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2020年版)主要变化内容简析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国家住建部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2014年版)基础上制定发布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下称“新范本”),已于2020年11月1日起实行,新范本实行后,2005年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称“旧范本”)即失效。新旧范本相比有哪些变化,以及开发商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笔者试着作如下简析。 一、新范本的主要变化内容 1、开发商应如实对商品房相关情况进行说明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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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国家住建部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2014年版)基础上制定发布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下称“新范本”),已于2020年11月1日起实行,新范本实行后,2005年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称“旧范本”)即失效。新旧范本相比有哪些变化,以及开发商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笔者试着作如下简析。 一、新范本的主要变化内容 1、开发商应如实对商品房相关情况进行说明或承
引言 如果说“重反贪、轻反渎”所体现的是国企刑事合规中的法律认识误区,那么“重形式、轻实质”或者“重实质、轻形式”,就是这种法律认识误区在具体合规操作中所造成的风险恶果。 在国企的刑事合规实操中,尤其是涉及国企人员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时,国企人员履职程序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以及基于职责权限所形成的审批或决策结果,都是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关注重点。换言之,这种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本身就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
本文主要探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关于商标保护的两个常见议题: 一、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而未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境外商品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多会选择进口原产国具有一定品牌效应和消费群体的优质产品,例如越南法式香水、泰国丝织品等等。这些商品虽然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甚至可能是当地“驰名商标”,但由于商标的地域性原则,除非有国际条约、多边或双边协定的规定,商标权的效力仅及于原产国境内。典型的案
编者按 《合同法》 确立了契约严守原则,除不可抗力等情形外,缔约方原则上不得违反合同约定。然而,合同履行成本可能会意外升高,债务人也因此丧失原本从合同中取得的利益,并由此陷入合同履行僵局。《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意在解决该问题,但在适用上也存在“履行费用过高”认定难的问题。本文以一则公报案例进行展开,对合同解除与继续履行义务排除规则进行比较,重点分析了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情形。 一、问题的产生 在
我国刑法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三种行为类型: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2、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一、理论争议 理论上一直对“挪而未用”的情形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涉及的是挪用公款罪的既未遂标准。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1、挪用公款中的“挪用”是单一行为还是复合行为?2、“用”是成立标准还是既遂标准?是名词的“用途”还是动词的“使用”? 我国刑
Question 1: How does Chinese law define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Chinese law specifies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PFI”) in the way of definition and enumeration as follows: 1.Institutiona
本文主要探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关于商标保护的两个常见议题: 一、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而未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境外商品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多会选择进口原产国具有一定品牌效应和消费群体的优质产品,例如越南法式香水、泰国丝织品等等。这些商品虽然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甚至可能是当地“驰名商标”,但由于商标的地域性原则,除非有国际条约、多边或双边协定的规定,商标权的效力仅及于原产国境内。典型的案
我国刑法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三种行为类型: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2、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一、理论争议 理论上一直对“挪而未用”的情形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涉及的是挪用公款罪的既未遂标准。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1、挪用公款中的“挪用”是单一行为还是复合行为?2、“用”是成立标准还是既遂标准?是名词的“用途”还是动词的“使用”? 我国刑
编者按 《合同法》 确立了契约严守原则,除不可抗力等情形外,缔约方原则上不得违反合同约定。然而,合同履行成本可能会意外升高,债务人也因此丧失原本从合同中取得的利益,并由此陷入合同履行僵局。《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意在解决该问题,但在适用上也存在“履行费用过高”认定难的问题。本文以一则公报案例进行展开,对合同解除与继续履行义务排除规则进行比较,重点分析了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情形。 一、问题的产生 在
引言 如果说“重反贪、轻反渎”所体现的是国企刑事合规中的法律认识误区,那么“重形式、轻实质”或者“重实质、轻形式”,就是这种法律认识误区在具体合规操作中所造成的风险恶果。 在国企的刑事合规实操中,尤其是涉及国企人员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时,国企人员履职程序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以及基于职责权限所形成的审批或决策结果,都是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关注重点。换言之,这种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本身就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国家住建部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2014年版)基础上制定发布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示范文本(下称“新范本”),已于2020年11月1日起实行,新范本实行后,2005年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称“旧范本”)即失效。新旧范本相比有哪些变化,以及开发商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笔者试着作如下简析。 一、新范本的主要变化内容 1、开发商应如实对商品房相关情况进行说明或承诺。 新范本规定对商品房基本情况、对房屋权利情况,小区公共服务及其他配套设施(如绿地率、小区内非市政道路、规划的车位、车库、物业服务用房、医疗卫生机构、幼儿园、学校、垃圾站、再生资源回收站、公厕、肉菜
引言 如果说“重反贪、轻反渎”所体现的是国企刑事合规中的法律认识误区,那么“重形式、轻实质”或者“重实质、轻形式”,就是这种法律认识误区在具体合规操作中所造成的风险恶果。 在国企的刑事合规实操中,尤其是涉及国企人员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时,国企人员履职程序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以及基于职责权限所形成的审批或决策结果,都是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关注重点。换言之,这种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本身就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其所要实现的就是程序规范与结果正当的双重目标。 而国企刑事合规的初衷与归宿,就是防范“未正确履行职责”情况的发生。但是,在我们办理的部分国企人员涉刑案件中,由于缺乏对国企反渎职刑事法律的认知和把握
本文主要探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关于商标保护的两个常见议题: 一、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而未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境外商品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多会选择进口原产国具有一定品牌效应和消费群体的优质产品,例如越南法式香水、泰国丝织品等等。这些商品虽然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甚至可能是当地“驰名商标”,但由于商标的地域性原则,除非有国际条约、多边或双边协定的规定,商标权的效力仅及于原产国境内。典型的案例如“IPAD”商标,苹果公司在世界多国注册,而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却由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注册“iPAD”商标在先,最终苹果付出了6000万美金才一揽子解决了此商标问题。我国法律并不要求境外商品要
编者按 《合同法》 确立了契约严守原则,除不可抗力等情形外,缔约方原则上不得违反合同约定。然而,合同履行成本可能会意外升高,债务人也因此丧失原本从合同中取得的利益,并由此陷入合同履行僵局。《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意在解决该问题,但在适用上也存在“履行费用过高”认定难的问题。本文以一则公报案例进行展开,对合同解除与继续履行义务排除规则进行比较,重点分析了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情形。 一、问题的产生 在“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作为买卖合同的债务人的原告新宇公司请求免除自己的交付并变更房屋登记的义务,由此引发了关于违约方是否可以申请选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免于继续履行合同的争议。在该案
我国刑法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三种行为类型: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2、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一、理论争议 理论上一直对“挪而未用”的情形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涉及的是挪用公款罪的既未遂标准。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1、挪用公款中的“挪用”是单一行为还是复合行为?2、“用”是成立标准还是既遂标准?是名词的“用途”还是动词的“使用”? 我国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既遂说、未遂说、无罪说。 持既遂说的观点认为,挪用是单一行为,挪和用是一个整体,不可拆分,故只要完成了“挪”的行为即构成既遂。 持未遂说的观点认为,挪用是复合行为,挪和用应当
Question 1: How does Chinese law define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Chinese law specifies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PFI”) in the way of definition and enumeration as follows: 1.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scope of PFI depends on the defini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nce PFI is regard
本文主要探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关于商标保护的两个常见议题: 一、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而未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境外商品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多会选择进口原产国具有一定品牌效应和消费群体的优质产品,例如越南法式香水、泰国丝织品等等。这些商品虽然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甚至可能是当地“驰名商标”,但由于商标的地域性原则,除非有国际条约、多边或双边协定的规定,商标权的效力仅及于原产国境内。典型的案例如“IPAD”商标,苹果公司在世界多国注册,而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却由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注册“iPAD”商标在先,最终苹果付出了6000万美金才一揽子解决了此商标问题。我国法律并不要求境外商品要
我国刑法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三种行为类型: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2、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一、理论争议 理论上一直对“挪而未用”的情形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涉及的是挪用公款罪的既未遂标准。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1、挪用公款中的“挪用”是单一行为还是复合行为?2、“用”是成立标准还是既遂标准?是名词的“用途”还是动词的“使用”? 我国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既遂说、未遂说、无罪说。 持既遂说的观点认为,挪用是单一行为,挪和用是一个整体,不可拆分,故只要完成了“挪”的行为即构成既遂。 持未遂说的观点认为,挪用是复合行为,挪和用应当
编者按 《合同法》 确立了契约严守原则,除不可抗力等情形外,缔约方原则上不得违反合同约定。然而,合同履行成本可能会意外升高,债务人也因此丧失原本从合同中取得的利益,并由此陷入合同履行僵局。《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意在解决该问题,但在适用上也存在“履行费用过高”认定难的问题。本文以一则公报案例进行展开,对合同解除与继续履行义务排除规则进行比较,重点分析了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情形。 一、问题的产生 在“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作为买卖合同的债务人的原告新宇公司请求免除自己的交付并变更房屋登记的义务,由此引发了关于违约方是否可以申请选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免于继续履行合同的争议。在该案
引言 如果说“重反贪、轻反渎”所体现的是国企刑事合规中的法律认识误区,那么“重形式、轻实质”或者“重实质、轻形式”,就是这种法律认识误区在具体合规操作中所造成的风险恶果。 在国企的刑事合规实操中,尤其是涉及国企人员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时,国企人员履职程序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以及基于职责权限所形成的审批或决策结果,都是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关注重点。换言之,这种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本身就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其所要实现的就是程序规范与结果正当的双重目标。 而国企刑事合规的初衷与归宿,就是防范“未正确履行职责”情况的发生。但是,在我们办理的部分国企人员涉刑案件中,由于缺乏对国企反渎职刑事法律的认知和把握
Question 1: How does Chinese law define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Chinese law specifies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PFI”) in the way of definition and enumeration as follows: 1.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scope of PFI depends on the defini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nce PFI is regard
本文主要探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关于商标保护的两个常见议题: 一、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而未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境外商品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多会选择进口原产国具有一定品牌效应和消费群体的优质产品,例如越南法式香水、泰国丝织品等等。这些商品虽然在原产国已注册商标甚至可能是当地“驰名商标”,但由于商标的地域性原则,除非有国际条约、多边或双边协定的规定,商标权的效力仅及于原产国境内。典型的案例如“IPAD”商标,苹果公司在世界多国注册,而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却由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注册“iPAD”商标在先,最终苹果付出了6000万美金才一揽子解决了此商标问题。我国法律并不要求境外商品要
我国刑法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三种行为类型: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2、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一、理论争议 理论上一直对“挪而未用”的情形如何认定存在争议,涉及的是挪用公款罪的既未遂标准。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1、挪用公款中的“挪用”是单一行为还是复合行为?2、“用”是成立标准还是既遂标准?是名词的“用途”还是动词的“使用”? 我国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既遂说、未遂说、无罪说。 持既遂说的观点认为,挪用是单一行为,挪和用是一个整体,不可拆分,故只要完成了“挪”的行为即构成既遂。 持未遂说的观点认为,挪用是复合行为,挪和用应当
引言 如果说“重反贪、轻反渎”所体现的是国企刑事合规中的法律认识误区,那么“重形式、轻实质”或者“重实质、轻形式”,就是这种法律认识误区在具体合规操作中所造成的风险恶果。 在国企的刑事合规实操中,尤其是涉及国企人员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时,国企人员履职程序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以及基于职责权限所形成的审批或决策结果,都是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关注重点。换言之,这种反渎职刑事合规义务本身就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其所要实现的就是程序规范与结果正当的双重目标。 而国企刑事合规的初衷与归宿,就是防范“未正确履行职责”情况的发生。但是,在我们办理的部分国企人员涉刑案件中,由于缺乏对国企反渎职刑事法律的认知和把握
编者按 《合同法》 确立了契约严守原则,除不可抗力等情形外,缔约方原则上不得违反合同约定。然而,合同履行成本可能会意外升高,债务人也因此丧失原本从合同中取得的利益,并由此陷入合同履行僵局。《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意在解决该问题,但在适用上也存在“履行费用过高”认定难的问题。本文以一则公报案例进行展开,对合同解除与继续履行义务排除规则进行比较,重点分析了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情形。 一、问题的产生 在“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作为买卖合同的债务人的原告新宇公司请求免除自己的交付并变更房屋登记的义务,由此引发了关于违约方是否可以申请选择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免于继续履行合同的争议。在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