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1：全球最富家族开始“抛弃”美元，担忧美债创新高，转向新兴市场 新闻2：珍珠女王牵手创投大佬反目成仇，引狼入室7年亏18亿收警示函 引言 当下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企业合规经营与个人资产科学配置，是穿越周期、规避风险的两大核心关键。多数经营危机与资产亏损，根源都在于企业治理不完善、决策认知片面、资产结构单一。 今天结合上市公司真实治理案例与全球高净值人群最新配置趋势，从企业经营避坑、全球资产变局、全域布局思维升级三个维度，拆解市场底层逻辑，为企业经营者和高净值投资者提供可落地的经营与财富管理参考。 全球财富变局：高净值人群加速重构资产配置逻辑 在地缘冲突频发、全球债务高企、汇率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单一化资产配置模式已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结合瑞银2026年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可见，全球顶级富豪家族及专业机构正在全面重构资产布局，核心趋势是降低美元资产依赖、分散全球风险，这也是当前财富配置的核心方向。 去美元化深化：全球资产格局迎来重构 长期以来全球高净值资产高度集中于美元体系，而当前美国债务规模持续走高，叠加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全球资本对美元储备货币的稳定性信心持续下滑。 调研数据显示，65%的受访家族办公室看衰美元长期信用，近半数机构认为自身美元资产敞口过高，超三成机构已着手缩减美元资产配置。 在此背景下，全球财富配置逻辑全面调整。头部机构逐步减持美国市场资产、降低传统房地产配置比例，加码新兴市场股票、基础设施等实体优质资产。 这一调整并非做空美元，而是资本对冲单一区域风险、优化资产结构的理性选择，意味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单一投资体系正在逐步瓦解。 多岸布局崛起：新时代财富风控核心策略 伴随去美元化趋势，“多岸布局”成为高净值人群主流财富风控模式。所谓多岸布局，就是打破单一司法管辖区的布局局限，将资产持有、企业运营、资金管理分散在香港、新加坡、欧美等多个区域，实现全球化多点布局。 该模式的核心优势是全方位分散风险，可有效对冲地缘政治、政策变动、汇率波动等各类风险，避免单一市场危机造成资产大幅缩水。 同时能够平衡多币种资产结构，弱化单一货币信用波动的影响，在冲突、制裁等极端场景下，保障业务与现金流稳定。 此外，还可依托各地政策、税收优势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合规成本，规避政治站队风险。 但多岸布局存在明显短板，跨区域布局会增加管理、协调与合规成本，对跨境运营、专业人才储备要求极高，同时资金分散会降低短期使用效率，必须依托专业团队长期精细化运营。 抽屉协议引发的治理崩塌与亏损困局 合规治理与稳定股权架构，是企业稳健经营的核心根基。市面上多数企业亏损与经营动荡，并非单纯受行业环境影响，而是股权博弈、信息披露违规、资本合作错位引发的系统性问题。 创新医疗的治理翻车案例，集中暴露了民营企业跨界转型、引入资本过程中的典型漏洞，具备极高的行业警示价值。 隐秘股权协议埋下合规隐患 创新医疗前身为主营珍珠业务的山下湖，为完成产业转型，公司2015年启动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收购三家医疗机构并配套15亿元募资，正式切入医疗赛道。 本次重组中，实控人陈夏英、一致行动人陈海军引入浙商创投入局，但双方在2015年3月私下签署了涉及重大股权变动的协议，未告知上市公司，也未对外公告，构成重大信息披露遗漏的违规行为。 浙商创投通过旗下两家投资主体突击入股重组标的、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这场未公开的隐秘股权运作，规避了市场监管与中小股东监督，为后续股权内斗、治理混乱、持续亏损埋下重大隐患。该抽屉协议后续被监管核查曝光，相关责任人也受到监管处罚。 资本诉求错位引发全面内耗 本次危机的核心症结，并非医疗业务经营失利，而是创始团队与投资机构的发展诉求严重背离。 创始团队希望借助资本完成产业转型，夯实企业长期价值；浙商创投则侧重短期资本运作，意图推高股价获利，同时争夺公司经营话语权，双方合作根基从一开始就存在裂痕。 双方私下协议还暗藏未公开的业绩对赌补充条款，包含业绩补偿、股权调整等附加条件，涉嫌利益输送，破坏市场公平性。 2016至2018年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医院业绩未达标，双方在管理权、利润分配、后续投入等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 2019年双方矛盾彻底爆发，浙商创投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临时倒戈，罢免多名创始方董事，彻底打乱公司原有治理结构。 管理层频繁更迭、内部持续内斗，导致公司经营停滞、对子公司管控失效，连续多年亏损，中小股东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民营企业资本运作的三大底线 复盘该案例，可为民营企业资本运作总结三大核心底线。 第一，严守信息披露合规底线，所有股权变动、资本合作、业绩对赌等重大事项必须公开透明，杜绝抽屉协议等违规操作。 第二，引入资本需对齐长期发展目标，规避短期逐利资本干扰企业长期经营。 第三，完善企业风控与股权决策机制，弱化个人独断决策，从制度上规避股权博弈与利益输送风险，保障企业稳定经营。 埃孚欧热评：2026去美元化，普通人该如何守住资产？ 在当前市场周期中，单一赛道、单一区域的发展模式极具风险。头部企业与顶级财富家族的核心突围逻辑，均是通过多元化、全球化、生态化布局对冲风险、挖掘长期收益，这套思维同样适用于中小经营者与普通投资者。 全域生态布局筑牢经营壁垒 头部企业的发展路径印证了生态布局的重要性。字节跳动采用全球化本地化运营，抖音深耕国内市场、TikTok开拓海外流量，有效抵御单一市场风险；阿里巴巴立足电商主业，延伸云计算、本地生活等多元板块，平滑行业周期波动。 亚马逊布局电商、云计算、流媒体多赛道，筑牢行业壁垒；美团从外卖业务拓展为全域本地生活平台；小米打造手机、IoT、汽车联动的生态模式。 这些企业的共同优势，就是摆脱单一业务依赖，用多元布局对冲行业不确定性，实现稳健发展。 平衡风险与收益的配置逻辑 对应到个人资产配置，核心逻辑同样是分散风险、多元布局。当下无需盲目追涨杀跌，重点是搭建均衡的资产组合，适度降低单一美元资产占比，布局新兴市场与优质实体资产，兼顾风险与收益平衡。 无论是企业资本运作还是个人财富管理，合规与长期思维都是核心底线。企业需摒弃隐秘违规操作，完善治理体系； 投资者需跳出短期投机、重仓博弈的误区，以稳健、分散的长期布局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结语 市场变局之下，认知单一、布局单一、合规缺失是各类风险的核心源头。 创新医疗的案例印证了合规与合作共识是企业经营的底线，而全球财富配置趋势则指明，多元全域布局是财富穿越周期的关键。 未来，唯有摒弃短视思维、完善治理与布局体系，企业经营与个人财富管理才能在复杂市场中稳扎稳打、持续增值。

本系列旨在简要概述伊朗市场的最新法律动态与新兴趋势，重点关注对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实体及其国际法律顾问具有影响的重大监管更新、立法变化及法院判例。 一、银行业与外汇 （一）战时退票：伊朗央行的临时救济措施 鉴于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所引发的特殊情势，以及由此对企业和个人造成的经济冲击，伊朗中央银行（下称“央行”）发布了一项关于退票的临时救济指令。 根据该指令，到期日在2026年2月28日之后且其后被退票的支票，将不会触发1976年《支票签发法》（经2018年修订）第5条之二及第21条之二所规定的处罚与限制措施。该举措旨在减轻战时条件下企业与个人所承受的经济困难。 然而，该指令在实际执行中并不统一。经向多家银行了解，目前仅部分限制措施得到解除，包括：对在相关期间内发生退票的个人，放宽其开立新银行账户、办理银行卡、获取信贷以及签发新支票等方面的限制。 但据悉，其他执行措施，尤其是冻结退票签发人银行账户的措施，仍在施行之中。这一差异表明，央行指令在银行业内的统一适用方面尚存不足。 因此，尽管该指令体现了临时放松监管的政策转向，但其实际成效仍取决于各金融机构能否予以一致、全面的落实。后续发展有待持续关注，以评估该指令的实际执行程度。 （二）央行上调存款保险保障上限 伊朗中央银行于2026年2月25日发布第04/299807号指令，传达了此前关于提高存款保险限额的决定。 该指令规定，根据2024年《第七个发展计划法》第8条(e)款第(3)项，存款保险保障上限须由央行最高委员会每两年在央行建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通货膨胀率后予以审批，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并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据此，央行最高委员会在2025年3月11日的会议上，将2025年度的存款保险保障上限确定为4,000,000,000伊朗里亚尔。 存款保险通过存款保险基金提供保障。该基金依据2011年《第五个发展计划法》第95条设立。根据基金章程第2条，基金的首要目标是在依法设立或经央行授权设立并受央行监管的银行或非银行信贷机构发生破产时，保障储户本金的偿付。 二、税务 伊朗经济事务与财政部（下称“财政部”）正式启动了一项改革，将税务争议解决职能从伊朗国家税务总局中进行结构性分离。此次改革设立了独立的税务争议解决中心，使其在管理、程序、财务和办公场所等方面均独立于税务执法机关。这是伊朗税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变革，旨在增强税务争议处理的中立性、程序透明度以及纳税人的信任度。 2024年《第七个发展计划法》第27条(d)款要求财政部采取法律措施，将税务争议解决程序从税务总局中分离出来，并设立独立的税务争议解决中心。据此，财政部部长于2026年2月3日发布第2/212503号指令，要求税务总局、税务争议解决中心及财政部管理发展与资源副部长对各自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式作出相应调整： （一）独立领导体制 税务争议解决中心主任将由财政部部长根据税务总局局长的提名直接任命，以确保独立管理及政策的准确实施。 此外，为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各级管理岗位及地方任命将统一归入税务争议解决中心主任的独立管辖权限之下。 （二）全国统一程序 配合税务争议解决职能的分离，为明确职责范围并实现程序统一，现行税务争议程序指令将予以修订。程序指令将作为案件审理、合议庭组成、审限、文书往来、文件要求等事项的统一规范依据。该程序指令今后将由财政部部长发布，各方必须遵照执行。 （三）独立的专家与行政体系 税务总局应采取措施设立独立的专家组，确保专家鉴定工作能够在税务争议解决中心框架内完成，无需依赖税务评估机关的支持。 此外，财务与会计部门将从税务总局中分离出来，对税务评估机关的行政依附关系也将予以终止。 （四）办公场所分离 在波斯历1405年年底（即公历2027年3月中旬）前，税务争议解决中心的办公场所必须完成搬迁，实现与税务行政机关办公场所的彻底物理分离。

编者按 在数字经济与消费模式深度融合的当下，非货币支付方式（如积分、优惠券、预付卡等）广泛应用于各类交易场景。但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涉及税收征管秩序、合同自由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重法律价值的平衡，也对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的统一性提出了较高要求。本期案例明确了该场景下经营者的义务履行边界，对同类案件办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非货币支付价款时经营者开票义务的确定及告知义务的履行 ——孙某某诉上海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旨 一、发票的开具事关国家税收秩序。消费者使用预付卡、积分等方式支付商品或服务对价的，经营者的开票义务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而不依赖于双方约定。 二、经营者在销售预付卡时已经适当说明后续使用该卡消费无法开票且说明内容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持卡人以发卡人或特约商户未事先告知说明为由要求开具发票或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某诉称：2023年9月19日至9月21日，原告在被告网站上使用被告向原告发放的“任我行”礼品卡订购了9月19日北京到敦煌、9月21日敦煌到北京的机票各一张，支付金额合计3,670元。但原告准备打印机票行程单报销时，被告以礼品卡购买时已开具发票为由拒绝提供机票报销凭证导致原告无法报销产生损失。原告认为，被告有义务向原告提供航空机票行程单，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670元。 被告上海某商务有限公司辩称：第一，被告在原告购买机票时已在收银台页面显著提示原告礼品卡支付部分无法开具发票，被告礼品卡章程条款亦就此作出说明，原告应当对此予以知晓。第二，原告购买机票的用途与被告无关，被告亦无从知晓。原告已经实际乘坐了案涉航班，原告主张的损失与被告无关。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上海某商务公司系某旅行网及某旅行APP的运营主体。通过某旅行网及某旅行APP购买礼品卡，均需点击同意《礼品卡章程》，其中第一章“总则”第二条规定：本章程所指“礼品卡”系指经由备案登记并核准某旅行网发行，购卡人交付一定货币资金购买的，在PVC卡片等介质存储预付价值的实体卡或虚拟电子卡。“某礼品卡”的预付卡品类包含“任某行”“任某游”等；第三条规定“购卡人”指使用现金、支票、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转账等方式通过某旅行网官方渠道购买某礼品卡的单位和个人。“持卡人”指依据本章程规定获取及使用某礼品卡，或凭借持有的某礼品卡主张相关权利的单位和个人。对于“购卡人”及“持卡人”主体，某旅行网默认您已充分知晓并认同遵守本章程所约定的各项条款。第二章“发行与申购”第八条规定：某旅行网及售卡企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为购卡人开具购卡发票，在持卡人使用礼品卡兑付商品/服务时，礼品卡支付部分不再提供相关发票。第三章 “使用与服务”第九条规定：某礼品卡需要领用至某会员账户内方可使用，并仅限在某旅行网（包括但不限于网站及APP等客户终端）使用。 2023年9月15日，孙某某通过某旅行APP购买北京往返敦煌机票2张，使用“礼品卡-任某行”实际支付机票款共3,670元。孙某某支付完成后，APP订单页面价格项下展示“报销凭证”链接框。点击该“报销凭证”后显示：全额礼品卡支付，无法提供报销凭证。 随后，孙某某与被告多次沟通，要求被告向原告提供该次行程机票行程单，并表示单位相关费用报销是有期限的。被告则以礼品卡购买时已开具发票为由拒绝提供机票报销凭证。孙某某主张，其在使用被告发行的礼品卡购买机票时，被告未向其告知无法提供报销凭证这一事宜。且被告的礼品卡章程中并没有机票行程单即为发票的任何提示，原告作为一般消费者，并不知晓发票等同于机票行程单这一事实。现因被告未履行开票义务致使其无法报销该次行程机票费用而遭受相应损失3,670元，故涉讼。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孙某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告孙某某提出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6日作出（2024）沪01民终2178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履行开具发票、提供证明文件等非主要债务，对方请求继续履行该债务并赔偿因怠于履行该债务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该规定，孙某某请求某商务公司向其赔偿损失的前提是某商务公司负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开具发票等报销凭证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就案涉争议，分述如下： 首先，根据和的相关规定，某商务公司不得向案涉礼品卡的持卡人即孙某某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机票行程单。换而言之，“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是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事项已超出当事人可通过意思自治安排的范畴。 其次，从双方就使用涉案礼品卡所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开票问题的约定来看，关于使用该卡在某旅行网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无法开具发票的限制，《礼品卡章程》已有明文规定。且该章程规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存在免除或减轻某商务公司责任的情形。虽然该章程是在售卡过程中与购卡人签署，购卡人与持卡人可能非同一主体，但购卡后将礼品卡转让给他人使用的行为，在发卡人不禁止转让的情况下，实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孙某某无论是作为购卡人或是持卡人，其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理应受该章程所约束。 再次，关于原告主张的报销凭证即行程单不等同于发票，发文对象为特定主体，原告作为一般公众并没有义务知悉该文件。对此，法院认为，上述规定系部门规章，属于公开的法律规范，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其发文对象与适用范围并非同一问题，只是更多地通过发文对象来执行相关法规，而不是因此否定规范本身对他人的约束力。发票是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的统称，包括不同类型。根据，行程单即是发票的一种。至于原告是否知悉相关法律规范的内容，鉴于法律规范系公开的，故此，对原告的该项主张难以采纳。 最后，《礼品卡章程》相关规定在某旅行网可在线查阅，某旅行网及某旅行APP中亦有使用礼品卡的相关问题解答，孙某某作为案涉礼品卡的实际持卡人，在使用礼品卡订购机票时应当审慎关注相关法律规定和上述章程规定。 案例注解 一、开票义务的法定性与意思自治的界限 开具发票的行为，兼具民事履约行为与行政法上义务的双重属性。就其民事属性而言，开具发票是履行网络服务合同或买卖合同中的从给付义务；就其行政属性而言，它更是经营者履行所规定的法定义务，关乎国家税收利益的实现。在非货币支付场景中，开票义务的法定性与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一方面，税法基于国家税收利益和征管效率，对开票主体、时点和形式作出强制性安排；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可能通过约定对开票事项作出另行安排。 （一）税收法定原则对开票义务的刚性约束 对于预付卡等非货币支付方式，其开票规则主要由部门规章予以具体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3号）第三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持卡人使用单用途卡购买货物或服务时，货物或者服务的销售方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且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该条款从税收征管实际出发，将单用途预付卡的开票时点前置至“售卡环节”，而非最终的“消费环节”，旨在避免重复开票、虚开发票等风险，保障税款足额征缴。“税收征管秩序具有优先于个别交易公平的价值。发票管理作为税收征管的重要环节，其规则应当得到严格适用，民事主体不得以意思自治为由加以变更或规避。” 这意味着，在持卡人实际消费时，经营者向持卡人开具发票的行为已被行政法规明确禁止。该项义务的免除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因此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 （二）发票形式的多样性认定 实践中，消费者所理解的“发票”常狭义地指代标题为“发票”的票据。然而，根据，发票被定义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这表明发票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其外延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以及其他被依法纳入发票管理体系的凭证。例如，规定：“《行程单》纳入税务发票管理范围。”因此，行程单在性质上即为发票。这一界定聚焦功能性，即无论凭证名称如何，只要其功能符合发票的法定定义，即应认定为发票。 （三）开票义务的法定性与意思自治的冲突与协调 在税务领域，关于发票开具的强制性规定通常被认定为效力性规定。这是因为：发票开具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款征收这一重大公共利益，如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改变开票规则，将可能导致税收征管秩序的混乱。《发票管理办法》等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开票义务的法律责任。因此，任何与税法开票规则直接冲突的合同约定，均应认定为无效。 尽管税法对开票义务有强制性规定，但也有学者提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认为在保障税收利益的同时，对于不影响税款征收实质结果的开票事项，应当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作出适当安排，兼顾合同正义。因此，当事人仍在以下方面享有意思自治空间：如开票信息的准确性，双方可约定发票开具的具体要求（如抬头、项目明细等）；再如开票时限，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可约定更短的开票时间；以及交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可约定未按约定开具发票的违约责任）。 二、 经营者就开票相关事宜的告知提示义务分析 在尊重税收法定原则、认可经营者因遵守法规而免除实体开票义务的同时，也应当关注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履行情况。经营者提供的《礼品卡章程》或类似用户协议通常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因此，即使相关格式条款内容合法有效，是否应从诚信原则和消费者保护的角度出发审查经营者是否以合理、显著、清晰的方式在交易前进行告知，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告知义务的边界与消费者的合理期待 对于法律已有明确强制性规定的事项，经营者的告知义务通常是有限的。根据“任何人都不得以不知法律为由进行抗辩”这一古老法谚，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所有人知晓。因此，经营者并无义务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向消费者告知“法律禁止我向您开具发票”。要求其如此行事，将不合理地增加交易成本。 但与此同时，经营者不得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者。告知义务的核心在于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如果经营者在支付界面提供了“可开具报销凭证”的选项或暗示，而最终却因支付方式拒绝提供，则可能构成欺诈或误导。反之，如果经营者已在章程中明确记载，并在支付流程中设置了合理的提示，则一般认为其已履行告知义务。 （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是一种具体的要求 如果法律推定公民应当知法，为何还要额外要求经营者告知？这两个义务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基于不同法律价值、针对不同主体、在不同层面提出的要求。它们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公平交易的基石。公民的“应知法”义务：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推定 ，而非对公民实际认知能力的真实要求。其核心目的是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避免任何人以“不知法”为借口逃避法律责任，从而保障法律秩序能够得到普遍遵从。而基于诚信原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施加的告知义务，则是一种具体的、针对性的、更高标准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厘清告知说明义务的审查标准及应有内容。 首先，经营者对开票义务进行告知说明，核心目的是为了纠正信息不对称。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关系中，存在着天然的结构性信息不对称。经营者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服务的提供者，完全掌握其业务模式、支付规则和限制条款的所有细节。而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体的，其注意力和专业能力有限。要求经营者告知，是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保障交易的公平性。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了进行一次消费而去通读《营改增试点公告》或《发票管理办法》。 其次，告知说明义务是保障实质性的意思自治的基础。合同自由（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双方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消费者根本不知道“使用礼品卡支付无法开发票”这一将直接影响其消费决策和后续权利（如报销）的重要事实，那么他的“同意支付”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意思自治，而是建立在重大误解之上的。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正是为了保障消费者能做出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 再次，法律对格式条款的特别规制是义务来源。《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对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作了特别规定。正是因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具有优势地位，法律才对其施加更重的义务，要求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这本身就是法律对“应知法”原则在消费合同领域的一种校正和补充。更何况，让制定规则的经营者一次性、标准化地履行告知义务，社会总成本要低得多。 三、预付款转让情景下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 在预付卡为他人赠与，且发卡人已在售卡时向购卡人明确告知了“消费不可开票”规则的前提下，经营者（商品/服务提供方）在持卡人（受赠人）消费前，是否需要再向其承担重复告知的义务？鉴于持卡人受赠预付卡的行为，意味着其概括承受了原合同（《礼品卡章程》）中的所有权利义务，包括接受“消费不可开票”的规则约束，以及被视为已知晓相关告知内容。 （一）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与“禁止转让特约”的缺失 《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礼品卡章程》中通常规定“不禁止转让”或明确“持卡人”包括受让人，这构成了发卡人对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事先概括性同意。因此，持卡人作为受让人，并非与经营者建立一个新的服务合同，而是完整地继受了购卡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原合同关系。因此，原合同项下的所有条款，包括权利、义务、免责事由以及已履行的告知行为的法律效果，均应一并转移给受让人。要求经营者对每一位可能的受让人重复告知，等同于否定了合同转让的法律效果，不合理地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 （二）“应知法律”与“应知合同条款”原则的延伸适用 《礼品卡章程》是公开的、依法成立的格式合同。一旦持卡人接受并使用礼品卡，法律即推定其已明知并同意接受章程所有条款的约束。这种推定是维护交易稳定性和效率的基石。持卡人主张“不知”章程中已明确规定的“消费不可开票”条款，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其负有主动查阅和理解合同内容的谨慎注意义务。将查明合同内容的义务完全归于经营者，是对合同相对方的不合理偏袒，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与公平性。 在上述法律关系中，“消费者”具有双重身份。在售卡合同中，消费者是“购卡人”；在持卡消费时，消费者是“持卡人”。告知义务具有相对性。经营者已向合同最初的相对方（购卡人）履行了告知义务。持卡人作为合同的继受者，其权利不能超过原权利人（购卡人）。既然购卡人已知晓且无异议，那么继受的持卡人也应受此约束。要求经营者在每一个后续流转环节和每一次消费时都重复告知，缺乏法律依据，且会无限增加交易成本，阻碍预付卡的自由流通。 （三）风险分配与商业效率原则 法律需在保护消费者与维护商业效率之间寻求平衡。预付卡作为一种便捷的支付工具，其价值在于流通性。如果要求发卡人追踪每一张卡的流向并对每一位潜在持卡人履行告知义务，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是不现实的，将根本性地扼杀预付卡市场。 法律将了解合同内容的风险分配给了接受赠与的持卡人。持卡人在接受赠与时，有充分的机会和渠道（如询问赠与人、自行查阅APP中的章程）了解卡的使用规则。其未能了解而贸然使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自行承担。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 案件索引 一审案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年10月28日） 二审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沪01民终21787号民事判决书（2025年3月26日） 一审独任法官：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周泉泉 二审独任法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任明艳 编写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蒋泓泽

目录 一、什么是“对敲” 二、虚拟货币对敲典型案例：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 三、虚拟货币“对敲”换汇行为的刑事定性分析 四、虚拟货币“对敲”换汇行为的刑事责任划分 五、结语 一、什么是“对敲” 在跨境金融犯罪办案实务中，“对敲”是一个高频出现却又极易被误解的概念。 “对敲”换汇，是指通过境内外资金对冲实现跨境转移，资金不实际发生跨境流动，但能够实现了跨境支付的效果。 虚拟货币“对敲”通过虚拟货币完成价值转移，从而形成两个独立闭环。如下图所示： 虚拟货币“对敲”与传统换汇、单纯虚拟货币交易的区别 虚拟货币“对敲”与传统换汇的区别在于是否发生了物理意义上的资金跨境。传统换汇需通过银行、外汇指定兑换机构等合法渠道，资金实际发生跨境流动，受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监管；而虚拟货币“对敲”无需资金跨境，通过虚拟货币的价值转移规避监管，本质上依然属于非法跨境资金转移行为。 与单纯虚拟货币交易的区别则在于交易目的不同。单纯虚拟货币交易（如个人之间的USDT交易）虽在中国大陆不受法律保护，但通常不涉及外汇价值转换；而虚拟货币“对敲”的目的是实现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虚拟货币仅为媒介，其行为本质指向外汇买卖，而非虚拟货币本身的交易。 二、虚拟货币对敲典型案例：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 该案作为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的标杆案例，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该案确立了统一的司法裁判规则，明确以虚拟货币为媒介的“对敲”换汇行为属于变相买卖外汇，为同类案件的定性提供了明确指引。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期间，主犯万某园负责前端联系境内有购汇需求的客户，磋商汇率及境外收款账户并下达交易指令； 其妻子陈某文作为从犯，负责接收客户人民币、购入USDT（TetherUSD，即泰达币，是由Tether公司发行的稳定币，目标是1:1锚定美元，即1USDT≈1美元）并转入指定账户； 香港居民黄某圆作为另一主犯，负责后端兑付，在收到人民币或USDT后，通过其控制的香港公司账户向客户境外账户支付美元并反馈汇款凭证。 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30日期间，万某园、陈某文收取客户用于购买美元的人民币共计约2.34亿元，通过支付人民币、USDT向黄某圆购买共计约360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36亿元。 控辩双方观点 该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观点存在明显分歧。 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在国家规定场所外，通过USDT媒介变相买卖外汇，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中万某园、黄某圆系主犯，陈某文系从犯，且万某园另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数罪并罚。而被告人方则提出相应抗辩，万某园辩称其行为系虚拟货币交易，并非外汇买卖，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黄某圆主张自己仅负责境外兑付，未参与前端获客等环节，不应认定为主犯；陈某文则认为自己仅执行相关指令，在案件中作用极小，请求免予处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明确裁判，驳回了被告人的相关抗辩。 法院审理认为，在国家规定交易场所外，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实现人民币与外汇的价值转换，属于变相买卖外汇，虚拟货币仅为媒介，不改变外汇买卖的本质。认定万某园作为组织策划者、黄某圆作为境外兑付这一关键环节的参与者，均系主犯，陈某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涉案2.45亿元远超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应依法从重处罚。 最终法院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决：万某园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罚金74万元，连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6个月，罚金114万元；黄某圆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罚金71万元；陈某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25万元。 三、虚拟货币“对敲”换汇行为的刑事定性分析 （一）属于变相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 结合前述案例及法律规定，虚拟货币“对敲”换汇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其定性的逻辑在于： 第一，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根据，外汇买卖应当在国家指定的交易场所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虚拟货币“对敲”换汇规避国家外汇监管，属于“在国家规定场所外变相买卖外汇”，违反国家相关规定。 第二，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行为人具有营利目的（赚取汇率差、服务费）；客观上，实施了变相买卖外汇的行为，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上，该类行为涉案金额通常巨大，达到“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入罪及加重处罚条件。 第三，司法解释明确“变相买卖外汇”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为虚拟货币“对敲”换汇的定性提供直接依据。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二）罪与非罪的区分 与单纯虚拟货币交易、单纯外汇买卖的区分，是司法实务中的主要争议点，也是案例中主要的辩护观点。单纯虚拟货币交易（如个人之间无外汇兑换目的USDT买卖）、单纯外汇买卖（如以自用为目的购买外汇、出售自有外汇），因具备无营利目的或属于偶发的单次交易，不具备“经营性”和“营利目的”，即使确实违反外汇管理法规，也仅属于行政违法行为，不必然构成非法经营罪。而虚拟货币“对敲”换汇以外汇兑换为目的，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反复实施换汇行为，具有明显的经营性，本质是非法外汇买卖，与单纯虚拟货币交易、单纯外汇买卖有本质区别。 （三）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1.与洗钱罪的区分：洗钱罪的侧重点在于“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虚拟货币“对敲”换汇的目的是实现外汇兑换，若未涉及上游犯罪所得的掩饰、隐瞒，仅构成非法经营罪；若明知是上游犯罪所得，通过“对敲”换汇转移资金，则可能同时构成洗钱罪与非法经营罪，择一重罪处罚。 2.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该罪的关键点是“掩饰、隐瞒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虚拟货币“对敲”换汇的行为人若仅为赚取服务费，未明知客户资金系犯罪所得，不构成该罪；若明知客户资金为犯罪所得，仍提供“对敲”换汇服务，则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非法经营罪的想象竞合。 3.与倒买倒卖外汇型非法经营罪的区分：二者之间的主观目的不同，倒买倒卖外汇型非法经营罪是指低买高卖赚取汇率差价，例如换汇黄牛、专业中介反复倒买倒卖，以赚取差价为业，数额达标即构成犯罪。并且，倒买倒卖外汇在境内即可完成（如向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户收美元，再高价卖给需要美元的人，赚差价），不需要达到价值发生跨境转移的效果。 （四）定性的其他关键考量因素 司法机关在处理虚拟货币“对敲”类案件时，主要关注三个因素： 一是行为目的，是否以实现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为目的。营利目的是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若行为人仅为自用而通过“对敲”方式换汇（如偿还境外债务、个人消费等），即使数额较大，也因缺乏营利目的，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虚拟货币“对敲”换汇的行为人，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汇率差、服务费获取非法收益，这是其定性为非法经营罪的主观要件。 二是行为方式，是否通过虚拟货币对冲形成资金闭环，规避外汇监管。如果行为人反复实施该行为，具有明显的业务性，且通过虚拟货币规避监管，属于“变相买卖外汇”的典型方式，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要件。 三是主观明知，行为人是否明知其行为系变相买卖外汇，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主观明知的认定可通过行为人从业经历、交易模式、获利方式等综合推定，如行为人长期从事外汇相关业务、刻意规避银行监管、收取明显高于正常虚拟货币交易的服务费，即可推定其明知行为违法，具备非法经营罪的主观故意。 四、虚拟货币“对敲”换汇行为的刑事责任划分 （一）主从犯的认定标准 该类案件主从犯的认定，重点在于判断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是否参与“经营性”行为的关键环节，具体标准如下： 1. 主犯的认定：买卖外汇型非法经营罪的主犯，是指主导“经营性”行为、控制买卖外汇关键环节的行为人，其行为要对犯罪链条的完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负责组织策划、前端获客、制定汇率、控制资金或虚拟货币、境外核心兑付等关键环节的行为人，均应认定为主犯。如案例中的万某园（组织策划、前端获客，主导换汇业务的开展）、黄某圆（境外核心兑付，控制换汇业务的最终环节），虽分工不同，但均主导了“变相买卖外汇”的经营性行为，对犯罪行为的完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属于主犯。 2. 从犯的认定：非法经营罪的从犯，是指在经营行为中起次要、辅助作用，未参与决策、未控制资源，不主导经营性行为的行为人。具体而言，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行为人，如负责接收资金、划转虚拟货币、记录账目等辅助性工作，仅协助主犯完成经营性行为，应认定为从犯。如案例中的陈某文，仅执行丈夫的指令，负责接收资金、购买USDT，未参与组织策划、汇率制定等核心环节，对“变相买卖外汇”的经营性行为仅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其刑事责任应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量刑情节的考量因素 虚拟货币“对敲”换汇型非法经营罪的量刑，通常围绕“经营性”本质、行为危害程度等因素展开，实现罪刑相当： 1.涉案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是量刑的主要依据。例如，根据，达到“情节特别严重”（非法经营数额2500万元以上、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涉案金额越大，说明行为的经营性越强、社会危害越严重，量刑应相应从重。 2.行为人地位作用：主犯主导经营性行为，对社会危害更大，依法从重处罚；从犯仅起辅助作用，未主导经营性行为，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组织者、策划者（主犯）是“变相买卖外汇”经营行为的主导者，负责组织策划整个犯罪链条，控制资金、虚拟货币等关键资源，主观上具有明确的营利目的，承担主要刑事责任，其刑事责任最重。辅助人员，如资金接收、虚拟货币划转、账目记录人员，其行为不具有主导性，仅协助主犯完成经营性行为，未参与决策，主观上的营利目的不明显（或仅获取少量劳务报酬），根据其作用大小，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争取免予刑事处罚。境内有购汇需求的客户，若明知“对敲”换汇系非法行为，仍委托行为人办理，且行为具有经营性（如多次委托换汇、从中赚取差价），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若不明知，仅为个人自用（如偿还境外债务、个人消费）而委托换汇，客观上不具有经营性，主观上无营利目的，通常不追究刑事责任，但需承担行政责任（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3.主观恶性与认罪态度：是否明知行为违法、是否主动投案自首、是否退赃退赔、是否认罪认罚等，均会影响量刑。主观恶性的大小，体现行为人对法律规定的漠视程度，若行为人明知行为系变相买卖外汇，仍刻意规避监管、大肆开展经营活动，主观恶性较大，应从重处罚；反之，若主动投案、退赃退赔，可从轻处罚。 五、结语 虚拟货币“对敲”换汇行为，本质是变相买卖外汇，严重扰乱国家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从实务合规角度而言，相关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应严格恪守法币与虚拟货币兑换的法律底线，切实提升自身合规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若在跨境经营过程中，如果可能或已经涉及外汇违规行为，应及时向专业律师咨询，甄别该违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还是已涉嫌刑事犯罪，避免因认知偏差或应对不当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确保企业跨境资金运作合法合规，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安全。 附：现行相关法律规定汇总

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银发〔2026〕42号），标志着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从“原则禁止”升级为“全面禁令+跨境封堵”的统一监管时代。 然而，当我们办理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时，又无法回避虚拟币具有客观经济价值这一问题。例如，同一枚比特币，因计价方法、时间节点不同，价值可能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一难题在新规下不仅未缓解，反而更加突出。 PART 01 当前司法实践关于虚拟货币价值认定的难题 1.监管政策限制 一方面，2026年银发〔2026〕42号新规意味着虚拟货币在境内没有任何合法定价依据。另一方面，在刑事司法领域，无论定性为财产犯罪还是数据犯罪，涉案金额都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量刑轻重的关键要素，法院不得不承认虚拟货币在事实上具有经济价值。 2.市场波动影响 一些币种在24小时内涨跌超过20%的情况屡见不鲜，而选择哪个时间点作为计价基准，直接决定涉案金额是否达到立案标准或量刑档次。例如，被告人盗取虚拟货币后数日内币价暴跌，到底是以案发时点还是以销赃时点计价？ 3.认定标准不统一 目前存在多种价值认定方法，如被害人支出成本、销赃数额、平台交易价格、价格鉴定等，但不同方法适用场景和结果差异较大。尤其是在2026年新规出台后，是否还能参考境外交易所价格、如何确定“公允价值”，也是司法实践需要面临的难题。 PART 02 实践中的认定方法——“三阶递进”规则 第一阶：按照被害人实际支出成本 这是目前法院和理论界最为推崇的认定方式，其逻辑在于严格剥离虚拟货币的投机溢价，仅保护被害人最真实的原始投入。只要能查实被害人购买虚拟货币的法币流水（如银行转账记录、交易所充值凭证），无论后续币价如何涨跌，均以该成本认定涉案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569号“张某抢劫案”即采此规则：被告人强迫被害人以93.6万元购入比特币后将其劫走，法院未按销赃价93.02万元认定，而是以被害人实际损失的93.6万元为准，理由是该方式最符合“损失填平”与“被害人不获利”原则。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客观、可验证，但缺陷在于当虚拟货币系通过挖矿、受赠或混币交易取得时，往往无法查清原始成本。 第二阶：行为人销赃变现数额。 当被害人实际支出成本无法查清的时，司法实践倾向于采用被告人将虚拟货币变现后实际获得的人民币金额来认定。这一方法能有效避免因平台价格虚高或币价剧烈波动导致的量刑畸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刑初551号“罗某盗窃案”即为典型：公诉机关依境外平台市场价指控被盗泰达币价值1200余万元，但法院采纳辩护人意见，认为我国不认可境外平台定价权，最终根据被告人变现后实际获利的约90万元认定盗窃数额，实现降档量刑。该方法的问题在于，如果被告人尚未变现或变现价格明显偏低（如急于洗钱而低价出手），则可能低于离真实价值。 第三阶：交易平台市场价格。 只有在既无成本证据、又无销赃事实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参考案发时主流境外交易平台（如Binance、OKX等）的公开交易均价折算涉案金额。然而，2026年新规明确禁止境内主体使用境外平台，可能导致本方法不具有合法性。 PART 03 辩护策略 基于上述困境与认定方法的实务逻辑，辩护律师应当构建以“重证据审查、抓基准时点、打方法顺位”为核心的精细化辩护体系，尽可能将涉案金额锚定在低位。 1.坚决主张“三阶递进”的适用顺位，优先阻击平台价格。 2026年新规出台后，境外平台价格的合法性基础更加脆弱，辩护人应当旗帜鲜明地主张：只要有证据证明被害人原始成本（哪怕成本极低），就必须以此认定；若成本无法查清，则应以被告人实际销赃数额为准。 2.将币价基准日作为关键辩点，充分利用价格波动带来的辩护空间。 重点审查公安机关选取的计价时点是否合理（是否处于价格异常波动期），并主动提出对被告人更有利的时点，例如犯罪行为完成时、被害人报案时、被告人销赃时。尤其当案发后币价暴跌时，应主张以低位时点认定。 3.针对不同币种采取差异化策略。 因稳定币（如USDT、USDC）锚定美元且价值相对稳定，实务中普遍支持按案发时汇率1:1折算为法定货币，辩护重心应放在资金流向和交易数量的核对上，防止重复计算或混淆不同来源的资产。对于主流波动币（如BTC、ETH），则应坚决反对单一极值时点的价格指控，主张采用案发前后24小时或7日均价，或者引入对被告人有利的低点时点。如果被告人曾部分变现，可以主张以变现价格作为基准，其余部分参照该价格折算。 PART 04 结语 总之，虚拟货币犯罪金额认定本质上是法律、技术、政策三方博弈的核心战场。2026年新规虽然收紧了监管口径，但并未提供统一的司法认定标准，反而使被害人成本与销赃数额等传统方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辩护律师唯有深入理解各认定方法的优劣与适用条件，精准把握基准日选取和证据审查的关键节点，才能在复杂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

一、以上海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为研究原型 涉虚拟货币的民事案件为新型民事案件，上海地区法院鲜有涉及此类案件，甚至之前未有相关民事案件的判决。 作者代理被告一方的两起涉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币种为境外泰达币USDT）投资纠纷案件涉及炒币团队之间的大量转账，原告以双方之间转账记录及被告出具的《借款协议》作为起诉依据，要求被告返还全部款项，被告对双方大量款项往来进行了核对，代理工作一度因为大量的账目往来和《借款协议》陷入困局。 二、关于此类案件的办理亮点和审理思路 庭审过程中，法官多次提示被告此案的诉讼风险，作者代理被告提出多项重要答辩要点并当庭拒绝法官对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账目进行核对，提出法官对双方的账目进行核对实则是司法协助原告进行非法金融之债的确认。 作者代理被告一方的答辩要点如下： “关于本案的法律定性及法律适用问题，应从六个维度进行审查及适法： 1）双方之间对账毫无意义，即便要对账，双方之间也是虚拟货币的投资之账目，原告在法庭上核对此类账目不具有合法性,造成法庭审理成了原告非法投资行为的帮凶，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原告将非法的炒币投资搬上法庭审理并进行对账，让法院予以确认此等非法投资之债，涉嫌严重违法。 2）根据上述内容，原告基于投资虚拟货币产生的投资之债的基础债权不能成立，即不能证明被告尚欠原告投资款，根据双方举证，原告尚且欠被告的投资款。另一方面，此等转化性质的效力也应是法院审理的重点。 3）由于基础债权不能成立（原告享有的基础债权为0甚至为负数）且基础债权是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炒作虚拟货币的投资行为，其转化的《借款协议》也归于无效。关于此等转化无效的法律论证详见被告证据内容。 4）退一万步讲，假设原告向被告是提供借款用于购买炒作泰达币，那么根据的规定，出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前述规定同上海高院《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的3个理念》理念二第二条的规定：对于披着民间借贷的外衣而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人民法院对其效力问题应进行明确表态，比如行为人明知相对人将借款用于偿还赌债仍然出借的，违背公序良俗，其目的意思不具有合法性，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应为无效。 即便在假设成立的前提下，那么原告在明知合伙炒币或被告收款后用于炒币的情形下依旧提供借款的，此等出借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归于无效。 5）从所谓《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为倒签，签订背景为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及《借款协议》漏洞百出可以看出，《借款协议》本身就是虚假意思表示的协议，归于无效，不具有任何内容上的真实性。 6）从价值平衡上来说，如果任由非法炒币形成的转账（本案基础债权尚且不能成立，即不能证明被告欠付原告投资款）通过各种方式确认为借贷债权，那么将进一步扰乱金融秩序，这也与通知的打击非法投资金融活动的价值理念相违背，尤其是与当下八部委明确遏制投资虚拟货币的决心相违背。 综上所述，原告的全部诉讼不能得到支持，其诉请应予以驳回或直接驳回起诉，否则人民司法成为了原告非法金融活动的利用和辅助工具，严重扰乱了司法和金融秩序，原告提请本案所形成的相关虚假诉讼及非法金融活动也应得到相应的移交或者惩处。” 三、上海法院的审理结果及审判司法口径 2026年4月15日，上海某区法院作出一审裁判：“本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费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原告虽以被告借款未还为由诉至本院，但被告辩称两者间的资金往来实际用于投资虚拟货币。故原被告之间的行为涉嫌非法金融交易，该行为既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亦违反公序良俗。据此，本案不宜继续审理，应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若经有关部门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作者代理的另一起涉虚拟货币民事案件与上述案件案情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最终上海另一法院也接受了作者的答辩意见，按原告撤诉处理。 此外，法官还当庭表示，由于上海地区法院还未有审理此类案件的先例、被告又签订了《借款协议》，因此案件需要经审委会讨论后决定如何判决。从上海法院的判决结果可知，对被告而言，涉虚拟货币民事案件最优的结果是驳回原告起诉而不是驳回诉请，区别不再赘述，此驳回起诉的结果开创了关于此类案件审理的先河，也为律师代理此类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依据。

“高收益、回本快”，这样的投资承诺是否让你“怦然心动”？看似诱人的“暴富捷径”，实则可能是让你血本无归的陷阱。近日，鼓楼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投资虚拟货币引发的纠纷，为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案情回顾 陈某经人介绍认识刘某，刘某声称其有外汇理财项目可获得高额收益。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期间，陈某合计向刘某转账48万元，用于投资外汇理财项目。刘某收取陈某的款项后，将人民币兑换成USDT（泰达币），再将USDT在境外交易平台进行投资。2024年4月，刘某告知陈某所投资的平台关闭，陈某要求刘某退还投资款，刘某拒绝退还，二人协商未果，陈某将刘某诉至鼓楼法院。 法院审理 鼓楼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某通过向刘某转款入金某平台，再兑换成USDT（泰达币）后转至境外交易平台账户内，从而达到投资外汇之目的，该交易模式形成“收人民币→兑USDT→跨境转移→买卖外汇”的闭环链条，这其中作为中间媒介的USDT（泰达币）系虚拟货币。在我国境内利用虚拟币实现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价值互换，具有绕开我国对外汇市场监管之故意，属于变相买卖外汇，涉嫌扰乱经济金融秩序，亦可能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且根据刘某陈述，其帮忙代为入金、跟单的投资者达几十人，所涉投资金额几百万元。 基于案涉交易模式，结合已查明的事实，本案涉嫌经济犯罪。根据规定，鼓楼法院裁定驳回陈某的起诉，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陈某与刘某均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福州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法官说法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银发〔2026〕42号】指出，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投资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及相关金融产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因此，以虚拟货币作为委托理财对象，或通过虚拟货币交易获取利益，这种行为实质上违背了公序良俗，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法官提醒：各类主体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在进行投资活动前，务必充分了解投资项目的合法性、风险性，谨慎选择正规经营机构及投资渠道、方式，对涉及虚拟货币交易、违反金融管理的投资等行为坚决说“不”；同时，对投资理财结果应抱有理性预期，切勿被“高额回报”迷惑而盲目跟风，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在外汇交易方面，应严格遵守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规定，选择正规、合法的交易平台或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确保资金安全和交易的合法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汇交易日益频繁，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从事倒卖外汇活动，不仅构成非法经营，也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倒卖外汇行为通常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倒卖外汇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例如，笔者2023年在安徽省凤台县法院办理的一起非法经营案中（案件事实发生于厦门、广州等地，由安徽省公安厅指定淮南公安机关管辖办理），被告人拥有境内及香港多家企业。基本案情为：境内居民如需将人民币兑换为港币或美元，可将人民币转入被告人控制的境内公司，被告人则按国家外汇牌价安排其香港公司向指定账户汇出美元或港币到居民指定的账户；反向操作亦同。此类操作中，外币与人民币均未发生物理跨境流动，却实现了资金的跨境转移，被称为“对敲式地下钱庄”。该模式隐蔽性强，无需实际跨境资金流动即可完成兑换。被告人以此非法获利，同时严重扰乱我国金融管理秩序。 1、倒卖外汇行为的法律规定及司法演进 1997年颁布之前，倒卖外汇按照投机倒把罪处理，97颁布之后至1998年底，由于投机倒把罪的废止，加之国家外汇管理尚未完善，倒卖外汇的行为一段时间内处于法律“三不管”状态。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其中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的规定定罪处罚。 是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非法经营罪主观故意上，通常要求以营利为目的。司法实践中即逐渐产生争议：倒卖外汇行为若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否须具备“以营利为目的”？对此，司法界曾存在不同认识。在部分无法认定具有营利目的的案件中，实践中多作不起诉处理。 然而，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私下换汇的情况愈演愈烈，决策层处于两难：如果规定治罪要以营利为目的，则大量个人换汇的行为无法规制，如果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打击面似乎又过宽。2019年1月，正是这一思路，该解释第二条明确，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该解释虽未直接表述为“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均不影响该罪的构成”，但是，该解释规定了非法经营额在500万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作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实际上是另辟蹊径，用数额来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即达到一定的数额，则默认换汇行为以营利为目的。此后司法实践中执法尺度明显收紧，营利目的不再作为必要考量因素。 2、不以营利为目的买卖外汇一律入罪的弊端 （一）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 犯罪构成应坚持主观与客观要素的有机统一。仅凭客观行为定罪，脱离主观目的，易陷入客观归罪的误区。倒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难以绕开当事人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在倒卖外汇型非法经营罪中，行为人是否具备“营利目的”直接决定其行为是否具备刑事违法性基础。如行为人仅因亲友需求协助换汇，未收取手续费或赚取汇率差价，主观上缺乏经营意图，客观上未形成持续性兑换业务，本质上属于偶发性互助行为。此类行为虽违反《外汇管理条例》中关于行政许可的规定，但只是行政违法行为，因缺乏“经营”要素，不符合非法经营罪“未经许可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本质特征。 （二）司法实践对“营利目的”的实质把握 尽管2019年司法解释未明文将“营利目的”列为构成要件，但司法实践已通过判例确立其重要地位。例如，在案中，法院强调应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以赚取汇率差价为目的、是否形成职业化换汇模式等。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指导案例中也指出，单纯换汇自用或亲友间互助换汇，因不具备市场经营属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此类裁判思路实质上是对司法解释的限缩适用，避免将行政违法行为不当刑事化。 （三）应聚焦打击经营者而非普通民众 外汇犯罪治理应区分“经营者”与“使用者”： 经营者：以营利为目的，通过搭建换汇平台、组织跨境资金对敲、赚取差价或手续费等方式从事非法经营，如地下钱庄、职业换汇中介等。此类行为实质扰乱金融准入秩序，具有刑事可罚性。 普通民众：因留学、旅游等、治病等需求通过非正规渠道换汇，或为亲友提供无偿帮助的偶发性行为，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对此类行为动用刑罚，不仅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也可能因打击面过宽引发负面效应。202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典型案例亦显示，行政处罚仍是处理非经营性换汇的主要手段。 （四）刑事政策应与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相协调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强调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与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活跃、多元、富有韧性的市场生态。这要求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适度激发市场活力，容忍一定程度的金融创新和市场行为。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监管的角色应从“堵截”转向“疏导”和“服务”，即通过提供更便捷、合规的渠道来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压缩非法交易的空间。 当前对非法买卖外汇的治理，虽然在打击地下钱庄等严重犯罪方面成效显著，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以堵为主”的色彩。尤其是，若对非营利性换汇行为过度刑事打击，严格限制个人换汇渠道并对非营利行为施以重刑，可能削弱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信心。这与人民币国际化所倡导的“在开放中谋安全，在发展中防风险”的治理智慧是不相协调的。 3、关于是否应以“营利为目的”的建议 （一）遵循行政处罚为主原则 从行为性质来看，非经营性换汇与刑事犯罪的本质特征存在根本差异。我国中非法经营罪的核心构成要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其规制的是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活动。而普通民众的非经营性换汇，多是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合理需求，既无倒卖外汇赚取差价的营利目的，也未形成持续性的经营行为，本质上属于违反外汇管理秩序的行政违法行为，而非刑事犯罪。若将此类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畴，无疑是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突破，容易导致刑罚的过度扩张，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法理。 从社会治理效果而言，行政处罚更能实现教育与惩戒的平衡。普通民众的非经营性换汇，往往源于对政策的不了解或应急需求，主观恶性较小。行政处罚通过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方式，既能对违法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维护外汇管理秩序，又能给予行为人改正错误的机会，避免因刑事追责带来的“标签效应”，一旦留下刑事犯罪记录，将对个人及家庭的就业、升学等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这种后果与行为的危害程度明显不相匹配。相比之下，行政处罚的纠错功能更符合此类行为的治理需求，有助于引导民众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外汇业务。 另外，从执法司法实践来看，侧重行政处罚符合当前监管导向。最高检与外汇管理部门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已明确传递出“精准打击、分类处置”的信号：对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经营外汇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非经营性换汇行为则通过行政处罚实现规制。这种区分处理方式，既避免了监管漏洞，又防止了打击面过宽，确保执法资源集中用于打击职业化的外汇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市场的核心秩序。 此外，行政处罚的灵活性与便捷性更适应此类行为的治理特点。外汇管理部门可结合行为的情节、数额、主观过错等因素，依法作出梯度化的处罚决定，既能对轻微违法行为给予警示，又能对情节严重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同时，行政处罚程序相对简便，能够快速处置违法行为，及时纠正违规资金流向，相比刑事诉讼的复杂程序，更能高效维护外汇市场的健康秩序。 （二）构建“营利目的”的综合判断体系 当然，实践中，存在很多表面上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 ，实质上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情况。司法机关可通过以下要素综合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营利目的： 行为模式：是否形成持续性、职业化换汇业务，如固定场所、专用账户、规模化交易记录等； 资金流向：是否通过境内外资金池对敲、虚拟货币媒介等方式实现资金跨境闭环转移； 获利方式：是否通过汇率差价、手续费、佣金等获取经济利益； 是否获利：如果没有获利，应该详细考量其行为的动机，目的； 社会危害性：是否造成外汇储备流失、洗钱风险或对金融秩序造成实质性破坏。对于有进有出的换汇行为，并未造成外汇流失，应该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重新定义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4、结语 即便现行法律未作明文规定，倒卖外汇型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仍应回归“营利目的”这一核心要件。通过主客观要素的精细化分析，实现精准打击与人权保障的平衡，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人民币国际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摘要：2026年4月3日，越南国家支付公司NAPAS、越南外贸银行Vietcombank与Ant International联合宣布，正式推出越南—中国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该项目实现了中国游客在越南商户使用支付宝扫码、以人民币支付而由越南商户收取越南盾的闭环结算，并在交易前展示汇率。虽然这一新近实践虽然仍属于零售支付层面的技术性安排，但其法律意义并不止于旅游消费便利化，而是为人民币在越南更广范围内的贸易结算、投资支付、收益分配与资金回流提供了制度想象空间。文章从中国企业赴越投资面临的境外投资审批、购汇出境、利润汇回及汇率折损等痛点出发，结合中国与越南关于本币结算、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及外汇管理的最新制度发展，论证人民币在越南直接投资和使用具有渐进扩展的现实可能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越南由支付工具上升为投资与准融资工具，仍受制于越南境内限制外汇使用、投资资本账户管理、利润汇出程序以及中国现行ODI和外汇合规要求。故可行路径应定位为在特定场景、特定账户、特定机构和可追溯规则下，逐步扩大人民币在越南的投资与经营使用。 一、问题的提出：从游客支付便利到投资货币议题 中国企业赴越南投资持续活跃，但实务中普遍面临三重结构性成本。其一，境内投资主体在对越投资前通常需要完成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发改、商务以及银行外汇手续，项目合规性、资金用途真实性与出境路径安排均可能影响投资时点。其二，企业即便取得对外投资资格，仍须将境内人民币转换为美元或其他可自由使用货币再对外支付，增加了时间成本与汇率成本。其三，越南项目经营形成利润后，通常又需要以越南盾兑换为美元等外币，再经法定程序汇回中国；中国境内收回后若再转为人民币，企业相当于在投资端与回收端各承受一次或多次汇率折损。对于利润率并不厚、资金周转周期较长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而言，这种双重乃至多重换汇成本会显著吞噬收益。 二、最新新闻的制度信号：跨境二维码支付的法律外溢效应 NAPAS于2026年4月3日宣布，与Vietcombank和Ant International扩展越中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中国游客可以使用支付宝在越南接入Vietcombank的商户扫码消费，以人民币付款、由商户收取越南盾，且交易前即可看到适用汇率。这一安排在表面上服务于旅游零售，但其背后的制度含义至少有三点。第一，它说明越南支付基础设施与中国数字支付生态已经形成可对接的清算与风控框架。第二，它证明在合规中介机构参与下，“人民币前端支付—越盾后端入账”的转换路径已经具有可操作性。第三，Vietcombank公开强调跨境二维码支付将成为国际支付的重要形态，也意味着越南主流金融机构已将此类场景视为金融基础设施升级的一部分，而非单纯营销创新。从比较法角度看，支付先行往往是货币使用外溢的前奏。“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往往先从结算场景扩展，再逐步向储备、融资与投资功能延伸。越中二维码支付虽不足以当然推出“人民币已可自由用于在越投资”，但它已经构成一项重要市场证据：越南监管与银行体系并不排斥在限定场景中承接人民币来源的跨境资金。 三、人民币在越南直接投资与使用的现实需求 从中国投资者立场观察，推动人民币直接投资越南，核心并非抽象的货币竞争，而是降低真实交易成本。第一，若中国母公司可以直接以人民币向越南项目公司出资、增资或发放股东贷款，则可减少先购汇美元再汇出的环节，缓解企业在中国境内购汇额度、时点和汇率波动上的压力。第二，若越南项目公司在与中资供应商、承包商或集团内部关联方往来中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则能够将经营现金流与融资币种更好匹配，降低美元单一主导带来的错配风险。第三，若项目分红、减资款、股权转让价款等可在符合法规前提下以人民币回流中国，企业即可显著压缩利润回收过程中的二次汇兑损耗。这种需求与近年中越本币合作趋势相互呼应。202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越南国家银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明确提到将在本币结算、货币互换和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5）》显示，2024年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12.4万亿元，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8.3万亿元，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跨境使用继续扩大。这意味着，从中国法角度看，人民币用于跨境直接投资并无制度禁区，关键在于东道国是否建立相应接收和转换机制。 四、法律约束：人民币能否“从支付走向投资”仍受哪些规则限制 首先，越南外汇法制的基础逻辑仍是境内原则上限制外币使用、涉外交易通过许可机制和账户机制管理。越南外汇管理法令及其实施细则构成了外汇使用与资本项目流动的基本框架。在这一体系下，外国投资者通常需要开立直接投资资本账户，通过该账户办理出资、资本变动、贷款收付和利润汇出等事项。换言之，即便未来允许一定范围内使用人民币，人民币也更可能首先被纳入受监管账户体系，而不是在越南境内自由流通。其次，利润汇出仍受实体和程序性条件约束。越南关于外国投资者利润汇出的规范要求投资者完成税务义务、财务报表和利润分配程序，并履行通知等手续后方可汇出利润。这意味着人民币若进入越南投资环节，并不当然消除利润回流障碍；它只能在满足利润汇出前提后，改变汇出的币种和路径。再次，中国投资者自身也受ODI合规链条制约。按照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商务部，企业境外投资须依据项目性质与主体情况履行核准或备案；在外汇层面，完成相应登记和银行审核后，资金方可依法出境。因此，人民币直投越南的真正难点，不仅在越南是否接受人民币，也在中国能否形成更便利、更明确的人民币对外投资放行机制。若两端制度不能协同，企业仍会在审批时滞与银行审查中消耗大量交易成本。 五、前景判断：人民币在越南的可行扩张路径 综合现有法律与市场发展，人民币在越南的前景应作分层判断。第一层是支付层，已经由二维码零售支付取得突破。第二层是贸易结算层，依托本币结算合作和银行清算安排，人民币在中越货物贸易、边贸及服务贸易中进一步扩大使用具有较高现实性。第三层是投资经营层，人民币可望优先进入与中资项目密切相关的场景，例如中资企业出资、股东借款、设备采购、工程承包、园区租赁及集团内部结算。第四层是资本回流层，即利润分配、减资回收和股权退出环节的人民币化，这一层最依赖双边银行体系、税务合规衔接和账户监管规则的明确。由此可见，人民币在越南的直接投资前景是“渐进可行”而非“立即全面开放”。它最可能通过三种机制演进：一是双边监管合作先行，通过央行备忘录、银行间清算合作和支付互联互通，逐步承认人民币在特定跨境交易中的合法地位；二是商业银行试点先行，由Vietcombank等大型银行在经常项目、投资资本账户和合规报送方面建立标准化产品；三是中资园区和重点产业链先行，在电子、纺织、机械和基础设施等中国资本密集领域形成可复制实践。 六、规范建议 基于越南本地法治语境建议：其一，越南监管部门可考虑在不动摇越盾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明确人民币在中越跨境贸易和特定直接投资场景中的可使用边界，尤其是允许经许可银行通过受监管资本账户办理人民币出资和收益回收。其二，越南商业银行应建立人民币资金的开户、清算、反洗钱、汇率揭示和争议处理规则，避免人民币使用停留于零售支付层面。其三，中国方面可进一步优化ODI项下人民币对外支付的银行操作口径，增强备案、购付汇和跨境收支信息报送的确定性。其四，双方可探索建立中越投资项目的本币结算示范机制，使人民币在投资进入、运营结算与利润回流之间形成闭环。 七、结论 NAPAS、Vietcombank与Ant International推出越中跨境二维码支付服务，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已经在越南取得一般法上的投资货币地位；但它清楚表明，人民币在越南的制度接受度、技术可行性和市场需求均在上升。对于深受ODI审批、美元出境困难、利润汇回折损困扰的中国企业而言，人民币在越南直接投资和使用的真正价值，在于降低合规成本、换汇成本和时间成本。未来的关键，不是追求人民币在越南“无条件替代美元”，而是在双边监管合作下，使人民币在支付、贸易、投资与收益回流四个层级逐步形成闭环法律路径。若这一进程得以推进，人民币在越南的角色将从游客消费工具，逐步成长为服务中越产业合作的投资与经营工具。

近期香港、越南及东南亚跨境金融圈对“人民币基金通道”“离岸人民币资金承接”“越南国际金融中心（IFC）”等议题的关注明显升温。作为长期从事越南外商投资、跨境资金安排及项目落地法律服务的律师团队，笔者团队也在持续跟踪一个值得中国企业和产业资本提前关注的方向： 如果未来越南在国际金融中心框架下，允许以受控试点方式承接离岸人民币基金运作，那么这一制度变化，会给中国投资人带来什么实际优势？ 先说明一个前提：目前市场上流传的关于“RMB Offshore Investment Sandbox 在越南国际金融中心”的材料，并不是越南已经正式公布实施的法规文本，更接近于研究型、讨论型方案，其核心内容在于提出一种设想：即在不冲击越南盾体系的前提下，通过sandbox机制承接离岸人民币基金活动。该材料强调“完全offshore”“不影响VND”“完全透明”“controlled sandbox”等原则。 因此，本文不是在论证“政策已经落地”，而是站在涉外投资律师的角度分析：如果未来政策出现有限度松动，这一方向为何值得中国企业提前研究，制度上又可能释放哪些投资优势。 一、从法律与政策环境看，这一议题并非无源之水 从正式制度层面看，越南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进入明确推进阶段。越南国会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第222/2025/QH15号决议，对越南国际金融中心的设立、活动、管理与监督建立专门框架；越南政府又于2025年12月18日颁布第323/2025/NĐ-CP号政令，对该中心的组织架构与发展方向作出细化安排。第323号政令明确提出：国际金融中心是统一法律实体，布局于胡志明市与岘港两地；其中胡志明市侧重综合性金融生态，岘港则被赋予更强的创新金融、数字金融及受控试验功能。 这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越南现在讨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建设跨境金融平台”，而是“在何种监管边界内建设、先开放哪些金融功能、通过什么试验机制开放”。 从律师的角度看，这个信号非常关键。因为任何新的跨境资本工具、基金安排或外汇创新机制，都不可能脱离“制度容器”单独落地。国际金融中心，就是未来此类安排最可能依附的制度平台之一。 二、为什么人民币基金通道在越南具有讨论价值？ 第一，中国资本对越南及东盟配置需求已从单一制造业投资，逐步转向更复杂的资本运作需求。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越南，核心路径是ODI+设立项目公司+传统FDI。但随着产业链外溢、区域供应链整合、并购机会增加，以及未来退出需求提升，越来越多资本并不满足于“单点建厂”，而希望通过基金、并购、夹层融资、区域资产配置等方式参与东南亚市场。 第二，越南确实需要新的资金承接能力。 第323号政令已经清晰表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之一就是吸引、集中境内外资金，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并为战略产业和重点项目提供融资与服务。换言之，越南的政策方向并不是简单招商，而是试图提升其在区域资本流动中的节点地位。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使用场景仍在扩张。 这并不意味着越南会接受人民币离岸基金，但至少说明：人民币资金本身已具备更强的跨境配置意愿和支付、清算、投资基础。只要接收地存在制度试验空间，人民币基金通道就会从“抽象概念”逐渐变成“可被认真研究的方案”。 三、这类通道若出现，制度上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从该研究反映出的逻辑看，其最核心的制度设计不在于“允许人民币进入越南”，而在于：先把人民币资金留在offshore层运作，再用严格的gateway控制是否、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越南本地体系。 过程中设计了基金、FCA账户、托管机构、监管仪表盘和gateway account，并强调资金原则上与VND体系隔离，仅在特定情形下通过持牌银行的控制阀转换入境。从法律技术上讲，这种结构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同时回应两个通常互相冲突的监管目标：一方面，监管层希望吸引新型跨境资本、提升金融中心的国际吸引力；另一方面，监管层又必须防范汇率压力、资本无序流动、洗钱及影子金融风险。 因此，如果未来越南真的考虑这一类路径，最有可能的，不是“全面开放资本账户”，而是类似机构投资者限定、规模限定、用途限定、与本币体系隔离、实时监控、可随时停止的沙盒式试点。 这也正是律师最关心的一点：一个制度是否可执行，不取决于概念是否漂亮，而取决于它是否能被监管接受。从这个角度说，这份材料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是否代表官方立场，而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在监管逻辑上“相对能讲得通”的试验框架。 四、若未来政策松动，中国投资人可能获得哪些实际优势？ 1.进入越南及东盟的资本路径将明显丰富 这是最直接的变化。今天多数中国企业理解越南投资，仍然停留在项目公司层面的股权投入、借款安排和传统并购结构。如果未来出现人民币基金通道，意味着中国资本进入越南或以越南为节点配置东盟资产时，可能不再只能依赖单一FDI路径，而会多出一层“基金化、平台化、结构化”的资本入口。 这对于产业资本尤其重要。因为很多企业并不是要简单“买一块地、开一家厂”，而是希望在越南同时布局供应链、渠道、上游资源乃至区域运营平台。此时，基金工具往往比单一项目公司更灵活。 2.越南可能从“项目落地点”升级为“资金中转节点” 这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变化。过去，越南在中国企业眼中主要是制造业承接地、出口替代地、供应链转移地。但若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继续深化，尤其若未来承接离岸基金、资产管理、跨境支付及特殊金融产品，越南就有机会在区域金融链条中承担更高层级角色。我们希望通过sandbox机制把越南定位为ASEAN的RMB hub，并预计形成新的offshore金融产业。这个目标当然仍属设想，但从投资人视角看，其真正含义是：越南不再只是接受工厂和产能，也可能开始接受资本结构本身。 3.交易效率和结构灵活性可能提升 从实务经验看，很多跨境交易推进缓慢，不是因为商业逻辑不成立，而是因为资金路径过于僵硬。例如： • 传统ODI审批与投放节奏较慢； • 进入越南后的资金用途边界较死； • 并购、可转债、夹层工具、项目分层安排操作空间有限； • 退出设计往往不够前置。 若未来人民币基金通道以试点方式出现，其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可能为复杂交易提供更适配的法律与金融结构，从而提升资金组织效率。 4.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融资+退出”逻辑会更完整 从律师做项目的角度，最怕的不是客户没有钱，而是客户的结构只有“投进去”，没有“运出来”“换起来”“退出来”的路径。 如果未来人民币基金通道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制度创新相结合，可能带来的并不是一条孤立资金通道，而是一个更接近成熟金融中心的闭环：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再投资。 谁先理解这一套闭环，谁未来在越南做并购、平台投资、园区运营、产业整合，就更容易占优势。 五、从法律合规角度看，机会越大，边界越不能误判 作为律师，笔者不建议任何企业把这类话题理解成“越南即将放开外汇限制”或者“未来可以通过人民币基金自由进出越南”，这种理解是危险的。越南现行外汇管理体系本质上仍然是审慎、许可、账户管理和银行渠道控制并行的模式。越南外汇管理法规明确要求，若涉及外国投资、外债借贷等资金流动，必须通过持牌银行及法定账户体系进行，并接受国家银行监管。 因此，即便未来真的出现人民币基金sandbox，其法律属性也更可能是： • 特定区域内的特殊试点； • 特定投资者范围内的例外安排； • 以高透明、强KYC/AML、实时监控为前提的受控机制； • 并且保留监管随时暂停、调整甚至终止的权力。 这一点，pilot期限、基金数量和规模受限、投资者限于机构、零售禁止、直接VND放贷禁止、外汇套利禁止、T+1报告、可疑交易预警、监管有权冻结基金和停止资金流动。 所以，真正有机会的从来不是“钻空子的人”，而是： • 提前研究监管边界的人； • 能把交易文件、投资架构、账户路径、税务安排和信息披露体系都准备好的人； • 能够在政策一旦出现窗口时，迅速把商业需求翻译成可落地法律结构的人。 六、从涉外投资律师的判断看，谁应该最早关注这个议题？ 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类主体，应当从现在开始关注。 第一类，是已经在越南有实体项目，但融资与资本结构还比较传统的产业投资人。未来若制度松动，他们最容易直接把既有项目嫁接进更高阶的资本工具。 第二类，是有意把越南作为区域平台，而不仅是单一生产基地的中国企业。这类企业将来真正竞争的，不是越南工厂谁建得更快，而是谁更早把越南纳入区域资金与资产配置体系。 第三类，是能够承接制度红利的专业服务团队。包括律师、会计师、税务顾问、基金结构顾问、托管与金融中介。任何新型金融规则正式落地前，市场最先需要的永远是“解释规则的人”和“把规则做成交易的人”。 七、结论 从目前掌握的制度背景和研究材料看，笔者的结论很明确： 第一，今天不能把“人民币基金通道”表述为越南已经正式落地的现行政策，这一点必须谨慎。 第二，但从越南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建设方向看，未来在受控沙盒框架下探索离岸人民币基金安排，具有被讨论和被局部试验的现实空间。 第三，一旦未来政策发生边际变化，真正先受益的，不会只是会投钱的企业，而是那些已经提前完成法律、资金、税务与交易结构准备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长期处理越南跨境投资项目的律师，笔者认为这个话题值得现在就开始研究。因为对真正的跨境投资人而言，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政策出来之后第一时间转发”，而是在政策还处于方向形成期时，就已经看懂它可能改变什么。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通过日常经验与逻辑推理，从反面的角度论证了虚拟货币的永续合约交易并非赌博，本文将从正面角度论证永续合约的本质是什么。简而言之，它是由远期合约一步步发展而来的金融衍生品。 一、永续合约中“合约”的含义 “永续合约”由“永续”与“合约”两个词构成。我们先讲清楚什么是“合约”，再讲合约如何实现“永续”。 （一）远期合约的形成 “合约”指远期合约。什么是远期合约？简而言之，就是买卖双方在当下达成交易，约定未来交货付款的一种合同。比如买卖双方约定，卖家出售一千吨粮食，买家以五十元一吨的价格收购，但交易时间不在现在，而在一年之后。 为什么会产生远期合约这种交易方式？因为人天生是厌恶不确定性的。以粮食生产为例，粮食的产量与价格受到气候影响很大，很有可能第一年歉收，粮食价格暴涨，第二年丰收，粮食价格就大跌。一部分农民和商人都厌恶这种暴涨暴跌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于是一拍即合，决定达成远期合约：无论一年之后粮食的价格是涨到80元，还是跌到30元，我们都以50元的价格成交。这样，厌恶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双方都能得偿所愿，价格被确定，风险被锁定，远期合约就这样形成了。 虽然这是远期合约成立的最初原因，但不代表达成远期合约的所有主体，在签订合约时都秉持着厌恶不确定性的想法。一部分精明的商人可能会想，我从很多渠道得到了消息，明年粮食价格会大涨，甚至涨到100元。只要现在我和农民签订远期合约，明年粮食再怎么涨我也能以低价的50元收购他的粮食，在市场上转手以100元的价格抛售，岂不是能大赚一笔？ 而一部分精明的农民可能会想，商人你才是不懂行情，我们农民改进了种植技术，明年粮食一定会大丰收，粮价跌到20元都有可能，我现在和你签订的协议可是50元，等于我明年每吨白赚30元。如果签单的粮食交货量足够大，农民甚至可以自己化身粮商，从其他农民那里以20元的价格收购粮食，反手以50元价格卖给签订远期合约的商人，农民岂不是也可以空手套白狼？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远期合约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买卖双方对未来价格走势的相反预测。双方都基于自己获得的信息作出预测，且都认为对方的预测是错的，自己的预测才是正确的。双方可能都认为对方很蠢，就这样完成了合约的签订。正是由于预测的方向不同，永续合约的基础——远期合约才能够存在。 （二）远期合约的转让 远期合约还存在一个特点：合约到期前，可以无限制转让，最后持有合约的双方完成交易即可。 它的意思是，当农民A和商人A签订了粮食收购合约，约定一年后交割。在此之前，收购粮食的商人都可以随意转让合约，买方主体可以随意变更。比如商人A签订合约的价格是50元，半年后粮食市价已经达到了70元，商人A觉得粮价此时已经到达了峰值，马上就要跌到40元了，所以他把自己的合约以70元的价格卖给了商人B，商人B也可以继续卖给商人C、D、E等等。直到交割日来临，“击鼓传花”的游戏终止，由最终持有合约的商人支付全部价款。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商人A之所以在粮价70元的时候把未来的合约卖出，是因为他认为未来粮价可能会跌到40元。那商人B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会傻到接盘？答案很简单：商人B之所以从商人A手中接盘，是因为他和A的预测相反，B预测粮价在后半年可能会涨到80元，这样自己无论是继续卖出给C，还是到交割日收购粮食后再卖出，自己都是有利可图的。 可以看到，在合约的转让过程中，产生了第二轮的预测冲突。合约主体转让时的买卖双方，可能并不真的想要货物，他们只是基于自己对未来价格的不同预测进行投机。同合约签订时产生的第一轮预测冲突一样，第二轮的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对价格的预测是对的，对方是错误的。双方可能在都认为对方很蠢的情况下，完成了合约的转让。这是赌博吗？显然不是。 永续合约交易的本质，就是不断重复合约转让这一过程。只不过交割日逐渐从一年后，两年后，变成了二十年后，直至变成永久，也就是没有交割日。 二、期货与杠杆是如何产生的 随着远期合约的发展，人们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毁约怎么办？ 举个例子，远期合约可以不断转让，假如最终接盘的是商人甲，合约约定的交货价格还是50元，但是粮食现价已经到了10元。商人甲如果按照合约收购粮食会亏损一大笔钱。到了交割日，他完全有可能选择直接跑路，拒绝履行合约。同样的道理，假如粮食在交割日的现价已经达到了80元，那持有合约的农民可能干脆选择拒绝向合约方提供粮食，直接将自己的粮食在现货市场上出售。远期合约虽然消除了价格波动风险，但是却带来了信任危机，这叫做交易对手风险。 为了避免交易对手风险，保证金制度和期货交易所随之诞生。期货交易所要求持有合约的双方各自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高的可能达到50%，低的可能只有10%，甚至1%，期货交易所随时监督双方的保证金账户状况，以保证最后持有合约的双方能按照约定完成交割。同时，在期货交易所内，远期合约被标准化、模板化——合约的标的种类、数量、交割时间点等关键信息都被固定。以石油期货为例，本来石油的交易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合同拟定会很复杂，但例如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提供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纽约商业交易所提供的纽约原油期货都可以提供标准化的合约，无论是石油的购买者还是投机客都可以很方便地购买或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期货合约能够更方便的转让交易。这种中心化的场内交易和标准的远期合约的结合，就诞生了期货。 期货交易的保证金制度，正是本案永续合约杠杆的由来。前面说到，为了保证不毁约，双方均需要事先提供保证金。之所以叫“保证金”而不是“本金”，就是因为他只起到保证交易的作用。假如要求事先支付的保证金是50%，等于双方只支付了一半的钱，就约定了未来的全额交易，这就是两倍杠杆；假如保证金比率是10%，意味着双方只支付了总额十分之一的钱就撬动了交易，这就是十倍杠杆；假如保证金比率只有1%，那就是100倍杠杆。 这也就再次回答了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笔录为什么是自相矛盾的：“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真实的永续合约完全不需要杠杆倍率能互相匹配，只要总标的能匹配就可以。为什么总标的一致就可以转让？因为合约是标准化的，操作永续合约的人并不是在创立新合约，而是接手旧合约。所以无论是在涉案公司还是在虚拟货币交易的大平台币安，平台根本不需要去寻找倍率相同方向相反的玩家。 正是由于保证金制度起到的杠杆作用，使得期货交易成为最容易“以小博大”的金融交易制度之一。对投机商而言，只需要用很小的保证金，就可以撬动数额巨大的交易，盈利和亏损都会翻倍上升，这相比于必须投入全额资金的股票现货交易，确实太方便了。以石油期货为例，最近中东局势混乱，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一定会有大量投机商涌入期货市场试图“以小博大”。但有“以小博大”的特征，并不代表它属于赌博，否则连期货交易都变成赌博了。 三、从股指期货的创立到永续合约的本质 之前讲述的期货交易一般都是实物形态的大宗商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期货交易的对象只能是实物，不能是比特币这类非实物。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期货经过发展演变，出现了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也就是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的交易对象是股票价格的综合指数，它由一篮子股票组成。由于对股票市场综合指数未来涨跌的预测不同，看涨和看跌的双方通过购买期货达成了协议，在股指期货的交割日来临时，最后持有合约的卖方（可以理解为之前例子中的农民）不需要拿出现货的标的股票支付，买方（可以理解为之前例子中的商人）也无需交付合约总价值的资金。换言之，对价格走势判断正确（指成交价格相对于开仓价格）的一方是盈利方，判断错误的一方是亏损方。只要计算双方的盈亏金额，直接进行现金结算即可。这就是现金交割。具体方式，就是从亏损方的保证金账户中划出资金，转入盈利方的保证金账户中，从而结束期货合约。 可以看到，股指期货的交割方式，和本案中侦查人员做的虚假笔录极为类似，侦查人员试图让裁判者相信，永续合约就是这样一种和股指期货的交割环节类似的，猜涨跌的过程。很可惜的是，虽然永续合约的绝大多数操作和股指期货并无区别，但永续合约根本没有交割的环节，也就根本不存在“输家给赢家钱”这一结算过程。 之所以永续合约有定语“永续”，就是因为它把最终的交割日无限地推迟。永续合约所有交易的过程只是永远重复比特币合约转让这一过程。再以之前粮食期货合约的举例，就是本应当一年后交割的粮食被无限期的推迟，而从合约订立到合约交割这中间的自由交易、转让合约主体的环节被无限拉长。股指期货也一样，在最终的交割日来临前股指期货合约也可以无限转让。所以，永续合约的本质就是股指期货的变种，它将股指期货的对象从股票综合指数变成了虚拟货币的综合价格指数，把期货中繁琐的交割环节无限推迟，同时把期货合约的自由转让环节无限拉长。 了解了永续合约，可以讲清楚合约交易的本质是什么：用户如果下多单，也就是看涨单，他实际上是买入了一个旧合约。用户如果在永续合约中下空单，也就是看跌单，他实际上是借到了一个旧合约，然后试图通过合约价格下跌套利。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因为永续合约没有结算环节，所以交易永远发生只会发生在合约转让这类型的交易中，根本不存在交割，也就根本不存在类似于股指期货一样的“结算时由判断错误的一方支付现金给判断正确的一方”的情况。 那永续合约的涨跌盈亏又是怎么来的呢？对于看涨的用户，比如他以50元的价格开仓买入期货合约，之后以60元的价格平仓，卖给其他看涨的人，那这笔交易就赚了。这种盈利方式，可以被抽象为他因为预测对了合约会涨，所以盈利。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赚的是交易的差价，不是别人预测错而输给他的钱。 对于看跌的一方，他以50元的价格开仓看跌，这里的开仓并不是他花钱买入合约，而是他先从别人那里（一般是券商或者机构）借来期货合约并卖出，等到价格跌到40元的时候再平仓，这里的平仓指重新买入合约还回去，通过高卖低买的方式赚钱。这种盈利方式，似乎也可以被抽象为他因为预测对了合约会跌，所以盈利。但他赚的同样是交易的差价，根本不是别人预测错而输给他的钱。 简而言之，当我们10元买入，12元卖出，中文的准确描述是“赚了”或者“盈利”了，不会说“赢了”；10元买入，8元卖出，我们会说“亏了”或者“赔了”，不会说“输了”。 讲到这里，永续合约的交易本质已经非常清晰：所有的盈利和亏损都来源于交易，盈亏幅度和虚拟货币综合价格的涨跌挂钩，完全符合交易规律。正是因为没有交割环节，永续合约事实上把最像赌博的，“输家给赢家钱”的股指期货现金交割环节给去掉了。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原则，连股指期货都不是赌博，去掉了股指期货中最像赌博环节这一机制的永续合约，更不可能是赌博了。 四、永续合约的价值与意义 赌博不能为宏观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参与者家破人亡。但永续合约和股指期货一样，在微观层面丰富了投资者的金融工具，在宏观层面对稳定市场也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它和赌博的另一大本质区别。 （一）永续合约和股指期货一样，对稳定市场有重要价值 永续合约是2018年左右被创造出来。新事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质疑，这很正常。因为永续合约的前身——股指期货也一样，它从诞生之初就备受质疑。连人们质疑股指期货的理由都和永续合约一样，都说它是赌博。 现在公认的第一个股指期货的诞生时间是1982年2月，地点是在美国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但股指期货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人提出。当时期货的主要作为农产品价格波动提供风险管理和对冲工具被使用。原因前面已经提到：期货的价格锚定使得它可以控制风险，期货非常方便通过做空获利，所以能够成为对冲工具。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相比于实物商品的价格波动，股票价格的波动更为剧烈，更为频繁，为什么不能发明基于外汇、债券和股票的金融期货，用来管理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呢？ 1977年10月，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式提交了报告，提出开发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期货产品，来规避股票投资中的系统风险。在当时历史最悠久、市场认可度最高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标的指数的首选。但这一设想遭到了普遍质疑，被许多人看作是以股票指数进行“赌博”的行为。道琼斯公司管理层直言：“一群期货商竟然想以我们的指数来赌博”，断然拒绝了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上市道琼斯指数期货的要求。但历史的进步潮流不可阻挡，1982年2月，第一个以价值线综合指数股指期货正式开始交易，1984年，现如今著名的标普500指数期货开始交易。1997年，最开始持拒绝态度的道琼斯指数期货上市。 为什么人们对股指期货的态度从拒绝转变为认同？除了它确实不是赌博，还因为它的做空机制对稳定金融市场、化解金融危机有重要的积极作用。2001年的9·11事件，当股市重新开盘后，股市由于恐慌因素而难以成交，但同时标普500指数期货交易量与持仓量均大幅度增加，说明在极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对风险管理工具需求强烈。2008年“次贷危机”的标志性事件——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消息传出后的9月15日，迷你标普500指数期货，承载了大约3600亿元的抛盘，对于分流股市抛压、缓解美国股市崩盘式下跌作用十分明显。在2008年全年的金融危机中，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尤为出色，不但自身运行平稳，还保持充沛流动性，充分发挥避险功能，承接大量股市抛压，成为风暴中难得的避风港。每当市场出现极端系统性风险时，股指期货市场都成为了股票市场的风险泄洪渠和投资者首要的避险逃生通道。 股指期货的这些功能，被永续合约继承了下来。众所周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价格波动相比于股市更为剧烈，对大量需要避险对冲的比特币投资者而言，永续合约这样一种针对虚拟货币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如果长期不出现，反而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永续合约这一金融衍生品在2018年被创造出来，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对于比特币交易，交易者在持有现货的比特币的同时，持有反方向的永续合约，就可以对冲风险。而当比特币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时，正是由于永续合约的托底与对冲作用，现货价格才不至于恐慌性地一泻千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我国对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持禁止态度，但不代表永续合约对比特币本身的交易没有重要的正面作用。正是永续合约将到期日无限延长这一点，使得交易者无需关心繁琐的交割日，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由选择持有时间。这一优势使得它在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中脱颖而出，广受交易者喜爱。 （二）永续合约的价格发现功能 和其他期货一样，永续合约也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永续合约的价格通常与现货市场价格紧密联系，但不完全一致，这点也和其他期货一样。永续合约使用独有的资金费率机制进行调整。平台每天调整三次，每次间隔8小时。如果永续合约价格高于现货价格，资金费率为正，多头需要支付费用给空头；如果永续合约价格低于现货价格，资金费率为负，空头需要支付费用给多头。这也是为了保证买卖盘之间的总体平衡。对于交易者而言，他们需要额外关注资金费率的波动，以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永续合约对现货价格产生影响的功能，以及其独有的资金费率机制，是任何赌博都不可能出现的机制，本质上是“反赌博”的。 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与不接纳，在任何社会都可能会出现。我国的股指期货交易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的海南，运行了半年时间才被暂停。当时暂停的理由是“券商未经批准不得开办指数期货交易业务”，这个理由不是说它在赌博，更不是开设赌场。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销售食品需要获得关于食品卫生的行政审批，但没有获得相关行政审批，不代表销售的就不是食品。

2024年2月，笔者接受当事人A本人的委托，担任其开设赌场罪一审阶段的辩护人。本案被告20余人，前后7次开庭，一审于2025年7月判决当事人A免予刑事处罚。2026年2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将一审所有被判处实刑的被告人改判缓刑。 本案辩护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第一，A是同级别的被告人中唯一不认罪的。其余同级别的被告人认罪认罚，检察院给的量刑建议是缓刑。但由于A的坚持与辩护人的辩护，一审法院在宣布对A免予刑事处罚时，不得不同时宣布和A同级别的另外两名被告也免予刑事处罚。显然，法院这样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比较罕见，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本案在庭前会议阶段成功排非，A的庭前有罪供述被全部排除。 辩护人在本案中的辩护工作不仅得到了A的认可，还获得了其他同案被告的肯定。甚至有同案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在看守所传话给家属，让家属联系笔者，给他本人的二审辩护方向提出建议。鉴于本案属于虚拟货币相关的新型案件，可供分析的辩护点较多，将分为上中下三篇文章进行分析。前两篇文章主要讨论案件的实体法律认定，最后一篇文章将介绍本案跌宕起伏的程序辩护过程。 在实体认定部分，辩护人将论述的重点从A的个人行为移开，而是详细讲述A所在的公司运营虚拟货币合约交易的本质。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部分金融知识。但不要慌张，内容并不晦涩难懂。辩护人也是通过办理这起案件，学习理解了相关知识，并讲给了同样没有金融背景知识的一审法官。从庭审表现与一二审的判决结果反推，法官确实理解了相关知识。 一、一起“完美”的“远洋捕捞”案件 本案堪称一起“完美”的“远洋捕捞”案件。刑事领域的“远洋捕捞”，特指公安机关趋利性执法，异地查封外省公司财产的案件。在“远洋捕捞”这个词被广泛熟知之后，在2024年至2025年，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对跨省“远洋捕捞”行为进行了限制，但本案发生于文件出台前的2022年9月。根据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接受委托之后的了解，本案是东北某地公安前往上海市，没有阻碍地将A所在的互联网公司员工以诈骗罪全部拘留或指居，并在之后更改侦查罪名为开设赌场罪。 该互联网公司从事虚拟货币的交易服务，资产主要表现形式为泰达币（简写为USDT，一种币值锚定美元的稳定虚拟货币，可简单理解1USDT=1美元），由公司老板杨某掌握。东北公安通过“安排”本地报案人，将上海的公司与东北建立联系，获得管辖权。在抓获杨某后，杨某笔录记载其在拘留期间，“自愿”找到一个兑换商，将公司账户内490万USDT全部兑换为3025万人民币，并“自愿”将3025万人民币上交到财政扣押款专户。这一切完成之后，杨某及公司所有人全部被取保候审。 之后，杨某不知通过何种方式，绕过了“边控”，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往了国外，剩下自己公司的员工继续留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这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公安自始至终没有扣押一分钱现金，所有的财产是杨某自愿兑换，自愿上交，省去了“远洋捕捞”类案件可能出现的不少法律麻烦；杨某上交的是其掌握的公司财产，不涉及其他被告人，其他被告没有追索权；杨某逃往国外，大概率不会回国索要财产，司法机关没有后顾之忧；同案其他被告因为杨某的行为，被全部取保……很难说这一结果不是“多赢”，只不过我们要多问一句，这种“完美”的“远洋捕捞”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二、两份起诉书与“永续合约” 本案先后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起诉书。第一份起诉书很简略，然而经过几次开庭，公诉人根据庭前会议及庭审的变化，重新调整了起诉书。两份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2020年6月至2022年9月期间，由杨某（取保候审期间在逃）出资搭建网站，利用境外虚拟货币价格趋势招揽会员赌博虚拟币价格涨跌结果，网站以手续费的名义从中收取抽头渔利。同时网站还向会员提供‘杠杆’以增大赔率的方式刺激会员以小博大。被告人在网站中分工协作，为赌博网站提供技术支持、交易监控、发展会员、投放广告、设计宣传等服务，为该平台持续运行吸引用户提供保障。” “网站研发后，用户登录网址或者通过下载安装APP，注册账号后，使用虚拟货币USDT充值到其账号的虚拟钱包内，可选择USDT、BTC、EHT等不同币种的虚拟货币合约，下单交易金额，点击‘买入开多（看涨）’或‘卖出开空（看跌）’，并可添加1-150倍的杠杆，确认开仓后不可更改交易内容，永续合约无到期时间，会员可以在任何时段进行平仓操作，通过不确定的行情数据的涨跌进行获利，赔率即涨跌幅度。网站技术人员将在其他交易所获取的行情数据整理后呈现在网站上供平台用户在建仓前、后通过行情走势来选择开多、开空及平仓等具体操作。当行情波动到达用户预先设置的止盈止损值时，系统会自动为用户进行平仓；如果达到预警值，系统会提示用户是否加仓操作，如果操作不及时，行情继续波动至预估强平价，系统将会对这个仓位进行强制平仓，即造成爆仓，用户的所有投注金额均亏损。平台通过用户提现、买入、卖出过程中收取手续费盈利。期间，平台通过对冲手段，即通过技术分析判断平台用户买涨买跌不平衡后到其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下单投注，从而减少平台可能面临的风险，保障平台持续运营。” 可以看到，第二份起诉书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永续合约”。永续合约具体怎么操作，在公安安排的本地报案人的笔录中是这样描绘的： “我在百度搜到一个APP，这个APP是可以进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于是我就下载了这个APP。我先是花了7000元人民币购买了1045.2个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名称为：USDT，俗称泰达币），并全部充值到了这个APP内，我准备先拿这1000U玩永续合约，如果挣钱了我再往里多投一些，于是我就开始在APP内进行操作了，最开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使用了45.2个USDT购买了一种BTC/USDT的永续合约”。 “比如说，我刚才看好BTC/USDT，也就是现在看好比特币（BTC）兑换泰达币（USDT）的行情，假设现在一个比特币市值2万USDT，我可以在此时买入开多，就是看涨也可以买入开空，就是看跌，有点像老百姓说的买大小，并且在这个时候可以加0-80倍的杠杆，假设我的本金是2000USDT，这时候我可以加10倍杠杆，如果比特币的行情由2万USDT涨到了2.1万USDT，就相当于涨了5个点，我的本金因为10倍杠杆的就由2000-USDT涨到了3000USDT，反之，比特币的行情由2万USDT跌到1.9万USDT，就跌了5个点我的本金就会减少1000USDT，如果比特币兑换USDT行情跌10个点的话，由于10倍杠杆，我的2000USDT的本金就会被强制平仓。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也会根据固定的比例抽取相应的手续费。” 而同案被告人在庭前所做笔录也有类似的描述：“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这时我们平台会到别的交易所同样做永续合约，在别的交易所买入1千USDT，同样看涨并加持相应倍数的杠杆，会比80倍小，具体多少还需要一些数据分析，这样就是把风险转移了”。 结合两份起诉书与笔录对交易过程的描述，只看这些内容，这个开设赌场案件仿佛呈现出这样的图景：有一个赌比特币涨的玩家，他到涉案平台，也就是所谓的赌场下注，平台就需要找到另一个赌比特币跌的玩家。之后，平台将两个玩家引到一个赌桌上，双方结对，绑定在了一起。之后赌局开始，比特币价格发生变动，根据价格变动的多少，由输的一方给赢的一方钱，最后涉案平台作为赌场抽取渔利。初看起诉书和笔录，辩护人对本案的印象就是如此——这不就是最典型的开设赌场吗？查阅了相关案例，辩护人更加绝望：在本案之前，已经有若干虚拟货币永续合约的案件被判了开设赌场罪，难道本案和之前的案例存在不同？本案的整体定性辩护是不是没有空间了？ 三、两个无法解释的矛盾 在阅卷初期，辩护人一度做了准备放弃案件整体定性辩护的打算。但接触一个新事物就要努力将它弄清楚，这个办案习惯给案件带来了意外的转机。辩护人在复盘整个赌博过程时，始终有两个细节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这毕竟不是面对面的赌博，而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的赌博。按照前面的赌博模型，输家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被平仓了，为什么不能选择提前结算离场呢？如果输家选择想少输一点，他是不是要解除和赌桌上另外一方的绑定才能提前离场？如何提前解除赌博离场呢，他是不是要跟同一个赌桌上的赢家商量，说“这场我输的差不多了，请你同意我离场，咱们提前结算吧？”如果系统允许这样的线上交流，赢家要是觉得还没赚够，不允许输家离场，那该怎么办呢？ 第二，所谓的赌博系统，究竟该如何进行不同真实赌客的精准匹配呢？根据在案笔录描述，“比如某客户做永续合约，买入1千USDT，看涨并加持80倍杠杆。但是这时在我们平台内还没有客户买入1千USDT，看空并加持80倍杠杆”。这个描述看上去很符合公安机关认为的永续合约：平台似乎会为所有在永续合约“下注”的人，找到另一个和“下注”方下注金额一样，杠杆倍率一样，且下注方向相反的人，只有这样赌局才能够成立。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输家输多少，赢家就赢多少。 但问题是，卷宗内永续合约操作界面的截图显示，杠杆倍率这一栏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更别提“投注金额”和“投注方向”了。这一下子就产生了三个变量。既然“投注金额”、“倍率”以及“投注方向”三个变量用户都可以自由选择，变化必然很多。按照笔录里的说法，双方的投注金额、倍率必须完全匹配，且投注方向相反，“赌局”才能成立。想想也知道这样能匹配上的概率一定非常低，能不能成交完全碰运气。既然这样，赌博平台怎么保证流动性呢？但起诉书已经表示，涉案公司的涉赌资金高达3000万人民币，这显然不是流动性差的平台能够做到的。 “这个线上赌博系统究竟怎么进行匹配，怎么进行结算？”只看笔录，这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回答。需要注意，以上两个无法解释的疑问都是基于逻辑的推导产生的。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没有涉及到“永续合约究竟是什么”这一话题。 四、指导性案例146号带来的启发 办理这类新型的开设赌场类案件，任何裁判者与辩护人都无法忽视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146号陈庆豪、陈淑娟、赵延海开设赌场案（）。 该案认定利用外汇走势开设赌场的描述如下：下载安装市场行情接收软件和龙汇网站自制插件，选择某一外汇交易品种，并选择1M（分钟）到60M不等的到期时间，下单交易金额，并点击“买涨”或“买跌”按钮完成交易。买定离手之后，不可更改交易内容，不能止损止盈，若买对涨跌方向即可盈利交易金额的76%-78%，若买错涨跌方向则本金全亏，盈亏情况不与外汇实际涨跌幅度挂钩。 可以看到，指导性案例显示的不是玩家和玩家对赌，而是玩家和庄家（网站）对赌。而且他们设定了固定的到期时间（1分钟到60分钟），中途不能止盈止损。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玩家和庄家对赌，赌局已经开始但还不存在确切的结算时间，甚至参赌人员可以自由延长或者缩短结算时间，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第10分钟参赌人员还是输，第15分钟就赢的情况。这绝对是任何一个庄家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结算时间一定固定。如果是玩家之间对赌，输的一方完全可以耍赖皮去延长结算时间，期待结果发生逆转。这一定会带来赌博结算的困难与秩序的混乱，任何赌场都不会允许。 五、赌博结算的本质——买定离手 回过头看两份起诉书，起诉书居然认定涉案公司允许玩家之间对赌，并且允许玩家自行设置止盈止损点。这就违背了赌博结算的最典型的特点——“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这个词发源于赌场，是赌博的显著标志。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存在一个确切的终止时间点，在终止时间点之前可以改变投注，之后不能改变。第二，在买定离手之后，将会有另外一个确切且固定的时间点显示赌局结果，并进行结算，由赌输的一方支付给赌赢的一方。可以说，任何的赌博都必须存在买定离手，没有买定离手，赌博将根本无法进行，赌场的秩序也将无法维持。而永续合约根本不具备“买定离手”的特征。 如果存在一个赌场利用永续合约赌博，并套用“买定离手”的设定，它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分时间段下注的特性。分时间段就意味着赌局有固定存在的结算时间点。举个例子，参赌人员需要预测某一个确定时间段之后比特币的价格走势，时间段可能是1分钟或者1小时。参赌人员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参赌，但一旦确定了涨跌方向和结算的时间点，就不能再改变。这才叫做“买定离手”。 为什么指导性案例146号的赌博平台选择平台坐庄，和玩家之间赌博，而不是玩家之间互相对赌呢？理由也很简单：假如玩家之间对赌，一个玩家随意选择了某一个确定的结算的时间点，赌博系统就需要去寻找方向相反，结算时间段长度精准匹配，且下注金额都完全一样的另一个玩家，这样赌局才能进行。但三个变量都随机变化，想匹配上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为保证赌博正常进行，干脆由系统出任庄家，完成与下注人员的匹配。这就是为什么在指导案例中涉案平台的系统设定不是玩家间对赌，而是系统和玩家对赌。 通过前面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自然而然的结论：第一，任何一个赌博系统想要成立，必然会存在“买定离手”。第二，如果在“买定离手”前玩家被允许对多个变量进行个性化的调整，为了维持赌博，系统将不允许玩家之间对赌，而会选择由自己出任庄家，与玩家对赌。 六、永续合约究竟存不存在明确的结算点？ 哪怕不看案卷材料，只看起诉书的描述，我们就能发现永续合约根本不存在任何确定性的结算时间节点。“永续合约”的定语“永续”的意思就是可以永远持续，只要不被强制平仓，就可以长期持有。同时，按照起诉书的描述，玩家还被允许在中途随意下止损止盈单或者市价单，在任意时间点出售自己的合约。换言之，玩家可以自由决定所谓的“赌局结算”。这就彻底违背了“买定离手”的最根本的要求。此外，庭审时公诉人也强调并确认了，本案的永续合约是在不同玩家之间进行的，平台完全不参与和玩家的对赌，这种机制也完全无法维持赌博的长久运行。 前文所述的“买定离手”，归根到底就是要求任何赌局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结果，没有结果就完全无法计算输赢。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本案的“永续”二字意味着永续合约甚至可以允许永远不出现“赌博的结算”。这就完全违背了赌博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大量的玩家都是长期持仓，甚至有玩家几百天不平仓，不进行所谓“赌博的结算”。 可能有人会这样分析永续合约：这个系统允许加杠杆，加杠杆就意味着输家有被强制平仓的风险。一旦输家被强制平仓，那岂不是就一定会出现结果？这不就是赌局的结算？ 这个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强制平仓触发的机制是这样的：假如交易者加了两倍的杠杆，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钱他并没有出，他只用了一半的钱就撬动了完整的交易，好像只花了5元钱就买了10元钱的商品一样。此时如果比特币的价格变动超过了50%，且变化方向和玩家下注方向相反，这就等于玩家不仅把自己的保证金赔光，还把不属于自己的那一半钱也赔进去了。系统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持续，所以就给玩家两个选择，要么追加资金，维持交易；要么被强制平仓，玩家被强制结算。同样的道理，杠杆越高，更小的价格变化幅度都有可能触发强制平仓，如果加到10倍杠杆，就意味着只要下注输了10%，玩家就来到了强制平仓的临界点。 但永续合约允许将杠杆倍率设为1。没上杠杆意味着大量的用户是“全款买现货”，就好像股票一样，只能用10元的价格去买价值10元的股票。二级市场的股票的价格永远不可能为0，哪怕股价从10元跌到1分钱，再怎么亏损都是浮动亏损，用户都可以选择硬扛着不卖，让实际的亏损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股票不卖就永远不会亏损”。永续合约也是这个道理，对于大量不上杠杆的用户，一旦没有了被强制平仓的风险，他们操作永续合约和操作股票的机制非常类似。因为比特币的价格永远不可能为0，用户可以选择永远不主动卖出平仓。只要不进行所谓的“赌博结算”，赌博将永远没有结果，所谓的赌博又怎么可能存在呢？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上了杠杆的永续合约就一定会有结算环节，就符合存在“赌博结果”的特征了。即使上了杠杆，永续合约也不是必然触发强制平仓。比特币的价格完全可能长时间在一个区间内来回波动，涨跌幅度始终触及不到强制平仓线，玩家可以始终不去主动平仓，“赌博的结算”就可能始终不会发生。而这种情况，才是永续合约玩家的常态。 七、会有赌场贴钱给输光本金的赌徒吗？ 在本案办理过程中，辩护人在本案电子数据中发现了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指向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涉案公司居然会“贴钱给输光本金的赌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知道，开设赌场的目的永远是赚钱获利，无论是赌场自己坐庄，还是玩家之间对赌时赌场抽头渔利，没有一个赌场会替输家额外买单。输家一旦输光本金就自动清盘退场，赢家赢的钱永远不可能比输家的“全部身家”还多，这也是基本常识。赌博中绝对不可能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玩家输的钱居然超过了他自己的全部身家财产，以至于赌场要替输家贴钱。所以，如果出现了玩家之间对赌，赌场还要给输家贴钱的情况，是不是赌博就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本案就出现了平台给用户贴钱，为用户承担额外亏损，这个现象就是“穿仓”——一个在期货交易中很常见的术语。 穿仓是指，当投资者持仓方向与市场走势相反且杠杆较高的情况下，由于市场波动较大，客户的亏损迅速增加，导致保证金账户变为负值。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仅损失了全部保证金，还会有额外的亏损。 如果不了解证券期货的交易模式，就会产生疑惑，如果上了杠杆之后亏损达到了强制平仓线，不就会自动强制平仓吗？为什么还会有额外亏损，产生穿仓呢？这恰恰是因为永续合约的本质不是赌博，而是交易。 如果永续合约是赌博，那么完全不会存在穿仓。因为赌博系统掌控着所有资金的调配，一旦赌局产生结果，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系统对现有资金进行分配。但在交易中则不然，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挂出买卖单不代表买卖会即时成交。在市场波动较大时，即使以当前市场价格抛售，也有一定概率无法立刻成交，这是因为证券期货交易存在一定的时延性，换言之——滞后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交易者以当前市价在市场喊出自己的报价时，往往能瞬间交易完成，这短暂的时延性可能感受不到。但当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时，时延性的影响就很致命了。 举个例子：比特币价格大幅下跌，一位用户因为上了杠杆，比特币的跌幅已达到了他的自动平仓线。此时系统就会选择以当前市价挂卖出单，替用户强制平仓。但由于市场在下跌区间时，买盘可能并不多，交易的时延性就导致之前能立刻交易完成的卖出单此时没有立刻成交。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比特币又跌到了更低的价格，系统不得不以最新的市场价格重新挂单，直到交易完成。以最新、最低价格交易产生的亏损，完全有可能使亏损进一步扩大，以至于用户的保证金已经无法覆盖，最终亏损由平台承担。 穿仓这一交易中才会出现的现象，证明了永续合约的本质是交易。在交易中，一切都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没有谁对资金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也没有谁能够做到想买就买，想卖就卖；更没有人能在交易中永远即时成交。赌博就完全不同：在赌博中，赌场拥有绝对的资金调配权，它只要想结算就能立刻结算，想终止就能立刻终止。赌局一旦有结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赌场依据赌局结果分配资金，绝对不可能出现赌场想结算却无法结算，产生了额外亏损还需要赌场承担的情况。 此外，涉案公司为防止穿仓设置了一些制度，恰恰是不符合客户利益，“将赌博客户赶走”的制度。比如维持保证金率制度，公司不触发强制平仓的维持保证金率实际上是梯度设置的，而且比本应和杠杆倍数完全成反比的保证金比率低。有些员工在讨论时说道：“10倍和5倍的维持保证金都是3%，所以不会是波动10%、20%才爆仓。那样我们会穿仓很多。”“我们的维持保证金率不算高”“各家都不会让用户在10倍的时候波动10%才强平，那风险得多大”“交易所自己出钱垫穿仓，那得亏死”。这些制度设置显然是违背客户利益的，本来客户涨跌10%才到强平线，但在涉案平台开仓，波动幅度到3%就可能强平，这明显是把客户赶走的制度。 为什么公司不惜得罪用户也要设置这么多限制？原因还是在于交易的时延性导致的穿仓风险，在于平台内发生的都是真实的交易，而非赌博。正是由于平台完全无法控制交易的结束，无法避免真实交易带来的时延性，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垒厚自己的城墙，不惜得罪客户，也要额外限制杠杆倍数，降低维持保证金率。这样做平台才不至于承担过多的穿仓。但如果这是一家具有“买定离手”性质，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即时终止赌局的赌场，以上防火墙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八、交易者保护基金是什么？ 辩护人在查阅电子数据时，看到了涉案公司关于“交易者保护基金”的文档规定。而交易者保护基金的资金来源，又一次证明了永续合约交易的属性。 该项制度主要内容如下：平台使用投资者保护基金来确保强平破产清算过程的顺利完成，当仓位的亏损大于保证金时，保护基金会填补穿仓损失。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基金来自于合约强制平仓产生的结余资金。强制平仓时，以破产价挂单，在市场上进行撮合成交。保护基金额的增长来自于强平委托订单在市场上因优于破产价的价格成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交易者投资者可以参考“投资者保护基金”历史数据显示基金当前的余额。这是一个透明且公开的机制，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查看保险基金的余额和记录。 为什么以破产价挂单的强平委托订单，最终还会出现优于破产价成交的情况？这还是因为真实交易的时延性。比如比特币价从12元跌到10元，此时触发了强制平仓，系统以当前市价报价执行强制平仓，但由于真实交易的时延性，报价还未成功，币价又回升到了11元。直到此时强制平仓才终于完成。这就产生了强平委托订单成交价格优于破产报价的情况，少赔了1元钱。强制平仓完之后还有剩下的资金。平台就把这些剩余资金汇总，形成了交易者保护基金。这一资金来源，再一次证明了平台根本无力控制真实的交易，这和赌博的本质完全不同。 前面的内容，是在阐述永续合约和赌博的本质矛盾点。那么永续合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发展轨迹又能给我们的辩护带来哪些启示？这些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

01、导语，把“能做”变成“做得稳”，关键在税务、资金与用工三条主线 中国企业进入巴基斯坦市场，常见的商业目标包括：设立本地公司承接项目、开展进出口贸易、布局制造基地、获取矿权/资源并进行开发，或通过园区平台参与中巴经济走廊（CPEC）相关产业合作。 但从合规视角看，落地后的“第一年”往往不是业务增长最快的一年，却是风险最集中暴露的一年。原因在于：企业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税务合规体系、外汇与跨境资金链机制的搭建。一旦其中任何一条出现断裂，轻则影响回款与运营效率，重则触发行政处罚、账户冻结、人员出入境受限或项目停摆。 本文依据《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巴基斯坦（2024年版）》《2001年所得税条例》《2024年财政法案》及FBR2024 -25第01号通函，对税制框架、税务筹划与申报、外汇管制进行系统化梳理。 02、税务合规：先搭框架，再谈筹划 来源：Mehr News Agency 侵删 （一）巴基斯坦税收体系：联邦与省级并行，税种结构“直接税+间接税” 从税制架构看，巴基斯坦实行联邦与省级并行的征管体系： 联邦税收：所得税、销售税、关税等，由联邦税收委员会（FBR）管理。 省级税收：财产税、车辆税、消费税、印花税等，由各省财政部门负责征收。 税负构成上，通常可分为： 直接税：所得税（Income Tax）、劳工福利基金（Workers Welfare Fund）、劳工参与基金（Workers Participation Fund）、资本税（Capital Value Tax）等。 间接税：关税（Customs Duty）、销售税（Sales Tax）、联邦消费税（Federal Excise Duty）及其他税费。 对企业的现实意义是：税务合规不仅是“申报所得税”这么简单，还涉及进口环节税费、销售税/服务税、预提税、印花税等多税种协同；同时，跨省经营或服务交付还可能触发不同省的服务销售税规则。 （二）税法体系：以所得税条例与销售税法案为主干 巴基斯坦税法体系的主要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2001年所得税条例》《2002年所得税规则》 《1990年销售税法案》 《2005年联邦消费税法案》 《2011年信德省服务销售税法案》 《2012年旁遮普省服务销售税法案》 以及其他省级服务销售税条例 在实务中，建议企业建立一份“适用法谱系清单”，至少覆盖：公司所得税、预提税（跨境支付）、销售税/服务税、关税与进出口环节税费、印花税与合同税费，以及与用工相关的法定缴费项目。 （三）企业所得税（CIT）：居民/非居民口径、税率与预提税机制 1.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先确定纳税身份与征税范围 居民企业通常包括：在现行法律下成立或合并的，实际控制或管理机构在巴境内的，以及按所得税法规定某些政府主体被视为居民企业。居民企业一般就其来源于境内外的全部经营所得纳税（全球征税口径）。 非居民企业一般指在某一纳税年度内任何时候其实际控制和管理地不完全位于巴境内的企业，仅就来源于巴境内的收入征税（属地征税口径），范围包括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股息红利、债务利润、租赁、航运、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等。 对中国企业而言，第一步是明确本项目/本业务是通过巴基斯坦本地公司承接（居民企业），还是以境外主体向巴提供服务/许可/设备并在巴构成收入来源（可能触发非居民纳税及预提税）。 2. 企业所得税税率（参考口径）：注意税率与公司类型挂钩 《2024年财政法案》及FBR 2024-25 第01 号通函 2024-25财年（2024.7.1-2025.6.30）税率体系依据（Finance Act 2024）及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局（FBR）官方通函制定，具体如下： （1）居民企业：全球所得征税，按类型梯度划分 居民企业需就全球范围内的应税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核心税率按企业规模、行业属性划分： 企业类型 2024-25财年税率 适用范围及条件 一般居民企业 29% 非小型企业、非银行类、非特殊行业的普通注册公司（含私营有限公司、公众有限公司） 小型企业 20% 年营业额≤2.5 亿巴基斯坦卢比（PKR），且满足当地工商注册与税务登记要求的小微企业 银行类企业 39% 持巴基斯坦央行牌照的商业银行、伊斯兰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 能源类特殊企业 分档适用 石油天然气公司、炼油厂、燃气管道公司按行业专项规则执行（如炼油厂最低税率 0.5%） （2）非居民企业：仅就巴基斯坦来源所得征税 非居民企业（无巴基斯坦注册、无实际管理机构在巴）仅需就巴基斯坦境内来源所得缴税，税率与经营模式强相关： 经营模式 2024-25财年税率 适用范围及条件 非居民公司 按来源所得适用29% 基准税率 无本地分支机构，仅通过跨境贸易、服务提供取得境内收入 境外分支机构 / 常设机构（PE） 按境内归属所得29% 计税 境外企业在巴设立办事处、项目组、代表处等常设机构 预提所得税（关联经营） 分业务类型差异化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技术服务费等跨境支付 （3）特殊主体与行业：差异化税率 除上述基础类型外，部分特殊主体与行业享受专项税率或优惠政策。 特殊主体/行业类型 2024-25财年税率 适用范围及条件 Modaraba （伊斯兰合伙制企业） 25% 伊斯兰金融体系下的合伙制投资主体，需符合伊斯兰教法及证监会监管要求 农业类企业 10%—15% 从事农业种植、初加工的企业；需经省级农业部门备案，且农业收入占比超 70% 高新技术企业 15% 经巴基斯坦投资委员会（BOI）认定的科技企业；优惠期自盈利年度起共 5 年 特殊经济区域企业 0%（全免） 入驻瓜达尔港自由区、中巴经济走廊（CPEC）重点产业园区的企业；免税期自盈利年度起共 23 年，期满后适用 29% 基准税率 （4）特殊规则：附加费与最低税负 高利润附加费：对个人及其关联方收入超过1000万巴基斯坦卢比的，按10%的税率分别征收附加费用。 最低税负：企业年营业额超1亿卢比，但导致实际应纳税额为零或低于法定最低标准，按0.25%—1.25%营业额征收最低企业所得税，避免税收规避。 “小型公司”存在成立条件（注册时间、资本与储备、雇员人数、营业额阈值、非分立重组等），企业若拟以“小型公司”口径享受税率利益，应在公司设立阶段就对股权结构、资本安排、用工规模与收入预测进行合规设计，并保留证据链以应对税务核查。 3.预提税（Withholding Tax）：跨境支付最易“踩雷”的环节 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巴基斯坦的所得通常适用预提税，并列举了可能适用不同预提税率的支付类型，如特许权使用费、离岸数字服务费、航运/空运收入、保险费、广告服务、货物销售款项、向常设机构支付的服务费等。 同时，指南明确：巴基斯坦允许外国投资者将资本、资本所得、红利和利润汇出，红利和利润汇出通常征收10%代扣税（预提税）。 这里的关键建议是：企业在签署任何跨境付款条款前，必须完成“三件事”： （1）确认付款性质：货款、服务费、技术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租金等。 （2）确认税务处理：是否适用预提税、税率多少、由谁承担（含税/不含税、gross-up条款）。 （3）确认外汇路径：该款项是否属于需要央行审批的非贸易项下汇出（见下文外汇管理章节）。 4. 企业所得税优惠：园区优惠与行业性优惠并存 特殊经济区（SEZ）：2018年巴基斯坦确定9个特殊经济区作为CPEC项下优先园区；根据2012年《特殊经济区法》，区内企业可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瓜达尔自由区：2019年巴总统签署并颁布税收优惠政策法令，明确自由区内投资企业享受23年关税、销售税、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实务提示：是否“能享受优惠”，取决于企业是否完成园区准入、备案与持续合规条件（如投资额、行业属性、场地、申报义务等）。建议在立项阶段形成“优惠适用条件清单+证据留存清单”，避免出现“口头承诺可享优惠、落地后无法兑现”的情况。 03、个人所得税（PIT）：外派人员与本地高管的合规关键 巴基斯坦居民纳税人对全球所得纳税，非居民仅对来源于巴境内所得纳税；并给出了按“工资收入占比”区分的税率表及高收入人员附加税规则。 《2024年财政法案》及 FBR 2024-25 第01号通函 工薪个人税率表（工资收入占比＞75%） 序号 应纳税所得额（PKR） 税率 1 不超过 600,000 0% 2 600,001 – 1,200,000 超过 600,000 部分的 5% 3 1,200,001 – 2,200,000 30,000 + 超过 1,200,000 部分的 15% 4 2,200,001 – 3,200,000 180,000 + 超过 2,200,000 部分的 25% 5 3,200,001 – 4,100,000 430,000 + 超过 3,200,000 部分的 30% 6 超过 4,100,000 700,000 + 超过 4,100,000 部分的 35% 《2024年财政法案》及 FBR 2024-25 第01 号通函 非工薪个人及 AOP 税率表（工资收入占比≤75%） 序号 应纳税所得额（PKR） 税率 1 不超过 600,000 0% 2 600,001 – 1,200,000 超过 600,000 部分的 15% 3 1,200,001 – 1,600,000 90,000 + 超过 1,200,000 部分的 20% 4 1,600,001 – 3,200,000 170,000 + 超过 1,600,000 部分的 30% 5 3,200,001 – 5,600,000 650,000 + 超过 3,200,000 部分的 40% 6 超过 5,600,000 1,610,000 + 超过 5,600,000 部分的 45% 对于中资企业，更需要落地的不是“税率背诵”，而是以下合规动作： 1.外派人员身份判定：是否构成居民纳税人（如一年累计居住183天等规则）。 2.薪酬结构与代扣代缴：工资、补贴、福利、奖金、驻外津贴等是否属于应税项目，是否需要代扣代缴。 3.合规证明与跨境协同：薪酬发放地、社保/福利安排，以及与境内税务合规的衔接（如需适用税收协定争议解决机制，见后述争议章节提示）。 04、销售税、消费税、关税与印花税，贸易与制造企业的“成本四件套” 1.销售税（Sales Tax） 在巴境内销售应税货物或进口货物入境需缴纳销售税；税率通常为18%，联邦政府可调整特定货物税率。 对企业的实务含义：进口环节销售税与本地销售环节销售税，往往直接影响现金流；企业需要在采购、定价、库存与开票流程上实现“可追溯、可抵扣（如适用）、可对账”。 2.联邦消费税（Federal Excise Duty） 《2005年联邦消费税法案》项下消费税覆盖烟草、饮料、电信服务等领域，并按商品类别与服务类型设定差异化税率。 建议：若企业涉足通信、广告、特定消费品或相关服务，应在合同与开票阶段明确消费税税目与税率归类，并评估是否存在代扣代缴义务与罚则风险。 3.关税（Customs Duty） 关税由隶属FBR的海关部门征收，普通商品基本关税通常为5%—10%，税率随商品类别、附加税政策及贸易协定动态调整；符合条件的企业（如本地制造企业进口生产设备）可能享受关税减免；与中国、东盟等自贸协定项下商品可享受优惠税率。 建议：进口设备/原材料前完成“HS归类+优惠原产地规则+免税条件核验+清关文件清单”四步法，避免因归类争议、文件瑕疵或优惠条件不满足造成补税与滞纳金风险。 4.印花税（Stamp Duty） 不动产出售或转让时按财产价值缴纳省级印花税；签订合同及部分交易也可能涉及印花税。 建议：在重大合同（尤其涉及土地/房屋租赁、资产转让、融资担保、工程承包）签署前，先由本地律师核验是否触发印花税及其缴纳主体、计税基础与未缴后果，避免合同在争议时因形式瑕疵影响可执行性。 05、税务筹划：在合规边界内做结构优化（而不是做“风险转移”） （一）税务筹划的目标：确定性、可解释性与可持续性 在巴基斯坦经营，税务筹划不应追求“极限降税”，而应追求三项确定性： 交易结构可解释：商业目的清晰，资金与合同一致。 资料链可支撑：发票、合同、付款凭证、海关文件、董事会决议、转让定价资料（如适用）齐备。 税务处理可复制：年度可持续执行，避免因一次性安排导致长期合规成本上升。 （二）跨境交易的“筹划三角”：预提税、外汇审批与合同价税 针对最常见的跨境支付（服务费、技术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等），建议以“筹划三角”校验： 1.预提税：税率、计税基础、代扣主体、gross-up条款。 2.外汇合规：是否属于非贸易项下汇出、是否需要央行审批、需提交哪些材料。 3.合同价税：合同是否约定含税价、税费承担与税务配合义务，发票与付款路径是否一致。 在实践中，许多税务争议并非源自税率本身，而是源自合同条款与付款事实不一致或付款性质被重新定性。 （三）园区与优惠政策的合规使用：先“落资格”，再“享优惠” 对于拟落地特殊经济区/自由区的企业，建议在公司设立与项目启动阶段同步完成： 园区准入文件与备案材料归档 投资额、经营范围、场地与人员满足条件的证据留存 与供应链、销售与服务交付相关的发票与单证按优惠适用要求进行分线管理 否则可能出现：企业实际经营已在区外发生或业务类型不符合优惠条件，最终导致优惠被否认并追补税款。 06、税收法律责任与争议解决，把“罚则意识”纳入日常运营 （一）代扣代缴情形与“积极/非积极纳税人”差异 所得税和销售税均实行代扣代缴制度，并对积极纳税人（按时申报）与非积极纳税人（未按时申报）采取不同代扣税率。 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把“按时申报、按期维护税务记录”作为经营底线，否则不仅可能面临罚款，还可能在交易链条中被动承担更高扣缴成本，影响现金流与报价竞争力。 （二）违法后果：罚款、监禁、冻结、限制出境等风险提示 对未按时申报、未维护记录、虚假申报导致少缴、逃税、阻碍执法等行为，可能被追加罚款、监禁或两者并罚；赦免期后还可能采取曝光、财产冻结、禁止离境等措施。 在企业治理层面，建议建立两项机制： 税务内控机制：申报日历、资料归档、税务复核、重大交易税务评审。 高风险交易预审机制：跨境付款、关联交易、大额现金流、资产转让、不动产交易等必须经过法务与财税联合评审。 （三）税收争议解决：协定争议的相互协商程序（MAP）与仲裁提示 纳税人可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解决税收协定争议，必要时可引入仲裁方法。若企业在跨境税务处理中发生双重征税或协定适用争议，应尽早保全证据、固定税务机关沟通记录，并评估是否进入协定争议解决路径。 07、外汇管制与资金出入，账户、汇出审批与利润汇回的“操作要点” 来源：Investopedia 侵删 巴基斯坦外汇与金融环境对企业的影响高度直接。指南在外汇管理部分提供了较为具体的规则，企业可据此建立跨境资金合规流程。 （一）外币账户：谁能开、能否留存外汇 指南列举了可在巴开立外币账户的主体类型，包括外国人、公司（含外资持股公司）、外国企业分公司、外交机构、国际组织等多类主体。与此同时，指南提示：相关账户一般不得保留外汇，需在规定时间内兑换成卢比，除非获得央行许可；部分行业（如特定电力公司在满足条件下）可开立特殊外币账户并保留外汇；外国油气/矿产勘探公司与外国承包商等也可能在满足条件下开立外币账户并保留外币，但其在巴支出需用卢比支付等。 对企业而言，建议把外币账户规则拆成三张表： 1.我司属于哪类主体（是否具备开立资格）。 2.账户资金来源与用途（哪些收款必须进外币账户、哪些支出必须走卢比）。 3.能否留存外汇（是否需要央行许可、是否有行业例外）。 （二）外汇汇入：原则上限制较少，但需说明用途 指南明确：原则上外汇汇入无限制，公司说明资金汇入目的后即可入账。建议企业在汇入时即建立“用途说明+董事会决议（如需）+合同/发票”留存机制，以备后续汇出或税务核对使用。 （三）外汇汇出：非贸易项下通常需央行审批（材料清单要前置准备） 指南指出：外汇汇出类型分为贸易项下、资本项下和投资项下；非贸易项下汇出通常需要央行审批，并可能需要提交申请信、合同、发票、资金数额计算方式、本金注入证明、经审计财务报表等材料。 因此，企业在设计跨境付款结构时，应提前问清： 这笔钱属于贸易项下还是非贸易项下？ 若属于非贸易项下，是否会影响付款周期？需要哪些审计与证明材料？ 合同是否预留了审批时间与条件（例如“以获得必要外汇审批为前提”）？ （四）利润汇出与预提税：10%提示与“税汇一体化”安排 指南明确：外国投资者可将资本、资本所得、红利和利润汇出；红利和利润汇出通常征收10%预提税。 建议企业在利润汇回与股息分配前，完成税汇协同的闭环： 1.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与公司章程流程合规 2.税务处理与预提税缴纳（如适用） 3.外汇汇出路径与材料满足央行与银行要求 4.财务报表与审计资料与汇出金额逻辑一致 （五）现金出入境：外币与卢比携带限额要牢记 指南对现金携带规则给出较细口径，例如：携带超过1万美元或等值外币入境需要申报；18岁及以上旅客出境携带外币现钞每次不超过5000美元、每年限额3万美元；对未成年人及赴阿富汗旅客另有更低限额；卢比携带也有上限等。 企业提示：对频繁出入境的管理人员与财务人员，应进行出入境现金合规培训，避免因申报问题引发不必要的执法风险。 08、企业落地的“合规三张清单”（可直接作为内部SOP） （一）税务清单（建议开业前30天完成框架搭建） 1.税务登记与税号：申请NTN等基础税务要素。 2.税种识别：企业所得税、预提税、销售税/服务税、关税、消费税、印花税等是否适用。 3.申报日历：月度/季度/年度申报与缴款节点。 4.单证体系：合同—发票—付款—海关文件—审计报表全链路归档。 5.跨境付款评审：每笔跨境付款必须经过“税务+外汇”双审。 （二）资金与外汇清单（建议开业后60天内形成闭环） 6.外币账户资格与是否可留存外汇的确认。 7.贸易项下与非贸易项下汇出分类规则与审批材料库。 8.利润汇回的税汇一体化流程。 9.出入境现金合规培训与申报指引。

引言 2026年2月6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八部门联合发布（银发〔2026〕42号，以下简称“42号文”）。这份经国务院同意的规范性文件，在废止施行四年有余的“924通知”（银发〔2021〕237号）的同时，首次将稳定币和RWA（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纳入监管射程，标志着中国虚拟货币监管从碎片化应对正式迈入系统重构的新阶段。 “经国务院同意”的表述在虚拟货币监管文件中系首次出现。这一措辞绝非程式化套语——其背后承载的政治定位与效力层级之高，使42号文在法律渊源维度上远超此前历次部委联合发文。同日，证监会以2026年第1号公告发布《关于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的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RWA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与42号文形成“禁止令+疏导口”的制度合力。 作为长期深耕虚拟货币与数字资产领域的综合性法律服务团队，我们在过去数年中处理了大量涵盖民事争议解决、行政监管应对和刑事辩护的复合型项目。本文以42号文为核心锚点，沿“立法演进—制度突破—法律定性—司法实践—国际比较”的逻辑主线，系统梳理中国虚拟货币监管的全景脉络，以期与读者共同审视这一领域“破与立”的制度逻辑。 一、从审慎观察到系统重构：监管政策的四阶段递进 回溯中国虚拟货币监管的十三年历程，一条清晰的递进逻辑贯穿始终：打击范围持续扩大，参与部门逐步增多，法律效力层级不断提升。我们将其凝练为四个标志性阶段。 （一）2013年：定性与观察期 银发〔2013〕289号（五部委）确立了至今未改的基础性定性：比特币是“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该文件禁止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但保留了个人交易自由——“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彼时监管层对新生事物抱持的是一种审慎观察的态度，留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二）2017年：ICO禁令与交易所清退 2017年9月4日七部委94公告（）标志着监管态度从“观察”转向“严格限制”。彼时ICO融资规模在2017年上半年高达30亿元人民币，各类“割韭菜”项目层出不穷。94公告将ICO定性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要求已完成的ICO项目做出清退安排，并全面禁止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此后火币、OKCoin等主要交易所被迫迁移至境外，业界称之为“九四风暴”——这是全球范围内最早、最严厉的ICO监管行动之一。 （三）2021年：全面围堵 2021年9月24日十部委924通知将监管力度推至历史峰值。其核心突破在于将所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而非此前的“非法融资”），打击范围从ICO扩展至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币币交易、中央对手方买卖、信息中介与定价服务、衍生品交易等全链条。同日发布的发改运行〔2021〕1283号文将挖矿纳入淘汰类产业，使中国从全球最大比特币挖矿国转变为全面禁矿国。924通知还首次将民事效力判断标准写入行政规范——“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一表述对后续司法裁判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2026年：系统重构 42号文在延续全面禁止基调的同时，实现了三重制度升级。第一，监管范围从单一虚拟货币扩展至稳定币和RWA的“三位一体”覆盖；第二，监管维度从境内活动延伸至境外展业的全链条管控；第三，监管工具从行政禁令升级为包含法律责任专章的系统性规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RWA“原则禁止、经批准例外”的路径设计与证监会备案制指引的配套发布，被普遍解读为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为技术创新“留了一扇门”。 二、42号文的制度突破：三大创新与架构解读 42号文共六部分十九条，其制度含量远超924通知。我们从文件结构出发，聚焦三大创新制度，逐一剖析其法律意涵与实务影响。 （一）稳定币：从监管盲区到货币主权防线 42号文首次对稳定币作出明确定性，指出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变相履行了法定货币的部分功能”，事关货币主权安全。文件明确规定：未经相关部门依法同意，境内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一表述的法律意涵至少包含三层： 其一，将稳定币风险从“市场风险”提升至“货币主权安全”的高度，为后续立法预留了国家安全框架的接入端口； 其二，管辖范围突破属地原则，即便发行主体位于境外，只要挂钩人民币即受规制； 其三，“未经依法同意”的措辞隐含行政许可的可能性——并非绝对禁止，而是将审批权掌握在监管机关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42号文出台前，2025年10月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已点名稳定币，同年11月央行在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上首次对稳定币进行了官方定义。这一监管路径呈现出典型的“吹风—定义—立规”三步走节奏。在国际比较维度上，美国已通过GENIUS Act（稳定币专门立法），香港《稳定币条例》于2025年8月生效。外部制度压力无疑是催化42号文稳定币条款落地的重要推力。 （二）RWA：原则禁止下的制度缝隙 42号文首次将RWA（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纳入监管框架，给出了官方定义，并确立了“原则禁止、经批准例外”的监管路径——在境内开展RWA活动应予禁止，但“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此处的“特定金融基础设施”指向何物，“业务主管部门”具体为谁，目前仍有待细则明确，但结合同日证监会发布的RWA监管指引（实施备案制，设定负面清单），已可窥见制度设计的基本轮廓：证监会将承担RWA领域的主要监管职责，通过备案制而非审批制为合规业务提供通道。 在RWA代币化全球规模已超300亿美元的产业背景下，42号文对RWA的制度安排可谓“禁中有疏”：一方面，将未经批准的境内RWA活动一律纳入禁止范围，筑牢风险防火墙；另一方面，为经过监管审查的合规项目保留了明确的制度出口。这种“开正门、堵邪路”的逻辑，与近年来金融监管领域的整体改革思路一脉相承。 （三）境外展业管控：长臂管辖的制度化 42号文相较924通知最大的制度延展在第四部分（第十三至十五条）。文件明确规定：未经相关部门依法同意，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境内主体赴境外开展RWA业务须经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外汇局等按职责严格监管；境内金融机构的境外子公司在境外提供RWA相关服务，须纳入境内机构的合规风控管理体系。这标志着监管逻辑从“管住境内”升级为“管住境内主体的全球行为”。在实务层面，这将对大量已在香港、新加坡、迪拜设立主体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境内企业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四）法律责任专章：补齐执法最后一公里 42号文新增“法律责任”专章（第十六至十九条），明确对违规者依法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并重申“投资虚拟货币及RWA代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专章的设立，弥补了924通知“只有禁令、缺乏罚则”的制度缺陷，为行政执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规范依据。 三、法律定性的四重维度：民事、行政、刑事与外汇 虚拟货币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定性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维度可以回答的命题。42号文的出台，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以下从民事财产属性、行政监管体系、刑事罪名适用和外汇管制衔接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民事层面：财产属性确立下的合同效力困局 虚拟货币的民事法律定性经历了从“基本认可”到“分化争议”再到“精细区分”的嬗变。2019年杭州互联网法院首例比特币网络财产侵权案认定比特币具备经济性、稀缺性、排他性和可支配性，符合虚拟财产构成要件。《民法典》第127条为虚拟财产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最高法《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3条亦承认“虚拟货币具备网络虚拟财产的部分属性”。2024年11月，上海高院在案例中首次明确表态：“虚拟货币作为一种虚拟商品，具有财产属性，本身亦未被法律禁止。个人单纯地持有虚拟货币不违法。”2025年《人民法院报》进一步确认“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属性已在司法实践中基本形成共识”。 然而，财产属性的确立并未解决合同效力争议。924通知发布后，司法实践出现三条截然不同的裁判路径：路径一，直接驳回起诉，认为虚拟货币缺乏合法经济评价标准，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路径二，认定合同无效（违背公序良俗），判决返还虚拟货币或折价赔偿；路径三，认定非法债务，投资者自担全部风险。42号文第十九条延续了“违背公序良俗即无效”的判断标准，但“公序良俗”本身的解释空间仍然巨大——何种类型的虚拟货币交易构成“违背公序良俗”？个人之间的OTC交易是否一律无效？这些问题在42号文的框架下仍难以获得确定答案，同类纠纷出现截然不同裁判结果的局面预计仍将延续。 （二）行政监管层面：三道防线的层层构筑 行政监管层面，42号文在924通知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延伸了三道防线。金融切断防线方面，2013年起逐步推进对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的全面切断，42号文新增禁止将虚拟货币纳入抵质押品范围和保险责任范围——这一规定直接回应了近年来部分机构尝试以虚拟货币作为增信措施的市场动向。信息管控防线方面，在原有禁止互联网企业提供网络经营场所、商业展示和营销宣传的基础上，42号文新增经营主体登记管理，禁止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注册名称及经营范围含有“虚拟货币”“加密货币”“稳定币”“RWA”等字样。产业淘汰防线方面，在2021年将挖矿纳入淘汰类产业的基础上，42号文进一步严禁矿机生产企业在境内提供销售等各类服务。 （三）刑事层面：罪名体系的扩展与财产属性的刑法确认 涉虚拟货币犯罪的罪名体系呈现持续扩展态势。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仍是“重灾区”，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实施诈骗是最常见的犯罪形态。洗钱罪的打击力度大幅升级：2024年8月两高联合发布的洗钱司法解释首次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明确列为洗钱方式之一（第5条），自洗钱入罪后，洗钱罪案件数量从2021年起增长153.3%。非法经营罪主要适用于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变相买卖外汇的场景，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适用于提供技术支持、银行账户等协助行为。 一个标杆性进展是虚拟货币刑法财产属性的确立。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第1569号指导案例（张某抢劫比特币案）明确虚拟货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可成为财产犯罪对象，须具备“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价值性”三大特征。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2025-04-1-134-001号，四川高院二审维持）中，王某剑等人以篡改代码方式创建GUCS币，致2.9万余名参与人损失17.94亿元，以集资诈骗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该案确立了利用虚拟货币实施自洗钱的裁判规则。据2024年401份涉虚拟货币刑事判决统计，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61.87%，侵犯财产罪占31.2%，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50%以上。 （四）外汇管制层面：USDT成为跨境转移的灰色管道 利用虚拟货币绕开外汇管制进行跨境资金转移，是42号文出台的核心关切之一。典型犯罪模式为“外币→泰达币（USDT）→人民币”的跨境对敲，犯罪链条短、成本低、隐蔽性强。2023年12月最高检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8件典型案例确立了裁判规则：在赵某等人案中，犯罪人在迪拜收取迪拉姆、购买泰达币并在国内出售获人民币，被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在郭某钊等人案中，搭建汇兑网站以泰达币为媒介提供换汇服务，主犯被判非法经营罪5年。最高检明确指出：“以虚拟货币为交易媒介间接实现外汇与人民币的货币价值转换，系非法买卖外汇行为链条上的重要环节。” 42号文出台后，稳定币被定性为“变相履行法定货币部分功能”，这一表述可能导致OTC兑换USDT的行为被更容易地认定为“变相买卖外汇”，从而进一步降低非法经营罪的入罪门槛。对于涉外业务中频繁使用USDT结算的企业和个人而言，合规风险陡然上升。 四、司法实践最新动态：从一刀切走向精细化裁判 （一）民事裁判的分层化趋势 2024至2025年间，中国法院处理虚拟货币民事纠纷呈现明显的分层化趋势，不再简单“一刀切”驳回。其一，已完成交付的交易不可逆——如案中，河南济源法院认定虚拟货币交易属非法金融活动、相关民事行为无效，但已完成交付的交易买方不得反悔索回。其二，过错比例分担机制逐步形成——案中，浙江淳安法院认定委托投资USDT合同无效，但被告因出具保本保证书诱导投资存在过错，酌定其对剩余损失承担60%赔偿责任；案则按“双方过错、各担其责”原则判定各承担50%损失。其三，部分法院开始认可特定虚拟货币借贷的效力——案中，杭州萧山法院认定USDT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按1:7.3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判令借款人返还全部本金及利息。 上述案例折射出司法系统在“全面禁止”的政策框架下寻求精细化裁判的努力：既遵循了公序良俗的基本判断标准，又在具体情形中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衡平需求。但这种精细化裁判的另一面，是裁判标准的不统一——同类纠纷在不同法院可能面临截然相反的结果。 （二）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破冰 长期以来，涉案虚拟货币的司法处置面临“查不到、控不住、卖不掉、定不价”四大难题。2025年出现了制度性突破：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签署合作协议，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公开变现处置涉案虚拟货币；温州鹿城法院成功处置6,000余USDT，变现近5万元发还被害人；上海宝山法院在上海高院指导下委托第三方机构在境外合规交易平台变现处置超9万枚FIL币。《人民法院报》发文提出，可探索委托有资质第三方机构在境外合法司法管辖区（如香港）处置涉案虚拟货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隐私币可发送至“黑洞地址”销毁。这表明，即便在全面禁止的政策框架下，司法系统也在务实地寻找技术性解决方案。 （三）最高司法机关的政策信号 最高法“法答网”2024年3月发布的精选答问以2021年9月3日为时间节点区别对待挖矿合同效力，之后订立的合同应认定无效，之前的合同不应简单否认效力。2025年1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研究虚拟货币等新问题”，虚拟货币立法正式提上日程。2025年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加大惩治洗钱犯罪力度，依法打击利用虚拟货币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这些信号表明，监管层和司法机关正在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规范”的方向积极迈进。 五、国际比较与中国路径反思 将中国路径置于全球视野下审视，其独特性与张力更加凸显。当前全球虚拟货币监管大致形成三种范式：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许可型监管，以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发展导向型监管，以及中国大陆的全面禁止型监管。 尤其值得深入分析的是香港与内地形成的“双轨制”格局。香港2023年6月起实施VASP强制发牌制度，截至2025年2月已发放9张VASP牌照，2024年4月上市亚洲首批虚拟资产现货ETF，2025年8月实施亚洲首个全面稳定币监管框架。长江商学院Wei He教授指出：“大陆走保守路线，同时利用香港作为实验场所”——香港使中国机构能在不完全受制于大陆规则的情况下接触区块链金融。更深层次的逻辑在于：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本质与中国集中管控经济体制存在根本冲突，大陆选择以数字人民币（完全可控、可追溯）替代加密货币的功能，香港则在合规前提下拥抱创新，由此形成“大陆技术+香港金融”的互补生态。 中国路径的优势不容忽视：有效阻止了加密市场泡沫冲击（避免了FTX、Terra Luna式的系统性灾难），维护了外汇管制体系和货币主权，保护了散户投资者。但代价同样显著：尽管全面禁止，中国仍占全球比特币算力约14%（2024年数据），投资者通过VPN、离岸交易所和DeFi协议持续参与，禁令实际上将部分活动推入地下；大量区块链人才和企业外流至新加坡、香港、迪拜等地；中国在全球加密资产规则制定中缺乏话语权。42号文对RWA的“经批准例外”安排，或许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务实回应。 结语 42号文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虚拟货币监管从“应急灭火”走向“制度建设”的关键转折。稳定币定性、RWA纳入监管、境外展业管控和法律责任专章四大制度创新，勾勒出一套更加系统、更具前瞻性的监管架构。在“全面禁止”的主基调下，RWA的“经批准例外”路径和证监会备案制指引的配套出台，折射出监管层在风险管控与创新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审慎考量。 在司法实践维度，从财产属性的逐步确立到合同效力的精细化裁判，从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破冰到刑法罪名体系的持续完善，中国的虚拟货币司法治理正在从经验性判断走向规则化运行。而在国际比较维度，香港“双轨制”的制度安排为大陆提供了宝贵的政策缓冲空间。展望未来，我们关注以下趋势：42号文配套细则的出台节奏、RWA备案制的具体实施路径、虚拟货币专门立法的推进进程，以及洗钱罪司法解释对USDT相关案件的深远影响。 监管在变，市场在变，技术在变，法律从业者需要在动态中保持敏锐。我们将持续跟踪42号文的执行动态和配套规则的制定进展，与客户和业界同仁共同应对这一领域的深刻变革。

引言：数字经济与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虚拟货币因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流转便捷等特点，被部分人当作规避贿赂查处的“新型工具”，甚至被误称为贿赂的“安全港”。从原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司长姚某收受2000枚ETH案，到互联网企业人员利用虚拟货币受贿、侵占案件，司法实践早已给出明确答案：虚拟货币从来不是贿赂犯罪的“避风港”，反而会成为自证其罪的关键证据。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司法裁判规则与典型案例，系统分析虚拟货币贿赂的法律定性、证据认定、追踪逻辑与刑事风险，破除“技术隐身”的侥幸心理。 一、法律定性 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贿赂犯罪认定无争议。 （一）监管与司法双重定性 我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炒作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并未否定其作为虚拟商品的财产价值。《民法典》第127条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事法律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虚拟货币可被认定为“财产性利益”，符合贿赂犯罪的对象要求。 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比特币、以太币、USDT等主流虚拟货币，具备价值性（可通过交易平台兑换法币）、可支配性（持有人可控制钱包地址与私钥）、流通性（可点对点转账），完全契合刑法中“财物”的核心特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虚拟货币，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虚拟货币，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逻辑与传统现金、财物贿赂一致。 （二）数额认定 以“收受时市场价”为核心，司法标准逐步统一。虚拟货币价格波动较大，曾是数额认定的争议焦点，目前司法实践已形成统一规则：以受贿人实际收受虚拟货币的时间为节点，按该币种在主流交易平台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犯罪数额；收受后未及时变现、价格下跌的，不影响犯罪数额认定；多次收受的，分别计算后累计。 姚前案中，司法机关按其收受2000枚ETH时的市场价格核定价值，结合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行为，直接以受贿罪追究责任，数额认定清晰明确。对于通过OTC场外交易、境外交易所变现的虚拟货币，变现金额可作为数额认定的辅助依据，进一步夯实证据基础。 二、证据逻辑 “匿名性”是假象，“链上留痕”是铁证。 （一）区块链的“双刃剑” 匿名不等于无法追踪，留痕等于永久存证。 虚拟货币的“匿名性”，仅指钱包地址不直接关联实名身份，但其底层区块链技术具有交易记录永久公开、不可篡改、可溯源的核心特征。每一笔转账都有唯一哈希值，清晰记录转账时间、金额、转出及转入地址，且全网节点同步存储，无法删除、无法篡改。这意味着，虚拟货币贿赂的每一步操作，都会在区块链上留下永久电子证据，比现金交易更易形成完整证据链。 司法机关已建立成熟的链上追踪机制：通过区块链浏览器、专业链上分析平台，可锁定虚拟货币流转路径；结合IP地址、硬件钱包信息、交易所实名注册信息、银行流水，可实现“地址到身份”的精准穿透。姚前案中，正是通过链上追踪锁定ETH流转轨迹，再结合其变现后购买北京别墅的资金流向，形成“链上交易到线下消费到身份落地”的完整证据闭环，最终突破其“技术隐身”的防线。 （二）证据链构建 “链上证据与线下证据”双向印证，证明标准无降低。 虚拟货币贿赂案件的证据认定，严格遵循“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司法机关通过“双向印证”构建完整证据链： 1. 固定钱包地址交易记录、哈希值、流转路径，证明虚拟货币的交付事实与数额； 2. 调取行贿人与受贿人的通讯记录、职务便利关联证据、资金变现流水、房产及车辆购置记录等，证明“权钱交易”的关联性； 3. 结合链上证据与线下证据，推翻犯罪嫌疑人“虚拟货币是赠与、投资、不知情”等辩解，认定其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即便犯罪嫌疑人否认犯罪，只要链上证据与线下证据形成完整闭环，法院仍可依法定罪量刑。某互联网企业用户经理石某玉案中，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虚拟货币，同时侵占公司虚拟货币并套现近千万元，法院结合链上交易记录、银行流水、职务便利证据，即便其部分辩解，仍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三、刑事风险 虚拟货币贿赂的风险远高于传统贿赂，打击力度持续升级。 （一）“受贿行贿一起查”，上下游犯罪数罪并罚 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明确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向多人行贿等情形从重处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虚拟货币贿赂作为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典型形式，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此外，虚拟货币贿赂极易引发上下游关联犯罪：行贿人购买虚拟货币可能涉及非法买卖外汇、非法经营，受贿人变现可能涉及洗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旦案发，往往面临数罪并罚，刑事后果远重于单一贿赂犯罪。 （二）“手段隐蔽”被认定为“主观恶性大”，从重处罚概率高 司法机关普遍认为，利用虚拟货币实施贿赂，是犯罪嫌疑人刻意选择隐蔽手段规避查处，主观恶性大于传统现金贿赂，量刑时可能酌情从重处罚。同时，虚拟货币跨境流转、多层嵌套转账等行为，会被认定为“逃避侦查”的情节，进一步加重处罚力度。 （三）追赃挽损无死角，虚拟货币可被依法查封、扣押、处置 我国司法机关已明确虚拟货币涉案财物处置规则：对于受贿所得虚拟货币，可依法采取查封钱包地址、冻结交易权限、委托专业机构变现等措施，变现后的款项上缴国库。即便犯罪嫌疑人将虚拟货币转移至境外钱包、兑换为其他币种，司法机关仍可通过国际司法协作、链上跨链追踪，实现追赃挽损，不存在“赃款无法追回”的可能。 四、典型案例警示 （一）姚某案 原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司长姚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2000枚ETH。其试图通过“链上匿名转账到多层马甲账户到线下购房”的方式隐匿赃款，但司法机关通过链上追踪锁定ETH流转路径，结合别墅购置资金流水，精准穿透其资金网络，最终以受贿罪移送司法。此案明确，即便具备专业区块链知识，也无法规避链上留痕的铁律。 （二）石某玉案 某互联网企业用户经理石某玉，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虚拟货币，同时侵占公司虚拟货币并套现近千万元。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此案证明，虚拟货币贿赂并非公职人员“专属”，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该行为，同样面临严厉刑事处罚。 五、结论与合规警示 综上，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只是技术层面的假象，其“链上留痕、可溯源”的特征，恰恰是贿赂犯罪的“致命破绽”。从法律定性来看，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贿赂犯罪认定无争议；从证据认定来看，“链上加线下”证据闭环可精准锁定犯罪事实；从刑事风险来看，虚拟货币贿赂面临从重处罚、数罪并罚、追赃挽损的多重后果。 虚拟货币绝非贿赂的“安全港”，而是司法机关打击新型腐败的“突破口”。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企业人员，都应摒弃“技术隐身”的侥幸心理，坚守廉洁底线；企业需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严禁利用虚拟货币实施商业贿赂，避免因小失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与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法律的行为，终将难逃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