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家族内部控制权之争案例分析
2026年5月25日,A股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披露实控人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对其女儿陈琛发起的两起诉讼: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一场家族内部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在司法诉讼层面正式打响。父母与女儿之间为什么发生控制权之争呢?我们先来看看拓日新能的前两大股东持股结构: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8.23%(奥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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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5日,A股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披露实控人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对其女儿陈琛发起的两起诉讼: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一场家族内部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在司法诉讼层面正式打响。父母与女儿之间为什么发生控制权之争呢?我们先来看看拓日新能的前两大股东持股结构: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8.23%(奥欣投
此前, 我们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一)》中梳理了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领域的主要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演变。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二)》一文中总结了网络安全审查和数据出境合规的监管要点。本文将延续这个系列, 围绕境内企业在筹备及推进境外上市过程中, 如何系统性地应对数据合规中的个人信息保护、APP合规要求, 以及如何建立企业完善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内部控制体系等
中央企业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各地方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也已进入深入推进阶段。尽管已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已建立了合规管理制度,但制度的精细化程度和可操作性仍需提升,从“建章立制”迈向“有效运行”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工作要做。从监管层面看,内控建设、全面风险管理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构建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三者有机统一、协同运作的管理体系。此外,随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压舱石,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随着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展开,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协同管理改革成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点,这既延续了过往二十年国资体系“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风格,体现对于当下经济周期降本增效问题的回应,也是对过往多个时期国企改革经验的总结与成果的整合
引 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监管环境日趋严格的情况下,企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为了保障稳定运营和持续发展,建立并执行法律、合规、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的协同工作体系,已经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新趋势。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务院国资委陆续发布了四项重要文件,包括2006年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12年的、2018年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以及2021年的。这四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
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对企业健康发展危害巨大,传统内控合规措施在当前大数据时代遇到诸多挑战,新兴技术给企业合规带来更多可能性。律师应当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助力企业创新内控合规、维护合法权益。本文以律师视角剖析企业内控合规面临的新挑战,总结传统内控措施的局限,探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企业内控领域的创新应用,并就警企律协同构建立体化内控合规体系建言献策,以期为新时代企业依法经营、风控合规提供新思
前言: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合规管理业务中心将针对国有企业内控合规管理体系实务推出系列文章,共计十三篇。该系列文章的产出是依据目前国内、外合规管理的相关经验、规定,并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合规管理工作的心得。内容涉及内控合规体系建设、制度建设、运行维护、合规评价、追踪整改各环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本篇文章为该系列的第一篇。 “合规”是“compliance”的翻译,意为遵守、服从。对于合规这一概念,本文作
国务院国资委在2023年10月12日发布了(国资发财评级[2023]74号文),简称《虚假贸易“十不准”》。该文件对虚假贸易的严格管控备受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的广泛关注。 从政策层面来看,从2012年开始国资委就陆续发布各项文件,监管趋势逐步趋严,从最初的压缩规范上升到《虚假贸易“十不准”》中的严禁要求。实务中,虚假贸易常发生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一旦资金链断裂,会给国有资产带来非常巨大的资金损失
引言 星瀚企业内控与反舞弊法律中心长期致力于内控与反舞弊领域的理论研究、实操积累。上一年度中,中心不仅对各类罪名进行大数据收集与分析、关注新规政策的出台、为企业完善内控建设出谋划策,同时也就直播带货这一新兴产业开展深入研究。本文整理了2023年星瀚内控与反舞弊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各企业及从业者。 从大数据看上一年度热点事件 国内知名信息技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M公司进行公开举报,称其前副董事长、总经理徐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2023年版《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和《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简称《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为企业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工作指南。实践中,哪些活动属于研发活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享受,如何防范研发活动界定不清带来的风险,笔者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出以下建议供企业参考使用。 一、研发活动与加计扣除的关系 加计扣除是企业所

2026年5月25日,A股上市公司拓日新能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披露实控人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对其女儿陈琛发起的两起诉讼: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是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一场家族内部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在司法诉讼层面正式打响。父母与女儿之间为什么发生控制权之争呢?我们先来看看拓日新能的前两大股东持股结构: 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8.23%(奥欣投资:女儿陈琛持股53.6%,父母陈五奎、李粉莉各持23.2%); 第二大股东:深圳市东方和鑫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13%(东方和鑫:儿子陈嘉豪持股51%,母亲李粉莉持股39%,父亲陈五奎持股10%)。 由此,女儿陈琛通过奥欣投资掌握上市公司28.23%的表决权,父母与儿子通过东方和鑫9.13%及陈五奎个人持股1.92%,合计约11.05%的表决权,这种持股情况导致女儿有控制公司的股权基础。 争议背景: 1、女儿陈琛在多项议案中与家族成员意见相悖 2026年4月29日,在拓日新能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女儿陈琛与陈五奎、李粉莉、陈嘉豪等人在多项议案中意见相悖,多次投出反对票与弃权票,各方分歧暴露。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2、儿子陈嘉豪控制的股东东方和鑫(第二大股东)提出罢免女儿陈琛董事 2026年5月22日,公司第二大股东东方和鑫(儿子持股51%)向拓日新能提交临时提案,提议将《关于解任陈琛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补选龚艳平女士为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请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认为陈琛在参与董事会相关讨论时,表现出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重要方面的了解不足,难以独立、客观、专业地发表意见并作出审慎决策,影响了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和效率。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3、女儿陈琛控股的奥欣投资(第一大股东)提议罢免母亲及弟弟董事 2026年5月23日,陈琛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奥欣投资执行董事的身份,提交临时提案,提议公司董事会将《关于解任陈嘉豪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解任李粉莉女士董事职务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以二人涉及大额关联交易、履职存在问题为由阐述理由。公司董事会经审查后,认为上述两项临时提案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予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见《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会审议事项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4、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就股权问题起诉女儿陈琛 (2026)粤 0311 民初 3235 号: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对陈琛女士就登记在陈琛女士名下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股权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登记在陈琛女士名下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股权归属陈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所有,判令陈琛女士协助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2026)粤 0311 民初 4932 号:陈五奎先生和李粉莉女士作为原告,以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被告,陈琛女士为第三人,就该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确认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陈琛女士作出的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控制权之争: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市公司控制权判断重点在于持股比例、表决权、对董事提名和任命、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表决等方面。而法律上控制权的取得可以通过增持股份、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行使股东权利等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常集中于抢占董事会席位。本案中一家四口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9.28%股权,共同为实际控制人,而内部争议时,实际控制人瓦解。出现了互相罢免董事的场面,罢免陈琛的议案还需由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才可成立。 董事会席位仅为控制权的外在表现,表决权归属才是控制权的核心。陈琛通过奥欣投资支配拓日新能28.23%表决权,已经逼近于中认定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30%表决权。大多数情况下,足以单方影响股东会普通决议及董事会人事安排。 即使陈五奎、李粉莉夫妻此次成功通过股东会罢免陈琛董事职务,只要陈琛仍合法持有奥欣投资股权、享有对应上市公司表决权。如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在搭建股权结构时没有其他稳定控制权措施,如一致行动协议、创始人否决权、特别表决权等,女儿陈琛对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影响力就不会消失,家族治理对立与博弈仍将持续。 股东资格之诉: 陈五奎、李粉莉夫妻转向推翻女儿底层股权权属的司法路径,诉请判令登记在陈琛名下的奥欣投资(拓日新能第一大股东)53.6%股权归属陈五奎、李粉莉所有,判令陈琛协助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通过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试图从根源实现对拓日新能控制权。 1、股东之间资格确认常见事由 陈五奎、李粉莉夫妻以何理由要求确认股权权属尚未公开,但可以确认属于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权属纠纷。这类纠纷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代持关系中隐名股东要求显名、受让人已经受让股权、冒名登记等。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陈五奎、李粉莉夫妻可能以代持主张权利。此类纠纷中,法院注重审查是否存在代持协议及代持协议履行状况,在存在书面代持协议情形下,结合出资及其他股东知情(如隐名股东非公司登记股东),隐名股东主张一般可获得法院支持。如不存在书面的代持协议,则需综合考虑出资来源、隐名股东是否行使股东权利、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获得分红等情况综合判断。 【根据承诺书和出资状况确认代持关系】(2023)最高法民申288号 法院认为:虽未签订书面代持协议,但存在承诺书,代持人未支付股权对价,认定万某与应某之间存在80%股权代持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综合确认股权实际权利人】 法院认为:在缺乏书面代持协议下,从《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担任法定代表人)、出资来源(实际股东支付公司日常开支)、经营管理层面(实际股东担任董事长),综合认定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仅有汇款凭证无法证明代持关系】(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法院认为:当事人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并未说明汇款用途,也未能提交具有委托他人认购公司股份内容的其他证据。未提交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提交的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股权代持关系的成立及股东资格的确认,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举证责任由主张代持事实的一方承担。完整有效的代持证据体系,应当包含书面代持合意协议、真实出资支付凭证、股权收益归属记录、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表决权利、日常治理决策留痕等全套证据材料。如果本案父母一方不能提交完整证明,基于亲属关系即使女儿没有实际出资,很可能被认定为赠与关系。 2、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的披露问题 如果本案法院认定代持关系,拓日新能可能存在违规披露问题。根据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属于信息披露范畴,负有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其中就包含如实披露股权结构、持股主体、实际控制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股权代持、隐名持股等重大事项。 2026年5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对智度股份(000676)、国光电器(002045)出具警示函。两家上市公司的共同间接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正投资有限公司内部存在股权代持——股东赵立仁与陆宏达签署代持协议,两家上市公司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未真实、准确、完整披露最终控制层面的股权结构。广东证监局认定,上述行为违反了的相关规定。 对家族企业而言,完善、规范、前置的股权与治理制度,是基业长青的制度基础,可以通过“合伙人制度、双层股权结构”确认执行事务合伙人、规范董事会控制权安排(如董事提名权、特别表决权)、设立公司章程中的保护性条款(如创始人否决权、股权转让限制)、完善契约化安排(如投票权委托、一致行动协议)等方式保护实控人的控制权。依托有效家族议事规则合理且稳定的利益分配等软性机制化解潜在分歧。唯有将法律制度的硬性约束与家族治理的软性机制相结合,才能从根源上规避家族内斗、守住公司控制权与经营稳定性。
此前, 我们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一)》中梳理了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领域的主要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演变。在《企业境外上市中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问题(二)》一文中总结了网络安全审查和数据出境合规的监管要点。本文将延续这个系列, 围绕境内企业在筹备及推进境外上市过程中, 如何系统性地应对数据合规中的个人信息保护、APP合规要求, 以及如何建立企业完善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内部控制体系等问题展开探讨, 力求为相关企业提供一份清晰、实用的行动指南。 一、个人信息保护合规要点 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性, 无疑是企业境外上市审核流程中, 境内外监管机构共同关注的焦点。监管部门会仔细检视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政策及具体实践, 判断其是否全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下是企业在此方面需重点履行的几项核心义务: (一) 单独同意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在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向第三方提供、公开个人信息或将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等特定场景下, 企业必须获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单独同意”的核心法律内涵在于强调用户同意的“具体”与“特定”。这意味着, 企业不能再依赖冗长隐私政策中的一揽子授权来模糊处理, 而是必须针对每一项需要“单独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设计清晰、独立的交互界面(例如, 专门的弹窗或非默认勾选框)。同时, 需辅以简明扼要、无歧义的说明, 让用户充分了解其同意的具体内容、潜在后果以及拒绝的权利与途径, 确保用户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 主动、明确地对特定事项进行授权。 (二) “最小必要”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 个人信息处理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简而言之, 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 目的必须明确、合理, 且范围严格限定在实现该目的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内, 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收集。 具体操作上, 企业需要针对其产品或服务的核心功能, 逐项审慎评估个人信息收集的必要性。对此, 可参考等指引性文件, 这些文件为不同类型APP的基本功能及其对应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提供了参照。例如, 即时通信类APP的核心功能是“提供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网络即时通信服务”, 其必要个人信息仅包括注册用户的手机号和账号信息(含联系人列表)。在产品设计和功能开发阶段, 企业必须将“最小必要”原则作为前置合规审查的关键环节, 否则将面临监管处罚风险。 (三) 第三方数据交互 商业活动中, 企业与第三方的数据交互(如委托处理、对外提供、转让等)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严格的合规义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 企业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 双方应明确约定处理目的、期限、方式、信息种类、保护措施及各自的权利义务, 并对受托方的处理活动进行监督。若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 企业则需向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具体信息(名称/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种类), 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实践中, 未能准确区分“委托处理”与“对外提供”, 是企业常见的违法雷区。例如, 若企业将用户数据提供给第三方后, 接收方对数据拥有独立控制权或使用目的, 这通常构成“对外提供”。此时, 企业必须就此行为获取用户的明确单独同意, 仅仅在隐私政策中概括提及则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 (四)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下称“儿童”)的个人信息, 设定了更为严格的特殊保护标准。 企业必须制定专门的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详细说明收集、使用、存储、共享、转让、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期限以及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在处理任何儿童个人信息前, 企业必须依法获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明确同意。 (五) 合规审计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定期合规审计义务。根据, 处理千万级别以上用户个人信息的企业需每两年进行一次审计, 其他类型企业亦需定期开展; 而则要求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每年进行审计。 合规审计旨在全面、客观地评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的合规性与有效性, 及时发现并修正潜在法律风险。这不仅是履行法定义务, 更是企业在境外上市过程中向境内数据监管机关、境内外证券监管部门证明其持续履行个人信息数据保护责任的关键一环。 二、APP合规 APP作为企业与用户互动的主要窗口, 往往是监管执法的重点关注对象, 也是对于依赖APP开展日常经营的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时证券监管部门的关注重点。 (一) APP备案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等相关规定, 自2023年9月起, 在中国境内通过应用商店分发、小程序、快应用等任何形式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APP, 其运营者都必须依法履行备案手续。未按要求备案的APP, 将面临网络接入受限、应用商店下架等法律后果, 严重影响其服务的持续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从事新闻信息、网络出版、网络文化(如游戏、直播、音乐)、网络音视频、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特定服务的APP, 在进行备案前, 必须首先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等。 (二) APP场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精细化要求 APP是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最为集中的场景, 因而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执法的重点监控区。针对APP个人信息收集中常见的强制索取权限、超范围收集、默认勾选、诱导提供非必要信息及未成年人保护不足等问题, 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已联合或单独出台系列规范, 如和, 对APP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企业需逐条对照, 确保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规定。 三、数据治理内控体系建设 构建一套设计科学、执行严格且持续优化的数据治理内控体系, 是企业全面履行、《数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保障; 境内外证券监管部门也会在企业申请境外上市过程中, 重点审查企业是否建立完善的数据合规相关内控制度。这些内控体系建设通常需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完善组织架构与制度建设 1. 组织架构层面 数据治理的法律责任最终需落实到具体组织和人员。企业应建立由高管层直接领导的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决策监督机构(如数据合规委员会), 负责制定并批准企业整体数据合规战略和重大政策, 确保资源投入与组织保障, 并对整体合规状况负最终领导责任。 在此之下, 要明确界定法务、合规、IT、业务、内审、人力资源等各部门在数据治理中的具体职责和协作流程。例如, 法务合规部负责法规解读、政策制定与更新、主导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IT部门负责技术防护与安全监控; 业务部门则需在具体业务场景中严格执行合规政策。 对于数据处理规模庞大、业务风险较高的企业, 可考虑设立数据保护官(DPO)或组建独立的数据合规团队, 专职负责日常合规监督、政策落地、内部培训、用户请求响应、影响评估组织及监管沟通。 2. 制度建设层面 完备的内部制度是确保数据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企业需要依据、《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配套的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如GB/T 35273《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 并结合自身业务活动和数据处理的实际情况, 建立、实施一套全面、系统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标准操作程序。同时, 通过培训、考核等方式, 确保全体相关员工知晓、理解并严格执行这些制度, 将抽象的法律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日常工作指引, 并辅以监督和问责机制。 相关制度至少应包括但不限于: (1)《数据安全管理总章程/政策》: 纲领性文件, 明确合规承诺、目标、原则与核心要求。 (2)《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规范与实施细则》: 明确数据分类(如个人信息、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与分级(如敏感、秘密级)标准、流程, 并据此实施差异化保护。 (3)《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A)管理办法与操作流程》: 规范PIA的触发条件、评估内容、方法、风险判定、处置措施及报告要求。 (4)《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响应预案与演练制度》: 明确事件定义、分级、报告流程、应急处置、调查问责及事后改进, 并定期演练。 (5)《第三方(供应商、合作伙伴)数据安全管理规定》: 规范对第三方的尽职调查、合同约定(含数据保护责任、保密、审计、违约责任)及持续监督评估。 (二) 实施全流程技术防护措施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明确要求数据处理者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保障所处理个人信息和数据的安全。企业应在数据获取、内部流转、对外传输、存储、使用、加工直至销毁的各个环节, 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部署与数据规模、敏感度及风险等级相匹配的技术保障措施, 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纵深防御体系。 (三) 通过评估与审计实现动态合规 数据合规并非一劳永逸, 而是需根据法律法规变化和业务发展, 进行持续监控、评估与动态改进的长期过程。企业必须建立常态化的内外部评估与审计机制, 确保数据治理体系能持续有效履行法定义务, 并及时适应新的合规挑战。 四、寻求监管与第三方“背书” 境外上市过程中, 企业在构建内部数据合规体系、努力满足法律要求的基础上, 若能进一步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获取指导, 并借助权威第三方机构的评估认证来客观展现合规水平, 将极大增强其在境外上市时向交易所和证券监管机构证明自身数据处理活动合法合规的说服力。 (一) 主动与监管部门沟通, 以获取对其合规理解的确认和指导 企业应根据自身业务性质、数据处理特点(如是否涉及大量敏感信息、跨境传输、特定行业等)及行业特殊监管要求, 主动识别并与具有管辖权或重大影响力的各级监管部门进行必要沟通。这些部门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国家和地方网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特别是网络安全保卫部门)、相关行业的特定监管机构(例如人民银行、卫健委、测绘局等)。 与监管部门建立并维持专业的沟通, 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把握法律底线, 降低因对法律理解偏差而导致的合规风险。对于某些原则性规定或存在解释空间的关键合规事项, 可在审慎评估后, 尝试通过正式咨询、会谈纪要等方式, 就具体法律要求的满足情况(如某项数据出境活动的合法性)请求指导意见或确认(尽管监管机构对出具普适性“合规证明”通常持谨慎态度)。 (二) 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与认证, 提供中立客观的合规佐证 聘请在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享有良好声誉的第三方机构(如国家认可的信息安全测评机构), 对企业数据安全管理体系、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的合法性与执行有效性、APP隐私合规等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检测或审计, 是向境外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证明企业自身数据合规的有效途径。 此外, 如果企业能够积极获取并维持一些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数据保护相关认证(如ISO/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IEC 27701隐私信息管理体系、DSMM等),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在数据保护管理上的成熟度和持续投入。其他如针对云服务商的SOC 2审计报告(尤其关注安全、保密和隐私目标的Type II报告)、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PCI DSS)认证(若涉及处理支付卡信息)等, 可根据业务适用性和拟上市地监管需要酌情申请认证取得。 结语 对计划申请境外上市的境内企业而言, 数据合规已非可有可无的选项, 而是贯穿上市申请、审核、发行及上市后持续信披与运营全过程的硬性法律要求。因此, 企业应将数据合规深度融入公司治理与日常运营, 通过持续强化内控与必要的外部验证, 全面履行各项法定数据保护义务, 为境外上市及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石。
中央企业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各地方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也已进入深入推进阶段。尽管已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已建立了合规管理制度,但制度的精细化程度和可操作性仍需提升,从“建章立制”迈向“有效运行”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工作要做。从监管层面看,内控建设、全面风险管理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构建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三者有机统一、协同运作的管理体系。此外,随着信息化加速,国有企业的内控与合规管理从相对独立、单一的监管模式,逐步转向系统化、一体化、深度嵌入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的战略性管理模式。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结合当前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管理的实践需求与发展趋势,参考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探索内控与合规管理融合的路径。 一、内控和合规的理论基础 1.1内部控制的核心框架与标准 ●COSO框架(COSO Framework): 美国Treadway委员会发起组织委员会(COSO)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内部控制框架之一。该框架历经发展,从1992年的旧框架演进至2023年的新框架。新框架更加强调内部控制应基于原则而非僵硬的规则,其核心构成依然是五个要素与17项原则,为企业设计、实施和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提供了清晰的指引。COSO框架的五个构成要素包括: (1)环境控制(Control Environment):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包括组织的治理结构、诚信和道德价值观、权责分配、人力资源政策等。 (2)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识别和分析影响目标实现的内外部风险,并确定如何管理这些风险。 (3)控制活动(Control Activities):为应对风险、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和程序,如授权、审批、核对、调节、资产保护、职责分离等。 (4)信息与沟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在组织内部及与外部相关方之间有效传递相关信息,以支持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运行。 (5)监控活动(Monitoring Activities):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持续监控和独立评估,确保其持续有效运行并及时纠偏。COSO框架设定的内部控制目标主要涵盖运营目标、报告目标(包括财务与非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合规目标。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由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在2008年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号)(以下简称《基本规范》)及其配套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构成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基本规范》的构成要素与COSO框架基本一致,同样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大要素。《基本规范》借鉴了COSO框架的理念,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创新与调整。例如,“内部环境”要素的构建,除了常规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文化等,还必须充分考虑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决策机制,因此,国有企业在应用这些标准时,需要进行本土化的解读和创造性的实践,而非简单照搬。 1.2合规管理的核心框架与标准 ●ISO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ISO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以下简称ISO37301:2021标准),是全球范围内广受认可的合规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取代了此前的ISO19600:2014《合规管理体系指南》。该标准为各类组织建立、实施、维护和持续改进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论和具体要求。ISO37301:2021标准的核心特点包括: (1) PDCA循环(Plan-Do-Check-Act):又称戴明环理论,覆盖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运行、维护和改进的全流程。 (2) 基于风险的方法:强调识别、评估和应对合规风险。 (3) 领导作用与承诺:要求治理层和最高管理层展现对合规的领导力和承诺,建立并推行积极的合规文化。 ●GB/T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35770-2022《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是中国国家标准,该标准等同采纳了ISO37301:2021标准内容,为国内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建设和认证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权威依据,明确了合规管理体系的框架。 ●: 由国务院国资委于2022年发布,相较于2018年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不仅将中央企合规管理的要求从原则性的“建议指引”上升为更具约束力的规范管理文件,也成为各地方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涵盖: (1) 组织与职责:明确党委(党组)的领导作用,董事会、经理层、主要负责人的合规管理职责;创新性地提出设立首席合规官,由总法律顾问兼任;强调业务及职能部门是合规管理的责任主体,合规管理部门牵头协调,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履行监督职责。 (2) 制度建设:要求建立分级分类的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包括基本制度、重点领域专项制度或指南。 (3) 运行机制:包括合规风险识别预警、合规审查、风险应对、违规举报与调查、责任追究、协同运作、有效性评价等。 (4) 合规文化与信息化建设:强调培育合规文化,加强信息化技术在合规管理中的应用。 表1: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关键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概览 二、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必要性、特殊性与挑战 2.1融合的必要性 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在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体系可能并行运作,各自定义范围、各自建立流程、各自进行评估和报告,这种“多张皮”的状况往往导致职能交叉、重复投入、管理活动重叠,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管理难度和运营成本,也可能给业务部门带来额外负担,降低工作效率。通过打通融合,可以整合资源,统一标准,优化流程,从而显著提升管理效率。 发挥协同效应提升风险防控整体效能。内部控制、合规管理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等职能的融合,能够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以及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可以提高风险识别的全面性、风险评估的准确性以及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例如,内部审计的发现可以为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提供重要输入,而合规部门对法律法规的解读则能指导内控活动的设计。不仅提升了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也为管理层提供了更全面、更可靠的信息支持,有助于做出更优的经营决策。内控与合规的融合,实质上是对企业整体风险防控能力的一次系统性整合与升级,可以打破原有各体系之间的信息壁垒和管理盲区,形成更为全面、协调的防御体系,最终实现“一套内控体系、不同管控视角、多维管控成效”的目标。 满足监管要求与发展趋势。国内外监管机构日益强调企业风险管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明确鼓励和推动企业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进行整合。例如,国资委提出的“建立健全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合规管理监督为重点,严格、规范、全面、有效的内控体系”,即是对这一趋势的明确指引。 表2: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核心要素对比及融合要点 2.2国有企业在融合中的特殊性 2.2.1党组织在治理与融合中的领导作用 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特征。 在内控与合规领域,党组织要通过法定程序参与重大决策,例如通过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这要求企业在设计融合体系时,必须清晰界定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以及首席合规官等在内控与合规管理中的具体职责和协同机制,确保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同时又不替代专业的管理职能,实现政治核心与治理效能的统一。例如,党委的前置研究讨论意见如何与首席合规官的专业合规审查意见有效衔接,如何在决策流程中既体现集体领导又保证专业判断,是需要细致考量和制度安排的关键问题。 此外,党组织通过其自身的纪律检查和监督体系,可以对企业内控与合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履职行为进行约束。多数国有企业的纪检部门与内部的审计、合规检查等形成互补,形成第三道监督防线。党组织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廉洁从业、强化责任担当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塑造积极健康的内控与合规文化。 2.2.2“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的融合要求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金运作的集体决策制度,是国有企业权力运行和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机制。 合规管理本身就要求关注“三重”事项,即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等规定明确要求,在“三重一大”事项提交集体决策前,必须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合法合规性审查和法律论证。特别是重大决策事项的合规审查意见,应由首席合规官审核并签字确认,对决策事项的合规性提出明确意见;决策中,内控与合规要求确保“三重一大”决策过程符合规定的程序,例如会议通知、议事规则、表决方式等,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决策作出后,内控与合规机制还需跟进监督决策的执行情况,并对决策的实际效果和产生的风险进行后评估,形成闭环管理。 将内控与合规要求深度嵌入“三重一大”决策流程的核心是,确保专业职能部门发挥效率的同时民主集中制仍有效运行,形成一个更加规范化、高效化、风险可控的决策平台。这要求对“三重一大”的现有流程进行审视和再造,明确在哪个环节、由哪个部门(如合规部、法务部、风险管理部)提供专业的风险评估和合规审查意见,这些意见如何呈现给决策机构,以及在决策中占有多大权重。高质量的、独立的、文件化的风险与合规评估报告,能够为“三重一大”决策提供更为客观和全面的信息输入,从而提升决策质量,降低盲目决策或违规决策的风险。 2.2.3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殊性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更加多元,引入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股东(如国有股东、民营股东、机构投资者等),企业的内控与合规体系必须更加透明、高效,能够平衡各方利益,保护包括少数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例如,在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背景下,如何在满足国资监管的同时不降低企业决策效率,都是混改企业内控与合规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3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障碍 尽管国有企业在内控与合规管理融合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与障碍: 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不足:部分企业对于如何系统性地推进内控与合规的深度融合,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和路线图。各相关管理体系(如风险、内控、合规、法务、审计等)可能仍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导致管理资源分散,整体效能不高。将原本独立的内控体系和合规管理体系,以及相关的风险管理、法律事务等职能进行实质性的融合,涉及理念的统一、职责的划分、流程的再造、制度的整合以及文化的重塑,其过程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制度与实践脱节(“两张皮”现象):虽然企业制定了大量的内控和合规制度,但制度未能真正嵌入业务流程和员工的日常工作中,导致制度与操作脱节。 公司治理层面的支持与参与不足: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层对内控与合规融合的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和监督融合工作中的应有作用,导致相关工作主要停留在职能部门层面,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推动力。此外,内控与合规的有效融合需要专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例如风险的识别和监督评价等。然而,部分企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以及技术支持等方面投入不足,合规和内控牵头部门合署且人员较少是普遍现象。复合型人才的短缺,以及现有人员专业能力的不足,成为制约融合深化的瓶颈。 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不高:许多企业在信息系统的整合、数据的共享以及智能化工具的应用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受限于经费、人力等因素,各业务系统、风控系统、合规系统之间可能存在信息孤岛,难以实现数据的有效集成和分析,从而限制了信息化在风险预警、实时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发挥。 合规文化与风险意识有待提升: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于转变思维模式,内控与合规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成本中心或运营的“刹车片”,而应是保障企业健康运行、提升决策质量、创造可持续价值的“导航仪”和“安全气囊”,只有当这种理念得到企业各层级的广泛认同和践行,内控与合规的融合才能真正从形式走向实质,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管理。 三、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实践路径 3.1“三位一体”的概念 “三位一体”(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融合模式是当前许多企业和监管机构积极推动的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将风险管理作为导向,内部控制作为手段和载体,合规管理作为底线要求和重点监督内容,三者相互渗透、协同运作,以期达到“1+1+1>3”的整体管理效能。“三位一体”模式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各管理职能的实质性整合,是否能够清晰界定各方职责和协同机制,是否能够全面覆盖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合规义务,并且是否能够适应企业自身的业务特点、组织架构、管理成熟度和风险偏好。 “三位一体”的实质内涵在于:统一的风险语言和评估标准、协同的控制活动和流程设计、共享的信息平台和报告机制,以及明确的问责体系。 内控与合规建设的本质方法论是相通的,其核心步骤包括:明确管控对象和目标、收集内外部合规信息并明确合规义务、识别合规及经营风险、建立协同联动管控措施、明晰职能授权、推动管控方式信息化、搭建运行保障机制,以及实施动态监督评价与持续完善。其中“明晰职能授权”主要采纳内控的思路,“收集内外部合规信息并明确合规义务”则更多采纳合规的思路。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识别风险是基础,也是核心。内控和合规归根到底仍是对风险的管控,因此准确、全面识别风险是建设管理体系的基石,也是后续设计管控措施授权界面的基础。 3.2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具体方法与工具 3.2.1组织架构优化与职责协同 (1)首席合规官的定位与履职 设立首席合规官(Chief Compliance Officer,CCO)是强化企业合规管理、推动内控与合规融合的关键举措。根据的规定,首席合规官属于必设岗位。首席合规官能够统筹性地组织开展合规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测、预警和应对处置工作,系统性领导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参与重大决策并进行合规把关,能起到牵头人的作用。 要确保首席合规官有效履职,必须在制度层面保障其独立性、权威性和充足的资源支持,使其能够不受不当干扰地履行合规管理职责。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2024年颁布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7号)。相较于,对首席合规官的职责作出了更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较为具体的合规保障措施,如双线汇报、一票否决、人员决定权、知情权和调查权、薪酬保障等,以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保障首席合规官工作的开展。中规定的组织机构职责和保障措施,值得非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 (2)合规委员会的协同机制 国资委相关指引要求中央企业设立合规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由企业高层领导牵头,成员可以包括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审计、财务以及主要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企业整体的内控与合规管理工作,审议重大的内控与合规政策、制度和报告,研究解决跨部门的重点难点问题,并监督融合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合规委员会可以与企业已有的法治建设领导小组、风险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合署办公或建立联动机制,以提高决策效率和协同水平。 3.2.2“三道防线”模型的有效运用 “三道防线”模型是国际普遍认可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治理架构,对于指导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的融合与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道防线:业务及职能部门。它们是风险的直接承担者和控制措施的执行者,对本领域的风险管理和合规运营负首要责任。在融合体系下,第一道防线需要主动将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融入日常业务活动和决策过程,进行自我检查、自我评估和自我纠偏。为强化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企业通常会在业务及职能部门内部指定业务骨干担任合规管理员或合规联络员,负责本部门内控与合规的具体落实和信息传递。 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内部控制等专业职能部门。它们负责制定统一的风险管理和合规政策、标准和流程,为第一道防线提供专业指导、工具和培训,监控整体风险状况和合规水平,并向管理层报告。 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部门以及纪检等监督机构。它们对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有效性进行独立、客观地监督和评价,识别体系缺陷和改进机会,并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追责,向管理层报告。 有效运用“三道防线”模型的关键在于: (1) 明确职责边界与协同机制:清晰界定各道防线的职责,避免缺位、越位和重复劳动,并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 (2) 赋能第一道防线:这是确保模型成功的核心。必须为第一道防线提供清晰的指引、实用的工具(如风险清单、控制手册)、有针对性地培训,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问责机制,使其真正“愿意”并“能够”承担起第一道防线的主体责任。 (3) 保障第二道防线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确保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等专业部门拥有足够的资源、专业能力和独立性,能够有效履行其指导、监控和报告职责。 (4) 维护第三道防线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确保内部审计等监督部门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干预,其审计发现和建议能够得到管理层的充分重视和及时整改。 (5) 形成闭环反馈与持续改进:三道防线之间应建立持续的反馈循环。例如,第三道防线的审计发现应反馈给第一、二道防线进行改进;第一道防线识别的新型风险应及时通报给第二道防线进行评估和应对。这种动态的互动有助于整个体系的持续优化和适应性增强。 三道防线之间的真正协同,不仅仅依赖于制度安排,更需要建立共享的目标、统一的风险与合规语言(例如,建立企业级的统一风险分类标准和术语库)、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以及整合的信息化平台,使得业务部门识别的风险信息能顺畅地流转到风险管理和合规部门进行汇总分析,而内部审计发现的控制缺陷也应及时反馈给相关业务部门和管理层进行整改。 表3:国有企业“三道防线”在融合管理中的职责分工与协同机制 3.2.3制度体系整合与“三张清单”的运用 融合内控、合规管理应构建一套层级清晰、内容协调、全面覆盖的一体化制度体系,并将外部监管要求有效转化为企业内部的行为规范。 (1)构建“1+N+X”一体化制度体系 为确保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国有企业可以借鉴“1+N+X”的模式来构建其融合后的内控与合规制度架构。 ●“1”是指企业层面统一的、纲领性的基本管理制度。这通常包括《内部控制基本手册》《合规管理基本制度》或将二者融合形成的《风险、内控与合规一体化管理纲要》等。该层级制度主要明确企业内控与合规管理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如首席合规官、合规委员会、三道防线的职责)、核心运行机制(如风险评估、合规审查、信息报告、监督问责等),以及统一的术语和定义。 ●“N”是指针对特定重点领域或高风险业务制定的专项管理制度或操作指南。这些领域可能包括反垄断、反商业贿赂、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财务报告、税务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境外投资与经营、招标采购、合同管理等。专项制度应在基本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各领域的法律法规要求和业务特点,规定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控制标准和合规要求。 ●“X”是指更为细化的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岗位手册、表单模板等。这些文件将“1”和“N”层面的原则和要求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业务环节和工作岗位,为员工的日常操作提供清晰、可执行的指引。 (2)编制与应用风险识别清单、岗位合规职责清单、流程管控清单(“三张清单”) “三张清单”是国务院国资委近年来着力推动的合规管理工具,旨在将合规要求具体化、责任化、流程化,是内控与合规要求在操作层面落地的重要抓手。 ●风险识别清单(Risk Identification List): ○ 核心内容:以风险为导向,全面梳理企业在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面临的合规风险点。清单通常包括风险类别、风险描述、可能的表现形式、风险来源(违反的具体外部法规或内部制度条款)、潜在的违规后果(如法律责任、经济损失、声誉损害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影响程度,以及当前的控制措施和风险等级等。 ○ 编制要点:首先要全面识别适用于企业的合规义务(包括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国际规则、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等)。然后,结合业务流程和活动,分析未能履行这些义务可能导致的具体风险。风险评估可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风险矩阵,对风险进行分级管理。 ●岗位合规职责清单(Role-based ComplianceDuty List): ○ 核心内容:以岗位为基本单元,明确界定企业内各个岗位(特别是管理岗位和重点风险岗位)在履行其业务职责时所应承担的具体合规职责、应遵循的合规要点以及履职标准。清单通常包括岗位名称、所属部门、主要业务职责、对应的合规义务(内外部规章制度依据)、不履行合规职责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等。 ○ 编制要点:在企业现有岗位说明书的基础上,结合风险识别清单和业务流程分析,将相关的合规要求“翻译”并分配到具体的岗位。需要特别关注管理人员、重要风险岗位人员(如采购、销售、财务、投融资、涉外业务等岗位)以及海外派遣人员的合规职责。 ●流程管控清单(Process Control List): ○ 核心内容:以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为对象,在识别关键风险点和明确相关岗位合规职责的基础上,设计或优化流程中的控制节点和控制措施,以确保流程的运行符合内控与合规要求。清单通常包括流程名称、关键控制点、控制目标、具体的控制活动描述、责任部门/岗位、控制文档以及评价程序等。 ○ 编制要点:需要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分析,识别其中的薄弱环节和潜在的合规风险点。然后,针对这些风险点,嵌入必要的控制措施(如审批、复核、授权、职责分离、系统控制等)和合规审查环节。流程管控清单应与企业的内部控制流程紧密结合,并确保控制措施与风险识别清单、岗位合规职责清单相互呼应和支撑。 “三张清单”的编制和应用,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内控与合规管理的“目标清晰、责任到位、措施落实”,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风险识别清单是基础,岗位合规职责清单是将责任落实到人,流程管控清单则是将控制措施固化到流程。这三张清单的开发和维护,应是一个由业务部门、合规部门、风险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部门等多方协作完成的动态过程,并需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定期更新。 表4:“三张清单”核心内容与编制要点 3.2.4业务流程再造与嵌入式管控 内控与合规的融合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更要深入到企业的各项业务流程之中,通过流程再造或优化,将控制要求和合规节点“嵌入”到日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内控在流程中,合规在行动上”。 (1)识别关键业务流程与高风险领域 企业应首先识别出对战略目标实现、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可靠性以及合规性至关重要的核心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同时,要特别关注国资委及企业自身确定的重点风险领域,如市场交易(特别是涉及反垄断、反商业贿赂、招投标等环节)、安全环保、产品质量、财务会计、劳动用工、税务管理、数据保护、知识产权、境外投资经营、大额采购、重要合同管理、重大投融资等。 对选定的关键流程和高风险领域,要进行详细梳理,绘制流程图,明确各个环节的活动、参与部门/岗位、输入输出、信息系统支持等。在此基础上,结合风险识别清单,分析流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点和合规薄弱环节。 (2)设计与嵌入控制活动和合规检查点 针对识别出的风险点,设计并嵌入适当的控制活动和合规检查点。这些控制活动可以包括: ○ 授权审批控制:明确各层级、各岗位的审批权限和流程,确保重大事项得到适当授权。 ○ 职责分离控制:确保不相容职务(如业务发起、审批、执行、记录、监督等)由不同人员或部门承担,形成相互制衡。 ○ 合规审查嵌入:在关键决策点或交易环节(如合同签订前、付款前、重要信息发布前),设置强制性的合规审查程序,未经审查或审查未通过不得进行下一步操作。 (3)实现流程化与标准化 将优化后的流程、嵌入的控制点和合规要求,通过修订相关的制度、操作手册、岗位指引等方式固化下来,在制定流程化措施的同时,应重点审视流程本身的效率和合理性,去除不必要的环节,优化操作步骤,实现流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以提高整体运营效率。 企业可以试点应用上述思路再造重点业务领域的嵌入式管控,例如合同管理领域,从合同的谈判、起草、审查(法律、合规、业务、财务等多维度审查)、审批、签订、履行、变更、存档到纠纷处理,全生命周期嵌入内控与合规要求,建立标准合同文本库,明确关键节点合同审查要点清单,对重大合同实行首席合规官会签制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动态监控。 3.2.5信息化支撑 在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和监管要求下,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国有企业内控与合规融合管理的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GRC(治理、风险与合规)系统及各类数字化工具,是提升融合管理效率、实现精准管控、强化动态监测的必然趋势。GRC系统通过集成的技术平台,帮助企业整合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合规管理等多个管理领域的信息和流程,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共享和分析,从而提供对企业整体风险与合规状况的统一视图。国有企业可以规划和建设覆盖集团层面的GRC平台,将内控与合规的制度库、风险库(包括合规风险、经营风险等)、控制矩阵、“三张清单”、案例库、培训资源、违规行为记录、整改跟踪等核心要素纳入系统管理,与企业现有的ERP、财务、投资、采购、人力资源等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对接和流程嵌入,从而实现风险与控制信息在业务流程中的自动采集、传递和监控。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企业内外部海量数据(如交易数据、财务数据、舆情数据、监管政策数据等)进行挖掘和分析,识别风险信号和异常模式,对重点领域和关键控制点进行实时动态监测,一旦发现超阈值或可疑情况,系统自动预警,提示相关人员及时关注和处置。 需要注意的是,系统的实施需要与业务流程优化、组织变革和人员能力提升相结合,不能简单地将现有流程电子化。此外,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进行充分的系统定制和集成测试,以及持续的系统运维和升级,都是确保信息化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一刀切”的通用GRC解决方案,往往难以适应国有企业复杂的业务场景和特殊的管理要求。 四、展望 总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的融合是一条充满挑战但也充满机遇的道路,展望未来,一体化融合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第一,监管科技与智能风控的广泛应用。未来智能化的风险识别与评估、自动化的合规审查与监控、预测性的风险预警,以及基于数据的精准决策支持,将成为提升融合管理效能的重要方向。第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理念与合规管理的深度融合。合规管理,特别是环境合规、社会责任合规(如劳工权益、产品安全等)以及治理层面的合规(如反腐败、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是ESG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未来,企业需要将ESG的要求更全面地融入内控与合规管理体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第三,“中国特色”的融合模式将进一步被探索。例如利用国家层面推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共享机制,探索跨企业甚至跨行业的风险联防联控新模式,可能是未来“中国特色”融合管理的一大亮点。 凭借科学的顶层设计、系统的方法论、有效的工具支撑以及持续的文化深耕,国有企业必将筑牢稳固、高效、智能的风险防控与价值保障体系,为自身健康发展和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顶梁柱”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压舱石,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随着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展开,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协同管理改革成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点,这既延续了过往二十年国资体系“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风格,体现对于当下经济周期降本增效问题的回应,也是对过往多个时期国企改革经验的总结与成果的整合提炼。江苏国资委在前期个别企业开展的基础上,于2024年下半年选取多家试点企业开始一体化管理试点工作。笔者团队结合既有积累和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思考,就“四位一体”中的“江苏思路”,试言一二。 一、草蛇灰线:“四位”与“一体” 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从应然状态而言是企业治理的一体多面。在过往二十年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实际与国企发展现状出现不同的侧重: 1、2006年6月6日,《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第一次系统引入全面风险管理概念,该文件对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成为国有企业风险管理的指向性文件。 2、2012年5月7日,则在2008年开始财政部先后制定《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指引》等文件的基础上,要求中央企业加快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夯实基础管理工作。这是国有企业内控体系建设的原则性文件。 3、自2016年违规经营责任追究制度要求建立以始,随着《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等文件颁布,以党组织嵌入为显著特征的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开始全面构建,践行习总书记“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之要求。 纵览言之,国企改革对于风险、内控、合规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关注时期。随着新时代来临,对于国有企业发展出现新的定位、新的要求,过去所构建的风险管理、内控、合规等国企治理体系都面临新的考验: (1)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的保障。党委(党组)如何在国企治理中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党总支、党支部如何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组织的嵌入治理与企业已有的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等治理主体的边界在哪里,更进一步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的“前置”如何体现等等。一方面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国企治理的热点问题和实践难点,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在过往风控、内控体系中是缺失的,甚至于在寻常的“三重一大”体系中都存在脱节,自然所谓进行制度保障也成未决之题。 (2)违规责任追究制度的覆盖。违规责任追究制度核心在于对于企业经营负面行为的追责,体现的是从后果倒溯行为、以行为监管为核心的监管逻辑。尽管普遍将风险管理(实际提到了风控及内控)作为违规经营行为的一个方面,相对明确了评价的上下层级,但对于既有合规、风控、内控监督评价体系如何衔接,风险管理行为、内部控制行为、合规管理行为本身与业务经营行为间如何衔接等问题语焉不详,这便又成为企业实施的难点。 (3)尽职免责与纠错容错的体现。尽职免责与纠错容错制度的构建是近年地方省市国资委的一大热点,被视为体现“企业家精神”、为领导干部“松绑减负”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对经营风险的深刻认知与妥善的分类处理,是违规责任追究制度的有效补充,是精细监管、精准问责的体现。但在既有的风控、内控、合规体系中,对于这部分治理内容的衔接尚不完善,相关党内法规在企业制度层面普遍没有体现。 (4)分类分级、主业定位与治理现状的冲突。分类考核是当前国资监管的另一大趋势,本质是对于不同业务领域、不同市场竞争状态的企业设立适当的考核指标,并引导落实企业的主业聚焦。但由于委托代管、跨层级管理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维度相对简单的主业定位实际无法有效实现分类分级,而依托于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下的风控、内控体系实际也无法有效落实内外部监管,导致本应是监管手段的巡视巡察、纪检审计等监管方式,却有了监管补丁的意味。 除以上考验外,在不同国企实际经营过程中,由于国企内部部门职责划分、人员变迁、领导偏好等原因,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体系的完善程度不一、管理层级不一、权限大小不一等都成为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原因。因此,一体化协同融合在当下经济发展阶段、国企改革进程中,实为应然之举、题中之义: ①2015年12月,国资委发布中,明确要求央企“探索建立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平台”,这对法律、合规、风险、内控等进行一体化的管理,提出了初始的要求。 ②2019年10月,国资委发布的中,提出“央企要建立健全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合规管理监督为重点,严格、规范、全面、有效的内控体系.....实现‘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的管控目标”,这为建立统一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体系提出了明确的路径。 ③2020年6月,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的通知》中,提出央企要“构建全面、全员、全过程、全体系的风险防控机制”。这为建立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期望。 ④2021年5月,国资委举办的“法治央企建设媒体通气会”上,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中央企业已全部成立合规委员会,出台管理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其中不少企业还探索构建法治框架下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协同运作机制,着力打造“法律合规大风控管理体系”。 ⑤2021年10月17日,国资委发布,提出“探索构建法律、合规、风险、内控管理协同运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提高管理效能”,对法律、合规、风险、内控的关系再次进行了梳理和明确。 由此可见,建立法律、合规、风险、内控融合统一的管理体系,已成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近三年来自央企到地方优势国企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江苏思路:五维促一体 江苏省国资委在国企治理层面的思考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从2013年《关于全面开展省属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工作》、2017年《省属企业风险管理应用指引》到2019年《省属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2023年,省国资委持续紧抓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四位”建设,在此基础上一体化试点工作的提出水到渠成: 1、核心原则:以法治国企为基础、风险管理为导向、合规管理为重点,以严格、规范、全面、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为保障。 也即,以健全的法律事务管理系统为基础,以健全由战略风险管理、财务风险管理、运营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以及政策法律风险管理组成的全面风险管理系统为导向,以健全由合规管理和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管理组成的合规管理系统为重点,以健全的内控事务管理系统为保障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协同机制。 江苏思路下的一体化是以法律为基石的全面风险管理,合规管理是其重要组成,内控管理是主要手段。这是在国务院国资委法治国企框架下,以“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为目标的再思考。 2、主要工作:从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机制、信息化管理和监督评价五个维度实现一体化融合。 从一体化角度统筹部门职责与岗位设置,统筹业务、战略、目标以及制度,统筹落实战略风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的管理、识别与防控,整合优化制度和流程,全面覆盖、相互协同,融合规范监督评价既有体系,形成管理闭环,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进行落地。 试点工作要求所体现出的一体化框架,是江苏省国资委基于企业调研所明确的工作目标与工作重点。但对于国企一体化管理改革实践而言,框架之内如何落地?四位关系是“多位协同”还是“一主多辅”?都应是国企思考探索的问题。 三、一体应然:一企一策,因势利导 当前诸多央企与地方优势国企、中介机构都已就四位一体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普遍可能遇到:⑴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⑵一体化管理工作的切入口与抓手在哪里;⑶一体化管理对于现有治理结构权责的影响; ⑷一体化管理如何数字化结合等等问题。笔者团队结合“江苏思路”以及项目经验认为: 1、法律、合规、风险、内控毫无疑问是一体化之基石,但基于历史发展周期不同,四位的完善程度各不相同,且企业主业定位也将会影响体系偏好,例如平台类国企、金融类国企具有天然的风险规避属性,自然紧抓风控、内控体系建设;制造类国企面对复杂供应链管理与多项目并行,相对合规、风控体系更为完善等。因此,不应以所谓“大法治”“大法务”“大合规”“大内控”“大风控”之说以一适百,而是应当基于体系建设现状、主责主业定位、固有风险高低、市场竞争烈度等因素,构建统一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需要强调的是此处风险之含义应当包括战略风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法律、合规风险,风控、内控应为风险管理手段。 2、一体化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在于协同二字,从企业治理行为出发,治理架构、部门职责、岗位职责的调整应为首要工作,需要明确最高决策机构以及各风险归口管理部门,构建能够提供协同支撑的议事决策与部门协同体系,尤其需要厘清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归口管理部门之间,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价等环节承担部门之间以及各风险归口管理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确保不冲突、不重叠,界面清晰、权责明确。 3、一体化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在于流程条线的提炼优化和风险识别的准确全面,这也是数字化、信息化管理实现的基础。可能是三张清单、可能是风险矩阵、可能是控制手册,但万变不离其宗流程条线的提炼优化是以贯穿全流程的表单为落地,以全面风险的识别评估、审查、应对为核心,以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为闭环,最终是嵌入企业既有治理体系中,达到一体协同之目的。 有鉴于上,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绝非要在四位中一争高低,而是应基于企业实际情况,一企一策、因势利导,从组织、制度、流程、监督多维度达到一体化之状态。 四、结语 百年传承,一以贯之。国有经济作为我国主要经济形态,其改革向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始终未偏离服务国家需要与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主线。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的改革,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探索,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新尝试。“江苏思路”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将成为一河之先,但愿在此二三言,能给关注此事的领导、伙伴和同仁提供一些思考。
引 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监管环境日趋严格的情况下,企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为了保障稳定运营和持续发展,建立并执行法律、合规、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的协同工作体系,已经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新趋势。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务院国资委陆续发布了四项重要文件,包括2006年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12年的、2018年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以及2021年的。这四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标志着我国国有企业在法律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及合规管理方面的发展历程,为国有企业加强管理基础、预防和解决重大风险、确保合法合规经营、追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企业要建立这种四位一体的协同运作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决策层和高级管理层在整合前有深入的理解和充分的准备。整合后的体系应包含企业所有管理体系,并符合相关标准;应实现协调一致、高效简洁、优化实用;既体现企业特色和内部管理需求,也考虑外部相关方的要求;确保优质高效、预防污染、防止腐败、降低风险、提高效率和效益。在实际操作中,尽管有些企业起初对管理体系协同运作机制持积极态度,并投入资源建设平台,但在体系整合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整合路径。 一、概论 (一)定义 法律管理是深化法治建设的抓手也是企业合规管理的补充,保障企业经营过程中能在各级法规框架下开展工作。对于央国企而言,国务院国资委自2005年起开始强化国有企业法制(治)管理,2011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中央企业法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央企业法制工作第三个三年目标:中央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率全面实现100%。自此,三个100%法律审核要求沿着“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中央企业下属子企业及地方国资委-各级地方国企”的链条全方位传递到了几乎所有国有企业。 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对其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监控和应对,是从顶层角度关注全面风险的防控,结合企业的战略发展需求明确企业的风险偏好,通常与实现经营目标有关;从内容上通常被分类为: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从风险发生的后果进行分类,也被划分为纯粹风险(只会带来损失,不会带来收益的风险,这个角度而言,合规风险可以被归为全面风险的子集)和机会风险(既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获得收益的风险)。 内部控制是实现风险防控目标的载体和手段,防范合规风险本身就是内控的目标之一。内控采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用一系列流程、方法、工具、措施、标准建立控制环境,对资金流、实物流、人力流、信息流实行有效监管,保障企业权责设置执行到位和财务报告的准确性且更关注企业内部效率的提升。内控起源于企业的财务管理,更多体现的是财务思维和逻辑。 合规管理是以有效防范合规风险为目的。合规风险导致的后果,除了给企业带来经济赔偿、声誉(商誉)损失外,还可能使企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这些对企业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才说合规风险具有根本性、底线性的特点。此外,合规管理是包括建立合规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培育合规文化、强化监督问责等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还关注PDCA闭环体系建设。 (二)联系与区别 法律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它们都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涉及法律因素,需要协调和配合。区别在于它们各有侧重点和功能。 内部控制主要关注内部过程管理。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由环境评审、风险评估、控制措施、信息与沟通、监督检查等五个步骤和要素构成。根据企业管理目标的需要,内部控制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可以是全面风险评估,也可以是专项风险(如法律风险、合规风险、公司治理风险、供应链风险等)评估。 风险主要关注风险管理,按照美国COSO最新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全面风险管理由八个步骤和要素构成,即目标设定、内部环境、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监督和检查、信息和沟通。风险管理主要工作流程是收集风险管理初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制定风险管理策略、提出实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对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 合规主要关注规则遵守,防控合规风险。合规管理主要由四个步骤和要素构成,一为计划,即计划合规方针、角色和职责、义务和风险、各层级的承诺、明确合规范围;二为执行,即支持、运行、能力和意识、沟通和培训、控制和程序文件化;三为检查,即进行内部审核、管理评审、监视和测量、提出关切、进行调查;四为修正,即修正管理不合规、需要持续改进的地方。 法律管理主要关注法律事务,健全依法治理体系、规章制度体系、合规管理体系、工作组织体系,着力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涉外保障能力、主动维权能力、数字化管理能力。相较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及合规管理,法律管理没有明显流程化管理模式。 合规、法律、内控、风险从目标来看,四者皆以风险为导向,以提高企业管理效能为目标;从要素来看,四者皆以企业的具体业务为切入点,辅以一定的流程管控,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与应对。 下图为说明法律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四者关系。 (三)历史溯源 第一段进程从2006年到2012年。2006年,中央企业根据《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为主,主抓企业的战略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一些中央企业成立了专门的风险管理部,还有一些中央企业把风险管理职能与法务部或审计部合署。通过六年的建设和探索,国有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得到空前提升。 第二段进程从2012年到2018年。2012年,中央企业依据,把内部控制建设作为深化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抓手,且从2016年开始,每年向国务院国资委提交《内部控制报告》。2015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明确要求央企“探索建立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管理平台”,这对合规、内控、风险等进行一体化的管理提出了初始的要求。 第三段进程从2018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以《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为标志,合规管理开始获得全面关注,同时,合规管理也开始整合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或者被这二者整合。在这段进程中,首先国务院国资委进行了内部机构改革,重新划分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合规管理等职能;接着国务院国资委在推进合规管理的同时,开始关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的整合问题,并在2019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国资发监督规〔2019〕101号)中,提出“央企要建立健全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合规管理监督为重点,严格规范、全面有效的内控体系……实现‘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的管控目标”,这为建立统一的合规、内控、风险一体化管理体系提出了清晰路径。 第四段进程从2021年至今。2021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中央企业已全部成立合规委员会,出台管理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其中不少企业还探索构建法治框架下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协同运作机制,着力打造“法律合规大风险管理体系”。2021年10月17日,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要探索构建法律、合规、内控、风险管理协同运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提高管理效能。2022年10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正式施行,其第26条再次提出“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与法务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协同管理机制,加强统筹协调,避免交叉重复,提高管理效能。” 在实践过程中,各中央企业虽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也呈现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四个体系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说各话、各行其道;四个体系的成果浮于表面;体系建设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等。 二、法律、风险、内控、合规体系融合优化策略 随着合规管理走进深水区,越来越多的国央企也开始进行体系协同的探索,这需要充分考虑企业发展和管理的实际,均衡协调并有效整合四大管理体系。对从业人员的跨专业、跨领域处理问题的归纳能力和实践融合能力,都提出了挑战。 (一)统一目标 通过全面统筹法律管理、合规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目标,不仅强调这四个领域在目标上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同时也着重突出每个领域所特有的侧重点和独特价值。在此基础上,将这四个领域的工作目标进行系统化的统一描述,确保整体目标的协调性和完整性。对于原有的各个领域所特有的个性化目标,则将其纳入协同机制之中,作为整体协同机制的子目标进行统一管理和推进。通过这样的整合与优化,最终构建出一个“法律、合规、内控、风险”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其统一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的协同机制,确保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能够高效、精准地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平衡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在确保合规性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权益的最大化,从而为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协同组织 “法律、合规、内控、风险”的协同,不是混同。四者之所以不能相互取代,是因为其各有独特要求;之所以可以协同,是因为其具有共同属性的管理要素。四者的协同,是建立在这种“共性”和“个性”交织在一起的基础之上的。在协同管理过程中,仍需强调四者的独立价值,即各自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协同管理的基本途径,应当是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 体系协同运作机制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是“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以内部控制为抓手,以合规管理为底线,以法律管理为补充”,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态势,助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风险管理为核心是要明确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整合建立风险清单,在开展全面风险识别分析时,一并开展相关业务内控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的识别分析。根据《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06)等规定,结合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战略和绩效》(2017)等标准,要实现有效的企业风险管理,必须围绕以下几个管理要素。它们分别是风险组织、风险信息收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文化等。 以内部控制为抓手要在落实合规要求,在开展内控监督评价时,将风险评估结果、风险预警指标运行情况、合规风险事件等信息,作为确定监督评价范围的重要依据,重点关注风险事件、违法违规问题等易发高发领域。在开展合规问题和风险事件管控过程中,推动权限指引清单、岗位职责清单的持续完善。 根据等规定,并结合ISO 37301《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2021)等标准,以合规管理为底线,必须围绕以下几个管理要素。它们分别是合规职责、合规治理方针、合规风险评估、合规管理制度、合规管控流程等,全面识别合规义务,建立岗位合规审查要点,动态更新内控标准,筑牢内控防线,开展合规风险排查治理,及时处置化解合规风险隐患。对于风险管理、内控评价发现的合规问题,及时改进。 以法律管理为补充是要通过法律情境、合格法律顾问、法律内部服务、资源支撑、法务部运行、绩效考核、改进等标杆企业的法律管理实践,实现良好的法律管理。 (三)风险统一评估 法律监管、合规监管、内部控制、风险监管等任务,都离不开风险评估。没有协同监管机制,风险评估则只关注自己领域的风险。协同监管的核心在于统一规划,对风险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同时进行所有风险的评估,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有助于培养企业员工对风险和合规的全面认识。同时,对问题和风险的识别,应该在同一层面进行,同步进行辨识、分析和评估,构建一个整合的风险内控与合规控制矩阵。 (四)流程协同设计 企业在实施“法律、合规、内控、风险”协同运作机制时,主要考虑流程框架、流程图、流程描述。企业可以在原有流程框架的基础上,明确流程需要遵循的内外部法律法规、制度,并在企业内部流程中体现。通过不同颜色标记、区分控制序号及级别、对关键控制点和合规控制点给予提示和关注,还可以在原有流程说明基础上增加相应的说明。更进一步,可以在对问题和风险进行辨识、描述、分析之后,需要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如果实行四者的协同管理,应当合并“同类项”,突出“特殊项”,形成统筹的法律效率流程、合规监督流程、内控制衡流程、风险应对流程等四大类管控流程。 (五)制度合并汇编 与管控流程类似,企业原有的法律管理、合规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可能均各自有其相关制度,如《合同管理办法》《合规管理办法》等。实行协同管理,可在管控流程统筹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协同管理办法》。同时,借助企业整体规章制度建设优化的时机,将原有分散的风险管控类制度进行合并汇编,形成整合的风险管控与合规管理制度手册。 三、企业法律、风险、内部控制、合规体系融合优化建议 (一)协同工作机制 1.组织体系融合 (1)建立一体化管理委员会 体系构建,首先是风险管理组织建设与职责明确。企业在对各管理体系进行整合后,就会面临归口管理的问题,即由哪个部门牵头。企业在发展的历程中,陆续实施了法律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合规管理等,这些工作可能被交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在实施管理体系整合时,企业可以按“四位一体”的思路将管理工作整合划归一体化管理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 实践中,一体化管理委员会的名称可能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同时,也往往是建立在原有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内控审计管理委员会等基础之上。将原有的合规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治理机构的职责进行合并,形成统一的法律合规内控风险一体化管理委员会。一体化管理委员会,作为统筹法律、合规、内控、风险管理的最高有权机构,一般作为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应同时制定一体化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企业可以将原有的合规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治理机构的职责进行合并,形成统一的法律合规内控风险一体化管理委员会,整合原风控、内控、合规领导机构的权责,并制定相应的一体化议事规则。 (2)统筹专业层面的最高管理者职责 整合一体化委员会后,建议公司对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首席风险官等岗位职责进行统一,或由一人兼任;或将这几个近似岗位职责进行明确,理清各自边界,并统筹在一体化管理的职责体系内。 (3)一体化组织体系职责 公司应建立相应一体化制度,明确法律、合规、内部控制、风控各自的归口管理部门以及职责边界,统合原先各部门的原则与目标,形成一体化组织体系的原则、目标,强化三道防线的职责分工,明确确保各司其职。一道防线的职责,在一体化管理体系中,变为同时强调其在合规管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审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在一体化管理中继续承担三道防线的职责。即对一道防线的主体责任、二道防线的牵头责任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违反各自职责之处,通过审计、监察工作报告指出。 某公司形成的风险管理三道防线架构如下图: (4)设立风控内控合规联络员 为更好履行一道防线职责,以及更好地与牵头部门进行对接,传递风险合规信息,一体化组织可在各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设置专职或兼职的风控内控合规联络员,统一履行合规内控风险管理的沟通、联络等职责。 2.制度体系融合 (1)制定《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协同管理办法》 企业为实行协同管理,可在管控流程统筹的基础上,采取“合并同类项”“突出特殊项”的方式,整合相关原则、目标,按一体化组织体的方案确定一体化组织的权责,整合一体化协同管理的流程,制定专门的《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协同管理办法》。 (2)制定《法律、合规、风险、内控体系协同管理手册》 与传统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内部控制等管理过程类似,作为体现这种标准化、程序化管理的最佳指导文件即管理手册,一体化管理也可编制管理手册。公司可根据已有的内控、风控、合规基础,在合规手册的基础上升级形成风控合规内控一体化手册,并加入公司的专项领域内容,一体化管理手册的结构体例需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定制化调整。例如,在内部控制方面,主要体现在授权体系构建、职责分离、关键控制点设置以及业务流程优化等方面。合规管理方面,则主要表现在合规审查、合规检查、举报处理以及合规调查等方面。至于风险管理方面,则主要涉及风险预警指标的构建和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风险控制是多方面的,控制措施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组合的。这些机制原本是各自独立运行的,但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管理成本,现在实行了四者的协同管理。在一次性识别风险后,需要统筹考虑并明确控制措施的安排,可以从设立或调整与风险相关的机构、人员,增加经费或风险准备金等资源配置方面着手;也可以从建立或完善规章制度或针对特定领域风险,编写标准、规范等文件,优化或重构业务流程;或者明确各相关部门、岗位或个体在风险管理中的具体职责与角色,强化监督执行、强化惩戒、严格追责。 简而言之,当出现某种风险时,企业不能采取零散的措施,而是要合并“同类项”,突出“特殊项”,从资源配置、制度流程、标准规范、信息预警提示、监督追责等方面综合确定控制手段,进而保证行动统一,措施有效,形成统筹的法律效率流程、合规监督流程、内控制衡流程、风险应对流程等控制流程和措施,进而将相关措施通过内部规章制度、岗位职责要求及内控管理流程嵌入经营管理和员工履职过程中。 (二)资源整合与成果共享机制 1.一体化风险识别——全面风险管理与合规风险管理的融合 一体化的风险识别,建立在合规风险识别、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中的风险评估等基础之上。在该阶段,公司可对合规风险识别、内控风险识别,以及风险管理风险识别的风险管理思路、评价准则等进行统一,对已有风险清单(包括内控、风控、合规)进行整合、汇编,统一衡量标准,形成更加精准、更为实用、更便于更新维护的风险描述列表,将合规风险整合纳入全面风险(即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运营风险)管理中的法律风险部分,并结合公司具体合规领域细化,形成一体化风险库,并在《法律、合规、风险、内控协同管理办法》中修改整合相应管理制度。 2.一体化风险报告——全面风险管理与合规风险管理的融合 如企业开展一体化协同管理体系建构,围绕风险管理的相关报告可统一进行整合,形成一体化风险管理年度报告机制,减少重复雷同工作。一般而言,企业的年度风险管理报告包括年度风险管理工作回顾(含总体情况、年度工作亮点、年度风险事件等)、年度重大风险研判、年度风险管理工作安排、当前工作难点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等四部分。 3.事中一体化管控——合法合规性审查 合规审查是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和员工履职行为是否合规进行审查及检验的机制。其根本目的是保证审查事项符合内外部合规义务和要求,降低违规处罚风险,提高决策科学性。开展合规审查,应充分尊重合法审查的现状,不应在合法性审查之外,另行设计合规审查流程,而是将合法审查与合规审查融合为“合法合规性审查”,在尊重既有审查流程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法律审查、合规审查、风控等审查类工作进行统筹,形成整合的审查机制,即一体化风险内控合规综合审查。企业可以在已有确立审查机制的基础上,补充未确立的风控、内控、合规审查程序、审查要点,将一体化风险识别清单中识别到的风险点,延伸至一体化审查流程中,全面防控风险。 此外,也建议通过制定合规审查指引、列示合规审查清单、加强合规审查培训和合规管理培训的方式帮助业务部门“提供工具、提升能力、提高质效”。如果业务及职能部门在合规审查时,需要企业法务、合规部门支持协助的,法律合规部门也会积极提供所需支持协助,进而形成“合规咨询”与“合规审查”“合法审查”“风险防控”机制衔接协同。 4.事后一体化管控——一体化检查 将合规检查、风险排查、专项审计等工作结合,转为一体化风险管控检查,制定统一的《一体化有效性评价办法》,由一体化牵头部门发起,对业务部门或子公司风险内控合规职责履行情况、风险库更新情况、风险应对措施执行情况等进行一站式检查。减轻业务部门频繁应对各种检查的困扰。 (三)监督闭环机制 在四位一体协同运行过程中,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点)风险,不断提升风险治理质量,应当适配一套闭环管理机制。ISO 37301采用PDCA理论完整覆盖了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运行、维护和改进的全流程,基于合规治理原则为组织建立并运行合规管理体系、传播积极的合规文化提供了整套解决方案。其中P(Plan)为计划、D(Do)为实施、C(Check)为检查、A(Action)为反馈与处理,该理念应用到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即形成了合规计划、执行、检查、改进四个环节循环模式。 1.计划阶段(Plan) 企业要充分运用一体化风险识别成果,对每个部门历年识别发现的问题,进行分层统计与分析提炼,力求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风险点的基本状况和危害程度,找出找准各机构重大风险或隐患(苗头),为有效制定风险预控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 2.执行阶段(Do) 企业可根据前期分析规划,对已定位的重大风险,逐个制定防范措施或整改(化解)方案,落实管理层治理职责,并对重大风险开展周期性、滚动式排查,着力构建重大风险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执行阶段需注重部门协同的作用,可设立一体化风险管理联席会议制。即由一体化牵头部门组织,定期召开由相关部门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重大风险防控措施或整治措施落实等情况汇报,会商研究化解重大风险政策等等,从而充分落实全面风险管理“顶层设计”和专业负责制原则。其次可开展风险巡查。巡查可分为部门自查、一体化牵头部门巡查、第三道防线巡查。根据前期分析规划,对已定位的重大风险,按一体化组织编发《一体化风险清单》,重点对清单所列的重大风险,逐个制定防范措施或整改(化解)方案,细化和压实管理层治理职责,强化日常风险排查与预警,积极推进差别化管理。 3.检查阶段(Check) 企业可依据《一体化风险清单》《风险防范措施或整改(化解)方案》,对重大风险防控或化解及治理工作进度,实现精细化跟踪与管理,有效推动治理成果的提升。 (1)构建通报机制 企业可采取风险提示、工作通报、公告以及专报等有效载体,在适当范围内对重大风险防控措施或整治落实情况进行通报或公示,使治理工作“公开化”“透明化”,着力不断提高治理成效。同时,要以点带面强力示范,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具体还可以要求全辖下属机构根据通报内容,并结合自身实际,以解决治理工作存在的关键问题、薄弱(不足)环节等为抓手,对照开展自查自纠,有效防范同类问题或风险的发生,并不断提升治理质量。 (2)落实督导机制 一是落实有效性评价机制。由一体化牵头部门发起,对业务部门或子公司风险内控合规职责履行情况、风险库更新情况、风险应对措施执行情况等进行一站式检查。重点对照各机构的《一体化风险清单》以及《一体化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各部门风险管理履职情况实施评价,对重大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及有效性进行确认等。 二是建立风险事件台账机制。由一体化牵头部门对已发生的风险事件建立管理台账,明确风险关闭的流程,对符合治理(或整改)工作要求的,依据《一体化风险清单》《风险防范措施或整改(化解)方案》等,办理风险事件注销,实现风险事件“整治一项、确认一项、注销一项”的治理目标。 三是探索履职约谈制。即可由第三道防线部门(纪检监察室、企划监审部)负责,就防控措施不到位、治理效果不明显、工作进度明显滞后等的有关部门,对其责任人和牵头人进行约谈,进行交流反馈,拓宽沟通渠道,增进彼此理解,督导管理层切实落实风险管理责任,不断形成风险管理工作合力,有力构建和固化重大风险长效化治理机制。 4.处理阶段(Act) 企业在处理阶段,对重大风险防控或化解的工作效果即治理成效,开展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固化治理成果,将检查发现的新问题,特别是重大风险充实到《一体化风险清单》之中。同时,经整改评价后,确认的当年没能有效化解的重大风险,仍应纳入新一轮PDCA循环,实行闭环管理,周而复始进行运转,以确保重大风险彻底“根除”。此外,还可以采取工作复盘法或案例分享法,重点要围绕工作大局,突出治理目标,对治理工作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机制、思路和方法等的不足或缺陷进行深度剖析,并集思广益形成改进措施和思路,或者形成反面案例等。在此基础上,督促各机构结合自身实际,综合采用晨会、例会、全体员工会议等多种形式,组织管理层及员工认真学习,不断提升全机构风险治理能力和水平,以此全面巩固治理成效。 四、总结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监管环境日趋严格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为了确保企业的稳定运营和持续发展,搭建法律、风险、内部控制、合规协同运作机制已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新趋势。国有企业搭建法律、风险、内部控制、合规协同运作机制,需要从组织架构、制度设计、流程优化、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系统规划。通过统一目标、协同组织、风险评估、优化流程、制度合并形成优化策略,企业可以实现法律、合规、内控、风险管理的深度融合,提升管理效能,防范重大风险,为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文献 注释: [1]李素鹏、龙戎,合规管理体系标准解读及建设指南(修订扩展版),2023年3月,人民邮电出版社。 [2]郭青红,法律、合规、内控、风险管理协同运作——核心是风险管理协同,2022年8月,http://www.huiyelaw.com/ [3]陶光辉,法务、合规、内控、风险一体化管理建设的三原则四阶段七环节,2024年4月,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 NjAwMDAyMzc4MDM%3D?module=/ [4]陶光辉,“法务、合规、内控、风险”协同管理的实施路径与步骤,2023年2月,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y MDkwMjE%3D?module=/ [5]吴乙婕,“一体化融合”还是“协同运转”?——论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与内控管理、风险管理、法务管理的关系,2024年8月,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yNzAyMzU%3D?q=四位一体&module=&childModule=all&from=editorial&searchId=94232 540568d40ed9593237b9e620260/ [6]沈大力、杨皓程,县域国企深化改革中合规体系建设的挑战及应对,2025年1月,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 AzMTI3NTM%3D?q=四位一体&module=&childModule=all&from=editorial&search Id=94232540568d40ed9593237b9e620260/ [7]向飞,法治央企建设对合规管理体系的启示——从“四位一体化”到“协同运作机制”,2022年3月,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 /detail/NjAwMDAxNTgwODc%3D?q=四位一体&module=&childModule=all&from= editorial&searchId=94232540568d40ed9593237b9e620260/
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对企业健康发展危害巨大,传统内控合规措施在当前大数据时代遇到诸多挑战,新兴技术给企业合规带来更多可能性。律师应当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助力企业创新内控合规、维护合法权益。本文以律师视角剖析企业内控合规面临的新挑战,总结传统内控措施的局限,探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企业内控领域的创新应用,并就警企律协同构建立体化内控合规体系建言献策,以期为新时代企业依法经营、风控合规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1 企业内控合规面临新挑战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合规成本不断攀升,汤森路透监管情报平台发布的《2023合规成本报告》显示监管工作量持续加大,73%的受访企业声称其预计的监管活动将有所增加[1]。企业合规措施已不足以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客观上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内部人员实施违法犯罪的动机;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给企业合规带来新挑战,企业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难以应对合规新形势,内部人员掌握更多资源,客观上增加了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风险。具体而言体现为如下方面: (一)内部犯罪日益隐蔽化多元化 近年来,企业内部违法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一是犯罪主体多元化。高管、实控人成为违法犯罪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普通员工、中层管理人员相比,企业内部高层人员具有触及企业高层决策、重大经营活动核心领域的更高权限,其违法犯罪通常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外部相关人员与企业内部人员勾结、串通作案则更为企业造成致命打击。普华永道发布的《2022年全球经济犯罪调研》报告显示,5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其遭遇的极端破坏性或最严重的舞弊行为均是由内外部串通作案。二是犯罪手段隐蔽化。犯罪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销毁数据、隐瞒真相,通过复杂交易掩盖资金流向,利用规则漏洞窃取企业信息和财产,犯罪过程更加隐蔽。三是涉案金额高。如某中国连锁咖啡品牌境内运营主体及相关管理人员、相关第三方公司大规模虚构交易,虚增收入、成本、费用,虚假宣传,案涉金额达20亿元,合肥“6·20”职务侵占案,安徽宿州“8·26”假冒注册商标案等,案涉金额均过亿元。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22年全球经济犯罪调研》报告,遭遇极端破坏性舞弊和犯罪事件且损失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在受访者中占比38%,这一数据在2020年为40%[2]。内部犯罪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大。 在目前企业内部监管体系下,管理层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企业巨额资产、财务人员虚构交易粉饰报表、供应链管理人员伙同外部人员编织利益输送网络时有发生,采用传统的核查、事后监管等手段难以防患于未然。 (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短板 尽管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内控合规建设的指导推动,但当前多数企业的内控机制仍存在短板。一是顶层设计缺位。很多企业尚未建立专门的合规委员会,缺乏权威统一的合规管理决策机构,未能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双轮驱动”关键的作用,缺少在内控建设中的顶层统筹谋划。二是制度流于形式。不少企业仅仅照本宣科地制定内控制度,与自身经营实践脱节,在关键业务、重点领域、核心环节缺少可操作的实施细则,难以指导具体工作。三是约束监督乏力。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影响,出资人对经营者的约束存在代理成本,董事会对高管层的问责力度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为内部违规行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三)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手段提出挑战 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数据流转、跨界共享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传统的内控合规手段弊端逐渐显露。一是数据质量堪忧。企业数据来源广泛,业务系统林立,不同部门和业务单元各自为政,形成大量孤立分散的数据孤岛,传统手段难以处理众多庞杂的原始数据,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较差。二是实时性无法保证。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张和跨区经营,企业总部对异地子公司、海外业务单元的监管受限于系统壁垒和信息滞后,难以实现对业务和资金流向的实时监控,风险预警和应对存在滞后性。三是复杂关联难以发现。大型企业的组织架构错综复杂,业务场景纷繁多样,传统的抽样分析法难以全面梳理作案人员、涉案账户间的隐秘关联,及时识别系统性风险隐患。根据中国律商联讯风险信息发布最新的亚太地区《金融犯罪合规真实成本报告》,加密货币、数字化支付和人工智能(AI)技术正在成为非法活动的工具,亚太地区23%的受访发现涉及加密货币的金融犯罪有所增加[3]。传统合规手段已经难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 面对新时代企业内控合规所面临的种种不利局面,传统经验和方法难以为继,必须拥抱新技术、运用新手段、探索新路径。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以其高效性、智能化、可视化等优势为企业内控合规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何运用好这些利器,打造新时代企业内控合规的“金钟罩”和“火眼金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前瞻性课题。 2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企业内控革新上的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其强大的感知、学习、推理、计算能力,在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对于企业合规而言,诸如机器学习、知识图谱、区块链等技术在风险交易预警、揭示犯罪规律、进行风险量化、助力证据固定、实现透明监管等方面,均展示出其强大的运算能力和高效率,一个“人工智能+内控”的崭新时代正在到来。 (一)机器学习构筑“天罗地网” 机器学习通过对海量业务数据进行分析建模,能高效、准确地甄别异常交易、识别违规行为,极大提升内控的全面性、精准度。通过有针对性地采集涵盖资金交易、业务活动、行为日志等的多源数据,企业能够采用无监督学习、有监督学习等算法构建异常行为识别模型。比如,可利用 One-Class SVM等算法,以正常交易为训练样本,使用可用数据确定边界,一旦发现偏离正常范围的异常情况即可实现实时预警,从而在资金被 “蒸发”前及时采取止付等措施。再如,财务造假往往体现为非逻辑的会计分录,Ben-ford 定律通过分析会计科目的数字分布规律,能够自动识别伪造凭证、虚增利润等舞弊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除分析明显异常的数据外,机器学习还能通过关联规则、聚类、对比等方法,自动发掘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违法犯罪模式。比如,企业可以应用常见的关联规则算法,如Apriori、FP-Growth等算法,找出频繁出现的数据集合,分析内部人员行为与风险事件发生等此类事项之间的关联性,以揭示内外勾结、利益输送的犯罪规律。 机器学习的另一大应用价值在于风险量化与预测。通过分析历史风险事件的多维特征,可建立基于决策树、贝叶斯网络等的风险评估模型,定量刻画不同交易场景、不同岗位人员的风险状况,智能生成内控管理的“风险雷达图”,使隐性风险进一步直观化、可视化、可预测化。在此基础上,还可应用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等算法,从动态视角对风险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做到风险防控一盘棋,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高质量的数据集是机器学习应用的基础。企业应当重视数据治理,从业务、财务、人力等各业务条线梳理数据标准,搭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为智能预警、风险评估等提供数据保障。 (二)知识图谱“照妖镜” 知识图谱本质上是语义网络的知识库,一种包含多种类型的节点和边的多关系图。通俗来讲就是处理实体之间的关系的表达。公司的组织架构、管理层、员工、供应商、客户、相关人员等各类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任职、投资、交易、来往等关系,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网络,错综复杂。这为内部人员违法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而知识图谱技术恰恰擅长抽取、表示、存储这类复杂网络。 企业全面梳理上下游产业链条的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搭建一个涵盖组织机构、从业人员、供应商、销售商等多类实体和关系的大规模知识库。在此基础上,利用社区发现、最短路径等图算法和关联探寻技术,串联企业内外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自动推断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复杂网络,揭示内部人员与外部不法分子间的利益关联。传统的内控往往是就财务看财务、就业务看业务,难以做到全局分析,而违法分子往往是通过财务、业务、人事等环节的错综操作实施犯罪。知识图谱能够建立统一的数据视图,发现看似不相关数据间的关联。 比如,在一起某大型国企原负责人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该企业规模庞大、具有复杂的股权结构,犯罪信息隐藏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难以辨别。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采用其采购的数据分析系统,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控制的100多家公司的工商登记、银行流水等信息进行图谱化梳理,发现这些公司在人员、地址、业务上交叉重叠,进而顺藤摸瓜揪出了隐藏在背后的资金流向和犯罪网络。有鉴于此,企业与警方均可通过类似的技术工具,对人力无法穷尽的数据进行系统性管理和分析,揭示内部人控制的利益输送网络,防患于未然。 在实践中,知识图谱往往与规则引擎等技术联用。律师可协助企业将内控制度翻译为可执行的规则,比如“员工不能与供应商存在直接投资关系”等。一旦基于知识图谱分析发现违反规则的行为,系统就会自动预警,大幅提升内控的执行力和效率。 (三)区块链技术助力证据固定 在电子数据已成为犯罪活动主要载体的背景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及时获取、固定电子证据,对于事后追责、维权至关重要。而区块链技术以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点,为电子数据保全开辟了新路径。 早在2017年,沃尔玛的食品公司就开始将区块链追溯技术引入农产品的采购、加工、销售、售后等全环节以满足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商品的生产地点、生产商、装配方式等全部被记载在不可篡改的区块链条上。在这条供应链中,消费者到监管者均能实现对产品采购来源的快速追溯,大幅提高食品品质、降低企业监管成本。[4] 在区块链架构下,企业可将业务交易、资金流转、合同签署等关键环节数据保存在分布式账本中。一旦发生纠纷,相关数据可直接作为司法证据,确保案件查办有迹可循。但单纯依靠企业自建区块链易落入 “唯我独尊”的困境,难以获得外部认可。律师可建议企业积极对接第三方区块链存证平台,如公证处、电子数据存证中心等。这类平台采用联盟链架构,由多方可信机构共同参与记账,公信力更强。同时,平台方已与司法机关建立数据共享机制,电子数据能够顺畅进入诉讼程序,极大提升内控数据的司法效力。 此外,区块链技术还为审计留痕、责任追溯提供了新思路。传统内控审计,尤其是事后审计,往往面临痕迹缺失、证据不足的困境。而基于区块链的审计系统可将全过程数据上链存证,通过智能合约触发实时对账,甚至可编写“审计合约”,实现审计过程自动化。审计人员的操作记录也通过区块链存储,确保审计证据真实可信,责任追溯有迹可循。 综上所述,机器学习、知识图谱、区块链等技术在企业和金融机构合规、侦测和阻断犯罪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比如,汇丰银行(HSBC)导入SAS AI实时交易诈欺侦测系统,在客户刷卡的当下整合客户所涉及的资料,如过去的交易信息、客户画像、资金历史流通信息等,分析判断该笔消费涉及盗刷的概率,当数据侦测系统结果显示异常时,能够直接阻断交易。迄今为止,该行已在30个地区监控超过一亿张信用卡。[5]实践中,公安部门通常将单一技术整合而成的系统,如违法犯罪资金查控系统、资金分析系统、风险研判系统、数字智能全检系统等,运用到腐败、洗钱、职务侵占等案件的预防和侦查中,公安部大数据中心的建立就是公安部门运用前沿科学技术的崭新实践。 3 律师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合规性审视 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合规制度设计的同时,企业也要警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蕴藏的法律合规风险。笔者将从法律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合规治理的全过程中,在程序、实体等多方面可能涉及的重要法律风险,介绍法律工作者在人工智能技术嵌套于企业合规设计中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指引企业的合规建设。 1、制度设计与权力制衡 主流的新兴的算法通常偏重考虑效率因素,找到最快实现目的的解法。而企业构建合规制度需要考量复杂的制衡与公平因素。以采购流程为例,单人审批、先履约后付款等做法虽然提高业务条线的效率,但滋生利益输送风险巨大。这就要求企业从制度层面加强对关键环节的控制,在制度设计时,从更高的视角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嵌套,如合规制度的流程,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的统筹把握能力和优势,考虑不相容职务分离制度,从宏观视角将业务的授权者和执行者分离,执行者与监督者分离,完成内部牵制和权力制衡。 2、知识产权与数据合规 机器学习、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等技术高度依赖数据,知识产权和数据合规问题是运用技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潜在风险。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抓取和学习,形成一套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范式,对数据来源的管控就十分重要。一旦人工智能等技术使用的数据为非经权利人授权的信息,例如,在人工智能抓取公开网页信息训练时,有可能使用到他人的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隐私信息,无论此类信息是否为公开信息,都有可能违反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或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 数据合规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基石。为防范此类风险,企业应当全面评估数据资产,区分个人信息与非个人信息,敏感信息与非敏感信息,针对性地制定数据使用规则。 对于个人信息,应当采取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模式识别等技术手段,对个人信息进行精准识别,从源头对个人信息进行清洗。在难以避免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应当要严格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在事前充分告知、征得授权的基础上谨慎使用,并及时告知个人信息提供者使用用途和使用方式,采用脱敏、加密等安全保护措施。对于难以避免要使用却无法取得授权的个人信息,应当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将数据进行“匿名化”和“去标识化”处理后再加以应用。 2021年通过并实施的《数据安全法》对数据的跨境使用作出限制,其要求境内的组织、个人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时需要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有相关规定,如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机关处理的个人信息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第四十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 3、程序正义和算法公平 算法引发的偏见、歧视性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屡见不鲜。在2016年7月美国威斯康辛州诉卢米斯案中,法官采用替代性惩戒者犯罪管理剖析软件即COMPAS评估被告的累犯风险,并参考评估结果作出判决,引发社会对通过算法得出判决结果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讨论。早在该年5月,美国媒体ProPublica已经就COMPAS的公平性问题作出一篇名为《机器偏见》的报告,该报告对COMPAS作出累犯预判的公开数据作出分析,发现在它的系统里,黑人被误判的概率远高于白人[6]。事实上,算法作为商业开发的产品,其根本利益或许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常见的算法存在的歧视如基于从业人员族裔、性别、籍贯等敏感属性设置差异化内控标准,针对不同群体的风险识别阈值不一致等。 应用人工智能参与合规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算法公平性问题,而这通常会触发法律对人权保护的红线。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就提出了对算法决策过程“黑箱”问题的监管要求,在使用人工智能时应当进行日志留档,在向外界提供信息时应当做到运行过程透明[7]。在企业实践中,人工智能工具的运行结果可能直接导致对员工的处罚,但其决策过程并非透明,员工质疑、申诉无门,损害其正当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应当参与模型设计和算法选择,指导企业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嵌入可解释性机制,让“黑箱”决策变得可解释、可质疑,用技术手段保障员工申辩权、救济权。还应当对企业试运行人工智能的案例进行必要的评估,识别其中潜在的歧视和非公平风险,引导企业进行修改。如有必要,还可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系统和运行结果开展独立审计。 4、律师在个案中的专业优势 尽管企业通过完善内控制度和体系可以预防大多数违法违规行为,但个案发生在所难免。面对个案,律师应当展现在法律和实务处理上的专业优势,协助企业最大限度避免损失、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首先,律师要引导企业建立疑似违法违规线索甄别机制,确定个案性质,分类处理一般违纪与涉嫌犯罪案件。对于企业依据内部规章制度无法处理的案件,律师应当指导企业向公安机关报案,积极应诉,避免因处置不当造成不利影响。 一旦定性为刑事案件,企业在开展相关工作中应当采纳律师的意见,在律师的指导下开展前期调查、证据收集、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工作,避免产生未经授权查阅员工社交媒体记录、私自扣押涉案人员电子设备等违反程序法以至于无法被采信为证据的问题。此外,律师还可以代表企业收集企业难以获取的信息,如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投资信息等,补强案件证据链条。 在案件程序终结后,律师还应协助开展“案后复盘”,查找内控漏洞,督促完善规章制度。 总之,在个案处置中,律师从全局出发,指导企业严格依法办案,在事前风险防控、事中依法处置、事后复盘完善等全过程中贡献专业力量,促进企业内控合规制度的完善。 5、“法律+科技”的培训宣导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法律进企业”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律师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展精准普法。传统的“填鸭式”法律培训往往“灌输多、吸收少”,员工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律师可以引导企业建设“智慧普法”平台,利用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技术,因材施教、因需施教。针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可重点就反垄断、关联交易等法律风险开展专题培训;对一线员工,则应聚焦合同签订、票据使用等实务,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培训形式上,也要主动顺应互联网时代需求,开发视频微课、在线考试、情境模拟等创新产品,提升培训的吸引力和参与度。 另一方面,企业在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合规制度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对相关新兴法律领域不熟悉的现象,为避免企业使用技术工具提高合规治理能力时反而违反法律的情况出现,律师应当对企业合规制度设计者和实际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开展专题讲座、以案释法等,指导企业人员运用新兴技术。 总之,律师应将法治思维、合规理念融入企业内控制度和业务流程设计之中,确保制度流程经得起法律和道德的检验,增强全员风险防范意识,为依法合规经营筑牢制度根基。 4 协同共治:警企律一体化风控体系构想 当前,腐败问题错综复杂、源流交织,仅靠企业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必须汇聚各方合力。警企律作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一体化风控格局的新探索,在各地均有成效显著的实践。如浙江金华婺城积极构建“枫桥式”安商护企服务体系,探索实践“警律e企1818”机制,公安分局对接律师事务所,组建公益性法律体检团队,为企业合规建设量身定制整改方案,助力法律合规体系建设[8]。地方的先行实践展示出警企律联动工作机制的独特优势。其间,律师作为警企联络、法律服务供给方,在其中具有独特作用。 (一)顶层设计:健全公私合作法律机制 当前,尽管不少企业与警方开展了反腐败、反洗钱等领域的合作,但缺乏制度化的顶层设计,合作往往是碎片化、临时性的。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应当发挥专业优势,推动从法律和制度设计层面明确企业反腐败主体责任。 首先,应当推动完善企业合规考核、信用监管等配套制度,为常态化警企合作提供法治保障。其次,大数据时代下的风险防控离不开数据合规和数据共享,律师应当积极建言,呼吁制定专门法律以厘清企业、执法机关在数据使用、数据共享中的权利义务边界,在完善企业合规体系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找到平衡。 在跨区域、跨部门数据整合方面,律师也大有可为。比如,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指导下,与知网一同搭建“一带一路”沿线数据库(东盟区域)及法律查明服务中心,整合东盟各国的法律法规、司法判例、国际条约、专业解读等信息近60万篇,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的涉外法律服务[9]。类似地,律师可以发挥专业优势和行业影响力,搭建区域乃至全国性合作平台,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管理规范,为企业合规体系建设提供完整、优质的法律指引服务,实现数据共享。 总之, “公私合作”已成为共识,但如何从制度层面予以保障,仍需要包括律师在内的各方持续发力,以法治方式厘清权责边界,为警企常态化互动铺就坦途。 (二)联合打击:警企律密切配合 联合打击是实现警企律多方合力、精准惩治腐败的关键一招。律师作为熟悉法律、了解企业的专业机构,应当在其中扮演“双向翻译”角色。一方面,律师要向公安机关阐释企业内控合规工作的制度建设、措施落实等情况,客观评价企业配合调查的诚意。另一方面,律师要向企业宣讲反腐败相关法律,引导企业正确行使和履行报案、举证等诉讼权利义务,依法配合侦查。 需要强调的是,在联合打击过程中,信息共享是基础。如上点所述,除积极推动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平台外,律师还可以推动警企建立定期通报、重大案件互通等机制,畅通信息交换渠道。 (三)系统集成:搭建一体化风控平台 当前,警企数据分散、系统割裂的现状制约了风险防控的效能。律师应当充分发挥警方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络人作用,助推搭建警企律一体化风控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和风险全流程管控。 首先,平台建设须严格遵循网络安全、数据保护等法律规定。律师要全程参与平台规划设计,明确用户权限管理、数据脱敏处理、安全审计等方面要求,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其次,平台应当具备数据采集、整合、分析、可视化呈现等功能,实现对股权结构、资金流向、重大合同审批等关键风险点的全景式监测,对汇聚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可疑交易预警,实现对风险的自动识别。律师可以协助技术人员开发针对性的风控模型,推动嵌入案例检索、法律法规查询等功能,为风险研判提供法律法规和实务案例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规则是风控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合规审查规则库应当成为平台标配,所有业务流程、风控措施都要接受合规性评估,筑牢风险防控的法治根基。另一方面,平台产出的预警结果、分析报告等也要经过律师把关,确保其日常指导企业完善合规体系的参考价值以及涉案时作为证据的合法性。 此外,风控平台的应用成效如何,还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能否有效介入。律师应推动在平台上嵌入举报核查、联合调查等功能模块,为实现“情报共享、联合打击”提供系统支撑。 (四)制度先行:护航依法合规经营 协同共治的最终目标,是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企业合规顾问,律师要自觉将企业内控合规建设放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谋划,以专业视角和责任担当为企业合规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律师应大力倡导依法治企理念。从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视角全景式构建企业合规体系,引导企业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提高在合规方面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加重对合规的重视程度,将合规绩效纳入经营业绩考核体系,促使企业上下形成 “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环境。 其次,律师要帮助企业制定全套的合规制度,区分风险高发的不同领域,形成完整且具有可行性的合规体系。在高风险领域和岗位,律师要协助制定严密的权力清单和责任追究机制,规范权力运行;在政商交往、公款消费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律师要提示将相关活动置于阳光下运行,完善内部和外部监督制度;对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业务,律师还应建议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审计,防范寻租空间。 再次,律师应当引导企业大胆创新,在合规的前提下激发市场活力。对轻微违规行为,可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允许合规及时到位的企业减轻处罚。同时,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倡导建立企业合规指引、实施宽严相济的制度,鼓励企业合规自查,主动移交涉案人员,从而在遏制犯罪与鼓励创新间实现良性互动。 总之,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包括律师在内的各方共同发力。律师应当立足专业所长、把握时代脉搏,在法律风险防控和价值创造间找到平衡,以专业之见、务实之策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助推企业法治化高质量发展。 5 结语 面对错综复杂的违法犯罪形势,传统手段和经验在应对企业合规建设方面已略显不足,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创新技术为企业合规治理注入新活力。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律师应当积极学习和迎接新兴技术,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企业合规制度之中。同时,应当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助力企业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避免触及法律红线,在组织架构设计、制度流程完善等方面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最大限度维护企业利益。面对新时代对反腐败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仅靠企业一方用力远远不够,必须畅通警企律协作渠道,在公私合作、联合打击、系统集成、制度设计等方面多管齐下,携手打造全面覆盖、高效协同的一体化风控新格局。 参考资料: [1] Thomson Reuters,《2023合规成本——监管负担导致合规部门面临运营困难》。 [2] PWC, PwC’s Global Economic Crime and Fraud Survey 2022 Protecting the perimeter: The Rise of External Fraud. [3] LexisNexis® Risk Solutions,研究报告:亚太地区金融犯罪合规年度成本高达 450 亿美元,2024年3月6日,网址:https://risk.lexisnexis.com/global/zh/about-us/press-room/press-release/20240306-true-cost-of-compliance [4] 芮萌,尹文强,《区块链:防伪溯源创新,让“良币”驱逐“劣币”》,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20年9月。 [5] 陳愷新,金融業追ChatGPT,也別忘三大AI趨勢:雲端、新型犯罪、氣候風險評估,2023年6月6日,网址: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3063?rec=i2i&from_id=3072&from_index=4 [6] 江溯,《自动化决策、刑事司法与算法规制——由卢米斯案引发的思考》,载于《东方法学》,2020年第三期。 [7] 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规定人工智能的统一规则,并修正300/2008号、167/2013号、168/2013号、2018/858号、2018/1139号和2019/214号条例以及2014/90/EU号、2016/797号和2020/1828号指令的2024/……号条例》,朱悦(译),2024年5月15日,网址:https://aisg.tongji.edu.cn/info/1005/1222.htm [8] 法制网,金华婺城:“枫桥式”安商护企,探索实践“警律e企1818”机制,2023年5月6日,网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23-05/06/content_8851235.html [9] 中国新闻网,集东盟法律数据库及查明服务于一体的平台试运行,2021年12月18日,网址: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1/12-18/9633059.shtml
前言: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合规管理业务中心将针对国有企业内控合规管理体系实务推出系列文章,共计十三篇。该系列文章的产出是依据目前国内、外合规管理的相关经验、规定,并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合规管理工作的心得。内容涉及内控合规体系建设、制度建设、运行维护、合规评价、追踪整改各环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本篇文章为该系列的第一篇。 “合规”是“compliance”的翻译,意为遵守、服从。对于合规这一概念,本文作者认为,其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为遵守法规,即遵守公司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其二为遵守制度,即企业内部规章、流程、制度;其三为遵守规范,即包括职业操守、行为守则和道德规范等。本文作者将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介绍内控合规管理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一、国际合规管理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在企业管理领域,合规管理、业务管理、财务管理是公认的三个重要分支领域。合规管理源于美国金融业,随后发展至各行业。合规管理脱胎于反腐败、反贿赂等相关管理要求,随着美国萨班斯法案颁布,标志着合规并不仅局限于反腐败、反贿赂领域,进一步提升至企业合规机制建设及行为规范管理,随着通用合规规范的制定,合规管理相关目标正式明确为负责内控合规体系建设及维护。接下来,作者将介绍合规管理中几个相对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 (1)萨班斯法案(404条款) 2001年12月,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突然申请破产保护,此后,公司丑闻不断,规模也屡创新高,沉重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简称SOX法案),该法案加大了对公司高管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如可给公司高管人员处以最高20年监禁,最高500万美元的罚款)。要求公众公司管理层每年要评估内部控制有效性并披露自我评估报告,审计师应出具专门的内控审计报告。 (2)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企业以《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的英文缩写)作为参照性标准。COSO定义内部控制为“由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旨在实现公司目标的过程”。COSO把内部控制划分为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分别是1.控制环境;2.风险评估;3.控制活动;4.信息与沟通;5.监控。每个要素均承载三个目标:1.经营目标;2.财务报告目标;3.合规性目标。 萨班斯法案及COSO框架诞生在美国金融风险加剧,财务欺诈抬头,社会各界对资本市场丧失信心的时刻,后来成为现代内部控制最具有权威性的框架,在美国及全球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随之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香港等资本市场,包括中国也陆续出台了以COSO框架为基础结合本国国情的监管规则。 (3)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2004年9月,根据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改进建议,COSO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COSO-ERM),强调内部控制应与企业风险管理相结合,将内部控制五要素的“风险评估”扩展为“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成为八要素。十多年来,由于新环境、新技术的不断演变和重大变化,COSO委员会于2017年9月发布了最新修订版《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新版本突出特点是强化了风险管理对于企业战略层面的影响,强调对企业价值创造、绩效影响,以及关联应用于绩效实现的重要性——企业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驱动,围绕这三个部分明确了五大方面和20个原则,对企业应用具有更深刻的指导意义。 二、国内合规管理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中国国内对上市公司及中央企业的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相关监管法规从2006年起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根据风险管理业务发展特点及央企风险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理念宣导与体系初始化导入 本阶段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法规要求主要围绕着理念宣导、体系导入的原则性指导、责任意识强化等。主要法规要求包括: 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初始化导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了原则性指导。 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从责任明确角度强化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文件明确了中央企业在投资决策、资产转让、收购和改组改制等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风险管理不当、违规操作、监管缺失等情形造成资产损失,需要追究相关责任、分管领导及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同年,五部委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明确以业务管理制度与内部流程控制为落地抓手的风险管理体系落地的微观策略。 (2)微观切入与风险专项化落地 此阶段,中央企业在开展风险管理过程中均不同程度遇到了风险管理工作“什么都相关,又什么都不相关”、“无法与业务管理相融合”、“过于宏观,没有实际指导意义”等困境。国务院国资委、中纪委等部委针对国际化经营风险、大宗商品业务风险、决策风险、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法律风险、廉洁风险、税务风险、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安全生产风险等出台了专门的法规要求。 通过系列具体业务相关风险管理法规要求的指导,中央企业风险管理工作开始逐步“去体系化”,回归到具体的行业特征和业务情景,通过风险管理的管理理念、工具和方法提升业务管控水平和经营能力。 (3)技术提升与中央决策层关注 此阶段,中央企业陆续关注到IT技术对风险管理整体效率和效果的提升作用,并且将风险管理工作、合法合规提升至企业、国家战略层面。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首次将风险评估、内部流程控制等写进中共中央最高决议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 2014年12月,国资委在中强调,力争再通过5年努力(2015-2019年),进一步提升合规管理能力和依法治企能力。2015年12月,国资委发布并提出,到2020年,以实现中央企业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加强,依法合规经营水平显著提升,依法规范管理能力不断强化,依法治企能力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风险防控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作为本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之一。文件还具体提出国有企业要强化完善内部监督体系,协同监督,推进企业依法经营、合规管理、集团公司要加强对子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并且针对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评估、决策事项履职记录、决策过错认定标准等配套制度。 2015年10月,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将“防风险”作为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重点难点问题之一,并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习总书记对风险防控落地指明举措要求:增强风险防控责任感和自觉性;加强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随着我国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展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舞台和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同时面临巨大的机遇、风险和挑战。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中兴事件、华为被调查等令企业深刻地认识到,合规管理已经关乎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加强企业合规管理已迫不及待、势在必行。为保障企业合规经营、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等对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了合法合规及违规追责等多项要求。 (4)关注细节与可行性 2018年7月,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要求在法律法规、党内法规、监管要求、商业惯例、行业准则、道德规范等外部合规要求、内部规章制度等方面全面遵循;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健全合规管理组织、三道防线、进行专业化系统性合规建设,形成定期评审与监督,纳入考核、违规问责;要求对市场交易、商业伙伴、境外投资经营(投资保护、市场准入、外汇与贸易管制、环境保护、税收劳工)等高风险领域进行重点管理。 国务院国资委将2022年规划为“国有企业合规管理强化年”,部署相关工作并强调了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紧密联系。 2022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2022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公布《央企合规办法》,具体而言,该办法要求明确合规管理相关主体职责、建立健全合规管理制度体系、全面规范合规管理流程、积极培育合规文化、加快推进合规信息化建设。2022年10月,国家标准《合规要求及指南》(GB/T 35770-2022)发布。取代2017年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2023年8月,正式施行。 由此可见,在我国,合规管理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后,我国正式完成了合规管理体系的落地实施,从一开始的只在央企、上市公司中试点,到现在国有企业全面铺开,我国的企业合规管理建设步伐加快、成效明显。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后,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诸如重视程度不够、权责不清、未围绕重点工作开展、盲目借鉴其他企业做法、未建立健全合规审查机制和管理评估机制、管理保障有待完善等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在2023年10月12日发布了(国资发财评级[2023]74号文),简称《虚假贸易“十不准”》。该文件对虚假贸易的严格管控备受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的广泛关注。 从政策层面来看,从2012年开始国资委就陆续发布各项文件,监管趋势逐步趋严,从最初的压缩规范上升到《虚假贸易“十不准”》中的严禁要求。实务中,虚假贸易常发生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一旦资金链断裂,会给国有资产带来非常巨大的资金损失。另一方面,尽管国资部门持续监管,但是,因为虚假贸易的形式多样且隐蔽,增加了治理难度,虚假贸易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治。 我们认为,虚假贸易治理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法律风险的防控,也与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问题息息相关。因此,为了更为全面地防范和应对虚假贸易风险,有必要从法律、内控和财务的角度综合理解和把握《虚假贸易“十不准”》相关内容,进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本期文章主要就《虚假贸易“十不准”》的内容、商业实质判断、典型方式进行介绍和分析。下一期文章将对虚假贸易的风险、风险识别进行分析,并提出风险应对建议。 一、《虚假贸易“十不准”》的主要内容及留意点 (一)十项不准的内容 文件中规定了十项不准的内容,具体如下: 1、不准开展背离主业的贸易业务。 2、不准参与特定利益关系企业间开展的无商业目的的贸易业务。 3、不准在贸易业务中人为增加不必要的交易环节。 4、不准开展任何形式的融资性贸易。 5、不准开展对交易标的没有控制权的空转、走单等贸易业务。 6、不准开展无商业实质的循环贸易。 7、不准开展有悖于交易常识的异常贸易业务。 8、不准开展风险较高的非标仓单交易。 9、不准违反会计准则规定确认代理贸易收入。 10、不准在内控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开展贸易业务。 (二)留意点 1、上述十项不准的内容并不是并列的虚假贸易十种形式。各项内容之间有交叉同时存在的情况。比如说,融资性贸易中可能会采用循环贸易的形式。 2、文件中做了兜底条款的规定:“未在本通知禁止范围内但确无商业实质的其他贸易情形也按虚假贸易业务进行管控。”也就是说,管控的范围不局限于列举的十项内容,只要是没有商业实质的贸易情形都属于管控范围。 3、即使是符合“十不准”中某一个特点,也并非绝对禁止。比如,如果经过排查发现贸易链条中的上下游企业属于特定利益关系企业,那么,就需要进一步严格审查是否存在合理的商业目的之后再判断是否属于被禁止的范围。 总结来说,对于虚假贸易“十不准”的理解核心是要从整体上判断交易是否具有贸易的“商业实质”,再结合列举的具体行为或者迹象来综合认定,避免机械理解“十不准”造成误读误判。 二、关于贸易的“商业实质”的理解 (一)法律层面的理解 法律并没有对贸易的“商业实质”做出直接的定义。我们可以从《民法典》合同编中对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来提炼和总结立法者对于买卖法律关系的本质理解。 《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交易中双方最为关心的是标的物的所有权、风险何时转移,标的物的质量和数量是否符合约定,付款的时间节点等。 从单个买卖合同来看,有商业实质的贸易主体应该关注以上内容。作为贸易法律关系中的一环,和上下游企业都要签订买卖合同,从整个贸易链条来看,购买的目的不是自用而是为了销售赚取差价。我们可以单个买卖合同具体内容,并结合整个贸易链条来综合衡量交易是否具有贸易商业实质。反过来看,如果贸易主体对上述立法者认为买卖合同主体最起码应该关心的内容都不关注,恐怕对该交易是否具有贸易商业实质就要引起质疑了。 (二)财务层面的理解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了收入确认的五步法模型。会计在确认收入时第一步需要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其中一点就是判断该合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如果合同被认定为没有商业实质,那么该合同项下取得的款项是不能被确认为收入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明确规定,“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 结合贸易交易的特征来理解,贸易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差价。贸易商的销售价首先不能等同于采购价。其次,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在考虑差价是否合理时,需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采购资本成本、采购费用和销售费用,同时结合市场定价法(有活跃市场的产品)或者成本加成定价法,充分考虑差价是否符合合理利润。对比历史同期或者行业水平,毛利率有异常的,就需要对贸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引起关注了。 三、关于虚假贸易的典型方式 (一)融资性贸易 融资性贸易是以贸易业务为名,实为出借资金的违规业务。其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融资性贸易常见的方式有买卖型融资贸易和增信型融资贸易。前者在贸易链条中国有企业作为资金提供方通常直接提供资金。后者则是通过保理、单据、担保等方式变相提供资金。在判断是否构成融资性贸易时需留意以下要点: 1、可能采取虚构贸易背景,以正常贸易为外部形式,具备齐全的合同仓单、出库单的法律文件,但无实物流转。实质是对外(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进行资金借贷活动。 2、即使存在货物的交付,如果各方真实目的系融资,也可能在国资监管层面定性为融资性贸易。(“实质重于形式” ) 3、应合理区分明令禁止的融资性贸易业务和经审批的金融机构可以开展的供应链金融业务。从事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主体必须是经过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的金融机构或者地方金融组织,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二)“空转”、“ 走单”类贸易业务 “空转”、“走单”类贸易业务,虽没有融资性质,但缺乏实物流或现金流,脱离贸易实质,也被认定为虚假贸易被禁止。表现形式通常是通过加入不必要的商业环节、反复交易、循环周转等方式虚构贸易行为,达到扩大收入规模、完成业绩指标,或者为业务合作伙伴间相互“帮助”或其他诉求。 “空转”、“走单”的典型特征是对交易标的没有控制权。主要情形有: 1、交易标的控制权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未发生变更; 2、交易前交易标的已由上游交易对手全部直接转移给下游交易对手占有; 3、交易中中央企业对交易标的无实质控制,下游交易对手无需通过中央企业即可从上游交易对手直接获取交易标的; 4、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仍然被上游交易对手或与其存在特定关系的企业占有并控制。
引言 星瀚企业内控与反舞弊法律中心长期致力于内控与反舞弊领域的理论研究、实操积累。上一年度中,中心不仅对各类罪名进行大数据收集与分析、关注新规政策的出台、为企业完善内控建设出谋划策,同时也就直播带货这一新兴产业开展深入研究。本文整理了2023年星瀚内控与反舞弊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各企业及从业者。 从大数据看上一年度热点事件 国内知名信息技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M公司进行公开举报,称其前副董事长、总经理徐某等高管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以公司经营需要为名,私自购买大量茅台等高端酒水,采购数量和金额远远超过了合理交际应用的数额,涉嫌职务侵占。目前,案件已被警方受理,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本文我们结合该案例及《2021年度中国企业员工舞弊犯罪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中上市企业部分,与大家分享上市企业内控与反舞弊现状。 《两年1898瓶茅台,是业务所需还是内控缺失?》 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刑事判决书揭开了一起美的置业孙公司原员工职务侵占案的细节。根据判决书披露的信息显示,文某于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期间,利用其担任株洲市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东部美的城项目销售负责人,掌握公司待售房源销售价、底价的职务便利,在销售东部美的城商铺、车位过程中,虚构合作供应商工程款抵扣指标五折转让的优惠,将公司销售价格改成底价,以转账收款或现金收款方式把客户实际所支付高于底价部分款项占为己有,四次侵占美的公司应收房款共计60.51万元。本文我们结合该案例及《2021年度中国企业员工舞弊犯罪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中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数据,与大家分享房地产行业的反舞弊现状及如何做好房企内控建设。 《地产圈持续掀起“反贪风暴”,引发哪些反舞弊启示》 据伊利集团发布的2023上半年反舞弊通报中显示,集团审计部共计查处典型舞弊事项75起,主要集中在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费用、隐瞒利益关系参与业务往来谋取私利、内外勾结盗窃牟利、相关方合同诈骗等方面,涉及解除劳动关系的58人,涉及管理责任追究的167人,对7家舞弊相关方予以终止合作并录入黑名单。其中舞弊涉嫌违法犯罪案件16起,涉及内部员工14人、相关方6家。同时,通报中公开了出具判决结果的3起违法犯罪案件,其中包含两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结合《2021年度中国企业员工舞弊犯罪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中非国受贿罪的相关数据,本文将与大家探讨如何做好供应商、经销商管理。 《员工收受供应商贿赂成最大隐患,企业如何预防?》 在融汇集团发布的6月-10月审计监察中心调查多起的违规案件通报中,包含3件职务侵占舞弊案件。职务侵占作为舞弊领域常见的罪名之一,员工大多通过隐瞒收入、虚构支出、直接侵占财产等方式将公司的财物据为己有,这种方式也是最直接侵害企业利益的舞弊行为,危害性极大。本文我们结合《2022年度中国企业员工舞弊犯罪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中的数据,就职务侵占罪的情况作出简析。 《最大动机?高发环节?看大数据解析职务侵占罪》 内控体系建设 4月26日,海淀法院审结了作业帮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诉前员工赵某侵犯商业秘密一案。作业帮诉称,公司通过运营“作业帮”App提供在线教育服务。赵某与作业帮签订劳动合同,主要负责初高中等业务的日常数据监控、专项数据分析等工作,并与作业帮签署了保密协议。赵某在在职期间,以接受一对一电话访谈的方式,向相关中介公司的客户披露作业帮与续报率、报名人次、预收收入、直播到课率、转化率、退款率、投资回报率相关的经营数据,并允许他人使用,据此获取了高额经济利益,侵犯了公司商业秘密,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本文我们结合该案例,来看看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争议焦点,并从企业内控与反舞弊的角度,谈谈企业如何做好商业秘密保护。 《经营数据遭员工泄露,除了惩罚性赔偿,企业还能做什么?》 舞弊行为可能会发生的几个重点领域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与关联关系有关的利益输送的情况;第二个是企业在招投标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串通投标的舞弊;第三部分是企业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本文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环节的示例与大家一一展开分析。 《如何通过内控体系建设,实现对重点舞弊领域的监管》 ESG,既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这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当下有关ESG的各种话题成为企业高层及投资家之间讨论的热点之一。在任何负面信息都能瞬间通过网络扩散的年代,高层在网络上的不当言论、企业长期违法用工、供应商在制造过程中严重污染环境等等问题都会将企业卷入舆论漩涡。 站在企业的观点来看,围绕ESG相关的各项指标与企业的努力与措施既是一种自我展现、又是一种自我约束。从过去单从财务数据来判断一家企业好坏,到如今ESG指标与财务数据并重,投资家、投资机构的目光不光停留在企业的盈利能力上,更会考虑这家企业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从而持续地,高质量地经营下去。因此,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坐视和ESG相关的舞弊在企业内生根、发芽从而发展成影响其投资价值的风险。 《ESG时代的舞弊风险管理》 直播领域反舞弊 “直播+电商”,是将直播与电商相融合产生的新型销售模式,由MCN机构及主播在渠道平台以直播形式向消费者推广品牌方的商品,并达成营销目的。在短短数年内,各大渠道平台及品牌方相继布局直播业务,提供带货服务的MCN机构及各类直播服务供应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明星、网络红人乃至企业主也纷纷加入直播带货行列。然而,在直播行业欣欣向荣、直播带货产业链迅速发展壮大的背后,直播带货行业在制度建设上仍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巨额的利润驱使下,大量的舞弊行为滋生于企业管理制度的空隙之间。 「直播领域反舞弊」系列文章分别从品牌方、MCN机构及直播平台三个环节,立足于典型案例,从实务角度出发探讨常见的员工舞弊行为以及刑事规制的可行性;并从宏观层面介绍直播电商领域品牌方、MCN机构和平台方共通的反舞弊制度建设机制,以及各方在制度设计和优化中的关键点。 《直播带货暗流涌动,品牌方员工常见舞弊行为有哪些?》 《收取贿赂、虚假流量……浅析MCN机构员工常见舞弊行为》 《平台方在直播业务中地位强势,如何识别舞弊行为?》 《直播电商领域的企业如何构建反舞弊制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2023年版《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和《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简称《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为企业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工作指南。实践中,哪些活动属于研发活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享受,如何防范研发活动界定不清带来的风险,笔者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出以下建议供企业参考使用。 一、研发活动与加计扣除的关系 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优惠方式,一般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扣除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额。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实施加计扣除,则称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必须解决企业从事的活动是否构成研发活动的问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研发活动是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给出了研发活动判断的基本要点,即有明确的创新目标、有系统的组织形式、研发结果不确定,由企业自行判断其项目是否为研发活动。但实践中,仍有许多模糊的地带,造成企业的困扰,如生产工艺的改进,且具有一定的复杂程度,企业认为属于研发活动,但税务机关在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认为此活动属于工艺流程的重复或简单改变,不能适用加计扣除政策,从而双方出现争议。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有关规定 1. 现行及实施条例明确了研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一)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而且近年来,国家多次优化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优惠力度。 2. 研发活动界定不清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被税务机关要求说明情况并整改,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根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在面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务稽查时,企业应与税务机关密切配合,积极提供证明研发活动的证据。 3.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后,税务机关会适时开展后续管理。企业需要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存备查资料,以证实享受优惠政策符合条件。未能提供或提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经营财务情况不符甚至弄虚作假,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追缴企业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三、如何实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合规管理 1. 规范编写可研报告。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结合企业实际严格落实编制要求,规范编写可研报告。回答清楚为什么做、做什么、怎样做、做的条件、做后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有什么创新点,可研报告应包含研发目标、研发内容、研发条件、项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与考核指标。通过上述规范编写可研报告,以此作为证实是否属于研发活动的重要依据。 2. 加强研发项目的流程管理。对研发项目从项目计划、立项、批复决议、过程控制监督、项目结题验收、资料归档管理等方面建立起全流程的管理制度,包括《研发项目归口管理制度》《项目责任人负责制度》《研发费用全流程记录制度》《研发进度记录制度》《项目调整报告制度》等,以便更好地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3.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项目体检。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两大核心是研发活动的判断和研发费用的准确核算归集。为避免日后税务机关稽查,保证政策适用的准确性,企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帮助企业判断研发活动是否界定清晰,研发费用核算归集是否合理,特别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人工费用的归集口径。 4. 向税务科技主管部门咨询。研发活动的认定、费用的归集主要涉及税务和科技主管部门,一方面,企业可将研发项目向科技部门申请备案,或者请求科技主管部门给与指导,帮助判定是否属于研发活动,寻求官方部门的认定,另一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沟通,避免因不当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偷逃税的法律后果。 5. 做好成果展示。研发活动的结果不能完全事前预期,必须经过反复不断地试验、测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失败的可能。企业可以将研发的知识产权成果予以整理归集,积极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加强知识产权成果的管理,体现出研发成果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2023年版《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和《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简称《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为企业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工作指南。实践中,哪些活动属于研发活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享受,如何防范研发活动界定不清带来的风险,笔者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出以下建议供企业参考使用。 一、研发活动与加计扣除的关系 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优惠方式,一般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扣除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额。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实施加计扣除,则称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必须解决企业从事的活动是否构成研发活动的问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研发活动是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给出了研发活动判断的基本要点,即有明确的创新目标、有系统的组织形式、研发结果不确定,由企业自行判断其项目是否为研发活动。但实践中,仍有许多模糊的地带,造成企业的困扰,如生产工艺的改进,且具有一定的复杂程度,企业认为属于研发活动,但税务机关在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认为此活动属于工艺流程的重复或简单改变,不能适用加计扣除政策,从而双方出现争议。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有关规定 1. 现行及实施条例明确了研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一)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而且近年来,国家多次优化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优惠力度。 2. 研发活动界定不清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被税务机关要求说明情况并整改,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根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在面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务稽查时,企业应与税务机关密切配合,积极提供证明研发活动的证据。 3.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后,税务机关会适时开展后续管理。企业需要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存备查资料,以证实享受优惠政策符合条件。未能提供或提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经营财务情况不符甚至弄虚作假,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追缴企业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三、如何实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合规管理 1. 规范编写可研报告。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结合企业实际严格落实编制要求,规范编写可研报告。回答清楚为什么做、做什么、怎样做、做的条件、做后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有什么创新点,可研报告应包含研发目标、研发内容、研发条件、项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与考核指标。通过上述规范编写可研报告,以此作为证实是否属于研发活动的重要依据。 2. 加强研发项目的流程管理。对研发项目从项目计划、立项、批复决议、过程控制监督、项目结题验收、资料归档管理等方面建立起全流程的管理制度,包括《研发项目归口管理制度》《项目责任人负责制度》《研发费用全流程记录制度》《研发进度记录制度》《项目调整报告制度》等,以便更好地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3.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项目体检。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两大核心是研发活动的判断和研发费用的准确核算归集。为避免日后税务机关稽查,保证政策适用的准确性,企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帮助企业判断研发活动是否界定清晰,研发费用核算归集是否合理,特别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人工费用的归集口径。 4. 向税务科技主管部门咨询。研发活动的认定、费用的归集主要涉及税务和科技主管部门,一方面,企业可将研发项目向科技部门申请备案,或者请求科技主管部门给与指导,帮助判定是否属于研发活动,寻求官方部门的认定,另一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沟通,避免因不当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偷逃税的法律后果。 5. 做好成果展示。研发活动的结果不能完全事前预期,必须经过反复不断地试验、测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失败的可能。企业可以将研发的知识产权成果予以整理归集,积极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加强知识产权成果的管理,体现出研发成果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2023年版《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和《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简称《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为企业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工作指南。实践中,哪些活动属于研发活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享受,如何防范研发活动界定不清带来的风险,笔者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出以下建议供企业参考使用。 一、研发活动与加计扣除的关系 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优惠方式,一般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扣除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额。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实施加计扣除,则称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必须解决企业从事的活动是否构成研发活动的问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研发活动是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给出了研发活动判断的基本要点,即有明确的创新目标、有系统的组织形式、研发结果不确定,由企业自行判断其项目是否为研发活动。但实践中,仍有许多模糊的地带,造成企业的困扰,如生产工艺的改进,且具有一定的复杂程度,企业认为属于研发活动,但税务机关在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认为此活动属于工艺流程的重复或简单改变,不能适用加计扣除政策,从而双方出现争议。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有关规定 1. 现行及实施条例明确了研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一)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而且近年来,国家多次优化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优惠力度。 2. 研发活动界定不清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被税务机关要求说明情况并整改,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根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在面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务稽查时,企业应与税务机关密切配合,积极提供证明研发活动的证据。 3.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后,税务机关会适时开展后续管理。企业需要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存备查资料,以证实享受优惠政策符合条件。未能提供或提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经营财务情况不符甚至弄虚作假,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追缴企业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三、如何实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合规管理 1. 规范编写可研报告。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结合企业实际严格落实编制要求,规范编写可研报告。回答清楚为什么做、做什么、怎样做、做的条件、做后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有什么创新点,可研报告应包含研发目标、研发内容、研发条件、项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与考核指标。通过上述规范编写可研报告,以此作为证实是否属于研发活动的重要依据。 2. 加强研发项目的流程管理。对研发项目从项目计划、立项、批复决议、过程控制监督、项目结题验收、资料归档管理等方面建立起全流程的管理制度,包括《研发项目归口管理制度》《项目责任人负责制度》《研发费用全流程记录制度》《研发进度记录制度》《项目调整报告制度》等,以便更好地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3.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项目体检。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两大核心是研发活动的判断和研发费用的准确核算归集。为避免日后税务机关稽查,保证政策适用的准确性,企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帮助企业判断研发活动是否界定清晰,研发费用核算归集是否合理,特别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人工费用的归集口径。 4. 向税务科技主管部门咨询。研发活动的认定、费用的归集主要涉及税务和科技主管部门,一方面,企业可将研发项目向科技部门申请备案,或者请求科技主管部门给与指导,帮助判定是否属于研发活动,寻求官方部门的认定,另一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沟通,避免因不当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偷逃税的法律后果。 5. 做好成果展示。研发活动的结果不能完全事前预期,必须经过反复不断地试验、测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失败的可能。企业可以将研发的知识产权成果予以整理归集,积极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加强知识产权成果的管理,体现出研发成果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2023年版《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和《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简称《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为企业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工作指南。实践中,哪些活动属于研发活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享受,如何防范研发活动界定不清带来的风险,笔者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出以下建议供企业参考使用。 一、研发活动与加计扣除的关系 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优惠方式,一般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扣除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额。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实施加计扣除,则称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必须解决企业从事的活动是否构成研发活动的问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研发活动是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给出了研发活动判断的基本要点,即有明确的创新目标、有系统的组织形式、研发结果不确定,由企业自行判断其项目是否为研发活动。但实践中,仍有许多模糊的地带,造成企业的困扰,如生产工艺的改进,且具有一定的复杂程度,企业认为属于研发活动,但税务机关在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认为此活动属于工艺流程的重复或简单改变,不能适用加计扣除政策,从而双方出现争议。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有关规定 1. 现行及实施条例明确了研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一)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而且近年来,国家多次优化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优惠力度。 2. 研发活动界定不清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被税务机关要求说明情况并整改,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根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在面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务稽查时,企业应与税务机关密切配合,积极提供证明研发活动的证据。 3.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后,税务机关会适时开展后续管理。企业需要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存备查资料,以证实享受优惠政策符合条件。未能提供或提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经营财务情况不符甚至弄虚作假,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追缴企业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三、如何实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合规管理 1. 规范编写可研报告。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结合企业实际严格落实编制要求,规范编写可研报告。回答清楚为什么做、做什么、怎样做、做的条件、做后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有什么创新点,可研报告应包含研发目标、研发内容、研发条件、项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与考核指标。通过上述规范编写可研报告,以此作为证实是否属于研发活动的重要依据。 2. 加强研发项目的流程管理。对研发项目从项目计划、立项、批复决议、过程控制监督、项目结题验收、资料归档管理等方面建立起全流程的管理制度,包括《研发项目归口管理制度》《项目责任人负责制度》《研发费用全流程记录制度》《研发进度记录制度》《项目调整报告制度》等,以便更好地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3.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项目体检。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两大核心是研发活动的判断和研发费用的准确核算归集。为避免日后税务机关稽查,保证政策适用的准确性,企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帮助企业判断研发活动是否界定清晰,研发费用核算归集是否合理,特别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人工费用的归集口径。 4. 向税务科技主管部门咨询。研发活动的认定、费用的归集主要涉及税务和科技主管部门,一方面,企业可将研发项目向科技部门申请备案,或者请求科技主管部门给与指导,帮助判定是否属于研发活动,寻求官方部门的认定,另一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沟通,避免因不当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偷逃税的法律后果。 5. 做好成果展示。研发活动的结果不能完全事前预期,必须经过反复不断地试验、测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失败的可能。企业可以将研发的知识产权成果予以整理归集,积极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加强知识产权成果的管理,体现出研发成果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2023年版《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和《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的说明》,简称《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为企业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工作指南。实践中,哪些活动属于研发活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享受,如何防范研发活动界定不清带来的风险,笔者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出以下建议供企业参考使用。 一、研发活动与加计扣除的关系 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税基优惠方式,一般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扣除额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额。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实施加计扣除,则称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必须解决企业从事的活动是否构成研发活动的问题。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的规定,研发活动是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2.0版)》给出了研发活动判断的基本要点,即有明确的创新目标、有系统的组织形式、研发结果不确定,由企业自行判断其项目是否为研发活动。但实践中,仍有许多模糊的地带,造成企业的困扰,如生产工艺的改进,且具有一定的复杂程度,企业认为属于研发活动,但税务机关在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认为此活动属于工艺流程的重复或简单改变,不能适用加计扣除政策,从而双方出现争议。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有关规定 1. 现行及实施条例明确了研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一)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而且近年来,国家多次优化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优惠力度。 2. 研发活动界定不清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容易被税务机关要求说明情况并整改,甚至面临行政处罚。根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税务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在面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务稽查时,企业应与税务机关密切配合,积极提供证明研发活动的证据。 3. 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后,税务机关会适时开展后续管理。企业需要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存备查资料,以证实享受优惠政策符合条件。未能提供或提供的留存备查资料与实际经营财务情况不符甚至弄虚作假,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追缴企业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三、如何实现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合规管理 1. 规范编写可研报告。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参考大纲》和《编写说明》,结合企业实际严格落实编制要求,规范编写可研报告。回答清楚为什么做、做什么、怎样做、做的条件、做后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有什么创新点,可研报告应包含研发目标、研发内容、研发条件、项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与考核指标。通过上述规范编写可研报告,以此作为证实是否属于研发活动的重要依据。 2. 加强研发项目的流程管理。对研发项目从项目计划、立项、批复决议、过程控制监督、项目结题验收、资料归档管理等方面建立起全流程的管理制度,包括《研发项目归口管理制度》《项目责任人负责制度》《研发费用全流程记录制度》《研发进度记录制度》《项目调整报告制度》等,以便更好地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3.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项目体检。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两大核心是研发活动的判断和研发费用的准确核算归集。为避免日后税务机关稽查,保证政策适用的准确性,企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帮助企业判断研发活动是否界定清晰,研发费用核算归集是否合理,特别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人工费用的归集口径。 4. 向税务科技主管部门咨询。研发活动的认定、费用的归集主要涉及税务和科技主管部门,一方面,企业可将研发项目向科技部门申请备案,或者请求科技主管部门给与指导,帮助判定是否属于研发活动,寻求官方部门的认定,另一方面,与税务机关加强沟通,避免因不当适用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偷逃税的法律后果。 5. 做好成果展示。研发活动的结果不能完全事前预期,必须经过反复不断地试验、测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存在失败的可能。企业可以将研发的知识产权成果予以整理归集,积极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加强知识产权成果的管理,体现出研发成果的创新性和先进性。
引 言 2023年9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以下简称为“意见稿”),对于的相关数据出境的合规义务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体现了中对于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的诉求。本文拟对意见稿的要点与此前数据出境法律法规进行对比,解读目前数据出境的监管方向。 要点一:明确数据出境合规的客体 《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V2.0》规定了我国企业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标准合同备案和安全认证三条数据出境的路径,明确了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应当根据相符合的情形选择适用的出境路径。而此次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数据出境合规的客体仅为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意见稿第一条规定,国际贸易、学术合作、跨国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活动中产生的数据出境,不包含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不需要适用前述三条路径。 此外,先前规定向境外提供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适用该办法。但与《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V2.0》均未明确向境外提供的个人信息是否限定为在境内收集产生的范围。此次意见稿第三条明确不是在境内收集产生的个人信息不需要适用前述三条路径。 进一步地,意见稿也对重要数据作出了一定的规定。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未被相关部门、地区告知或者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的,数据处理者不需要作为重要数据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该条规定也避免了企业对于重要数据的认知模糊导致合规义务履行不当。 要点二:设置数据出境白名单 意见稿第四条规定了三种不需要适用数据出境三条路径的情形,主要如下: 序号 具体情形 1 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如跨境购物、跨境汇款、机票酒店预订、签证办理等,必须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 2 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向境外提供内部员工个人信息的; 3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必须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 以上情形尤其是前两种情形,体现为了鼓励和吸引外商投资,在合规义务上通过白名单的形式对特定情形予以豁免。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稿第四条并未区分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也未限定向境外提供的个人信息数量,对于跨国公司在境内的机构和组织属于利好消息。 要点三:触发门槛提高 此次意见稿将适用数据出境三条路径的个人信息量级门槛进一步提高,以降低企业的数据合规成本。将“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不满10万人的”作为订立标准合同的主体要件之一。而意见稿第五条规定,预计一年内向境外提供不满1万人个人信息的,不需要适用前述三条数据出境路径,即数据处理者无须履行数据出境的相关义务。 同时,规定,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应当进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而意见稿第六条规定,预计一年内向境外提供1万人以上、不满100万人个人信息,通过标准合同备案或安全认证的,可以不进行安全评估申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稿在出境数据量级的计算时间上规定为“预计一年内”,与此外使用的“自上年1月1日起”有所不同,并且意见稿并未对敏感个人信息出境的量级作任何调整。总结而言,意见稿对于此前数据出境相关义务的触发门槛进行了限缩,我国目前数据出境数量触发门槛如下: 序号 具体情形 相应数据出境义务 1 预计一年内向境外提供不满1万人个人信息 无 2 预计一年内向境外提供1万人以上、不满100万人个人信息 通过标准合同备案或安全认证的,可以不进行安全评估申报;若未通过标准合同备案或安全认证的,则需要进行安全评估申报 3 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不满10万人且符合其他要件 标准合同备案 4 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安全评估申报 5 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不满10万人且符合其他要件 安全评估申报 6 预计一年内向境外提供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 安全评估申报 7 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安全评估申报 根据意见稿第十一条规定,若规定的相应量级的出境门槛与意见稿不一致的,应当以意见稿为准。 要点四:规定自贸区特殊规则 意见稿第七条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可自行制定本自贸区需要纳入数据出境三条路径管理范围的数据清单(即负面清单),报经省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后,报国家网信部门备案。负面清单外的数据出境情形可以不进行数据出境三条路径。目前国内共有21个自贸区,该些自贸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区内需要适用前述三条路径的情形,而不用遵守《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V2.0》关于需要适用的情形规定。该条赋予了自贸区一定权力,能够强化自贸区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集聚力。 要点五:特殊情形仍按原规定 虽然意见稿对此前的数据出境规定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意见稿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以及向境外提供涉及党政军和涉密单位敏感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执行。在这些特殊情形下,即便存在属于白名单等情况,也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执行,不适用意见稿。 结 语 总体而言,意见稿体现了我国对于加强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赋能数字贸易能力的态度。正式稿若施行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企业需要进行数据出境合规的情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并不意味着企业不需要进行数据合规。企业基于个人同意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仍须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此外,企业仍应当遵守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等数据出境的合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