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点，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将对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为期1个月的进驻督察。结合本轮督察热点，为大家梳理企业与个人必须知晓的生态环保法律红线，守住合规底线。 01、企业生产：这些行为直接触刑 • 超标排放必追责：规定，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面临按日计罚、停产整治、吊销执照；情节严重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数据造假零容忍：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如环评报告、排污数据），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企业罚款最高100万元，责任人可处10-15日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追究刑责。 • 未批先建重处罚：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即开工，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办的，处项目总投资额1%-5%罚款，并可强制拆除违建设施。 02、个人生活：日常行为也有法律边界 • 随意倾倒垃圾违法：向河道、林地、耕地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可处500-5000元罚款；倾倒危险废物（如废电池、废油漆），严重者构成污染环境罪。 • 露天焚烧秸秆/垃圾被罚：多地明令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生活垃圾，违者处200-2000元罚款；引发火灾或污染严重的，从重处罚。 • 破坏生态需赔偿：非法捕捞、乱砍滥伐、捕杀野生动物，不仅面临罚款，还需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03、督察重点：这些领域成高频核查对象 • 工业污染治理：化工、钢铁、建材等行业排污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数据、危废处置合规性。 • 饮用水源保护：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口整治、违建拆除、生态隔离带建设情况。 • 群众举报整改：督察组重点核查过往环保举报投诉的办理时效、整改成效、群众满意度，杜绝“纸面整改”。 04、维权与合规：牢记2个关键渠道 • 企业合规自查：定期核查排污许可证、环评文件、监测数据台账，确保生产全流程符合环保标准，避免“带病运营”。 • 公众举报维权：发现污染行为，可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生态环境部官网等渠道实名举报，举报信息严格保密，查实后可获奖励。 生态环保无小事，法律红线不可逾。本轮督察既是对地方生态治理的“全面体检”，也是对企业、个人环保合规意识的集中警示。守住法律底线，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案情简介 A与B因生意往来相识。2022年5月至10月期间，A陆续向B出借共计19.5万元。因B逾期未还款，A于2023年向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B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判决生效后，B未主动履行，A遂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未发现B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于2023年11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后A通过调查发现，B与其妻C于2022年10月18日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中明确约定，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位于某房产归妻子C所有，所有债务则由B一人承担。A认为，该财产分割条款明显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遂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协议中涉及房产分割及债务处理的条款。 案件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产系B与妻子C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将该房产全部归妻子C所有，且B承担全部债务，客观上导致B责任财产减少，影响了债权人A债权的实现。虽协议中约定子女由妻子C抚养，但综合考虑房产价值与抚养费负担之间的比例失衡，法院认定该房产分割条款应予撤销。 妻子C不服一审判决，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A通过调查令获取离婚协议内容后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案涉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将其全部分割给妻子C，构成B无偿转让财产，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尽管一审在除斥期间问题上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夫妻一方擅自以明显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处分共同财产，既侵蚀了婚姻的经济基础，也动摇了社会的伦理底线。最高人民法院以裁判规则形式明确此类行为应被整体否定，无过错方有权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对该方“不分或少分”财产，并可在离婚后另行起诉请求再次分割。本文拟以第七条为中心，阐释无过错方在现行法框架内的救济路径。 1 关于司法解释条文的解构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称“婚解二”）第七条的两款规定分别针对不同的情形。 其中，第一款从条文不难看出，其明确了违反忠实义务情况下又擅自处分，无过错方提出该民事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这就为无过错方在应对另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违法忠实义务时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支撑。 而第二款规定则提出了两层救济路径，即当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出现后，作为无过错方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现，但又认为该情形尚不至离婚或者并不愿意解除婚姻关系的，可以选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仅就该不当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提出处分；同时，鉴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虽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但此类情形的证明难度较大，通常会因涉及第三人的债务纠纷而难以处理。此次婚解二的规定特别强调了如存在违反重视义务且又有前述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及挥霍行为的，可以直接适用该法条规定，从而为无过错方提供了另一条救济的途径。不仅如此，由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同时也规定了离婚后，无过错方仍然有此权利，也就给无过错方更明确的维权支持。 2 关键概念如何理解及适用 “婚解二”第七条涉及到几个重要概念的理解问题。首先，对于“忠实义务”范围的理解和限定问题，《民法典》对于何为“忠诚义务”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通常的理解，夫妻间的忠诚义务应当及于夫妻感情、夫妻共同生活以及夫妻间的扶养。“婚解二”对其中几种情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重婚、与他人同居这两种情况。这也衍生出几个问题，第一，与他人同居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有何参考；第二，既然规定了“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况，诸如偶发的出轨、一夜情、嫖娼等能否列入其中呢？尚待研究。 其次，“明显不合理价格”的裁量标准该如何认定。“明显不合理低价”是在债权等纠纷中非常普遍，而评价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多数采取委托评估、审计或竞价的方式进行。但在婚姻家事法律领域，通常难以界定出统一的标准来评价正当消费行为和挥霍。这就导致虽有规则在前，但最终如何裁判却各不相同。如，针对普通商事纠纷中的不动产，仅需根据出资及权属的情况并加之实际评估便可以取得较为平衡的价值。但在涉婚姻家庭纠纷中，不仅考虑出资问题，还要考虑共同生活、抚养子女等为家庭的贡献情况。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的种类也愈趋复杂，“夫妻共同财产”同样存在着一些新形态，如数字货币、直播打赏所得、虚拟账号等。 而这些新型财产则会存在一些新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界定财产的范围。比如，一些数字货币实际上并不被现行法律法规所认可但却有价值，同时其兑换的方式也十分复杂，如果想要完全没有掌握此财产一方，仅凭申请法院调查这一渠道来处理，很难实现保护无过错方财产权利的这一目的。 因此，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不仅限于传统的财产而应当尽快将新型财产列入，并形成较为统一的处置方式，以便《民法典》以及“婚解二”的落地实施。 3 实务中的主要审查因素及思路考量 在离婚诉讼、婚内财产分割或者离婚后财产诉讼等几类纠纷中处理因违反公序良俗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行为时，需要考虑审查几个重要的要件。 对于身份目的要件的审查是非常重要的。围绕身份目的的审查，主要从是否违反忠实义务方面进行，体现在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目前，对于存在违反忠实义务的举证责任通常由无过错一方承担，无过错方需要提出确实的证据或者至少存在可能性的线索，便于进一步进行调查取证，否则难以获得支持。但由于证明程度无法有统一的标准，也就导致实践中可能存在较类似的情形但最终处置方式或判决结果并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婚解二”第七条中与“他人同居”的认定，会涉及具体方式、时间、地点等的评判。假设，过错方在外租房，并与婚外第三人一同或者偶然居住，为维持关系不断向该房屋内增添各类设施等，此时，过错方的行为是否已经满足违反忠实义务？或者说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此类情况在实践中往往具备较强的隐蔽性，给无过错方维护权利制造较大的困难。 “婚解二”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2款以“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为价值闸门，将婚外赠与行为整体纳入否定性评价；而第157条在行为无效后果上确立“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过错赔偿”的三阶救济。二者前后呼应，形成“效力否定—利益恢复—过错分担”的完整体系：前者切断不法原因给付的效力根基，后者以返还财产为核心，令受赠“小三”吐出全部利益，同时允许过错配偶与“小三”在不能返还时折价补偿，并依各方过错程度分担损失，最终实现公序良俗维护与无过错配偶财产权益保护的无缝衔接。 在“婚解二”实施前，此类案件案由的选择一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观点认为此类案件案由应当属于不当得利之诉，原因在于，作为第三人其获利来源于过错方对婚姻的背叛，并且过错方也并没有除非该部分财产的正当权利。因此，第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的利益，应当属于不当得利，可以此为由要求返还。但也有观点认为，过错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属于赠与行为，但因其赠与，但基于过错方的无权处分，导致这部分赠与行为应当无效。同时，也有认为应当通过撤销赠与的方式来维护无过错方的财产权利，因此不仅违反公序良俗也损害无过错方的利益，应当撤销。在“婚解二”颁布实施后，这一争论有了一定的结果，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确认赠与行为无效来实现返还的目的。 适格诉讼参加人的选择问题。此类案件，曾出现过很多诉讼方式，如无过错一方起诉过错方和第三人的；如无过错方仅起诉第三人而将过错方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加入诉讼的等等；但绝大多数的观点都认为不能绕开过错方，而应当让其参加诉讼并且成为被告或者案件中的第三人。其目的在于便于案件的审查和执行。按照此次“婚解二”的规定，实际上这一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并不再强调过错方参与诉讼，而是赋予无过错方直接向第三人要求返还的权利，为维护无过错方财产权利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虽然“婚解二”并未对“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但从诉讼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和准备工作。从“婚解二”的条款以及制订者不断释出的解释来看，仍然是要将证据收集和证明方向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证明存在确实的过错行为，并且该过错行为已经达到了损害家庭关系，并有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程度。二是证明相关的转移财产的行为具备不正当性，尤其是基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产生。例如聊天记录、消费记录、转账记录等都是重点的收集对象。 4 关于立法与司法解释展望 “忠实义务”法定化以及认定标准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对象。涉及忠实义务的履行，不仅在各级审判人员中存在着理解的不同，同样表现在各个案件中。如前文所述，对“忠诚义务”的认定将是适用该司法解释的重要前提，否则对于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将无从谈起。同时，当“数额较大”和“明显不合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出现时，也会成为争论的焦点，而这也必然成为未来司法实践中需要进行规制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新型财产的处置往往会超脱于我们建立在传统财产领域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这就需要作为诉讼代理人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控单个案件，而不能仅仅依靠经验主义或是条文字面理解。 综上，“婚解二”第七条的核心价值是维护家庭伦理与财产秩序。这就要求各类诉讼参加者，如当事人、审判人员、代理人等都要有着自己的新的理解。对于审判人员而言，规范其自由裁量权，对其进行合理的约束也应当是“婚解二”未曾写明的题中之义。对于代理人而言，准确地把握个案中的“行为性质—社会评价—法律后果”的三个层面，才能助力无过错方保护自身的权利。同样的，只有整个诉讼体系准确理解“婚解二”的制订本意，才能够真正为无过错方构筑起“事前防御—事中救济—事后追补”的立体保护体系，使司法解释更好地付诸实践。

夫妻一方擅自以明显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处分共同财产，既侵蚀了婚姻的经济基础，也动摇了社会的伦理底线。最高人民法院以裁判规则形式明确此类行为应被整体否定，无过错方有权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对该方“不分或少分”财产，并可在离婚后另行起诉请求再次分割。本文拟以第七条为中心，阐释无过错方在现行法框架内的救济路径。 1 关于司法解释条文的解构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称“婚解二”）第七条的两款规定分别针对不同的情形。 其中，第一款从条文不难看出，其明确了违反忠实义务情况下又擅自处分，无过错方提出该民事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这就为无过错方在应对另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违法忠实义务时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支撑。 而第二款规定则提出了两层救济路径，即当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出现后，作为无过错方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现，但又认为该情形尚不至离婚或者并不愿意解除婚姻关系的，可以选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仅就该不当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提出处分；同时，鉴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虽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但此类情形的证明难度较大，通常会因涉及第三人的债务纠纷而难以处理。此次婚解二的规定特别强调了如存在违反重视义务且又有前述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及挥霍行为的，可以直接适用该法条规定，从而为无过错方提供了另一条救济的途径。不仅如此，由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同时也规定了离婚后，无过错方仍然有此权利，也就给无过错方更明确的维权支持。 2 关键概念如何理解及适用 “婚解二”第七条涉及到几个重要概念的理解问题。首先，对于“忠实义务”范围的理解和限定问题，《民法典》对于何为“忠诚义务”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通常的理解，夫妻间的忠诚义务应当及于夫妻感情、夫妻共同生活以及夫妻间的扶养。“婚解二”对其中几种情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重婚、与他人同居这两种情况。这也衍生出几个问题，第一，与他人同居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有何参考；第二，既然规定了“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情况，诸如偶发的出轨、一夜情、嫖娼等能否列入其中呢？尚待研究。 其次，“明显不合理价格”的裁量标准该如何认定。“明显不合理低价”是在债权等纠纷中非常普遍，而评价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多数采取委托评估、审计或竞价的方式进行。但在婚姻家事法律领域，通常难以界定出统一的标准来评价正当消费行为和挥霍。这就导致虽有规则在前，但最终如何裁判却各不相同。如，针对普通商事纠纷中的不动产，仅需根据出资及权属的情况并加之实际评估便可以取得较为平衡的价值。但在涉婚姻家庭纠纷中，不仅考虑出资问题，还要考虑共同生活、抚养子女等为家庭的贡献情况。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的种类也愈趋复杂，“夫妻共同财产”同样存在着一些新形态，如数字货币、直播打赏所得、虚拟账号等。 而这些新型财产则会存在一些新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界定财产的范围。比如，一些数字货币实际上并不被现行法律法规所认可但却有价值，同时其兑换的方式也十分复杂，如果想要完全没有掌握此财产一方，仅凭申请法院调查这一渠道来处理，很难实现保护无过错方财产权利的这一目的。 因此，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不仅限于传统的财产而应当尽快将新型财产列入，并形成较为统一的处置方式，以便《民法典》以及“婚解二”的落地实施。 3 实务中的主要审查因素及思路考量 在离婚诉讼、婚内财产分割或者离婚后财产诉讼等几类纠纷中处理因违反公序良俗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行为时，需要考虑审查几个重要的要件。 对于身份目的要件的审查是非常重要的。围绕身份目的的审查，主要从是否违反忠实义务方面进行，体现在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目前，对于存在违反忠实义务的举证责任通常由无过错一方承担，无过错方需要提出确实的证据或者至少存在可能性的线索，便于进一步进行调查取证，否则难以获得支持。但由于证明程度无法有统一的标准，也就导致实践中可能存在较类似的情形但最终处置方式或判决结果并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婚解二”第七条中与“他人同居”的认定，会涉及具体方式、时间、地点等的评判。假设，过错方在外租房，并与婚外第三人一同或者偶然居住，为维持关系不断向该房屋内增添各类设施等，此时，过错方的行为是否已经满足违反忠实义务？或者说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此类情况在实践中往往具备较强的隐蔽性，给无过错方维护权利制造较大的困难。 “婚解二”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2款以“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为价值闸门，将婚外赠与行为整体纳入否定性评价；而第157条在行为无效后果上确立“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过错赔偿”的三阶救济。二者前后呼应，形成“效力否定—利益恢复—过错分担”的完整体系：前者切断不法原因给付的效力根基，后者以返还财产为核心，令受赠“小三”吐出全部利益，同时允许过错配偶与“小三”在不能返还时折价补偿，并依各方过错程度分担损失，最终实现公序良俗维护与无过错配偶财产权益保护的无缝衔接。 在“婚解二”实施前，此类案件案由的选择一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观点认为此类案件案由应当属于不当得利之诉，原因在于，作为第三人其获利来源于过错方对婚姻的背叛，并且过错方也并没有除非该部分财产的正当权利。因此，第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的利益，应当属于不当得利，可以此为由要求返还。但也有观点认为，过错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属于赠与行为，但因其赠与，但基于过错方的无权处分，导致这部分赠与行为应当无效。同时，也有认为应当通过撤销赠与的方式来维护无过错方的财产权利，因此不仅违反公序良俗也损害无过错方的利益，应当撤销。在“婚解二”颁布实施后，这一争论有了一定的结果，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确认赠与行为无效来实现返还的目的。 适格诉讼参加人的选择问题。此类案件，曾出现过很多诉讼方式，如无过错一方起诉过错方和第三人的；如无过错方仅起诉第三人而将过错方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加入诉讼的等等；但绝大多数的观点都认为不能绕开过错方，而应当让其参加诉讼并且成为被告或者案件中的第三人。其目的在于便于案件的审查和执行。按照此次“婚解二”的规定，实际上这一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并不再强调过错方参与诉讼，而是赋予无过错方直接向第三人要求返还的权利，为维护无过错方财产权利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虽然“婚解二”并未对“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但从诉讼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和准备工作。从“婚解二”的条款以及制订者不断释出的解释来看，仍然是要将证据收集和证明方向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证明存在确实的过错行为，并且该过错行为已经达到了损害家庭关系，并有可能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程度。二是证明相关的转移财产的行为具备不正当性，尤其是基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产生。例如聊天记录、消费记录、转账记录等都是重点的收集对象。 4 关于立法与司法解释展望 “忠实义务”法定化以及认定标准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对象。涉及忠实义务的履行，不仅在各级审判人员中存在着理解的不同，同样表现在各个案件中。如前文所述，对“忠诚义务”的认定将是适用该司法解释的重要前提，否则对于司法解释条文的适用将无从谈起。同时，当“数额较大”和“明显不合理”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出现时，也会成为争论的焦点，而这也必然成为未来司法实践中需要进行规制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新型财产的处置往往会超脱于我们建立在传统财产领域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这就需要作为诉讼代理人更加全面、精准地把控单个案件，而不能仅仅依靠经验主义或是条文字面理解。 综上，“婚解二”第七条的核心价值是维护家庭伦理与财产秩序。这就要求各类诉讼参加者，如当事人、审判人员、代理人等都要有着自己的新的理解。对于审判人员而言，规范其自由裁量权，对其进行合理的约束也应当是“婚解二”未曾写明的题中之义。对于代理人而言，准确地把握个案中的“行为性质—社会评价—法律后果”的三个层面，才能助力无过错方保护自身的权利。同样的，只有整个诉讼体系准确理解“婚解二”的制订本意，才能够真正为无过错方构筑起“事前防御—事中救济—事后追补”的立体保护体系，使司法解释更好地付诸实践。

新时代我国监察体制的形成和制度完善，源于2016年1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先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随着的全面实施，特别是依据《宪法（修正案）》进行的国家机构改革，我国的监察体制形成了在党的集中统一下，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检察机关的反贪及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予以整合，执纪执法全力贯通，高效统一的反腐败监察监督体制。依法设立的全国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依法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全面开展各项反腐败工作，特别是监察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通过留置，以及新近实施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监察措施，在严格限制监察对象人身权利的现时，展开几乎封闭式的调查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强力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化，促进所有公职人员廉洁履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发挥了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监察机关履行调查职能，尤其是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进行的调查工作，适用留置等强制性办案措施时，目前尚缺乏对措施运用的坚强有效的外部监督，对相关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不够透明，不能排除涉案监察对象权益被侵犯的可能，甚至存在着监察对象权利保障与法律法规及中国所加入的相关人权公约之间张力加大的趋势。特别是考虑到监察调查的强制性办案措施，和刑事侦查的强制措施在许多方面相通相近，探讨律师介入被监察调查人员的权利保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见和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刑事强制措施与监察调查措施有相通相近之处，基于权利保障之需要，刑诉过程中的律师制度对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工作有法律借鉴价值 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最基本法律依据。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成文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实施以来，46年来，虽然在1997年和2012年做了两次大的修改，但作为刑事诉讼首要阶段的刑事侦查，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收集刑事证据、实现打击犯罪的基本内涵从未改变。与此相对应，作为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能最重要内容的监察调查工作，对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调查工作，在限制监察对象自由、收集职务犯罪证据、追究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方面的功能，与上述刑事侦查工作有着高度的相通相近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中涉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做法，对监察调查程序中监察对象的人身等权益保障，有充分的参考借鉴价值。具体说来，办案实践中两种并行不悖的收集证据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大的相通相似之处。 1. 刑事侦查与监察调查在适用办案措施方面高度相似。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对侦查、检察、审判等不同阶段，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人身及涉案财物权益等方面，依法规定了严格的强制措施和办案手段。其中，涉及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的，包括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通缉等；而对涉及案件财物的，则包括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多项办案措施。从监察法规定的相关办案措施来看，在涉及财物方面的，监察调查工作完全可以适用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控制涉案财物的手段，其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措施的重合度达到100%。而在涉及人身权利、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方面，监察法规定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等办案措施，分别对应于刑事侦查中的拘传、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二种程序的对应办案措施，在适用条件、适用期限等方面，具有高度的重合，有的甚至条件和期限、程序都几乎相同。 除上述一般办案措施外，在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分别适用技术调查措施时，在适用对象、使用目的、审批程序、措施内容、限制期限、证据使用规则等方面时，也具有高度和紧密的相似性。比如，在适用对象上，都是针对相对特殊的案件或主体。前者必须是监察机关在调查涉嫌重特大贪污贿赂案件时，根据实际需要，经严格审批手续方可使用；而后者则只能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特务间谍或恐怖活动等犯罪案件。又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措施的具体作法也完全一致，均包括电话监听、短信拦截、电子邮件监控等通讯监控及追踪定位、调取恢复电子数据、秘密录音录像等具体做法。再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手段的期限也完全相同，都是在技术调查措施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需要延长的，必须按程序报批，且每次延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对技术调查所得相关资料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证据转化规则和程序。 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适用措施的高度相似性启发我们，无论是作为反腐败专责机关的监察调查程序，还是作为刑事诉讼专门程序的刑事侦查过程，从完善涉案监察对象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切实防止监察调查工作的权利保障措施置后于刑事侦查工作，实现更有效的权利保障，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工作。 2. 从未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出发，无论是监察调查还是刑事侦查，其收集涉罪证据的标准，都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从办案实践看，监察调查工作是与刑事诉讼程序紧密衔接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对于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相应的监察调查程序，恰恰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收集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审查起诉之前的刑事侦查相对应。从单纯的办案角度出发，二者都是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环节，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的重要相通属性。这一结论，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此，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的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为保证这些法律规定切实得到落实，《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9-69条，用了11条篇幅，对如何操作上述规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和规则等，都做了进一步具体的细化和规定。这两种办案程序在对待证据收集、证据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一致性要求，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印证了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是两个办案程序中高度相通相似的、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办案阶段。从保证收集证据质量角度讲，监察调查过程中也应当像刑事侦查过程一样，允许和引入律师参与对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障事宜。 3.对构成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其在法律后果上，与刑事侦查具有趋同性。总结上述两种办案实践，无法否认这样一些事实。首先，两种程序的证据效力是互通的。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即监察调查工作获取的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监察对象的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无需重新收集和转换，就能够直接作为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使用；而在许多关联的案件中，刑事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如果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监察机关在调查中也可以直接参考这些证据。其次，两种程序的证据在最终的法律责任上认定上具有一致性。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移送起诉的案件，还是刑事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最终都要依据刑法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来确认罪名和刑罚期限。且一旦经过法定程序，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的处理结果，还是刑事侦查后的处理结果，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认定都是确定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第三，两种办案行为在维护社会法律秩序方面具有统一性。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都是法治体系的重要环节，它们都是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处理，向社会传递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信号，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遵守法律，共同维护社会的整体法治秩序。相关的案件的处理，都会对社会和公众起到警示和规范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因此，从法律后果的趋同性来讲，律师同样有必要介入监察调查程序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救济事项。 二、当前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权利保障工作明显偏弱，律师依法介入对强化相应的权利保障工作非常必要 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修改之前，由于没有立法规定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强制措施，监察调查中对监察对象采取的办案监控措施基本以留置为主。据不完全资料记载，2018年国家监察机关依法设立后，仅当年监察机关就对68名中管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平均留置期限为60天左右；据2020年的统计，各级监察委办理的留置案件中，75%的案件在调查结束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相关报道，2021年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截至到当年7月31日，全国立案审查49163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案监控措施，留置大体对应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逮捕。而具体管理操作中，从关押场所的设置，到监管措施的落实，讯问时间的设定，留置在某种程度上较之逮捕甚至更为严厉。同刑事侦查阶段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律师介入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相比，留置措施在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 一方面，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缺项。在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的具体规定中，没有赋予律师可以介入监察调查，对监察对象提供帮助，以依法保护其人身权利。可以说，监察法实施以来，至今为止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均没有律师能够在监察调查阶段，特别是留置期间对监察对象提供法律救济。实际工作中，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在刑事拘留、逮捕的24小时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而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对被采取留置这样一种极为严厉的办案措施的监察对象，法律没有规定被留置后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笔者曾经代理过一起案件，监察对象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经过4个月零16天，办案人员才进行第一次讯问。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监察对象始终一人独处，几乎精神崩溃，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摧残。用她自己的话说，后来开始讯问，自己都不知道承认了什么，只记得签署了许多笔录。这样的办案过程，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缺憾。试想一下，如果其间有律师介入，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对监察对象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帮助，舒解其紧张的神经，对其理性清晰地回答办案讯问，保护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提高监察办案质量，必定大有益处。 另一方面，缺乏对违法办案行为的有效监督。目前，监察调查阶段的讯问、询问等具体工作，基本上处于闭门办案的神秘主义境地。虽然和相关的实施条例规定了对调查讯问等过程要进行全程录像，以留存备查。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对调查人员为突破案件而以刑讯逼供、威胁、恐吓，甚至其他手段取得的证据，外界根本无从知晓。特别是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后，有的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三番五次申辩自己在调查其间受到了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恐吓；有的监察对象一再声称自己的笔录是在受胁迫状态下所签，甚至是在办案人员威胁将其子女、亲属予以留置的情况下，才不得以而按照办案人员写好的情节和涉案数额而签署。这些案件在律师介入后，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大多数要求辩护人核实讯问、询问录像，而辩护人也提出查看监察调查其间的讯问录像。但无论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对辩护人的请求予以拒绝。在这里，规定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与监察机关的“互相制约”，也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只剩下了“互相配合”，而没有相互制约。笔者经办的某领导受贿案，案发在最高法和司法部确定的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施行之后。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全程没有律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受理后第11天即在被告人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一审判决有罪后，家属全然不知，直到被告人进入监狱服刑，家属才知道案件已经审理完毕，自己的亲属已经成为服刑的罪犯。这样的案件，且不说案件事实证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就连被告人应当获取的基本辩护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又何谈权利保护？ 除外，现行法律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护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明显缺陷。除去律师的介入被完全排除在监察调查，特别是留置这一措施严厉的办案过程之外，从立法层面或整体设计上，对监察调查工作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也相对较弱。众所周知，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不仅对公安、审判的全部执法活动实行监督，而且自身还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接受同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一完整的监督体系，也形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完整封闭的监督体系，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公安、司法权力的有效运转。而监察工作却非如此，虽然宪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向产生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监察机关以向人大报告工作这样一个法定形式来接受监督。在具体工作中，虽然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监察工作开展专项监督，但因对这种监督本身因为缺乏有效运行机制，很容易形成权利的空转，失去监督应有的效力。同样的，虽然本身就如何规范监察流程，保证依法办案等方面规定了许多自我约定的条条框框。但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这种没有外部强力监督的机制，相对于刑事诉讼监督，仍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践中，不少公职人员因罪获刑后持续不断地申诉，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少数监察调查人员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存在。 三、律师依法介入监察对象权益保障，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根基 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庄严承诺，我国的总体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好，全体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予以高度评价。相对于具体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明确强调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监察对象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等原则规定，同时围绕保障监察对象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做了许多具体明确。但实践中监察对象被留置后不允许律师介入，这一做法本身，较之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措施，前者的做法显然和宪法要求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有些案件监察对象被留置调查后，在长达数月的时间，无法就被调查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得到律师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不懂得如何依照法律规定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辩解，同时长期得不到外面家人的相关信息，在人身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的同时，精神也长期处于紧张惊恐状态。以这样的一种身心状态应对突然开始的高强度审讯，无法保证其做出的陈述就真的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因此，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为监察对象宣传法律知识，提供相应法律咨询帮助，本质上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其次，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的做法，符合国际法或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多年以来，我国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通过签署和加入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或议定书，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国际合作，实现全民脱贫，从而使得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由少数西方国家掌控的反华同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企图借助《中国国别人权审议报告》的投票时机，制造对我国不利局面的反华提案，已经连续多年都被挫败。在与国际上公民权利保障接轨方面，我国是较早承认和遵循《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国家。此外，我国政府还于1986年12月12日批准加入了于1988年11月3日生效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应该说，我国公民权利保障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有关部门长期攻坚，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与我国积极参加并遵守相关国家公约，履行并承担相关权利保障国际责任紧密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管理国家重要工作内容的国家监察调查工作，不仅是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也与相关国家公约或议定书规定的责任义务密切相关。比如，我国签署并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明确规定被监禁人员有获得不受非法拘禁权、申诉和救济权、医疗和保障权、获得信息权。这里的获得信息权就包括：被拘禁人有权被告知其权利，包括申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并且在被拘禁期间，应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通信和接触，如与家人、律师等联系。在监察调查工作中，无论是强制到案、责令候查，还是留置、陪护等监察措施，都是对监察对象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限制。而其中的留置、陪护措施，和刑事诉讼中的逮捕、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本质上都是对监察对象的“拘禁”行为。因此，无论是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相互比较，还是从落实上述公约的规定来说，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提供起码的法律帮助。 从实践看，我们熟知的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案件中允许律师参与的机制，对保证调查质量，促进港府廉政建设，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同样对我们的监察调查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实施权利保护，可以推动检察、审判机关更好地履行“配合”“制约”职能。勿庸讳言，无论是还是，都把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从46年多来的实践来看，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过程中，在公安、检察、审判三机关互相配合、制约的过程中，律师实际上是作为“场内监督”的角色，对三机关的配合办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当中，律师工作中就立案监督、取保候审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审查起诉法律意见、法庭质证和辩护等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证办案质量，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推动公安、检察、审判机关提高配合制约的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监察机关在某种意义作为实质上的办案机关，其监察调查的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在证据收集上，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要求；其调查的结果是多数人员要移送审查起诉，并交付审判。做好这项工作，同样需要监察、检察、审判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高质量地完成监察调查工作，实现保障监察对象合法权益和调查质量的统一，需要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更离不开律师的介入。只有律师介入，才能更充分地保障监察调查依法进行，才能依法维护被“拘禁”状态下的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检察、审判机关最有效的配合和制约，并最终使监察调查工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把一件件反腐败案件办成铁案，真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新时代我国监察体制的形成和制度完善，源于2016年1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先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随着的全面实施，特别是依据《宪法（修正案）》进行的国家机构改革，我国的监察体制形成了在党的集中统一下，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检察机关的反贪及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予以整合，执纪执法全力贯通，高效统一的反腐败监察监督体制。依法设立的全国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依法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全面开展各项反腐败工作，特别是监察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通过留置，以及新近实施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监察措施，在严格限制监察对象人身权利的现时，展开几乎封闭式的调查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强力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化，促进所有公职人员廉洁履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发挥了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监察机关履行调查职能，尤其是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进行的调查工作，适用留置等强制性办案措施时，目前尚缺乏对措施运用的坚强有效的外部监督，对相关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不够透明，不能排除涉案监察对象权益被侵犯的可能，甚至存在着监察对象权利保障与法律法规及中国所加入的相关人权公约之间张力加大的趋势。特别是考虑到监察调查的强制性办案措施，和刑事侦查的强制措施在许多方面相通相近，探讨律师介入被监察调查人员的权利保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见和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刑事强制措施与监察调查措施有相通相近之处，基于权利保障之需要，刑诉过程中的律师制度对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工作有法律借鉴价值 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最基本法律依据。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成文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实施以来，46年来，虽然在1997年和2012年做了两次大的修改，但作为刑事诉讼首要阶段的刑事侦查，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收集刑事证据、实现打击犯罪的基本内涵从未改变。与此相对应，作为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能最重要内容的监察调查工作，对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调查工作，在限制监察对象自由、收集职务犯罪证据、追究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方面的功能，与上述刑事侦查工作有着高度的相通相近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中涉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做法，对监察调查程序中监察对象的人身等权益保障，有充分的参考借鉴价值。具体说来，办案实践中两种并行不悖的收集证据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大的相通相似之处。 1. 刑事侦查与监察调查在适用办案措施方面高度相似。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对侦查、检察、审判等不同阶段，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人身及涉案财物权益等方面，依法规定了严格的强制措施和办案手段。其中，涉及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的，包括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通缉等；而对涉及案件财物的，则包括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多项办案措施。从监察法规定的相关办案措施来看，在涉及财物方面的，监察调查工作完全可以适用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控制涉案财物的手段，其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措施的重合度达到100%。而在涉及人身权利、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方面，监察法规定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等办案措施，分别对应于刑事侦查中的拘传、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二种程序的对应办案措施，在适用条件、适用期限等方面，具有高度的重合，有的甚至条件和期限、程序都几乎相同。 除上述一般办案措施外，在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分别适用技术调查措施时，在适用对象、使用目的、审批程序、措施内容、限制期限、证据使用规则等方面时，也具有高度和紧密的相似性。比如，在适用对象上，都是针对相对特殊的案件或主体。前者必须是监察机关在调查涉嫌重特大贪污贿赂案件时，根据实际需要，经严格审批手续方可使用；而后者则只能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特务间谍或恐怖活动等犯罪案件。又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措施的具体作法也完全一致，均包括电话监听、短信拦截、电子邮件监控等通讯监控及追踪定位、调取恢复电子数据、秘密录音录像等具体做法。再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手段的期限也完全相同，都是在技术调查措施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需要延长的，必须按程序报批，且每次延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对技术调查所得相关资料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证据转化规则和程序。 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适用措施的高度相似性启发我们，无论是作为反腐败专责机关的监察调查程序，还是作为刑事诉讼专门程序的刑事侦查过程，从完善涉案监察对象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切实防止监察调查工作的权利保障措施置后于刑事侦查工作，实现更有效的权利保障，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工作。 2. 从未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出发，无论是监察调查还是刑事侦查，其收集涉罪证据的标准，都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从办案实践看，监察调查工作是与刑事诉讼程序紧密衔接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对于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相应的监察调查程序，恰恰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收集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审查起诉之前的刑事侦查相对应。从单纯的办案角度出发，二者都是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环节，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的重要相通属性。这一结论，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此，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的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为保证这些法律规定切实得到落实，《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9-69条，用了11条篇幅，对如何操作上述规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和规则等，都做了进一步具体的细化和规定。这两种办案程序在对待证据收集、证据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一致性要求，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印证了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是两个办案程序中高度相通相似的、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办案阶段。从保证收集证据质量角度讲，监察调查过程中也应当像刑事侦查过程一样，允许和引入律师参与对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障事宜。 3.对构成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其在法律后果上，与刑事侦查具有趋同性。总结上述两种办案实践，无法否认这样一些事实。首先，两种程序的证据效力是互通的。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即监察调查工作获取的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监察对象的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无需重新收集和转换，就能够直接作为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使用；而在许多关联的案件中，刑事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如果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监察机关在调查中也可以直接参考这些证据。其次，两种程序的证据在最终的法律责任上认定上具有一致性。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移送起诉的案件，还是刑事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最终都要依据刑法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来确认罪名和刑罚期限。且一旦经过法定程序，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的处理结果，还是刑事侦查后的处理结果，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认定都是确定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第三，两种办案行为在维护社会法律秩序方面具有统一性。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都是法治体系的重要环节，它们都是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处理，向社会传递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信号，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遵守法律，共同维护社会的整体法治秩序。相关的案件的处理，都会对社会和公众起到警示和规范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因此，从法律后果的趋同性来讲，律师同样有必要介入监察调查程序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救济事项。 二、当前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权利保障工作明显偏弱，律师依法介入对强化相应的权利保障工作非常必要 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修改之前，由于没有立法规定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强制措施，监察调查中对监察对象采取的办案监控措施基本以留置为主。据不完全资料记载，2018年国家监察机关依法设立后，仅当年监察机关就对68名中管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平均留置期限为60天左右；据2020年的统计，各级监察委办理的留置案件中，75%的案件在调查结束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相关报道，2021年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截至到当年7月31日，全国立案审查49163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案监控措施，留置大体对应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逮捕。而具体管理操作中，从关押场所的设置，到监管措施的落实，讯问时间的设定，留置在某种程度上较之逮捕甚至更为严厉。同刑事侦查阶段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律师介入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相比，留置措施在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 一方面，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缺项。在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的具体规定中，没有赋予律师可以介入监察调查，对监察对象提供帮助，以依法保护其人身权利。可以说，监察法实施以来，至今为止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均没有律师能够在监察调查阶段，特别是留置期间对监察对象提供法律救济。实际工作中，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在刑事拘留、逮捕的24小时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而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对被采取留置这样一种极为严厉的办案措施的监察对象，法律没有规定被留置后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笔者曾经代理过一起案件，监察对象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经过4个月零16天，办案人员才进行第一次讯问。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监察对象始终一人独处，几乎精神崩溃，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摧残。用她自己的话说，后来开始讯问，自己都不知道承认了什么，只记得签署了许多笔录。这样的办案过程，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缺憾。试想一下，如果其间有律师介入，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对监察对象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帮助，舒解其紧张的神经，对其理性清晰地回答办案讯问，保护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提高监察办案质量，必定大有益处。 另一方面，缺乏对违法办案行为的有效监督。目前，监察调查阶段的讯问、询问等具体工作，基本上处于闭门办案的神秘主义境地。虽然和相关的实施条例规定了对调查讯问等过程要进行全程录像，以留存备查。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对调查人员为突破案件而以刑讯逼供、威胁、恐吓，甚至其他手段取得的证据，外界根本无从知晓。特别是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后，有的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三番五次申辩自己在调查其间受到了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恐吓；有的监察对象一再声称自己的笔录是在受胁迫状态下所签，甚至是在办案人员威胁将其子女、亲属予以留置的情况下，才不得以而按照办案人员写好的情节和涉案数额而签署。这些案件在律师介入后，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大多数要求辩护人核实讯问、询问录像，而辩护人也提出查看监察调查其间的讯问录像。但无论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对辩护人的请求予以拒绝。在这里，规定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与监察机关的“互相制约”，也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只剩下了“互相配合”，而没有相互制约。笔者经办的某领导受贿案，案发在最高法和司法部确定的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施行之后。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全程没有律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受理后第11天即在被告人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一审判决有罪后，家属全然不知，直到被告人进入监狱服刑，家属才知道案件已经审理完毕，自己的亲属已经成为服刑的罪犯。这样的案件，且不说案件事实证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就连被告人应当获取的基本辩护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又何谈权利保护？ 除外，现行法律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护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明显缺陷。除去律师的介入被完全排除在监察调查，特别是留置这一措施严厉的办案过程之外，从立法层面或整体设计上，对监察调查工作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也相对较弱。众所周知，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不仅对公安、审判的全部执法活动实行监督，而且自身还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接受同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一完整的监督体系，也形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完整封闭的监督体系，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公安、司法权力的有效运转。而监察工作却非如此，虽然宪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向产生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监察机关以向人大报告工作这样一个法定形式来接受监督。在具体工作中，虽然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监察工作开展专项监督，但因对这种监督本身因为缺乏有效运行机制，很容易形成权利的空转，失去监督应有的效力。同样的，虽然本身就如何规范监察流程，保证依法办案等方面规定了许多自我约定的条条框框。但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这种没有外部强力监督的机制，相对于刑事诉讼监督，仍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践中，不少公职人员因罪获刑后持续不断地申诉，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少数监察调查人员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存在。 三、律师依法介入监察对象权益保障，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根基 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庄严承诺，我国的总体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好，全体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予以高度评价。相对于具体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明确强调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监察对象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等原则规定，同时围绕保障监察对象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做了许多具体明确。但实践中监察对象被留置后不允许律师介入，这一做法本身，较之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措施，前者的做法显然和宪法要求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有些案件监察对象被留置调查后，在长达数月的时间，无法就被调查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得到律师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不懂得如何依照法律规定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辩解，同时长期得不到外面家人的相关信息，在人身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的同时，精神也长期处于紧张惊恐状态。以这样的一种身心状态应对突然开始的高强度审讯，无法保证其做出的陈述就真的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因此，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为监察对象宣传法律知识，提供相应法律咨询帮助，本质上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其次，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的做法，符合国际法或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多年以来，我国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通过签署和加入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或议定书，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国际合作，实现全民脱贫，从而使得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由少数西方国家掌控的反华同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企图借助《中国国别人权审议报告》的投票时机，制造对我国不利局面的反华提案，已经连续多年都被挫败。在与国际上公民权利保障接轨方面，我国是较早承认和遵循《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国家。此外，我国政府还于1986年12月12日批准加入了于1988年11月3日生效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应该说，我国公民权利保障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有关部门长期攻坚，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与我国积极参加并遵守相关国家公约，履行并承担相关权利保障国际责任紧密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管理国家重要工作内容的国家监察调查工作，不仅是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也与相关国家公约或议定书规定的责任义务密切相关。比如，我国签署并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明确规定被监禁人员有获得不受非法拘禁权、申诉和救济权、医疗和保障权、获得信息权。这里的获得信息权就包括：被拘禁人有权被告知其权利，包括申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并且在被拘禁期间，应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通信和接触，如与家人、律师等联系。在监察调查工作中，无论是强制到案、责令候查，还是留置、陪护等监察措施，都是对监察对象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限制。而其中的留置、陪护措施，和刑事诉讼中的逮捕、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本质上都是对监察对象的“拘禁”行为。因此，无论是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相互比较，还是从落实上述公约的规定来说，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提供起码的法律帮助。 从实践看，我们熟知的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案件中允许律师参与的机制，对保证调查质量，促进港府廉政建设，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同样对我们的监察调查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实施权利保护，可以推动检察、审判机关更好地履行“配合”“制约”职能。勿庸讳言，无论是还是，都把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从46年多来的实践来看，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过程中，在公安、检察、审判三机关互相配合、制约的过程中，律师实际上是作为“场内监督”的角色，对三机关的配合办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当中，律师工作中就立案监督、取保候审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审查起诉法律意见、法庭质证和辩护等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证办案质量，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推动公安、检察、审判机关提高配合制约的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监察机关在某种意义作为实质上的办案机关，其监察调查的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在证据收集上，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要求；其调查的结果是多数人员要移送审查起诉，并交付审判。做好这项工作，同样需要监察、检察、审判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高质量地完成监察调查工作，实现保障监察对象合法权益和调查质量的统一，需要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更离不开律师的介入。只有律师介入，才能更充分地保障监察调查依法进行，才能依法维护被“拘禁”状态下的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检察、审判机关最有效的配合和制约，并最终使监察调查工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把一件件反腐败案件办成铁案，真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新时代我国监察体制的形成和制度完善，源于2016年1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先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随着的全面实施，特别是依据《宪法（修正案）》进行的国家机构改革，我国的监察体制形成了在党的集中统一下，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检察机关的反贪及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予以整合，执纪执法全力贯通，高效统一的反腐败监察监督体制。依法设立的全国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依法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全面开展各项反腐败工作，特别是监察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通过留置，以及新近实施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监察措施，在严格限制监察对象人身权利的现时，展开几乎封闭式的调查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强力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化，促进所有公职人员廉洁履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发挥了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监察机关履行调查职能，尤其是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进行的调查工作，适用留置等强制性办案措施时，目前尚缺乏对措施运用的坚强有效的外部监督，对相关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不够透明，不能排除涉案监察对象权益被侵犯的可能，甚至存在着监察对象权利保障与法律法规及中国所加入的相关人权公约之间张力加大的趋势。特别是考虑到监察调查的强制性办案措施，和刑事侦查的强制措施在许多方面相通相近，探讨律师介入被监察调查人员的权利保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见和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刑事强制措施与监察调查措施有相通相近之处，基于权利保障之需要，刑诉过程中的律师制度对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工作有法律借鉴价值 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最基本法律依据。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成文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实施以来，46年来，虽然在1997年和2012年做了两次大的修改，但作为刑事诉讼首要阶段的刑事侦查，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收集刑事证据、实现打击犯罪的基本内涵从未改变。与此相对应，作为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能最重要内容的监察调查工作，对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调查工作，在限制监察对象自由、收集职务犯罪证据、追究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方面的功能，与上述刑事侦查工作有着高度的相通相近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中涉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做法，对监察调查程序中监察对象的人身等权益保障，有充分的参考借鉴价值。具体说来，办案实践中两种并行不悖的收集证据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大的相通相似之处。 1. 刑事侦查与监察调查在适用办案措施方面高度相似。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对侦查、检察、审判等不同阶段，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人身及涉案财物权益等方面，依法规定了严格的强制措施和办案手段。其中，涉及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的，包括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通缉等；而对涉及案件财物的，则包括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多项办案措施。从监察法规定的相关办案措施来看，在涉及财物方面的，监察调查工作完全可以适用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控制涉案财物的手段，其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措施的重合度达到100%。而在涉及人身权利、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方面，监察法规定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等办案措施，分别对应于刑事侦查中的拘传、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二种程序的对应办案措施，在适用条件、适用期限等方面，具有高度的重合，有的甚至条件和期限、程序都几乎相同。 除上述一般办案措施外，在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分别适用技术调查措施时，在适用对象、使用目的、审批程序、措施内容、限制期限、证据使用规则等方面时，也具有高度和紧密的相似性。比如，在适用对象上，都是针对相对特殊的案件或主体。前者必须是监察机关在调查涉嫌重特大贪污贿赂案件时，根据实际需要，经严格审批手续方可使用；而后者则只能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特务间谍或恐怖活动等犯罪案件。又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措施的具体作法也完全一致，均包括电话监听、短信拦截、电子邮件监控等通讯监控及追踪定位、调取恢复电子数据、秘密录音录像等具体做法。再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手段的期限也完全相同，都是在技术调查措施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需要延长的，必须按程序报批，且每次延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对技术调查所得相关资料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证据转化规则和程序。 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适用措施的高度相似性启发我们，无论是作为反腐败专责机关的监察调查程序，还是作为刑事诉讼专门程序的刑事侦查过程，从完善涉案监察对象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切实防止监察调查工作的权利保障措施置后于刑事侦查工作，实现更有效的权利保障，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工作。 2. 从未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出发，无论是监察调查还是刑事侦查，其收集涉罪证据的标准，都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从办案实践看，监察调查工作是与刑事诉讼程序紧密衔接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对于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相应的监察调查程序，恰恰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收集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审查起诉之前的刑事侦查相对应。从单纯的办案角度出发，二者都是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环节，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的重要相通属性。这一结论，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此，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的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为保证这些法律规定切实得到落实，《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9-69条，用了11条篇幅，对如何操作上述规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和规则等，都做了进一步具体的细化和规定。这两种办案程序在对待证据收集、证据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一致性要求，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印证了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是两个办案程序中高度相通相似的、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办案阶段。从保证收集证据质量角度讲，监察调查过程中也应当像刑事侦查过程一样，允许和引入律师参与对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障事宜。 3.对构成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其在法律后果上，与刑事侦查具有趋同性。总结上述两种办案实践，无法否认这样一些事实。首先，两种程序的证据效力是互通的。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即监察调查工作获取的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监察对象的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无需重新收集和转换，就能够直接作为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使用；而在许多关联的案件中，刑事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如果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监察机关在调查中也可以直接参考这些证据。其次，两种程序的证据在最终的法律责任上认定上具有一致性。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移送起诉的案件，还是刑事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最终都要依据刑法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来确认罪名和刑罚期限。且一旦经过法定程序，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的处理结果，还是刑事侦查后的处理结果，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认定都是确定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第三，两种办案行为在维护社会法律秩序方面具有统一性。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都是法治体系的重要环节，它们都是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处理，向社会传递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信号，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遵守法律，共同维护社会的整体法治秩序。相关的案件的处理，都会对社会和公众起到警示和规范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因此，从法律后果的趋同性来讲，律师同样有必要介入监察调查程序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救济事项。 二、当前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权利保障工作明显偏弱，律师依法介入对强化相应的权利保障工作非常必要 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修改之前，由于没有立法规定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强制措施，监察调查中对监察对象采取的办案监控措施基本以留置为主。据不完全资料记载，2018年国家监察机关依法设立后，仅当年监察机关就对68名中管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平均留置期限为60天左右；据2020年的统计，各级监察委办理的留置案件中，75%的案件在调查结束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相关报道，2021年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截至到当年7月31日，全国立案审查49163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案监控措施，留置大体对应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逮捕。而具体管理操作中，从关押场所的设置，到监管措施的落实，讯问时间的设定，留置在某种程度上较之逮捕甚至更为严厉。同刑事侦查阶段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律师介入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相比，留置措施在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 一方面，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缺项。在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的具体规定中，没有赋予律师可以介入监察调查，对监察对象提供帮助，以依法保护其人身权利。可以说，监察法实施以来，至今为止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均没有律师能够在监察调查阶段，特别是留置期间对监察对象提供法律救济。实际工作中，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在刑事拘留、逮捕的24小时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而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对被采取留置这样一种极为严厉的办案措施的监察对象，法律没有规定被留置后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笔者曾经代理过一起案件，监察对象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经过4个月零16天，办案人员才进行第一次讯问。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监察对象始终一人独处，几乎精神崩溃，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摧残。用她自己的话说，后来开始讯问，自己都不知道承认了什么，只记得签署了许多笔录。这样的办案过程，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缺憾。试想一下，如果其间有律师介入，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对监察对象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帮助，舒解其紧张的神经，对其理性清晰地回答办案讯问，保护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提高监察办案质量，必定大有益处。 另一方面，缺乏对违法办案行为的有效监督。目前，监察调查阶段的讯问、询问等具体工作，基本上处于闭门办案的神秘主义境地。虽然和相关的实施条例规定了对调查讯问等过程要进行全程录像，以留存备查。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对调查人员为突破案件而以刑讯逼供、威胁、恐吓，甚至其他手段取得的证据，外界根本无从知晓。特别是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后，有的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三番五次申辩自己在调查其间受到了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恐吓；有的监察对象一再声称自己的笔录是在受胁迫状态下所签，甚至是在办案人员威胁将其子女、亲属予以留置的情况下，才不得以而按照办案人员写好的情节和涉案数额而签署。这些案件在律师介入后，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大多数要求辩护人核实讯问、询问录像，而辩护人也提出查看监察调查其间的讯问录像。但无论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对辩护人的请求予以拒绝。在这里，规定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与监察机关的“互相制约”，也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只剩下了“互相配合”，而没有相互制约。笔者经办的某领导受贿案，案发在最高法和司法部确定的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施行之后。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全程没有律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受理后第11天即在被告人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一审判决有罪后，家属全然不知，直到被告人进入监狱服刑，家属才知道案件已经审理完毕，自己的亲属已经成为服刑的罪犯。这样的案件，且不说案件事实证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就连被告人应当获取的基本辩护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又何谈权利保护？ 除外，现行法律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护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明显缺陷。除去律师的介入被完全排除在监察调查，特别是留置这一措施严厉的办案过程之外，从立法层面或整体设计上，对监察调查工作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也相对较弱。众所周知，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不仅对公安、审判的全部执法活动实行监督，而且自身还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接受同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一完整的监督体系，也形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完整封闭的监督体系，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公安、司法权力的有效运转。而监察工作却非如此，虽然宪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向产生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监察机关以向人大报告工作这样一个法定形式来接受监督。在具体工作中，虽然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监察工作开展专项监督，但因对这种监督本身因为缺乏有效运行机制，很容易形成权利的空转，失去监督应有的效力。同样的，虽然本身就如何规范监察流程，保证依法办案等方面规定了许多自我约定的条条框框。但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这种没有外部强力监督的机制，相对于刑事诉讼监督，仍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践中，不少公职人员因罪获刑后持续不断地申诉，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少数监察调查人员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存在。 三、律师依法介入监察对象权益保障，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根基 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庄严承诺，我国的总体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好，全体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予以高度评价。相对于具体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明确强调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监察对象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等原则规定，同时围绕保障监察对象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做了许多具体明确。但实践中监察对象被留置后不允许律师介入，这一做法本身，较之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措施，前者的做法显然和宪法要求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有些案件监察对象被留置调查后，在长达数月的时间，无法就被调查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得到律师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不懂得如何依照法律规定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辩解，同时长期得不到外面家人的相关信息，在人身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的同时，精神也长期处于紧张惊恐状态。以这样的一种身心状态应对突然开始的高强度审讯，无法保证其做出的陈述就真的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因此，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为监察对象宣传法律知识，提供相应法律咨询帮助，本质上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其次，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的做法，符合国际法或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多年以来，我国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通过签署和加入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或议定书，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国际合作，实现全民脱贫，从而使得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由少数西方国家掌控的反华同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企图借助《中国国别人权审议报告》的投票时机，制造对我国不利局面的反华提案，已经连续多年都被挫败。在与国际上公民权利保障接轨方面，我国是较早承认和遵循《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国家。此外，我国政府还于1986年12月12日批准加入了于1988年11月3日生效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应该说，我国公民权利保障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有关部门长期攻坚，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与我国积极参加并遵守相关国家公约，履行并承担相关权利保障国际责任紧密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管理国家重要工作内容的国家监察调查工作，不仅是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也与相关国家公约或议定书规定的责任义务密切相关。比如，我国签署并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明确规定被监禁人员有获得不受非法拘禁权、申诉和救济权、医疗和保障权、获得信息权。这里的获得信息权就包括：被拘禁人有权被告知其权利，包括申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并且在被拘禁期间，应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通信和接触，如与家人、律师等联系。在监察调查工作中，无论是强制到案、责令候查，还是留置、陪护等监察措施，都是对监察对象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限制。而其中的留置、陪护措施，和刑事诉讼中的逮捕、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本质上都是对监察对象的“拘禁”行为。因此，无论是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相互比较，还是从落实上述公约的规定来说，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提供起码的法律帮助。 从实践看，我们熟知的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案件中允许律师参与的机制，对保证调查质量，促进港府廉政建设，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同样对我们的监察调查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实施权利保护，可以推动检察、审判机关更好地履行“配合”“制约”职能。勿庸讳言，无论是还是，都把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从46年多来的实践来看，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过程中，在公安、检察、审判三机关互相配合、制约的过程中，律师实际上是作为“场内监督”的角色，对三机关的配合办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当中，律师工作中就立案监督、取保候审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审查起诉法律意见、法庭质证和辩护等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证办案质量，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推动公安、检察、审判机关提高配合制约的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监察机关在某种意义作为实质上的办案机关，其监察调查的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在证据收集上，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要求；其调查的结果是多数人员要移送审查起诉，并交付审判。做好这项工作，同样需要监察、检察、审判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高质量地完成监察调查工作，实现保障监察对象合法权益和调查质量的统一，需要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更离不开律师的介入。只有律师介入，才能更充分地保障监察调查依法进行，才能依法维护被“拘禁”状态下的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检察、审判机关最有效的配合和制约，并最终使监察调查工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把一件件反腐败案件办成铁案，真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新时代我国监察体制的形成和制度完善，源于2016年1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先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随着的全面实施，特别是依据《宪法（修正案）》进行的国家机构改革，我国的监察体制形成了在党的集中统一下，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检察机关的反贪及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予以整合，执纪执法全力贯通，高效统一的反腐败监察监督体制。依法设立的全国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依法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全面开展各项反腐败工作，特别是监察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通过留置，以及新近实施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监察措施，在严格限制监察对象人身权利的现时，展开几乎封闭式的调查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强力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化，促进所有公职人员廉洁履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发挥了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监察机关履行调查职能，尤其是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进行的调查工作，适用留置等强制性办案措施时，目前尚缺乏对措施运用的坚强有效的外部监督，对相关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不够透明，不能排除涉案监察对象权益被侵犯的可能，甚至存在着监察对象权利保障与法律法规及中国所加入的相关人权公约之间张力加大的趋势。特别是考虑到监察调查的强制性办案措施，和刑事侦查的强制措施在许多方面相通相近，探讨律师介入被监察调查人员的权利保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见和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刑事强制措施与监察调查措施有相通相近之处，基于权利保障之需要，刑诉过程中的律师制度对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工作有法律借鉴价值 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最基本法律依据。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成文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实施以来，46年来，虽然在1997年和2012年做了两次大的修改，但作为刑事诉讼首要阶段的刑事侦查，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收集刑事证据、实现打击犯罪的基本内涵从未改变。与此相对应，作为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能最重要内容的监察调查工作，对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调查工作，在限制监察对象自由、收集职务犯罪证据、追究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方面的功能，与上述刑事侦查工作有着高度的相通相近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中涉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做法，对监察调查程序中监察对象的人身等权益保障，有充分的参考借鉴价值。具体说来，办案实践中两种并行不悖的收集证据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大的相通相似之处。 1. 刑事侦查与监察调查在适用办案措施方面高度相似。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对侦查、检察、审判等不同阶段，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人身及涉案财物权益等方面，依法规定了严格的强制措施和办案手段。其中，涉及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的，包括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通缉等；而对涉及案件财物的，则包括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多项办案措施。从监察法规定的相关办案措施来看，在涉及财物方面的，监察调查工作完全可以适用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控制涉案财物的手段，其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措施的重合度达到100%。而在涉及人身权利、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方面，监察法规定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等办案措施，分别对应于刑事侦查中的拘传、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二种程序的对应办案措施，在适用条件、适用期限等方面，具有高度的重合，有的甚至条件和期限、程序都几乎相同。 除上述一般办案措施外，在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分别适用技术调查措施时，在适用对象、使用目的、审批程序、措施内容、限制期限、证据使用规则等方面时，也具有高度和紧密的相似性。比如，在适用对象上，都是针对相对特殊的案件或主体。前者必须是监察机关在调查涉嫌重特大贪污贿赂案件时，根据实际需要，经严格审批手续方可使用；而后者则只能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特务间谍或恐怖活动等犯罪案件。又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措施的具体作法也完全一致，均包括电话监听、短信拦截、电子邮件监控等通讯监控及追踪定位、调取恢复电子数据、秘密录音录像等具体做法。再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手段的期限也完全相同，都是在技术调查措施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需要延长的，必须按程序报批，且每次延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对技术调查所得相关资料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证据转化规则和程序。 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适用措施的高度相似性启发我们，无论是作为反腐败专责机关的监察调查程序，还是作为刑事诉讼专门程序的刑事侦查过程，从完善涉案监察对象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切实防止监察调查工作的权利保障措施置后于刑事侦查工作，实现更有效的权利保障，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工作。 2. 从未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出发，无论是监察调查还是刑事侦查，其收集涉罪证据的标准，都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从办案实践看，监察调查工作是与刑事诉讼程序紧密衔接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对于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相应的监察调查程序，恰恰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收集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审查起诉之前的刑事侦查相对应。从单纯的办案角度出发，二者都是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环节，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的重要相通属性。这一结论，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此，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的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为保证这些法律规定切实得到落实，《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9-69条，用了11条篇幅，对如何操作上述规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和规则等，都做了进一步具体的细化和规定。这两种办案程序在对待证据收集、证据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一致性要求，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印证了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是两个办案程序中高度相通相似的、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办案阶段。从保证收集证据质量角度讲，监察调查过程中也应当像刑事侦查过程一样，允许和引入律师参与对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障事宜。 3.对构成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其在法律后果上，与刑事侦查具有趋同性。总结上述两种办案实践，无法否认这样一些事实。首先，两种程序的证据效力是互通的。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即监察调查工作获取的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监察对象的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无需重新收集和转换，就能够直接作为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使用；而在许多关联的案件中，刑事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如果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监察机关在调查中也可以直接参考这些证据。其次，两种程序的证据在最终的法律责任上认定上具有一致性。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移送起诉的案件，还是刑事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最终都要依据刑法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来确认罪名和刑罚期限。且一旦经过法定程序，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的处理结果，还是刑事侦查后的处理结果，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认定都是确定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第三，两种办案行为在维护社会法律秩序方面具有统一性。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都是法治体系的重要环节，它们都是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处理，向社会传递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信号，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遵守法律，共同维护社会的整体法治秩序。相关的案件的处理，都会对社会和公众起到警示和规范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因此，从法律后果的趋同性来讲，律师同样有必要介入监察调查程序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救济事项。 二、当前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权利保障工作明显偏弱，律师依法介入对强化相应的权利保障工作非常必要 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修改之前，由于没有立法规定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强制措施，监察调查中对监察对象采取的办案监控措施基本以留置为主。据不完全资料记载，2018年国家监察机关依法设立后，仅当年监察机关就对68名中管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平均留置期限为60天左右；据2020年的统计，各级监察委办理的留置案件中，75%的案件在调查结束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相关报道，2021年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截至到当年7月31日，全国立案审查49163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案监控措施，留置大体对应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逮捕。而具体管理操作中，从关押场所的设置，到监管措施的落实，讯问时间的设定，留置在某种程度上较之逮捕甚至更为严厉。同刑事侦查阶段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律师介入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相比，留置措施在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 一方面，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缺项。在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的具体规定中，没有赋予律师可以介入监察调查，对监察对象提供帮助，以依法保护其人身权利。可以说，监察法实施以来，至今为止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均没有律师能够在监察调查阶段，特别是留置期间对监察对象提供法律救济。实际工作中，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在刑事拘留、逮捕的24小时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而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对被采取留置这样一种极为严厉的办案措施的监察对象，法律没有规定被留置后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笔者曾经代理过一起案件，监察对象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经过4个月零16天，办案人员才进行第一次讯问。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监察对象始终一人独处，几乎精神崩溃，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摧残。用她自己的话说，后来开始讯问，自己都不知道承认了什么，只记得签署了许多笔录。这样的办案过程，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缺憾。试想一下，如果其间有律师介入，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对监察对象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帮助，舒解其紧张的神经，对其理性清晰地回答办案讯问，保护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提高监察办案质量，必定大有益处。 另一方面，缺乏对违法办案行为的有效监督。目前，监察调查阶段的讯问、询问等具体工作，基本上处于闭门办案的神秘主义境地。虽然和相关的实施条例规定了对调查讯问等过程要进行全程录像，以留存备查。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对调查人员为突破案件而以刑讯逼供、威胁、恐吓，甚至其他手段取得的证据，外界根本无从知晓。特别是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后，有的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三番五次申辩自己在调查其间受到了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恐吓；有的监察对象一再声称自己的笔录是在受胁迫状态下所签，甚至是在办案人员威胁将其子女、亲属予以留置的情况下，才不得以而按照办案人员写好的情节和涉案数额而签署。这些案件在律师介入后，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大多数要求辩护人核实讯问、询问录像，而辩护人也提出查看监察调查其间的讯问录像。但无论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对辩护人的请求予以拒绝。在这里，规定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与监察机关的“互相制约”，也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只剩下了“互相配合”，而没有相互制约。笔者经办的某领导受贿案，案发在最高法和司法部确定的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施行之后。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全程没有律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受理后第11天即在被告人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一审判决有罪后，家属全然不知，直到被告人进入监狱服刑，家属才知道案件已经审理完毕，自己的亲属已经成为服刑的罪犯。这样的案件，且不说案件事实证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就连被告人应当获取的基本辩护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又何谈权利保护？ 除外，现行法律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护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明显缺陷。除去律师的介入被完全排除在监察调查，特别是留置这一措施严厉的办案过程之外，从立法层面或整体设计上，对监察调查工作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也相对较弱。众所周知，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不仅对公安、审判的全部执法活动实行监督，而且自身还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接受同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一完整的监督体系，也形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完整封闭的监督体系，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公安、司法权力的有效运转。而监察工作却非如此，虽然宪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向产生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监察机关以向人大报告工作这样一个法定形式来接受监督。在具体工作中，虽然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监察工作开展专项监督，但因对这种监督本身因为缺乏有效运行机制，很容易形成权利的空转，失去监督应有的效力。同样的，虽然本身就如何规范监察流程，保证依法办案等方面规定了许多自我约定的条条框框。但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这种没有外部强力监督的机制，相对于刑事诉讼监督，仍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践中，不少公职人员因罪获刑后持续不断地申诉，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少数监察调查人员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存在。 三、律师依法介入监察对象权益保障，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根基 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庄严承诺，我国的总体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好，全体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予以高度评价。相对于具体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明确强调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监察对象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等原则规定，同时围绕保障监察对象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做了许多具体明确。但实践中监察对象被留置后不允许律师介入，这一做法本身，较之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措施，前者的做法显然和宪法要求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有些案件监察对象被留置调查后，在长达数月的时间，无法就被调查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得到律师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不懂得如何依照法律规定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辩解，同时长期得不到外面家人的相关信息，在人身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的同时，精神也长期处于紧张惊恐状态。以这样的一种身心状态应对突然开始的高强度审讯，无法保证其做出的陈述就真的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因此，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为监察对象宣传法律知识，提供相应法律咨询帮助，本质上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其次，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的做法，符合国际法或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多年以来，我国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通过签署和加入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或议定书，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国际合作，实现全民脱贫，从而使得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由少数西方国家掌控的反华同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企图借助《中国国别人权审议报告》的投票时机，制造对我国不利局面的反华提案，已经连续多年都被挫败。在与国际上公民权利保障接轨方面，我国是较早承认和遵循《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国家。此外，我国政府还于1986年12月12日批准加入了于1988年11月3日生效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应该说，我国公民权利保障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有关部门长期攻坚，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与我国积极参加并遵守相关国家公约，履行并承担相关权利保障国际责任紧密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管理国家重要工作内容的国家监察调查工作，不仅是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也与相关国家公约或议定书规定的责任义务密切相关。比如，我国签署并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明确规定被监禁人员有获得不受非法拘禁权、申诉和救济权、医疗和保障权、获得信息权。这里的获得信息权就包括：被拘禁人有权被告知其权利，包括申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并且在被拘禁期间，应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通信和接触，如与家人、律师等联系。在监察调查工作中，无论是强制到案、责令候查，还是留置、陪护等监察措施，都是对监察对象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限制。而其中的留置、陪护措施，和刑事诉讼中的逮捕、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本质上都是对监察对象的“拘禁”行为。因此，无论是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相互比较，还是从落实上述公约的规定来说，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提供起码的法律帮助。 从实践看，我们熟知的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案件中允许律师参与的机制，对保证调查质量，促进港府廉政建设，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同样对我们的监察调查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实施权利保护，可以推动检察、审判机关更好地履行“配合”“制约”职能。勿庸讳言，无论是还是，都把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从46年多来的实践来看，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过程中，在公安、检察、审判三机关互相配合、制约的过程中，律师实际上是作为“场内监督”的角色，对三机关的配合办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当中，律师工作中就立案监督、取保候审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审查起诉法律意见、法庭质证和辩护等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证办案质量，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推动公安、检察、审判机关提高配合制约的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监察机关在某种意义作为实质上的办案机关，其监察调查的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在证据收集上，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要求；其调查的结果是多数人员要移送审查起诉，并交付审判。做好这项工作，同样需要监察、检察、审判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高质量地完成监察调查工作，实现保障监察对象合法权益和调查质量的统一，需要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更离不开律师的介入。只有律师介入，才能更充分地保障监察调查依法进行，才能依法维护被“拘禁”状态下的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检察、审判机关最有效的配合和制约，并最终使监察调查工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把一件件反腐败案件办成铁案，真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新时代我国监察体制的形成和制度完善，源于2016年1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先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随着的全面实施，特别是依据《宪法（修正案）》进行的国家机构改革，我国的监察体制形成了在党的集中统一下，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检察机关的反贪及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予以整合，执纪执法全力贯通，高效统一的反腐败监察监督体制。依法设立的全国各级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依法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在全面开展各项反腐败工作，特别是监察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通过留置，以及新近实施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监察措施，在严格限制监察对象人身权利的现时，展开几乎封闭式的调查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强力推进反腐败工作的深化，促进所有公职人员廉洁履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发挥了其他法律手段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监察机关履行调查职能，尤其是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进行的调查工作，适用留置等强制性办案措施时，目前尚缺乏对措施运用的坚强有效的外部监督，对相关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不够透明，不能排除涉案监察对象权益被侵犯的可能，甚至存在着监察对象权利保障与法律法规及中国所加入的相关人权公约之间张力加大的趋势。特别是考虑到监察调查的强制性办案措施，和刑事侦查的强制措施在许多方面相通相近，探讨律师介入被监察调查人员的权利保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见和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刑事强制措施与监察调查措施有相通相近之处，基于权利保障之需要，刑诉过程中的律师制度对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工作有法律借鉴价值 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最基本法律依据。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成文刑事诉讼法典颁布实施以来，46年来，虽然在1997年和2012年做了两次大的修改，但作为刑事诉讼首要阶段的刑事侦查，其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收集刑事证据、实现打击犯罪的基本内涵从未改变。与此相对应，作为国家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能最重要内容的监察调查工作，对可能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调查工作，在限制监察对象自由、收集职务犯罪证据、追究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方面的功能，与上述刑事侦查工作有着高度的相通相近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刑事诉讼法中涉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做法，对监察调查程序中监察对象的人身等权益保障，有充分的参考借鉴价值。具体说来，办案实践中两种并行不悖的收集证据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大的相通相似之处。 1. 刑事侦查与监察调查在适用办案措施方面高度相似。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对侦查、检察、审判等不同阶段，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人身及涉案财物权益等方面，依法规定了严格的强制措施和办案手段。其中，涉及犯罪嫌疑人人身安全的，包括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通缉等；而对涉及案件财物的，则包括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多项办案措施。从监察法规定的相关办案措施来看，在涉及财物方面的，监察调查工作完全可以适用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控制涉案财物的手段，其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措施的重合度达到100%。而在涉及人身权利、限制监察对象人身自由方面，监察法规定的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等办案措施，分别对应于刑事侦查中的拘传、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二种程序的对应办案措施，在适用条件、适用期限等方面，具有高度的重合，有的甚至条件和期限、程序都几乎相同。 除上述一般办案措施外，在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分别适用技术调查措施时，在适用对象、使用目的、审批程序、措施内容、限制期限、证据使用规则等方面时，也具有高度和紧密的相似性。比如，在适用对象上，都是针对相对特殊的案件或主体。前者必须是监察机关在调查涉嫌重特大贪污贿赂案件时，根据实际需要，经严格审批手续方可使用；而后者则只能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的特务间谍或恐怖活动等犯罪案件。又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措施的具体作法也完全一致，均包括电话监听、短信拦截、电子邮件监控等通讯监控及追踪定位、调取恢复电子数据、秘密录音录像等具体做法。再比如，二者适用技术调查手段的期限也完全相同，都是在技术调查措施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需要延长的，必须按程序报批，且每次延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对技术调查所得相关资料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证据转化规则和程序。 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两种办案程序适用措施的高度相似性启发我们，无论是作为反腐败专责机关的监察调查程序，还是作为刑事诉讼专门程序的刑事侦查过程，从完善涉案监察对象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切实防止监察调查工作的权利保障措施置后于刑事侦查工作，实现更有效的权利保障，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工作。 2. 从未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出发，无论是监察调查还是刑事侦查，其收集涉罪证据的标准，都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从办案实践看，监察调查工作是与刑事诉讼程序紧密衔接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对于涉嫌构成职务犯罪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相应的监察调查程序，恰恰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前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收集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审查起诉之前的刑事侦查相对应。从单纯的办案角度出发，二者都是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环节，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的重要相通属性。这一结论，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此，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的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为保证这些法律规定切实得到落实，《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9-69条，用了11条篇幅，对如何操作上述规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和规则等，都做了进一步具体的细化和规定。这两种办案程序在对待证据收集、证据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一致性要求，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印证了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是两个办案程序中高度相通相似的、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重要办案阶段。从保证收集证据质量角度讲，监察调查过程中也应当像刑事侦查过程一样，允许和引入律师参与对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障事宜。 3.对构成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其在法律后果上，与刑事侦查具有趋同性。总结上述两种办案实践，无法否认这样一些事实。首先，两种程序的证据效力是互通的。监察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即监察调查工作获取的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监察对象的供述和辩解、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无需重新收集和转换，就能够直接作为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使用；而在许多关联的案件中，刑事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如果涉及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监察机关在调查中也可以直接参考这些证据。其次，两种程序的证据在最终的法律责任上认定上具有一致性。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移送起诉的案件，还是刑事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最终都要依据刑法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来确认罪名和刑罚期限。且一旦经过法定程序，无论是监察调查后的处理结果，还是刑事侦查后的处理结果，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认定都是确定并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第三，两种办案行为在维护社会法律秩序方面具有统一性。监察调查和刑事侦查都是法治体系的重要环节，它们都是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处理，向社会传递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信号，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遵守法律，共同维护社会的整体法治秩序。相关的案件的处理，都会对社会和公众起到警示和规范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因此，从法律后果的趋同性来讲，律师同样有必要介入监察调查程序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救济事项。 二、当前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权利保障工作明显偏弱，律师依法介入对强化相应的权利保障工作非常必要 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修改之前，由于没有立法规定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等强制措施，监察调查中对监察对象采取的办案监控措施基本以留置为主。据不完全资料记载，2018年国家监察机关依法设立后，仅当年监察机关就对68名中管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平均留置期限为60天左右；据2020年的统计，各级监察委办理的留置案件中，75%的案件在调查结束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相关报道，2021年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截至到当年7月31日，全国立案审查49163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办案监控措施，留置大体对应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逮捕。而具体管理操作中，从关押场所的设置，到监管措施的落实，讯问时间的设定，留置在某种程度上较之逮捕甚至更为严厉。同刑事侦查阶段被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律师介入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相比，留置措施在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障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 一方面，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缺项。在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的具体规定中，没有赋予律师可以介入监察调查，对监察对象提供帮助，以依法保护其人身权利。可以说，监察法实施以来，至今为止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均没有律师能够在监察调查阶段，特别是留置期间对监察对象提供法律救济。实际工作中，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在刑事拘留、逮捕的24小时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而在监察调查程序中，对被采取留置这样一种极为严厉的办案措施的监察对象，法律没有规定被留置后应当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笔者曾经代理过一起案件，监察对象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经过4个月零16天，办案人员才进行第一次讯问。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监察对象始终一人独处，几乎精神崩溃，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摧残。用她自己的话说，后来开始讯问，自己都不知道承认了什么，只记得签署了许多笔录。这样的办案过程，从权利保障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缺憾。试想一下，如果其间有律师介入，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对监察对象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帮助，舒解其紧张的神经，对其理性清晰地回答办案讯问，保护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提高监察办案质量，必定大有益处。 另一方面，缺乏对违法办案行为的有效监督。目前，监察调查阶段的讯问、询问等具体工作，基本上处于闭门办案的神秘主义境地。虽然和相关的实施条例规定了对调查讯问等过程要进行全程录像，以留存备查。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对调查人员为突破案件而以刑讯逼供、威胁、恐吓，甚至其他手段取得的证据，外界根本无从知晓。特别是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后，有的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三番五次申辩自己在调查其间受到了刑讯逼供，或者威胁恐吓；有的监察对象一再声称自己的笔录是在受胁迫状态下所签，甚至是在办案人员威胁将其子女、亲属予以留置的情况下，才不得以而按照办案人员写好的情节和涉案数额而签署。这些案件在律师介入后，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大多数要求辩护人核实讯问、询问录像，而辩护人也提出查看监察调查其间的讯问录像。但无论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几乎都会毫无例外地对辩护人的请求予以拒绝。在这里，规定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与监察机关的“互相制约”，也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只剩下了“互相配合”，而没有相互制约。笔者经办的某领导受贿案，案发在最高法和司法部确定的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施行之后。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全程没有律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受理后第11天即在被告人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一审判决有罪后，家属全然不知，直到被告人进入监狱服刑，家属才知道案件已经审理完毕，自己的亲属已经成为服刑的罪犯。这样的案件，且不说案件事实证据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就连被告人应当获取的基本辩护权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又何谈权利保护？ 除外，现行法律中对监察对象的权利保护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明显缺陷。除去律师的介入被完全排除在监察调查，特别是留置这一措施严厉的办案过程之外，从立法层面或整体设计上，对监察调查工作的监督，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也相对较弱。众所周知，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不仅对公安、审判的全部执法活动实行监督，而且自身还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接受同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这一完整的监督体系，也形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完整封闭的监督体系，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公安、司法权力的有效运转。而监察工作却非如此，虽然宪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向产生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监察机关以向人大报告工作这样一个法定形式来接受监督。在具体工作中，虽然规定了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监察工作开展专项监督，但因对这种监督本身因为缺乏有效运行机制，很容易形成权利的空转，失去监督应有的效力。同样的，虽然本身就如何规范监察流程，保证依法办案等方面规定了许多自我约定的条条框框。但相对于刑事诉讼程序而言，这种没有外部强力监督的机制，相对于刑事诉讼监督，仍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践中，不少公职人员因罪获刑后持续不断地申诉，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近年来少数监察调查人员违法犯罪的现象，也暴露出这方面问题的存在。 三、律师依法介入监察对象权益保障，有充分的法律基础和制度根基 首先，尊重和保障人权，符合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庄严承诺，我国的总体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好，全体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人权保障状况才越来越予以高度评价。相对于具体的监察调查工作而言，明确强调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监察对象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等原则规定，同时围绕保障监察对象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也做了许多具体明确。但实践中监察对象被留置后不允许律师介入，这一做法本身，较之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救济措施，前者的做法显然和宪法要求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之要求还有差距。特别是有些案件监察对象被留置调查后，在长达数月的时间，无法就被调查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得到律师等专业人员的帮助，不懂得如何依照法律规定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辩解，同时长期得不到外面家人的相关信息，在人身权利受到极大限制的同时，精神也长期处于紧张惊恐状态。以这样的一种身心状态应对突然开始的高强度审讯，无法保证其做出的陈述就真的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因此，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为监察对象宣传法律知识，提供相应法律咨询帮助，本质上符合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其次，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的做法，符合国际法或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多年以来，我国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通过签署和加入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或议定书，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国际合作，实现全民脱贫，从而使得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由少数西方国家掌控的反华同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企图借助《中国国别人权审议报告》的投票时机，制造对我国不利局面的反华提案，已经连续多年都被挫败。在与国际上公民权利保障接轨方面，我国是较早承认和遵循《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国家。此外，我国政府还于1986年12月12日批准加入了于1988年11月3日生效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应该说，我国公民权利保障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有关部门长期攻坚，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与我国积极参加并遵守相关国家公约，履行并承担相关权利保障国际责任紧密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管理国家重要工作内容的国家监察调查工作，不仅是履行国家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也与相关国家公约或议定书规定的责任义务密切相关。比如，我国签署并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明确规定被监禁人员有获得不受非法拘禁权、申诉和救济权、医疗和保障权、获得信息权。这里的获得信息权就包括：被拘禁人有权被告知其权利，包括申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并且在被拘禁期间，应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通信和接触，如与家人、律师等联系。在监察调查工作中，无论是强制到案、责令候查，还是留置、陪护等监察措施，都是对监察对象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限制。而其中的留置、陪护措施，和刑事诉讼中的逮捕、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本质上都是对监察对象的“拘禁”行为。因此，无论是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相互比较，还是从落实上述公约的规定来说，都应当允许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提供起码的法律帮助。 从实践看，我们熟知的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案件中允许律师参与的机制，对保证调查质量，促进港府廉政建设，就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同样对我们的监察调查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律师介入监察调查阶段对监察对象实施权利保护，可以推动检察、审判机关更好地履行“配合”“制约”职能。勿庸讳言，无论是还是，都把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从46年多来的实践来看，在刑事诉讼法的执行过程中，在公安、检察、审判三机关互相配合、制约的过程中，律师实际上是作为“场内监督”的角色，对三机关的配合办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当中，律师工作中就立案监督、取保候审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审查起诉法律意见、法庭质证和辩护等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保证办案质量，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推动公安、检察、审判机关提高配合制约的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监察机关在某种意义作为实质上的办案机关，其监察调查的涉嫌职务犯罪人员，在证据收集上，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要求；其调查的结果是多数人员要移送审查起诉，并交付审判。做好这项工作，同样需要监察、检察、审判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高质量地完成监察调查工作，实现保障监察对象合法权益和调查质量的统一，需要检察、审判机关的配合制约，更离不开律师的介入。只有律师介入，才能更充分地保障监察调查依法进行，才能依法维护被“拘禁”状态下的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检察、审判机关最有效的配合和制约，并最终使监察调查工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把一件件反腐败案件办成铁案，真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戴某某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云南某甲公司 再审申请人戴某某因与被申请人云南某甲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戴某某申请再审称，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的第二项，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6541.58元。事实是自公司负责人马总接管公司以来，就取消了公司员工的年休假，车间全员皆无年假可休，事实是申请人未能休年假，怎么会成了放弃休假权利。公司提交的《调休安排通知》是关于申请人的加班部分，未含有年假部分，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根据事实，凭空否决，难以令人信服。2.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的第三项，关于法定节假日、延时加班工资7337.67元。事实是法定节假日、延时加班工资，劳动法有规定，不能通过调休方式，须通过加班工资的方式解决。公司提交的《调休安排通知》，是针对本人剩余加班部分，要求本人调休，申请人当时就予以了回应，实际也是没休，继续上班，有钉钉打卡及水印相片为证。公司考勤有纸质考勤、钉钉打卡，每月月底上报核查，核实后再发每月工资，不存在作假。每次加班也要上报审批，且月底上报核查，更不存在作假。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的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的第四项，关于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4492.41元。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放大了关于申请人跑网约车的影响，虽是违纪，但没对公司生产造成影响。某某公司于2023年7月20日开具的《开除通知书》属违法行为。为此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5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2.依法维持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据“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和“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的规定，对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确实享有单方面与劳动者解除合同的权利。本案中，首先，2013年2月27日，申请人戴某某入职被申请人某某公司，职务为车间主任，2014年4月10日，申请人戴某某接受被申请人某某公司《公司管理制度的培训》以及人事制度培训的考核。因申请人工作未尽责，某某公司与案外人云南某乙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签署《赔偿协议》约定：因云南某乙公司向被申请人某某公司购买的2021年曼松贡茶内发现羽毛、明道生物茶中发现毛发、布朗老茶头内发现头发问题，被申请人某某公司无条件更换云南某乙公司购买的问题产品，并赔偿云南某乙公司15000元；其次，2023年6月26日，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某某公司涉嫌生产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易武贡瓜普洱茶（生茶），已违反了的规定，拟对则道作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改正生产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普洱茶的违法行为；2、没收违法生产的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易武贡瓜普洱茶生茶365个（500克／个）；3、处罚款：50000元；再次，申请人戴某某于2020年10月28日注册登记滴滴快车，部分工作时间内戴某某在运营网约车业务，在案证据能证明申请人戴某某经常性在上班时间外出运营网约车业务的事实，二审认为一审法院仅以没有证据证实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已经民主程序认定违法解除，却并没有对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问题进行评述，并且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劳动者的勤勉工作，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会促进用人单位各项业绩的稳步提升，因此，作为劳动者，应自觉履职尽责，远离消极怠工等不良行为，用人单位也应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稳定的就业环境，劳动者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对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劳动者，其行为的性质不仅仅是对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秩序的破坏，也触犯了基本的行为道德准则。综上，二审认为本案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解除劳动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构成违法解除，对劳动者要求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对于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原审已经查明此期间劳动者依然存在运营网约车的情况，且用人单位提交的《调休安排通知》，证明单位已经安排劳动者调休补休，故对劳动者此部分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再审申请人的其他再审申请理由，因无切实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其理由原审判决已逐一阐明，本院不再赘述。 综上，戴某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之规定的情形。 依照，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戴某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顺泽 审判员 傅 栗 审判员 杨玉华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赖晓懿

2025年6月27日，完成了最新的修订（“2025修订版”）并正式发布[1]。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修订距离2019修正版仅相隔6年，而2019修正版与前一次修订更是仅隔2年，这反映出立法机关近年来对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快速响应，亦揭示出市场经济对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提出了更复杂、更精细的治理要求。在此之前，2025年6月13日，十四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下简称“《2025年纠风通知》”）[2]。对医药行业来说，这两份文件都与其合规管理体系的构建息息相关，要求医药企业（包括医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医疗服务企业等）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对行业的认知、迭代合规管理的手段。 一、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思路之变与不变 最新修订的并未改变商业贿赂的法律基准，即经营者不得通过给予任何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他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经营者可以明示入账的方式支付折扣和佣金。但是，2025修订版对商业贿赂的监管要求做出了明确化、全面化、精细化的升级调整，主要包括： 强化双向监管：明确将受贿行为纳入禁止范畴，罚则同步适用于行贿与受贿主体，从法律层面明确“双向打击”的监管原则。 行政处罚力度再提升：再次大幅提高了对经营者行贿、受贿行为的处罚力度，最高可处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责任体系构建：首次规定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实施贿赂负有个人责任，打破“企业违法、个人无责”的传统行政监管局限；同步配套新增了对个人法律责任的罚则，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实现“企业 + 个人”的双重追责。 此次条文修订不仅标志着监管部门对商业贿赂的执法将向全链条、高精度方向深化，更推动了行政执法与刑事追责的有机衔接。无论是对行贿受贿的同步打击，还是企业与个人层面的双轨追责，均实现了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在追责维度的趋同，引导企业及相关负责人必须建立事前风险预防、事中动态监控、事后有效整治的全流程合规体系，从源头遏制商业贿赂风险。 二、《2025年纠风通知》的出台 自2023年备受舆论关注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启动至今，医药行业在高压的监管环境中，感受到了监管部门对此次腐败整治工作的态度之坚定、目标之明确及执法力度之强大。同时，医药行业也认识到，此次整治工作，其目标并非针对个别人员、个别案件做出处罚，而是要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地构建医药行业的监管体系，实施常态化、长效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行业治理。 《2025年纠风通知》依然由“全国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联合发布，包括了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审计署、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十四个国家部委。《2025年纠风通知》全文分为4个部分，涉及15项内容，重点聚焦以下四个方面：（一）全面强化纠风工作顶层设计，强化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持续深化医药购销领域治理，加强穿透监管、加强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指导；（三）系统纠治医疗服务乱象，包括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等；以及（四）扎实推进保障落实工作，强化部门间统筹联动[3]。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背景下，2025年医药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迈入深化拓展、纵深推进的阶段，监管部门进一步强调实施制度性、协同性、常态化的治理框架。这不仅意味着监管部门会采用更体系化的监管策略，也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法律责任边界会更加清晰、合规义务将变得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 三、《纠风通知》的风向标作用 每年发布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向各省市的监管部门明确和部署未来一年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对于医药企业来说，《纠风通知》则是洞察行业监管重点的风向标，企业应主动了解并适应政策趋势，及时排查自身的管理漏洞，建立并完善长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回顾2024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等法规政策文件，呼应了《2024年纠风通知》[4]中提到的“纠建并举，加强建章立制。”的工作重点，亦为医药行业构建清晰、明确、可执行的内部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制度指引。其中《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已于2025年1月10日正式发布实施。 在执法实践层面，各监管部门依据其法定权限和执法手段，具体落实了《2024年纠风通知》部署的重点工作。例如，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医药企业假借学术活动支付不合规费用的各类行为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财政部门则利用大数据等精准监督工具，针对政府招投标活动中潜在的串通投标行为展开了专项核查，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亦和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建立了案件线索的双向移送机制和协作机制，以实现“行贿受贿一起查”的执法目标。 四、从《纠风通知》观察监管工作的变与不变 从《2024年纠风通知》到《2025年纠风通知》，我们观察到纠风工作在治理目标、核心领域、监管手段、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共性，体现了监管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纠风工作遵循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始终如一的，即以党的核心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会议精神，深化巩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整治成效。 纠风工作始终重点关注医药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特别针对项目采购、项目审批、资金使用、样本外送、外配处方等关键环节；重点聚焦辅助生殖、医疗美容、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纠风工作始终强调压实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的主体责任，要求监管部门充分运用和优化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智能监管、飞行检查等监管手段。 纠风工作始终要求各部门加强工作统筹，信息共享，密切与纪检监察机关联系，提升监管效能。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2025年纠风通知》基于纠风工作和整治工作所处的新阶段、面临的新考验，对医药行业提出了新的执法重点和监管要求。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要加强医药卫生领域新型、变异和隐形问题研判预警，意味着监管部门会主动关注更隐蔽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行为，监管工作将更加注重前瞻性、全面性与精细化管理，确保整治工作不流于“形式合规”或“表面合规”。 《2025年纠风通知》在延续原有重点的基础上，新增患者隐私保护、基因检测、儿童近视防控、医学证明开具等问题，并继续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 《2025年纠风通知》针对2024年提出的“穿透监管”做出了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加强医药行业专项审计，强调会打通从原材料采购、药品耗材生产到招标采购的监管通路，明确监管重点向生产端覆盖。这一点在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的中也有所印证，最新的评价制度会加强对医药价格和招采相关失信行为的责任穿透，评价处置应穿透至上市许可持有人。 《2025年纠风通知》鼓励医药企业参考2025年出台的《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加强合规管理，推动医药代表在医疗机构内的合规管理。同时要求落实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规范兼职取酬、会议举办等行为。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完善医药购销领域行贿人、受贿人“黑名单”制度和不良单位记录制度，首次提出了受贿人“黑名单”制度，进一步完善了《2024年纠风通知》提出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举措。这与修订版强化双向监管的要求形成政策协同，标志着商业贿赂治理全面从单一维度惩戒向双向责任规制的系统性升级。 《2025年纠风通知》首次单列条款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针对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整治重点，重点打击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等不法行为。 五、从与《纠风通知》看医药企业合规管理的变与不变 在医药反腐行动开始时，面对监管部门密集高压的执法行动，大多医药企业普遍历经了观望、迷茫到担忧等多个阶段。企业对业务活动如何合规开展、合规底线应该划在哪里等问题难以决策。随着与《纠风通知》的陆续出台，医药企业应当意识到监管部门的执法手段和监管经验都已历经多次“系统化升级”，如果企业对合规风险的控制只是停留在制度文本的重重堆砌、审批流程的形式化履行等“表面合规”，而非真正构建贯穿业务活动全周期的“实质性合规管理体系”，那么面对监管部门的执法很可能会面临更被动的境况，致使企业暴露于更高的法律风险中。 所谓医药企业如何实施“实质合规”，我们认为其核心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医药反腐行动发生根本的改变： 医药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其防范合规风险的主体责任，建立切实可执行的合规管理体系，并要求其员工以及业务伙伴等第三方严格遵守相关要求。特别是企业应加强对经销商、配送商、服务商等业务伙伴的监督，不可简单认为业务“外包”后风险就可完全转移。 医药企业对于其业务活动中高风险领域的活动，例如学术会议相关的费用支出等，应当建立并执行有效的审核机制，杜绝审核标准不清、审核人都只做“形式审查”或互相推诿审核责任等问题，充分利用自动化工具参与核查，避免人为审查衔接漏洞、人工审核盲区、覆盖不全等潜在风险。 医药企业在发现不合规的行为时要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客观审慎地评估此类行为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法律风险，及时消除风险敞口，严禁默许、纵容甚至掩盖已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随着新关于“行贿受贿一起查”、“企业与负责人同担责”等法律要求的落地，同时监管执法呈现出更加系统化、智能化、多部门联动等特点，医药企业要摒弃“被动接受合规”的思维，转向“主动治理”的理念，主动密切关注监管的最新趋势，定期、及时评估内部合规管理体系的标准是否需要相应调整、管理措施是否需要同步升级等。 首先，医药企业应积极关注国家及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执法手段，以及采取的执法行动等，比如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更新、行贿人黑名单的实施、穿透式审计如何开展以及最新的执法案例等，及时评估企业现行的规章制度和流程是否足以预防、识别和处置相关的合规风险。 另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层管理人员等负责人员需要在企业内部强调对商业贿赂的“零容忍态度”，切实参与、监督、确认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实施的有效性，及时处理发现的合规风险和违规行为。 同时，医药企业可积极探索使用更多智能化工具协助进行合规风险的管理，比如利用多个部门的大数据联动对业务活动中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利用AI工具协助合规、法务、财务等部门进行监管审核等。 在日常业务中，企业如果发现了重大的合规风险或潜在的违规行为，可在必要时聘请专业的第三方对可能的风险进行独立的调查与评估，对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进行解析，亦可考虑通过第三方与监管部门主动沟通，获取更有实操性的建议。 最后，医药企业在明确遵守“实质合规”的前提下，不必“草木皆兵”或“因噎废食”。企业如果能够充分说明其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合理性，并且有真实的审批记录和支出凭证等文件支持企业的决策过程，那么一般企业的正常营销活动本身并不会导致企业面临法律风险。企业在自办活动或参加第三方主办的活动之前，如有疑问，也可事先咨询相关的主管单位，请其解析。我们也乐意参与讨论，集思广益。 明确了对商业贿赂行为全链条的追责机制，《2025年纠风通知》则明确了监管部门要深化巩固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态度，这些变化意味着医药企业必须主动接受和适应系统化、常态化的监管环境，认识到“实质合规”才是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最终目标。医药企业不仅要继续强化对高风险业务环节的监管，例如对医药代表等关键岗位的合规培训与行为约束，还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纠机制，在日常经营中主动预防、识别和解决潜在风险，企业的负责人则要切实承担起合规管理的职责，带领企业通过合规运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注释 [1] （官方链接：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06/t20250627_446247.html） [2]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zcwj/202506/1d6b05af244044a38e1852e5214a4183.shtml） [3] 《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解读（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gzdt/202506/32e7b5cf65f446a09133478810025f8d.shtml） [4]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3851.htm）

2025年6月27日，完成了最新的修订（“2025修订版”）并正式发布[1]。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修订距离2019修正版仅相隔6年，而2019修正版与前一次修订更是仅隔2年，这反映出立法机关近年来对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快速响应，亦揭示出市场经济对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提出了更复杂、更精细的治理要求。在此之前，2025年6月13日，十四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下简称“《2025年纠风通知》”）[2]。对医药行业来说，这两份文件都与其合规管理体系的构建息息相关，要求医药企业（包括医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医疗服务企业等）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对行业的认知、迭代合规管理的手段。 一、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思路之变与不变 最新修订的并未改变商业贿赂的法律基准，即经营者不得通过给予任何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他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经营者可以明示入账的方式支付折扣和佣金。但是，2025修订版对商业贿赂的监管要求做出了明确化、全面化、精细化的升级调整，主要包括： 强化双向监管：明确将受贿行为纳入禁止范畴，罚则同步适用于行贿与受贿主体，从法律层面明确“双向打击”的监管原则。 行政处罚力度再提升：再次大幅提高了对经营者行贿、受贿行为的处罚力度，最高可处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责任体系构建：首次规定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实施贿赂负有个人责任，打破“企业违法、个人无责”的传统行政监管局限；同步配套新增了对个人法律责任的罚则，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实现“企业 + 个人”的双重追责。 此次条文修订不仅标志着监管部门对商业贿赂的执法将向全链条、高精度方向深化，更推动了行政执法与刑事追责的有机衔接。无论是对行贿受贿的同步打击，还是企业与个人层面的双轨追责，均实现了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在追责维度的趋同，引导企业及相关负责人必须建立事前风险预防、事中动态监控、事后有效整治的全流程合规体系，从源头遏制商业贿赂风险。 二、《2025年纠风通知》的出台 自2023年备受舆论关注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启动至今，医药行业在高压的监管环境中，感受到了监管部门对此次腐败整治工作的态度之坚定、目标之明确及执法力度之强大。同时，医药行业也认识到，此次整治工作，其目标并非针对个别人员、个别案件做出处罚，而是要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地构建医药行业的监管体系，实施常态化、长效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行业治理。 《2025年纠风通知》依然由“全国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联合发布，包括了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审计署、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十四个国家部委。《2025年纠风通知》全文分为4个部分，涉及15项内容，重点聚焦以下四个方面：（一）全面强化纠风工作顶层设计，强化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持续深化医药购销领域治理，加强穿透监管、加强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指导；（三）系统纠治医疗服务乱象，包括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等；以及（四）扎实推进保障落实工作，强化部门间统筹联动[3]。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背景下，2025年医药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迈入深化拓展、纵深推进的阶段，监管部门进一步强调实施制度性、协同性、常态化的治理框架。这不仅意味着监管部门会采用更体系化的监管策略，也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法律责任边界会更加清晰、合规义务将变得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 三、《纠风通知》的风向标作用 每年发布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向各省市的监管部门明确和部署未来一年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对于医药企业来说，《纠风通知》则是洞察行业监管重点的风向标，企业应主动了解并适应政策趋势，及时排查自身的管理漏洞，建立并完善长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回顾2024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等法规政策文件，呼应了《2024年纠风通知》[4]中提到的“纠建并举，加强建章立制。”的工作重点，亦为医药行业构建清晰、明确、可执行的内部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制度指引。其中《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已于2025年1月10日正式发布实施。 在执法实践层面，各监管部门依据其法定权限和执法手段，具体落实了《2024年纠风通知》部署的重点工作。例如，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医药企业假借学术活动支付不合规费用的各类行为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财政部门则利用大数据等精准监督工具，针对政府招投标活动中潜在的串通投标行为展开了专项核查，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亦和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建立了案件线索的双向移送机制和协作机制，以实现“行贿受贿一起查”的执法目标。 四、从《纠风通知》观察监管工作的变与不变 从《2024年纠风通知》到《2025年纠风通知》，我们观察到纠风工作在治理目标、核心领域、监管手段、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共性，体现了监管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纠风工作遵循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始终如一的，即以党的核心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会议精神，深化巩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整治成效。 纠风工作始终重点关注医药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特别针对项目采购、项目审批、资金使用、样本外送、外配处方等关键环节；重点聚焦辅助生殖、医疗美容、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纠风工作始终强调压实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的主体责任，要求监管部门充分运用和优化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智能监管、飞行检查等监管手段。 纠风工作始终要求各部门加强工作统筹，信息共享，密切与纪检监察机关联系，提升监管效能。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2025年纠风通知》基于纠风工作和整治工作所处的新阶段、面临的新考验，对医药行业提出了新的执法重点和监管要求。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要加强医药卫生领域新型、变异和隐形问题研判预警，意味着监管部门会主动关注更隐蔽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行为，监管工作将更加注重前瞻性、全面性与精细化管理，确保整治工作不流于“形式合规”或“表面合规”。 《2025年纠风通知》在延续原有重点的基础上，新增患者隐私保护、基因检测、儿童近视防控、医学证明开具等问题，并继续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 《2025年纠风通知》针对2024年提出的“穿透监管”做出了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加强医药行业专项审计，强调会打通从原材料采购、药品耗材生产到招标采购的监管通路，明确监管重点向生产端覆盖。这一点在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的中也有所印证，最新的评价制度会加强对医药价格和招采相关失信行为的责任穿透，评价处置应穿透至上市许可持有人。 《2025年纠风通知》鼓励医药企业参考2025年出台的《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加强合规管理，推动医药代表在医疗机构内的合规管理。同时要求落实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规范兼职取酬、会议举办等行为。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完善医药购销领域行贿人、受贿人“黑名单”制度和不良单位记录制度，首次提出了受贿人“黑名单”制度，进一步完善了《2024年纠风通知》提出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举措。这与修订版强化双向监管的要求形成政策协同，标志着商业贿赂治理全面从单一维度惩戒向双向责任规制的系统性升级。 《2025年纠风通知》首次单列条款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针对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整治重点，重点打击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等不法行为。 五、从与《纠风通知》看医药企业合规管理的变与不变 在医药反腐行动开始时，面对监管部门密集高压的执法行动，大多医药企业普遍历经了观望、迷茫到担忧等多个阶段。企业对业务活动如何合规开展、合规底线应该划在哪里等问题难以决策。随着与《纠风通知》的陆续出台，医药企业应当意识到监管部门的执法手段和监管经验都已历经多次“系统化升级”，如果企业对合规风险的控制只是停留在制度文本的重重堆砌、审批流程的形式化履行等“表面合规”，而非真正构建贯穿业务活动全周期的“实质性合规管理体系”，那么面对监管部门的执法很可能会面临更被动的境况，致使企业暴露于更高的法律风险中。 所谓医药企业如何实施“实质合规”，我们认为其核心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医药反腐行动发生根本的改变： 医药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其防范合规风险的主体责任，建立切实可执行的合规管理体系，并要求其员工以及业务伙伴等第三方严格遵守相关要求。特别是企业应加强对经销商、配送商、服务商等业务伙伴的监督，不可简单认为业务“外包”后风险就可完全转移。 医药企业对于其业务活动中高风险领域的活动，例如学术会议相关的费用支出等，应当建立并执行有效的审核机制，杜绝审核标准不清、审核人都只做“形式审查”或互相推诿审核责任等问题，充分利用自动化工具参与核查，避免人为审查衔接漏洞、人工审核盲区、覆盖不全等潜在风险。 医药企业在发现不合规的行为时要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客观审慎地评估此类行为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法律风险，及时消除风险敞口，严禁默许、纵容甚至掩盖已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随着新关于“行贿受贿一起查”、“企业与负责人同担责”等法律要求的落地，同时监管执法呈现出更加系统化、智能化、多部门联动等特点，医药企业要摒弃“被动接受合规”的思维，转向“主动治理”的理念，主动密切关注监管的最新趋势，定期、及时评估内部合规管理体系的标准是否需要相应调整、管理措施是否需要同步升级等。 首先，医药企业应积极关注国家及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执法手段，以及采取的执法行动等，比如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更新、行贿人黑名单的实施、穿透式审计如何开展以及最新的执法案例等，及时评估企业现行的规章制度和流程是否足以预防、识别和处置相关的合规风险。 另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层管理人员等负责人员需要在企业内部强调对商业贿赂的“零容忍态度”，切实参与、监督、确认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实施的有效性，及时处理发现的合规风险和违规行为。 同时，医药企业可积极探索使用更多智能化工具协助进行合规风险的管理，比如利用多个部门的大数据联动对业务活动中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利用AI工具协助合规、法务、财务等部门进行监管审核等。 在日常业务中，企业如果发现了重大的合规风险或潜在的违规行为，可在必要时聘请专业的第三方对可能的风险进行独立的调查与评估，对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进行解析，亦可考虑通过第三方与监管部门主动沟通，获取更有实操性的建议。 最后，医药企业在明确遵守“实质合规”的前提下，不必“草木皆兵”或“因噎废食”。企业如果能够充分说明其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合理性，并且有真实的审批记录和支出凭证等文件支持企业的决策过程，那么一般企业的正常营销活动本身并不会导致企业面临法律风险。企业在自办活动或参加第三方主办的活动之前，如有疑问，也可事先咨询相关的主管单位，请其解析。我们也乐意参与讨论，集思广益。 明确了对商业贿赂行为全链条的追责机制，《2025年纠风通知》则明确了监管部门要深化巩固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态度，这些变化意味着医药企业必须主动接受和适应系统化、常态化的监管环境，认识到“实质合规”才是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最终目标。医药企业不仅要继续强化对高风险业务环节的监管，例如对医药代表等关键岗位的合规培训与行为约束，还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纠机制，在日常经营中主动预防、识别和解决潜在风险，企业的负责人则要切实承担起合规管理的职责，带领企业通过合规运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注释 [1] （官方链接：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06/t20250627_446247.html） [2]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zcwj/202506/1d6b05af244044a38e1852e5214a4183.shtml） [3] 《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解读（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gzdt/202506/32e7b5cf65f446a09133478810025f8d.shtml） [4]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3851.htm）

2025年6月27日，完成了最新的修订（“2025修订版”）并正式发布[1]。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修订距离2019修正版仅相隔6年，而2019修正版与前一次修订更是仅隔2年，这反映出立法机关近年来对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快速响应，亦揭示出市场经济对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提出了更复杂、更精细的治理要求。在此之前，2025年6月13日，十四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下简称“《2025年纠风通知》”）[2]。对医药行业来说，这两份文件都与其合规管理体系的构建息息相关，要求医药企业（包括医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医疗服务企业等）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对行业的认知、迭代合规管理的手段。 一、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思路之变与不变 最新修订的并未改变商业贿赂的法律基准，即经营者不得通过给予任何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他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经营者可以明示入账的方式支付折扣和佣金。但是，2025修订版对商业贿赂的监管要求做出了明确化、全面化、精细化的升级调整，主要包括： 强化双向监管：明确将受贿行为纳入禁止范畴，罚则同步适用于行贿与受贿主体，从法律层面明确“双向打击”的监管原则。 行政处罚力度再提升：再次大幅提高了对经营者行贿、受贿行为的处罚力度，最高可处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责任体系构建：首次规定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实施贿赂负有个人责任，打破“企业违法、个人无责”的传统行政监管局限；同步配套新增了对个人法律责任的罚则，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实现“企业 + 个人”的双重追责。 此次条文修订不仅标志着监管部门对商业贿赂的执法将向全链条、高精度方向深化，更推动了行政执法与刑事追责的有机衔接。无论是对行贿受贿的同步打击，还是企业与个人层面的双轨追责，均实现了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在追责维度的趋同，引导企业及相关负责人必须建立事前风险预防、事中动态监控、事后有效整治的全流程合规体系，从源头遏制商业贿赂风险。 二、《2025年纠风通知》的出台 自2023年备受舆论关注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启动至今，医药行业在高压的监管环境中，感受到了监管部门对此次腐败整治工作的态度之坚定、目标之明确及执法力度之强大。同时，医药行业也认识到，此次整治工作，其目标并非针对个别人员、个别案件做出处罚，而是要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地构建医药行业的监管体系，实施常态化、长效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行业治理。 《2025年纠风通知》依然由“全国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联合发布，包括了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审计署、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十四个国家部委。《2025年纠风通知》全文分为4个部分，涉及15项内容，重点聚焦以下四个方面：（一）全面强化纠风工作顶层设计，强化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持续深化医药购销领域治理，加强穿透监管、加强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指导；（三）系统纠治医疗服务乱象，包括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等；以及（四）扎实推进保障落实工作，强化部门间统筹联动[3]。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背景下，2025年医药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迈入深化拓展、纵深推进的阶段，监管部门进一步强调实施制度性、协同性、常态化的治理框架。这不仅意味着监管部门会采用更体系化的监管策略，也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法律责任边界会更加清晰、合规义务将变得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 三、《纠风通知》的风向标作用 每年发布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向各省市的监管部门明确和部署未来一年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对于医药企业来说，《纠风通知》则是洞察行业监管重点的风向标，企业应主动了解并适应政策趋势，及时排查自身的管理漏洞，建立并完善长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回顾2024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等法规政策文件，呼应了《2024年纠风通知》[4]中提到的“纠建并举，加强建章立制。”的工作重点，亦为医药行业构建清晰、明确、可执行的内部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制度指引。其中《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已于2025年1月10日正式发布实施。 在执法实践层面，各监管部门依据其法定权限和执法手段，具体落实了《2024年纠风通知》部署的重点工作。例如，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医药企业假借学术活动支付不合规费用的各类行为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财政部门则利用大数据等精准监督工具，针对政府招投标活动中潜在的串通投标行为展开了专项核查，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亦和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建立了案件线索的双向移送机制和协作机制，以实现“行贿受贿一起查”的执法目标。 四、从《纠风通知》观察监管工作的变与不变 从《2024年纠风通知》到《2025年纠风通知》，我们观察到纠风工作在治理目标、核心领域、监管手段、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共性，体现了监管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纠风工作遵循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始终如一的，即以党的核心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会议精神，深化巩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整治成效。 纠风工作始终重点关注医药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特别针对项目采购、项目审批、资金使用、样本外送、外配处方等关键环节；重点聚焦辅助生殖、医疗美容、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纠风工作始终强调压实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的主体责任，要求监管部门充分运用和优化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智能监管、飞行检查等监管手段。 纠风工作始终要求各部门加强工作统筹，信息共享，密切与纪检监察机关联系，提升监管效能。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2025年纠风通知》基于纠风工作和整治工作所处的新阶段、面临的新考验，对医药行业提出了新的执法重点和监管要求。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要加强医药卫生领域新型、变异和隐形问题研判预警，意味着监管部门会主动关注更隐蔽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行为，监管工作将更加注重前瞻性、全面性与精细化管理，确保整治工作不流于“形式合规”或“表面合规”。 《2025年纠风通知》在延续原有重点的基础上，新增患者隐私保护、基因检测、儿童近视防控、医学证明开具等问题，并继续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 《2025年纠风通知》针对2024年提出的“穿透监管”做出了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加强医药行业专项审计，强调会打通从原材料采购、药品耗材生产到招标采购的监管通路，明确监管重点向生产端覆盖。这一点在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的中也有所印证，最新的评价制度会加强对医药价格和招采相关失信行为的责任穿透，评价处置应穿透至上市许可持有人。 《2025年纠风通知》鼓励医药企业参考2025年出台的《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加强合规管理，推动医药代表在医疗机构内的合规管理。同时要求落实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规范兼职取酬、会议举办等行为。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完善医药购销领域行贿人、受贿人“黑名单”制度和不良单位记录制度，首次提出了受贿人“黑名单”制度，进一步完善了《2024年纠风通知》提出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举措。这与修订版强化双向监管的要求形成政策协同，标志着商业贿赂治理全面从单一维度惩戒向双向责任规制的系统性升级。 《2025年纠风通知》首次单列条款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针对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整治重点，重点打击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等不法行为。 五、从与《纠风通知》看医药企业合规管理的变与不变 在医药反腐行动开始时，面对监管部门密集高压的执法行动，大多医药企业普遍历经了观望、迷茫到担忧等多个阶段。企业对业务活动如何合规开展、合规底线应该划在哪里等问题难以决策。随着与《纠风通知》的陆续出台，医药企业应当意识到监管部门的执法手段和监管经验都已历经多次“系统化升级”，如果企业对合规风险的控制只是停留在制度文本的重重堆砌、审批流程的形式化履行等“表面合规”，而非真正构建贯穿业务活动全周期的“实质性合规管理体系”，那么面对监管部门的执法很可能会面临更被动的境况，致使企业暴露于更高的法律风险中。 所谓医药企业如何实施“实质合规”，我们认为其核心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医药反腐行动发生根本的改变： 医药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其防范合规风险的主体责任，建立切实可执行的合规管理体系，并要求其员工以及业务伙伴等第三方严格遵守相关要求。特别是企业应加强对经销商、配送商、服务商等业务伙伴的监督，不可简单认为业务“外包”后风险就可完全转移。 医药企业对于其业务活动中高风险领域的活动，例如学术会议相关的费用支出等，应当建立并执行有效的审核机制，杜绝审核标准不清、审核人都只做“形式审查”或互相推诿审核责任等问题，充分利用自动化工具参与核查，避免人为审查衔接漏洞、人工审核盲区、覆盖不全等潜在风险。 医药企业在发现不合规的行为时要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客观审慎地评估此类行为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法律风险，及时消除风险敞口，严禁默许、纵容甚至掩盖已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随着新关于“行贿受贿一起查”、“企业与负责人同担责”等法律要求的落地，同时监管执法呈现出更加系统化、智能化、多部门联动等特点，医药企业要摒弃“被动接受合规”的思维，转向“主动治理”的理念，主动密切关注监管的最新趋势，定期、及时评估内部合规管理体系的标准是否需要相应调整、管理措施是否需要同步升级等。 首先，医药企业应积极关注国家及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执法手段，以及采取的执法行动等，比如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更新、行贿人黑名单的实施、穿透式审计如何开展以及最新的执法案例等，及时评估企业现行的规章制度和流程是否足以预防、识别和处置相关的合规风险。 另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层管理人员等负责人员需要在企业内部强调对商业贿赂的“零容忍态度”，切实参与、监督、确认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实施的有效性，及时处理发现的合规风险和违规行为。 同时，医药企业可积极探索使用更多智能化工具协助进行合规风险的管理，比如利用多个部门的大数据联动对业务活动中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利用AI工具协助合规、法务、财务等部门进行监管审核等。 在日常业务中，企业如果发现了重大的合规风险或潜在的违规行为，可在必要时聘请专业的第三方对可能的风险进行独立的调查与评估，对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进行解析，亦可考虑通过第三方与监管部门主动沟通，获取更有实操性的建议。 最后，医药企业在明确遵守“实质合规”的前提下，不必“草木皆兵”或“因噎废食”。企业如果能够充分说明其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合理性，并且有真实的审批记录和支出凭证等文件支持企业的决策过程，那么一般企业的正常营销活动本身并不会导致企业面临法律风险。企业在自办活动或参加第三方主办的活动之前，如有疑问，也可事先咨询相关的主管单位，请其解析。我们也乐意参与讨论，集思广益。 明确了对商业贿赂行为全链条的追责机制，《2025年纠风通知》则明确了监管部门要深化巩固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态度，这些变化意味着医药企业必须主动接受和适应系统化、常态化的监管环境，认识到“实质合规”才是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最终目标。医药企业不仅要继续强化对高风险业务环节的监管，例如对医药代表等关键岗位的合规培训与行为约束，还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纠机制，在日常经营中主动预防、识别和解决潜在风险，企业的负责人则要切实承担起合规管理的职责，带领企业通过合规运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注释 [1] （官方链接：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06/t20250627_446247.html） [2]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zcwj/202506/1d6b05af244044a38e1852e5214a4183.shtml） [3] 《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解读（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gzdt/202506/32e7b5cf65f446a09133478810025f8d.shtml） [4]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3851.htm）

2025年6月27日，完成了最新的修订（“2025修订版”）并正式发布[1]。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修订距离2019修正版仅相隔6年，而2019修正版与前一次修订更是仅隔2年，这反映出立法机关近年来对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快速响应，亦揭示出市场经济对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提出了更复杂、更精细的治理要求。在此之前，2025年6月13日，十四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下简称“《2025年纠风通知》”）[2]。对医药行业来说，这两份文件都与其合规管理体系的构建息息相关，要求医药企业（包括医药企业、医疗器械企业、医疗服务企业等）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对行业的认知、迭代合规管理的手段。 一、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思路之变与不变 最新修订的并未改变商业贿赂的法律基准，即经营者不得通过给予任何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他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经营者可以明示入账的方式支付折扣和佣金。但是，2025修订版对商业贿赂的监管要求做出了明确化、全面化、精细化的升级调整，主要包括： 强化双向监管：明确将受贿行为纳入禁止范畴，罚则同步适用于行贿与受贿主体，从法律层面明确“双向打击”的监管原则。 行政处罚力度再提升：再次大幅提高了对经营者行贿、受贿行为的处罚力度，最高可处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责任体系构建：首次规定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实施贿赂负有个人责任，打破“企业违法、个人无责”的传统行政监管局限；同步配套新增了对个人法律责任的罚则，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实现“企业 + 个人”的双重追责。 此次条文修订不仅标志着监管部门对商业贿赂的执法将向全链条、高精度方向深化，更推动了行政执法与刑事追责的有机衔接。无论是对行贿受贿的同步打击，还是企业与个人层面的双轨追责，均实现了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在追责维度的趋同，引导企业及相关负责人必须建立事前风险预防、事中动态监控、事后有效整治的全流程合规体系，从源头遏制商业贿赂风险。 二、《2025年纠风通知》的出台 自2023年备受舆论关注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启动至今，医药行业在高压的监管环境中，感受到了监管部门对此次腐败整治工作的态度之坚定、目标之明确及执法力度之强大。同时，医药行业也认识到，此次整治工作，其目标并非针对个别人员、个别案件做出处罚，而是要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地构建医药行业的监管体系，实施常态化、长效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行业治理。 《2025年纠风通知》依然由“全国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联合发布，包括了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审计署、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等十四个国家部委。《2025年纠风通知》全文分为4个部分，涉及15项内容，重点聚焦以下四个方面：（一）全面强化纠风工作顶层设计，强化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持续深化医药购销领域治理，加强穿透监管、加强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指导；（三）系统纠治医疗服务乱象，包括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等；以及（四）扎实推进保障落实工作，强化部门间统筹联动[3]。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背景下，2025年医药行业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迈入深化拓展、纵深推进的阶段，监管部门进一步强调实施制度性、协同性、常态化的治理框架。这不仅意味着监管部门会采用更体系化的监管策略，也意味着企业面临的法律责任边界会更加清晰、合规义务将变得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 三、《纠风通知》的风向标作用 每年发布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向各省市的监管部门明确和部署未来一年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对于医药企业来说，《纠风通知》则是洞察行业监管重点的风向标，企业应主动了解并适应政策趋势，及时排查自身的管理漏洞，建立并完善长效的风险控制机制。 回顾2024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等法规政策文件，呼应了《2024年纠风通知》[4]中提到的“纠建并举，加强建章立制。”的工作重点，亦为医药行业构建清晰、明确、可执行的内部合规管理体系提供了制度指引。其中《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已于2025年1月10日正式发布实施。 在执法实践层面，各监管部门依据其法定权限和执法手段，具体落实了《2024年纠风通知》部署的重点工作。例如，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医药企业假借学术活动支付不合规费用的各类行为做出了严厉的处罚，财政部门则利用大数据等精准监督工具，针对政府招投标活动中潜在的串通投标行为展开了专项核查，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亦和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建立了案件线索的双向移送机制和协作机制，以实现“行贿受贿一起查”的执法目标。 四、从《纠风通知》观察监管工作的变与不变 从《2024年纠风通知》到《2025年纠风通知》，我们观察到纠风工作在治理目标、核心领域、监管手段、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共性，体现了监管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纠风工作遵循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始终如一的，即以党的核心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会议精神，深化巩固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整治成效。 纠风工作始终重点关注医药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特别针对项目采购、项目审批、资金使用、样本外送、外配处方等关键环节；重点聚焦辅助生殖、医疗美容、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纠风工作始终强调压实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的主体责任，要求监管部门充分运用和优化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智能监管、飞行检查等监管手段。 纠风工作始终要求各部门加强工作统筹，信息共享，密切与纪检监察机关联系，提升监管效能。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2025年纠风通知》基于纠风工作和整治工作所处的新阶段、面临的新考验，对医药行业提出了新的执法重点和监管要求。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要加强医药卫生领域新型、变异和隐形问题研判预警，意味着监管部门会主动关注更隐蔽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行为，监管工作将更加注重前瞻性、全面性与精细化管理，确保整治工作不流于“形式合规”或“表面合规”。 《2025年纠风通知》在延续原有重点的基础上，新增患者隐私保护、基因检测、儿童近视防控、医学证明开具等问题，并继续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 《2025年纠风通知》针对2024年提出的“穿透监管”做出了进一步明确的解释，加强医药行业专项审计，强调会打通从原材料采购、药品耗材生产到招标采购的监管通路，明确监管重点向生产端覆盖。这一点在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的中也有所印证，最新的评价制度会加强对医药价格和招采相关失信行为的责任穿透，评价处置应穿透至上市许可持有人。 《2025年纠风通知》鼓励医药企业参考2025年出台的《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加强合规管理，推动医药代表在医疗机构内的合规管理。同时要求落实对医药行业社会组织的督促，规范兼职取酬、会议举办等行为。 《2025年纠风通知》提出完善医药购销领域行贿人、受贿人“黑名单”制度和不良单位记录制度，首次提出了受贿人“黑名单”制度，进一步完善了《2024年纠风通知》提出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举措。这与修订版强化双向监管的要求形成政策协同，标志着商业贿赂治理全面从单一维度惩戒向双向责任规制的系统性升级。 《2025年纠风通知》首次单列条款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针对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整治重点，重点打击违规发布医药广告，以及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等不法行为。 五、从与《纠风通知》看医药企业合规管理的变与不变 在医药反腐行动开始时，面对监管部门密集高压的执法行动，大多医药企业普遍历经了观望、迷茫到担忧等多个阶段。企业对业务活动如何合规开展、合规底线应该划在哪里等问题难以决策。随着与《纠风通知》的陆续出台，医药企业应当意识到监管部门的执法手段和监管经验都已历经多次“系统化升级”，如果企业对合规风险的控制只是停留在制度文本的重重堆砌、审批流程的形式化履行等“表面合规”，而非真正构建贯穿业务活动全周期的“实质性合规管理体系”，那么面对监管部门的执法很可能会面临更被动的境况，致使企业暴露于更高的法律风险中。 所谓医药企业如何实施“实质合规”，我们认为其核心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医药反腐行动发生根本的改变： 医药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其防范合规风险的主体责任，建立切实可执行的合规管理体系，并要求其员工以及业务伙伴等第三方严格遵守相关要求。特别是企业应加强对经销商、配送商、服务商等业务伙伴的监督，不可简单认为业务“外包”后风险就可完全转移。 医药企业对于其业务活动中高风险领域的活动，例如学术会议相关的费用支出等，应当建立并执行有效的审核机制，杜绝审核标准不清、审核人都只做“形式审查”或互相推诿审核责任等问题，充分利用自动化工具参与核查，避免人为审查衔接漏洞、人工审核盲区、覆盖不全等潜在风险。 医药企业在发现不合规的行为时要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客观审慎地评估此类行为可能对公司造成的法律风险，及时消除风险敞口，严禁默许、纵容甚至掩盖已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随着新关于“行贿受贿一起查”、“企业与负责人同担责”等法律要求的落地，同时监管执法呈现出更加系统化、智能化、多部门联动等特点，医药企业要摒弃“被动接受合规”的思维，转向“主动治理”的理念，主动密切关注监管的最新趋势，定期、及时评估内部合规管理体系的标准是否需要相应调整、管理措施是否需要同步升级等。 首先，医药企业应积极关注国家及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和执法手段，以及采取的执法行动等，比如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更新、行贿人黑名单的实施、穿透式审计如何开展以及最新的执法案例等，及时评估企业现行的规章制度和流程是否足以预防、识别和处置相关的合规风险。 另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层管理人员等负责人员需要在企业内部强调对商业贿赂的“零容忍态度”，切实参与、监督、确认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实施的有效性，及时处理发现的合规风险和违规行为。 同时，医药企业可积极探索使用更多智能化工具协助进行合规风险的管理，比如利用多个部门的大数据联动对业务活动中的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利用AI工具协助合规、法务、财务等部门进行监管审核等。 在日常业务中，企业如果发现了重大的合规风险或潜在的违规行为，可在必要时聘请专业的第三方对可能的风险进行独立的调查与评估，对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进行解析，亦可考虑通过第三方与监管部门主动沟通，获取更有实操性的建议。 最后，医药企业在明确遵守“实质合规”的前提下，不必“草木皆兵”或“因噎废食”。企业如果能够充分说明其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以及合理性，并且有真实的审批记录和支出凭证等文件支持企业的决策过程，那么一般企业的正常营销活动本身并不会导致企业面临法律风险。企业在自办活动或参加第三方主办的活动之前，如有疑问，也可事先咨询相关的主管单位，请其解析。我们也乐意参与讨论，集思广益。 明确了对商业贿赂行为全链条的追责机制，《2025年纠风通知》则明确了监管部门要深化巩固医药领域整治工作的态度，这些变化意味着医药企业必须主动接受和适应系统化、常态化的监管环境，认识到“实质合规”才是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最终目标。医药企业不仅要继续强化对高风险业务环节的监管，例如对医药代表等关键岗位的合规培训与行为约束，还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自查自纠机制，在日常经营中主动预防、识别和解决潜在风险，企业的负责人则要切实承担起合规管理的职责，带领企业通过合规运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注释 [1] （官方链接：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06/t20250627_446247.html） [2]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zcwj/202506/1d6b05af244044a38e1852e5214a4183.shtml） [3] 《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解读（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nhc.gov.cn/ylyjs/gzdt/202506/32e7b5cf65f446a09133478810025f8d.shtml） [4] （官方新闻链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3851.htm）

2024年12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2025年6月1日施行。此次修订在监察权覆盖范围、强制措施体系、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对律师有限度介入监察调查带来新机遇。本文结合主要修订内容，从专业刑辩律师视角，探讨如何通过合法路径维护被调查人权益，并为相关企业权利保障提供建议。 1 新主要修订内容 （一）监察权能“穿透式”延伸、全覆盖监管，“再派出”制度扩大监察范围 新法增设“监察再派出”制度，构建起“中央、地方、基层”三级联动的监察派驻体系。 新：“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辖区内特定区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本级实行垂直管理或者双重领导并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的单位、国有企业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可以向驻在单位的下一级单位再派出。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可以向驻在单位管理领导班子的普通高等学校再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监察机构，可以向驻在单位管理领导班子的国有企业再派出。” 条款明确国家监委可向垂直管理系统下一级单位、中管企业下属子公司、中央高校等延伸派驻监察机构。这意味着，央企国企分支机构全面纳入国家监察。子公司、项目部等均面临直接监察可能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反腐败无禁区。 监督对象范围扩大，除传统公职人员外，参与管理或履行管理职责的国企员工包括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人、民营企业均被列入调查范围。 （二）强制措施体系分层化，更加合理 构建“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四级强制措施体系，与刑事诉讼措施相似但适用标准更低。 法律依据：“监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经依法审批，可以强制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到案接受调查。”“被调查人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对其采取责令候查措施”“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对于未被留置的下列人员，监察机关发现存在逃跑、自杀等重大安全风险的，经依法审批，可以进行管护”。 强制措施的配置更加科学合理，既能保证监察案件顺利进行，也有效保护人权，维护涉案企业正常运行。 （三）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申诉与监督并行 原监察法仅允许对“扣押无关财物”进行申诉，新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 （1）采取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或者禁闭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或者变更的； （2）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超出涉案范围的财物的； （3）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不解除的； （4）贪污、挪用、私分、调换或者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5）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或者侵害企业经营者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新监察法首次明确要求监察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明确监察对象享有申辩权、申诉权、申请复审复核权等程序权利。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严禁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企业经营者协助调查的，应当保障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被调查人及其亲属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申诉，且该申诉行为依法应当作出回应。 同时，新法引入外部监督的特约监察员制度，新规定，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从各方面代表中聘请特约监察员。特约监察员按照规定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实行监督。 上述新规定为被调查人、企业提供了维护合法权益的实体、程序法律依据。律师协助被调查人及家属提交材料、保障权利有了初步可能。 2 律师实务应对策略 （一）强制措施变更申请 法律依据：“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严禁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企业经营者协助调查的，应当保障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监察机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或者不需要继续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或者变更为责令候查措施”“监察机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或者不需要继续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或者变更为责令候查措施。” 鉴于保护企业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留置必要性审查、近亲属申请权等在法律中均做出明确规定。律师可以协助申请人在管护黄金时间内提交《变更强制措施法律意见书》、企业财务报表、订单合同等资料。提交健康证明、强调配合态度、情节等证据资料。争取变更为更轻缓的强制措施，维护企业正常运转及被调查人相对人身自由。 财产权查、扣、冻中，精准界定“涉案范围”，协助提交相关证据资料。对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协助家属提交《查封扣押异议法律意见》。 （二）程序性权利的救济突破 法律依据：“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采取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或者禁闭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或者变更的；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超出涉案范围的财物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或者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或者侵害企业经营者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受理申诉的监察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诉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查，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属实的，及时予以纠正。” 准确把握申诉时机及理由，包括：“在搜查时，应当出示搜查证，并有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等见证人在场。”“强制到案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需要采取管护或者留置措施的，强制到案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强制到案的方式变相拘禁被调查人。责令候查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察机关采取管护措施的，应当在七日以内依法作出留置或者解除管护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被管护人员、被留置人员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变更管护、留置措施。监察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强制到案人员、被管护人员以及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对其谈话、讯问的，应当合理安排时间和时长，谈话笔录、讯问笔录由被谈话人、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等条款，均应成为被调查人权利保护的有力武器。律师可以协助被调查人家属对监察调查中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提交法律意见。 （三）民营企业如何应对 法律依据：“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严禁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企业经营者协助调查的，应当保障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要求监察机关减少调查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协助相关单位、人员提交《替代性监管方案》。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经营影响评估报告》，量化办案可能造成的损失等，维护相关企业合法权益。 3 在监察法框架中开辟权利保障通道 新虽未赋予律师监察调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但通过近亲属申请权、申诉权、企业保护构建了权利保障的新通道。律师应把握三大趋势： 从被动到主动——通过法律意见书影响强制措施适用。 从个体到企业——将当事人权益与企业存续综合论证。 从实体到程序——以程序违法撬动案件定性空间。 新的实施既是对监察权的规范，也是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考验。尽管律师无法直接介入监察调查，但通过指导家属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提出申诉控告、保护企业产权和经营权等路径。律师仍能在监察程序的缝隙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每一寸法律空间，真正实现“监察法治化”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同日施行，共三百二十九条，条文之多、之细、之密令人惊叹。实践中律师可能的有限帮助权能否展现微弱之光，让我们满怀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