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预警:还钱!还钱!怎么让人还钱!
自从上一篇光大「山海志」|六招让蹭完咨询的你不被律师拉黑之后,不少律师同行拉黑了我这个专教人蹭咨询的小陆律师。然而也并没有多少朋友来找我做咨询。(没有希望大家出事的意思) 在啥好处没捞着的情况下,小陆律师毫不气馁,再接再厉,决定再为大家奉上律师行业内部绝密之讨债六步指南,让他/她/它还钱!! 不知道在看的各位有没有小心翼翼又卑卑微微地在朋友圈转发过的《借钱不还导致朋友一拍两散》、《暴力要债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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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一篇光大「山海志」|六招让蹭完咨询的你不被律师拉黑之后,不少律师同行拉黑了我这个专教人蹭咨询的小陆律师。然而也并没有多少朋友来找我做咨询。(没有希望大家出事的意思) 在啥好处没捞着的情况下,小陆律师毫不气馁,再接再厉,决定再为大家奉上律师行业内部绝密之讨债六步指南,让他/她/它还钱!! 不知道在看的各位有没有小心翼翼又卑卑微微地在朋友圈转发过的《借钱不还导致朋友一拍两散》、《暴力要债不可取》
据报道,5月7日,美国加州州长紧急事务办公室宣布,加州向比亚迪公司订购的价值约10亿美元的口罩中,数百万个原定本周运达的N95口罩因未如期获得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认证须延期交付,为此,比亚迪须退还50%的预付款,合计约2.47亿美元,现双方已经签署合同修正案,将比亚迪获得NIOSH认证的期限延长至5月31日。 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再次修改紧急使用授
最近有几个新闻特别的火热,首当其中的应是鲍毓明涉嫌强奸罪一案,其次便是未满14岁儿童犯罪的案子。面对这些案子,民众在网络上表达了自己的呼声——“严惩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当前法律框架下,追究鲍毓明和几个儿童的刑事责任,难于登天。鲍毓明一案的分析我在鲍某性侵一案:法治的天平该如何平衡?一文中谈到过,而未满14岁者不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更是被明文规定在现行 《刑法》 之中。如此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此之前,已有诸多讨论。日前,本所开了一场网络云端圆桌讨论会,三位律师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谈论了其中的热点问题,现梳理如下,供同行参考。 主持人: 吴鹏彬律师、张黔林律师、王秀先律师 一、“举证期限”的前世今生 吴鹏彬: 最近这些年举证期限似乎作废了,当事人往往可随时补充,无甚阻碍。证据规定开始实施的时候,2001年证据规
导语 《系列解析|“工期鉴定”那些事(七)--- 鉴定报告的合法性》中,阐述了针对鉴定报告的合法性这个司法实践中经常成为争议焦点的问题,律师通常可以从鉴定机构是否具法定资质以及鉴定程序是否有瑕疵两方面进行分析。至此我们的系列文章也快到尾声,后续我们还会针对工期鉴定报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以及鉴定报告错误的救济途径这两方面内容对大家进行最后的详述。本文是本次系列解析的第八期,我们来讲讲工期鉴定报
实践中,以合同无效为由提起的诉讼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很大比重,而对于合同无效后损失赔偿责任如何认定的问题,又是此类诉讼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规定对折价补偿的标准作出了规定,而对于合同当事人因合同无效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未予明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在沿用上述
以技术为引擎拓宽作品的传播渠道、以法律规定为锚点厘清基本的权利边界,通过权利人与被授权方的事先约定清楚划分作品传播的市场,或许这,才是权利人、播放渠道和观众都喜闻乐见的“行业未来”。 “IPTV限时回看”究竟应属广播权调整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 近期,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初4603号}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京73民终3696号 等}分别作出了两份判决,将这一问题重
前言 随着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跨境债务纠纷也日益增多。两地法律差异巨大,跨境追债及破产程序复杂。如香港法下的“法定索债函(Statutory Demand)”(以下简称“法定索债函”),在内地鲜为所知,却可能触发香港子公司破产,引起董事个人责任,甚至可能导致内地母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及投融资协议违约、债券违约、担保违约、上市公司披露义务等。本文结合实践经验,分别站在债权人和债务
引言 近日,全国公安机关“云剑-2020”打击贷款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群战役正式打响。截至5月7日15时,各地共捣毁为贷款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提供服务的违法1069短信平台5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98名,扣押手机、银行卡、电脑等一大批涉案工具。 据网络自媒体报道,5月13日,至少四家第三方支付机构被公安人员上门调查,部分公司员工被警方带走,“主要是涉及电销POS、骗取押金,还有部分泄漏用户隐私数
执行内容不明确的问题在执行实践中由来已久,其导致的就应否受理执行申请、如何确定执行范围等问题常有发生,就申请执行人而言,由此所带来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能否实现也将存在不确定性,本文意在探索如何化解由于执行内容不明确所带来的困扰,以抛砖引玉,供业界同仁研究。 一、执行内容不明确所带来的困扰 实践中常见的执行内容不明确有以下几种:(1)判决被告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但是否拖欠工程款及欠多

自从上一篇光大「山海志」|六招让蹭完咨询的你不被律师拉黑之后,不少律师同行拉黑了我这个专教人蹭咨询的小陆律师。然而也并没有多少朋友来找我做咨询。(没有希望大家出事的意思) 在啥好处没捞着的情况下,小陆律师毫不气馁,再接再厉,决定再为大家奉上律师行业内部绝密之讨债六步指南,让他/她/它还钱!! 不知道在看的各位有没有小心翼翼又卑卑微微地在朋友圈转发过的《借钱不还导致朋友一拍两散》、《暴力要债不可取》这样饱含深意的小文章? 或者有没有遇到过欠钱不还的朋友——就是那种借钱的时候做你孙子,还钱的时候要你做孙子的人。 或者是这样极致的沉默王者: 遇到这种人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5000块这个数字欠的也
据报道,5月7日,美国加州州长紧急事务办公室宣布,加州向比亚迪公司订购的价值约10亿美元的口罩中,数百万个原定本周运达的N95口罩因未如期获得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认证须延期交付,为此,比亚迪须退还50%的预付款,合计约2.47亿美元,现双方已经签署合同修正案,将比亚迪获得NIOSH认证的期限延长至5月31日。 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再次修改紧急使用授权书,以性能不合格为由,撤销了多家中国口罩制造商商的紧急授权使用(“EUA”)。 短短一个多月,从获得巨额订单到授权遇阻,毫无疑问防疫物资的国内供应商们经历了一场过山车。为此,我们梳理了事件背后的法律
最近有几个新闻特别的火热,首当其中的应是鲍毓明涉嫌强奸罪一案,其次便是未满14岁儿童犯罪的案子。面对这些案子,民众在网络上表达了自己的呼声——“严惩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当前法律框架下,追究鲍毓明和几个儿童的刑事责任,难于登天。鲍毓明一案的分析我在鲍某性侵一案:法治的天平该如何平衡?一文中谈到过,而未满14岁者不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更是被明文规定在现行 《刑法》 之中。如此来看,这两个案件的结果,很大可能都难以让民众满意。 事实上,我曾经也常常十分困惑。到底是追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更为先进,还是“法官的责任不在于跟随民众的意愿——无论是大众还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此之前,已有诸多讨论。日前,本所开了一场网络云端圆桌讨论会,三位律师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谈论了其中的热点问题,现梳理如下,供同行参考。 主持人: 吴鹏彬律师、张黔林律师、王秀先律师 一、“举证期限”的前世今生 吴鹏彬: 最近这些年举证期限似乎作废了,当事人往往可随时补充,无甚阻碍。证据规定开始实施的时候,2001年证据规定刚实施那几年,强调“超期举证关门主义”,即无正当理由超期提交的证据不再组织质证,强调诉讼的效率。那时候法院还鼓励当庭宣判。 但是,过分强调司法程序,强调效率,不符合国情,大量没有律师代理的诉讼案件难
导语 《系列解析|“工期鉴定”那些事(七)--- 鉴定报告的合法性》中,阐述了针对鉴定报告的合法性这个司法实践中经常成为争议焦点的问题,律师通常可以从鉴定机构是否具法定资质以及鉴定程序是否有瑕疵两方面进行分析。至此我们的系列文章也快到尾声,后续我们还会针对工期鉴定报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以及鉴定报告错误的救济途径这两方面内容对大家进行最后的详述。本文是本次系列解析的第八期,我们来讲讲工期鉴定报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工期鉴定”那些事(八) --- 工期鉴定报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01 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又称为证据资格,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或有关人员提出的证明一定事实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诉讼
实践中,以合同无效为由提起的诉讼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很大比重,而对于合同无效后损失赔偿责任如何认定的问题,又是此类诉讼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规定对折价补偿的标准作出了规定,而对于合同当事人因合同无效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未予明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在沿用上述条款的基础上,对损失赔偿请求的举证责任及损失大小如何确定等问题进行了明确,以指导实践,避免分歧。 《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三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
以技术为引擎拓宽作品的传播渠道、以法律规定为锚点厘清基本的权利边界,通过权利人与被授权方的事先约定清楚划分作品传播的市场,或许这,才是权利人、播放渠道和观众都喜闻乐见的“行业未来”。 “IPTV限时回看”究竟应属广播权调整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 近期,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初4603号}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2019)京73民终3696号 等}分别作出了两份判决,将这一问题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两份判决在引发业界关注之余,也激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三网融合背景下行业发展与利益格局的深层次讨论。本文将以此为起点展开,试论“IPTV限时回看”业务涉及的技术、法律与行业问题。 一
前言 随着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跨境债务纠纷也日益增多。两地法律差异巨大,跨境追债及破产程序复杂。如香港法下的“法定索债函(Statutory Demand)”(以下简称“法定索债函”),在内地鲜为所知,却可能触发香港子公司破产,引起董事个人责任,甚至可能导致内地母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及投融资协议违约、债券违约、担保违约、上市公司披露义务等。本文结合实践经验,分别站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角度,简述香港法定索债函的使用及应对策略,仅供讨论,不构成香港法律意见。 第一部分:什么是法定索债函? 根据香港法律,债权人无需取得法院判决或者仲裁裁决,即可向债务人(个人或公司)发出正式“催缴函
引言 近日,全国公安机关“云剑-2020”打击贷款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群战役正式打响。截至5月7日15时,各地共捣毁为贷款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提供服务的违法1069短信平台5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98名,扣押手机、银行卡、电脑等一大批涉案工具。 据网络自媒体报道,5月13日,至少四家第三方支付机构被公安人员上门调查,部分公司员工被警方带走,“主要是涉及电销POS、骗取押金,还有部分泄漏用户隐私数据等问题” 。2019年3月,央行发布85号文,85号文执行后,多家收单机构也明确表态,严令禁止网络售卖POS机。此后网销POS机被严禁,但电话销售POS机却依然猖獗。 就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上述
执行内容不明确的问题在执行实践中由来已久,其导致的就应否受理执行申请、如何确定执行范围等问题常有发生,就申请执行人而言,由此所带来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能否实现也将存在不确定性,本文意在探索如何化解由于执行内容不明确所带来的困扰,以抛砖引玉,供业界同仁研究。 一、执行内容不明确所带来的困扰 实践中常见的执行内容不明确有以下几种:(1)判决被告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但是否拖欠工程款及欠多少工程款不明确;(2)判决合同继续履行,但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不明确;(3)判决或调解被告返还原告土地并恢复原状,但原状是什么不明确;(4)判决或调解确认夫妻一方享有探望权,但对探望权的行使时间、期限、
自从上一篇光大「山海志」|六招让蹭完咨询的你不被律师拉黑之后,不少律师同行拉黑了我这个专教人蹭咨询的小陆律师。然而也并没有多少朋友来找我做咨询。(没有希望大家出事的意思) 在啥好处没捞着的情况下,小陆律师毫不气馁,再接再厉,决定再为大家奉上律师行业内部绝密之讨债六步指南,让他/她/它还钱!! 不知道在看的各位有没有小心翼翼又卑卑微微地在朋友圈转发过的《借钱不还导致朋友一拍两散》、《暴力要债不可取》这样饱含深意的小文章? 或者有没有遇到过欠钱不还的朋友——就是那种借钱的时候做你孙子,还钱的时候要你做孙子的人。 或者是这样极致的沉默王者: 遇到这种人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5000块这个数字欠的也
前言 互联网医院是新生事物,近年以来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自2014年8月29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发布 《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 之后,互联网医院开始陆续设立。2018年9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 、《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互联网医疗新规”),随着政策落地,互联网医院得以快速发展。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助推线上诊疗全面爆发,互联网医院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医疗服务关系国计民生,互联网医院在高速发展的
居间合同是我国合同法规定一种有名合同,它是指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或进行介绍,而委托人须向居间人给付约定报酬的协议。但是在商业实践中,时常发生这样的一类情况: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公司经常利用其优势地位,让意愿与其合作的公司先行与其关联公司或者其指定公司签订所谓的“居间合同”,但实质上只是购买一个合作机会的协议,先行收取一定的费用,这类合同的签订是否触及法律底线,构成商业贿赂呢?本文试图用一个实际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居间行为与商业贿赂的区别。 一、基本案情 A公司想要跟B公司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但B公司却表示A公司必须与C公司签订居间合同,支付居间报酬,由C公司作为居间人才
引言: 基于各种因素考量,实际出资人经常以名义出资人(显名股东)向公司出资,而自己则予以隐名,这种名实分离的状态必然会产生各种法律风险。例如显名股东违背隐名出资人指令擅自行使股东权利甚至擅自处分代持股权,这样势必给隐名出资人的权利带来极大损害。 为了保护自己的股东权利,隐名出资人往往选择揭开隐名的面纱,从幕后走到台前,要求公司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 并记载于工商登记,这样其他人便无法动他的奶酪了。 然而隐名出资人显名之路并不必然平坦通顺,路的尽头也并不必然有一个股东身份在等待。 本文意在针对上述隐名出资人显名之现实问题作出一些分析研究,探讨影响确认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因素,并试图对隐名出资人给出
从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两高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到2018年该制度写入刑诉法,再到2019年两高三部印发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落地生根,逐渐发展完善,截至2019年12月当月,全国检察机关认罪认罚适用率已达82.9%,也就是说,全国有八成以上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1]。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并在实践中获得了解答。但与此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件新生事物,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本文将讨论一个实践中有所争议的问题:目前认罪认罚从宽主要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那么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