业诋毁特别条款全面规制后，无需再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对引流行为另行独立认定。 二、电商领域常见典型“引流”行为的认定与实务适用 （一）混淆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以混淆主体与商品关联关系为手段，擅自使用他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标识、产品款式或经营信息，通过信息展示误导公众，利用混淆效果实施不正当引流、抢占流量资源并攫取竞争利益，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4)豫07知民终23号案例中，法院认为，重庆某科技公司与新乡某管理公司存在市场竞争关系。重庆某科技公司经营网站，在未与新乡某管理公司合作的情况下，将该公司的信息加工编辑后呈现在自身网站，利用新乡某管理公司的竞争优势吸引其潜在消费用户进入自身网站咨询，再将用户联系方式推介给自身合作机构促成交易，实质是实施争夺用户流量入口、截留他人潜在用户的引流行为。该行为挪用他人竞争优势，降低原告用户粘性，实施了误导消费者的混淆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2024)粤0307民初7399号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某电商平台经营店铺，销售与原告独创设计的毛某菜篮包产品外观款式近似的箱包产品，并在该网络店铺宣传引流当中使用原告申请了注册商标的某R作为链接标题或者搜索关键词，且未取得原告授权许可。上述被告一系列行为使得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对被告所销售的产品来源产生混淆与误认，会误以为相关毛某菜篮包产品来源于原告或与原告存在关联关系。据此，被告仿冒原告毛某菜篮包产品款式并使用原告品牌某R等字样进行引流的宣传行为，使得被告不正当地在相关产品的销售市场当中攀附了原告公司品牌或产品的商誉，不正当地获得了广告引流、产品销售方面的竞争利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虚假宣传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以虚假宣传为路径，通过虚构商品交易、流量数据、口碑评价等方式误导消费者与平台算法，提升商品曝光与搜索排名，实现不正当引流，该行为违背商业准则，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3)粤0306民初7616号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通过技术手段模拟真实消费者行为，向电商平台经营者提供虚构商品加购数、心愿单数量、搜索点击量、关键词搜索量、商品评价、问答互动及交易量等推广服务，以此帮助商家虚假提升商品搜索排名、获取平台自然流量、实现站内精准引流。上述行为虚构商品交易与评价数据，造成消费者对商品热度、销量与口碑产生错误认知，属于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妨碍、破坏平台网络服务正常运行。被告以虚假数据提升商品排名、实现站内引流，主观恶意明显，既构成帮助型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亦构成利用技术手段妨碍、破坏他人网络服务正常运行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商业诋毁型引流 在电商领域，部分同业经营者以商业诋毁为手段，捏造、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贬损竞争对手商誉，借此削弱竞品竞争力、抢夺流量，实现自身不正当引流并谋取优势，该行为违背诚实信用与商业道德，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均为厨具领域同业经营者，存在直接市场竞争关系。原告在尚无生效司法裁判或行政决定认定被告构成专利侵权、亦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侵权的情况下，将未定论事项直接作为既定事实，通过互联网向不特定公众散布被告侵害其专利权的误导性信息，并组织营销账号集中炒作相关话题，借此引导公众对被告产生负面认知、损害被告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该行为超出正当维权范畴，属于捏造、散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商业诋毁，主观上具有借贬损同业竞争对手获取关注、分流流量与竞争优势的目的，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其他引流行为 在电商领域，部分经营者依托技术手段或不当信息传播，干扰平台正常运行、利用他人商誉或规则漏洞获取流量，以不正当方式实现引流并攫取利益。该类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存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在(2024)沪73民终1466号案件中，法院认为，上诉人某公司1与被上诉人某公司2存在市场竞争关系。某公司1开发、销售“x拓客”“x工具”等涉案软件，该软件可去除“x音”平台视频中的水印，割裂视频与平台、视频作者的关联，同时提供自动浏览、点赞、关注、私信等脚本，无需人为操作即可控制“x音”平台相关功能。某公司1在软件推广、销售过程中，借用“x音”平台知名度吸引网络用户注册会员、使用软件，为自身不正当引流获客，借此获取会员费用、提升自身竞争优势。该行为不仅增加“x音”平台服务器运营负担、干扰其推荐机制、降低用户体验，还削弱了某公司2的竞争优势、妨碍其平台正常运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2024)浙0108民初10311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关联企业长期运营多个知名电商平台，其企业字号已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被告为具有一定粉丝体量的自媒体电商推广账号运营者，从事电商推广、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与原告存在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被告在未对内容真实性进行审慎审核、亦未对外显著标注文章来源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下，发布存在事实错误的文章，并擅自配图使用原告知名企业字号及品牌标识，主观上以发布不实内容博取公众关注、增粉引流，为自身账号商业变现谋取不正当利益。案涉行为未以推销商品或服务为目的，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混淆行为；亦不属于对自身经营内容的商业宣传范畴，不构成虚假宣传行为；但被告未尽自媒体内容发布者真实信息审核与显著标识义务，放任含不实关联信息的内容网络传播，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原告企业声誉与竞争利益，增加原告舆情澄清及维权成本，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认商业道德，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案件中，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存在市场竞争关系。被告提供“x词霸屏”服务，通过租赁高权重网站二级目录，以技术手段生成大量关键词及非人工编写页面并发布，恶意干扰、操纵搜索引擎自然排名秩序，借此帮助合作主体获取不正当搜索流量、攫取商业利益。该行为违背原告意愿，导致原告搜索引擎无法正常运行，造成算法失准、服务器资源浪费；同时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挤压合法经营者的搜索排名空间，增加消费者信息获取成本、损害消费者知情权，且被告行为缺乏合理理由，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结语 商业引流是电商经营中常见的市场推广方式，本身不具有当然违法性，其合法性取决于引流手段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恪守商业道德。电商场景中的各类不正当引流，系以违规方式抢占流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应受到规制。经营者应坚持合规经营理念，以正当方式获取流量与市场机会，自觉抵制各类不正当引流行为，共同维护电商行业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本案中，原告旗下“小飞碟”剃须刀因其独特造型成为市场爆款，年销售额逾数十亿元。被告形成从条码注册、制造到销售的完整侵权链条，在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方面全方位模仿原告产品。深圳龙岗法院一审认定三被告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深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本案为应对规模化、链条化侵权行为提供了可参考的诉讼策略。 一、案件背景 原告上海某科公司是一家总市值超过150亿元的上市公司，其推出的“小飞碟”剃须刀因酷似太空飞碟的独特造型，自2021年上市后迅速成为市场爆款。截至起诉前，“小飞碟”剃须刀在抖音、京东、拼多多、淘宝等平台的部分销售额超过数十亿元，在天猫、抖音等平台占据热销榜、好评榜、回购榜前列。 原告围绕该产品构建了多重权利保护体系：拥有第63109222号“太空小飞碟”文字商标，以及“小飞碟”剃须刀相关的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持续经营使“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 “小飞碟”剃须刀爆火后，市场上出现大量侵权产品。本案三被告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侵权链条：蓝某趣公司申请登记产品条码并提供商标授权，亨某达公司作为制造商生产侵权产品，亮某芝公司在淘宝平台开设店铺进行销售。侵权产品在商品链接、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小飞碟”等标识，包装装潢与原告产品高度近似，线上展示销量高达17万件，销售额过千万元。 二、办案思路与专业应对 1. 诉讼策略：从单点维权到“权利防护矩阵” 代理律师在初步梳理侵权线索时发现，被告的侵权行为表现多样，涉及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多个维度。如果仅以外观设计专利作为权利基础，不仅难以覆盖被告使用“小飞碟”商品名称的行为，还可能面临外观设计专利在诉讼中的稳定性风险。 经过分析，代理律师最终确定了以“商标权+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为核心的权利主张方案： ·商标侵权部分：针对亮某芝公司在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标识的行为，主张构成商标侵权； ·不正当竞争部分：针对三被告在产品名称、包装装潢、宣传图文等方面对“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的整体模仿，主张构成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种“权利矩阵”的诉讼策略，使原告能够针对侵权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不同行为进行精准打击，避免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 2. 侵权链条梳理：从条码到生产到销售的责任锁定 本案的难点之一在于，三被告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试图通过主体分离来规避责任。代理律师通过以下证据链条，完整呈现了被告的侵权全貌： <1>条码溯源：通过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查询，涉案产品条码6974995100400由蓝某趣公司申请登记并公示，公示图案与侵权产品一致，备案名称为“小飞碟剃须刀”； <2>生产主体认定：侵权产品包装上明确标注“制造商：深圳市亨某达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正面及标签上使用“小飞碟”字样； <3>销售行为固定：亮某芝公司在淘宝“carkoci旗舰店”销售侵权产品，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小飞碟”标识； <4>宣传图文比对：被告网店宣传页面使用了与原告网页一致的包含太空元素的蓝色背景，以及“科技时尚潮玩生活”“即插即用1秒回血”等相同或近似的宣传语。 上述证据使法院能够清晰认定：三被告在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意思联络，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 3. 核心法律问题回应 针对被告提出的多项抗辩，代理律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应： <1>关于“商标未实际使用”的抗辩：被告主张原告未在产品实物上印制“太空小飞碟”商标，不构成商标使用。代理律师指出，原告在抖音、京东、拼多多等平台的官方店铺中，在商品链接及宣传图片中突出使用“太空小飞碟”标识，该使用方式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广告宣传使用，能够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2>关于“合法来源”的抗辩：被告主张其产品来源于案外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代理律师从两个层面进行反驳：第一，亨某达公司、蓝某趣公司作为侵权产品的制造者，依法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第二，亮某芝公司提交的采购合同签订时间晚于原告公证购买时间，不能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的真实来源。二审法院明确：“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主体不包括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对亨某达公司、蓝某趣公司的抗辩不予支持。 <3>关于“商标与不正当竞争只能择一”的抗辩：被告主张商标法作为特别法优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法，二者只能择一适用。代理律师指出，本案中的商标侵权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的是被告不同的侵权行为——前者针对的是“太空小飞碟”标识的使用，后者针对的是“小飞碟”商品名称及包装装潢的整体模仿，并非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认定。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三、案件典型意义 1. “权利防护矩阵”的诉讼价值 本案揭示了在应对规模化、链条化侵权行为时，单一权利基础的局限性。代理律师将商标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权益进行组合运用，形成了“权利防护矩阵”的诉讼策略。这种策略的价值在于： <1>覆盖更广：能够同时规制标识使用行为（商标侵权）和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的整体模仿行为（不正当竞争）； <2>举证更稳：不同权利基础可以相互印证，增强权利稳定性； <3>打击更准：针对侵权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不同主体，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权利基础进行追责。 2. 生产者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的司法确认 本案二审判决明确了“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主体不包括侵权产品的制造者”的裁判规则。实践中，部分侵权人试图通过主张“受托生产”“合法授权”等方式规避生产者责任。本案判决重申：生产者与委托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分配关系，不影响其对外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一裁判规则对于打击“借壳生产”“隐匿生产者”等规避责任的侵权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3. 侵权链条的整体认定与责任分配 本案中，三被告分别负责条码注册、生产制造、网络销售，形成了完整的侵权产业链。法院在认定侵权行为时，并未将三被告割裂看待，而是通过条码信息、产品标注、宣传图文等证据，认定其具有共同侵权的主观意思联络，分别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种整体认定的思路，为打击链条化、团伙化侵权行为提供了可参考的裁判路径。 从诉讼策略的选择，到侵权链条的梳理，再到核心法律争议的回应，本案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律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广东启盟律师事务所将继续秉持专业、务实的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系统化、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案。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二审审结一起因电商刷单提升店铺评分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认定某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某贸易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01、刷单提升店铺评分？市场监管局：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 A公司主要从事化妆品零售经营，在某电商平台开设店铺主营某品牌化妆品。为提升店铺综合评分以获取更多平台流量、吸引消费者购买，A公司于2022年1月至6月期间，通过微信联系案外第三方，约定以购买有偿订单交易服务的方式刷单。 具体操作中，A公司委托第三方负责上架、发货、客服回复及售后等全流程操作，通过销售1.01元至4.01元不等、与主营化妆品无关联的纸巾等低价格商品增加店铺订单量。相关低值商品的名称表述与常规商品差异明显，商品图还标注了“不接受中差评”字样。期间，A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刷单佣金共计42450元，涉及刷单订单5453单，相关订单的满分好评率达93.84%，店铺综合评分呈动态上升趋势。 2022年8月，某市场监督管理局对A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后于当月19日立案调查。经多次延长办案期限、补充调查，并两次组织听证后，该市场监管局于2024年7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A公司的刷单行为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反相关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20万元。 A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A公司仍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02、法院：构成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① A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商品的销售状况作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② 某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合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认定此类行为是否违法，核心在于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虚假性”、“误导性”以及是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本案中，A公司通过支付佣金委托第三方销售与主营商品无关的低价格商品，目的是提升店铺综合评分。A公司虽主张销售该等商品是“真实交易”，但该交易并非基于正常的市场消费需求，而是为抬高店铺评分刻意策划的刷单行为，其本质是通过虚构交易数据营造“经营火爆、口碑良好”的假象，足以误导消费者作出错误购买决策，同时影响平台流量分发，该行为显然属于对商品销售状况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二：明确了对应的处罚标准，即此类违法行为可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A公司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为3个月以上不足1年，且宣传涉及面不广，未造成严重负面社会影响。某市场监管局综合考量A公司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涉案金额、社会影响等因素，对其作出20万元罚款的从轻处罚，既体现了法律的惩戒性，也兼顾了过罚相当原则，符合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要求。 法官说法 本案二审法官陈根强指出，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部分商家为抢占市场份额，动起“刷单炒信”的歪念，试图通过虚构交易、伪造好评等方式提升店铺信誉。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违反市场竞争规则，损害消费者和其他诚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必须依法予以规制。 对于经营者来说，诚信经营是立足之本，应将重心放在提升商品质量、优化售后服务、完善客户体验上，通过真实、优质的服务获得消费者的好评和高分，“刷”出来的流量和评分如同泡沫，看似美丽却一触即破。这不仅面临法律制裁和经济损失，更会严重损害店铺和品牌的长期信誉。各网络经营主体必须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将精力投入到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上，唯有真实的口碑才能赢得市场的长久信赖。 对消费者来说，在网购时，应理性看待店铺评分和用户评价，提高识别能力，避免被虚假宣传误导。 对监管机构和平台来说，应当持续加大此类行为的监测与打击力度，完善技术手段识别刷单行为，并依法予以查处，共同维护清朗、公平的网络交易环境。

在企业日常经营中，一个好名称无疑是企业更容易让大众耳熟能详的“金字招牌”，但如果在取名时故意“碰瓷”知名品牌，即使名称经过合法登记，若故意攀附他人知名商标，仍构成侵权。近期，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共享法庭审结了一起以“X得”为店名售卖“X得”酒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给个体经营业主带来启示。 基本案情 原告X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取得的第17XXXXX号、第34XXXXX号“X得”文字及图文注册商标，分别注册于2002年、2004年，其字号“X得”、注册商标“X得”属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原告发现被告企业名称使用“X得”作为字号，且被告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酒、饮料、日用百货、化妆品等。 裁判结果 原告受让取得的“X得”商标均在被告注册成立以前，原告和被告在白酒销售上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经原告的持续经营及使用，“X得”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在白酒生产、销售业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具有一定影响。被告在与原告没有任何授权及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使用“X得”作为企业字号，足以引人误认为其与原告间存在特定联系，产生混淆，因此该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变更企业名称，并不得在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使用“X得”字样；同时，被告需赔偿原告相应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法规链接 第一千零一十三条【名称权】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 第一千零一十六条【姓名、名称的登记及其变更不影响之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自然人决定、变更姓名,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决定、变更、转让名称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事主体变更姓名、名称的,变更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十八条：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处理。 第七条：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姓名（包括笔名、艺名、网名、译名等）； （三）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新媒体账号名称、应用程序名称或者图标等； （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或者将他人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等设置为搜索关键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属于前款规定的混淆行为。经营者不得帮助他人实施混淆行为。 第十七条：在同一企业登记机关，申请人拟定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不得与下列同行业或者不使用行业、经营特点表述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 （一）已经登记或者在保留期内的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的除外； （二）已经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未满1年的原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或者受让企业名称的除外； （三）被撤销设立登记或者被撤销变更登记未满1年的原企业名称，有投资关系的除外。 案件分析 根据等相关规定，此案中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原告使用商标时间在先 注册商标、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均受法律保护，后成立企业不得擅自使用他人在先享有权利且具有知名度的字号，否则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X得”商标注册时间（2002年、2004年）明显早于被告企业成立时间，享有在先权利。 2 知名度认定 “X得”字号在白酒销售领域已形成一定影响，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3 混淆可能性 被告使用与原告相同的字号，且经营同类业务，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 4 主观恶意 被告在明知或应知原告“X得”字号知名度的情况下，仍使用相同字号开展同类业务，具有明显搭便车意图。 合规建议 企业名称不仅是市场主体的标识，更是企业商誉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当字号与主营业务相结合形成一定市场影响力时，它就具有了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受到法律保护。为防范此类法律风险，企业经营者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企业选择名称时，可以通过商标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查询拟用字号是否已被他人注册为商标、是否属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字号，避免出现相同或近似标识。企业需明确，普通企业名称的专用权虽受地域限制，但知名企业的名称权因具备较强市场影响力，受法律跨区域保护。即便业务局限于本地，也不得擅自使用全国性知名企业的名称或字号，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法律机构进行合规审查，确保名称选用合法合规。 2 同行企业在经营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靠自身产品质量和服务赢得市场，而非“搭便车”使用他人知名字号、商标，否则不仅可能面临更名、赔偿的法律责任，还会损害自身品牌信誉。 3 若不慎陷入名称侵权纠纷，企业应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及时梳理自身名称使用的时间、范围、业务类型等证据，区分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对于确属侵权的情形，应主动与权利人协商变更名称、赔偿损失等事宜，降低纠纷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若对侵权认定有异议，可在专业律师指导下，从名称使用的合理性、是否构成混淆误认等角度进行抗辩。 4 对于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字号、商标，应及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现他人侵权时，及时固定证据（如被告企业注册信息、经营宣传材料、市场混淆反馈等），及时通过司法程序维护合法权益。 总    结 企业的名称不仅是工商登记的几个字，更是企业品牌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一字之差，不仅带来法律风险，还会损害自身商业信誉，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才能有效规避侵权纠纷，保护企业经营未来的长远发展。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经济业态的不断涌现，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日益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此类案件不仅具有技术性强、行为隐蔽等特点，更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固定、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存在诸多疑难。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与典型案例，系统分析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中的举证难点，并从法律、技术、行业三个维度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网络不正当竞争；举证难点；电子证据；因果关系；专家辅助人 一、引言 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是指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而引发的民事争议。随着及的实施1，此类案件的审理逐渐走向规范化，但举证难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因素。根据Alpha数据（截至2025年9月22日）显示，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撤诉率高达64.62%，远高于合同纠纷的27.8%。除和解调解外，证据不足、举证困难是撤诉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将围绕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举证难点展开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思路。 二、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司法实践概览 （一）法律依据与定义 明确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第十二条特别强调网络环境下的适用性。此外，至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具体行为类型，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细化指引。 （二）新类型案件与司法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强调，要坚持严格保护、惩治“傍名牌”行为、妥善审理新类型纠纷，体现了司法对网络竞争秩序的高度重视。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法院面临诸多新型竞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判断难题。例如，数据抓取、算法歧视、流量劫持、关键词隐性使用等行为，往往不在传统列举范围之内，需依靠兜底条款进行裁判，对法官的专业能力和裁判智慧提出更高要求。 三、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举证难点分析 举证责任被誉为“诉讼的脊梁”。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普遍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然而，在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中，这一原则的刚性适用常常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关键证据如后台数据、算法逻辑、利润构成等，往往由侵权方或第三方平台所垄断，形成了“证据偏在”现象。权利人作为外部一方，在举证能力上处于绝对劣势，若严格适用传统原则，将使其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从而无法获得司法救济。为应对这一结构性难题，我国司法实践在恪守基本原则的同时，发展出了一系列灵活变通的规则： 举证责任的转移与缓和。参照和人民法院入库案例，当权利人已提供侵权行为存在的初步证据（如通过公证购买证明侵权事实）后，举证责任可转移至被告，由其证明其行为正当或利润低廉。对于“主观恶意”“不正当性”等难以直接证明的事实，法院可通过间接证据和经验法则，基于“高度盖然性”标准予以认定，降低了权利人的证明难度。 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参照、之规定，对于由第三方平台控制、当事人客观上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如搜索引擎的关键词设置数据），权利人可以积极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法院的积极介入，是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关键途径。 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参照，若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其掌握的证据（如账簿、后台数据），法院可以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直接支持权利人的相关主张。 通过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动态调整，司法实践旨在平衡双方诉讼地位，为实现网络竞争环境的实质公平提供程序保障。下文所述的具体举证难点，均需在此更为灵活、能动的举证责任框架下加以理解和应对。具体如下： 证据易失、易篡改，固证要求高 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数据具有易修改、易删除、易灭失等特点，证据保存难度大。当事人若未能及时采取有效固证措施，极易导致关键证据丢失。 应对策略：参照 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互联网十大典型案例3，可以通过公证处电子存证平台、可信时间戳等服务进行证据固定，在发现侵权行为的第一时间启动存证流程，确保证据的原始性与完整性。有条件的情况下，仍旧建议进行公证 技术性强、行为隐蔽，取证难度大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依托技术手段实施，如爬虫程序、流量伪装、关键词隐性设置等，普通当事人难以察觉和取证。 应对策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提审案4中，确认“陷阱取证”方式的合法性及正当性。因此，可以采用“陷阱取证”方式，通过购买侵权服务、与侵权方沟通等策略获取证据。此外，聘请第三方网络安全公司、技术专家协助分析行为路径与技术逻辑。 侵权主体身份隐蔽，确定被告难 网络环境中，侵权主体常使用虚假身份、境外服务器或通过多层代理隐藏真实身份，导致被告身份难以确定。 应对思路：通过工商、IP/ICP地址等方式主动查询，或向网络服务提供商（如微信、支付宝、云服务器商）、人民法院申请调取侵权主体信息。在难以确定侵权主体时，可采用“广撒网”式起诉，将可能关联的主体一并列为被告，由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查明责任主体。 因果关系链条复杂，损害结果难以量化 网络竞争行为的影响具有多因性、滞后性和扩散性，如何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难点。例如，用户流失可能源于市场竞争、政策变化、公关事件等多重因素 应对思路：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如侵权方用户增长与权利方用户流失的时间关联性；引入经济学分析、行业报告等辅助证明损害程度；在无法精确计算时，争取法院酌定赔偿，依据侵权行为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主观恶意等因素综合判定。 四、以关键词影响使用为例的举证策略 在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类型中，关键词隐性使用案件较为常见。关键词隐性使用是指将他人的商标、企业名称等设置为搜索引擎关键词，但不直接显示在前端链接中的行为。以此作为案例再进一步阐述如下： （一） 关键词隐性使用的证据一般构成 在此类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中，证据通常包括以下几类：1.主体证据，如原被告双方的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等；2.权利证据，如原告的商标注册证、著作权证书、数据权益证明等；3.侵权行为证据，如关键词使用网页截图、公证书、可信时间戳等；4.损害结果证据，如案涉期间的财务报表、用户数据、维权费用票据等；5.主观恶意证据，如权利通知、禁止侵权告知后仍继续侵权等。 （二）关键词隐性使用的举证难点与对策 该类不正当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举证难度大，主要体现： 难点：原告及其商标、产品“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模糊；应对策略：提供行业或产品排名证据，例如：某行业榜单排名、年度产品排名等。 难点：关键词后台投放数据的直接证据难以获取；应对策略：申请法院向某搜索引擎公司（平台）调取关键词设置、点击量、转化率等数据。 难点：平台控制数据，配合度低；应对策略：申请某搜索引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 难点：对证据所呈现的专业名词理解差异；应对策略：引入专家辅助人对专业名词进行通俗解释，或者提前咨询专业人员后由代理律师代为转述。 难点：是否达到“混淆”的程度；应对策略：结合行业惯例、参考案例论证其混淆意图，必要时引入行业专家提供论证支持。 此外，关于因果关系多因性、损害赔偿计算等综合性问题，一般是由代理律师通过大量间接证据、结合行业逻辑来综合论证，最终由法院综合考虑行为性质、持续时间、主观恶意、维权成本等因素来认定。因此，目前难以量化分析，唯有根据个案情况，充分准备并通过专业来说服。 五、应对举证难点的系统化思路 在实务中，应对举证难点，应当遵循法律、技术、行业三维融合的系统化原则。首先，以法律为依据，确保证据收集方式合法，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证据无效。其次，以技术为手段，利用电子存证、数据溯源等技术手段保障证据真实性。第三，以行业为逻辑，从商业惯例和竞争本质出发，论证行为的不正当性。最后，在三者融合基础上，搭建有利于自身诉讼策略的举证体系（证据链条）。 同时，在应对新业态、新技术等特殊情形时，可以考虑引入专家辅助人，将复杂技术问题“翻译”为法官可理解的语言，增强裁判的技术性。同时，强化司法裁判对商业道德的引导，通过典型案例明确行为边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最后，无论是资深法律人，还是初学者，都应坚持终身学习，以加强对新技术、新业态的理解，提升对竞争本质的洞察力。 六、结论 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举证难点源于技术复杂性、行为隐蔽性、因果关系多因性等特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法律、技术与行业知识的深度融合。未来，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与技术手段的持续进步，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举证机制将逐步完善。然而，道阻且长，唯有法官、律师、技术专家与行业参与者共同努力，才能在保障竞争自由的同时，有效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竞争环境。 1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修订通过，并于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由2024年5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91号公布，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2: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网法院应当确认。 3题述案件典型意义：本案详细论证了电子数据取证系统按照统一规范固定的证据，具有事后可追溯性等应予以采信的理由，是丰富权利人取证手段、降低权利人取证难度、减少维权成本的典型案件。 4题述案件裁判要旨:在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因侵权行为隐蔽性较强，权利人取证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案涉及俗称的“陷阱取证”方式合法性及正当性的认定，再审判决对原告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同时又从利益衡量、价值取向的角度对其取证方式的正当性予以肯定。

前研e案专栏·推荐理由 本案系未经许可使用爆款IP《阴阳师》游戏非正式名称“御魂师”作为电影名称引发的纠纷。案例明确当非正式名称具备知名度、关联度、显著度，发挥区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时，应享有与正式名称同等的权益保护，并深入阐述非正式名称的保护要件、权益归属、侵权判定路径等三方面内容，为规制此类新型“搭便车”行为提供参考。该案获广州法院2023年度（年终）精品案例三等奖，载于《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版权》等权威刊物。 全文8077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 本文作者 | 周扬 梁珺怡 林媛 全文提要 【关键词】知识产权侵权 不正当竞争 非正式名称 混淆 【裁判要旨】 当非正式名称具备知名度、关联度、显著度，发挥区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时，应享有与正式名称同等的权益保护。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知名商品非正式名称造成混淆的，应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相关法条】 （现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案件索引】一审：广州互联网法院 【阅读概览】 基本案情（了解案情看这里~全文进度约15%） 裁判结果（判案结果一眼知~全文进度约20%） 裁判理由（判决详解全过程~全文进度约30%） 案例注解（理论探讨进行时~全文进度约90%） 温馨提示：本文篇幅较长，建议收藏备用，根据需求选择阅读进度。 基本案情 原告网某公司、杭州某火公司诉请：《阴阳师》系由原告网某公司、杭州某火公司开发、运营的一款知名手游。众被告制作、宣传的电影《御魂师之封神令》(以下简称《御魂师》)多个角色形象以及电影宣传图案，未经许可使用了《阴阳师》游戏中的美术作品，侵犯两原告的著作权，且存在大量混淆及虚假宣传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综上，两原告请求判令各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及连带赔偿损失500万元。 被告湖南芒某公司、珏某公司等辩称：其一，原告主张保护的游戏角色形象不具有独创性，被告未侵犯原告著作权。其二，阴阳师起源于中国，后传入日本，到日本明治维新前都是日本社会中的重要职业，“阴阳师”属于公有领域的词汇，不能由原告垄断。且为了区别和避免争议，被告电影刻意取名“御魂师”而非“阴阳师”，更不应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其三，被告云某湾公司与案涉影片的投资关系于2020年1月22日解除，已非电影著作权人，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诉电影片尾显示出品方为湖南芒某公司等十被告，由上海华某公司制作。原告游戏中部分美术作品与被诉电影中部分角色形象以及宣传图案比对如表1所示。 《阴阳师》手游 《御魂师》电影 《阴阳师》手游 《御魂师》电影宣传图案 表1《阴阳师》手游与《御魂师》电影形象与图案对比表 众多玩家将“阴阳师”称为“御魂师”，而被诉电影《御魂师》片头突出“御魂师”三个字，字体排版与《阴阳师》手游相似，且电影中多个主要角色名称、外形、人物经历、法术招式等方面能与《阴阳师》中的相应角色一一对应。各被告在相关宣传中均存在使用游戏中主要角色及特有的物品名称、宣称《御魂师》改编自火爆手游、使用有关“阴阳师”“平安京”的文案内容等行为。 电影《御魂师》上线一天后改名《封神令》更新上线，但《封神令》只是在主角姓名、部分角色形象上作了小部分修改，其余角色形象、角色使用的武器无实质变更。 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 一、被告珏某公司、爵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网某公司8万元； 二、被告珏某公司、爵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网某公司、杭州某火公司2万元； 三、被告湖南芒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网某公司、杭州某火公司5万元； 四、被告湖南芒某公司、珏某公司、海某公司、广州某佐公司、上海汶某公司、四川天某公司、上海汉某公司、上海敦某公司、宁波鸿某公司、上海华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网某公司、杭州某火公司15万元； 五、被告湖南芒某公司在案涉腾讯视频账号，被告珏某公司、爵某公司在案涉微博账号以及湖南芒某公司、珏某公司、海某公司、广州某佐公司、上海汶某公司、四川天某公司、上海汉某公司、上海敦某公司、宁波鸿某公司、上海华某公司在案涉官方微博首页醒目位置连续十五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法院审核)； 六、驳回原告网某公司、杭州某火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判决已生效。 ! 裁判理由 一 原告网某公司是否为案涉作品的著作权人 《阴阳师》游戏中的“安倍晴明”“神乐”等七个角色形象，均以线条勾勒、色彩搭配等方式构成，各自具有显著特征的外貌形态，以及风格迥异的服饰、发型等细节特征，以平面造型艺术形式体现的个性化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和独创性，属于规定的美术作品。原告提交了案涉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登记证书、网某官方网站及第三方平台首次发表的截图等证据，法院确认原告对案涉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被告抗辩原告美术作品来源于公有领域或者在先作品，不具有独创性。法院认为，以“梨猫”为例，虽然该形象与动物界的真实“狸猫”和《日本妖怪大全》收录的“八百八狸”形象较为接近，但不能因为有真实的“狸猫”存在，就认为所有对“狸猫”的绘画均不具有独创性，事实上，原告网某公司“梨猫”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美感，区别于真实的“狸猫”，且与《日本妖怪大全》收录的“八百八狸”形象在色彩、线条上并不相同，故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纳。 二 关于案涉电影宣传行为中的角色形象是否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在宣传被诉电影时，未经许可使用了原告四幅美术作品，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虽然在实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会包括将作品上传网络服务器的复制行为，但该复制行为属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前置行为，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在已经认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况下，可不再单独评价。 关于案涉电影中的角色形象是否侵害原告的著作权。原告认为，案涉电影中的角色形象系以真人或动物为载体固定了原告的平面美术作品。因此，本案需要判断针对《阴阳师》游戏中的角色美术形象，电影权利人找到类似形象的演员、身着类似的服饰、利用类似的道具进行拍摄是否构成从平面到立体的侵权？所谓“从平面到立体”的再现，主要是指按美术等作品制作立体艺术品的行为，但是，并非所有未经许可对平面美术作品的立体再现，都构成著作权侵权。如果立体造型本身不构成美术作品，比如生活中的“扳手”实物，那么根据“扳手”的美术设计图生产制造的立体产品，自然也就因未利用平面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而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以“安倍晴明”和“神乐”为例，虽然电影形象色彩搭配比较鲜艳，给人带来与平面美术作品相近的直观感受，但整体来看相似部分与公有领域比较接近，比如白发、乌帽、丝带、扇子、头饰、浪花，这些元素在古装剧或者生活中较为常见，因此，“安倍晴明”等电影形象缺乏独创性，不能构成美术作品。而且，无论是在袖子、裤腿的色彩还是花纹上，“安倍晴明”等电影形象均与平面美术作品存在较大的差别，即便案涉电影形象构成美术作品，其与平面作品之间亦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综上，被诉行为中，仅案涉电影宣传行为中的角色形象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三 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关于电影《御魂师》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首先，两原告将《阴阳师》作为手游名称使用，经过长期、持续的投入后，“阴阳师”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在游戏等关联领域已经与两原告具有相对稳定的联系，可以作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获得保护。 其次，《御魂师》电影会造成消费者误认电影与案涉游戏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被告抗辩“御魂师”属于公有领域的词汇，经当庭通过百度搜索“御魂师”,前五页中仅有极少部分链接与《阴阳师》游戏无关，在案证据亦可证明众多游戏玩家将“阴阳师”等同于“御魂师”，可见“御魂师”与《阴阳师》游戏已存在相对稳定的联系。虽然案涉电影原名全称为《御魂师之封神令》，但其中“御魂师”三个字与《阴阳师》手游字体排版相近，且“御魂师”字体远大于“封神令”，突出使用“御魂师”的行为会具有让人误认电影与游戏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混淆可能性。在已经因电影标题相似可能造成部分玩家混淆的情况下，案涉电影利用相关游戏知名元素的行为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混淆可能。经对比游戏中部分元素与案涉电影的人物形象，比如“安倍晴明”“神乐”等，后者在整体造型、色彩搭配以及诸多局部细节特征上，均与前者具有感官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虽不足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但会让人在观看电影时联想到《阴阳师》手游，并因电影名称的相似，从而在整体上加剧混淆可能。 最后，通过观众和影评人对案涉电影的评论可以看出，观众已经误认电影与游戏之间存在授权许可的关系。因此，被诉电影《御魂师》对两原告构成不正当竞争。 关于电影《御魂师》的宣传内容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在宣传案涉电影时利用两原告具有显著性的游戏名称等元素，并声称“阴阳师IP版权”等，会让社会公众误认为案涉电影与案涉游戏存在授权改编等关联关系；同时，“阴阳师IP版权”“改编自手游”等虚假宣传内容会让消费者误以为案涉电影已经获得授权，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抉择，亦属于的规制范围，构成不正当竞争。 关于改版后的电影《封神令》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改版后的电影《封神令》仅有少部分元素与《阴阳师》游戏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便会让消费者产生一定联想，也属于借鉴自由的范围，尚不足以达到所规制的混淆标准。 四 各被告与被诉侵权行为的关系 关于著作权侵权部分。被告珏某公司与爵某公司未经许可两次在微博宣传时使用了案涉四幅美术作品，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不正当竞争部分。关于电影名称、角色形象构成不正当竞争部分。该行为系电影内容侵权，需要电影著作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案涉电影载明出品单位和制作者为除爵某公司以外的其他11名被告。其中，被告云某湾公司明确表示不享有案涉电影的著作权，并提交了与投资人关于撤资进行交涉的截图，在本案立案前就已经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起诉解除投资协议的立案信息、起诉状、和解协议、情况说明书等证据，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法院认为云某湾公司已非案涉电影著作权人。其余十名被告应对电影内容本身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电影宣传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部分。对于在腾讯视频版头以及宣传片中的侵权内容，被告湖南芒某公司庭后确认系其提供，故应对该行为单独承担侵权责任。对于在珏某公司与爵某公司的联合发布会上，以及相关微博中的不正当宣传行为，两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他被告有所参与，故仅由珏某公司与爵某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针对电影官方微博的不正当宣传行为，因该微博注册时间与电影开机仪式接近，且该微博首发了电影的主演名单，法院认为，该微博系“官微”的可能性较高，所有电影权利人应对该行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注解 某些商品或服务由于其特性，可能随着使用惯性被相关公众冠以简洁化、口语化的俗称、别名等非正式名称。以本案为例，《阴阳师》是案涉游戏的正式名称，但在众多公众及玩家群体中，常常以《御魂师》指代该款游戏，也即《御魂师》是案涉游戏的俗称。随着商品为更多的公众所知悉，这些非正式名称可能比正式名称流传更广、更受欢迎，而利用商品非正式名称“擦边蹭流量”的行为也日益增多。对于知名商品的俗称等非正式名称能否受到法律保护，在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明确规定。本案系跨业态使用他人非正式名称引发的纠纷，案例拟从非正式名称的保护要件、权益归属、侵权判定路径三方面阐述，为司法有效规制使用他人商品非正式名称这一新型“搭便车”行为提供参考。 非正式名称获保护应具备的要件 01 一 非正式名称受保护的前提 传统观点认为，商业标志类权益的不正当竞争，须限定对抗范围，如限定于与该知名商品同类或类似的商品之中。但互联网时代，在复杂的经济模式及市场竞争关系下，各种经济关系及权益互相交叉、互相影响，在特定情况下，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经营者完全有可能存在竞争性利益。实务中，非正式名称受保护需满足两大前提：一是进行了商业化活动。只有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者才能获得的直接保护，因此，要求经营者对非正式名称已开展了商业化活动。二是不得有悖于专门法保护的制度设计。若该非正式名称已被注册为商标，符合的保护要件，则一般不应在专门法之外再寻求救济。 二 非正式名称受保护的三大要件：知名度、关联度、显著度 将被混淆对象限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标识。笔者认为，非正式名称之所以能获得与正式名称同等保护地位，其产生的作用必须使得相关公众在主观上能将其与该商品联系起来，进而使该非正式名称发挥出区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具体来说应具有知名度、关联度和显著度，三者缺一不可。 关于知名度，非正式名称的保护应是以商品具有知名度为前提，若缺乏知名度，权利人的商业价值和利益就无从谈起，他人也无法利用权利人的竞争优势，即使被仿冒利用，也不会影响竞争秩序，从而不具有被调整的意义，故判断商品是否具有知名度应置于首位。认定知名商品，可根据一定地域范围内，与该商品有销售、购买等交易关系的人以及同行业经营者对该商品的知悉程度加以认定。在网络游戏这一品类中，可参考上架时间、点击下载量、市场占有率、广告量、声誉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结合本案，《阴阳师》游戏下载量上亿，明显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关于关联度，指与知名商品之间是否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紧密联系，这是由于非正式名称的权益来源于知名商品所带来的权益。俗称、别名等非正式名称，一般不会标注于商品上，其产生来源除了商品权利人外，更多是由消费群体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总结概括出商品的显著特点、功能等，赋予其比正式名称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别称。因此，判断其与知名商品的关联度如何，除了分析在宣传、交易活动中的使用频率外，更多是该非正式名称能否为一定范围内的公众所知晓，并已形成实际、持续的使用惯性。结合本案，“御魂师”这个词是玩家在游戏长期运行中形成的对游戏核心的总结，且经过在各大游戏论坛的传播发酵后，在游戏玩家中已与《阴阳师》形成稳定的关联关系。 关于显著度，对于消费者而言，该非正式名称是否可与商品名称一样，起到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关键在于“直接指向”,若他人使用该非正式名称，足以导致消费者直接指向知名商品，则可能构成混淆。结合本案，“御魂师”概括描述《阴阳师》游戏的主要功能和玩法，成为附着于游戏的识别性符号，进而发挥了区分商品来源的功能。 综上，当非正式名称具备知名度、关联度、显著度时，意味着其与正式名称一样，在长期推广使用中附着良好的商业信誉，成为权利人信用的标志，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是权利人的无形财产，应受到法律保护。 商品非正式名称的权益归属 02 从我国规定的起诉条件看，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即，如果非正式名称的相关权益不能归属于商品权利人，即便受到间接侵害，商品权利人也非适格原告。 一 权利人享有非正式名称权益不以“使用”为要件 关于商品非正式名称的权益归属，中尚无明文规定。前文已述，非正式名称可能产生于消费者群体在商品使用过程中的评论、交流，并非来源于商品权利人的直接贡献。权利人不一定会在商业场合使用商品的简称、昵称或别称，如果认为权利人使用商品非正式名称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必须与使用正式名称的程度相同才能认定构成使用，则明显强人所难。这一点可从推特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中获得启示。在“推特案”中，法院认为虽然“TWITTER”商标的权利人未注册且未实际使用“推特”一词，但由于二者发音非常接近，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简洁的音译形式，二者形成了较强的对应关系。另外，“推特”作为英文“TWITTER”的中文翻译已为中国相关公众所知晓，上诉方在相同或类似的服务上使用“推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由此可见，即使商品名称的权利人未实际使用商品的别称或昵称，但只要非正式名称具有区分商品来源的市场知名度和显著性，那么该称谓的权益仍应归属于商品名称的权利人。 二 权利人明确排斥使用非正式名称则不享有相应权益 一般来说，非正式名称受欢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商品在公众中的热度，对商品知名度、销售量的提升可能带来助益，但也存在商品权利人明确表示拒绝使用非正式名称的情况。以索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刘某商标行政纠纷案为例，索某公司主张刘某在先注册的“索爱”商标属于索某公司的驰名商标，请求撤销该注册商标。然而，索某公司副总裁兼中国区主管卢某再三表示：“将‘索尼爱立信’简称为‘索爱’,不能充分体现两家母公司的品牌效应，不能反映公司全称的优势与内涵。”据此，二审法院认为索某公司并无将“索爱”作为其商业标识的意图和行为，驳回了索某公司的起诉。基于与对商业标识一脉相承的保护法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即便商品权利人并未主动使用非正式名称，但只要其未排斥主张非正式名称权益，那么，商品非正式名称作为商业标识的相关权益仍应归属于商品权利人所有。 使用他人商品非正式名称的侵权判断 03 一 使用正式名称与非正式名称的侵权判断标准不同 实践中，使用他人商品正式名称容易被认定侵权，进而存在妄图使用他人非正式名称以规避侵权的情况。事实上，直接利用商品正式名称可能属于正当使用，而使用非正式名称却构成侵权。比如，电影《锦衣卫》讲述了一位锦衣卫首领的事迹，如果他人运营的《锦衣卫》游戏以明朝为背景，以锦衣卫服饰作为游戏中角色的服装，那么《锦衣卫》游戏可能属于正当使用。因此，如果被告电影取名《阴阳师》,因电影与游戏并不属于相同的商品，且“阴阳师”本身代表一种职业，那么公众可能会认为被告电影与阴阳师职业相关，不一定会将其与《阴阳师》游戏产生误认，被告完全可能属于正当使用。但本案中，基于原告游戏的广泛传播，部分玩家已将游戏中的“阴阳师”称为“御魂师”，因御魂师并非属于公有领域的词汇，此时被告电影名为《御魂师之封神令》反而容易令公众第一时间将电影与《阴阳师》游戏产生关联联想，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 使用非正式名称的侵权判断路径 根据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名称构成混淆的认定标准是该使用行为会引人误认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笔者认为，系行为法，不同于等专门法，后者对权利要件、控制范围、合理使用往往规定了清晰的边界，而判断市场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要在具体语境下整体把握。因此，判断使用他人商品非正式名称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可以结合使用意图、商品其他元素相似程度、宣传推广的手段等诸多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容易令社会公众产生混淆。 以本案为例，电影《御魂师》虽然全名为《御魂师之封神令》,但“御魂师”三个字的字体和排版与手游《阴阳师》相近，且“御魂师”的字体远大于“封神令”，被告主观上意图突出使用“御魂师”的行为容易让人误认为电影与游戏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相反，如果被告电影名称并未突出使用“御魂师”，字体和排版也不相似，那么社会公众可能会认为电影仅是《御魂师之某某》系列的其中一部，从而不容易与原告游戏产生混淆。进一步而言，如果被告能突出使用“封神令”而非“御魂师”，或者电影主角并不使用同原告游戏相似的元素形象，那么社会公众可能通过电影的剧情宣传、海报形象等与原告游戏相区分，将进一步降低混淆的可能性。 责编 | 刘文倩 编辑 | 许晓琪 星标三连 更好接收“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推送消息！ ▼▼▼ 更多精彩不容错过！

内容摘要 人利益与公大数据背景下，商业数据因其巨大经济价值引发诸多纠纷。立法机关曾多次尝试将商业数据相关权益明确纳入保护范围，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呈动态化趋势，匆忙进行类型化立法难免囿于局限，引发了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相关纠纷层出不穷，法律适用却尚未达成统一。立足于不断优化法治化数字营商环境、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应当厘清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规则适用和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逻辑，远离“私益保护”误区，淡化竞争关系认定，回归竞争行为不正当性考察，并引入比例原则、动态系统判断法进行多元利益衡量。 关键词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 多元利益衡量 比例原则 动态系统判断法 数字经济时代，为了更好地引领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包括我国、欧盟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地区和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数据治理的规范。独立的个人数据经济价值有限，经营者使用大数据技术处理加工后的商业数据却可谓炙手可热。“新浪微博诉脉脉案”、“淘宝诉美景案”、“腾讯诉抖音案”以及“抖音诉创锐案”等典型案例，凸显了法律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要性。 一、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概述 2022年，（下称《反法草案》）第18条正式引入商业数据的概念，将其推上讨论焦点。关于商业数据的定义，学界虽存在分歧，但基本都认可商业数据属于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的数据集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商业数据”初步定义为经营者依法持有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用户数据集合。商业数据中，由用户自行上传、经营者采集的个人数据属于贡献数据的范畴，用户活动产生的行为数据则属于观测数据，二者可统称为原始数据，其区别于经营者深度处理产生的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用户数据，即衍生数据。衍生数据常借助平台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常见如平台用户画像和偏好分析等。“淘宝诉美景案”中，淘宝公司便是在用户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特定算法提炼出具有预测性的衍生数据，形成了“生意参谋”这一数据产品。 （一）商业数据利用行为的类型 商业数据的价值在于自由流通，商业数据利用行为难免造成竞争优势的争夺。实践中，商业数据利用行为通常可以分为商业数据获取行为、商业数据使用行为和商业数据利用的限制行为。 1.获取行为 商业数据获取行为指商业数据的访问及初步存储行为，可进一步分为未经授权爬取的行为和授权获取的行为。其中，未经授权获取数据的行为常表现为使用网络爬虫。网络爬虫（Web Crawler），也称网络机器人（Robot），是互联网时代普遍的一种信息搜索技术。爬虫技术一般先通过解析统一资源定位系统中的域名系统组成URL队列，再依次访问、解析，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库后再定期重复访问，最后实现对目标网页数据的完整下载和整合。授权获取的模式除签订许可使用或转让合同外，还包括Open API模式。Open API模式，即通过开放平台数据共享接口，授权第三方开发者开发能够统一运行的新应用。“新浪微博诉脉脉案”中，脉脉虽一开始和微梦公司达成了利用Open API获取相应商业数据的合作，但后来超出授权内容和时间范围获取数据，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因此被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2.使用行为 商业数据使用行为可分为复制行为、传播行为和分析行为：复制行为是指将从其他经营者处获得的数据通过自己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再现，一般可以和原产品或服务形成替代关系，如“透明标签诉美丽修行案”中美丽修行APP对透明标签APP中大量化妆品图片以及成分数据的再现；传播行为是指将获取的商业数据转让或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典型为“腾讯诉抖音案”中，腾讯将抖音APP中的用户注册信息及好友链等商业数据提供给多闪APP；分析行为则是指分析、处理获取商业数据，以形成更具有特色的网络产品或服务，如“新浪微博诉蚁坊案”中，蚁坊公司为其用户提供经分析形成的微博平台数据分析报告。 3.限制行为 在商业数据显然已成为经营者间所争夺之重要资源的背景下，被他人获取数据的经营者有时会通过某种方式限制他人获取和使用。对于授权取得数据的限制主要通过设置Open API或相应合同条款实现，而对于未经授权的爬取行为，则发展出了两类措施。较温和的措施是经营者通过事先拟定的代码，指明其允许爬虫技术运行的范围和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Robot.txt供爬虫识别。但这种协议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属性，很有可能被绕过。因此，相关经营者还有可能采取其他技术性更强的措施限制爬取行为，如要求登陆、限制访问次数、设置验证码以及加密手段等。 （二）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性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数据利用行为成为常态。“抖音诉创锐案”中，创锐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手段抓取抖音APP的短视频及评论，造成了抖音用户的流失，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被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此类涉数据爬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显然有较高的技术性。同时，商业数据的利用行为更具隐蔽性。如“透明标签诉美丽修行案”中，透明公司只能证明美之修行公司复制了带有其水印信息的图片和相关数据，但很难就其获取数据的过程进行举证。而且，数据抓取行为在前端表现为正常的过滤，但后台分析却可能得出其不正当盗用他人劳动成果的竞争目的，由此导致行为不当性也更为隐蔽，要从实质层面进行剖析。此外，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还具有损害易扩散性。商业数据获取行为成本低廉，行为影响却十分广泛，他人的不正当利用很可能会造成用户的快速流失，而流量流失又具有不可逆性，故其损害规模通常较大。 二、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存困境 商业数据蕴藏巨大的商业价值，能为经营者带来不能被轻易取代的竞争优势，若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加规制，无疑将打击经营者继续从事数据生产的意愿，长远来看不利于公共利益。因此，为促进商业数据开发和利用，有必要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一）立法层面的曲折尝试 立法层面上，传统的财产权保护模式难以兼容商业数据之保护，专门的商业数据财产权设立的阻碍也较大。分析我国近年来的立法动向，有关机关正尝试于反不正当竞争法领域构建相应数据规则，不过尝试的过程颇为曲折。 1.未能纳入互联网专条规制范畴2017年新基于司法实践的经验，增设了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款，即“互联网专条”。虽然该条难以直接涵盖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但为避免直接适用一般条款，法院还是倾向于援引该条。在此背景下，2021年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下称《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草案》）第20条曾尝试规范数据抓取行为，其具体表述明显对应互联网专条。同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下称《反法司法解释意见稿》）。该意见稿第26条专门设置“数据纠纷规则”，明确规定了特定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可以适用互联网专条的兜底条款。遗憾的是，《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规定草案》最终并未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下称《反法司法解释》）也删除了“数据纠纷规则”，其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互联网专条本身的争议。 2.设立商业数据专门条款的争议 2022年11月，前文提到的《反法草案》正式发布，其第18条设立的“商业数据专条”成为一大亮点。该条首次明确使用了“商业数据”这一概念，并通过构成要件和除外规定的方式对其进行了限定，明确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门槛。此外，该条还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列举了三类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 该条先是以构成要件的方式限定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指向的数据，规定受保护的商业数据除了应具有商业价值，还应由经营者依法收集并采取相应技术管理措施。不过，“依法收集”相对于此前《反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的“征求用户同意”提高了对经营者和立法利益的举证要求，而且指向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数据收集的规定。“相应技术管理措施”则似乎暗含经营者因控制商业数据当然享有其法律权益之义。而“技术性”也值得商榷，因为它不仅机械排除了约定或Robots协议等非技术性措施的场景，其技术管理措施也未能区分于商业秘密条款中规定的保密措施。与此同时，该条的除外规定将“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排除在竞争法领域的商业数据范围之内略显武断。例如各大餐外卖、出行、酒店平台上的评论，或者天气等信息实际上只能无偿公开，但如果事先将其从商业数据中进行排除，反而不利于鼓励经营者收集、分析以造福公共利益。 该条而后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界定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列举的行为包括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数据、违反约定或协议获取和使用商业数据以及披露、转让或使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商业数据的行为，而兜底条款从条文内容上看，其实与适用一般条款的逻辑无二。与前文所述商业数据利用行为相比，该条实际上只是对“未经授权”的类型进行了列举，但却并未归纳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性，对相关获取、使用的技术方式等缺乏明确的解释。该条的亮点在于对不同的行为设立了对应的损害结果标准，但仍旧比较抽象。而且，对于损害结果的过度关注将导致倒向权利侵害式的路径。反不正当竞争法虽有侵权法渊源，但竞争行为并不天然具有违法性，竞争的要义即排挤甚至取代竞争对手，实质性替代竞争对手本身并不能证成竞争行为的不正当性。 （二）互联网专条与一般条款的适用规则 在专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成为司法实践中解决企业间数据纠纷的主要依据。检索分析可知，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以第2条、第9条和第12条居多。也即一般条款、“商业秘密条款”和“互联网专条”。不过，商业秘密条款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的适用有限，且本质上并不兼容。所以，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主要的法律依据实则是互联网专条和一般条款，但是二者的适用规则存在较多分歧。 “互联网专条”列举的行为范畴并不能涵盖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其兜底条款的适用成了常态。以“腾讯诉聚客通案”为例，法院即援引第12条第2款第4项兜底条款，认定被告公司突破微信技术措施监控并存储微信数据的行为，妨碍了原告合法经营，构成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过，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适用问题频出。首先，“技术手段”的界定并不统一，其违法性也不能一概而论。其次，以“妨碍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为要件，有加深权利侵害式的僵化思维之疑。在此背景下，司法实践经常不得不同时援引一般条款辅助论证，这就使得互联网专条略显尴尬。一般条款的泛化无疑会造成法律思维上的懈怠，将导致法律工作者对价值判断、现有的具体规范和法律解释方法有所忽略。 （三）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问题 涉商业数据抓取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实践趋于先认定经营者具有合法利益，再认定商业数据抓取的不正当性，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存在经营者合法利益为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前提的“两步走”的裁判规则。 1.前置认定：陷入“私益保护”误区 “两步走”的裁判规则之下，在走完第一步时就形成了不正当性的判断是常见的误区。在认定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的前提下，很容易直接将数据控制者的商业利益合法化并认定为竞争优势，此时若有损害事实，就会当然地推导出竞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结论。“360诉百度案”中，北京高院在判决书中提出了“非公益不干扰原则”。该原则要求经营者不能因为一己私利干扰或阻碍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即使有利于公益，也应遵循最小损害原则。然而，市场离不开竞争行为，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商事主体本身，都将在动态结构的竞争中保持生命力，“不干扰”要求经营者时刻注意不损害或尽可能少损害其他竞争者的私益，属于将经营者合法利益认定前置，混淆了竞争行为和竞争损害的主次关系，有比照绝对权利侵权行为判定之嫌。《反法司法解释意见稿》规定，若当事人仅以经营者利益受损为由而无法证明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则不可援引一般条款，体现了对动态竞争规律的遵循，不过并未被新《反法司法解释》所保留。 2.主体要件：竞争关系判断必要性低 根据一般条款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起点是确认主体系经营者身份。新发布的《反法司法解释》第2条回应了经营者身份认定的争议，关于主体的争议焦点便集中到了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上。有学者研究发现，很多判决都将竞争关系作为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前提。《反法司法解释》回应互联网经济时代的需要，将竞争关系扩大解释为“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但是，有学者认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应以损害竞争秩序为核心，对竞争关系的要件性应当逐渐淡化。 3.行为要件：不正当性标准过于主观 评判竞争行为的不当性时，司法实践通常会根据“海带配额案”的精神，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作为标准。然而，学者研究发现，司法实践在认定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对商业道德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有时择一，有时二者兼用。实际上，商业道德标准实际上会随行业共识变动，可以作为诚实信用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无需进行堆砌。但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评判难以避免主观色彩过重的缺陷。新发布的《反法司法解释》为商业道德的评价列举了一些考量因素，包括行业规则或者商业惯例、经营者主观状态、交易相对人意愿等。不过，在数据行业内，所谓行业规则的认可度值得怀疑，商业惯例也未必符合公序良俗。如“360诉百度案”中，Robots协议仅为经营者可编辑的一份单方声明，由处于优势地位一方所把控，另一方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无法与之抗衡则只能被动接受。如果参考这样的协议或者惯例，反而可能形成助推垄断的力量。 4.结果要件：过分关注损害结果 权利侵害式思维之下，若认定损害经营者合法利益，通常会直接推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结论。对此，被告通常会提出多种抗辩事由。通过对损害结果及其抗辩一并审视可以发现，在不同主题竞争优势此消彼长态势下，损害结果本身具有中立性，被过分关注才成为了直接推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举例而言，“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的损害结果就不一定具有不正当性。如“智联诉逸橙案”中，被诉行为人虽然以绕开技术措施的手段实施了数据抓取和复制行为，但是被告的“技术中立性抗辩”得到了支持，其根本原因在于行为损害与其可以为消费者带来的增益相比，尚未达到应当规制的地步。竞争行为对其他经营者造成损害在所难免，损害结果的中立性有待承认。只有经过利益衡量，认定经营者所受损害尚未达到需要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救济的程度时，案涉利用商业数据的行为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域外经验 数据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作用，纵观全球可以发现，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方面的探索较为先进。下文将结合域外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分析，探讨有针对性的有益经验。 （一）域外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 1.日本：专门条款 为了平衡数据提供者和数据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日本在2018年新修的的第2条和第19条增加了相关规定，组成了专门的“限定提供数据条款”。在确定受保护的数据范围时，该条款主要规定了限定提供性、技术管理性和相当累计性三个要件，并将商业秘密和公众无偿可以获取的信息排除在外。在确定限定提供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该条款列举了获取、使用以及披露等三种直接的恶性行为，又规定了两种除外情形。我国《反法草案》“商业数据专条”的设置显然借鉴了日本这一专门条款，然而该条款所保护的限定提供数据与商业秘密存在较大重合，尽管日本经济产业省在相关文件中有意通过目的区分二者，但说服力不高。其次，将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排除在外过于武断，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应当回到竞争行为的不正当性判断上。 2.美国：基于不同理论的不正当竞争之诉 对于商业数据的抓取和利用行为，禁止盗用原则可作为在美国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的诉因。根据禁止盗用原则，商业数据属于经营者享有的财产利益，不正当地获取或使用相当于“盗用”他人财产。在美国的Morris Commc’ns. Corp. v. PGA Tour, Inc.案中，法院便是根据禁止盗用原则使经营者的数据系统免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同时，对于过分限制他人获取商业数据的行为，当事人可基于“不当干扰既有合同和预期商业关系”（下称“干扰侵权理论”）提起侵权之诉。由于美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泛指“推动建立竞争者之间的市场竞争最低正当性标准”的所有法律规则，所以干扰侵权行为虽被冠以侵权的名义，本质上也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波多折的“hiQ诉LinkedIn案”在2022年12月落下帷幕，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便是LinkedIn针对hiQ获取、使用其商业数据行为发出的停终通知函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3.德国：多元利益衡量与动态系统判断法 德国最新修订的将保障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加入立法目的，构建了“多元利益衡量”模式。为了应对利益衡量的难题，奥地利学者威尔勃格提出了“动态系统判断法”，意在摒弃“全有或全无”的构成要件论，而是将诸多因素构建成一个动态的系统，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判定。以德国为例，其规定了禁止盗用原则适用的五个考量因素，包括竞争属性、商业行为、模仿行为、实质损害、以及不诚实地获得模仿所必须的信息或材料在内。这些因素在“动态系统判断法”的背景下是浮动的关系，竞争属性越突出、利用程度越强，则认定竞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的其他要求就越低。 （二）可借鉴的域外有益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我国尚未就商业数据的保护专门立法，但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方式实现对商业数据的弱保护已经成为共识。日本的专门条款对我国通过立法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有较强借鉴意义，美国和德国适用实质意义上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商业数据纠纷，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1.遵循“多元利益衡量”思路 竞争观决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路径和判断标准。强调经营者利益保护的静态竞争观，一方面忽视了消费者利益主体地位的革新，另一方面无法激励更大范围的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变革。市场竞争呈现动态规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也应秉承动态竞争观，理性评估利益增进与损害。以德国“电视精灵案”为例，法院便在动态竞争观的指导下使用“多元利益衡量”的思路对案涉行为的正当性展开了论证。 2.多因素的动态系统式判断 不正当竞争纠纷的裁判文书常提到，不劳而获、食人而肥的行为有悖于商业道德，不禁止不正当的搭便车行为将危害公平竞争。此种论证背后的逻辑与禁止盗用原则如出一辙，故而该原则可为我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比较法上的支撑。同时，基于干扰侵权理论认定的违法行为，也是实质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借鉴上述理论中考量行为不正当性多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动态系统的观念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判断，将增强一般条款适用的确定性。 （1）数据的商业价值 对于盗用行为，德国司法判例发展出的首要构成因素是“具有竞争属性”。竞争属性，指产品的某些特征可以表明产品的企业来源或特别品质。在商业数据的场合，其竞争属性主要体现在其商业价值上。而实质性投资是证明商业价值的一大标准。实质性投资的说法来源于欧盟《数据库指令》。以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为例，经营者对原始数据的投资主要现在搭建平台耗费的人力和资本上，对衍生数据的投资还包括较强的智力性投资，而衍生数据显然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据此，实质性投资的范围应做广义理解：既包括劳动和资本方面的投资，也包括智力性投资。欧洲部分国家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实质性”的最低标准，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2）主观过错的程度 有学者认为，美国是因为没有发展出类似欧洲的反不正当竞争侵权法，所以才确立了禁止盗用原则，并使之成为保护“准财产”的理论基础。据此，盗用行为不正当性的判断还可以参照侵权行为认定中对行为人过错的考量。同时，干扰侵权行为的认定也要求对主观过错进行考量。不过，识别行为人的主观动机需要依赖于客观行为证据，包括双方之间的关系、行为人对关系的了解情况以及行为指向的具体数据类型等。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如双方具有委托或合同关系，或直接竞争关系，行为人的干扰行为或盗用行为就更具有可责性。 （3）行为的损害程度 市场竞争中的损害是正常现象，只有当行为造成足够严重的损害后果时才能够获得救济。根据“禁止盗用原则”，认定盗用行为要对损害内容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综合分析，轻微的搭便车一般不会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即便数量很少，如果所盗用的是其他市场竞争主体的核心资源，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德国也规定，只有当行为足以显著地损害竞争者、消费者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时，才会构成不正当竞争。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常见的损失形式体现为：业务的正常运营、用户的流失以及潜在商业利益的丧失等，一般需要由主张利益受损方进行举证。 3.合理规制经营者的限制行为 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量，很多经营者会采取手段限制他人利用商业数据。但是，数据驱动经济的效用依赖于数据的高效流通，经营者的过度限制有可能导致“数据垄断”，引发竞争优势的不当变化，扰乱市场秩序，亦有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不过，这其实仍是利益平衡的问题。为了避免过度保护经营者合法利益，美国知识产权局承认了合理使用制度在商业数据利用中的适用空间。为了进一步促进数据的共享，欧盟《数据法案》草案也设立了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规则，限制享有过大话语权的经营者。我国目前未设立合理使用商业数据的规则，但是在商业数据利用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可通过利益平衡的方式避免经营者利益的过度保护。“新浪微博诉超级星饭团案”中，法院就认为，经营者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人合法收集或利用其平台中已公开的数据。“360诉百度案”中，法院认定，单方设置的Robots协议应当具有合理、正当性，才能够作为商业道德的辅助参考标准认定行为不正当性。 四、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进路 （一）保持立法的“谦抑性” 现行法律规范缺位加剧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层出不穷，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较大的适用难题。《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规定草案》、《反法司法解释意见稿》和《反法草案》体现了我国立法者对于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重视。但是，新的竞争行为并非一定不可纳入现有法律规制框架，加之数据技术专业性过强，匆忙立法反而可能会囿于局限性产生负面影响。 此前的立法首先尝试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互联网专条规制范畴，但互联网专条本身存在较大缺陷：具体款项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兜底条款又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由此，扩张解释互联网专条内涵，强行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将损害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其次，《反法草案》的“商业数据专条”无论是从保护客体的构成要件上，还是行为的列举上，很明显是借鉴了商业秘密条款的立法技术。然而，绝大多数商业数据的生命力源于流通共享，商业秘密作为业务核心却轻易不会进行交易，所以二者并不兼容。在此背景下，如借鉴商业秘密条款的对商业数据专条进行设置，实际上是对商业数据经营者的合法利益认定设置了较高门槛。而且，商业数据专条特地将“公众可以无偿利用的信息”的公开数据排除在外，会加剧对商业秘密条款的架空影响。更何况，商业秘密条款接近“权利条款”，为商业秘密的权益附加强保护，而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本身即具可责性不同的是，未经授权的商业数据获取行为不一定具有不正当性。实际上，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随时会诞生，对此应保持谦抑性，审慎进行类型化立法，秉持市场归市场的理念，在个案中进行理性衡量，对明显造成利益失衡的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确保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为的规制是必要且适度的，以维持竞争活力。 （二）厘清互联网专条与一般条款适用规则 一般条款的适用，限于法律应当保护的秩序将受损害之时。然而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表述同样过于简略，致使实践中出现“以互联网专条之名，行一般条款之实”的倾向。对此，立法机关曾尝试明确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条件，以提高兜底条款的可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如《反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条。但该条并未被保留，原因或许在于，该条适用要件更为复杂，在实践中依旧难免导向一般条款。 笔者认为，一般条款兼具原则和规则的双重属性，能够在发挥原则性作用的同时作为评判规则。如果竞争行为符合具体条款规定的构成要件，那么必定同时构成一般条款所述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就是说，一般条款的适用实际上代表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逻辑，因此下文将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范式进行研究，在市场效果的评估方面充分考量多元利益，引入较为客观的机制对竞争行为进行判断和评价，以减轻一般条款不确定性的缺陷。 （三）重构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范式 1.明确多元利益衡量层次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将经营者合法利益作为认定前提是常见思路。然而动态竞争观之下，不能将经营者的利益，哪怕是合法利益，置于当然保护或优先保护的地位，而应经过更进一步的理性证成。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不应先验地认定经营者利益的可保护性，而是回归对行为不当性的评价，在具体案件中采取“多元利益衡量”思路，论述救济经营者合法利益之必要性。 多元利益衡量，在不正当竞争法中通常体现为三种类型的利益：经营者、消费者和制度利益。其中，经营者利益属于直接保护利益，消费者利益属于反射利益，竞争秩序则是制度利益的范畴。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不同利益经常有所冲突。如“hiQ诉LinkedIn案”中，LinkedIn就其所控制商业数据应当享有的商业利益和hiQ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就存在较大冲突。又如“腾讯诉聚客通案”中，涉案软件利用外挂技术为付费用户提供微信平台个人号管理服务，导致经营者利益受损，被告却主张消费者的体验得到了改善。 面对利益冲突，应以通过衡量实现“利益保障的最大化”为目标。按拉伦茨的利益衡量理论，若多元化的各项法益发生冲突，需要对利益位阶按照一定逻辑顺序进行排序：价值更优越的法益获得优先保护，同一位阶若发生冲突，则衡量利益与侵害之比例。具体到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涉三方利益上，有学者提出可将上述三种不同利益划分为两个层次，将消费者利益与制度利益纳入第一层级优先考虑，其次是经营者利益。笔者认为，一般条款的条文即展现了“制度利益”的优先性，而从司法实践的观点来看，消费者利益代表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实际上比经营者利益保护更具现实意义。而不同经营者的利益，应放在同一位阶。 2.摒弃竞争关系认定要件 传统竞争关系理论认为，竞争主要发生在商品间具有替代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在互联网经济的大背景下，竞争应泛指围绕用户展开的交易机会的争夺。新《反法司法解释》虽从广义上理解竞争关系，但未能脱离将其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前提的思维定式。强调竞争关系的认定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实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这一竞争法立法目的，但实践中对竞争关系的过分关注容易造成对竞争行为不当性这一认定核心的忽略，使纠纷陷于概念论证。实际上，扩张解释也只是传统思维的改良，并不能从根本上适应竞争法领域的发展，如果可以摆脱竞争关系的桎梏，或可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流量争夺、跨界竞争”的特性。 3.比例原则下认定不当性 司法实践中，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评判大多聚焦商业道德。然而，道德判断容易招致模糊性的批评，而即便运用位阶层次进行利益衡量依旧略显抽象。通过考察“大众点评诉百度案”、“360诉百度案”、“阿里巴巴诉码注公司案”等案件发现，为合理考量各种利益的减损和增进，可以运用比例原则这一工具。比例原则，作为一种客观分析工具，由三个子原则构成，分别对应实践中三个阶段的审查，且三阶段应遵循一定顺序。 首先，适当性原则是对行为目的的考察，要求目的具有正当性且行为从外观上能够达到目的。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场合，被告常抗辩己方行为提升了消费者的体验，但若经分析发现其行为目的是为了破坏其他经营者的正常商业模式，就应倾向认定不正当性。常态化经营中，商业对抗实属常态，若被告行为具有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并实际上有益于消费者，则满足适当性审查。 必要性原则是指在多个可实现目的的手段中，应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由此也称最小侵害原则。最小侵害，必要时可参考相关的商业惯例和行业公约，因为这些规范一般是多数经营者基于整体竞争效益最优化、整体竞争秩序规范化等方面的考量潜移默化地达成的默契，是利益衡量的结果。但需要明确的是，法院在参考这些规则时应做审慎核查，对不合理、不正当、不利于市场正常发展的应及时摒弃。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如果为实现正当目的抓取数据，确不存在损害更小地实现相同效果的替代手段，便可认为通过必要性审查。 所谓均衡性原则，也称狭义的比例原则，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法权益冲突时，行为造成的损害与增益应成比例。商业数据竞争行为中，技术对抗普遍存在，但技术具有中立性，不当然扰乱市场秩序。为了平衡促进数据的流通利用和鼓励公平竞争的目标，若行为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同时经营者尚有自力救济的空间，比如可以通过一定技术管理措施反干扰，那么应审慎认定该行为具有不正当性。但若行为严重妨碍经营者正常经营，且无法自行化解或化解难度、成本过高，则可进一步对其造成的损害与促进技术进步程度进行衡量。 4.多因素的动态系统判断 适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时，“多因素考量模式”渐成大势所趋。“大众点评诉百度案”中，法院对认定商业数据竞争行为之不正当性便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如涉案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和成本付出、对信息的获取及利用是否违法、违背商业道德或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以及竞争对手使用信息的方式和范围等。根据“动态系统判断法”，这些因素相互独立，但功能上互补，行为不正当性的判断以所有因素的可证明力之和为准。 （1）商业价值因素 多次立法尝试中，商业数据的界定都使用了“具有商业价值”这一表述，为经营者合法利益的来源提供注解。笔者认为，商业价值的衡量可引入“实质性投资”标准。其实，在“谷米诉元光案”中，法院就重点论述了涉案成果系经营者进行巨额且长期投资并承担相应风险才获得的，因此才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才有保护之必要。通过对经营者付出的物质、人力或智力性投资进行举证，典型如搭建和维护用户平台、深度挖掘用户数据、对大量数据脱敏处理、构建分析的算法模型等，能够增强裁判者对经营者利益保护必要性的心证。此外，在商业数据领域，数据存储量越大，依其而加工、分析出的数据产品或新的业态才会有更高的成功率，才会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因此，“相当累积性”也引入商业价值的衡量标准，即受保护的数据数量应足够庞大，才具有附加利用价值。 （2）主观过错因素 行为人的过错是一种主观状态，需结合客观外在行为进行判断。一般来说，行为人如违反注意义务，应认为具有更高的过错程度。注意义务，是指法院认定被告在特定情况下对原告负不为加害行为的法律义务，若被告未加注意、未达注意标准或未采取法律要求的预防措施，则被告需对原告承担责任。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当数据控制者设立了合理、正当的Robots协议等开发协议或其他技术措施，有意绕过协议或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显然就更具可责性，其有关“技术中立抗辩”也更难成立。“新浪微博诉蚁坊案”中，蚁坊公司运营的鹰击系统，依赖于收集、分析微博信息提供有关领域的舆情监测服务，由于微梦公司设置了相关技术限制，蚁坊公司的有意绕开、破坏行为遂被法院认定为缺少合法性。 （3）损害后果因素 市场竞争中，一方经营者的商业服务对另一方经营者造成损害是正常现象，损害结果本身具有中立性，并不能当然征引行为的不正当性。但如果竞争者“盗用”的部分是核心内容资源，那么损害结果一般堪称“显著”。以“钢联诉纵横案”为例，被告对原告的大量价格数据仅在外在显示上有些许差异，实际上是对他人核心内容资源的“盗用”，造成了显著的损害后果，如果不加规制，将有损市场竞争秩序。相对应地，对他人商业数据适当的、符合比例的利用将阻却其不正当性，如德国“电视精灵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并未对原告构成“生存威胁”，故而认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部分案例将“实质性替代”作为认定商业数据利用行为不正当性的重要因素。根据实质性替代标准，利用他人商业数据超出必要比例、实质替代了原数据控制者的服务构成不正当竞争。“新浪微博诉超级星饭团案”中，法院认为，涉案APP将所抓取的数据完整再现，肯定会抢夺新浪微博的流量，因此构成实质性替代，进而构成不正当竞争。“新浪微博诉饭友案”中，法院进一步论证了涉案APP对微博构成了实质性替代：既实际分流走了微梦公司的潜在用户流量，也影响了微梦公司通过微博可以获得的商业收益。不过，在“多因素考量模式”下，即使构成了“实质性替代”，也要遵循比例原则的框架进行利益衡量。如“大众点评诉百度案”中，法院虽认定了被诉行为的实质性替代效果，但也考量了其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只是，百度本可以损害更小的方式达到其创新目的却未采取，属于未通过必要性审查而利益失衡，故而才被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一考量过程值得借鉴。 总得来说，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过程中，应当遵循比例原则的考量机制，对多种相关因素进行“动态系统判断”。如此，既可以便于法官合理论证，又可以限制其自由裁量权，可以得出较为客观、又不失灵活的判断，同时还能够在考量各因素时对相关抗辩有所回应。 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各国和各地区对数据治理的探索十分热烈，如何通过数据治理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已经成为重要课题。作为国际公认的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长三角的企业机构数量众多，数据量和数据流通量都极为庞大，其数据市场的规范化需要更完善的法律制度供给。本文囿于篇幅和选题所限，仅围绕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完善路径进行探讨，对于数据要素市场构建的制度问题等还有待深入研究。

天元反垄断团队应China Law & Practice的邀请，撰写修订亮点解读。新增“滥用优势地位”条款，禁止大型企业滥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强迫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交易的条件，拖欠款项。认定“优势地位”更倾向关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具体交易中的关系，亦有待执法实践的明确；该条款的适用还可能在仲裁管辖、合同效力等问题上带来新变化。 Spotlight on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highlights of the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Wei Huang, managing partner, and Kexin Chen, associate, at Beijing Tian Yuan Law Firm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a core provision of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its impact on enterprises of all sizes. A new statutory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which prohibits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clause is broadly drafted and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The drafting of the clause leads to two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s, each with a very different impact on large enterprises and contractual liability Further guidance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lause will be essential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ew position On June 27, 2025,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the “AUCL”) was formally promulgated. Following extensive deliberation and substantive revisions, Article 15,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Article 15 provid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other business operators shall not abuse their advantageous position based on their capital, technology, distributing channels, industry influence, etc., forc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erms on periods, methods, conditions of payments, or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s, to delay payments on goods, projects and services.” How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the “Anti-Abuse Clause”) will be applied in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civil litigation/arbitration has been attracted wide discussio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will provid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re provision and offer our professional insights. I． Legislative evolu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The drafting history of Article 15 of the AUCL reveals a deliberate three-stage refinement: ❑ Initial framework: Modeled o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abuse of dominance regime in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AML”), adopting the terminology “abuse of relative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 Scope narrowing: Subsequently focused on regulating large enterprises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or exclusive agreement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MEs”); ❑ Final focus: concentrated the prohibition on core abusive conduct: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and delaying payments. This progression aligns with the stated legislative purpose articulated by Luo Wen, head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the “SAMR”): “to safeguard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MEs” in China’s evolving market ecosystem. II． Analysis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The determina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establishes a broad defini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xpressly enumerating sources of leverage including capital, technology,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 industry influence, similar to the elements of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under the AML. However, unlike the determination of dominant position, which basically involves on clear market share thresholds, the assessment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In a scenario where such dependence exists, the stronger party may exploit this dynamic to impose a variety of unreasonable terms, which curtail the weaker party's freedom in negotiation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transaction. Frequently, the stronger party may not meet the stringent criteria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 AML’s failure to provide effective regulation. Given this regulatory gap, the AUCL steps in and offers protection in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asymmetrical bargaining pow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we project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will hinge critically on one party’s dependence on the other. Unequal power dynamics, as evidenced by non-negotiable “take it or leave it” offers, may serve as evidence of one party's “advantageous position”. 2. The standards of lar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otably, the Anti-Abuse Clause further narrows its applicable scope to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Es”, while retaining flexibility in defining the specific thresholds for classifying enterprise size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threshold, the Provis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11,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Tailored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Standards identified SMEs based on multiple benchmark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earnings, and total assets. However, given the early promulgation of the Standards, their provisions may not fully align with current market realities. In practice, the benchmarks and indicators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substantial assessments. Authorities are likely to conduct case-specific determination given the distinct industry dynamic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s or guidance providing further clar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this issue will be welcomed. 3.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constitut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delineates two behavioral conditions for abusing advantageous position: forcing SM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The structure leads to two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y scope and enforcement. ❑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parallel standalone conduct Under this view, “forc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are treated as two independent, parallel forms of abusive conduct. Either condition, on its own, i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conduct. The interpretation expands the regulatory scope to cover more standalone claims based on “unreasonable term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delayed payment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protections for SMEs. However, a potential drawback is the risk of duplicative liability for delayed payments. Such conduct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 to the parties' agreement and contract law—typically, for breaching payment obligations. Now, the delinquent party may incur additional liability under the AUCL, placing a heavier burden on large enterprises. ❑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Cumulative conditions Th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reats “delaying payment” 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harmful effects resulting from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Under this framework, both conditions must be satisfied to constitute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is approach addresses a gap under contract law, where SMEs often struggle to obtain effective relief for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indirectly lead to delayed payments. By linking the two, the provision would provide a targeted remedy for such scenarios. Conduct involving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but without delayed payments, would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regulation. Given the possible ambiguity in the provision, we anticipat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practices to clarify its scope and application criteria. III．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Administration Unlike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AUCL, which may be enforced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Article 31 of the AUCL explicitly designates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as the competent bodies for enforcing the Anti-Abuse Clause. By confining the enforcing authority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bodies, this reduces the risk of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s and discretionary practices that might arise if enforcement were decentralized to lower-level authorities. This, in turn, enhances the uniformity of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and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ed law enforcement, preventing over-enforcement or arbitrary application. Additionally, the provision incorporates a rectification mechanism, allowing enterprises that abuse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correct their actions. Fines are imposed only when enterprises “fail to rectify the violation within a prescribed time limit”. The opportunity to rectify would minimiz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feasible, unnecessary disruptions to business operations. 2. Civil litigation With the Anti-Abuse Clause coming into force, SMEs gain the right to initiate civil litigation against the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is clause and the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provisions under the AML, several critical considerations arise in the context of such litigation: ❑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A key preliminary issue is whether arbitration clauses in existing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arties can govern disputes arising from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involving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the courts have excluded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emphasizing the public interest nature of antitrust laws, which aim to protect market competition as a whole (see cases including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497,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133, and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748). However, in one trade secret dispute, another type of unfair competition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when the alleged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s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with contract performance, the dispute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greement’s arbitration clause ((2021)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 1934). Applying this logic to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ases, the focus on th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suggests that such disputes primarily involve individ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a result, the courts are likely to uphold arbitration clauses in relevant agreements, requiring parties to resolve such disputes through arbitration rather than litiga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SMEs may invoke the rationale underpinning antitrust cases by highlighting the detrimental impact of such abusive conduct on consumer welfare and public interests, so as to support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In terms of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Article 3 of the Several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Jurisdiction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related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Cases of First Instance, clarifies that non-techn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fal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lower people’s courts designa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refore, in contrast to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which is confined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authorities, SMEs can initiate proceedings regarding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directly in the first-instance courts. ❑ Substantive issues: Validity of agreemen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In addressing the substantive issues of the case, the central question revolves around the validity of an agreement contain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contracts contravening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re void. Its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clarifies that, if the legislative intent behind these mandatory provisions can be fulfilled solel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sanctions, the contract's validity may be upheld (see Article 16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tract Part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 Shi [2023] No. 13). Contrac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amount to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tentially be deemed to be invalid, due to their violation of the AUCL. Additionally, the Anti-Abuse Clause may be unlikely to fall within the exceptions stipulated in the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above. This i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namely protecting SMEs’ developing space,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substantially terminating the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making payments, rather tha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fining alone). Based on the foregoing analysis, it seems to be the position that contracts in violation of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ssibly be regarded as invalid pursuant to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天元反垄断团队应China Law & Practice的邀请，撰写修订亮点解读。新增“滥用优势地位”条款，禁止大型企业滥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强迫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交易的条件，拖欠款项。认定“优势地位”更倾向关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具体交易中的关系，亦有待执法实践的明确；该条款的适用还可能在仲裁管辖、合同效力等问题上带来新变化。 Spotlight on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highlights of the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Wei Huang, managing partner, and Kexin Chen, associate, at Beijing Tian Yuan Law Firm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a core provision of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its impact on enterprises of all sizes. A new statutory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which prohibits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clause is broadly drafted and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The drafting of the clause leads to two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s, each with a very different impact on large enterprises and contractual liability Further guidance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lause will be essential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ew position On June 27, 2025,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the “AUCL”) was formally promulgated. Following extensive deliberation and substantive revisions, Article 15,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Article 15 provid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other business operators shall not abuse their advantageous position based on their capital, technology, distributing channels, industry influence, etc., forc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erms on periods, methods, conditions of payments, or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s, to delay payments on goods, projects and services.” How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the “Anti-Abuse Clause”) will be applied in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civil litigation/arbitration has been attracted wide discussio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will provid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re provision and offer our professional insights. I． Legislative evolu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The drafting history of Article 15 of the AUCL reveals a deliberate three-stage refinement: ❑ Initial framework: Modeled o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abuse of dominance regime in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AML”), adopting the terminology “abuse of relative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 Scope narrowing: Subsequently focused on regulating large enterprises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or exclusive agreement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MEs”); ❑ Final focus: concentrated the prohibition on core abusive conduct: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and delaying payments. This progression aligns with the stated legislative purpose articulated by Luo Wen, head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the “SAMR”): “to safeguard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MEs” in China’s evolving market ecosystem. II． Analysis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The determina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establishes a broad defini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xpressly enumerating sources of leverage including capital, technology,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 industry influence, similar to the elements of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under the AML. However, unlike the determination of dominant position, which basically involves on clear market share thresholds, the assessment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In a scenario where such dependence exists, the stronger party may exploit this dynamic to impose a variety of unreasonable terms, which curtail the weaker party's freedom in negotiation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transaction. Frequently, the stronger party may not meet the stringent criteria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 AML’s failure to provide effective regulation. Given this regulatory gap, the AUCL steps in and offers protection in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asymmetrical bargaining pow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we project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will hinge critically on one party’s dependence on the other. Unequal power dynamics, as evidenced by non-negotiable “take it or leave it” offers, may serve as evidence of one party's “advantageous position”. 2. The standards of lar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otably, the Anti-Abuse Clause further narrows its applicable scope to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Es”, while retaining flexibility in defining the specific thresholds for classifying enterprise size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threshold, the Provis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11,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Tailored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Standards identified SMEs based on multiple benchmark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earnings, and total assets. However, given the early promulgation of the Standards, their provisions may not fully align with current market realities. In practice, the benchmarks and indicators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substantial assessments. Authorities are likely to conduct case-specific determination given the distinct industry dynamic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s or guidance providing further clar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this issue will be welcomed. 3.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constitut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delineates two behavioral conditions for abusing advantageous position: forcing SM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The structure leads to two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y scope and enforcement. ❑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parallel standalone conduct Under this view, “forc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are treated as two independent, parallel forms of abusive conduct. Either condition, on its own, i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conduct. The interpretation expands the regulatory scope to cover more standalone claims based on “unreasonable term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delayed payment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protections for SMEs. However, a potential drawback is the risk of duplicative liability for delayed payments. Such conduct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 to the parties' agreement and contract law—typically, for breaching payment obligations. Now, the delinquent party may incur additional liability under the AUCL, placing a heavier burden on large enterprises. ❑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Cumulative conditions Th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reats “delaying payment” 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harmful effects resulting from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Under this framework, both conditions must be satisfied to constitute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is approach addresses a gap under contract law, where SMEs often struggle to obtain effective relief for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indirectly lead to delayed payments. By linking the two, the provision would provide a targeted remedy for such scenarios. Conduct involving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but without delayed payments, would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regulation. Given the possible ambiguity in the provision, we anticipat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practices to clarify its scope and application criteria. III．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Administration Unlike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AUCL, which may be enforced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Article 31 of the AUCL explicitly designates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as the competent bodies for enforcing the Anti-Abuse Clause. By confining the enforcing authority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bodies, this reduces the risk of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s and discretionary practices that might arise if enforcement were decentralized to lower-level authorities. This, in turn, enhances the uniformity of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and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ed law enforcement, preventing over-enforcement or arbitrary application. Additionally, the provision incorporates a rectification mechanism, allowing enterprises that abuse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correct their actions. Fines are imposed only when enterprises “fail to rectify the violation within a prescribed time limit”. The opportunity to rectify would minimiz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feasible, unnecessary disruptions to business operations. 2. Civil litigation With the Anti-Abuse Clause coming into force, SMEs gain the right to initiate civil litigation against the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is clause and the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provisions under the AML, several critical considerations arise in the context of such litigation: ❑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A key preliminary issue is whether arbitration clauses in existing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arties can govern disputes arising from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involving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the courts have excluded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emphasizing the public interest nature of antitrust laws, which aim to protect market competition as a whole (see cases including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497,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133, and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748). However, in one trade secret dispute, another type of unfair competition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when the alleged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s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with contract performance, the dispute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greement’s arbitration clause ((2021)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 1934). Applying this logic to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ases, the focus on th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suggests that such disputes primarily involve individ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a result, the courts are likely to uphold arbitration clauses in relevant agreements, requiring parties to resolve such disputes through arbitration rather than litiga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SMEs may invoke the rationale underpinning antitrust cases by highlighting the detrimental impact of such abusive conduct on consumer welfare and public interests, so as to support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In terms of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Article 3 of the Several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Jurisdiction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related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Cases of First Instance, clarifies that non-techn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fal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lower people’s courts designa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refore, in contrast to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which is confined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authorities, SMEs can initiate proceedings regarding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directly in the first-instance courts. ❑ Substantive issues: Validity of agreemen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In addressing the substantive issues of the case, the central question revolves around the validity of an agreement contain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contracts contravening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re void. Its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clarifies that, if the legislative intent behind these mandatory provisions can be fulfilled solel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sanctions, the contract's validity may be upheld (see Article 16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tract Part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 Shi [2023] No. 13). Contrac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amount to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tentially be deemed to be invalid, due to their violation of the AUCL. Additionally, the Anti-Abuse Clause may be unlikely to fall within the exceptions stipulated in the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above. This i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namely protecting SMEs’ developing space,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substantially terminating the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making payments, rather tha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fining alone). Based on the foregoing analysis, it seems to be the position that contracts in violation of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ssibly be regarded as invalid pursuant to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天元反垄断团队应China Law & Practice的邀请，撰写修订亮点解读。新增“滥用优势地位”条款，禁止大型企业滥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强迫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交易的条件，拖欠款项。认定“优势地位”更倾向关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具体交易中的关系，亦有待执法实践的明确；该条款的适用还可能在仲裁管辖、合同效力等问题上带来新变化。 Spotlight on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highlights of the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Wei Huang, managing partner, and Kexin Chen, associate, at Beijing Tian Yuan Law Firm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a core provision of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its impact on enterprises of all sizes. A new statutory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which prohibits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clause is broadly drafted and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The drafting of the clause leads to two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s, each with a very different impact on large enterprises and contractual liability Further guidance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lause will be essential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ew position On June 27, 2025,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the “AUCL”) was formally promulgated. Following extensive deliberation and substantive revisions, Article 15,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Article 15 provid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other business operators shall not abuse their advantageous position based on their capital, technology, distributing channels, industry influence, etc., forc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erms on periods, methods, conditions of payments, or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s, to delay payments on goods, projects and services.” How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the “Anti-Abuse Clause”) will be applied in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civil litigation/arbitration has been attracted wide discussio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will provid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re provision and offer our professional insights. I． Legislative evolu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The drafting history of Article 15 of the AUCL reveals a deliberate three-stage refinement: ❑ Initial framework: Modeled o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abuse of dominance regime in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AML”), adopting the terminology “abuse of relative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 Scope narrowing: Subsequently focused on regulating large enterprises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or exclusive agreement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MEs”); ❑ Final focus: concentrated the prohibition on core abusive conduct: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and delaying payments. This progression aligns with the stated legislative purpose articulated by Luo Wen, head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the “SAMR”): “to safeguard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MEs” in China’s evolving market ecosystem. II． Analysis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The determina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establishes a broad defini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xpressly enumerating sources of leverage including capital, technology,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 industry influence, similar to the elements of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under the AML. However, unlike the determination of dominant position, which basically involves on clear market share thresholds, the assessment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In a scenario where such dependence exists, the stronger party may exploit this dynamic to impose a variety of unreasonable terms, which curtail the weaker party's freedom in negotiation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transaction. Frequently, the stronger party may not meet the stringent criteria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 AML’s failure to provide effective regulation. Given this regulatory gap, the AUCL steps in and offers protection in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asymmetrical bargaining pow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we project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will hinge critically on one party’s dependence on the other. Unequal power dynamics, as evidenced by non-negotiable “take it or leave it” offers, may serve as evidence of one party's “advantageous position”. 2. The standards of lar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otably, the Anti-Abuse Clause further narrows its applicable scope to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Es”, while retaining flexibility in defining the specific thresholds for classifying enterprise size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threshold, the Provis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11,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Tailored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Standards identified SMEs based on multiple benchmark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earnings, and total assets. However, given the early promulgation of the Standards, their provisions may not fully align with current market realities. In practice, the benchmarks and indicators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substantial assessments. Authorities are likely to conduct case-specific determination given the distinct industry dynamic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s or guidance providing further clar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this issue will be welcomed. 3.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constitut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delineates two behavioral conditions for abusing advantageous position: forcing SM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The structure leads to two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y scope and enforcement. ❑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parallel standalone conduct Under this view, “forc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are treated as two independent, parallel forms of abusive conduct. Either condition, on its own, i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conduct. The interpretation expands the regulatory scope to cover more standalone claims based on “unreasonable term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delayed payment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protections for SMEs. However, a potential drawback is the risk of duplicative liability for delayed payments. Such conduct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 to the parties' agreement and contract law—typically, for breaching payment obligations. Now, the delinquent party may incur additional liability under the AUCL, placing a heavier burden on large enterprises. ❑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Cumulative conditions Th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reats “delaying payment” 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harmful effects resulting from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Under this framework, both conditions must be satisfied to constitute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is approach addresses a gap under contract law, where SMEs often struggle to obtain effective relief for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indirectly lead to delayed payments. By linking the two, the provision would provide a targeted remedy for such scenarios. Conduct involving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but without delayed payments, would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regulation. Given the possible ambiguity in the provision, we anticipat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practices to clarify its scope and application criteria. III．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Administration Unlike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AUCL, which may be enforced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Article 31 of the AUCL explicitly designates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as the competent bodies for enforcing the Anti-Abuse Clause. By confining the enforcing authority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bodies, this reduces the risk of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s and discretionary practices that might arise if enforcement were decentralized to lower-level authorities. This, in turn, enhances the uniformity of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and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ed law enforcement, preventing over-enforcement or arbitrary application. Additionally, the provision incorporates a rectification mechanism, allowing enterprises that abuse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correct their actions. Fines are imposed only when enterprises “fail to rectify the violation within a prescribed time limit”. The opportunity to rectify would minimiz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feasible, unnecessary disruptions to business operations. 2. Civil litigation With the Anti-Abuse Clause coming into force, SMEs gain the right to initiate civil litigation against the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is clause and the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provisions under the AML, several critical considerations arise in the context of such litigation: ❑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A key preliminary issue is whether arbitration clauses in existing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arties can govern disputes arising from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involving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the courts have excluded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emphasizing the public interest nature of antitrust laws, which aim to protect market competition as a whole (see cases including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497,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133, and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748). However, in one trade secret dispute, another type of unfair competition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when the alleged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s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with contract performance, the dispute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greement’s arbitration clause ((2021)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 1934). Applying this logic to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ases, the focus on th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suggests that such disputes primarily involve individ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a result, the courts are likely to uphold arbitration clauses in relevant agreements, requiring parties to resolve such disputes through arbitration rather than litiga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SMEs may invoke the rationale underpinning antitrust cases by highlighting the detrimental impact of such abusive conduct on consumer welfare and public interests, so as to support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In terms of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Article 3 of the Several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Jurisdiction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related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Cases of First Instance, clarifies that non-techn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fal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lower people’s courts designa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refore, in contrast to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which is confined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authorities, SMEs can initiate proceedings regarding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directly in the first-instance courts. ❑ Substantive issues: Validity of agreemen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In addressing the substantive issues of the case, the central question revolves around the validity of an agreement contain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contracts contravening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re void. Its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clarifies that, if the legislative intent behind these mandatory provisions can be fulfilled solel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sanctions, the contract's validity may be upheld (see Article 16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tract Part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 Shi [2023] No. 13). Contrac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amount to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tentially be deemed to be invalid, due to their violation of the AUCL. Additionally, the Anti-Abuse Clause may be unlikely to fall within the exceptions stipulated in the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above. This i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namely protecting SMEs’ developing space,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substantially terminating the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making payments, rather tha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fining alone). Based on the foregoing analysis, it seems to be the position that contracts in violation of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ssibly be regarded as invalid pursuant to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天元反垄断团队应China Law & Practice的邀请，撰写修订亮点解读。新增“滥用优势地位”条款，禁止大型企业滥用资本、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强迫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交易的条件，拖欠款项。认定“优势地位”更倾向关注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具体交易中的关系，亦有待执法实践的明确；该条款的适用还可能在仲裁管辖、合同效力等问题上带来新变化。 Spotlight on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highlights of the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Wei Huang, managing partner, and Kexin Chen, associate, at Beijing Tian Yuan Law Firm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a core provision of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its impact on enterprises of all sizes. A new statutory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which prohibits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clause is broadly drafted and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The drafting of the clause leads to two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s, each with a very different impact on large enterprises and contractual liability Further guidance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lause will be essential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ew position On June 27, 2025, China’s revise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the “AUCL”) was formally promulgated. Following extensive deliberation and substantive revisions, Article 15,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has been adopted, attract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Article 15 provide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other business operators shall not abuse their advantageous position based on their capital, technology, distributing channels, industry influence, etc., forc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erms on periods, methods, conditions of payments, or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s, to delay payments on goods, projects and services.” How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lause (the “Anti-Abuse Clause”) will be applied in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civil litigation/arbitration has been attracted wide discussio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will provid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re provision and offer our professional insights. I． Legislative evolu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The drafting history of Article 15 of the AUCL reveals a deliberate three-stage refinement: ❑ Initial framework: Modeled o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abuse of dominance regime in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AML”), adopting the terminology “abuse of relative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 Scope narrowing: Subsequently focused on regulating large enterprises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or exclusive agreements 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MEs”); ❑ Final focus: concentrated the prohibition on core abusive conduct: imposing unreasonable terms and delaying payments. This progression aligns with the stated legislative purpose articulated by Luo Wen, head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the “SAMR”): “to safeguard th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MEs” in China’s evolving market ecosystem. II． Analysis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The determina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establishes a broad definition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xpressly enumerating sources of leverage including capital, technology, transaction channels, and industry influence, similar to the elements of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under the AML. However, unlike the determination of dominant position, which basically involves on clear market share thresholds, the assessment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one party on the other. In a scenario where such dependence exists, the stronger party may exploit this dynamic to impose a variety of unreasonable terms, which curtail the weaker party's freedom in negotiation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transaction. Frequently, the stronger party may not meet the stringent criteria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which results in the AML’s failure to provide effective regulation. Given this regulatory gap, the AUCL steps in and offers protection in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asymmetrical bargaining pow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we project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will hinge critically on one party’s dependence on the other. Unequal power dynamics, as evidenced by non-negotiable “take it or leave it” offers, may serve as evidence of one party's “advantageous position”. 2. The standards of larg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otably, the Anti-Abuse Clause further narrows its applicable scope to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Es”, while retaining flexibility in defining the specific thresholds for classifying enterprise size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threshold, the Provis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Standard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11,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Tailored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Standards identified SMEs based on multiple benchmark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earnings, and total assets. However, given the early promulgation of the Standards, their provisions may not fully align with current market realities. In practice, the benchmarks and indicators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substantial assessments. Authorities are likely to conduct case-specific determination given the distinct industry dynamics. Official interpretations or guidance providing further clar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this issue will be welcomed. 3.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constitut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Anti-Abuse Clause delineates two behavioral conditions for abusing advantageous position: forcing SMEs to accept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The structure leads to two divergent interpretations,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ory scope and enforcement. ❑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parallel standalone conduct Under this view, “forc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delaying payment” are treated as two independent, parallel forms of abusive conduct. Either condition, on its own, is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conduct. The interpretation expands the regulatory scope to cover more standalone claims based on “unreasonable term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delayed payments), thereby broadening the protections for SMEs. However, a potential drawback is the risk of duplicative liability for delayed payments. Such conduct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 to the parties' agreement and contract law—typically, for breaching payment obligations. Now, the delinquent party may incur additional liability under the AUCL, placing a heavier burden on large enterprises. ❑ The second interpretation: Cumulative conditions Th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reats “delaying payment” 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harmful effects resulting from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Under this framework, both conditions must be satisfied to constitute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is approach addresses a gap under contract law, where SMEs often struggle to obtain effective relief for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indirectly lead to delayed payments. By linking the two, the provision would provide a targeted remedy for such scenarios. Conduct involving unreasonable trading conditions but without delayed payments, would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regulation. Given the possible ambiguity in the provision, we anticipat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practices to clarify its scope and application criteria. III．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1. Administration Unlike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AUCL, which may be enforced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Article 31 of the AUCL explicitly designates authorities "at or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as the competent bodies for enforcing the Anti-Abuse Clause. By confining the enforcing authority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bodies, this reduces the risk of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s and discretionary practices that might arise if enforcement were decentralized to lower-level authorities. This, in turn, enhances the uniformity of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and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ed law enforcement, preventing over-enforcement or arbitrary application. Additionally, the provision incorporates a rectification mechanism, allowing enterprises that abuse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correct their actions. Fines are imposed only when enterprises “fail to rectify the violation within a prescribed time limit”. The opportunity to rectify would minimiz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feasible, unnecessary disruptions to business operations. 2. Civil litigation With the Anti-Abuse Clause coming into force, SMEs gain the right to initiate civil litigation against the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is clause and the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provisions under the AML, several critical considerations arise in the context of such litigation: ❑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A key preliminary issue is whether arbitration clauses in existing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arties can govern disputes arising from alleged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antitrust litigation involving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the courts have excluded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emphasizing the public interest nature of antitrust laws, which aim to protect market competition as a whole (see cases including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497, (2023) Zui Gao Fa Zhi Min Xia Zhong No.133, and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748). However, in one trade secret dispute, another type of unfair competition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when the alleged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s intricately intertwined with contract performance, the dispute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greement’s arbitration clause ((2021) Zui Gao Fa Zhi Min Zhong No. 1934). Applying this logic to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cases, the focus on th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suggests that such disputes primarily involve individ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a result, the courts are likely to uphold arbitration clauses in relevant agreements, requiring parties to resolve such disputes through arbitration rather than litigation. Give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SMEs may invoke the rationale underpinning antitrust cases by highlighting the detrimental impact of such abusive conduct on consumer welfare and public interests, so as to support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In terms of hierarchical jurisdiction, Article 3 of the Several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Jurisdiction o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related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Cases of First Instance, clarifies that non-techn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fal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lower people’s courts designa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refore, in contrast to the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which is confined to provincial-level and higher authorities, SMEs can initiate proceedings regarding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directly in the first-instance courts. ❑ Substantive issues: Validity of agreemen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In addressing the substantive issues of the case, the central question revolves around the validity of an agreement containing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at contracts contravening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re void. Its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clarifies that, if the legislative intent behind these mandatory provisions can be fulfilled solel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sanctions, the contract's validity may be upheld (see Article 16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tract Part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a Shi [2023] No. 13). Contracts with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that amount to an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tentially be deemed to be invalid, due to their violation of the AUCL. Additionally, the Anti-Abuse Clause may be unlikely to fall within the exceptions stipulated in the corresponding interpretation above. This i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Anti-Abuse Clause, namely protecting SMEs’ developing space,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substantially terminating the un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making payments, rather than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iability (fining alone). Based on the foregoing analysis, it seems to be the position that contracts in violation of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position may possibly be regarded as invalid pursuant to Article 153 of the Civil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