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引言</center>
2026年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45486a35ac4c1eaaaa6b9e6578205672" lawregutiao="">《商业秘密保护规定》</a>（总局令第126号，以下简称《规定》），并已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与此同时，施行逾三十年的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177179df5abd75dbcf121c9be329bfec" lawregutiao="">《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a>（1995年11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41号公布，1998年12月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86号修订）正式废止。这是我国商业秘密行政保护领域规则体系的一次系统性重构：《规定》全文三十一条，在<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72c99125809a8e6c9772d5534fec9b85" lawregutiao="">《反不正当竞争法》</a>框架之下，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将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类型、不侵权抗辩、举报与立案标准、调查措施、法律责任等全链条规则予以统一和细化。
对企业而言，《规定》的施行意味着商业秘密维权多了一条标准清晰、程序可预期的行政路径；同时，《规定》对保密措施的要求实现了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有效”的转向，对数据、算法等数字资产的保护边界作出明确界定，企业既有的保密制度面临重新检视。
本文基于道可特竞争和反垄断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结合长期处理商业秘密争议、员工离职竞业纠纷及涉数据资产案件的实务经验，对《规定》的制度要点与企业应对策略作系统梳理。
<center>一、三十年一跃：从原则性禁止到全链条规制</center>
1995年41号令仅12条，重在宣示性禁止，对商业秘密如何认定、行政机关如何查处、权利人举报需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均语焉不详。此后三十年间，商业秘密保护规则的实质发展主要由司法推动——2019年<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72c99125809a8e6c9772d5534fec9b85" lawregutiao="">《反不正当竞争法》</a>修订引入“电子侵入”手段与举证责任转移规则，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司法解释，逐步形成了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规则体系。相比之下，行政保护长期面临“立案难、查处难、标准不一”的困境，权利人即便选择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也常因证据门槛不明、管辖层级不清而进退失据。
《规定》的核心价值，并非创设全新规则，而是将<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72c99125809a8e6c9772d5534fec9b85" lawregutiao="">《反不正当竞争法》</a>及司法解释中已经成熟的裁判规则转化为可操作的行政执法标准，打通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通道。其制度意义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确立了行政保护的体系完整性，从构成要件到法律责任形成闭环；其二，回应了数字经济条件下商业秘密保护的新场景，将数据、算法、代码明确纳入技术信息范畴，将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纳入保密措施的考量场景；其三，在管辖上确立技术秘密案件原则上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管辖的提级规则，以执法专业性匹配案件复杂性。
<center>二、构成要件的精细化：企业“确权”的标尺更清晰</center>
商业秘密保护的特殊性在于权利边界须由权利人自证。《规定》第五条至第九条对“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三要件逐一细化，实质上为企业提供了一份“确权自检清单”。
（一）保护客体的数字化扩张
《规定》第五条在技术信息的列举中明确加入“数据、算法、计算机程序、代码”，在经营信息中加入“创意、数据”，并对客户信息的内涵作出界定，涵盖客户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这一扩张回应了实践中的突出争议：企业积累的用户行为数据、训练数据集、推荐算法、风控模型等数字资产，在不满足专利授权条件或不宜公开的情况下，商业秘密往往是最现实的保护路径。《规定》施行后，此类资产获得行政保护的规范依据更加充分，企业数据合规与商业秘密保护两套体系的融合管理将成为必然趋势。
（二）秘密性的认定：消极清单与“整理加工”规则
第六条延续司法解释思路，以反向列举方式划定“为公众所知悉”的五种情形，包括行业一般常识、观察上市产品即可直接获得的简单结构组合、公开出版物披露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款确立的“整理加工”规则：对公开信息进行整理、改进、加工后形成的新信息，仍可构成商业秘密。这对客户名单类案件意义重大——单个客户的公开联系方式不构成秘密，但企业经长期交易沉淀的、附有交易习惯与价格底线的深度客户信息汇编，完全可能落入保护范围。
（三）价值性的宽容立场：阶段性成果与失败数据的保护价值
第七条将“具有商业价值”界定为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并明确阶段性成果、失败的实验数据和技术方案亦可具有商业价值。这一规定对研发密集型企业尤为重要：竞争对手获取失败路径数据，即可规避试错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其“消极价值”同样应受保护。企业在梳理涉密资产时，不应仅盯住成熟成果，研发过程文档、中间数据同样需要纳入密级管理。
（四）保密措施：从“签了协议”到“措施相当”
第九条是《规定》中对企业合规冲击最直接的条款。其确立的标准是：保密措施须与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价值等因素“相适应”。换言之，仅与员工签署一份格式化保密协议，而对核心数据不设访问权限、不留操作日志，在个案中很可能被认定为措施与价值不相称，进而丧失商业秘密资格。第九条列举的八类措施中，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采取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等技术保密措施”，以及“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清除、销毁涉密载体”的规定，直接对应了近年来侵权高发的两大场景——居家办公环境下的数据外流与离职交接环节的载体失控。企业应当对照该条逐项核查，将保密措施从纸面制度落到技术控制。
<center>三、侵权行为的类型化：数字场景全面入法</center>
《规定》第十条至第十四条对侵权行为作了迄今最细致的类型化处理，其中数字化场景的规则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电子侵入”有了明确外延。第十条将未经授权进入权利人的数字化办公系统、服务器、邮箱、云盘、应用账户等，以及通过恶意程序、漏洞攻击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明确列为不正当手段。更具实务意义的是第（四）项：未经授权、超出授权范围或者授权期限届满后，擅自将商业秘密下载或传输至权利人控制之外的私人邮箱、云盘或电子设备，即构成不正当获取。这意味着员工在未经授权、超出授权范围或授权期限届满后，向个人网盘批量转存工作资料的行为，在行政执法层面有了直接的定性依据，权利人无需再迂回论证。
第二、教唆、引诱、帮助行为独立成责。第十三条将以明示或暗示方式怂恿、指使他人侵权，以物质奖励或职位许诺诱导侵权，以及明知或应知他人侵权仍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便利的行为，均纳入规制。在“有组织挖角”类案件中，新雇主以高薪和职位承诺诱导候选人携密入职的操作模式，恰恰落入该条射程。
第三、第三人责任与“明知应知”的判断框架。第十四条规定第三人明知或应知他人侵犯商业秘密仍获取、披露、使用的，视为侵权，并给出综合判断因素：信息保密程度、获取渠道与方式的合理性、交易价格、第三人与权利人的关系、行业惯例等。对于接收离职员工的新用人单位而言，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风险提示——入职背景审查、涉密隔离承诺、来源合法性审核，将成为用人单位抗辩“善意”的关键证据。
<center>四、不侵权的安全港：人才流动与创新自由的平衡</center>
《规定》第十五条以正面清单方式列明一般不构成侵权的情形，包括独立研发、反向工程、前员工利用通用知识技能经验开展工作，以及为揭露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依法向国家机关披露等。
其中最值得展开的是“通用知识、技能、行业经验”条款。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择业自由的张力，是此类案件永恒的争点。《规定》明确前员工利用工作中积累的通用知识、技能、行业经验或公开渠道可获取的行业信息开展工作不构成侵权，为人才正常流动划定了安全边界。但“通用积累”与“特定秘密”的界分在个案中仍需精细论证：客户资源是个人长期经营的人脉还是企业付出成本形成的信息汇编？技术能力是行业通行方法的熟练运用还是对特定工艺参数的记忆复制？对企业而言，事前通过涉密信息清单、岗位密级、载体管控将“秘密”从“经验”中清晰剥离，远比事后在执法或诉讼中争辩更为经济。吹哨人条款则提示企业，对基于公共利益、依法向国家机关披露违法犯罪信息的员工不能简单以泄密追责，内部举报渠道与保密制度需要协调设计。
<center>五、行政执法程序：举报有清单、立案有标准、查处有牙齿</center>
程序规则的明确化是《规定》最具增量价值的部分，直接改变了权利人的维权路径选择。
（一）举报证据的“两份清单”
第十八条首次以规章形式列明权利人举报时的初步证据框架：一是证明商业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的材料，涵盖信息的形成过程与时间、非公知性、商业价值、保密措施四个维度；二是商业秘密涉嫌被侵犯的具体线索，包括侵权人有渠道或机会接触、保密措施被破坏、秘密已被实际获取、已被披露使用或存在风险等。这两份清单实质上将司法实践中“秘密点固定＋接触＋实质相同”的举证逻辑移植到行政程序，权利人据此可以在举报前完成证据自评，大幅降低“投诉无门”的不确定性。
（二）“实质相同＋接触”的行政认定规则
第二十条确立了与司法解释相呼应的推定规则：有证据证明涉嫌侵权人使用的信息与权利人主张的商业秘密实质相同，且涉嫌侵权人有获取条件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认定侵权成立，除非涉嫌侵权人能证明其信息系合法获得或使用。举证责任的这一配置，缓解了权利人无法进入对方内部取证的天然困境。配合第二十二条引入的鉴定机制——非公知性、实质相同等专门事项可委托法定资质鉴定机构或专家出具意见——行政程序的事实查明能力显著增强。
（三）调查措施与处罚力度
第二十三条赋予执法机关现场检查、询问、查阅复制资料、查封扣押涉案财物、查询银行账户等调查手段，并设置分级内部审批层级（如查询银行账户须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批准）以约束权力行使。法律责任方面，第二十四条衔接<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72c99125809a8e6c9772d5534fec9b85" lawregutiao="">《反不正当竞争法》</a>，对侵权行为责令停止、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第二十五条进一步明确，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一般应至有关信息不再构成商业秘密为止，并可责令返还或销毁涉密载体、销毁侵权产品、清除所获秘密——这种“行为矫正”的彻底性，在某些场景下可能比民事判决的执行更为直接。第二十六条则将“二年内再犯”“造成权利人直接损失数额较大”“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列为情节严重情形，处罚裁量的可预期性明显提升。
（四）维权路径的策略选择
《规定》施行后，权利人面临行政举报、民事诉讼、刑事控告三条路径的组合运用问题。行政路径的比较优势在于：启动门槛相对明确、查处速度快、可借助执法机关的调查权快速固定证据、阻断侵权扩散；其局限在于不能直接获得损害赔偿。实务中较优的策略往往是“以行政促民事”——先通过行政举报实现快速止损和证据固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可作为民事索赔的重要证据（对方当事人可举反证推翻）；涉嫌构成犯罪的，第二十七条亦明确了向司法机关移送的通道。值得提示的是，第十七条第三款同时警示举报权的边界：捏造事实诬告、借举报实施敲诈勒索或滥用举报扰乱竞争秩序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企业以商业秘密举报作为竞争打击工具的操作空间被明确压缩。
<center>六、企业合规行动清单</center>
结合《规定》全文与既往实务经验，我们建议企业在近期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第一、开展涉密资产的全面盘点与分级。对照第五条至第七条，将技术秘密（含数据、算法、代码、研发过程文档）与经营秘密（含深度客户信息、定价策略、经营数据）逐项登记造册，确定秘密点、密级与知悉范围，形成可随时举证的“确权档案”。
第二、按“措施相当”标准升级保密体系。对照第九条八项列举逐一自查：保密协议覆盖面、涉密区域物理管控、远程办公的权限分级与日志留痕、涉密设备的存储复制限制、离职环节的载体返还与清除登记。核心在于让措施强度与信息价值相匹配，避免“高价值资产、低强度防护”的合规洼地。
第三、重构离职管理与入职审查双向流程。对离职员工，落实涉密载体清退、保密义务书面重申、必要时辅以竞业限制安排；对新入职员工，开展商业秘密来源审查，要求其书面承诺不携带、不使用前雇主秘密，必要时设置岗位隔离期，以阻断第十四条项下“明知应知”责任的传导。
第四、建立侵权响应预案。预先固化证据保全流程（公证、可信时间戳、电子数据取证），明确行政举报、民事诉讼、刑事控告的启动条件与决策机制，确保侵权发生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对照第十八条完成举报材料组装，抢占止损先机。
第五、关注跨境场景的合规衔接。第二十九条确立了对境外侵权行为的域外适用规则——在境外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扰乱境内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境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依照<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72c99125809a8e6c9772d5534fec9b85" lawregutiao="">《反不正当竞争法》</a>及有关法律处理。对于开展跨境协作、海外布局的企业，这既是境外维权的新依据，也提示其海外业务环节同样需要嵌入符合中国法标准的保密管理。
<center>结语</center>
从1995年到2026年，商业秘密行政保护规则完成了一次跨越三十年的迭代。《规定》以三十一个条文，将分散于法律、司法解释与执法实践中的规则熔铸为一套标准统一、程序清晰、覆盖数字场景的行政保护体系。
道可特竞争和反垄断法律服务团队认为，对企业而言，规则的明确既是保护的强化，也是合规的倒逼——商业秘密从来不是登记取得的权利，而是经营者以持续、相当的管理投入“养成”的竞争资产。在创新驱动与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越早完成保密体系从形式到实质的升级，越能在未来的竞争与争议中掌握主动。

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制度重构与企业应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26号）深度解读

2026年6月12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公布了《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新指引”)并于即日施行。就新指引相比2020年《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旧指引”)的主要变化, 本文总结和简评如下。
<center>一、拓展兼任的适用范围</center>
旧指引仅适用于“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新指引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投资管理人员兼任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 实现双向规范, 并将年金/社保/养老金产品投资经理等纳入参照执行范围, 以“兼任投资管理人员”指代, 其适用人员的范围更广。
其中, 聘任基金经理或者资管计划投资经理兼任年金、社保、养老金产品投资经理的, 适用新指引第八条(公平交易管理等)、第九条(防范信息不当流动和使用)、第十条(长周期考核以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得跟投资管计划)。
<center>二、明确与提高兼任的条件门槛</center>
1.明确了履历门槛: 新指引延续旧指引规定, 要求兼任投资管理人员具备“5 年以上权益类公募基金、权益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或者5 年以上年金社保组合的投资管理经验”, 并在第十七条专门明确了“权益类公募基金”、“权益类投资管理经验”的认定标准。委托人为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的公募理财产品的单一或集合资管计划、保险资金的单一资管计划的投资经理, 豁免前述投资管理履历要求。
2.提高了合规门槛年限: 旧指引要求基金经理“最近3年未曾受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新指引将此期限调整为, 所有兼任的投资管理人员“最近5年未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
3.丧失资格后立即解职: 新指引要求, 兼任投资管理人员一旦不再符合兼任条件的, 应当立即停止兼任。在取舍兼任的公私募产品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优先解聘”私募资管计划投资经理, 并及时与投资者沟通和妥善处理有关事宜。
<center>三、设定兼任“负面清单”</center>
新指引新增第七条, 禁止将以下人员聘任为兼任投资管理人员。这意味着负面清单外的组合经理, 凡符合前述兼任条件的, 可以成为兼任投资管理人员:
1.因产品重要性或特殊性而不得兼任: 包括重要货币市场基金、MOM基金、公募REITs的基金经理、MOM资管计划的投资经理;
2.因委托人特殊性而不得兼任: 非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保险机构等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资管计划的投资经理(也即仅银行理财、险资等“长钱”委托设立的资管计划的投资经理可以成为兼任投资管理人员、兼管公募基金, 其余资金来源如个人投资者设立的资管计划投资经理则禁止兼任);
3.因潜在利益冲突而不得兼任: 为资管产品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人员(也即已经成为兼任投资管理人员者, 不能再根据资管新规为其他资管产品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4.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不得兼任的其他人员。
另外, 新指引规定, 兼任投资管理人员不得同时担任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和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部门负责人。
<center>四、细化交易管理与公平交易要求</center>
1.非交易所竞价业务管理: 新指引新增了对非交易所竞价撮合业务(如证券发行申购、询价转让、大宗交易)的管理要求, 明确兼任投资管理人员在此类业务中应公平对待各类组合, 不得为特定产品谋取不当利益。而旧指引主要聚焦交易所竞价交易。
2.异常交易监测与分析: 新指引要求对兼任组合的“关联交易以及价格异常、数量异常、时间异常等异常交易情况”也纳入监控, 分析维度更全面。同时, 要求合规风控部门在复核后若确认存在异常, 管理人应“立即”向所在地证监局报告(旧指引为“5个工作日内”)。
3.纳入投资顾问业务: 新指引新增基金管理人应将投资顾问业务纳入公平交易机制统一管理。此前旧指引未涉及此内容, 仅2018年《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债券投资交易业务内控指引》对债券交易涉及类似规定。
<center>五、限制薪酬挂钩与直系亲属投资</center>
从仅披露到明确限制:
1.薪酬挂钩限制: 新指引新增规定, 对兼任投资管理人员的考核激励指标不得直接与其管理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浮动管理费或者超额业绩报酬挂钩。旧指引则仅要求在基金年报披露基金经理与资管计划浮动管理费或业绩挂钩的薪酬计算方法。
2.直系亲属投资限制: 新指引新增规定, 兼任投资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得投资于其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旧指引则仅要求披露基金经理本人及直系亲属投资本人管理产品的情况。
<center>六、新指引的过渡期安排</center>
新指引自2026年6月12日起施行, 此前已聘任投资管理人员兼任但不符合新指引的基金管理人, 有12个月期限进行整改或调整。
这意味着基金公司需要梳理现存公募基金、资管计划、年金/社保/养老金各类业务存在兼任的组合经理的兼任条件, 并确认是否存在新指引第七条“负面清单”中的情形, 以确定整改方案。例如, 负面清单中不得成为兼任投资管理人员的资管计划投资经理目前若兼管了基金或年金、社保组合, 需纳入整改范围; 又如, 某兼任投资管理人员若还担任了信托计划的投顾业务主办人, 同样需纳入整改范围。
对于存量不符合新指引第十条第二款的(兼任投资管理人员本人和直系亲属禁止投资其管理的资管计划), 新指引规定合同到期前不得新增兼任投资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净参与规模, 合同到期后不得续期。

《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的新要求概述

<center>前言</center>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银行、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进行资金往来，已成为人们的首选方式。尤其在熟人之间，碍于情面，口头约定后直接转账的情况十分普遍。然而，当关系破裂、对方拒绝还款时，手中仅有的转账记录能否成为认定借贷关系的“铁证”？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既涉及一般规则，又因双方身份关系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center>一、民间借贷成立的两个法定要件</center>
民间借贷成立并生效，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其中，“借贷合意”指双方自愿达成借款的共同意思表示，通常体现为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则指出借人实际将资金转移给借款人，转账记录便是交付的直接证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bdcc89438cd44e78563ee5308bccbdf8" lawregutiao="">《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a>（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亦明确：出借人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其中，“债权凭证”所承载的正是借贷合意的证据——即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借款协议的共同意思表示。
实践中，民间借贷常发生于熟人之间，当事人碍于情面，往往仅凭口头约定即交付借款，未要求对方出具书面借条。于是便出现一种常见情形：出借人仅能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却无法出示借条或借款合同，转而仅凭转账记录向法院主张借贷关系成立。面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实困境，《民间借贷解释》第十六条作出了专门规定，对举证责任进行动态分配，成为处理此类案件的核心裁判依据。
<center>二、举证责任的动态分配</center>
《民间借贷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一步，原告完成初步举证。 原告提交转账凭证，证明款项交付事实。此时，法律上初步推定借贷关系成立，原告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步，被告提出抗辩并负反证义务。 如果被告主张转账系偿还之前的借款、投资款、货款、赠与等其他债务，则被告需提供相应证据。但被告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只需让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即足以动摇法官的心证。
第三步，举证责任回归原告。 一旦被告提供了反证，借贷事实退回“真伪不明”状态，原告必须进一步提供借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能够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若原告不能补强证据，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将驳回其诉讼请求。
需要注意的是原告始终就“借贷合意存在”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且证明标准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其主张的借贷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
<center>三、特殊身份关系（恋爱期间等）的举证责任分配</center>
司法实践表明，法院对恋爱期间的转账认定更为审慎，即双方存在恋人关系等特殊身份关系时，一方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而对方否认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并主张转款系基于双方特殊个人关系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对被告的举证责任不宜要求过高，如果被告的陈述能够让法官相信就这笔款项还有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可能就会动摇法官的心证，这时候举证责任将又转移至原告方，此时，原告方必须独立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而不能期待被告先就"赠与"事由举证。同时，法院倾向于综合考虑双方的关系背景、转账金额、转账目的、经济条件等多重因素，而非仅凭转账凭证即作出认定。
（一）小额转账：推定一般赠与，不予返还
对于恋爱期间具有特殊情感表达意义的金额（如"520"、"1314"、"666"、"888"等），以及发生在情人节、对方生日等特定时间的红包，法院通常认定为一方为表达爱意或联络感情而作出的一般赠与，赠与完成后，非因法定情形赠与人不得撤销，分手后一般不能要求返还。
（二）大额转账：依具体情形分别认定
对于超出日常交往合理范围的大额转账（具体金额视双方经济条件、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判断），法院一般不会直接认定为一般赠与，而是结合具体情形，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1、若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如明确标注"借款"、有借条、聊天记录显示借款意思表示等），则认定为民间借贷，借款人应当返还。
2、若无法证明借贷合意，但转账发生在谈婚论嫁阶段，且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则可能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或彩礼），婚姻目的未实现时，受赠方应予返还。
3、若既无借贷合意证明，又无婚嫁背景，但转账金额明显超出日常情感表达范畴，法院可能综合考量公平原则，酌情判决部分返还。
转账记录可以证明一笔钱“出去了”，但只有完整的证据链才能证明这是一笔“借款”。在一般主体之间，《民间借贷解释》第十六条为原告提供了初步举证便利，但被告一旦提出合理抗辩，原告仍需证明借贷合意。而在恋爱等特殊身份关系中，举证责任更加严格——原告必须主动、独立地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对于每一位可能涉及资金往来的普通人而言，增强证据意识，规范借贷行为，保留完整的证据链条，才是防范风险、维护权益的根本之道。尤其对于恋爱中的情侣，理性对待经济往来，既是对自身财产的保护，也是对一段感情最负责任的态度。

仅凭转账凭证能认定为借贷吗

串通招投标的司法认定标准与程序

编者按：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center>引言</center>
2022年10月1日，<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b4c5272eca73bf5a205d92244cf16d04" lawregutiao="">《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a>正式实施，果味电子烟被全面禁止。此后，无证销售果味电子烟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普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作为常年在一线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结合近年来办理的多起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的具体实践，发现此类案件在罪名定性、涉案金额认定以及当事人在销售链条中的地位界定上，均存在较大的辩护空间。本文将围绕“打罪名”“打金额”“打主从犯”三个维度，系统梳理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的辩护要点，以供同行参考。
<center>一、打罪名：非法经营罪与伪劣产品罪的适用辨析</center>
在销售果味电子烟案件中，控方除了指控非法经营罪外，还可能同时指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背后的逻辑是：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GB 41700-2022），电子烟“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据此，控方认为果味电子烟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而<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271449dcabc3706a9d82ce96a37942f8" lawregutiao="第一百四十条">《刑法》第一百四十条</a>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其核心情形之一正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与此同时，<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dd1108850c59c7d00ced26901e0d78c6" lawregutiao="">《电子烟产品鉴别检测实施细则》</a>也将“未经许可生产且不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国家明令淘汰”两种情形明确界定为伪劣电子烟。在上述规范的双重作用下，果味电子烟很容易在行政层面被鉴定为“伪劣产品”，进而面临伪劣产品罪的指控。
两罪的法定刑存在显著差异，辩护人需要在审查起诉阶段就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争取有利于当事人的罪名适用。
（一）两个罪名的法定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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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在涉案金额较高的情况下，两个罪名的刑期上限差距明显，因此罪名辩护具有重要的实务价值。
（二）辩护策略：切断“不合格”到“伪劣产品”的法律推定
策略一：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分
违反《电子烟管理办法》的“口味禁令”，本质上是对行政管理秩序的违反。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指“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四种情形。仅因产品呈现果味就认定为伪劣产品，在刑法解释上存在扩大化的风险。辩护人可以就此提出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见：
其一，从规范依据看，<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dd1108850c59c7d00ced26901e0d78c6" lawregutiao="第十三条">《电子烟产品鉴别检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a>虽将“未经许可生产且不符合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国家明令淘汰”列为伪劣电子烟，但该细则系行政规范性文件，其认定标准不能直接替代刑法判断。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根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b133f1b5f73ea69931625203d21f77b9" lawregutiao="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a>，应指不符合<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d1d73bca0db9251750f163b248bce0a4" lawregutiao="第二十六条">《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a>规定的质量要求，即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不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单纯的“风味违规”显然不属此列。
其二，从权威判例看，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付某等销售伪劣产品案（2024）鄂01刑终809号中明确裁判要旨：“单纯的风味问题并不会导致产品使用性能降低、失去，或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故仅因风味特征不符合《电子烟》国家强制标准不足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但倘若产品同时存在烟碱浓度、雾化物成分等可能影响使用性能或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则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不合格产品”。
其三，从法理逻辑看，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存在“量”与“质”的差异。行政法侧重维护市场管理秩序，产品标识、风味特征等属于形式合规要求；而刑法关注的是产品实质质量是否侵害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若将行政层面的一般违规行为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将导致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边界模糊，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
策略二：审查鉴定报告的证明力
其一，审查检材来源的同一性。 根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dd1108850c59c7d00ced26901e0d78c6" lawregutiao="第十七条">《电子烟产品鉴别检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a>，检测报告仅对委托样品负责。这意味着，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只能及于实际送检的样品，不能当然推定全部扣押产品均为伪劣产品。辩护人应当重点比对：扣押清单与抽样记录记载的产品特征（颜色、型号、数量、包装）是否一致？抽样时间与扣押时间、送检时间是否形成完整闭环？抽样地点是否与扣押物品的保管地点相符？
其二，审查抽样程序的合规性。 抽样是“以部分推定整体”的过程，样品的代表性直接决定结论的可靠性。辩护人应关注以下要点：第一，是否按照产品特征（商标、规格、批号、包装形式）先行分类组成“抽样批”？如果涉案产品包含多种品牌或型号，仅抽取其中一种送去检测，则结论不能代表其他产品。第二，是否采用随机抽样而非选择性抽样？如抽样人员仅从外包装破损的箱子中抽取样品，这种选择性取样必然导致样品不具有代表性。第三，样品数量是否达标？根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dd1108850c59c7d00ced26901e0d78c6" lawregutiao="">《电子烟产品鉴别检测实施细则》</a>附件1“抽样方法”第（二）条：烟弹应随机抽取至少60个，烟具应至少抽取50个，组合销售产品应同时满足两项要求。若扣押产品数量本身不足，则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否则该鉴定属于受理条件不满足的情形，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其三，审查鉴定机构与人员的资质。<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dd1108850c59c7d00ced26901e0d78c6" lawregutiao="第五条">《电子烟产品鉴别检测实施细则》第五条</a>规定，检测机构应确保从事鉴别检测的人员、场所环境、设备设施、管理体系和开展的鉴别检测业务等有效受控。但实务中常见以下问题：第一，鉴定机构虽获国家烟草专卖局认可，但其电子烟检测资质和能力范围是否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第二，根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9d1e193c20af09bb7b645a73dd19665" lawregutiao="第十一条">《烟草专卖品鉴别检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a>，从事鉴别检验的人员须通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的专业技术资格认证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卷宗中是否附有检测人员的资格证明？若缺少上述资质，该检测报告不具备证据资格。
其四，审查鉴定结论的告知与异议权利保障。 根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1aacb1b7631d14400236c71b9dc53059" lawregutiao="第一百四十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a>，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同时，<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812d5e7ccd3b9caaa677a3e598f29f47" lawregutiao="第二百五十五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五条</a>明确列举了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包括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不具备资质、检材虚假或被损坏等。辩护人应当核实：卷宗中是否有《鉴定意见告知书》？当事人是否被告知有权申请重新鉴定？如果公安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使鉴定结论丧失了接受质疑和复核的机会，其证明力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
<center>二、打金额：从证据链入手，将法定刑“降档”</center>
在非法经营罪中，涉案金额直接决定量刑档次。5万元是入罪门槛，25万元是升档门槛（5年以上）。因此，金额辩护是此类案件的重要辩护方向。
（一）实务中金额认定的常见问题
公安机关认定销售金额的主要依据是当事人的微信/支付宝转账流水。但转账记录本身只能证明资金往来，无法直接证明款项性质，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实务中常见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是混合经营，即当事人同时销售电子烟和其他合法商品，如面膜、日用品等，转账流水无法直接区分哪一笔是电子烟交易。第二种是聊天记录缺失，即存在转账记录，但对应的聊天记录已被删除或未保存，无法证明该笔转账与电子烟有关。第三种是证据链不完整，即仅有买方单方指认，缺乏发货记录、物流信息等客观证据印证。
（二）辩护策略：坚持客观证据印证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指控犯罪事实应当有客观证据相印证。对于仅有转账记录、无聊天记录印证、无发货记录佐证、无当事人供述确认的金额，可以提出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在具体操作上，辩护人应当首先申请查阅或拷贝当事人手机的完整电子数据，逐笔比对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将“有转账且有聊天印证”的交易与“仅有转账记录”的交易区分开来。对于当事人同时经营其他商品的情形，应当明确指出不能排除款项系其他交易的合理怀疑。最后，将上述分析形成书面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提交办案机关。
（三）案例参考：通过证据审查实现金额降档
笔者曾办理一起北京某区的电子烟非法经营案。公安机关指控当事人销售电子烟的金额接近30万元，对应法定刑为五年以上，且当事人无自首、从犯等减轻情节。
辩护工作中，我申请查阅了当事人手机的电子数据，进行了逐笔比对。经审查发现：部分转账缺少对应的聊天记录印证；当事人同时销售其他商品，无法排除部分转账系其他交易的可能；部分客户虽曾购买过电子烟，但不能据此推定其所有转账均为电子烟交易。我据此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法律意见书并与检察官多轮沟通，成功推动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让当事人逐笔辨认流水，最终认定金额降至19万元，法定刑相应降至五年以下。
这一案例说明，在电子烟案件中，证据审查和金额辩护具有切实的实务价值。
<center>三、主从犯认定：合理界定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center>
在电子烟案件中，上下游之间能否成立共同犯罪，是一个在实务中存在争议的问题。需要首先说明的是，当前司法实践的主流做法是：将处于销售链条下游的零售终端认定为独立的非法经营犯罪，而非上游的共犯。办案机关通常认为，下游销售者明知电子烟属于专营物品仍自行购入并加价销售，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和盈亏风险，应当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其销售金额也仅以自己实际卖出的数额为准，无需对上游或其他下线的金额负责。在这一主流立场下，辩护人主张当事人系上游“从犯”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
但在少数案件中，如果上下游之间存在超越普通买卖关系的紧密联系，司法机关也可能认定共同犯罪。例如，当事人与上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且知晓上游的生产或进货渠道；双方之间存在返点、折扣或利润分成等利益共享安排；或者当事人按照上游的统一定价和销售策略进行经营，缺乏经营自主性，仅充当上游的“销售工具”。当上述特征较为明显时，办案机关可能倾向于将上下游视为一个整体犯罪链条，此时辩护人可以顺势主张当事人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具体论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其一，当事人在整个销售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如果仅处于末端，负责面对终端消费者，而并非货源的组织者，则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其二，当事人对上游有无支配力——如果仅仅是拿货销售，对进货渠道、定价策略均无话语权，则起辅助作用；
其三，当事人的利润分配比例——如果仅赚取微薄差价，而大部分利润归上游所有，则可以从利益分配不对等角度论证其从犯地位。
<center>结语</center>
回顾电子烟案件的辩护实践，证据审查始终是辩护工作的核心。
打罪名，是在法律适用层面争取更有利的定性，核心在于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审查鉴定报告的证据资格；打金额，是在证据层面检验指控的精准度，核心在于坚持客观证据印证原则，对证据链不完整的金额提出合理的质疑；打主从犯，是在作用地位层面厘清当事人的角色，核心在于准确界定当事人与上下游之间的法律关系。有效的刑事辩护，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审查和专业的法律分析基础之上。
希望本文的梳理能够为同行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一些参考。

销售果味电子烟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三维辩护策略

摘要：
本文立足中国现行有效的国资监管法规与商务部规范性文件，系统梳理了中国中央企业在境外以联合体方式参与工程投标时，联合体协议中面临的六大核心法律风险——对外连带责任风险、串通投标与商业贿赂等合规风险、内部权责划分不清风险、退出与解散机制缺失风险、知识产权与数据合规风险以及东道国法律政策突变风险。文章在国资委第46号令"违规终身追责"、穿透式全级次监管以及商务部《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2025）》合规审查前置等制度背景下，逐一对应法规依据，提出了可直接落地写入合同的精细化条款设计策略，并以表格形式归纳了中国法下联合体协议的八项法定必备条款清单，旨在为涉外律师及央企法务起草、审查境外联合体协议提供实操参考。
关键词：境外联合体协议，央企国资监管，违规终身追责，合规风险隔离
<center>引言</center>
随着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及产业投资的不断深入，中国中央企业在境外参与大型项目投标时，与东道国本土企业或国际承包商组建联合体投标已成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整合本地化资源及分散投资风险的主流商业模式。然而，境外复杂的政治、法律、经济环境以及东道国合作方信用状况的参差不齐，使得联合体协议极易出现法律漏洞。这些漏洞不仅可能导致项目流产或严重亏损，更是在中国境内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诱发国有资产流失、海外合规处罚以及相关责任人终身追责的高发诱因。
从国内监管政策的演进趋势来看，国资监管已步入数字化与穿透式全级次监管的新阶段。国务院国资委在2024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中明确提出，要以穿透式监管为抓手完善监管体系，健全全级次穿透式监管体系，实现对境外子企业、境外项目的穿透式管理。同时，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国务院国资委第46号令<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9622d18d65ee78cca41f4b121eeac1a6" lawregutiao="">《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a>（以下简称“46号令”）确立了极为严厉的违规终身追责制度。该办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等条款将越权投标、重大合同疏漏、转包及违法分包等列为明确的追责情形，并规定不论责任人是否调离、退休，均实行终身追责。此外，商务部发布的《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2025）》（商合发〔2025〕189号）将合规审查作为开展境外业务的必经前置程序，强制要求对重大项目和重要合作伙伴进行事前廉洁尽职调查。商务部令2024年第2号<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58b95a183f148c4d62f14e73152f482f" lawregutiao="">《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和立项管理办法》</a>亦对联合体投标的备案主体、程序及变更责任作出了精细化规定。
在此背景下，境外联合体协议已不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商事合作契约，而是央企在境外落实中国法下合规义务、防范违规连带牵连、保障国资保值增值的核心法律载体。本文旨在立足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与国资监管规则，系统拆解央企在境外组建联合体投标时面临的六大核心法律风险，并针对性地提供可直接落地写入合同的精细化条款设计策略，以期为涉外律师及央企法务提供实操参考。
<center>一、六大核心法律风险识别与对应条款设计</center>
（一）联合体对外连带责任风险
根据国际工程承包通用规则以及大多数东道国的法律，联合体成员须就项目投标、履约、质量保证及违约赔偿向发包人（业主）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这意味着，一旦东道国本土合作方因技术、财务或信用危机无力履行其分工范围内的义务或无法赔付业主损失，业主有权直接要求资金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中国央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若联合体协议中缺乏严密的内部责任划分、先行垫付后的全额追偿机制以及履约担保配置，央企在对外承担连带赔偿后，将面临“对外连带无法避免，对内追偿无路可走”的被动局面，从而直接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触发国资委46号令下的投资责任追究。
针对联合体对外连带责任风险，协议条款设计应从四个层面构建闭环防线：
第一，以《工作范围与职责分工表》作为协议附件，按出资比例或施工份额固化各方的内部责任分摊比例，使对外连带责任在内部有据可分；
第二，设置先行赔付与全额追偿条款，明确守约方因连带责任对外代偿后，有权在约定期限内向违约方追偿赔偿金本金及利息、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全部衍生费用；
第三，配置履约反担保机制，要求东道国合作方按其责任比例对应的工程造价开立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反担保银行保函或提供甲方认可的第三方担保，确保追偿权具有实际执行力。
上述三层条款环环相扣，从责任划分、事后追偿到财务担保形成完整的国资保护链条。
（二）串通投标、商业贿赂、恶性低价等全维度合规风险
在境外基建与能源项目中，东道国本土合作方往往熟悉当地“潜规则”，极易在投标阶段或项目实施中实施行贿、围标、串标、低于成本恶性低价竞争、违规支付高额中介费或佣金等行为。在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东道国法律的合规连带规则下，联合体成员的违规行为将直接牵连整家联合体及中国央企。央企将面临被列入黑名单（制裁、禁标）、东道国刑事调查、项目废标，以及国内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和违规责任终身追究。此外，合作方若在未取得金融机构正式承保函的情况下，擅自对外承诺项目融资，亦会违反我国对外投资竞争监管和境外合规管理的硬性要求。
针对串通投标、商业贿赂及恶性低价等合规风险，协议应构建"承诺—隔离—监控—前置"四位一体的合规条款体系：
首先，各方须在协议正文中做出独立且持续的合规承诺，明令禁止在投标及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围标串标、恶意低价竞争及无函承诺融资等行为，承诺范围覆盖中国法、东道国法及多边开发银行规则；
其次，设置合规违约隔离与单方解约条款，一旦某方因违规导致联合体被调查、制裁或废标，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由违约方独立承担，守约方享有即时解约和除名权，实现风险"防火墙"效果；
再次，争取赋予央企全周期财务审计与合规核查权，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联合体及合作方的项目账目、资金往来和合同记录进行穿透式核查；
最后，将合作方签约前提交的《廉洁与合规尽职调查问卷》绑定为协议附件，隐瞒不良合规记录即构成根本违约，从而将合规审查从事后追责前移至签约门槛。
（三）内部权责划分不清风险
境外联合体投标中，由于时间紧迫，各方往往仅签署一份框架性的联合体协议，对于投标阶段的费用分摊、投标保证金的开立、中标后的详细分工、管理费提取、重大事项表决机制、分包权限等关键权责缺乏清晰界定。这极易导致在项目履约中出现“多头管理、推诿扯皮”或东道国合作方越权决策、私自将工程转包分包、超概算投入等严重违约行为。这不仅会导致项目亏损，触发国资委46号令对“合同管理疏漏”和“越权决策”的追责，还会因为联合体内部关系混乱，无法满足商务部对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联合体牵头备案的主体认定与合规审查要求。
针对内部权责划分不清风险，协议应围绕"定边界—控决策—明结算—锁分包"四条主线进行条款设计：
第一，以《全板块权责矩阵清单》作为协议附件，将技术、商务、当地报批、施工、财税、采购及资金管理等各板块的权责边界逐项固化，超出清单授权范围的行为对其他成员不发生效力，由越权方自行承担全部后果；
第二，建立分级决策机制，一般日常事项由管理委员会简单多数表决，但投标报价确定、大额资金支付、重大分包合同签署及主合同核心条款变更等重大事项，须经央企书面同意方可决议，央企享有实质性一票否决权；
第三，精细化约定成本与利润结算规则，投标前期费用按比例分摊，中标后工程回款进入共管账户，优先冲抵共同运营成本、管理费及税费后，再按实际工作量和责任比例进行阶段性结算与利润分配；
第四，设置严苛的分包限制条款，未经管委会及央企事前书面批准，任何一方不得转包、分包或挂靠，擅自违反即构成根本违约，违约方须支付高额违约金且央企有权单方解约。
（四）退出与解散机制缺失风险
在长达数年的境外大中型项目实施过程中，东道国本土合作方极易因自身债务危机、破产重组、丧失特定资质或无故中途撤场而无法继续履约。若联合体协议中未对成员的退出、除名、清算以及剩余资产处置做出严密的闭环约定，将导致联合体陷入瘫痪，项目停滞烂尾，面临业主巨额索赔。这会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流失，触发国资委46号令对境外风险防控缺失的追责。
针对退出与解散机制缺失风险，协议应建立“双轨退出—优先承接—合规变更”的闭环机制：
首先，确立协商退出与强制除名的双轨制，明确当一方进入破产清算、丧失必要资质、无故停工或遭受严重合规制裁时，守约方有权将其强制除名并接管其工程份额；
其次，细化退出工程量计价与资产移交规则，已完工程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评估，未完份额由央企享有优先承接权，且退出方须无条件移交现场与资料，并承担因退出产生的额外动员成本及工期损失；
最后，完善解散清算与备案配套约定，联合体解散时须按境外国资产权管理办法组建清算组并进行资产评估，同时明确乙方在成员变更后负有无条件配合向商务部及东道国部门办理项目备案变更登记的职责，确保项目主体变更的合规连续性。
（五）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数据合规风险
中国央企在境外联合体投标及施工中，往往需要提供先进的施工工艺、专利技术、成套设备图纸以及高度敏感的投标报价、可研报告和商业策略。如果联合体协议中对知识产权归属、保密义务及数据出境保护缺乏精细约定，东道国合作方极易在合作过程中或合作结束后，擅自将央企的商业秘密和核心技术用于其他项目，或转让给第三方。这不仅侵害了央企的知识产权，还可能因为敏感数据外泄，违反国资委对涉外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合规的硬性要求，从而触发合规处罚与责任追究。
针对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及数据合规风险，协议应通过“权属二分—期限展期—违约惩罚”的逻辑进行条款锁定：
首先，严格区分“背景知识产权”与“前景知识产权”，确保各方自有技术权属不变，并约定合作中新研发的前景技术所有权归属于央企（或按比例共有），仅赋予合作方受限的使用许可；
其次，建立精细化保密与期限展期机制，明确保密信息涵盖技术图纸、报价信息及项目数据等，且保密义务不因协议终止而失效，期限应在协议终止后展延5至10年甚至永久；
最后，设定高额惩罚性违约金与数据合规红线，约定泄密方须按项目总报价比例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超额损失，同时强制要求各方遵守中国及东道国的数据本地化与跨境传输规则，严禁违规传输涉及国家安全或国资秘密的敏感数据。
（六）东道国法律与政策突变风险
境外基建项目履约周期长，东道国在项目实施期间极易发生劳工政策（如强制提高本地员工比例、提高最低工资）、环保标准收紧、税率调整、外汇管制加剧以及本地化采购比例强制要求等法律与政策突变。若联合体协议中未对该等政策变动引起的成本激增、工期延误和外汇汇兑损失做出合理的内部风险分摊约定，中国央企作为实际出资和施工主力，往往被迫单方承担所有额外成本。这不仅导致项目利润被严重蚕食甚至巨额亏损，违背了国资委35号令要求的“属地守法、合理回报、国资保值”原则，更会因未能及时启动“情势变更”或“不可抗力”条款进行索赔或解约，造成不可挽回的国资损失，从而触发责任追究。
针对东道国法律与政策突变风险，协议应建立“动态监测—分层分摊—弹性退出”的应对机制：
首先，强制约束东道国合作方的属地法规监测与按月报送义务，若因其怠于履行预警职责导致联合体丧失索赔或避险机会，相关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其次，设置政策变更成本的分层分摊规则，区分常规微调与重大立法变更，前者由各方按比例各自承担，后者则在共同向业主索赔未果后，按约定比例（可适当加大东道方分摊比例以发挥其本地协调优势）分摊超额成本；
最后，明确情势变更下的单方选择性解约权，当极其严厉的管制导致项目丧失商业可行性或面临巨额亏损时，若协商不成，央企享有单方终止协议或部分退出的绝对选择权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center>二、中国法下联合体协议法定必备条款清单</center>
为了便于央企法务和涉外律师在起草、审查境外联合体协议时进行快速对照与合规自查，本文将前述涉及中国法及国资监管要求的核心条款整理为如下法定必备条款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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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三、结语</center>
在当前国资监管步入“全级次穿透”与“违规终身追责”的双重刚性约束时代，中国央企参与境外项目投标时，其联合体协议的起草与签署已不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涉外商事谈判工作，而是关乎国家境外资产安全、央企合规生命线及管理人员执业安全的重大合规防线。
从<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aeb1f53707583fccb4b1830df72245fb" lawregutiao="">《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a>等行政法规，到国资委46号令、42号令等部门规章，再到商务部《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2025）》及行业标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指引》（WM/T 11-2025），我国已对央企境外经营投资构建起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与合规监管闭环。这一闭环的核心实务逻辑在于：事前精细化的协议条款设计，其风控效能远胜于出险后的诉讼追偿与事后的被动损失处置。
为此，本文向中国央企及相关法律同行提出如下三点落地实操建议：
第一，建立集团级标准化模板：央企应当将本文梳理的八大必备条款及对应的精细化条款设计要点，系统性地纳入集团级标准化境外联合体协议模板或形成示范性条款，形成集团层面的合规底线要求。
第二，坚持“一国一策”本地化修订：在实际项目投标中，应在标准化模板的基础上，结合东道国本土法律（特别是关于连带责任、劳工、外汇及破产清算等属地强制性法律）进行针对性的本地化修订，避免条款因违反东道国公共秩序或强制性法律而归于无效。
第三，嵌入项目全流程内控体系：央企应将联合体协议的合规审查，作为投标前内部合规评审，实现“无尽调不签约、无评审不投标、无条款不履约”的全流程闭环管控。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9622d18d65ee78cca41f4b121eeac1a6" lawregutiao="">《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a>（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6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58b95a183f148c4d62f14e73152f482f" lawregutiao="">《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和立项管理办法》</a>（商务部令2024年第2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的通知（商合发〔2025〕189号）
4. <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9622d18d65ee78cca41f4b121eeac1a6" lawregutiao="">《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a>重点条文解读，德恒律师事务所，张璇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bf1c5144e0ff16e0f9a4cb9e9a059eb" lawregutiao="">《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a>（国务院国资委令第35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dc1891b71b68e4b15dd5528c373c4785" lawregutiao="">《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a>（国务院国资委令第27号）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aeb1f53707583fccb4b1830df72245fb" lawregutiao="">《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a>（国务院令第527号，2017年修订）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1f2a43d6d4ffe5e402e62df345225739" lawregutiao="">《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a>（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2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印发<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ec1fb32f41182c1092b5fee1224140e6" lawregutiao="">《规范对外投资合作领域竞争行为的规定》</a>的通知（商合发〔2013〕76号）
10. 《穿透式监管——2025年国资央企内控体系深化建设主基调》，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陶光辉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指引》（WM/T 11-2025）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的通知（国资发法规〔2018〕106号）

事前条款优于事后追偿——央企境外联合体协议核心法律风险的识别、隔离与条款化解

先看一个真实案例。
2025年，上海青浦区法院审理了一起破产衍生诉讼。债权人要求追责公司的前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监事，理由是因他们怠于履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应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
审理中，法院查明：这位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从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工商登记的任职文件系他人代为签署；而监事也已在此前通过书面方式明确表达了辞任意愿。
法院最终的结论是：追究董监高个人责任，必须严格遵循“权责对等”原则——不能只看工商登记写了谁，还要审查他是否真正行使过管理权、参与过决策、从中获过益。基于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个结果，对许多顶着“挂名”头衔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但它同时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则：免责不是自动的，举证责任在被挂名人一方。
<center>一、“挂名”不是护身符</center>
在商法领域，有一条重要的裁判原则叫“商事外观主义”。通俗地说，法律更看重登记公示出来的信息，而不是当事人私下的约定。
这意味着：无论挂名董事与实际控制人签了多少份“免责协议”，对外部债权人来说，登记在册的董事、监事就是责任主体。内部约定只在双方之间有效，无法对抗第三方的债权主张。这也是挂名人员最容易陷入的风险误区——以为“不参与就没事”，但法律往往不认“你不知道”这件事。
<center>二、司法风向正在变化</center>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司法实践开始对挂名人员的责任做更精细化的区分。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一起典型案例（编号2024-08-2-284-001）对此有更深入的阐释。该案中，某公司经法院判决解散后进入清算程序，一名被登记为清算组成员的当事人，实际上仅系公司名义股东，从未参与经营，对公司财务状况一无所知，清算事宜完全由其他成员主导。债权人以清算组未依法履职为由，要求其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在裁判中指出：认定清算组成员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能简单以登记身份论，而应综合审查以下三个维度：其一，该成员的身份与能力——其是否具备独立履行清算职责的专业能力和客观条件；其二，履职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受制于其他成员、客观上无法主导清算工作的情形；其三，主观过错的有无——是否有证据证明其存在拖延、拒绝履职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若当事人能证明自己客观上不具备独立履职条件，且无主观恶意，则应认定其对清算组未履行清算职责的行为不存在重大过错，免于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这一裁判逻辑，与前述上海法院“权责对等”的审查思路一脉相承。二者的共同指向是：名义身份不必然带来责任，但必须通过充分举证来推翻权利外观的推定。换言之，法律为挂名人员留出了抗辩空间，但能否成功，取决于证据的充分程度。
<center>三、新法也在提供出路</center>
新<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662162100338011eb00c852dd65a799d" lawregutiao="">《公司法》</a>为此提供了制度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董事辞职只需书面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即生效，无需公司审批同意。这为希望退出挂名身份的人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工具。
如果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挂名人员还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寻求救济。最高人民法院自2026年起正式施行的“涤除公司登记（备案）纠纷”案由，正是为此类情形所设。
<center>四、给挂名人员的三个建议</center>
一是尽快辞任。书面通知、留存凭证，这是切断风险的捷径。
二是系统保存证据。代持协议、从未参与经营管理的记录、未领取薪酬的银行流水、辞任通知的送达凭证，都可能在未来的诉讼中成为关键证据——尤其是在举证责任归于被挂名人的规则下，这些材料的有无往往决定了免责抗辩的成败。
三是必要时提起诉讼。如果公司不配合变更，可请求法院确认不再担任该职务并涤除登记，已有判例明确支持此类诉请。
破产制度的核心，是在企业退出时对各方利益做一次公平清算。董监高的责任制度，既是对经营失职的惩戒，也是对债权人信赖的回应。对于挂名人员而言，认清权利外观背后的真实风险，主动采取措施切割身份，才是保护自己的正确方式。

破产程序中，挂名董监高的责任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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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class="cDownFile" src="https://icourt-brand.oss-cn-beijing.aliyuncs.com/MQ_182630_0.jpg" class="cDownFile">
上图：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律所——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借助第三方评级，引证广告官宣自己是“深圳：第一等律所”！
下图：2026年6月1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其中第十三条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等用语进行宣传的，不属于《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第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豁免情形：
（一）“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用语所指向的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的；
（二）“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用语所指向的商品所属行业或者领域小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行业分类的；
（三）“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用语所指向的商品无专有的产品或者服务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四）其他不属于《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第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豁免情形的。
换言之，国家严禁引证广告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第一”等绝对化用语。
<img class="cDownFile" src="https://icourt-brand.oss-cn-beijing.aliyuncs.com/MQ_182630_1.jpg" class="cDownFile">
<img class="cDownFile" src="https://icourt-brand.oss-cn-beijing.aliyuncs.com/MQ_182630_2.jpg" class="cDownFile">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官宣自己是“深圳：第一等律所”到底违规不违规？众多律师、律所利用不明野鸡评级机构量身定做的收费评级，违法引证广告，对外宣传，不正当竞争，谁来管？谁会管？
Ps：笔者曾依法行使会员监督权利，以涉嫌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为由，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为被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结果是>>法治之殇：法院“不立不裁”，检院不监督！
<img class="cDownFile" src="https://icourt-brand.oss-cn-beijing.aliyuncs.com/MQ_182630_3.jpg" class="cDownFile">

国家市监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深圳律协会长所官宣“深圳：第一等律所”是否违规？有没有人管？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的深度普及，网络暴力行为呈现出高频、隐蔽、扩散性强等特点，其中“网上开盒（即非法披露个人信息）”、恶意辱骂、造谣诽谤等现象屡禁不止。这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他人人格尊严，更在诸多案件中诱发被害人自残、自杀等极端后果。网络暴力的匿名性与群体参与性，使得侮辱行为的危害性被成倍放大。
如何在不扩大刑事责任范围的前提下，准确认定侮辱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尝试探讨这一问题，以期为司法适用提供参考。
<center>一、概述</center>
（一）侮辱罪的法律规范
<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271449dcabc3706a9d82ce96a37942f8" lawregutiao="第二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a>侮辱罪、诽谤罪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二）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
<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1ff0232e26ccd0ca145ccfb8775a066c" lawregutiao="">《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a>（法释〔2013〕21号）第二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271449dcabc3706a9d82ce96a37942f8" lawregutiao="第二百四十六条">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a>规定的“情节严重”：
1.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2.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3.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
4.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该条文直接关系到网络侮辱、诽谤行为的入罪门槛。其中，第二项明确将“造成被害人自杀”列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这意味着在网络暴力案件中，若侮辱、诽谤行为与被害人自杀之间存在关联，行为人可能因此满足“情节严重”的入罪条件。
（三）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难题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造成被害人自杀可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但这仅解决了入罪门槛问题，并未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难题：如何从刑法因果关系的角度，判断侮辱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
自杀行为具有特殊性，它通常是被害人在极度痛苦、羞愤或绝望状态下作出的自主决定。这一“自主意志”的介入，使得因果链条的认定远比由加害人实施的一般伤害案件更为复杂。同样的侮辱行为，有的被害人仅产生心理创伤，有的却选择结束生命，这种差异往往源于个体心理承受能力、环境压力等多种因素。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等同于刑法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如何在法律上界定侮辱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既不过度归责，也不放纵恶行，成为理论界争议的焦点。以下将梳理三种主要的学术观点，以期为因果关系判断提供理论参照。
<center>二、学术观点</center>
关于侮辱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每种观点在归责逻辑、容忍度及适用范围上各有侧重。
（一）存在事实关联即成立因果关系
部分司法判例和学者主张，只要侮辱行为在时间上与自杀结果存在先后关系，且被害人自杀前曾因侮辱行为产生情绪波动，即可认定因果关系成立。该观点强调“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条件关系，对被害人心理脆弱性持较高容忍度，认为行为人不得以“被害人过于敏感”为由推卸责任。
其理论依据在于，自杀往往是长期心理压迫的最终爆发，而侮辱行为作为诱因，即便被害人存在个体心理差异，也不应轻易切断因果链条。然而，该观点可能过度扩大归责范围，将一切时间上的“前后关系”等同于刑法上的“引起关系”，忽视了自杀行为的复杂性与介入因素的可能性。
（二）相当因果关系
该观点要求侮辱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足以引起他人自杀，即行为内容具有“相当性”的危险。若被害人的反应明显超出一般人的心理承受范围，则不能归责于行为人。该观点更强调行为内容的危险程度与一般人心理反应的可预见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例如，一般性的网络争吵、轻微辱骂，难以被认定为“足以引发自杀”；而持续、公开、带有羞辱人格性质的网络暴力，则可能满足相当性要求。
该观点的优势在于引入了“社会一般观念”作为判断标准，避免了事实关联说的机械适用。但缺陷同样明显：何为“通常情况”、何为“一般人心理承受范围”，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容易引发裁量差异。
（三）有责性层面的归责判断
该观点认为，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应仅看客观关联，更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引发自杀后果。若行为人对被害人心理状况缺乏认知，且侮辱行为未超出日常冲突程度，则不能以自杀结果加重其刑事责任。
<center>三、个案辩护视角下的因果关系限缩</center>
笔者认为，在具体案件辩护中，应当严格把握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避免因情感因素或舆论压力而过度扩大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下从内容关联性、时间关联性、介入因素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从内容关联性看：侮辱行为是否具备引发自杀的“直接危险性”
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通说，包括相当因果关系说及客观归责理论，一般要求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直接、必然联系，且无其他介入因素切断该联系。
首先，应审查被害人是否完整、准确地认知了侮辱行为的具体内涵。若被害人并未实际知道或理解相关侮辱行为的内容，则难以认定侮辱行为与其自杀之间存在心理上的因果链条。例如，行为人通过撰写文件资料实施侮辱行为，相关材料可能仅存储于某一电子设备中，被害人从未打开或仅瞥见文件标题，此时具体文件内容本身未对其心理产生实质影响。
其次，被害人遗言（如有）中是否明确指向案涉侮辱行为，是判断内容关联性的关键依据。若遗言仅泛泛提及“受够了网络上的恶意”，而未明确指向行为人的具体侮辱行为，则难以直接归责。
最后，行为人与被害人双方日常沟通风格亦具有参考价值。例如，若双方长期以来已形成使用粗俗言辞互相争执的沟通习惯，则侮辱行为中包含的此类交流通常不会引发心理伤害或冲突升级，难以认定为具有“直接危险性”。
（二）从时间关联性看：行为与结果之间的间隔与持续性
刑法因果关系不仅要求“行为在前、结果在后”，还要求行为对结果具有“持续性、累积性的心理影响”，而非“无实质关联的偶然先后”。网络暴力的危害程度，往往与信息的传播广度、持续时间及反复接触程度密切相关。
一方面，若侮辱行为对应信息的传播与死亡结果发生之间存在较长时间间隔，且期间被害人未表现出持续性的心理恶化，则因果关系的成立基础将被削弱。因为网络信息的“发酵”具有时效性，间隔过久可能导致热度自然消退，原本的侮辱行为逐渐被淡化，其对当事人心理的压迫效应反而减弱。
另一方面，即便间隔时间极短，也不能当然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关键在于侮辱行为对应信息的传播范围是否足以形成持续、累积的心理压迫。若侮辱信息仅在小范围内传播，点击、浏览或转发次数极为有限，被害人可能尚未充分感知到公开羞辱带来的社会压力，也未经历反复刺激与群体性参与等叠加效应，这种“短促而小范围”的传播状态，不符合刑法因果关系所要求的“持续性、累积性心理影响”要件。
（三）从介入因素看：自杀诱因是“多因一果”还是单一网络暴力
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需排除其他独立介入因素切断行为与结果联系的合理怀疑。若现有证据未排查死者自杀的多重潜在诱因，如家庭矛盾、学业/生活/工作压力、情感纠纷、精神疾病史、其他网络暴力来源等，而直接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的侮辱行为，则违反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刑事诉讼原则。
自杀行为若由“多因一果”引发，则网络侮辱仅是众多因素之一，难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原因。例如，被害人近期经历家庭变故、工作失利、恋爱分手、财产损失、身体抱恙等多重打击，而网络侮辱仅为其情绪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不能将全部责任归于侮辱行为人。此外，若被害人有明确的自杀未遂史或精神疾病诊断，其自杀行为可能归因于自身病理因素而非外部行为。
在具体认定中，应全面调查核实被害人社会、家庭、学校/工作、情感等综合情况，排查所有可能的介入因素，并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专家辅助人对因果链条进行鉴定，就因果关系相关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只有当其他因素被合理排除后，才能谨慎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
侮辱行为与自杀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既不能过于宽松，导致行为人承担不应有的加重责任，也不能过于严苛，使网络暴力受害人无法获得公正救济。应当注重行为的危险性、结果的通常可预见性以及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从内容关联性、时间关联性、介入因素等角度严格审查因果链条的完整性，避免将自杀这一复杂社会心理现象简单归因于某一行为。网络暴力固然应予严惩，但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仍需坚持客观、理性、审慎的原则，方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法治精神。
参考文献
[1]王莹.网络侮辱致人自杀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D].西南大学,
2025.DOI:10.27684/d.cnki.gxndx.2025.0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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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DOI:10.27310/d.cnki.gshsy.2024.000073.

网暴致死案件：从三重维度拆解刑法因果链条

引言：双重背景下的商业地产“清退潮”与维稳大考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城市发展模式已悄然从“增量扩张”全面迈入“存量焕新”的新阶段。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效推进，使得大量位于核心地段的老旧大型商业综合体、专业市场（如传统服装城、汽配城、电子大卖场等）面临整体清退与功能升级的必然命运。
当前的大型商业物业清退往往交织着两重复杂的背景：其一，是城市发展与行政指令的驱动。政府因片区规划调整、公共利益需要，对原土地及上盖物进行收储或征收，直接触发了产权人对既有物业的限期清退义务；其二，是经济周期叠加商业模式迭代的冲击。部分大型物业的原承租方（通常为统租的“二房东”）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或租赁期限届满拒不交还场地，导致产权人被迫启动法律程序收回物业。
然而，无论是政府指令性的限期交地，还是产权人的自发清场，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大业主（产权人）→二房东（一手承租人）→海量小商户（次承租人/实际使用人）”这一冗长且脆弱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断裂，尤其是底层海量次承租人的利益受损，都极易演变为群体性维权事件。清退工作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导致产权人面临巨额违约赔偿或行政问责，更会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与维稳问题。这无疑是摆在产权人、基层政府以及专业法律服务人员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本文旨在从法律实务的视角，深度剖析大型商业物业群体性清退的难点，厘清律师在其中的专业定位，并重点探讨在极端时间压力下破解僵局的“债权转让”创新模式及其风险防范。
<center>一、群体性清退的实务难点与极限时间博弈</center>
大型商业物业的清退之所以困难重重，根源在于其并非单一的法律纠纷，而是法律关系、时间成本与社会情绪的复杂交织体。
（一）法律关系盘根错节与效力瑕疵
大型商业物业往往历史悠久，其租赁结构早已不是简单的“出租-承租”关系，而是演变为了多级转租的“连环套”。在这个链条中，充斥着大量法律瑕疵：
二房东可能在未经产权人书面同意，或超出原租赁期限的情况下，私自将商铺拆分转租给底层小商户。产权人有权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与二房东之间的主租赁合同，并基于物权要求底层商户返还场地，但底层商户往往对此一无所知。
早期建设的专业市场，部分存在违章建筑或未通过整体消防验收即投入使用的情况。此类硬伤不仅导致租赁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更在清退时成为商户拒不配合、甚至反向索赔的把柄。
在政府收储背景下，清退是否属于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可能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对于清退过程中具体的补偿标准、免租期认定、装修残值评估上，各方往往各执一词，极难达成共识。
（二）时间压力与违约代价
在群体性清退中，“时间”往往是产权人最稀缺的资源。尤其在政府收储或征收背景下，交地时间通常附带极其严格的行政指令节点。如果产权人无法如期完成清场并移交土地，轻则面临巨额的逾期违约金，重则可能丧失相关的收储奖励补偿，甚至面临行政处罚和问责。
然而，传统的司法救济途径在此刻显得捉襟见肘。如果严格按照“起诉→一审→二审→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清场”的常规路径，整个周期动辄耗时两到三年甚至更长。这种漫长的司法周期与产权人的交地时间压力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产权人如果选择等待司法裁判，无异于坐以待毙；但如果选择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强行清场，又面临极大的法律红线风险。
（三）群体性维稳压力与基层治理困境
底层次承租人（小商户）是清退风暴中最敏感的群体。他们往往向二房东缴纳了高额的进场费、押金，投入了不菲的装修成本，在履约过程中按期缴纳租金。因此，当租赁合同未履行完毕就面临清退时，这些小商户的诉求可能会超越理性范畴，可能索要高额的装修损失、停业损失等补偿款或赔偿款。
而且，很多小商户本身也是个体经营户，大多数小商户的一家老小的生计也全依赖于这个商铺。在租赁合同未履行完毕就面临清退时，他们往往也会出现生存危机，此时，一旦诉求落空，面对生死攸关的生存焦虑，商户可能会采取非理性的过激维权手段，如拉横幅、集体堵门、甚至以过激行为相威胁。此时，常规的“停水、停电、封闭出入口”等手段，不仅极易引发肢体冲突，更会触碰地方政府的维稳红线。基层派出所和街道办出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首要职责，往往会介入要求产权人克制，不得采取激进清场手段。这就导致产权人陷入了“打不得、赶不走、拖不起”的僵局。
<center>二、律师在清退维稳工作中的定位应当是合规把控与风险隔离</center>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清退危局，专业法律力量的及早介入显得尤为关键。但必须明确的是，在群体性清退项目中，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容错位。
（一）恪守专业边界：律师应当是“法律顾问”而非“操盘手”
在激烈的清场博弈中，部分产权人急于求成，希望律师能够作为清退工作的主导者，直接投身清场工作，这是一种危险的误区。律师必须恪守律师执业纪律，明确自身并非清退行动的操盘手，而是清退全过程的合规把控者。
律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对底层法律关系的穿透式审查，为产权人提供合法、可行的清退路径设计，划定行动的合法性边界。律师的职责是防范产权人在焦虑之下采取违法手段（如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从而为企业及管理人员筑起一道坚实的刑事与侵权风险防火墙。
（二）搭建多方沟通的桥梁
在维稳大局下，沟通是化解群体性矛盾的润滑剂。律师应协助产权人构建一套严密的合规清退程序：
1、法律文书的前置送达
清退工作正式开始前，律师应当协助产权人草拟《解除合同通知书》《限期搬离告知书》及《告全体商户书》等关键文书。文书措辞需做到法理清晰、柔中带刚，既要明确产权人收回物业的合法权利及最后期限，又要对底层商户表示理解，并指明其维权路径。
2、维稳和清退方案的报备
律师应协助产权人提前向属地街道办、综治维稳中心及辖区派出所报备详细的清退方案及应急预案，必要时出具正式的《法律意见书》，向基层政府论证产权人清退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将商业纠纷框定在法治轨道内，以争取行政力量在现场维稳和法制宣传上的中立与支持。
（三）现场处置的法律风险隔离与证据固化
当穷尽和平沟通手段，必须进入实质性腾退阶段时，证据保全是律师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拒不搬离的商铺，或部分遗留了高价值设施（如大型专业设备、高档展厅装修）的场地，律师应指导产权人严格按照公证程序进行现场清点：
聘请公证机构对现场开锁、清点物品、打包封存的全过程进行公证。
制作详尽的遗留物品清单，并提供妥善的异地仓储安置。
设立通知期，要求次承租人限期领取。
通过这一系列严密的证据固化动作，能够有效切断次承租人后续主张“高额货物丢失”“名贵资产被毁”等不实侵权损害赔偿的反诉风险。
<center>三、破解时间僵局的债权转让模式：实务应用与隐患防范</center>
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收储或重大项目违约的极限时间倒逼下，按部就班的诉讼清场已失去现实意义。为了在短时间内瓦解群体性对抗、实现快速腾地，我所律师在类似项目的服务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以债权转让为核心的创新破局模式。
（一）模式适用的严苛前提
必须在此着重强调：债权转让模式绝非商业物业清退的常规首选方案，它是一种“可治病的毒药”，仅适用于极为特定的场景。
只有当大房东（产权人）面临极其迫切的收回场地时间压力，且底层次承租人因无法向二房东追回押金和巨额损失而抱团死守，导致清场陷入彻底死结，且行政维稳压力无法强行突破时，产权人为了用金钱换时间，才可以谨慎考虑采用此种模式。
（二）债权转让的机制设计与优势
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将次承租人对二房东的零散愤怒，转化为产权人对二房东的集中追偿，从而将次承租人清退，实现清场交付的核心目的。
具体操作路径为：产权人（或其指定的主体）与愿意配合在限定期限内退场的次承租人逐一签订《债权转让及退场协议》。根据协议，次承租人自愿将其依照原租赁合同对二房东享有的各项合法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缴纳但未消耗的租金、押金返还请求权、合同违约损失索赔权等），依法整体转让给产权人。作为交换条件，次承租人必须在约定的极短期限内无条件腾空并交还场地。同时，必须依法履行对债务人（二房东）的通知义务。实务中，产权人可通过邮寄送达、登报公告或在清场现场张贴公证通知等方式，确保债权转让行为对二房东发生法律效力。
该模式的优势在于：
通过给予实质性的出路，迅速拉拢绝大多数理性商户配合退场，瓦解原有的群体性对抗联盟，树立群体效应。
次承租人将债权转让后，失去了继续占有场地的理由。原本产权人/二房东vs海量小商户的现场冲突，被巧妙地转化为产权人受让债权后vs二房东的普通合同纠纷，可以在清场交付后正常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重点是，该模式可通过较快的速度清空现场，满足政府收储或其他原因产生的严苛时间节点，避免了因逾期清场交付而引发的更大系统性风险。
（三）债权转让模式的法律与商业风险提示
债权转让模式虽然在特定前提下，疏解现场危机上具有奇效，但其本质是产权人在代替二房东承担责任。这一模式潜藏着巨大的后续法律风险，稍有不慎，产权人就会面临“场地收回但钱却无法收回”的损失。
1、二房东的追偿不能风险（执行困境）
在大型商业物业租赁中，许多二房东往往是专门为转租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未实缴，且在资金链断裂前往往已经进行了资产转移。产权人受让了海量次承租人的债权后，虽然可能在诉讼中拿到胜诉判决，但在后续强制执行阶段，极有可能面临二房东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财产的窘境。此时，产权人受让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债权将彻底沦为无法兑现的胜诉判决文书。除非律师能够提前深入调查，找到刺破公司面纱、追加二房东背后实际控制人或股东连带责任的扎实证据，或提前在有财产的情况下做好财产保全，否则产权人有可能在胜诉后，根本无法实现款项的实际收回。
2、债权本身的瑕疵与法定抵销权抗辩风险
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条及第五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债务人（即二房东）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可以向债权受让人（即产权人）主张其对让与人（次承租人）的抗辩；若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这在清退实务中是极其致命的隐患。在群体清退前夕，往往伴随着漫长的动荡期，许多次承租人可能数月未向二房东缴纳租金、水电费或物业管理费。当产权人拿着受让的“押金退还债权”向二房东追偿时，二房东可以合法地提出抗辩——某某商户还拖欠N个月租金和水电费，应当依法抵销。
这就意味着，产权人费尽心思受让过来的债权，在经过二房东行使法定抵销权后，可能会大幅缩水甚至被完全归零。如果在前期协议设计时，没有对次承租人转让债权的“清洁度”进行严格审核和兜底承诺要求，产权人将独自吞下这一苦果。
<center>四、结语与实务建议</center>
大型商业物业的群体性清退，从来都不是一场单纯的法庭辩论，而是一场深度融合了法律博弈、商业判断、行政维稳的综合战役。在城市存量资产加速焕新的当下，面对清退困局，产权人绝不能抱有“一纸诉状解决所有问题”的天真，也不能陷入“简单粗暴强行清场”的鲁莽。
在实务操作中，前置性的合规审查与战略部署至关重要。面对清退难题，产权人应当尽早引入专业的法律力量。律师应通过对底层合同效力、二房东资产线索、属地政府维稳底线的全面摸底，为产权人量身定制“一城一策”、甚至“一户一策”的清退方案。
尤其在面临极限时间压力时，如果不得已需要启用债权转让等创新机制，必须建立在对受让债权进行极其严密的尽职调查的基础之上。不仅要考虑时间成本与财务坏账的平衡点，更要在相关协议中设置完善的防抵销、防瑕疵的追索条款。唯有将宏观的商业目标与微观的法律风险控制深度捆绑，方能在大型商业物业清退时，实现资产的安全平稳着陆，最终助力城市存量空间的有序更迭与价值重生。

大型商业物业群体性清退实务难点与破局

美国海关原产地预裁定规则及案例解析

在民商事诉讼实务中，地域管辖是案件立案、管辖权异议审查的核心环节，而合同履行地作为合同纠纷特殊地域管辖的核心连接点，因实体法与程序法认定标准差异、合同类型多元化、履行状态不同等因素，成为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难点。很多当事人及法务从业者常会产生疑问：为何合同纠纷可以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在何种情形下必须适用这一规则？结合<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1c8b5d91f4929b9b464d99a20daaf5e8" lawregutiao="">《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a>（2023 修正）、<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4755cda1307d703607f203a1f8bcffbb" lawregutiao="">《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a>（2022 修正）、<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f2917ff5114db86dc76a561bc70e5ca" lawregutiao="">《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a>（2020 修正）及最高人民法院历年生效裁判文书、主流司法观点，本文系统梳理民事诉讼管辖整体适用体系，解答合同履行地管辖规则的适用根源、前置条件、判定标准与实务边界，为法律从业者、企业合规人员处理立案、管辖异议、合同条款拟定等工作提供完整规范指引。
<center>01 民事诉讼地域管辖整体适用体系与法定顺位</center>
民事诉讼地域管辖遵循层级化、强制性、顺位优先的适用规则，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一般地域管辖依次划分效力层级，该顺位是处理所有民事案件管辖问题的前置审查逻辑，合同纠纷亦需严格恪守此规则。
专属管辖拥有绝对排他效力，是优先级最高的管辖规则，不动产纠纷、港口作业纠纷、遗产继承纠纷三类案件必须由法律指定法院受理，当事人无法通过约定变更管辖法院。若案件不属于专属管辖范畴，则优先考量当事人之间是否订立合法有效的书面管辖协议，合法有效的协议管辖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只要约定内容明确、连接点与争议存在实际联系，且未突破级别管辖与专属管辖限制，便优先适用协议内容确定管辖法院；仅当管辖协议无效、约定模糊无法锁定具体法院时，案件才会进入法定管辖范畴。法定管辖内部继续区分顺位，特殊地域管辖优先于一般地域管辖，合同纠纷便是特殊地域管辖的典型适用场景，最后才兜底适用 “原告就被告” 的一般地域管辖规则。
<center>02 合同履行地管辖规则的设立逻辑与适用前提</center>
不少实务人员对合同履行地管辖的立法初衷存在困惑，这一规则的设立，是立法机关结合合同纠纷的特性作出的特殊安排。依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1c8b5d91f4929b9b464d99a20daaf5e8" lawregutiao="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a>，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均享有法定管辖权。合同的权利义务围绕履约行为展开，合同履行地是合同核心行为的发生地，往往也是证据留存、纠纷事实集中的地点，将其列为管辖连接点，既便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开展审理工作，也能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这也是合同履行地得以成为法定管辖依据的核心原因。
想要启动合同履行地管辖规则，首先要满足两大基础前提。第一，案件基础法律关系必须是合同关系，无论是书面合同、口头合同还是事实合同，只要纠纷源于合同权利义务的履行、违约、解除等事宜，才会归入合同纠纷范畴，进而适用对应的管辖规则；若属于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其他法律关系，则与合同履行地管辖无关。第二，必须排除有效协议管辖的适用，如前文所述，合法有效的管辖协议效力高于法定特殊地域管辖，一旦当事人提前约定了管辖法院，且该约定可落地执行，就不再启用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等法定管辖连接点，只有在无管辖协议、协议无效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合同履行地管辖规则才正式发挥作用。
<center>03 合同履行地认定的核心法定规则与场景适用</center>
在确定适用合同履行地管辖后，核心工作便是依法界定 “合同履行地”，<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3692b27ded6b513a3417ca0075f51620" lawregutiao="第十八条">《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a>结合合同约定情况、履行状态、争议标的类型，划分出完整的认定标准，也是司法实践中统一适用的裁判依据。
当合同文本中明确写明履行地点时，司法认定遵循 “约定优先” 的基本原则，直接以双方合意约定的地点作为合同履行地，即便后续实际履约地点与约定存在偏差，在管辖认定层面仍以书面约定为准，无需考量实际履行细节。需要注意区分合同中不同表述的法律含义，若合同同时载明履约地与交货地，专门约定的履约地为程序法意义上的管辖依据，单纯的交货地仅为标的物交付地点，不能等同于合同履行地。
如果合同未约定履行地点，或是相关约定语义模糊、无法指向具体地点，司法机关会以争议标的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这里的争议标的特指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务，而非笼统的合同整体。若纠纷核心是一方向另一方主张给付货币，那么接收货币一方的所在地即为合同履行地，司法实践中对此作出细化理解，接收货币一方通常是起诉主张回款的原告，例如出借人起诉借款人归还本息、卖方起诉买方支付货款，均以出借人、卖方所在地作为履行地；若双方因是否出借款项产生争议，则借款人作为待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争议围绕不动产交付展开时，不动产所在地天然成为合同履行地，同时叠加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则。对于货物交付、技术服务、加工承揽、劳务提供等货币给付之外的履约争议，统一归类为其他标的，以实际履行合同核心义务一方的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而集市现货交易、当场钱货两清的即时结清类合同，交易行为发生地直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针对合同成立后并未实际履行的特殊情形，法律作出了补充规制。若合同存在约定履行地，但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都不在该地点，意味着约定履行地与案件当事人、履约行为均无实质关联，此时合同履行地不再作为管辖连接点，案件直接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倘若有一方或双方住所地落在约定履行地范围内，则依旧按照约定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
<center>04 实体法与程序法中 “合同履行地” </center>
实务中极易出现实体履约标准与程序管辖标准混淆的问题，厘清二者差异，是规避管辖争议的关键。民事实体法视角下，合同履行地服务于判断履约行为是否合规、界定违约责任，双务合同项下双方互负义务，货物验收地、货款接收地、服务提供地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被认定为实体层面的履行地，标准具备多样性。而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是纯粹的裁判技术性概念，目的在于统一管辖尺度、减少管辖权冲突，司法审判始终坚持以特征履行地为核心、结合实际履行地的裁判原则，仅锁定最能体现合同本质的核心义务履行地作为唯一管辖依据，不会采纳实体法中多元的履约地点认定逻辑。简单来说，判断是否构成违约需参照实体法规则，而确定管辖法院必须严格适用程序法规则，二者适用场景不可混为一谈。
<center>05 典型合同类型履行地认定标准及最高法裁判观点</center>
结合合同性质、履行状态、争议内容，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要旨，分类梳理主流合同的履行地认定尺度，覆盖司法实践高频纠纷类型。
买卖合同以标的物交付为核心特征义务，约定明确的以约定履行地为准；约定交货地点且由出卖方负责送货、安装调试的，该交货地点视为合同履行地；未约定履行地而仅主张货款的，以接收货款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司法观点明确，不得单独将送货地、收货地、验货地作为管辖依据。技术开发、软件开发、加工承揽类合同的核心义务是技术服务与加工行为，款项仅为交易对价，即便原告诉请主张款项，也需以技术开发、加工行为的实施地确定履行地，对于无书面合同但已实际履约的事实合同关系，直接以特征义务的实际履行地作为管辖依据。民间借贷作为典型的货币给付类合同，在未约定履行地时严格区分争议内容，因还款产生纠纷的，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履行地；因出借款项产生纠纷的，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履行地，即便借款人以实物抵债，也不改变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仍沿用原有履行地规则，同时该规则仅适用于合同当事人，债权受让人、代位权人等非合同主体起诉索款的，统一由被告住所地管辖。股权转让、并购合作类合同的核心义务为股权变更、资产整合，款项给付并非特征义务，管辖认定需结合合同本质，以履行核心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劳务派遣、普通服务类合同中，主张服务费、报酬的纠纷可直接认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确定管辖。
<center>06 实务高频误区</center>
结合最高法裁判文书及司法实践，归纳五类极易引发管辖异议的误区，明确法律适用边界。不能仅凭诉讼请求为金钱给付，就直接判定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必须穿透诉求识别合同核心特征义务，开发、加工、股权交易等类型合同即便索要款项，也需归入其他标的范畴。<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3692b27ded6b513a3417ca0075f51620" lawregutiao="">《民诉法解释》</a>中 “接收货币一方” 的主体范围仅限合同权利义务主体，非合同当事人不得适用该规则，以此防范借主体变更规避管辖的行为。合同中仅约定交货地址、标的物交付地址，属于对履约细节的约定，不等同于专门约定合同履行地，仍按照约定不明处理。合同未实际履行且双方住所地均远离约定履行地时，直接适用被告住所地管辖，不再适用争议标的分类规则。此外，确定诉讼管辖时仅采纳程序法下的特征履行地，实体法中的阶段性履约地点、验收地点等，均不得作为管辖连接点。
<center>07 合同纠纷管辖全流程审查</center>
结合管辖顺位与履行地规则，整理标准化审查流程，可直接应用于立案、管辖异议审查、合同条款拟定。首先审查案件是否属于不动产、港口作业、遗产继承等专属管辖范畴，若属于则直接由法定法院管辖；其次核查书面合同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管辖协议，协议有效且可确定法院的，依照约定执行，协议无效或约定不明的，进入法定管辖流程；随后查看合同是否明确约定履行地，区分合同实际履行状态，已实际履行的结合争议标的、合同特征义务判定履行地，未实际履行且双方住所地均不在约定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管辖；最后，无任何特殊管辖连接点时，兜底适用 “原告就被告” 的一般地域管辖规则。
合同纠纷地域管辖的认定，是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结合适用的典型场景。整体层面需恪守专属管辖绝对优先、合法协议管辖次之、特殊地域管辖补充、一般地域管辖兜底的顺位逻辑；核心层面需把握合同履行地 “约定优先、特征履行为主、区分争议标的、严守主体边界” 四大裁判要点。而合同履行地之所以成为合同纠纷的法定管辖连接点，本质是立法结合履约行为、证据分布、诉讼便利等多重因素作出的制度设计，理解这一底层逻辑，能帮助从业者更精准地适用规则。
在商事活动中，企业可通过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法有效的管辖法院，提前规避管辖争议；在诉讼环节，代理人需区分实体履约细节与程序管辖标准，精准识别合同特征义务，以此应对管辖权异议。本文所梳理的规则均来源于现行有效法律、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主流裁判观点，可作为民商事诉讼、合同审查工作的规范参考。
法律依据汇总
<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1c8b5d91f4929b9b464d99a20daaf5e8" lawregutiao="">《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a>（2023 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4755cda1307d703607f203a1f8bcffbb" lawregutiao="">《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a>（2022 修正）第十八条、第三十条；
<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f2917ff5114db86dc76a561bc70e5ca" lawregutiao="">《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a>（2020 修正）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 195 号、（2020）最高法民辖 34 号、（2021）最高法民辖 57 号等管辖权异议裁判文书。

合同纠纷地域管辖裁判规则全解 —— 基于最高法司法解释与典型裁判观点

<center>一、行业规范更新</center>
1、中国人民银行就<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41c5b8bdd3896fdede512bb9909bf65f" lawregutiao="">《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a>征求意见
2026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41c5b8bdd3896fdede512bb9909bf65f" lawregutiao="">《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a>，意见反馈截止至2026年7月5日。征求意见稿共二十九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聚焦存贷款利率管理，修改规章名称；删除非存贷款利率类型及相应管理职责。
二、明确央行与金融机构职责，确认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已全面放开，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强化行业自律，发挥利率自律机制作用，新增央行及其分支机构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工作的职责。
三、整合各类型存贷款计结息规则，对个人存款、单位存款、通知存款以及大额存单、公积金存款、准备金存款、各类贷款、贴现等计结息规则进行修订。
四、修订市场反映集中的条款，将逾期和挪用贷款罚息利率的固定加收比例，改为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
五、新增高息揽储定义，明确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
六、修订利率换算公式，将日利率＝年利率÷360改为年利率＝日利率×365（闰年366），统一计息规则；新增复利情况下的利率换算及计息公式规定。
2、国务院办公厅就私募投资基金监管发展发布指导意见
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4276e69164ce35b19e311244dfc44db8" lawregutiao="">《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a>。《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明确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二、强化私募基金源头防控，优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规则，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
三、全面加强私募基金监管，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办理涉私募基金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
四、明确私募基金监管的稳妥处置风险机制，坚决清退各种不符合要求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多措并举防范其他机构以私募基金名义违法违规展业。
五、明确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政策方向，督促私募基金管理人完善内控风控管理，促进规范运作。
六、明确保障措施与统筹协调要求，中国证监会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强化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做好协同配合、宣传引导、培训交流。
3、前海六部门印发国际化支付服务十条措施
2026年6月8日，前海管理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深圳市商务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六部门公布《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十条措施》，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c85645d2f95219a8d6e26331f1a74f9f" lawregutiao="">《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a>，更好满足境外人员在前海合作区多样化的支付服务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聚焦民生消费，完善商圈支付环境，要求推动前海合作区商圈商户实现境外银行卡、现金和移动支付全覆盖，建立“服务专员+应急响应”机制。
二、坚持现金兜底，强化外币兑换服务，要求推动商业银行在商圈、酒店、文旅景区等重点场所增设外卡取现功能ATM、外币兑换机和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自助发卡机等设施。
三、推广移动支付，打造智慧支付场景，要求支持支付机构加强与国际支付平台合作，实现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在境内直接使用。
四、强化宣传推广，提升服务标识度和触及率，要求推动商业银行网点做好支付服务标识张贴工作。
<center>二、行业资讯更新</center>
1、*ST棒杰子公司两项议案通过，债务化解迈出关键一步
6月11日，*ST棒杰公告披露，核心子公司扬州棒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出炉：《财产管理方案》和《会议非现场议事规则》均获高票通过，同意人数占比均超97%，所代表债权额占比超98%。扬州棒杰金融负债敞口本金约6.3亿元，全部由上市公司提供担保。此次议案通过标志着破产重整程序正式启动，后续将进入资产处置和债务清偿阶段。
2、*ST亿晶破产重整迷局资本玩家联手入局
近日，《上海证券报》报道，*ST亿晶正处在退市边缘，鼎一资产旗下宁波瑞廉与光伏企业中润光能组成联合体入场，拟出资7.19亿元拿下控制权。重整方案按每10股转增13.5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转增股票全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和抵偿债务。然而该公司多个光伏项目烂尾、诉讼缠身，资产负债率高企，两家接盘方均为行业内第二梯队企业，资金实力和产业整合能力存疑，这场“弱弱联合”能否成功盘活资产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
3、紫金信托获股东增资5亿元注册资本增至近40亿元
6月10日，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相关公告披露，拟以自有资金出资5亿元按原持股比例参与紫金信托增资。本次增资前紫金信托注册资本为32.71亿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将增至40.00亿元，新增注册资本7.29亿元。紫金信托前身为南京市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92年，2010年重组更名为现名。公司控股股东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国资全资），并引入日本三井住友信托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形成了国有控股、中外合资的混合所有制股权架构。
4、建元信托4亿纠纷再审立案，两审胜诉后再生波澜
近日，建元信托发布诉讼进展公告，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4.02亿元信托纠纷案，在连吃两审败诉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已立案审查。该案源于2016年双方签订的《信托收益权转让协议》，东证资管起诉要求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损失合计约4.02亿元。建元信托表示，再审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目前公司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案件共47宗，涉诉金额6.87亿元。
5、上海率先试点养老服务信托构建“意定监护+信托”全链条
近日，上海市金融监管局、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在全国率先构建“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生态体系。该模式实现“管人”与“管钱”彻底分离：意定监护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通知同时拓宽信托财产边界，允许老年人将自有住宅等多元资产纳入信托。上海信托已落地全国首单实现“意定支付”的养老服务信托。
6、刘雪莲正式出任华宝信托董事、总经理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正式发布批复，核准刘雪莲担任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华宝信托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旗下的信托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本金50亿元。刘雪莲具有丰富的金融行业从业经验，此前曾在多家金融机构担任高管。此次高管履新正值信托行业“三分类”过渡期收官之际，华宝信托作为央企控股信托公司，2025年营收和净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业内人士分析，新总经理上任后，华宝信托有望在资产服务信托、标品投资等转型方向持续发力。
7、中信金融资产湖北分公司挂牌处置荆州海润近4亿债权
中信金融资产湖北分公司6月2日发布资产处置公告，拟对荆州市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基准日2026年5月29日，债权合计3.9亿元，其中重组债务本金2.4亿元、重组宽限补偿金1.5亿元。抵押物为成都一方投资名下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建筑面积4.13万平方米的商业房地产，保证人为广东海伦堡地产集团等。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处置方式包括本息清收、诉讼追偿、债务重组、公开转让等。
8、中国东方资产陕西省分公司挂牌26户资产包
6月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发布招商公告，拟对靖边县博迪森商贸有限公司等26户资产包进行公开处置，资产总金额高达20亿元。该资产包包含债权24户，涉及本金11.39亿元，利息及孳息8.37亿元，另有抵债资产2项，金额2505万元。债权分布在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延安市、咸阳市、宝鸡市，以及山西省临汾市和海南省海口市。该资产包支持灵活处置方式，可单户处置、部分组包或整体组包。
9、中国东方资产挂牌昆明等6户房地产不良资产包
6月10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发布公告，公开处置昆明兆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包，总金额约3.22亿元，其中本金2.98亿元，债权分布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双版纳州及深圳市。交易对象不得为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评估师等关联人员，优先考虑当地有产业整合能力的企业。
10、建元信托挂牌23.82亿元不良债权风险处置信托规模突破1300亿
近日，建元信托将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挂牌转让深圳市碧园实业、深圳市微邻投资两笔债权，合计本息23.82亿元。公司同步披露，截至2026年3月末，其风险处置服务信托规模已突破1300亿元大关，覆盖保交楼、房企重整、破产清算等重点方向，已成为公司特色优势业务。该业务通过信托架构隔离风险资产，帮助困境企业实现有序处置和盘活。
<center>三、经典案例研习</center>
在债权人持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普通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的情形下，债务人提出最长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诉德惠市某原种场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基本案情
1997年10月至12月，德惠市某原种场与某银行德惠市支行等签订四份《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德惠市某原种场向某银行德惠市支行以土地使用权抵偿积欠并抵押贷款共计人民币538.1万元（币种下同）。
1998年6月30日，借款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德惠市某原种场未偿还贷款本息，也未完成土地使用权抵押手续。某银行德惠市支行于2006年12月12日向德惠市某原种场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德惠市某原种场加盖公章并签署“情况属实”字样。此后，某银行德惠市支行及某银行吉林省分行（2010年案涉贷款划归某银行吉林省分行管理）分别于2008年10月22日、2010年8月18日、2012年6月12日、2014年4月8日向德惠市某原种场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德惠市某原种场加盖公章予以签收。2015年10月21日，某银行吉林省分行就案涉债权进行公告催收。2016年8月，某银行吉林省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并通知债务人德惠市某原种场；某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同时向德惠市某原种场催收债权。2016年9月，某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并通知债务人德惠市某原种场。
2019年8月20日，原告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德惠市某原种场以土地使用权抵偿某银行德惠市支行的约定以及抵押担保条款无效，德惠市某原种场偿还借款本金538.1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诉讼请求略）。法院审理中，被告德惠市某原种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认为原告长春某泽投资有限公司的请求超过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争议焦点
在债权人持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且普通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的情形下，是否适用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规定。
3、生效裁判认为
1、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并未怠于行使权利，不应适用民事法律关于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规定。
从立法目的看，诉讼时效制度旨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社会关系、交易秩序的稳定。本案中，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并未怠于行使权利，依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同时，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主要是解决权利人长时间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不知道义务人、无法主张权利的情形下如何确定保护期间的问题，而本案不属于该种情形，不应适用民事法律关于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规定。
2、鼓励债权人以起诉方式保存权利，既损害交易双方信任基础，又增加司法资源耗费。
从价值导向看，法律制度及其理解适用应尽可能减少诉讼，而不是相反。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在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且债务人认可的情形下，如果仅因债权人未在二十年的期间内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而发生“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法律后果，无异于是鼓励债权人以起诉方式保存权利，既损害交易双方的信任基础，又增加司法资源的耗费，不符合法律制度的目的和精神。同时，债务人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该行为使债权人对债务人能够履行债务具有合理期待并可能基于此种信赖推迟诉讼。在此情形下，债务人又提出时效抗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该行为不应鼓励。故对于债权人持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且普通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的，不应以超过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为由，对债权人的权利不予保护。
4、裁判要旨
在债权人持续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普通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期间未届满的情形下，债务人依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38c5d01eedd454cc67a12a22cfe4a84d" lawregutiao="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a>关于“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天元特殊机会资产一周市场观察

<center>1、美国联邦法院出现AI左右互搏，双方律师被取消代理资格</center>
据美国密西西比北区联邦法院近日作出的制裁令，一起原本普通的律师费合同纠纷，因原被告双方律师均提交含有AI幻觉判例的法律文件，演变为人工智能左右互搏的闹剧。法院最终取消四名律师继续代理本案的资格。
本案为Tom Withers, III v. City of Aberdeen，案件为律师Tom Withers与密西西比州Aberdeen市关于法律费用的合同争议。法官Sharion Aycock在审查双方提交的简易判决及律师费文件时发现，多处引用的判例无法检索，随后要求双方律师说明原因。
法院查明，虚假判例出现在被告Aberdeen市提交的两份法律备忘录以及原告Withers提交的一份反对简易判决动议文件中。涉事文件引用了多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案例，包括所谓的 Miller v. City of Greenville等。
在2026年1月20日的说明听证会上，四名律师均向法院道歉。原告方外州律师Kathleen M. Wilson承认使用生成式AI起草相关文件，但未核验AI生成的法律依据；被告方外州律师Kathryn Y. Williams承认使用AI工具进行法律研究，并将输出内容纳入法院文件，同样未进行有效核查。另两名律师Shauncey Hunter Ridgeway和Mark C. McClinton虽未直接使用AI，相关文件带有其电子签名或经其授权提交。
法官Aycock指出，律师可以使用AI工具，但不得将自身对法律依据真实性、准确性的审查义务外包给技术工具或共同代理律师。法院最终决定，撤销Kathleen Wilson和Kathryn Williams的临时出庭资格，禁止二人在未来两年内于密西西比北区联邦法院出庭。同时分别对四名律师进行罚款。
案件此前已被暂停，原定审判被取消。法院要求双方当事人在60日内另行聘请新律师；如原告未在期限内安排新律师出庭或表明自行诉讼意向，案件可能被驳回。该事件被媒体形容为“AI错误喜剧”，两边当事人看上去像是在花钱请两个大语言模型相互辩论。（来源：洞察beating、英国那些事儿）
评论：这起案件是律师使用AI工具的教科书反面案例。更好笑的是，双方律师都提交了AI幻觉判例，最终形成了大语言模型在法庭隔空互搏的局面。本次法院真正处罚的并不是律师使用AI，而是律师在使用AI之后放弃了最基本的核验义务。法律检索、初稿整理、论证框架当然可以借助AI，但判例是否真实存在、引用是否准确、规则是否适用，始终是律师本人不可转让的职业责任。
本案对签名律师和本地律师的处罚尤其值得关注。两名律师即便没有直接使用AI，仍因在经其授权提交的文件中未核验的法律依据而被制裁。这说明在法院看来，所有对文件负有审查义务的律师都应该对AI幻觉的问题担责。律师不能以“文件是同事起草的”“AI是别人用的”为免责理由。
对国内同行而言，本案的警示非常直接。AI可以提升法律工作的效率，但不能成为律师逃避专业判断的遮羞布。律协、律所应当尽快建立AI使用规范，禁止未经核验的AI判例进入正式文件，对引用法律、案例和事实材料设置强制性人工复核程序。未来客户不会因为律师使用AI而降低对专业结果的期待，法院也不会因为AI幻觉而放松对律师勤勉义务的要求。AI可以辅助写作，但作为签字提交的专业人士，仍然必须对每一个字负责。
<center>2、乘客用智能眼镜偷拍空姐</center>
近日，上海云女士在乐奇ROKID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发现有用户使用该品牌眼镜在登机时拍摄“春秋航空”空姐并公开发布，引发公众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记者调查发现，该品牌APP社区内存在大量偷拍路人视频。而在购物平台上有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拍摄指示灯的“遮光贴”，销量高达5000+。记者实测表明，贴上遮光膜后录制几乎无法被察觉，提示音仅使用者本人能听见。走访多家品牌门店发现，多款智能眼镜的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首页未见隐私提醒。
对此，春秋航空与乐奇官方先后回应。4日，春秋航空工作人员回应记者关于乘客使用智能眼镜未经允许拍摄空乘，该工作人员表示未经许可的拍摄，尤其是公开在互联网上，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4日，记者致电乐奇Rokid glasses，客服回应称已经反馈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核查相关内容，如确认存在违规，将按照用户协议对相关账号进行必要处理，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强使用规范提醒。（来源：新浪财经）
<center>3、韩国查获首例AI智能眼镜考试作弊案</center>
据新华社、韩联社等报道，韩国TOEIC考试主办方近期首次确认考生利用AI智能眼镜作弊。两名考生分别在5月10日和5月31日举行的TOEIC考试中被认定违规，成绩已被取消，并被禁止未来四年参加TOEIC考试。
考试机构称，监考人员在考试开始后不久发现考生行为异常，并注意到其佩戴眼镜疑似具备智能功能。为避免影响其他考生，监考人员没有立即中断考试，而是在考试结束后通过复核程序确认作弊事实。
韩国TOEIC委员会已开始对监考人员进行专项培训，重点识别AI智能眼镜和其他新型电子设备，并加强考场电子设备管理、身份核验和考后数据分析。韩国教育部也在研究针对今年11月大学修学能力考试的更明确管理措施，可能把AI智能眼镜单独列入禁带物品清单。(来源：爱范儿)
评论：AI智能眼镜的广泛推广，正在引发更多深层法律问题。空乘被偷拍与韩国考试作弊看似是两个不同场景，实质上都指向相同现象：当AI能力被压缩进看似普通的眼镜，传统规范对“拍摄”“记录”“携带电子设备”的识别机制就会失灵。过去需要举起手机才能完成的行为，如今可能在对方毫无感知的情况下发生。这种灰色使用行为必然会涉嫌对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而如果在考试、酒店等特殊场所使用，更会引发明显的违法问题，甚至可能涉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对此，产品方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用户，而应在设计阶段就采取防侵权措施，例如设置明显且不可遮挡的录制提示灯；拍照、录像时强制发出足以被周围人员听见的提示音，且不得由用户单方关闭；在首次使用、固件更新和社区发布页面中提供规范使用教程，明确禁止偷拍、跟拍、在敏感场所录制他人等行为。此外，平台社区则应当建立专门的内容审核规则，对明显未经同意的影像进行主动识别处理和账号处罚，并对遮挡提示灯等规避行为进行封禁。最近的事件充分提示AI创业者，可穿戴AI设备要想走向主流，不能只强调轻便和隐蔽，而必须证明自己具备防止被滥用为偷拍工具、作弊工具的安全设计能力。
<center>4、欧盟：Siri AI不在欧洲上线是苹果自己的决定</center>
苹果公司当地时间6月8日宣布，全新Siri AI将随iOS 27及iPadOS 27发布，但受《数字市场法》（DMA）影响，欧盟用户届时无法在iPhone及iPad上使用该功能。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6月9日回应苹果推迟在欧洲上线Siri AI功能一事，称欧盟数字市场规则并不阻止苹果在当地推出相关功能，苹果不能因为监管要求而获得技术规则豁免。
苹果此前表示，Siri AI的部分能力不会先在欧盟推出，理由是需要确认相关功能能符合《数字市场法》要求。欧盟方面的表述则把责任重新推回苹果，强调是否上线、何时上线是公司的产品选择。（来源：爱范儿）
评论：苹果与欧盟围绕Siri AI上线的争议，本质上是大型科技平台在监管约束下的合规决策。苹果将延期归因于DMA下的隐私和安全要求，欧盟则强调规则并未禁止其上线，是否提供服务是苹果自己的商业决定。这次的争议体现出AI产品出海不是简单的语言、本地化和服务器部署问题，而是必须正面处理目标市场的竞争法、数据保护和安全责任。
对国内AI从业者而言，出海并不是不加限制地把国内产品复制到海外市场。企业在决定进入某一市场前，应当先完成目标市场的商业与合规预评估：当地用户是否存在真实需求，付费能力和渠道结构如何，主要竞争者是谁，是否存在数据本地化、算法透明度、内容安全、外资准入或行业牌照要求。欧洲市场的DMA、GDPR、人工智能法，美国市场的隐私、版权、消费者保护与州法差异，中东、东南亚市场的内容审查和数据主权要求，都可能直接改变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
因此，AI出海的合规工作不应停留在上线前补一份隐私政策，而应当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嵌入目标市场规则。企业应针对不同市场建立数据流向机制、模型能力边界、用户授权机制、内容审核标准，必要时还要选择本地服务器、本地客服和本地法律顾问。苹果尚且会因为监管不确定性选择推迟功能上线，中小AI企业更不能抱着“先上线、后整改”的侥幸心理。出海的第一课不是讲好技术故事，而是先想清楚在哪个市场、以什么合规成本、用什么产品形态进入。
<center>5、国家安全部提示「AI中转站」数据风险</center>
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提醒警惕「AI中转站」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相关风险主要来自用户通过第三方中转服务访问大模型时，把账号凭据、业务数据、个人隐私或内部文件暴露给非官方服务。
提示指出，一些中转服务会以低价、免注册或聚合多模型为卖点，但服务方可能记录用户输入内容、保存API Key，甚至把敏感信息用于二次训练、转售或钓鱼攻击。
评论：所谓AI中转站，本质上是介于用户与官方大模型服务之间的一层代理平台。它通常把OpenAI、Anthropic、Google、通义等模型的API整合到同一个界面中，再向用户售卖套餐或调用服务。用户可以不用分别注册多个海外或国内模型账号，也不用处理复杂支付和接口配置，就能以较低价格调用多个模型。
在中转站业务中，存在多种灰色盈利模式。第一种是价差模式，即平台以批量采购、企业额度或区域价格差获得较低调用成本，再以略高价格转售给用户。第二种是额度池模式，把多个用户的请求混合路由到不同模型或不同账号，靠超售、限速和峰谷调度赚取差价。第三种是替代履约模式，即用户以为自己调用的是高端模型，平台实际用低配模型或压缩参数的服务替代，以模型缩水换取利润。更灰色的做法还包括绕过官方地区限制、复用盗来的API Key、提供未经授权的反向代理等。
因为前述盈利模式，中转站的法律风险也非常集中。首先是合同和不正当竞争风险，未经官方授权转售API、绕过访问限制或冒充官方模型，可能违反模型厂商服务条款，甚至构成不正当竞争。其次是消费者权益风险，若平台宣传可调用某旗舰模型，实际却降级服务，就可能构成虚假宣传及违约。再次是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风险，用户输入的代码、合同、资料和个人隐私都会先经过中转站服务器，平台如果倒卖或泄露这些数据，责任会非常严重。
本次国家安全部特别提示是数据出境风险。实践中，部分中转站为了接入境外模型，会将用户输入直接转发至境外服务器，却没有履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或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合规程序。如果用户输入内容涉及企业核心技术、未公开经营数据、重要行业信息，甚至国家秘密，风险就不再只是普通隐私泄露。对企业和专业机构而言，使用AI中转站看似省钱，实际上是在把数据、业务信息交给一个身份不明的中间人。我们建议对企业而言，除非能够确认其资质和安全能力，否则不应把任何敏感信息交给此类服务，避免因小失大。

美国法院现AI左右互搏，律师被取消代理资格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45486a35ac4c1eaaaa6b9e6578205672" lawregutiao="">《商业秘密保护规定》</a>于2026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规定旨在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当前网络新兴产业兴盛，商业秘密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要素，对其保护重视度不断提升。
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关于玩家对游戏软件包非法“解包”并对外披露保密内容的涉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案件，该案依法明确了游戏用户正常使用、信息交流与经营者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边界。
<center>基本案情 </center>
原告甲公司是某游戏开发商、运营商。被告陈某通过解包手段获取游戏未公开的49个新车情报视频、21个新地图情报视频、132个活动情报视频、57个新车大招情报视频和32个其他情报视频。甲公司主张上述视频都属于其未公开的经营信息，陈某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九条，侵害其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陈某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center>争议焦点 </center>
陈某对公开发布的游戏软件包进行非法“解包”，并对外公开软件包中的信息，是否侵害甲公司商业秘密。
<center>裁判结果</center>
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
被告陈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甲公司10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center>裁判理由</center>
本案中，案涉游戏新车、新地图、活动内容、新车技能等未公开资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第九条第四款规定，判断甲公司主张的291个游戏视频情报是否构成商业秘密，需审查是否属于经营信息、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有无商业价值及是否采取保密措施。其一，案涉信息是否属于经营信息。本案游戏相关情报，是游戏企业研发运营中的核心创意与商业信息，与市场竞争紧密相关，符合经营信息属性。其二，案涉信息是否为公众所知悉。本案中，甲公司官方发布信息时间晚于陈某“爆料”时间，侵权发生时信息未进入公众领域，相关人员无法从公开渠道轻易获取，处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状态。其三，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游戏产业中部分未公开资讯是维系用户黏性等核心资源，案涉信息蕴含商业价值与市场机会，具有商业价值。其四，采取保密措施。甲公司通过用户协议约定保密义务，已经建立防泄露屏障；案涉信息以电子数据存于游戏包体，经加密打包，处于公司控制管理范围。可见，公司已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综上，案涉游戏信息构成商业秘密。
关于陈某是否侵害商业秘密的问题。首先，陈某既非甲公司员工又未与甲公司存在任何合作关系，没有正当渠道获得游戏未公开信息。甲公司主张其违反游戏用户协议，通过解包的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具有较大可能。其次，陈某的短视频账号名称为“X游戏.爆料”，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发布近300个视频均为届时游戏未公开情报，主观上存在披露保密信息的故意。综上认定，陈某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以及披露甲公司未公开游戏信息的行为，侵犯了甲公司的商业秘密。
<center>法官说法</center>
01、游戏公司“不能说的秘密”，法律怎么保护？
根据<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72c99125809a8e6c9772d5534fec9b85" lawregutiao="">《反不正当竞争法》</a>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游戏公司的商业秘密主要分为两大类：技术信息，如引擎代码、核心算法等；经营信息，如未公开的角色皮肤、地图设计、营销排期等。构成商业秘密必须同时满足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三个条件。
02、“我就是个玩家，也会侵权吗？”——有可能！
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内鬼”员工才会泄露商业秘密。其实，保密责任不仅可能来源于合同义务，也可能来源于法律规定。无论是员工还是普通用户，如明知或应知相关信息系未经许可获取、披露的商业秘密，仍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使用，均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3、“解包”不等于“反向工程”
有玩家认为，玩家对正当获取的游戏软件包内容的处理具有一定自主空间，对游戏包中内容自行“解包”可以参照“反向工程”规定而免责。对此，一方面，<a class="lawregu_link" lawregu-detail lawreguid="fa0c34b240652f5241edc9b13f2848cd" lawregutiao="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a>明确反向工程适用于技术信息，经营信息不在此范围；另一方面，反向工程要求来源合法、过程正当，不得破坏权利人的合法保密措施。对公开客户端进行个人研究并不当然构成侵权，但若绕过加密、保密措施获取未公开经营信息并对外披露，则可能超出合法使用边界。如采取破解、绕过加密等方式获取未公开信息，通常难以符合反向工程免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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