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贸易中买卖合同与让与担保的界分与应对
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由于标的物交易体量庞大、单位利润微薄,为降低因频繁运输所产生的仓储成本,行业普遍采用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港口库区或监管仓的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共同认可该仓储地点,并通过仓库确认、货权凭证转移及台账变更等方式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在资金安排层面,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与价格流往往相互交织。商事主体的收益来源亦不限于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由货物价差、资金利差、汇率差以及时间差共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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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由于标的物交易体量庞大、单位利润微薄,为降低因频繁运输所产生的仓储成本,行业普遍采用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港口库区或监管仓的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共同认可该仓储地点,并通过仓库确认、货权凭证转移及台账变更等方式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在资金安排层面,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与价格流往往相互交织。商事主体的收益来源亦不限于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由货物价差、资金利差、汇率差以及时间差共同构
本文根据张甲征律师在2026年6月2日在广州-美资企业经贸合作交流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详见:天达共和张甲征律师应邀出席广州—美资企业经贸合作交流会,解读美国IEEPA关税退款与中国企业权益保护 前言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多数意见判决美国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2026年3月4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发布命令,要求美国海关按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
一、序言 2025年7月7日至23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贸法会”)最终审定并通过了一份标题为“破产程序中的资产追查和追回:贸易法委员会工具包和背景说明”(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以下简称“《资产双追》”)的案文,并决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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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贸易,是指参与贸易的各方主体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依托货权、应收账款等财产性权益进行短期融资并获取收益的贸易形式,其核心特征是以贸易之名行借贷之实。 在当前国家强化金融监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宏观背景下,以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打击“脱实向虚”的号召下,规范融资行为,依法认定相关合同效力,引导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中非经贸合作深化的背景下,赤道几内亚废钢贸易因法律环境不完善、监管松散等因素,风险态势复杂。本文以律师经办过的一个大额废钢交易案例为切入点,将赤道几内亚废钢贸易风险重构为民商事法律风险与刑事诈骗法律风险,结合中赤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剖析风险表现与成因,构建“交易前核查—交易中管控—纠纷后救济”的全流程体系,明确国际仲裁优先路径,为中国企业在赤道几内亚开展废钢贸易提供合规指引与争议解决方
01 前言 2023年10月,(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正式发布,明确表示禁止国有企业开展绕过金融监管的融资性贸易,随后多地国资委相继发文严管国企融资性贸易。从国资委近年来发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融资性贸易的管控不仅仅涉及中央国企,还包括地方省属国企、市属国企、区县属国企,其目的在于避免国资风险和维护经济秩序,维护以银行为中心的借贷金融秩序。那么,关于如何确定融资性贸易、作为大型国有
全球贸易政策重构下的供应链挑战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格局面临深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因素交织,给中国企业出海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重要市场,其关税政策的变动尤为关键 —— 对等关税暂停征收至2025 年 11 月后,双方仍在就后续税率进行谈判,政策不确定性导致部分企业陷入生产停滞。据苏州地区制造业反馈,部分工厂曾因关税预期暂停开工,等待政策明朗后再恢复生产,凸显关税政策对供应链的直

引言 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由于标的物交易体量庞大、单位利润微薄,为降低因频繁运输所产生的仓储成本,行业普遍采用货物存放于第三方仓库、港口库区或监管仓的交易模式,买卖双方共同认可该仓储地点,并通过仓库确认、货权凭证转移及台账变更等方式完成法律上的交付。在资金安排层面,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与价格流往往相互交织。商事主体的收益来源亦不限于单纯的买卖价差,而是由货物价差、资金利差、汇率差以及时间差共同构成的综合利润。 上述商业安排虽具有经济合理性,但在法律外观上却面临特殊的风险。让与担保以“所有权形式上转移、实质上为债权提供担保”为核心构造,其外观特征与大宗商品贸易中货物原地交付、资金嵌入安排的交易结构高度接近。实践中,中小企业为盘活存货资产、缓解资金压力,常于大宗商品买卖交易中嵌入融资支持性安排,买方同时为卖方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所有权转移与融资关系紧密交织的交易结构在交易外观上呈现与让与担保相似的特征。 在现行规范框架下,一旦发生争议,部分法院据此穿透合同外观,将买卖合同定性为让与担保。若交易未被认定为真实买卖,买受人将丧失所有权人地位,仅能作为担保权人主张权利:既无法请求返还原物或排除强制执行,也难以在标的物被先行查封时以所有权人身份排除执行,通常只能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且该优先受偿权以完成动产实际交付或有效公示为前提。此外,权利人必须通过拍卖、变卖等清算程序实现债权,超出部分返还债务人,不得直接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变现周期拉长、争议时往往还需诉讼,显著加重了资金回笼负担。 基于前述交易背景,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办理的一系列涉供应链金融动产买卖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所出现的典型问题,归纳梳理了动产让与担保的规范框架,在此基础上从买受人的立场出发,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 一、让与担保的规范框架与构成要件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履行,将所有权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方式。①其法律特征有四:其一,形式转让性,所有权在形式上完成转移,但非终局性归属变更;其二,担保目的性,转移所有权的真实目的是为债权提供担保,权利人仅享有变价权而非完整所有权;其三,清算强制性,债权人须经清算程序实现债权;其四,从属性,让与担保以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② 规范层面,《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纳入担保合同范畴,为让与担保提供了上位法依据;第四百零三条确立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构成动产担保公示制度的体系基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六十六条明确非典型担保合同的一般效力规则,第七十一条则系统阐述了让与担保的效力与实现规则,确立了“清算型有效、归属型无效”的基础框架。(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在《九民纪要》基础上,于第六十三条规定非典型担保约定效力,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确认清算型让与担保有效,已完成公示的债权人可参照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第二款规定流质条款无效但不影响担保意思表示效力,债权人仍可通过清算实现权利;第三款将约定以本金加溢价款回购且到期不回购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回购安排,参照第二款处理,回购对象自始不存在的则按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处理。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已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的,债权人可主张参照担保物权实现权利;未转移的,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则处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担保的情形。在登记制度层面,确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承接动产担保登记职能,为动产让与担保的公示提供了制度基础。 综合上述规范与司法实践,动产让与担保的成立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第一,主债权存在,这是担保从属性的基本要求,当事人之间仅有买卖合同而无独立债权债务关系的,不符合让与担保的前提条件;第二,担保合意成立,当事人须就“以所有权转移担保债权实现”达成合意,这是让与担保区别于买卖合同的本质特征,即买卖以终局性所有权转让为目的,让与担保以暂时性所有权转移为手段,清偿后担保物应返还债务人;③第三,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动产须完成交付,这是让与担保区别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核心标准;④第四,清算义务,债权人须经清算实现债权,不得未经清算直接取得担保物所有权。 二、定性分歧的成因分析 动产让与担保在买卖合同定性上的司法困境,根源不在于个别法院的裁判偏差,而在于交易外观的相似性、当事人意思的多层性以及裁判规范的供给不足三重因素的叠加。 第一,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与买卖合同具有相似性。让与担保本身以买卖合同的外观承载担保的真实目的,此种“名义转让、实质担保”的构造与买卖合同存在天然的外观相似性。两种合同都涉及财产权利的名义转移,在合同文本层面难以直观区分。其次,在类似供应链金融的交易中,为了保障标的物的顺利流转以及资金链的畅通,商事主体往往会以存货抵押给银行的方式获得借款。⑤这种融资需求及担保安排的普遍存在,使得交易结构在形式上与让与担保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均涉及财产权利的名义转移或限制,并以保障债权实现为核心目的。两者在外观上的相近性,加之实践中部分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或履约行为存在瑕疵,导致司法机关在穿透式审查时,容易将原本意图为真实买卖加抵押担保的交易结构整体定性为让与担保,从而对当事人的权利属性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探求困难。买卖合同和让与担保的区分,本质上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识别问题。法官在长期追求利益平衡机制的驱动下,可能从“债务人需保护、债权人可能滥用优势”的预设出发,⑥因此会认为买方作为资金提供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而这种预设并不能全面反映当事人在缔约、履约过程中的博弈和动因。不仅如此,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有时会呈现多层性。一方面,买方确实希望取得货物所有权,以此获得对货物的控制力,确保预付资金的安全,其“取得所有权”的意思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买方的终极目的不仅是持有和经营大宗货物,更是尽快收回资金及收益。当事人的真实商业意图本身就同时包含买卖和融资两个维度,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存于同一交易安排之中。⑦法院在事后以单一标签概括这一复合安排,必然面临意思表示识别失准的问题。 第三,企业融资创新的规范缺失。实践中,企业为满足融资需求,常进行结构复杂的交易安排。以供应链金融为例,其顶层制度近年才逐步落地——银保监发〔2022〕29号首次系统规范动产融资业务,银发〔2025〕77号作为目前最为全面的规范性文件,发布时间不久,相关规则尚处于落地磨合阶段。在此背景下,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一方面缺乏识别合法融资安排的规范标准,难以判断当事人的交易结构究竟是真实的买卖加抵押,还是以买卖之名行担保之实;另一方面也缺乏区分让与担保与买卖合同的成熟裁判规则。 三、动产让与担保与买卖合同定性分歧的应对路径 应对定性分歧对买受人的不利影响,首先需要明确界定两者的区分标准,为识别交易性质提供判断方法。在区分标准之外,重申法院在审理此类争议时应当遵循的裁判方法,引导裁判者回归合同文义而非以事后推定替代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上述区分标准与裁判进路的基础上,方可从买受人角度提出风险防范建议,最大限度维护商事主体的权利。 (一)买卖合同与让与担保的区分 首先,需要考察合同双方的主债权之有无及清算条款之有无。买卖合同中,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基于买卖本身产生,不存在独立于买卖之外的主债权。买方取得货物所有权后,不负有对货物价值进行清算并向卖方返还超出部分的义务。 其二,买受人对货物是否行使了独立的处分权。买卖合同中买方享有完全的自主处置权,包括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出卖时点及数量;让与担保中债权人对担保物的权利以担保目的为限,超出保全担保物合理范围的处置行为通常不被允许。若买方实际从事了上述独立处置行为,表明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对货物的支配,与让与担保中被担保债权人仅对担保物的管领力存在本质区别。处置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是所有权与担保权在权能范围上的根本差异。 其三,合同双方是否存在标的物的返还约定,构成区分两种法律关系的重要标志。买卖合同中买方取得的是终局性所有权,而让与担保中,债务清偿后担保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所有权的转移是暂时性的而非终局的。这一差异根植于两种法律关系的目的属性:买卖以终局性权利转让为目的,让与担保以暂时性权利转移为手段。 其四,资金流向是否呈现闭合回路,亦有助于甄别交易性质。买卖合同中买方付款后,通过取得和处置货物实现回报,资金走向呈现付款、收货、销售、回款的单向链条;让与担保中提供资金一方期待的是资金本身的返还及收益,货物只是保障返还的手段,资金走向呈现出借与返还的闭环结构。 (二)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与裁判应对 第一,以合同文义为解释起点,但不拘泥于文字。《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合同明确约定为买卖的,在没有充分相反证据时,不应轻易以“穿透”之名否定文义。⑧合同文义是当事人意思最直接的载体,事后以单一标签覆盖复合交易安排,本身即构成对意思自治的不当干预。 第二,区分交易的固有融资功能与独立的担保合意。买卖合同本身具有的资金安全保障效果,是商品交换的内在特征,不足以单独构成认定为让与担保的依据。认定让与担保,须有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的担保意思表示,如回购义务、清算条款、超额返还约定等。⑨换言之,融资功能系买卖合同的附带效果还是当事人有意创设的担保,是区分二者的核心标准。 第三,以履行行为作为探求真实意思表示的核心证据。合同文本在定性争议中容易被解释为形式上的买卖,故司法实践中应将审查重心置于履行行为,尤其关注买方对货物是否行使了独立的处置权(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出库时点及数量)。若买方的控制行为已超出保全担保物的合理范围,体现出所有权人的独立意志,则应认定为真实买卖而非让与担保。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应遵循存疑时尊重合同文义的原则,避免以事后推理替代当事人在缔约时的真实意思。 (三)交易合同设计与证据保全 在供应链金融制度供给尚不充分的背景下,交易参与方通过事前合同设计与证据保全来降低定性风险,是当前最为务实的应对路径。 其一,合同设计应明确交易定性。若交易实质为买卖,合同应明确约定买方对货物的独立处置权,包括自主定价、自行选择下游买家、独立决定标的物出卖时点及数量等具体权能。代偿卖方债务作为付款方式的,补充协议中应明确约定“代偿视为支付货款,不构成借贷或担保关系”,并通过框架协议或补充协议明确记载整体交易目的及法律关系定性。同时,为避免合同条款被认定为形式上的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保存买方自主决定销售、定价的相关记录,用以证明买方作为所有权人对货物的控制和处置,而非担保权人的风险控制行为。 其二,主动完成公示登记。无论交易被如何定性,均建议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办理登记。若被认定为让与担保,已完成登记可保障优先受偿权;若被认定为买卖,登记亦不损害所有权人权利。对于已实际控制货物的,相关控制记录应系统保存,作为公示的补强证据。 其三,诉讼中采取主位与预备诉请的双层构造。主位诉请为确认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确认买方为货物所有权人;预备诉请为确认让与担保关系成立、确认对货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这种构造有助于在法院采纳不同定性路径时均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利保护,避免因单一诉请不被支持而全案败诉。 结语 动产让与担保在买卖合同定性上的司法困境,根源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探求困难与买卖合同固有融资功能和法律意义上担保目的之间的结构性界分难题。《民法典》第三百八十八条功能主义担保观的意义,不在于将所有具有融资功能的交易均纳入担保制度调整,而在于为不同类型的交易提供恰当的规范供给。裁判者在面对买卖合同定性争议时,应以合同文本为逻辑起点,以直接证据为优位依据,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的场合,不轻易否定书面合同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对于交易参与方而言,在缔约阶段明确法律关系定性、主动完成公示登记、系统积累控制权证据,是降低定性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对于裁判者而言,以合同文义为起点、以履行行为为核心、在事实真伪不明时尊重书面合同,则是减少定性分歧的司法路径。 注释引用 ①参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十一条 ②参见公报案例 ③参见吴昭军:《类型化界定涉“借”案件中的买卖合同性质》,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 ④同上 ⑤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第(二)条 ⑥贾梦嫣:《构建“形神兼备”的让与担保规则——基于〈民法典〉担保解释的法律构造与精细化规则探究》,载《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⑦阙梓冰:《论所有权让与交易的担保化及其限度》,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6期。另参见冯洁语:《民法典视野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教义学构造——以买卖型担保为例》,载《法学家》2020年第6期。 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该判决指出:“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的情形下,不宜简单否定既存外化法律关系”。 ⑨冯洁语:《民法典视野下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教义学构造——以买卖型担保为例》,载《法学家》2020年第6期。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法释〔2020〕28号) (法释〔2023〕12号) (2020年第二次修正)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 (国发〔2020〕18号)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动动产和权利融资业务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2〕29号)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
本文根据张甲征律师在2026年6月2日在广州-美资企业经贸合作交流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详见:天达共和张甲征律师应邀出席广州—美资企业经贸合作交流会,解读美国IEEPA关税退款与中国企业权益保护 前言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多数意见判决美国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2026年3月4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发布命令,要求美国海关按照判决结果推进关税退款。2026年4月20日,美国海关正式启动IEEPA关税退款程序。 此次关税退款并非源于政策调整,而是源于美国教育玩具企业Learning Resources积极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最终推动美国海关启动退款程序。 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关税壁垒、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审查、原产地规则调整等措施不断增加。Learning Resources案表明,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企业仍然可以在规则框架下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并寻求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IEEPA关税退款带来的制度启示 (一)国际贸易风险并非只能被动承受 Learning Resources案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其推动了退款程序启动,更因为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商业应对的风险化解方式。 2025年2月,美国依据IEEPA对包括中国商品在内的进口商品加征附加关税后,Learning Resources认为相关关税措施已经超出了IEEPA授予总统的法定权限,并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和经营负担。与多数企业选择消化或转嫁成本不同,Learning Resources选择通过司法程序寻求救济,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对IEEPA关税措施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案件经过多轮审理后,美国法院最终支持了Learning Resources的主张,并推动美国海关启动退款程序。由此,一场原本被视为贸易政策问题的争议,最终通过法律程序进入权利救济阶段。 从结果看,Learning Resources获得的不仅是潜在的退款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化途径推动了问题解决。这一案例表明,国际贸易风险并不意味着企业只能被动承受损失。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无论是海关监管规则、贸易救济制度,还是司法救济程序、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都是企业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 (二)退款背后反映的是交易结构安排 从目前美国海关公布的退款安排来看,IEEPA关税退款遵循“谁申报、谁申请;谁纳税、谁受益”的原则。中国企业获得退款主要存在两种路径: 一是企业自身或其美国关联公司作为登记进口商(Importer of Record),直接向美国海关申请退款; 二是在FOB、CIF、CFR等贸易术语下,由美国进口商申请退款后,通过合同约定、补充协议或者其他方式实现利益回收。 从法律角度看,退款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交易结构问题。进口商身份安排、贸易术语选择、关税成本承担划分、退款利益归属等因素,都将直接影响企业未来能否享有关税退款权益。 二、从个案维权到风险管理:企业利用规则化解国际贸易风险指引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Learning Resources案的启示不在于推动关税退款,而在于将规则思维融入贸易活动全过程,实现国际贸易风险的有效控制与化解。 (一)事前防范:将规则要求融入贸易安排 企业在开展跨境贸易时,应充分关注关税政策、原产地规则、贸易协定、出口管制以及海关监管要求,并将相关制度因素纳入贸易模式设计和供应链规划之中。同时,企业应顺应国际贸易规则发展趋势,推动出口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方向升级。包括: 1、在交易结构设计阶段明确关税承担主体,在贸易合同中明确退税权益归属、争议解决机制以及风险分担条款等; 2、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原产地规则优化生产布局; 3、充分运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项下的优惠政策。 (二)事中应对:充分利用现有制度维护权益 当贸易争议、关税调整或者监管调查已经发生时,企业应积极利用现有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包括海关预裁定制度、关税排除程序、贸易救济机制以及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的相关安排等。 Learning Resources案本身就是企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权益的典型案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论面对关税争议、贸易调查还是其他贸易限制措施,都应重视制度工具的运用,通过规则化路径争取合法权益。 (三)事后救济:善用法律程序维护权益 国际贸易风险并不必然以企业承担损失而告终,正如Learning Resources通过司法程序对关税措施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企业也可以积极通过法律和制度渠道争取权利救济。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遭遇关税争议、贸易调查、海关处罚、货物扣留或者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后,应及时评估相关法律和制度救济渠道,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司法救济、国际仲裁以及贸易协定项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同时,应妥善保存合同、订单、报关资料、付款凭证、物流记录以及原产地证明等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提供支持。 三、从遵守、利用规则到参与规则、贡献规则 利用规则解决问题固然重要,但从长远来看,参与规则建设更具战略意义。 当前,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以及供应链安全等新议题正在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未来企业面临的竞争,将不仅是产品竞争和市场竞争,也将越来越多体现为规则层面的竞争。 随着国际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企业不仅是国际规则的遵守者和适用者,也应逐步成为规则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企业应积极关注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参与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以及国际标准制定活动,通过产业实践推动规则完善,提升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参与者,再到规则贡献者,不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四、结语 IEEPA关税退款事件表面上是一场关税争议引发的退款安排,但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再次证明:国际贸易风险并非无解,法律和规则始终是化解风险、维护权益的重要工具。 Learning Resources案告诉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企业不仅需要关注市场变化和供应链调整,更需要建立规则思维,将风险管理嵌入贸易活动全过程。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未来既要善于运用现有制度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发展与完善。唯有如此,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实现稳健发展,并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更大的主动权。
本文由我所伊朗战略合作律所Nami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提供,经授权翻译转载。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知识产权与科技领域 (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许可证新规 2025年12月31日,伊朗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指令,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AISP)许可证的财务与法律事项作出规定(下称“该指令”),正式明确了对非政府主体进入并经营这一战略性行业的若干方面。 此前,2013年颁布的《邮政和电信领域非政府活动特许权使用费征收法》(下称“该法”)授权并责成电信部,就提供邮政、电信及信息技术服务的相关活动,以及颁发通信与信息技术网络建设许可证,向私营企业征收一定数额的特许权使用费及政府分成。此外,该法还授权电信部对相关许可证持有人未履行义务的行为确定法定罚则,并将所收款项存入国库。 该指令援引上述既有授权,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引入特许权使用费制度并设定了具体义务。 该指令第一部分规定,申请人须在获取AISP许可证时一次性缴纳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具体要求将5,000亿伊朗里亚尔存入伊朗通信监管局(CRA)的国家账户。许可证持有人还须向国家承担持续性财务义务,以政府分成形式缴纳。该指令规定,年度缴纳额应为被许可人经审计核实的年总收入的3%,审计工作由审计署或经授权的伊朗注册会计师协会成员执行。 该指令第二部分载有一份详细的处罚清单,以保障监管要求得到切实遵守。该指令对以下违规行为规定了阶梯式执法措施: (一)未能履行服务质量或业务发展承诺; (二)违反监管义务; (三)未经授权访问或披露用户数据; (四)在许可范围之外提供服务; (五)未缴或逾期缴纳相关款项; (六)未经伊朗通信监管局事先批准擅自停止提供服务; (七)违反强制性信息安全规定。 该指令进一步明确,在存在多项同时违规的情形下,各项违规行为的罚款应分别独立计算并适用。 尽管该指令在财务层面有所明晰,并为AISP许可证持有人建立了义务与处罚清单,但整体监管框架仍存在较大模糊性。原因在于,任何完善的法律框架所必须具备的若干基本要素尚付阙如——该指令对人工智能与AISP的定义、行业参与者申请AISP许可证的必要性,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预计相关主管机关将尽快出台更为健全、全面的许可证法律框架。 (二)特定进口商品须进行CRA合规查询的新规 2026年2月2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海关当局在对25类特定商品清关前,须向伊朗通信监管局(CRA)进行监管合规查询。 此前,已有一项针对以HS编码标识的全面货物清单的要求生效,规定海关当局放行前,必须经伊朗通信监管局核实其是否符合相关法规。此次新规在前述规定的基础上,将使用无线连接、感应链路、SIM卡或其他无线电通信技术的25类商品纳入管控范围,从而在上述商品的标准进口清关程序中增加了一道伊朗通信监管局合规查询环节。 二、贸易与投资领域 (一)加快重要商品清关的监管新规 2026年2月24日,伊朗海关总署(IRICA)发布了一项规定(下称“该规定”),就重要商品的清关许可签发规定了5天期限。 该规定旨在落实部长会议于2025年颁布的《保障粮食安全及改善民众生计条例》(下称“《粮食安全条例》”)所确立的目标。 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7条,负责签发促进商品清关的法定许可的相关机构,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长不超过5天)完成许可签发,并通知伊朗海关总署。伊朗海关总署收到通知后,须立即启动商品清关程序。 该规定明确规定,负责签发重要商品进口许可的相关机构,包括标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伊朗兽医组织等,必须在商品向海关申报后最长5天内完成审核并签发清关许可证;否则,上述机构须在海关系统中通过获取相应担保的方式签发商品清关许可证。 如上述机构出现延误,相应责任将依据《粮食安全条例》第13条附注转由各省省长承担。依据该条款,各省省长须成立工作组,负责监督重要商品的状态及《粮食安全条例》的执行情况。
一、序言 2025年7月7日至23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贸法会”)最终审定并通过了一份标题为“破产程序中的资产追查和追回:贸易法委员会工具包和背景说明”(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以下简称“《资产双追》”)的案文,并决定将审定通过的该份案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及以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文予以公布。1这一文件集中了各国破产法律从业者的集体智慧与贡献,代表了贸法会第五工作组(破产法)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工作成果之一,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作者于2024年开始作为贸法会第五工作组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和审议工作。结合本文作者的相应工作经历,本文希望向国内破产法从业者介绍并简要探讨该文件的历史生成背景和逻辑、立法目的与基本内容架构,并在全球破产法演进谱系与中国本土法治进程的双重坐标下,尝试评估其规范价值与实践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当前如火如荼的破产法修订工作与日益复杂的跨境破产司法实践所提供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二、《资产双追》生成的历史背景和产生过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数字化的双重驱动下,企业的资产、债权人及经营活动日益呈现出跨国化、分散化的特征。当此类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如何高效、公正地处理其跨境破产事务,成为各国法律体系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中的核心难题在于:在全球化经济网络中,企业的破产早已超出一国疆界。债务人可能利用不同法域的法律差异与信息壁垒,隐匿或不当转移资产,导致本可用于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破产财产流失,严重损害破产程序的效力与公信力。由此,如何有效追踪和恢复这些本应纳入破产财产以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资产,构成了当代跨境破产法律体系中最棘手、最核心的实践难题。这一难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它直接关乎跨境破产合作制度的信誉与实效,是检验一国破产法是否真正具备“牙齿”和跨国效能的试金石。 作为国际贸易法统一与现代化的核心机构,自1997年以来,贸法会在过去三十年直面上述跨境破产的困境,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应对努力,逐步构建起了一套旨在促进国际司法合作与程序公平的跨境破产软法体系。对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中的演进过程: 第一阶段(基础程序接入与承认):1997年贸法会通过并公布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MCBI, 以下简称“《跨国界破产示范法》”)。该示范法解决了跨境破产的“入场券”问题,创设了“外国主要程序/非主要程序”“外国代表”“主要利益中心”(COMI)等核心概念,确立了承认与救济的基本框架。其关键作用是“打开了跨境破产立法统一和司法合作的大门”。 第二阶段(破产裁判法律文书的跨境流通):2018年贸法会通过并公布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solvency-Related Judgments,MLIJ,以下简称“《破产判决示范法》”)。《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公布后,在约二十年的跨境破产法实践中,各国进一步认识到仅承认破产主程序尚不足以充分应对现实困难,许多重要的破产衍生判决(如撤销欺诈交易、确认债权、追究董事责任等)需要单独、快速地承认与执行。《破产判决示范法》作为《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专门补充,其核心功能旨在打通破产程序相关的裁判文书得以跨境执行的“堰塞湖”。 第三阶段(破产程序中对复杂商业结构的应对):2019年贸法会通过并公布了另一部重要的示范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Enterprise Group Insolvency,MLEGI,以下简称“《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为了回应现代经济以企业集团为主要形态的现实,与《破产判决示范法》几乎同时完成的《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为集团成员的协同破产处理、制定集体重整方案提供了专门框架,解决了“集团化”带来的程序协调难题。 如果说以上三个阶段的工作成果主要构建了跨境破产合作的“程序通道”和“道路规则”,那么在这一套跨境破产程序协作中最重要,也是最实质、最困难的工作——资产的追查和追回,尚缺乏统一的“导航工具”,因此常常陷入迟滞和困境。而《资产双追》这一文件恰恰就是为弥合这一“最后一公里”鸿沟而应运而生。它在前述三部破产示范法的基础上为各国破产法院和破产从业者们提供了一套详细、具体的关于跨境资产追查与追回合作的操作说明书和工具集。这是对既有的破产示范法体系的“深化”与“赋能”。 《资产双追》的项目工作源于2019年12月贸法会组织的国际研讨会的提议,后经贸法会审议后将项目工作委托给第五工作组并列入该工作组工作议程。关于项目的具体工作程序,则是由贸法会秘书处负责起草其案文草案后,提交至第五工作组在其定期举行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和修订。经过第五工作组2021年至2025年间多届会议(第59届至66届会议)的反复讨论与修订,工作组最终决定将案文提交贸法会审定通过。在2025年7月举行的贸法会第58届会议上,《资产双追》案文最终获得通过。2 《资产双追》这一文件汇集了各国破产从业者,包括法官、律师、金融从业者、学者和各国政府代表,以及包括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国际破产执业者协会(ISOL)、国际破产监管机构协会(IAIR)、国际律师协会(IBA)、国际破产学会(III)在内的国际专业组织代表的专业智慧。这种多元、专业的组成确保了其文本既能反映各国共性挑战,又能吸纳司法前沿经验,其起草和审议过程提现了贸法会一贯的包容性工作方法,带有对措施可行性、权利平衡、与现有贸法会破产示范法文本衔接等技术细节的深入辩论。这种严谨的产生过程也确保了其内容的实践导向性与较广泛的可接受性。 三、《资产双追》的基本内容框架 《资产双追》在内容体例上大体采用了“破产程序资产快速追查和追回工具包”(第一部分,以下简称“《工具包》”)与“关于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的背景说明”(第二部分,以下简称“《背景说明》”)的二元模块化结构,二者相互独立又有机统一,分别服务于“即时行动指南”与“理解与适用”两方面的实践需求。在这两部分主体内容之前,还有“序言”和“介绍”(包括适用范围、简称、术语和解释规则)等部分技术性内容。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资产双追》的适用范围原则上排除了金融机构和受到特殊破产制度管辖的其他实体(比如根据公法运营的实体)以及个人破产的资产双追。3 (一)《工具包》的基本内容框架 关于第一部分,即《工具包》部分,其系统化、类型化地列举了资产双追全流程中可以采取的措施,可以看作是一种标准化的资产双追措施“使用说明书”和非强制性的程序操作指南。除“导言”以外,《工具包》的核心内容采用的是矩阵化表格形式,包括三份主表,即:资产双追的“一般措施”“具体措施”和“其他辅助工具”。在每份表格下,均详细分列了该类措施或者工具的“目标”(Objectives)、“特征和条件”(Features and conditions)、“保障措施”(Safeguards),以凸显《工具包》核心内容的直观性和实用性。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显然是第二份表单“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具体措施”,包括:信息和披露措施、资产保护措施、资产追回措施、临时或单方或附不披露措施的双追措施。具体如下: 1.信息与披露措施 这是资产双追的起点,其目标是解开破产程序中的“信息黑箱”,从而识别、定位破产财产,获取其相关证据,以便评估是否有必要采取后续资产双追步骤。《工具包》列明了(包括在表格中直接列举和/或通过援引多部破产示范法的立法条文等方式,下同)有关核心措施类型,包括: (1)针对债务人有关主体作出的全面披露令:命令债务人及其董事、高管、雇员和有关人员提交经宣誓的、全球范围内的完整资产与事务清单,其中特别关注“嫌疑期间”内的交易; (2)针对第三方作出的披露令:比如,可命令银行、云服务提供商、数字服务提供商、政府机构、注册机构、托管人、交易对手等第三方提供与债务人资产相关的记录和信息,以便获得对破产财产的访问权和控制权; (3)证据保全与收集令:在证据可能灭失或日后难以取得时,授权采取紧急措施保全电子数据、文件或实物证据。关于此类措施,《工具包》在“保障措施”一栏中强调了其应当“迅速”(单方申请可能被允许)、“广泛”(全球范围)、“强制”(司法命令保障)等特点,同时明确指出,在采取此类措施时应平衡当事人权益、数据隐私法、商业秘密保护等合法利益,法院可施加限制使用命令。4 2.资产保护措施 这类措施的目标在于构筑“司法程序防火墙”,用以防止破产财产在破产程序期间被转移、消耗或价值减损。《工具包》列明的有关核心措施类型包括: (1)中止令:中止针对债务人资产的个别诉讼、仲裁和执行程序; (2)禁止处分令:禁止债务人或其他任何人处分、设定担保于特定资产; (3)临时接管/扣押令:指定临时管理人接管资产,或由司法官员扣押动产、不动产; (4)授权继续经营令:为防止资产价值暴跌(如易腐货物、持续经营价值),授权在特定控制下继续运营相关业务。《工具包》在“保障措施”一栏中明确指出,这类措施在程序上还应具有临时性与紧急性,以及在采取保护措施后给予受到影响的当事人提出索赔等救济。 3.资产追回措施 这是资产双追的核心任务,旨在将不当流失的破产财产或其价值收回,实现破产财产的价值回归。《工具包》列明的有关核心措施类型包括: (1)撤销权诉讼:针对欺诈性转让、偏颇清偿、不公平关联交易等,请求法院宣告交易无效并追回资产或等价现金或其他形式对价; (2)外国代表人的诉讼地位:明确外国代表人在获得承认后,有权依据财产所在地法提起撤销权诉讼或其他追回诉讼;5 (3)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相关判决:快速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撤销权判决、董事赔偿责任判决等; (4)资产变现与移交:在保护本地债权人优先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将位于本地的资产变现后,将净收益移交给外国主要程序的管理人进行统一分配。从程序上看,这些措施是最具实质性和关键作用的司法行动。对此,《工具包》在“特征和条件”及“保障措施”两栏中均强调了有关措施的时效性(快速处理),以及指出还需要特别考虑的因素,比如:跨国合作的程序要求、在企业集团破产背景下审查关联交易的特殊考量因素(如集团整体利益、一体化整合程度)、在实质性合并情况下适用嫌疑期的特别规定等。 1. 临时或单方或附不披露措施的双追措施。这是针对以上几类措施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的适用条件所做的补充规定。其中,“临时措施”旨在维持现状、防止破产财产耗散,确保后续的资产双追和其他程序的有效推进,其中最重要的临时措施就是指定临时破产管理人以执行有关职务。“单方措施”则指向一类场景:申请人首先单方提出双追措施的申请,从而获得了在该法域进一步提起诉讼等司法程序的资格。但要强调的是,应当给予受到错误的单方措施影响的当事人索赔和救济的机会。“附带不披露措施的双追措施”则是指为了防止因为过早披露双追措施可能导致资产的隐匿、转移和耗散,在此类必要和紧急情况下,可以给予申请人不披露的情况下采取双追措施的机会,但此类“不披露措施”应有时间限制,并在双追目的实现后立即解除不披露状态。 (二)《背景说明》的基本内容框架 关于第二部分,即《背景说明》部分,则是基于《资产双追》作为规范性文件的定位,全景式地梳理和介绍了不同法域为实现和提高便利性而在国内和跨国界资产双追中采取的各类措施。其类似于资产双追的“比较法词典”或“百科全书”,旨在提升各国破产从业者的系统性认知,引导相关从业者将《资产双追》,尤其是《背景说明》作为参考,以评估本国法律和制度在资产双追各个方面的可适用性、有效性和效率,并根据实践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 《资产双追》由“导言”6“概述”“破产相关法律中与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有关的条文”“民事诉讼”“相关刑事诉讼”“其他支持性框架”“附件: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相关登记册的说明性清单”等多个部分组成。 1.第一章“概述”。该章主要记录了资产双追有关的一般性问题,包括: (1)触发资产双追的原因; (2)清算和重整中资产双追的差异,前者的资产双追具有全面和彻底性,而后者的资产双追则需根据必要性而有所侧重; (3)资产双追面临的共同挑战,比如资金支持、管辖权的冲突7、适用法律的不同(尤其是各国法律对破产财产的构成、双追措施的分类/定性/适用条件/审查标准/公共政策的规定都存在差异)8、跨境协调与合作存在难度、数字资产双追的高度复杂性等。 2. 第二章“破产相关法律中与资产双追有关的条文”。该章是《背景说明》的核心内容与基础,其分别从“国内背景”和“跨境背景”下介绍了各国在资产双追方面的规定和实践,其目的是为了阐明这些实体规则和实践是如何为资产双追提供请求权基础的。在“国内背景”部分,该章梳理并介绍了十一方面的内容,包括: (1) 预防措施:这是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为防范债务人资产耗散的各类双追措施。比如,确保维持适当账户、保护性保全资产、不进行可能被撤销的交易、制备并保存进行优惠性转让的财产清单并说明理由、寻求专业咨询和指导等。 (2) 临时措施:主要是在已申请启动破产程序但尚未正式启动(受理)这一阶段,为防范债务人资产耗散的各类双追措施。比如,指定临时管理人、临时保全措施或其他禁令、信息披露措施、中止针对债务人资产的执行等。 (3) 破产程序的启动标准:主要是指为了避免和防止破产程序启动的过分迟延导致双追措施失效的相关规定。比如,针对中小微企业,适用简易申请程序(申请即自动启动,但保留后续的程序纠正措施)、破产原因推定、允许面临财务困境(存在丧失偿债能力之可能)的债务人启动破产程序、审查破产条件时优先考虑止付检验标准而非资产负债表检验标准,等等。 (4) 启动通知:主要是指通过向债务人和各相关方发出破产程序通知,从而触发相应的程序义务,以协助资产双追。比如,通知发出后,债务人的交易相对方应当与破产管理人联系以推进交易、有关主管机关(如财产权利登记机构)应向法院或者破产管理人提供有关资产的记录、对债务人或其资产的有关记录中加注以防止其他各方对破产财产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 (5) 程序启动时的其他措施:包括其他司法程序的中止(诉讼、保全和执行的中止,但易腐败易贬值的财产除外)、确定构成破产财产的范围(包括制作清单、估算价值等,对此可以申请调查令、搜查令或追踪令等,以及债务人相关主体负有配合义务等)、对破产财产加以控制(包括赋予破产管理人法定的管理和处置破产财产的权力与责任、在重整程序自行管理模式下授权破产管理人监督债务人管理和处置资产或者对其规定额外授权,针对未经授权的交易规定可撤销或者无效的法律后果,并授权由破产管理人追回等)、未履行完毕合同的特殊处理规则(比如,程序启动时自动终止或者加速履行未履行完毕合同,以及该等规则的例外情形)、授权拦截债务人邮件等。 (6) 债务人的义务:包括与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合作;提供有关其资产、事务和破产的准确、可靠和完整的信息和说明;定期向法院或破产管理人报告财产事务等;限制债务人(总部)住所地或者(董事、高管)经常居住地变更;对债务人及其董事、高管等不遵守其破产法义务实施司法强制或制裁(比如,取缔自行管理、重整转为清算、罚款、赔偿、没收财产,直至刑事制裁)。 (7) 第三方义务:主要包括协助破产程序和破产管理人的一般性义务(比如,提供有关债务人资产和事务的资料,配合资产状况调查、移交债务人资产和业务,以及可以有效获取和控制债务人资产和业务的其他所需条件);而承担此类义务的主体可能包括政府机构、与债务人资产和业务有关的登记册的第三方主管机构等。 (8) 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权力:破产管理人是确保资产双追成功的关键主体,其有关职责和权力主要包括,制作债务人破产财产和业务清单并对其进行控制;通过各种来源和手段获得关于债务人破产财产和业务的资料;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和保全破产财产和业务、恢复其完整性和价值(比如,申请调查令、搜查令或者保全令;提起必要的诉讼、追索应收款项和要求移交破产财产;核查债权并处理清偿、抵销等行动;审查未履行合同以决定是否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委托其他专业人员协助破产管理人履职;定期向法院或者债权人提供信息并报告工作。破产管理人可能因未采取或者未妥善采取资产双追措施而面临罚款、免职、赔偿损害等法律责任。 (9) 撤销:这一双追工具可以用于推翻对全体债权人不利的交易,包括处置资产或者承担义务等多种法律行为(比如,严重妨害债权人收回债权之能力的欺诈性或者损害性交易、压价贱卖性交易、特惠型交易)。 (10) 针对董事、股东和其他人的诉讼:这主要是指董事、股东或其他人违反信义义务,针对债务人破产财产存在欺诈或者不诚实行为(比如,挪用资产谋取私利、董事或股东参与自我交易),破产管理人、债权人或者其他有权机关可对其展开调查,追究其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关于董事、股东和其他人承担的责任形式,包括赔偿损失;特别审查此类主体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减少其债权金额或者债权顺位;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反向)揭穿公司面纱,即将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延伸至股东、董事或者其他人,或者进一步延伸至股东、董事和其他人所拥有的实体。此外,在企业集团破产情况下,还可能适用“摊付令”这类工具措施,即命令企业集团非破产成员提供资金,偿付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集团其他成员的全部或者部分债务。在这一部分,该文件还专门介绍了企业集团破产中的实质合并与程序协调等问题。 (11) 程序结束后的措施:这主要是指在破产程序结束后发现被隐匿或者未披露的破产财产,可以重新启动已经结束的破产程序或者继续进行某些资产双追行动。 而在“跨境背景”部分,该章则梳理并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 (1) 启动破产程序中的跨境资产双追行动:这主要是对各国启动跨境资产双追行动的程序、条件进行了梳理汇总。 (2) 接受国的破产程序资产双追:这主要包括临时措施;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承认外国程序;认可外国管理人的权利9;提供救济(比如,中止有关债务人的个别诉讼、执行或暂缓处置债务人资产;暂缓债务人对位于接受国的资产的管理;允许因为资产性质或其他原因而紧急处置变现其资产);协调并行程序中的救济(比如,在并行程序中,确保在一个破产程序中已经获得清偿的债权人,不会通过另一个破产程序获得超过其他同类债权人的清偿比例10;在外国程序获得承认后,给予外国程序破产管理人的救济与本国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的救济相一致,以及在外国主要程序得到承认后,给予外国非主要程序破产管理人的救济与给予外国主要程序破产管理人的救济相一致,等等)。 (3) 跨境沟通、合作与协调:这里重点指出了相关沟通、合作与协同的适当方式,包括:法院、破产管理人和债务人代表之间的直接沟通:订立跨境破产协议,为多个破产程序中的破产管理人的资产双追行动提供一种协调一致的最佳办法;指定单一或者统一的破产管理人管理协调并行的破产程序、共享信息和进度报告、定期磋商与协调资产双追步骤和方式,等等。 3. 第三章“民事诉讼”。该章主要记录以民事诉讼方式进行的资产双追行动相关问题,包括此类诉讼的类型、信息披露措施(主要涉及的与诉讼和破产程序相关的证据保全)、资产保全措施、保护性安排(主要是指针对具有一定损害性的双追措施采取的对被申请人的适当保护);以及在跨境背景下的有关问题(包括管辖权、域外送达、域外取证、跨境承认和执行等问题),这揭示了在资产双追中可用的多种司法程序性武器。 4. 第四章“相关刑事诉讼”。该章展示和讨论了在破产程序中,资产双追与刑事诉讼联动的可能性,包括:通过申请刑事侦查(搜查、扣押、通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查阅刑事案件卷宗、作为民事当事人申请参加刑事诉讼,以及通过刑事资产没收程序来追回资产的可能性,以及在跨境背景下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刑事司法协助框架进行资产双追(其中介绍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与执行流程,这是处理跨境涉刑交叉破产案件的关键)。 5. 第五章“其他支持性框架”。该章主要说明了与资产双追有关的其他一些制度安排,包括:不披露措施(及其可适用性和范围)、合规要求(如金融、运输和反恐、反腐败、反洗钱等部门的要求、社会保障和财务会计方面的准则等)、其他部分法规定(比如,关于特定的担保交易的规则;关于航空器、数字资产、文物、专利等特定资产的规定;电子商务法律关于数据保留和保存、证据保全等方面的规定)、有效的执行和制度框架(这主要是指资产双追有赖于专业的制度和能力建设,比如专业的法院、破产管理署、高效的登记系统,以及法官与破产从业者的专业培训等)。 6.《背景说明》的最后部分是一份附件,即:《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相关登记册的说明清单》。其以表单格式列举了与资产双追相关的登记册的类型(包括:不动产登记册、动产登记册、车辆/船舶/航空器/其他类似移动资产专用登记册、动产担保权益登记册、银行账户登记册/财务登记册、金融工具和证券登记册、商业/贸易或公司登记册、碳信用额登记册、专利和商标登记册、单独的最终受益所有权登记册、会计登记册及与税务有关的登记册、犯罪记录登记册、域名登记册、破产登记册、家事登记册、公共采购登记册、武器/矿产/管道作业/其他特许活动等特殊资产权利/权益登记册、强制执行活动登记册11)、目标、特点、查阅条件和保障措施。 四、《资产双追》的功能与价值 从前面的内容介绍可以看出,《资产双追》在立法技术上采用了这种“工具包+背景说明”的二元结构,这体现了其较高水平的立法智慧:《工具包》主要面向实务工作者,提供清晰的行动选项,而《背景说明》则主要面向立法者、法官和学者,提供深厚的法理与比较法支撑。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参考联系的、较为自足自洽的知识与操作体系。 《资产双追》作为贸法会在破产法领域的最新的工作成果,也具有特别的规范价值与实践意义。对这份文件加以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创新之处并从中汲取其对中国破产法立法、司法的参考借鉴价值,这是值得中国破产从业者加以努力的方向。 (一)立法功能定位 基于贸法会的核心任务,即:推动在国际范围内逐步协调统一商法和达到其现代化,在一些关键领域拟定、促进使用,通过立法文书和非立法文书,发展统一的国际商法框架,12《资产双追》的核心立法功能和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首先,这是一份非立法文书,正如《资产双追》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其“不具有规范性(prescriptive)”。因此,它并非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也不同于“示范法”,而是一份高级别的国际实务指南与比较法资料汇编,其权威性来源于贸法会的平台和起草过程,其价值在于“软法”的引导性和灵活性。 这份文件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为了债权人和包括债务人在内的其他利益关系方的利益,保护、保全和最大限度地实现破产财产的价值,以及促进法治、善治、投资、贸易和有利的商业环境。”其“旨在向读者介绍各法域使用的资产双追措施。”“各国的这些措施虽然名称不同,但有许多共同特点。”《资产双追》“指明了这些共同点,以帮助政策制定者、立法者、法院和破产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使用的资产双追措施”。“特别是,它可以为国内资产双追框架和做法提供新工具。它还可以促进法院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加快跨国界资产双追,因为如果法院对外国资产双追措施了解得更多,可能会更迅速地批准类似或同等的国内资产双追措施。法院还可根据具体案件的事实和情况,在适当案件中中止或拒绝启动属地程序,并采用其他工具加快资产双追和提高其效力。”1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要准确地理解《资产双追》的立法功能和规范内容,还应当特别注意理解这份文件所处的特定语境和前提:第一,这份文件中展示的各种法律措施和工具,都是建立在其与“资产双追”这个主题具有关联性的前提下。否则就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工具包》和《背景说明》里会使用很大的篇幅去介绍“信息披露措施”“破产程序的启动标准”“董事高管等清算义务人的责任和义务”“留任债务人与破产管理人之间的职责边界”等大量与“破产财产”这样一个高度具象化、高度特定的概念看似并无直接关系的话题。第二,《资产双追》一直有意识地通过“国内法”和“跨境合作”两个维度梳理和展示各种资产双追的法律措施和工具。 在国内法维度下,《资产双追》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希望引导各国有关规范的统一与趋同,以减少法律适用的冲突和障碍14;而在跨境合作的维度下,《资产双追》与三部破产示范法之间的承接关系尤为突出,其追求的是减少跨境程序的冗余,目标直指提升跨境破产合作的实质效能,助力将三部破产示范法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15而后者,恰恰是我国现行破产法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欠缺和不足的方面。16 此外,也如同其他三部破产示范法和非立法性文件一样,《资产双追》为资源有限的中小法域或新兴市场国家的立法者,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经过国际校验的资产双追制度的制度框架,有助于其完善国内法。 (二)规范创新价值 在规范创新方面,首先应当认识到,《资产双追》并不是一部孤立的文件,它在贸法会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跨境破产法体系中还承担着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它将三部破产示范法以及《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中的相关原则和条款,加以串联、激活并应用于“资产双追”这一破产法的核心主题和具体的任务场景,这有助于实现跨境破产实践从“框架合作”到“实效合作”的范式升级,使整个贸法会破产法体系更具操作性和凝聚力。具体而言,其创新价值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激活与细化。《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1条关于“临时救济”和“酌情救济”的规定较为原则。《资产双追》这一文件力求将这两条“激活”,具体列举了承认外国程序后可以立即请求的各类资产双追相关救济17,使外国管理人和承认国法院的决定具有清晰依据。另外,《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5条至第27条鼓励法院与外国法院或外国代表合作。而该文件为这种合作补充提供了更多的具体形式(比如,除了必要沟通、协调审理、缔结程序协调方面的协定以外,还有共同任命破产管理人、联合下达资产冻结令、共享调查信息等)。18 第二,回应了《破产判决示范法》的实践。《工具包》中大量资产双追措施最终都指向一个需要跨境执行的判决。而这类判决,尤其是撤销权判决、董事赔偿判决等,正是《破产判决示范法》旨在规范的核心判决类型。《工具包》明确要求对承认和执行此类判决的请求应“不得有不合理的迟延”(without unreasonable delay)19,这与《破产判决示范法》追求的效率目标完全一致,从而提升了各国采纳《破产判决示范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三,增强对《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的协同。《工具包》进一步支撑了“主要利益中心”规则,这主要表现为:其指导了如何为集团破产案件中的“计划程序”20的代表提供资产双追方面的合作,强化了以“主要利益中心”为基础的主程序的中心协调地位。另一方面,在《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开创“集团破产解决方案”和“集团代表”制度的基础上,《工具包》进一步补充了在制定和执行该方案过程中,如何具体实施对集团内各成员资产的追踪、对集团内可疑交易的审查(提供了特殊的审查因素清单),以及如何进行跨法域的资产归集与分配。21而《背景说明》则指出,对关联企业进行程序协调或合并管理,本身就能极大提高资产双追效率,因为它打破了法人面纱造成的信息隔阂,更容易发现资产不当转移的痕迹。22这同样也强调了各国采纳《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的必要性。 除了推动贸法会现有的破产法体系的整体发展以外,《资产双追》另一项重要的价值就是推动跨境破产实践的可操作性。比如,《资产双追》对《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关于“破产代表权力”、“债权人权利”、“债务人/董事义务”等专题的具体操作指南进行了延伸。23 此外,《资产双追》中许多内容是对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成熟法域长期实践经验的提炼,尤其是对这些法域的跨境破产实践的吸收。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早期采纳国(2005年),其主要是通过《破产法典》第15章构建了本国的跨境破产规则体系,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开展国际司法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相关司法实践也为《资产双追》提供了丰富素材。24试举如下几例简要说明。 第一,广泛适用自动中止等救济手段。美国《破产法典》第15章第1520条的规定,一旦外国主要程序获得承认,美国境内针对债务人财产的绝大部分诉讼和执行程序将自动中止。这本身就是一项强有力的资产保护措施。美国法院在实践中对“自动中止”的适用往往采取宽泛解释,以迅速稳定债务人在美资产状况。25 第二,赋予法院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美国《破产法典》第15章第1521条、第1507条赋予法院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提供“任何认为必要的额外救济”。有关判例也认可,法院在此基础上批准过允许外国管理人在美直接提起撤销权诉讼、移交资产变现收益、甚至为协调集团破产而发布全球中止令等复杂救济。26而这一特征直接体现在了《工具包》中“资产追回措施”和“合作”章节的相关内容。 第三,审慎适用“公共政策”例外原则。美国法院虽保留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救济的权利,但适用标准严格,即:需要达到“明显违反”的程度,这完全接受了《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6条的立法措辞。尽管在这方面的各国实践有所参差,即部分降低了“公共政策例外”规则的适用门槛。但《工具包》仍然坚持了对其的限制性解释,但同时也强调资产双追措施需符合财产所在地基本法律原则。27 第四,强力支持破产程序中的信息披露。美国破产程序中的证据开示规则本就强大,在跨境案件中,法院也常支持外国管理人对位于美国的相关方进行广泛调查,以追踪资产流向28,另一方面也要求外国管理人承担全面和详细的关于债务人(在当地)的资产状况的披露义务,以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29《工具包》也明确采纳了这一做法。 在欧盟地区,以《破产程序条例》(2015年修订)为代表的立法实践,则展示出了其更为深入的跨境破产一体化动向30,这也为《资产双追》中的规范性内容提供更多前瞻性参考。 第一,关于主要程序与从属程序的协调。 欧盟《破产程序条例》明确了主要程序(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普遍效力和从属程序(营业所所在地)的地域效力及协调规则。《工具包》中关于资产变现与分配委托的讨论,很大程序契合了这一规则,即:从属程序清算人需在清偿本地优先债权后,将剩余财产移交给主要程序。31 第二,破产登记系统的强制互联。 欧盟强制要求成员国建立并互联破产登记电子系统,公开破产程序核心信息。这极大便利了债权人和潜在资产购买方获取信息,并间接支持了资产双追的相关行动和措施。而《工具包》和《背景说明》中都强调破产财产登记和信息可获得性,无疑吸收了欧盟的这一创新。32 第三,鼓励法院间直接合作。欧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欧盟跨境破产法院间合作原则》(2014年)等一系列软法指南,鼓励法院通过电话会议、联合听证、批准跨境破产协议等方式直接沟通。这类措施被《资产双追》所吸收和重申,而这种深度的司法合作也是《资产双追》所倡导的“最大限度合作”的理想模式。33 由此可见,《资产双追》这一文件通过吸收美国和欧盟在跨境破产方面的最新实践经验,希望跨境破产在资产双追方面实现贸法会一直追求的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从简单的“程序性礼让”到更为复杂的“实质性协作”的提升和跨越。34这也是这份文件重要的规范价值所在。 (三)对中国实践的参考价值 这里我们希望从国内和跨境两个维度,简单探讨一下《资产双追》这份文件对中国破产法立法、司法实践,尤其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破产法修订工作、中国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参考借鉴价值。 关于国内维度,尽管《资产双追》这一文件具有其重要的规范参考价值,但本文作者亦认为,对其该价值的评估仍需客观理性。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破产法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与进步,对包括贸法会三部示范法及其立法指南、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吸收学习也较为充分。除跨境破产的规则体系外,《资产双追》中所涉及的大部分国内立法及司法措施和工具,在我国相关实践中均已有所体现和运用。尤其是在“府院协调”语境下,中国不断加强了对破产管理人履职的司法支持和行政支持,包括在资产追查方面的调查权等。35 而且,2025年9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向社会公布了(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并征求意见36。从中,我们更欣喜地看到了对这些最新实践和国际立法经验的总结吸收。 比如,《修订草案》新增并强化了债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资产双追方面的义务,包括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时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避免企业状况继续恶化和财产减损(第五十一条)、在重整中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模式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尽职义务(第一百零四条)。而这正是《资产双追》,尤其是《工具包》中“具体措施”部分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认为,鉴于我国企业破产的现状,尤其是大型房地产破产案件中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企业陷入破产应当承担的重大责任,也为了防范债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通过破产程序逃废债务、引发重大社会稳定风险等,有必要参考《资产双追》的相关内容,在《修订草案》中进一步强化债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资产双追方面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包括对债务人资产状况的强制报告和披露义务、清算责任(连带清偿责任、补充清偿责任、赔偿责任,反向揭穿公司面纱制度、“摊付令”制度,等等)。37 此外,《修订草案》新增了“破产申请提起后的法院审查立案阶段,债务人财产存在贬值或者恶意转移情况的,债务人或债权人可以申请终止执行和保全措施”的规定(第十一条)。这吸收示范法的相关规定,是为一大创新。但鉴于中国的实践需要,为了更好地落实破产法的“资产保护”功能,参考《工具包》中的“临时措施”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修订草案》还可以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临时保全制度,包括设定快速审查标准、临时保全措施的期限、允许针对此类临时保全措施有条件或有期限地附加“不披露措施”等38,以防止“抢在破产前”的资产贬损和转移。当然,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临时保全申请与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诉前保全”制度如何兼容协调,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关于跨境合作的维度,则需要承认的是现行破产法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存在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当下高度复杂化的跨境破产实践的需要。因此,构建一部与国际接轨、兼具可操作性的现代化跨境破产制度已成为本次破产法修订工作的重要内容。39 从立法格局上,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贸易发展都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不再单纯接受国际资本的输入和技术的流入,而是越来越多地对外输出中国资本和技术。40因此,现代化跨境破产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单方面有利于提升对国际债权人在境内的保护、提升中国营商环境,与之相应的是,这对中国债权人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同样有利的,尤其是中国资本和技术目前更多地是在向各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情况下。在立法规范的内容上,从仅以一条原则性条款回应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到《修订草案》设置“跨国破产的司法合作”专章(第二百零二条至第二百零六条,共计五个专门条款),已经有了显著进展,初步建立了当代主流跨境破产制度的四个核心内容(准入、承认、救济、合作和协调),为中国跨境破产实践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框架41。尽管在现阶段,《修订草案》尚无法投入更多的立法(条款)资源在跨境破产制度上,但仅就《修订草案》的五个专门条款而言,仍未能跳出“宜粗不宜细”的传统立法观念,亦仍存改进完善空间,而《资产双追》恰恰可以为有关修订工作提供重要参考知识来源。 其一,《修订草案》可以考虑进一步规定跨境破产协作的具体方式。《修订草案》第二百零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与外国法院就破产程序的承认、协助及协调进行沟通与合作”,但条文仍停留在原则层面授权,缺乏可操作性的司法合作路径。但是,跨境破产“合作”不仅是相互承认程序,对于“资产双追”这一核心任务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破产程序下提供具体和可操作的措施与相应的规则,比如: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资产保全行动、交换调查信息、互认和执行追回判决。因此,《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5条和第26条鼓励法院与外国法院、外国代表直接合作,并列举包括但不限于信息交换、文书送达、联合或并行听证、签订合作协议或指引、利用书面与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而《资产双追》进一步鼓励法院运用《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7条允许的“任何适当方式”进行合作,其中再次强调了“签订和批准跨境破产协议”这一方式,包括可以专门设计跨国资产双追行动方案等。42这一工具措施对于中国而言是全新的,但恰恰可能回应实践中的迫切需求。43因此,建议《修订草案》应明文鼓励中国法院与外国法院“以任何适当方式进行合作”,并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以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跨境司法合作指引文件的形式,适度吸收并明确规定具体合作方式(直接通讯、协调审理、批准跨境破产协议等),以降低跨境协作交易成本,落实程序互信与充分保护原则。44 其二,《修订草案》应考虑人民法院可承认的境外破产程序不仅局限于“外国主要程序”。《修订草案》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启动的破产程序,有关人员可以向债务人境内主要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破产程序。”这是基于国际破产学界主流观点支持“修正普及主义”45并吸收《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三章内容所做的规定。但是,《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并不禁止(甚至明确鼓励)接受国承认与协助外国的非主要程序。而且,从《资产双追》的相关内容中可以看出,外国非主要程序或者辅助/次级程序的核心任务和目标往往正是针对位于该国境内的债务人财产的“双追”,并且在相关双追措施中明确提出了对此类非主要程序或者辅助/次级程序的承认和协助(包括临时救济和酌情救济)的必要性。46因此,《修订草案》不宜将可承认的境外破产程序局限于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启动的破产程序(即“外国主要程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修订草案》第二百零三条作出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制度安排,即:突破现行破产法长期以“债务人住所地”为核心的属地管辖局模式,首次明确授权中国法院可在一定条件下对外国公司的破产行使管辖权(“债务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但由人民法院管辖更有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可以申请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换言之,《修订草案》从制度上认可了在境内法院开启“非主要程序”的制度可能。但是,如果将该条与第二百零四条规定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实践中的适用张力:第二百零三条允许我国法院启动非主要程序,但第二百零四条却未规定可承认与协助外国非主要程序,这导致互惠不对等。基于国际司法协助中的互惠礼让原则,这可能导致在我国境内启动的非主要程序,有可能无法得到境外法院的承认和协助,进而不利于保护中国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可能影响我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甚至可能动摇第二百零四条的实际适用效果。47 除了立法方面的参考启示外,在跨境司法实践方面,《资产双追》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工作思路。比如,《背景说明》的附件详细展示与资产双追相关的登记簿,并与《工具包》一样,再次强调了支持跨境电子登记簿信息共享理念。这不仅提示了我国未来建设全国统一的破产信息公示平台的必要性,逐步实现破产企业和/或案件登记信息与市场监管、不动产、证券、税务等登记系统的信息关联,并为探索在跨境合作背景下,依法、安全、高效地提供特定资产登记信息的路径,提供了前瞻性思路(如何向适格的境外破产管理人提供查询通道等)。48 又如,在当前我国跨境破产制度尚未全面建立之时,人民法院在处理承认和认可境外破产程序的案件中,可参考《工具包》和《背景说明》,细致地审查外方(不限于境外法院,也包括境外破产管理人或者当事人)提出的承认和协助(救济)请求,并作出附有明确条件、期限和措施内容的协助裁定,或者在审理涉及跨境资产的国内破产案件时,为境内管理人的境外追索行动出具必要的身份与权限证明文书,并可借鉴参考《工具包》中对外国程序救济类型的描述,使出具的文书更符合外国法院的审查要求,以有效地保护境外资产,提升境内管理人境外双追工作的实效。49 五、结语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实力的提升与发展,我国破产法实践已进入到日臻成熟而复杂的阶段,立法修订工作也已到关键时刻。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经贸环境中,明确的法律规则、成熟的法律实践,可以为市场主体和各方提供稳定的预期和保障,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纠纷。 “健全企业破产机制”也是确定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本次破产法修订则是为了完成这一改革任务所进行的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创新与制度优化。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承认,国际立法代表着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践和最佳经验总结, 能够减少国家间沟通的法律成本, 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但同样应意识到,以国际立法为参考的国内立法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 而是需要基于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仅是世界贸易投资发展的引擎, 也需逐步承担起引领国际规则、为全球提供制度化公共产品的职责。50 《资产双追》这一文件集中了各国破产法律执业者的集体贡献,代表了联合国贸法会第五工作组(破产法)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工作成果之一,对上述改革任务的完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可能成为我国建立健全跨境破产制度的支撑。 为了回应破产实践中的相关需求、提供重要的规则支持,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一文件的理论研究和相应的规则准备,进而提升跨境破产程序中中国企业资产的追查和追回的实效,更好地保护中国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同时优化中国“公正、平等、法治”的营商环境。当然,这些实践需求也对我国破产专业化队伍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一大批兼具破产法、国际私法、外语和金融知识的法官、学者、律师等职业共同体成员为此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报告第五十八届会议(2025年7月7日至23日)》(A/80/17),第25页,访问地址:https://uncitral.un.org/zh/commission,最后访问时间2026年3月20日。 截至2026年3月底,在联合国贸法会官方网站上仅公布了最终审定的《资产双追》案文的英文本,参见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insolvency;其他语言文本预计将在2026年3月以后陆续公布。本文所引述的《资产双追》案文的中文本并非正式公布文本。 [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Preface, iii,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insolvency,last visited on 2026-3-20. [3]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1-2. [4]例如,在某些法域,通过信息与披露措施所获得的债务人的资产信息或其他任何相关信息,可能不能用于刑事诉讼程序。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16 and p.22 footnote 21. 而这与中国破产法所依赖的法律传统并不完全一致。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事实上,破产程序和管理人履职往往是发现涉债务人财产犯罪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之一。 [5]可参考《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21条第1款之规定。但对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这一规定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当境外破产程序获得承认后,外国管理人在境内人民法院参与诉讼(包括主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资格可以免受传统诉讼程序所需的大量主体资格公证认证手续所累,进而极大地获得履职便利和效率助力。比如,(法发〔2021〕15 号)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可以依申请裁定允许香港管理人在内地履行下列职责:……(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另外,可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辖终70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观点。 [6]在“导言”部分,该文件专门强调了《背景说明》属于非规范性的信息来源。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31. [7]这里不仅涉及不同法域的破产程序之间的冲突问题,还涉及到同一法域或者不同法域内,由于不同的连结因素而导致不同的法律程序之间的冲突,多个法院(和法律程序)可能对某一特定资产的双追行动同时主张管辖权。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海事程序和破产程序同时对船舶类资产主张专属管辖。比如,韩国韩进海运破产案件就产生了并行的中国海事程序专属管辖和韩国破产程序之间的并行冲突。参见石静霞、黄圆圆: 《跨界破产中的承认与救济制度——基于“韩进破产案”的观察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 年第2 期。 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比如,在STX大连造船集团破产案件中,同样出现了破产法院财产变价程序和海事法院船舶拍卖程序之间的冲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似乎并不明朗,更多依赖个案请示解决。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于2013年11月29日公布的《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相关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也曾规定:“海事法院接受委托,拍卖破产企业所有的船舶,应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对享有船舶优先权、留置权、抵押权等优先受偿的债权完成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后,将剩余船舶价款移交受理企业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但是,在后续正式公布的该司法解释中最终又未保留这一规定。而也仅规定:“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依据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参见吴廷飞主编:《破产审判:实践中若干理论和实务问题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3页以下。 [8]目前, 贸法会第五工作组正在审议关于破产程序适用法律示范法草案,参见贸法会《第五工作组(破产法)第六十七届会议(2025年12月8日至10日,维也纳)工作报告》,https://docs.un.org/zh/A/CN.9/1243,2026年3月19日最后访问。 [9]在《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背景说明》重点列举了外国管理人的几类权力,也同时强调其必须遵守承认国的法律,并且其权力及所获得的救济应当与承认国的本地利益应当相平衡。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57.(法发〔2021〕15 号)第十四条第三款也有类似规定:“香港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也不得超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范围。” [10]吸收了这一做法,其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均进入破产程序,且无担保债权人在外国破产程序中已获得一定比例的清偿,该无担保债权人在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中,只有在与其处于同一顺位的其他债权人获得与其同等比例的清偿后,才能继续获得清偿。” [11]该附件最后还简单提示了其他一些由国际机构维护的与资产双追有关的登记册类型,例如,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册、深海还低勘探和开发活动登记册、公钥加密和数字证书登记册以及居民登记册、“蓝色”和“绿色”债券登记册。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83. 在实务中,近地轨道资源是稀缺且战略性极高的空间资源,也是商业航天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尽管其法律属性尚有争议),其由国际电信联盟(ITU)按“先申报先得”原则进行登记管理。近来,由于运营难度大、技术门槛高,投资风险大,已有部分境外商业航天企业进入破产,并已出现了近地轨道资源追查和追回的问题。参见https://xueqiu.com/1868164136/320746040,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12]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官方网站,访问地址:https://uncitral.un.org/zh,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13]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Preface, iii. [14]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pp. 13-14. [15]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53-58, pp.68-69. [16]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12页。 [17]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17-18. [18]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21. [19]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17. [20]根据《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第2条以及《工具包》中采用的定义,“计划程序”,是指针对企业集团某一成员启动的主要程序,须符合下列条件:(1)企业集团一个或多个其他成员参与该项主要程序,目的是为了制定和实施集团破产解决方案;(2)进入该项主要程序的企业集团成员很可能是这一集团破产解决方案的一个必要和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以及(3)其中任命了一名集团代表。在符合这些要求的情况下,法院可承认对企业集团成员主要程序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为制定集团破产解决方案而批准的程序为计划程序。从这里的定义可以看出,“计划程序”不是一种法院发起的司法程序,而是由企业集团的成员自行启动的与债务重组和化解有关的安排,一般由债务人与其股东和/或债权人签订, 旨在于约定时限内全部或部分偿还公司债务的还款安排,并最终可能受到法院程序的认可与规范。另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22页及脚注6。 [21]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17-19. [2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52, para. 100-102. [23]例如,《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110条提出的关于“债务人义务”仅仅是相对原则的“与破产管理人合作并协助破产管理人履行其职责”“提供法院、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和(或)债权人委员会可能要求提供的有关其财务状况和业务的精确、可靠和完整的资料”。 而《背景说明》中对这一规定的具体操作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列举:“与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合作,协助其履行与破产程序有关的职能,包括有效控制业务记录和破产财产。该义务这可能需要允许进入其房地,打开集装箱、仓库和其他相关场所,以便对其内容进行审查和逐项登记,并提供有效主张或获取破产财产资产和控制业务记录所必需的文件、信息、钥匙和其他属性。这还包括在追回或控制破产财产资产和业务记录方面提供便利或合作的义务,无论这些资产和业务记录位于何处。” “提供有关其资产、事务和破产的准确、可靠和完整的信息和解释,包括破产程序启动前发生的涉及债务人或其资产的交易清单;本正在进行的法院、仲裁或行政程序,包括强制执行程序,以及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进行的涉及债务人或其资产的任何监管或刑事调查;本资产、负债、收入和支出,包括其资产和负债的估计价值;本债务人及其负债;债权人及其债权;所有活动账户和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关闭的账户;本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留用的专业人员(审计师、商业或法律顾问等);本所有现任高级职员和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的前任高级职员;本债务人或其高级职员 持有的现行保险单;已付股息;受益所有人,其地址、联系方式和所持所有权百分比;雇员和内部人员;本在破产程序启动前的规定时期内向内部人员的付款;子公司;债务人营业所和其他业务活动的地点以及这些活动的参与人员身份;如果进行了审计或发布了财务报表,则应提供审计报告(包括审计员的任何结论和建议)以及财务报表的完整副说。所列信息不仅指债务人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且还指需要为提供相关信息并在整个破产程序中不断更新相关信息进行的一切必要准备工作。在一些国家,可能要求债务人通过宣誓陈述(宣誓书)提供这些信息,通常情况下或在陈述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交叉询问;以及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办法,使提供的所有信息内容清晰可辨、可以查阅,以供日后参考。”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43, para. 56. [24]参见“蓟门破产重组对话:美国法院在审理第15章跨境破产案件中的承认与救济”,微信公众号:“破产法快讯”,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IYiUet-LTXnScOdfpyR3j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25]2014年8月12日,新泽西州的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批准了在中国进行破产重整程序的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承认申请。该公司通过其在美国的代表向美国法院提交了申请,而后美国法院承认了中国破产重整程序的域外效力,并立即给予相应破产救济,触发了债务人财产自动终止处置的规则。这是美国法院承认中国破产程序的首例案件。参见石静霞、黄圆圆:《中美跨界破产合作里程碑——“尖山光电案”评析》,《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年第4期。 [26]In re Atlas Shipping A / S, 404 B. R. 726, 741 (Bankr. S. D. N. Y. 2009); Fogerty v Petroquest Resources, Inc. (In re Condor Ins. Ltd. ), 601 F. 3d 319, 325 (5th Cir. 2010) ; In re Vitro S. A. B. de C. V., 701 F. 3d 1031, 1054-1057 (5th Cir. 2013). 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05页脚注25-28。 [27]与美国不同的是,部分国家在转化示范法时没有完全遵循示范法的文本,其在制定国内跨境破产法时,有意省略了“明显”一词。但在跨境破产合作中限制性解释“公共政策”是多数国家的共识。在美国破产法典于2005年增补第15章以后,2013 年《跨境破产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强调,“明显”一词表明公共政策的例外应作限制性解释,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援引。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05页及该页脚注;黄圆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中的适用与启示》,《时代法学》2018 年第4 期;金春:《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解释与立法》,《政法论坛》2019 年第3 期。 [28]In re Platinum Partners Value Arbitrage Fund L.P. 1:22-cv-06376, (S. D. N. Y. 2022). [29]参见石静霞:《中美跨境破产合作实例分析: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洛娃重整案”》,《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30]2015年新修订的欧盟《破产程序条例》重点提到了改进欧盟内部的统一市场的目标,适用范围扩及至包括债务人清算、重整、混合(hybrid)程序等在内的八种程序,并注重债务人的重整程序。参见“石静霞:合作视角下的中国跨境破产立法与实践”,微信公众号:“阳光破产法课堂”,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NzzxB0ngTBMyh3DU8fj_gQ,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31]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17. 实际上,这一做法的实质也被部分吸收,其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债务人在内地的破产财产清偿其在内地依据内地法律规定应当优先清偿的债务后,剩余财产在相同类别债权人受到平等对待的前提下,按照香港破产程序分配和清偿。” [3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44-45, para. 65-73. 在《背景说明》的附件《破产程序资产追查和追回相关登记册的说明清单》中还提到了统一的破产登记册。 [33]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21. [34]参见金春:《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解释与立法》,《政法论坛》2019 年第3 期。 [35]比如,可以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以及中国各地政府和法院近年来颁行的各种保障管理人履职(包括破产财产管理和处置)的规范性文件,相较于中国法院系统颁布的司法解释性文件,此类文件通过“府院协调”机制,极大的拓宽了管理人依法履职的边界,有利地推动了资产双追目标任务的实现。 [36]参见全国人大网,访问地址:http://www.npc.gov.cn/npc/c1773/c1848/c21114/qypcfxd_/,2026年3月26日最后访问。 [37]例如,2021年,恒大地产境外债券违约,总负债超3000亿美元。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下令中国恒大集团(香港实体)清盘。3月,清盘人代表中国恒大集团提起诉讼(HCA 551/2024案),指控创始人许家印及其配偶、高管夏海钧等人通过离岸结构转移资产。6月,香港高等法院发出全球禁令(马雷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禁止许家印处分资产,并要求7日内披露所有单项价值50,000港元以上的财产。然而,许家印自2023年9月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完全未回应。清盘人认为其行为导致禁令实质失效,并于2025年4月进一步提出接管申请。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作出裁决(HCMP 1080/2024案),任命恒大清盘人为许家印全球资产的联合接管人,覆盖价值高达77亿美元(约55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包括其离岸家族信托。2026年2月,香港高等法院进一步裁定驳回许家印的所有上诉申请,并责令其于2026年2月20日下午4点前交清拖欠已久的120万港元诉讼评估费,否则,将直接剥夺其在整个案件中的答辩资格。参见HCA 551/2024 and HCMP 1080/2024 [2025] HKCFI4327. 这一裁决冻结了许家印的“影子帝国”,其重点是阐明债务人及其高管在资产披露方面失责的严重后果。更重要的是,上述法律程序清晰地展示出了清盘人(管理人)提起责任诉讼、法院发出禁令、(禁令未获遵守导致)强制接管这一完整的资产双追相关的司法程序升级过程。因此,对于“资产双追”这一主题,如何进一步强化债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强制报告和披露义务及其违规后的补充清偿责任、赔偿责任等,该案和相关裁决都很具有参考价值。《工具包》和《背景说明》亦对这一类程序和措施进行了总结。 [38]目前。中国司法实践尚未形成对非披露措施的制度性认知,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针对附不披露请求的保全申请,一般依赖于个案中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而在破产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的态度则更趋向于保守。参见“破产年度观察(2023):跨境破产篇”,微信公众号:“方达律师事务所”,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4EjtEJRT4KbcFTC3UBHFdA,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与此相反,境外相关实践则更为丰富,并由更为成熟的立法授权性规则和司法审查标准作为支撑。参见石静霞:《中美跨境破产合作实例分析: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洛娃重整案”》,《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39]参见“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完善跨境破产制度,争取跨境破产司法国际话语权”,微信公众号:“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2Bww3f6O3rZDYKVFERU8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米帅豪:中跨境破产制度的新发展”,微信公众号:“破产法快讯”,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_XDbCLmXjBS2Qj_1KV-uHA,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40]近年来,我国广泛参与国际投资与区域合作,已经由单向资本输入国发展为双向投资大国。202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的6790家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金额为1101.5亿美元;同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为1443.7亿美元。随着我国跨境投资高速发展,为了有力保护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亟需突破跨境破产制度相对滞后和保守的状态。参见曹启选、叶浪花:《我国跨境破产的实践发展和路径探索——以全国首例香港破产程序认可和协助案的审理为视角》,《法律适用》2022年第3期。 [41]参见“石静霞:合作视角下的中国跨境破产立法与实践”,微信公众号:“阳光破产法课堂”,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NzzxB0ngTBMyh3DU8fj_gQ,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42]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 59, para. 134. [43]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针对国内主体在境外持有的去中心化加密数字资产的清查和追缴的实践需求。例如,天津蓝天格锐公司钱志敏团伙2014至2017年间非法集资430亿元后,将赃款转为6.1万枚比特币潜逃英国,如今这笔资产市值已达470亿元。英国方面,其检察机关已经启动追偿程序相关行动,并认可不排除为中国受害者提供赔偿安排。参见英国皇家检察署(CPS)2024年10月22日发布《致蓝天格锐欺诈案受害者的通知》,https://www.cps.gov.uk/cps/news/notice-victims-lantian-gerui-fraud,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而在中国方面,公安机关亦已发布公告称,已通过国际执法合作渠道持续与英国等国家相关执法部门开展追逃追赃协作。参见“蓝天格锐案跨境追索,受害者维权在即”,https://zhuanlan.zhihu.com/p/1970074217790801396,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根据英国相关法律,在此类民事追偿程序中,需由法院任命一名民事追偿受托人,被提名的人很可能是临时接管人,或者是(跨境)破产从业人员,以便应对不同法域的资产双追问题。参见“英国皇家检察署就蓝天格锐案件公开声明之解读”,https://www.163.com/dy/article/JFCA64JH0519BMQ6.html,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 此外,在太子集团案件中,还涉及到更为复杂的跨境资产双追问题,其中破产程序及有关双追措施是否可能的选项,也有待实践检验。参见“太子集团案中国受害人跨境维权探讨之二:如何通过美国法律获得赔偿”,https://news.qq.com/rain/a/20251112A055T400,202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 [44]近年来, 国际学界不断强调跨境破产合作的重要性, 在处理大型跨境破产案件中通常需要协调数个司法辖区。由此产生了数个备受瞩目的合作方案: 美国法学会(ALI)和国际破产学会(III)发布的《国际破产案件合作的全球原则》、欧盟和国际破产学会发布的《欧盟跨境破产法院与法院合作原则》以及在新加坡签署的《法院之间关于跨境破产事务交流合作指引》。如在1992年“麦克斯韦通信公司破产案”中, 英国和美国的法院就积极交换破产信息, 协调两地重整方案, 共同分配债务人资产。在 2009 年“北电网络破产案” 中, 美国和加拿大的法院进行了联合审理。2008 年“雷曼破产案”中美国各地法院也以签署议定书的方式进行合作。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20-221页及相关脚注。 但是,在国内,以为例,其第十五条和第十九条仅分别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认可香港破产程序后,可以依香港管理人或者债权人的申请指定内地管理人。……两地管理人应当加强沟通与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就同一债务人或者具有关联关系的债务人分别进行破产程序的,两地管理人应当加强沟通与合作。”但并未就合作方式和举措做出更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就具体的合作方式,两地法院已经开始了初步的探索。比如,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并协助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中,保护债务人位于香港的财产免受债权人的个别执行行为,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曾向香港高等法院发出请求函(letter of request),以支持联合管理人提出的承认与协助申请。 对此,就内地香港合作乃至内地与其他法域的合作,可以借鉴参考上述域外地区实践经验和《资产双追》中的提示,进一步考虑推动内地和香港以及其他合适的境外地区协商签署《破产临时措施互认备忘录》等类型的司法协作文件,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协调审理跨境破产案件,就对方法域内破产程序下的资产双追措施进行互认,并且加强互联合通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实现法律文书自动推送、执行状态实时反馈、异常情况即时预警等功能),为此类互认安排提供司法技术支持等等。参见石静霞:《论香港法院对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以“华信案”为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45]国际学界主流观点支持的“修正普及主义”( modified universalism)主要涵盖几方面内容:第一,原则上仅由一国开启主要破产程序, 其效力可以及于全球, 同时允许开启地方性的次级程序或非主要破产程序,其效力一般限于程序所在国;第二,与主要破产程序向关联的核心概念是“主要利益中心”,而对主要利益中心的认定赋予一定的灵活处理的裁量空间,进而对主要破产程序的管辖地进行实质认定。参见郭帅:《修正普及主义视域下跨境破产的本土选择》,《法学研究》2024年第6期,第202页及相关脚注;参见“蓟门破产重组对话:美国法院在审理第15章跨境破产案件中的承认与救济”,微信公众号:“破产法快讯”,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IYiUet-LTXnScOdfpyR3j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石静霞:合作视角下的中国跨境破产立法与实践”,微信公众号:“阳光破产法课堂”,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NzzxB0ngTBMyh3DU8fj_gQ,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46]See Asset Tracing and Recovery in Insolvency Proceedings - UNCITRAL Toolkit and Background Notes, pp. 55-59, para119-134. [47]此处讨论内容感谢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梁闽海律师提供的指导和提示。 [48]在这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发改财金规〔2021〕274号)的有关规定已经开始有益的尝试,其中第一条提出“建立企业破产和退出状态公示制度”,第二十条则进一步提出“强化信息共享和沟通”,以推动破产程序中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提高各相关利益主体信息知晓便利度,便利管理人依法履职。 [49]比如,在2019年10月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程序”一案中,就出现了申请材料中的瑕疵问题。参见石静霞:《中美跨境破产合作实例分析: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承认与协助“洛娃重整案”》,《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50]参见“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完善跨境破产制度,争取跨境破产司法国际话语权”,微信公众号:“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访问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v2Bww3f6O3rZDYKVFERU8w,2026年3月29日最后访问。
介绍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参与者之一。其能够以远低于许多西方竞争对手的价格提供技术先进的汽车,这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监管审查,尤其是在欧盟。尽管公众辩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政府补贴上,但经济分析表明,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成本优势主要是由结构性产业因素驱动的,而不仅是国家资助。[1] 对于向欧洲和其他发达市场扩张的中国企业来说,法律问题不仅在于其竞争力是否合理。更紧迫的问题是,西方的贸易防御机制、外国补贴法规和经济安全政策将如何应对建立在深度融合、区域内规模和本地化创新基础上的产业模式。 本文考察了这一不断演变的格局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和战略考虑。 一、反补贴调查:有限但具有政治影响力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如果一个外国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带来了特定利益,并对该国内的产业造成了损害,一个国家可以征收反补贴税。欧盟委员会最近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调查表明,监管机构越来越愿意动用这一工具。 然而,经济数据表明,在领先的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与西方竞争对手之间的每辆车成本差异中,直接补贴和优惠融资仅占很有限的一部分。即使通过反补贴税完全抵消,这些补贴也不会消除潜在的结构性优势。 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尽管反补贴调查可能导致征收关税,但其不太可能抹去中国制造商的竞争力。尽管如此,政府补贴的政治敏感性也不应被低估。即使是适度的财务支持也可能成为更广泛监管审查的导火索,尤其是在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对于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来说,政府支持的透明度和资金流动的早期内部文件对于预测监管挑战至关重要。出口到欧盟的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应主动绘制和记录所有形式的与国家有关的金融支持,包括间接优势,以应对潜在的披露要求。 二、反倾销风险:维持利润率的重要性 反倾销法要求提供证据,证明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而且这种定价会造成损害。经济分析中出现的一个关键点是,中国主要制造商在提供较低价格的同时保持了正利润率。这削弱了低价必然是倾销行为的结果的观点。 如果较低的出口价格真正反映了较低的成本结构,而不是亏损策略,反倾销案件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定价模式的法律可辩护性增强。 然而,这种防御能力取决于稳健的会计透明度和连贯的转让定价政策。随着企业向海外扩张,保持明确的证据,证明定价决策反映了合法的商业考虑,对于减轻倾销指控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制造商来说,保持严格的定价策略和清晰的会计透明度能显著降低法律风险。 关键合规点包括: ◈明确转让定价政策 ◈支持定价原理的内部文件 ◈各市场间持续一致的盈利报告 准备充分的财务文件在限制倾销风险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结构优势:合法但受到审查 中国电动汽车成本竞争力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结构性的。高水平的垂直整合使某些制造商能够将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内部化,消除供应商加价,提高协调效率。在中国集中研发和行政职能降低了每辆车的管理费用。其区域内市场的规模使得固定成本可以在大量生产中分摊,进一步增强了价格竞争力。 从WTO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征是合法的。国际贸易体制并不禁止垂直一体化、规模经济或区域内产业生态系统带来的成本优势。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集中的创新集群是比较优势的经典要素。 然而,合法性并不能保护企业免受政治反应的影响。当结构性竞争力导致海外市场快速渗透时,政府可能不会通过经典的贸易防御工具来应对,而是通过更广泛的工业或经济安全措施。 中国企业应当预料到超出关税范畴的监管回应,包括: ◈间接的本地采购要求 ◈支持欧盟生产的激励计划 ◈改善公共采购条件 因此,问题是战略性的:是完全依靠出口,还是将出口实力与部分本地化相结合。 四、欧洲不断扩大的监管工具箱 欧洲的监管环境正在超越传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框架。例如,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引入了一层新的监管。其允许欧盟委员会在收购和公共采购的背景下调查外国财政资助。与基于WTO的工具不同,FSR并不仅仅依赖于对区域内产业损害的概念。 对于计划投资欧洲生产设施、合资企业或技术合作伙伴的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来说,FSR规定的披露义务可能会显著增加合规的复杂性。绘制所有形式的与国家相关的金融支持,包括间接出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欧盟内部的工业政策倡议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本地内容的激励措施或采购要求,即使是为了与WTO的义务保持一致而间接制定的。此类措施能够削弱从中国出口的优势,而无需直接实施全面禁令。 因此,中国制造商必须考虑生产、研发或供应链的部分本地化是否可以在保持竞争优势的同时降低监管风险。 对于考虑在欧盟建厂、合资或战略收购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说,提前做好准备至关重要。 建议对过去几年收到的财政资助进行内部审计,以确保为潜在的通知义务做好准备。 五、供应商付款惯例和财务结构 另一个可能受到审查的领域涉及供应商的付款惯例。延长付款期限已被确定为有助于财务灵活性和成本优化。虽然这种做法在商业上可能是合法的,但在有严格的延迟付款规则或加强ESG监督的司法管辖区,其可能面临监管限制。 欧洲立法规定了商业交易中付款延迟的上限。随着中国企业在欧盟开展业务,区域内的付款惯例可能需要调整,以符合当地监管预期。此外,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要求可能会增加与供应商财务安排的透明度压力。 因此,业务的国际化不仅需要贸易法的准备,还需要公司治理层面的合规调整。 随着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在欧洲建立子公司或合作伙伴关系,供应商融资实践可能需要调整,以符合以下要求: ◈欧盟延迟付款指令要求 ◈可持续发展报告义务 ◈供应链透明度标准 在区域内可接受的操作惯例可能需要在欧盟环境中进行修改。 六、知识产权和授权风险 与授权惯例和技术合规相关的成本差异也引起了关注。在欧洲,汽车行业的标准必要专利(SEP)执行是积极和复杂的。法院定期裁决FRAND许可纠纷,技术合规失败可能导致禁令或损害赔偿。 随着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扩展到具有强大知识产权执法传统的司法管辖区,诉讼风险也在增加。确保全面的许可合规和积极主动的知识产权战略成为国际扩张的关键组成部分。 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制造商应预见到: ◈潜在的专利诉讼 ◈连接性和软件许可审查 ◈开源合规性审查 在大规模进入市场之前进行主动的知识产权风险评估,可以显著降低风险。 七、从贸易法到经济安全 西方监管思维正在发生更广泛的转变。电动汽车、电池和汽车软件等战略行业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纯粹的市场公平。这种转变扩大了监管干预,超越了经典的贸易防御。 随着集成移动和数字平台成为汽车架构的核心,审查机制、网络安全要求、数据治理规则和技术出口管制可能会影响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这种环境下,法律准备的范畴必须超越关税和税费,包括数据合规性、网络安全框架和跨境投资审查。 结论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优势似乎主要来自结构性产业组织,而不是非法的国家补贴。传统的贸易防御手段可能会解决某些财务捐助,但其不太可能消除整合、规模和本地化创新带来的潜在成本优势。 然而,随着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向欧洲扩张,法律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政治上也更加敏感。反补贴调查、外国补贴审查机制、产业政策工具、知识产权执法和经济安全法规共同塑造了风险格局。 因此,国际扩张需要战略性的法律途径。测绘资金支持、加强透明度、确保知识产权合规性、评估本土化战略不再是防御措施;其是竞争定位的要素。 在日益受到监管竞争和工业能力影响的全球市场中,法律战略已成为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1] Why Are Chinese EVs So Cheap? Rhodium Group, 19 February 2026.
01.背景 融资性贸易因其隐蔽性强、风险传导复杂的特征,成为大宗商品交易纠纷的高发领域。实践中,融资性贸易参与方为规避直接借贷的合规风险,常通过嵌套通道方构建“闭环贸易链”,形成“出资方-通道方(中间方)-融资方”的交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通道方虽仅承担资金过桥职能并收取相对固定的服务费,但因其形式上处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地位,在融资链条断裂时极易被卷入诉讼、面临风险。对此,本文结合典型案例,从司法裁判逻辑切入,系统分析通道方可能面临的民事法律责任风险及应对。 02.通道方法律责任的风险形态 (一)风险形态Ⅰ:通道方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直接付款责任 1.案例解析 (1)案情简介: 中铁物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武汉维明达工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申2815号) 本案系中铁物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贸公司”)与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煤炭公司”)、武汉维明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维明达公司”)因煤炭买卖合同引发的纠纷,诉请金额达1.4亿元。 交易模式及核心争议: ①交易背景: 湖北煤炭公司(中间方)主张本案的交易模式为:a.武汉维明达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中间方)签订《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湖北煤炭公司;b.湖北煤炭公司与中铁物贸公司签订《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中铁物贸公司;c.中铁物贸公司又与武汉维明达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即湖北畅联工贸有限公司、武汉盈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武汉卫兵工贸有限公司、湖北艺奥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对应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前述第三方;d.武汉维明达公司与其指定的第三方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将煤炭卖给武汉维明达公司。以上交易情况形成“中铁物贸公司→湖北煤炭公司→武汉维明达公司→武汉维明达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公司→中铁物贸公司”的闭环交易链条 ②核心争议: 中间方湖北煤炭公司主张:本案系以买卖合同为表现形式的循环贸易融资借贷,武汉维明达公司为实际用资方,中铁物贸公司通过湖北煤炭公司“过桥”向其出借资金并收取固定利息,三方无真实买卖意图。 出资方中铁物贸公司主张:其与湖北煤炭公司系独立买卖合同关系,湖北煤炭公司未依约交付货物构成违约,应返还订金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 (2)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贸易链条未形成闭合:武汉维明达公司未能提供其与下游四家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指令付款或补偿交易差价的证据,交易链条未形成闭环,不符合循环贸易特征。 交易模式也不能定性为融资借贷: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货物买卖条款,虽武汉维明达公司存在融资意图,但是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却并无出借资金给武汉维明达公司使用的意思表示,整个交易过程描述为带有融资性质尚可,本案认定为借贷关系则无事实依据。 本案应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中铁物贸公司与湖北煤炭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包含标的物、价格、交货方式等条款,且中铁物贸公司依约支付订金1.5亿元,湖北煤炭公司亦认可欠付货款,双方行为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走单不走货”不影响合同效力:合同约定“由下游买受人直接完成货物交收”,符合商事交易惯例。即便无实际货物交付,亦属合同履行方式问题,不构成对买卖法律关系性质的否定。 (3)最终裁定: 驳回湖北煤炭公司再审申请,维持原判,确认湖北煤炭公司应向中铁物贸公司承担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责任。 2.风险解读 在融资性贸易中,一旦融资方资金链断裂、出资方无法回款,出资方最常采用的手段即以买卖合同为由向其上、下游通道方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此时作为被告的通道方则需要全力证明涉案贸易属于融资性贸易。然而,法院在认定法律关系性质时,通常遵循“形式重于实质”的审查原则,当通道方无法充分举证交易各方存在融资合意时,其合同义务将严格受制于书面买卖合同的文义解释,因此在对“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这种表里不一的融资性贸易关系来说,融资性贸易的隐蔽性及其违规规避做法导致通道方往往没有证据证明“融资合意的存在”,难以举证实质是融资关系。在这一情形下,通道方将面临着承担买卖合同项下付款责任的境遇,为出资方的风险进行“兜底”。 (二)风险形态Ⅱ:通道方对合同无效后果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1.案例解析 (1)案情简介: 河南濮阳皇甫国家粮食储备库、中航洛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豫民再799号) 本案系河南濮阳皇甫国家粮食储备库(以下简称濮阳皇甫粮库)与中航洛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光电公司)、河南丰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太公司)、赵某(丰太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河集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因融资性贸易引发的纠纷,涉及金额三千万元。 交易模式及核心争议: ①交易背景: 2013年5月8日,中航光电公司与睢县河集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集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赵某)签订《粮食采购合同》购买玉米,同日与濮阳皇甫粮库签订《销售合同》加价转售;濮阳皇甫粮库再与丰太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二次加价转售,形成“中航光电→河集公司→濮阳皇甫粮库→丰太公司→中航光电”的闭环交易链条。 ②核心争议: 出资方中航光电主张:与濮阳皇甫粮库存在独立买卖合同关系,要求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中间方濮阳皇甫粮库抗辩:交易实为融资借贷,自身系被利用的“通道”,不应承担付款责任。 (2)裁判要旨: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①交易性质与合同效力问题: 航光电公司、河集公司、濮阳皇甫粮库、丰太公司在两天内签订三份涉及同品种、同质量、同数量玉米的合同,形成封闭循环交易。赵某(河集与丰太)低卖高买(单价差112元/吨),净亏145.6万元,严重违背营利性商业逻辑。 交易无实际货物流转,仅凭《货权转移证明》虚构交货,且缺乏验货环节,突破大宗商品交易常规。 根据赵某供述、行政处罚书等证据链,证实交易实为融资,目的是偿还丰太公司对中航光电的历史欠款。 中航光电公司无金融资质却长期从事融资业务,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合同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案涉《粮食采购合同》《销售合同》均无效,中航光电公司主张货款的请求无法律依据。 ②责任分配问题: 丰太公司及赵某作为资金使用方,需承担返还中航光电2990万元借款的责任。其于二审中明确表示自愿担责,法院予以确认。 濮阳皇甫粮库虽未多次参与融资性贸易,但明知无真实货物仍通过盖章《货权转移证明》、确认债务数据等方式积极促成虚假交易,主观存在过错。作为国企,其过错程度较轻,法院综合参与度、获益情况及诚实信用原则,判令其对丰太公司、赵某不能偿还部分承担4%的赔偿责任。 (3)最终判决: 丰太公司、赵某返还中航光电公司2990万元及利息,濮阳皇甫粮库对不能清偿部分承担4%赔偿责任。 2.风险解读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能以“中间方在缔约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意隐瞒或放任虚假交易风险”等为由认定中间方在合同无效后需对债权人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责任比例则综合考量中间方对虚假交易的参与程度(如是否多次参与同类交易)、过错性质(积极促成或放任)、获益情况(如是否收取通道费)及债权人自身过错等因素酌定,此时即便中间方通过充分举证和说理证明涉案贸易为融资性贸易,其依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三)风险形态Ⅲ:通道方承担借贷关系项下的补充赔偿责任 1.案例解析 (1)案情简介: 航天海鹰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等与北京热客派尔热力科技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21)沪02民终9083号) 本案系上诉人航天海鹰安全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中间方,以下简称海鹰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核工业物资供销华东有限公司(出资方,以下简称中核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热客派尔热力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方,以下简称深圳热客)、北京热客派尔热力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方,以下简称北京热客)等因融资性贸易引发的借款合同纠纷,涉及金额2531.5万元。 交易模式及核心争议: ①交易背景: 中核公司与海鹰公司、华源公司三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华源公司向中核公司供货,中核公司则供货给海鹰公司;海鹰公司随即与深圳热客签订同名合同,所载供货名称、产品型号、合同数量与前述三方《产品购销合同》一致;华源公司则与深圳热客签署《补充协议》,约定由华源公司代深圳热客偿还对第三方的债务。前述贸易模式形成“中核公司→华源公司→深圳热客(指定收款方)→海鹰公司→中核公司”的闭环交易链条 ②核心争议: 中间方海鹰公司主张:其仅为“通道方”,收取固定费用,非实际借款人;案涉合同系融资性贸易,应认定无效。 出资方中核公司主张:与海鹰公司存在独立买卖合同关系,海鹰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 (2)裁判要旨: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①关于合同主体的认定: 深圳热客是案涉借款的用资方。经查实,中核公司以向华源公司付款的方式出借25,315,262元,该笔借款实际用于清偿深圳热客在南宫项目项下欠付华源公司等供货商的设备材料货款。此后,深圳热客通过海鹰公司向中核公司部分清偿了案涉借款。以上款项用途、流转方式能够较为充分地证明借款为深圳热客实际使用。 深圳热客、北京热客均自认其借款人的身份。一方面,深圳热客于2019年自行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向中核公司借款以清偿前述货款等内容,能与本案查实的借款实际用途相互印证,证实深圳热客的借款人身份 海鹰公司已向中核公司充分表明其并非借款人的身份,且海鹰公司始终不同意以借款人身份参与到融资性贸易环节中。 中核公司知悉实际借款人为北京热客或者深圳热客。 综上所述,法院确认中核公司系出借人,深圳热客、北京热客系实际借款人,海鹰公司系融资性贸易的中间方。 ②合同效力认定: 从在案证据来看,隐藏的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深圳热客、北京热客一方,系为生产经营需要临时性向中核公司拆借资金而订立借款合同;出借人中核公司一方,尚无证据证明其有长期、多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融资服务等以借贷业务为常业的行为,故本院对案涉借款合同作有效认定。 ③责任认定 作为借款人深圳热客、北京热客,其在中核公司履行出借义务后,未及时清偿案涉借款,系造成中核公司损失的直接原因,中核公司有权向借款人深圳热客、北京热客主张还本付息。 作为中间方的海鹰公司:a.原因力角度:一方面,海鹰公司的参与行为是中核公司愿意出借款项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海鹰公司不是中核公司未能获得清偿的直接责任人,其参与行为应属损失发生的间接原因,在责任顺序上应列于深圳热客、北京热客之后。b.过错程度:海鹰公司出于为自身增加虚假业绩等不正当目的,自愿提供合同订立、资金流通等媒介服务,帮助当事人规避相关限制或禁止性规定,存在明显过错。但海鹰公司作为整个融资性贸易中的一环,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长期从事“通道”业务,主动引导案涉交易,设计交易结构等情形,故其在交易中的作用有限;海鹰公司在整个资金流通中固定收取2%“通道费”,其所获利润亦有限。同时,作为损失方的中核公司,主动接受融资性贸易的行为亦存在明显过错,其在同意以货物买卖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之时,可以也应当预见到通谋虚伪行为的法律后果。据此,基于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公平原则,本院酌定海鹰公司在深圳热客、北京热客不能清偿案涉借款数额的40%范围内,向中核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3)最终判决: 深圳热客、北京热客共同返还20,315,262元,海鹰公司承担40%补充责任并返还10万元。 2.风险解读 在融资性贸易纠纷中,若中间方存在以下情形:(1)明知或应知交易实质为借贷而非真实买卖,仍配合设计“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虚假贸易链条;(2)在合同签订中未履行审慎审核义务(如放任合同版本差异、签章不一致等瑕疵),导致债权人误信其作为交易主体的担保能力;(3)实际参与资金流转(如设立共管账户、收取固定“通道费”),客观上促成融资行为的完成——则即便本案被认定为融资性贸易,法院仍然可能以“中间方对交易风险的促成具有过错”为由,认定其行为与债权人损失存在因果关系,进而要求中间方在债务人不能清偿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则综合考量中间方过错程度、收益情况(如通道费比例)及交易中的作用等因素酌定。 03.融资性贸易中通道方的法律风险应对 为应对融资性贸易纠纷带来的法律风险,通道方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司法裁判逻辑及典型案例的启示,考虑从以下各个维度构建风控体系。 (一)积极搜集融资性贸易证据,避免形式审查下的“被动兜底” 企业作为中间通道方,应时刻保持警惕,积极主动搜集并妥善保存所有能够证明所涉贸易实为融资性贸易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共同达成的融资性贸易合意文件、参与各方的买卖合同、货物的实际流转路径记录、资金往来凭证等。通过构建完整、有力的证据链,作为通道方的企业能够在融资方资金链断裂、出资方提起买卖合同付款义务诉讼时,有效证明自身仅作为通道方,并未实际参与融资活动,从而规避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避免承担高额的付款责任。 (二)优化合同管辖条款,争取有利诉讼环境 在签订融资性贸易相关合同时,通道方应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自主权,争取将合同的管辖地约定为自身企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这不仅有助于通道方在发生法律纠纷时能够更便捷地参与诉讼活动,降低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创造一个更为熟悉、有利的诉讼环境,从而提高胜诉的可能性,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完善尽职调查与证据留存,防范缔约过失责任 法院认定通道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核心依据在于“明知或应知虚假交易”。通道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关措施以自证无过错,比如:对融资方资信、货物仓储能力、历史交易记录开展尽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如要求融资方提供仓储合同、物流单据、增值税发票抵扣记录);要求融资方签署《交易真实性承诺函》,明确“货物已实际存在且可交付”;保留交易磋商阶段的沟通记录(如邮件、会议纪要),证明自身对“走单不走货”不知情。设立内部用印审批制度,对涉及货权确认的文件需附货物验收单、仓储方签章等佐证;在《对账函》等文件中备注“本确认仅基于形式审查,不视为对交易真实性的认可”;定期向融资方发函要求提供货物现状说明,形成“持续质疑”的证据链。 (四)优化交易结构设计,降低补充责任比例 法院常以通道方收取固定比例费用推定其存在过错。通道方应对策略包括但不限于:将通道费与交易成本挂钩(如按物流、仓储实际支出收费),避免采用“固定比例”模式;在合同中约定“通道费支付以融资方实际还款为前提”,将自身收益与融资方履约绑定;要求融资方提供实物抵押或第三方担保,并在与上下游的合同中约定“通道方责任以担保物变现为限”;采用“多通道方联合参与”模式,通过责任分摊条款限定单一通道方的责任上限。 (五)探索其他法律路径,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若当前手头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涉案贸易的融资性本质,通道方可结合案情考虑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比如在符合法定报案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刑事报案寻求司法机关的介入。在此类司法程序的推进过程中,企业有望获得更多的关键证据,以进一步证明所涉贸易的融资性,为自身在相关的法律纠纷中争取更有利的合法地位。
融资性贸易,是指参与贸易的各方主体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依托货权、应收账款等财产性权益进行短期融资并获取收益的贸易形式,其核心特征是以贸易之名行借贷之实。 在当前国家强化金融监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宏观背景下,以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打击“脱实向虚”的号召下,规范融资行为,依法认定相关合同效力,引导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国资委自2013年以来陆续发布等一系列文件,明确将融资性贸易的审查作为重点,进一步细化了融资行为的监管。最高法院也明确提出,加强对“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等虚假交易的司法审查。因此,依法妥善审理融资性贸易纠纷,不仅是司法审判的职责所在,更是服务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助力营造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 1、司法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如何准确界定融资性贸易,又依据哪些关键特征进行认定呢?这需要我们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剥开贸易形式的外衣,探究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 具体而言,我们的审查认定主要围绕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从法律性质上如何界定它;第二,在实践中它通常表现出哪些可供识别的关键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融资性贸易的司法界定。这实质上是揭开表面合同,探究隐藏的法律关系。 融资性贸易并非一种法定的、受保护的交易模式。从法律性质上审视,其通常涉及两个层面的行为。首先,是表面行为,即各方签订一系列货物买卖合同。其次,是隐藏行为,即当事人之间真实的借贷融资合意。这才是交易各方的根本目的。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在融资性贸易中,由于当事人缺乏买卖货物的真实意图,其签订的买卖合同往往因构成“通谋虚伪表示”而被认定为无效。法院在审理时,将着力审查并认定其背后隐藏的真实借贷法律关系。 2、特征认定 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融资性贸易通常具备以下几个可被司法审查所识别的核心特征:意思表示的虚假性、交易流程的虚构性、交易主体的异常性与结构的循环性。 第一,意思表示的虚假性。 这是融资性贸易的本质特征。判断的关键在于,各方是否具有转移货物所有权的真实合意。司法审查中,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是交易背景与磋商过程:各方在交易前是否就货物规格、品质、交付等真实买卖要素进行过商业谈判。审判中,我们发现,真实的买卖通常会有具体的磋商痕迹,而融资性贸易合同往往条款高度雷同,套用统一模板,缺少针对交易细节、个性化的谈判过程。 其次是交易价格的合理性:价格是否明显偏离市场正常水平。例如,在某案件中,五家公司在同一天签订闭环买卖合同,交易价格“平买平卖”,完全不符合商业主体追求利润的基本逻辑。 最后是当事人的主观认知:通过邮件、聊天记录等证据,判断各方是否明知并无真实货物,交易的实质是资金流转。 第二,交易流程的虚构性,即“走单、走票、不走货”。 这是融资性贸易最典型的外在表现。法院主要从“资金流”和“货物流”两方面进行审查: 首先是资金流转闭环且异常迅速:资金在短期内沿着贸易链条定向流动,并最终回流至源头或关联方,形成闭环。其流转速度与正常贸易结算周期严重不符。 其次是货物流转缺失或仅为单证流转:这是认定的关键。实践中,货物可能自始至终未移动,仓储单等货权凭证仅在纸面流转。例如,在某案件中,A公司凭一份《出库单》主张交货,但是单据上“发货人”与“收货人”为同一主体,且无任何物流信息佐证,最终法院未认定货物已实际交付。 第三,交易主体的异常性与结构的循环性。 为掩盖单一借贷关系,融资性贸易常被设计成复杂的链条式或循环式结构。 主体角色固定:交易中通常可识别出资金提供方、实际融资方以及一个或多个充当“通道”的中间贸易方。国有企业因其信用优势,常被动或主动地成为资金提供方或通道方。 贸易结构闭合:货物和资金在多家关联或非关联公司间循环流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闭合的贸易圈,其唯一功能就是实现资金的输送和返还。 融资性贸易的司法认定,是一个穿透合同文本、探究商业实质的过程。法院通过综合审查交易各方的真实意思、合同的履行细节、资金的流转路径以及货物的交付情况,能够有效识别出那些隐藏在合法贸易形式之下的违规融资活动。这一定性不仅对具体案件的公正裁判至关重要,也为规范市场行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指引。
摘要:在中非经贸合作深化的背景下,赤道几内亚废钢贸易因法律环境不完善、监管松散等因素,风险态势复杂。本文以律师经办过的一个大额废钢交易案例为切入点,将赤道几内亚废钢贸易风险重构为民商事法律风险与刑事诈骗法律风险,结合中赤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剖析风险表现与成因,构建“交易前核查—交易中管控—纠纷后救济”的全流程体系,明确国际仲裁优先路径,为中国企业在赤道几内亚开展废钢贸易提供合规指引与争议解决方案,助力中方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保障合法权益。 关键词:赤道几内亚;废钢贸易;国际贸易;法律风险 引 言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持续推进,赤道几内亚废钢贸易已成为中企跨境合作的重要领域,但当地市场秩序与法律环境潜藏多重风险。结合笔者经办案例:某中企拟向赤几卖方采购数十万吨废钢,交易金额逾千万美元,卖方宣称系政府官员亲属,持环保部工程授权处置废钢。买方赴赤几堆场考察后,发现三大核心风险:一是卖方身份与资质存疑,“官员亲属”身份无佐证,《商业登记证》《废钢经营许可证》缺失,授权文件无法官方核验;二是货量严重不足,堆场可见废钢远少于声称数量,无库存记录佐证货源;三是质量存在瑕疵,废钢混杂大量杂质,未达到约定标准且无第三方质检证明。鉴于风险过高,买方终止交易以规避巨额损失。此类案例并非个例,其暴露的问题正是赤几废钢贸易的典型风险,亟需系统分析与防控。 一、法律风险的类型化解析 笔者结合经办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国际仲裁裁决等相关司法实践,将赤道几内亚废钢国际贸易的法律风险分为民商事和刑事两大类。 (一)民商事法律风险 赤几废钢贸易的民商事法律风险指废钢买卖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因卖方资质缺陷、合同条款瑕疵、履约不当或赤几当地政策限制引发的争议,核心特征为无非法占有目的,受民商事法律及国际惯例规制,责任以继续履行、赔偿损失为主,具体体现为四大类风险:一是主体适格风险,卖方未取得赤几工贸部《商业登记证》《废钢经营许可证》等必备资质,或无货物来源及所有权凭证、货权存在抵押查封限制,导致买方无法取得完整所有权;二是合同履行风险,该风险贯穿交易全过程,集中于质量(未明确标准、检验机构或异议期限)、数量(无第三方重量证书,卖方少装、掺假)、交付延迟(港口拥堵且无宽限期及免责条款)、付款(信用证单据要求不明或受外汇管制影响)四大环节;三是单据欺诈风险,卖方伪造提单、质检证书等虚假单据或提供签章不规范单据,诱使中方付款,导致单据无法核验、货款及货权受影响,造成重大损失;四是合规性风险,因违反赤几监管政策引发,如废钢环保不达标被查封、卖方无出口授权致清关受阻,或合同未明确税费承担主体引发分摊争议等。 (二)刑事诈骗法律风险 赤几废钢贸易的刑事诈骗风险指赤几卖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中企财物,触犯刑法,核心特征为“非法占有目的+刑事违法性”,受中国及赤几《刑法典》规制,责任以有期徒刑、罚金为主,涉案财物追缴退赔,具体表现为三类诈骗情形:一是虚假主体诈骗,行为人伪造企业信息、虚构“政府关联身份”,克隆官网或伪造资质文件,以“低价货源”“官方授权” 为诱饵,收取预付款后失联;二是非法货权诈骗,卖方以盗抢、走私的“黑货” 交易,隐瞒货权非法事实,货物被海关没收后货款难追回,且多通过偏远堆场规避监管;三是履约诈骗,卖方虚构履约能力(如承诺货源充足却少交货),诈骗分子伪造交货指令变卖货物,或采用“分层装货”掺假方式,骗取全额货款后失联。 二、法律风险的成因剖析 (一)客观环境:法律与监管不完善 赤道几内亚的客观环境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体系不健全,赤几虽有《商法典》作为商事基础依据,但废钢贸易专项规制(如质量标准、货权登记)缺失,现有条款原则化且缺乏实操性,加之法律修订频繁,中方企业难以实时掌握最新动态,合规难度较大;二是行政监管松散,当地工商登记审核不严致虚假企业泛滥,海关、环保等部门执法标准不统一、存在选择性执法,检验机构监管缺位,部分小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为诈骗行为提供可乘之机;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废钢贸易无行业自律机制,部分企业为短期利益突破合规底线,且贸易信息透明度低,缺乏统一权威的资质与货权查询平台,中方企业核实交易方信息操作难、成本高。 (二)交易实践:风控与条款缺陷 在交易实践层面的成因主要聚焦于风控措施缺失与合同条款缺陷,具体表现为:一是合同条款制定不严谨,未明确质量标准、检验机构及异议期限,付款方式为一次性大额全款支付且未预留尾款,未约定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条款及通知义务,为后续争议埋下隐患;二是交易前信息核查不充分,中方企业仅依赖卖方提供的资料复印件审核,未通过赤几工贸部、中国驻赤几使馆等权威机构穿透式核验卖方资质,亦未要求提供货物来源证明(如回收合同、报关单),货权合法性存疑;三是履约监管存在明显缺失,未委派人员现场监装致卖方少装、掺假等行为难以及时发现,选择无资质运输公司且未约定GPS定位等物流追踪机制,货物截留风险显著升高。 (三)救济机制:跨境维权障碍 在救济机制层面的核心成因体现为跨境维权障碍,具体表现为:一是赤几当地司法效率低下,司法程序冗长且存在腐败风险,中方企业易面临“赢而不执” 困境,加之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法语,语言障碍进一步增加纠纷解决成本;二是跨境执行难度大,虽赤几为《纽约公约》成员国,但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限制颇多,跨境财产保全、取证缺乏完善制度保障,生效法律文书难落地;三是跨境司法协作机制薄弱,中赤司法协助体系不完善,刑事诈骗案件跨境侦查、追赃受阻,涉案资金易转移,中方企业维权成本高、推进难。 三、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构建 (一)交易前:穿透式核查 交易前的核心防控措施为穿透式核查,一是主体资质核验,中方企业要求卖方提供《商业登记证》《废钢经营许可证》等必备资格原件,通过赤几工贸部、中国驻赤几使馆交叉核验;若交易对象为代理人,还需提供货主《授权委托书》及全套资质,明确禁止与“三层以上的中介”合作,从源头规避主体不适格风险;二是货权合法性核查,要求卖方提供回收合同、报关单、库存记录等货物来源证明,必要时委托当地律所查询货权是否受限,优先选择港口正规堆场交接,避免偏远堆场及全额现金交易,降低非法货权风险;三是合同条款精细化拟定,严格依据CISG、UCP600等国际规则,明确核心交易要素:质量标准(如 Q235 材质、杂质率≤3%)、指定检验机构(CCIC/SGS)及“预检验+监装+终检”机制,数量结算以第三方重量证书为准,信用证支付预留10%-20%尾款并明确单据审核标准(如签章规范、文件完整),货权转移设定为“全部到港+检验合格”并配套违约金条款,争议解决优先约定CIETAC或HKIAC为仲裁机构,仲裁地选中国北京、上海或香港,为纠纷解决提供明确依据。 (二)交易中:闭环式管控 交易中的核心防控措施为闭环式管控,具体包括:一是检验与监装把控,中方企业委派特定工作人员或委托当地律所全程监装,装货前完成预检验且合格后方可装货,监装中详细记录货量、质量并全程录像;卸货后及时终检,若货物与约定不符,按合同异议期限书面通知赤几卖方补发,否则追究其违约责任;二是物流与清关监管,物流环节优先选择有资质的运输公司,明确约定运输路线、GPS 实时定位及书面交货指令;在清关环节委托专业机构审核出口授权书、报关单等文件,确保合规无瑕疵,避免清关延误;三是全流程规范留存证据,电子证据(聊天记录、邮件等)通过区块链存证,书证(合同、提单、付款凭证等)留存原件且外文文件附正规译本,物证(不合格货物等)封存签字,装卸货录像存档,为争议解决提供有效支撑。 (三)交易后:动态化监测 交易后的核心防控措施为动态化监测,旨在及时处置履约异常、降低企业损失,具体如下:中方企业交易后需持续跟踪卖方履约情况,一旦发现延迟交付、单据造假、货物质检不合格或其他违约情形,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一是出具规范《履约异议函》,明确异议事由、合同依据、违约事实及限期纠正要求,通过约定有效方式送达并留存凭证;二是支付环节紧急管控,信用证支付的按UCP600 及约定向开证行申请暂停兑付,电汇支付的及时联系银行申请冻结未付资金,防范资金损失;三是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梳理交易全流程材料,委托赤几当地专业律师与中方人员协同核查案情、评估风险,制定协商、仲裁或报案等应对策略,为纠纷解决筑牢事实与法律基础。 四、纠纷解决与司法实践 (一)民商事纠纷救济 基于“节约时间成本”的考虑,争议发生后先通过书面函件协商解决方案,可申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或当地商会进行调解,避免争议直接升级。若协商或调解无果,则依合同仲裁条款提起仲裁,委托“中国律师+赤几本地律师”团队,申请第三方就质量、数量等争议进行专业鉴定;就不可抗力争议,提交CCPIT等出具的《不可抗力证明》,主张免责或合同变更。在裁决执行方面,若对方在中国大陆有财产,可直接向中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财产在赤道几内亚境内,可委托当地律师依据《纽约公约》(因为目前赤道几内亚为该条约的成员国)向当地最高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若财产在第三国,结合第三国是否为《纽约公约》成员国,委托当地律师协助执行。 (二)刑事诈骗救济 中方企业由赤几当地律师协助向赤几警方提交刑事报案材料,以“诈骗罪”立案侦查,通过刑事程序查封涉案账户、货物等财产;同时向中国公安机关报案,申请通过跨境司法协助机制,如依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的规定推动案件侦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诈骗分子返还货款、赔偿损失;若刑事程序未追回全部损失,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查封财产。此外,中方企业在赤道几内亚属于外国主体,需充分借助官方渠道增强维权力度,可以积极申请使馆协助,协调当地政府部门(如工贸部、海关)提供便利,核实对方企业真实性及货权合法性,必要时通过使馆出具《领事函》,督促当地司法部门公正处理。 (三)专家与律师团队的协同合作 在仲裁/诉讼过程中,专家与律师的协同是关键,需要明确双方的分工与配合机制:专家负责“事实层面的专业论证”,针对质量争议、流程合规性等问题,出具详细的《专家意见书》,并出庭接受仲裁庭/法院的质询,解释专业术语、行业惯例、技术标准等,协助仲裁员/法官理解案件核心事实。律师团队负责“法律层面的权利主张”,基于专家意见和证据,梳理法律依据,明确诉讼/仲裁请求(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制定辩论策略,反驳对方的抗辩理由,推动仲裁庭/法院采纳己方观点。 五、结语 赤道几内亚废钢贸易为中企提供机遇,但机遇与风险并存。中企需摒弃“重交易、轻风控”的思维,将合规贯穿全流程:交易前穿透核查,交易中闭环管控,纠纷后依托跨境律师与国际仲裁机构维权。在中非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对于赤道几内亚废钢国际贸易的法律风险解析与防范,不仅适用于赤几地区,更能为中方企业与非洲其他地区的相似贸易活动提供参考与借鉴,助力保障中企在中非贸易中的合法权益,助力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推进。 参考文献 一、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 [1]《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 [2]《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 600) [3]《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20》(Incoterms®2020) [4]《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5]《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即《纽约公约》 [6]《国际商会仲裁规则》 [7]《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0)》 二、中国国内法、司法解释等文件 [1] [2] [3] [4] [5] [6]《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 三、学术著作 [1] 沈四宝,王军.国际商法(第三版)[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2]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四、网络文章 [1] 叶渌.《UNCITRAL商事仲裁示范法》下的临时措施. [EB/OL]. (2022-06-01), 访问时间:2025-11-3.https://www.ctils.com/articles/5591 [2] 驻几内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关于谨防几内亚不法商人贸易诈骗的风险提示 [EB/OL].(2023-12-31),访问时间:2025-11-3.https://en.investgo.cn/article/gb/fxyj/202312/701575.html [3] 河南省商务厅.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行业布局、风险挑战与精细化应对策略[EB/OL].(2025-06-15),访问时间:2025-11-3.https://hnsswt.henan.gov.cn/2025/06-19/3171199.html [4] 福步外贸论坛.非洲收款如何避开高汇损和手续费陷阱?[EB/OL].(2025-06-09),访问时间:2025-11-3.https://bbs.fobshanghai.com/blog.php?tid=9231511 [5] 连连国际.信用证项下不符单据的处理与救济.[EB/OL].(2024-05-20),访问时间:2025-11-3.https://global.lianlianpay.com/article/MTAzOTI1LGQ5Mg.html
01 前言 2023年10月,(国资发财评规〔2023〕74号)正式发布,明确表示禁止国有企业开展绕过金融监管的融资性贸易,随后多地国资委相继发文严管国企融资性贸易。从国资委近年来发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融资性贸易的管控不仅仅涉及中央国企,还包括地方省属国企、市属国企、区县属国企,其目的在于避免国资风险和维护经济秩序,维护以银行为中心的借贷金融秩序。那么,关于如何确定融资性贸易、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又如何避免陷入融资性贸易陷阱等问题,本文将从融资性贸易的定义入手,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对融资性贸易认定的几个案例来一起探讨。 02 融资性贸易的定义 关于融资性贸易的定义,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2023年2月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国资财管〔2017〕652号)规定,融资性贸易业务是以贸易业务为名,实为出借资金、无商业实质的违规业务。其表现形式多样,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主要特征有:一是虚构贸易背景,或人为增加交易环节;二是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或上下游之间存在特定利益关系;三是贸易标的由对方实质控制;四是直接提供资金或通过结算票据、办理保理、增信支持等方式变相提供资金。 从公布的裁判文书来看,融资性贸易在大宗商品领域较为常见,实务中又以买卖型融资性贸易居多,其表现形式往往符合《答复》所列举的一种或多种特征。且因大宗商品交易涉及金额大,融资性贸易纠纷案件一般一审审级即到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法。 03 融资性贸易的穿透式审判 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穿透式思维后又弥漫至民商事领域,集中体现为法院以商行为的履行结果和目的、而非内容作为判断交易行为性质、效力的实质依据,刺破商行为内容的面纱而直指背后的实质目的。(1) 在融资性贸易纠纷中,司法实践中常以“名为……,实为……”的方式对交易性质进行概括性表述。其中,“名”系指当事人形式上选择并订立的买卖合同类型,“实”则是法院结合交易目的及履行结果,对交易所形成的实际法律关系所作出的判断,通常被认定为借贷关系。在此裁判路径下,法院并不拘泥于合同文本所呈现的权利义务安排,而是通过对交易整体结构的分析,对相关法律关系进行重新定性。 从审判方法上看,法院在认定融资性贸易时,重点考察交易的资金流向、货物流转情况及交易是否形成闭合结构,并结合资金占用期限、收益安排等履行要素,对交易的运行方式加以分析。在该过程中,金融风险防控和交易秩序维护等因素,成为法院理解交易背景和判断交易性质的重要参照,部分融资监管规则亦被用于辅助事实认定和法律定性。 从交易结构观察,融资性贸易往往在合同成立阶段呈现为买卖合同的形式,而在履行阶段则体现出以资金占用为核心的运行特征。司法实践中,法院据此将合同生效阶段与履行阶段的表现纳入统一评价框架,并结合是否存在“走单、走票、不走货”等情形,对合同履行状况进行审查,从而影响对买卖合同性质及其法律效果的认定。 综上,融资性贸易中的穿透式审判,系以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所确立的审判理念为背景,并在中获得规范层面的确认,其核心特征在于弱化合同名称与形式安排在交易定性中的决定性意义,转而通过综合考察缔约背景、交易目的、交易结构及履行行为等因素,识别当事人之间实际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2)在融资性贸易纠纷中,该审判方法具体表现为法院以交易运行的经济功能与履行结果为分析重心,对名义上的买卖合同进行穿透式审查,并据此完成对交易性质及其法律效果的整体判断。 04 最高法对融资性贸易的认定 案例一: 案情简介:上诉人云南铜业因与被上诉人万宝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云南铜业诉请与万宝公司之间因买卖合同关系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并诉请其他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通过双方举证质证,最高法认为:首先,从案涉协议的整体约定来看,从形式上体现了货物买卖的意思表示,但是从货物流向上来看,整个交易模式形成了云南铜业自买自卖的闭环贸易。从资金流向上来看,万宝公司背书转让的商业承兑汇票最终实现款项转回万宝公司。其次,从案涉协议约定的合同价款来看,就相同的产品“低卖高买”,亦不符合买卖合同以盈利为目的的交易特征。因此认定:云南铜业与万宝公司之间没有达成买卖货物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通过闭环贸易形式的行为,实现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真实目的,案中提供的提货单及提货单存根并不足以认定案涉交易中有真实的货物流转,云南铜业以其与万宝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主张权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同时由于云南铜业以买卖合同为由主张的主债权不能成立,各担保人不就本案主债权承担担保责任。最终判决:驳回云南铜业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关键词:本案认定融资性贸易的关键词有:物流自买自卖、闭环贸易;汇票贴现、资金回流;价格低卖高买;货物流转单据的证据不足。 实务建议:国企在签订买卖合同时,风控人员应注意审查相关条款隐含的以上关键词含义,及时发现该合同交易是否系融资性贸易。注意:本案最高法明确建议:云南铜业另行解决本案所涉融资性贸易关系产生的纠纷时,可继续就各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予以主张。但2023年74号文等相继出台后,严禁央企及地方国企进行融资性贸易,如企业涉及相关案件,是否涉嫌违法违规,是否可就融资性贸易关系主张债权尚待商榷,本文暂不讨论。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案例二: 案情简介:上诉人上海云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阳煤国贸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请被上诉人退还货款及违约利息或诉请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大用公司等四方退还货款及利润和利息损失。针对本案,最高法认为:第一:各方当事人之间并没有货物的实际交付,只有资金的往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卖方曾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第二:涉案五方买卖合同首尾相接,大用公司高价买入、低价卖出,不符合公司的营利性特征,违背基本商业常识。第三,从款项走向看,上海云峰公司先支付款项,其他各方都是收款同日或者次日即支付给下家,而大用公司对资金的占用时间最长,大用公司亏损的金额主要去向为上海云峰公司。 最终认定:上海云峰公司主张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为各方当事人之间虚假的意思表示,上海云峰公司和大用公司之间实际为借款合同关系,上海云峰公司为出资方,大用公司为用资方,资金使用的成本即体现在合同约定的价差上。因此,买卖合同关系无效。确认贸易链其他三方基于不当得利返还所获利益。本案经释明后,上海云峰公司仍坚持买卖合同关系,法院建议其和大用公司的借贷关系另行起诉。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键词:本案认定融资性贸易的关键词有:无第三方出具的存储、运输、检验的单据;港口无委托作业;增加业绩、应对国企考核;(以上为一审认定事实关键词,二审支持)买卖合同首尾相接;高买低卖;闭合性贸易;亏损金额等于贸易链各端利润之和。(可以看出,最高法在本案中认定融资性贸易的关键词与案例一重合度很高。) 实务建议:企业在交易中,应注意保管好相关原始单据,应与仓储码头保持联系,查明供货方在仓库的真实库存,确保交易真实进行。企业也不应为了虚增业绩、应对上级考核加入融资性贸易中,卷入讼争,遭受损失。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同案例一)。《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案例三: 案情简介:上诉人兴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煤公司及第三人日智公司仓储合同纠纷,诉请判令山煤公司向兴大公司交付煤炭并赔偿利息损失,或者赔偿兴大公司货物价款损失及利息损失,并判令担保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最高法认为:仓储合同双方并未就仓储费用的计费标准进行约定,兴大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就案涉货物支付过仓储费用,仓储合同未实际履行。案涉货物仓储单据缺乏质量、标记等具体货物信息,无约定印鉴,许多单据系单方制作,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存货人向保管人实际交付案涉仓储保管物储存保管。日智公司主导的自买自卖高买低卖的煤炭交易明显违反商业逻辑,不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目的。种种形式瑕疵,印证各方之间并无订立煤炭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未打算实际履行相关合同。且兴大公司自认与日智公司签订的《内贸代理采购合同》项下保证金,足以佐证案涉闭环融资贸易事实存在。因此认定:兴大公司与各方之间没有订立煤炭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基于买卖取得案涉煤炭交付山煤公司予以仓储保管的前提不存在,因未实际交付案涉货物,基于案涉货物所作的担保亦无法支持。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样,最高法建议:兴大公司可基于借贷合同关系另行向相关责任主体主张权利。 关键词:本案认定融资性贸易的关键词有:未支付仓储费用;未实际交付仓储货物;自买自卖高买低卖;闭环融资贸易;自认保证金;单据无具体货物信息、单方制作、无约定印鉴、形式瑕疵。 实务建议:企业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条款时,应注意合法合规。如本案最高法指出:应注意仓储合同为双务合同,保管人的主要义务是提供条件保管货物,主要权利是收取仓储费用,存货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仓储费用,主要权利是要求保管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管理货物,仓储费用及实际交付货物为仓储合同要素,应有相关单据佐证。企业应根据合同约定条款制作单据,同时应符合商业惯例,避免出现形式瑕疵。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九百零四条: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05 融资性贸易的定性及法律后果 融资性贸易的当事人并不关注货物本身,无真实的买卖意图,本意在于共同实施融资性贸易行为,即通过分别订立内容高度一致的连环买卖合同,构筑虚假交易流程,以买卖形式掩盖借贷法律关系。法院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都是原(现《民法典》第146条)隐藏行为的规定,认为当事人之间构成通谋的虚伪表示。(3) 在融资性贸易的法律适用框架下加以理解,其交易结构在客观上具备隐藏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在主体要件上,融资性贸易并非单方意思保留,而是由出资方与用资方(往往通过贸易链条加以安排)共同参与完成,名义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双方存在相对人为前提,符合隐藏行为须由表意人与相对人共同构成的要求。其次,在意思表示层面,双方当事人对买卖合同的订立具有通谋性,其在外观上作出以货物买卖为内容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并非其真实交易意图,而是作为交易外壳服务于资金出借与占用安排,构成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再次,就主观要件而言,当事人通常具有通过虚假买卖合同隐藏真实借贷关系的共同故意,该共同故意不仅体现在对虚假买卖形式的共同采用,也体现在通过价差、回款路径及履行安排实现资金占用及收益分配的交易设计之中。最后,从行为结构上看,名义买卖合同与所隐藏的借贷关系在交易目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履行效果上存在明显不一致,买卖合同仅作为外观形式存在,而真实的法律效果则指向借贷法律关系的实现,从而使融资性贸易在整体上符合隐藏行为“外观虚假与实质真实相分离”的构成特征。 具备上述四个要件,构成隐藏行为,应当按照隐藏行为的法律规则判断其法律效力。(4)首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形式上作为外壳的买卖合同无效。其次,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在融资性贸易语境下,“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为借款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即按照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处理。结合最高法判决,融资性贸易的隐藏行为产生如下法律后果: 第一,当事人不得以买卖合同纠纷主张权利。 在融资性贸易中,名义上的买卖合同被认定为虚假意思表示,用以隐藏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依法不发生买卖合同的效力。当事人若仍以买卖合同关系为基础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已经起诉的,法院将以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能成立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仅释明当事人可另循借贷关系主张权利,而不在原案中径行变更法律关系。 第二,基于买卖合同设立的从属性担保不发生效力。 融资性贸易项下的保证、抵押或质押等担保,系围绕名义买卖合同设立,其法律效力以主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在买卖合同被认定为虚假、无效的情形下,该主债权不成立,从合同亦随之失去存在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判决中一贯认为,担保人不应就不存在或无效的买卖合同债权承担担保责任。 第三,名为卖方、实为出借人的主体不得主张违反高利贷限制的超额利息。 当融资性贸易被穿透认定为借贷关系后,隐藏的借贷合同原则上适用民间借贷的强制性规范。《民法典》第680条第1款及《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25条所确立的利率上限,构成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直接限制。名义上的“卖方”作为实际出借人,仅得在法定利率范围内主张资金占用对价;对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既不能作为有效债权请求给付,亦难以通过变相价差、利润返还等方式获得司法保护。 06 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融资性贸易通常指的是企业以获取融资为目的,人为“制造出”的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交易。以上案例上诉人均为一审原告且均为出资方,两级法院均未支持出资方的诉求。在庭审过程中经法院释明交易并非买卖关系而是借贷关系后,出资方往往还是坚持买卖关系的主张,起诉资金实力雄厚的贸易链某一方反而不告用资方,究其原因在于用资方一般是资金薄弱的民企,即使法院以借贷关系支持了出资方,用资方也不具备偿还能力,无法弥补出资方的损失,但出资方坚持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往往也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建议企业进行交易时,明确自身真实目的,以真实贸易背景开展业务,加强对货权的控制,并对整个交易环节进行留痕同时妥善保存相关交易单证,谨防一旦涉诉被法院认定为融资性贸易,导致买卖合同无效,最终可能造成巨额损失。 备注: 1. 李建伟.融资性贸易合同的定性及效力规制研究[J].法学评论, 2023,41(03):156.DOI:10.13415/j.cnki.fxpl.2023.03.015. 2. 石佳友.融资性贸易中名实不符合同效力认定规则之反思[J].法学评论, 2023,41(03):149.DOI:10.13415/j.cnki.fxpl.2023.03.014. 3. 石佳友.融资性贸易中名实不符合同效力认定规则之反思[J].法学评论, 2023,41(03):140.DOI:10.13415/j.cnki.fxpl.2023.03.014. 4. 杨立新.规定的隐藏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J].比较法研究,2017,(04):101
全球贸易政策重构下的供应链挑战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格局面临深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因素交织,给中国企业出海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重要市场,其关税政策的变动尤为关键 —— 对等关税暂停征收至2025 年 11 月后,双方仍在就后续税率进行谈判,政策不确定性导致部分企业陷入生产停滞。据苏州地区制造业反馈,部分工厂曾因关税预期暂停开工,等待政策明朗后再恢复生产,凸显关税政策对供应链的直接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针对跨境电商的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取消 800 美元以下小包裹免税待遇,改为按 “100% 从价税或每包裹 100 美元从量税” 孰高计征,这一政策直接压缩了跨境电商的利润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包裹免税政策收紧已形成全球趋势:日本于 2025 年 4 月正式取消该政策,欧盟也在 2025 年第三季度通过相关法案,逐步终止小额包裹免税待遇,迫使企业重新规划物流模式。 在转运监管方面,美国政府联合贸易伙伴严查 “非法转运” 行为,尤其针对中国货物经越南、菲律宾等国转口的情况。美国与越南的贸易谈判中明确要求,越南需严格核查中国转运货物是否经过实质性加工,杜绝 “阳澄湖洗澡式” 原产地造假。美国海关已升级大数据核查系统,要求企业提供原材料采购地、生产能源消耗等全链条数据,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穿透式审查。更值得警惕的是,同行举报已成为违规申报被查的首要原因,违规企业将面临罚款、拉黑等严厉处罚,单纯依靠转口贸易规避关税的模式风险剧增。 欧盟则以 “供应链韧性” 为抓手,构建多重贸易壁垒。2024 年出台的《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产业本地化目标,要求降低对中国稀土、光伏组件等关键产品的依赖;《5G网络安全工具箱》建议成员国限制高风险供应商参与网络建设,进一步压缩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市场空间。受俄乌战争影响,欧盟将能源自主与供应链去风险作为核心目标,通过加快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这对中国清洁能源、数字科技等领域企业造成显著影响。 供应链与供应链韧性的核心认知 供应链作为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到产品交付的一体化网络,涵盖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与税务流的协同管理,其核心特征体现为立体化与税务关联性。立体化意味着供应链是多层级、多区域的网状系统,任一节点的波动都可能引发全局影响;税务关联性则表现为各国关税、增值税、所得税政策深度嵌入供应链各环节,直接决定企业成本结构与利润空间。 供应链韧性的本质,是在风险冲击下快速恢复的能力,而当前部分国家已将其异化为产业政策工具。传统韧性建设聚焦风险预测、基建优化等层面,如今则延伸至可持续发展领域 —— 欧盟将环保标准、人权保障、透明度要求纳入供应链评估体系,使韧性建设成为市场准入的隐性门槛。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理解这一变化至关重要:供应链韧性已不再单纯是抗风险能力,更是符合目标市场规则、实现可持续运营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应对供应链风险的实操案例 面对复杂的贸易环境,头部企业已探索出多元化应对路径,道通科技的关税应对策略颇具参考价值。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在 2025 年 4 月发布的声明中,提出五大核心举措:其一,维持充足美国库存,保障业务目标稳定达成;其二,激活美国北卡本土工厂产能,该工厂于 2023 年末投产,专注生产符合美国补贴标准的新能源充电桩,既贴近客户需求,又降低关税影响;其三,布局墨西哥蒙特雷工厂,借助美墨加自贸协定的零关税优惠,规避关税波动风险;其四,基于产品不可替代性优势,与客户协商共同承担关税成本,适度调整产品价格;其五,拓展欧洲、亚太、中东等市场,降低美国市场依赖度。 道通科技的案例揭示了关键逻辑:自贸协定是供应链布局的重要依据。美墨加协定等区域贸易协定,会明确零关税产品清单与商品编码,企业需根据目标市场的贸易协定框架,选择生产基地。类似地,福耀玻璃投资 4 亿美元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线,既保障本地原材料供应,又规避汽车玻璃产品的关税壁垒,其核心在于通过本地化生产融入目标市场供应链。 在市场多元化方面,江波龙的出海策略值得借鉴。这家存储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打造供应链基地,将市场拓展至拉美、欧洲等地区,2025 年巴西子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30%,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的政策风险。其成功关键在于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深化与新兴市场的产业协同,借助 RCEP 等区域贸易协定降低关税成本,实现全球化布局与本地化运营的平衡。 供应链合规与财税规划的核心策略 企业出海供应链规划的核心,在于实现合规性与成本效率的平衡,具体可从四大维度推进: 生产基地选址策略需综合三大因素:当地基础设施与产业集群优势、税收与贸易政策、与目标市场的地理距离。东南亚凭借年轻人口结构与低成本优势,成为电子、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热门选择;墨西哥依托地缘优势与自贸协定,成为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的优选之地;东欧的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则借助欧盟政策红利,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桥头堡 —— 比亚迪已在匈牙利布局生产基地,辐射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此外,哥伦比亚、智利、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因与美国关税摩擦较小、自贸协定覆盖广,正成为供应链多元化的新选项。 商品归类与原产地管理是关税优化的基础。海关编码作为货物的 “身份证”,其六位数字结构(前四位大类、后两位细分)直接决定适用税率,企业需精准匹配产品归类。原产地证书则相当于货物的 “国籍证明”,判断标准分为两类:非自贸协定国家适用 “完全获得标准” 或 “实质性改变标准”,前者适用于天然产品,后者需满足税号变更或核心技术本地化要求(如芯片行业的晶圆封装测试环节决定原产地);自贸协定国家则需符合区域价值含量或税则变更要求,例如美墨加协定要求产品在区域内实现一定增值比例,才能享受零关税待遇。需注意的是,美国海关自 2025 年 4 月 15 日起升级核查系统,企业需确保供应链全流程可追溯,必要时申请海关预裁定确认原产地资质。 税务筹划与合规管理需聚焦三个核心:转让定价、关税计税优化、海外仓合规。转让定价方面,企业需在供应链各环节合理分配职能、资产与风险,利用不同国家税收优惠,通过独立交易原则下的定价模型,降低整体税负。关税计税优化可运用美国 “首次销售原则”,在货物入境前完成真实商业交易,以中间环节价格作为完税基础 —— 例如中国制造商以 100 美元将货物售予香港中间商,再由中间商以 150 美元转售美国买家,企业可按 100 美元申报关税,前提是交易真实、单据完整可验证。海外仓布局方面,企业需关注州级法律适配、所得税率差异、土地获取合规等问题,通过与当地服务商合作建立税务申报体系,同时构建风险隔离机制,保护核心资产。 风险应对与权益保障要求企业建立三重机制:供应链合规审查机制,定期核查上下游在环保、人权、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规性,满足欧盟《尽职调查指令》要求;风险预警与应急预案,针对地缘冲突、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制定应对方案;权益救济机制,当遭遇歧视性贸易政策时,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申请国际仲裁,或借助 WTO 争端解决机制维权,也可在东道国发起行政诉讼。 构建韧性供应链的四大关键路径 总结来看,中国企业出海供应链韧性建设需把握四大核心:一是生产基地多元化,通过本土建厂、区域布局、新兴市场拓展,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二是物流模式转型,从小包直邮转向海外仓备货,实现本地化分拣、包装与合规审查,规避原产地核查风险;三是盈利模式优化,结合产品竞争力合理调整价格,运用税务筹划工具降低成本,将利润留存于低税率区域;四是市场布局均衡化,降低单一市场依赖,通过品牌出海与并购整合,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价值层级。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关税政策的波动、监管要求的升级,本质上推动中国企业从 “规模扩张” 向 “质量提升” 转型。企业唯有以全球化视野重塑供应链体系,将合规管理融入运营全流程,在风险中寻找机遇,才能在全球制造博弈中占据主动。供应链韧性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动态优化的过程,需要企业结合自身行业特征、产品竞争力与目标市场需求,制定差异化策略,在合规底线之上实现可持续增长。
一、谈判背景与时间线 从官方文本能够直接读出的动因是两点:其一,双方将这份安排定位为“把双边关系重新放到稳固基础上、推动再工业化”的工具,其二,欧方“承认美方关切”,双方意在“解决贸易失衡”,并把本次框架作为“可随时间扩展的第一步”。这些表述既解释了为什么要谈——缓和摩擦、稳定预期、为后续更细化的规则留出空间——也界定了法律层级:当前仅是“框架”,后续仍要由各自国内程序把政治承诺落为可执行的法律文件。就时间节点而言,白宫先于2025年7月28日对外发布“事实清单”宣布达成一项合作协议;随后在2025年8月21日,美欧同步公布了题为《就“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的框架达成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The White House,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二、官方承诺:与数字贸易、AI 直接相关的条款 联合声明在数字与技术板块给出了几项定锚:第一,双方确认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并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继续支持对电子传输征税的多边“暂缓”并寻求永久化;同时强调将共同应对“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第二,欧盟在文件中确认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network usage fees)”。第三,欧盟表示将就贸易程序数字化及欧盟海关改革的拟议立法,与美国及美方贸易群体开展磋商。第四,在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方面,欧方重申可依据1998年《美欧互认协定》(MRA)的电信设备部门附件,将美国合格评定机构指定为欧盟《无线电设备指令(RED)2014/53/EU》项下的“通知机构”(Notified Bodies),涵盖网络安全在内的“基本要求”;双方还将谈判签署一份网络安全互认协定。第五,在AI 与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欧盟表示拟为其计算中心采购至少 400 亿美元的美国 AI 芯片,并“计划与美国对齐技术安全要求,以避免技术向关切目的地外泄”;美方承诺在上述要求到位后“努力便利该类出口”。(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三、承诺所针对的既有障碍及其潜在解法 数字条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正对近年最具不确定性的几类制度摩擦“对症下药”。首先,“网络使用费”长期以“公平分担(fair share)/发送方付费(SPNP)”出现在政策讨论中,其核心是要求大型内容/应用提供者按流量或类似指标向电信运营商付费。欧盟监管者 BEREC 在2022—2023 年的正式文件中已给出审慎结论:固定网成本对总流量的“敏感度很低”,移动网成本更取决于“峰值流量”而非总量;据此,按流量向平台收费在经济与网络互联层面存在明显问题。联合声明用一句“欧盟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相当于在欧盟层面把这一选项政策性地“排除”,直接消除了跨境平台与云服务面临的新增成本与重复收费风险,也降低了美方将其视作“数字壁垒”的争端空间。(berec.europa.eu,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其次,围绕“电子传输征税”的不确定性一直来自多边层面。自 1998 年起,WTO 通过部长级会议一再延续对电子传输不征关税的“暂缓”;在 MC13(2024 年),成员再次同意延长至2026 年下一次部长会。联合声明把双边零关税与多边永久化目标并列写入,给跨境软件、内容分发、数据传输提供了双重的稳定锚:即便 2026 年前后多边进程出现波动,美欧也已在双边层面排除征税路径,同时为多边谈判“加码”。欧盟自己的数字贸易说明文档也明确把电子传输举例为软件、邮件、文本、音乐、影视、游戏等内容,有助于企业对“适用客体”作出清晰界定。(世界贸易组织,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互认直指“重复测试/重复认证”的长期痛点。1998 年的美欧 MRA 在电信设备与电磁兼容等领域已经建立了“你方认可我方机构评定结果”的制度基础;此次联合声明把这一基础向 RED 及其含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延伸,并开启谈判一份专门的网络安全互认协定。法律效果在于潜在地减少重复适配成本、缩短上市周期,尤其对联网设备、边缘/AI 硬件供应链意义重大。不过,RED 项下“通知机构”的具体指定仍需按欧盟程序个案实施,网络安全 MRA 也仍停留在“将谈判”的层级,真正的可执行性与范围界定仍有待后续文本。(NIST, 联邦通信委员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四,通关数字化与欧盟海关改革承诺缓解的是跨境电商、平台经济与“数据驱动型海关治理”之间的互操作性鸿沟。欧盟层面的海关改革在 2025 年 6 月 27 日已经获得理事会部分谈判授权,目标是以数据枢纽和风险管理应对电商激增与边境合规压力。联合声明把“与美方及美企磋商”的程序性义务写入,为今后在数据字段、申报格式、风控模型上的对表与衔接打开了制度窗口。(欧洲理事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最后,AI 芯片与技术安全对齐为先进算力的合规出口路径预埋了条件:欧方在自身法制中先对齐一定的技术安全门槛,美方在其出口控制与许可框架下“努力”便利出口;其性质是意向性与条件性的,实际落地仍取决于双方各自的内部程序与个案许可安排。联合声明亦明确,双方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可以据此预期路径进行合规筹划,但不可视同现成的授权或合同承诺。(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四、仍未充分谈拢之处与未来细化的方向 从官方文本观察,三个“留白”最为关键。第一,“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未被界定,文件既未对其外延作定义,也未把现行欧盟数字平台监管(如 DSA/DMA)纳入任何调整或审查安排。这一“开放口”与近期权威媒体的报道相互印证:多家媒体将欧盟坚持维护其数字规则视为联合声明定稿过程中的主要分歧;尽管声明最终发布,但对数字监管的碰撞并未在文本中得到“实质处理”。对企业的直接含义是,现行欧盟数字法继续按原轨制约市场行为,而“数字壁垒”的争议是否会被双方事后拿来争端化,取决于未来如何在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书中书写这一术语。(Reuters, 金融时报) 第二,网络安全互认仍处于“将谈判”阶段,规则原产地亦待协商。前者决定了联网产品在网络安全要求上的交叉认可能走多远;后者决定了供应链“第三国成分”在多大范围内仍能享受本框架项下利益。这两项都属于高技术含量且高度政治敏感的议题——可预期的路径是先由技术层面的指引、程序性安排落地,再逐步固化为法律拘束的协定文本或立法修订。(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WTO 电子传输关税“暂缓”虽获 2024 年部长会再度延长,但仅至2026 年或下一次部长会;“永久化”仍属谈判目标而非现实。双边承诺固然能在美欧范围内维持“零关税”,但涉及与第三国的交易与供应链布局仍会受多边走向的影响,因此企业层面的中长期税收风险评估不可或缺。(世界贸易组织) 就“未来将细化什么”而言,官方文本已经给出一条“程序路线图”:在文件层面,“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在领域层面,可以预期将出现(或推进)至少四类实施工具——一是围绕数字贸易段落的解释性文件/实施指引,明确“电子传输”的适用边界与“数字壁垒”的识别标准;二是就RED 与网络安全互认,通过个案指定美国合格评定机构为“通知机构”,并对网络安全 MRA进行领域化、分阶段谈判;三是海关改革与通关数字化的三方谈判与技术规范对接;四是AI 芯片方面与出口许可/技术安全对齐的部门规制细则。这些动作均需要在欧盟与美国各自的法律体系内部完成相应的授权与程序,非联合声明本身所能直接自执行。(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欧洲理事会) 五、结论 作为“定锚性”的政策文件,联合声明在数字贸易与 AI 上的主要价值是消减不确定性:欧盟对“网络使用费”的明确排除,配合美欧双边层面的“电子传输零关税”,为跨境内容与数据传输提供了短期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基于 1998 年 MRA 的合格评定延伸与拟议的网络安全互认,为联网与 AI 硬件的跨境准入提供了可追踪的合规路径;围绕 AI 芯片的“拟采购 + 技术安全对齐”,则提示了“许可前置、合规先行”的现实逻辑。与此同时,最具争议的“数字壁垒”概念仍未被定义,现行欧盟数字法保持不动,WTO 层面的“永久化”尚未到手,规则原产地与网络安全互认也有待谈判。对于关切数字与 AI 的市场主体而言,正确的读法不是把联合声明视为立即生效的权利义务条款,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份紧接着会产生大量实施文书的“路线图”,并据此安排合规节拍与证据留存,以便在正式规则落地时迅速对表。(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一、谈判背景与时间线 从官方文本能够直接读出的动因是两点:其一,双方将这份安排定位为“把双边关系重新放到稳固基础上、推动再工业化”的工具,其二,欧方“承认美方关切”,双方意在“解决贸易失衡”,并把本次框架作为“可随时间扩展的第一步”。这些表述既解释了为什么要谈——缓和摩擦、稳定预期、为后续更细化的规则留出空间——也界定了法律层级:当前仅是“框架”,后续仍要由各自国内程序把政治承诺落为可执行的法律文件。就时间节点而言,白宫先于2025年7月28日对外发布“事实清单”宣布达成一项合作协议;随后在2025年8月21日,美欧同步公布了题为《就“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的框架达成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The White House,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二、官方承诺:与数字贸易、AI 直接相关的条款 联合声明在数字与技术板块给出了几项定锚:第一,双方确认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并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继续支持对电子传输征税的多边“暂缓”并寻求永久化;同时强调将共同应对“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第二,欧盟在文件中确认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network usage fees)”。第三,欧盟表示将就贸易程序数字化及欧盟海关改革的拟议立法,与美国及美方贸易群体开展磋商。第四,在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方面,欧方重申可依据1998年《美欧互认协定》(MRA)的电信设备部门附件,将美国合格评定机构指定为欧盟《无线电设备指令(RED)2014/53/EU》项下的“通知机构”(Notified Bodies),涵盖网络安全在内的“基本要求”;双方还将谈判签署一份网络安全互认协定。第五,在AI 与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欧盟表示拟为其计算中心采购至少 400 亿美元的美国 AI 芯片,并“计划与美国对齐技术安全要求,以避免技术向关切目的地外泄”;美方承诺在上述要求到位后“努力便利该类出口”。(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三、承诺所针对的既有障碍及其潜在解法 数字条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正对近年最具不确定性的几类制度摩擦“对症下药”。首先,“网络使用费”长期以“公平分担(fair share)/发送方付费(SPNP)”出现在政策讨论中,其核心是要求大型内容/应用提供者按流量或类似指标向电信运营商付费。欧盟监管者 BEREC 在2022—2023 年的正式文件中已给出审慎结论:固定网成本对总流量的“敏感度很低”,移动网成本更取决于“峰值流量”而非总量;据此,按流量向平台收费在经济与网络互联层面存在明显问题。联合声明用一句“欧盟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相当于在欧盟层面把这一选项政策性地“排除”,直接消除了跨境平台与云服务面临的新增成本与重复收费风险,也降低了美方将其视作“数字壁垒”的争端空间。(berec.europa.eu,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其次,围绕“电子传输征税”的不确定性一直来自多边层面。自 1998 年起,WTO 通过部长级会议一再延续对电子传输不征关税的“暂缓”;在 MC13(2024 年),成员再次同意延长至2026 年下一次部长会。联合声明把双边零关税与多边永久化目标并列写入,给跨境软件、内容分发、数据传输提供了双重的稳定锚:即便 2026 年前后多边进程出现波动,美欧也已在双边层面排除征税路径,同时为多边谈判“加码”。欧盟自己的数字贸易说明文档也明确把电子传输举例为软件、邮件、文本、音乐、影视、游戏等内容,有助于企业对“适用客体”作出清晰界定。(世界贸易组织,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互认直指“重复测试/重复认证”的长期痛点。1998 年的美欧 MRA 在电信设备与电磁兼容等领域已经建立了“你方认可我方机构评定结果”的制度基础;此次联合声明把这一基础向 RED 及其含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延伸,并开启谈判一份专门的网络安全互认协定。法律效果在于潜在地减少重复适配成本、缩短上市周期,尤其对联网设备、边缘/AI 硬件供应链意义重大。不过,RED 项下“通知机构”的具体指定仍需按欧盟程序个案实施,网络安全 MRA 也仍停留在“将谈判”的层级,真正的可执行性与范围界定仍有待后续文本。(NIST, 联邦通信委员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四,通关数字化与欧盟海关改革承诺缓解的是跨境电商、平台经济与“数据驱动型海关治理”之间的互操作性鸿沟。欧盟层面的海关改革在 2025 年 6 月 27 日已经获得理事会部分谈判授权,目标是以数据枢纽和风险管理应对电商激增与边境合规压力。联合声明把“与美方及美企磋商”的程序性义务写入,为今后在数据字段、申报格式、风控模型上的对表与衔接打开了制度窗口。(欧洲理事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最后,AI 芯片与技术安全对齐为先进算力的合规出口路径预埋了条件:欧方在自身法制中先对齐一定的技术安全门槛,美方在其出口控制与许可框架下“努力”便利出口;其性质是意向性与条件性的,实际落地仍取决于双方各自的内部程序与个案许可安排。联合声明亦明确,双方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可以据此预期路径进行合规筹划,但不可视同现成的授权或合同承诺。(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四、仍未充分谈拢之处与未来细化的方向 从官方文本观察,三个“留白”最为关键。第一,“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未被界定,文件既未对其外延作定义,也未把现行欧盟数字平台监管(如 DSA/DMA)纳入任何调整或审查安排。这一“开放口”与近期权威媒体的报道相互印证:多家媒体将欧盟坚持维护其数字规则视为联合声明定稿过程中的主要分歧;尽管声明最终发布,但对数字监管的碰撞并未在文本中得到“实质处理”。对企业的直接含义是,现行欧盟数字法继续按原轨制约市场行为,而“数字壁垒”的争议是否会被双方事后拿来争端化,取决于未来如何在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书中书写这一术语。(Reuters, 金融时报) 第二,网络安全互认仍处于“将谈判”阶段,规则原产地亦待协商。前者决定了联网产品在网络安全要求上的交叉认可能走多远;后者决定了供应链“第三国成分”在多大范围内仍能享受本框架项下利益。这两项都属于高技术含量且高度政治敏感的议题——可预期的路径是先由技术层面的指引、程序性安排落地,再逐步固化为法律拘束的协定文本或立法修订。(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WTO 电子传输关税“暂缓”虽获 2024 年部长会再度延长,但仅至2026 年或下一次部长会;“永久化”仍属谈判目标而非现实。双边承诺固然能在美欧范围内维持“零关税”,但涉及与第三国的交易与供应链布局仍会受多边走向的影响,因此企业层面的中长期税收风险评估不可或缺。(世界贸易组织) 就“未来将细化什么”而言,官方文本已经给出一条“程序路线图”:在文件层面,“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在领域层面,可以预期将出现(或推进)至少四类实施工具——一是围绕数字贸易段落的解释性文件/实施指引,明确“电子传输”的适用边界与“数字壁垒”的识别标准;二是就RED 与网络安全互认,通过个案指定美国合格评定机构为“通知机构”,并对网络安全 MRA进行领域化、分阶段谈判;三是海关改革与通关数字化的三方谈判与技术规范对接;四是AI 芯片方面与出口许可/技术安全对齐的部门规制细则。这些动作均需要在欧盟与美国各自的法律体系内部完成相应的授权与程序,非联合声明本身所能直接自执行。(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欧洲理事会) 五、结论 作为“定锚性”的政策文件,联合声明在数字贸易与 AI 上的主要价值是消减不确定性:欧盟对“网络使用费”的明确排除,配合美欧双边层面的“电子传输零关税”,为跨境内容与数据传输提供了短期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基于 1998 年 MRA 的合格评定延伸与拟议的网络安全互认,为联网与 AI 硬件的跨境准入提供了可追踪的合规路径;围绕 AI 芯片的“拟采购 + 技术安全对齐”,则提示了“许可前置、合规先行”的现实逻辑。与此同时,最具争议的“数字壁垒”概念仍未被定义,现行欧盟数字法保持不动,WTO 层面的“永久化”尚未到手,规则原产地与网络安全互认也有待谈判。对于关切数字与 AI 的市场主体而言,正确的读法不是把联合声明视为立即生效的权利义务条款,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份紧接着会产生大量实施文书的“路线图”,并据此安排合规节拍与证据留存,以便在正式规则落地时迅速对表。(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一、谈判背景与时间线 从官方文本能够直接读出的动因是两点:其一,双方将这份安排定位为“把双边关系重新放到稳固基础上、推动再工业化”的工具,其二,欧方“承认美方关切”,双方意在“解决贸易失衡”,并把本次框架作为“可随时间扩展的第一步”。这些表述既解释了为什么要谈——缓和摩擦、稳定预期、为后续更细化的规则留出空间——也界定了法律层级:当前仅是“框架”,后续仍要由各自国内程序把政治承诺落为可执行的法律文件。就时间节点而言,白宫先于2025年7月28日对外发布“事实清单”宣布达成一项合作协议;随后在2025年8月21日,美欧同步公布了题为《就“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的框架达成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The White House,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二、官方承诺:与数字贸易、AI 直接相关的条款 联合声明在数字与技术板块给出了几项定锚:第一,双方确认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并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继续支持对电子传输征税的多边“暂缓”并寻求永久化;同时强调将共同应对“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第二,欧盟在文件中确认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network usage fees)”。第三,欧盟表示将就贸易程序数字化及欧盟海关改革的拟议立法,与美国及美方贸易群体开展磋商。第四,在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方面,欧方重申可依据1998年《美欧互认协定》(MRA)的电信设备部门附件,将美国合格评定机构指定为欧盟《无线电设备指令(RED)2014/53/EU》项下的“通知机构”(Notified Bodies),涵盖网络安全在内的“基本要求”;双方还将谈判签署一份网络安全互认协定。第五,在AI 与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欧盟表示拟为其计算中心采购至少 400 亿美元的美国 AI 芯片,并“计划与美国对齐技术安全要求,以避免技术向关切目的地外泄”;美方承诺在上述要求到位后“努力便利该类出口”。(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三、承诺所针对的既有障碍及其潜在解法 数字条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正对近年最具不确定性的几类制度摩擦“对症下药”。首先,“网络使用费”长期以“公平分担(fair share)/发送方付费(SPNP)”出现在政策讨论中,其核心是要求大型内容/应用提供者按流量或类似指标向电信运营商付费。欧盟监管者 BEREC 在2022—2023 年的正式文件中已给出审慎结论:固定网成本对总流量的“敏感度很低”,移动网成本更取决于“峰值流量”而非总量;据此,按流量向平台收费在经济与网络互联层面存在明显问题。联合声明用一句“欧盟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相当于在欧盟层面把这一选项政策性地“排除”,直接消除了跨境平台与云服务面临的新增成本与重复收费风险,也降低了美方将其视作“数字壁垒”的争端空间。(berec.europa.eu,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其次,围绕“电子传输征税”的不确定性一直来自多边层面。自 1998 年起,WTO 通过部长级会议一再延续对电子传输不征关税的“暂缓”;在 MC13(2024 年),成员再次同意延长至2026 年下一次部长会。联合声明把双边零关税与多边永久化目标并列写入,给跨境软件、内容分发、数据传输提供了双重的稳定锚:即便 2026 年前后多边进程出现波动,美欧也已在双边层面排除征税路径,同时为多边谈判“加码”。欧盟自己的数字贸易说明文档也明确把电子传输举例为软件、邮件、文本、音乐、影视、游戏等内容,有助于企业对“适用客体”作出清晰界定。(世界贸易组织,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互认直指“重复测试/重复认证”的长期痛点。1998 年的美欧 MRA 在电信设备与电磁兼容等领域已经建立了“你方认可我方机构评定结果”的制度基础;此次联合声明把这一基础向 RED 及其含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延伸,并开启谈判一份专门的网络安全互认协定。法律效果在于潜在地减少重复适配成本、缩短上市周期,尤其对联网设备、边缘/AI 硬件供应链意义重大。不过,RED 项下“通知机构”的具体指定仍需按欧盟程序个案实施,网络安全 MRA 也仍停留在“将谈判”的层级,真正的可执行性与范围界定仍有待后续文本。(NIST, 联邦通信委员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四,通关数字化与欧盟海关改革承诺缓解的是跨境电商、平台经济与“数据驱动型海关治理”之间的互操作性鸿沟。欧盟层面的海关改革在 2025 年 6 月 27 日已经获得理事会部分谈判授权,目标是以数据枢纽和风险管理应对电商激增与边境合规压力。联合声明把“与美方及美企磋商”的程序性义务写入,为今后在数据字段、申报格式、风控模型上的对表与衔接打开了制度窗口。(欧洲理事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最后,AI 芯片与技术安全对齐为先进算力的合规出口路径预埋了条件:欧方在自身法制中先对齐一定的技术安全门槛,美方在其出口控制与许可框架下“努力”便利出口;其性质是意向性与条件性的,实际落地仍取决于双方各自的内部程序与个案许可安排。联合声明亦明确,双方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可以据此预期路径进行合规筹划,但不可视同现成的授权或合同承诺。(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四、仍未充分谈拢之处与未来细化的方向 从官方文本观察,三个“留白”最为关键。第一,“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未被界定,文件既未对其外延作定义,也未把现行欧盟数字平台监管(如 DSA/DMA)纳入任何调整或审查安排。这一“开放口”与近期权威媒体的报道相互印证:多家媒体将欧盟坚持维护其数字规则视为联合声明定稿过程中的主要分歧;尽管声明最终发布,但对数字监管的碰撞并未在文本中得到“实质处理”。对企业的直接含义是,现行欧盟数字法继续按原轨制约市场行为,而“数字壁垒”的争议是否会被双方事后拿来争端化,取决于未来如何在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书中书写这一术语。(Reuters, 金融时报) 第二,网络安全互认仍处于“将谈判”阶段,规则原产地亦待协商。前者决定了联网产品在网络安全要求上的交叉认可能走多远;后者决定了供应链“第三国成分”在多大范围内仍能享受本框架项下利益。这两项都属于高技术含量且高度政治敏感的议题——可预期的路径是先由技术层面的指引、程序性安排落地,再逐步固化为法律拘束的协定文本或立法修订。(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WTO 电子传输关税“暂缓”虽获 2024 年部长会再度延长,但仅至2026 年或下一次部长会;“永久化”仍属谈判目标而非现实。双边承诺固然能在美欧范围内维持“零关税”,但涉及与第三国的交易与供应链布局仍会受多边走向的影响,因此企业层面的中长期税收风险评估不可或缺。(世界贸易组织) 就“未来将细化什么”而言,官方文本已经给出一条“程序路线图”:在文件层面,“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在领域层面,可以预期将出现(或推进)至少四类实施工具——一是围绕数字贸易段落的解释性文件/实施指引,明确“电子传输”的适用边界与“数字壁垒”的识别标准;二是就RED 与网络安全互认,通过个案指定美国合格评定机构为“通知机构”,并对网络安全 MRA进行领域化、分阶段谈判;三是海关改革与通关数字化的三方谈判与技术规范对接;四是AI 芯片方面与出口许可/技术安全对齐的部门规制细则。这些动作均需要在欧盟与美国各自的法律体系内部完成相应的授权与程序,非联合声明本身所能直接自执行。(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欧洲理事会) 五、结论 作为“定锚性”的政策文件,联合声明在数字贸易与 AI 上的主要价值是消减不确定性:欧盟对“网络使用费”的明确排除,配合美欧双边层面的“电子传输零关税”,为跨境内容与数据传输提供了短期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基于 1998 年 MRA 的合格评定延伸与拟议的网络安全互认,为联网与 AI 硬件的跨境准入提供了可追踪的合规路径;围绕 AI 芯片的“拟采购 + 技术安全对齐”,则提示了“许可前置、合规先行”的现实逻辑。与此同时,最具争议的“数字壁垒”概念仍未被定义,现行欧盟数字法保持不动,WTO 层面的“永久化”尚未到手,规则原产地与网络安全互认也有待谈判。对于关切数字与 AI 的市场主体而言,正确的读法不是把联合声明视为立即生效的权利义务条款,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份紧接着会产生大量实施文书的“路线图”,并据此安排合规节拍与证据留存,以便在正式规则落地时迅速对表。(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一、谈判背景与时间线 从官方文本能够直接读出的动因是两点:其一,双方将这份安排定位为“把双边关系重新放到稳固基础上、推动再工业化”的工具,其二,欧方“承认美方关切”,双方意在“解决贸易失衡”,并把本次框架作为“可随时间扩展的第一步”。这些表述既解释了为什么要谈——缓和摩擦、稳定预期、为后续更细化的规则留出空间——也界定了法律层级:当前仅是“框架”,后续仍要由各自国内程序把政治承诺落为可执行的法律文件。就时间节点而言,白宫先于2025年7月28日对外发布“事实清单”宣布达成一项合作协议;随后在2025年8月21日,美欧同步公布了题为《就“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的框架达成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The White House,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二、官方承诺:与数字贸易、AI 直接相关的条款 联合声明在数字与技术板块给出了几项定锚:第一,双方确认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并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继续支持对电子传输征税的多边“暂缓”并寻求永久化;同时强调将共同应对“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第二,欧盟在文件中确认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network usage fees)”。第三,欧盟表示将就贸易程序数字化及欧盟海关改革的拟议立法,与美国及美方贸易群体开展磋商。第四,在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方面,欧方重申可依据1998年《美欧互认协定》(MRA)的电信设备部门附件,将美国合格评定机构指定为欧盟《无线电设备指令(RED)2014/53/EU》项下的“通知机构”(Notified Bodies),涵盖网络安全在内的“基本要求”;双方还将谈判签署一份网络安全互认协定。第五,在AI 与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欧盟表示拟为其计算中心采购至少 400 亿美元的美国 AI 芯片,并“计划与美国对齐技术安全要求,以避免技术向关切目的地外泄”;美方承诺在上述要求到位后“努力便利该类出口”。(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三、承诺所针对的既有障碍及其潜在解法 数字条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正对近年最具不确定性的几类制度摩擦“对症下药”。首先,“网络使用费”长期以“公平分担(fair share)/发送方付费(SPNP)”出现在政策讨论中,其核心是要求大型内容/应用提供者按流量或类似指标向电信运营商付费。欧盟监管者 BEREC 在2022—2023 年的正式文件中已给出审慎结论:固定网成本对总流量的“敏感度很低”,移动网成本更取决于“峰值流量”而非总量;据此,按流量向平台收费在经济与网络互联层面存在明显问题。联合声明用一句“欧盟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相当于在欧盟层面把这一选项政策性地“排除”,直接消除了跨境平台与云服务面临的新增成本与重复收费风险,也降低了美方将其视作“数字壁垒”的争端空间。(berec.europa.eu,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其次,围绕“电子传输征税”的不确定性一直来自多边层面。自 1998 年起,WTO 通过部长级会议一再延续对电子传输不征关税的“暂缓”;在 MC13(2024 年),成员再次同意延长至2026 年下一次部长会。联合声明把双边零关税与多边永久化目标并列写入,给跨境软件、内容分发、数据传输提供了双重的稳定锚:即便 2026 年前后多边进程出现波动,美欧也已在双边层面排除征税路径,同时为多边谈判“加码”。欧盟自己的数字贸易说明文档也明确把电子传输举例为软件、邮件、文本、音乐、影视、游戏等内容,有助于企业对“适用客体”作出清晰界定。(世界贸易组织,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互认直指“重复测试/重复认证”的长期痛点。1998 年的美欧 MRA 在电信设备与电磁兼容等领域已经建立了“你方认可我方机构评定结果”的制度基础;此次联合声明把这一基础向 RED 及其含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延伸,并开启谈判一份专门的网络安全互认协定。法律效果在于潜在地减少重复适配成本、缩短上市周期,尤其对联网设备、边缘/AI 硬件供应链意义重大。不过,RED 项下“通知机构”的具体指定仍需按欧盟程序个案实施,网络安全 MRA 也仍停留在“将谈判”的层级,真正的可执行性与范围界定仍有待后续文本。(NIST, 联邦通信委员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四,通关数字化与欧盟海关改革承诺缓解的是跨境电商、平台经济与“数据驱动型海关治理”之间的互操作性鸿沟。欧盟层面的海关改革在 2025 年 6 月 27 日已经获得理事会部分谈判授权,目标是以数据枢纽和风险管理应对电商激增与边境合规压力。联合声明把“与美方及美企磋商”的程序性义务写入,为今后在数据字段、申报格式、风控模型上的对表与衔接打开了制度窗口。(欧洲理事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最后,AI 芯片与技术安全对齐为先进算力的合规出口路径预埋了条件:欧方在自身法制中先对齐一定的技术安全门槛,美方在其出口控制与许可框架下“努力”便利出口;其性质是意向性与条件性的,实际落地仍取决于双方各自的内部程序与个案许可安排。联合声明亦明确,双方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可以据此预期路径进行合规筹划,但不可视同现成的授权或合同承诺。(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四、仍未充分谈拢之处与未来细化的方向 从官方文本观察,三个“留白”最为关键。第一,“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未被界定,文件既未对其外延作定义,也未把现行欧盟数字平台监管(如 DSA/DMA)纳入任何调整或审查安排。这一“开放口”与近期权威媒体的报道相互印证:多家媒体将欧盟坚持维护其数字规则视为联合声明定稿过程中的主要分歧;尽管声明最终发布,但对数字监管的碰撞并未在文本中得到“实质处理”。对企业的直接含义是,现行欧盟数字法继续按原轨制约市场行为,而“数字壁垒”的争议是否会被双方事后拿来争端化,取决于未来如何在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书中书写这一术语。(Reuters, 金融时报) 第二,网络安全互认仍处于“将谈判”阶段,规则原产地亦待协商。前者决定了联网产品在网络安全要求上的交叉认可能走多远;后者决定了供应链“第三国成分”在多大范围内仍能享受本框架项下利益。这两项都属于高技术含量且高度政治敏感的议题——可预期的路径是先由技术层面的指引、程序性安排落地,再逐步固化为法律拘束的协定文本或立法修订。(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WTO 电子传输关税“暂缓”虽获 2024 年部长会再度延长,但仅至2026 年或下一次部长会;“永久化”仍属谈判目标而非现实。双边承诺固然能在美欧范围内维持“零关税”,但涉及与第三国的交易与供应链布局仍会受多边走向的影响,因此企业层面的中长期税收风险评估不可或缺。(世界贸易组织) 就“未来将细化什么”而言,官方文本已经给出一条“程序路线图”:在文件层面,“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在领域层面,可以预期将出现(或推进)至少四类实施工具——一是围绕数字贸易段落的解释性文件/实施指引,明确“电子传输”的适用边界与“数字壁垒”的识别标准;二是就RED 与网络安全互认,通过个案指定美国合格评定机构为“通知机构”,并对网络安全 MRA进行领域化、分阶段谈判;三是海关改革与通关数字化的三方谈判与技术规范对接;四是AI 芯片方面与出口许可/技术安全对齐的部门规制细则。这些动作均需要在欧盟与美国各自的法律体系内部完成相应的授权与程序,非联合声明本身所能直接自执行。(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欧洲理事会) 五、结论 作为“定锚性”的政策文件,联合声明在数字贸易与 AI 上的主要价值是消减不确定性:欧盟对“网络使用费”的明确排除,配合美欧双边层面的“电子传输零关税”,为跨境内容与数据传输提供了短期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基于 1998 年 MRA 的合格评定延伸与拟议的网络安全互认,为联网与 AI 硬件的跨境准入提供了可追踪的合规路径;围绕 AI 芯片的“拟采购 + 技术安全对齐”,则提示了“许可前置、合规先行”的现实逻辑。与此同时,最具争议的“数字壁垒”概念仍未被定义,现行欧盟数字法保持不动,WTO 层面的“永久化”尚未到手,规则原产地与网络安全互认也有待谈判。对于关切数字与 AI 的市场主体而言,正确的读法不是把联合声明视为立即生效的权利义务条款,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份紧接着会产生大量实施文书的“路线图”,并据此安排合规节拍与证据留存,以便在正式规则落地时迅速对表。(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一、谈判背景与时间线 从官方文本能够直接读出的动因是两点:其一,双方将这份安排定位为“把双边关系重新放到稳固基础上、推动再工业化”的工具,其二,欧方“承认美方关切”,双方意在“解决贸易失衡”,并把本次框架作为“可随时间扩展的第一步”。这些表述既解释了为什么要谈——缓和摩擦、稳定预期、为后续更细化的规则留出空间——也界定了法律层级:当前仅是“框架”,后续仍要由各自国内程序把政治承诺落为可执行的法律文件。就时间节点而言,白宫先于2025年7月28日对外发布“事实清单”宣布达成一项合作协议;随后在2025年8月21日,美欧同步公布了题为《就“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的框架达成联合声明》的正式文本。(The White House,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二、官方承诺:与数字贸易、AI 直接相关的条款 联合声明在数字与技术板块给出了几项定锚:第一,双方确认不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并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继续支持对电子传输征税的多边“暂缓”并寻求永久化;同时强调将共同应对“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第二,欧盟在文件中确认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network usage fees)”。第三,欧盟表示将就贸易程序数字化及欧盟海关改革的拟议立法,与美国及美方贸易群体开展磋商。第四,在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方面,欧方重申可依据1998年《美欧互认协定》(MRA)的电信设备部门附件,将美国合格评定机构指定为欧盟《无线电设备指令(RED)2014/53/EU》项下的“通知机构”(Notified Bodies),涵盖网络安全在内的“基本要求”;双方还将谈判签署一份网络安全互认协定。第五,在AI 与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欧盟表示拟为其计算中心采购至少 400 亿美元的美国 AI 芯片,并“计划与美国对齐技术安全要求,以避免技术向关切目的地外泄”;美方承诺在上述要求到位后“努力便利该类出口”。(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三、承诺所针对的既有障碍及其潜在解法 数字条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正对近年最具不确定性的几类制度摩擦“对症下药”。首先,“网络使用费”长期以“公平分担(fair share)/发送方付费(SPNP)”出现在政策讨论中,其核心是要求大型内容/应用提供者按流量或类似指标向电信运营商付费。欧盟监管者 BEREC 在2022—2023 年的正式文件中已给出审慎结论:固定网成本对总流量的“敏感度很低”,移动网成本更取决于“峰值流量”而非总量;据此,按流量向平台收费在经济与网络互联层面存在明显问题。联合声明用一句“欧盟不会采用或维持网络使用费”,相当于在欧盟层面把这一选项政策性地“排除”,直接消除了跨境平台与云服务面临的新增成本与重复收费风险,也降低了美方将其视作“数字壁垒”的争端空间。(berec.europa.eu,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其次,围绕“电子传输征税”的不确定性一直来自多边层面。自 1998 年起,WTO 通过部长级会议一再延续对电子传输不征关税的“暂缓”;在 MC13(2024 年),成员再次同意延长至2026 年下一次部长会。联合声明把双边零关税与多边永久化目标并列写入,给跨境软件、内容分发、数据传输提供了双重的稳定锚:即便 2026 年前后多边进程出现波动,美欧也已在双边层面排除征税路径,同时为多边谈判“加码”。欧盟自己的数字贸易说明文档也明确把电子传输举例为软件、邮件、文本、音乐、影视、游戏等内容,有助于企业对“适用客体”作出清晰界定。(世界贸易组织,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合格评定与网络安全互认直指“重复测试/重复认证”的长期痛点。1998 年的美欧 MRA 在电信设备与电磁兼容等领域已经建立了“你方认可我方机构评定结果”的制度基础;此次联合声明把这一基础向 RED 及其含网络安全的“基本要求”延伸,并开启谈判一份专门的网络安全互认协定。法律效果在于潜在地减少重复适配成本、缩短上市周期,尤其对联网设备、边缘/AI 硬件供应链意义重大。不过,RED 项下“通知机构”的具体指定仍需按欧盟程序个案实施,网络安全 MRA 也仍停留在“将谈判”的层级,真正的可执行性与范围界定仍有待后续文本。(NIST, 联邦通信委员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四,通关数字化与欧盟海关改革承诺缓解的是跨境电商、平台经济与“数据驱动型海关治理”之间的互操作性鸿沟。欧盟层面的海关改革在 2025 年 6 月 27 日已经获得理事会部分谈判授权,目标是以数据枢纽和风险管理应对电商激增与边境合规压力。联合声明把“与美方及美企磋商”的程序性义务写入,为今后在数据字段、申报格式、风控模型上的对表与衔接打开了制度窗口。(欧洲理事会, 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最后,AI 芯片与技术安全对齐为先进算力的合规出口路径预埋了条件:欧方在自身法制中先对齐一定的技术安全门槛,美方在其出口控制与许可框架下“努力”便利出口;其性质是意向性与条件性的,实际落地仍取决于双方各自的内部程序与个案许可安排。联合声明亦明确,双方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互惠、公平与均衡贸易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可以据此预期路径进行合规筹划,但不可视同现成的授权或合同承诺。(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四、仍未充分谈拢之处与未来细化的方向 从官方文本观察,三个“留白”最为关键。第一,“不正当的数字贸易壁垒”未被界定,文件既未对其外延作定义,也未把现行欧盟数字平台监管(如 DSA/DMA)纳入任何调整或审查安排。这一“开放口”与近期权威媒体的报道相互印证:多家媒体将欧盟坚持维护其数字规则视为联合声明定稿过程中的主要分歧;尽管声明最终发布,但对数字监管的碰撞并未在文本中得到“实质处理”。对企业的直接含义是,现行欧盟数字法继续按原轨制约市场行为,而“数字壁垒”的争议是否会被双方事后拿来争端化,取决于未来如何在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书中书写这一术语。(Reuters, 金融时报) 第二,网络安全互认仍处于“将谈判”阶段,规则原产地亦待协商。前者决定了联网产品在网络安全要求上的交叉认可能走多远;后者决定了供应链“第三国成分”在多大范围内仍能享受本框架项下利益。这两项都属于高技术含量且高度政治敏感的议题——可预期的路径是先由技术层面的指引、程序性安排落地,再逐步固化为法律拘束的协定文本或立法修订。(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第三,WTO 电子传输关税“暂缓”虽获 2024 年部长会再度延长,但仅至2026 年或下一次部长会;“永久化”仍属谈判目标而非现实。双边承诺固然能在美欧范围内维持“零关税”,但涉及与第三国的交易与供应链布局仍会受多边走向的影响,因此企业层面的中长期税收风险评估不可或缺。(世界贸易组织) 就“未来将细化什么”而言,官方文本已经给出一条“程序路线图”:在文件层面,“将按照各自内部程序,及时把协议‘文件化’以实施本框架”;在领域层面,可以预期将出现(或推进)至少四类实施工具——一是围绕数字贸易段落的解释性文件/实施指引,明确“电子传输”的适用边界与“数字壁垒”的识别标准;二是就RED 与网络安全互认,通过个案指定美国合格评定机构为“通知机构”,并对网络安全 MRA进行领域化、分阶段谈判;三是海关改革与通关数字化的三方谈判与技术规范对接;四是AI 芯片方面与出口许可/技术安全对齐的部门规制细则。这些动作均需要在欧盟与美国各自的法律体系内部完成相应的授权与程序,非联合声明本身所能直接自执行。(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 欧洲理事会) 五、结论 作为“定锚性”的政策文件,联合声明在数字贸易与 AI 上的主要价值是消减不确定性:欧盟对“网络使用费”的明确排除,配合美欧双边层面的“电子传输零关税”,为跨境内容与数据传输提供了短期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基于 1998 年 MRA 的合格评定延伸与拟议的网络安全互认,为联网与 AI 硬件的跨境准入提供了可追踪的合规路径;围绕 AI 芯片的“拟采购 + 技术安全对齐”,则提示了“许可前置、合规先行”的现实逻辑。与此同时,最具争议的“数字壁垒”概念仍未被定义,现行欧盟数字法保持不动,WTO 层面的“永久化”尚未到手,规则原产地与网络安全互认也有待谈判。对于关切数字与 AI 的市场主体而言,正确的读法不是把联合声明视为立即生效的权利义务条款,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份紧接着会产生大量实施文书的“路线图”,并据此安排合规节拍与证据留存,以便在正式规则落地时迅速对表。(Trade and Economic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