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修订版（以下简称为《条例》），是在2007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在二十年后做出的重大修改。以下我们结合大修后的新《条例》的内容，解读其对海关行政复议的深远影响。 01、海关复议机关如何对海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条例》相关法条：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律师解读： 对海关行政复议案件来说，复议机关应将重心放到对海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适当性实质审查上，确保行政复议程序能够从实质上化解争议。 海关行政争议案件的最大特征是技术性较强，例如商品归类和计税价格的认定，技术性都很强，这两类案件是海关行政争议的重点所在。针对海关归类和价格问题引发的争议，复议机关判断归类是否正确、价格是否真实合理，应当与作出行政决定的上级海关业务部门共同研究和协商，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要征求海关总署税收管理局或者相关业务司局的专家意见，对相关争议事项作出实质性审查后再作出决定，避免复议机关的裁判员脱离专业实践作出不合理的复议决定。 02、“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失信惩戒”的具体行政行为，可申请行政复议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包括下列情形：（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 ✦律师解读： 根据的规定，海关在作出认定失信企业或者严重失信企业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企业拟作出决定的事由、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被认定为严重失信企业并同步列入进出口海关监管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还应当告知企业惩戒措施提示、移出条件、移出程序及救济措施。海关对轻微失信信息不予公示，对一般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一年，对严重失信信息的公示期为三年。 根据上述规定，在《条例》生效后，海关若要将进出口企业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应告知其享有行政复议权，企业若不服海关将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03、对过程性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不予受理。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事项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三）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律师解读： 除了法条中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以外，就海关系统而言，争议最大的是《稽查结论》的可复议性或者可诉性。 2021年，北京市高院曾在某行政诉讼的裁决中提到，海关根据稽查情况，对被稽查人分别作出补征或追征税款、给予行政处罚等不同处理，对被稽查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实际影响的并非稽查结论，而是最终的征缴决定、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十）项规定，过程性行政行为以及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终结性，须是行政机关作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调整的行为。 对于需要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的《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具有终局性，不发生独立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如果海关稽查部门对企业作出稽查结论，当事人对海关稽查部门出具的《稽查结论》申请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04、海关对自己做的行政处罚决定会自行纠错吗？ 《条例》相关法条：第三十八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收到申请人依照规定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或者不当，需要自行纠正的，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撤销、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等方式予以纠正，并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机关自行纠正后，申请人仍坚持对原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至行政机关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之日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律师解读： 根据司法部的统计数据，全国行政复议的纠错率，近来来稳定在11.5%至12.8%之间。 按照《条例》的最新规定，除复议机关纠错以外，被申请人可以主动纠错。复议审理期间，隶属海关作为被申请人，可主动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处罚行为。为此，海关总署2026年第89号公告中，公布了相关文书《行政处罚决定自行纠正告知书》。隶属海关‌纠正行政行为后，应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申请人，配套调解、撤案路径。 被申请人主动纠错，区别于复议机关责令撤销原行政行为，可避免经复议审理后，复议机关最终作出撤销的复议决定，形成“复议败诉”记录，降低行政诉讼风险； 同时在程序上，被申请人自行纠正必须书面告知复议机关与双方当事人，不能通过口头协商完成纠错程序，需要在书面案卷中体现。 05、海关总署是否可以提级审理海关行政复议案件？ 《条例》相关法条：第四十条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对下级行政复议机关管辖的行政复议案件，认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提级审理： （一）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 （二）属于新类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 （三）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 （四）确有必要提级审理的其他情形。 ✦律师解读： （一）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对于具体行政争议案件的意义 1. 对于海关系统内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有重大影响，属于新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或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由海关总署直接审查，总署作出的复议决定对全国海关都有标杆性的指导作用； 2.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以降低直属海关复议被司法撤销的风险； 3. 海关总署提级审理，可有效降低属地行政机关对于执法的干预。 （二）当事人不服提级审理的复议决定，应该向哪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进出口企业或个人不服海关总署提级审理作出的复议决定，根据以下三种情形分别处理： 情形一：海关总署作出“维持隶属海关原行政行为”决定的，隶属海关（原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和海关总署（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管辖法院为隶属海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或者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二：海关总署作出“改变原行政行为”决定（撤销、变更原行政行为或确认其违法）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情形三：海关总署作出“不予受理、驳回复议申请”决定的，海关总署是被告人，管辖法院为海关总署所在地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一、基本事实 赵某于2024年3月12日入职科技公司，从事丙烯醛巡检岗位。2024年4月 29日，科技公司初次核定赵某的工伤保险，次日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从用工之日（3月12日）至初次核定时间（4 月29日）间隔48天。 2024年4月27日，赵某发生工伤事故，经认定为工伤，致残程度为伤残十级；2024年10月21日，赵某与科技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赵某向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申办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待遇，但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宁人社发〔2023〕220 号）第十四条规定，以科技公司未在赵某用工之日起30日内完成工伤保险核定为由，作出《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告知书》，拒绝支付赵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科技公司认为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向某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事项包括：一是撤销《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告知书》并要求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支付赵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二是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的合法性进行附带审查。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作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观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规定“用工之日起30日内完成核定”是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前提，科技公司未满足该条件，故工伤保险基金不应支付赵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科技公司观点：本案应适用上位法及，而非操作规程。明确以“补缴费用”作为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核心条件，未对核定缴费具体时间作严苛限制；也仅要求“参保缴费后”即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新发生费用，未附加“30日内完成核定”等额外条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增设“30日内核定”条件，属于对上位法的限缩解释，不当增加科技公司义务、减损科技公司合法权益，与上位法规定及立法精神抵触，不应作为裁判依据。 三、解决思路和途径 1、争议解决途径。 途径一：为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科技公司及第三人赵某可通过行政复议程序实现权益救济。若复议机关维持初始行政行为，科技公司可在法定期限内以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和复议机关为被告、赵某为第三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继续通过司法程序维护合法权益。 途径二：科技公司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告知书》。 2、解决思路：聚焦争议焦点展开复议主张。在复议程序中，先通过法律适用论证地方规程条款的合法性问题，再明确事实层面科技公司无主观过错，最后结合待遇性质说明支付义务，请求复议机关撤销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行政行为、责令支付相关待遇，并对涉案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具体如下： （1）法律层面：通过“上位法优先”原则论证地方规程条款合法性问题。 首先，明确法律适用优先级。根据相关规定，行政法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效力亦高于本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应优先适用上位法规定。 其次，对比核心条款的差异。重点分析、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的内容冲突，指出地方规程增设“30日内核定”条件无上位法依据，属于超出权限设定义务，违反立法精神。 最后，结合立法目的进行论证。工伤保险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工伤职工合法权益，“补缴费用后支付新发生费用”的规定，体现了对用人单位非故意逾期参保的包容及对职工权益的优先保护；地方规程的“30日内核定”条款实质限缩了职工享受待遇的范围，与该立法目的相悖。 （2）事实层面：围绕“合理期限参保”与“无主观过错”展开论证。梳理科技公司参保流程时间节点，对比用工之日至核定缴费的48天周期与社保经办常规流程耗时，证明时间差的合理性，排除主观故意拖延缴费的可能。强调科技公司在工伤发生后2日内（2024 年4月30日）即完成缴费，结合工伤保险基金风险控制逻辑，说明该行为未增加基金负担，进一步佐证无逃避缴费的主观意图。 （3）待遇性质层面：明确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新发生” 属性。 结合及地方实施办法对“新发生费用”的界定，强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支付前提是劳动关系解除，赵某与科技公司于 2024年10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此时科技公司已完成参保缴费（2024年4月30日），该费用完全符合“参保缴费后新发生”的特征，应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四、结论 经某市人民政府审查，因科技公司提出“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宁人社发〔2023〕220 号）第十四条合法性进行附带审查”的请求，涉及的规范性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自治区人社厅”）制定，根据及相关规定，某市人民政府无对该自治区级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限，故将该规范性文件审查事项及案件相关材料移交至自治区人社厅。 自治区人社厅接收材料后，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第十四条合法性进行了审核。最终，自治区人社厅未单独出具规范性文件审查结论，而是要求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向科技公司（代第三人赵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基于上述支付决定已实质解决科技公司的核心复议诉求，协商要求科技公司撤回本次行政复议申请。 五、总结 本案通过“复议程序+规范性文件审查+层级监督指导”的协同方式，成功解决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争议。复议机关及时识别权限、规范移送，自治区级主管部门同步审查文件合法性与争议实质诉求，最终以监督指令直接推动问题解决，既避免了程序空转，又高效回应了企业与职工诉求，为同类工伤保险行政争议的化解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本案明确体现“上位法优先”的核心原则。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必须以不违反上位法为前提。通过复议过程中申请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及时、高效的实质性解决争议，从源头杜绝因机械适用不合理的规范性文件引发的行政争议。

三、行政复议受理 【修订概览】旧条例的五个条文（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形成了从“入口准入”（受理原则）→“审查标准”（受理条件正面列举）→“审查程序”（审查期限与补正）→“管辖协调”（共同管辖冲突规则）→“监督救济”（不予受理的上级监督纠正）的完整程序链条，功能定位在于为行政复议受理提供基本的程序操作规范。 新条例第三章仍以“行政复议受理”为章名，条文总数维持五个条文（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但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旧条例五个条文的核心规则经修订整合后，分别迁移至新条例不同章节或回归上位法层面，新条例在保留受理原则的基础上，新增了四项核心制度： （1）“利害关系”的类型化认定（第三十五条）； （2）不予受理事项的明确列举（第三十六条）； （3）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适用情形（第三十七条）； （4）行政处罚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的自行纠正程序（第三十八条）。 旧条例的“受理”是进入审理前的程序性闸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受理”（程序操作）；新条例的“受理”则是一个集“入口控制（应予受理与不予受理的边界）—审查分流（利害关系认定、驳回机制）—争议前置化解（行政机关自行纠正）”于一体的复合型制度模块。受理不再仅仅是行政复议的“开门的动作”，而是承载了争议过滤、初步审查和先行化解的三重功能。 第三十四条（旧条例第二十七条·行政复议受理的基本原则） 【解读】 本条系旧条例第二十七条的平移修订，修订幅度较小。 旧条例使用“申请条件”，新条例使用“受理条件”，措辞更为准确——“受理条件”是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审查阶段审查的内容，而“申请条件”易被误解为申请人提出申请的形式要件，两者的制度指向有所不同。 二、旧条例第二十八条原为“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以援引方式将受理条件的具体内容指向的相关规定，并列举了“有明确的申请人”“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等条件细项。已对受理条件作出了更为完整和详尽的规定，旧条例第二十八条的制度功能已被上位法吸收。新条例不再重复设置独立的受理条件指引条款，将旧条例第二十八条予以删除，体现了“上位法已有规定的，下位法不再重复”的立法技术优化。 旧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5日内审查”及“补正通知”制度，及已进行规定，新条例不再重复规定，体例安排更为合理。 第三十五条（新增·“利害关系”的类型化认定）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将“利害关系”这一行政复议受理的核心要件予以类型化明确。旧条例第二十八条仅将“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列为受理条件之一，对其外延边界不作任何说明。实践中，行政复议机构对“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不统一——部分机构从严把握，将利害关系人限于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导致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投诉举报人等间接利害关系人的复议申请被不当驳回；部分机构则从宽把握，将凡是受到行政行为事实影响的当事人均纳入利害关系范围，导致复议申请泛化。 本条采取了“明确列举+兜底条款”的立法模式，在明确四种常见利害关系类型的基础上，以“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保留了利害关系认定在实践中的开放性。 第（一）项：相邻权案件。行政行为涉及申请人相邻权（如采光权、通风权、通行权、安宁权等）的，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在此类案件中，申请人并非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而是因不动产相邻关系与行政行为产生关联的利害关系人。旧条例时期，行政复议机构对相邻权人是否具有复议申请资格的认识存在分歧，本条的明确列举为统一受理标准提供了规范基础。 第（二）项：公平竞争权案件。行政行为影响申请人公平参与竞争的权利（如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特许经营许可等领域的歧视性准入条件或排他性安排）的，申请人与该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该项回应了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需求，为市场主体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行政争议提供了明确的复议救济入口。 第（三）项：撤销或变更行为影响案外人权益的案件。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变更可能侵犯原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政机关撤销了对某企业的处罚决定，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该项为“第三人效力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认定提供了规范依据。 第（四）项：投诉举报案件。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具有处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要求查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作出处理或未作出处理的，申请人与该处理行为或不作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本项明确将利害关系限定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与“公益举报”相区分——仅当申请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时，方具有利害关系资格。 第（五）项：兜底条款。“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为兜底条款，保留了利害关系认定在实践中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避免列举式立法挂一漏万的风险。 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新条例第三十五条在行政复议领域的利害关系认定上与行政诉讼制度实现了协调一致，避免了因复议与诉讼在利害关系认定标准上的不一致而导致当事人面临制度割裂。 第三十六条（新增·不予受理事项的明确列举）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明确列举了五类不予受理的事项，填补了旧条例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排除规则方面的制度空白。旧条例时期，上述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部分行政复议机构对同类事项的处理结果存在差异。新条例以封闭列举的方式给出了明确答案。 第（一）项：刑事司法行为。行政复议是针对行政行为提供的救济渠道，刑事司法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因此不应纳入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本条通过明确排除，为行政复议机构提供了清晰的裁判依据——无论申请人如何主张刑事司法行为的性质，行政复议机关均不予受理。需要指出的是，若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名违法干预经济纠纷，当事人可通过国家赔偿程序、检察监督程序等渠道寻求救济，本条不影响当事人在行政复议程序之外的其他救济权利。 第（二）项：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以建议、劝告、示范、引导等方式作出的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为，相对人可以选择是否遵从。因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未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法律效果，故不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第（三）项：过程性行为。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论证、请示、咨询等过程性行为，是最终行政行为作出前的准备性、辅助性活动，尚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的法律效果，因此不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本项通过明确排除，引导当事人在最终行政行为作出后，以最终行为为对象申请行政复议，既符合行政复议的法律效果理论，也有利于提高行政争议解决的效率和稳定性。 第（四）项：内部监督行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督促履责等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关系的范畴，不具有外部的法律效果，不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设定、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力，因此不应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本项通过明确排除，厘清了行政复议救济与行政内部监督的制度边界——行政复议解决的是外部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行政内部监督有其独立的运行机制，二者不可混同。 第（五）项：信访处理行为。行政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等行为，属于信访处理程序中的程序性行为。信访制度是独立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之外的专门救济渠道，两者在制度功能、处理程序和救济方式上有本质区别，行政复议不应对信访处理行为进行审查。本项通过明确排除，进一步厘清了行政复议制度与信访制度的制度边界。 第三十七条（旧条例第四十八条·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适用情形） 【解读】 旧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受理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驳回情形，新条例第三十七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制度重构，新增了释明前置程序和重复申请处理规则，并将驳回制度的章节位置从"行政复议决定"调整至"行政复议受理"，属于实质新增条款，并且在行政法规层面系统构建了行政复议申请的驳回制度。旧条例第四十八条的两项情形中，第（一）项（不履行法定职责经审查发现不存在）的核心规则在新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以"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形式得到部分延续和扩展，第（二）项（受理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在新条例第三十七条中无直接对应的文字表述，其制度功能在新条例框架下通过完善受理环节补正程序和驳回制度的三项新情形得到了重新分配。新旧驳回制度在适用情形上不完全对应，各具有独立的规范内涵。 第三十七条第（一）项：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项处理的是一类特殊情形——行政复议申请在形式上符合受理条件，但经初步审查发现其复议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防止明显无理由的复议申请进入完整的审理程序、占用有限的行政复议资源。本项设置了“经释明后申请人仍然坚持申请”的谦抑性前置程序，要求行政复议机构在作出驳回决定前，须先向申请人释明其复议请求缺乏依据，给予申请人撤回申请的机会。只有在释明后申请人仍然坚持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方可作出驳回决定。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请求事项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申请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该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行政复议机关无需进入实体审理即可认定该请求不成立。需要注意的是，该项仅适用于“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情形，若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存在合理争议，则应当进入实体审理，不得以驳回替代实体审查。 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行政行为法律效力已被生效裁判确认 行政行为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调解书确认其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机关不得就已生效的司法裁判所确认的事项再行复议审查，以维护司法既判力和法律秩序的稳定。该项规则系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行政复议领域的贯彻——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经司法程序终局确认的，行政复议程序不应再予重复审查。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告知申请人不再处理，并记录在案。这一规定明确了对重复申请的处理方式——“告知不再处理”，以区别于第一次申请的受理程序，避免对重复申请反复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决定的程序空转。该规则体现了行政复议程序经济原则，也是“一事不再理”法理在行政复议中的具体适用。 第三十八条（新增·行政处罚机关的自行纠正程序）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对2023年修订的确立的“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的进一步细化，也是本次修订在行政复议受理环节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条款之一。 2023年修订的规定：“对当场作出或者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通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这一规定创设了一种特殊途径——对于特定的行政处罚案件，申请人可以将复议申请提交至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由该机关转送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而非直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申请。新条例第三十八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的自行纠正程序规则。 本条的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于规定的特定行政处罚案件类型——“当场作出或者依据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常见于交通违法罚款、城市管理简易处罚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类型。对于其他类型的行政行为，不适用本条规定的自行纠正程序。 适用本条应注意三个核心程序要素：第一，纠正时限。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自行纠正，兼顾了行政效率与纠正所需的基本操作时间，也便于行政复议机关跟踪督促。第二，纠正方式。行政机关可采取撤销、变更行政处罚决定等方式予以纠正，具体方式取决于违法或不当的性质与程度。纠正后的处理结果应当告知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第三，法律效果 行政机关自行纠正后，申请人仍坚持就原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同时，申请人在行政机关处理期间的申请期限中止计算——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至行政机关将有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之日的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有效保障了申请人的程序性权利。 本条的深层制度价值在于：在行政复议程序正式启动之前，为行政机关提供了一次自我纠错的“窗口期”。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易行政处罚案件，行政机关的先行自我纠错可以有效避免行政复议程序的启动，既节约了行政复议资源，也促进了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依法行政的能力提升。这与《条例》第二条确立的“促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的制度目标高度契合。 四、行政复议审理 【修订概览】 旧条例的重大结构性特征是未设独立的“审理”专章。旧条例在第三章“行政复议受理”之后直接进入第五章“行政复议决定”，将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的相关规则分散规定于多个章节：部分审理规则见于旧条例第五章（如书面审查原则规定于旧条例第三十三条、调查取证规定于旧条例第三十四条、和解与调解规定于旧条例第四十条及第五十条），部分证据规则零散分布于各条，而行政复议委员会、合并审理、提级审理等制度完全处于规范空白状态。 新条例首次设立独立的 “第四章 行政复议审理” ，下设三节，共计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五十四条），构建了行政复议审理环节的完整制度框架。司法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本次修订在审理环节的重点任务包括“明确提级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增加合并审理制度，完善当面询问、现场勘验、鉴定等调查取证方式，细化行政复议附带审查制度”。新条例第四章的十六条修订正是围绕上述任务展开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实现了行政复议审理制度从无独立章节到三节十六条文体系的根本性升级。 新条例第四章的总体修订思路可概括为三个维度： 第一，审理组织与方式的多元化。旧条例以书面审查为原则，仅于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新条例在保留书面审查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构建了普通程序（2名以上复议人员）、简易程序（1名复议人员）、提级审理、合并审理等多元化的审理组织与方式，充分回应了行政复议案件类型日趋复杂化的现实需求。 第二，证据规则从零散走向系统。旧条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极为简略，仅涉及调查取证和查阅资料等有限内容。新条例设立专门的“行政复议证据”一节，将当面询问、现场勘验、委托鉴定、行政程序中未提供证据的失权规则、调解中的自认排除规则等体系化规定于一处，体现了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的全面升级。 第三，审理程序与复议委员会制度的确立。在审理程序中规定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参与机制，新条例第三节对此进行了系统细化，明确了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议事形式和咨询意见的效力，同时完善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启动时间和审查标准，为行政复议审理程序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操作规范。 第一节 一般规定 【修订概览】 旧条例未设独立的“审理”章节，审理程序的一般规定散见于第五章各条，内容简略、体系零散。新条例第四章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以五条规模首次集中构建了行政复议审理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实现了审理制度从碎片化向体系化的跨越。 本节修订的核心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审理组织的规范化。第三十九条首次明确普通程序须由2名以上复议人员参加审理，简易程序可由1名复议人员独任审理，填补了旧条例时期审理人员配置无法可依的长期空白，为审理程序的公正性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管辖制度的弹性化。第四十条创设提级审理制度，以四种法定情形赋予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级审理的权力，回应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后基层行政复议机关专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三是审理方式的集约化。第四十三条新增合并审理制度，允许对同一行政行为或同类行政行为引发的多个复议案件合并审理并合并作出决定，既避免了矛盾裁决的风险，也节约了行政复议资源。此外，第四十一条对被申请人书面答复的内容要求作出规范，第四十二条专门解决原级行政复议案件中的答复主体确定问题，均为旧条例未曾涉及的制度空白。 第三十九条（旧条例第三十二条·审理组织的人员配置） 【解读】 本条对旧条例第三十二条进行了修改补充。旧条例第三十二条确立的是单一化的审理组织模式——所有行政复议案件，无论案情繁简、争议大小，一律须由2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参加审理。这一规则在旧条例时期确保了审理组织的基本规范，但其刚性特征也意味着行政复议程序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即便是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也必须配备至少两名复议人员，由此带来行政复议资源配置与案件审理需求之间的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新条例第三十九条以旧条例第三十二条的合议规则为基础，增设“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由1名行政复议人员审理”的规定，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构建了 “普通程序合议制（2名以上）+简易程序独任制（1名）” 的双轨制审理组织模式。这一制度设计在确立简易程序制度后，从审理组织层面实现了与上位法的配套衔接。 第四十条（新增·提级审理制度）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本次修订在行政复议审理制度方面最具体制创新意义的规范之一。司法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将“明确提级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列为本次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后的管辖需求。取消了原“条块管辖”体制，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集中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这一改革在便利申请人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部分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由基层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可能面临专业能力不足、地方干扰较大等困难。提级审理制度正是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创设的机制——允许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将下级机关管辖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级至本机关审理。 本条第一款以封闭列举方式明确了四种可以提级审理的情形。第（一）项（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有重大影响）侧重于案件的社会影响维度，如涉及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等案件；第（二）项（新类型案件且案情重大、疑难、复杂）侧重于案件类型的新颖性和复杂程度，回应了数字经济和新型社会治理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类型行政争议；第（三）项（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着眼于通过个案审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发挥行政复议的规则引领功能；第（四）项（其他确有必要的情形）为兜底条款，赋予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在特殊情况下灵活运用提级审理制度的裁量空间。 第二款设置了下级行政复议机关主动报请提级审理的程序通道——下级行政复议机关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认为案件符合提级审理情形的，可以报请上级行政复议机关决定。同时明确了报请提级审理期间不计入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期限，避免报请程序耗时损及申请人的程序权益。 第三款规定了决定提级审理后的三个程序要素：一是下级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移送案件材料，设置了明确的移送时限；二是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三是审理期限自上级行政复议机关收到案件材料之日起重新计算，确保提级后的审理有充分的审理时限保障。从制度功能上看，该款为提级审理后的程序衔接提供了明确的操作规范，确保了提级审理制度的顺畅运行。 第四十一条（新增·被申请人书面答复的规范化要求）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旧条例对书面答复的内容要求缺乏明确规范，本条的增设为行政复议机关全面审查行政行为提供了信息基础和制度保障。 新条例第二条确立了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的原则。本条从被申请人的说明义务角度，为该原则的实施提供了程序支撑。被申请人在提交书面答复时，不仅要说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须说明行政行为的适当性，以及针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逐一回应的相关事实和理由。这一规定有助于提升行政复议审理的针对性，使行政复议机关能够在审理中准确把握争议焦点。 第四十二条（旧条例第三十六条·原级行政复议案件的答复主体） 【解读】 新条例第四十二条延续了旧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依照的修改，对原级行政复议单位的答复主体的法律依据进行调整，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新条例第四十二条援引“、”，两条款在中分别规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原级行政复议情形：第一款为省级政府的原级行政复议（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款为国务院部门的原级行政复议（第二十五条第一项）。 第四十三条（新增·合并审理制度）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本次修订中新设立的合并审理制度。 合并审理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已有成熟实践，新条例将其引入行政复议领域。对相互关联的多个行政复议案件合并审理，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分别审理可能导致的认定事实矛盾、裁决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减少重复的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提升行政复议的审理效率，节约行政复议资源。 本条第一款列举了三种具体情形加一种兜底条款：第（一）项是不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分别对同一当事人作出行政行为（如多个行政机关联合执法中对同一违法行为分别处罚）；第（二）项是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多个当事人分别作出行政行为（如对同一违法事件中的多个当事人分别处罚）；第（三）项是在复议期间，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新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期间行政行为的延续或变更）。第（四）项为兜底条款，赋予行政复议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适用合并审理制度的裁量权。 本条第二款规定合并审理的案件可以合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使合并审理的制度效益得以完整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本款采用了“可以”的赋权性规范而非“应当”的义务性规范，意味着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根据个案情况灵活把握，对合并审理的案件也可以分别作出决定。 第二节 行政复议证据 【修订概览】 旧条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极为简略，仅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六条涉及调查取证、查阅材料、鉴定和勘验等有限内容，既无独立的证据节，也缺乏系统的证据规则。新条例第四章第二节“行政复议证据”（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构建了行政复议证据规则的完整体系，是本次修订证据立法领域的重大突破。 本节修订实现了三个层次的制度升级：一是调查取证方式的体系化整合。 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六条将当面询问、现场勘验、委托鉴定三种调查取证方式系统规定于一节之中，形成“询问—勘验—鉴定”三轨并行的取证模式。与旧条例相比，第四十五条新增现场勘验配合义务，第四十六条赋予当事人申请鉴定权并设置鉴定机构协商确定程序，使调查取证从行政复议机关的单方职权行为转变为兼顾当事人程序参与权的双方互动机制。二是证据效力规则的首次确立。第四十七条首次在行政复议领域确立行政程序证据失权规则——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在复议程序中提供的证据，行政复议机关不予采纳，引导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积极协助行政机关查明事实。第四十八条首次确立调解中自认排除规则——调解中作出的自认不得在后续审理中作为不利证据使用，为新条例强化调解制度提供配套保障。三是阅卷权保障的强化。第四十九条将查阅权主体扩展至委托代理人，并将行政复议机关的规范性质从授权性规范升级为义务性规范。上述六条修订使行政复议证据制度从零散走向系统，从行政职权本位走向程序公正导向。 第四十四条（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当面询问当事人） 【解读】 本条是新条例对调查取证方式体系化的组成部分，系对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规则的提炼与升级，与第四十五条（现场勘验）共同构成对旧条例第三十四条各项调查取证规则的拆分重构，属于吸收后细化条款。 1、权力主体：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询问权赋予“行政复议人员”，新条例第四十四条将权力主体调整为“行政复议机构”。这一调整为机构负责人统筹安排询问工作、指定具体承办人员提供了组织法层面的依据，用语更为规范。 2、适用条件：认为有必要。“认为有必要”赋予行政复议机构较大的程序裁量空间——是否需要当面询问，由行政复议机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断，而非依申请必须启动的程序，体现了行政复议程序效率与公正的平衡。 3、询问方式：当面询问。新增“当面”的方式限定，意味着本条规范的询问排除了书面询问、电话询问等方式，要求复议人员与询问对象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当面询问有利于复议人员直接观察当事人的陈述态度和反应，形成对案件事实更为全面、准确的内心确信，有效弥补传统书面审查的不足。 4、询问范围：案件相关事实。询问范围须限定于“案件相关事实”，防止询问范围泛化或偏离案件审理方向，保障询问程序的针对性和效率。 5、询问对象：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当事人”指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其他有关人员”指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相关事实的人，如证人、鉴定人等，范围较旧条例“有关人员”更为明确。 本条的制度价值在于：为行政复议机关从传统“书面审”向“实质审”转型提供了基础性的程序工具。在旧条例框架下，行政复议审理以书面审查为原则，询问当事人仅作为调查取证的辅助手段，复议人员与当事人的直接接触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新条例第四十四条将当面询问独立为一种法定的调查取证方式，为行政复议人员主动查明案件事实、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有利于提升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实质性和公信力，是实现行政复议“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目标的重要程序保障。 第四十五条（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现场勘验） 【解读】 本条是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基础上补充了配合义务条款，实现了对旧有现场勘验制度的补充和细化。旧条例仅将“被调查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的义务规定于调查取证的一般条款中，未针对现场勘验单独设置配合义务。新条例在勘验条款中独立增设“有关单位、人员应当予以配合”的规定，将配合勘验上升为法定独立义务，不再依附于调查取证的一般配合条款。现场勘验通常需要进入他人不动产、查看设施设备，配合义务的法定化对保障勘验顺利进行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此外，本条延续勘验期限不纳入审理期限的规则。旧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确立的"现场勘验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规则，在新条例第四十五条中得以完整延续，为行政复议机关充分开展现场勘验提供了审理期限保障。 第四十六条（旧条例第三十七条·委托鉴定） 【解读】 本条系对旧条例第三十七条的吸收后细化完善，核心修订在于鉴定机构的确定方式及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处理。 一、删除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渠道。旧条例第三十七条允许“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即行政复议程序中的鉴定存在“自行委托”和“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两条渠道。新条例第四十六条删除了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渠道，仅保留“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一条渠道。这一删除的理由在于：行政复议程序系由行政复议机关主导的法定救济程序，由行政复议机构统一委托鉴定，能够确保鉴定主体的中立性和鉴定结论的客观性，避免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在鉴定机构选择上的片面倾向。当事人在行政复议程序之外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仍可作为书证提交行政复议机关，但属于当事人自行提供的证据材料，适用一般书证的审查判断规则，不属于本条委托鉴定的适用范围。 二、增设鉴定机构协商确定程序。 新条例新增两层次递进式的鉴定机构确定规则：首先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机构；协商不成的，由行政复议机构指定。旧条例对鉴定机构如何确定未作任何规定，实践中通常由行政复议机构单方指定，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缺乏保障。协商确定程序的增设，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三、延续费用承担和审限排除规则。“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和“鉴定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的规则完整延续。 第四十七条（新增·行政程序证据失权规则）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首次在行政复议领域确立行政程序证据失权规则。本条的规范逻辑源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有义务配合行政机关提供证据，若在行政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但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供，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和程序协同原则。为维护行政程序的严肃性和行政复议程序的效率，行政复议机关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这一规则有助于引导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明案件事实，减少在行政复议阶段的“证据突袭”现象。本条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三个实质要件：一是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法要求申请人或第三人提供证据（须有合法的调取证据义务）；二是申请人或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未予提供（主观上存在程序懈怠）；三是该证据是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供的（而非在行政程序中即已提供）。三个要件同时满足时，行政复议机关即应不予采纳。 第四十八条（新增·调解中自认排除规则）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本次修订证据规则方面最具调解保障功能的制度创新之一。本条的规范逻辑源于条确立的“调解中自认不得作为诉讼中不利证据”规则。调解程序中，当事人为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可能作出让步或认可协商条件、方案。若此类陈述或认可可以被后续行政复议审理中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当事人将因顾虑后续的不利证据风险而在调解程序中不敢充分表达、不敢让步，从而实质性压缩调解的制度空间。新条例第六条确立了“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行政复议调解工作”的原则性定位，本条从证据规则角度为调解制度提供了配套保障——解除了当事人在调解中“言多必失”的后顾之忧，鼓励当事人在调解中坦诚沟通、积极协商，有利于推动更多行政争议通过调解实质化解。 第四十九条（旧条例第三十五条·查阅、复制材料保障） 【解读】 本条系对旧条例第三十五条的吸收后扩展更新。旧条例第三十五条仅规定申请人、第三人本人可以查阅，本条将查阅权主体扩展至“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包括律师）被明确纳入查阅复制材料的权利主体范围。本条新增“复制”权，使查阅权从单纯的“查看”扩展为“查看并复制”，为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获取案件材料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权利保障。此外，旧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为申请人、第三人查阅有关材料提供必要条件”，其制度功能在于保障当事人的阅卷权。新条例第四十九条延续了这一“应当提供必要条件”的义务性规范，权利主体和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展。 第三节 行政复议审理程序 【修订概览】 旧条例完全不涉及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和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操作规则，相关制度长期处于行政法规层面的空白状态。新条例第四章第三节“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第五十条—第五十四条）填补了上述两块制度空白，是本次修订在审理程序领域最具实质制度增量意义的规范群。 本节修订的核心贡献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全面行政法规化建构。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二条从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议事形式和咨询意见效力三个环节，完成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操作规范闭环。旧条例时期该制度仅在部分地方试点，缺乏统一的行政法规依据。第五十条确立“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的多元组成结构，第五十一条区分“全体会议”与“案件咨询会议”两种议事形式，特别是第五十二条设置的三层次程序约束机制——附具咨询意见、说明采纳情况、不采纳须说明理由——在保障行政复议机关最终决定权的同时，以程序硬约束防范行政复议委员会功能虚化弱化，是制度设计的精妙所在。二是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程序的精密化细化。第五十三条赋予申请人在复议决定作出前补充提出附带审查申请的“知情宽限”程序权利，同时明确附带审查期限自行政复议中止之日起计算。第五十四条将中“超越权限”和“违反上位法”两个抽象审查标准细化为四项具体情形——权限审查、内容审查、权利义务影响审查和兜底条款，为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逐项可操作的四重审查标准体系，是本次修订在抽象行政行为监督领域最实质性的制度贡献。 第五十条（新增·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织构成规范。旧条例对行政复议委员会未作任何规定，行政复议法》虽在法律层面确立了复议委员会参与机制，但未细化委员会的组成方式。本条填补了这一行政法规层面的制度空白。 本条第一款明确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等”共同组成，体现了专业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原则——政府部门人员确保行政管理实践经验的注入，专家学者提供法律专业的支持，共同提升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主任、副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或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等担任，确保了委员会的组织权威性。第二款规定国务院部门“可以”根据行政复议工作实际情况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采用赋权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赋予国务院部门根据自身复议案件数量和复杂程度自主决定是否设立的灵活性。 第五十一条（新增·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议事形式）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对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议事形式作出了明确规范，区分了两种主要的会议形式。“全体会议”侧重讨论行政复议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普遍性问题和工作部署，具有宏观指导功能；“案件咨询会议”专门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提供咨询意见，具有个案咨询功能。两种议事形式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履职方式体系。此外，本条采用“等形式”的表述，为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实践中探索其他议事形式预留了制度空间，体现了立法的灵活性和前瞻性。 第五十二条（新增·行政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效力）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是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中最能体现制度刚性的关键规范，设置了严密的三层次程序约束机制。 一、第一层次：附具义务。行政复议机构报请行政复议机关签发行政复议决定时，应当附具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这是形式层面的程序要求——咨询意见必须作为签发决定的必备附件，不得省略或遗漏，从程序入口确保咨询意见能够进入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的决策视野。 二、第二层次：说明义务。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对咨询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这是内容层面的程序要求——不仅要附具咨询意见，还须逐条说明采纳或不采纳的情况，确保咨询意见在实质上得到充分考量，而非仅作为形式附件。 三、第三层次：理由说明义务。不采纳咨询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这是最关键的刚性约束——行政复议机构如不采纳咨询意见，须承担理由说明义务，倒逼其在决策时认真对待外部专家的专业意见，防止行政复议委员会功能虚化弱化。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咨询意见具有咨询性质而非强制约束力，最终的行政复议决定仍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签发。本条的制度设计并非将决定权转移至行政复议委员会，而是在保持行政复议机关最终决定权的前提下，通过强化程序约束，确保外部专家的咨询意见得到充分尊重和实质性考量。这一“程序性约束+实体性咨询”的制度设计模式，在保障行政复议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复议决定权与发挥专家咨询作用之间取得了合理平衡。 第五十三条（旧条例第二十六条·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申请时机与审理期限） 【解读】 本条系对旧条例第二十六条的吸收后细化完善。旧条例第二十六条已经确立了附带审查申请的“知情宽限”规则——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时尚不知道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的，可以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补充提出审查申请。本条继承了这一规则的核心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两项重要补充。其一，旧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后半段已经确立了“知情宽限”规则，本条第一款延续了这一制度。其制度考量在于：实践中申请人可能在申请行政复议时确实不知道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若严格限制其必须在申请时提出附带审查申请，将导致附带审查制度的实质功能受限。因此，允许申请人在获知相关规范性文件后，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补充提出附带审查申请，体现了对申请人程序权利的充分保障。其二，审理期限起算规则的新增。这是在旧《条例》第二十六条基础上的重要补充。旧条例未规定附带审查期间的审理期限如何计算，实践中行政复议机构面临期限计算不明的操作困难。新条例明确、规定的附带审查期限自行政复议中止之日起计算，厘清了附带审查期间与审理期限的衔接关系，为行政复议机构的程序操作提供了明确依据。 第五十四条（新增·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 【解读】 本条系全新增加条款。旧条例第二十六条虽然规定了附带审查的申请程序，但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实体标准，旧条例未作规定，实践中行政复议机构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缺乏统一的审查标准指引。本条首次将中“超越权限”和“违反上位法”两个抽象的法律标准细化为四项具体情形，为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逐项可操作的四重审查标准体系。 第（一）项：超越权限的具体化。该项将“超越权限”细化为两种子情形：一是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职权（即行政机关作出了本机关依法无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二是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即虽然具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职权，但具体条款内容超出了授权法所设定的立法权限）。两种子情形从“职权”和“授权范围”两个维度共同定义了超越权限的审查标准。 第（二）项：与上位法抵触。该项明确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具体规定相抵触时，构成违反上位法。这一审查标准在等相关法律中已有确立，本条将其明确纳入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适用依据。 三、第（三）项：违法增减相对人权利义务。该项是本次修订中最具行政法特色的审查标准——规范性文件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或者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属于违反上位法的情形。这一审查标准直接回应了实践中较为突出的“红头文件”违法设定义务、减损权利的问题，为行政复议机关纠正违法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有力的审查工具。 四、第（四）项：兜底条款。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为兜底条款，保留了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在实践中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避免列举式立法挂一漏万的风险。 本条四项审查标准共同构成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完整标准体系：第（一）项从权限维度审查，第（二）项从内容维度审查，第（三）项从权利义务影响的维度审查，第（四）项作为兜底条款保留开放空间。四重审查标准层层递进、相互配合，为行政复议机关在个案中系统性地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也增强了附带审查制度的可预期性和统一性。

【摘要】2023年修订的（以下简称）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了系统完善，将2007年（以下简称“旧条例”）中许多规定内容上升为法律条款，同时新法的一些新规定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实施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迫切需要以修订《实施条例》的方式加以完善解决。 （以下简称“新条例”）于2026年4月17日经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2026年4月29日以国务院令第836号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继2023年全面修订后，对配套行政法规的系统性更新。新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新条例在体例规模和制度深度上均有大幅提升。从宏观数据看，新条例共8章77条，较旧条例的7章66条，净增11个条文，新条例重构了旧条例第二章“行政复议申请”，新增“行政复议审理”专章（新条例第四章），强化原第五章“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新条例第六章），制度重心从单纯的程序规范转向对行政争议的源头治理与实质化解。 本次修订系对2007年条例的全面修订，属同一行政法规的废旧立新，新旧条例之间为前后替代关系。新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施行后旧条例自然失效废止。关于生效时间，新条例设定了一个缓冲期（自2026年4月29日公布至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给予行政机关调整工作机制、培训人员的过渡时间。行政复议申请人也应注意时效规则：若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发生在新条例施行之前，复议申请在新条例施行之后提出，原则上应适用新条例的程序规定，但关于行政复议范围的认定，则可以参考行政行为作出时旧条例的规定，以体现“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从旧条例的四条（ 第一条　至第四条）扩展至新条例的八条，条文数量翻倍，制度内涵发生质的跃升。旧条例总则仅设立法目的与依据、行政复议机关履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职责、行政复议人员资格四项基础条款，整体体量精简、功能较为单一。新条例总则在继承上述条款的基础上，新增全面审查原则（第二条）、调解工作原则性定位（第六条）、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设（第七条）、行政复议信息化与在线法律效力确认（第八条）等核心制度条款，使总则从单纯的组织法、职责法基础，升级为集审查标准、争议化解模式、办案保障机制、数字化路径于一体的纲领性制度框架。 第二章 行政复议申请 新条例第二章重构了旧条例第二章的节架构，将旧条例第二章“行政复议申请”的节架构，从原来的第一节申请人、第二节被申请人、第三节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第四节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重构为第一节行政复议范围（新增）、第二节行政复议参加人（整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第三节申请的提出（原条例第四节整合完善）、第四节行政复议管辖（新增）。此次结构调整，新增了“行政复议范围”和“行政复议管辖”两个专节，使行政复议申请制度更为科学、逻辑更为严密。 1、新增“行政复议范围”一节（新条例第九条至第十条） 旧条例第二章未设“行政复议范围”节，行政复议的范围直接依据的规定。2023年以“14+其他”模式列举了十四项可复议事项，并设“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之兜底条款。然而，兜底条款的开放性不可避免地带来受案范围的认定争议。 新条例第九条将的兜底条款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 （二）对教育行政部门就学校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决定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 （三）对学位授予单位不受理学位申请、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行为不服； （四）对行政机关在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录用工作中对报考者违纪违规行为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 （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上述列举的实践意义重大。以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为例，其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往往重于一般的行政处罚，但又未被正式定性为“行政处罚”而长期不受行政处罚法的规制。明确“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行为的可复议性，对于全面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非常重要。 在教育行政领域，新条例第九条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可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再申请行政复议，关注到学校自主管理与教育行政部门监督的分工与衔接。 行政协议作为公私法交融的新型行政行为，其类型化对于统一行政复议受理标准、保护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新条例第十条将的“行政协议”类型化为： （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 （四）医疗保障服务协议； （五）其他行政协议。 2、申请人制度的实质性更新 新条例第十一条对“近亲属”作出界定，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较民法典限定的近亲属范围进一步扩展，以覆盖社会生活中更为复杂的家庭关系形态。 新条例第十二条新增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申请人认定规则。 新条例第十三条继续保留合伙企业申请人规则，并在文字表述上予以精炼。 旧条例第七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可以以企业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新条例第十四条将适用范围从“股份制企业”拓展至所有“公司”，表述为“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可以以公司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删除“股东代表大会”的提法（系因已无此组织形态）。“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与2023年将“具体行政行为”全面替换为“行政行为”的立法用语保持一致，覆盖范围更为周延。 3、被申请人制度的精细化 旧条例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关于被申请人的规定，被整合和修订后分散于新条例“行政复议参加人”一节中。主要变化有二： 其一，新增行政机关与其他组织共同作出行政行为时被申请人的认定规则，填补了旧条例仅规定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共同作出行为情形的制度缺口。 其二，随着2023年确立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体制的全面落实，被申请人认定与行政复议管辖之间的衔接更为顺畅。 4、申请期限的沿用与复议前置的具体化 旧条例第十五至十七条关于行政复议申请期限的规定，在新条例中得到较大幅度的细化和补充。对于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期限计算，新条例第二十四条将旧条例第十六条关于有履行期限规定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没有履行期限规定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的规定予以重述沿用。 此外，新条例对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具体情形作出细化规定（第三十一条），厘清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功能分工，引导当事人先行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此类争议，发挥行政复议的专业性和便捷性优势。 5、行政复议管辖的明确（新条例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三条） 新条例在第二章第四节“行政复议管辖”中对特殊情形下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了专门规定，该规定对特殊主体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了更具操作性的细化规定，避免因管辖不明而产生的受理争议。 第三章 行政复议受理 新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组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进行调解：……”[^2] 该条将调解提前至受理阶段，与总则第六条调解工作原则性定位相呼应，是新条例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创新。 新条例在第三章“行政复议受理”中增加了所规定的有权提起行政复议的利害关系人的认定标准（第三十五条），同时新增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范围（第三十六条），明确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情形（第三十七条） 此外，新条例在第三章“行政复议受理”中细化了被申请人自行纠正程序（第三十八条）。这一程序创新赋予了行政机关灵活化解争议的空间，也为行政复议调解的优先适用提供了制度依托——被申请人自行纠正确认错误，可以促成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和解，进而减少对抗性审理的需要。 第四章 行政复议审理 新条例新增第四章“行政复议审理”，系2023年修订后，在配套行政法规层面首次设立独立的“审理”章，将旧条例分散于各章的审理规则集中整合并系统完善。全章共三节，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三条）、第二节“行政复议证据”（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第三节“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第五十条至第五十四条）。 1、一般规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确立了审理人员人数规则（ 第三十九条　）、提级审理规则（第四十条）、被申请人答复义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以及合并审理制度（第四十三条）。 2、合并审理制度的首次确立 旧条例未设合并审理制度。新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因同一行政行为或者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复议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决定合并审理：（一）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对同一事实作出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同一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二）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多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别作出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分别向同一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三）其他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形。决定合并审理的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合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该制度在司法领域较为成熟，引入行政复议领域属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确立。 3、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的细化 2023年在审理程序中规定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参与机制，但未细化委员会的组成与议事规则。旧条例对行政复议委员会未作任何规定，新条例填补了这一重大制度空白。新条例在第四章第三节“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中进一步明确了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第五十条）、会议形式（第五十一条）及咨询意见的效力（第五十二条）。 4、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程序的细化 旧条例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仅有原则性规定（旧条例第二十六条）。2023年在审理程序中专门规定了附带审查程序，新条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审查程序的操作规则。新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了附带审查申请的提出时机及与行政复议中止的衔接规则（“、规定的期限，自行政复议中止之日起计算”）。新条例第五十四条明确了规范性文件超越权限或违反上位法的判断标准。这为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引，强化了行政复议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功能。 第五章 行政复议决定 旧条例在第四章（行政复议决定）实为行政复议审理整个流程的规定，涵盖了复议机构的组成、证据、审理程序、行政复议中止、行政复议终止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等整个复议审理流程。新条例将行政复议审理（程序）和行政复议决定（结果）进行了区分，并将行政复议决定单独调整为第五章。 新条例针对（撤销决定）与第六十三条（变更决定）的区分适用，细化了行政行为“内容不适当”（第五十五条）、“未正确适用依据”（第五十六条）、“适用的依据不合法”（第五十七条）、“程序轻微违法”（第五十九条）、”重大且明显违法”（第六十条）等多种情形的判断标准，第六十一条规定了驳回行政复议请求的具体情形。这些细化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复议机关的裁量范围。 此外，新条例对行政协议类复议案件（第六十二条）和行政赔偿复议类案件（第六十三条）的行政复议决定作出专门规定，回应了这两类日益增多的行政争议类型的特殊审理需求。 第六章 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 新条例第六章与旧条例第五章的核心差异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结构优化，补弱增强。 在条文体量上，新条例从旧条例的9条精简为5条，删除了原则性宣示条款和部分内部管理性规定；在制度内容上，新条例并未削弱指导和监督的实质功能，而是通过强化工作责任制的保障内涵、新增行政复议人员履职保障条款、升级培训要求、将统计分析嵌入责任制等方式，使指导和监督的制度密度更高、操作性更强；在制度定位上，新条例的指导和监督不再是笼统的“领导”“督促”“指导”等软性要求，而是转化为责任考核、统计分析、履职保障等具体的制度抓手，实现了从“软约束”到“硬约束”的制度升级。 新条例删除了旧条例第五十三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领导”“行政复议机构…对行政复议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和第五十四条（“加强对…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监督”）。这两条属于原则性宣示，旧条例第五十三条在之前文稿中被描述为“笼统规定…缺乏具体的制度抓手”，新条例选择将制度重心放在更具操作性的规则上，体现了立法技术的成熟。 新条例第六十六条在沿用旧条例第五十五条“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将行政复议工作纳入本级政府目标责任制”的基础上，有两处实质变化： 一是新增“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履行职责”的要求，将责任制的内涵从单纯的考核压力扩展为考核压力与履职保障并重； 二是新增第二款，要求行政复议机构“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统计分析，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工作报告”。 旧条例第五十八条虽然已有“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工作状况分析报告”的规定，但新条例将统计分析义务直接嵌入工作责任制条款，使其与责任制挂钩，效力位阶更高。这一变化正如司法部负责人所言，“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是行政复议机关及行政复议机构全面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 新条例第六十七条对应旧条例第五十六条，存在两处重要变化： 一是删除“对所属工作部门”的检查范围。旧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进行检查，新条例只保留“对下级人民政府”，政府对其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检查职责不再单独列出，这与2023年确立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体制相呼应，行政复议职责集中后，政府工作部门不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机关，因此不再需要单列。 二是新增“重大事项及时按照有关规定请示报告”的要求，加强了对行政复议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监督。 新条例第六十八条是全新条款，旧条例第五章没有任何对应规定。该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人员依法履职办案。” 这是一个重要创新，将行政复议人员的履职保障从内部管理问题上升为法定制度要求。结合新条例第七章第七十二条对行政复议人员及其近亲属实施报复陷害等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新条例构建了对行政复议人员“正向保障+反向保护”的双层保护机制。这一制度与“国家建立专业化、职业化行政复议人员队伍”相呼应，为队伍建设提供了具体制度支撑。 新旧条例均规定了行政复议人员培训制度，但新条例第七十条在旧条例第六十条“业务培训”“专业素质”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培训内容应包括“政治、理论和业务培训”，培训目标从提高“专业素质”扩展为提高“能力素质”。 这一变化体现了对行政复议人员综合素质的更高要求，也与新增的第六十八条行政复议人员保障条款形成制度配套。 七、法律责任与附则部分的关键更新 1、与监察机关的衔接机制 新条例完善了行政复议与同级监察机关的衔接机制。新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加强行政复议与监察监督的贯通协同，健全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机制。行政复议机构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应当依法移送监察机关处理。这一机制实现了行政复议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制度联动，使行政复议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能够进入监察追责程序，弥补了旧条例监督效力闭环不足的缺陷。 2、特殊领域法律适用的明确 新条例在附则部分明确了知识产权等特殊领域行政复议案件的法律适用规则。新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驳回商标申请、驳回专利申请等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依照、的有关规定提出复审请求，解决了与上述领域单行法律在行政复议程序上的协调适用问题。 八、总结与展望 从2007年旧条例到2026年新条例，修订体现了从“程序框架搭建”到“制度精细塑造”的范式跃迁。旧条例的核心任务是依据1999年将行政复议制度的操作规则框架搭建起来；新条例则是在2023年完成系统性修订后，对新时代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全面的精细化落实。 新条例以调解机制强化、自行纠正程序完善、程序公正保障健全、监督体系系统化为主线，构建了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制度矩阵。可以预见，新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吸纳和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夯实其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制度根基。 正如专家指出，新条例的出台“意味着我国以2023年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为支撑、以新条例为核心配套并统摄多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的行政复议制度体系已完成系统性重塑并趋于成熟”。当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条例中行政复议委员会实质运转、监督与监察衔接等制度的实际效果，尚需在实践中检验和调适。

这是笔者一直坚持的观点，又一直被法院所忽视！ 过往案外人涉房执行异议案，深圳法院多以（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为唯一审查依据，并依据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驳回异议人异议诉求。 最常见的就是绿本房买家、借名买房人的执行异议之诉案，详见推文最新判决：买“绿本房”，不能排除执行！深圳中院：借名买房不能排除执行！ 事实是：《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只是判断案外人权益是否能够排除执行的依据之一而非全部，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能完全符合认定标准时，仍然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第三百一十条规定要求排除执行。 近日检索案例，看到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观点与笔者完全一致，特分享之。 裁判文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云南路支行、张某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7705号，2021.12.20 裁判，裁判原文如下： 根据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 若案外人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认定标准，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就要支持案外人的异议请求。 同时，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或者不能完全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能当然认定案外人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而应该根据的规定，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的判断。 2025年7月23日出台了（《执行异议之诉解释》），进一步确认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断标准。 结论： 1、判断案外人异议是否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依据是“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而非《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规定的形式要件； 2、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标准，仍可根据和《执行异议之诉解释》规定，以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为由，要求排除执行。 附《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执行异议之诉解释》相关规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第二十八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十九条 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 第三百零九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三百一十条 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5）》第三条 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人民法院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的，同时判决解除执行措施并写明相关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案号。案外人可以持生效判决请求相关执行法院解除执行措施。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好的案例，是生动的语言，统一裁判标准，讲述办案故事，引领社会风尚。内蒙古高院高度重视案例工作，有多篇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为推动法治进步提供了内蒙古样本。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展现内蒙古法院“如我在诉”的司法理念，内蒙古高院微信公众号开设“法耀北疆·案例精选”专栏，向公众介绍内蒙古入库参考案例及其他有典型参考意义的案例，敬请关注！ 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执行复议案 --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不具备明确具体的给付内容，不符合执行条件 关键词 执行 执行复议 借款合同 驳回执行申请 执行条件 执行依据 内容不明 基本案情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内蒙古高院）查明：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甲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内蒙高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第五项内容为：原告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被告甲公司所持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的股权收益权享有质权，被告甲公司以其所有的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减持所得价款扣除其为回购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支出的费用及应承担的违约金后，在482000万元范围内优先清偿上述第一、第二项债务。 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向内蒙古高院递交执行申请书，请求依据内蒙古高院（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对甲公司持有的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的股权收益权进行强制执行。 之后，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向内蒙古高院递交情况说明称：根据甲公司与乙公司（后将权益转让给丙公司）2015年2月9日签署的《股权收益权认购资金的到位和收益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甲公司股票收益权是随着股票波动而变化的，理论上存在负值的可能性。内蒙古高院（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判决内容中的违约金因该行与甲公司尚存争议，尚需相关权利人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依法审理查明后确认。 内蒙古高院经审查，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18）内执54号之四十七执行裁定，驳回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甲公司的执行申请。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执行裁定，驳回其复议申请，维持内蒙古高院异议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内蒙古高院裁定驳回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甲公司的执行申请是否正确。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明确具体的给付内容，否则不符合执行条件。本案中，根据（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五项，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于甲公司所持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的股权收益权享有质权，甲公司以其所有的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减持价款扣除其为回购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支出的费用及应承担的违约金后，在482000万元范围内优先清偿案涉债务。该判项确定了案涉质权标的物、行使质权范围及具体金额计算方法。其中，计算方法中的违约金并不明确。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在执行过程中，亦向内蒙古高院递交情况说明称，执行依据第五项所涉违约金，因该行与甲公司尚存争议，尚需相关权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查明后确认。因此，因各方当事人对执行依据中的违约金存在争议，导致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依据生效判决行使质权的具体金额目前还处于不明确状态，不符合执行依据确定的给付内容应当具体、明确的法定情形，目前本案并不具备执行条件。待内蒙古高院（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判决内容中的违约金确定、执行依据的给付内容明确后，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可再行向内蒙古高院申请执行。 裁判要旨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明确具体的给付内容，否则不符合执行条件。生效判决主文确定了案涉质权标的物、行使质权范围及具体金额计算方法，由于计算方法中的被执行人应承担的违约金并不明确，不符合执行依据确定的给付内容应当具体、明确的法定情形，目前并不具备执行条件。待违约金确定、执行依据的给付内容明确后，申请执行人可再申请执行。 来源：研究室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好的案例，是生动的语言，统一裁判标准，讲述办案故事，引领社会风尚。内蒙古高院高度重视案例工作，有多篇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为推动法治进步提供了内蒙古样本。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展现内蒙古法院“如我在诉”的司法理念，内蒙古高院微信公众号开设“法耀北疆·案例精选”专栏，向公众介绍内蒙古入库参考案例及其他有典型参考意义的案例，敬请关注！ 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执行复议案 --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不具备明确具体的给付内容，不符合执行条件 关键词 执行 执行复议 借款合同 驳回执行申请 执行条件 执行依据 内容不明 基本案情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内蒙古高院）查明：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甲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内蒙高院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第五项内容为：原告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被告甲公司所持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的股权收益权享有质权，被告甲公司以其所有的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减持所得价款扣除其为回购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支出的费用及应承担的违约金后，在482000万元范围内优先清偿上述第一、第二项债务。 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向内蒙古高院递交执行申请书，请求依据内蒙古高院（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的内容对甲公司持有的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的股权收益权进行强制执行。 之后，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向内蒙古高院递交情况说明称：根据甲公司与乙公司（后将权益转让给丙公司）2015年2月9日签署的《股权收益权认购资金的到位和收益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甲公司股票收益权是随着股票波动而变化的，理论上存在负值的可能性。内蒙古高院（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判决内容中的违约金因该行与甲公司尚存争议，尚需相关权利人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依法审理查明后确认。 内蒙古高院经审查，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18）内执54号之四十七执行裁定，驳回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甲公司的执行申请。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执行裁定，驳回其复议申请，维持内蒙古高院异议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内蒙古高院裁定驳回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甲公司的执行申请是否正确。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二）给付内容明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明确具体的给付内容，否则不符合执行条件。本案中，根据（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五项，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对于甲公司所持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的股权收益权享有质权，甲公司以其所有的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减持价款扣除其为回购32967万股甲公司股票支出的费用及应承担的违约金后，在482000万元范围内优先清偿案涉债务。该判项确定了案涉质权标的物、行使质权范围及具体金额计算方法。其中，计算方法中的违约金并不明确。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在执行过程中，亦向内蒙古高院递交情况说明称，执行依据第五项所涉违约金，因该行与甲公司尚存争议，尚需相关权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查明后确认。因此，因各方当事人对执行依据中的违约金存在争议，导致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依据生效判决行使质权的具体金额目前还处于不明确状态，不符合执行依据确定的给付内容应当具体、明确的法定情形，目前本案并不具备执行条件。待内蒙古高院（2016）内民初4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判决内容中的违约金确定、执行依据的给付内容明确后，某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可再行向内蒙古高院申请执行。 裁判要旨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具备明确具体的给付内容，否则不符合执行条件。生效判决主文确定了案涉质权标的物、行使质权范围及具体金额计算方法，由于计算方法中的被执行人应承担的违约金并不明确，不符合执行依据确定的给付内容应当具体、明确的法定情形，目前并不具备执行条件。待违约金确定、执行依据的给付内容明确后，申请执行人可再申请执行。 来源：研究室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12345热线）始于1983年沈阳、武汉率先设立的市长电话，历经起步、多线整合、规范化与标准化和数智化升级等几个发展阶段，现已成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桥梁，承担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求助建议等多元功能。 近年来，一些当事人因不服12345热线对问题的答复，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这类案件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吗？近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终审行政裁定书，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一致的答案。 黑龙江高院行政裁定书（〔2025〕黑行终200号）认为，本案中，李某不服道外区政府在12345热线平台上对其反映的道外区华南城紫荆雅院小区商服窗改门危及楼体安全问题作出的答复，认为道外区政府存在行政不作为，诉请其履行查处违法建设职责。但李某通过12345热线反映案涉问题，不能认定为已提出正式的履职申请，道外区政府在12345热线平台作出的答复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道外区政府并非承担具体查处职责的职能部门，李某在未向法定职能部门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下，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道外区政府履行具体的查处违建职责，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据此，黑龙江高院依法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北京市高院行政裁定书（〔2025〕京行终2501号）认为，本案中，王某某因不满经开区管委会对其通过12345热线反映事项的处理而提起行政复议，进而提起本案之诉。北京市12345热线通过平台派单转办相关行政机关，相关行政机关的处置及答复行为，仅为一种便民利民的服务机制，不同于行政机关针对履责申请作出的答复处理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王某某基于对12345热线进行投诉的处理提起行政复议，进而提起的本案之诉，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王某某请求撤销行政机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的起诉，并无不当。北京市高院遂依法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行申1579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院行政裁定书和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判决书也都持相同的裁判观点。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或裁定，笔者再作一些具体分析。 一、12345 热线不是行政机关 12345 热线是各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平台，是政务服务的“总客服”，目的是为了畅通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沟通渠道，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理。它的作用是统一受理群众诉求，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办理，起到沟通桥梁和督促协调的作用。（国办发〔2020〕53号）指出，12345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涉及行政执法案件和投诉举报的，12345热线第一时间转至相关部门办理；不受理须通过诉讼、仲裁、纪检监察、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等程序解决的事项和已进入信访渠道的事项，以及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项。 由此可见，根据职权法定原则，12345热线并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不承担具体的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等职责；相关业务的办理、监管执法等工作仍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按法定职责分工来实施。12345热线对当事人诉求的答复或处理，不是基于行政职权职责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同于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针对特定申请事项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因此，12345热线对当事人诉求的答复事项不属于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作出的特定行政行为，对此形成的争议也就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当事人通过12345热线投诉举报不属于向行政机关提出正式的履职申请 根据、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以及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规定：“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行政机关针对12345热线反映事项进行处理的具体内容、办理时限和答复要求等，与针对当事人向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履职申请作出的处理有所不同。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践中，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通常需要向行政机关提交《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明确申请人信息、被申请行政主体、申请事项、事实与理由等。12345热线仅为畅通群众与政府间交流沟通渠道的便民服务平台，不具有直接启动向行政机关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效力，当事人通过12345热线反映案涉问题，不能认定为已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了正式的履职申请。 三、行政机关通过12345热线作出的转办、处置、答复行为是一种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 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后，通过平台派单转办相关行政机关，相关行政机关的处置及答复行为，是一种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不同于行政机关针对履责申请作出的答复处理行为。12345热线对当事人诉求的答复行为亦不应认为系代表行政机关作出的履职行为，即12345热线对当事人诉求的答复事项不属于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作出的特定行政行为。因此，当事人对答复事项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系第5612284号“”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商标核定类别为第30类“茶”商品。特某茶公司2018年至2019年从案外人旭某公司进口茶叶，在进关过程中，特某茶公司要求旭某公司将标有龙井茶字样的中文标签贴附在商品上。特某茶公司销售标有“盛玺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89,574.97元；销售标有“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44,552.37元。浦东知识产权局认定特某茶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作出处罚如下：1. 没收侵权的标有“盛玺龙井茶”的茶叶247盒（规格：70克／盒）及标有“龙井茶”的茶叶1,175盒（规格：37.5克／盒）；2. 罚款545,273.06元。特某茶公司不服，向浦东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浦东新区政府经审查后认为特某茶公司提出的复议理由于法无据，故维持了浦东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特某茶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浦东知识产权局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处罚结果并无不当；浦东新区政府所作复议决定合法，遂判决驳回特某茶公司的诉讼请求。 特某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龙井茶”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具有标识商品原产地的功能，以表明因原产地的自然条件、工艺、制作方法等因素决定的商品具有特定品质。特某茶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商品来源于涉案证明商标要求的种植地域范围，其使用被诉侵权标识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关于罚款数额，特某茶公司并非仅实施了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其还存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且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量较多，金额较大，行政机关根据其违法经营数额，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所作出的罚款金额尚属合理，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是否侵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作为判断标准，不能证明商品来源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要求的地域范围而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的标识的，构成商标侵权。本案系涉地理标志侵权行政诉讼案件，本案判决对于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规范经营者正确使用含有地理标志字样的商业标识，维护消费者利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基本案情】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系第5612284号“”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商标核定类别为第30类“茶”商品。特某茶公司2018年至2019年从案外人旭某公司进口茶叶，在进关过程中，特某茶公司要求旭某公司将标有龙井茶字样的中文标签贴附在商品上。特某茶公司销售标有“盛玺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89,574.97元；销售标有“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44,552.37元。浦东知识产权局认定特某茶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作出处罚如下：1. 没收侵权的标有“盛玺龙井茶”的茶叶247盒（规格：70克／盒）及标有“龙井茶”的茶叶1,175盒（规格：37.5克／盒）；2. 罚款545,273.06元。特某茶公司不服，向浦东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浦东新区政府经审查后认为特某茶公司提出的复议理由于法无据，故维持了浦东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特某茶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浦东知识产权局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处罚结果并无不当；浦东新区政府所作复议决定合法，遂判决驳回特某茶公司的诉讼请求。 特某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龙井茶”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具有标识商品原产地的功能，以表明因原产地的自然条件、工艺、制作方法等因素决定的商品具有特定品质。特某茶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商品来源于涉案证明商标要求的种植地域范围，其使用被诉侵权标识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关于罚款数额，特某茶公司并非仅实施了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其还存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且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量较多，金额较大，行政机关根据其违法经营数额，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所作出的罚款金额尚属合理，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是否侵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作为判断标准，不能证明商品来源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要求的地域范围而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的标识的，构成商标侵权。本案系涉地理标志侵权行政诉讼案件，本案判决对于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规范经营者正确使用含有地理标志字样的商业标识，维护消费者利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基本案情】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系第5612284号“”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商标核定类别为第30类“茶”商品。特某茶公司2018年至2019年从案外人旭某公司进口茶叶，在进关过程中，特某茶公司要求旭某公司将标有龙井茶字样的中文标签贴附在商品上。特某茶公司销售标有“盛玺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89,574.97元；销售标有“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44,552.37元。浦东知识产权局认定特某茶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作出处罚如下：1. 没收侵权的标有“盛玺龙井茶”的茶叶247盒（规格：70克／盒）及标有“龙井茶”的茶叶1,175盒（规格：37.5克／盒）；2. 罚款545,273.06元。特某茶公司不服，向浦东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浦东新区政府经审查后认为特某茶公司提出的复议理由于法无据，故维持了浦东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特某茶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浦东知识产权局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处罚结果并无不当；浦东新区政府所作复议决定合法，遂判决驳回特某茶公司的诉讼请求。 特某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龙井茶”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具有标识商品原产地的功能，以表明因原产地的自然条件、工艺、制作方法等因素决定的商品具有特定品质。特某茶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商品来源于涉案证明商标要求的种植地域范围，其使用被诉侵权标识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关于罚款数额，特某茶公司并非仅实施了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其还存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且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量较多，金额较大，行政机关根据其违法经营数额，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所作出的罚款金额尚属合理，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是否侵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作为判断标准，不能证明商品来源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要求的地域范围而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的标识的，构成商标侵权。本案系涉地理标志侵权行政诉讼案件，本案判决对于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规范经营者正确使用含有地理标志字样的商业标识，维护消费者利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基本案情】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系第5612284号“”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商标核定类别为第30类“茶”商品。特某茶公司2018年至2019年从案外人旭某公司进口茶叶，在进关过程中，特某茶公司要求旭某公司将标有龙井茶字样的中文标签贴附在商品上。特某茶公司销售标有“盛玺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89,574.97元；销售标有“龙井茶”字样茶叶的金额为44,552.37元。浦东知识产权局认定特某茶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作出处罚如下：1. 没收侵权的标有“盛玺龙井茶”的茶叶247盒（规格：70克／盒）及标有“龙井茶”的茶叶1,175盒（规格：37.5克／盒）；2. 罚款545,273.06元。特某茶公司不服，向浦东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浦东新区政府经审查后认为特某茶公司提出的复议理由于法无据，故维持了浦东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特某茶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浦东知识产权局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处罚结果并无不当；浦东新区政府所作复议决定合法，遂判决驳回特某茶公司的诉讼请求。 特某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龙井茶”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具有标识商品原产地的功能，以表明因原产地的自然条件、工艺、制作方法等因素决定的商品具有特定品质。特某茶公司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商品来源于涉案证明商标要求的种植地域范围，其使用被诉侵权标识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关于罚款数额，特某茶公司并非仅实施了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其还存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且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量较多，金额较大，行政机关根据其违法经营数额，以及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所作出的罚款金额尚属合理，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是否侵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应当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作为判断标准，不能证明商品来源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要求的地域范围而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原产地等特定品质产生误认的标识的，构成商标侵权。本案系涉地理标志侵权行政诉讼案件，本案判决对于加强地理标志司法保护，规范经营者正确使用含有地理标志字样的商业标识，维护消费者利益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一、法律规定 关于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修订）》第三十条吸收了规定，基本与其保持一致，将受理条件明确为： （一）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五）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六）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 （七）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二、审查受理条件的具体内容 1. 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明确的申请人应当指申请人的基本情况明确。即申请人为公民的，则应明确公民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明确名称、住所、邮政编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特殊情况是，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直接以申请人名义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可以以申请人名义直接申请行政复议。此时，发生的是一种申请人资格的转移，而非代理行为，通常也是以法律明确规定而发生。但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行政复议。 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则是指被申请人的确定应当以相关规定为主，具体规定在第十九条，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是被申请人。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的名义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作出行政行为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ⅰ。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 2. 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关于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领域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调整为“利害关系”，明显是对原概念的扩大。既包括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包括了事实上的利害关系ⅱ。参考行政诉讼法中的利害关系内容，此处的“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行政行为直接作用于申请人，使其权利义务直接受到影响或者并未直接作用于申请人，但行政行为的过程、结果、成立、变更、消灭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发生了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关联，造成了实际的影响。 3. 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以及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有明确的行政复议请求是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的必备条件。决定了复议机关的审查范围。 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则要求按照、规定以及、规定的申请期限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具体可以分为：1）60日：具体起算点为对行政行为不服的，当场做出的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算；直接送达的，以签收之日起算；邮寄送达的，自受送达人在邮件签收单上签收之日起算；没有邮件签收单的，自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之日起算；公告送达的，自公告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算。2）1年：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之日起算。3）申请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则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60日内提出；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算，再加60日内提出，即行政机关收到申请的60+60之内提出。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4）最长期限：涉及不动产的20年、不涉及的5年。 4．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从肯定和否定方式规定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第十一条通过（一）至（十四）的列举情形和（十五）的兜底条款。其中，首次将行政协议争议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为保障行政协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新的救济途径。司法部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典型案例中就有—某医院不服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解除行政协议申请行政复议案一案。该案中，行政复议机构对行政协议及解除协议行为进行了全面审查，包括协议约定条款是否成立生效、解除行为是否满足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是否遵守程序规定、是否保障协议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利等问题，逐一进行释法明理并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既有效实现了定分止争，也有力维护了广大参保用户的合法权益，其办案思路以及审查标准，对行政协议类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最后的兜底条款表述为“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合法权益则是指通过法、协议或事实而形成，并符合法的规定，受法保护的权利与利益。该兜底条款则受到“行政行为”+“合法权益”的双重限制，即在实践中还需根据法律原则并结合案情具体把握，体现行政复议受案范围还应符合行政复议法总则第二条的规定，即应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并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才属于该兜底条款。 其次，除上述列举的具体情形外，作为部门规章，亦规定了针对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 最后，第十二条的否定条款则明确规定了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是不能够提起行政复议的。 5．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以及未就同一行政行为进行过复议或者诉讼的。 第二章第四节行政复议管辖明确了行政复议的级别及地域管辖问题。同时，第二十八条也在本次修订中的集中行政管辖，即将履行行政复议的职责统一集中收归于司法行政部门的前提下，规定了当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被申请人时的复议管辖问题，除了本级人民政府外，仍可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三、审查后的处理 1．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决定。 针对上述具体的受理条件审查后，对于符合规定的复议申请，则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理，向被申请人发送行政复议申请书并要求其答复。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作出正式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其中，如果因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不予受理的，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上述审查期限为5日，若该行政复议申请的审查期限届满的，行政复议机关未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审查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受理。 2．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无法判断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补正通知应当一次性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申请人应当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十日内提交补正材料。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补正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延长合理的补正期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并记录在案即可。其中，补正申请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再收到全部材料的，则按照第1条重新审查处理。 3．已经受理后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作出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ⅰ关于委托与授权，笔者有另一篇文章《行政授权与委托以及相应的被告主体资格确认问题小析》对于行政授权与委托的特征、法律规定以及被告资格确认问题加以论述。 ⅱ《行政诉讼法学》胡建淼著，法律出版社，第247页。

一、概述 ：“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为2023年修订后新增的内容，在此之前，行政复议决定类型主要是维持、限期履行、撤销、变更或确认该行为违法，其中决定撤销或确认该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此处，引申出行政行为无效的两种形态，其一是申请人申请确认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无效，而自始无效；其二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该行政行为无效。此次新增的“确认无效”决定，无疑是行政复议领域一大进步，可使受到负面影响的行政相对人能够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损失。 二、行政行为无效的适用条件 根据，能够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适用情形为“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以及前置条件“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一）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 “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为”内含“重大违法”和“明显违法”两部分，所谓“重大违法”主要从违法的后果和影响程度来考量。它意味着该违法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秩序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例如行政机关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法无授权或超越法的授权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明显违法”侧重于违法情形的直观性和易识别性。也就是说，这种违法性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调查、专业的鉴定或者深入的法律推理就能够被发现。例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完全没有遵循法定的程序，如没有告知当事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也没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这种程序违法是显而易见的，行政相对人或者复议机关很容易就能察觉。 对于“重大违法”和“明显违法”层次，法律的表述为“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且”通常表示并列或递进，无论何种都表示需同时满足，因此单独重大或明显都无法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但仅在确认无效的行政复议申请判定中适用，并非对重大但不明显或不重大但明显的违法行为不做处理，而是不适用“无效”确认申请，因为无论是何种情形，作为违法行为都应当被纠正，因此可适用撤销、变更或确认该行为违法等决定类型进行处理。 对于“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明确规定的情形是“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两种，而在中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由此可见能够确认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无非三种，即无主体资格、无依据、不可能实施。 “行政主体”是指具有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能够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和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实施主体本身不是行政主体，例如“内设机构”、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法律后果的“派出机构”等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另一种是超越法律法规、规则授权的行政主体，即该实施主体具有为其他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但不具有为被申请无效的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例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应当依法行使本部门的法定职权，而不能越俎代庖，超越职权实施其他职能部门能够实施的行政行为。 “没有依据”是指实施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该情形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完全没有法律规范依据，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各个效力层级的依据缺失；其二，仅有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效力层级较低的依据，但因其直接与上位法抵触，而无法发生实施主体欲设定的法律效果，视为无法律规范依据；其三，超越法律规范授权的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以法的授权为限，不能超越法律规范授予的职权范围作出行政行为，例如，在，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调查中，采取查封、扣押与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查询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的银行账户等措施的应当书面报告设区的市级单位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主要负责人，而不能在调查过程中径行采取相关措施，若要采取上述措施，监督检查部门授权仅到调查和提报审批一步，具体作出决定的机关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检查部门，若径行作出亦应当属于没有法律规范依据的情形。 “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对任何行政相对人均属于不能实现，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资源条件限制：行政行为要求行政相对人完成某一任务，但该任务所需的资源，如资金、设备、原材料等，在客观上无法获取。另一种是技术条件限制：行政行为规定的实施方式超出了现有的技术能力范围。 （二）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申请人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明确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确认某一行政行为无效的前提是：申请人申请确认其无效。这意味着，当某一行政行为被认定为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复议机关无法据此直接作出该行政行为无效的决定，而是需要以申请人申请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为前提，然而，法律未要求行政复议机关主动向申请人释明该规定，主要存在两方面可能的考量，其一是考虑到若复议机关主动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可能会造成对行政管理秩序和对行政机关公信力的冲击，行政行为无效决定的适用应是被动的；其二是防止申请人滥用该项权利，而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造成公权救济途径的拥挤。 三、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 （一）对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律后果 当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时，其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若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根据，对符合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变更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无效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 （二）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后果 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后，他们不再受该行政行为的约束，无须再履行该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也不会因未履行该义务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行政相对人应该无效行政行为而遭受的合法权益损害，有权依法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赔偿。例如，因行政机关的无效行政处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企业可以要求行政机关赔偿损失。 （三）对行政机关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确认无效后，该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行政机关应当立即停止执行该行为，并且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包括对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纠正，同时，对于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能会面临内部行政责任追究，如责令作出检查、通报批评或者给予相应的处分。 （四）行政行为确认无效与被撤销无效的法律后果区分 行政复议机关作出撤销决定，通常是因为该行政行为具有一般瑕疵，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撤销后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因该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导致的不利后果，行政机关可能需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可见被撤销的行为在被撤销前并非完全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因为诸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程序、违反法定程序、适用的依据不合法、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等情形而被部分或全部撤销，且被撤销前依旧有其法律效力，且应当被执行，并非无中生有。 被确认无效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确定该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决或者决定具有绝对的溯及力。它就像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其无效的状态，因此法律才要求其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特点，能够被行为相对人一眼识别，从而及时通过救济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量避免因执行该行政行为而产生损失。例如，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被确认无效后，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没有法律效力，被处罚人可以立即恢复被处罚前的状态，并且可以要求国家赔偿。

行政复议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制度，行政复议具有统筹调配各类行政资源化解争议的重要制度优势，2023年9月1日发布的实施后，各级行政复议机构积极履职、多方联动，运用调解与和解机制定纷止争，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本文笔者对行政复议的和解和调解进行简要分析，对二者从定义、特点、适用范围、主要程序等方面进行阐述，以便读者对行政复议中的调解、和解制度形成初步认识了解。 行政调解 一 行政复议调解的定义 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行政复议调解是指行政复议机构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组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就行政争议进行协商、化解行政争议的活动。 二 行政复议调解的特点 1. 合法性与自愿性 调解应当遵循合法、自愿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 贯穿全过程 将复议调解规定在总则部分，意味着将规定的有限调解原则扩展为全面调解原则。自此，行政复议调解成为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的基本原则，意味着在行政复议的各个阶段，包括受理前、审理中甚至决定履行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同时在符合合法性、自愿性原则的前提下，各类行政争议都可以进行调解。 3. 主体特定性  调解的主体是行政复议机关或其授权的行政复议机构，他们凭借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权和专业知识，能够更好地组织和引导双方进行调解。 三 行政复议调解的适用范围 如前所述，新行政复议法扩大了调解的适用范围，涵盖了所有行政复议案件，既可以适用于普通程序，也可以适用于简易程序，无论是行政复议机构审理案件还是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案件，都可适用。 四 行政调解的程序 1. 启动 调解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启动，行政复议机构也可以在认为有调解可能的情况下依职权启动，但需征得当事人同意。 2. 调解过程 行政复议机构会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在此基础上，提出调解方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例如，通过组织听证会、调查会、调解会等方式，为双方搭建沟通平台，推动问题的解决。 3. 调解结果  规定：“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即具有法律效力。”为调解书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保障了调解协议的权威性。该条第二款规定：“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或者调解书生效前一方反悔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依法审查或者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这款旨在避免调解活动陷入“调而不解”的困境，行政复议机关可以适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既高效解决纠纷，亦促成当事人尽快达成调解协议。 五 法律效力 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调解书、意见书的，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履行，并可以约谈被申请人的有关负责人或者予以通报批评。”第七十八条规定：“申请人、第三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调解书的，或者不履行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一）维持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二）变更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三）行政复议调解书，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上述规定为调解书与决定书、意见书设置了相同的执行机制，保障调解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行政和解 一 行政和解的定义 行政和解是指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就争议的行政行为及相关问题自行协商，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 二 行政复议和解的特点 1. 自愿性、合法性 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愿。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和解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 灵活性 和解的方式和内容较为灵活，双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解决方案。行政复议和解为争议双方基于具体个案展开充分对话提供了支撑，和解制度能够帮助各方明确各自的实际需求，从而为实质化解纠纷提供了可能。特别是行政复议机关作为上级机关可以介入指导，让争议各方既能够站在更加全局的角度看待彼此的具体争议，也能够避免和解内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最终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达成和解协议，实质性化解纠纷。 三 适用范围 通常适用于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协商基础的案件。例如：行政协议、行政赔偿补偿、工伤赔偿等案件。 四 行政和解的程序 1. 提出和解意愿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方或双方向行政复议机构表达和解意愿，行政复议机构应当鼓励并支持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但不得强迫。 2. 协商和解方案 在行政复议机构的支持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行协商和解方案，行政复议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向双方当事人提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解释和类似案例等信息，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3. 达成和解协议 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由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构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准予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终止行政复议的，申请人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愿的除外。” 五 行政和解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后，行政复议终止，且申请人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除非有证据证明撤回申请违背其真实意愿。 行政复议调解与和解虽因适用的主体、处理程序、法律效力等方面而存在区别，但是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化解行政争议，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高行政复议效率。在实践中，调解和和解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例如，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能会自行达成和解；而和解过程中，行政复议机构也可以适当介入，引导双方进行调解。以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客观要求。为确保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制度有效落实，规定：“依照本法规定进行调解、和解，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同意中止，行政复议中止。”该规定解决了调解所需要时间与复议审理时限规定的冲突问题。由此可见，为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修订时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重点调整。且该调整无论是对行政复议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均是有益探索，同时兼顾了行政成本和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