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相爱相惜，好聚好散” 本是情感相处的基本准则，可有人却因感情纠纷心生怨怼，甚至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等方式恶意报复对方及其家人。本以为只是发泄情绪，殊不知早已触碰法律红线…… △本图片由豆包AI辅助生成 基本案情 小明与小玉的感情因矛盾走到尽头。分分合合本是人生常态，可小明心中的怨气却与日俱增。他非但没有理性处理分歧，反而将怒火迁怒于小玉的父母：多次通过彩信向两位老人发送小玉的私密照片、视频及二人私密聊天记录，还反复拨打骚扰电话，严重扰乱了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小玉家人不堪其扰，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经查证，认定小明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 小明对处罚结果不服，以 “发送信息是对方要求的”“公安机关违法办案” 等为由，将某公安局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处罚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诉讼中，公安机关提交了小明的陈述、被害人陈述、通话记录、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小明违法事实清楚，案涉行政处罚合法合规。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小明因情感纠纷，故意向小玉父母发送私密内容、多次拨打骚扰电话，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符合规定的 “情节较重” 情形。某公安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 小明提出的各项抗辩理由，均无有效证据佐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并驳回小明的诉讼请求，维持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官说法 日常相处中，因情感、琐事产生纠纷在所难免，但再大的怨气、再深的矛盾，都不能成为突破法律底线、侵犯他人权益的理由，解决问题必须在法律框架与道德准则之内进行。 本案中，小明以泄露隐私、电话骚扰的方式滋扰对方家人，既违背公序良俗，也触犯了。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处罚，既是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违法行为的有力惩戒。 法官借此提醒：情感纠纷不是违法的借口，情绪冲突更不是免责的挡箭牌。婚恋矛盾应通过协商、调解等合法途径化解，一旦采取过激行为，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诉讼应当秉持诚信原则，无事实依据的抗辩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唯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才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确方式。 编 辑：赵品轩 校 对：夏 蕾 审 核：孙彩萍 来 源：润州法院 长按扫一扫 关注镇江中院更多资讯

2026 年 6 月 4 日，挪威数据保护局（Datatilsynet）宣布，因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多项核心条款，对 Elkjøp Nordic AS 和 Elkjøp AS（以下统称 “Elkjøp”）处以总计 2000 万挪威克朗（约合 214 万美元）的罚款，该案涉及北欧地区超过 600 万名客户俱乐部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 Elkjøp 公司做了什么？ 挪威数据保护局在收到多起关于 Elkjøp 客户俱乐部的数据泄露通知、用户投诉及行业举报后，于 2022 年 6 月对 Elkjøp 启动正式审计调查。 Elkjøp 运营的客户俱乐部核心目的为推广公司产品和服务，其主张以 “用户同意” 作为处理会员个人数据的唯一合法依据。但经审计发现，Elkjøp 在获取用户同意及后续数据处理全流程中存在多项严重违规行为，导致北欧地区超 600 万名会员的个人数据权益受到侵害。 挪威 Datatilsynet 的法律依据和调查结果 挪威数据保护局经全面审计，认定 Elkjøp 严重违反了 GDPR 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核心义务。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 不存在知情同意：Elkjøp 未向客户提供足够清晰、全面的信息，导致客户无法充分了解其同意加入俱乐部并授权数据处理的全部后果，包括数据将被用于哪些具体营销活动、会与哪些第三方共享等关键内容。 同意并非出于自愿：Elkjøp 将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并授权处理与一般商品折扣强制绑定，客户若拒绝授权数据处理则无法享受俱乐部会员的基础折扣权益，构成了 “捆绑同意”，违背了 GDPR 要求的自愿原则。 同意并不具体明确：Elkjøp 仅笼统地将数据处理目的描述为 “营销”，未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的处理活动，例如用户画像构建、精准广告推送、跨渠道营销追踪等，导致用户无法针对性地授权或拒绝特定的数据处理行为。 此外，Datatilsynet 还发现 Elkjøp 存在其他多项违规：未对将个人数据用于新用途进行必要的兼容性评估；未能正确评估 “合法利益” 作为替代法律依据的可行性及必要性；未在 GDPR 规定的法定时间内回应数据主体提出的查阅、更正、删除等权利请求。 本案涉及了GDPR哪些条款？ 🇪🇺 GDPR 第4 (11) 条、第5 (1)(a) 条、第5 (2) 条、第6 (1) 条、第6 (4) 条、第12 (3) 条。 第4 (11) 条：明确 “数据主体的同意” 是指数据主体在知情、自愿、具体的前提下，通过声明或清晰的肯定性行为作出的，对其个人数据进行处理的意愿表示。 第5 (1)(a) 条：处理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应当以合法的、合理的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第5 (2) 条：数据控制者应当对遵守上述数据处理原则负责，并能够证明其合规性。 第6 (1) 条：只有在符合本条规定的合法基础之一时，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才属于合法，其中包括数据主体已经明确同意一项或多项的数据使用目的。 第6 (4) 条：如果数据处理的目的超出了最初收集个人数据时所声明的目的，数据控制者应当在进行该进一步处理之前，评估该处理是否与最初的目的兼容，并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 第12 (3) 条：数据控制者应当在收到数据主体的权利请求后，在法定时限内无不当延迟地采取行动，并告知数据主体处理结果。 为出海企业敲响了警钟 本案是挪威针对 “无效同意” 问题作出的典型高额罚款案例，核心警示了出海企业在运营会员体系、开展营销活动时，极易踩中的合规红线： 同意获取 “形式化”：仅通过勾选 “我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 的单一方式获取同意，未向用户清晰、具体地说明数据处理的全部内容和后果。 “捆绑同意” 违规：将数据处理授权与核心服务或基础权益强制绑定，剥夺用户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 GDPR 明确禁止的行为。 处理目的 “模糊化”：使用 “营销”“服务优化” 等笼统表述描述数据处理目的，未区分不同类型的处理活动，导致同意不具备特定性。 目的外处理无评估：在超出最初声明的目的使用个人数据时，未进行兼容性评估和风险论证，也未重新获取用户同意。 数据主体权利响应不及时：未建立完善的用户权利请求处理流程，无法在法定时限内回应用户的查阅、删除等请求。 本案反映的欧盟数据监管趋势？ 结合近期欧盟各国数据保护局的密集执法行动，本案进一步印证了欧盟数据监管正在向以下方向深化： 对 “同意有效性” 的审查趋于极致严格：监管机构不再满足于企业获取了用户的 “形式同意”，而是深入审查同意是否真正满足知情、自愿、具体三大核心要件，“捆绑同意”“笼统同意” 将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大规模用户数据处理场景成为监管重中之重：涉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用户的会员体系、营销平台等，一旦存在系统性合规缺陷，将面临高额罚款和严格的后续监管。 全流程合规监管成为常态：监管机构不再仅关注数据收集环节，而是延伸至数据处理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目的外使用、第三方共享、用户权利响应等多个环节。 参考文献： https://www.dataguidance.com/news/norway-datatilsynet-fines-elkjop-nok-20m-processing https://gdpr-info.eu/

一、前言 企业将国内生产的货物报关出口，国家将退还企业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缴纳的增值税，这项出口退税制度，不断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制度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名片。近几年，在出口数据持续增长向好的同时，背后也藏着一些隐患：企业出口退税额逐年增长，占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2025年全国出口退税额高达21337亿元，占税收收入总额的12.1%，与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对比（海关进口环节税总额20632亿元），开始产生了705亿元的逆差，也就是说，出口退税已经需要国内增值税进行补血。所以，国家出口退税的制度安排，目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例如钢铁制品、铝制品、光伏电池和锂电池等出口退税正在逐步取消，其他相关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变动也在逐步酝酿之中。 与此同时，海关对退税相关的出口商品监管，也在逐步收紧和趋严，出口退税的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和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逐年增多，案件的处罚幅度和办案力度逐步加强，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基于此，德和衡国际贸易和海关法律服务团队，关注到出口退税形势的上述变化，从全国各地海关官网公开的行政处罚数据中，收集选取了进出口业务量较大的12个海关关区的801份出口退税案例（2023年-2025年间），并对这些行政处罚案例数据做了全景式分析，希望能够为企业的出口合规经营提供一些帮助，具体分析如下： 二、案件逐年增多、区域分布特点明显 2023至2025年间，出口退税案件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801份出口退税违规案例，时间分布如下：2023年有254份，2024年有267份，2025年有280份。从查发出口退税违规案例的时间节点看，大部分案件都是在货物出口之后的后续海关稽查发现的。 从海关出口退税案件的区域分布看，天津、厦门、青岛、上海、广州和深圳海关等六个关区，每个区域的案件数量均超过案件总数的10%，这些区域是出口退税案件的高发区域，这些地区的企业应当更加重视出口退税的违规风险。 宁波、南京、大连、杭州和黄埔关区，虽然出口货物的业务量也很大，但出口退税的违规案件较少。笔者认为，这些区域目前的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少，违规风险较低，不等于以后也会一直保持低水平，该地区企业对出口退税违规风险也应有适度评估。 三、出口退税案件的违规类型 我们对801份案例标本进行违规行为方式分析后发现，主要违规方式有三大类：一是商品归类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商品编码+税则号列+货物名称、规格）；二是数量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三是价格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具体情况及占比分析如下： 第一，商品归类申报不实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共计466件，其中，行政处罚决定中表述为商品编号申报不实的324件，表述为税则号列申报不实的87件，表述为商品名称或者规格型号申报不实的55件，共计466件，占全部标本案例的58.18%，超过案件总数近6成。这类案件的具体情况是企业将没有出口退税的商品申报为有出口退税商品，或者将低退税率的商品申报为高退税率的商品，无论企业是否实际多退税款，海关均将此类申报不实行为，界定为税则号列申报不实影响海关出口退税管理，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第二，数量申报不实的出口退税违规案共计176件，占比21.97%。企业在向海关出口申报时，将货物的数量多报少出，实际出口的货物数量少于向海关申报的数量，这种“多报少出”的出口方式，即使商品归类是正确的，也会影响了国家的出口退税管理，出口企业可能实际获得多退税款，海关也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第三，价格申报不实的出口退税违规案共计159件，占比19.85%。在801件标本案例中，价格申报不实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出口企业将出口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高报，导致可能影响出口退税管理，二是出口货物的价格币制申报错误，即将汇率较低的币种申报为汇率较高的币种，如将日元计价的币种，申报为美元计价的币种，出口货物的申报价格可能高出100倍。上述低值高报的情况，理论上均有可能导致企业多退税款，海关对这种出口货物价格申报不实的情形，根据的规定予以罚款。 四、出口退税案件的处罚幅度 本文收集整理的801件出口退税行政处罚案例中，处申报价格10-50%罚款幅度的案件数为87件，占案件总数10.86%，处申报价格10%以下罚款的案件数为714件，占案件总数89.14%。根据《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16条的规定，申报不实影响国家出口退税管理的案件，应当综合考虑申报不实部分货物的价格、出口退税率等因素，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海关处罚裁量基准的上述规定，说明规定的出口退税违规案件处罚幅度（处申报价格10-50%罚款）偏高，在一定条件下，应当予以减轻处罚。所以，《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8条规定，如果多退税款的数额占申报价格的比例低于10%的，可以对出口退税申报不实行为，引用的规定减轻处罚，在申报价格10%以下予以罚款。例如，出口货物商品编号或者税则号列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案件，企业将低退税率（9%）的税则号列申报为高退税率（13%）的税则号列，税率差只有5%，如果处申报价格10%罚款，相当于处退税额200%的罚款，显然处罚幅度过高，缺乏公平合理性。所以，《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第8条（7）项规定，多退税款的数额占申报价格的比例低于10%的，可以减轻处罚。 五、申报不实违规与出口骗退税罪的界限 最近两年，海关办理的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逐渐增多，骗取出口退税与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界限在哪里？关于出口退税的申报不实违规与骗取出口退税罪，有没有明确的标准与界限，这是广大企业关注的问题。 结合办案实践，我们认为，骗取出口退税罪，首先应当有骗取出口退税的主观故意；其次，客观上应当有向海关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情况，例如：将不能退税的A商品申报为可以退税的B商品，或者修改出口商品的规格、型号或者参数，达到改变税则号列多退税款的目的；再次，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退税时提交了虚假的增值税发票，或者故意提交未缴纳增值税的税票。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而申报不实影响出口退税的违规行为，不要求当事人必须有多退税款的主观故意，也未必有向海关提交虚假材料的申报行为，而仅仅是当事人申报错误，导致可能影响出口退税。申报不实违规行为，企业没有向税务机关提交虚假的增值税发票或者故意提交未缴纳税款的增值税发票（买单出口）的情况发生。 所以，骗取出口退税罪与出口退税违规行为，具有明确的区别和界限，而实践中常有办案机关将企业出口退税违规行为，错误地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予以立案调查。同时，实践中，海关缉私将逃税罪案件错误地作为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办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企业缴纳税款后，向税务机关提交已缴纳税款的进项增值税发票，采取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税款的，根据的规定，是规定的逃税罪，而不是骗取出口退税罪。 骗取出口退税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刑事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安部等八部门对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实施了联合惩戒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数额10万元就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立案追诉标准低，刑事处罚又很重，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出口退税的合规问题应当高度重视，加强内部贸易合规的管理，避免引发重大刑事法律风险。

在办理单位行贿犯罪案件时，我们常遇到一个极具争议的实务难题：就行贿所得的不正当利益，除向犯罪单位追缴外，司法机关能否进行穿透，同时向单位内部对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股东个人追缴？若没有证据显示股东个人已通过分红、关联交易等方式实际占有不正当利益，这种“穿透式”追缴的依据究竟何在？ 一、单位犯罪的定性决定了违法所得的归属主体是单位，则退赔责任的法定主体也应是单位 （法释〔2020〕17号，2020年12月29日）第2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的财物被该单位占有、使用或处分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责令该单位返还骗取的财物外，如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举一反三，单位实施的其他犯罪，亦应参照该规则，既然个人是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退赔责任当然应当由单位承担。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责任扩张存在法定边界 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的基石。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否则不能“刺破公司面纱”，让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而追缴违法所得的刑事判决，在性质上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以恢复原状为目的的法定之债。将追缴义务的主体从单位扩张至股东，实质上是在刑事执行领域进行穿透，此种穿透仍须严守公司法确立的规则，即必须以证明股东存在滥用行为为前提，例如股东个人实际占有了不正当利益，或实施了可非难的、旨在将单位利益输送至个人的行为，而不能仅凭其股东身份或控股地位便当然推定。 三、典型案例的再解读与司法实践的变化 尽管“穿透式”追缴在法理上存在诸多障碍，但司法实践中支持向股东个人追缴的判例并不鲜见。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3月31日联合发布的“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以下简称“贵某案”）便是此类观点的集中体现，常被办案机关引为权威依据。 （一）“贵某案”：一个可能被误读的范例 该案基本案情为：贵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为在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逃避环保检查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法院判决“对被告单位贵某公司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八百五十万元，向被告单位贵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予以追缴”。 “贵某案”在其典型意义的总结中评述如下：“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贿赂案件过程中，应积极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部署，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对行贿人因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最大限度追缴，不让行贿人因行贿获利，遏制犯罪利益驱动。”这里提及的最大限度追缴，似乎明确支持了向单位与个人同时追缴的模式。 然而，该案有其特殊的事实背景：贵某公司将非法提炼金属铑所得的一半利润送给国家工作人员王某某后，王某某又将其中545万元出借给李某某用于个人资金周转。这一关键情节构建了一个闭环：“公司获利→行贿支出→资金回流至个人”，因此能够证明李某某个人实际控制并使用了违法所得，为其个人财产被纳入追缴范围提供了事实基础——股东实际占有了违法所得。 因此，“贵某案”更应被解读为：在单位财产与个人财产高度混同、且能证明个人实际获利的特定情形下，法院可判决向个人追缴。它并非确立在任何单位行贿案中，仅凭股东身份即可“穿透”追缴的普遍规则。 （二）司法实践的变化 与“贵某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如“翁力单位行贿案”的众多判例，严格遵循了“单位犯罪，单位担责”的原则，仅判决向犯罪单位追缴违法所得，未涉及负有直接责任的股东个人。 毫无疑问，在反腐败斗争持续高压的背景下，司法实践的变化反应了彻底铲除犯罪经济基础的要求，毕竟同时向股东追缴，是追赃最高效、最直接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两高”发布的规定：“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高度混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不正当利益实际归个人所有的，以行贿罪定罪处罚。”该条明确根据利益归属决定责任承担主体，表面上只是区分“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标准。但这一逻辑必然延伸至违法所得的追缴上，既然定罪时因“利益归单位”而被评价为单位犯罪，那么违法所得的追缴对象理应是单位，若责任又再穿透至股东个人，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四、结语  单位行贿案件中对股东个人进行“穿透式”追缴的争议，是刑法扩张的追赃功能与股东有限责任间的价值冲突与适用边界问题。笔者认为，处理此问题还是应当坚守“单位责任优先”，追缴应首先针对犯罪单位。若要追究股东个人责任，必须有证据证明其个人实际占有违法所得或滥用股东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定罪时用于区分罪名的“利益归属”判断，在追缴环节必须得到统一适用。

2026 年 5 月 12 日，比利时数据保护局（DPA）宣布第102/2026号决定，因比利时Société Wallonne des Eaux公共水务公司（SWDE）违规对员工的电话录音，违反多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比利时《电子通信法》（LCE）的条款，对其处以总计 86,000 欧元的罚款。 SWDE公司做了什么？ 比利时DPA于2020年4月16日收到了SWDE公司的一名员工的投诉，投诉人称SWDE对其员工的工作电话进行有系统地录音，员工没有被充分告知其被录音的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同时公司将电话录音形成的员工评价表还转交给比利时以外的一家公司。 SWDE承认他们在员工电话的前端和后端实施了通话录音。但SWDE抗辩称，实施电话录音是为了监控公司“呼叫中心”的服务质量，并基于评估对员工进行工作培训。 比利时DPA的法律依据和调查结果 比利时DPA经调查，认定该公司违反了GDPR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法律依据】 🇪🇺 GDPR第5(1)(a)条、第6(1)条、第12(1)条、第13条。 第5(1)(a)条：处理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应当以合法的、合理的和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第6(1)条：只有数据主体已经明确同意一项或多项的数据使用目的，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才属于合法。（数据处理的合法原则之一） 第12(1)条：数据控制者在实施第13条的义务时，应当以简洁、透明、易懂和容易获取的形式，以清晰、平白的语言向数据主体提供信息。（交流模式的透明性） 第13条：在收集和使用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前，数据控制者应当向数据主体提供数据控制者的身份与联系方式、数据保护官的联系方式、数据处理目的与合法基础等信息。（个人信息使用的透明性） 🇧🇪 LCE第124条。 第124条：任何人在未经他人的允许下，不得有意获取与他人相关的电子通信数据。 【DPA的调查结果】 比利时DPA首先认定，该争议的SWDE部门不属于法律定义上的“呼叫中心”，因为该部门员工平均每天处理的客户电话不到一次，且主要管理案件档案，而非提供一线客户支持。因此SWDE对员工进行电话录音并不具备GDPR第6条(1)(b)条合同履行必要的合法性基础，SWDE在2020年10月至11月间录制的三次测试录音均属于非法。 此外，SWDE未能获得来电用户的有效同意。即使SWDE在电话录音中提示“为了提升我们的服务，此通话可能被录音”，但DPA认定这并不构成GDPR下的有效同意请求，因为SWDE并未提供来电用户主动拒绝电话录音的可选项，而只是告知电话会录音。 最后，DPA还发现SWDE也并未按照GDPR第13条向员工说明电话录音中收集到的员工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收集范围和存储期限等。即使在2022年10月对电话录音的预提示改进后，也未完全尽到GDPR要求的透明性义务。 案件结果 比利时DPA判决SWDE公司： 因违反电话录音中对员工和用户的告知义务与透明性，判处8.5万欧元罚款； 因未签署数据处理协议而被罚款1000欧元； 对SWDE非法测试录制、违规数据保存、未通知数据泄露以及未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的行为给予谴责； 在四个月内完成对GDPR第12条、第13条的整改，要求使来电用户能够直接被告知个人信息的处理情况，而非像之前必须登录SWDE官网查看隐私政策才能了解。 此案件对出海企业有哪些风险警示？ "呼叫中心例外"是什么？为何在本案中反复提及？ “呼叫中心”是欧盟ePrivacy指令及比利时LCE对通信保密的特殊例外。 原则上，公司被禁止未经用户与员工的双方同意而进行电话录音；但作为例外，被认定为“呼叫中心”在严格条件下可对员工的通话进行录音以用于培训、质量管控等合同限定目的，同时必须在录音后1个月内将录音删除。 SWDE公司显然希望通过被认定为“呼叫中心”以获取例外保护，但DPA根据其业务特定否认了其属于“呼叫中心”的抗辩。 从本案中，可以分析“呼叫中心”至少具备以下特点： 1、业务形态上，呼叫中心的主要工作是高频、批量的电话处理。其日均处理用户电话数通常在10次通话以上，并且电话业务至少持续数月。 2、工作任务上，呼叫中心的工作目的是专门处理客户投诉、质量监控，其客户通话的工作是常态化任务而非临时工作。 企业电话录音容易踩的合规红线是什么？ 根据本案比利时DPA对SWDE公司的处罚判决，垦丁王捷律师团队总结出以下几点出海企业在进行电话录音时容易踩到的合规红线： 仅在线上官网的隐私政策中披露必要信息，无实时告知渠道（如通话前语音播报、短信提醒等）； 未设置一键拒绝录音的实时选项； 在认定为“呼叫中心”或获取录音同意后，录音超1个月未删除，未设立自动清理录音的自动化机制； 外包数据处理无书面协议，权责不清； 同意条款模糊，未区分员工与客户，未明确同意撤回的退出机制。 出海企业若被认定为违规电话录音，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高额罚款风险：GDPR罚款上限为全球营业额4%或2000万欧元（取较高者）。SWDE案虽罚款金额不高，但其属于典型警示案例。后续若有企业再次因违规电话录音被处罚，罚款金额可能会显著提高； 2、业务暂停风险：欧盟各国监管机构可下达整改令，若未按时合规，可暂停呼叫中心、运营客服等核心业务； 3、当地声誉与信任风险：数据隐私违规容易引发当地用户投诉、媒体曝光，尤其欧盟用户对隐私敏感度极高，后续可能影响品牌在当地的运营，影响品牌形象； 4、合规成本叠加风险：事后整改需重构录音系统、完善隐私告知、补签协议、开展员工培训、补设自动化清除数据的系统，成本远高于事前合规投入。 近期比利时DPA判决频出，反映了什么趋势？ 近期比利时DPA的执法判决频出（同日发出的还包括Isabel公司被罚12万欧元案、某公司被罚17.6万欧元的邮箱案），除了反映欧盟已进入高频监管时期，各国监管机构近期处于活跃状态外，垦丁王捷律师团队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欧盟执法将像以下趋势发展： 1、重点考察企业的角色定位：如Isabel案中DPA强调其为数据控制者而非数据处理者，本案中DPA强调SWDE公司不具备“呼叫中心”的法律定位。 2、主要监管对象不再只是“行业巨头”，普遍追责可能成为日后监管重点：如这三个案件中的被追责企业都是当地中小企业。 3、监管场景将紧盯 “高频、日常、易忽视” 的工作场景：如这三个案件的监管场景都是电话录音、员工邮箱、平台数据等日常工作场景。

近年来，随着网红经济井喷式发展，从头部主播到探店博主，偷税漏税案件频频曝光，金额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反复出现：偷税近千万，补缴罚款后便可全身而退，无人入狱。 由此，一种侥幸心理在行业中悄然蔓延——“反正被查了也不过是补税加罚款，只要不被第二次查到，就不会坐牢。”这种心态给整个行业乃至全社会的税收法治环境带来了严峻挑战，已成为税收治理中不得不直面的深层难题。 01、4000万粉丝网红的“精明账本” 4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一起偷税案件：美食探店类头部网红白冰，在某短视频平台粉丝量超过4000万，2021年至2024年期间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等税费共计911.18万元。 税务稽查人员揭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逃税布局。白冰直接或间接持股的企业多达十余家，其中一家注册在重庆的个体工商户格外可疑——长期申报大额经营收入，却无参保人员、无实际经营，注册地址大门紧锁。稽查人员判断，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壳个体户”。 经调查，白冰的逃税手段可归纳为四招：第一，将个人劳务收入“转换”为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利用核定征收政策将税率大幅降低；第二，通过空壳个体户虚列成本费用；第三，以代开大额劳务费发票的方式套取资金；第四，将个人消费的名牌包、高端首饰等奢侈品发票挂入公司账面报销。尤其是第四招——稽查人员发现这些奢侈品几乎都出现在白冰此前分享的生活视频里，由他本人和家人日常使用，与公司经营并无关系，这一“实物工资”模式将无度挥霍与蓄意逃税同时固定为证据链条。 面对确凿证据，白冰承认了违法事实。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91.24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但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随之而来：偷税额高达911万元，为何没有追究刑事责任？ 02、一条被误读的法律条款 白冰免于牢狱之灾的关键，在于的规定。 该条款明确，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白冰所涉的911万元偷税金额而论，已然远超刑事追诉标准。 但该条款第四款同时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这正是广为人知的“初犯免刑”条款。在刑法400多个罪名中，这是唯一一个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却可以接受行政处罚为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其立法初衷并非纵容犯罪，而是考虑到打击逃税犯罪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对经催缴后主动补缴税款和滞纳金、接受罚款的纳税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更有利于巩固税源和扩大税基，在保障国家税收与给予违法者改正机会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制度设计本身蕴含着“宽严相济”的政策智慧，但其在实践中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超出了立法者的预想。 03、危险的“理性计算”，“初犯免刑”条款正在被一些人异化为“风险对冲工具”。 事实上，白冰并非个案。从范冰冰到薇娅，从雪梨到林珊珊，再到司马南，近年曝光的明星网红偷逃税案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适用了这一“初犯补税免刑”规则。数据显示，2024年，税务部门对169名网络主播开展税务检查，累计查补收入8.99亿元；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税务部门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偷逃税1818名，查补税款15.23亿元。 查处数据持续攀升，一方面彰显了税收监管能力的跃升，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势：罚款并没能有效震慑效仿者。当“补税即可免刑”成为一种普遍认知，“先逃后补”便从个案的选择蜕变为系统性的投机逻辑——偷税被查的概率 × 补缴金额，远低于偷税成功的非法收益。只要这个不等式成立，在白冰们看来，逃税就是一笔“划算的风险投资”。 更令人忧虑的是，行政处罚与平台管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衔接真空。有评论指出，整治网红偷逃税，惩戒若止于罚款层面，而未在社会影响和平台规则层面形成有效制约，极易被误读为“交钱了事”，甚至变相鼓励“先逃后补”的侥幸心理。现实中，一些涉事主播在被查处后正常开播、照常带货，税务罚单似乎仅沦为账户上减少的一串数字。 正如有论者所言，对于偷逃税者，不能止于“罚钱”而忽略“禁业”。税务违法案件的公示信息，理应触发平台的联动处置机制，形成“行政罚款+账号封禁+信用惩戒”的组合治理闭环。 04、医美行业批量沦陷：同样剧本的集体失守 网红逃税并非孤例。4月29日，辽宁、贵州、江苏、北京、河北、广东六地税务部门集中公布了近两年查处的6起医疗美容行业偷税案件。六家企业的违法手段几乎如出一辙：通过私人账户收款、账簿上少列收入的方式隐匿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申报。 其中，辽宁曙光整形外科医院有限公司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销售收入，少缴企业所得税等税费款385.11万元，被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626.43万元。贵州吴氏嘉美整形美容有限公司除隐匿收入外，还违规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并用隐匿的部分销售收入向股东进行分红，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46万元，最终被处罚款、滞纳金合计237.53万元。常州苏王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则用隐匿的部分销售收入发放员工工资，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106万元。 六家机构中没有一家涉及刑事移送，全部以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结案。国家税务总局在通报中明确表态：“医美行业直接关乎消费者身体健康与切身利益，承载着消费者对美的信任与期待，理应恪守诚信、合规经营。但部分经营主体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损害国家利益，严重影响市场公平。” 医美行业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更为系统的症结：侥幸心理已不限于个人网红，而是扩展为企业层面的“行业惯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偷逃税灰色链条。当违法行为开始在竞争主体之间相互传染，“法不责众”的群体心理便会加速叠加，最终侵蚀整个行业的法治根基。 05、法律的缓冲期并非无限期待，“初犯免刑”绝非没有边界。 设置了清晰的红线：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不适用“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应按逃税罪追究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初犯补税免刑”的机会最多只有两次——第一次被查处后补缴罚款，第二次被查处再补缴罚款，第三次再犯，将直接面临刑事立案，再无任何补税免刑的缓冲空间。 此外，刑事律师也指出，补税的时间节点至关重要。若在税务机关稽查、约谈、立案之后才开始补缴，补缴行为不再具有“主动性”，难以完全免除刑责。补税不是“护身符”，而是“最后的机会”。 显然，将“初犯免刑”误解为无限次适用的“免死金牌”，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严重误读。一旦跨过五年内二次行政处罚的红线，等待当事人的将是刑事审判的严厉制裁，而非一纸罚款所能了结。 06、侥幸游戏的终局 从白冰到6家医美机构，这一系列案件揭示的不仅是个别违法者的贪婪，更是法律善意被系统性误解和滥用的危险图景。当“补税即可过关”成为行业内部的某种共识，“先逃后补”的侥幸心理便在不断自我强化中走向失控。 法律给予初犯者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谦抑与温度；但这绝不意味着逃税可以成为一项可以反复“试错”的零成本游戏。随着税收大数据的日益精准、税务与平台联动机制的持续完善，侥幸心理终将破产。正如评论所言：流量再大，大不过国法；人设再亮，亮不过税章。依法纳税，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所有经营主体和从业人员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越过之后，回头与否，主动权也许已不在自己手中。 参考资料来源：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部门曝光6起医疗美容行业偷税案件》 央视新闻：《“探店”网红白冰偷税被查！追缴并罚款共计超1891万元》 大象新闻：《白冰1891万换免坐牢：初犯免责还是变相鼓励？》 民主与法制：《税收犯罪“初犯不罚”的基本原理与实践应用》 星瀚律师事务所：《逃税罪“初犯免责”制度，你理解对了吗？》 南方网：《网红白冰偷逃近千万为何没坐牢？律师解读》 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民检察院：《对偷逃税款的网红主播要“釜底抽薪”》

编者按 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对同一规定存在不同理解，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领域常见但合理的现象，这同样存在于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工作中。本公众号设“观点争鸣”栏目，收集司法实务中存在不同观点的问题，简要罗列每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供读者们探讨研究，以期在争鸣中逐步形成共识，实现法律的统一理解与适用。欢迎、期待读者们积极留言，提出您的观点及理由，让我们一起越辩越明！ 食品安全执法领域违法所得的计算是否扣除合法必要支出 依据的规定，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行政机关据此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的，违法所得的计算是否适用扣除合法必要支出？对此问题，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 观点一 应当扣除。主要理由有： 第一，原（已失效）第四条规定：“违法销售商品的违法所得按违法销售商品的销售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 第二，规定：“当事人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必要支出，可以在认定违法所得时扣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计算违法所得时，可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所销售或者在服务中使用的商品购进价款等合法必要支出。”上述规定肯定了计算违法所得可以扣除合法必要支出。 第三，虽然违法所得可扣除成本，但根据的规定，对生产经营者可同时处以货值金额倍数罚款或吊销许可证，仍可体现对生产经营者的惩处。 观点二 不应扣除成本。主要理由有： 第一，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在官网答复网友提问中明确：2009年1月1日施行的（已失效）不适用于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在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办理工作中，如本辖区内没有具体规定，建议按照全部收入说，即销售价格不扣除成本计算违法所得。 第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6年3月在官网答复网友提问中明确：按照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根本遵循，餐饮和食品生产环节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当事人在该环节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支出，不属于规定的合法必要支出，在认定违法所得时全额计入，不予扣除。 第四，、规定的可以扣除的为合法必要支出，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采购的食品本身即为违法商品，不属于合法必要支出，依法不应予以扣除。 观点三 实践中可结合具体个案和特定情形处理，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主要理由有： 第一，规定的是合法必要支出可以扣除而非应当扣除。食品领域既要遵守最严标准，又要注意防止小过重罚。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6年1月16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解读》明确，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涉及法律法规多、案情复杂多样、社会危害程度差异大，一律按照全部收入没收违法所得，极易造成过罚不当，对主观过错轻、社会危害程度小的企业有失公平。 第二，根据个案综合分析有利于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前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解读》明确了违法所得的认定原则，即、确立了认定违法所得时扣除合法必要支出及直接相关税款的原则，既体现了“禁止不法获益”的原则，即“任何人不得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得利益”，使当事人恢复至违法前的利益状态；又符合过罚相当原则，避免对主观过错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当事人没收全部相关款项。该原则与其他部门违法所得的认定规则基本一致，对于食品药品等相关领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的惩戒，可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的高额罚款、吊销许可证件、从业禁止等处罚种类来实现，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据此，个案中应结合当事人是否符合“主观过错较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等情形，判断认定违法所得时是否扣除成本。 相关法条 1.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第四条当事人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必要支出，可以在认定违法所得时扣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计算违法所得时，可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所销售或者在服务中使用的商品购进价款等合法必要支出。 当事人认为有其他合法必要支出的，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案情简介 A与B因生意往来相识。2022年5月至10月期间，A陆续向B出借共计19.5万元。因B逾期未还款，A于2023年向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B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判决生效后，B未主动履行，A遂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未发现B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于2023年11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后A通过调查发现，B与其妻C于2022年10月18日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中明确约定，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位于某房产归妻子C所有，所有债务则由B一人承担。A认为，该财产分割条款明显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遂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协议中涉及房产分割及债务处理的条款。 案件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产系B与妻子C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将该房产全部归妻子C所有，且B承担全部债务，客观上导致B责任财产减少，影响了债权人A债权的实现。虽协议中约定子女由妻子C抚养，但综合考虑房产价值与抚养费负担之间的比例失衡，法院认定该房产分割条款应予撤销。 妻子C不服一审判决，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A通过调查令获取离婚协议内容后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案涉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将其全部分割给妻子C，构成B无偿转让财产，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尽管一审在除斥期间问题上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相信股民会更为关注，一旦上市公司收入、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出现错误，一般都会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或《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等类似公告。一说上市公司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很专业的会计知识，晦涩难懂。其实，作为对会计知识钻研不多的我们，只要张开您的慧眼，照样可以拔开迷雾，看得更为清楚。以下通过几个处罚案例，来探寻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背后隐藏的秘密。 一、涉及会计差错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处罚案例 二、从处罚案例汇总会计处理相关结论 从上述处罚案例处罚事由、当事人申辩意见和监管部门意见出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要符合一惯性原则，比如涉案索赔款的处理与其他类似索赔款的处理要一致。 2、工程项目发生设计变更时候，财务人员要及时掌握变更情况，及时对工程量入账核算。 3、产品质量索赔纠纷增多时，应及时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会计估计及会计处理。 4、对成本估计要有充分的依据，要充分利用既有信息，高估或低估成本都是违反会计准则的。 5、需及时根据法院判决对以前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进行调整。 6、需按照企业已有的政策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不得随意变更。 7、公司董事会作出的会计估计变更政策不能适用于之前已产生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8、对存货可变现净值选取的可比售价应合理。 9、要正确辨析业务性质，不得错误以总额法取代净额法。 三、什么是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八条规定："企业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行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应当真实，可靠。 会计估计变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一条规定："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一)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二)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第二十九章第四节指出："企业应当严格区分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对于前期根据当时信息，假设等作了合假设等需要对前期估计金额作出变更的，应计变更按照更处理。不应作为前期差错更正处理。"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答解答》(2010年第1期，总第4期)规定："尽管会计估计所涉及的交易和事项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但如果上市公司在进行会计估计时，已经充分考虑和合理利用了当时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一般不存在会计估计差错。例如，由于上市公司据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以及后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需要对会计估计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 由上所述，会计差错变更和会计变更变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计处理事项，公司不能滥用会计估计，导致后续以会计差错承担相应责任。在有的时候，企业是正当的会计估计变更，不是会计差错。在笔者办理的一起案件中，从案件实际情况看，认定为合理的会计估计更妥，将其认定为会计差错有违企业会计准则，有违三公原则。 四、合规提示 1、会计估计应用不当，就变成会计差错了，就有可能要被处罚。 2、要利用最可靠的信息，有了信息不能置之不理。 3、估计要有合理依据，比如2022年是这样估计的，但2023年你用了其他依据进行估计，这样就不合理。 4、有的会计处理从一开始就是错误，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行业人士，这方面应有更高的风险意识，不要有侥幸心理。

在日常诊疗过程中，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是保障医疗质量、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从法律层面而言，医师依法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既是对患者知情权、选择权的充分尊重，也是规范执业、防范医疗风险的关键环节。本文将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告知核心内容与实务情形，梳理医师告知义务的边界与要求，供医患双方共同参考。 1、法律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必须“说清楚、讲明白”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多部法律法规相互衔接、层层明确，将医师告知义务纳入法定执业规范，并明确规定违反告知义务将面临的法律责任。 首先，作为规范医师执业行为的核心法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和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师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同时，该法第五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责任：未履行告知义务或取得知情同意的，将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甚至吊销执业证书。 其次，则从“侵权责任”角度，进一步细化了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与《医师法》形成互补。其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不仅重申了医师告知的核心内容，更明确了“过错追责”原则——若医务人员未尽到告知义务，且该行为造成患者损害，医疗机构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划重点：医师告知义务是“法定义务”。无论患者是否主动询问，医师都必须主动、全面、清晰地履行告知责任，否则一旦发生纠纷，医方将承担不利后果。 2、医师告知义务，到底要“说清楚”哪些内容？ 实践中很多人误以为，“告知”就是签一份知情同意书就完事了。其实，完整的告知义务，涵盖诊疗全流程，主要分为两大层次，缺一不可： 1. 一般告知：患者有权知晓的基础信息 针对就诊患者，医师必须告知以下4类核心信息： •病情信息：包括疾病的名称、诊断依据、严重程度、发展变化趋势，比如“你这是急性阑尾炎，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引发穿孔”； •医疗措施：针对病情拟采取的检查、治疗方案，包括检查项目的目的、治疗的流程、大致时长和费用，比如“需要做腹部CT明确炎症范围，后续可能需要手术切除阑尾”； •基本风险：常规诊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普通风险，比如“输液可能出现轻微过敏反应，会及时处理”； •后续注意事项：治疗后的护理要求、复查时间、饮食禁忌等，比如“术后需要禁食6小时，3天后复查血常规”。 2. 特殊告知：针对手术、特殊检查/治疗的详细说明 当涉及手术、特殊检查（如穿刺、造影）、特殊治疗（如化疗、放疗）时，告知义务会更严格，医师必须“具体说明”，而不是笼统提及，核心包括3点： •具体医疗风险：结合患者个体情况，说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后遗症，甚至死亡风险，比如“手术可能损伤周围神经，导致术后肢体麻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大出血”； •替代医疗方案：告知患者除了当前推荐的方案外，还有哪些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各方案的利弊、费用差异，比如“除了手术切除，也可以选择保守治疗，但保守治疗可能复发，治疗周期更长”； •拒绝治疗的后果：若患者或家属拒绝医师推荐的诊疗方案，医师必须明确告知拒绝后可能面临的病情恶化、并发症等风险，并做好记录。 此外，还有两种特殊情况的告知要求：一是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或昏迷、麻醉状态，无法自主判断时，医师需向其近亲属告知并取得明确同意；二是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时，若无法及时联系到近亲属或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先实施诊疗措施，事后再补充告知。 3、案例警示：未履行告知义务，代价有多高？ 案例一：未告知转诊风险，医生被罚款、暂停执业，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某地卫健委在处理医疗纠纷投诉时发现，某医院医生A为急诊住院患者B常规治疗后，仅口头建议患者B去外院碎石，再回该院进行后续治疗。医生A未与患者B及家属签署《病情告知书》《离院责任书》，也未告知患者B外院就诊可能存在的风险。后续，患者B在外院就诊过程中病情突然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查，医生A不仅存在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还存在篡改病历行为。最终，某地卫健委依法对医生A作出警告、罚款2万元、暂停6个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而医疗机构也因管理失职，承担了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案例二：使用特殊药物未告知风险、未获同意，3名医生被处罚 2024年，某地卫健委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某医疗机构3名执业医师，在为多名住院患者治疗心脏类疾病过程中，使用毒性药品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俗称“西地兰”）。该药物属于临床常用的强心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但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心律失常、低血压、过敏反应等风险，且需根据患者肝肾功能、心率等指标调整剂量，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治疗”范畴，需履行严格的告知义务。 经查，这3名医生在为患者使用该药物前，均未向患者或其近亲属告知药物的使用目的、潜在医疗风险、替代治疗方案，也未取得患者或家属的明确同意，既未签署相关知情同意文书，也未在病历中记录任何告知相关内容，完全违反了中关于医师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最终，某地卫健委对3名涉事医生分别作出暂停执业1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处罚。 最后，医师的告知义务，本质上不是额外负担，而是构建医患信任、防范执业风险的重要桥梁。患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也并非刻意挑剔，而是对自身健康与生命安全负责的基本权利。对医护人员而言，告知不应止于一纸签字，而应是用通俗清晰的语言，充分说明病情、方案与风险，做到规范沟通、规范记录，既是守护患者，也是自我保护。对患者及家属而言，在就医过程中可主动了解诊疗信息，审慎签字、理性沟通，同时也要理解医学的复杂性与固有风险，共同营造互信、理性、和谐的医患关系。

Meta Platforms，Inc.被裁定对误导消费者和危害儿童安全负有责任，导致3.75亿美元的民事罚款。 案件背景 2026年3月24日，新墨西哥州司法部（DoJ）宣布，陪审团裁定Meta平台公司对其平台的安全性误导消费者和危害儿童负有责任。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说法，该判决是在2023年对Meta的平台进行调查之后做出的，该平台旨在保护儿童免受性虐待、在线引诱和其他伤害。美国司法部表示，有证据表明，Meta的设计特点使其平台上的儿童性剥削成为可能，该公司故意设计其服务，让年轻人上瘾。证据还表明，与Meta的公开承诺相反，其平台向未成年人暴露了与饮食失调和自残有关的危险内容。 陪审团裁定Meta公司对新墨西哥州根据《不公平行为法》提出的两项索赔均负有责任。陪审团命令Meta支付每次违规5000美元的最高法定罚款，总计3.75亿美元的民事罚款。 案件要点 法院裁决：Meta 公司被认定存在误导消费者和危害儿童的行为。 调查：该裁决是在 2023 年针对 Meta 公司的一项旨在保护儿童免受各种伤害的调查之后作出的。 证据：Meta 的设计特点导致了对儿童的剥削和成瘾，这与其公开承诺相违背。 处罚：根据新墨西哥州《不公平行为法》，Meta公司被责令支付 3.75 亿美元的民事罚款。 企业合规要点 企业应确保其平台的设计不会对用户造成危险，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且企业要符合其在安全方面的公开承诺。 新闻来源：https://www.dataguidance.com/news/new-mexico-doj-announces-court-decision-against-meta

2026 年 3 月 19 日，意大利法院作出判决，撤销意大利数据保护局（Garante）对 ChatGPT 开发者 OpenAI 处以的 1500 万欧元行政罚款。 案件概况 本次判决推翻了 Garante 此前作出的处罚决定。该局曾认定 OpenAI 在运营 ChatGPT 过程中，存在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行为，主要涉及信息透明度不足、数据处理合法性欠缺等问题，包括用于训练和运行 AI 系统的个人数据处理方式存在合规瑕疵。 法院经审理认为，监管机构的处罚决定依据不足，依法予以撤销，对 OpenAI 的罚款处罚随之失效。 案件背景 监管机构最初的执法行动，是欧盟范围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开展的广泛监管审查的一部分，重点关注事项包括： 个人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对数据主体的信息透明义务； 个人数据的准确性； 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数据主体保护措施。 此前 Garante 除罚款外，还曾要求 OpenAI 采取整改措施。本次判决仅取消了金钱处罚，不影响相关监管整改要求的既有效力。 后续影响 法院判决仅撤销 1500 万欧元罚款，并不禁止监管机构继续对人工智能系统开展监管。 数据保护机构仍可继续开展调查并要求企业履行合规义务，本案亦不排除后续出现上诉或进一步监管行动的可能。 新闻来源：https://www.dataguidance.com/news/italy-court-annuls-eu15-million-privacy-fine-imposed

1. 裁决核心事实 作为承载国家级公共就业服务职能的核心机构，France Travail（原法国就业局）处理的数据规模高达3,680万受众。在本审计关注的2024年初安全事件中，该机构因未能履行GDPR第32条规定的安全义务，被CNIL处以500万欧元行政罚金。更具警示意义的是，裁决同时附带了每日5,000欧元的逾期罚金（Astreinte），强制要求其在1个月内提供合规整改证明。 违规事实复盘： 攻击窗口：2024年2月6日至3月5日。 攻击路径：典型的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连环攻击。攻击者冒充合作伙伴CAP EMPLOI员工骗取IT支持人员重置密码，随后利用合法账户侵入系统。 受影响范围：涉及36,820,828人的身份信息。泄露数据涵盖姓名、出生日期、社会保障号（NIR）、邮件及就业状态等。 数据积压风险：泄露数据追溯至过去20年的历史记录。这反映了机构在数据最小化（Data Minimization）与存储限制原则上的长期缺位。 法律判定：违反GDPR第32条。CNIL强调，技术复杂性与协作方压力不能成为豁免安全责任的理由。 本次分析旨在从管理体系（CMS）视角出发，解构其在技术防线、组织治理及风险补救循环中的深度缺陷。 2. 跨组织协作环境下的共同责任（Joint Controllership）深度辨析 在涉及CAP EMPLOI等多方参与的公共服务生态中，France Travail试图通过“环境隔离”论点转移责任，但这一申辩被完全击穿。 责任判定博弈分析： France Travail 的申辩逻辑：认为CAP EMPLOI作为共同控制者，应对其自身的硬件环境和员工操作安全负全责。鉴于攻击源于第三方账号被盗，France Travail不应承担系统性合规责任。 CNIL 的裁定结论：France Travail 是信息系统的核心开发者、托管者与规则制定者。其不仅掌握着访问策略的设定权，还拥有审计权和对违规接入的单方面断开权。因此，France Travail 对整个信息生态系统负有主导性的安全治理责任。 管理启示：裁决第38-41段明确了“主导责任”的判定标准：谁定义业务逻辑，谁就必须对该逻辑下的安全边界负责。这种“非对等责任模型”警示组织：外包协作不等于风险外包。机构必须在合同约束的基础上，建立起基于技术监控的“主动干预”能力。 3. 技术合规缺陷评估：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的溃败 裁决发现，France Travail的防御体系在社会工程学面前表现出了显著的“木桶效应”，核心防御能力的部署滞后于风险识别。 认证强度缺陷分析： 弱路径保护：事发时仅采用“账号+密码”的单因子认证。 合规基准差距：允许50次失败尝试才锁定账户，且未部署验证码（CAPTCHA）或指数级退避（Exponential Back-off）等补偿性措施。这远超CNIL建议的10次上限，导致暴力破解门槛极低。 合规反馈循环断裂：裁定发现，早在2022年的DPIA（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中，该机构已识别出单因子认证的高风险。然而，因顾及合作伙伴的硬件成本，该项治理被搁置长达两年。这属于严重的风险处置循环（Risk Remediation Cycle）失效。 访问控制矩阵（ACM）与默认隐私设计（Privacy by Default）评估：裁决第91-98段揭示了MAP工具在设计之初就违反了权限最小化原则。 业务维度 实际访问权限（裁决发现） 合规业务需求（标准对标）地理范围 允许顾问 手动修改/跳过 地理搜索限制，进行全国检索。 必须锁定在顾问所属的行政管辖区域。 数据深度 默认展示所有受众的NIR（社保号）全码。 仅对直系陪同人员展示，且应实施部分脱敏。 受众广度 顾问可检索全库3680万人的基础档案。 仅限其职责范围内的残疾劳动者档案。 裁决结论：这种“设计即不合规”的缺陷，直接导致了攻击者通过单个账户即可实现千万级数据的横向移动。 4. 组织管理缺陷：日志监测与主动预警体系的缺失 防线失守后的“潜伏期”长达一个月，暴露了该机构在安全运营中心（SOC）自动化监测能力上的系统性缺陷。 日志审计失效的量化分析：裁决第86段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异常指标。在2024年2月6日（周二）这一天： 异常流量：单个顾问账户在24小时内提取了9GB数据。 异常规模：该流量对应约1300万条数据记录，完全超越了人类工作的逻辑极限。 技术指纹：该账户的请求错误率高达69%，明显伴随自动化脚本探测行为。 “主动监控”的合规标准提炼：CNIL明确判定：监测能力缺失属于违反第32条的独立缺陷。机构不能仅满足于“记录日志”，必须具备： 业务基准对标：根据业务常识设定账户检索与导出的动态阈值（如：单个账户日均查询上限）。 实时自动化告警：对高错误率、非工作时间的大规模下载实施自动熔断或实时预警。 日志深度：必须确保审计追踪（Audit Trail）包含“谁在何时访问了谁的数据”的完整链路。 5. 本案带来的合规整改与标准对标建议 合规不仅是为了规避500万欧元的罚金及每天5,000欧元的逾期罚款，更是维护公众对数字政府信任的核心。 整改策略路线图： 技术层：强制覆盖多因子认证（MFA）。鉴于CAP EMPLOI环境的复杂性，应引入硬件密钥（FIDO2）或OTP令牌，彻底消除对易受攻击的短信验证或单因子路径的依赖。 设计层：重构MAP工具的访问控制矩阵。实施属性访问控制（ABAC），将地理限制硬编码至查询逻辑中，禁止用户手动绕过。 治理层：强化DPIA的落地执行力。建立“高风险项强制销项”机制，凡在DPIA中被评定为“高风险”的缺失（如2022年识别的MFA缺失），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闭环，否则应限制相关业务接口。 公共机构多方协作安全检查清单： 身份治理：**身份治理：** 所有外部合作伙伴接入点是否均已强制执行MFA？ 权限限制：**权限限制：** 系统是否禁止跨区域/非业务必要的全局检索？是否对NIR等高敏字段脱敏？ 数据缩减：**数据缩减：** 历史数据保留期是否经过严格审计？（本案中20年的数据存储显然过长） 监测自动化：**监测自动化：** 是否设定了基于数据提取量的告警阈值？SOC是否定期进行针对监测能力的渗透测试？ 联合责任：**联合责任：** 共同处理者协议是否明确了主导方在安全补丁和审计上的单方面干预权？ 6. 结论 France Travail 案例是公共治理中“安全债”长期累积后的典型爆发。它明确了一个监管趋势：技术复杂性、合作伙伴的协作阻力、甚至预算限制，在3600万敏感数据的保护面前，都不再构成合规豁免的理由。 该机构在2022年已通过DPIA识别了风险，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放任该风险处于“敞口状态”，这是管理体系（CMS）的根本性溃败。500万欧元的罚金与5,000欧元的每日罚金，标志着监管机构对处理敏感数据（尤其是涉及NIR和残疾状况）的容忍度已降至零。 合规的本质是确保每一个技术接口背后都存在明确的法律责任主体与主动的风险管控措施。任何机构在向第三方开放系统接口时，必须同步输出与其数据价值对等的安全监测能力，而非仅在合同中约定“对方应注意安全”。

2025年末，韩国电商巨头Coupang（酷澎）约3370万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如同一枚投入数字社会的深水炸弹，不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公众信任危机，更在行政、立法、司法及跨国法律层面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推动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走向以“惩罚性重典”为标志的强监管时代。 一、 事件核心：大规模、长潜伏与迟滞应对事件的严重性首先体现在其规模与过程。 泄露信息涵盖姓名、邮箱、电话、住址及部分购物记录，波及近四分之三的韩国成年人口，规模为韩国史上之最。调查显示，黑客攻击最早可追溯至2025年6月，但Coupang直至11月18日才察觉异常，存在近5个月的安全监控空白。更引发诟病的是，公司11月20日首次向主管部门报告时称仅4500余账号受影响，9天后却修正为3370万，信息的严重失真加剧了监管机构与公众的愤怒。 二、 政府与国会反应：跨部门围剿与立法加速 1.行政与刑事调查并进 韩国政府迅速组建了由科技部、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PIPC）、金融委员会、警察厅、国情院等七大部门局长级官员构成的跨部门联合应对工作组（TF）。TF不仅重新核查泄露规模、分析安全漏洞，还重点调查Coupang是否滥用“免责条款”，并着手检查泄露信息是否已在暗网流通，同时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注销账号支持。与此同时，首尔警方对Coupang总部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搜查取证，以查明是否存在刑事犯罪行为。 2. 国会质询与政治压力 韩国国会听证会成了舆论不满的集中爆发点。Coupang创始人、美国母公司CEO金范锡以“居留海外、业务繁忙”为由缺席，派出的外籍高管因需翻译协助，回答被议员斥为“毫无意义”、“浪费时间”。PIPC委员长宋京熙在会上明确警告，若查实违规，将考虑采取取消其关键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MS-P）认证的严厉措施，此举可能动摇其运营合法性。 三、法律追责多维展开：天价罚款与跨境诉讼 1. 现行法下的巨额罚单 依据2023年修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Coupang最高可被处以上一财年相关销售额3%的罚款。初步估算，其罚款额度可能高达1.2万亿韩元，远超此前对SK电讯开出的1348亿韩元纪录。 2. 跨国集体诉讼开启 法律追责已超越国界。 韩国律所已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对Coupang母公司提起集体诉讼，试图论证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信息安全负有实际控制责任，并依据美国法律寻求惩罚性损害赔偿。这为受害者开辟了全新的索赔战场。 四、修法革命：10%惩罚性罚款时代的到来正是Coupang事件，为已酝酿多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修订按下了“加速键”。 1. 核心修订内容 2025年12月17日，韩国国会政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修订案，其中最受瞩目的条款是：对造成重大个人信息泄露的企业，罚款上限从销售额的3%大幅提升至10%。这一定性为“惩罚性罚款”的条款，明确适用于如下三种情形：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三年内反复违法；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1000万人以上大规模损害； 不遵守政府纠正命令导致泄露。 2. “不溯及既往”原则与影响 修订案同时规定，新罚款标准不适用于法律生效前发生的事故。这意味着，尽管Coupang事件直接催化了此次修法，但其本身很可能免受10%罚款（按年销售额估算或达4.1万亿韩元）的“核弹级”打击。这一设计平衡了法律的震慑力与稳定性，但也引发了关于公平性的讨论。 3. 其他配套修订 将难以计算销售额情况下的罚款上限，从200亿韩元提高到500亿韩元。 收紧事故报告时限，将“知晓后72小时内报告”的具体要求由施行令提升至由《总统令》规定，以堵塞企业拖延报告的漏洞。 同日，韩国国会还通过了将虚拟资产交易所纳入金融诈骗防止责任主体的相关法案，显示了数字资产监管的同步收紧。 五、 结论：强监管时代的转折点 Coupang数据泄露案已从一个孤立的安全事故，演变为一场推动韩国数据保护体系根本性变革的“完美风暴”。它清晰地揭示了未来监管的三大趋势： 经济威慑空前强化：10%的惩罚性罚款天花板，意味着数据安全不再是可权衡的“合规成本”，而是关乎企业生存的“核心投资”。这迫使所有企业必须从根本上重构其信息安全治理架构。 法律责任立体化、全球化：企业将同时面临韩国国内高额行政罚单、刑事调查、消费者集体诉讼，以及来自海外司法管辖区的跨国索赔。法律责任风险呈多维叠加态势。 监管从形式走向实质：ISMS-P等认证的“可撤销性”被严肃运用，事故报告的刚性要求被加强，表明监管重点从审核书面文件转向持续监督实际安全能力与应急响应的有效性。 此次法律修订的通过，标志着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正式进入以严厉经济制裁为核心威慑的 “强监管时代” 。对于所有在韩运营的中国企业而言，Coupang付出的代价和引发的法律海啸，是一声响彻业界的警钟：在数字经济时代，对用户数据的任何系统性忽视，都将可能招致毁灭性的法律与商业后果。

根据检索到的法律条文，并非所有行政执法机关均可直接对拒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加处罚款，其适用需符合以下法律条件和程序： 一、法律依据与核心规则 1.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依法处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汇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四）依照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二、适用条件与限制 1. 主体资格限制 仅限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有权加处罚款（）。 其他行政机关或非执法机构无权直接加处罚款。 2. 程序要求 必须履行催告程序： 要求，加处罚款前需送达《催告通知书》，明确履行期限、方式及陈述申辩权。 进一步细化：当事人陈述、申辩后仍不履行的，方可作出加处罚款决定。 加处罚款总额限制： 及均明确，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过原罚款数额。 3. 例外情形 若行政机关已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且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复议或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可直接拍卖扣押财物抵缴罚款（、）。 三、实务建议 1. 行政机关注意事项 严格履行催告程序，保存当事人陈述、申辩的书面记录。 加处罚款前需确保原行政处罚决定已生效且未被撤销。 不得超出原罚款数额加罚。 2. 当事人救济途径 对加处罚款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若行政机关未履行催告程序或程序违法，可主张加处罚款无效。 四、结论 只有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程序（如催告）后，方可对拒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加处罚款，且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过原罚款数额。其他行政机关或非执法机构无此权力，且程序违法时加处罚款可能被撤销。 (小律同学深度思考过程） 已经收到您的信息，小律正在思考中，请稍等… 接下来我需要尽可能从专业法律数据库进行深度搜索，查找相关法律规定以便全面回答用户的疑问… 好的，我现在需要回答用户关于民事诉讼中期间如何计算的问题。首先，我得仔细看看用户提供的检索结果，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 用户的问题是关于期间的计算，所以我要从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找依据。根据检索结果，提到了期间的计算方式，包括法定期间和法院指定的期间。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开始的时间和日期不计算在内。如果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那么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另外，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比如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不算过期。 接下来，第九十条关于电子送达的期间计算，送达日期是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第九十一条则是邮寄送达的情况，以回执上的收件日期为准。这些都需要详细说明。 还有司法解释部分，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提到审限不包括公告、鉴定等期间。还有执行申请的期间在，两年时效，从履行期最后一日开始计算。 用户可能需要知道不同送达方式下的期间计算，以及审限的扣除情况。实务建议方面，提醒注意法定节假日的影响，保留送达凭证，及时处理文书，以及申请延长期间的情况。 需要确保引用正确的法律条文，按照用户的要求格式，优先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避免使用案例或理论。检查是否有遗漏的要点，比如期间的开始不计算在内，以及不同送达方式的日期确定方式。 最后，整理成结构清晰的回答，分点说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权利义务关系和实务建议，确保用户能清楚理解期间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