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官说法】诈骗罪典型案例 | 骗子盯上女性群体,疫苗预约也“有诈”?
END 承办法官:徐维 撰稿:刘曜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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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旺苍县人民法院依托先行调解机制,联合嘉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农业服务中心等多方力量,高效化解一起因买卖未检疫牛肉引发的合同纠纷。该案从立案到调解成功全程体现"快立快调快结"特点,不仅实现了矛盾的实质性化解,更彰显了司法为民的温度与先行调解的高效优势。 基本案情 2024年9月30日,原告何某(化名)与被告陈某(化名)约定,由何某在其家庭养殖场自行屠宰肉牛并向陈某销售,交易金额5600元。陈某在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
一、引言 在企业融资时,债权人为确保债权能足额获得清偿,往往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增信措施,所谓“增信”,其实就是通过传统典型的抵押、质押等物保以及保证等人保措施来增加债务人能清偿债务的信用。而随着金融创新形式的扩大,在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中,差额补足承诺、流动性支持、回购承诺等非典型增信措施成为典型的物保和人保措施之外的主流增信措施。同时,随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和《最
一、引言 在企业融资时,债权人为确保债权能足额获得清偿,往往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增信措施,所谓“增信”,其实就是通过传统典型的抵押、质押等物保以及保证等人保措施来增加债务人能清偿债务的信用。而随着金融创新形式的扩大,在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中,差额补足承诺、流动性支持、回购承诺等非典型增信措施成为典型的物保和人保措施之外的主流增信措施。同时,随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和《最
案情简介 2016年3月,申请人(承租人)与被申请人(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申请人承租被申请人商铺用于经营餐饮。《租赁合同》第2.2条约定申请人保证每天营业;第4.1条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截至2021年3月31日;第22条约定被申请人的物业管理义务;第34.3条约定因出现本合同第37条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双方无法履行本合同长达6日以上,则任何一方均可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双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
非法集资犯罪作为涉众型案件,事关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一直是党委政府、司法机关打击和惩治的重点。尤其是投资人多为老年人、信访意愿强烈且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并造成投资人重大损失的,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被定性为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办理的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实际控制人张某某被指控集资诈骗罪一案,即属此类。也基于这一原因,办案民警在侦查

近日,旺苍县人民法院依托先行调解机制,联合嘉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农业服务中心等多方力量,高效化解一起因买卖未检疫牛肉引发的合同纠纷。该案从立案到调解成功全程体现"快立快调快结"特点,不仅实现了矛盾的实质性化解,更彰显了司法为民的温度与先行调解的高效优势。 基本案情 2024年9月30日,原告何某(化名)与被告陈某(化名)约定,由何某在其家庭养殖场自行屠宰肉牛并向陈某销售,交易金额5600元。陈某在支付1000元首付款后,将未经检疫的牛肉分销至其经营的鲜肉摊位及合作超市。当日,市场监管部门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该批牛肉无检疫证明,随即依据对陈某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农业农村部门亦对何某违反的行为处以1120元罚款。事后,陈某以销售未经检疫牛肉导致经济损失为由拒绝支付剩余货款4600元,经多次协商未果,何某遂诉至法院。 受理情况 案件受理后,旺苍法院立案庭先行调解团队经综合评估,认为该案事实清楚、争议标的小,但涉及食品安全这一民生重点领域,具有典型教育意义。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础上,征得双方同意后,立即启动先行调解程序,将案件委派至嘉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调处工作。2025年5月8日,先行调解团队协同嘉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检疫监管人员,共同开展调解工作。通过耐心释法明理,何某与陈某均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及交易过程中存在的过错,最终达成一致:陈某当场支付2300元货款,何某自愿减免剩余款项,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纠纷一次性了结。 法官提醒 法官特别提醒,屠宰、经营畜禽及其制品时,务必严格遵守等法律法规,依法完成检疫并取得检验检疫证明。一旦违反,不仅经济利益受损,更需承担法律责任。 今年以来,旺苍县人民法院将先行调解作为践行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关键抓手,通过委托调解、委派调解等形式,联合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组织及相关部门,将土地林地纠纷、合同争议、相邻权、婚姻家庭矛盾等近200件易发纠纷导入先行调解程序。以快捷高效的解纷方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让司法服务更贴近群众需求,为基层治理与法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许某在明知某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3针)单价3800至4400元不等的价格向李某、郭某(均另案处理)购入200余套,随后每套加价30元至50元不等出售给不特定人。许某累计销售金额844880.46元,从中获利15000元。 同期,被告人林某在明知许某所售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4000至4500元不等的价格从许某处采购疫苗,并以每套加价900元的价格转售给不特定人。为满足部分客户需求,林某联系福建省某医院护士被告人刘某、吴某,以每针50元至250元不等的注射费在医院内为客户注射。其中,林某累计销售金额达606990元,从中获利100000元;刘某获利6000元;吴某获利2550元。 经查,涉案疫苗未经正规渠道入境,属于未经国家批准进口的药品,且在运输、储存过程中未按规定进行冷链管理,接种场所亦未经许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由于本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公诉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 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林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而销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他人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品而帮忙注射,四人均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 综合考虑本案中被告人许某、林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量刑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系从犯,且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得、预缴公益赔偿金、向社会公众公开致歉等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依法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70万;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7万;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被告人吴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责令许某、林某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按其在销售九价疫苗的获利数额范围内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本案许某等人为攫取非法利益铤而走险,医护人员背离职业伦理沦为帮凶,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底线,应依法予以严惩。 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的重要医疗行为,需认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立医院等官方渠道。所谓"特价疫苗""内部渠道"实为违法陷阱,任何要求脱离正规医疗体系进行预约、转账的行为,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公众切勿轻信"朋友介绍"等说辞,贪图一时便利或低价诱惑,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将自身健康置于危险境地。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应立即通过12320卫生热线或公安机关举报。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许某在明知某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3针)单价3800至4400元不等的价格向李某、郭某(均另案处理)购入200余套,随后每套加价30元至50元不等出售给不特定人。许某累计销售金额844880.46元,从中获利15000元。 同期,被告人林某在明知许某所售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4000至4500元不等的价格从许某处采购疫苗,并以每套加价900元的价格转售给不特定人。为满足部分客户需求,林某联系福建省某医院护士被告人刘某、吴某,以每针50元至250元不等的注射费在医院内为客户注射。其中,林某累计销售金额达606990元,从中获利100000元;刘某获利6000元;吴某获利2550元。 经查,涉案疫苗未经正规渠道入境,属于未经国家批准进口的药品,且在运输、储存过程中未按规定进行冷链管理,接种场所亦未经许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由于本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公诉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 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林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而销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他人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品而帮忙注射,四人均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 综合考虑本案中被告人许某、林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量刑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系从犯,且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得、预缴公益赔偿金、向社会公众公开致歉等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依法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70万;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7万;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被告人吴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责令许某、林某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按其在销售九价疫苗的获利数额范围内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本案许某等人为攫取非法利益铤而走险,医护人员背离职业伦理沦为帮凶,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底线,应依法予以严惩。 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的重要医疗行为,需认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立医院等官方渠道。所谓"特价疫苗""内部渠道"实为违法陷阱,任何要求脱离正规医疗体系进行预约、转账的行为,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公众切勿轻信"朋友介绍"等说辞,贪图一时便利或低价诱惑,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将自身健康置于危险境地。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应立即通过12320卫生热线或公安机关举报。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许某在明知某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3针)单价3800至4400元不等的价格向李某、郭某(均另案处理)购入200余套,随后每套加价30元至50元不等出售给不特定人。许某累计销售金额844880.46元,从中获利15000元。 同期,被告人林某在明知许某所售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4000至4500元不等的价格从许某处采购疫苗,并以每套加价900元的价格转售给不特定人。为满足部分客户需求,林某联系福建省某医院护士被告人刘某、吴某,以每针50元至250元不等的注射费在医院内为客户注射。其中,林某累计销售金额达606990元,从中获利100000元;刘某获利6000元;吴某获利2550元。 经查,涉案疫苗未经正规渠道入境,属于未经国家批准进口的药品,且在运输、储存过程中未按规定进行冷链管理,接种场所亦未经许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由于本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公诉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 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林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而销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他人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品而帮忙注射,四人均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 综合考虑本案中被告人许某、林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量刑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系从犯,且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得、预缴公益赔偿金、向社会公众公开致歉等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依法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70万;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7万;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被告人吴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责令许某、林某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按其在销售九价疫苗的获利数额范围内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本案许某等人为攫取非法利益铤而走险,医护人员背离职业伦理沦为帮凶,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底线,应依法予以严惩。 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的重要医疗行为,需认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立医院等官方渠道。所谓"特价疫苗""内部渠道"实为违法陷阱,任何要求脱离正规医疗体系进行预约、转账的行为,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公众切勿轻信"朋友介绍"等说辞,贪图一时便利或低价诱惑,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将自身健康置于危险境地。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应立即通过12320卫生热线或公安机关举报。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接种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九价疫苗”)是预防该疾病的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九价疫苗市场供应长期紧张,部分不法分子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九价疫苗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危害广大妇女健康权益,扰乱疫苗管理秩序,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近日,鼓楼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非法倒卖未经批准的九价疫苗案件。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许某在明知某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3针)单价3800至4400元不等的价格向李某、郭某(均另案处理)购入200余套,随后每套加价30元至50元不等出售给不特定人。许某累计销售金额844880.46元,从中获利15000元。 同期,被告人林某在明知许某所售九价疫苗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每套4000至4500元不等的价格从许某处采购疫苗,并以每套加价900元的价格转售给不特定人。为满足部分客户需求,林某联系福建省某医院护士被告人刘某、吴某,以每针50元至250元不等的注射费在医院内为客户注射。其中,林某累计销售金额达606990元,从中获利100000元;刘某获利6000元;吴某获利2550元。 经查,涉案疫苗未经正规渠道入境,属于未经国家批准进口的药品,且在运输、储存过程中未按规定进行冷链管理,接种场所亦未经许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由于本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公诉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 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林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是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而销售,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明知他人销售未取得药品相关批准证明文件的进口药品而帮忙注射,四人均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 综合考虑本案中被告人许某、林某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量刑情节;被告人刘某、吴某系从犯,且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出违法所得、预缴公益赔偿金、向社会公众公开致歉等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依法判处被告人许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70万;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7万;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被告人吴某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责令许某、林某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并按其在销售九价疫苗的获利数额范围内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本案许某等人为攫取非法利益铤而走险,医护人员背离职业伦理沦为帮凶,其行为均已触犯刑法底线,应依法予以严惩。 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的重要医疗行为,需认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立医院等官方渠道。所谓"特价疫苗""内部渠道"实为违法陷阱,任何要求脱离正规医疗体系进行预约、转账的行为,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公众切勿轻信"朋友介绍"等说辞,贪图一时便利或低价诱惑,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将自身健康置于危险境地。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应立即通过12320卫生热线或公安机关举报。
一、引言 在企业融资时,债权人为确保债权能足额获得清偿,往往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增信措施,所谓“增信”,其实就是通过传统典型的抵押、质押等物保以及保证等人保措施来增加债务人能清偿债务的信用。而随着金融创新形式的扩大,在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中,差额补足承诺、流动性支持、回购承诺等非典型增信措施成为典型的物保和人保措施之外的主流增信措施。同时,随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下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出台,对于如何认定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形成了统一的规则,即符合保证、债务加入构成要件的,则分别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认定和处理;在既无法认定为保证,也无法认定为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则按照独立合同义务的方式进行认定和处理。但是,前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司法实践中要如何理解和适用原则性规定,仍值得探讨。除此之外,关于非典型增信措施对应的“增信权利”能否转让、是否受有关公司对外担保规则的约束等问题,在实务中也存在争议和不同的认识。为此,本文试图梳理识别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的细化规则,并就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求教于大家。 二、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 (一) 认定非典型增信措施法律性质的法律规定演变 关于如何认定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早期并无统一的司法文件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均是在个案中得以确立,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早期对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的观点分歧,既有认定为传统的保证的,也有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的。而随着2018年“资管新规”的出台,一大批存量多层嵌套资管产品产生的诉讼纠纷也随之而来,而非典型增信措施又几乎是多层嵌套资管产品的必备条款,因而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不统一的问题。 对此,最高院最早通过《九民纪要》这一司法文件的形式统一了裁判观点。《九民纪要》第91条规定: “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 该规定立足于已有的类案裁判规则,同时也承认了非典型增信措施在客观上无法用某一种的传统法定担保方式予以限定。因此,该规定确立了依据增信措施文件的内容来具体判断,或者认定为保证、或者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的基准裁判规则。 随后,最高院又通过对《九民纪要》确立的前述裁判规则进一步完善。该司法解释第36条规定: “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债务加入。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相较于《九民纪要》第91条规定的内容,的规定更完善,其中: (1)增加了增信文件内容符合债务加入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债务加入的新内容; (2)考虑到保证和债务加入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的特性,又增加了在难以认定为保证还是债务加入时,应认定为保证的内容,因为相较于债务加入,保证的责任相对更轻。这一规定与整体的目的导向相一致,即除明确约定之外,一般按照对有利于担保人的角度做文意解释。 (3)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的点是,难以认定为保证还是债务加入时,应认定为保证,但应认定为哪一种保证,则需要和该司法解释有关保证的规定联动适用。由于连带责任保证和债务加入更为接近,也更加不容易区分,因此,前述规定提到的“难以认定为保证还是债务加入”,实质上隐藏的意思是应认定为一般保证。 尽管如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和适用前述的规定,有没有可供参考的、稳定的细化认定规则?也就是,什么情况下认定为保证,什么情况下认定为债务加入,又或者哪些情形是独立合同义务呢?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个案增信措施文件的内容表述不一样,交易架构也不一样,如何认定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本身就无法给一个确定的细化规则。但是,本文还是想从保证、债务加入的基础构成要件出发,同时结合资管产品中常见的非典型增信措施的结构,试图总结一个相对稳定的细化规则。 (二)如何认定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 依据规定,增信措施的定性有三种可能——保证、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义务。而考虑到保证和债务加入之间的共同点多过区别,因此,本文把保证和债务加入放在同一个类别下,进而与独立合同义务进行比较和区分。对于保证和债务加入而言,二者除了是否具有主从属性不同之外,其他关于责任承担的方式、责任性质等方面几乎一致,而且,二者都对应一个已形成在先的基础债务;区别在于:保证是从属债务,在先的基础债务被称为“主债务”,而债务加入则无从属之说,其作为新的债务人对同一个基础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否针对一个已形成在先的、具有确定性的基础债务,也是保证和债务加入区别于独立合同义务的核心。 基于前述分析,判断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可以分以下几步进行: 1、首先需要判断非典型增信措施是否针对的是一个已形成在先的基础债务,而且该基础债务具有确定性。如果是,那么就可以排除“独立合同义务”这一属性,进而在保证或债务加入的范围内进一步识别;反之,则直接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基础债务的“确定性”是指,主债务人对该债务的履行义务是确定的,包括应履行的金额、履行期限等,唯一不确定的只是主债务人能否履行债务这一履行能力而已,而履行能力的不确定性恰恰又是确定保证人或者债务加入人的责任范围的基础。 2、在前述第一步的基础上,如果排除了独立合同义务的属性认定,那么就进一步判断增信措施构成保证还是债务加入,主要看增信措施的内容如何表述,具体分三种情况: 第一,如果增信措施的表述有“保证”等内容,则直接认定为保证,而具体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则再看是否有注明是“连带”,或者虽然没注明是连带,但有“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提供增信措施的一方就需要承担责任”或者类似表述,如果二者具备其一,则可以认定为是连带责任保证,反之则视为约定不明情形,认定为一般保证。另外,如果增信措施的表述没有约定“连带”,同时使用“主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提供增信措施的一方承担责任”或类似表述,则直接认定为一般保证。 第二,如果有关增信措施的表述是“连带清偿、共同偿还”,或者提供增信措施的一方承担与基础债务人同等的责任且不以债务人的履行能力或履行情况为前提条件的,则可以认定为债务加入。 第三,如果在有基础债务的情况下,通过增信措施的文意表述既无法判断是债务加入还是保证,则认定为一般保证。 以两个简单的应收账款ABS的交易结构来举例验证: 第一种,在单SPV结构的ABS架构中,只有一个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这个SPV,应收账款权利人将应收账款资产转让给SPV,相对应的,通过第三方向SPV提供非典型增信措施,即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对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即应收账款的按时足额回款,向SPV承担差额补足责任。此时,这种差额补足承诺形式的非典型增信措施,它所针对的是作为基础资产的应收账款的债务,而应收账款回款所对应的债务是具有确定性的(否则也不能作为合格的基础资产设立ABS)。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差额补足承诺的增信措施,不属于独立合同义务;至于到底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则按照上述第二步规则具体判断。 第二种,在双SPV结构的ABS架构中,除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外,还会再设立一个信托计划或者其他类似资管产品,由信托计划或者其他类型资管产品受让应收账款资产(基础资产),再由专项计划认购信托计划的信托份额,而专项计划则由其他投资人持有。此时,常见的非典型增信措施会有两层,第一层是针对基础资产的应收账款回款义务所附带的差额补足承诺,向信托计划作出;第二层则是向专项计划及投资人作出,一般是如果投资人无法在专项计划项下获得本金及预期收益,则差额部分由第三方向专项计划或投资人支付。这种情况下,第一层增信措施和刚刚第一种情况相同,属于保证或债务加入,但是第二层增信措施就完全不同。因为第二层增信措施是对专项计划的投资人作出,针对的是专项计划对投资人的资产分配债务,但是这一个债务不具有确定性,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禁止刚兑”的监管原则,专项计划不会保证投资人一定会获得所有本金+预期收益的分配。那既然第二层增信措施所针对的债务不具有确定性,那么很显然和保证或债务加入的基础不符,因此,应当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 三、非典型增信措施的两个争议问题 有关非典型增信措施的争议问题,除了如何认定法律性质之外,还有两个值得探讨且仍未有定论的争议问题,以下分别讨论: (一)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非典型增信措施,是否要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 在非典型增信措施构成保证或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因为《民法典》和有明确规定,因此,当公司作为第三方增信主体时,必须要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如未按要求履行必要的决议或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序的,则该增信措施无效,这一点应无疑义。但如果非典型增信措施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是否还要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前提应当界定为:当增信措施被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时,这种增信措施是否属于所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本文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具体原因有三点: 1、从立法体例所体现的立法目的来看,最高院将非典型增信措施纳入到中的“保证”这一章节予以规定。虽然是因为增信措施有被认定为保证的可能,但对于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义务这两种并非传统担保类型的法律定性,也放在一起纳入到“保证”章节,而且没有设置除外条款,可以推断最高院的立法目的,或者说倾向性观点是认为,非典型增信措施与传统担保的性质是相同的,正如该司法解释最后专门对“非典型担保”作出规定的目的是一样的。即使不考虑因为增信措施可能构成保证进而放置在“保证”章节这一因素,本身就是针对《民法典》所有具有担保属性的法定担保措施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进行的综合性规定。而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甚至包括债务加入类型)的非典型增信措施能被放在该司法解释一起规定,足以说明其具有担保功能。 2、从法律行为的效果来看,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与保证、债务加入这些法定的担保类型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担保债权人的债权能得到足额清偿。这里之所以不是“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原因就在于前文所提到的独立合同义务与保证、债务加入的核心区别——是否针对确定的基础债务。但是这个区别不妨碍我们转换到债权人视角来看到担保的功能。 3、从公司提供增信措施本身带来的后果来看,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所产生的给付债务,并非公司自身经营所产生,而是因为第三方的融资而产生。而且,虽然在提供增信措施时,基础债务(主债务)不确定,但是一旦增信措施所承诺的给付义务确定发生,公司要以自身财产为他人清偿债务,这与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后果完全一致,如果不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无疑会导致公司财产不当减少,损害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综上,即使是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非典型增信措施,也应当参照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程序,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还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作为受增信措施保护的债权人,也要按照的规定认定是否善意,否则,该增信措施无效。 (二)非典型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能否转让 无论非典型增信措施被认定为哪一种法律性质,对于受增信措施保护的债权人来说,增信措施都属于一种权利或者权益。分别来说的话,增信措施构成保证的情况下,债权人享有的是保证人权利;构成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债权人享有与对债务人一样的合同权利;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也可以基于该独立合同享有对提供增信措施一方要求承担责任的合同权利。既然增信措施对应的是权利,那么它能否转让给第三方呢?对此,需要区分不同情况来看: 1、当增信措施构成保证或债务加入时,该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不能单独转让,只能随主债权一并转让。 当增信措施构成保证时,由于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如果主债权未发生转让的,作为从属债务的保证债务也不允许单独转让。虽然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明确规定,但这是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原则所得出的具有共识的结论。此外,《民法典》第696条规定: “债权人转让全部或者部分债权,未通知保证人的,该转让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禁止债权转让,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转让债权的,保证人对受让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该条规定确立了主债权转让时,保证权利也一并转让,但需要以通知保证人为前提,否则该债权转让对保证人不生效。但是,对保证人不生效的理解并不是保证人绝对的不对债权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债权转让后,保证人没有对原债权人履行债务的,受让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人仍然要承担责任,不得以前述规定提出抗辩。 而当增信措施构成债务加入时,虽然债务加入与原债务并无主从之分,但是,债务加入的属性是对同一个债务新增债务人,两个债务人对同一个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允许债务加入的权利单独转让,则意味着原债权人和受让人对同一笔债务,分别对连带责任的债务人享有追索权,这样会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紊乱,造成两个债权人争抢追索的先机,两个债务人不知道谁要先履行债务或者都不履行债务的“囚徒困境”,不利于交易安全。而如果债务加入类型的增信措施随主债权一并转让,就不存在前述问题。 2、当增信措施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时,也不应允许单独转让,只能随基础债权一并转让。 虽然当增信措施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基于该独立合同享有对应的合同权利,而依据《民法典》“合同编”总则部分有关债权转让的基本规定,债权可以单独转让,那么,该独立合同义务类型的增信措施所对应的权利似乎可以单独转让。但是,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粗暴,没有将增信措施放在交易结构中合并分析。 以前文所举的双SPV结构的应收账款ABS来看,第三方对专项计划和投资人提供的差额补足承诺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所针对的基础债务是专项计划向投资人分配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的债务。如果允许该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单独转让,那么受让方获得该权利后,如果发生了增信措施约定的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事件,一般是投资人没有从专项计划分配到足额的投资本金+预期收益,但此时,增信措施的提供方需要就差额部分向受让方承担补足和支付责任,等同于增信措施权利的受让方实际上受让了基础债权的权益。如果是最极端的情况,专项计划全部亏损,给投资人分配所有本金+预期收益为0元,那增信措施权利转让带来的结果和基础债权全部转让的效果完全一样,很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从前述举例来看,结果上的不合理,背后有其法律原因。本文认为,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虽然名义上有“独立”二字,但其对应的债权债务本身是不独立的。实际上,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是依附于基础债权债务(也就是专项计划对投资人分配的债权债务)而存在,或者说它专属于基础债权债务且不可分割,在法律解释论上有两种可行的路径: (1)独立合同义务类型的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义务专属于专项计划和投资人和增信措施提供方之间,属于《民法典》第54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的类型; (2)独立合同义务类型的增信措施是基础债权债务的补充责任,其对应的权利和基础债权债务具有同一性。因此,增信措施权利的单独转让实际上等同于基础债权债务本身的转让,不存在单独转让的空间。 对于前述本文观点的验证,笔者检索了现有公开判例,未能找到单独转让的先例,也未找到有相关案例,上述两种解释路径仍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四、结语 非典型增信措施的“非典型”是因为其形式与传统担保增信措施不同,但其法律性质的认定不能囿于形式,而应根据增信措施的内容进行实质判断。对判断标准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保证、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义务之间的区别进行区分,进而大胆梳理出更细化的判断规则。此外,对于实践中已发生以及可能尚未发生纠纷的两个争议问题,如何在法律上寻得合理的解释空间,仍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本文不揣浅陋,大胆假设论点,小心求得理论论证,也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空间,希望能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引言 在企业融资时,债权人为确保债权能足额获得清偿,往往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增信措施,所谓“增信”,其实就是通过传统典型的抵押、质押等物保以及保证等人保措施来增加债务人能清偿债务的信用。而随着金融创新形式的扩大,在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中,差额补足承诺、流动性支持、回购承诺等非典型增信措施成为典型的物保和人保措施之外的主流增信措施。同时,随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下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出台,对于如何认定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形成了统一的规则,即符合保证、债务加入构成要件的,则分别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认定和处理;在既无法认定为保证,也无法认定为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则按照独立合同义务的方式进行认定和处理。但是,前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司法实践中要如何理解和适用原则性规定,仍值得探讨。除此之外,关于非典型增信措施对应的“增信权利”能否转让、是否受有关公司对外担保规则的约束等问题,在实务中也存在争议和不同的认识。为此,本文试图梳理识别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的细化规则,并就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求教于大家。 二、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 (一) 认定非典型增信措施法律性质的法律规定演变 关于如何认定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早期并无统一的司法文件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均是在个案中得以确立,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早期对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如何认定的观点分歧,既有认定为传统的保证的,也有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的。而随着2018年“资管新规”的出台,一大批存量多层嵌套资管产品产生的诉讼纠纷也随之而来,而非典型增信措施又几乎是多层嵌套资管产品的必备条款,因而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不统一的问题。 对此,最高院最早通过《九民纪要》这一司法文件的形式统一了裁判观点。《九民纪要》第91条规定: “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 该规定立足于已有的类案裁判规则,同时也承认了非典型增信措施在客观上无法用某一种的传统法定担保方式予以限定。因此,该规定确立了依据增信措施文件的内容来具体判断,或者认定为保证、或者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的基准裁判规则。 随后,最高院又通过对《九民纪要》确立的前述裁判规则进一步完善。该司法解释第36条规定: “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债务加入。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相较于《九民纪要》第91条规定的内容,的规定更完善,其中: (1)增加了增信文件内容符合债务加入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债务加入的新内容; (2)考虑到保证和债务加入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的特性,又增加了在难以认定为保证还是债务加入时,应认定为保证的内容,因为相较于债务加入,保证的责任相对更轻。这一规定与整体的目的导向相一致,即除明确约定之外,一般按照对有利于担保人的角度做文意解释。 (3)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的点是,难以认定为保证还是债务加入时,应认定为保证,但应认定为哪一种保证,则需要和该司法解释有关保证的规定联动适用。由于连带责任保证和债务加入更为接近,也更加不容易区分,因此,前述规定提到的“难以认定为保证还是债务加入”,实质上隐藏的意思是应认定为一般保证。 尽管如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和适用前述的规定,有没有可供参考的、稳定的细化认定规则?也就是,什么情况下认定为保证,什么情况下认定为债务加入,又或者哪些情形是独立合同义务呢?从实践情况来看,由于个案增信措施文件的内容表述不一样,交易架构也不一样,如何认定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本身就无法给一个确定的细化规则。但是,本文还是想从保证、债务加入的基础构成要件出发,同时结合资管产品中常见的非典型增信措施的结构,试图总结一个相对稳定的细化规则。 (二)如何认定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 依据规定,增信措施的定性有三种可能——保证、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义务。而考虑到保证和债务加入之间的共同点多过区别,因此,本文把保证和债务加入放在同一个类别下,进而与独立合同义务进行比较和区分。对于保证和债务加入而言,二者除了是否具有主从属性不同之外,其他关于责任承担的方式、责任性质等方面几乎一致,而且,二者都对应一个已形成在先的基础债务;区别在于:保证是从属债务,在先的基础债务被称为“主债务”,而债务加入则无从属之说,其作为新的债务人对同一个基础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否针对一个已形成在先的、具有确定性的基础债务,也是保证和债务加入区别于独立合同义务的核心。 基于前述分析,判断非典型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可以分以下几步进行: 1、首先需要判断非典型增信措施是否针对的是一个已形成在先的基础债务,而且该基础债务具有确定性。如果是,那么就可以排除“独立合同义务”这一属性,进而在保证或债务加入的范围内进一步识别;反之,则直接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基础债务的“确定性”是指,主债务人对该债务的履行义务是确定的,包括应履行的金额、履行期限等,唯一不确定的只是主债务人能否履行债务这一履行能力而已,而履行能力的不确定性恰恰又是确定保证人或者债务加入人的责任范围的基础。 2、在前述第一步的基础上,如果排除了独立合同义务的属性认定,那么就进一步判断增信措施构成保证还是债务加入,主要看增信措施的内容如何表述,具体分三种情况: 第一,如果增信措施的表述有“保证”等内容,则直接认定为保证,而具体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则再看是否有注明是“连带”,或者虽然没注明是连带,但有“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提供增信措施的一方就需要承担责任”或者类似表述,如果二者具备其一,则可以认定为是连带责任保证,反之则视为约定不明情形,认定为一般保证。另外,如果增信措施的表述没有约定“连带”,同时使用“主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提供增信措施的一方承担责任”或类似表述,则直接认定为一般保证。 第二,如果有关增信措施的表述是“连带清偿、共同偿还”,或者提供增信措施的一方承担与基础债务人同等的责任且不以债务人的履行能力或履行情况为前提条件的,则可以认定为债务加入。 第三,如果在有基础债务的情况下,通过增信措施的文意表述既无法判断是债务加入还是保证,则认定为一般保证。 以两个简单的应收账款ABS的交易结构来举例验证: 第一种,在单SPV结构的ABS架构中,只有一个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这个SPV,应收账款权利人将应收账款资产转让给SPV,相对应的,通过第三方向SPV提供非典型增信措施,即出具差额补足承诺函,对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即应收账款的按时足额回款,向SPV承担差额补足责任。此时,这种差额补足承诺形式的非典型增信措施,它所针对的是作为基础资产的应收账款的债务,而应收账款回款所对应的债务是具有确定性的(否则也不能作为合格的基础资产设立ABS)。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差额补足承诺的增信措施,不属于独立合同义务;至于到底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则按照上述第二步规则具体判断。 第二种,在双SPV结构的ABS架构中,除了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外,还会再设立一个信托计划或者其他类似资管产品,由信托计划或者其他类型资管产品受让应收账款资产(基础资产),再由专项计划认购信托计划的信托份额,而专项计划则由其他投资人持有。此时,常见的非典型增信措施会有两层,第一层是针对基础资产的应收账款回款义务所附带的差额补足承诺,向信托计划作出;第二层则是向专项计划及投资人作出,一般是如果投资人无法在专项计划项下获得本金及预期收益,则差额部分由第三方向专项计划或投资人支付。这种情况下,第一层增信措施和刚刚第一种情况相同,属于保证或债务加入,但是第二层增信措施就完全不同。因为第二层增信措施是对专项计划的投资人作出,针对的是专项计划对投资人的资产分配债务,但是这一个债务不具有确定性,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禁止刚兑”的监管原则,专项计划不会保证投资人一定会获得所有本金+预期收益的分配。那既然第二层增信措施所针对的债务不具有确定性,那么很显然和保证或债务加入的基础不符,因此,应当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 三、非典型增信措施的两个争议问题 有关非典型增信措施的争议问题,除了如何认定法律性质之外,还有两个值得探讨且仍未有定论的争议问题,以下分别讨论: (一)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非典型增信措施,是否要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 在非典型增信措施构成保证或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因为《民法典》和有明确规定,因此,当公司作为第三方增信主体时,必须要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如未按要求履行必要的决议或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序的,则该增信措施无效,这一点应无疑义。但如果非典型增信措施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是否还要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前提应当界定为:当增信措施被认定为独立合同义务时,这种增信措施是否属于所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本文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具体原因有三点: 1、从立法体例所体现的立法目的来看,最高院将非典型增信措施纳入到中的“保证”这一章节予以规定。虽然是因为增信措施有被认定为保证的可能,但对于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义务这两种并非传统担保类型的法律定性,也放在一起纳入到“保证”章节,而且没有设置除外条款,可以推断最高院的立法目的,或者说倾向性观点是认为,非典型增信措施与传统担保的性质是相同的,正如该司法解释最后专门对“非典型担保”作出规定的目的是一样的。即使不考虑因为增信措施可能构成保证进而放置在“保证”章节这一因素,本身就是针对《民法典》所有具有担保属性的法定担保措施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进行的综合性规定。而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甚至包括债务加入类型)的非典型增信措施能被放在该司法解释一起规定,足以说明其具有担保功能。 2、从法律行为的效果来看,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与保证、债务加入这些法定的担保类型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担保债权人的债权能得到足额清偿。这里之所以不是“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原因就在于前文所提到的独立合同义务与保证、债务加入的核心区别——是否针对确定的基础债务。但是这个区别不妨碍我们转换到债权人视角来看到担保的功能。 3、从公司提供增信措施本身带来的后果来看,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所产生的给付债务,并非公司自身经营所产生,而是因为第三方的融资而产生。而且,虽然在提供增信措施时,基础债务(主债务)不确定,但是一旦增信措施所承诺的给付义务确定发生,公司要以自身财产为他人清偿债务,这与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后果完全一致,如果不适用有关对外担保的规定,无疑会导致公司财产不当减少,损害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综上,即使是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非典型增信措施,也应当参照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程序,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还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作为受增信措施保护的债权人,也要按照的规定认定是否善意,否则,该增信措施无效。 (二)非典型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能否转让 无论非典型增信措施被认定为哪一种法律性质,对于受增信措施保护的债权人来说,增信措施都属于一种权利或者权益。分别来说的话,增信措施构成保证的情况下,债权人享有的是保证人权利;构成债务加入的情况下,债权人享有与对债务人一样的合同权利;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也可以基于该独立合同享有对提供增信措施一方要求承担责任的合同权利。既然增信措施对应的是权利,那么它能否转让给第三方呢?对此,需要区分不同情况来看: 1、当增信措施构成保证或债务加入时,该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不能单独转让,只能随主债权一并转让。 当增信措施构成保证时,由于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如果主债权未发生转让的,作为从属债务的保证债务也不允许单独转让。虽然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明确规定,但这是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原则所得出的具有共识的结论。此外,《民法典》第696条规定: “债权人转让全部或者部分债权,未通知保证人的,该转让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禁止债权转让,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转让债权的,保证人对受让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该条规定确立了主债权转让时,保证权利也一并转让,但需要以通知保证人为前提,否则该债权转让对保证人不生效。但是,对保证人不生效的理解并不是保证人绝对的不对债权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债权转让后,保证人没有对原债权人履行债务的,受让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人仍然要承担责任,不得以前述规定提出抗辩。 而当增信措施构成债务加入时,虽然债务加入与原债务并无主从之分,但是,债务加入的属性是对同一个债务新增债务人,两个债务人对同一个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允许债务加入的权利单独转让,则意味着原债权人和受让人对同一笔债务,分别对连带责任的债务人享有追索权,这样会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紊乱,造成两个债权人争抢追索的先机,两个债务人不知道谁要先履行债务或者都不履行债务的“囚徒困境”,不利于交易安全。而如果债务加入类型的增信措施随主债权一并转让,就不存在前述问题。 2、当增信措施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时,也不应允许单独转让,只能随基础债权一并转让。 虽然当增信措施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基于该独立合同享有对应的合同权利,而依据《民法典》“合同编”总则部分有关债权转让的基本规定,债权可以单独转让,那么,该独立合同义务类型的增信措施所对应的权利似乎可以单独转让。但是,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粗暴,没有将增信措施放在交易结构中合并分析。 以前文所举的双SPV结构的应收账款ABS来看,第三方对专项计划和投资人提供的差额补足承诺构成独立合同义务,所针对的基础债务是专项计划向投资人分配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的债务。如果允许该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单独转让,那么受让方获得该权利后,如果发生了增信措施约定的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的事件,一般是投资人没有从专项计划分配到足额的投资本金+预期收益,但此时,增信措施的提供方需要就差额部分向受让方承担补足和支付责任,等同于增信措施权利的受让方实际上受让了基础债权的权益。如果是最极端的情况,专项计划全部亏损,给投资人分配所有本金+预期收益为0元,那增信措施权利转让带来的结果和基础债权全部转让的效果完全一样,很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从前述举例来看,结果上的不合理,背后有其法律原因。本文认为,构成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虽然名义上有“独立”二字,但其对应的债权债务本身是不独立的。实际上,独立合同义务的增信措施是依附于基础债权债务(也就是专项计划对投资人分配的债权债务)而存在,或者说它专属于基础债权债务且不可分割,在法律解释论上有两种可行的路径: (1)独立合同义务类型的增信措施对应的权利义务专属于专项计划和投资人和增信措施提供方之间,属于《民法典》第54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的类型; (2)独立合同义务类型的增信措施是基础债权债务的补充责任,其对应的权利和基础债权债务具有同一性。因此,增信措施权利的单独转让实际上等同于基础债权债务本身的转让,不存在单独转让的空间。 对于前述本文观点的验证,笔者检索了现有公开判例,未能找到单独转让的先例,也未找到有相关案例,上述两种解释路径仍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四、结语 非典型增信措施的“非典型”是因为其形式与传统担保增信措施不同,但其法律性质的认定不能囿于形式,而应根据增信措施的内容进行实质判断。对判断标准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保证、债务加入和独立合同义务之间的区别进行区分,进而大胆梳理出更细化的判断规则。此外,对于实践中已发生以及可能尚未发生纠纷的两个争议问题,如何在法律上寻得合理的解释空间,仍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本文不揣浅陋,大胆假设论点,小心求得理论论证,也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空间,希望能与大家共同探讨。
案情简介 2016年3月,申请人(承租人)与被申请人(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申请人承租被申请人商铺用于经营餐饮。《租赁合同》第2.2条约定申请人保证每天营业;第4.1条约定租赁期限为5年,截至2021年3月31日;第22条约定被申请人的物业管理义务;第34.3条约定因出现本合同第37条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双方无法履行本合同长达6日以上,则任何一方均可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双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第37条约定不可抗力。 因全国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2020年1月24日,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2020年2月3日,申请人发出《合同终止函》,告知被申请人其已暂停餐饮营业,因大部分员工无法返沪准时营业,导致巨额亏损,并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申请减免租金。 2020年2月14日,被申请人回函称,其已启动紧急防控方案,积极研究应对方案,希望申请人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此后,双方多次通过往来函件沟通,但未达成一致。申请人认为,《租赁合同》已满足第34.3条约定的解除条件,上海市启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属于约定的“政府命令”;且合同约定申请人必须全年每天营业,但疫情已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超过6日。依据(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二)》)第六条的规定,应减免部分租金。为此,申请人向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裁决确认《租赁合同》解除,减免申请人2020年1月和2月的租金等。 被申请人认为,《租赁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未满足,面对新冠疫情,没有任何政府文件要求餐饮行业必须关闭,未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且被申请人已启动紧急方案,确保安全经营;疫情发生时距合同期限届满还有1年以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二)》(以下简称《上海高院系列问答(二)》)问题1的答复鼓励可以履行的合同按约正常履行;申请人闭店期间并不存在因疫情防控产生的营业损失,基于公平原则,不应减免租金。 争议焦点 1、《租赁合同》第34.3条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 2、新冠疫情期间,《租赁合同》项下的租金是否应当减免? 裁决结果 就上述争议焦点,仲裁庭分析如下: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仲裁庭注意到,虽然因为新冠疫情,申请人经营的餐饮行业受到一定影响,但依据《租赁合同》第34.3条的约定,在申请人主张的无法履行合同时间内,被申请人仍坚持履行合同第22条约定的物业管理义务,并未出现双方均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况,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并未成就。同时,经营性房屋长期租赁合同是持续性合同,承租人通过在租赁期内持续性使用租赁物而出租人让渡出租物的占有和使用权是该类合同当事人的直接目的,并非营业获利。本案中,新冠疫情并未影响申请人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且合同剩余租期仍在一年以上,因此,合同并非无法履行、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仲裁庭未支持申请人解除《租赁合同》的请求。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仲裁庭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二)》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及《上海高院系列问答(二)》问题6的答复,认为申请人承租涉案房屋用以经营餐饮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即便涉案房屋可以正常占有、使用,但基于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客流量减少等原因,仍会给双方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经营困难,双方的营业收益均受一定损失。从平衡双方利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合同双方应当共担风险、共同分担疫情造成的损失。在双方对租金减免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仲裁庭依据公平原则,并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减免2020年2月租金的20%。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不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也对国际、国内各民商事主体间的合同履行造成重重阻力。对于经营性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较为关注的是能否解除合同、减免租金。对此,我国有关规定主要如下: (一)有关合同解除的规定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第117条第二款: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一)》第二条: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人民法院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要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的具体规定,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民事纠纷,符合不可抗力法定要件的,适用、和等规定妥善处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条:(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依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可约定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条件,或依据法定解除权由仲裁机构在个案中认定新冠疫情及(或)防控措施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进而判断是否因此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新冠疫情或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可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不能履行”不包括金钱债务);如仅仅是造成合同履行困难的,则不能支持合同解除;如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则可以变更合同。 本案中,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政府命令”属于不可抗力,且约定因不可抗力导致双方不能履行合同的,任一方可解除合同。但由于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并未导致被申请人无法履行合同,且申请人的主要义务在于支付租金,金钱债务一般不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况,因此未达到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同时,新冠疫情未影响申请人占有、使用房屋,因此亦不满足法定解除的条件。 (二)有关租金减免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二)》第6条:承租国有企业房屋以及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用于经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出现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免除一定期限内的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没有营业收入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继续按照原租赁合同支付租金对其明显不公平,承租人请求减免租金、延长租期或者延期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参照有关租金减免的政策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 在租金减免方面,如当事人约定发生特定情形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延长租赁期限、减免租金等,仲裁机构应以合同约定优先;如双方对此未作出约定且事后未达成一致的,则依据上述规定,对于承租国有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用于经营的,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免除部分租金。但由于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的双方为平等的民商事主体,在政策上不宜作出倾斜性保护,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为引导当事人调解,调解不成的,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合同。 本案中,双方对减免租金并未约定且未达成调解协议,仲裁庭结合该规定,酌情减免部分租金。 结语和建议 考虑到新冠疫情后恢复社会经济、稳定交易秩序的需要,基于利益平衡和公平原则,在解决经营性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时,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是引导当事人协商、鼓励继续履行合同。疫情一般只会短期影响承租人经营,并不会导致承租人无法履行合同或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承租人解除合同的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因此,为减少纠纷,当事人在签订经营性房屋租赁合同时应注意以下要点: 1、如有其他个性化的合同目的,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2、可约定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以及不可抗力发生后一方可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件应具体、明确,以免发生歧义。 3、如未在合同中约定某一情形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则在特定情形发生后,应充分举证证明该情形符合“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三要素,并及时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同时,可约定不可抗力发生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延长租赁期限、减免租金等。 4、依据我国现行法规定,不可抗力不构成情势变更,2021年1月1日将施行的对情势变更的规定已删除“非不可抗力造成的”的表述,此后,当事人或可依据情势变更主张变更或解除合同,但不能免除已发生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非法集资犯罪作为涉众型案件,事关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一直是党委政府、司法机关打击和惩治的重点。尤其是投资人多为老年人、信访意愿强烈且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并造成投资人重大损失的,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被定性为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办理的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实际控制人张某某被指控集资诈骗罪一案,即属此类。也基于这一原因,办案民警在侦查提讯时曾强硬告知“一定将本案办成集资诈骗的铁案”,公诉人在对张某某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也明确表态“不会改变定性”,承办法官在庭前与辩护人交流时也善意提示“即使清偿了投资人欠款也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此外,当事人因本案被拘留时,正处于其他犯罪的缓刑考验期;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因涉及大量经济纠纷而陷入停摆状态;家人对其案件亦失去信心。在多重复杂被动的局面下,我们在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的有力配合下,通过各项辩护工作,最终推动本案定性由集资诈骗罪改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就低量处三年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张某某也即将刑满释放。 回望来时路,曲径已通幽。本案作为一起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其最终处理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勇于纠错、敢于担当是决定性因素,但从辩护的视角来看,这一跌宕起伏的诉讼过程亦有颇多值得总结之处。 一、辩护思维: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坚定有解思维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非典型集资诈骗”。我们之所以引用和界定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近年来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以资本运作为主要业务、缺少实体生产经营的“P2P”形式非法集资。在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中,涉案平台在运营后期,已在拆东墙补西墙,实质上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否定集资诈骗罪性质的难度更大。但本文所称的“非典型集资诈骗”,系指民营企业为实体生产经营所需,公开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融资,并承诺还本付息,资金未按照宣传用途使用,或者资金使用具有一定任意性,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情形。这类案件在实践中被定性为集资诈骗虽不罕见,但其与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亦存在较大区别。 辩护人在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过程中,不能被办案机关一时的消极态度和负面反馈所影响,应坚持“有解思维”,相信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司法政策等层面,一定能找到突破口,一定能够“有所为”,从而提出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意见、创造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条件。具体而言: 首先,当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所涉犯罪持宽容态度。“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是针对整体刑事案件的宏观性原则,但具体到不同种类犯罪时,受司法政策的影响,其得到落实的程度又存在较大区别。近年来,中央保护民营企业、加强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的态度是鲜明的。最高司法机关为贯彻中央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已多次通过印发文件、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民营企业释放善意。非法集资案件作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重大刑事风险之一,也被特别关注。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10月13日印发的、分别作出相应规定,体现出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违法行为定罪、定重罪时的谦抑精神。在上述司法政策的影响之下,对于有长期实体生产经营的民营企业所涉非法集资犯罪,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存在一定模糊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适用轻罪,以体现政策精神。 其次,集资诈骗罪认定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而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有一定门槛。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在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不特定性的四个特征方面,往往是齐备的,分歧主要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准确适用上。一方面,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不在于客观行为。实践中的非法集资案件,在融资手段上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主要表现为对资金用途、企业实力、投资项目情况、未来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虚构、隐瞒或者夸大,但上述虚构、隐瞒或者夸大行为,即使在最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并不是客观行为中的欺骗手段有无,而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为生产经营所需而非法集资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易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等,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作出了明确。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不会超出上述范围,且对于行为人确系为了企业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亦主要用于经营活动的,一般不会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后,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能够有效降低司法机关改变定性的压力。非法集资案件是涉众型犯罪,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面临较大的维稳压力,通过追赃挽损的方式弥补投资人损失、化解社会矛盾,与对行为人准确定罪量刑同等重要。辩护人如能与行为人、涉案公司一道,积极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则既可进一步证明行为人有偿还能力、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也能在实操方面为办案机关降低外部压力、道德负担和其他障碍,更有利于推动案件从集资诈骗罪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方向变更。 之所以要强调在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的辩护中坚持有解思维,是因为:一方面,集资诈骗罪只要成立,行为人在没有减轻处罚情节时,起步就会面临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缺口金额特别巨大的,主犯更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对当事人而言显示是无法承受的摧毁式打击;另一方面,此类案件确有较大辩护空间,在有解思维的指引下,辩护人、当事人、家属或者公司等主体更能形成合力,强化共同争取更好办案效果的积极性。 二、实践思路: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着手否定非法占有目的、解决承办人的后顾之忧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踏实地积极取证,以攻势辩护思维化解被动状态,有解思维的落地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四十余次会见当事人,向其核对证据,了解融资宣传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的客观原因、向投资人承诺利率畸高的真实考虑、涉案资金实际去向、公司有无实际合法经营活动、关联公司的资产情况并与其反复沟通偿还投资人欠款的意向及方案等,最终全面发掘出案件事实真相。其中,以下重点工作发挥了较大作用。 一是注重收集新证据,还原有利于行为人的案件事实。侦查机关虽有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法定义务,但囿于其以惩罚犯罪为主的职能定位,或出于其他主客观原因,导致其收集的证据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作为辩护人,在对集资诈骗罪作出罪辩护时,应通过积极收集新证据,还原融资之前及融资之时,涉案公司具有实体生产经营、资产大于负债或者有较为良好的财务状况(收集相关业务合同、凭证、仓储,必要时申请或者自行委托审计);还原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尚有其他公司或者资产、资金来源足以作为清偿投资人的保证;还原涉案融资款大部分用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原材料采购、货款支付等,返利、支付销售团队工资提成不在其中);还原公司现金流链断裂系因客观原因所致(银行抽贷、担保对象无力还款导致涉案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还原案发前后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领导层有处置个人资产、追偿债务、以物抵债等积极清偿投资人的措施。通过收集新证据,对上述事实予以还原,进而论证行为人系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大部分也实际用于企业经营而非被行为人据为己有,行为人有一定的还款能力,案发前后行为人有积极还款的行为和意愿,得出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针对融资项目客观存在、融资项目与当事人及涉案公司存在关联、当事人在融资期间有其他实际经营的关联公司、当事人其他关联公司有可供清偿的资产(仅是因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被查封)等收集二十余组书证和言辞证据,并提交至法庭,初步构建出辩方证据体系,有力还原了张某某作为民营企业家为解决暂时的资金周转而有限度吸收资金,并具备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仅因其他经济纠纷导致资产被查封无法履行清偿义务的事实。 二是注重同类案例检索,强化法律适用说理的权威性。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任何司法实务者均不会否认同类既判案例对办案人员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也鼓励和要求各级法院在裁判时参照类案判决,统一法律适用。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上线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这一规定明确赋予了入库案例的强制参照适用效力。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经检索后当庭提供了审理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马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案号:(;二审案号:)裁判文书,该案由公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依法将全案定性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从“行为人使用诈骗方法募集资金,对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行为人是否明知没有归还能力,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标准”、“从资金去向和用途来看,不能认定被告人将集资款项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个人占有或挥霍”等三个层面较为详细论述了被告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由。上述三个理由,对于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与我们办理的张某某被控集资诈骗案也有较大的相似性。以此案例作为辩护意见的支撑,既能强化说服承办法官的效果,也能为承办法官向合议庭或者院庭长汇报提供依据。 三是注重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化解社会矛盾。如上所述,追赃挽损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追赃挽损工作进展甚至可以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在部分案件中,涉案公司及行为人有一定资产或者应收账款,但因存在一定的权利瑕疵或者涉及案外第三人利益,办案机关为稳妥考虑,不将其纳入涉案财产予以处置。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准确判断涉案公司的资产状况、偿还能力,另一方面影响集资参与人的受偿,最后可能仅使案外第三人受益。对此,辩护人可在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并征得其同意之后,积极对有一定权利瑕疵或者争议的财产、涉及案外第三人的财产,予以认真梳理并界定产权,协调主管机关出具产权证明,与投资人或其代表沟通以物抵债等务实的还款举措,尽可能多地解决投资人的债权问题,并与其签署还款或者抵偿协议,由其出具对行为人的谅解书。对于上述工作周期较长、事项较多的,还可与办案机关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将涉案公司、行为人或者辩护人协助追赃挽损情况,定期向办案机关书面报告。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辩护人详细了解了张某某经营的其他关联公司资产状况,通过该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提供相关产权资料,与投资人代表逐一沟通以物抵债等还款方案,并推动或者协助部分已受偿投资人代表及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向法庭如实说明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降低信访风险、解决司法人员的心理负担和办案风险,并及时就清偿进展向法庭提交书面汇报,进一步展现出张某某不仅有清偿欠款的能力(仅因涉其他经济纠纷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还款),更有清偿欠款的意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法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以极其耐心负责的态度,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不仅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且实地对辩护人提出张某某所有的资产状况予以核实并对投资人开展释法工作,确认了投资人系自愿与涉案公司和关联官司达成还款方案。 三、办理实效:非典型集资诈骗改变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首次开庭过程中,公诉机关坚持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并以被告人不认可集资诈骗罪所涉主要事实为由,不同意认定其构成自首。庭审结束后,因新的投资人报案,公诉机关作出追加起诉决定书,增加指控数额。但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是,法庭经过阅卷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其态度已经十分慎重,辩护人在庭审结束后又多次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从本案基本事实、清偿能力和清偿效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司法政策等各角度进一步阐述公诉机关的定性存在问题。最终,法庭经过缜密的工作,督促公诉机关变更起诉,将全案性质由集资诈骗罪纠正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二次开庭过程中,辩护人重申了被告人张某某所具有的自首、单位犯罪等量刑情节,并提供该院已经判决的相当数额的同类案例检索报告,建议对张某某就低量刑。最终,人民法院采纳辩护人主要意见,在认定张某某仅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集资诈骗罪的基础上,同时认可张某某具有自首情节,并参照辩护人所提同类案例量刑幅度,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修订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对被告人实质性从宽处罚至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判决后,张某某虽对个别事实和情节的认定仍持有异议,但对案件改变定性和量刑结果高度认可,并明确不再上诉。本案的辩护取得了预期效果,张某某入监服刑期间,还专门写信向我们致谢,并表示有信心在回归社会后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及合规意识经营企业。 事实上,除本案之外,我与本所周金才律师早在2019年时办理的北京某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吴某某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是通过收集、梳理大量新证据,还原并澄清了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实,最终说服法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集资诈骗罪不予认定,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某某从轻量处刑罚。 非法集资案件具有涉众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在辩护过程中以一种更加公允的立场和态度,实事求是地陈述意见、解决问题,其辩护工作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更具有系统性;司法机关在处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时,会兼顾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严惩非法集资犯罪两项司法政策,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也更具有复杂性。本文对此类案件辩护思维和思路所作出的总结,只是初步思考,必然挂一漏万。但此类案件的辩护工作,容易收获实效,既可避免当事人被判处重刑,同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推动解决不特定投资人的受偿问题,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辩护的价值,值得继续探索、总结。(原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刑事法譚”,有改动)
非法集资犯罪作为涉众型案件,事关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一直是党委政府、司法机关打击和惩治的重点。尤其是投资人多为老年人、信访意愿强烈且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并造成投资人重大损失的,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被定性为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办理的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实际控制人张某某被指控集资诈骗罪一案,即属此类。也基于这一原因,办案民警在侦查提讯时曾强硬告知“一定将本案办成集资诈骗的铁案”,公诉人在对张某某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也明确表态“不会改变定性”,承办法官在庭前与辩护人交流时也善意提示“即使清偿了投资人欠款也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此外,当事人因本案被拘留时,正处于其他犯罪的缓刑考验期;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因涉及大量经济纠纷而陷入停摆状态;家人对其案件亦失去信心。在多重复杂被动的局面下,我们在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的有力配合下,通过各项辩护工作,最终推动本案定性由集资诈骗罪改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就低量处三年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张某某也即将刑满释放。 回望来时路,曲径已通幽。本案作为一起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其最终处理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勇于纠错、敢于担当是决定性因素,但从辩护的视角来看,这一跌宕起伏的诉讼过程亦有颇多值得总结之处。 一、辩护思维: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坚定有解思维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非典型集资诈骗”。我们之所以引用和界定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近年来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以资本运作为主要业务、缺少实体生产经营的“P2P”形式非法集资。在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中,涉案平台在运营后期,已在拆东墙补西墙,实质上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否定集资诈骗罪性质的难度更大。但本文所称的“非典型集资诈骗”,系指民营企业为实体生产经营所需,公开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融资,并承诺还本付息,资金未按照宣传用途使用,或者资金使用具有一定任意性,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情形。这类案件在实践中被定性为集资诈骗虽不罕见,但其与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亦存在较大区别。 辩护人在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过程中,不能被办案机关一时的消极态度和负面反馈所影响,应坚持“有解思维”,相信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司法政策等层面,一定能找到突破口,一定能够“有所为”,从而提出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意见、创造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条件。具体而言: 首先,当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所涉犯罪持宽容态度。“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是针对整体刑事案件的宏观性原则,但具体到不同种类犯罪时,受司法政策的影响,其得到落实的程度又存在较大区别。近年来,中央保护民营企业、加强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的态度是鲜明的。最高司法机关为贯彻中央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已多次通过印发文件、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民营企业释放善意。非法集资案件作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重大刑事风险之一,也被特别关注。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10月13日印发的、分别作出相应规定,体现出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违法行为定罪、定重罪时的谦抑精神。在上述司法政策的影响之下,对于有长期实体生产经营的民营企业所涉非法集资犯罪,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存在一定模糊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适用轻罪,以体现政策精神。 其次,集资诈骗罪认定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而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有一定门槛。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在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不特定性的四个特征方面,往往是齐备的,分歧主要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准确适用上。一方面,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不在于客观行为。实践中的非法集资案件,在融资手段上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主要表现为对资金用途、企业实力、投资项目情况、未来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虚构、隐瞒或者夸大,但上述虚构、隐瞒或者夸大行为,即使在最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并不是客观行为中的欺骗手段有无,而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为生产经营所需而非法集资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易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等,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作出了明确。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不会超出上述范围,且对于行为人确系为了企业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亦主要用于经营活动的,一般不会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后,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能够有效降低司法机关改变定性的压力。非法集资案件是涉众型犯罪,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面临较大的维稳压力,通过追赃挽损的方式弥补投资人损失、化解社会矛盾,与对行为人准确定罪量刑同等重要。辩护人如能与行为人、涉案公司一道,积极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则既可进一步证明行为人有偿还能力、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也能在实操方面为办案机关降低外部压力、道德负担和其他障碍,更有利于推动案件从集资诈骗罪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方向变更。 之所以要强调在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的辩护中坚持有解思维,是因为:一方面,集资诈骗罪只要成立,行为人在没有减轻处罚情节时,起步就会面临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缺口金额特别巨大的,主犯更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对当事人而言显示是无法承受的摧毁式打击;另一方面,此类案件确有较大辩护空间,在有解思维的指引下,辩护人、当事人、家属或者公司等主体更能形成合力,强化共同争取更好办案效果的积极性。 二、实践思路: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着手否定非法占有目的、解决承办人的后顾之忧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踏实地积极取证,以攻势辩护思维化解被动状态,有解思维的落地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四十余次会见当事人,向其核对证据,了解融资宣传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的客观原因、向投资人承诺利率畸高的真实考虑、涉案资金实际去向、公司有无实际合法经营活动、关联公司的资产情况并与其反复沟通偿还投资人欠款的意向及方案等,最终全面发掘出案件事实真相。其中,以下重点工作发挥了较大作用。 一是注重收集新证据,还原有利于行为人的案件事实。侦查机关虽有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法定义务,但囿于其以惩罚犯罪为主的职能定位,或出于其他主客观原因,导致其收集的证据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作为辩护人,在对集资诈骗罪作出罪辩护时,应通过积极收集新证据,还原融资之前及融资之时,涉案公司具有实体生产经营、资产大于负债或者有较为良好的财务状况(收集相关业务合同、凭证、仓储,必要时申请或者自行委托审计);还原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尚有其他公司或者资产、资金来源足以作为清偿投资人的保证;还原涉案融资款大部分用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原材料采购、货款支付等,返利、支付销售团队工资提成不在其中);还原公司现金流链断裂系因客观原因所致(银行抽贷、担保对象无力还款导致涉案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还原案发前后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领导层有处置个人资产、追偿债务、以物抵债等积极清偿投资人的措施。通过收集新证据,对上述事实予以还原,进而论证行为人系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大部分也实际用于企业经营而非被行为人据为己有,行为人有一定的还款能力,案发前后行为人有积极还款的行为和意愿,得出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针对融资项目客观存在、融资项目与当事人及涉案公司存在关联、当事人在融资期间有其他实际经营的关联公司、当事人其他关联公司有可供清偿的资产(仅是因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被查封)等收集二十余组书证和言辞证据,并提交至法庭,初步构建出辩方证据体系,有力还原了张某某作为民营企业家为解决暂时的资金周转而有限度吸收资金,并具备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仅因其他经济纠纷导致资产被查封无法履行清偿义务的事实。 二是注重同类案例检索,强化法律适用说理的权威性。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任何司法实务者均不会否认同类既判案例对办案人员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也鼓励和要求各级法院在裁判时参照类案判决,统一法律适用。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上线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这一规定明确赋予了入库案例的强制参照适用效力。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经检索后当庭提供了审理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马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案号:(;二审案号:)裁判文书,该案由公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依法将全案定性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从“行为人使用诈骗方法募集资金,对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行为人是否明知没有归还能力,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标准”、“从资金去向和用途来看,不能认定被告人将集资款项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个人占有或挥霍”等三个层面较为详细论述了被告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由。上述三个理由,对于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与我们办理的张某某被控集资诈骗案也有较大的相似性。以此案例作为辩护意见的支撑,既能强化说服承办法官的效果,也能为承办法官向合议庭或者院庭长汇报提供依据。 三是注重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化解社会矛盾。如上所述,追赃挽损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追赃挽损工作进展甚至可以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在部分案件中,涉案公司及行为人有一定资产或者应收账款,但因存在一定的权利瑕疵或者涉及案外第三人利益,办案机关为稳妥考虑,不将其纳入涉案财产予以处置。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准确判断涉案公司的资产状况、偿还能力,另一方面影响集资参与人的受偿,最后可能仅使案外第三人受益。对此,辩护人可在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并征得其同意之后,积极对有一定权利瑕疵或者争议的财产、涉及案外第三人的财产,予以认真梳理并界定产权,协调主管机关出具产权证明,与投资人或其代表沟通以物抵债等务实的还款举措,尽可能多地解决投资人的债权问题,并与其签署还款或者抵偿协议,由其出具对行为人的谅解书。对于上述工作周期较长、事项较多的,还可与办案机关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将涉案公司、行为人或者辩护人协助追赃挽损情况,定期向办案机关书面报告。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辩护人详细了解了张某某经营的其他关联公司资产状况,通过该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提供相关产权资料,与投资人代表逐一沟通以物抵债等还款方案,并推动或者协助部分已受偿投资人代表及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向法庭如实说明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降低信访风险、解决司法人员的心理负担和办案风险,并及时就清偿进展向法庭提交书面汇报,进一步展现出张某某不仅有清偿欠款的能力(仅因涉其他经济纠纷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还款),更有清偿欠款的意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法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以极其耐心负责的态度,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不仅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且实地对辩护人提出张某某所有的资产状况予以核实并对投资人开展释法工作,确认了投资人系自愿与涉案公司和关联官司达成还款方案。 三、办理实效:非典型集资诈骗改变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首次开庭过程中,公诉机关坚持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并以被告人不认可集资诈骗罪所涉主要事实为由,不同意认定其构成自首。庭审结束后,因新的投资人报案,公诉机关作出追加起诉决定书,增加指控数额。但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是,法庭经过阅卷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其态度已经十分慎重,辩护人在庭审结束后又多次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从本案基本事实、清偿能力和清偿效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司法政策等各角度进一步阐述公诉机关的定性存在问题。最终,法庭经过缜密的工作,督促公诉机关变更起诉,将全案性质由集资诈骗罪纠正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二次开庭过程中,辩护人重申了被告人张某某所具有的自首、单位犯罪等量刑情节,并提供该院已经判决的相当数额的同类案例检索报告,建议对张某某就低量刑。最终,人民法院采纳辩护人主要意见,在认定张某某仅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集资诈骗罪的基础上,同时认可张某某具有自首情节,并参照辩护人所提同类案例量刑幅度,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修订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对被告人实质性从宽处罚至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判决后,张某某虽对个别事实和情节的认定仍持有异议,但对案件改变定性和量刑结果高度认可,并明确不再上诉。本案的辩护取得了预期效果,张某某入监服刑期间,还专门写信向我们致谢,并表示有信心在回归社会后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及合规意识经营企业。 事实上,除本案之外,我与本所周金才律师早在2019年时办理的北京某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吴某某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是通过收集、梳理大量新证据,还原并澄清了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实,最终说服法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集资诈骗罪不予认定,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某某从轻量处刑罚。 非法集资案件具有涉众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在辩护过程中以一种更加公允的立场和态度,实事求是地陈述意见、解决问题,其辩护工作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更具有系统性;司法机关在处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时,会兼顾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严惩非法集资犯罪两项司法政策,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也更具有复杂性。本文对此类案件辩护思维和思路所作出的总结,只是初步思考,必然挂一漏万。但此类案件的辩护工作,容易收获实效,既可避免当事人被判处重刑,同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推动解决不特定投资人的受偿问题,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辩护的价值,值得继续探索、总结。(原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刑事法譚”,有改动)
非法集资犯罪作为涉众型案件,事关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一直是党委政府、司法机关打击和惩治的重点。尤其是投资人多为老年人、信访意愿强烈且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并造成投资人重大损失的,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被定性为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办理的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实际控制人张某某被指控集资诈骗罪一案,即属此类。也基于这一原因,办案民警在侦查提讯时曾强硬告知“一定将本案办成集资诈骗的铁案”,公诉人在对张某某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也明确表态“不会改变定性”,承办法官在庭前与辩护人交流时也善意提示“即使清偿了投资人欠款也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此外,当事人因本案被拘留时,正处于其他犯罪的缓刑考验期;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因涉及大量经济纠纷而陷入停摆状态;家人对其案件亦失去信心。在多重复杂被动的局面下,我们在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的有力配合下,通过各项辩护工作,最终推动本案定性由集资诈骗罪改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就低量处三年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张某某也即将刑满释放。 回望来时路,曲径已通幽。本案作为一起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其最终处理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勇于纠错、敢于担当是决定性因素,但从辩护的视角来看,这一跌宕起伏的诉讼过程亦有颇多值得总结之处。 一、辩护思维: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坚定有解思维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非典型集资诈骗”。我们之所以引用和界定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近年来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以资本运作为主要业务、缺少实体生产经营的“P2P”形式非法集资。在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中,涉案平台在运营后期,已在拆东墙补西墙,实质上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否定集资诈骗罪性质的难度更大。但本文所称的“非典型集资诈骗”,系指民营企业为实体生产经营所需,公开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融资,并承诺还本付息,资金未按照宣传用途使用,或者资金使用具有一定任意性,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情形。这类案件在实践中被定性为集资诈骗虽不罕见,但其与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亦存在较大区别。 辩护人在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过程中,不能被办案机关一时的消极态度和负面反馈所影响,应坚持“有解思维”,相信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司法政策等层面,一定能找到突破口,一定能够“有所为”,从而提出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意见、创造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条件。具体而言: 首先,当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所涉犯罪持宽容态度。“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是针对整体刑事案件的宏观性原则,但具体到不同种类犯罪时,受司法政策的影响,其得到落实的程度又存在较大区别。近年来,中央保护民营企业、加强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的态度是鲜明的。最高司法机关为贯彻中央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已多次通过印发文件、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民营企业释放善意。非法集资案件作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重大刑事风险之一,也被特别关注。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10月13日印发的、分别作出相应规定,体现出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违法行为定罪、定重罪时的谦抑精神。在上述司法政策的影响之下,对于有长期实体生产经营的民营企业所涉非法集资犯罪,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存在一定模糊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适用轻罪,以体现政策精神。 其次,集资诈骗罪认定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而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有一定门槛。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在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不特定性的四个特征方面,往往是齐备的,分歧主要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准确适用上。一方面,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不在于客观行为。实践中的非法集资案件,在融资手段上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主要表现为对资金用途、企业实力、投资项目情况、未来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虚构、隐瞒或者夸大,但上述虚构、隐瞒或者夸大行为,即使在最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并不是客观行为中的欺骗手段有无,而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为生产经营所需而非法集资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易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等,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作出了明确。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不会超出上述范围,且对于行为人确系为了企业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亦主要用于经营活动的,一般不会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后,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能够有效降低司法机关改变定性的压力。非法集资案件是涉众型犯罪,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面临较大的维稳压力,通过追赃挽损的方式弥补投资人损失、化解社会矛盾,与对行为人准确定罪量刑同等重要。辩护人如能与行为人、涉案公司一道,积极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则既可进一步证明行为人有偿还能力、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也能在实操方面为办案机关降低外部压力、道德负担和其他障碍,更有利于推动案件从集资诈骗罪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方向变更。 之所以要强调在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的辩护中坚持有解思维,是因为:一方面,集资诈骗罪只要成立,行为人在没有减轻处罚情节时,起步就会面临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缺口金额特别巨大的,主犯更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对当事人而言显示是无法承受的摧毁式打击;另一方面,此类案件确有较大辩护空间,在有解思维的指引下,辩护人、当事人、家属或者公司等主体更能形成合力,强化共同争取更好办案效果的积极性。 二、实践思路: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着手否定非法占有目的、解决承办人的后顾之忧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踏实地积极取证,以攻势辩护思维化解被动状态,有解思维的落地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四十余次会见当事人,向其核对证据,了解融资宣传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的客观原因、向投资人承诺利率畸高的真实考虑、涉案资金实际去向、公司有无实际合法经营活动、关联公司的资产情况并与其反复沟通偿还投资人欠款的意向及方案等,最终全面发掘出案件事实真相。其中,以下重点工作发挥了较大作用。 一是注重收集新证据,还原有利于行为人的案件事实。侦查机关虽有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法定义务,但囿于其以惩罚犯罪为主的职能定位,或出于其他主客观原因,导致其收集的证据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作为辩护人,在对集资诈骗罪作出罪辩护时,应通过积极收集新证据,还原融资之前及融资之时,涉案公司具有实体生产经营、资产大于负债或者有较为良好的财务状况(收集相关业务合同、凭证、仓储,必要时申请或者自行委托审计);还原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尚有其他公司或者资产、资金来源足以作为清偿投资人的保证;还原涉案融资款大部分用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原材料采购、货款支付等,返利、支付销售团队工资提成不在其中);还原公司现金流链断裂系因客观原因所致(银行抽贷、担保对象无力还款导致涉案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还原案发前后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领导层有处置个人资产、追偿债务、以物抵债等积极清偿投资人的措施。通过收集新证据,对上述事实予以还原,进而论证行为人系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大部分也实际用于企业经营而非被行为人据为己有,行为人有一定的还款能力,案发前后行为人有积极还款的行为和意愿,得出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针对融资项目客观存在、融资项目与当事人及涉案公司存在关联、当事人在融资期间有其他实际经营的关联公司、当事人其他关联公司有可供清偿的资产(仅是因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被查封)等收集二十余组书证和言辞证据,并提交至法庭,初步构建出辩方证据体系,有力还原了张某某作为民营企业家为解决暂时的资金周转而有限度吸收资金,并具备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仅因其他经济纠纷导致资产被查封无法履行清偿义务的事实。 二是注重同类案例检索,强化法律适用说理的权威性。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任何司法实务者均不会否认同类既判案例对办案人员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也鼓励和要求各级法院在裁判时参照类案判决,统一法律适用。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上线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这一规定明确赋予了入库案例的强制参照适用效力。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经检索后当庭提供了审理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马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案号:(;二审案号:)裁判文书,该案由公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依法将全案定性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从“行为人使用诈骗方法募集资金,对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行为人是否明知没有归还能力,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标准”、“从资金去向和用途来看,不能认定被告人将集资款项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个人占有或挥霍”等三个层面较为详细论述了被告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由。上述三个理由,对于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与我们办理的张某某被控集资诈骗案也有较大的相似性。以此案例作为辩护意见的支撑,既能强化说服承办法官的效果,也能为承办法官向合议庭或者院庭长汇报提供依据。 三是注重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化解社会矛盾。如上所述,追赃挽损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追赃挽损工作进展甚至可以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在部分案件中,涉案公司及行为人有一定资产或者应收账款,但因存在一定的权利瑕疵或者涉及案外第三人利益,办案机关为稳妥考虑,不将其纳入涉案财产予以处置。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准确判断涉案公司的资产状况、偿还能力,另一方面影响集资参与人的受偿,最后可能仅使案外第三人受益。对此,辩护人可在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并征得其同意之后,积极对有一定权利瑕疵或者争议的财产、涉及案外第三人的财产,予以认真梳理并界定产权,协调主管机关出具产权证明,与投资人或其代表沟通以物抵债等务实的还款举措,尽可能多地解决投资人的债权问题,并与其签署还款或者抵偿协议,由其出具对行为人的谅解书。对于上述工作周期较长、事项较多的,还可与办案机关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将涉案公司、行为人或者辩护人协助追赃挽损情况,定期向办案机关书面报告。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辩护人详细了解了张某某经营的其他关联公司资产状况,通过该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提供相关产权资料,与投资人代表逐一沟通以物抵债等还款方案,并推动或者协助部分已受偿投资人代表及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向法庭如实说明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降低信访风险、解决司法人员的心理负担和办案风险,并及时就清偿进展向法庭提交书面汇报,进一步展现出张某某不仅有清偿欠款的能力(仅因涉其他经济纠纷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还款),更有清偿欠款的意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法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以极其耐心负责的态度,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不仅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且实地对辩护人提出张某某所有的资产状况予以核实并对投资人开展释法工作,确认了投资人系自愿与涉案公司和关联官司达成还款方案。 三、办理实效:非典型集资诈骗改变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首次开庭过程中,公诉机关坚持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并以被告人不认可集资诈骗罪所涉主要事实为由,不同意认定其构成自首。庭审结束后,因新的投资人报案,公诉机关作出追加起诉决定书,增加指控数额。但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是,法庭经过阅卷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其态度已经十分慎重,辩护人在庭审结束后又多次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从本案基本事实、清偿能力和清偿效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司法政策等各角度进一步阐述公诉机关的定性存在问题。最终,法庭经过缜密的工作,督促公诉机关变更起诉,将全案性质由集资诈骗罪纠正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二次开庭过程中,辩护人重申了被告人张某某所具有的自首、单位犯罪等量刑情节,并提供该院已经判决的相当数额的同类案例检索报告,建议对张某某就低量刑。最终,人民法院采纳辩护人主要意见,在认定张某某仅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集资诈骗罪的基础上,同时认可张某某具有自首情节,并参照辩护人所提同类案例量刑幅度,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修订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对被告人实质性从宽处罚至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判决后,张某某虽对个别事实和情节的认定仍持有异议,但对案件改变定性和量刑结果高度认可,并明确不再上诉。本案的辩护取得了预期效果,张某某入监服刑期间,还专门写信向我们致谢,并表示有信心在回归社会后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及合规意识经营企业。 事实上,除本案之外,我与本所周金才律师早在2019年时办理的北京某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吴某某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是通过收集、梳理大量新证据,还原并澄清了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实,最终说服法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集资诈骗罪不予认定,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某某从轻量处刑罚。 非法集资案件具有涉众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在辩护过程中以一种更加公允的立场和态度,实事求是地陈述意见、解决问题,其辩护工作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更具有系统性;司法机关在处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时,会兼顾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严惩非法集资犯罪两项司法政策,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也更具有复杂性。本文对此类案件辩护思维和思路所作出的总结,只是初步思考,必然挂一漏万。但此类案件的辩护工作,容易收获实效,既可避免当事人被判处重刑,同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推动解决不特定投资人的受偿问题,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辩护的价值,值得继续探索、总结。(原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刑事法譚”,有改动)
非法集资犯罪作为涉众型案件,事关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一直是党委政府、司法机关打击和惩治的重点。尤其是投资人多为老年人、信访意愿强烈且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并造成投资人重大损失的,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被定性为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办理的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实际控制人张某某被指控集资诈骗罪一案,即属此类。也基于这一原因,办案民警在侦查提讯时曾强硬告知“一定将本案办成集资诈骗的铁案”,公诉人在对张某某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也明确表态“不会改变定性”,承办法官在庭前与辩护人交流时也善意提示“即使清偿了投资人欠款也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此外,当事人因本案被拘留时,正处于其他犯罪的缓刑考验期;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因涉及大量经济纠纷而陷入停摆状态;家人对其案件亦失去信心。在多重复杂被动的局面下,我们在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的有力配合下,通过各项辩护工作,最终推动本案定性由集资诈骗罪改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就低量处三年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张某某也即将刑满释放。 回望来时路,曲径已通幽。本案作为一起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其最终处理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勇于纠错、敢于担当是决定性因素,但从辩护的视角来看,这一跌宕起伏的诉讼过程亦有颇多值得总结之处。 一、辩护思维: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坚定有解思维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非典型集资诈骗”。我们之所以引用和界定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近年来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以资本运作为主要业务、缺少实体生产经营的“P2P”形式非法集资。在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中,涉案平台在运营后期,已在拆东墙补西墙,实质上是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否定集资诈骗罪性质的难度更大。但本文所称的“非典型集资诈骗”,系指民营企业为实体生产经营所需,公开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融资,并承诺还本付息,资金未按照宣传用途使用,或者资金使用具有一定任意性,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情形。这类案件在实践中被定性为集资诈骗虽不罕见,但其与P2P模式的集资诈骗案件亦存在较大区别。 辩护人在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过程中,不能被办案机关一时的消极态度和负面反馈所影响,应坚持“有解思维”,相信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司法政策等层面,一定能找到突破口,一定能够“有所为”,从而提出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意见、创造有利于当事人定罪量刑的条件。具体而言: 首先,当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所涉犯罪持宽容态度。“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是针对整体刑事案件的宏观性原则,但具体到不同种类犯罪时,受司法政策的影响,其得到落实的程度又存在较大区别。近年来,中央保护民营企业、加强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的态度是鲜明的。最高司法机关为贯彻中央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已多次通过印发文件、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民营企业释放善意。非法集资案件作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重大刑事风险之一,也被特别关注。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3年10月13日印发的、分别作出相应规定,体现出对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违法行为定罪、定重罪时的谦抑精神。在上述司法政策的影响之下,对于有长期实体生产经营的民营企业所涉非法集资犯罪,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存在一定模糊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能会更加倾向于适用轻罪,以体现政策精神。 其次,集资诈骗罪认定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而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有一定门槛。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在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不特定性的四个特征方面,往往是齐备的,分歧主要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准确适用上。一方面,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不在于客观行为。实践中的非法集资案件,在融资手段上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主要表现为对资金用途、企业实力、投资项目情况、未来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虚构、隐瞒或者夸大,但上述虚构、隐瞒或者夸大行为,即使在最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同样存在。因此,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并不是客观行为中的欺骗手段有无,而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为生产经营所需而非法集资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易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等,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规则作出了明确。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不会超出上述范围,且对于行为人确系为了企业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亦主要用于经营活动的,一般不会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后,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能够有效降低司法机关改变定性的压力。非法集资案件是涉众型犯罪,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面临较大的维稳压力,通过追赃挽损的方式弥补投资人损失、化解社会矛盾,与对行为人准确定罪量刑同等重要。辩护人如能与行为人、涉案公司一道,积极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则既可进一步证明行为人有偿还能力、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时也能在实操方面为办案机关降低外部压力、道德负担和其他障碍,更有利于推动案件从集资诈骗罪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方向变更。 之所以要强调在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的辩护中坚持有解思维,是因为:一方面,集资诈骗罪只要成立,行为人在没有减轻处罚情节时,起步就会面临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缺口金额特别巨大的,主犯更是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对当事人而言显示是无法承受的摧毁式打击;另一方面,此类案件确有较大辩护空间,在有解思维的指引下,辩护人、当事人、家属或者公司等主体更能形成合力,强化共同争取更好办案效果的积极性。 二、实践思路:律师办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应着手否定非法占有目的、解决承办人的后顾之忧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只有以求真的态度,踏实地积极取证,以攻势辩护思维化解被动状态,有解思维的落地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四十余次会见当事人,向其核对证据,了解融资宣传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融资款未实际用于宣传项目的客观原因、向投资人承诺利率畸高的真实考虑、涉案资金实际去向、公司有无实际合法经营活动、关联公司的资产情况并与其反复沟通偿还投资人欠款的意向及方案等,最终全面发掘出案件事实真相。其中,以下重点工作发挥了较大作用。 一是注重收集新证据,还原有利于行为人的案件事实。侦查机关虽有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法定义务,但囿于其以惩罚犯罪为主的职能定位,或出于其他主客观原因,导致其收集的证据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作为辩护人,在对集资诈骗罪作出罪辩护时,应通过积极收集新证据,还原融资之前及融资之时,涉案公司具有实体生产经营、资产大于负债或者有较为良好的财务状况(收集相关业务合同、凭证、仓储,必要时申请或者自行委托审计);还原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尚有其他公司或者资产、资金来源足以作为清偿投资人的保证;还原涉案融资款大部分用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原材料采购、货款支付等,返利、支付销售团队工资提成不在其中);还原公司现金流链断裂系因客观原因所致(银行抽贷、担保对象无力还款导致涉案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还原案发前后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领导层有处置个人资产、追偿债务、以物抵债等积极清偿投资人的措施。通过收集新证据,对上述事实予以还原,进而论证行为人系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而融资,融资款大部分也实际用于企业经营而非被行为人据为己有,行为人有一定的还款能力,案发前后行为人有积极还款的行为和意愿,得出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针对融资项目客观存在、融资项目与当事人及涉案公司存在关联、当事人在融资期间有其他实际经营的关联公司、当事人其他关联公司有可供清偿的资产(仅是因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被查封)等收集二十余组书证和言辞证据,并提交至法庭,初步构建出辩方证据体系,有力还原了张某某作为民营企业家为解决暂时的资金周转而有限度吸收资金,并具备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仅因其他经济纠纷导致资产被查封无法履行清偿义务的事实。 二是注重同类案例检索,强化法律适用说理的权威性。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任何司法实务者均不会否认同类既判案例对办案人员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也鼓励和要求各级法院在裁判时参照类案判决,统一法律适用。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上线后,《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这一规定明确赋予了入库案例的强制参照适用效力。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们经检索后当庭提供了审理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马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一审案号:(;二审案号:)裁判文书,该案由公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依法将全案定性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从“行为人使用诈骗方法募集资金,对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行为人是否明知没有归还能力,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标准”、“从资金去向和用途来看,不能认定被告人将集资款项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个人占有或挥霍”等三个层面较为详细论述了被告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由。上述三个理由,对于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与我们办理的张某某被控集资诈骗案也有较大的相似性。以此案例作为辩护意见的支撑,既能强化说服承办法官的效果,也能为承办法官向合议庭或者院庭长汇报提供依据。 三是注重协助办案机关追赃挽损,化解社会矛盾。如上所述,追赃挽损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追赃挽损工作进展甚至可以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在部分案件中,涉案公司及行为人有一定资产或者应收账款,但因存在一定的权利瑕疵或者涉及案外第三人利益,办案机关为稳妥考虑,不将其纳入涉案财产予以处置。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准确判断涉案公司的资产状况、偿还能力,另一方面影响集资参与人的受偿,最后可能仅使案外第三人受益。对此,辩护人可在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并征得其同意之后,积极对有一定权利瑕疵或者争议的财产、涉及案外第三人的财产,予以认真梳理并界定产权,协调主管机关出具产权证明,与投资人或其代表沟通以物抵债等务实的还款举措,尽可能多地解决投资人的债权问题,并与其签署还款或者抵偿协议,由其出具对行为人的谅解书。对于上述工作周期较长、事项较多的,还可与办案机关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将涉案公司、行为人或者辩护人协助追赃挽损情况,定期向办案机关书面报告。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辩护人详细了解了张某某经营的其他关联公司资产状况,通过该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提供相关产权资料,与投资人代表逐一沟通以物抵债等还款方案,并推动或者协助部分已受偿投资人代表及关联公司临时负责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向法庭如实说明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降低信访风险、解决司法人员的心理负担和办案风险,并及时就清偿进展向法庭提交书面汇报,进一步展现出张某某不仅有清偿欠款的能力(仅因涉其他经济纠纷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还款),更有清偿欠款的意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法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以极其耐心负责的态度,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不仅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且实地对辩护人提出张某某所有的资产状况予以核实并对投资人开展释法工作,确认了投资人系自愿与涉案公司和关联官司达成还款方案。 三、办理实效:非典型集资诈骗改变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首次开庭过程中,公诉机关坚持张某某作为涉案公司实际控制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并以被告人不认可集资诈骗罪所涉主要事实为由,不同意认定其构成自首。庭审结束后,因新的投资人报案,公诉机关作出追加起诉决定书,增加指控数额。但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是,法庭经过阅卷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其态度已经十分慎重,辩护人在庭审结束后又多次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从本案基本事实、清偿能力和清偿效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司法政策等各角度进一步阐述公诉机关的定性存在问题。最终,法庭经过缜密的工作,督促公诉机关变更起诉,将全案性质由集资诈骗罪纠正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二次开庭过程中,辩护人重申了被告人张某某所具有的自首、单位犯罪等量刑情节,并提供该院已经判决的相当数额的同类案例检索报告,建议对张某某就低量刑。最终,人民法院采纳辩护人主要意见,在认定张某某仅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集资诈骗罪的基础上,同时认可张某某具有自首情节,并参照辩护人所提同类案例量刑幅度,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修订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对被告人实质性从宽处罚至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判决后,张某某虽对个别事实和情节的认定仍持有异议,但对案件改变定性和量刑结果高度认可,并明确不再上诉。本案的辩护取得了预期效果,张某某入监服刑期间,还专门写信向我们致谢,并表示有信心在回归社会后以更加成熟稳健的姿态及合规意识经营企业。 事实上,除本案之外,我与本所周金才律师早在2019年时办理的北京某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吴某某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也是通过收集、梳理大量新证据,还原并澄清了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实,最终说服法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集资诈骗罪不予认定,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吴某某从轻量处刑罚。 非法集资案件具有涉众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在辩护过程中以一种更加公允的立场和态度,实事求是地陈述意见、解决问题,其辩护工作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更具有系统性;司法机关在处理非典型集资诈骗案件时,会兼顾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严惩非法集资犯罪两项司法政策,相较于其他案件而言,也更具有复杂性。本文对此类案件辩护思维和思路所作出的总结,只是初步思考,必然挂一漏万。但此类案件的辩护工作,容易收获实效,既可避免当事人被判处重刑,同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推动解决不特定投资人的受偿问题,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辩护的价值,值得继续探索、总结。(原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刑事法譚”,有改动)
引言 印花税的应税合同是有名合同、典型合同,通常冠以购销合同、承揽合同、借款合同等名称,对于没有应税合同之名却有应税合同之实的非典型合同或协议,应根据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原则征税,现行的印花税税收政策予以相对明确的类型化规定。 一、非典型应税合同的类型化分类 基于历史与当下的印花税税收政策,非典型的应税合同大致分为“代替合同”“实质合同”“例外情形”等三大类。 分类 主要 内容 税收政策依据 一 代替合同 _ _ _1 凡只填开借据并作为合同使用的,应按照借据所载借款金额计税,在借据上贴花。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借款合同贴花问题的具体规定 (1988)国税地字第30号第一条 _2 对货物运输单、仓储保管单、财产保险单、银行借据等单据;凡不书立合同,只开立单据,以单据作为合同使用的,应按照规定贴花。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 国税地字〔1988〕25号 二 实质合同 _ _ _1 “拨改贷”借款合同和实行差别利率的基建借款合同,都属应税凭证,均应按规定纳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拨改贷”借款合同征收印花税问题的复函 (1989)国税地字第110号 _2 商业企业开具的要货成交单据,是当事人之间建立供需关系,以明确供需各方责任的常用业务凭证,属于合同性质的凭证,应按规定贴花。 国家税务局关于各种要货单据征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发〔1990〕994号 _3 对中外运集团重组改制中经评估发生的资产增值部分应按有关规定贴花。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有关印花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3〕7号 _4 经研究认为: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属于家庭财产保险性质,其合同应照章贴花。 国家税务局关于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合同征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89)国税地字第77号 三 例外情形 _ _ _1 华润燃气集团与用户签订的供用气合同不属于及其实施细则中列举的凭证,也不属于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无需缴纳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答复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涉税诉求的函 税总办函〔2013〕580号 _2 以上市公司股权出资不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认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号第五条 _3 企业与主管部门等签订的租赁承包经营合同,不属于财产租赁合同,不应贴花。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 国税地字〔1988〕25号 _4 买方信贷及混合贷款中的商业性贷款性质上不同于政府贷款,均应按印花税的有关规定缴纳印花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中国银行为“三贷”业务申请免征印花税问题的复函 国税地函发〔1992〕16号 _5 中国海油集团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之间,中国海油集团内部各子公司之间,中国海油集团的各分公司和子公司之间互供石油和石油制品所使用的“成品油配置计划表”(或其他名称的表、证、单、书),暂不征收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使用的“成品油配置计划表”有关印花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8号 _6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生产分厂管理体制,华泰公司只有生产权,没有经营权,其组织构架、人事任免、财务管理、产品营销等均由中泰化学公司统一管理。二者之间的产销业务未签订购销合同,也无具有合同性质的其他凭证。产品发货单、出库单是中泰化学公司开具给客户用以提货的凭据,而非开具给华泰公司的具有合同性质的调拨单据。即中泰化学公司与华泰公司之间没有签订相关的应税凭证,根据的规定,不应征收印花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产销业务征收印花税问题的批复 税总函〔2014〕608号 【备注:以上政策的梳理是不完全梳理,主要是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税务政策并没有覆盖所有的经济活动类型】 二、印花税应税合同的实质要件(合同必备内容):当事人名称、标的、数量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1],若有合同之名、缺少合同必备内容的,即当事人意思表示并不一致或客观上无法一致,则不构成实质合同,性质上应为意向协议、预约等。 1981年《经济合同法》认为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主要条款:一、标的(指货物、劳务、工程项目等);二、数量和质量;三、价款或者酬金;四、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五、违约责任等;同时提出“必备合同条款的概念”,即根据法律规定的或按经济合同性质必须具备的条款,以及当事人一方要求必须规定的条款,也是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2] 1999年、、规定认为,除了(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等事项外,合同的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事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三、合同效力与应税合同行为的关系:民法典认可越权代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一)民法典之前:越权代理、无权处分的效力是待定为原则,事后追认和善意取得是例外 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已失效】第89条规定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 该规定明确了除为保护第三人交易稳定,符合善意取得条件之外,一般认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 1999年出台的【已失效】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根据该条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只有在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才是有效合同,否则无权处分合同面临无效的风险。 2007年3月16日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无权处分的例外情形,即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二)民法典实施之后:越权代理、无权处分合同是成立有效的 民法典第504条规定越权代理的合同有效,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民法典第597条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违约责任,因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结语 缺少合同必备内容的形式合同或其他形式协议,因当事人并未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性质上不应属于印花税应税合同的范围。越权代理、无权处分等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因民法典的实施被确认为合同成立有效,对于当下的企业经营行为,应准确区分合同行为与合同成立前的行为,以规范的方式予以阐述表示,避免税务争议。 [1]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2]《经济合同法》(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二条。
食药行业资讯2024年9月第32期 共97期 1、医疗器械管理领域将有专门立法拟给予融资信贷等方面支持 8月28日,国家药监局就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4年9月28日。征求意见稿共十一章一百九十条,对医疗器械标准和分类、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进出口、警戒与召回、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进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设立或者联合组建研制机构,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合作开展医疗器械的研制与创新;将制定医疗器械产业规划和政策,将医疗器械研制与创新纳入发展重点,在科技立项、融资、信贷、招标采购、医疗保险等方面予以支持;将建立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基金,促进高性能、高品质医疗器械的创新发展;鼓励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合作,拓宽医疗器械企业融资渠道。 延伸阅读与提示 征求意见稿涵盖医疗器械的标准、研制、生产、经营等多个方面,旨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政策和规划,以及建立发展基金以支持高质量医疗器械的创新。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合作,以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医疗器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相关医疗器械企业予以重点关注,并提出修改意见。 参考链接: https://www.nmpa.gov.cn/xxgk/zhqyj/zhqyjylqx/20240828155857156.html 2、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拟发布《疫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9月3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网站公布《关于公开征求<疫苗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个月。《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以注册申请为目的的疫苗临床试验,明确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均应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学准则、《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等基本要求,还应同时参考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等指导原则的相关要求。 延伸阅读与提示 《指导原则》主要针对以注册申请为目的的疫苗临床试验,强调试验设计和实施必须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准则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要求,同时借鉴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的指导原则。此举旨在提升疫苗临床试验的科学性和伦理性,确保研发流程的透明与合规,建议相关行业人员积极反馈意见。 参考链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86a9e510cd8a1aad48fba502de75c9ee 3、国家医保局公布2024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药品名单 2024年8月7日至13日,我局向社会公示了《2024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根据各方反馈意见,我局按程序对有关药品进行了复核和结果修正,正式公布了《2024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 延伸阅读与提示 国家医保局通过形式审查表明这些药品符合申报条件,但仍需经过评审和谈判等后续步骤才能最终纳入医保目录。相关企业需密切关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模块”,及时获取形式审查、评审和协议等重要信息,以确保在流程中的合规与跟进。 参考链接: https://www.nhsa.gov.cn/art/2024/8/27/art_109_13662.html 4、国家药监局拟发布《抗HIV-1感染药物临床病毒学研究及数据递交指导原则》 8月22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网站公布《关于公开征求<抗HIV-1感染药物临床病毒学研究及数据递交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时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个月。《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HIV-1抗病毒药物临床研发,提供关于临床病毒学研究及其资料递交相关的技术建议,所指的临床病毒学研究主要是临床耐药性检测和分析。 延伸阅读与提示 《指导原则》针对HIV-1抗病毒药物的临床研发,旨在提供关于临床病毒学研究及数据递交的技术建议,重点涉及临床耐药性检测和分析。请相关企业和研究者积极反馈意见,以助于完善该指导原则,推动HIV-1药物的研发及注册流程。 参考链接: https://www.cde.org.cn/main/news/viewInfoCommon/0d67eacd5ac71e0ef93a6da518fe32ce 5、国家卫健委发布《麻醉记录单标准》等7项卫生行业标准 国家卫健委网站公布《关于发布<麻醉记录单标准>等7项卫生行业标准的通告》。《通告》发布的卫生行业标准包括《麻醉记录单标准》《医疗机构标志标准》《医学X线检查操作规程》《CT检查操作规程》《正电子发射及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PET/CT)性能保障技术指南》《医护人员院前医疗急救培训标准》《口腔门诊医院感染管理标准》。 延伸阅读与提示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7项卫生行业标准,旨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规范化管理。这些标准涵盖麻醉记录、医疗机构标志、医学检查操作规程、急救培训及医院感染管理等多个方面,针对不同领域的操作标准与技术指南。相关医疗机构应积极落实这些新标准,确保医疗流程的安全与高效,同时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加大对院前急救和感染管理的重视,进一步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参考链接: http://www.nhc.gov.cn/fzs/s7852d/202408/dbd673708aa349f38f576f7eb8c56d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