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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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
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
一、引言 借款到期未能偿还,究竟是民事违约还是刑事诈骗?这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争议焦点。两者的界限,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法直接证明,必须通过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何避免将民事债务纠纷错误升格为刑事犯罪,又确保真正的诈骗行为得到应有追究,考验着司法机关的裁判智慧。 2020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肖某诈骗罪无罪。该案从有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
合川法院官方微信推出“‘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栏目,讲述身边一件件“小案”,传递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让法治精神融入百姓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 近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金属资源回收诈骗案件,5名被告人通过在称重设备上安装作弊设备,操控称重重量显示,骗取被害单位财物,被判处刑罚。 案情回顾 2023年11月,陈某某与某电梯部件公司签订废料收购合同。后钢铁废料行情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
摘 要 职务侵占罪中“据为己有”的认定,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核心要件。司法实践中,存在将“据为己有”扩大解释为“据为他人所有”或“使他人占有”的倾向,模糊了其与挪用资金罪、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等民事不法行为的界限,尤其在涉及公司股东财产转移的案件中,民刑交叉问题尤为突出。本文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主张对“据为己有”进行严格的文义解释,即行为人必须将本单位财物非法转移至自己或自己能够实质性控制、支配
前言 失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因非自愿原因中断就业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帮助其渡过失业期间的经济困难。领取失业保险金应当严格遵守法定条件,领取期间重新就业的,应当主动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停止领取。实践中,部分失业人员因对法律规定认识不足或心存侥幸,在重新就业后继续领取失业金,殊不知该行为可能已触及刑律。 1 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条件与停发规则 根据的规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中联全国刑专委2025年度经典刑事控告案例 一、案情介绍 某设备有限公司系业内知名实验室设备公司,业务项目遍布全国多地,公司对多个异地项目采取“项目分红式”自主管理模式,即:将项目利润的30%作为奖金分配到项目成员,将包括项目材料采购在内的各类事项交由项目负责人决定。相关采购资金支出,形式上报公司批准,公司不进行实质审核。 A系公司多个项目的负责人,自2019年6月以来主要负责公司在西部某地实验室
引言:跨境电信诈骗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跨国化、组织化、技术化的特点。诸多不法分子利用境外执法难度大、跨境取证复杂等特点,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设立诈骗窝点,并通过高薪招聘、虚假劳务输出等方式诱骗中国公民参与犯罪活动。 李某是一例涉嫌跨境电信诈骗案的典型“受害者”——他原本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出国工作,却不幸“陷入”诈骗集团窝点,并被“胁迫”从事针对美国公民的网

笔者在2025年下半年执业时,遇某侦控机关将涉商标类纠纷当作职务侵占案件查处,办案部门认为商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公权力部门虽于2026年上半年主动对当事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纠偏,仍引发热议。 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等亟待探讨。 一、中的“本单位财物”若包含“商标”,将导致以为依托的公权侵犯以为基础的私权 (一)“本单位财物”的价值应当具有“确定性”,公权力部门可对其进行价格认定 职务侵占罪被纳入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表现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将“私人财产”定义为: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和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等。 因此,“本单位财物”是指货币、能换算为货币的生产、生活资料、合法财产等。 除货币外,上述其他财产须具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即能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等法律、《价格认定规定》等部门规章无偿作出价格认定结论,该结论在刑事诉讼中作书证使用,成为职务侵占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 行为人在“主客观相一致”前提下,获取不具有市场价值的物品的行为不在的评价范围内。 (二)“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社会机构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 将“商标”定义为: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后成为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商标必须依附在商品上,由商标权利人通过排他性使用(如出售、租赁等)才有可能带来经济利益。 上述商标权益实质具有“不确定性”:商品信誉差、市场环境恶劣、运营者运营水平低下等,完全会给商标带来负面经济效益,商标甚至面临被注销;反之则结果相反。 由于商标权益的“不确定性”,公权力部门不对其进行价格管理或评定,完全交由市场调节。 根据等法律、《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等部门规章、《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等行业规范的相关规定,商标权益属无形资产,民营评估机构可对其资产价值有偿进行评定、估算,评估报告不具有司法强制力,多用于平等商事主体进行商业交易或其它商业行为时的参考。 (三)“价格认定”多用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公权领域,“资产评估”多用于民商事诉讼及仲裁等私权领域 前者是司法行政机关依据等规定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价格认定职能,具有公共及公益属性,起到指引作用。 后者是社会中介机构对平等民商事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涉及的资产的价值进行大概的估算,具有私密性,仅对交易双方有参考作用,无普遍约束力。 综上,若中的“本单位财物”包含商标,将导致我国两套价值评定体系互相冲突。 二、商标权属于知识产权,设专门章节及条款予以保护,若其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将有违立法本意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前三条(第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一十五条)为涉商标类罪名,即“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包括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十余个传统侵财类罪名,并未涉及商标。 从立法体系和立法目的看,将涉商标类罪名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侵犯财产罪”,表明立法者认为“商标权益”并非传统的“公私财物”;强调保护商标专用权与信誉度,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主要保护“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 三、侵犯商标权益的犯罪行为与侵犯财产权的职务侵占行为有所区别,行为人难以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非法占有商标 汽车、房屋等财产属于有形资产,出售或赠予方开具发票或获取赠予证明,公权力部门作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出具产权证书,出资或受赠予方对财产享有所有权等物权;职务侵占的行为人通过“非法占有财物”的方式侵犯公司对财物的所有权,行为人占有即所有。 商标权系无形资产,属于知识产权的一种,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商标注册、转让、使用许可备案、注销等程序制定相关指引,基本流程均是民事主体申请、商标局登记备案并在官网公布;该种权益实质为使用权,通过官方登记备案、对外公布,因此行为人无法通过非法占有商品的方式来非法占有印在该商品上的商标;侵犯商标权的犯罪行为主要体现在“制假、售假”等方面,破坏的是国家对商标的正常管理秩序、权利人对商标的排他性使用权益。 四、如何评价私自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 根据官方指引,公司转让其名下商标,申请人须是该公司,行为人以伪造公司印章及法人签章的方式向商标局申请转让公司名下商标并获通过的,应当以伪造公司印章等案由追究其行政或刑事责任(若伪造印章后又实施其它违法犯罪的,按牵连行为从一重处罚或数行为并罚)。 公司员工通过掌管公司公章及法人章等便利,将公司名下商标通过申请转让至自己或关联公司名下,若并非权利人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人有权在商标局变更登记的公示期限内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或向法院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撤销该转让或登记行为。按“罪刑法定原则”,此种违背权利人意愿单纯转让公司名下商标的行为通常不认为构成犯罪,多以违反公司章程、从事关联交易、侵害公司权益、商标局监管不当等事由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或主管部门行政责任。但行为人转让商标后,又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其它本应属于公司的财产性利益的,有可能因后续行为构成职务侵占或其他违法犯罪。 五、法律人须熟悉跨界知识,避免机械司法 2025年11月召开的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审判人员须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判断结合起来,把遵循法度、顺应常理、合乎常情融合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考量,避免机械理解与适用法律”。 笔者办理的甲某某转让商标进行商业自救被错认为职务侵占案的案例表明,侦控辩审等法律人须充分熟悉涉案商标所处行业的商业运行规律,明晰商标注册、转让的基本规则,了解商标价值评估的行情及水分,知晓疫情对行业的具体负面影响,才能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待行为人转让商标的行为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与常情常理,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判断涉案商标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上海虹口区某购物中心的一名财务经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多发”了780余万元工资,公司直到2025年初开展年终考核时才察觉异常。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被其充值进直播平台用于打赏主播。2026年4月,虹口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来源:上观新闻《财务经理一年给自己多发780万工资,大部分用来打赏网络主播》) 01 是职务侵占还是盗窃?关键看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 同样的“拿钱”行为,定性不同,法律后果可能大相径庭。对此,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业务部部长王永阳律师进行了专业分析。 第一,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区分两罪的核心。 王永阳律师指出,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行为人是公司员工,并且岗位职责本身包含财务管理、资金审批或转账权限,其通过多发工资、虚构支出等方式将单位财物据为己有的,通常构成职务侵占罪。反之,如果行为人并非公司员工,或者虽在公司任职但不具备财务职权,只是利用工作便利接触财物后秘密窃取,则更倾向于盗窃罪。 第二,本案符合职务侵占罪的典型特征。 王永阳律师分析,本案中,陈某作为公司财务经理,掌握公司U盾,具有从公司账户流转资金的权限,其正是利用这一岗位赋予的职务便利,绕过领导签字、自行操作转账,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因此,其行为并非单纯“偷钱”,而是将基于职务所形成的支配地位转化为非法占有,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时隔一年才发现,不影响刑事追诉与追赃。 王永阳律师强调,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法定最高刑更高的,追诉时效相应更长。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本案显然远未超过追诉时效。公司一年后发现,既不影响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也不影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依法裁判,更不意味着被害单位丧失追赃权利。 第四,刑事报案通常是更优的维权路径。 王永阳律师建议,公司在发现类似侵占行为后,应优先考虑刑事报案。一方面,员工行为已涉嫌犯罪,通过刑事程序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刑事程序中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以及判决后的追缴、退赔,往往比单纯民事诉讼更有利于实现追赃挽损。 02 不同主体,该如何应对与防范?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也暴露出企业在财务内控上的明显漏洞。不同立场的主体,应对思路各有侧重。 1.如果你是受害企业: 发现异常后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包括银行流水、工资发放记录、审批单据、财务系统操作日志等,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后可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开展追赃工作,同时审视内部审批流程,补齐管理短板。 2.如果你是企业员工: 财务岗位直接接触公司资金,更应严守职业底线。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司资金,即使短期内未被发现,也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一旦案发,不仅面临刑事处罚,违法所得还将被追缴,且并处罚金,个人信用、职业生涯及家庭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3.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 本案再次说明,财务权限过度集中是重大风险源。应建立分级授权审批机制,做到不相容岗位分离;定期开展资产盘点与内部审计,确保账实相符;完善员工入职背景调查和离职审计;同时加强合规培训,把“不能碰的红线”落到日常制度中。 03 写在最后 一桩“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案件,看似荒诞,却直指企业内控的薄弱环节。当一个人既能制单、又能审批、且能转账,制度上的“一个人说了算”就会演变成现实中的“一个人说了算”。法院的判决传递了明确信号:无论侵占手段如何隐蔽、发现时间早晚,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追究。对企业而言,与其在案发后追悔莫及,不如把防线建在流程里、把监督嵌入权限中。 相关法条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贪污罪】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八十七条【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七十六条〔职务侵占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引言 借款到期未能偿还,究竟是民事违约还是刑事诈骗?这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争议焦点。两者的界限,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无法直接证明,必须通过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何避免将民事债务纠纷错误升格为刑事犯罪,又确保真正的诈骗行为得到应有追究,考验着司法机关的裁判智慧。 2020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肖某诈骗罪无罪。该案从有期徒刑十二年到无罪释放的戏剧性转折,为借款类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裁判样本,并被确定为河北法院第一批参阅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亦将该案作为涉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文以该案为切入点,结合相关司法实践,探讨借款类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 二、肖某案的基本事实与裁判要旨 (一)案情回顾 肖某系某餐饮公司董事长。2014年12月,肖某以公司上新项目需要资金为由,向张某军借款300万元,期限1个月,利息20%。肖某收到款项后,将其中265.5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其他债务,34.5万元自留使用。 借款到期后,肖某未能按期还款。2015年7月,法院就双方民间借贷纠纷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肖某偿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执行过程中,肖某名下财产被强制执行33万余元。2016年,张某军以肖某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肖某两次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决生效后,肖某之母提出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20年10月改判肖某无罪。 再审过程中,法院查明肖某曾于2015年5月与张某军签订书面协议,将其在某公司的全部出资88.2万元转让给张某军用于抵债。 (二)裁判要旨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确立了如下裁判规则:对于借款到期未还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结合借款人主体身份是否真实、借款去向、有无还款能力、有无实际还款行为以及还款态度是否积极等事实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具体而言:行为人虽有虚构借款理由等欺骗行为,但其系以真实身份借款,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的事实不清,且行为人借款后未携款潜逃,客观上具有还款行为的,一般不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该案例还明确树立了证据不足不能定罪、刑事审判应当保持谦抑的基本理念。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 (一)法律依据 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二)综合认定因素 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需要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第一,借款理由的真实性与虚构程度。 借款人是否虚构了借款理由,虚构的事实是否属于决定出借人是否出借款项的关键因素。民事欺诈往往是个别事实或局部事实的欺骗,而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全部事实的欺骗。肖某案中,肖某虽虚构了“上新项目”的借款理由,但该虚构并非决定张某军出借款项的全部依据——双方系通过培训班结识,存在一定信任基础。 第二,借款时的资产状况与还款能力。 行为人在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是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肖某案中,侦查机关既未对公司的市值进行审计,也未对肖某的资产总体情况进行审计,其在借款时是否具有履约能力的事实不清。这一事实不清直接影响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第三,借款的实际去向与用途。 借款是否被用于约定的用途,是否被挥霍、转移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肖某将大部分借款用于偿还公司其他债务,性质上属于“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周转,与个人挥霍存在本质区别。 第四,借款后的行为表现。 行为人是否携款潜逃、是否变更联系方式、是否积极协商还款。肖某借款后未携款潜逃,仍从事经营活动,且客观上实施了转让股权等还款行为。 第五,事后的还款态度与实际还款行为。 行为人是否有积极还款的意愿和行为,是否配合债权人追偿。肖某不仅通过民事判决被强制执行了33万余元,还主动将公司出资88.2万元转让给张某军。 (三)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因为借款用途存在虚假,就直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民事欺诈可以分为民事违约的欺诈和民事侵权的欺诈,刑事欺诈则可以分为虚假陈述的欺诈犯罪和非法占有的刑事诈骗。对于借款类案件而言,关键在于:行为人借款时是否具有真实的还款意愿。如果行为人确有还款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按期还款,则属于民事纠纷范畴。 四、其他典型案例的印证 肖某案的裁判逻辑并非孤例。在司法实践中,多起类似案件均体现了相同的认定思路。 范某、赵某甲诈骗案【】 。 被告人赵某甲以“土地流转资金不足”等事由向校友借款,后被控诈骗罪。法院认为,赵某甲借款时具有正当职业和稳定收入,所借款项主要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不等同于个人挥霍;赵某甲未隐匿行踪,未能还款系因身患肝癌这一重大客观原因。综合来看,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证据不足。 冯某诈骗案【】 。 被告人冯某以工程需要资金为由借款,后被控诈骗罪。二审法院查明,冯某确曾参与相关工程建设并享有未结算债权,其借款动机存在现实基础;其名下有房产,案发后收到工程款,表明其具有一定的资产与债权;借款后积极参与民事诉讼并履行判决,不存在逃避行为。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其借款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李某诈骗案【】 。 李某被控虚构业务诈骗财物。二审法院查明,李某在收款后与被害人签订了借条并约定了还款期限,该行为表明其对债权的确认;款项被用于公司经营支出,而非个人挥霍;案发时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尚未届至,且李某名下拥有房产,具备清偿能力。法院认为,在双方已通过借条将关系转化为民事借贷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诈骗犯罪。 上述案例的共同特点在于:行为人虽有不同程度的欺骗行为,但均具备真实身份借款、未携款潜逃、有一定还款能力或还款行为等客观事实,法院据此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 五、实务启示 (一)对司法机关的启示 第一,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不能仅凭借款未能偿还的结果就倒推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综合考量借款时的资产状况、借款用途、事后行为等全案事实。 第二,落实疑罪从无原则。 对于行为人借款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等关键事实,若经侦查仍无法查清,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肖某案中,侦查机关未对资产状况进行审计,导致核心事实不清,成为改判无罪的重要理由。 第三,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 对于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债务纠纷,不应轻易启动刑事程序。刑事手段应当是最后的救济途径,而非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方式。 (二)对当事人的启示 第一,如实披露财务状况,避免夸大借款理由。 借款时应当真实说明资金用途和还款来源,避免因虚构事实而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二,保留资产证明,以备证明还款能力。 在面临刑事追诉时,及时委托专业机构对资产状况进行审计,证明借款时具备还款能力,是阻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有效方式。 第三,积极沟通、主动还款、切勿失联。 一旦出现还款困难,应主动与债权人沟通协商,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切勿采取变更联系方式、转移资产、潜逃等方式逃避债务。 第四,善用民事程序先行解决纠纷。 在借贷纠纷中,应优先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若民事判决已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并进入执行程序,再将该笔借款认定为诈骗,需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达到更高的证明标准。 六、结语 肖某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从有期徒刑十二年到无罪释放,生动诠释了刑法谦抑原则的实践意义。该案的裁判规则清晰地表明:借款类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量借款理由的真实性、借款时的还款能力、借款的实际用途、借款后的行为表现等全案事实,不能仅因借款人虚构了借款理由或借款后未能全额还款,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民间借贷日益频繁的今天,这一裁判规则对于统一司法尺度、防止刑事手段不当介入经济纠纷、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法律实务工作者而言,准确把握这些认定标准,既有助于在类似案件中精准适用法律,也有助于在诉讼中构建更具说服力的论证逻辑。
关键词:电商黑灰产、刑事控告、诈骗罪、证据链构建、治安转刑事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某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监测到其在中国境内经营的著名产品出现网络舆情,反映其产品在电商渠道存在“被调包销售”的情况。公司立即启动内部调查,发现该事件并非偶发的产品质量纠纷,而是疑似存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经律师团队介入、公安机关初步核查,一个以王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长期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账号,反复下单购买该品牌产品,收货后均以“买错”、“不想要”等理由申请退货,在退货过程中将正品调包为廉价替代物,以此骗取商户退款或平台赔付。 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高度重视,系统梳理了公司现有证据,协助公司补充了其他关键证据向公安机关递交刑事控告材料。递交当日,公安机关决定受理案件,并初步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后律师团队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更多被害商户和消费者浮出水面,案件取得关键进展,已由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公安机关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进一步侦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住处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电子设备等。 二、 案件核心难点 本案虽案情脉络相对清晰,但在刑事控告初期及证据固定层面,仍面临若干新型网络犯罪特有的难点,这些难点也是当前打击类似电商领域侵财犯罪的普遍障碍: (一)犯罪行为隐蔽于网络之中,事实查明难。与传统线下诈骗不同,本案犯罪行为完全依托电商平台发生,涉及“线上购买,线下收货,调包,线上申请退货,物流退回”多个环节,需要收集调取的证据分布于平台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系统、即时通讯软件等不同载体。律师团队协助企业监察人员在多个网商平台调取相应的交易数据、奔赴多个省市调取商户的相关的资料、调取物流地点的监控视频等,发现犯罪嫌疑人使用非实名注册的网络账号进行交易,其真实身份、主观故意及完整的犯罪链条隐匿于海量电子数据之后,单点证据难以直接、充分证明其诈骗犯罪的整体故意与行为模式。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民事权利交织,主观认定难。犯罪嫌疑人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合法消费者权利为掩护,其退货理由(如“买错”)在形式上具备合理性。如何穿透表面的“消费纠纷”或“瑕疵退货”,证明其“调包”行为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非简单的商品争议,是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关键。这需要证据能够形成闭合逻辑,证明其购买行为本身不具有真实消费意图,退货是预先策划的非法获利环节。 (三)商户及消费者过于分散,客观取证难。一是在控告初期,由于部分直接证据尚待通过侦查手段调取,已查明的单笔或单个商户涉案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公安机关采取了审慎态度,认为尚不足以立为刑事案件。二是商户和消费者散布全国各地,部分商户考虑到时间精力等因素难以配合调查,在未查到调包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是考验刑事控告律师专业性的关键所在。 三、 办案过程 针对上述难点,律师团队并未被动等待侦查结果,而是主导进行了一场由果溯因、由外及内的证据挖掘与法律论证工作,为公安机关的立案与侦查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扎实基础。 首先,实施“全链条证据整合”固强证据链。律师指导并协助该公司,以已发现的异常退货订单为原点,向前追溯购买账号的历史订单、收货地址、支付方式,向后追踪退货物流轨迹、退款流向、调包商品鉴定情况。通过整合电商平台后台数据、物流公司单据、商户端沟通记录,如退货申请理由、聊天记录等以及对被调包面粉的同一性鉴定,将看似独立的“点状”异常事件,串联成清晰的“线性”行为。这一证据链条强有力地指向了行为的有组织性与预谋性,而非随机消费纠纷。 其次,紧扣“资金回流与实物处置”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为证明嫌疑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律师着重挖掘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资金流向。分析嫌疑人账户在收到退款后的资金动向,查明其是否将款项用于个人消费或套现,而非用于再次进行真实商品交易。二是被调包正品的去向。通过线索梳理,论证其获取正品奶粉后,极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销售变现。这两点结合其“只退不换”“高频操作”的行为模式,足以穿透其“消费者”外表,揭示其以退货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的真实意图,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要求。 最后,通过“以案促侦、证据反哺”的策略促使案件从治安受理递进为刑事立案。一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紧密专业沟通。强调案件行为的组织化、职业化特征,阐明其行为对电商平台交易基础诚信体系的破坏以及严重影响婴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二是保持与办案机关的密切配合。在后续工作中发现的、能够进一步佐证犯罪故意与行为模式的线索,及时整理提交给公安机关,促使公安机关继续推动案件的侦查。三是积极应对商户拒绝配合的情况。运用刑事律师的专业性,主动联系商户,以商户信誉、产品名声、受害群体等说服商户主动前往重庆配合调查,为刑事立案创造条件。 四、 案件成果 在本律师团队提供的系统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及全过程协同推动下,本案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1.成功刑事立案:重庆市公安机关已正式对王某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案件性质得以明确。 2.强制措施到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有效防止了其毁灭证据、串供或继续实施犯罪的社会危险性。 3.侦查取得突破:关键涉案电子设备已被扣押并送交鉴定,为查明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团伙、核实犯罪数额奠定了坚实基础。 4.权利救济开启:通过刑事程序的启动,为公司及其关联商户后续通过追赃挽损、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挽回经济损失打开了法律通道。 五、 经验总结 本案的成功办理,为企业在应对新型电商渠道侵权犯罪行为、通过刑事控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一)证据收集的前置化与体系化是企业维权的基石。企业需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证据固定机制。一旦发现异常线索,应立即内部联动法务、风控、电商运营等部门,按照刑事证据的标准,全面、固定地收集和保存交易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方面的原始数据。本案中,该公司前期保存的完整交易与沟通记录,为律师构建证据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二)专业控告需完成从“事实叙述”到“法律论证”的转化。控告书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律师需运用专业知识,将散乱的证据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重组和论证,清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手段、因果关系及危害后果,形成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报告。本案通过“行为模式锁定”与“非法占有目的论证”,有效说服了公安机关透过表象看清犯罪本质。 (三)善用“治安转刑事”的程序窗口,实施递进式推动策略。在公安机关不予立为刑事案件的情况下,通常维权途径是选择复议复核、检察监督等对抗手段,但对于证据链条尚需侦查手段补强的案件,接受公安机关先行作为治安案件调查,往往是更为务实的切入点。在此阶段,律师应积极配合调查,并利用此过程引导和协助公安机关触及核心证据,待关键证据取得突破后,及时推动案件性质转化,实现维权目标的升级。 (四)形成企业内控、外部律师与侦查机关的高效协同。打击此类犯罪需要三方合力。企业负责提供线索和基础证据,专业律师负责进行法律研判、证据整合、策略设计及程序沟通,侦查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调取关键证据、采取强制措施。三者角色清晰、衔接顺畅,是攻克新型、隐蔽性犯罪的关键。本案正是这一协同模式的成功体现,有效震慑了针对品牌企业的电商领域犯罪行为,维护了公平诚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
合川法院官方微信推出“‘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栏目,讲述身边一件件“小案”,传递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让法治精神融入百姓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合”你说法·小案大道理 近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金属资源回收诈骗案件,5名被告人通过在称重设备上安装作弊设备,操控称重重量显示,骗取被害单位财物,被判处刑罚。 案情回顾 2023年11月,陈某某与某电梯部件公司签订废料收购合同。后钢铁废料行情发生变化,生意亏损,陈某某便伙同刘某某密谋作案。二人安排苏某某、曾某某等人深夜翻墙进入某电梯部件公司厂区,在地磅传感器上秘密安装遥控作弊芯片。 2024年9月,该团伙开始实施诈骗。第一辆运输车正常通过,第二辆车通过遥控器减少显示重量,蒙混过关。但在第三辆车过磅时,因显示重量误差过大,引起某电梯部件公司工作人员警觉并暂扣车辆。经地磅厂家技术人员排查,传感器上的隐蔽芯片被发现,犯罪事实败露。 经查,该团伙涉案总金额达12万余元。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相互伙同,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综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 法官说法 “秤平斗满,童叟无欺”。本案中,被告人通过“遥控地磅”的隐蔽手段骗取财物,严重破坏了市场交易秩序和诚信体系。在此提醒,各市场主体应严格恪守诚信底线,切勿触碰法律红线,任何通过“小聪明”非法牟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要加强对关键计量设备的日常监管与维护,定期邀请专业机构校准检测,完善内部监控体系,从源头筑牢防范欺诈的“防火墙”。 法条链接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往期精选 文稿:孙常景 校对:袁 显 初审:黄 明 殷坤炙 终审:贾敏敏 王 萍
编者按: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犯罪研究报告(2025年度)》显示:涉企刑事犯罪数量近三年来逐年攀升,其中民营企业犯罪占比超过9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与商业模式创新,职务侵占、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税收征管等各类经济犯罪呈现出传统与新型交叉融合的特征,企业及从业者面临的刑事风险已不容忽视。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依法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在此背景下,企业及高管的刑事风险防控需求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范延伸,相关法律问题呈现出专业化、多领域交叉复合的特点。德和衡律师紧扣实务需求,聚焦四类高发罪名,结合最新司法解释与典型判例,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现将系列成果系统整合推送,旨在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厘清罪与非罪边界,在复杂市场环境中行稳致远,同时为律师同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实务参考与指引。 在商业领域,包括实体商贸、技术服务、行业居间,乃至金融等行业,销售、采购是最易产生职务侵占犯罪行为的环节。其中,虚增交易环节是较为典型的行为模式之一。准确识别该行为模式,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涉案权益维护和反舞弊治理,亦或是刑事犯罪辩护,均十分必要。 一、行为模式 1.增加本单位采购成本予以侵占。本单位工作人员利用所掌握的供应商选择权、合同、财务审批权、入库、发货权等便利条件,在本单位采购产品的过程中,故意不向同质价优的供应商采购,而是由其实际控制或者密切关联的单位以低价从供应商处采购,再加价销售给本单位,使本单位增加采购成本,该被增加的采购成本经由行为人实际控制单位最终被行为人侵占。 如案例1(笔者办理案件改编)。行为人张某身为贸易公司A公司总经理,负责本单位采购销售工作,在某产品的采购销售过程中,原本向该产品国内总代理采购,每件100元,销售情况良好。在利益的驱使下,行为人利用其所掌握的采购审批权,停止向总代采购,同时改为由其实际控制的B公司向总代以100元每件的价格采购,并以170元每件的价格向本单位销售。在该增加的环节中,总代仍直接向A公司发货,B公司并未提供任何工作,仅凭一纸合同就使本单位增加成本70元每件,共计200余万元。该200余万元后经B公司最终转入其本人账户予以侵占。 与此类似的还有案例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公布典型案例[1])。赵某某系北京某互联网公司仓储配送部资源管理组负责人,负责仓库租赁、物资采购等工作。后来公司业务扩大,需要租赁仓库,赵某某便找到朋友孙某某帮忙和北京某物流中心的供应链事业部副经理高某某沟通此事,孙某某和高某某谈好价格和面积(1.5余元/平方米,库房面积10600余平方米)。孙某某将协商结果告诉赵某某后,赵某某让孙某某先以其名下无实际经营业务的甲公司名义租下北京某物流中心的仓库,赵某某再以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名义从甲公司以1.6余元/平方米价格租下仓库,并让孙某某虚报仓库面积至11200余平方米。 本案中,北京某互联网公司本可以直接与北京某物流中心合作租赁仓库,但由于赵某某与孙某某合谋虚增交易环节,虚报面积和价格,导致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增加非必要成本100余万元,该所增加的成本即为赵某某等获取的非法利益。 2.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行为人利用其掌握的本单位销售权的便利条件,使用其实际控制或者密切关联的单位从本单位以较低的价格采购货物,再以较高的价格销售给下游客户,通过该两个交易行为将本属于本单位应得的利益作为差价予以侵占。 如在案例3[判决书[2]]中,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郭某原任某某公司1的资金交易员。2020年1月至10月,郭某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对某某公司1所持有债券进行账户间平移调整过程中,私自委托其丈夫王某(另案处理)完成相关过券交易并从中非法牟利。期间,王某根据郭某提供的交易信息,通过他人寻找做市商及第三方债券投资信托账户,以虚增交易环节及低卖高买等方式截留债券交易价差并予以侵占;郭某通过瞒报真实交易数据及做市商信息等方式,向公司隐瞒实际交易价差。经审计,郭某通过王某使用上述手段完成过券交易26笔,通过第三方账户截留交易价差金额共计6,029,725元。除支付给他人的代理费,王某获取3,314,518元,其中转入郭某账户762,166.98元。 3.“飞单”及虚构项目套取资金。以上案例中行为人均为侵占本单位部分利润,此类案件多发生在实体商贸领域。在技术服务领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行为人更易将全部经营收入或者利润予以侵占,或是纯粹为套取本单位资金而设立虚假合同。 如案例4,在(2019)沪0106刑初410号判决书中,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某波、周某、周某1、谢某忠、钱某某、吴某某、张某某、蔡某、方某、丁某某、邱某某、宗某、罗某、程某某的供述证明:某源公司事业三部项目总监陈某波、项目经理周某、周某1,以及销售员钱某某、吴某某、张某某、蔡某、方某、丁某某、邱某某、宗某、罗某、程某某,与奉某事务所法定代表人谢某忠通谋,虚增交易环节,通过篡改推介客户登记确认书等方式,将原本通过某源公司购买涉案项目楼盘的客户,“包装成”通过奉某事务所购买涉案楼盘的客户,以此获取更高比例的佣金,造成某源公司损失巨额应得佣金,所得钱款被上述人员按照比例分配。 类似行为中最为直接或者赤裸的就是省去实控公司与本单位合同环节,直接由行为人实控公司将成果拿走卖与客户,如案例5(笔者办理案件改编)。 本案中,行为人王某为技术服务公司A的技术经理,在客户B公司向其提出技术服务需求时,王某要求B公司与其实控的C公司签订合同,将服务费支付至C公司。同时,王某安排本单位工作人员开发需求技术成果,并将该成果以C公司名义提供给B公司。该技术服务费最终被王某侵占。 在案例4和案例5中,行为人主观目的是为了套取属于本单位的应得商业收入,客观行为是由其实际控制公司与客户之间达成合同关系。但是,事实上所有的技术服务工作全部由本单位人员所提供。所虚增的交易主体仅仅凭一纸合同就将行为人本单位财务收入予以侵占,行业俗称“飞单”。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行为人为了套取本单位资金而虚构整个项目,如案例6(笔者办理案件改编)。 在本案中,A公司为技术服务公司,团队负责人张某虚报项目需求,预算100万元,与其推荐的B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B公司向A公司提供技术成果,再由B公司与张某实际控制的C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内容约定为C公司向B公司提供该技术服务成果。事实上,该技术服务“成果”系张某在本单位日常工中安排自己团队工作人员编写的代码,该代码由张某以C的名义提供给B,B提供给A。B从A处获取款项后扣除税点全部转移给C。该成果并无实际价值,未在A公司实际运用,也无法运用。即在本案中,并不存在真实的商业项目,所谓的技术服务项目需求仅仅是行为人张某为了套取本单位资金予以侵占而利用职务便利所虚增。 与此类似的还有案例7[(2017)沪0106刑初56号判决书]。在该案中,人民法院查明:“隋某(已判决)系某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全国销售经理,其在2012年至案发,伙同被告人郭某,将某实际经营的某瑞金公司引进为迅达公司代理商,并在某瑞金公司未实际从事任何代理活动的情况下,将多个某达公司销售项目的代理商确定为某瑞金公司,从而套取某达公司支付的代理费”。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某伙同他人,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的方式将某达公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 虚增交易环节案件的性质甄别 1.罪与非罪的区分。在虚增交易环节类的案件中,无论是从刑事控告角度,还是辩护角度,此类案件是否应当被认定构成犯罪,需要考虑所被增加的交易环节产生的原因、目的、实际作用等因素。 一是看该环节是否为市场经营自然产生的必要选择。商事活动中,交易行为因时因势产生变化并发生财务盈亏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准确判断该交易环节的增加正常与否,要从其产生的原因、达成条件、运营实际效果等进行判断。如果是因为客观的市场供需变化、情势变更或者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所导致的自然选择,且该环节的运营合法合规,则无论盈亏,该行为应当属于企业经营的正常经营活动。反之,如果在合同履行等经营行为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在市场供需正常的情况下,由于本单位工作人员利用所掌握的职务便利,生硬的弃优而逐劣,增加毫无必要的交易环节,则该环节应当被重点关注。 二是看该环节在交易运行中的作用。如果增加的交易环节中各交易对手为使整体项目顺利推进,均公平地履行义务和分配利益,即便存在暂时的亏损,也属于经营行为。反之,如在该环节运行中,本单位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所增加的主体在该环节中不承担成本和市场经营风险,从而导致本单位财务成本增加或减少应得利益,这显然突破了基本的市场交易逻辑,则该环节应当被认定为虚增。如果该被增加的财务成本通过操作被该工作人员所侵占,则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犯罪。 在案例1中,经公安机关查实,行为人系向总代行贿,从而改变了交易形式,所增加的交易环节完全与市场行为无关,其所增加的唯一出发点即行为人为谋取本单位财产利益。在该过程中,本单位向B公司出具采购手续,总代直接向B公司发货,收货地址和收货人均为本单位。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一手托三家,随意改变交易规则,实控公司稳赚不赔,本单位利益被其随意攫取。 再如在案例3中,行为人对本单位欺瞒真实的交易对象和数据,将其实控的公司增加为对正常交易毫无必要的环节,其唯一目的是为了侵占本属于本单位的利润,其客观作用是造成了本案为财务损失,该损失由行为人所侵占,从而实现了上述目的。 2.罪名间选择的区分。在实践中,涉及罪名选择时,一般来说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产生争议是较为常见的。但是在虚增交易环节类型的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就行为人涉嫌罪名选择较为常见的争议是职务侵占罪和违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他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前款行为,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从罪状规定可见,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犯罪主体范围仅包括公司、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范围明显相比职务侵占罪犯罪主体要小的多。原因在于“营业”一般只存在于公司、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其他单位例如学校、医院、村委会等主体也会有市场交易行为,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营业。因为主体所属单位是否国有性质不同,会影响犯罪构成的认定,我们在此仅讨论非国有公司、企业董监高人员所涉行为。据实践经验,我们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人以本单位以外主体名义经营的活动是否与本单位或者本单位客户发生关联,并产生交易行为。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罪的本质[3]看,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利用对于行业的熟悉和专业技能在本单位以外从事同类营业行为,既没有使用本单位商业资源抢占本单位交易机会,也没有将本单位财务利益予以转移侵占,完全根据市场规则自负盈亏,则两罪名都难以认定。 2.行为人以其他市场主体名义从事与本公司、企业同类营业,与本单位进行关联交易,或者与本单位交易中的客户、意向客户进行交易的,则需要仔细甄别行为人在该交易行中是否抢占转移了本单位确定性的交易机会和经济利益。 如案例1中,行为人通过行贿手段致使产品总代理进行配合,单方面终止与原单位的合同关系,转而与行为人实控公司建立合同关系。行为人实控公司获取货物后由被害单位兜底接盘,稳赚不赔,不担风险,仅由于合同主体形式上的改变,使被害单位多增加200余万元的采购成本,这显然就是被害单位确定的交易机会和经济利益。 如果行为人仅是利用本单位商业资源,在本单位与客户磋商阶段,甚至在双方尚未接洽前,截取了本单位潜在交易机会,在后续的交易中,行为人使用其他市场主体与客户公平交易,自担风险,属于市场交易中的真实的经营行为。则该行为整体更宜被认定为经营同类营业行为。如在案例8(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4])中,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以侵夺商业机会方式实施职务侵占犯罪的典型案件,犯罪手段较隐蔽。本案的裁判厘清了侵夺商业机会类犯罪罪名认定的主要思路,即行为人如在侵夺商业机会后,自行承担经营风险,则存在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可能;如行为人此后不需要承担风险,则其所侵夺的系确定的商业机会利益,可构成职务侵占罪”。 再如,在案例9[(2016)浙0191刑初248号判决书]中,人民法院认为:(1)……,而赛亿公司不符合荣某公司客户的条件,因而赛亿公司与被告人陈*控制的皇尚公司之间的交易并非确定系荣某公司必得收益,故被告人陈*的皇尚公司与赛亿公司交易而获得利益的行为不属职务侵占行为,仅属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因被告人陈*尚不符合该罪主体要件,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在上述环节中,因交易对象不符合行为人所在单位相关交易条件,故其与行为人实控公司的交易行为不能认定为行为人本单位的确定的必得性收益。行为人行为仅为非法同类营业行为,但在2016年,被告人又不符合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犯罪行为主体构成要求,故不认为是犯罪。 在该同一份判决书中,关于职务侵占行为,人民法院认为:(2)被告人陈*利用其在荣某公司的职务之便,在荣某公司与客户赵氏纸厂的业务中虚增由其控制经营的皇尚公司与赵氏纸厂交易环节,让赵氏纸厂以皇尚公司的名义直接向荣某公司下单,从中获取差价,侵占荣某公司财物达53000余元,该行为属职务侵占行为,但尚未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 在本环节中,被告人陈*操纵实控公司从本单位低价购买货品,后高价卖与本单位的老客户,从中赚取差价。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抢占了本单位确定的交易机会,使本单位减少了利润收入,该被减少的利润收入即行为人赚取的经济利益,且在环节中,陈*实控的皇尚公司不承担任何风险,稳赚不赔,不是真正意义上经营行为,因此被认定为职务侵占行为,但因未达追溯标准不被认定为犯罪。 3.两罪状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不同的考虑。此处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指公司法等对公司董、监、高人员做出的关于勤勉尽职的义务性规定。虚增交易环节职务侵占行为不必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如果行为人经营同类营业行为经过本单位合规程序同意,则难以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合规的经营同类营业行为过程中通过虚假的合同、交易将本单位确定的经济利益予以侵占,同样能够认定为职务侵占行为。 4.行为人获利与本单位损失间关系。根据罪状规定,行为人所在单位如果没有因行为人行为造成损失,则两罪均不能构成。反之如果有损失,且该损失即行为人获利,则应认定职务侵占。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方面,关于致使本单位遭受损失的具体情形、认定办法和证明标准尚不明确,但是有观点认为该损失应当与同类营业的开展具有直接关系[5]。可以预见,在后续类案的办理中,本单位的损失情况将会成为罪名选择的一个重要辩点。 三、公司、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制度,预防职务犯罪的侵害 在商业领域中,职务侵占犯罪行为大量长期存在。该犯罪行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成本小,维权难。一旦因此受侵害,囿于取证困难,企业常常陷入维权无门的境地。如果在日常经营中能够完善制度,规范经营,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避免后期的损失和诉累。 01 完善企业的岗位职责制度 为了避免企业财物、财产性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在受到侵害时能有效辨析责任,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业务板块、工作分工情况,分门别类的对企业的管理层级、管理职权、工作职务等进行明确。尤其是关键岗位应当通过劳动合同、岗位职责说明、关联交易制度等文件予以细化、明示。 02 严格履行财经纪律要求 在商业贸易领域,现金流是企业的命脉。财务部门不仅自身需要建立和遵守完善的财务制度,同时还要督促财务制度在企业的全面落地。财务部门在监督业务经营方面具有特有的优势,通过合同审批、履行、变更以及资金流向变化等敏锐的发现舞弊线索。因此,公司企业的财务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的业务素质和高度的责任心。本文笔者办理的多个案件中的舞弊线索均是财务部门及时发现并上报公司及时核查审计所查实的,即便不能由财务部门全部查实,但及时发现线索,相信及时止损这一点在大部分企业是能够实现的。 03 建立和加强技术防范措施 在商贸领域,大部分工作需要在OA系统流转。根据行业特点,可以有针对性的建立技术防范措施,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或者使用有关工作软件,全程保留证据,这在商业贸易领域尤其是涉及商业秘密保护方面十分必要。 04 将廉洁从业教育工作全面化、常态化 在刑事控告和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行为主体都不具备法学专业背景,即便是具有较高学历的人群,对于职务犯罪行为的认知也极为缺失。很多人将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以及侵害商业秘密等侵害本单位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浅显的理解为行业潜规则,也有的人认为自己手段隐蔽不会被察觉或者查实,实则一旦案发,轻则丧失职业前途,重则身陷囹圄,公司企业也遭受损失。因此,公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当将廉洁从业教育摆在与经营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 四、行使刑事控告权利的注意事项 当公司、企业等市场主体通过专业的甄别研判,认为受到刑事犯罪侵害,并需要通过刑事控告方式进行维权的,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01 及时搜集、固定证据,准确研判案事件性质 商业市场主体如果能够做到上述制度完善,在经营交易活动中全程留痕,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则在对案事件的性质研判和证据固定起到重要作用。反之如果证据缺失,制度流于形式,轻则难以还原事情真实面貌,重则丧失通过刑事诉讼维权的机会。 当依据事实和证据能够确信本单位确系遭受刑事犯罪侵害,则应形成完善清晰的书面控告材料,并佐以相关证据,为下一步正式提起刑事控告做好准备。 一是要准确判断案件涉及的罪名。商业领域职务犯罪同时涉及多个罪名是十分常见的。需要判断好是同一个行为涉及多个罪名,还是确实存在多个犯罪事实共同侵害。鉴于经济犯罪的特点,更宜选择本单位通过自行工作比较容易证明的罪名进行控告。 二是确定并选择好管辖地和管辖部门。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行为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包括犯罪地、行为人的居住地等地公安机关,其中又分为犯罪行为发生地、途径地、结果发生地等。依据公安机关内部管辖分工相关规定,不同的罪名又由不同部门进行管辖。例如,职务侵占犯罪虽然是侵犯财产权利犯罪,却由经侦部门管辖;诈骗犯罪则由刑侦部门管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大部分地区由环境食品药品旅游犯罪侦查部门管辖。不同部门在工作方式方法、工作风格、侦查手段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这在案件侦查办理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要根据自身案件实际情况准确选择控告部门。 三是被害单位要吃透案件。一般来说,市场主体管理者对涉案事实的认知更为侧重于一般生活,与刑事诉讼中要证明和认定的事实并不完全相同,工作依据、工作方法对与日常生活中的逻辑和规则也不尽相同。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要长期多次向被害单位了解情况,收集证据,很多程序是要被害单位亲自履行而不能由律师所代替的。因此,被害单位负责人或者代理人需要在专业力量的帮助下对案件和证据认定规则尽量清晰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够高效的将犯罪事实向办案单位呈现清楚。 02 正式提起刑事控告 在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提起控告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端正心态。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在刑事立案之前对于来告的事实是持中立态度的,这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所决定的。当办案单位对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产生质疑甚至影响立案与否时,当事人应当心态平和、客观的向办案单位呈现相关事实和依据,依据法律和事实说服办案单位。但是如果遇到无视事实和证据,甚至违反法律规定侵害被害单位控告权利的,则应依法据理力争,或向其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以获支持。二是持之以恒。在立案后,刑事案件的办理周期并不一定比民事诉讼要短。在整个办理过程中,办案单位、司法机关可能会对案件产生不同的认识,对证据提出不同的要求,对行为人采取不同的措施,甚至对案件最终走向作出不同处理。同时,基层办案单位和司法机关人少事多,不可能像当事人一样在每个案件上花费同等精力,因此整个过程中,被害单位应当积极主动与办案单位和公诉机关沟通,协助他们尽快全面掌握案情和证据。以达最终维护权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来源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2025年5月9日发布反商业腐败十大典型案例之五。 [2]本文引用裁判文书均检索自维科先行法律信息库。 [3]张义健〔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24年第2期。 [4]杨某职务侵占案——上海法院发布依法平等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营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第六批)之二。来源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2025年3月27日。 [5]张义健〔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24年第2期。
摘 要 职务侵占罪中“据为己有”的认定,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核心要件。司法实践中,存在将“据为己有”扩大解释为“据为他人所有”或“使他人占有”的倾向,模糊了其与挪用资金罪、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等民事不法行为的界限,尤其在涉及公司股东财产转移的案件中,民刑交叉问题尤为突出。本文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主张对“据为己有”进行严格的文义解释,即行为人必须将本单位财物非法转移至自己或自己能够实质性控制、支配并终局性享有的状态,不应将“己”的外延扩大至与行为人存在关联关系但法律人格独立的第三方。通过对“财产转移关系”的类型化分析,并借助逻辑关系图,清晰界定不同情形下财产流向与刑事可罚性的边界,最终为准确认定职务侵占罪提供裁判参考。 关键词:职务侵占罪;据为己有;罪刑法定;财产转移;民刑交叉;股东侵占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的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中,“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是构成要件行为的核心表述。然而,“为己”这一看似明确的文义,在纷繁复杂的商业实践和司法裁判中,却常被做出超越其核心语义的解读。 实务中的一个突出争议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转移至其妻子、子女、朋友或由其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名下,但本人并未直接、显性地占有财物时,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部分判决倾向于认为,只要财物脱离了本单位的合法控制,进入了行为人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关系人”或“关联企业”的范畴,即实质上等同于“据为己有”。这种将“己”扩张解释为“与己有关”的立场,实质上是以行为的背信性替代了对非法占有目的的严格证明,不仅混淆了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背信行为的界限,也在公司股东处置其投资财产的案件中,不当扩大了刑法的介入范围,将本应由公司法、民事诉讼法调整的财产纠纷刑事化。 本文的立场是鲜明的:必须回归罪刑法定原则,对“据为己有”作出严格、限缩的文义解释。“己”的内涵,应严格限定于行为人本人,或在极其狭窄的例外情形下,与其构成财产混同、可以视为其个人财产延伸体的主体,而绝不能泛化为任何与行为人存在利益关联的第三人。本文将以人民法院案例库、刑事审判参考中的典型案例为样本,通过构建“财产转移关系”的逻辑模型,厘清股东职务侵占中的民刑边界,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更具操作性和法理妥当性的裁判路径。 二、“据为己有”之文义射程与司法扩张的检视 (一)文义解释:“为己”的核心在于终局性、利己性的取得 从文义上看,“据为己有”由“据”和“己有”两部分构成。“据”意指占据、把持;“己有”意指归自己所有。二者结合,完整的意思是“把原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占据并使之归自己所有”。这包含两层不可或缺的含义: 终局性取得。行为人不仅排除了原权利人的占有,更意图永久性地将财物置于自己的所有权或类似所有权地位之下,而非暂时性地使用。这是区分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关键。挪用资金罪中的“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均不具备此种终局性取得的意图。 利己性取得。财物最终的归属和利益归宿是行为人本人。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财物据为自己的财产。如果行为人将财物非法转移给他人,自己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可归属于“自己”的财产性利益,则难以认定为“为己”。 (二)司法实践中的扩张现象:从“为己”到“为他人” 然而,面对行为人将单位财物转入其亲属、情妇或由其控制的第三方公司账户的情形,一些裁判观点发展出了“实质占有说”或“利益关联说”,认为只要行为人通过转移行为使自己或与自己有关联的人或单位实际控制了财物,就等同于“据为己有”。 案例一:韩某职务侵占案 被告人韩某利用担任A公司业务经理的职务便利,通过伪造采购合同的方式,将A公司账户内的500万元资金支付至其朋友李某经营的B公司账户。后韩某将其中300万元借给李某用于B公司经营,200万元用于偿还其个人赌债。 争议焦点:资金进入B公司账户,能否认定为韩某“据为己有”? 裁判立场:法院认为,韩某利用职务便利,虚构合同骗取公司资金,虽款项进入B公司账户,但其对该资金有实际控制权,并部分用于清偿个人债务,整体上应认定为非法占为己有,构成职务侵占罪。 简评:该案中,对于300万元借给李某使用的部分,韩某并未终局性取得,而是形成了对B公司的债权。这部分行为的实质是挪用单位资金归他人使用,符合挪用资金罪的“借贷给他人”的特征。法院将全部500万元笼统认定为侵占,实质上是扩张了“为己”的外延,将“为己控制并支配”等同于“据为己有”,模糊了非法占有与非法使用的界限。 案例二:王某职务侵占案 被告人王某系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其未经股东会决议,私自将公司一块价值巨大的土地使用权,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给自己的儿子张某,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张某尚未支付任何对价。 争议焦点:将公司资产转移至儿子名下,自己未直接占有,是否构成“据为己有”? 裁判立场:法院认定王某构成职务侵占罪。裁判理由主要强调,王某利用职务之便,无偿将公司资产转移给其子,使公司丧失对资产的控制,其行为实质上是将公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至于其本人是否直接占有,不影响犯罪构成。其子张某的作用只是王某实现非法占有目的的“工具”。 简评:此案的逻辑是典型的“通过他人占有视同自己占有”。在父子等极近亲属关系中,若能够证明系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财产高度混同,此种认定具有合理性,可视为“己”的自然延伸。但此逻辑若无限推广至朋友、情人、关联企业等情形,则风险巨大。它将刑法评价的核心从“财产去向何处”(所有权归属)转变为“财产脱离公司控制”(背信行为),而后者恰恰不是职务侵占罪独有的不法内涵。 (三)扩张解释的弊病 这种扩张解释至少带来三个严重后果: 掏空挪用资金罪的适用空间。任何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资金挪给他人使用,只要行为人从中能够获得某种间接利益(如人情、商业机会、维持特定关系),都可能被评价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导致挪用资金罪被架空。 混淆民事背信与刑事侵占。公司董事、高管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将公司商业机会让与或低价转移资产给关联方,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上的背信行为,首要救济应是归入权、损害赔偿等。仅因行为人违反忠实义务并导致公司财产损失,就直接认定为刑事犯罪,是对刑法谦抑性的严重违反。 在公司纠纷中助长刑事手段滥用。在股东间纠纷中,一方股东将公司资产转移至自己或关联方名下,往往有着复杂的商业背景或历史缘由(如为冲抵个人为公司垫付的款项、股东间曾达成的不规范分红协议等)。扩张解释“据为己有”,极易使公安机关、检察院被当作解决股东间民事财产纠纷的工具,违反中央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政策精神。 三、财产转移关系模型的建构与刑法评价 为厘清不同情况下“据为己有”的认定边界,有必要对“财产从本单位流出”的路径进行类型化。我们可以构建一个“行为人—本单位—财产接收方”的三角关系模型,并以财产流向图予以展示。 模型一:典型的“据为己有”——直接占有型 关系描述: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直接将本单位财物(现金、实物等)转移至自己的完全占有和控制之下。 财产流向图: 刑法评价:这是最无争议的职务侵占罪形态。行为人直接实现了对财物的排他性支配和终局性享有,“为己”的特征明确。 模型二:扩张认定——利益输送型 关系描述: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财物转移至第三人(X)名下,行为人与X存在特定利益关系。 财产流向图: 刑法评价:这是争议的核心区。需进一步细分: X为“财产共同体”成员:如夫妻(非约定分别财产制)、作为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父母或子女。在财产高度混同的情况下,转入X名下的财产,在法律和事实上等同于行为人自己的财产,可以认定为“据为己有”。前述“王某案”即属此类合理延伸。 X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情景A:X为行为人的情人、朋友或独立生活的子女。行为人将单位资金转入X账户,供X消费、经营。此时,行为人是将财物“赠予”或“出借”给了X,其自身并未终局性取得该财物。其行为可评价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如果行为人仅是基于背信的意图,则属于民事侵权。不能因二人关系紧密,就从法律上拟制“为己”。 情景B:X为行为人实际控制的另一家公司(Y公司)。这是实践中最复杂的情形。若Y公司是行为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或具有财产混同的实质性一人公司,将A单位财物转入Y公司,可视为行为人通过“法人面纱”实现了个人占有,可认定为职务侵占。但若Y公司有多个独立股东,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将A单位财物转入Y公司,使Y公司获得不当利益,行为人本人间接持有的Y公司股权价值随之提升。 这种股权价值的提升,是间接的、附属于Y公司独立财产的,不能等同于行为人直接占有了A单位的财物。其行为本质是A单位利益被输送给了Y公司,应以民事背信行为处理,或考察是否符合挪用资金罪“归个人使用”(通过控制公司间接使用)的要件,但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则在“为己”的证明上存在断裂。 模型三:挪用与侵占的界限——循环回流型 关系描述:行为人将单位资金转出(至自己或他人),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归还。 财产流向图: 刑法评价:只要案发前有归还行为或确实能证明仅有暂时使用的意图,即使转出时未获批准,也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超过要素,而这一要素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其中“据为己有”的终局性状态是关键依据。 四、股东职务侵占的民刑交叉问题厘定 公司股东职务侵占是民刑交叉问题的高发地带,核心在于区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侵占公司独立财产的行为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普通民事纠纷。 (一)“本单位财物”的独立性是刑事保护的法益基础 现代公司法的基石是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的财产并非股东个人的财产,股东在出资后,其财产所有权已转化为股权。职务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是“本单位财物”,正是对这种独立法人财产权的刑法保护。 因此,切不可认为“公司的就是股东的”。一人公司也是独立法人,其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原则上应严格区分。只有在一人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公司沦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从而可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股东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才等同于侵占其个人财产,不构成犯罪(因为自己不能侵占自己的财产),但可能涉及损害债权人利益等问题。这一逻辑是单向的:只有在人格混同导致公司失去独立性的情况下,股东的侵占行为才可能出罪;而不能反过来,因为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就将公司的任何损失都视为股东个人的侵占所得。 (二)司法案例的类型化分析 1. 落入刑事规制的侵占行为 案例三:孙某亮职务侵占案 被告人孙某亮系某甲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在其任职期间,利用管理公司账户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公司账户内资金共计人民币800余万元转入其个人账户,用于个人购买理财产品、偿还个人债务及消费。其辩称公司只有其一名股东(实际上公司注册股东为其与其妻二人,但其妻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经营),公司就是其个人的,其使用自己公司的钱不构成犯罪。 裁判要旨: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甲有限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孙某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的财产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股东仅享有公司股权及由此派生的收益权,无权随意侵占公司的独立财产。一人公司或仅有夫妻二人为股东的公司,在未依法进行法人人格否认、且公司财产未与股东个人财产发生混同的情况下,公司财产仍属“本单位财物”,股东侵占该财产的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评析:此案为典型的股东侵占公司独立财产案。其核心价值在于明确了以下规则:其一,一人公司或“夫妻店”型公司,在未进行法人人格否认前,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其财产受刑法平等保护;其二,股东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资金转入个人账户用于个人消费,属于典型的“据为己有”——财产流向清晰,直接进入行为人本人腰包,终局性地实现了个人占有。 正是由于行为人将公司财产直接划归“己有”,而非转移给第三方独立主体,才毫无争议地落入职务侵占罪的规制范围。这从反面印证了,若财产流向并非归于行为人本人,而是归于其他独立的法律主体,则在“为己”的认定上必须保持克制。 2. 应归入民事纠纷的行为 案例四:股东自行分红案 甲乙二人为A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各占50%股份,甲担任法定代表人。A公司长期未分红。甲遂自行决定,将A公司一笔100万元的货款直接转给乙,并称“这是今年的分红”。乙予以接受。后公司经营困难,甲的行为被揭露。 财产流向分析: 民刑界分:此案不应定性为职务侵占。首先,财产并未流向甲本人,甲没有“据为己有”的行为和目的。其次,甲的行为本质是未经合法程序的违规分红,侵犯的是公司的分配自主权和公司法规定的利润分配程序,损害的是公司及其他潜在利益相关方的权益。甲的行为可能构成挪用资金罪(暂借给乙使用)或只是公司法上的违法行为,导致甲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乙而言,其接受分红如为善意,则仅负返还义务。将此类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处理,是将刑法不当嵌入公司内部治理纠纷的典型。 3. 极为复杂的“变相侵占” 案例五:钱某职务侵占案 被告人钱某系A公司董事长,其个人亦全资控股B公司。钱某利用职权,以A公司名义向B公司采购一批设备,合同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一倍。A公司将货款支付至B公司。钱某通过B公司的盈利,最终分得巨额红利。 财产流向图: 裁判路径评析:司法实践中,此类通过关联交易“利益输送”而后“间接获利”的模式,被普遍认定为职务侵占。其逻辑链条是:A公司损失的货款 → 转化为B公司的利润 → 最终通过分红等形式归于钱某个人。这实质上是通过控制一个中间实体,实现了对差价款部分“化公为私”的终局性占有。虽然链条拉长,但钱某对B公司的全额控制和财产混同的可能性,使得B公司成为了钱某获取非法利益的“导管”和“蓄水池”,可以穿透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客观上实现了对价差的最终个人所得。这是较有说服力的入罪逻辑。然而,当中间的“导管”并非一人公司,而是有其他独立利益方的复杂实体时,此逻辑链条就可能断裂,需要极其审慎地证明行为人个人最终获得了哪些确定的、具体的利益。 五、结论:回归“据为己有”的规范核心 “据为己有”是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定型性的核心,它像一把钥匙,区分着刑事犯罪与民事违法,也界分着侵占罪与挪用罪。在刑法谦抑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照耀下,对其解释必须保持克制。 第一,坚守“为己”的文义。“为己”意味着行为人本人是非法占有行为的直接和最终受益人,财物终局性地归入行为人本人的财产范围或与其财产完全混同的共同体。不能将“因他人占有而使行为人间接获利”或“行为人控制下的其他独立法人占有”的情形,简单地等同于“据为己有”。 第二,重视财产流转的客观轨迹。在判断是否成立“据为己有”时,应建立“财产流出单位→ 流经主体→ 最终归宿”的分析框架。司法证明的中心,不能仅满足于证明单位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而必须清晰地揭示一条指向行为人本人钱包的、终局性的财产流向路径。当这条路径的终端是一个法律上独立于行为人的主体时,应慎重动用刑法。 第三,厘清公司股东纠纷的民刑边界。必须严格尊重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股东违反忠实义务,通过关联交易、违规借款、私分款项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首要的评价体系是上的损害赔偿、归入权、股东代表诉讼等民事救济程序。刑法介入的门槛,应严格限定在能够证明股东(行为人)终局性地、排他性地将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从而彻底瓦解了公司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并从根本上损害了公司赖以存续的财产基础的极端情形。 综合来看,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抑制以“实质”之名行“类推”之实的冲动。将“据为己有”的“己”,牢牢限定于行为人个人或其财产混同体这一核心领域,既是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优化营商环境、防止刑事手段不当干预经济纠纷的现实需要。对于以其他复杂形式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优先运用民事、行政法律手段进行调整,保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和克制性。 参考文献: [1] 周光权.职务侵占罪客观要件争议问题研究[J].政治与法律, 2018(7): 38-48 [2] 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J]. 法商研究,2005(5): 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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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失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因非自愿原因中断就业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帮助其渡过失业期间的经济困难。领取失业保险金应当严格遵守法定条件,领取期间重新就业的,应当主动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停止领取。实践中,部分失业人员因对法律规定认识不足或心存侥幸,在重新就业后继续领取失业金,殊不知该行为可能已触及刑律。 1 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条件与停发规则 根据的规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在停发规则方面,一般情况下失业保险金会在失业人员重新就业后自动停发,但在实务中,从员工入职、办理社保登记到系统信息同步,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有时用人单位尚未及时为员工办理参保手续,有时社保系统尚未完成信息更新,这就导致失业人员可能在实际就业一段时间后,失业保险金仍继续发放。 2 案例引入 在中,陈某在实际就业期间,隐瞒其已经重新就业的事实,通过要求重新就业的用人单位暂时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方式,规避了就业部门的系统核查,使失业金持续发放了八个月之久。 一、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退赔被害单位违法所得。 对虚构失业事实、隐瞒实际就业真相的判断,应根据在案证据实质上认定被告人在申请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均不处于失业状态,而不应受制于被告人具有失业证明这一形式认定。 即便失业人员在形式上持有有效的失业证明,只要其事实上已经就业,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仍然构成诈骗犯罪,不能以系统没有停发或我有失业证为由规避刑事责任。 二、法律依据 明确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 三、数额标准与量刑 关于医保减免金额是否计入犯罪数额,法院认为,按照相关规定,医疗保险参加人在缴纳医保金的前提下可以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服务,因被告人骗取失业保险金,同时享受国家对其医保金的减免,且其实际享受了相应的医疗保险服务,因此该部分医保金也应当计入诈骗犯罪数额。行为人通过隐瞒就业事实,使国家在支付失业金的同时还代其缴纳了医保费用,双重造成了国家社保基金的损失。 3 骗取失业金的法律后果 行为人隐瞒重新就业事实骗取失业保险金,可能面临多重法律后果: 刑事责任方面,诈骗数额达到立案标准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即便骗取的失业保险金金额不高,只要超过地区规定的数额标准,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方面, 不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条件,骗取失业保险金和其他失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还;情节严重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民事责任方面, 骗取失业保险金的行为人负有退还全部违法所得的义务。法院在刑事判决或行政处罚决定中,均会责令行为人退赔被骗取的失业保险金及医保减免费等款项。 4 结语 失业保险金是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专项资金,诚实守信地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既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也是对社会法治精神的尊重与践行。
中联全国刑专委2025年度经典刑事控告案例 一、案情介绍 某设备有限公司系业内知名实验室设备公司,业务项目遍布全国多地,公司对多个异地项目采取“项目分红式”自主管理模式,即:将项目利润的30%作为奖金分配到项目成员,将包括项目材料采购在内的各类事项交由项目负责人决定。相关采购资金支出,形式上报公司批准,公司不进行实质审核。 A系公司多个项目的负责人,自2019年6月以来主要负责公司在西部某地实验室的装修项目,担任现场项目经理,主要负责工程流程、质量、成本管控等工作。 2025年4月,公司收到一名供应商的投诉信,投诉A在2022年初向其索要回扣不成后,胁迫其配合虚增合同价款,即通过“修改合同虚增合同价款,并要求供应商将加价部分金额私下返还给A”,涉及金额3万余元。鉴于A早在2024年11月就不辞而别,并与此前离职的员工合谋损害公司商誉、抢夺公司业务机会;并且公司之前在异地还有另一起控告员工职务侵占的刑事案件,相关嫌疑人迟迟未得到惩处,未退钱、也未被羁押,连续发生此类事件,给公司带来极坏的影响。公司急需通过刑事手段打击此类员工舞弊行为,净化公司风气,遂咨询律师评估刑事控告的可行性,并希望尽快立案。 二、 案件难点 职务侵占罪案件虽然公安机关立案追诉标准明确、入罪金额门槛也不高,但在公安机关“案多人少”,尤其是2025年刑事立案“口子收紧”的大背景下,小金额的职务侵占罪案件能否顺利立案、快速立案,对律师考验较大 。况且,本案还存在以下难点: 1、“铁证”不足。由于2022年5月修订的之后,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才从此前的“6万元”调减为“3万元”。委托时,公司能提供的A的犯罪证据,只有上述被投诉的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笔3万余元的金额,行为时间又刚好卡在新的立案标准前,按当时的立案标准尚不足以入罪。 2、推动经侦“初查”难。除了3万余元的铁证,公司也找了A经手的一系列采购资料,发现其负责的其他多个项目的采购金额也“畸高”,怀疑A在这些项目中同样存在“做高合同金额、套取公司资金”的行为,涉及金额200余万元,但是均无直接证据,亦无其他下游供应商配合取证。在初查期间,承办警官也表示我方提供的全是单方面证据,加之供应商和项目都在外地,警方办案成本大。相比传统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在侦办经济类刑事案件时由于担心被认为“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案件”,往往立案证据标准更高,有时甚至比照判决标准来进行刑事立案。在本案“铁证”存在硬伤的情况下,立案难度进一步加大。 3、“管辖”可能也是障碍。公司无法提供2020年至2024年主要涉案期间与A的书面劳动合同,虽然该段期间确实系公司为A支付工资、缴纳社保,但是均系通过异地公司(实控人与上海公司系同一人)执行。在本案“铁证”不足的情况下,公司总部属地的上海公安机关极易以“管辖”为由拒不受理,要求去异地公安机关刑事控告。如何选择提起控告地,也极为重要。 三、控告经过 (一)合理选择管辖机构。不同的办案单位不可避免地在办案压力、办案尺度、办案规范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本案而言,是选择上海公安,还是异地公安;是在派出所报案,还是直接去经侦报案,也可能会影响控告的成功几率。一方面,承办律师详细询问了公司沿革,了解到公司虽然规模不算大、纳税也不算多,但却是上海某区近年刚从另一个区招商引资而来。从保护营商环境看,该区有保护动力;另一方面,上海公安机关近年来持续开展护企“蓝鲸”行动,职务侵占罪控告与公安机关刑事政策相契合。此外,在向经侦部门还是派出所报案的选择上,承办律师也经过仔细评估、侧面了解,最终确定了向公司辖区派出所报案的方案。虽然最初报案材料“铁证”不足(只有3万余元),但律师梳理了其余涉嫌犯罪的证据材料,并列明建议的侦查方向,承办警官汇报分管打击所长后得到了初步肯定,这为该案后续成功立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用“侦查式”思维寻找到新的证据。本案能成功立案的最重要原因,是承办律师在发起控告后,又继续协助公司找到了新的证据。但是,证据不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下就浮现的。在提起控告的过程中,律师连续向公安机关递交了三次控告材料,通过主动寻找证据,不断夯实、更新控告材料。 通过证据比对,突出犯罪嫌疑。一方面 ,针对A在大量项目中存在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吞公司资金的嫌疑,承办律师收集公司相关采购合同,制作了《A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的违法犯罪线索清单》,并在清单中将“畸高”价格与正常价格进行详细对比,指出涉案金额可能在200余万以上;为进一步说服侦查机关,律师还提供其他工程项目中同类商品的正常价采购合同,作为比价资料,以说明A采购价格的异常性。这些比对证据虽不是直接犯罪证据,但是可让公安机关至少对案件规模、公司可能存在的损失产生感性认知,不会因“案子太小”、“金额还不够”而无初查动力。同时,承办律师还指导公司继续积极与下游供应商联系,争取寻找到新的证据突破口。 侦查式思维,进一步深挖犯罪线索。另一方面,随着证据的不断整理,承办律师对公司业务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认识到该公司本质上还是一家建筑类公司。基于承办律师所在团队以往辩护的建筑类民企行贿刑事案件,以及同期正在辩护的另一起某大型建筑公司高管涉嫌职务侵占、非公受贿、非公行贿等多罪名案,因而对建筑领域犯罪手法较为了解,该领域存在通过“业务费”、“备用金”等形式支取行贿款的现象。由此,承办律师联想“A是否也存在类似行为”,遂结合这些犯罪手法,向公司负责人进行询问,指导公司重新进行重点排查。最终,经排查果然发现A曾经申请了几笔备用金(合计40余万元)但经核实相关人员否认收受过相关资金,且有的“相关人员”根本就是虚构。因此,我们判断A极可能以虚构给他人好处费为由向公司申请费用,该40余万元大概率被A截留到了自己口袋。 此外,承办律师在与公司负责人沟通过程中还了解到,A可能还存在干私活、以及将公司购买的材料挪用到自己私接的工程上的嫌疑,遂指导公司就这方面进行重点排查。经排查,又发现某工程电线电缆材料的采购量,远超公司中标合同中约定“中标量”,也远超工程实际用量(超实际用量5倍),明显存在挪用行为,涉嫌挪用侵占货值金额10余万元。 (三)提供专业的“保姆式”控告材料,耐心与经办民警多轮沟通。如前文所述,铁证就只有3万余元;通过“虚增合同金额”方式侵占公司资金200余万元的行为,只是嫌疑;侵占10余万元电线电缆行为,虽然证据更多一些,但是也只是嫌疑,毕竟还缺“超标的材料是A挪用的”这一关键行为证据;虚报40余万“备用金”的行为最明显,但是从证据层面看,仍然没有完全闭环。 因此,如何说服经办民警、调动警方的积极性就极为重要。在控告过程中,承办律师从基础做起,撰写了专业、详尽的控告书,详细梳理证据、事实,恰当引用法律、政策,诉诸于情理;在控告书中还详细列明侦查方向,为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提供参考;同时,通过不断与经办民警沟通,做好民警的侦查助手,激发民警正义感。最终,成功推动案件得到进一步初查,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公安机关最终决定立案并将犯罪嫌疑人A网逃,不久后犯罪嫌疑人A自动投案。 四、经验总结 职务侵占犯罪的作案特征往往较为隐蔽且长期,有时存在内外勾结,有时犯罪嫌疑人利用职权胁迫交易对手为自己提供犯罪帮助,证据收集难,比如只有公司一方的单方面证据、相关知情人员不愿配合、不敢配合的情况。唯有抽丝剥茧,借助“侦查思维”、“证据意识”、“耐心沟通”代入式发现犯罪嫌疑、清晰梳理控告证据,层层推进,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引言:跨境电信诈骗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跨国化、组织化、技术化的特点。诸多不法分子利用境外执法难度大、跨境取证复杂等特点,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设立诈骗窝点,并通过高薪招聘、虚假劳务输出等方式诱骗中国公民参与犯罪活动。 李某是一例涉嫌跨境电信诈骗案的典型“受害者”——他原本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出国工作,却不幸“陷入”诈骗集团窝点,并被“胁迫”从事针对美国公民的网络诈骗活动。回国后,他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面临刑事追责的法律风险。本文将结合我国有关涉及跨境电信诈骗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涉嫌跨境电信诈骗法律风险及应对进行探讨。 一、我国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的有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我国关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规定已形成以为基础,以为专门法律,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下简称“两高一部”)发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意见为核心操作指引的严密法律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在于从严惩处,并针对跨境犯罪取证难的特点,创设了以“出境赴诈骗窝点时间”作为定罪量刑关键情节的特殊规则,同时明确了全链条打击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基础罪名与核心构成:诈骗罪 所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刑事责任追究,最终都指向规定的诈骗罪。该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和“诈骗公私财物”为核心构成要件。对于跨境电信诈骗,其“电信网络”属性通过予以明确界定,即“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实施。 (二)破解取证难题的核心规则:以“时间”替代“数额”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集团往往组织严密、窝点设在境外,导致被害人分散、电子证据易灭失、资金流向复杂,犯罪数额常常难以逐一查证。为解决这一司法实践难题,“两高一部”在2024年发布的(以下简称《2024年意见》)中确立了关键规则。根据《2024年意见》第7条,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团伙,在犯罪数额难以查证的情况下,只要“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即可直接认定为诈骗罪的“其他严重情节”,从而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将客观的“行为参与度”(出境时间)作为定罪和升档量刑的核心依据,极大地降低了对个案具体诈骗金额的证明要求,是打击此类犯罪最有力的法律武器之一。 (三)关联犯罪的全面覆盖:实行全链条打击 法律对跨境电信诈骗的规制不限于直接实施诈骗的“话务员”,而是延伸至整个犯罪产业链。 帮助行为正犯化与共犯的区分:为诈骗活动提供互联网接入、支付结算等技术支持或帮助,可能构成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根据、规定,如果提供帮助者与诈骗犯罪分子“事先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则应以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这要求司法实践中必须仔细甄别帮助者的主观明知程度和与上游犯罪的关联紧密性。 上下游犯罪一并惩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修正)》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为诈骗活动转移、隐匿犯罪所得,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根据《2024年意见》第一条规定,为招募成员而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更是重点打击对象。实践中,许多被告人均因同时触犯诈骗罪和偷越国(边)境罪而被数罪并罚。 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衔接: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帮助行为,规定了严厉的行政处罚,包括拘留、高额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同时,行为人还需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四)刑事政策的明确导向:从严与区别对待相结合 总体从严:《2024年意见》第一条强调依法从严惩处,重点打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成员。在程序上,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的适用。 宽严相济:对于主动投案、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配合追赃挽损的从犯,以及被诱骗、胁迫参与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以分化瓦解犯罪集团。司法实践中,对于被认定为从犯且具有认罪认罚等情节的被告人,法院通常予以减轻处罚【参考案例】。 (五)程序与管辖的特别规定 为适应跨境犯罪特点,司法解释对犯罪地进行了扩张解释。(2021年06月17日施行)第一条规定,除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外,用于犯罪活动的手机卡、银行卡的开立地、销售地、使用地,以及资金流转地、通讯信息到达地等,均可认定为犯罪地,这极大便利了国内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 二、涉嫌跨境电信诈骗法律风险提示 (一)入罪门槛极低的风险:对于赴境外诈骗窝点的人员而言,最大的法律风险在于,即便无法查实其具体诈骗了哪一位被害人、骗了多少钱,仅凭“累计出境30日”这一客观事实,就足以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罚。所谓“不知情”、“没骗到钱”或“业绩不好”的辩解,在《2024年意见》第七条所确立的规则下,基本不能成为出罪理由。 (二)主从犯认定不确定的风险:虽然一线“业务员”通常被认定为从犯,但并非绝对。如果行为人担任小组长、承担培训、管理职责或业绩特别突出,司法机关可能将其认定为主犯或骨干成员,从而适用更重的刑罚,且难以适用减轻处罚。 (三)退赃退赔的压力与证据风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退赃退赔紧密挂钩。在集团犯罪中,个人违法所得与集团总犯罪数额可能被捆绑评价,退赔压力巨大。同时,办案机关可能将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认定同案犯、上下游犯罪的重要证据,供述内容需极其谨慎。 三、辩护实务建议 (一)第一时间锁定“从犯”与“罪轻”情节:在侦查初期即应重点围绕行为人的具体作用、入职原因、是否受欺骗或胁迫、工作内容是否具有强制性、获利多少等情节收集固定证据,为后续争取认定为从犯奠定事实基础。同时,积极促成退赃退赔,以争取最有利的认罪认罚条件。 (二)精细审查“30日”的认定证据:对于用以认定“累计时间30日以上”的出入境记录、行程轨迹等证据,必须进行严格审查。需核实是否存在时间计算错误、是否存在因正当理由(如旅游、商务)出境而被不当计入的情形。根据《2024年意见》第七条,“有证据证实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这是重要的辩护切入点。 (三)区分“帮信罪”与诈骗共犯的辩护策略:对于提供技术、支付等帮助的涉案人员,辩护核心应在于切断其与诈骗实行犯的“共犯故意”。应着力论证双方无“事先通谋”,也未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行为具有中立性、业务性,从而争取以处罚较轻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 (四)针对管辖争议的处理:若涉及跨地区管辖,及时向办案机关提出管辖异议,依据,要求协作地公安提供完整的电子数据(如诈骗窝点的服务器记录),避免因管辖推诿导致证据灭失。 (五)争取调取被胁迫证据:根据《2024年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境外能够与外界自由联络,或被胁迫后积极主动实施犯罪的,一般不认定为胁从犯”。对此,诈骗是否被认定为胁从犯,可以从被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参与诈骗,判断其是否具备“完全丧失意志自由(如24小时监控、暴力威胁的直接证据)”。 若胁迫认定成立,根据规定,可构成胁从犯,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对此也有不少成功案例: 2024年浙江张某被诱骗至东南亚某园区,通过记录每日工作内容(含胁迫细节)并加密上传云端,回国后提交证据链,最终获判缓刑; 2025年云南李某案中,通过国际司法协助调取境外园区监控,证明其行动受24小时监控,法院采纳胁从犯意见,刑期减轻40%。 结语:法治时代下赴境外务工法律风险意识需要升级 面对跨境电诈的隐蔽化、技术化趋势,赴境外务工公民需主动提升法律认知与风险防范能力,应摒弃“一夜暴富”幻想,通过官方渠道验证境外就业信息,筑牢第一道防线。熟知相关法律规定及提高个体警惕相结合,方能有效防止类似涉嫌电信诈骗法律风险。
案 情 简 介 互联网公司城市主管吴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构使用运输车辆领取出车补贴、虚增人员领取工资的方式,侵占公司资金115万余元。近日,海淀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吴某向某互联网公司退赔七十余万元。 检方指控,被告人吴某在某互联网公司担任城市主管期间,负责电单车项目运营管理,包括招聘运维人员、管理考核运输车辆等流程。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吴某利用职务便利,伙同其管理的多名人员通过虚增车辆领取出车补贴、虚增人员领取工资的方式,侵占公司钱款115万余元。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吴某及其辩护人对检方的指控罪名和指控事实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人吴某没有职务便利,也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对检方提交出示的证据不予认可。 法院查明,2020年1月,吴某要求其下属张一(化名)寻找无业人员在公司VC系统中申请注册账户,然后由吴某审核开通账户。注册人员无须实际上班,只要每天刷脸登录打卡,每月便可领取公司发放的工资。同年5月,吴某又要求张一提供机动车行驶证信息,由吴某利用职权以电单车运输车辆名义将该信息录入公司VC系统,但并不实际参与运输工作。张一亦可每月领取公司发放的出车补贴1万元左右。吴某要求张一将上述虚报冒领款项中的七成定期转账给他,将上述款项据为己有。除张一外,吴某还通过多名其他下属以上述方式侵占公司财产。经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吴某累计侵占公司财产115万余元。案发后,另案处理人员共向被害公司退赔36万余元,其余款项尚未追回。 法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身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关于被告人吴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有权招募员工,将员工信息及相关车辆信息录入公司信息系统,并具有对人员工资、车辆补贴进行审核确认的职务便利。而公司发放车辆补贴的前提显然是该车辆实际从事了运输活动,付出了相应成本,发放人员工资的前提显然也是该人员实际向公司付出了劳动。而被告人吴某出于个人私欲,利用其上述职务便利,向公司隐瞒真相,伙同他人虚构车辆从事公司运输活动的信息以及虚构他人向公司提供劳动的事实,借以骗取公司发放的车辆补贴及员工工资。其在与他人分赃后,将所获赃款自用。其个人至今未退还分文,造成公司财产重大损失。上述行为足以反映其对公司财产的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故法院对上述无罪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吴某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 说 法 根据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本案中,吴某侵占公司财产金额115万余元,已达“数额巨大”标准。 当前,互联网经济凭借其强大的创新活力和广泛的辐射效应,已然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互联网企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企业内部员工借由互联网特有的数字特性实施犯罪行为,不仅侵蚀企业核心竞争力,导致资源错配、运营成本虚高,更可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动摇市场公平根基。因此,互联网企业内部反腐刻不容缓。企业应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一是明确人事、财务审批权限,建立考勤与薪资数据交叉核对制度,优化人事系统权限设置,将员工入职、考勤、薪资发放环节纳入多部门联合审核,切实筑牢廉洁风险防线;二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异常薪资波动、长期无工作记录的人员信息;三是定期开展员工岗位轮岗,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同时,企业员工亦需认清“吃空饷”的违法性,切莫因一时贪欲陷入犯罪泥潭。
导语 在很多在越中资企业看来,财务侵占案件最重要的一步似乎是报警立案。但在真实办案和企业处置过程中,立案只是入口,远不是结果。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往往不是企业是否已经发现异常,也不是嫌疑人是否已经被控制,而是企业能否在最初阶段迅速完成控制权接管、可疑资金识别、关键证据固化和可追回财产摸排。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企业会在已经怀疑、已经报警、甚至已经进入程序之后,仍然一步步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钱没有查清,账没有穿透,资产没有控住,口径却越来越复杂,处理成本也越来越高。表面上看,是案件“很难”;实质上,往往是嫌疑人的策略正在发挥作用——他赌的不是自己无罪,而是赌企业最终不敢把事情查到底。 一、为什么很多企业“已经发现问题”,最后还是查不清、追不回 站在企业角度,很多案件最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明明已经发现异常,为什么后面还是会陷入僵局?原因在于,财务型职务侵占与普通侵占行为最大的不同,是其作案过程往往早已与公司正常财务流程、内部审批、文件流转和历史账务深度交织。企业一旦真正展开调查,面对的就不再是一笔孤立付款,而是一个跨越数月甚至数年的资金、单据、权限与解释结构。 换句话说,企业发现问题,并不等于企业已经掌握了问题。很多时候,企业只是察觉到“这里有异常”,但并不知道异常总额有多大、资金最终去了哪里、哪些凭证是真实形成、哪些文件是事后补做、哪些账户仍可控制、哪些资产还有回收可能。若在这一阶段不能迅速切换为以金额认定、资金流向和资产落点为核心的处置思维,案件就很容易从“疑似侵占”滑入“复杂争议”。 二、嫌疑人最常吃准企业的现实顾虑 这类案件之所以棘手,不只是因为作案手法隐蔽,更因为嫌疑人通常非常清楚企业在现实层面的顾虑。 第一重顾虑,是企业未必愿意立即启动全面反舞弊调查或重做专项审计。因为一旦真正查下去,企业面对的就不是单笔异常,而往往是对过去若干年现金、合同、发票、报销、采购、供应商往来、库存、审批链条和银行流水的系统性复查。这类工作耗时长、成本高,而且很可能在追查别人的同时,把企业自己长期容忍的内控漏洞一并翻出来。 第二重顾虑,是能够真正承接法务会计、舞弊调查、资金流向还原和资产线索识别的专业机构,在越南本地本就有限。企业能信任、也能形成较规范成果的团队,往往收费不低、启动门槛较高。嫌疑人往往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知道企业未必舍得为了追一笔钱,先投入一笔并不轻松的调查成本。 第三重顾虑,是企业对本地环境和本地资源的陌生感。对中资企业而言,最常见的被动不是完全没有渠道,而是不确定哪些人可靠、哪些程序有效、哪些资源用了以后不会带来新的监管、税务或合规风险。这种不确定感,本身就会压低企业追责和追赃的决心。 第四重顾虑,是企业担心事情越查越大、越查越复杂,最终结果却未必理想。嫌疑人只要先把钱转出去、拆出去、花出去,再把一部分金额拖入“法人签字”“经理知情”“正常报销”“账务已平”等争议,企业就很容易在成本、时间、关系和不确定性之间反复犹豫。只要企业开始算“值不值得继续追”,嫌疑人的策略其实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三、很多嫌疑人真正利用的,不只是权限,而是企业的犹豫和错信 实务中,一类尤其危险的情形是:企业已经对某名财务人员形成实质怀疑,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真正切断其对信息、账册、系统、凭证、网银、印章或对外解释路径的控制,反而因为担心其离职、失联、交接断档或局面失控,继续对其安抚、迁就,甚至让其参与“后续处理”。 这恰恰是很多案件进一步恶化的关键节点。因为一旦涉嫌侵占的财务人员仍然控制账务解释口径、原始单据和电子数据,仍然可以影响企业接触到哪些材料、联系哪些审计、接入哪些中介、采用何种说法,那么企业后续所接触到的所谓“调查资源”,就未必是在帮企业查清事实,也可能是在帮其争取时间、统一口径、筛选信息、转移风险。 说得更直接一点:一个已经高度可疑、且长期掌握财务命脉的人,如果在出事之后还特别热心地替企业介绍审计、介绍律师、介绍本地关系,这本身就应当被视为重大风险信号,而不是忠诚表现。真正的问题不只是“他有没有拿钱”,而是他是否仍在控制证据、筛选信息、延缓节奏,并借“帮企业解决问题”的名义,为自己安排脱身路径。 四、案件进入程序后,嫌疑人通常如何把清楚的问题拖成复杂争议 这类案件进入公安程序后,嫌疑人的典型策略往往不是全面否认,而是选择性承认与结构性抗辩并用。其常见路径包括:只承认一小部分金额,把大部分金额拖入争议;把异常付款包装成“法人签字”“经理知情”“临时借支”“报销垫付”或“已交付公司负责人”;强调账面已经平掉、报表已经体现、审计曾经做过,试图把问题转化为内部管理失误或授权争议。 而一旦企业在前期没有做好证据保全、流水梳理和账户落点识别,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很难被迅速击穿。因为企业过去相信的是“表面手续”,而现在要面对的却是交易真实性、审批形成时间、付款依据、收款账户控制权、资金最终去向、签字真伪和替代财产线索等更深层的举证问题。嫌疑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原本看似清楚的侵占,拖成一个高成本、低确定性的复杂争议。 五、企业在案发后的几个高危误区 从律师与专项调查视角看,很多案件真正可惜的地方,不在于前期完全没有机会,而在于企业在最初阶段做错了几步。 第一,怀疑已经形成,却仍让可疑人员继续接触账册、网银、UKey、印章、凭证和系统后台。这样做看似维持了运转,实则把最关键的补救窗口让给了最不该掌控的人。 第二,仍由其主导与外部审计、律师或本地中介的对接。谁掌握信息入口,谁就可能影响调查边界。若入口本身已不可信,后续工作的独立性和方向性都会受到侵蚀。 第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有没有罪”,而不是“哪些钱先固定、哪些账户先锁、哪些资产先摸、哪些证据最容易闭合”。对企业而言,若目标是追回损失,那么处置思维必须尽快从道德愤怒转向证据与财产。 第四,过度寄希望于一句口头解释、一次内部对账或一份补做说明,试图低成本结束争议。很多案件并不是这样被“稳住”的,而是这样被拖黄的。 第五,担心彻查会牵出其他问题,于是不断降低调查强度。事实上,企业越因害怕而退缩,嫌疑人越会利用这种心理把事情推向更难处理的方向。 六、从律师角度看,企业真正该争夺的是“节奏控制权” 在这类案件中,企业最不能失去的,其实不是面子,而是节奏。谁先组织资料、谁先定义问题、谁先锁定异常资金、谁先判断哪一部分最值得优先投入资源,谁就更有可能把案件从混乱状态拉回到可处理状态。 因此,从律师角度讲,这类案件最忌讳的不是查,而是又想查、又怕查;又想追回,又舍不得建立真正的调查抓手。企业必须尽快回答几个务实问题:哪些钱可以先固定为重点可疑资金;哪些账户、设备、权限和资料必须立即接管;哪些收款方和关联主体应优先识别;哪些房产、车辆、股权、存款或第三人代持财产存在保全可能;哪一部分金额最有现实回收价值。 只有当案件目标从抽象的“把事情查清”转向具体的“先把最能闭合、最能回收的一部分抓住”,企业才可能真正摆脱被动。 七、这类案件给在越中资企业的现实提醒 这类案件最血淋淋的教训之一,就是企业往往不是在最初毫无机会,而是在发现问题之后,仍然继续相信最可疑的人、继续依赖最不该依赖的路径、继续幻想用最低成本把最复杂的问题压下去。结果不是稳住了局面,而是把最后的补救窗口也一起错过。 对在越中资企业而言,真正成熟的应对,不是等到案件进入程序后再临时找办法,而是在平时就建立一套能在异常出现后立刻启动的反舞弊应急逻辑:谁来接管网银和系统,谁来统一收集材料,谁来决定外部专业资源的选择,谁来界定案件目标,谁来同步考虑刑事报案、民事追偿和财产保全。 企业必须明白,嫌疑人最擅长的,不只是做账,而是在出事之后继续扮演“最懂情况、最能帮忙、最离不开的人”。如果企业继续吃这一套,损失往往不会停止,只会进一步扩大。 结语 很多企业在面对财务侵占案件时,最先感受到的是愤怒;但真正决定结果的,往往不是愤怒强不强,而是企业能否迅速建立事实抓手、证据抓手与财产抓手。 所以,这类案件最该提醒客户的一句话,不是“员工会不会偷钱”,而是:嫌疑人赌的不是自己无罪,而是赌企业最终会因为成本、风险和本地不确定性,不敢把事情查到底。 对企业而言,真正的止损,不是把情绪表达得足够强烈,而是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刻把案件从“人情处理”切换为“节奏管理、证据管理和资产管理”。 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第三篇将进一步讨论:一旦企业决定真正查下去,第一时间该封什么、查什么、由谁接管,以及律师、专项审计与调查团队应如何协同。
导 语 在越南经营的中资企业,最容易低估的风险之一,不是市场风险,也不是用工风险,而是内部财务控制失守后形成的职务侵占与舞弊风险。很多案件发生后,企业管理层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账一直是平的,审计也做过,报销单、付款单、合同、发票看起来都“有迹可循”,为什么最后还是能被内部人员长期转走巨额资金? 答案往往并不在于某一笔钱去了哪里,而在于企业是否长期把信任当成了制度,把熟人当成了内控,把年度审计当成了反舞弊调查,把“看上去有手续”当成了“实质上没有问题”。一旦这种错位持续多年,风险就不再表现为简单的挪用或私吞,而会演变为一个高度组织化、证据表面完整、事后极难追查的复杂侵占结构。 一、从匿名案件看,真正危险的从来不只是“拿了钱” 近期,一家在越经营多年的中资企业即遭遇典型风险:企业内部资深会计长期掌握付款、记账、报销、对账、网银及部分对外解释权,后经内部发现并进入刑事程序,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但嫌疑人仅承认其中一部分金额,对另外相当部分则以“经理知道”“法定代表人签字”“报销经过审批”“审计曾经做过”等说法予以抗辩。 这类案件最值得警惕之处,并不只是涉案人员“拿了钱”,而在于其非常清楚企业的管理习惯、决策迟疑和现实顾虑。他们往往不是一次性卷款离开,而是长期利用自己对流程、单据、权限、银行账户和老板心态的熟悉,逐步形成“资金转出—账务掩盖—文件补强—口径解释”的闭环。等企业真正察觉异常时,看到的已经不是一笔明显的盗取,而是一整套被包装成“似乎说得通”的历史操作。 也正因如此,这类案件的本质,往往不是单纯的个人贪腐,而是企业内部控制、授权机制、财务监督和合规治理长期失守后的集中爆发。 二、这类财务侵占的底层逻辑 实践中,很多企业会把这类案件理解成“员工胆子大”“道德坏”“利用信任偷钱”。这些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但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类似案件在案发前能够持续多年、案发后又往往陷入僵局。更准确地说,这类人员最狠的地方,不在于其自信自己永远不会被发现,而在于其判断企业即便发现异常,也未必敢真正把事情查到底。 他赌的,首先是企业的犹豫。很多老板在发现财务异常后,第一反应不是立即封账、封权限、固化证据,而是先想“会不会只是误会”“能不能内部处理”“是否先不要闹大”。在跨境经营场景中,这种犹豫尤其常见,因为企业担心一旦彻查,会引发员工动荡、本地合作方警觉、税务与历史瑕疵被牵连暴露。 他赌的,其次是企业的成本恐惧。真正意义上的反舞弊调查,从来不是把几笔付款单拿出来核一核那么简单,而往往意味着对若干年间的现金、往来、合同、发票、报销、采购、库存、银行流水、审批链条、系统日志和沟通记录进行系统复核。企业一旦下定决心彻查,就要面对时间、金钱、管理精力和外部资源投入的持续消耗。很多侵占人员正是吃准了这一点:知道企业追一笔钱,往往需要先花一笔不小的调查成本。 他赌的,还包括企业对越南本地环境的陌生感。中资企业在越南并非没有资源,但常常不确定哪些资源可信、哪些程序有效、哪些机构真正独立、哪些“本地关系”在帮助企业、哪些又可能让企业暴露在新的不可控风险中。这种不确定本身,就足以削弱企业追责和追赃的决心。 所以,这类案件最刺痛企业的一点在于:嫌疑人利用的从来不只是财务权限,而是企业在成本、时间、关系、本地化和不确定性面前的心理承压。 三、很多企业真正输掉的,不是法律,而是“把信任当制度” 从合规治理视角看,这类案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背景:企业内部长期存在对单一财务人员的路径依赖。所谓“老会计”“自己人”“最懂情况的人”,在不少企业里并不仅仅负责做账,而是同时掌握了账务解释权、付款执行权、资料接触权、印章或网银接触机会,甚至还影响外部审计、税务顾问或本地中介的对接方式。 一旦某一财务人员同时掌握“付款指令的接触机会、执行工具、账务处理能力、后续单据补强能力以及对外解释口径”,那么其风险等级就已经远高于普通岗位。此时企业若仍以“做了很多年”“离不开这个人”“别人都接不上”为由,继续让其处于控制链核心,实质上就是在容忍一个高危单点的存在。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很多案件中,企业在发现异常后,仍没有第一时间切断该人员对信息、账册、系统、原始凭证和对外沟通的控制,反而因为担心其离职、失联或无人交接,而继续对其安抚、迁就,甚至让其参与解释问题、介绍审计、推荐律师、联系本地中介。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稳住局面”;实质上,很可能是在让最可疑的人继续筛选企业能看到的事实、能接触到的信息和能使用的资源。 说得更直白一点:一个已经高度可疑、且长期掌握财务与内控命脉的人,如果在出事之后还特别热心地替企业推荐审计、介绍律师、安排本地关系,这本身就应当被视为重大风险信号,而不是忠诚表现。 四、为什么“有签字、有盖章、审计做过”仍然可能出大问题 很多企业管理层在案发初期都会提出类似疑问:如果付款单上有签字、合同上有盖章、报销有流程、年度还有审计,为什么还会构成职务侵占? 原因在于,形式存在并不等于实质真实。签字可能是补签、代签、夹签,盖章可能脱离真实交易背景,审批可能只是事后补流程,审计也可能只是基于被审查对象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抽样核验,而非围绕异常资金开展穿透式舞弊调查。 在反舞弊与法务会计实践中,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表面文件”,而是:交易是否真实发生,付款依据是否真实存在,收款账户是否受真实交易对手控制,付款与货物、服务、验收、入库、发票是否能够闭环,资金最终是否实际用于公司利益。若这些问题无法被证据支持,那么哪怕纸面文件看起来相对齐备,也仍然可能只是掩盖侵占的表层外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企业在案发后会陷入被动:过去依赖的是账面平衡和流程表象,如今真正进入调查阶段,需要面对的却是银行流水、网银权限、账户落点、系统日志、沟通记录、签字真伪、印章使用及替代财产线索等更深层的问题。企业如果平时没有证据留存意识,到了这个阶段,往往才发现最难的不是愤怒,而是证明。 五、把年度审计当成反舞弊调查的替代,是很多在越企业的典型误区 在越中资企业中,还有一种非常普遍但极具误导性的观念:认为“每年都做审计,所以不至于出大问题”。这一判断在财务报表意义上可能有一定安慰价值,但在舞弊识别和侵占预防层面往往并不成立。 常规年度审计的主要目标,是就财务报表在整体上是否存在重大错报发表意见,其工作方法通常以抽样、重要性判断和既有财务资料核验为基础。而职务侵占、关联输送、虚假付款、平账掩盖等问题,恰恰往往隐藏在看似零散、金额被拆分、单据可以补强、账面可以调平的日常细节之中。若审计边界由内部财务主导,审计资料亦主要来自被怀疑对象控制的范围,那么再低价、再顺手、再“配合良好”的审计,也很可能只能在既有叙事框架中完成程序,而无法识别真正的问题。 因此,企业最应警惕的,不是“审计贵”,而是把低价、熟人推荐和形式完成误当成风险已经被覆盖。真正有价值的专项工作,不是简单核账,而是围绕异常资金、审批链条、账户控制、单据真伪和资产流向,开展法务会计、舞弊调查与律师策略协同的组合工作。只有这种前置性的独立审视,才有可能在问题尚未失控前发现危险信号。 六、在越中资企业最常见的四个管理盲区 结合实务经验,至少有四类盲区需要被反复提醒。 其一,把“老员工可信”当成内控逻辑。岗位年限越长,经验越丰富,反而越需要制度化制衡,而不是赋予更高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其二,把“账平了”当成“问题解决了”。账面平衡只能说明会计处理完成,不代表资金没有被侵占,不代表交易真实,也不代表公司没有遭受实质损失。 其三,把“有流程”当成“流程有效”。若审批流中关键节点只是形式签批,或签批人长期依赖财务人员口头说明,不核验底层材料,则流程只会成为风险包装工具。 其四,把“本地熟人资源”当成“可控专业支持”。一旦调查、审计、对外协调的入口仍由涉案高风险人员控制,企业得到的很可能不是独立帮助,而是被过滤后的信息和被安排过的方向。 这些盲区看似管理习惯,实则直接决定企业在案发前能否识别风险,在案发后能否守住最后的补救窗口。 七、合规的意义,不是在出事后证明自己无辜,而是在出事前防止企业失去控制权 很多企业把合规理解为“出了事以后用来说明我们也不知情”,但真正成熟的合规体系,价值恰恰在于出事之前。它不是为了给管理层保留解释空间,而是为了确保任何一个财务岗位都无法同时掌握过多关键环节,任何一笔异常付款都能留下可追溯痕迹,任何一个内部高风险信号都能够触发及时复核。 对于在越中资企业而言,真正应当建立的并不是纸面制度堆积,而是可落地的前置防线:付款审批与执行分离,网银与UKey分离保管,财务与出纳分工明确,关键岗位轮岗与强制休假,供应商与收款账户背景核验,重大付款抽查,异常报销专项复核,财务软件日志留存,外部审计与专项核查保持独立,以及在发生重大怀疑时,由管理层或外部可信律师迅速接管节奏。 企业真正要防的,不只是某个人“拿走一笔钱”,而是其通过长期控制账、章、权、证据和解释路径,把企业对事实的控制权也一起拿走。 结 语 从表面看,职务侵占案件发生在案发那一刻;但从治理角度看,它往往早在企业开始用信任替代制度、用熟人替代独立审查、用低价替代专业判断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伏笔。 因此,本篇文章真正想提醒在越中资企业的,并不是“要对员工保持怀疑”,而是不要把企业安全寄托于个人忠诚。对跨境经营企业而言,合规不是负担,审计不是装饰,反舞弊调查更不是出事后的补救动作。它们首先是经营秩序的一部分,是企业避免被内部人拖入高成本、低确定性争议的底线配置。 一句话概括这类案件的本质:钱不是突然没的,企业的控制力,也不是在案发那天才失去的。 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第二篇将讨论:为什么很多企业即便已经发现异常、甚至已经报警,最后仍可能既没查清,也没追回。
在企业日常经营与业务拓展中,诚信是基石,合规是底线。然而,商业活动中“欺诈”与“诈骗”行为外观相似,法律性质与后果却天差地别。准确识别二者界限,是每一位业务参与者的必备技能。 本篇文章旨在厘清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区别,并提供切实可行的风险防控与应对指引,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与日常经营的职业安全。 01 核心界分: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最根本、最核心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区分一般民事违约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生命线。 民事欺诈的本质是意思表示瑕疵。行为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可能通过夸大事实、隐瞒部分瑕疵等方式,诱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促成交易、获取合同履行带来的商业利益。例如,业务员为达成销售,过度承诺了某项产品的性能参数。 刑事诈骗的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行为人在实施欺骗行为时,自始就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诚意,其一切行为均服务于非法取得并永久占有对方财产这一终极目的。例如,虚构根本不存在的工程项目,骗取合作方巨额保证金后即用于个人挥霍或逃匿。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通常综合考察资金真实用途、行为人履约能力与事后态度等因素。 简言之:民事欺诈是“想做生意但用了不当手段”;刑事诈骗是“假借生意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实”。 02 法律后果:截然不同的责任与程序 基于性质的根本不同,二者引发的法律程序与责任承担方式泾渭分明。 民事欺诈的法律后果主要围绕财产关系的恢复与补偿。受欺诈方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撤销合同。合同被撤销后,依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并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这是一种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私力救济,目标是弥补经济损失。 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则是国家公权力对犯罪行为的严厉制裁。一旦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行为人将面临、所规定的刑事处罚,包括有期徒刑、罚金乃至没收财产。对于公司而言,若成为被害人,可通过刑事报案启动追赃程序;若成为被指控方,则意味着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员将面临被追究上述刑事责任的风险。 03 风险识别与证据保全:企业的防火墙 在业务开展中,为避免纠纷、防范风险,企业各部门应树立并践行以下合规意识: 1、审慎核实交易对手:对于新客户、大额交易或创新型合作模式,务必进行必要的主体资质、信用状况及项目真实性核查。警惕任何“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的话术诱惑。 2、确保意思表示真实:所有对外承诺,特别是关于产品性能、投资回报、履约能力的表述,必须基于事实,不得虚构或隐瞒可能影响对方决策的关键信息。合同条款应清晰、完整,并妥善保留所有谈判、沟通记录(如邮件、即时通讯记录)。 3、严守资金使用纪律:公司所有经营款项必须纳入统一财务管理,确保资金流向清晰、合规,严格用于合同约定的生产经营活动。 4、全程固化业务证据:树立“证据是维权基石”的意识。从项目接洽、合同签订、付款凭证、履约过程到争议发生,每一个环节都应形成并妥善保管书面、电子或视听资料等证据。 04 权利受损时的理性应对路径 当企业可能遭遇不诚信行为时,请根据以下情形审慎选择维权路径: 若对方尚在经营,对债务予以承认但以各种理由拖延,或争议焦点在于合同履行瑕疵、质量不符等:这更倾向于民事纠纷。应首先通过正式函告等方式固定对方违约证据,并及时咨询法务部门或外聘律师,准备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主张撤销合同、返还价款或赔偿损失。 若对方在收取款项后失联、逃匿,或经查实其主体身份虚假、担保文件伪造、所谓项目根本不存在,且资金被转移或挥霍:这已高度涉嫌刑事诈骗。应立即整理全套证据材料(包括合同、转账记录、对方虚假宣传资料、沟通记录等),由公司授权人员向犯罪行为地或对方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正式报案,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结语: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隔着一道由“非法占有目的”构筑的法律红线。这道红线,关乎企业安危,关乎个人自由。希望本篇文章能帮助企业在开拓业务时,头脑更清醒,步伐更稳健。让我们共同守护公司的诚信招牌,在合规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相关法规 丨 Regulations 1.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一、先摆结论 1. “情绪价值”本身不是刑法概念,更不等于诈骗。 2. 是否构成诈骗罪,关键看“有没有虚构关键事实+非法占有目的”,而不是“收费高”“体验差”。 3. 对从业者:真实服务+透明规则=刑事安全垫;对消费者:冲动付费+情感幻想=维权高风险。 二、为什么“感觉被骗”却难立诈骗案? (一)诈骗罪的刑法标尺 要求“五步闭环”: 虚构/隐瞒→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行为人非法占有→被害人损失。 缺少任何一环,都只能归入民事欺诈或商业纠纷。 (二)陪聊平台常见的“三件套” 1. 主播身份真实(视频露脸、实名注册); 2. 明码标价、按时计费; 3. 用户充值后确实获得了“陪聊、哄睡、唱歌”等约定服务。 → 服务对价存在,平台无“虚构关键事实”,故难以认定诈骗。 (三)司法实践的态度 2023 年上海徐汇法院“某语 App”案: 主播以“刷到 30 万就线下见面”诱导充值,最终未见面。法院仍判“不构成诈骗”,理由:见面属于“情感期待”,并非合同标的,平台已提供真实语音服务。 2024 年北京海淀检例: 主播私聊阶段伪造“患重病”借款 50 万元,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以诈骗起诉。 → 区别核心:是否把“情感期待”升级为“虚构事实”并直接拿钱。 三、最容易踩雷的四大红线 1. 人设造假:盗用他人照片、虚假年龄、职业、婚姻状况。 2. 故事诈骗:编造生病、家庭变故、投资失败等理由借款。 3. 虚假承诺:承诺“线下结婚”“高额返利”诱导高额打赏。 4. 平台共谋:平台与主播分工配合,使用“话术本”统一剧本,且无真实服务。 一旦证据链闭合,刑事风险即刻触发——北京、广州已出现“虚拟恋人”话术团伙被以诈骗判 3-10 年的判例。 四、合规指引(给从业者) 1. 实名+真服务:主播身份证、人脸识别、服务留痕(录屏、聊天记录保存 30 日以上)。 2. 透明规则:在充值页面向用户明示“本服务为线上情感陪伴,不涉及任何线下承诺”。 3. 禁止私联:平台发现主播诱导“加微信私下转账”立即封禁并留存证据——既是用户保护,也是自我切割。 4. 限额+冷静期:单笔充值上限 5000 元,24 小时内可原路退款,降低“冲动型”报案概率。 五、消费提示(给“孤独患者”) 1. 把“陪聊”当电影:买票图乐可以,别把剧情当真。 2. 凡涉“借钱、投资、线下高额返利”立即拉黑并保存证据——90% 以上是真诈骗。 3. 充值前截图服务规则;产生纠纷先走平台投诉、12315 行政投诉,再到法院打民事退费,别一上来就报“诈骗”,否则可能因“报假案”被反诉名誉侵权。 六、写在最后 “情绪经济”是孤独时代的商业产物,不是原罪。 刑法的任务是守住“最后一道闸”,而不是替消费者“心疼钱包”。 让真实的服务归市场,让编造的谎言受刑罚—— 这既是对从业者的保护,也是对消费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