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LG智能电视和解、NIST AI标准中心、法国智能眼镜警示与欧盟GDPR认证标准
本期节目聚焦从智能家居到可穿戴设备的隐私治理:德州对智能电视同意机制的强制要求、美国建立 AI 安全评估国家能力、法国对智能眼镜普遍监控风险的警示、以及欧盟完善 GDPR 认证体系的技术细节。 🕒 节目导航 第一条德州与 LG 电子达成智能电视隐私和解 核心进展: 德州总检察长 Ken Paxton 与 LG 电子美国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要求 LG 在收集智能电视观看数据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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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机”“天下无贼”到“非诚勿扰”,华谊兄弟曾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而今,这家曾经的“影视第一股”因拖欠一笔1140万元广告费,被债权人推上了破产重整的审判台。这背后,是8年亏光85亿的惨烈数字,是明星对赌的资本泡沫,更是影视行业资本狂潮退去后的一个典型标本。 2026年4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浙07破申2号《决定书》,决定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
在短视频领域中,影视剧解说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内容类别之一,此类二创短视频通过剪辑、解说和重新编排,将长篇影视压缩成几分钟的精华片段,满足了用户快速获取影视热剧内容的需求。 但近年来,不当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视频、图片、文字等作品引发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1日披露的数据显示[1]“2025年上半年忻府区人民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
摘要:相信大家在看剧时,时常会留意到这样一行字幕“本剧由某小说/故事改编”。这类改编影视剧,既能让原著粉丝重温情怀,收获延续故事的喜悦,也能为影视剧本身吸引大批关注度,带来可观的流量热度。改编类影视剧的创作与发行需以取得原著作者合法改编授权为前提,且相关行为通常须严格限定于授权期限内。但影视项目常受资金周转、拍摄进度、政策调整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导致制作周期延长,形成“超期改编”,进而引发侵权纠纷。
新闻1:98岁李嘉诚清仓甩卖内地楼盘,最低一套40万,拿地已达26年 新闻2:对话方太董事长茅忠群:我怎样用传统文化管理百亿企业的 引言 各位关注财富管理与企业发展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从两则近期备受关注的新闻切入,聊聊中国企业的传承智慧与市场波动中的资本逻辑。这两则新闻,一则关乎一家百亿企业如何用传统文化筑牢根基,另一则涉及一位传奇富豪对内地资产的策略性调整,背后都藏着值得细品的商业哲学。 一、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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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5 年 6 月 16 日,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PIPC)宣布发布关于闭路电视(以下简称 CCTV)使用的指南。 PIPC 指出,其收到的与 CCTV 使用相关的个人信息侵权报告超过 300 份,2023 年收到 520 份报告,2024 年收到 342 份报告。2023 年的投诉主要与缺乏标示 CCTV 存在的标识有关,而 2024 年的投诉则与要求查看 CCTV 录像有关
2025年修订的(下称“《支付条例》”)已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近期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之一,新修订的《支付条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了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主体向中小企业的支付行为与责任,另一方面强化了各部门职责、投诉处理机制,为解决款项拖欠难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影视行业同样存在款项拖欠的痛点问题。本文以影视行业的常见版权交易业务为入手点,通过自问自答形式对《支付
近年来,虚拟现实产业在国内飞速发展。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2025年中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及趋势分析报告》显示,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呈上升趋势,2023年达1126亿元,同比上升22.8%;预计2028年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可达2125.9亿元1。文化、旅游与虚拟现实的“双向奔赴”与碰撞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虚拟现实作品。但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该领域的监管一直处于模糊地带。2025年3月21日,国家电
引言 快鹿集团借《大轰炸》“票房证券化”炮制影视金融庞氏骗局,非法集资400亿元。震惊全国的“8·17”影视投资诈骗案中,资方以“保底票房”为诱饵,通过虚假宣传、分层分销收割3000余名投资者超6亿元,披着“行业惯例”外衣实施影视集资诈骗。霍尔果斯的“政策套利”,上千空壳公司打着影视旗号转移利润,滥用税务优惠政策。“琅琊榜密室游戏案”暴露出影视IP衍生版权开发的乱象。从投资骗局到版权归属,从合同陷

本期节目聚焦从智能家居到可穿戴设备的隐私治理:德州对智能电视同意机制的强制要求、美国建立 AI 安全评估国家能力、法国对智能眼镜普遍监控风险的警示、以及欧盟完善 GDPR 认证体系的技术细节。 🕒 节目导航 第一条德州与 LG 电子达成智能电视隐私和解 核心进展: 德州总检察长 Ken Paxton 与 LG 电子美国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要求 LG 在收集智能电视观看数据前必须获得消费者的“明确表示同意”(Affirmative Express Consent)。和解协议有效期5年 观看数据定义: 通过智能电视的自动内容识别(ACR)技术收集的家庭层面观看行为信息,包括观看内容、时间和时长 关键时间节点: 30天内更新2025年款智能电视入门同意界面,加入清晰显眼的 ACR 使用说明;180天内停止未经同意收集和处理观看数据;2027年及后续型号必须在入门过程中以弹窗形式自动显示观看信息协议通知 同意要求细节: 必须是自由给予的、具体的、知情的、明确的意愿表示;必须通过肯定性行动表达;必须在清晰显眼的披露后获得;必须提供简单易找的撤回同意方式 地缘政治条款: LG 明确承诺从美国消费者收集的观看数据不会以任何形式传输到中国 德州认可: 德州承认 LG 主动实施了超出行业规范的强有力数据隐私实践,双方同意合作而非长期诉讼最符合消费者利益和电视制造业透明数据隐私实践的推进 企业启示: 默认收集用户行为数据的时代已结束,必须在收集前获得明确、具体、知情的同意 同意界面必须清晰显眼,不能藏在冗长的用户协议中,要让普通消费者一眼看懂 如果涉及跨境数据传输,尤其是传输到地缘政治敏感国家,需在隐私政策中明确说明或承诺不传输 主动实施超出行业规范的隐私实践可在监管调查中获得认可,有助于达成更有利的和解条件 智能电视、智能音箱等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应全面审查数据收集同意机制,确保符合“明确表示同意”标准 第二条NIST 成立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CAISI) 核心进展: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于2025年6月宣布成立 AI 标准与创新中心(CAISI),作为美国政府内部行业与政府对接 AI 测试和协作研究的主要联络点 核心职能: 与 NIST 组织合作开发 AI 系统安全测量指南和最佳实践,协助行业制定自愿标准;与私营部门 AI 开发者和评估者建立自愿协议,主导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 AI 能力进行非机密评估(重点关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化学武器等可证明风险);评估美国和对手 AI 系统能力、外国 AI 系统采用情况及国际 AI 竞争状态;评估使用对手 AI 系统可能带来的安全漏洞和恶意外国影响(包括后门和隐蔽恶意行为);与国防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科技政策办公室和情报界等联邦机构协调开发评估方法并进行评估;在国际上代表美国利益,防止外国政府对美国技术施加繁重和不必要的监管,并与 NIST 员工合作确保美国在国际 AI 标准中的主导地位 最新动态: 2026年4月,CAISI 评估了开源权重 AI 模型 DeepSeek V4 Pro;与非营利组织 OpenMined 签署了协作研发协议(CRADA);与总务管理局(GSA)签署谅解备忘录,支持联邦采购阶段的 AI 评估(USAi 项目);发布 NIST AI 800-4,组织从业者研讨会和系统文献综述的关键发现,识别后市场监控的当前实践和挑战 研究博客主题: AI 安全红队竞赛、AI 模型如何在代理评估中作弊、构建黄金标准 AI 系统需要黄金标准 AI 测量科学、AI 评估的设计和使用 企业启示: 美国政府正在建立系统性 AI 安全评估机制,进入政府采购或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 AI 系统可能需要通过 CAISI 评估 “自愿标准”和“自愿协议”是美国监管 AI 的主要方式,但不参与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国际 AI 标准制定正成为大国博弈新战场,企业需关注 NIST 和 CAISI 在国际标准组织(如 ISO、IEC)中的动向 AI 开发者应主动参与 CAISI 的自愿协议和评估项目,建立与政府的信任关系 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敏感领域(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化学武器)的 AI 应用,需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并准备接受政府审查 第三条法国 CNIL 对智能眼镜发出隐私警示 核心进展: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发布智能眼镜隐私警示,基于2026年1月22-29日对2128名18岁以上法国人的在线调查。67%受访者认为智能眼镜对隐私构成风险,主要担忧包括图像权利和同意、可能的滥用(尤其结合 AI 技术如深度伪造)、以及数据去向 智能眼镜定义: 外观类似普通眼镜(近视或太阳镜),但在镜框中嵌入传感器(麦克风和摄像头),通过专用应用连接到用户手机。可使用手机功能(打电话、听音乐、拍照录像),部分功能可通过语音命令触发。通常连接到 AI 系统,允许用户向聊天机器人提问(一般问题或环境相关问题如“描述我看到的东西”或“翻译对面人说的话”) 关键隐私风险: 几乎不可见地捕获第三方图像和声音——智能眼镜与普通眼镜难以区分,周围人很难知道是否被录制;录制指示灯等技术措施效果有限且某些使用场景下缺失;从固定、有标识、受监管的监控转变为移动、几乎不可见、无处不在的监控——任何人都可能在任何公共或私人空间佩戴带摄像头的眼镜;设备成本相对较低可能导致社会空间被传感器饱和;长期可能导致人们不断怀疑自己一举一动被记录,产生持续被观察感觉,逐渐形成自我审查,直接威胁个人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在高度私密场所(医疗诊所、更衣室、卫生间)使用引发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法律框架: 法国民法典第9条保障所有场所(私人和公共)的隐私权,违反可受制裁;刑法典第226-1条规定,未经同意在私人场所固定、记录或传输他人图像,可处1年监禁和45000欧元罚款;智能眼镜用户必须尊重可能被捕获图像或声音的人的隐私权,并在必要时获得其同意 CNIL 行动计划: 启动智能眼镜 GDPR 合规工作;在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层面开展国际合作,因设备在国际层面发展;与其他主管公共机构就超出数据保护范围的问题进行交流;在未来活动中讨论智能眼镜主题以充实思考和提高认识 6条用户最佳实践: 使用智能眼镜时告知附近的人;一旦不再需要就关闭捕获功能;在被要求关闭手机的所有场合也关闭智能眼镜;避免在人们不期望被录制的地方使用;如果想使用有他人出现的照片或视频(如发布到社交媒体),必须获得他们的同意并尊重图像权利;发布前三思,即使看似无害的发布也可能对相关人员产生持久影响 企业启示: 智能眼镜制造商需在产品设计阶段考虑如何让周围人能识别出这是智能眼镜,如录制时有明显指示灯 开发更有效的隐私保护机制,如自动检测私密场所并禁用录制功能 在用户入门和使用过程中强化隐私教育,明确告知用户的法律责任 可穿戴设备开发者应关注 CNIL 和 EDPB 的后续指南,提前准备合规措施 用户需意识到佩戴智能眼镜不仅是个人选择,会影响周围所有人的隐私,有责任负责任地使用 第四条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对芬兰 GDPR 认证机构认证要求发表意见 核心进展: 2026年5月12日,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通过第13/2026号意见,针对芬兰数据保护监察员(Ombudsman)关于 GDPR 第43(3)条下认证机构认证要求的草案决定 背景机制: 根据 GDPR 一致性机制,监管机构在批准认证机构认证要求前必须征求 EDPB 意见;芬兰监察员于2026年4月1日提交草案;芬兰的认证工作由芬兰国家认证服务机构(FINAS)执行,应用 EN-ISO/IEC 17065:2012标准以及监管机构设定的 GDPR 特定附加要求 EDPB 评估重点: 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利益冲突和防止不当影响的保障措施;认证机构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资格;颁发、审查、暂停或撤销认证的程序;投诉和上诉的透明处理 主要建议: 将仅限于监察员的表述改为“任何主管监管机构”,以反映 GDPR 下的跨境监管;明确术语(如统一使用“评估对象”)并删除重复或不清晰的条款;完善人员资格要求,包括更清楚地区分欧洲经济区内外的大学;确保义务由认证机构而非认证机构承担;删除可能导致认证机构评估超出认证处理活动范围的 GDPR 违规或数据泄露的条款 后续步骤: 芬兰监管机构必须在收到意见后两周内告知 EDPB 是否会修改或维持其草案认证要求,并提供最终决定以纳入 EDPB 公开登记册 企业启示: GDPR 认证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各成员国的认证要求需经 EDPB 审查以确保欧洲经济区的一致性 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专业知识和程序都会受到严格审查 企业想通过认证证明合规,需选择已获得正式认证的认证机构,而非自称能做 GDPR 认证的咨询公司 关注 EDPB 公开登记册中各成员国认证机构认证要求的最终版本,了解不同国家的具体要求 GDPR 认证可作为合规证明,在监管调查或客户尽职调查中提供有力支持,但需确保认证范围覆盖实际处理活动 💡 主编深度洞察:从设备到标准的全链条隐私治理 物联网隐私的“同意困境” 德州与 LG 的和解协议揭示了物联网设备隐私治理的核心困境:如何在用户体验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智能电视的自动内容识别(ACR)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被动的数据收集——用户不需要主动操作,设备就在后台记录观看行为。这种“默认开启”的数据收集模式与 GDPR 和美国各州隐私法要求的“明确表示同意”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和解协议的180天实施期限看似宽松,实则反映了技术改造的复杂性:LG 需要重新设计入门流程、更新固件、测试用户体验、培训客服团队。更深层的启示是,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必须从“隐私合规是法务部门的事”转变为“隐私保护是产品设计的核心要素”。地缘政治条款的加入则标志着数据主权已从抽象的政策概念变成具体的合规要求——即使是消费电子产品,也无法回避大国博弈的影响。 AI 治理的“标准战争” NIST 成立 CAISI 的战略意图远超技术评估本身。从职能设计看,CAISI 既是技术机构(开发测量方法、进行安全评估),也是外交机构(代表美国利益、主导国际标准)。这种“双重身份”揭示了 AI 治理的本质: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市场准入的钥匙。CAISI 与 OpenMined 的合作、与 GSA 的谅解备忘录、对 DeepSeek V4的评估——这些看似独立的行动背后是一套完整的 AI 治理生态:通过自愿协议吸纳头部企业、通过政府采购设置市场门槛、通过国际标准输出美国规则。对于中国 AI 企业,CAISI 的成立意味着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对于欧洲企业,则面临在美国标准和欧盟 AI 法案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CAISI 明确将“评估对手 AI 系统”作为核心职能,这意味着 AI 安全评估已从纯技术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 可穿戴设备的“监控悖论” 法国 CNIL 对智能眼镜的警示揭示了可穿戴设备带来的“监控悖论”:技术越便携,隐私风险越高。智能眼镜与智能手机的根本区别在于“可见性”——手机需要掏出来、举起来,周围人能清楚看到你在拍照;眼镜则是“永远在线、永远隐藏”。CNIL 提出的“从固定监控到移动监控”的转变,实质上是监控权力的民主化——不再是政府或企业垄断监控能力,而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控者。这种转变的社会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人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正在被录制时,公共空间的自由表达会受到抑制,私人空间的亲密互动会变得谨慎。CNIL 的6条最佳实践建议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了技术伦理的核心:技术创新不应以牺牲社会信任为代价。对于智能眼镜制造商,挑战在于如何设计出既能提供便利又能保护他人隐私的产品——这可能需要从硬件层面(如强制指示灯)、软件层面(如自动检测私密场所)、社会层面(如用户教育和社会规范)三管齐下。 GDPR 认证体系的“质量保证” EDPB 对芬兰认证要求的意见看似技术性细节,实则关乎 GDPR 认证体系的可信度。GDPR 第42条引入认证机制的初衷是降低合规成本、提高透明度,但如果认证机构本身缺乏独立性、专业性和一致性,认证就会沦为“花钱买证书”的形式主义。EDPB 的建议——从术语统一到人员资格、从跨境监管到义务分配——每一条都在强化认证体系的严肃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删除可能导致认证机构评估超出认证范围的 GDPR 违规”这一建议,它明确了认证的边界:认证机构只能评估特定处理活动的合规性,不能越俎代庖成为“准监管机构”。对于企业,这意味着 GDPR 认证不是“一劳永逸”的合规证明,而是“特定范围、特定时点”的合规快照。随着 EDPB 逐步完善各成员国的认证要求,GDPR 认证有望成为跨境数据流动的“通行证”——但前提是企业选择真正合格的认证机构,并持续维护认证有效性。 📚 延伸阅读 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德州与 LG 电子和解协议全文(PDF)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Center for AI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 (CAISI) 美国商务部: 商务部长 Howard Lutnick 关于 CAISI 的声明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 智能眼镜:CNIL 呼吁保持警惕 法国 CNIL LINC 实验室: 智能眼镜调查完整结果 DataGuidance: EU: EDPB issues opinion on Finnish Ombudsman’s draft accreditation requirements for GDPR certification bodies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 Opinion 13/2026全文
从“手机”“天下无贼”到“非诚勿扰”,华谊兄弟曾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而今,这家曾经的“影视第一股”因拖欠一笔1140万元广告费,被债权人推上了破产重整的审判台。这背后,是8年亏光85亿的惨烈数字,是明星对赌的资本泡沫,更是影视行业资本狂潮退去后的一个典型标本。 2026年4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浙07破申2号《决定书》,决定对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至此,曾经号称“中国影视第一股”的华谊兄弟,正式站在了破产重整的十字路口。 一、事件始末:一笔千万债务如何引发破产危机 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笔金额并不算大的债务。 2026年4月15日,华谊兄弟发布公告确认,收到债权人北京泰睿飞克科技有限公司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 这笔债务的本金为1140.5155万元,源于双方此前的广告合同纠纷。早在2025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就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华谊兄弟支付相应欠款,但公司始终未能履行。2025年12月,因该笔债务逾期未清,法院已对华谊兄弟及实控人王忠军下达限制消费令。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笔广告欠款早在2022年年报中就已出现。华谊兄弟2022年财报显示,当时已拖欠泰睿飞克1162.88万元的应付账款超过一年。到2026年4月,这笔债务已持续拖欠超过三年。 据财联社报道,4月23日金华中院作出的《决定书》标志着法院正式批准启动预重整,华谊兄弟的重整价值与重整可行性初步获得官方认可,其风险化解程序正式开始落地推进。 公司公告同时明确了后续风险:启动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若重整失败或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深层根源:8年亏损85亿的财务黑洞 2018年,是华谊兄弟命运的转折点。 在2017年实现营收高峰39.46亿元、净利润8.28亿元后,华谊兄弟于2018年首次出现年度亏损,随后便进入漫长的亏损通道。自2018年至2024年,公司已连续7年净亏损,累计亏损超过82亿元。2025年业绩预告预计全年归母净利润继续亏损2.89亿至4.07亿元。以此计算,2018年至2025年8年间,华谊兄弟累计亏损至少85亿元。 财务数据背后的恶化更加触目惊心: 资产负债表全面恶化。 公司期末净资产从2018年末的85.5亿元缩水至2024年末的3.61亿元。预计2025年度期末净资产为-9400万元至6300万元(未经审计)——这意味着公司净资产可能已经转为负值。 资产负债率持续攀升。 从上市当年末的13.25%,一路飙升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的87.7%。据《中国新闻周刊》援引高级会计师的分析,这意味着公司长期偿债能力存在问题,短期偿债能力同样处于低水平。 债务违约全面爆发。 截至2026年4月1日,华谊兄弟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逾期债务合计达5639.9万元,超过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0%。同时,公司及子公司共有34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其中22个余额低于1000元。 子公司资不抵债。 核心业务主体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仅1708.54万元,负债总额超7亿元,净资产为-2.45亿元,已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状态。 诉讼缠身。 截至2026年3月13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处于20项诉讼中,作为被告未能按调解协议或判决履行且债务已逾期的案件共有4起。 股价方面,与2015年32.13元的历史峰值相比,目前华谊兄弟的股价已缩水超过90%。 三、内幕揭秘:明星资本化的泡沫与代价 华谊兄弟的崩塌,不仅是财务危机,更是一部资本狂飙的样本教材。 1. 冯小刚“空壳公司”10.5亿元的资本魔术 2015年,影视行业资本最狂热的时期,华谊兄弟以10.5亿元的交易对价收购东阳美拉70%的股权。而东阳美拉当时成立仅两个多月,是一个资产为负、完全没有开展业务的“空壳公司”。 这笔交易的实质是“花钱买人”——10.5亿元买的是冯小刚5年的创作绑定。东阳美拉承诺5年实现6.74亿元净利润。然而,5年对赌期满后,东阳美拉实际仅完成约4.53亿元净利润,冯小刚需要现金补足2.35亿元。但即便补足之后,冯小刚实际到手的金额仍在8亿元以上。 有媒体评论一针见血:“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羊毛都被薅秃了”。 2. “跑男团”空壳公司与张国立的套现交易 类似的资本操作不止一桩。华谊兄弟还以7.56亿元收购了另一家空壳公司东阳浩瀚70%的股权,该公司绑定了李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杜淳等“跑男团”明星,承诺5年6.07亿元净利润。 更早的2013年,华谊兄弟以2.52亿元收购仅成立三个月的浙江常升70%的股权,以此捆绑张国立。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立以转让款中的1.52亿元用于购买王忠军和王忠磊所持有的华谊兄弟的股份,实质上构成了实际控制人通过上市公司收购实现部分套现的操作。 三笔明星公司收购,华谊兄弟共付出20.58亿元现金。公司账面商誉从2013年的3.53亿元飙升至2016年的35.70亿元,增长逾9倍。巨额商誉在后续年度集中减值,成为吞噬利润的重要原因。 高溢价收购明星公司带来的商誉减值,持续侵蚀着公司利润。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分析指出,华谊兄弟连年亏损背后是其“去电影化”战略的失败,过度投资于周期长、回报慢的实景娱乐项目拖累了主业。 3. 重资产转型的血本无归 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曾是华谊兄弟最看重的转型方向。其旗舰项目华谊兄弟电影世界(苏州)投资额达35亿元,远超当时公司总资产规模。但开业后连续亏损,2018年至2020年分别亏损1.34亿元、1.62亿元和0.93亿元,运营公司最终于2024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在游戏领域,2015年以19亿元认购英雄互娱20%股份,但该公司经营持续恶化,2025年3月华谊兄弟以3.36亿元清仓该股权,投资损失惨重。 在电影主业方面,华谊兄弟也面临核心创作人才流失的问题,内容竞争力持续下滑。曾经冯小刚的贺岁片是华谊的金字招牌,但备受关注的《非诚勿扰3》最终票房在1亿元关口徘徊,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冯小刚+华谊”黄金组合时代的落幕。 四、王氏兄弟:从影视大佬到股权清零边缘 华谊兄弟的创始人王忠军、王忠磊,其个人信用与公司命运深度绑定。 2026年4月3日,华谊兄弟发布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忠磊持有的1130万股股票拟被司法拍卖,占其所持股总数的17.10%。案件申请执行人为民生银行苏州分行,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更严重的信号是——截至2026年4月3日,王忠军和王忠磊两人合计持有的2.29亿股股票已全部被冻结,冻结比例达到100%。 若上述拍卖完成,两人合计持股将降至公司总股本的7.86%,公司自己也在公告中坦承“可能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此前,2025年12月,因七印象(佛山)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华谊兄弟之间的合同纠纷——华谊方面拖欠其电影项目投资收益款及违约金共计7473.2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中军、王中磊均被法院下达限制消费令,禁止乘坐飞机、高铁及入住星级酒店等高消费行为。 五、法律视角:重整程序的游戏规则与可能走向 作为法律从业者,笔者从专业视角对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进行拆解。 (一)重整程序的启动要件分析 根据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本案中,债权人泰睿飞克以华谊兄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重整,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条件。 目前,法院仅决定启动预重整程序。在预重整阶段,临时管理人将提前开展债权申报登记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工作,为提高后续重整成功率打好基础。 需注意,启动预重整不等同于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只有在公司及临时管理人制定出可行的预重整方案、法院认为具备重整价值和可行性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公告亦明确提示了此重大不确定性。 (二)重整与破产清算的本质区别 华谊兄弟在公告中特别强调,重整程序不同于破产清算程序,“是以挽救被重整企业,保留被重整企业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被重整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为目的”的司法程序。 重整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中止个别清偿、暂停行使担保权、引入重整投资人、实施债务重组和经营调整,为企业争取“重生”的时间窗口,最终实现债权人和企业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三)对赌协议与破产重整的法律风险 华谊兄弟的明星对赌交易,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可能面临特别审查。管理人有权审查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交易行为——若存在通过明显不合理价格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管理人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撤销。 值得注意的是,对赌协议约定以现金回购或补足差额,实质上是上市公司以远超净资产的价格收购标的,如果被认定为损害上市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将面临法律挑战。 (四)未来走向研判 从已披露信息判断,华谊兄弟破产重整可能的走向包括: 案一:引入“白衣骑士”,完成重整。 目前股权拍卖和控制权分散为战略投资者入场提供了契机。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后,将积极招募重整投资人。如果能够引入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并制定出债权人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公司将有望摆脱困局。但考虑到公司已连续8年亏损、核心业务严重萎缩、账面净资产可能为负,寻找合适的“白衣骑士”并非易事。 案二:重整失败,转入破产清算。 若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或未能按期提交草案且未获延期许可,重整程序将终止,公司将转入破产清算。届时,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债权人将按法定顺序从公司剩余财产中获得清偿。 案三:退市风险已成定局。 无论重整进度如何,华谊兄弟还面临另一道致命关口——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若确认为负值,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公司股票将在4月29日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从公司三次提示性公告的披露情况和现有财务数据的判断来看,净资产转正的可能性已极为渺茫。 从2009年创业板上市时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破产重整的萧瑟落幕,华谊兄弟的17年资本市场旅程,折射的是中国影视行业从狂热到冷静的完整周期。 据公司公告,华谊兄弟2025年年度报告预计将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届时将公布经审计的净资产数据,这是一份决定公司命运的答卷。无论结果如何,华谊兄弟的故事都已注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教科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关于疯狂与理性,关于泡沫与价值,关于那些在资本游戏中进进出出的明星、公司与真相。 未来几周,重整程序的推进、重整投资人的遴选以及年报审计结果的确凿落地,将成为决定这家昔日巨头命运的关键变量。我们将持续关注。
在短视频领域中,影视剧解说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内容类别之一,此类二创短视频通过剪辑、解说和重新编排,将长篇影视压缩成几分钟的精华片段,满足了用户快速获取影视热剧内容的需求。 但近年来,不当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视频、图片、文字等作品引发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11日披露的数据显示[1]“2025年上半年忻府区人民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116件,占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64%,相较2024年同期增长120%,相较2023年同期增长383%”。在这一整体态势中,因剪辑、改编、拼接等“二次创作”行为所引发的侵权争议尤为突出,已成为纠纷增长的主要诱因,而影视剧解说短视频则是“二创”的重要形式之一,主要模式有速看类、评说类、混剪类等。 本文着重探讨此类影视剧解说类短视频信息网络传播侵权案件中法院的审查要点。 一、“合理使用”抗辩的使用边界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创作者的创作行为显然符合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权利人作品的行为认定,然则该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要点在于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行为。这也是相关诉讼中,很多创作者的抗辩理由,他们认为影视解说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以下简称)第二十四条[2]规定中“(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情形。但实际上司法实践中对于“合理使用”的认定很严格,法院通常会运用“三步检验法”来判断作品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该概念源自《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国际条约,后被我国吸收采纳,简单来说通常有以下三个维度的考量: (一)目的正当性 法院在运用“三步检验法”判断作品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时,首先进行的便是目的正当性检验。这一步要求使用行为必须严格符合所明确列举的十二种特定情形,例如为个人学习、研究、欣赏,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为报道新闻等。就影视剧解说短视频而言,通常能适用的是“以介绍、评论”为目的,而非展示剧情。如果一系列短视频将影视剧中的核心片段展示出来,让受众直接了解到影视剧的主要剧情的情况下,很可能被认为其主要功能和效果是向公众呈现原作品本身,而非表达介绍或评论性的观点,其目的难以被认定为正当。如果仅仅单个视频截取一小部分剧情,而主要进行主观评论的情况下,那么被认为目的是展示剧情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二)是否与原作的正常使用相冲突 “引用适当性”是判断使用行为是否会实质性替代原作品的功能和市场,对原作品的正常使用造成阻碍的标准之一,是对“是否与原作的正常使用相冲突”这一维度的量化标准。简单理解就是法院会审查二次创作创作者所引用的内容是否会侵害到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判断是不是合理引用。其中,是否构成“实质性替代”是引用适当性的核心衡量标准。 关于“引用适当性”的判断标准,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法院可能会考察创作者的引用量与引用占比,实际上法院并不是单纯从引用量、引用占比来考量“引用适当性”。举个例子,如果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引用的片段仅占整个影视剧的10%,但如果这10%仍然将影视剧的核心情节脉络展现出来,则法院仍可能认为是超出了合理引用的范围,构成了“实质性替代”,使得部分受众对于原片失去兴趣,从实质上挤占了原片的市场份额,损害了原片的市场份额。 2025年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人间世》侵权案[3]是一个典型案例。法院认为[4]被告刘某的视频“多为原始作品内容的选取剪切,解说内容也多为纪录片中人物事件的内容浓缩和核心看点”,使公众连续点击观看便可基本获得案涉作品的大致内容,因此构成侵权。 再比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一案中认为侵权方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使用侵权的片段共计56个,且每个片段的时长均在二至四分钟左右,总时长约两百余分钟,该使用行为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且消费者在观看了涉案片段后可能因对相关情节有所了解后便认为无需观看完整作品,从而损害了爱奇艺公司作为著作权人本应获得的合法利益。”[5]故认定华数公司的涉案行为应属于侵权行为。 (三)是否不合理得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1.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含义 法院审查的核心是审查使用作品(如复制、剪辑、传播片段)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对著作权人的著作权相关利益造成了不合理损害。具体而言,这种“损害”主要指向: (1)市场替代: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得损害了原作品的市场份额,导致潜在消费者无需再去观看正片、购买原片或官方衍生品。这里所指的“市场替代”与前文所述的“实质性替代”的含义有所不同,“实质性替代”指使用行为替代了原作品的功能和市场,与原作形成直接竞争关系,从而剥夺了著作权人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获利机会。而此处的“市场替代”的判断主要指使用行为对著作权人既有和潜在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程度是否“合理”,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利益平衡。 (2)经济利益不合理的减损: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得侵占了著作权人通过正常授权(如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本可获得的市场许可收入。 (3)作品价值贬损:使用行为是否实质性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或艺术价值(如恶搞式篡改),导致作品的市场价值受损。 2.二次创作表达导致原作口碑下滑不是“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审查范围 笔者在研究该方面问题的时候产生疑问,短视频中对原作的负面评论导致原作口碑下滑,进而原作的经济利益受影响的情形是否属于法院审查的“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情形?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电影新上映之时,有许多专做电影解读的自媒体博主抢先观看电影,并第一时间将对电影的评论制作成短视频放在平台上供人浏览,极大程度上将利用舆论影响到最终的电影票房。当较多的自媒体博主对于电影评价较好时,会促进电影票房的增长;然而如果较多的自媒体博主对电影有了较为负面的评价之时,短视频受众也将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极大可能将会带来电影票房的遇冷,也即所谓的口碑下滑导致电影作品的创收遭受重创。 司法实践认为,该种情形不属于“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审查范围。法院使用“三步检验法”审查的“损害”针对的是二次创作短视频对著作权(如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的侵害。而负面评价导致的“口碑与票房损害”属于对原作市场声誉和商业利益的损失,通常归入名誉权、商誉侵权领域。即创作者基于真实体验和事实的客观评价,即使对作品的市场声誉产生了影响,也并不等同于著作权法“三步检验法”所要规制的对著作权合法权益的“不合理损害”。 综上,当一位博主剪辑电影片段并制作深度批判视频,如果其引用的片段过长、核心情节过多,可能因构成“实质性替代”而无法通过“三步检验法”的审查,侵犯的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但该博主视频中尖锐的批评观点导致观众不想买票,这种票房损失本身并不是著作权法所评价的损害。如果他的批评基于事实和合理依据,这就是受法律保护的舆论监督。 (四)“转换性使用” 国内部分法院会借鉴美国的“转换性使用理论”(Transformative Use)考虑被诉使用行为是否与原作正常使用相冲突,是否不合理得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何谓“转换性使用理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李杨在其文章《著作权侵权认定中的转换性使用理论适用阐释》[6]中阐述“转换性使用理论”的概念时作出如下解释:“所谓‘转换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是指对他人作品进行使用时或具有再生产功能,或与著作权人对该作品内容的使用方式、目的或功能截然不同的作品使用行为。” 笔者通俗解释来说,如果将原作比喻成“面粉”,如果创作者仅仅是往面粉中加水搅拌成面糊,那么明眼人一看,这实质上还是面粉,只不过改变形态而已,就类似于“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一样,受众只不过是看了创作者对于原作的总结浓缩,本质上看的也还是原作的剧情思路,由此导致受众对原作的使用渴求下降,此种情况下不构成“转换性使用”。 如果创作者往面粉里加入酵母、坚果、黄油、糖、盐,并经过发酵后烘烤成面包,它的形态、味道、功能和目的(从原料变成可直接享用的食物)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下构成了“转换性使用”。举例来说,如果一名创作者重点在于介绍导演如何使用几种类型的“蒙太奇”手法去表达一些核心思想,通过截取一小部分著名电影的镜头展示,让受众观看后,获得的是专业知识即电影镜头手法“蒙太奇”的几种表现方式,而不是电影剧情,那么也就构成了所谓的“转换性使用”。转换后的作品使用行为服务于新的、不同的市场或受众,通常不会与原作形成直接竞争关系,不会不合理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扩大原作的知名度或衍生市场。正如“面粉”变为“面包”后,其所针对的受众和市场是不同的,“面粉”不会因为“面包”的畅销而受到过大的影响。 因目前“转换性使用理论”尚未被国内立法所固定下来,国内采用“转换性使用理论”的法院并不多,且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方法院,比如笔者检索到的“王莘与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作品信息网络传播纠纷上诉案”(该案二审阶段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此案中阐述“涉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所采取的片段式的提供方式,及其具有的为网络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图书信息检索服务的功能及目的,使得该行为构成对原告作品的转换性使用行为,不会不合理地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7]该案件虽非影视作品解说类短视频侵权案件,但其中关于转换行使用的论述,亦值得我们思考。与此同时,多数的法院仍属于保守法定主义,仅按传统的“三步检验法”来判断二次创作的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因此“转换性使用理论”仅能作为二次创作者在庭审中的抗辩思路之一,无法完全依靠该理论避免被认定为侵权。 二、影视剧解说类短视频的常见类型与侵权风险分析 影视剧解说类短视频的常见类型一般分为三类。 第一种为速看类短视频,旨在将电视剧、电影作品的剧情浓缩为几分钟的短视频,让观众能够迅速了解电视剧、电影作品的核心内容,较为有名的如谷阿莫的系列速看影视作品的短视频。此类二次创作短视频因将影视剧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盘托出,极易构成“实质性替代”而被认定侵权。 第二种为输出观点类的短视频,对于剧情内容外加上创作者对艺术手法的专业解读、背景知识科普等等。该类短视频的风险点是大量使用影视剧片段建议及介绍影视剧的主线内容,进而构成“实质性替代”。如果此类短视频能够着眼于输出创作者的个人观点、知识科普,仅引用不完整的、少量的影视剧片段素材,则构成侵权的风险将降低。 第三种为混剪视频,将多个视频素材进行剪辑、重新编排,形成具有新主题或者独立表达的新作品。此类短视频主要涉及原作著作权中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的侵权风险。笔者举例以下几种未经许可下的侵权形式: 第一,若混剪通过剪辑、配音等方式歪曲、丑化、恶搞原作品的剧情、人物角色设定或表达意图,可能侵犯原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第二,将混剪视频用于广告、带货、打赏等商业目的,即使是少量引用,且添加了部分原创内容,若未获得原作品版权方授权,仍构成对原作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的侵权。比如在推销藕粉产品的直播中插入《哪吒2》中用藕粉重塑哪吒身体的完整片段,很可能将不被法院认为是合理使用。其本质在于,商业目的与合理使用鼓励的“为公共利益而有限使用”的根本精神相悖。 第三,利用原作品的大量片段创作出具有一定程度独创性的新作品,可能被认为是侵犯了原作品的改编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实践中随着AI技术的发达,混剪方式产生了更多的处理方式,比如AI换脸原作品的经典片段、AI合成不同影视作品的人物故事剧情视频等等,关于是否侵权、法律审查尺度等属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亟待研究的问题。 三、侵权损失赔偿的司法衡量标准 关于影视作品解说类短视频侵权的损失认定问题,遵从一般的著作权侵权损失赔偿规则,[8]有比较完整的规定,归纳如下: (一)著作权人举证证明的实际损失 著作权人在起诉侵权人要求赔偿的时候,一般会尽可能证明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实际损失。但一般实践中著作权人很难对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失进行举证,比如笔者检索的案例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鉴于字节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本案所控侵权行为而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二被告的违法所得,本院综合考虑涉案节目的独创性程度、制作情况、视频时长及二被告的过错程度、使用方式等因素,对二被告应赔偿的经济损失数额酌情予以确定。”[9]再比如笔者检索的案例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损失赔偿部分认为“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既不能确定涉案侵权行为给爱奇艺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亦无法确定华数公司的侵权获利情况,一审法院综合华数公司使用涉案作品的方式、涉案作品的知名度、点击量等因素,最终酌情确定华数公司赔偿爱奇艺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十万五千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10]综上可看出,两案的著作权人均无法就损失部分进行有效举证。 (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从著作权人的角度来说,此类举证也比较困难,一般而言只能收集侵权人发布侵权视频后其自媒体账号的涨粉情况、视频点击量、点赞数、评论数等方面证明侵权人的无形利益的获益情况。但此类无形收益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损失数额。通常情况下,原告会基于涨粉等情况推定一个较高的被告获益数额,而作为被告的侵权人为证明其获益较少,也会相应地举出其与平台的分成情况。此类情况下,最终基本由法院酌情裁量。 比如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诉刘明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认为[11]“在赔偿金额的确定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实际损失或被告的侵权获利,且被告仅截取原始作品集数中部分事件内容,与正常经授权使用原始作品的方式区别较大;而被告虽举证了平台收益分成,但侵权行为还带来粉丝增长等无形利益,因此法院综合考虑作品类型、独创性,侵权视频长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及影响,以及原告维权成本等因素,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55000元。” (三)损害赔偿的上限与下限 关于损害赔偿数额范围,我国规定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最低不得低于500元。 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时,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赔偿,最高可判赔500万元。若存在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情形,还可在此基础上适用惩罚性赔偿,即按照确定的赔偿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但需符合法定条件。同时,在适用法定赔偿时,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原则上不得低于500元。不过,在特殊情况下,如侵权情节显著轻微、实际损害极小等,法院可能依据公平原则或相关法律规定,突破下限作出低于500元的判赔,但需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著作权人维权的合理开支 1.合理开支的构成 根据(虽然已经失效,但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第十三条的规定“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所称‘合理开支’包括:(一)律师费;(二)公证费及其他调查取证费;(三)审计费;(四)交通食宿费;(五)诉讼材料印制费;(六)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或诉讼支付的其他合理开支。对上述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应当进行审查。” 因此通常著作权人可以主张符合司法部门规定、行业协会规定范围内的律师费、公证费与电子取证费用、审计费用、因调查取证和开庭支出的交通费和食宿费、诉讼材料印制费。 其他合理支出主张是否可能被支持还需要看管辖法院当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浙江省为例,根据[12]规定“合理费用一般包括调查取证费用和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包括公证费、侵权产品购买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为调查取证而产生的必要的交通住宿费等”,其他合理支出中包含了“侵权产品购买费”。 2.合理开支数额的确定 一般法院会审查相关开支的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系列证据,从关联性、合理性与必要性三个角度审查权利人主张的开支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比如律师费方面,会结合案件的复杂程度、举证情况、当地律师费标准等酌定律师费金额。其他维权费用也会着重考虑支出的必要性后再进行酌定。 综上所述,实践中关于此类案件的著作权人的损害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举证较为困难,法院一般会结合短视频的实质性替代程度及其他侵权情况、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获得的无形利益、著作权人的维权合理支出等等因素对于损害赔偿和合理开支的数额进行酌定。 四、总结 未经版权方授权的影视剧解说短视频创作容易陷入侵权的泥沼中,法院通常遵从“三步检验法”判断该类短视频创作者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而豁免侵权责任的承担。如果被判断为侵权的情况下,侵权人可能需要赔偿权利人损害赔偿费用与维权合理支出,具体数额将由法院按案件具体情况进行酌定。因此在进行二次创作时不应抱有侥幸心理,创作者应积极通过平台、创作者的个人主页、版权方官网寻求联系方式,联系权利人并寻求权利人的授权许可。 注释 [1] 详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网站:https://xzxffy.shanxify.gov.cn/article/detail/2025/07/id/8899314.shtml,2025年12月28日最后访问。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二十四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3] 详见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官网:https://yzsfy.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8863,2025年12月28日最后访问。 [4] 详见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官网:https://yzsfy.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8863,2025年12月28日最后访问。 [5]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6] 李杨:《著作权侵权认定中的转换性使用理论适用阐释》,《北方法学》2023年第3期,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SiEvlGDrnP301r00xd9yuQ,2025年12月30日最后访问。 [7] 参见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 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要举证责任,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求,对侵权复制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设备等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 [9]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0]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11] 详见靖江市人民法院官网:http://js.j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04/id/8790754.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 [12] 浙法民三〔2009〕6号 36. 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如何确定 合理费用一般包括调查取证费用和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包括公证费、侵权产品购买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为调查取证而产生的必要的交通住宿费等。律师费首先要考虑收费是否符合的规定,其次还要考虑律师执业所在地价格管理部门确定的律师行业收费标准。此外还需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律师的工作量、判赔数额等具体因素。但在相关联的案件中,对于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而共同支付的合理费用已在其他案件中获得赔偿的,不再重复赔偿。
摘要:相信大家在看剧时,时常会留意到这样一行字幕“本剧由某小说/故事改编”。这类改编影视剧,既能让原著粉丝重温情怀,收获延续故事的喜悦,也能为影视剧本身吸引大批关注度,带来可观的流量热度。改编类影视剧的创作与发行需以取得原著作者合法改编授权为前提,且相关行为通常须严格限定于授权期限内。但影视项目常受资金周转、拍摄进度、政策调整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导致制作周期延长,形成“超期改编”,进而引发侵权纠纷。本文以该现象为核心,浅析授权期限约定不明的法律风险,并结合司法实践案例提出合规建议。 一、授权期限的设定与合同风险 改编类影视剧开拍前,影视剧承制方或投资方需取得原著的改编权、摄制权等著作权授权,根据,许可使用合同应明确“许可使用期限”,该期限与双方谈判地位、项目开发及制作周期相关,在实践中,授权期限主要有“固定期限”和“固定期限+附条件续期”两种模式,两者均潜藏一定法律风险。 (一)单一“固定期限”模式的弊端 以往的授权许可使用合同中,多数合同会根据常规的影视剧制作周期简单约定一个固定的授权期限。如案件《迷雾围城》诉《人生若如初相见》著作权侵权案[1]中,原告与被告公司签订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第二条第3款就将小说《迷雾围城》期限约定为“乙方获得的该权利期限为,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5年。”在固定期限基础上,还有个别合同在固定期限中约定提前终止授权的条件,如案件《使徒1》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2]中,原被告合同的授权期限约定为“授权许可期限为5年,自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22年10月11日止。......乙方应在授权许可期开始之日起的3年内,即2020年10月11日前实质性开机摄制该电视剧或网络剧作品,否则甲方有权收回全部授权权利。”该约定模式相较于前述条款而言对影视制作方的合同义务则要求得更为苛刻,能更有效地保护原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但无论是上述哪种约定方式,其核心弊端在于:一旦影视制作方未能在授权期限或约定期限内完成影视剧的改编与摄制行为,其后续的超期摄制行为将面临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较高风险: 1. 合同目的对授权期限涵盖范围的限定 基于合同目的解释原理,双方签订影视改编授权许可合同的核心目的,在于影视制作方通过行使所获得两项演绎权(改编权、摄制权),在原作品基础上创作并后续利用视听作品。合同所约定的权利行使期限,即代表双方就完成影视作品全部改编与摄制行为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换言之,制作方不仅须在授权期限内完成基于原著作品的剧本及相关素材创作,更须完成将该作品拍摄制作成视听作品的全部流程。若未能于授权期限内完成改编与摄制,一方面构成对合同的违约行为,另一方面,超期改编或摄制影视作品,将直接面临被原著权利人提起侵犯改编权、摄制权之诉的法律风险。 案件《迷雾围城》诉《人生若如初相见》著作权侵权案[3]即同样持有该观点,该案中,七被告称在合同约定的授权期限内完成了剧本改编行为,但未在授权期限内完成电视剧的拍摄行为,不过因为其完成了剧本改编,因此利用新创作的剧本内容进行拍摄并未侵犯原著作者的著作权。法院认为,“从上述许可协议的订立目的看,被告紫晶泉公司通过支付使用费的方式获得涉案小说的改编权、摄制权,其目的就是为了将涉案小说拍摄成影视剧。这意味着协议所约定的改编权、摄制权控制着拍摄影视剧所涉及的一系列利用涉案小说的行为,如将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剧本、根据该电视剧剧本进行拍摄等行为。故七被告需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改编剧本、拍摄电视剧等所有影视剧制作行为,否则即构成侵权。”可见司法实践中,法院严格遵循合同文本所体现的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轻易不作出超期拍摄不侵权的认定。 2. 实际履行层面默示许可/默示意思表示的适用困境 在无明确续期约定的情况下,影视剧制作方可能倾向于以著作权法“默示许可”理论来主张继续使用原著的权利,不过该主张适用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著作权法的默示许可理论可追溯至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Effectts Associates诉Cohen案。该案中,法院基于原被告合作创作电影特效镜头的交易目的与实际履约行为,推定原告已默示许可被告使用其创作成果,首次将“默示许可”理念引入著作权领域。即便美国已经创设该制度,但出于对著作权专有性与绝对性的保护,我国著作权领域一直对默示许可制度持审慎态度,亦未将该制度引进入内,因此影视剧剧方难以直接以该理论作为抗辩理由。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著作权法层面无明确规定,但从民法维度存在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关于默示意思表示规定的空间,不过该法条适用条件较为严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第一百四十条释义[4],“默示”是指行为人通过行为的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强调的不仅是“默”,更是“示”,意指行为人虽然没有通过口头、书面的方式表示,但是仍可以通过其行为来推定、认定出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而纯粹的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交易习惯时,方可视为意思表示。 据此,若影视剧制作方在合同期限届满后,仅仅因为原著作者未明确提出异议(即保持沉默)就继续使用作品进行改编或摄制,其将承担极高的举证风险。影视剧剧方须能够充分证明权利人实施了某种积极的默示行为以许可继续使用,或者证明合同中已有“沉默即许可”的明确约定。否则,当权利人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时,影视制作方将极易因无法满足《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的严苛要件,导致举证不能,进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由此可见,单一固定期限授权模式虽能为原著授权方提供权利保护,但其与著作权法立法精神相悖。著作权法的核心目的是在保障作者利益的同时,促进作品传播与利用,若机械固定授权期限,导致影视化目的未达成,该条款将阻碍原著作品后续授权、二次传播及社会价值实现,背离著作权法“保护创作、促进传播”的立法初衷。 (二)“固定期限+附条件续期”模式的可行性及潜在风险 单一固定期限之所以在实践中引发诸多争议,究其根本,是期限设定与影视作品的改编、摄制周期严重脱节所致。而在固定期限的基础上明确设立附条件续期条款,既能制约制作方无限期拖延,又能保障影视项目享有充足的完成时间。以《龙与地下铁》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5]为例,本合同将授权期限约定为“授权合同的期限为自2015年6月30日至2020年6月30日,合同期限届满,同等条件下,凤仪公司拥有优先续约权。根据授权合同,凤仪公司需在此期限内开机拍摄,凤仪公司在授权期限内开机后,可继续使用合同授权的相应文字作品改编权、表演和摄制权至相应的电影制作完成并上市公映,凤仪公司无需另行为此支付马某、百文公司版权费用。” 该种约定方式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创作规律,保障影视方续用原著作品进行改编摄制的权利,避免因期限届满导致项目搁浅、投资受损;二是平衡原著作者权益,督促影视方按期履约,防止IP闲置、项目拖延,保障原著作品作者及潜在合作方的商业开发空间。需注意的是,该模式仍存在法律风险,若续期条件约定不明、不够严谨,易引发履约争议。 二、附条件续期条款的实操设计 鉴于固定期限的授权期限条款往往与影视剧漫长且变动的实际制作周期存在脱节,导致项目处于被动境地,因此,在授权合同中,应将附条件续期条款的设置与影视剧项目的开发进度紧密匹配,以确保授权期限的合理性与影视项目推进的效率。 1. 续期条件触发节点 一部影视作品的开发周期大致涵盖:前期开发(剧本初创)、制作筹备(剧本精修与定稿等)、中期拍摄制作、后期制作及发行等关键阶段。从著作权权利行使的核心逻辑来看,改编权的行使核心体现为剧本从初创到定稿的完整创作过程,摄制权则对应实景拍摄、素材录制等实质性拍摄行为,二者共同构成影视改编授权的核心履约内容。相较之下,前期开发阶段的剧本初创尚未形成稳定的改编成果,制作筹备阶段的各项准备工作亦未进入权利行使的实质环节;而后期制作及发行则是基于改编、摄制成果的延伸利用,并非授权期限设定时需重点锚定的履约节点。因此,续期条件的触发节点以影视项目进入实质性摄制阶段为宜。 同时,续期条件的约定必须明确且可量化,以规避因表述模糊而产生的争议。司法实践表明,模糊的触发条件极易成为合同履行中的导火索,这一点在影视改编权授权合同的续期条款中尤为突出。以《英雄志》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为例[6],本案中双方针对影视剧剧方能继续行使改编权以及其他权项的条件约定为“乙方在合同签约之后,《英雄志》第一部应在签约日起一年半时间内开机,则乙方拥有电视剧《英雄志》播映发行的全部权利。乙方若无法在签约日起一年半时间内开机摄制《英雄志》第一部,甲方有权收回对乙方的《英雄志》改编权,不作任何退款补偿。”但何谓“开机”“开机摄制”,合同并未进一步明确约定。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交了证明自己已举办开机仪式,其他演职人员于开机仪式当天工作的场景的公证内容,但原告并不认可仅举办开机仪式即满足“开机拍摄”的条件。针对该争议,法院则从合同文义解释角度认为,“开机”“开机拍摄”是相对等的条件,均是要求被告在约定期限内开始此项工作,并无程度上的要求,因此被告只要证明开始该项工作即可,现被告提供了其“开机仪式”内容,也有拍摄剧本的镜头,因此其举证责任已完成。类似争议也出现在《龙与地下铁》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7]中。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案件裁判思路并非唯一可能。若授权方能证明行业惯例或者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于“开启稳定的、持续的拍摄制作行为”,而并非只是一个形式上开机仪式,则法院也可能认定,无后续实质拍摄跟进的开机仪式,不符合合同目的及双方意思表示,从而认定续期条件未成就。 基于上述案例和分析,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法院“一定会”做出对哪一方有利的判决,而在于约定模糊导致了“判决可能走向任一方向”的风险。影视制作方易将模糊的续期条件解释为对自己有利的“形式主义开机”,而授权方则坚持“实质性摄制”的严格标准。为避免双方因认知分歧而诉诸法院,合同设计中必须将续期条件予以细化与量化,建议以“实质性开始拍摄”作为触发条件,并明确其定义,将裁判标准从“法官的主观解释”转变为“合同约定的客观事实”,以此明确双方权责,杜绝争议空间。例如,可约定:影视剧剧方应在开机拍摄后合理期间内(如10个工作日)向授权方提供以下文件或资料:(1)影视剧开机摄制必要的立项、审批文件;(2)定稿版改编剧本;(3)主创人员、剧组人员确定演职名单;(4)剧组摄制日程、计划等文件,并进一步明确,仅举办“开机仪式”,并不视为“实质性开始拍摄”,以细化影视剧剧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督促影视剧剧方按约履行改编、拍摄影视剧的合同义务。同时,为避免授权方以文件审核为名实质性阻碍拍摄,合同中可增设风险平衡条款:即授权方对文件的审查权应以不实质性阻碍拍摄进展为前提。 2. 续期条件实现后的后续约定 设定了自动续期条款后,双方仍需就续期后的权利义务进行详细约定,以平衡各自利益。对授权方有利的角度而言,授权方可在合同中增设监督影视制作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条款,如设定影视剧最长上映/发行期不得超过多少年、明确续期期间对影视制作方的监督义务(如续期期间的摄制关键节点要求影视制作方提供相应工作成果审核);对影视制作方有利的角度而言,应在合同中弱化授权方对拍摄的实质性影响,例如争取续期后不附加其他新的限制性条件、限制授权方在续期期间对已定稿剧本或者拍摄素材、内容提出修改意见的权利等。 三、结语 改编类影视剧授权期限的“避坑”核心,在于摆脱“机械约定”的思维,以“明确性、可量化、平衡化”为原则设计条款。条款具体约定层面,作为影视制作方,应当积极争取附条件续期条款,避免因授权方过于强势而导致项目进展受阻。同时,在附条件续期条款中,尽量争取降低证明实际履约的标准,并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注意留存完整的工作痕迹;作为原著授权方,应当在附条件续期条款中,尽可能细化明确可证明影视制作方已实际启动摄制工作的合同义务。在发现影视制作方未按期履约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履行合同义务。若对方仍未履行合同,应及时告知对方己方收回授权的意思表示,并避免以自身行为产生默示许可影视制作方继续使用原著作品的意思表示。 参考文献: [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6846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2]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一审判决书。 [3]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6846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4]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07-709页。 [5]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42889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6]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皖民三终字第00055号民事二审判决书。 [7]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42889号民事一审判决书。
新闻1:98岁李嘉诚清仓甩卖内地楼盘,最低一套40万,拿地已达26年 新闻2:对话方太董事长茅忠群:我怎样用传统文化管理百亿企业的 引言 各位关注财富管理与企业发展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从两则近期备受关注的新闻切入,聊聊中国企业的传承智慧与市场波动中的资本逻辑。这两则新闻,一则关乎一家百亿企业如何用传统文化筑牢根基,另一则涉及一位传奇富豪对内地资产的策略性调整,背后都藏着值得细品的商业哲学。 一、方太集团:用传统文化浇灌企业的 "常青树" 提到方太,很多人会想到它的高端厨具,但少有人知道,这家创立近 30 年的企业,早已把传统文化变成了管理的 "核心算法"。其董事长茅忠群在近期的访谈中提到:"过去不发脾气是靠内向压火,学了传统文化后,连气都不生了。" 这句话背后,是方太从家族传承到企业管理的深层蜕变。 1994 年,方太的故事从一场 "接班" 开始。当时,茅忠群的父亲毛理翔创办的飞祥集团虽把点火枪做到全球第一,却陷入江浙地区的价格战 —— 产品从 1.3 美元骤降到 0.3 美元,企业站在了生死边缘。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毕业的茅忠群,接到了父亲的接班电话。他没有直接接手旧业务,而是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离开低端制造,寻找新赛道。 经过调研,茅忠群把目光锁定在抽油烟机行业。彼时,这个行业正处于 "深型机替代薄款型" 的技术拐点,而市场上的高端品牌几乎全是洋牌子。"要么不做,要么就做中国家电第一个自己的高端品牌",这个初心定下了方太 "专业化、高端化、精品化" 的定位。如今回头看,在那个 "贴牌就能赚钱" 的年代,选择自主研发、走高端路线,需要极大的定力 —— 这一定力,后来被证明与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一脉相承。 走进方太位于杭州湾新区的总部 "理想城",450 亩的园区里,人车有序、树木成行,更像一所大学。这里的员工不叫 "总部",而叫 "理想城",名字源自柏拉图的哲学概念,却处处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茅忠群在这里推行的 "五个一幸福法"—— 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贴在每个高管办公室墙上的具体承诺:有人写 "每天至少表扬同事一次",有人写 "带父母定期体检",连门卫、清洁工都有自己的 "五个一" 计划。 最特别的是 "读一本经"。每天早晨,方太各部门会用 15 分钟朗读经典,再用 15 分钟分享感受。不同部门读的书不同,有的读《孙子兵法》,有的读《定位》—— 这里的 "经",是广义的经典,核心是通过共读形成价值观共识。茅忠群从不用行政命令推行这套体系,而是 "让大家看到好处再慢慢推广"。结果是,方太的员工流失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有人笑称 "在方太工作等于拿铁饭碗"。 这种管理模式的底层逻辑,被茅忠群总结为 "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 "道",解决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西方现代管理是 "术",提供的是具体方法。比如,面对市场波动,方太不纠结于短期利润,而是 "凡事回到因上求解"—— 就像古人说的 "圣人畏因,凡人畏果",把精力放在产品研发、员工成长这些 "因" 上,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2023 年,方太营收达 176 亿元,虽 2024 年上半年增速放缓,但在厨具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样的表现已属难得。这背后,既有对 "高端化" 定位的坚守,更有传统文化凝聚的组织力。正如茅忠群所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管理模式,一定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 对家族企业而言,这或许是穿越周期的重要密码。 二、李嘉诚清仓内地楼盘:资本逻辑下的 "见好就收" 如果说方太的故事讲的是 "守",那么李嘉诚近期的动作则透着 "退" 的智慧。8 月 21 日,市场消息称,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对内地 4 个楼盘进行 "清仓式甩卖",400 余套房源集中抛售,其中惠州龙博华苑单价跌破 9000 元,最低一套仅 40 万元。这不是个例,从北京东方广场到上海陆家嘴天际广场,近年来李氏商业帝国正在加速调整内地资产布局。 这次清仓的房源集中在广东,包括惠州龙博花园、中山龙博花园、广州逸翠庄园和东莞海逸豪庭。有意思的是,这些项目都是 "老盘新卖"—— 广州逸翠庄园 2012 年首次推售,东莞海逸豪庭 2013 年开盘,最长已搁置 13 年。数据显示,这些项目总可售住宅达 15799 套,可售面积 56 万平方米,此次抛售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价格是最大看点。以东莞海逸豪庭为例,2023 年均价还是 4.4 万元 / 平方米,到 2024 年 6 月已跌至1.8 万元 / 平方米,此次清仓单价最低 1.55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4.8%。为吸引买家,开发商甚至为香港客户开通了深圳罗湖、福田口岸的往返看房大巴,不少操着粤语的香港人北上抢购,目前房源已所剩无几。 更值得玩味的是李嘉诚的 "成本控制术"。以东莞海逸豪庭为例,1999 年拿地时成本不足千元 / 平方米,即便现在以 1.8 万元抛售,26 年间仍增值 18 倍。这种 "低拿地、慢开发" 的模式,是他过去几十年在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核心策略 —— 利用早期市场不规范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以极低成本锁定核心地段,再有意延长开发周期,等待资产增值。 但近年来,这种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国家对 "闲置土地" 的管控趋严,不允许长期捂盘;另一方面,内地房地产市场从 "增量时代" 进入 "存量时代",供需关系逆转,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长实集团 2024 年财报显示,其内地业务占比已收缩至5%,香港业务占 7%,而欧洲市场贡献了 50% 的收入,资本版图的重心早已转移。 回顾李嘉诚的投资史,"不赚最后一分钱" 是他多次提到的原则。2014 年,他就开始减持上海、北京等地的核心资产,当时不少人不解,但随后十年,内地房地产经历了最后一波高峰后渐入调整期,回头看,这步棋颇具前瞻性。正如市场分析所言:"他从不恋战,只要达到预期收益,就会果断离场。" 对于普通购房者,这则新闻的启示或许更直接。李嘉诚的抛售,本质上是对非核心城市房地产价值的重新评估。正如直播中提到的 "房地产第一性原理是地段",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全国范围内真正能经受住周期考验的,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 —— 上海外环以内仍未完全解除限购,北京五环附近虽有松动,但核心区价值依然稳固。其他城市,尤其是非核心区域,房价波动可能加剧,投资需更谨慎。 三、两种逻辑的启示:企业传承与资本决策的底层相通 方太与李嘉诚,一个坚守实业、以文化筑根基,一个游走资本、以趋势定进退,看似不同,实则都遵循着商业的底层逻辑 —— 对 "度" 的把握。 对企业而言,方太的启示在于 "守正出奇"。"守正" 是坚守核心定位(高端化、专业化),用传统文化凝聚人心,筑牢组织能力;"出奇" 是结合现代管理工具(如市场调研、研发投入),让传统智慧落地。这种模式特别适合家族企业传承:一代打基础,二代不仅要接业务,更要接价值观,而传统文化往往是价值观传承的最佳载体。 对投资者而言,李嘉诚的案例则提醒 "审时度势"。资本的本质是逐利,更是避险。在市场周期的不同阶段,资产配置需要灵活调整 —— 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资产,往往能穿越周期;而非核心区域的资产,在流动性收紧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见好就收" 不是胆小,而是对市场规律的敬畏。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两则新闻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转型:从高速增长期的 "增量博弈",进入高质量发展期的 "存量优化"。对企业来说,拼规模的时代过去,拼内功、拼文化韧性的时代到来;对资本来说,赚快钱的机会减少,更需要精准判断趋势、控制风险。 无论是方太的 "中学明道",还是李嘉诚的 "见好就收",最终指向的都是 "可持续"——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的可持续增值。这或许就是商业智慧的共通之处: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新闻1:98岁李嘉诚清仓甩卖内地楼盘,最低一套40万,拿地已达26年 新闻2:对话方太董事长茅忠群:我怎样用传统文化管理百亿企业的 引言 各位关注财富管理与企业发展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从两则近期备受关注的新闻切入,聊聊中国企业的传承智慧与市场波动中的资本逻辑。这两则新闻,一则关乎一家百亿企业如何用传统文化筑牢根基,另一则涉及一位传奇富豪对内地资产的策略性调整,背后都藏着值得细品的商业哲学。 一、方太集团:用传统文化浇灌企业的 "常青树" 提到方太,很多人会想到它的高端厨具,但少有人知道,这家创立近 30 年的企业,早已把传统文化变成了管理的 "核心算法"。其董事长茅忠群在近期的访谈中提到:"过去不发脾气是靠内向压火,学了传统文化后,连气都不生了。" 这句话背后,是方太从家族传承到企业管理的深层蜕变。 1994 年,方太的故事从一场 "接班" 开始。当时,茅忠群的父亲毛理翔创办的飞祥集团虽把点火枪做到全球第一,却陷入江浙地区的价格战 —— 产品从 1.3 美元骤降到 0.3 美元,企业站在了生死边缘。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毕业的茅忠群,接到了父亲的接班电话。他没有直接接手旧业务,而是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离开低端制造,寻找新赛道。 经过调研,茅忠群把目光锁定在抽油烟机行业。彼时,这个行业正处于 "深型机替代薄款型" 的技术拐点,而市场上的高端品牌几乎全是洋牌子。"要么不做,要么就做中国家电第一个自己的高端品牌",这个初心定下了方太 "专业化、高端化、精品化" 的定位。如今回头看,在那个 "贴牌就能赚钱" 的年代,选择自主研发、走高端路线,需要极大的定力 —— 这一定力,后来被证明与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一脉相承。 走进方太位于杭州湾新区的总部 "理想城",450 亩的园区里,人车有序、树木成行,更像一所大学。这里的员工不叫 "总部",而叫 "理想城",名字源自柏拉图的哲学概念,却处处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茅忠群在这里推行的 "五个一幸福法"—— 立一个志、读一本经、改一个过、行一次孝、日行一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贴在每个高管办公室墙上的具体承诺:有人写 "每天至少表扬同事一次",有人写 "带父母定期体检",连门卫、清洁工都有自己的 "五个一" 计划。 最特别的是 "读一本经"。每天早晨,方太各部门会用 15 分钟朗读经典,再用 15 分钟分享感受。不同部门读的书不同,有的读《孙子兵法》,有的读《定位》—— 这里的 "经",是广义的经典,核心是通过共读形成价值观共识。茅忠群从不用行政命令推行这套体系,而是 "让大家看到好处再慢慢推广"。结果是,方太的员工流失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有人笑称 "在方太工作等于拿铁饭碗"。 这种管理模式的底层逻辑,被茅忠群总结为 "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 "道",解决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西方现代管理是 "术",提供的是具体方法。比如,面对市场波动,方太不纠结于短期利润,而是 "凡事回到因上求解"—— 就像古人说的 "圣人畏因,凡人畏果",把精力放在产品研发、员工成长这些 "因" 上,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2023 年,方太营收达 176 亿元,虽 2024 年上半年增速放缓,但在厨具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这样的表现已属难得。这背后,既有对 "高端化" 定位的坚守,更有传统文化凝聚的组织力。正如茅忠群所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管理模式,一定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 对家族企业而言,这或许是穿越周期的重要密码。 二、李嘉诚清仓内地楼盘:资本逻辑下的 "见好就收" 如果说方太的故事讲的是 "守",那么李嘉诚近期的动作则透着 "退" 的智慧。8 月 21 日,市场消息称,李嘉诚旗下长实集团对内地 4 个楼盘进行 "清仓式甩卖",400 余套房源集中抛售,其中惠州龙博华苑单价跌破 9000 元,最低一套仅 40 万元。这不是个例,从北京东方广场到上海陆家嘴天际广场,近年来李氏商业帝国正在加速调整内地资产布局。 这次清仓的房源集中在广东,包括惠州龙博花园、中山龙博花园、广州逸翠庄园和东莞海逸豪庭。有意思的是,这些项目都是 "老盘新卖"—— 广州逸翠庄园 2012 年首次推售,东莞海逸豪庭 2013 年开盘,最长已搁置 13 年。数据显示,这些项目总可售住宅达 15799 套,可售面积 56 万平方米,此次抛售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价格是最大看点。以东莞海逸豪庭为例,2023 年均价还是 4.4 万元 / 平方米,到 2024 年 6 月已跌至1.8 万元 / 平方米,此次清仓单价最低 1.55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4.8%。为吸引买家,开发商甚至为香港客户开通了深圳罗湖、福田口岸的往返看房大巴,不少操着粤语的香港人北上抢购,目前房源已所剩无几。 更值得玩味的是李嘉诚的 "成本控制术"。以东莞海逸豪庭为例,1999 年拿地时成本不足千元 / 平方米,即便现在以 1.8 万元抛售,26 年间仍增值 18 倍。这种 "低拿地、慢开发" 的模式,是他过去几十年在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核心策略 —— 利用早期市场不规范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以极低成本锁定核心地段,再有意延长开发周期,等待资产增值。 但近年来,这种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国家对 "闲置土地" 的管控趋严,不允许长期捂盘;另一方面,内地房地产市场从 "增量时代" 进入 "存量时代",供需关系逆转,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长实集团 2024 年财报显示,其内地业务占比已收缩至5%,香港业务占 7%,而欧洲市场贡献了 50% 的收入,资本版图的重心早已转移。 回顾李嘉诚的投资史,"不赚最后一分钱" 是他多次提到的原则。2014 年,他就开始减持上海、北京等地的核心资产,当时不少人不解,但随后十年,内地房地产经历了最后一波高峰后渐入调整期,回头看,这步棋颇具前瞻性。正如市场分析所言:"他从不恋战,只要达到预期收益,就会果断离场。" 对于普通购房者,这则新闻的启示或许更直接。李嘉诚的抛售,本质上是对非核心城市房地产价值的重新评估。正如直播中提到的 "房地产第一性原理是地段",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全国范围内真正能经受住周期考验的,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 —— 上海外环以内仍未完全解除限购,北京五环附近虽有松动,但核心区价值依然稳固。其他城市,尤其是非核心区域,房价波动可能加剧,投资需更谨慎。 三、两种逻辑的启示:企业传承与资本决策的底层相通 方太与李嘉诚,一个坚守实业、以文化筑根基,一个游走资本、以趋势定进退,看似不同,实则都遵循着商业的底层逻辑 —— 对 "度" 的把握。 对企业而言,方太的启示在于 "守正出奇"。"守正" 是坚守核心定位(高端化、专业化),用传统文化凝聚人心,筑牢组织能力;"出奇" 是结合现代管理工具(如市场调研、研发投入),让传统智慧落地。这种模式特别适合家族企业传承:一代打基础,二代不仅要接业务,更要接价值观,而传统文化往往是价值观传承的最佳载体。 对投资者而言,李嘉诚的案例则提醒 "审时度势"。资本的本质是逐利,更是避险。在市场周期的不同阶段,资产配置需要灵活调整 —— 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资产,往往能穿越周期;而非核心区域的资产,在流动性收紧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见好就收" 不是胆小,而是对市场规律的敬畏。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两则新闻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转型:从高速增长期的 "增量博弈",进入高质量发展期的 "存量优化"。对企业来说,拼规模的时代过去,拼内功、拼文化韧性的时代到来;对资本来说,赚快钱的机会减少,更需要精准判断趋势、控制风险。 无论是方太的 "中学明道",还是李嘉诚的 "见好就收",最终指向的都是 "可持续"——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的可持续增值。这或许就是商业智慧的共通之处: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引言 2025 年 6 月 16 日,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PIPC)宣布发布关于闭路电视(以下简称 CCTV)使用的指南。 PIPC 指出,其收到的与 CCTV 使用相关的个人信息侵权报告超过 300 份,2023 年收到 520 份报告,2024 年收到 342 份报告。2023 年的投诉主要与缺乏标示 CCTV 存在的标识有关,而 2024 年的投诉则与要求查看 CCTV 录像有关。 该指南提出了三项规则:禁止在私人空间安装 CCTV、要求设置表明 CCTV 存在的标识牌,以及强制数据控制者必须在 10 天内回应查看录像的请求。2023 年的投诉主要集中在对标识牌缺失问题上,而 2024 年的投诉则涉及查看录像的请求。数据控制者必须说明拒绝提供录像的理由,不得使用模糊的理由,如“警察在场”。 内容 规则1:禁止私人空间(私人场所)CCTV 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只有在预防犯罪、设施管理和交通执法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在公共场所也禁止安装和运营固定式 CCTV,以及在浴室和更衣室等存在侵犯隐私风险的地方设置闭路电视。 规则2:在公共场所安装闭路电视时贴上标志 在公共场所安装 CCTV 时,必须将 CCTV 安装指南板连接在一起。即使 CCTV 安装在公共场所,也不得通过录制或投影到其他地方来任意纵。 规则3:对信息主体查看个人影像信息的请求在 10 天内做出回应 如果被 CCTV 捕捉到的个人要求查看其个人图像信息,则 CCTV 作员(包括公寓管理办公室、小型医院等)必须在 10 天内采取行动,如果该人拒绝查看请求,则要通知请求方拒绝查看的原因。此时,这些理由不能成为拒绝的理由,例如“需要警察在场”、“需要警方报告”或“视频中包含其他人”。作为参考,如果在查看个人图像信息时包括其他人,则必须进行马赛克,但如果难以做到,则可以在显示之前用纸或便利贴覆盖相关部分。 PIPC表示,“在调查和处理与闭路电视相关的侵权案件时,我们经常遇到餐馆、小型医院和公寓管理处因不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而被罚款的情况。“运营人员在安装、操作 CCTV时,不仅要尽量减少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还要注意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录像信息请求的处理程序,以避免不必要的个人信息侵权冲突。”他问道。 附件一:CCTV 行为规范相关个人信息侵犯举报处理案例 规则1:禁止在私密空间(非公开场所)安装CCTV A 医院为保证患者的身心稳定设置了恢复室,并安装了CCTV以防止医疗事故,但实际上该空间被用作更衣室,因而受到PIPC 300万韩元的罚款和整改命令。 B 高中为了防止学生在校内的暴力和吸烟行为,在卫生间内部可视的位置安装了CCTV,导致个人身体暴露等隐私侵犯,因此受到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500万韩元的罚款和公告命令。 规则2:在公开场所安装CCTV时需附上通知牌 C 振兴会为了刑事预防和设施安全等目的在公开场所安装了CCTV,但未附上能辨识的“正在进行CCTV拍摄”的通知牌,因此受到 PIPC 的整改命令。 D 商场管理办公室在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商场公共电梯中安装并运行了CCTV,并张贴了‘正在拍摄CCTV’的提示牌,但由于遗漏了拍摄范围、管理员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必要记录事项,受到了个人信息委员会的整改命令。 规则3:在信息主体要求查看个人影像信息时,需在10天内响应。 E 公寓居民访问管理办公室,要求查看自己在停车场的CCTV影像,但管理办公室以‘必须报警,个人无法查看’为理由拒绝了查看请求,因此受到了个人信息委员会390万韩元的罚款。 F 酒店用户由于饮食业务员工的失误,自己的物品损坏,要求查看当时拍摄的CCTV影像,但因其他顾客也在其中,表示提供困难,并未告知明确的处理结果,结果被个人信息委员会罚款120万韩元。 附件二:“日常生活中的CCTV个人影像信息保护要点检查!”行动准则宣传海报 参考网址:https://www.pipc.go.kr/np/cop/bbs/selectBoardArticle.do?bbsId=BS074&mCode=C020010000&ntt
2025年修订的(下称“《支付条例》”)已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近期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之一,新修订的《支付条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了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主体向中小企业的支付行为与责任,另一方面强化了各部门职责、投诉处理机制,为解决款项拖欠难题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影视行业同样存在款项拖欠的痛点问题。本文以影视行业的常见版权交易业务为入手点,通过自问自答形式对《支付条例》重点规定进行梳理,希望能够后为中小企业提供维权思路,同时为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提供合规方向建议。 一问:有哪些修订亮点? 一是进一步明确付款期限。明确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的款项支付期限要求,特别是规定大型企业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应当按照行业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款项,不得约定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企业支付款项的条件或者按照第三方付款进度比例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二是进一步完善非现金支付方式。明确规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三是明确对无争议款项的付款义务。增加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交易,部分存在争议但不影响其他部分履行的,对于无争议部分应当履行及时付款义务。 二问:版权交易是否受到《支付条例》的规制? 对于影视行业而言,版权交易是其中重要的交易类型,包括剧本的委托创作、影视作品的定制开发等,其法律性质涉及版权的许可、转让。而《支付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应当遵守本条例。故,其规范的活动对象属于“采购货物、工程、服务”。上述以版权许可、转让为法律属性的交易活动是否属于“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则成为判断该条例能否适用的前提。为了进一步判断,不可避免地要解读以下两个具体问题。 问题1:版权属于“货物、工程、服务”么? 从字面意义理解,版权似乎无法归类于货物、工程、服务中的任何一类。 经笔者调研,“货物、工程、服务”这种组合称谓,应是来自于我国的。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而与该法相关的、由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将文字作品、影视作品、音乐作品等涉及的版权归类于无形资产门类,属于“货物”大类。 因此,参照《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剧本、影视作品、音乐作品等版权作为常见的影视行业的交易对象,其可被认为是“货物”类,从而属于《支付条例》规制的交易活动对象。 问题2:版权交易活动是否属于“采购”? 参照我国对于采购的定义,采购,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因此,笔者认为,采购的核心是“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的一种行为。 综合上述第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涉及版权的交易活动,无论合同被冠以委托创作、联合投资等名称,法律性质属于许可还是转让,如果交易实质符合“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的性质,则应属于“采购货物”而受到《支付条例》的规制。 三问:如何认定自身的企业类型? 机关、事业单位的性质较好判断,而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则需要从营业收入、从业人员、资产总额来进一步确认。 《支付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所称大型企业,是指中小企业以外的企业。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依合同订立时的企业规模类型确定。 根据上述规定,大中小型企业以国务院的划分标准来确认,而企业规模认定的时间标准则以订立合同时来判断。 根据以及, 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发行等影视行业属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个行业门类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该类别以从业人员作为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从业人员大于300的属于大型企业,大于等于100、小于300的属于中型企业,大于等于10、小于100的属于小型企业,小于10人的属于微型企业。而从业人员数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 四问:大型企业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能否参照大型企业适用《支付条例》? 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曾公开,其中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大型企业的控股子公司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参照大型企业适用本条例。而本次正式施行的《支付条例》中该款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第十九条的规定,即大型企业应当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情况,纳入企业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体系,并督促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大型企业操控其控股子公司作为合同签订主体与中小企业交易,来避免受《支付条例》约束的情况,故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通过此款规定来试图规制这一行为。而最终施行的《支付条例》删除了该款规定,改为“督促其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这意味着大型企业的控股子公司应不再具有参照大型企业适用《支付条例》的空间。 五问:是否以中小企业事先告知企业类型作为适用《支付条例》的前提? 《支付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订立合同时,应当主动告知其属于中小企业。该项规定体现了中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订立合同时的主动告知义务。那么,如果中小企业未主动履行告知义务,是否对其适用《支付条例》维权产生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部分法院因中小企业未履行告知义务,而认定中小企业无法适用《支付条例》的情况。例如,在(2023)晋民再121号案中,法院认为:“关于违约责任问题,因双方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并无约定,再审申请人主张按照《国务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规定,对逾期付款没有约定的应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但根据该条例第三条的规定,中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订立合同时,应当主动告知其属于中小企业。再审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动告知被申请人其系中小企业,故不能适用该规定。”但对于告知形式法院一般把握的相对宽松。例如,在案中,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前未向其提供中小企业证明的辩解理由,经查,上诉人提交的《中铁二十一局景礼高速2标项目部钢材询价单》报价信息部分企业优势一栏中,明确载明了上诉人系北京市朝阳区优秀纳税中小企业,证明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已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了上诉人系中小企业,故被上诉人此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实践中,大部分案例并未以中小企业是否主动履行告知义务作为争议焦点,法院最终从公开的企业信息、合同客观的履行情况来综合判断。 笔者建议,中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订立合同时,应主动告知自身的企业类型,以避免未来存在争议时,出现无法适用《支付条例》规定来维权的情况。当然,具体的告知形式可以灵活把握,例如在合同的鉴于条款予以载明等。 六问:如何理解“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 《支付条例》第七条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从既有的司法案例来看,主张适用该条规定的争议集中于“背靠背”条款,即大型企业以收到第三方(业主或上游采购方)向其支付的款项后再向中小企业付款,或约定按照第三方向其拨付的进度款比例向中小企业支付款项的条款。 在2020年旧《支付条例》施行后,对于涉“背靠背”条款的效力情况,已有部分法院依据上述规定,对此予以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属于无效条款。2024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的形式进一步统一了裁判尺度,明确:2020年施行的《支付条例》第六条、第八条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支付款项为付款前提的条款,实质是关于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的约定,显然违反了《支付条例》上述条文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此类条款应当认定无效。但此类条款被认定无效,不必然导致合同其他条款无效,在满足其他支付条件情况下,大型企业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及时支付合同款项。 七问:合同中未约定逾期利息的,能否优先适用《支付条例》规定的每日利率万分之五的利息约定? 《支付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 在既有司法实践中,对于主张适用该条利息规定的中小企业,法院往往会从双方企业类型、中小企业是否履行了主动告知义务来作为能否适用的前提条件。如果符合上述要求,则进而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即在具体的争议领域中,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如。上述司法解释对于逾期付款利息均有相关规定,且与《支付条例》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如何适用?法院对此观点不一。 有的法院认为,司法解释的效力高于《支付条例》。如案中,法院认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对逾期支付利息标准未约定的情况下,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标准在(法释〔2020〕25号)中进行了专门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等级高于的法律效力等级,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标准,本院不予采纳。 有的法院则主张适用《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在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的案例中,法院认为,司法解释的法源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其效力并不直接等同于法律或法律解释的效力,其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渊源,没有位阶可言,不必然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应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本案依法认定双方当事人分属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后,在钢材采购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对《支付条例》实施后的逾期付款利息,参照《支付条例》的规定,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本案判决参照适用相关行政法规,判令大型企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有利于敦促大型企业规范交易行为,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促进中小企业资金的高效利用,活跃市场经济,同时有利于构建良性有序公平合理的营商环境,助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笔者赞同上述入库案例的观点。但需要注意的是,《支付条例》有关利息规定的适用除了注意上述问题提到的关于主体、交易活动类型的限制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适用条件:1.合同有约定逾期利息的,从约定;2.有约定但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则可按照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主张利息;3.没有约定逾期利息的,则可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主张逾期利息。 八问:根据《支付条例》,大型企业应注意哪些合规要点? 除了上文提到的《支付条例》有关大型企业的支付要求、义务外,该条例还同时明确: 1.大型企业应该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的工作情况纳入风险控制和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要求(《支付条例》第十九条)。 2.大型企业应当将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纳入企业年度报告,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如果大型企业违反《支付条例》的规定,在行政管理层面,将会承担以下责任: 1.如果大型企业未按照规定在企业年度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或者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支付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 2.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依法依规被认定为失信的,受理投诉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程序将有关失信情况记入相关主体信用记录。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将相关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对大型企业在财政资金支持、投资项目审批、融资获取、市场准入、资质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支付条例》第二十六条)。 九问:根据《支付条例》中小企业是否有其他维权手段? 除了在诉讼/仲裁过程中,中小企业通过主张适用《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维护自身权益外,新修订的《支付条例》进一步完善了投诉举报机制。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拒绝、延迟支付款项的,还可通过投诉举报的形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根据《支付条例》的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以下统称受理投诉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的投诉。 工业和信息化部还专门设立了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平台,可通过该平台开展投诉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的规定,如果中小企业已通过提起诉讼/仲裁的方式维权的,则不予受理该投诉。因此,中小企业需根据自身的维权需要,事先规划维权方案。如欲选择行政投诉方式的,则应在诉讼/仲裁前先通过行政投诉方式处理。
近年来,虚拟现实产业在国内飞速发展。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2025年中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及趋势分析报告》显示,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呈上升趋势,2023年达1126亿元,同比上升22.8%;预计2028年中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可达2125.9亿元1。文化、旅游与虚拟现实的“双向奔赴”与碰撞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虚拟现实作品。但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该领域的监管一直处于模糊地带。2025年3月21日,国家电影局发布(下称“虚拟电影通知”)及政策问答,并于3月27日发布《虚拟现实电影备案须知(暂行)》(合称“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对虚拟现实电影的摄制备案、公映许可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将虚拟现实电影纳入了国家电影局的监管。 随后,在4月17日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无界\u009F沉浸单元”开幕式上,《唐宫夜宴》获得中国虚拟现实电影的首张“龙标”——电审虚字[2025]第001号公映许可证2。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及首张公映许可证的发放引发一系列讨论,例如,是否后续所有的虚拟现实内容都按照虚拟现实电影进行监管?对于已经制作完成的虚拟现实内容,是否需要完成补充备案/许可?如何区分虚拟现实电影与其他虚拟现实业态?本文将对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做出一些解读。 1、虚拟现实电影的定义 根据“虚拟电影通知”,虚拟现实电影,是指运用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有关技术制作、采用头戴式显示设备等虚拟现实终端观赏、用于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的新形态电影。 从上述定义看,虚拟现实电影满足如下两个主要特点:(1)技术特征,即运用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有关技术制作,并需要通过特殊终端设备观赏;(2)放映场地,即用于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而非单纯的网络渠道发行,或者其他目的(例如展览、剧本杀等)。但上述定义并未明确具体的技术要求,也未对虚拟现实电影与其他虚拟现实业态的分类标准作出界定,有待进一步观察。 2、并非所有的虚拟现实业态都应按照虚拟现实电影管理 根据“虚拟电影通知”政策问答,《通知》聚焦于促进和扶持内容和技术都处于较好水平、能够达到“电影”标准的优秀虚拟现实内容作品。目的是做大增量。不涉及文旅景区、文博场馆内或商业综合体内展陈的虚拟现实“沉浸体验展”等现有的各种业态(合称“其他虚拟现实业态”),仅针对想要作为“电影”、在电影院等固定放映场所公开放映的虚拟现实内容产品。 从上述政策问答看,现有的其他虚拟现实业态,例如虚拟现实“沉浸体验展”、剧本杀等,以及未达到“电影”标准的虚拟现实内容都不属于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规制范围。 但是,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并未对“电影”标准作出规定,亦未对虚拟现实电影和虚拟现实“沉浸体验展”等其他虚拟现实业态的区别和分类标准做出规定。目前来看,二者的划分是仅以传播场所作为依据。那么,如果将其他虚拟现实业态中的内容冠以“电影”之名,并按照虚拟现实电影报批,是否也可以进入电影院线播放,这都是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例如,此前已经出现在影院呈现的VR内容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作品《苍穹》3。 从“虚拟电影通知”政策问答的行文上看,国家电影局主要希望做大增量,似乎尚未进入严格监管时代。现阶段,我们认为有较大可能会由制作方自主选择是否按照虚拟现实电影申报。 3、虚拟现实电影与普通院线电影的监管差别 虚拟现实电影的监管体系在技术适配、内容交互性和场所管理上更为复杂,与普通电影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别,也体现了国家对新兴业态的规范与扶持并重的立场。例如,从放映场所看,国家电影局允许虚拟现实电影在电影院以外的其他建筑内放映。对于其他建筑的运营方是否需要取得《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票房收入是否需要纳入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国家电影局目前未明确态度。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表述为“在其他建筑内放映虚拟现实电影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申请《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而非强制性要求必须申请《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根据我们对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研读及对普通院线电影监管体系的整理,我们总结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 4、如何选择是否纳入虚拟现实电影监管 考虑到并非所有的虚拟现实内容都需要纳入虚拟现实电影的监管流程,作为虚拟现实内容的权利人,如何选择将主要取决于经营者对虚拟现实内容的定位、目的及营收预期等因素。根据我们对现有虚拟现实内容的了解与对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研读,我们总结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 除上述所列以外,虚拟现实内容权利方还可进一步关注国家与各地关于虚拟现实电影的政策扶持,以作为是否按照虚拟现实电影申报的考量因素之一。 5、未来展望 国家电影局将虚拟现实电影从众多的虚拟现实内容和业态中分离出来,希望纳入有序监管。由于虚拟现实电影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国家从鼓励创新的角度,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管理态度。但从长远而言,我们认为会逐步加强监管。从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看,还存在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 (1) 沉浸体验展等其他业态处于监管空白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未将沉浸体验展纳入电影管理体系,但其与虚拟现实电影的技术同源性可能导致监管套利。目前已经出现较多高质量的虚拟现实作品,虽以展览名义运营,却具备电影级叙事内核,未来需明确其分类标准。 (2) 未对境外虚拟现实电影的引进、中外合作制作虚拟现实电影做出规定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主要对虚拟现实电影的剧本备案和公映许可证的取得,以及放映场所申请《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等内容作出规定,但对于境外虚拟现实电影的引进以及中外合作制作虚拟现实电影是否参照普通院线电影的审批流程执行并未作出规定。对于此类虚拟现实电影,是不予监管还是参照普通院线电影的审批流程执行,仍有待国家电影局的进一步明确。 (3) 虚拟现实网络电影的监管有待明确 我国网络电影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与院线电影属于不同的审批管理体系,从虚拟现实电影新规定义的虚拟现实电影看,用于网络而非电影院等固定场所放映的电影并未纳入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监管范围,其管理有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进一步规定。 6、结 语 虚拟现实电影新规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虚拟现实电影从梦想已逐步照进现实。然而,作为数字技术与电影艺术深度融合的新业态,虚拟现实电影仍面临创新需求与监管边界模糊的挑战。当前监管的“包容审慎”,通过划定底线规则(如剧本备案、龙标准入)的方式,为行业发展留足探索空间。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行业标准细化、分类管理规则等立法动向,为这一新兴领域提供我们的观察与思考。
引言 快鹿集团借《大轰炸》“票房证券化”炮制影视金融庞氏骗局,非法集资400亿元。震惊全国的“8·17”影视投资诈骗案中,资方以“保底票房”为诱饵,通过虚假宣传、分层分销收割3000余名投资者超6亿元,披着“行业惯例”外衣实施影视集资诈骗。霍尔果斯的“政策套利”,上千空壳公司打着影视旗号转移利润,滥用税务优惠政策。“琅琊榜密室游戏案”暴露出影视IP衍生版权开发的乱象。从投资骗局到版权归属,从合同陷阱到税务暗雷,每个环节存在的法律风险都可能让投资者从造梦者变成买单人。因此,本文立足近年行业最新动态,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剖析影视投资中的法律风险,为构建符合产业特性的风险防范路径提供参考建议。 一、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一)影视投资的概念界定 影视投资是指以资金参与影视作品创作与发行,从而获得票房及衍生收益分配权的市场化行为。其核心逻辑在于以资金换取文化产品的预期收益权,本质上是一种结合文化创意产业与资金运作的投资模式。 从参与主体来看,影视投资已突破传统影视圈层壁垒。《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与电影摄制,2017年实施后,构建起自然人、企业及社会组织合法参与的投资通道,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提高国民经济发展。 投资流程包含三个关键环节:项目筛选(基于出品方披露信息评估剧本、主创团队及市场潜力)、份额认购(签订法定投资协议明确权益比例)、收益分配(按约定比例参与票房分账及版权收益)。同时,投资者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还可能享有署名权、衍生开发收益等附加权益。近年来随着《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爆款电影创造票房神话,大量民间资本涌入这一领域,法律风险迅速增长。 (二)基于案例分析风险防控的必要性 影视投资领域的法律风险防控的必要性,通过近年发生的典型纠纷案例得以具象化呈现。 合同性质认定层面,云文/笛女案与国龙/同乐案都将含固定收益条款的投资协议认定为借款合同,后案中法院进一步认定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并不符合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同参与管理的要件要求,应当判定其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这反映出司法机关对影视投资合同中“保底条款”有效性标准的重新考量。 版权合规维度,琼瑶诉于正《宫锁连城》抄袭案证明剧本若侵权将触发投资方与播出平台的违约连带损失。而上海高院2024知产十大案例之“新类型影视投资合同著作权权属、其他合同纠纷案”则暴露权属约定缺失将导致IP转化阻滞——王某华与影视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剧本创作及著作权共享条件,但未明确履约期限及解除条款,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双方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不能解除原合同。而再审基于合同僵局认定著作权共享条件未成就时剧本归属创作者,凸显投资合同条款完备性对权益实现的关键作用。 从固定收益条款的合同定性争议,到剧本抄袭引发的停播损失;从权属共享条件缺失导致的履约僵局,到保底回报条款引发的“名投实贷”司法认定,新型影视投资争议不断冲击传统法律关系的认定框架。在此背景下,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控已从单一合同审查,演进为涵盖投前尽调、交易架构设计等系统工程。影视投资风险防控需以合同条款设计、版权权属配置及履约机制设计为支柱,构建覆盖交易全周期的法律合规框架。 二、影视投资的潜在的法律风险 (一)影视投资的合规风险 影视行业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点领域,投资活动需严格遵循监管政策构建的合规框架,本文主要阐述外资准入限制与民间资本运作规范两方面。 1.外资准入政策限制 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规定,外资不得独资设立电影制作、发行及院线公司,仅可通过中外合作摄制模式参与,且合作摄制需满足创作、出资、收益分配等比例要求,合作方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等不良记录。在放映端,对外资也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电影院建设和经营长期要求中方控股(如2019年前规定外资比例≤49%),并需保证国产电影放映时长占比≥2/3。2019年负面清单修订后,虽然取消电影院的中方控股限制,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影院,但实际落地中仍需符合内容审查与国产片放映比例要求。政策调整的不可预见性也加重了外资合规的风险。国家电影局《“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电影产业体系,增强电影科技支撑”,但对外资开放持审慎态度。近期中美博弈及文娱领域整顿行动,更凸显政策环境的动态波动特征。 综上,外资需通过合资、合作摄制等间接方式进入产业链,且合作方资质审查严格。中外合拍片需避免拍摄敏感题材(如民族、宗教、历史问题),否则无法通过审查。深圳、上海等地通过QFLP试点优化外资准入流程,允许外资通过私募基金形式参与股权投资,但投资范围仍受负面清单约束,QFLP基金的投资收益汇出需遵守外汇监管规则,存在资金流动性风险。 2.民间资本参与的合规红线 虽鼓励民间资本以联合出品等模式参与投资,但需严守三项底线:一是项目须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并完成剧本备案;二是禁止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等敏感内容;三是公映前需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且不得擅自修改已审查内容。同时要警惕以保底收益承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形式,2025年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陈某集资诈骗案中陈某通过控制数十家空壳公司,虚构多部知名影片投资份额,设置多级代理佣金架构吸收资金5亿元。影视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需界定影视投资和非法集资的边界,重点核查项目备案文件、资金监管账户及收益分配机制的合法性。 (二)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 影视投资合同本质属投资合同,其性质依投资合作模式和条款而定。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1.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分歧 投资合同按主体分为金融机构类与民间投资合同,影视投资类合同中投资人的相对方主要通常为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制片方,因此其属于民间投资合同。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金融机构类投资合同约定保底条款,但未对民间投资合同作出限制,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保底条款效力认定存在分歧。部分法院认为,若合同约定“固定收益+本金返还”且“无风险共担条款”,可能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然而,也有裁判观点认为,若合同包含署名权、衍生品收益分配等非金钱权益,则属于无名合同。裁判标准核心在于是否存在投资风险分配,而非单纯条款形式。 2.收益核算标准的客观性争议 票房及分账收益的认定需以法定统计机构数据为基准。在案中,原被告双方即因票房统计标准不统一引发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统计部门已明确提示数据不作为法律依据,且统计方法本身具有抽样估算特性,故采信被告主张的公示数据。而二审法院认为鉴于电影资金办系中央编办批准设立的专业统计机构,其汇总的全国票务系统数据具有法定权威性,在无相反证据情形下应作为裁判依据,故改判支持原告主张。此争议揭示院线电影票房认定应以全国票务系统数据为基准,除非存在可推翻该数据的有效反证。此外,网络平台分账规则复杂且不公开,投资方往往难以核实实际收益,需结合各平台分账协议条款具体核算,不可直接参照院线统计规则。 3.合同解除权行使条件 影视投资合同常约定“影片未按期上映则投资方有权解除合同”,但“上映”标准和“延期”的合理期限等细节若未细化,可能引发争议。在影视项目逾期未上映场景下,解除权行使主要存在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两重路径。 对于约定解除权的适用,核心在于合同条款是否设置明确解除条件。需明确“上映”定义(如院线首映)及合理宽限期。若合同设定具体截止日(如“2025年12月31日前院线上映”)且无单方变更权条款,则解除条件成就时可径行主张;但若制作方变更为网络发行,需结合行业惯例判断是否根本违约。特殊情形下,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院线关停期间的延期可予免责,但防控解除后仍长期未履行则可能突破免责范围。 法定解除权的适用需证明逾期上映致合同目的的落空。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项目停滞时长(如杀青三年未送审)、制作方过错程度(如主演涉劣迹需重拍)及行业合理周期。但若项目仍处于正常制作流程且具备近期上映可能,则可能认定投资人需承担合理商业风险。需特别关注解除权行使程序,投资人需通过书面催告履行、发送解除通知等规范操作,避免程序瑕疵影响权利实现。 实践中,两类解除权的边界存在交叉。约定解除可能因违约轻微受限,法定解除需严格证明目的落空。无论何种路径,均需系统梳理合同履行节点及行业规范,构建违约与目的实现的关联论证。 (三)衍生版权开发风险 在影视衍生产品开发过程中,版权方往往面临着一系列隐性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从原始权利获取到衍生品流通的全链条。 根据规定,影视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剧本、音乐等元素,其权利并不天然归属制片方所有。实践中若仅取得原著改编权而未明确衍生开发权(如角色形象二次开发权),将导致IP转化受阻。例如某电影公司基于影片情节开发剧本杀游戏时,因未取得原著作者对衍生情节的二次授权,反而成为侵权方。《战狼2》纠纷则暴露续集开发权归属不明的隐患——联合摄制合同中,若未明确著作权归属(如归一方所有或按投资比例共有),可能导致后续衍生开发权争议。 权利分散化风险在联合投资项目中尤为突出。当影视项目由多方资本共同参与时,若未在初始协议中明确衍生品开发权的集中归属,后续极易出现权利主体“各自为政”的困局。若参投方擅自将角色形象授权第三方开发。导致正版衍生品市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授权版本,就会严重稀释IP价值。 授权过程中的合规风险也不容忽视。衍生开发涉及实物生产、空间授权等多元形态,版权方若缺乏系统化的权利清单管理,极易出现“超卖授权”。可见,影视资本与衍生版权风险已经形成了绑定,维护影视作品在衍生开发期的权利防护体系是保障资本安全的重要举措。 三、影视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的常见可行路径 (一)交易结构设计 1.投资模式选择 影视产业投资需根据风险偏好与资源规模选择适宜的模式。以私募基金模式为例,其普遍存在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项目,基金以组合投资方式打包多种影视作品,通过票房及版权收益快速回款,利用分散化策略降低风险,且退出机制灵活;二是股权投资影视公司,通过收购非上市企业股权,依托公司上市或并购实现长期回报,需专业团队深度参与管理,适合风险承受力较强的投资者。 2.风险分配条款 如前所述,内嵌“保底条款”的影视投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在电影的实际商业运作中,通过保底或者固定收益获得资金是市场通行的手段,是被市场认可且常见的商业模式,因此在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前提下,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并不会直接否定约定的“保底条款”的效力。 因此在影视投资合同的风险分配条款中设计保底条款时,应当注重构建具有商业合理性的权利义务框架,既要体现投资行为的市场风险属性,也要维护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自治。若想避免保底条款被判定为借贷关系,建议在条款设计中明确约定投资方除资金投入外须实质性参与项目开发,通过设置监督权、知情权及重大事项表决权等条款,体现投资行为与影视项目运营的关联性。同时应审慎确定保底收益的计算标准,将其与项目实际收益动态挂钩,例如约定基础收益部分不超过行业平均回报率,超额收益按比例分配,既保障投资方基本权益,又避免制片方承担显失公平的刚性兑付义务。 (二)全流程成本管控 1.承制模式选择 “结算模式”与“包干模式”的适用需结合项目规模及承制方资质。对于管理能力强的大型公司或者亿级项目,建议采用结算模式,通过逐项审核成本实现精细控制。中小成本项目可尝试包干模式,以预算总额为限,赋予承制方更大的自主权,通过结余归己的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效率,但需建立在承制方具备良好信誉、项目管理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尤其当承制方同时作为投资方时更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2.动态支付管理 动态支付管理则需通过线上线下费用的分层管控优化资金使用效率:线上费用由主投方直接支付核心主创片酬等刚性支出,线下费用通过承制方账户管理日常摄制开支,二者均需与拍摄进度严格挂钩。付款节奏应设置阶段性验收节点,如剧本交付、开机、粗剪完成等关键环节匹配相应比例付款,通过资金拨付与项目进度的动态平衡实现风险控制。超支管理须在合同中明确触发条件与责任分担机制,对于不可抗力或政策审查导致的补拍重拍,可预设专项应急资金池。而对于常规性超支,建议设置阶梯式共担比例上限以避免纠纷。 (三)纠纷预防与争议解决 在影视投资的纠纷预防和争议解决实践中,构建系统化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化解矛盾的重要路径。投资者需在项目初期即将争议预防理念融入全流程,通过法律框架的精细化设计夯实权益保障基础。 以合同管理为例,除需要聘请专业对投资金额、收益计算基准(如明确票房分账公式及衍生收益分配比例),版权归属等条款进行审查外,更应建立动态化的协议补充机制。比如,针对合同条款精细化,要明确作品信息、投资预算、收益分配、版权归属及退出机制,避免模糊表述。针对拍摄延期、主创人员变动等常见风险触发点,预设可量化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及退出条款,确保争议发生时具备明确执行依据。对于知识产权争议,建议在投资协议中嵌入权利链条溯源条款,要求制作方提供完整的剧本版权登记证书、原著改编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并通过第三方公证机构对权利流转过程进行见证,从源头上阻断版权纠纷的传导路径。 当争议实际发生时,应构建多维度的解决体系:对于合同履行瑕疵等可协商事项,优先采用律师函告、调解委员会介入等非诉手段;面对重大权益侵害情形,则需及时启动证据保全程序,运用区块链时间戳等技术固定电子证据,同时结合影视项目特性选择专业仲裁机构(如北京影视版权仲裁中心)或管辖法院,充分利用法律法规主张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应将实践中获取的经验反哺至风险管理体系,例如积累并建立影视行业典型案例数据库,定期更新合同风险清单,针对新型集资诈骗模式开展专项合规培训,形成“风险识别-争议处置-制度优化”的管理生态,从而在复杂的影视投资生态中防范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1.参见华商韬略:《被一张电影票掀翻的400亿金融巨骗,被抓了》https://mp.weixin.qq.com/s/U6ik4V0vrpqQw21EpiXcVQ 2. 每日经济新闻:《超6亿元影视投资诈骗震惊全国,单身妈妈120万元打水漂!揭开这名90后影人用“行业惯例”骗钱真相》,https://mp.weixin.qq.com/s/EWCsPxLAc4Qgqb5CSCj77w 3.《影视行业税务监管风暴来袭》https://mp.weixin.qq.com/s/XElnjX7ioQg9BS-ptlUlzQ 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7.上海高院:《202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https://mp.weixin.qq.com/s/IYcDv4SnhRI2VkefJZBVkA 8.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24年9月8日发布第23号令。全文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9.。第十四条第三款。 10.外商独资影院入市,或引发鲶鱼效应,国内影院洗牌在即https://mp.weixin.qq.com/s/2erRu9TKZThi3Dj8BzOpcQ 11.“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加快电影科技创新,建立完善电影科技自主创新体系。https://mp.weixin.qq.com/s/DteuzmQ6t53yMLE1PFga_w 12.参见:2024年深圳QFLP试点新政简析—深化金融开放,引领崭新篇章。https://mp.weixin.qq.com/s/PJGoas0YWuwfgSYGIeoHcg 13.人民日报|以投资电影为名骗了5亿多元,浦东检察机关发布典型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rbNrwrPdzgkPbcVabIA_6Q 1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1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633号。 16.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知民终337号。 17.《战狼2》掉进知识产权的坑 票房收入或成别人嫁衣https://mp.weixin.qq.com/s/KHDwUDvYaZbtw9BrGfaSZw 18.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7287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引言 快鹿集团借《大轰炸》“票房证券化”炮制影视金融庞氏骗局,非法集资400亿元。震惊全国的“8·17”影视投资诈骗案中,资方以“保底票房”为诱饵,通过虚假宣传、分层分销收割3000余名投资者超6亿元,披着“行业惯例”外衣实施影视集资诈骗。霍尔果斯的“政策套利”,上千空壳公司打着影视旗号转移利润,滥用税务优惠政策。“琅琊榜密室游戏案”暴露出影视IP衍生版权开发的乱象。从投资骗局到版权归属,从合同陷阱到税务暗雷,每个环节存在的法律风险都可能让投资者从造梦者变成买单人。因此,本文立足近年行业最新动态,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剖析影视投资中的法律风险,为构建符合产业特性的风险防范路径提供参考建议。 一、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一)影视投资的概念界定 影视投资是指以资金参与影视作品创作与发行,从而获得票房及衍生收益分配权的市场化行为。其核心逻辑在于以资金换取文化产品的预期收益权,本质上是一种结合文化创意产业与资金运作的投资模式。 从参与主体来看,影视投资已突破传统影视圈层壁垒。《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与电影摄制,2017年实施后,构建起自然人、企业及社会组织合法参与的投资通道,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提高国民经济发展。 投资流程包含三个关键环节:项目筛选(基于出品方披露信息评估剧本、主创团队及市场潜力)、份额认购(签订法定投资协议明确权益比例)、收益分配(按约定比例参与票房分账及版权收益)。同时,投资者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还可能享有署名权、衍生开发收益等附加权益。近年来随着《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爆款电影创造票房神话,大量民间资本涌入这一领域,法律风险迅速增长。 (二)基于案例分析风险防控的必要性 影视投资领域的法律风险防控的必要性,通过近年发生的典型纠纷案例得以具象化呈现。 合同性质认定层面,云文/笛女案与国龙/同乐案都将含固定收益条款的投资协议认定为借款合同,后案中法院进一步认定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并不符合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同参与管理的要件要求,应当判定其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这反映出司法机关对影视投资合同中“保底条款”有效性标准的重新考量。 版权合规维度,琼瑶诉于正《宫锁连城》抄袭案证明剧本若侵权将触发投资方与播出平台的违约连带损失。而上海高院2024知产十大案例之“新类型影视投资合同著作权权属、其他合同纠纷案”则暴露权属约定缺失将导致IP转化阻滞——王某华与影视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剧本创作及著作权共享条件,但未明确履约期限及解除条款,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双方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不能解除原合同。而再审基于合同僵局认定著作权共享条件未成就时剧本归属创作者,凸显投资合同条款完备性对权益实现的关键作用。 从固定收益条款的合同定性争议,到剧本抄袭引发的停播损失;从权属共享条件缺失导致的履约僵局,到保底回报条款引发的“名投实贷”司法认定,新型影视投资争议不断冲击传统法律关系的认定框架。在此背景下,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控已从单一合同审查,演进为涵盖投前尽调、交易架构设计等系统工程。影视投资风险防控需以合同条款设计、版权权属配置及履约机制设计为支柱,构建覆盖交易全周期的法律合规框架。 二、影视投资的潜在的法律风险 (一)影视投资的合规风险 影视行业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点领域,投资活动需严格遵循监管政策构建的合规框架,本文主要阐述外资准入限制与民间资本运作规范两方面。 1.外资准入政策限制 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规定,外资不得独资设立电影制作、发行及院线公司,仅可通过中外合作摄制模式参与,且合作摄制需满足创作、出资、收益分配等比例要求,合作方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等不良记录。在放映端,对外资也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电影院建设和经营长期要求中方控股(如2019年前规定外资比例≤49%),并需保证国产电影放映时长占比≥2/3。2019年负面清单修订后,虽然取消电影院的中方控股限制,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影院,但实际落地中仍需符合内容审查与国产片放映比例要求。政策调整的不可预见性也加重了外资合规的风险。国家电影局《“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电影产业体系,增强电影科技支撑”,但对外资开放持审慎态度。近期中美博弈及文娱领域整顿行动,更凸显政策环境的动态波动特征。 综上,外资需通过合资、合作摄制等间接方式进入产业链,且合作方资质审查严格。中外合拍片需避免拍摄敏感题材(如民族、宗教、历史问题),否则无法通过审查。深圳、上海等地通过QFLP试点优化外资准入流程,允许外资通过私募基金形式参与股权投资,但投资范围仍受负面清单约束,QFLP基金的投资收益汇出需遵守外汇监管规则,存在资金流动性风险。 2.民间资本参与的合规红线 虽鼓励民间资本以联合出品等模式参与投资,但需严守三项底线:一是项目须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并完成剧本备案;二是禁止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等敏感内容;三是公映前需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且不得擅自修改已审查内容。同时要警惕以保底收益承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形式,2025年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陈某集资诈骗案中陈某通过控制数十家空壳公司,虚构多部知名影片投资份额,设置多级代理佣金架构吸收资金5亿元。影视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需界定影视投资和非法集资的边界,重点核查项目备案文件、资金监管账户及收益分配机制的合法性。 (二)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 影视投资合同本质属投资合同,其性质依投资合作模式和条款而定。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1.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分歧 投资合同按主体分为金融机构类与民间投资合同,影视投资类合同中投资人的相对方主要通常为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制片方,因此其属于民间投资合同。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金融机构类投资合同约定保底条款,但未对民间投资合同作出限制,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保底条款效力认定存在分歧。部分法院认为,若合同约定“固定收益+本金返还”且“无风险共担条款”,可能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然而,也有裁判观点认为,若合同包含署名权、衍生品收益分配等非金钱权益,则属于无名合同。裁判标准核心在于是否存在投资风险分配,而非单纯条款形式。 2.收益核算标准的客观性争议 票房及分账收益的认定需以法定统计机构数据为基准。在案中,原被告双方即因票房统计标准不统一引发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统计部门已明确提示数据不作为法律依据,且统计方法本身具有抽样估算特性,故采信被告主张的公示数据。而二审法院认为鉴于电影资金办系中央编办批准设立的专业统计机构,其汇总的全国票务系统数据具有法定权威性,在无相反证据情形下应作为裁判依据,故改判支持原告主张。此争议揭示院线电影票房认定应以全国票务系统数据为基准,除非存在可推翻该数据的有效反证。此外,网络平台分账规则复杂且不公开,投资方往往难以核实实际收益,需结合各平台分账协议条款具体核算,不可直接参照院线统计规则。 3.合同解除权行使条件 影视投资合同常约定“影片未按期上映则投资方有权解除合同”,但“上映”标准和“延期”的合理期限等细节若未细化,可能引发争议。在影视项目逾期未上映场景下,解除权行使主要存在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两重路径。 对于约定解除权的适用,核心在于合同条款是否设置明确解除条件。需明确“上映”定义(如院线首映)及合理宽限期。若合同设定具体截止日(如“2025年12月31日前院线上映”)且无单方变更权条款,则解除条件成就时可径行主张;但若制作方变更为网络发行,需结合行业惯例判断是否根本违约。特殊情形下,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院线关停期间的延期可予免责,但防控解除后仍长期未履行则可能突破免责范围。 法定解除权的适用需证明逾期上映致合同目的的落空。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项目停滞时长(如杀青三年未送审)、制作方过错程度(如主演涉劣迹需重拍)及行业合理周期。但若项目仍处于正常制作流程且具备近期上映可能,则可能认定投资人需承担合理商业风险。需特别关注解除权行使程序,投资人需通过书面催告履行、发送解除通知等规范操作,避免程序瑕疵影响权利实现。 实践中,两类解除权的边界存在交叉。约定解除可能因违约轻微受限,法定解除需严格证明目的落空。无论何种路径,均需系统梳理合同履行节点及行业规范,构建违约与目的实现的关联论证。 (三)衍生版权开发风险 在影视衍生产品开发过程中,版权方往往面临着一系列隐性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从原始权利获取到衍生品流通的全链条。 根据规定,影视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剧本、音乐等元素,其权利并不天然归属制片方所有。实践中若仅取得原著改编权而未明确衍生开发权(如角色形象二次开发权),将导致IP转化受阻。例如某电影公司基于影片情节开发剧本杀游戏时,因未取得原著作者对衍生情节的二次授权,反而成为侵权方。《战狼2》纠纷则暴露续集开发权归属不明的隐患——联合摄制合同中,若未明确著作权归属(如归一方所有或按投资比例共有),可能导致后续衍生开发权争议。 权利分散化风险在联合投资项目中尤为突出。当影视项目由多方资本共同参与时,若未在初始协议中明确衍生品开发权的集中归属,后续极易出现权利主体“各自为政”的困局。若参投方擅自将角色形象授权第三方开发。导致正版衍生品市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授权版本,就会严重稀释IP价值。 授权过程中的合规风险也不容忽视。衍生开发涉及实物生产、空间授权等多元形态,版权方若缺乏系统化的权利清单管理,极易出现“超卖授权”。可见,影视资本与衍生版权风险已经形成了绑定,维护影视作品在衍生开发期的权利防护体系是保障资本安全的重要举措。 三、影视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的常见可行路径 (一)交易结构设计 1.投资模式选择 影视产业投资需根据风险偏好与资源规模选择适宜的模式。以私募基金模式为例,其普遍存在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项目,基金以组合投资方式打包多种影视作品,通过票房及版权收益快速回款,利用分散化策略降低风险,且退出机制灵活;二是股权投资影视公司,通过收购非上市企业股权,依托公司上市或并购实现长期回报,需专业团队深度参与管理,适合风险承受力较强的投资者。 2.风险分配条款 如前所述,内嵌“保底条款”的影视投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在电影的实际商业运作中,通过保底或者固定收益获得资金是市场通行的手段,是被市场认可且常见的商业模式,因此在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前提下,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并不会直接否定约定的“保底条款”的效力。 因此在影视投资合同的风险分配条款中设计保底条款时,应当注重构建具有商业合理性的权利义务框架,既要体现投资行为的市场风险属性,也要维护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自治。若想避免保底条款被判定为借贷关系,建议在条款设计中明确约定投资方除资金投入外须实质性参与项目开发,通过设置监督权、知情权及重大事项表决权等条款,体现投资行为与影视项目运营的关联性。同时应审慎确定保底收益的计算标准,将其与项目实际收益动态挂钩,例如约定基础收益部分不超过行业平均回报率,超额收益按比例分配,既保障投资方基本权益,又避免制片方承担显失公平的刚性兑付义务。 (二)全流程成本管控 1.承制模式选择 “结算模式”与“包干模式”的适用需结合项目规模及承制方资质。对于管理能力强的大型公司或者亿级项目,建议采用结算模式,通过逐项审核成本实现精细控制。中小成本项目可尝试包干模式,以预算总额为限,赋予承制方更大的自主权,通过结余归己的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效率,但需建立在承制方具备良好信誉、项目管理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尤其当承制方同时作为投资方时更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2.动态支付管理 动态支付管理则需通过线上线下费用的分层管控优化资金使用效率:线上费用由主投方直接支付核心主创片酬等刚性支出,线下费用通过承制方账户管理日常摄制开支,二者均需与拍摄进度严格挂钩。付款节奏应设置阶段性验收节点,如剧本交付、开机、粗剪完成等关键环节匹配相应比例付款,通过资金拨付与项目进度的动态平衡实现风险控制。超支管理须在合同中明确触发条件与责任分担机制,对于不可抗力或政策审查导致的补拍重拍,可预设专项应急资金池。而对于常规性超支,建议设置阶梯式共担比例上限以避免纠纷。 (三)纠纷预防与争议解决 在影视投资的纠纷预防和争议解决实践中,构建系统化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化解矛盾的重要路径。投资者需在项目初期即将争议预防理念融入全流程,通过法律框架的精细化设计夯实权益保障基础。 以合同管理为例,除需要聘请专业对投资金额、收益计算基准(如明确票房分账公式及衍生收益分配比例),版权归属等条款进行审查外,更应建立动态化的协议补充机制。比如,针对合同条款精细化,要明确作品信息、投资预算、收益分配、版权归属及退出机制,避免模糊表述。针对拍摄延期、主创人员变动等常见风险触发点,预设可量化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及退出条款,确保争议发生时具备明确执行依据。对于知识产权争议,建议在投资协议中嵌入权利链条溯源条款,要求制作方提供完整的剧本版权登记证书、原著改编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并通过第三方公证机构对权利流转过程进行见证,从源头上阻断版权纠纷的传导路径。 当争议实际发生时,应构建多维度的解决体系:对于合同履行瑕疵等可协商事项,优先采用律师函告、调解委员会介入等非诉手段;面对重大权益侵害情形,则需及时启动证据保全程序,运用区块链时间戳等技术固定电子证据,同时结合影视项目特性选择专业仲裁机构(如北京影视版权仲裁中心)或管辖法院,充分利用法律法规主张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应将实践中获取的经验反哺至风险管理体系,例如积累并建立影视行业典型案例数据库,定期更新合同风险清单,针对新型集资诈骗模式开展专项合规培训,形成“风险识别-争议处置-制度优化”的管理生态,从而在复杂的影视投资生态中防范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1.参见华商韬略:《被一张电影票掀翻的400亿金融巨骗,被抓了》https://mp.weixin.qq.com/s/U6ik4V0vrpqQw21EpiXcVQ 2. 每日经济新闻:《超6亿元影视投资诈骗震惊全国,单身妈妈120万元打水漂!揭开这名90后影人用“行业惯例”骗钱真相》,https://mp.weixin.qq.com/s/EWCsPxLAc4Qgqb5CSCj77w 3.《影视行业税务监管风暴来袭》https://mp.weixin.qq.com/s/XElnjX7ioQg9BS-ptlUlzQ 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7.上海高院:《202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https://mp.weixin.qq.com/s/IYcDv4SnhRI2VkefJZBVkA 8.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24年9月8日发布第23号令。全文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9.。第十四条第三款。 10.外商独资影院入市,或引发鲶鱼效应,国内影院洗牌在即https://mp.weixin.qq.com/s/2erRu9TKZThi3Dj8BzOpcQ 11.“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加快电影科技创新,建立完善电影科技自主创新体系。https://mp.weixin.qq.com/s/DteuzmQ6t53yMLE1PFga_w 12.参见:2024年深圳QFLP试点新政简析—深化金融开放,引领崭新篇章。https://mp.weixin.qq.com/s/PJGoas0YWuwfgSYGIeoHcg 13.人民日报|以投资电影为名骗了5亿多元,浦东检察机关发布典型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rbNrwrPdzgkPbcVabIA_6Q 1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1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633号。 16.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知民终337号。 17.《战狼2》掉进知识产权的坑 票房收入或成别人嫁衣https://mp.weixin.qq.com/s/KHDwUDvYaZbtw9BrGfaSZw 18.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7287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引言 快鹿集团借《大轰炸》“票房证券化”炮制影视金融庞氏骗局,非法集资400亿元。震惊全国的“8·17”影视投资诈骗案中,资方以“保底票房”为诱饵,通过虚假宣传、分层分销收割3000余名投资者超6亿元,披着“行业惯例”外衣实施影视集资诈骗。霍尔果斯的“政策套利”,上千空壳公司打着影视旗号转移利润,滥用税务优惠政策。“琅琊榜密室游戏案”暴露出影视IP衍生版权开发的乱象。从投资骗局到版权归属,从合同陷阱到税务暗雷,每个环节存在的法律风险都可能让投资者从造梦者变成买单人。因此,本文立足近年行业最新动态,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剖析影视投资中的法律风险,为构建符合产业特性的风险防范路径提供参考建议。 一、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一)影视投资的概念界定 影视投资是指以资金参与影视作品创作与发行,从而获得票房及衍生收益分配权的市场化行为。其核心逻辑在于以资金换取文化产品的预期收益权,本质上是一种结合文化创意产业与资金运作的投资模式。 从参与主体来看,影视投资已突破传统影视圈层壁垒。《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与电影摄制,2017年实施后,构建起自然人、企业及社会组织合法参与的投资通道,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提高国民经济发展。 投资流程包含三个关键环节:项目筛选(基于出品方披露信息评估剧本、主创团队及市场潜力)、份额认购(签订法定投资协议明确权益比例)、收益分配(按约定比例参与票房分账及版权收益)。同时,投资者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还可能享有署名权、衍生开发收益等附加权益。近年来随着《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爆款电影创造票房神话,大量民间资本涌入这一领域,法律风险迅速增长。 (二)基于案例分析风险防控的必要性 影视投资领域的法律风险防控的必要性,通过近年发生的典型纠纷案例得以具象化呈现。 合同性质认定层面,云文/笛女案与国龙/同乐案都将含固定收益条款的投资协议认定为借款合同,后案中法院进一步认定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并不符合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同参与管理的要件要求,应当判定其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这反映出司法机关对影视投资合同中“保底条款”有效性标准的重新考量。 版权合规维度,琼瑶诉于正《宫锁连城》抄袭案证明剧本若侵权将触发投资方与播出平台的违约连带损失。而上海高院2024知产十大案例之“新类型影视投资合同著作权权属、其他合同纠纷案”则暴露权属约定缺失将导致IP转化阻滞——王某华与影视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剧本创作及著作权共享条件,但未明确履约期限及解除条款,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双方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不能解除原合同。而再审基于合同僵局认定著作权共享条件未成就时剧本归属创作者,凸显投资合同条款完备性对权益实现的关键作用。 从固定收益条款的合同定性争议,到剧本抄袭引发的停播损失;从权属共享条件缺失导致的履约僵局,到保底回报条款引发的“名投实贷”司法认定,新型影视投资争议不断冲击传统法律关系的认定框架。在此背景下,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控已从单一合同审查,演进为涵盖投前尽调、交易架构设计等系统工程。影视投资风险防控需以合同条款设计、版权权属配置及履约机制设计为支柱,构建覆盖交易全周期的法律合规框架。 二、影视投资的潜在的法律风险 (一)影视投资的合规风险 影视行业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点领域,投资活动需严格遵循监管政策构建的合规框架,本文主要阐述外资准入限制与民间资本运作规范两方面。 1.外资准入政策限制 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规定,外资不得独资设立电影制作、发行及院线公司,仅可通过中外合作摄制模式参与,且合作摄制需满足创作、出资、收益分配等比例要求,合作方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等不良记录。在放映端,对外资也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电影院建设和经营长期要求中方控股(如2019年前规定外资比例≤49%),并需保证国产电影放映时长占比≥2/3。2019年负面清单修订后,虽然取消电影院的中方控股限制,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影院,但实际落地中仍需符合内容审查与国产片放映比例要求。政策调整的不可预见性也加重了外资合规的风险。国家电影局《“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电影产业体系,增强电影科技支撑”,但对外资开放持审慎态度。近期中美博弈及文娱领域整顿行动,更凸显政策环境的动态波动特征。 综上,外资需通过合资、合作摄制等间接方式进入产业链,且合作方资质审查严格。中外合拍片需避免拍摄敏感题材(如民族、宗教、历史问题),否则无法通过审查。深圳、上海等地通过QFLP试点优化外资准入流程,允许外资通过私募基金形式参与股权投资,但投资范围仍受负面清单约束,QFLP基金的投资收益汇出需遵守外汇监管规则,存在资金流动性风险。 2.民间资本参与的合规红线 虽鼓励民间资本以联合出品等模式参与投资,但需严守三项底线:一是项目须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并完成剧本备案;二是禁止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等敏感内容;三是公映前需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且不得擅自修改已审查内容。同时要警惕以保底收益承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形式,2025年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陈某集资诈骗案中陈某通过控制数十家空壳公司,虚构多部知名影片投资份额,设置多级代理佣金架构吸收资金5亿元。影视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需界定影视投资和非法集资的边界,重点核查项目备案文件、资金监管账户及收益分配机制的合法性。 (二)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 影视投资合同本质属投资合同,其性质依投资合作模式和条款而定。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1.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分歧 投资合同按主体分为金融机构类与民间投资合同,影视投资类合同中投资人的相对方主要通常为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制片方,因此其属于民间投资合同。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金融机构类投资合同约定保底条款,但未对民间投资合同作出限制,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保底条款效力认定存在分歧。部分法院认为,若合同约定“固定收益+本金返还”且“无风险共担条款”,可能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然而,也有裁判观点认为,若合同包含署名权、衍生品收益分配等非金钱权益,则属于无名合同。裁判标准核心在于是否存在投资风险分配,而非单纯条款形式。 2.收益核算标准的客观性争议 票房及分账收益的认定需以法定统计机构数据为基准。在案中,原被告双方即因票房统计标准不统一引发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统计部门已明确提示数据不作为法律依据,且统计方法本身具有抽样估算特性,故采信被告主张的公示数据。而二审法院认为鉴于电影资金办系中央编办批准设立的专业统计机构,其汇总的全国票务系统数据具有法定权威性,在无相反证据情形下应作为裁判依据,故改判支持原告主张。此争议揭示院线电影票房认定应以全国票务系统数据为基准,除非存在可推翻该数据的有效反证。此外,网络平台分账规则复杂且不公开,投资方往往难以核实实际收益,需结合各平台分账协议条款具体核算,不可直接参照院线统计规则。 3.合同解除权行使条件 影视投资合同常约定“影片未按期上映则投资方有权解除合同”,但“上映”标准和“延期”的合理期限等细节若未细化,可能引发争议。在影视项目逾期未上映场景下,解除权行使主要存在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两重路径。 对于约定解除权的适用,核心在于合同条款是否设置明确解除条件。需明确“上映”定义(如院线首映)及合理宽限期。若合同设定具体截止日(如“2025年12月31日前院线上映”)且无单方变更权条款,则解除条件成就时可径行主张;但若制作方变更为网络发行,需结合行业惯例判断是否根本违约。特殊情形下,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院线关停期间的延期可予免责,但防控解除后仍长期未履行则可能突破免责范围。 法定解除权的适用需证明逾期上映致合同目的的落空。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项目停滞时长(如杀青三年未送审)、制作方过错程度(如主演涉劣迹需重拍)及行业合理周期。但若项目仍处于正常制作流程且具备近期上映可能,则可能认定投资人需承担合理商业风险。需特别关注解除权行使程序,投资人需通过书面催告履行、发送解除通知等规范操作,避免程序瑕疵影响权利实现。 实践中,两类解除权的边界存在交叉。约定解除可能因违约轻微受限,法定解除需严格证明目的落空。无论何种路径,均需系统梳理合同履行节点及行业规范,构建违约与目的实现的关联论证。 (三)衍生版权开发风险 在影视衍生产品开发过程中,版权方往往面临着一系列隐性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从原始权利获取到衍生品流通的全链条。 根据规定,影视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剧本、音乐等元素,其权利并不天然归属制片方所有。实践中若仅取得原著改编权而未明确衍生开发权(如角色形象二次开发权),将导致IP转化受阻。例如某电影公司基于影片情节开发剧本杀游戏时,因未取得原著作者对衍生情节的二次授权,反而成为侵权方。《战狼2》纠纷则暴露续集开发权归属不明的隐患——联合摄制合同中,若未明确著作权归属(如归一方所有或按投资比例共有),可能导致后续衍生开发权争议。 权利分散化风险在联合投资项目中尤为突出。当影视项目由多方资本共同参与时,若未在初始协议中明确衍生品开发权的集中归属,后续极易出现权利主体“各自为政”的困局。若参投方擅自将角色形象授权第三方开发。导致正版衍生品市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授权版本,就会严重稀释IP价值。 授权过程中的合规风险也不容忽视。衍生开发涉及实物生产、空间授权等多元形态,版权方若缺乏系统化的权利清单管理,极易出现“超卖授权”。可见,影视资本与衍生版权风险已经形成了绑定,维护影视作品在衍生开发期的权利防护体系是保障资本安全的重要举措。 三、影视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的常见可行路径 (一)交易结构设计 1.投资模式选择 影视产业投资需根据风险偏好与资源规模选择适宜的模式。以私募基金模式为例,其普遍存在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项目,基金以组合投资方式打包多种影视作品,通过票房及版权收益快速回款,利用分散化策略降低风险,且退出机制灵活;二是股权投资影视公司,通过收购非上市企业股权,依托公司上市或并购实现长期回报,需专业团队深度参与管理,适合风险承受力较强的投资者。 2.风险分配条款 如前所述,内嵌“保底条款”的影视投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在电影的实际商业运作中,通过保底或者固定收益获得资金是市场通行的手段,是被市场认可且常见的商业模式,因此在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前提下,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并不会直接否定约定的“保底条款”的效力。 因此在影视投资合同的风险分配条款中设计保底条款时,应当注重构建具有商业合理性的权利义务框架,既要体现投资行为的市场风险属性,也要维护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自治。若想避免保底条款被判定为借贷关系,建议在条款设计中明确约定投资方除资金投入外须实质性参与项目开发,通过设置监督权、知情权及重大事项表决权等条款,体现投资行为与影视项目运营的关联性。同时应审慎确定保底收益的计算标准,将其与项目实际收益动态挂钩,例如约定基础收益部分不超过行业平均回报率,超额收益按比例分配,既保障投资方基本权益,又避免制片方承担显失公平的刚性兑付义务。 (二)全流程成本管控 1.承制模式选择 “结算模式”与“包干模式”的适用需结合项目规模及承制方资质。对于管理能力强的大型公司或者亿级项目,建议采用结算模式,通过逐项审核成本实现精细控制。中小成本项目可尝试包干模式,以预算总额为限,赋予承制方更大的自主权,通过结余归己的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效率,但需建立在承制方具备良好信誉、项目管理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尤其当承制方同时作为投资方时更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2.动态支付管理 动态支付管理则需通过线上线下费用的分层管控优化资金使用效率:线上费用由主投方直接支付核心主创片酬等刚性支出,线下费用通过承制方账户管理日常摄制开支,二者均需与拍摄进度严格挂钩。付款节奏应设置阶段性验收节点,如剧本交付、开机、粗剪完成等关键环节匹配相应比例付款,通过资金拨付与项目进度的动态平衡实现风险控制。超支管理须在合同中明确触发条件与责任分担机制,对于不可抗力或政策审查导致的补拍重拍,可预设专项应急资金池。而对于常规性超支,建议设置阶梯式共担比例上限以避免纠纷。 (三)纠纷预防与争议解决 在影视投资的纠纷预防和争议解决实践中,构建系统化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化解矛盾的重要路径。投资者需在项目初期即将争议预防理念融入全流程,通过法律框架的精细化设计夯实权益保障基础。 以合同管理为例,除需要聘请专业对投资金额、收益计算基准(如明确票房分账公式及衍生收益分配比例),版权归属等条款进行审查外,更应建立动态化的协议补充机制。比如,针对合同条款精细化,要明确作品信息、投资预算、收益分配、版权归属及退出机制,避免模糊表述。针对拍摄延期、主创人员变动等常见风险触发点,预设可量化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及退出条款,确保争议发生时具备明确执行依据。对于知识产权争议,建议在投资协议中嵌入权利链条溯源条款,要求制作方提供完整的剧本版权登记证书、原著改编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并通过第三方公证机构对权利流转过程进行见证,从源头上阻断版权纠纷的传导路径。 当争议实际发生时,应构建多维度的解决体系:对于合同履行瑕疵等可协商事项,优先采用律师函告、调解委员会介入等非诉手段;面对重大权益侵害情形,则需及时启动证据保全程序,运用区块链时间戳等技术固定电子证据,同时结合影视项目特性选择专业仲裁机构(如北京影视版权仲裁中心)或管辖法院,充分利用法律法规主张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应将实践中获取的经验反哺至风险管理体系,例如积累并建立影视行业典型案例数据库,定期更新合同风险清单,针对新型集资诈骗模式开展专项合规培训,形成“风险识别-争议处置-制度优化”的管理生态,从而在复杂的影视投资生态中防范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1.参见华商韬略:《被一张电影票掀翻的400亿金融巨骗,被抓了》https://mp.weixin.qq.com/s/U6ik4V0vrpqQw21EpiXcVQ 2. 每日经济新闻:《超6亿元影视投资诈骗震惊全国,单身妈妈120万元打水漂!揭开这名90后影人用“行业惯例”骗钱真相》,https://mp.weixin.qq.com/s/EWCsPxLAc4Qgqb5CSCj77w 3.《影视行业税务监管风暴来袭》https://mp.weixin.qq.com/s/XElnjX7ioQg9BS-ptlUlzQ 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7.上海高院:《202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https://mp.weixin.qq.com/s/IYcDv4SnhRI2VkefJZBVkA 8.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24年9月8日发布第23号令。全文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9.。第十四条第三款。 10.外商独资影院入市,或引发鲶鱼效应,国内影院洗牌在即https://mp.weixin.qq.com/s/2erRu9TKZThi3Dj8BzOpcQ 11.“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加快电影科技创新,建立完善电影科技自主创新体系。https://mp.weixin.qq.com/s/DteuzmQ6t53yMLE1PFga_w 12.参见:2024年深圳QFLP试点新政简析—深化金融开放,引领崭新篇章。https://mp.weixin.qq.com/s/PJGoas0YWuwfgSYGIeoHcg 13.人民日报|以投资电影为名骗了5亿多元,浦东检察机关发布典型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rbNrwrPdzgkPbcVabIA_6Q 1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1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633号。 16.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知民终337号。 17.《战狼2》掉进知识产权的坑 票房收入或成别人嫁衣https://mp.weixin.qq.com/s/KHDwUDvYaZbtw9BrGfaSZw 18.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7287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引言 快鹿集团借《大轰炸》“票房证券化”炮制影视金融庞氏骗局,非法集资400亿元。震惊全国的“8·17”影视投资诈骗案中,资方以“保底票房”为诱饵,通过虚假宣传、分层分销收割3000余名投资者超6亿元,披着“行业惯例”外衣实施影视集资诈骗。霍尔果斯的“政策套利”,上千空壳公司打着影视旗号转移利润,滥用税务优惠政策。“琅琊榜密室游戏案”暴露出影视IP衍生版权开发的乱象。从投资骗局到版权归属,从合同陷阱到税务暗雷,每个环节存在的法律风险都可能让投资者从造梦者变成买单人。因此,本文立足近年行业最新动态,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剖析影视投资中的法律风险,为构建符合产业特性的风险防范路径提供参考建议。 一、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 (一)影视投资的概念界定 影视投资是指以资金参与影视作品创作与发行,从而获得票房及衍生收益分配权的市场化行为。其核心逻辑在于以资金换取文化产品的预期收益权,本质上是一种结合文化创意产业与资金运作的投资模式。 从参与主体来看,影视投资已突破传统影视圈层壁垒。《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与电影摄制,2017年实施后,构建起自然人、企业及社会组织合法参与的投资通道,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提高国民经济发展。 投资流程包含三个关键环节:项目筛选(基于出品方披露信息评估剧本、主创团队及市场潜力)、份额认购(签订法定投资协议明确权益比例)、收益分配(按约定比例参与票房分账及版权收益)。同时,投资者在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还可能享有署名权、衍生开发收益等附加权益。近年来随着《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爆款电影创造票房神话,大量民间资本涌入这一领域,法律风险迅速增长。 (二)基于案例分析风险防控的必要性 影视投资领域的法律风险防控的必要性,通过近年发生的典型纠纷案例得以具象化呈现。 合同性质认定层面,云文/笛女案与国龙/同乐案都将含固定收益条款的投资协议认定为借款合同,后案中法院进一步认定双方约定的协议内容并不符合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同参与管理的要件要求,应当判定其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这反映出司法机关对影视投资合同中“保底条款”有效性标准的重新考量。 版权合规维度,琼瑶诉于正《宫锁连城》抄袭案证明剧本若侵权将触发投资方与播出平台的违约连带损失。而上海高院2024知产十大案例之“新类型影视投资合同著作权权属、其他合同纠纷案”则暴露权属约定缺失将导致IP转化阻滞——王某华与影视公司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剧本创作及著作权共享条件,但未明确履约期限及解除条款,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双方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不能解除原合同。而再审基于合同僵局认定著作权共享条件未成就时剧本归属创作者,凸显投资合同条款完备性对权益实现的关键作用。 从固定收益条款的合同定性争议,到剧本抄袭引发的停播损失;从权属共享条件缺失导致的履约僵局,到保底回报条款引发的“名投实贷”司法认定,新型影视投资争议不断冲击传统法律关系的认定框架。在此背景下,影视投资法律风险防控已从单一合同审查,演进为涵盖投前尽调、交易架构设计等系统工程。影视投资风险防控需以合同条款设计、版权权属配置及履约机制设计为支柱,构建覆盖交易全周期的法律合规框架。 二、影视投资的潜在的法律风险 (一)影视投资的合规风险 影视行业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点领域,投资活动需严格遵循监管政策构建的合规框架,本文主要阐述外资准入限制与民间资本运作规范两方面。 1.外资准入政策限制 根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规定,外资不得独资设立电影制作、发行及院线公司,仅可通过中外合作摄制模式参与,且合作摄制需满足创作、出资、收益分配等比例要求,合作方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等不良记录。在放映端,对外资也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电影院建设和经营长期要求中方控股(如2019年前规定外资比例≤49%),并需保证国产电影放映时长占比≥2/3。2019年负面清单修订后,虽然取消电影院的中方控股限制,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影院,但实际落地中仍需符合内容审查与国产片放映比例要求。政策调整的不可预见性也加重了外资合规的风险。国家电影局《“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电影产业体系,增强电影科技支撑”,但对外资开放持审慎态度。近期中美博弈及文娱领域整顿行动,更凸显政策环境的动态波动特征。 综上,外资需通过合资、合作摄制等间接方式进入产业链,且合作方资质审查严格。中外合拍片需避免拍摄敏感题材(如民族、宗教、历史问题),否则无法通过审查。深圳、上海等地通过QFLP试点优化外资准入流程,允许外资通过私募基金形式参与股权投资,但投资范围仍受负面清单约束,QFLP基金的投资收益汇出需遵守外汇监管规则,存在资金流动性风险。 2.民间资本参与的合规红线 虽鼓励民间资本以联合出品等模式参与投资,但需严守三项底线:一是项目须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并完成剧本备案;二是禁止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等敏感内容;三是公映前需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且不得擅自修改已审查内容。同时要警惕以保底收益承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形式,2025年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陈某集资诈骗案中陈某通过控制数十家空壳公司,虚构多部知名影片投资份额,设置多级代理佣金架构吸收资金5亿元。影视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需界定影视投资和非法集资的边界,重点核查项目备案文件、资金监管账户及收益分配机制的合法性。 (二)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 影视投资合同本质属投资合同,其性质依投资合作模式和条款而定。影视投资的合同纠纷风险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1.保底条款的效力认定分歧 投资合同按主体分为金融机构类与民间投资合同,影视投资类合同中投资人的相对方主要通常为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制片方,因此其属于民间投资合同。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金融机构类投资合同约定保底条款,但未对民间投资合同作出限制,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保底条款效力认定存在分歧。部分法院认为,若合同约定“固定收益+本金返还”且“无风险共担条款”,可能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然而,也有裁判观点认为,若合同包含署名权、衍生品收益分配等非金钱权益,则属于无名合同。裁判标准核心在于是否存在投资风险分配,而非单纯条款形式。 2.收益核算标准的客观性争议 票房及分账收益的认定需以法定统计机构数据为基准。在案中,原被告双方即因票房统计标准不统一引发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统计部门已明确提示数据不作为法律依据,且统计方法本身具有抽样估算特性,故采信被告主张的公示数据。而二审法院认为鉴于电影资金办系中央编办批准设立的专业统计机构,其汇总的全国票务系统数据具有法定权威性,在无相反证据情形下应作为裁判依据,故改判支持原告主张。此争议揭示院线电影票房认定应以全国票务系统数据为基准,除非存在可推翻该数据的有效反证。此外,网络平台分账规则复杂且不公开,投资方往往难以核实实际收益,需结合各平台分账协议条款具体核算,不可直接参照院线统计规则。 3.合同解除权行使条件 影视投资合同常约定“影片未按期上映则投资方有权解除合同”,但“上映”标准和“延期”的合理期限等细节若未细化,可能引发争议。在影视项目逾期未上映场景下,解除权行使主要存在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两重路径。 对于约定解除权的适用,核心在于合同条款是否设置明确解除条件。需明确“上映”定义(如院线首映)及合理宽限期。若合同设定具体截止日(如“2025年12月31日前院线上映”)且无单方变更权条款,则解除条件成就时可径行主张;但若制作方变更为网络发行,需结合行业惯例判断是否根本违约。特殊情形下,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院线关停期间的延期可予免责,但防控解除后仍长期未履行则可能突破免责范围。 法定解除权的适用需证明逾期上映致合同目的的落空。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项目停滞时长(如杀青三年未送审)、制作方过错程度(如主演涉劣迹需重拍)及行业合理周期。但若项目仍处于正常制作流程且具备近期上映可能,则可能认定投资人需承担合理商业风险。需特别关注解除权行使程序,投资人需通过书面催告履行、发送解除通知等规范操作,避免程序瑕疵影响权利实现。 实践中,两类解除权的边界存在交叉。约定解除可能因违约轻微受限,法定解除需严格证明目的落空。无论何种路径,均需系统梳理合同履行节点及行业规范,构建违约与目的实现的关联论证。 (三)衍生版权开发风险 在影视衍生产品开发过程中,版权方往往面临着一系列隐性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贯穿于从原始权利获取到衍生品流通的全链条。 根据规定,影视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剧本、音乐等元素,其权利并不天然归属制片方所有。实践中若仅取得原著改编权而未明确衍生开发权(如角色形象二次开发权),将导致IP转化受阻。例如某电影公司基于影片情节开发剧本杀游戏时,因未取得原著作者对衍生情节的二次授权,反而成为侵权方。《战狼2》纠纷则暴露续集开发权归属不明的隐患——联合摄制合同中,若未明确著作权归属(如归一方所有或按投资比例共有),可能导致后续衍生开发权争议。 权利分散化风险在联合投资项目中尤为突出。当影视项目由多方资本共同参与时,若未在初始协议中明确衍生品开发权的集中归属,后续极易出现权利主体“各自为政”的困局。若参投方擅自将角色形象授权第三方开发。导致正版衍生品市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授权版本,就会严重稀释IP价值。 授权过程中的合规风险也不容忽视。衍生开发涉及实物生产、空间授权等多元形态,版权方若缺乏系统化的权利清单管理,极易出现“超卖授权”。可见,影视资本与衍生版权风险已经形成了绑定,维护影视作品在衍生开发期的权利防护体系是保障资本安全的重要举措。 三、影视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的常见可行路径 (一)交易结构设计 1.投资模式选择 影视产业投资需根据风险偏好与资源规模选择适宜的模式。以私募基金模式为例,其普遍存在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项目,基金以组合投资方式打包多种影视作品,通过票房及版权收益快速回款,利用分散化策略降低风险,且退出机制灵活;二是股权投资影视公司,通过收购非上市企业股权,依托公司上市或并购实现长期回报,需专业团队深度参与管理,适合风险承受力较强的投资者。 2.风险分配条款 如前所述,内嵌“保底条款”的影视投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在电影的实际商业运作中,通过保底或者固定收益获得资金是市场通行的手段,是被市场认可且常见的商业模式,因此在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前提下,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并不会直接否定约定的“保底条款”的效力。 因此在影视投资合同的风险分配条款中设计保底条款时,应当注重构建具有商业合理性的权利义务框架,既要体现投资行为的市场风险属性,也要维护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自治。若想避免保底条款被判定为借贷关系,建议在条款设计中明确约定投资方除资金投入外须实质性参与项目开发,通过设置监督权、知情权及重大事项表决权等条款,体现投资行为与影视项目运营的关联性。同时应审慎确定保底收益的计算标准,将其与项目实际收益动态挂钩,例如约定基础收益部分不超过行业平均回报率,超额收益按比例分配,既保障投资方基本权益,又避免制片方承担显失公平的刚性兑付义务。 (二)全流程成本管控 1.承制模式选择 “结算模式”与“包干模式”的适用需结合项目规模及承制方资质。对于管理能力强的大型公司或者亿级项目,建议采用结算模式,通过逐项审核成本实现精细控制。中小成本项目可尝试包干模式,以预算总额为限,赋予承制方更大的自主权,通过结余归己的激励机制提高执行效率,但需建立在承制方具备良好信誉、项目管理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尤其当承制方同时作为投资方时更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2.动态支付管理 动态支付管理则需通过线上线下费用的分层管控优化资金使用效率:线上费用由主投方直接支付核心主创片酬等刚性支出,线下费用通过承制方账户管理日常摄制开支,二者均需与拍摄进度严格挂钩。付款节奏应设置阶段性验收节点,如剧本交付、开机、粗剪完成等关键环节匹配相应比例付款,通过资金拨付与项目进度的动态平衡实现风险控制。超支管理须在合同中明确触发条件与责任分担机制,对于不可抗力或政策审查导致的补拍重拍,可预设专项应急资金池。而对于常规性超支,建议设置阶梯式共担比例上限以避免纠纷。 (三)纠纷预防与争议解决 在影视投资的纠纷预防和争议解决实践中,构建系统化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化解矛盾的重要路径。投资者需在项目初期即将争议预防理念融入全流程,通过法律框架的精细化设计夯实权益保障基础。 以合同管理为例,除需要聘请专业对投资金额、收益计算基准(如明确票房分账公式及衍生收益分配比例),版权归属等条款进行审查外,更应建立动态化的协议补充机制。比如,针对合同条款精细化,要明确作品信息、投资预算、收益分配、版权归属及退出机制,避免模糊表述。针对拍摄延期、主创人员变动等常见风险触发点,预设可量化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及退出条款,确保争议发生时具备明确执行依据。对于知识产权争议,建议在投资协议中嵌入权利链条溯源条款,要求制作方提供完整的剧本版权登记证书、原著改编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并通过第三方公证机构对权利流转过程进行见证,从源头上阻断版权纠纷的传导路径。 当争议实际发生时,应构建多维度的解决体系:对于合同履行瑕疵等可协商事项,优先采用律师函告、调解委员会介入等非诉手段;面对重大权益侵害情形,则需及时启动证据保全程序,运用区块链时间戳等技术固定电子证据,同时结合影视项目特性选择专业仲裁机构(如北京影视版权仲裁中心)或管辖法院,充分利用法律法规主张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应将实践中获取的经验反哺至风险管理体系,例如积累并建立影视行业典型案例数据库,定期更新合同风险清单,针对新型集资诈骗模式开展专项合规培训,形成“风险识别-争议处置-制度优化”的管理生态,从而在复杂的影视投资生态中防范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1.参见华商韬略:《被一张电影票掀翻的400亿金融巨骗,被抓了》https://mp.weixin.qq.com/s/U6ik4V0vrpqQw21EpiXcVQ 2. 每日经济新闻:《超6亿元影视投资诈骗震惊全国,单身妈妈120万元打水漂!揭开这名90后影人用“行业惯例”骗钱真相》,https://mp.weixin.qq.com/s/EWCsPxLAc4Qgqb5CSCj77w 3.《影视行业税务监管风暴来袭》https://mp.weixin.qq.com/s/XElnjX7ioQg9BS-ptlUlzQ 4.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7.上海高院:《2024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https://mp.weixin.qq.com/s/IYcDv4SnhRI2VkefJZBVkA 8.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24年9月8日发布第23号令。全文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 9.。第十四条第三款。 10.外商独资影院入市,或引发鲶鱼效应,国内影院洗牌在即https://mp.weixin.qq.com/s/2erRu9TKZThi3Dj8BzOpcQ 11.“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加快电影科技创新,建立完善电影科技自主创新体系。https://mp.weixin.qq.com/s/DteuzmQ6t53yMLE1PFga_w 12.参见:2024年深圳QFLP试点新政简析—深化金融开放,引领崭新篇章。https://mp.weixin.qq.com/s/PJGoas0YWuwfgSYGIeoHcg 13.人民日报|以投资电影为名骗了5亿多元,浦东检察机关发布典型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rbNrwrPdzgkPbcVabIA_6Q 1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1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633号。 16.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知民终337号。 17.《战狼2》掉进知识产权的坑 票房收入或成别人嫁衣https://mp.weixin.qq.com/s/KHDwUDvYaZbtw9BrGfaSZw 18.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7287号、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编者按 资本是公司资产形成的基础和来源,是公司维持正常经营运转、承担财产责任的基本保障,公司只有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方能健康运营、长远发展。股东出资是形成公司财产的基础,股东按时足额缴纳其认缴的出资是股东最基本、最重要的义务,若股东不当履行出资义务,造成公司资本空虚,不但降低公司抵御经营风险能力,亦不利于外部债权人利益保护,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负面影响。本案企业股东试图通过资本公积金转股本的财务处理方式实现认缴出资实缴的效果,当时的公司法对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公司资本的范围未有明确规定,法院从资本公积金转股本的原理、公司法相关条文的解释出发,认定资本公司公积金转增股本系指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而不能用于弥补公司实收资本,进而判令某影视文化公司继续履行对某信息公司的出资义务,判决相关认定与2024年新规定一致,该判决依法保障了民营企业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有助于提示企业加强内部风控,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股东出资行为,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裁判要旨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资本公积金系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接受捐赠、股本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等非营业性原因形成,在投入公司时已成为公司财产。资本公积金转为增加公司资本,实系公司内部资本结构的调整,而无实际资金流入公司,故只能用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而不能用于弥补公司实收资本,否则即是用公司财产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明显有违资本充实和公司财产独立原则。 基本案情 某信息公司诉称:某信息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经管理人核实,某信息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250万元,宫某已出资80万元、朱某已出资31万元、余某已出资14万元、某某中心和陈某已出资250万元。宫某、朱某、余某将某信息公司股权转让给某影视公司时,某信息公司已经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宫某、朱某、余某存在逃避出资的情况,应当对某影视公司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丛某和王某受让了宫某的股权,而当时宫某存在出资瑕疵,故丛某和王某亦应当对某影视公司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遂以某信息公司破产清算中无争议债权为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1.判令某影视公司缴纳出资6,039,273.63元;2.判令宫某在6,039,273.63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丛某在6,039,273.63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朱某在1,565,000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余某在2,360,000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令王某在168,750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某影视公司、宫某、朱某、余某、丛某、王某辩称:某信息公司的注册资本1,250万已实缴完毕,各被告无需承担补足出资义务。某影视公司作为持股100%股东已作出股东决定,将某信息公司的出资方式由“货币出资”变更为“货币资金和资本公积转增”方式出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为:股东某影视公司认缴注册资金1,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和资本公积转增。2017年12月20日,某信息公司已将资本公积金7,242,210元转增资本,转增时已调整财务报表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转增股本后,某信息公司的实收资本1,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会计师事务所对某信息公司出资情况亦出具了《验资报告》。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信息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设立,设立时的股东为宫某,法定代表人为宫某。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出资时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10年内,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2015年4月10日,宫某将所持某信息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丛某。2015年11月27日,丛某将所持65%股权转让给宫某;将所持15%股权转让给朱某;将所持20%股权转让给余某。 2015年12月,某信息公司拟新增250万元注册资本并吸收某某中心、陈某为增资股东。《增资协议》约定:某某中心以2,090万元认购某信息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中的237.50万元,即237.5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金,余额1,852.5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陈某以110万元认购目标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中的12.50万元,即12.5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金,余额97.5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后某某中心、陈某分别将2,090万元、110万元以投资款名义转入某信息公司账户。 2015年12月18日,某信息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将注册资金变更为1,250万元,并约定:宫某出资额650万元(持股比例52%),;朱某出资额150万元(持股比例12%),余某出资额200万元(持股比例16%),前述股东出资时间2020年12月31日。某某中心认缴新增注册资金2,375,000元(持股比例19%),陈某认缴新增注册资金125,000元(持股比例1%),新增股东出资时间均为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4月7日,宫某将所持某信息公司1.35%的股权转让给王某。 2017年8月18日,某某中心将所持某信息公司股权转让给宫某、朱某、余某;陈某将所持某信息公司股权转让给朱某;王某将所持某信息公司股权转让给宫某。2017年9月6日,某信息公司股东变更为宫某(持股比例65%)、朱某(持股比例15%)、余某(持股比例20%)。 宫某、朱某、余某持股期间分别以投资款名义向某信息公司账户转入80万元、31万元、29万元,其余款项的转入或者发生该些主体未持股期间,或者转入后即以其他名目转回自己账户。 2017年11月20日,宫某、朱某、余某将所持某信息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某影视公司。2017年12月20日,某影视公司作为某信息公司唯一股东,决定将出资方式变更为货币资金和资本公积金转增。2017年12月31日,某信息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资本公积由年初“1,950万元”减少为“12,407,790元”;实收资本由年初“4,741,000元”增加至“1,250万元”。 2018年12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债权人对某信息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某信息公司管理人遂代表某信息公司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1日作出(2021)沪03民初683号判决:一、某影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信息公司缴纳出资6,039,273.63元;二、宫某在570万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上述第一项中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朱某在119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上述第一项中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余某在171万元范围内对某影视公司上述第一项中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宫某、朱某、余某的合计出资额以6,039,273.63元为限;六、驳回某信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某影视公司、宫某、朱某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各股东对某信息公司的出资是否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而补足;二、如未补足,各股东的出资及相应的责任如何认定。 一、各股东对某信息公司的出资是否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而补足 某影视公司、宫某、朱某主张某信息公司的注册资本1,250万元系因2017年12月20日资本公积金转增而实缴完毕,并提供某某事务所的《验资报告》为证。对此法院认为,某影视公司对某信息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作转增实收资本的财务处理与该财务处理能否实际达到注册资本实缴完毕的法律效果系两个概念。资本公积金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接受捐赠、股本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等非营业性原因形成的公积金。从形成来源看,本案各方确认用于转增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于2015年12月18日某某中心、陈某的增资款。从性质看,该资本公积金实际是股本溢价,即企业股份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该部分溢价作为增资款的组成部分,在增资当时已成为公司资本的组成部分,属于公司财产。从资本公积金的作用原理看,按照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资本公积金转为增加公司资本,即将资本公积金通过股本形式派发至股东,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实系公司内部资本结构的调整,而无实际资金流入公司,股东权益亦未发生改变。资本公积金在投入公司时亦已成为公司财产,由于其本身即是资本组成部分的天然属性,不能用于弥补公司实收资本,否则即是用公司财产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明显有违资本充实和公司财产独立原则。故一审法院认定某影视公司企图通过资本公积金转为未缴纳的实收资本不能达到充实某信息公司注册资本的目的,法院予以认同。由此某影视公司提供的《验资报告》亦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 二、某影视公司、宫某、朱某等现股东、原股东的出资及相应的责任如何认定 第一,关于某信息公司实收资本和某影视公司的责任认定。如前所述,某影视公司、宫某、朱某等主张以资本公积金转增方式补足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仍需对实际出资承担举证责任。各方对于原股东的出资金额争议,到二审阶段主要集中在宫某2015年4月23日支付的20万元及2015年5月宫某通过朱某支付的57万元、朱某2015年6月9日支付的70万元与2017年11月21日支付的49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对某信息公司的出资。对此法院认为,首先,某影视公司提供了某信息公司017年资产负债表及记账凭证,然记账凭证显示的资本公积金调整为实收资本的金额为724.221万元,而2017年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资本公积金调整金额为709.221万元(1,950万元-1,240.779万元=709.221万元),报表与凭证之间存在差异,再结合2017年资产负债表上未记载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职工债权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证据不能客观反映某信息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该真实经营情况应包括公司的实收资本情况),进而未予确认,并无不当。其次,即使按照某影视公司提供的某信息公司017年资产负债表,某信息公司017年年初实收资本为474.1万元,而各原股东所称之出资截至2017年年初合计为521万元。按照前述资产负债表显示的年末实收资本扣除通过资本公积金科目调整的709.221万元后为540.779万元(扣除记账凭证显示的调整金额724.221万元后为525.779万元),而各原股东所称之出资截至2017年年末合计为586万元。各原股东所述出资与其自身提供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再次,股东出资系要式行为,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应在财务记载上对出资性质进行固定。宫某、朱某等提供了付款凭证、银行流水等以证明其实缴出资。关于宫某的争议出资77万元和朱某的争议出资70万元,前者发生在宫某转出股权之后,后者发生在朱某成为某信息公司股东5个月之前,当时宫某、朱某不具备股东身份,公司亦未达资不抵债的状态,在此情形下宫某、朱某进行出资,不符合常理,且经济活动中“投资款”“入资款”可以有多种含义,在未得公司内部财务记载确认的情况下,不能仅以转账时的备注用途即认定该款项为注册资本。宫某称丛某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提为其补足出资,但丛某未出庭应诉,宫某相关抗辩并无证据佐证,法院不予采信。朱某称先出资再成为股东系实践中常见之情形,然朱某系从丛某处受让股权而取得某信息公司股东身份,即使存在先付款行为,亦应是支付给丛某而非直接支付给某信息公司,朱某前述抗辩依据不足,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朱某的争议出资49万元,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不予认定的理由阐述倍详,法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故某影视公司、宫某、朱某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述几笔争议款项应被认定为实缴注册资本。此外,扣除上述有争议出资金额后,某信息公司原股东合计实缴注册资金为390万元,剩余未出资金额860万元,而某信息公司仅以无争议债权为限请求某影视公司支付6,039,273.63元,一审法院对某信息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第二,关于宫某、朱某等原股东的责任认定。判断宫某、朱某等是否应对某影视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应考量宫某、朱某等向某影视公司转让股权时,某信息公司是否已发生破产原因。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宫某、朱某上诉称,该二人向某影视公司转让股权时,某信息公司的净资产尚有713万元,公司资产远大于公司负债,该二人转让股权不具有逃避债务恶意。对此法院认为,即使宫某、朱某提供的2017年资产负债表系真实,根据该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某信息公司的资产情况,至2017年底,某信息公司流动资产合计4,321,420.57元,包括货币资金1,420.57元、预付账款432万元;非流动资产合计2,565,960.81元,包括长期股权投资250万元、无形资产65,960.81元;另有应交税费-242,840.89元。根据宫某、朱某二审期间提交的意见,流动资产中预付账款432万元系某某公司5预付账款,-242,840.89元系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然从某信息公司债权确认情况来看,某某公司5系某信息公司唯一普通债权人,根据2017年12月19日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某某公司5的债权金额为货款5,263,980元及自2016年11月11日起至2017年3月24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405,172.93元,该民事判决书虽生效于宫某、朱某将股权转让给某影视公司之后,但是从中显示的某某公司5债权履行期限届满时间应是早于宫某、朱某将股权转让给某影视公司的时间,某信息公司的其他债务亦是大部分到期日早于股权转让之前。而某信息公司017年之后的资产负债表各项数据不再发生变化,直至进入破产程序,管理人亦未实际接管到任何财产。故虽然2017年底某信息公司账面资产大于债务,但某信息公司自由资金不足,财产难以变现,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符合破产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之“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情形,可以认定某信息公司当时具备破产原因。此外,宫某、朱某虽称当时某信息公司有净资产713万元,却将某信息公司 100%股权以50万元对价转让给某影视公司,对对价支付情况虽称有出具收据但未显示有实际支付凭证,该股权转让安排亦与其所称某信息公司资产情况不符。由此,一审法院认定宫某、朱某、余某向某影视公司转让股权具有利用出资期限利益逃避债务恶意,损害了某信息公司债权人利益,进而判决宫某、朱某、余某在2017年股权转让前各自认缴的注册资金范围内、扣除已实缴金额后,以某影视公司的出资义务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某影视公司、宫某、朱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相关法条 2018年 2018年 2024年 案件索引 一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组织成员: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刘琳、张文星、陆金华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组织成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徐川、贺幸、孟高飞
剧本雷同、泄露未公映影片素材、未经授权开发影视衍生品……4月23日,朝阳法院召开“《涉影视作品知识产权全链条司法保护白皮书(2020-2024年度)》”新闻通报会,发布涉影视作品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理情况、问题风险、典型案例、举措建议等白皮书主要内容。北京市人大代表、朝阳区人大代表、朝阳区政协委员现场参加新闻通报会。 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五庭庭长崔立斌介绍,近五年来,朝阳法院审结的涉影视行业知产民事案件整体呈增长的趋势。涉影视行业知产民事纠纷发生在影视作品的筹备、创作、商业使用等各个环节,如拟开发IP的权利继受取得、影视作品项目的投资合作、剧本的创作与改编、影视作品的拍摄制作和发行、相关权利许可与转让、影视作品的二次开发等,涉及到合作创作合同纠纷、委托创作合同纠纷、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侵害署名权纠纷、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等多个案由,需要进一步加强全链条的司法保护。 “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影视作品创作与传播的各阶段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民事审判五庭副庭长鞠仁提示,在影视作品的创意孵化阶段,相关主体应重点注意剧本委托创作的验收标准、剧本抄袭与借鉴的边界、剧本改编及保护作品完整性、服化道使用、署名等问题;在拍摄制作阶段,法律风险集中于附带性使用他人作品、发行前素材泄露等环节;而在宣传发行阶段,纠纷主要在于影视作品的截图、剧照、海报等作品元素的合法使用,表演者权利范围,影视衍生品的法律保护等。 据悉,《涉影视作品知识产权全链条司法保护白皮书(2020-2024年度)》中发布了七个朝阳法院审理的涉影视作品知识产权侵权典型案例,通报会上,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五庭法官田芬就四起案例进行现场通报。其中,某电影的著作权人某文化公司,未经许可完整使用了张某在旅游社交平台发布的某建筑的照片,法院依法认定该文化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某公司违反合同保密约定,在进行电影《悟空传》的音频后期制作时将部分工作外包给案外人,并通过网盘向案外人传输电影素材导致素材泄露,法院判决该公司构成侵害商业秘密,赔偿损失330余万元。此外,典型案例还包括认定影视作品的剧照、海报的著作权归属剧照、海报的作者,而不归属于影视剧著作权人;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影视作品进行衍生品开发构成著作权侵权等。 朝阳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新闻发言人徐东表示,朝阳法院坚持围绕保护创新、服务发展、规范市场的目标,聚焦影视作品创作、制作、传播、衍生品开发等全链条环节,加强前端预防、完善审判机制,做深做实涉影视行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也建议相关各方不断强化协同联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行业规范,共同构建全链条司法保障体系,助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代表委员点评 北京市人大代表万欣、王全,朝阳区人大代表赵毅,朝阳区政协委员侯茜现场参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人民法院报、北京日报、北京广播电视台、知产财经、朝阳有线、朝阳报等多家媒体采访报道。 万欣:在影视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影视作品作为核心载体正日益成为文化产业竞争的关键要素。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涉影视作品的知识产权纠纷也随之迅速增长,朝阳法院此次发布的白皮书宛如一场及时雨,为影视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指引。白皮书中的有关内容为行业树立了标杆,为影视行业的协同共治与发展提供了更多支持,推动了影视行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王全:白皮书通过一系列生动案例,全面剖析了影视行业全链条的司法保护问题,这不仅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助力,更让从业者首次对诸多隐性问题有了深刻的认知与感受。朝阳法院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定期发布白皮书案例等宣传活动,以更加直观、易懂的方式,向广大从业者普及法律知识,全方位提升从业者的法律意识与公共意识,为影视行业的健康、稳定、繁荣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赵毅:作为扎根朝阳区二十年的影视产业从业者,深刻感受到朝阳法院在保护影视产业上的专业度和司法温度。朝阳区作为文化产业的集聚高地,汇聚了众多影视制作公司、发行机构以及相关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朝阳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引领作用,护航影视行业快速发展,帮助从业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新兴业态下的法律问题,为文化的繁荣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侯茜:在文化强国与知识产权强国的建设中,妥善处理涉影视作品的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关键意义。作为影视行业从业者、媒体工作者,朝阳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提出裁判指引及一系列措施切实可行,对于权利归属、各方权利义务等全链条的行业规范具有重要意义,让创作者增强意识、让平台方了解责任、让投资方了解投资流程,联动行业整体,推动影视行业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