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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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
十、科研与成果转化合规 (一)近年来改革制度红利介绍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成果转化利好政策。 1.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1)核心突破:“先赋权后行权”模式 以往医院的职务科技成果归单位所有,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2025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场深刻的赋权改革正在重塑游戏规则。以北京市为例,2026年4月,北京市出台《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明确推广“先赋权后行权”
七、财务管理合规 (一)预决算合规:“零基预算”从零开始论证 1.零基预算:给医院一把“手术刀” 零基预算(ZBB)适用于新增项目和重大调整项目,常规性支出可基于历史数据优化调整。零基预算的本质是“问效不问祖”,不问去年花了多少,只问今年这件事还值不值得做、有没有更好的做法。预算编制从“分蛋糕”变为“论项目”,使得“零基预算”成为医院争取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动策略。 (1)聚焦增量分级论证。从论证能
当前,医院面临着飞行检查、DRG改革、数据合规等严格的监管要求,双岗双责、违规双罚成为常态,“以评促建”与“以检促改”相互促动,医院合规工作已从“遵纪守法不受处罚”升级为标准化、数字化、审计监督加持下的“宏观合规+微观风控”按照结构—过程—结果(SPO)模型建设法治医院。 进入AI+时代,人们自学合规常识毫无障碍。本文认为,进行医院管理视角下的合规中级实务讨论,不是向医院治理层开列一张长长的“说不
引言 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一文搞懂“医疗补助费”那些事。笔者主要执业地为北京地区,故,本文可作为北京地区的实操参考,如您在非京地区,还请关注地方性规定及判例。 需要先明确的是,仅有两种情形可能涉及医疗补助费,即:一、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二、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一、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终止 (一)用人单位仅在第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时,享有以到期为由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
2026年2月14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国卫规划发[2026]6号, "《办法》"),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这是医疗卫生领域首部系统规定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部门规章, 标志着医疗健康数据合规监管进入新阶段。 《办法》共七章四十条, 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数据分类分级、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数据共享
前言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以下简称:《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的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代理的人身损害赔偿侵权案件中,部分法院的观点是:①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妨碍受害人依据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获得赔偿,并不支持将受害人从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扣除;②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对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

Q 用人单位购买了团体意外险,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可否主张保险理赔金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 A 这个问题涉及到谁对用人单位所购买的团体意外险保险理赔金享有请求权。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团体意外险,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的额外福利,从性质上来讲,该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根据“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的规定,团体意外险的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不得将用人单位指定为受益人。用人单位仅对劳动者购买的该险种承担缴费义务,而保险理赔金请求权则属于劳动者所有。 用人单位为工伤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可以通过社保部门及劳动者协商解决;若用人单位未能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其垫付医疗费的行为,则是其作为用工主体主动履行了工伤赔付义务。 在购买了团体意外险的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后所得的保险理赔金应归劳动者所有,用人单位并不能私自截留该保险理赔金,更不能以其作为团体意外险的缴费人,主张团体意外险获得的保险理赔金来抵扣其先行垫付的医疗费。 【律师哥提醒】 用人单位应对工伤保险、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有一定的了解和区分。 工伤保险作为法定的强制险种,应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向社保部门参保;用人单位未参保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则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团体意外险,实则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的福利。发生保险事故时,受益人为劳动者及其近亲属,用人单位并非是保险理赔金的的赔付对象,享受不了该保险利益。 而雇主责任险属于财产责任保险,受益人为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工伤赔付后,可以此保险理赔款冲抵自身损失。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引言 2025年9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8号令(以下简称《条例》),并已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动态评估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标志着生物医学创新与安全监管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6年4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作为《条例》首个配套执行细则,进一步明确了临床转化审批的准入范围、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监督规则,将监管框架落地为可执行标准。 一、立法背景 近年来,基因编辑、CAR-T/NK细胞疗法、干细胞治疗、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前沿生物医学技术快速发展,这些技术主要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思路与传统药品、医疗器械存在本质差别,给监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条例》出台前,我国对该领域的监管散见于《生物安全法》及《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试行)》等部门规范性文件,同时仅在海南博鳌乐城等少数区域有地方性试点规则,呈现出多部门交叉、政策分散、边界模糊的局面,企业普遍面临合规路径不清晰、政策预期不稳定的困境。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亦暴露出伦理监管的缺口,从而加速了在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进程。从2019年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征求意见稿,到2025年国务院正式发布条例,历时六年,最终形成了覆盖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全周期的监管体系。 作为行政法规,《条例》效力等级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其出台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填补立法空白,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构建了从临床研究备案、临床转化审批到上市后监管的全流程管理制度;二是明确双轨路径,正式确立“药品注册+技术转化”并行的双轨制商业化模式;三是平衡创新与安全,在严格守住伦理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技术创新留足发展空间。而本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则是将《条例》中的条款进一步细化,解决的是怎么申请、怎么审查、怎么管理的实操问题。 二、《条例》监管框架 (一)适用范围与核心定义 根据《条例》第三条,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 临床研究的覆盖范围包括四类情形:(1)直接对人体进行操作的;(2)对离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进行操作后植入或者输入人体的;(3)对人的生殖细胞、合子、胚胎进行操作后植入人体使其发育的;(4)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 (二)临床研究阶段 《条例》将临床研究由原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调整为备案制,降低了研究的启动门槛,但同时强化了过程监管与主体资质的要求。 1. 主体资质要求 发起机构 必须为中国境内法人,且需确保技术已通过非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 实施机构 仅限三级甲等医疗机构,且需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相应场所设备人员、规范管理制度与稳定经费来源 项目负责人 需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及高级职称 2. 备案流程与材料 项目通过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后5个工作日内,由临床研究机构向国家卫健委备案,需提交机构信息、人员资质、非临床研究报告、研究方案、双审意见、知情同意书、经费来源证明等全套材料。 3. 过程监管要求 必须严格按照备案方案实施,重大变更需重新审查备案; 必须取得受试者书面知情同意,严禁向受试者收取任何与研究相关的费用; 研究机构需建立风险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机制; 研究记录与原始材料自研究结束起保存30年,涉及子代的需永久保存; 受试者损害由研究机构负责治疗,费用由发起机构承担,鼓励购买商业保险。 (三)临床转化应用阶段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对《条例》的转化审批规则进行了全面细化,明确了准入门槛、申请条件、审查流程、分级管理与全周期监督。 1. 审批范围 并非所有生物医学新技术都能走转化应用路径,《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划定了明确的审批范围。从正面准入的角度,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个性化程度高,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原理的药品获得上市许可,也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二是用于治疗国家卫健委《罕见病目录》收录的罕见病,国内尚无同类机制、同适应症药品上市或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从负面排除的角度,符合定义的医疗器械,全部走药监注册路径,不纳入本审批范围。 该规则进一步落实了“双轨制”的划分路径,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走药品、器械路径;个性化程度高、难以做成标准产品的前沿技术走医学技术转化路径,从而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最大化地促进医学创新并满足临床需求。 2. 申请门槛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六条明确了申请临床转化应用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核心条件,一是已依法备案并完成临床研究;二是临床研究证明技术安全、有效,符合伦理原则;三是多中心独立验证一致。 3. 审批流程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申请受理——材料核查——技术、伦理评估——行政决定”的审批链条,流程如下: 审批环节 实施主体 审查内容 形式审查 国家卫健委受理窗口 材料完整性、资质合规性、是否属于审批范围 转交专业机构 国家卫健委 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转交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开展专家评估 材料核查与评估 生物中心、医管中心 书面现场核查材料真实性,划定风险等级,开展技术评估与伦理评估 行政决定 国家卫健委 收到评估意见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不予批准/终止审查决定 4. 优先审查与紧急应用 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公共卫生急需的技术,可申请优先审查,加速审批流程;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优先条件的,将转回普通程序。 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国家卫健委可批准尚在临床研究阶段的技术,在规定范围、期限和条件下紧急应用。 (四)技术路径与药械路径的界定 结合《条例》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药品注册与临床技术转化已形成双规并行,错位互补的格局: 对比项 药品、医疗器械路径 生物医学新技术路径 监管部门 国家药监局(NMPA/CDE) 国家卫健委 适用情形 可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生物制品/药品 个性化程度高、难以标准化成药,且国内无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未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罕见病适应症 实施流程 IND申请——临床试验——NDA/BLA注册上市 非临床研究——学术、伦理审查——临床研究备案——多中心临床研究——转化审批——院内应用 实施范围 取得资质的医疗机构均可使用,产品可全国流通 限制期内仅限原研究机构(含多中心)使用,期满后可备案推广 优势 商业化空间大、规模化程度高 研发周期短,审批速度相对较快,适配个性化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同时明确,因不同技术特点会有所不同,后续将进一步细化“同类机制原理”的界定标准,企业需持续关注细则更新。 (五)法律责任 《条例》设置了梯度化的处罚机制,最高可处20倍违法所得罚款,责任人可被终身禁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程度 违规情形(例举) 处罚措施 一般违规 未经备案开展临床研究;未按备案方案实施且逾期不改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30-3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3-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3年禁业 较重违规 未经非临床证明安全有效开展研究;未通过双审开展研究;未经批准擅自临床转化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50-5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5-10倍罚款;责任人处2-10万罚款,5年禁业 严重违规 骗取转化批准;出现重大安全风险未采取措施;造成严重健康损害或重大社会影响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处100-1000万罚款,100万以上处10-20倍罚款;责任人处10-20万罚款,10年直至终身禁业 专项违规 临床研究违规向受试者收费 退还违规收取费用,并处收取费用5倍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未经批准生产销售细胞类产品、非法行医等 可能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假药罪、非法行医罪等,最高可处死刑 三、对生物医药企业影响 (一)政策红利释放 1. 明确预期 《条例》最大的价值在于消除了长期困扰行业的政策模糊。双轨制的正式落地,让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的商业化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吸引资本投入,推动产业从零散探索走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待到《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则可进一步消除转化环节的操作盲区,让企业可以清晰预判技术到底能否走这条路径、要走多久、要准备什么,从而降低商业化路径的决策成本。 2. 简化流程 相较于此前征求意见稿的审批制设计,备案制简化了临床研究的周期。对于发起机构而言,流程与时间成本降低,企业可以更快推进早期技术的临床验证,提升研发效率。国内首个备案项目“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博海生物的多靶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技术”,已于2026年5月底,即《条例》正式施行起一个月内成功落地,验证了新规下合规路径的可行与高效。 此外,对于罕见病、无有效治疗手段的重症技术,叠加优先审查通道后,能够更快实现商业落地,既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也帮助企业更早实现收益。 (二)合规门槛提高 《条例》将临床研究机构严格限定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缩小了企业可合作的医院范围。若企业此前与非三甲医院、科研机构存在临床研究合作,相关项目须进行调整。加上《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企业可能会面临同时对接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因此该合作资源将变得更为稀缺,企业的合作成本也会有所上升。 《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在申请条件上新增了“多中心独立验证”的要求,若该征求意见稿最终落地实施,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依靠单中心临床研究数据申报转化。企业的研发成本将有所上升,需承担多家中心的研究费用、伦理审查费用与数据管理成本,且研发周期也会有所延长。此外,不同中心的操作规范、数据标准可能会存在偏差,因此对企业的质量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转化审批的范围,但“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出台,部分技术的路径归属仍存在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路径选择直接决定了研发投入、周期与商业化模式,尤其对于已投入大量资源的在研项目,若路径判断出现偏差,将会面临沉没成本损失。 此外,细胞、外泌体等技术在医美、抗衰等消费级领域的应用是否纳入《条例》监管,目前仍无明确细则。这类业务此前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若后续被纳入《条例》监管,现有消费级业务模式将面临全面调整,大量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相关业务将直接被叫停。 (三)行业洗牌加速 随着818号令及后续《工作规范》的正式出台,过往依托监管模糊地带存续的灰色业态将失去生存空间,大量不具备合规能力的市场主体将被逐步清退,行业资源将向具备核心技术、合规体系与优质临床资源的企业集中。 首先,根据《条例》要求,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必须由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实施,且需具备相应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与完整的配套设施;《审批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要求参与确证性临床研究的机构均需完成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备案。这意味着此前大量依托非医疗机构开展的细胞输注、抗衰治疗等灰色产业将不再具有合规基础。 其次,《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任何费用。该规定终结了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以临床研究名义收取治疗费用的灰色盈利模式。 再次,《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明确划定了转化审批的准入边界,符合医疗器械定义的产品一律走药监注册路径,国内已有同类机制药品上市或进入确证性临床试验的技术,也不纳入技术转化范围。同时,转化审批要求多中心独立验证、完整的非临床与临床数据支撑、标准化操作规范与质控体系,提升了技术商业化的合规门槛。企业难以以医疗技术为名规避药品、医疗器械的严格监管,也难以依靠单中心、小样本数据实现商业化落地。 在此背景下,行业发展将从野蛮生长的探索期进入合规驱动的规范阶段。具备核心技术壁垒、已完成合规临床研究布局、与优质三甲医院建立稳定合作的头部企业,将在合规红利下进一步扩大市场优势;而依赖概念炒作、违规经营的中小主体将逐步退出市场,行业整体集中度将持续提升。 四、企业合规建议 面对监管框架的落地与未来配套细则逐步出台,企业应当将合规管理前置,融入技术研发、临床研究、转化落地的整个流程,在规范发展的框架内提前布局,抢占行业调整期的先发优势。 当前,监管逻辑已经从事后处罚、违规纠偏转向了全流程的风险防控,这意味着“先做再说、出问题再补救”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企业需要着手搭建覆盖学术审查、伦理审查、受试者权益保护、临床数据管理、安全风险应急的内部合规制度体系,将合规要求纳入项目的全周期,而不是作为独立环节后置处理。对于集团化运营的企业,还需要建立母子公司、总分公司统一的合规管理标准,定期排查各业务条线的潜在风险,防止单点合规问题扩散。 在临床研究资源层面,企业应当尽快对现有在研项目的合作机构进行梳理,对不符合资质要求的合作项目,及时调整合作模式或终止相关研究,避免合规隐患。企业可主动对接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优质三甲医疗机构,尤其是已经完成对应专业GCP备案的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针对重点推进的研究项目,要提前规划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方案,筛选两到三家操作能力匹配、数据标准统一的合作机构开展研究,在保障数据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后续转化申请的多中心验证要求做铺垫。 对于技术商业化路径的选择,企业需要跳出单一的成药思维,基于双轨制的监管框架对现有在研项目进行盘点与评估。结合每项技术的自身特点、目标适应症、商业化目标,分别测算药品注册与技术转化两条路径的研发周期、合规成本、盈利模式,制定针对性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同类机制原理”的具体界定标准尚未最终落地,企业要密切关注相关细则的发布,待规则明确后进一步对优化调整项目方案,降低路径切换带来的沉没成本。 针对研究记录长期保存的监管要求,企业要提前搭建符合规范与监管要求的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统一不同合作中心的数据采集标准与存储格式,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可追溯。除了满足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项监管要求外,还要同步对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完善受试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人类遗传资源合规管理方案。更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将数据存储、长期随访运营、数据安全持续防护等长期合规成本,提前纳入项目整体预算与商业盈利模型当中,而不能只计算短期研发投入,防止后续因长期成本预估不足导致项目难以维持。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伦理审查的管理,妥善留存历次伦理审查意见、各版本知情同意书、跟踪审查记录等全部文件,满足申报与监管检查的要求。 整体来看,当前《条例》的正式施行与《工作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只是生物医学新技术监管体系完善的起点,后续还将有配套细则陆续落地,企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跟踪机制,重点关注几大方向的规则更新:一是《工作规范》正式版的修订内容与生效时间,及时调整转化申报准备工作;二是技术与药械的界定指导原则,明确不同项目的监管归属;三是风险分级指南的具体划分标准,预估技术获批后的推广进度;四是消费级大健康相关产品的监管边界,提前评估相关业务的合规调整方向;五是临床研究备案的具体操作细则,优化项目启动流程。 结语 818号令的落地与配套审批细则征求意见稿的公开,标志着中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产业正式进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规范化发展阶段。对于生物医药企业而言,合规不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赛道的入场券与长期发展的基础。主动拥抱监管、完成合规布局的企业,将在本轮行业重构中抢占先发优势,实现技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兑现。
一、研究背景与行业现状 2023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国卫科教发〔2023〕4号,以下简称《伦理审查办法》),经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实施,首次在国家层面构建了覆盖全类型生命科学研究的统一伦理审查体系。2025年9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令第818号,以下简称《转化条例》),以行政法规层级将伦理审查确立为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法定前置条件,标志着我国医学科研伦理监管进入“全链条、强约束”的法治化新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进入高速增长期。据《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统计,2024年全国1217家三级甲等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总量达2704件,同比增长37%;其中转让1895件、许可747件、作价入股62件,作价投资方式同比增长近6倍,转化方式多元化趋势显著。《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院所与三级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达2359.8亿元,总合同项数67.9万项,转化规模持续扩大,医疗机构已成为医学创新转化的核心主体。 在转化数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伦理合规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合规门槛。据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统计,2023—2024年全国已有数十家医疗机构因未按规定开展伦理审查、违规开展临床研究等行为被行政处罚,依据单案最高罚款达1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暂停执业;而依据2026年施行的《转化条例》,违规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违规成本大幅提升。如何在新规框架下识别转化全流程的伦理风险、建立合规机制,已成为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核心命题。 二、核心要点 相较于2016年版,2023年新规在适用范围、审查标准、监管强度上全面升级,其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核心规定如下表所示: 维度 核心规定 对应法条 对成果转化的直接影响 适用范围 覆盖境内医疗卫生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的所有以人为受试者、使用人生物样本/信息数据的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涵盖新技术新产品人体试验、流行病学研究、健康数据挖掘等全类型活动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条 成果转化涉及的临床验证、真实世界研究、生物样本二次利用、数据商业化开发等均纳入审查范围,无例外空间 设立强制要求 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未设立或未委托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不得开展相关研究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 医疗机构开展转化性研究的法定前提,无伦理委员会的机构不得自行开展涉及人的转化研究 申请材料要求 需提交研究方案、知情同意书、生物样本/数据来源证明、利益冲突申明、招募广告、成果发布形式说明等11类法定材料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 转化项目需提前披露合作企业、经费来源、收益分配、成果商业化计划,隐瞒将直接导致审查不通过 重点审查内容 涵盖合规性、研究者资质、风险受益比、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招募公平性、利益冲突、特殊人群保护、损害赔偿等11项核心维度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 转化项目的商业属性被纳入审查重点,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等利益关联必须充分披露并接受评估 跟踪审查要求 对已批准研究实行全程跟踪审查,包括年度/定期复审、严重不良事件审查、方案变更审查、提前终止审查四类 《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 成果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受试者损害、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均需重新提交伦理审查,不得自行变更 免除审查边界 仅对“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的三类样本/数据研究可免除审查,且需履行内部认定程序 《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 带有商业目的的成果转化项目原则上不得适用免除审查,即使使用留存样本/历史数据也需走正式审查流程 法律责任 机构未按规定设立伦理委、违规开展研究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和处分;伦理委未建立利益冲突机制、违规审查的,追究机构与个人责任 《伦理审查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转化项目伦理违规将直接导致研究终止,相关人员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资格受限,纳入科研诚信档案 三、新规下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风险点 科技成果转化涵盖“基础研究—临床验证—成果转让/许可—临床应用”全链条,每个环节均存在对应的伦理合规风险,且新规下风险传导性显著增强。 (一)研究立项阶段中的伦理审查前置缺失风险 1. “先转化后审查”的顺序倒置风险 部分医疗机构为加快转化进度,在与企业签订转化协议、启动临床验证研究后才补充提交伦理审查,违反《伦理审查办法》“研究开展前必须通过伦理审查”的法定要求。根据《转化条例》第四十四条,未通过伦理审查即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可处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开展相关研究,直接导致转化项目终止,前期研发投入全部损失。 2. 免除审查滥用风险 部分机构将基于留存生物样本、历史病历数据的转化性研究认定为“免除伦理审查”范畴,但《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要求免除审查必须同时满足“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不涉及敏感个人信息、不涉及商业利益”三项前提。带有商业转化目的的样本与数据研究,即使使用留存材料,也不属于免除审查范围,违规适用将被认定为程序违法,研究成果不得作为转化应用的依据。 (二)临床研究阶段中转化导向下的伦理偏倚风险 1. 利益冲突披露不充分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通常涉及企业资助、研究者持股、专利收益分成等利益关联。《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明确将“利益冲突申明”列为必备申请材料,若研究者未如实披露与受让企业的经济关联、未说明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方案,将构成伦理申报不实。对2024年全国公开查处的医学科研失信案件的分类统计显示,其中约17% 的案件涉及利益冲突未披露问题;存在此类失信行为的成果转化项目,对应的转化合同可能被认定存在效力瑕疵,涉事医疗机构将面临合规问责。 2. 知情同意的商业化信息遗漏风险 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常仅告知研究目的与风险,未明确告知“研究成果后续将进行商业化转化、可能产生经济收益”。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五项,知情同意必须信息充分完整,隐瞒商业化背景将导致知情同意存在瑕疵,受试者有权依据《民法典》人格权相关规定主张撤销同意并要求赔偿,进而引发转化项目的合规危机与民事纠纷。 3. 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超范围使用风险 转化研究常使用既往采集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但《伦理审查办法》要求生物样本、信息数据必须有合法来源证明,且使用范围不得超出原始知情同意的授权。若原始知情同意仅约定“用于科研用途”,未明确授权“商业转化用途”,则后续用于成果转化的企业合作、技术开发均构成超范围使用,涉嫌侵犯受试者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 (三)成果转化实施阶段中伦理跟踪缺位风险 1. 转化方案变更未重新审查风险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常因商业化需求调整研究方案,如扩大受试者范围、增加检测指标、变更临床终点指标等。根据《伦理审查办法》第二十三条,研究方案发生实质性变更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审查。部分机构存在“初始审查通过即可一劳永逸”的误区,转化阶段的方案调整不履行审查程序,构成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被责令终止研究。 2. 受试者损害赔偿责任落空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九条第九项明确要求审查“研究参与者参加研究受到损害时,给予的治疗、补偿或者赔偿是否合理、合法”。但在转化项目中,部分机构将赔偿责任全部推给合作企业,未在转化协议中明确损害赔偿的承担主体、资金保障与赔付流程。一旦发生受试者损害,医疗机构作为伦理审查责任主体仍需承担连带责任,且可能因赔偿机制不完善被监管部门处罚。 (四)成果应用阶段中的伦理合规的传导风险 1. 转化后临床应用的伦理延续性风险 根据《转化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需经过国家级或省级伦理审查与技术评估,未通过伦理评估不得批准临床应用。部分医疗机构认为“院内伦理审查通过即可转化”,忽视转化应用阶段的高阶伦理审查要求,直接导致成果无法落地应用,前期研发与转化投入全部损失。 2. 成果发布与商业化宣传的伦理违规风险 《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将“研究成果的发布形式说明”列为申请必备材料,转化项目的成果宣传、商业推广不得利用受试者信息、不得夸大研究效果、不得误导公众。若转化后企业在商业宣传中违规披露受试者数据、使用未经证实的疗效结论,医疗机构作为成果所有方需承担连带伦理责任,相关科研诚信记录将影响后续所有国家级项目申报资格。 四、科技成果转化视角下的合规对策 针对上述风险,医疗机构应将伦理合规嵌入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建立“前置审查—过程管控—跟踪评估—责任闭环”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在合规前提下推动成果高效转化。 (一)建立伦理审查前置的转化立项机制 1. 实行“伦理预审”作为转化立项门槛 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立项评估阶段,同步启动伦理预审。由技术转移部门联合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对拟转化项目的研究类型、样本数据来源、商业合作模式进行初步伦理判断,明确需走的审查类型(全面审查/简易审查/免除审查),杜绝“先签约后审查”的逆向操作。 对于涉及生物样本、健康数据的转化项目,严格对照《伦理审查办法》第三十二条的免除审查条件进行三重校验: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否涉及敏感个人信息、是否带有商业目的,凡涉及商业转化的一律不适用免除审查。 2. 转化合同设置伦理合规生效条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约定:“本合同自项目通过医疗机构伦理审查之日起生效”,同时约定合作企业需配合提交伦理审查所需的全部材料,因企业原因导致伦理审查不通过的,由企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机构损失。通过合同条款将伦理合规转化为双方共同义务,降低机构单方合规风险。 (二)完善转化项目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 1. 建立转化项目利益冲突专项审查制度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常规伦理审查基础上增加利益冲突专项审查环节。要求研究者全面披露与合作企业的所有关联关系,包括持股、任职、咨询报酬、专利收益、家庭亲属关联等;伦理委员会对利益冲突程度进行分级评估: 轻度冲突:要求充分披露并加强过程监督; 中度冲突:要求研究者退出部分决策环节,引入第三方监察员; 重度冲突:直接要求研究者回避或调整合作模式。 2. 规范转化收益分配的伦理合规性 依据与医院内部制度,明确成果转化收益在机构、科室、研发团队之间的分配比例与发放方式,所有收益分配方案需在伦理审查时一并提交备案,禁止通过企业私下发放报酬、规避监管。同时建立收益内部公示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转化项目的收益分配情况,接受监督。 (三)强化生物样本与数据的转化使用合规 1. 建立样本数据“授权范围溯源机制” 对用于成果转化的生物样本与健康数据,逐一溯源原始知情同意书的授权范围。对于仅授权“非商业科研用途”的样本数据,不得直接用于商业转化项目;确需使用的,需重新获取受试者的补充知情同意,明确告知商业化用途与相关风险。 对于转化合作中向企业提供的数据,严格执行脱敏处理与最小必要原则,禁止提供可识别个人身份的原始数据;数据传输采用加密通道,签订数据保密协议,明确企业不得二次扩散、不得用于约定外用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2. 知情同意书增加商业化专项告知条款 针对转化类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在常规内容基础上增加专门章节,明确告知: 1 本研究属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后续成果可能进行商业化开发; 2 受试者不会因成果商业化获得额外经济收益; 3 受试者的生物样本与个人信息仅用于本研究,不会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4 研究成果的商业开发不会损害受试者的个人权益与隐私安全。 (四)构建转化全流程的伦理跟踪机制 1. 实行转化项目“伦理里程碑”管理 将伦理跟踪审查与成果转化的里程碑节点绑定:在临床研究中期、方案调整、成果转让、临床应用申报等关键节点,必须提交伦理跟踪审查。特别是转化阶段发生研究方案实质性变更、合作主体变更、商业化用途扩大的,必须重新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继续推进。 2. 建立转化项目受试者损害保障机制 在科技成果转化合同中明确受试者损害赔偿的责任划分:要求合作企业购买临床试验责任险,或设立专项赔偿保证金;医疗机构与企业约定连带责任与内部追偿机制,确保受试者损害发生时能得到及时赔付。同时建立受试者投诉与纠纷处理的快速响应通道,明确伦理委员会、法务部门、技术转移部门的职责分工。 (五)提升机构伦理审查与转化管理的协同能力 1. 加强伦理委员会的转化专业能力建设 在伦理委员会中吸纳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委员,提升对转化类项目的审查专业性。定期开展《伦理审查办法》《转化条例》专项培训,确保委员准确把握新规对转化项目的审查标准,避免因审查尺度把握不准导致的合规风险。 2. 建立技术转移与伦理管理的协同工作机制 明确技术转移部门与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成果转化项目从对接阶段即同步告知伦理管理要求。将伦理合规情况纳入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核指标,对伦理合规管理到位的项目与团队给予正向激励,对违规行为建立责任追溯机制。 五、结语 及配套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从“重数量、重速度”向“重质量、重合规”转型。伦理合规不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阻碍,而是保障转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医疗机构唯有将伦理要求深度嵌入转化全流程,主动识别风险、完善机制,才能在合规前提下推动医学创新成果高效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平衡发展。 引用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卫科教发〔2023〕4号,2023年2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令第818号,2025年9月。 [3],科技部等部门,国科发监〔2022〕221号。 [4]《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海南博鳌医学创新研究院、健康界,2025年6月。 [5]《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5年。 [6]《关于部分科研失信行为的公开通报(第一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司,2026年4月9日。
01Q:医院后勤及织物洗涤服务项目,采购文件规定后勤服务及洗涤服务费用均为总价包干,但若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后勤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投入人员据实结算,但未要求供应商按照后勤、洗涤服务分开报价,也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供应商两项服务合计报包干价,若采购文件未明确后勤服务人员变化的计算方式,将可能导致供应商报价与费用结算不匹配,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不符合(财库〔2021〕22号)第九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02Q:医疗器械采购项目,是否可以要求验收后预留5%尾款作为保证金,待质保期届满1年后再支付? 答:不可以。根据《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2025修订)》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应当自货物交付/验收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同时,(财库〔2019〕38号)明确要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预留5%货款作为保证金属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且尾款支付期限不符合前述强制性要求。 03Q:医院织物洗涤服务项目,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采购文件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列为实质性要求,并将隔离式洗衣机作为评审因素是否可行? 答:不可行。《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4.4规定,有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需求的,应配备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并规定医用洗涤、消毒等用品与设备应满足工作需要,洗涤和烘干设备应选用经国家检测合格、有加热功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招标文件既然规定《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WS/T508-2025)为实质性要求,则该技术规范中的卫生隔离式洗涤设备也应该属于实质性要求,再将其作为评审因素会导致采购文件前后矛盾。
十、科研与成果转化合规 (一)近年来改革制度红利介绍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成果转化利好政策。 1.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 (1)核心突破:“先赋权后行权”模式 以往医院的职务科技成果归单位所有,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2025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场深刻的赋权改革正在重塑游戏规则。以北京市为例,2026年4月,北京市出台《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明确推广“先赋权后行权”模式——经学校简要评估后,先“赋权”科研人员使用职务成果创办企业,快速进入市场化验证,待企业成熟后再按约定办理入股、转让等行权手续。这意味着,科研人员不必等到所有法律手续完备才能启动创业,而是可以先干起来、边干边完善。 (2)收益分配≥70% 在规定成果入股奖励团队不低于50%股权基础上,多地明确成果作价投资的股权奖励给成果完成团队的比例不低于70%,青岛科技大学允许最高90%技术股权归团队,为全国最高。广东省更进一步,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的国有股权,由单位自主管理,经评估后可以自主处置,不需报财政部门审批或备案。 (3)尽职免责:给改革者吃下“定心丸” 万一转化失败了,谁担责?2025年《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指引(试行)》列举了11种具体免责情形。2026年6月1日即将生效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工作指引(试行)》(有效期2年)第12条明确,高校、科研院所采取“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因先行先试、缺乏经验、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造成单位利益损失,参与转化人员已履行勤勉尽职义务,没有牟取不当利益的,予以免责。建议医院尽快根据国家和当地相关政策制定本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内部操作流程》。 2.“先用后转”:降低转化门槛的新模式 广东省五部门联合印发《推进职务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改革若干政策措施》自2026年2月1日生效实施(有效期为5年),支持成果单位与企业通过“先使用后付费”或“先使用后合作”模式开展转化。对中小微企业而言,这大大降低了技术获取的前期成本;对医院而言,这加速了成果的市场验证。在出台相关政策的省份,医院可以设立“成果转化引导资金”,支持成果完成人开展“先用后转”。单项成果许可合同到账XX万以上的,经审核推荐可视同省级科技计划立项项目,这既给了科研人员面子(项目立项),也给了里子(政策资源)。 3.国资单列管理:科技成果不再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 2025年《贵州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措施》明确职务科技成果形成的国有资产,区别于有形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考核范围。这可缓解医院为科技成果贬值而焦虑——技术迭代快、市场变化大,用固定资产的保值增值逻辑来考核知识产权,本身就是错配。 针对上述政策红利,建议有条件的医院探索成立成果转化部门或委员会: (1)建立从科研人员披露、院内知识产权办公室评估、到院长办公会或转化委员会快速决策的“绿色通道”。 (2)主动设立“成果转化引导资金”或“种子基金”,为科研人员“先赋权后行权”提供启动资金和法务、财务支持,变被动审批为主动赋能。建立“转化经纪人”队伍,配备懂技术、懂法律、懂市场的专职人员,为科研团队提供全流程服务,变管理为赋能。 (3)尽快出台本院,将政策红利制度化、具体化。70%是法定底线但并非固定比例,医院可根据成果成熟度、团队后续投入、医院资源支持等因素,设计动态、分阶段的股权或收益分配方案,实现激励与贡献匹配。 (4)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内部操作流程》,明确“勤勉尽职”的具体标准(如是否经过专业评估、是否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是否无利益输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可操作的内部规章。 (二)伦理审查合规 1.欧美动物实验替代浪潮: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当欧美开始禁用实验动物,中国医院该如何站位? 2025年4月,FDA宣布将逐步淘汰对动物实验的依赖。2025年8月,美国NIH基金会牵头推出替代方法验证网络(VQN),标志着非动物实验方法(NAMs)从科研概念迈向监管应用。VQN聚焦“组合型替代方法”——类器官模型、计算模拟、蛋白质组学数据的协同应用。2025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FDAMA3.0,要求FDA在一年内发布临时最终规则,将法规中“动物试验”的表述替换为“非临床”试验。此外,欧盟2025年启动化学品安全评估动物实验淘汰路线图,预计2026年实施。但有资料讨论,FDA在阿尔茨海默病和部分复杂癌症药物开发中,仍大概率要求非人灵长类动物试验。替代是趋势,但不是一蹴而就。 2.中国医院的现实处境:3R原则写入地方立法,但全国性法规滞后 2025年,首次将"3R原则"写入地方立法,要求设立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机构。但全国性法规仍以1988年为主,未明确动物福利条款。 建议有条件的医院不必等待国家层面的强制要求,主动对接国际趋势,在以下领域提前布局: (1)类器官与器官芯片平台。清华大学2024年已建成器官芯片平台,医院可与高校或企业合作共建。 (2)AI辅助毒性预测。利用AI大模型减少动物实验需求,这本身也是鼓励的方向。 (3)实验动物福利审计:建立内部动物福利评估机制,为未来监管升级做准备。 3.AI大模型实验的伦理审查 2026年是我国首部AI领域专门性伦理审查规章,其对医院的核心要求为:(1)从事AI辅助诊断、治疗等敏感领域研究的单位,必须设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2)审查重点关注六大维度: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隐私保护。(3)应急审查72小时内完成,常规审查30日内作出决定。 如果医院正在开展AI辅助影像诊断、智能病理分析、药物靶点预测等研究,必须立即启动伦理委员会设立程序,以避免相关行政法律责任。同时,建议医院:①优化伦理审查流程,对低风险项目开通快速通道;②投资或合作建设类器官等平台,将其作为吸引顶尖人才和项目的医院核心竞争力进行宣传。 (三)知情同意≠合规 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2026年5月1日施行的进一步明确,知情同意必须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未依法取得知情同意的,处10-50万罚款,责任人2年内禁止从事相关研究。 1.医院容易忽视的知情同意陷阱 陷阱一:“概括同意”的效力边界 很多医院在知情同意书中写入“同意将样本用于未来研究”,这在法律上属于“概括同意”。2023年明确,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外方单位提供或开放使用的,需向科技部报告并提交信息备份。如果未来研究涉及国际合作,原先的概括同意可能不够用。 陷阱二:“去标识化”不等于“匿名化” (GB/T 43697-2024)指导下去标识化后的个人信息应作为一般个人信息保护。但医院常犯的错误是,医院科研中常用的"删除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只是最基础的去标识化,对于基因数据、影像数据(DICOM文件含设备信息、拍摄时间等)、病历数据(罕见病+年龄+地区=可唯一识别),这些操作远远不够。 实际上,合法避免“去标识化陷阱”的核心公式=技术不可重识别+法律不可逆处理+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知情同意分层授权。医院不能停留在“去掉姓名就完事”的初级阶段,必须建立从“伪匿名”到“真合规”的分级操作体系,并在每次数据共享前完成“重识别风险评估”。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今天,数据合规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医院的战略安全防线。 (1)建立分层防御机制: 第一级:基础去标识化(必须做,但不够) 操作清单:①删除直接标识符:姓名、身份证号、医保卡号、住院号、手机号、地址。②删除准标识符:精确出生日期(保留年龄段)、精确入院/出院日期(保留月份或季度)。③删除DICOM元数据中的设备序列号、操作员信息、医院名称。 常见误区:①以为“哈希处理身份证号”就安全了——若哈希算法简单,可通过彩虹表反查。②以为“随机编码”就匿名了——若编码与原始ID存在映射表,仍属去标识化。 第二级:增强型去标识化(科研共享最低门槛) 操作清单:①K-匿名化处理。确保数据集中任意一条记录的准标识符组合,至少有K条相同记录(通常K≥5)。例如:将“35岁女性+2026年3月入院+某罕见病”泛化为“30-40岁女性+2026年第一季度+某罕见病大类”。②L-多样性处理。在K-匿名基础上,确保敏感属性(如诊断结果)在每个等价类中至少有L个不同值。③差分隐私(Differential Privacy)。向数据集注入可控噪声,使单个记录的存在与否不影响统计结果。 适用场景:多中心科研协作、向第三方CRO提供数据集 第三级:法律匿名化(可彻底解除个保法约束) 核心标准:满足《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匿名化”定义——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 操作清单:①不可逆删除。彻底销毁原始标识符与去标识化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②专家评估。由独立的数据安全专家评估重识别风险,出具“不可重识别”结论报告。③攻击测试。模拟“动机攻击者”(有特定动机、掌握外部数据、具备技术能力的假设攻击者)进行重识别尝试,证明无法成功。 适用场景:公开发布科研数据集、完全脱敏后的真实世界研究(RWS) 第四级:联邦学习与隐私计算(不共享原始数据) 技术路径:①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各医院在本地训练模型,仅交换模型参数(梯度),原始数据不出域。②安全多方计算(SMPC)。多方在不暴露各自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共同完成统计分析。③可信执行环境(TEE)。在硬件隔离环境中处理数据,确保“数据可用不可见”。 适用场景:跨机构联合研究、药企与医院的真实世界数据(RWD)合作 (2)基因数据与影像数据的特殊处理 ①基因数据:去标识化的“不可能三角” 基因数据的特殊性在于:基因组本身就是终极标识符。即使删除所有外部标识符,通过基因序列仍可唯一识别个人(如通过基因数据库反查家谱)。 合规路径: 禁止原始基因序列出境。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出境必须向科技部报告并提交信息备份,原始基因序列原则上不得出境。II. 仅共享变异位点注释结果。如SNP位点、突变频率等统计信息,而非原始测序reads。III. 采用合成数据(Synthetic Data)。利用GAN等生成模型生成与真实数据统计特征一致但无真实个体对应的合成基因数据集。 差分隐私+局部扰动。在数据发布前对基因型数据注入校准噪声。 ②影像数据:DICOM元数据的“暗门” DICOM文件不仅包含影像像素,还包含丰富的元数据:患者姓名、ID、出生日期;设备制造商、型号、序列号;医院名称、科室、操作技师;拍摄时间(精确到秒)。 合规操作: 使用专业DICOM去标识化工具(如CTP、GDCM),而非手动删除。 保留必要临床信息的同时删除标识符。如保留扫描参数(层厚、剂量)用于质控,删除患者demographics。III. 日期偏移处理。将所有日期统一偏移随机天数(如所有日期+365天),保留时间间隔但消除绝对时间。IV. 面部影像的特殊处理:对于头颅CT/MRI,需进行面部区域模糊化或3D重建删除,防止通过面部识别反查身份 (3)知情同意书模板的“去标识化条款”设计 建议在知情同意书中明确以下分层授权: 第一层:基础去标识化授权“您同意研究团队对您的临床数据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删除姓名、身份证号等直接标识符),用于本研究及后续相关研究。” 第二层:增强去标识化授权(可选)“您同意研究团队对您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统计泛化处理(如将年龄分组、日期模糊化),用于多中心科研协作。” 第三层:合成数据/隐私计算授权(可选)“您同意研究团队利用隐私计算技术(如联邦学习),在不转移您原始数据的前提下,与其他机构联合开展研究。” 第四层:完全匿名化后公开授权(可选,需单独勾选)“您同意研究团队将您的数据经不可逆匿名化处理后,作为公开数据集向全球科研社区共享。该处理后数据无法识别您的身份且不能复原。” 关键原则:分层授权、单独勾选、可随时撤回(撤回后已产生的匿名化数据可保留,但不得用于新研究)。 (4)建立“去标识化合规审查”内部流程 建议医院设立数据伦理与合规委员会(可由伦理委员会兼任)和“数据合规自查清单”,对每一次数据共享进行以下审查: 建议有条件的医院可以投资开发或合作引入专业的去标识化与隐私计算软件,提升效率与安全等级。 陷阱三:受试者撤回同意的后续处理 受试者有权随时撤回同意,但撤回后已经产生的数据如何处理?2026年要求记录和原始材料自临床研究结束起保存30年,涉及子代的永久保存。这意味着,即使受试者撤回同意,已产生的数据仍需依法保存,只是不得继续用于新的研究。 建议医院建立“知情同意动态管理系统”,对每一份知情同意书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签署时的版本控制、研究过程中的变更追踪、受试者撤回时的数据隔离、研究结束后的保存归档。 (四)人类遗传资源合规——从“采集审批”到“全链条追溯” 1.2024年修订后的监管升级 3月修订后,监管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 (1)采集审批:采集中国重要遗传家系、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需经国务院批准。 (2)国际合作备案: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在临床机构利用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临床试验、不涉及材料出境的,不需要审批,但需备案。 (3)信息出境报告: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外方单位提供或开放使用的,需向科技部报告并提交信息备份。 (4)安全审查:人数大于500例的外显子组测序、基因组测序信息资源,可能触发安全审查。 2.医院容易踩的合规红线 红线一:外方单位的认定 《实施细则》明确,外方单位不仅包括境外组织直接持股50%以上的机构,还包括“通过投资关系、合约或其他安排,足以对机构决策施加重大影响”的情形。这意味着,一家看似纯内资的医院,如果其关键决策受境外投资方影响,也可能被认定为“外方单位”。 红线二:临床数据与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边界 《实施细则》明确,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包括利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产生的人类基因、基因组数据等信息资料,但不包括临床数据、影像数据、蛋白质数据和代谢数据。这个边界看似清晰,但在多组学研究中,临床数据与基因组数据的融合分析越来越普遍,边界正在模糊。 红线三:非法采集或出境的刑事责任 《生物安全法》2024年修订后,非法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中国人类遗传资源,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建议医院设立人类遗传资源专项合规流程,对所有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研究项目进行前置审查。审查清单应包括:是否属于采集审批范围、是否需要国际合作备案、信息出境是否已报告、外方合作方是否涉及敏感背景。同时,从另一角度看,相关专项合规流程业是医院承接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与全球顶尖药企合作的“准入牌照”。应将其作为科研部门的服务支撑能力来建设,并以此作为谈判优势。 (五)临床试验数据造假与受试者损害 1.数据造假的处罚升级:2026年新规的“零容忍” 2026年5月15日施行的、对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的处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提供虚假证明、数据、资料的,10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并处50万-500万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处2万-20万罚款,禁止其10年内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临床试验机构备案时提供虚假证明的,取消备案,3年内禁止开展临床试验,相关数据不得用于药品注册。 本月生效施行的2026年同样规定:伪造、篡改、隐匿临床研究记录、原始材料的,处10-50万罚款,责任人2年内禁止从事相关研究。 2.受试者损害的赔偿责任:从“申办者兜底”到“过错分担” 2026年确立了新的责任分配规则: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的,由临床研究发起机构和临床研究机构按过错承担责任。这与传统GCP框架下“申办者兜底”的模式不同,医院作为临床研究机构,需要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否则就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总结来看,监管规则关键变化为:①受试者损害的治疗费用由发起机构和研究机构按过错承担;②鼓励购买商业保险分散风险;③长期随访监测成为法定义务。 3.危机公关:受试者重大损害事件的处理艺术 当受试者重大损害事件发生时,医院第一反应往往决定事件的走向。建议遵循“黄金24小时”原则: 第1-4小时:内部锁定 立即暂停相关研究,封存所有原始记录和数据,通知伦理委员会和申办者,启动内部调查,但不要急于对外表态。 第4-12小时:法律评估 委托专业律师进行责任分析,评估是否触发向卫健委、药监局、伦理委员会报告义务,准备初步的事实陈述,但不要承认过错。 第12-24小时:对外沟通 向受试者及家属表达关切,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发布简短、准确、不预判责任的公开声明,启动与监管部门的主动沟通。 建议医院定期修订《受试者重大损害事件应急预案》并建立完善的受试者损害处理预案与快速理赔通道,,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报告路径、对外口径,并每年至少演练一次。 (六)全球科研合作的地缘政治重构——从“数据跨境”到“数据主权” 1.美国对华临床数据“双向封锁”:从样本禁运到数据禁审 2025-2026年,FDA对中国生物医药的围堵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升级: 第一阶段(2025年6月):生物样本跨境禁运 FDA宣布叫停将美国公民活体细胞送往中国等“敌对国家”进行基因工程改造的临床试验,全面暂停新试验审批,追溯审查现有项目。这一禁令直接推翻了拜登政府2024年底为FDA临床试验设置的生物样本跨境处理豁免条款。 第二阶段(2026年4月):临床数据禁审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修正案,拟禁止FDA接受中国临床试验机构生成的IND数据。虽然尚未成为法律,但FDA在预算压力下,已可能在行政层面收紧对中国数据的审查标准。 这意味着中国医院此前承接的美国药企CRO外包业务、参与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向美国输送的IND支持数据,都面临“双向封锁”风险。数据既出不去(样本禁运),也进不来(数据禁审)。 2.英国的反向拥抱:MHRA接纳中国数据的战略意图 与美国的封锁形成鲜明对比,英国MHRA在2026年4月29日与美同一天宣布接纳更多中国临床数据。这不是简单的“亲华”姿态,而是脱欧后英国重塑全球医药监管地位的生存策略。脱欧后的英国失去了EMA背书,药企投资撤离、临床试验延误。MHRA需要借助中国庞大的创新药研发池,加速新药在英国的审批,重新吸引全球药企将英国作为上市首选地。 对医院的启示:当美国关上大门时,英国、欧盟、东南亚、中东可能正在打开窗户。医院不应将国际合作“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国际监管对接矩阵。 3.中国监管的反制与自强:数据主权时代的“双向合规” 面对美国的封锁,中国监管体系正在加速完善: (1)境内数据保护升级 2026年5月15日施行的,新增6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明确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合规即可接受。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单向依赖美国的数据认可,而是建立自主的数据保护体系。 (2)北京市数据跨境3.0版方案 2026年3月,北京市发布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综合配套改革3.0版方案,聚焦医疗健康等6个重点领域开展“一业一策”:试点创新药“走出去“服务模式,在自贸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可控技术环境”数据出境路径;鼓励运用《健康医疗数据匿名化技术规范》开展数据合规开发利用;加快制定医疗健康数据分类分级制度规范。 (3)ICH-GCP E6(R3)同步实施 2026年3月31日起,中国所有药物临床试验适用ICH-GCP E6(R3)版本,这意味着中国临床试验标准已与全球最高标准对齐,数据质量本身不存在问题,问题出在政治信任而非科学质量。 (4)地缘政治时代的科研合规战略 第一,立即启动国际合作项目“地缘政治风险评估” 梳理医院所有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按以下维度分类: 高风险:涉及美国受试者、美国药企赞助、数据需回流美国IND申报的项目——建议暂停新增,存量项目重新谈判数据归属条款; 中风险:涉及美国技术设备、美国学术合作但无数据跨境的项目——建议评估替代方案; 低风险:与英国、欧盟、东南亚、中东合作的项目——建议加大投入,抢占美国退出的合作空间。 第二,在知情同意书中增加“地缘政治风险披露条款” 建议新增如下表述:“本研究涉及国际合作,因国际政策变化可能导致数据使用范围、跨境传输路径发生调整,研究团队将依法保障您的权益。” 第三,强化数据主权意识,将临床数据视为战略资产 中国每年有数千种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发阶段,在ADC、双抗、CGT等前沿赛道已涌现大量全球领先的管线。医院的临床数据本身就是战略资产,要研究建立全院统一的临床科研数据中台与合规管理体系,将数据分级、去标识化、出境管理等合规能力产品化,对外宣传医院高标准的伦理审查体系和数据治理能力,使其成为医院参与国际高水平合作、吸引跨国药企的“信任基石”。要注意识别可能随时“掀桌子”的合作方。建议在合作协议中设置数据回购权、合作终止时的数据处置权、政治不可抗力条款。 第四,拓展医药合作新通道 当美国关上大门时,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的市场可能正在或即将打开。“曲线出海”的前提是“打铁还得自身硬”。 (七)知识产权布局——从“发表论文”到“专利壁垒” 很多医院科研人员的惯性思维是“先发表论文,再申请专利”。但论文公开后,专利申请可能因丧失新颖性而被驳回。 建议的知识产权管理流程: 1.成果披露:科研人员向医院知识产权办公室披露成果; 2.新颖性评估:在公开前进行专利检索和评估; 3.专利申请:在论文投稿前完成专利申请; 4.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日之后方可公开发表; 5.转化谈判:以专利组合而非单件专利进行谈判,提高议价能力。 建议医院建立“专利申请前产业化评估机制”, 邀请技术转移专家和潜在投资方早期介入,帮助科研人员判断专利的市场价值和布局策略,变“为专利而专利”为“为转化而专利”。让科研人员看到,专利不仅是成果,更是可谈判的资产,从而激发其从研究源头关注应用。北京市将校企共有专利视为已转化成果的做法值得借鉴,它有助于提升了校企联合科研攻关的动力。 必须说明的是,2026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医院在优化成果可转化的应用研究同时,不宜偏废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扶持努力。 十一、安全合规 医院安全合规主要分为消防安全、安全保卫和安全生产3个板块(网络和数据安全在本部分第八节信息安全与数据合规部分论述,环境安全于第十二节论述)。鉴于相关业务论述信息网络可得性较高且较少争议,这里主要讨论报警安全空窗期处置和安全标识两个细节问题。 (一)安全空窗期:从“保安堵门”到“分级响应” 现实中,安检能检出管制刀具,但难以检出医闹泄愤心理下的真实风险,另一方面,进医院像进机场,急诊患者拖着病体还要排队过安检,这本身就是在制造矛盾。涉及到具体安全保卫场景,医院很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家属情绪失控,在门诊大厅吵闹,保安上去了,但并无较强的执法威慑力;打110,警察最快也要几分钟到。这几分钟,就是安全空窗期。 对此,建议医院建立三级响应+智能预警机制。 第一级:前端识别 为基于公开信息合理风控,依托公安机关依法共享的预警信息,对下列重点人员建立“高风险就诊人员预警库”:有过医闹报警记录的人员;正在审理中的医疗纠纷当事人;有暴力倾向精神障碍就诊史(需严格脱敏处理)。这些信息接入医院HIS系统,当这类人员挂号时,系统自动弹窗提示接诊医生和分诊护士,不动声色地升级关注。 第二级:现场处置 不要指望保安去制服医闹。保安的职责是隔离、报警、疏散。建议在重点区域(急诊科、产科、ICU家属等候区)配置一键报警装置,直连辖区派出所和医院总值班。同时,培训一线医护的“脱险话术”——“您的心情我理解,我马上请我们主任来,您稍等”——一句话争取30秒用于按下报警键。 第三级:事后复盘总结 每起医闹事件,无论大小,48小时内由保卫科、医务科、法务部联合复盘。 (二)安全标识更新:2026年3月1日起全院安全“换脸” 2026年3月1日,GB 2894-2025《安全色和安全标志》强制实施,它涉及: 1.新增37个图形标志,包括“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紧急集合点”“当心卷入”等; 2.更改34个图形标志,包括“禁止吸烟”“当心腐蚀”“必须戴安全帽”等; 3.统一工业管道识别色和符号,医院里的氧气管道、负压管道、医疗气体管道,全部要按新标准重新标识; 4.明确医院为适用重点场所,门诊大厅、急诊通道、手术室、药房、放射科、高压氧舱、配电室、医用气体管道区域、消防通道、生物安全区域等关键点位,均需按新标准设置。 全院换标识不是小工程,特别是医用气体管道重新刷色、贴标,需要专业施工,纳入2026年安全生产专项预算。 十二、环境保护合规 本部分主要介绍新监管政策的应对问题。 (一)“五即”规范化与“一码贯通”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固体〔2025〕10号),相关监管目标路线图为: 2025年:长三角及有条件省份率先实现危险废物“五即”规范化建设 2026年:全国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 2027年:全国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基本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 2030年:全国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控制在10%以内 所谓“五即”,即“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每一袋医疗废物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唯一的二维码“数字身份证”,伴随其全生命周期直至最终处置。这意味着: 1.硬件投入 需要配置智能称重计量设备、智能终端、扫码设备、视频监控等物联网设备。对于年产生危险废物100吨以上的医院(重点监管单位),这是强制要求。 2.管理流程重塑 禁止“事后补录台账”,实现“实时扫码流转”。每一批次医疗废物的产生、入库、出库、转移、接收,都必须在系统中实时扫码确认。 3.数据留痕 电子转移联单数据在信息系统中至少保存10年。 医院应结合当地政策,重点做好两点应对:(1)智能溯源系统与医院内部管理打通。通过对本院HIT升级改造,实现医疗废物产生科室的实时数据联动,以便在发生院内感染事件时,快速追溯污染源。同时,将“五即”系统与内部成本核算系统对接,让各科室清晰看到废物处置成本,激励源头减量。(2)预留“三流合一”试点接口。生态环境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运输、利用、处置网上交易和第三方支付试点,探索废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合一”,即医疗废物的处置费用结算线上化、透明化。 从受益视角看,实时、全流程的数据是医院宝贵的资产,医院可研究利用这些数据可实现精细化成本管控(精确到科室的废物产生量分析)、感染控制溯源(结合HIT系统快速定位)、以及未来参与“三流合一”试点可能带来的处置费用透明化与议价能力提升。 (二)《生态环境法典》——医院环保工作基本法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生效,对医院环保的核心影响为: 1.新污染物治理专章入典 法典首次将“新污染物”纳入污染防治编,明确了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新型污染物的管控要求。医院作为抗生素使用大户和化学试剂使用单位,是新污染物治理的重点关注对象。 2.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升级 法典第五章专章规定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不仅覆盖建设项目,还覆盖规划层面。这意味着医院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以及医院发展规划,都需要进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3.排污许可管理制度强化 法典明确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将大气、水、土壤、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物排放纳入统一许可管理。医院排污许可证将承载更多合规义务。 4.法律责任大幅加重 无证或不按证生产、进口、使用新化学物质的罚款额度,由原来的最高3万元跃升至20万至200万元不等,甚至面临责令停业、关闭的严厉处罚。 合规建议: 第一,立即启动“法典合规体检”。建议院长责成后勤、基建、药剂、检验等部门,对照法典规定逐项梳理医院在污染物排放、新化学物质使用、医疗废物管理、辐射安全等方面的合规状况。 第二,关注“绿色低碳发展编”机遇。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医院在节能减排、绿色采购、碳足迹管理方面的合规努力可能获得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 第三,重视“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专章。医院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和潜在污染源,必须制定完善的生态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三)——医院自行监测的“紧箍咒”与“护身符” 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明确: 1.自行监测是法定义务 医院排放污染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排放的污染物进行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2.监测数据真实性责任 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由排污单位负责。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将承担严厉法律责任。 3.信息公开要求 重点排污单位应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此外,2025年《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大幅抬高监测机构准入门槛:机构监测人员不少于20人;技术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的从业年限分别延长至8年和6年;新增仪器设备防篡改、定位授时等功能。 医院作为排污大户,其污水排放、废气排放、噪声排放都需要纳入自行监测范围。特别是: (1)医疗污水需要监测粪大肠菌群、肠道致病菌、结核杆菌等生物性指标,以及COD、BOD、氨氮等化学性指标。 (2)锅炉废气需要监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 (3)医疗废物暂存场所需要监测挥发性有机物等。 合规建议: 第一,不要把监测外包当作“甩锅”。条例明确,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由排污单位(即医院)负责。医院需建立对第三方监测机构的质控机制,定期抽查监测数据。 第二,将监测数据转化为管理工具。监测数据不仅是“应考答卷”,更是医院内部环境管理的“体检报告”。建议医院要求环保部门定期分析监测数据趋势,识别潜在的环境风险点,提前干预。真实、连续的监测数据也是医院应对监管检查、回应公众关切的最有力证据。有条件的医院可研究建立内部“环境数据驾驶舱”,将数据用于预判设备故障、优化药剂投加、降低能耗物耗,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 第三,关注非现场监管趋势。生态环境部正在大力推行非现场监管,通过在线监测、视频监控、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实现对排污单位实时监控。医院应积极配合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将“被动检查”变为“主动展示”。 (四)新化学物质登记——医院科研的“合规红线”与“创新空间” 《生态环境法典》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正式写入法律,并预备制定《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新化学物质登记规则从部门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监管效力大幅增强,无证或不按证生产、进口、使用新化学物质的罚款额度被大幅提高,检查范围从已登记企业扩展至未登记新化学物质企业,核查应报未报情况,重点关注生物医药、试剂等行业。 分析来看,医院科研活动中,以下场景可能涉及新化学物质: (1)药物合成研究:合成新的药物中间体或候选化合物; (2)诊断试剂研发:开发新的检测试剂; (3)纳米材料研究:研发新的纳米药物载体; (4)基因治疗研究:涉及新的基因编辑工具或递送载体。 这些研究活动如果产生了新的化学物质,且该物质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就需要进行新化学物质登记。 合规建议: 第一,建立科研合规前置审查机制。科研管理部门在项目立项阶段就进行新化学物质合规审查。对于可能产生新化学物质的项目,提前规划登记时间和费用,避免因合规问题导致项目中断。同时,在药剂、试剂采购合同中增加供应商相关合规保证条款。 当然,完善的科研合规前置审查机制,不仅可以规避风险,更是提升医院科研管理成熟度、吸引高水平产学研合作的信用背书。在医院申报重点实验室、转化重大科研成果时,完备的合规记录将成为显著优势。 第二,关注“低量豁免”和“科研豁免”政策。新化学物质登记制度设有低量豁免和科研用途豁免条款。院长们要了解这些豁免条件,合理利用政策空间,降低合规成本。 第三,将合规能力转化为科研竞争力。在科研合作、成果转化中,完善的新化学物质合规记录是医院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建议将环保合规纳入医院科研评价体系,提升单位在科研合作中的信誉度。 (五)医院碳排放——从“能耗管理”到“碳资产管理” 2025年8月,上海市印发《上海碳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行动方案(2026-2030年)》,明确提出:2028年起,年排放1万吨及以上二氧化碳当量的高等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纳入碳市场管理,逐步实施碳排放配额管理。 这意味着,大型医院将从“能耗管理”时代进入“碳资产管理”时代。医院不仅需要核算碳排放,还需要在碳市场上进行配额交易。 (1)成本结构变化:碳排放将成为医院的直接成本。如果医院碳排放超过配额,就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碳配额;如果低于配额,就可以出售盈余配额获利。 (2)投资决策影响:医院的基建、设备采购决策,都需要考虑碳排放因素。高碳排放的设备和技术,将面临更高的综合成本。 (3)品牌与声誉:在ESG投资趋势下,医院的碳排放表现将直接影响其社会声誉和融资能力。 上海政策是否会引发全国性趋势有待观察,从未雨绸缪角度看,建议医院: 第一,立即启动碳排放核算。即使医院目前尚未纳入碳市场,也责成相关部门按照《公共建筑运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建立医院碳排放清单。这是未来参与碳市场的基础。 第二,将碳管理纳入医院战略规划。通过绿色采购、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手段,降低医院碳排放强度。 第三,关注本地碳金融创新动态。医院可以通过碳配额质押融资、碳汇交易等方式,将碳资产转化为现金流。 (六)其他 1.医疗废物“平急两用”体系建设 生态环境部2025年明确提出建设医疗废物“平急两用”体系:城市区域确保集中处置能力,偏远地区采用“集中+就地处置”模式,推广“小箱进大箱”收集转运机制,并支持移动式处置设施应急使用。分析来看,这不是“战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新冠疫情已经证明,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是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议医院将医疗废物“平急两用”纳入医院应急管理体系,与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2.环保信用评价 生态环境部正在推进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将企业的环保表现纳入信用记录,与信贷、招投标、评优评先等挂钩。换句话说,环保信用评价将直接影响医院的融资成本、招投标资格、评优评先机会。建议医院将环保信用评价纳入医院风险管理框架,确保环保信用等级维持在良好以上。 十三、结语 合规是成本,反过来也是品牌。合规是环境,环境约束人也培养人。虽然人们都清楚,守规矩对自身也是最稳的保护。但规矩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抑制医务人员的积极主动性、诊疗活动的创新研究与发展、医学经验的积累与灵活运用。“既要…又要…还要…”式的理想愿景往往与医院治理实践相冲突。进一步讲,诊疗活动本身并非写有已知标准答案的填空题,也无法纯客观量化,是经验驱动下的假设求证。循证循规的现实逻辑前提是,规则制定必须参照业务判断规则,从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出发,画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跑道线”和“安全区”,便捷提示实操人员“前方50米有交通违法拍照,注意减速慢行”,为医院各类事务治理设置好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和免责情形,构建“规则内创新”的院内治理体系。 本文的菲薄贡献在于尽量想一些点子来促进合规从成本到利润的转变,激发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本文存在如下不足,请读者留意:一是作为合规中级读物,对信息可得性较强的合规常识尽量不予赘述,避免成为通用教材搬运文章,节省作者与读者双方时间精力。二是缺乏对医院具体问题地域化、个性化关照。本文缺乏对具体医院内部现有管理制度体系与法律政策之间冲突的具体分析(如传统的科研评价体系、财务报销制度如何调整以适应“先用后转”)。也未深入讨论不同医院在利用新法规政策时的资源与能力差异。三是写作深度限于普法点到为止。缺乏对医院具体规模、专科特色、相关制度运行情况、地域政策差异的针对性分析,医院遇有具体问题需由专业人士进一步分析。四是贪大求全,全面发力,写作重点不够突出。此外,限于笔者个人能力和有限写作时间,不足之处赖方家批评指正。
七、财务管理合规 (一)预决算合规:“零基预算”从零开始论证 1.零基预算:给医院一把“手术刀” 零基预算(ZBB)适用于新增项目和重大调整项目,常规性支出可基于历史数据优化调整。零基预算的本质是“问效不问祖”,不问去年花了多少,只问今年这件事还值不值得做、有没有更好的做法。预算编制从“分蛋糕”变为“论项目”,使得“零基预算”成为医院争取资源、优化配置的主动策略。 (1)聚焦增量分级论证。从论证能力和成本考虑,研究推行“重大新增项目强制论证”制度。仅对大型设备购置、新开展技术/业务、基建项目等重大增量支出,要求提交包含成本效益、替代方案的详细论证报告,作为院内评审核心依据。常规性、维持性支出可基于历史数据优化调整。比如,某科室要上新设备,财务科按零基预算要求进行强制性的做“成本-效益-替代方案”三维论证,并实现论证过程规范化、书面化。论证通过,医院在卫健委面前就有数据说话:“这不是我要花钱,是患者需要、学科发展需要,且我论证了三种方案,选的是性价比最优的。” (2)“过紧日子”的合规红利。财政部明确严控一般性支出,但对医疗主业、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的倾斜性投入有政策口子。医院要做的是把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压下来的空间,合规转移到主业上去,实现“结构性过紧日子”。 2.因公临时出国:从“审批难”到“精准外事” 国际学术交流、专科品牌输出、海外人才引进是三甲医院的刚需。合规路径不是“不搞了”,而是: (1)建立“规划+快速通道”机制。对于因公出国,建立“年度出访规划备案+临时必要性审批”双轨制。年初由科室申报年度出访框架,经院务会原则性通过并预留预算额度。临时产生的必要出访,由跨部门小组(外事、财务、纪检监察、业务分管领导)进行快速联合评审,重点审查其不可替代性,提高效率与灵活性。 (2)区分“公务出访”与“学术出访”。后者在部分省份可走教育/科技条线,审批弹性更大。 (3)利用线上会议替代率考核。不必一刀切取消线下,而是要求科室论证“为什么必须线下”,倒逼出访质量提升。 (二)收支合规:向中小企业支付是“信用资产” 1.“严禁设立账外账”的反向操作:把合规变成供应链话语权 药品耗材集采欠款、中小企业账款拖欠被审计点名,怎么办?(2025年修订)要求公立医院30-60日内付款。违约有罚息,但合规支付记录可以纳入医院信用评价体系。可探索与金融机构合作,将医院优质的付款记录作为供应链金融的“数据增信”,帮助诚信供应商获得低成本融资,从而间接保障供应稳定性与响应速度。 2.收支两条线下的“活水”:科研经费的合规激励 很多医院科研经费“花不动”,不是没钱,是怕审计不敢花。总结2021年以来的趋势是“放管服”——简化预算调剂权限、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允许绩效支出。医院可以: (1)在院内建立“科研财务助理”制度。让科研人员不用自己贴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设立“负面清单”与“包干制”。 建议对横向课题等市场来源经费,在总额控制下,制定清晰、公开的负面清单(明确禁止用于礼品、旅游、个人消费、变相发放福利等),清单之外赋予课题负责人更大自主权。对差旅费、市内交通、小额耗材等,可试行定额包干或凭成果报销,从根本上减少贴票负担和票据合规风险。 (三)资产合规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资产僵化,在建工程转固是“解套”关键。 1.在建工程长期挂账:医院的“隐性负债” 一些医院基建项目竣工五六年还在“在建工程”科目挂着不转固,怕审计、怕决算审减、怕转固后提折旧影响账面利润。 合规视角的解决方案是: (1)1年红线下争取政策协同。明确竣工验收后1年内必须办理竣工财务决算。超期不办,财政可以直接按暂估价值转固,医院更被动。可主动与上级卫健、财政部门沟通,建议在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对因合规转固而新增的折旧成本,在计算业务收支结余等指标时予以“视同成本”的核增或分段考核,从机制上消除管理层的顾虑。 (2)主动转固的治理价值。转固后要提折旧,折旧是“非付现成本”,不影响现金流。同时,资产入固后可以抵押融资(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经营性资产)、可以申请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2.国有资产盘活的边界:从“不敢动”到“合规动” 2025年的核心精神是严控无序出租,但鼓励共享共用。 医院间、院企间(如与第三方检验机构)的影像设备、检验设备共享,按“合理补偿”收取费用,不算违规出租,而是政策鼓励的“物尽其用”。考虑到设备共享涉及收费定价(是否涉税、是否需物价审批)、收入归属、成本分摊、设备损耗、安全责任、医保政策衔接等一系列难题,建议优先大力推动院内各科室间的设备共享共用,建立内部成本分摊与绩效激励制度。对外共享,必须 签署权责利清晰的合作协议,明确收费标准(需符合政府定价或市场公允价值)、设备维护责任、风险分担、收入分配及涉税处理,并经法律顾问审核。 (四)核算合规 应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挂账三年以上容易成为审计时的“定时炸弹”。 1.三年以上应付账款。按《政府会计准则》,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可能被视为“无需支付的款项”,需转作“其他收入”或上缴财政。但医院可以主动清理:对确实无法支付的款项,履行集体决策程序后合规处理,避免审计时认定为“隐匿收入”。 2.其他应收款(职工借款、科室备用金)。长期不清理,容易被认定为“变相福利”或“小金库源头”。建立“年度清零+大额审批”机制,小额备用金年底必须核销,大额借款限期归还,既合规又保护干部职工。 (五)税务合规 1.增值税与“两票制”:从被动合规到主动筹划 2026年《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后,医院作为一般纳税人(或简易计税)的进项抵扣、视同销售认定更趋严格。 (1)“两票制”下的配送费合规。药品耗材两票制压缩了流通环节,但医院与配送企业的服务费、仓储费结算必须“价税分离”、合同清晰,避免被认定为“变相回扣”或“虚开发票”。 (2)税务筹划“抓大放小”。用于免税医疗服务(如基本医疗)的进项不得抵扣,但用于科研教学、临床试验的部分可以分别核算抵扣。考虑到医疗、科研、教学业务往往混合发生,精确分离成本巨大得不偿失,可借助信息系统,仅对大宗、专用的科研设备、试剂采购进行严格的用途分离和单独核算,实现重点节税。对于无法精确分割的混合成本(如水电费),可探索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采用合理的分摊比例(如按面积、收入占比)并经其认可。 2.环境保护税:从“交钱买平安”到“绿色医院品牌” 医院作为排污单位,医疗废物、污水、放射源管理是环保税和行政处罚的高风险区。 (1)“风险对冲”优先。将环保投入首先明确为“避免行政处罚、医保协议扣分及运营中断”的风险对冲工具。在项目论证时,优先测算不合规可能带来的罚款、停产损失及医保支付资格影响,用“避免损失”来证明投入的必要性,其次再谈可能的品牌加分和补助。 (2)绿色医院评审。环保合规记录纳入医院等级评审、公立医院绩效考核。院长把环保税管理从“后勤科的事”提升到“医院品牌工程”,争取财政绿色专项补助、医保协议评级加分。 (六)经济责任审计 2019年四部门意见明确党委主要负责人是内控第一责任人,各分管院领导对其分管领域的内控负直接责任。一些领导干部把经审视为“秋后算账”,心态上是防御性的。建议研究 “预审”机制可行性。在任期内 定期(如每2-3年)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模拟审计或专项审计,主动发现问题并整改。同时完整保留整改决策过程、会议纪要、落实证据。将 “自我体检报告”和“系统性整改成效”作为应对正式经济责任审计时,证明自身已勤勉尽责、内控持续改进的有力证据,从而实现“疫苗免疫”。 八、信息安全与数据合规 诊疗数据常被人们看作未来五年医院核心竞争力的“发动机”“新床位”。2026年4月,北京同仁医院已经与拜耳、恒瑞达成数据交易合作意向,将脱敏后的专病数据集作为科研合作筹码,换取药企的研发资源、联合实验室、优先临床试验权。同月,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自主研发的“罕见病科研专病库数据”及“老年共病疾病诊断及住院负担数据集”两项数据产品,完成合规性及合法性审查程序,并正式在湖南省大数据交易所挂牌上架,成为湖南省医疗机构中首个达成“双登记(数据资源登记、数据产品登记)”的机构。 可粗算一笔账:一家三甲医院一年产生多少诊疗数据?影像数据、病理数据、用药数据、随访数据——这些过去沉睡在服务器里的“数字废墟”,在合规框架下可以转化为科研合作议价权(与药企、AI公司)、医联体数据服务费(向下级医院输出质控标准)、医保谈判证据包(用真实世界数据证明疗效)。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数据合规体系必须经得起审计、数据分级保护、匿名化必须达到“无法识别且不能复原”的标准,必须符合《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22条“十不得”红线要求。 场景一:信息系统(HIT)“不好用、不够用” 实务痛点:临床科室抱怨HIS系统卡顿、LIS接口不畅、PACS调图慢,信息科说“预算不够”,科室说“系统太烂”。 原因分析:很多医院的信息系统之所以“不好用”,原因可能在于:(1)采购时重功能轻安全,招标文件里没有写入等保合规、数据接口标准、容灾备份要求;(2)合同里没有“合规兜底条款”,系统升级、数据迁移、服务终止时的数据处置责任不清;(3)软件正版化被忽视。监管处罚医院安装使用盗版软件不仅是排除设备资质风险,客观上也堵住了供应链互联网安全漏洞(相关案例见天津市宝坻区市监局津宝药市监处罚〔202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应对建议:(1)信息系统招标把等保三级认证、数据接口开放标准、商用密码应用作为硬性门槛;(2)采购合同中加入“合规连带责任”,供应商产品导致数据泄露的,承担全额赔偿责任。要注意特别约定,服务完成后未经授权的数据必须返还或销毁,未经批准不得转包、分包;(3)建立“信息系统生命周期档案”,从采购、部署、运维到退役,每个环节的数据处置留痕。 场景二:患者个人信息脱敏与临床试验跨境应用——如何“既合规又开放”? 实务痛点:医院想做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但患者数据出境审批复杂;完全不放,又丧失科研合作机会。 政策分析:2025年以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试行)》监管逻辑已转向“分类分级、差异化管控”。而医院是否处理“重要数据”以及是否被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将直接决定出境路径(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等),此判断是开展任何国际合作的前提。若根据,医院被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大型三甲医院很可能符合)向境外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都必须申报安全评估。若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则需注意触发评估的人数门槛(累计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1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 以北京市为例,2025年《健康医疗数据匿名化技术规范(试行)》具有以下亮点:(1)允许数据持有方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治理和关联,再匿名化处理——保留了数据的科研价值;(2)依据具体场景选取差异化技术手段,不一脱了之;(3)强调隐私保护与数据价值的平衡。 应对建议:成立由医务、法务、信息、伦理共同组成“数据合规委员会”,采用“匿名化数据集+联合研究”模式与头部药企进行合作谈判。必要时,启动“数据资产法律属性专项鉴定”项目。聘请外部律所与咨询机构,协助本院完成:(1)核心数据资产分类分级;(2)判断是否构成“重要数据”;(3)评估是否可能被纳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形成《数据出境合规路径指引》,作为启动国际合作的红线文件。 场景三:诊疗数据收集与应用——从“被动采集”到“主动治理” 实务痛点:医院采集了大量诊疗数据,但质量参差不齐、标准不一,想用来做科研或管理决策,发现“垃圾进、垃圾出”。 合规要点:(1)采集合规。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不得超范围采集。例如,一个普通门诊患者,是否需要采集人脸识别信息?2025年、2026年《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试行)》明确:须取得单独同意,且不得作为唯一验证方式,鼓励优先使用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等渠道实施,人脸信息不得通过互联网对外传输。(2)存储合规。重要数据境内存储并适用,核心数据使用商用密码保护。存储核心数据时,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需落实相应安全保护要求,不涉及的应落实四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3)使用合规。建立数据使用申请及批准流程,”谁主管、谁审查”,事前申请、事中监管、事后审核;(4)应当按照要求,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应对建议:(1)把数据质量纳入科室绩效考核。设置病历完整度、编码准确率、随访数据回收率等指标。(2)建立数据资产目录并动态更新。哪些数据可以内部用、哪些可以脱敏后用、哪些绝对不能动。(3)利用“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方式(联邦学习、隐私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实现跨院科研协作而原始数据不出域;(4)重点加强孕产妇、新生儿、艾滋病人、精神障碍患者、逝者及遗属、公众人物等特殊人群个人信息管理。例如,针对产科、新生儿科、感染科、精神科等特殊人群集中科室实施场景化权限管理,采取二次授权、数字水印、实时警告等更严格的访问控制措施;(5)人脸识别应用符合《管理办法》相关要求;(6)探索建立数据分类分级授权运营机制,为本院数据资产价值化提供制度路径。 场景四:药品、器械、耗材消耗数据收集与应用——供应链合规的“暗线” 实务痛点:集采背景下,医院需要精细化管理耗材使用数据,但这涉及供应商、经销商、临床科室多方利益,数据一旦泄露或被篡改,可能引发商业贿赂调查。 关键风险点:(1)供应商通过医院内部人员获取竞品使用数据构成不正当竞争,医院可能承担连带责任;(2)耗材使用数据被用于商业贿赂证据。若数据管理混乱,无法自证清白。(3)UDI(医疗器械唯一标识)数据与患者信息关联泄露,双重敏感信息叠加。 应对建议:(1)将耗材使用数据纳入“重要数据”管理,访问权限分级。(2)与供应商签订数据处理协议时,明确数据使用范围、保密义务、违约责任。(3)建立数据使用审计日志——谁、何时、查了什么数据、用于什么目的,严格落实《管理办法》相关日志留存期限要求。 场景五:互联网安全防护与容灾备份——从“技术配置”到“治理韧性” 实务痛点:医院每年花大量资金买防火墙、做等保测评,但互联网病毒一来照样停摆。容灾备份做了,但从来没演练过。 合规分析:应将应急预案和演练纳入强制要求,且等保三级以上系统须每年一次安全评估,结果与等级评审挂钩。 应对建议:(1)把“互联网病毒攻击演练”纳入年度应急演练,模拟HIS系统被锁,看门诊能不能运行、急诊能不能接诊、手术能不能排。(2)建立“核心系统72小时恢复能力”,定期测试备份数据的可恢复性。(3)关注零信任架构趋势,由于内部人员、第三方运维、供应链都是可能风险点,实行“身份-设备-行为”动态三维认证。 场景六:AI辅助诊断的“合规陷阱”——新技术不是法外之地 实务痛点:医院引入了AI影像辅助诊断、AI病理分析,但不知道这些系统处理患者数据是否合规,AI出具的报告如果出错,责任算谁的? 合规分析: 《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划出红线:(1)数据授权。AI训练使用患者数据,须经伦理审查并取得知情同意。(2)内容标识。AI辅助生成的诊断报告必须标注“AI辅助生成”,确保可追溯。(3)安全嵌入。按照新修要求建立AI系统嵌入安全机制,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加强数据安全防护,部署差分隐私、同态加密等先进脱敏技术,建立AI模型安全审计、访问权限分级管控、数据全生命周期追溯机制,部署模型异常监测,防范“模型投毒”。(4)责任分配。医院作为AI系统的使用方,不能将医疗责任完全推给AI供应商,须建立人机协同审核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AI服务提供者(供应商)必须使用合法来源的数据进行训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重点问题回应》第8条则要求数据处理活动全流程安全,AI训练作为“加工”环节,必须确保数据来源合法、处理合规。因此,医院作为数据提供方和最终使用者,必须在合作协议中明确供应商的数据来源合规保证责任,并依据《民法典》第1226条履行对患者的保密义务。AI生成报告的“可追溯”要求,是划分医院与供应商责任的关键。 应对建议:(1)引入AI系统前,要求供应商提供训练数据来源合法性证明、算法备案文件、安全评估报告。(2)在知情同意书中增加“AI辅助诊断”告知条款,不是暗箱操作。(3)建立AI诊断质量回溯机制。定期抽查AI与人工诊断的一致性,留存证据。 医院信息安全与数据合规战略行动清单 (一)组织架构上设立数据资产管理委员会 不要另起炉灶搞“数据合规办公室”,而是把现有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数据资产与安全委员会”:(1)院长任主任,分管副院长、医务、法务、信息、财务、伦理共同参与。(2)明确“业务部门与信息化部门双主体责任”。临床科室对数据质量负责,信息科对系统安全负责。(3)设立数据安全负责人。(4)委员会核心职能之一是评估和审批能创造价值的数据应用项目(如科研合作、数据产品开发),其核心产出之一应是《年度数据资产价值化白皮书》,量化展示各科室数据质量贡献、合规数据合作项目收益、避免的潜在损失等,直接向院长办公会汇报。 (二)构建“1+N”制度体系 “1”:医院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顶层制度安排; “N”:覆盖采集、存储、使用、传输、出境、销毁的全生命周期操作规程,每个环节明确“谁审批、谁执行、谁监督”。同时,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信息管理的通知》第2条,设计“数据合规积分”或“数据质量贡献度”指标(例如:“科室重要数据目录梳理完成率”“患者知情同意书规范签署率”“电子病历归档及时率与质控得分”),与科室绩效、科研资源分配、评优评先挂钩,将法定义务转化为可量化的绩效指标。 在医院与各科室签订的《年度综合目标责任书》中,单列“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考核章节,权重不低于5%。发生重大合规事件,实行“一票否决”或大幅扣减绩效。将领导责任依法定程序分解、传导、压实。 (三)技术投入 以确定的成本,规避不确定的可能损失。 (1)商用密码改造。核心数据优先使用商用密码,这是《管理办法》新要求,也是等保测评硬指标。 (2)数据脱敏与匿名化工具。为数据流通和科研合作铺路。 (3)零信任架构升级。应对内部威胁和供应链风险。 (4)合规审计自动化。用“合规机器人”自动检测数据处理流程,降低人力成本。 医院在论证数据合规技术投入时,可建立法律风险折现模型。在分析中,不仅要算收益,更要“量化风险成本”。例如:计算若发生数据泄露,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可能面临的罚款(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要求的应急与告知成本、以及可能的声誉损失与行政纠错成本,形成较为严谨的投入产出分析报告,用于向决策层和财务部门沟通。 (四)人才培育 数据合规是“一把手工程”,更是“全员工程”。 管理层:院长、分管院长须理解数据合规的战略价值。 中层:科室主任、护士长须掌握数据使用审批流程和安全红线。 全员:入职30天内完成数据安全培训,避免发一本手册了事,要考试、要签字、要留痕; 专业岗:引进或培养数据合规官,既懂医疗业务,又懂法律和技术。 医院举办相关培训不应止于“告知风险”,应增加“展示机会”,比如内部举办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奖励那些在合规框架下利用数据提升诊疗、管理或科研效率的团队。大赛评审委员会必须包含伦理委员会代表。获奖项目不仅看创新性,更要看其合规设计是否完备,比如隐私计算技术应用、匿名化方案评审。 (五)生态合作 向上:积极参与属地卫健部门的数据分类分级目录制定,争取把本院标准上升为区域标准。 横向:与同级医院建立数据安全联盟,共享威胁情报、联合演练。 向下:向医联体成员单位输出数据安全托管服务,收取合理服务费,作为一项新的收入来源或合规成本分摊方案。合作各方应签订严谨的数据处理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安全措施、监督审计权及违约责任。 最好的数据安全,不是让医护人员每点一次系统都弹出一个合规提示框,而是把合规要求嵌入业务流程的底层设计,让医生专注于诊疗,让患者感受到信任,让医院在监管风暴中稳如磐石,在数据经济浪潮中抢占先机。 九、宣传合规 思考医院宣传合规,除了相关资料汗牛充栋、本文不予赘述的传统医疗广告合规以外,容易想到这些场景:医院某科室主任在抖音上有50万粉丝,一条科普视频带来门诊量激增,但评论区总有人问他“这个药哪里买”;医院刚花大力气打造的医院AI智能导诊系统,患者问着问着就开始收到竞品医院的推荐;一场医患纠纷在网络上发酵3天,医院官方账号的声明阅读量不到质疑帖的1/10……宣传合规不是新问题,但2025年以来监管逻辑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事后罚医院”转向“事前管平台+事中管账号+事后追个人”,从“只盯广告”转向“科普、广告、舆情全链条穿透”。 (一)AI大模型GEO合规——医院“数字门面”的失守与收复 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是指通过优化内容,让医院信息在ChatGPT、豆包、Kimi等AI大模型的回答中被优先引用。与SEO不同,GEO不依赖用户点击网页,而是直接嵌入AI生成的“答案”中。 对医院而言,GEO是一把双刃剑:(1)机遇:患者问“天津最好的骨科医院”,AI直接推荐您的医院——这是零成本的精准获客。(2)风险:患者问“某手术并发症多吗”,AI引用了一条三年前的负面报道或错误数据——医院甚至不知道这个“答案”存在,更无法控制。 1.AI大模型GEO合规——医院“数字门面”的失守与收复 根据2025年8月《关于规范"自媒体"医疗科普行为的通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合成医疗科普信息,需严格标注信息来源或生成合成内容标识。2025年10月《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进一步将“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布未经核准真实性、科学性,或未添加显著人工智能生成合成标识的健康科普内容”列为禁止行为。 从合规视角看,如果医院AI客服、智能导诊系统生成的回答未标注AI生成,且内容涉及诊疗建议或医院推介,可能同时触发三条红线:虚假医疗信息风险(内容未经科学验证);变相医疗广告风险(AI回答中嵌入医院推介);平台责任风险(2025年《通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平台可能直接下架医院的服务接口)。有司法案例显示,即使形式上是招聘广告,但实质内容构成误导,仍可能被认定为虚假广告并受重罚。 2.合规建议:建立“AI内容治理三角” (1)技术层:给AI戴上“紧箍咒” 与AI服务商在合同中明确:医疗领域回答必须基于医院审定的知识库,禁止大模型自由发挥;所有AI生成内容必须自动添加“本内容由AI生成,仅供参考,不构成诊疗建议”标识;建立AI回答的人工抽检机制,重点监测涉及疗效比较、医院排名、医生推荐的回答。 (2)内容层:主动占领GEO阵地 与其让AI随机抓取网络信息,不如组织成立专门小组,主动提供经医院审核的“标准答案”。比如,整理医院官方权威内容(重点科室介绍、专家资质、特色技术循证依据),以结构化数据形式提交给主流AI平台。又如,在官网、公众号发布经同行评议的科普内容,增加被AI引用的概率。 医院甚至可以尝试主动设立“AI标准答案库”。成立由临床专家、宣传、法务组成的专项小组,针对高频、高价值、高风险的患者问询(如优势病种、特色技术),生产/更新经审核的、结构化的“标准答案”,主动提交或优化至主流AI平台。 如因此涉及第三方合作,须在与AI服务商的合同中明确其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生成内容需符合医疗广告法规,并设置高额的违约赔偿责任条款,明确医院对输出内容拥有最终审核权。 (3)应急层:建立AI舆情监测 定期用主流大模型测试与医院相关的问答,截图存档。发现AI生成错误信息时,由法务部门通过平台投诉渠道+官方声明双轨纠正。要特别注意AI幻觉,如果AI一本正经地编造医院不存在的专家或技术,比负面新闻更难澄清,需准备标准化辟谣模板。 (4)战略层:品牌数字资产安全与增长战略 在院长办公会层面设立专项议题,将GEO内容建设、医生IP矩阵管理纳入医院年度发展规划,并匹配相应预算与人力资源。同时将GEO表现纳入科室考核。将重点科室的权威信息在主流AI模型中的引用准确率、正面率,作为科室品牌建设与影响力的辅助评价指标之一。 (二)合规建议:建立“AI内容治理三角” 1.监管逻辑之变:医院从“旁观者”变成“连带责任方” 2025年相关监管文件有一个重要共同特征:把压力传导到医院管理层。根据、,以前医生个人开抖音号是个人行为,现在医院如果不知道、不备案、不管理,就是“管理失职”。 2.合规建议:建立“医院-医生-平台”三方契约 完全禁止?不现实;放任自流?更危险。况且优质科普是医院品牌的重要出口,也是国家鼓励的方向。 (1)账号备案:从“地下”到“地上” 建立院内自媒体账号台账,与科室负责人签订《管理责任书》,要求医生申报个人科普账号(包括职务身份使用的账号),与医生签署《自媒体合规承诺书》,明确即便未明确标注职务,但如其内容足以让公众将其与本院建立联系,则视为与职务相关的网络行为,接受医院管理,约定阶梯式违规后果(首次警告、暂停账号推荐、约谈、直至依据《医师法》第31条、第56条建议主管部门处理等内部处理流程,并告知全体医务人员)。参考上海市“不良记录名单”制度,与其合作的MCN也要纳入管理。 关键是区分医院官方账号、医院背书账号(医生标注职务身份)和医生纯个人账号(无职务标识),适用不同管理规则。 同时,推行“授信白名单”制度。对完成备案、持续产出优质合规内容的医生账号,由医院官方进行“授信”推荐或联动,将其流量转化为医院的公信力资产。 (2)内容分级:给医生的创作自由划安全区 绿灯区(鼓励):疾病机理科普、健康生活指导、医院公益活动、学术会议报道。 黄灯区(审批):涉及本院技术特色、专家介绍、诊疗流程的内容——需经宣传科/法务部预审。 红灯区(禁止):具体药品/器械推荐、疗效承诺、患者案例展示(未经脱敏授权)、与其他医院比较、直播带货。 落实“内容分级”制度,明确“绿灯区”内容可事后备案或快速通道审核,鼓励创作。 3.MCN合作:医院必须介入的“灰色地带” 2025年上海、四川、黑龙江等多地文件明确禁止将账号“委托、外包、转包给MCN机构”,对此,医院虽无需禁止医生与MCN合作,但应要求MCN机构向医院备案,医院保留内容终审权。合作合同中须明确MCN不得擅自发布医疗广告类内容,违规责任由MCN全部承担。同时,在合作协议中也可增设“合规对赌”条款。与MCN机构的费用支付或分成,与其内容违规率、投诉率等负面指标挂钩,利用合规保证金、奖励约定等经济杠杆引导其主动合规。 4.激励机制:让合规的医生不吃亏 设计“合规创造力”激励包。除了将科普纳入职称评审,可设立“年度健康传播奖”,奖励合规与传播效果俱佳的团队或个人。医院官方平台流量倾斜、提供专业拍摄与制作支持等。 (三)舆情应对——从“灭火队长”到规则制定者 医疗纠纷舆情有一个残酷规律:患者的叙事永远比医院的声明更有传播力。因为患者叙事有“人”(痛苦表情)、“有故事”(时间线)、“有情绪”(愤怒、绝望),而医院声明往往只有“经调查”“不存在”“已处理”——冰冷、抽象、防御性。 有鉴于此,2026年4月学界呼吁制定《涉医网络信息发布管理办法》,核心主张是未经法定程序认定的“医疗过失”指控,应明确标注“未经鉴定”;禁止以肯定语气发布“医疗过失”信息。这反映出当前医疗舆情的法治困境——医院在舆论场中处于结构性弱势。 为有效应对舆情,建议预设“舆情响应决策小组”及授权机制,分阶段治理舆情: 第一阶段:预防期——把“火药桶”变成“透明舱” 诊疗过程可视化:除签署知情同意书外,在关键诊疗节点(如手术前、重大检查前)与患者或其家属沟通留痕视听资料与电子数据,不是为“打官司”,而是为“有证据讲清楚”。 投诉渠道前置化:在院内显著位置公示投诉处理流程和时限,让患者知道“有地方说理”,降低其转向网络的冲动。 医务人员预防舆情培训:不是教医生怎么说话不被抓把柄,而是教他们如何在冲突中保持专业表达——情绪稳定的医生视频,比一万字声明更有说服力。 第二阶段:爆发期——48小时黄金法则 0-6小时:内部确权 按应急预案成立临时小组(医疗+法务+宣传+涉事科室),核心是快速掌握事实,而非快速出声明。 医院决策点:是否启动第三方调查?是否主动联系患者?是否向主管部门报告? 6-24小时:精准回应 不发布“经调查情况不属实”的笼统声明,而是针对具体质疑点逐一回应(哪怕回应是“正在调查中”)。可以尝试建立“首席解释官”机制。培养或指定几位兼具专业权威、媒体素养和共情能力的专家,在舆情关键时刻出面进行专业、有温度的解释,而非仅由行政账号发布冰冷声明。 关键策略:如果涉及诊疗行为,通过医院官方账号、医生个人账号(如已开设)同步发布,声明医院已准备积极配合监管调查、适时提起相关法律程序,将争议从舆论场拉回法治轨道。 24-48小时:议程转移 不纠缠于细节辩论,而是释放“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信息,比如,启动专家会诊、邀请第三方评估、改进相关流程等。邀请权威第三方(如行业协会、高校专家)发声,打破“医院自说自话”的困境。 第三阶段:修复期——从“危机”到“资产” 内部复盘:建立复盘总结制度,要求重大舆情平息后必须形成管理复盘报告,直指流程、沟通或服务漏洞,并跟踪整改,修订舆情应对预案及相关场景宣传口径,将危机转化为优化内部管理的契机。 关系修复:与涉事患者(如纠纷已解决)建立后续沟通机制,化敌为友——最可怕的舆情不是一次爆发,而是“连续剧”。 品牌重塑:通过持续的高质量科普、公益活动、透明化运营,逐步重建公众信任。
当前,医院面临着飞行检查、DRG改革、数据合规等严格的监管要求,双岗双责、违规双罚成为常态,“以评促建”与“以检促改”相互促动,医院合规工作已从“遵纪守法不受处罚”升级为标准化、数字化、审计监督加持下的“宏观合规+微观风控”按照结构—过程—结果(SPO)模型建设法治医院。 进入AI+时代,人们自学合规常识毫无障碍。本文认为,进行医院管理视角下的合规中级实务讨论,不是向医院治理层开列一张长长的“说不”清单,或把检索可得性较强的知识编辑成指导手册,更有意义的任务或许是尽可能找到合规前提下释放医院治理各方创造力、激励其主观能动性的法律可能。 一、执业合规 资质合规、行为合规、物品合规、行风建设是执业合规的常青树话题,它们既是医者必须守住的底线,也是医院守正创新的基础设施。本节主要讨论尚未定论的诊疗前沿合规问题。 (一)AI医疗应用 1.政策现状:AI不能替代医师开方做最终专业判断 2022年国家卫健委定下铁律——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近年来,这一监管原则被不断细化和强化。2025年,明确AI的“辅助”定位,要求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文件核心精神可概括为一句话:AI可以辅助诊断,但不能替代医师做出最终判断,也不可代替医院承担法律责任。 2.AI合规应用空间 AI在医疗领域的合规应用,按照风险等级目前可以分为2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低风险应用,比如病历质控、影像预标注、用药提醒等。对于这类应用,医院可以通过快速备案通道完成注册,对比已获批同类产品的性能数据即可。 当然,即使是低风险应用,如果因AI错误导致病历记录不准确、影像标注错误、用药提醒遗漏,进而引发医疗损害,医院仍然要承担首要责任。 第二层次是中风险应用,比如辅助诊断系统、治疗方案推荐等。对于这类应用,需要在现有三类医疗器械审批流程中增设算法透明度专项审查,强制公开训练数据分布、偏见测试报告及可解释性验证结果。 司法实务中,算法透明度审查实质上是将技术合规性证明责任前置。传统医疗纠纷中,患者需要证明医院存在过错;但在AI辅助诊疗纠纷中,如果医院无法证明AI系统的算法是透明的、数据是无偏的、结果是可解释的,法院可能直接推定医院存在过错。因此,算法透明度不仅是监管要求,更是医院的自我保护机制。 AI医疗必然要接受伦理审查。具体的审查标准建议包括: (1)算法偏见检测报告。性别、年龄、地域、种族等维度性能差异不得超过5%。 5%阈值是常见推荐值。《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26年2月刊载的《生成式医学人工智能临床应用的伦理治理专家共识(2025年版)》将此作为AI幻觉阈值:高风险场景(如癌症初诊、手术方案)幻觉率建议≤3%;低风险场景(如慢病复诊、健康管理)幻觉率建议≤5%。 梳理国家药监局《深度学习辅助决策医疗器械软件审评要点》(2019)、《人工智能辅助检测医疗器械(软件)临床评价注册审查指导原则》(2023)、《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第2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标准草案》(2025)等文件以及AI三类证申报核心材料要求,可以认为,NMPA对医疗AI的公平性要求体现在:需提供不同年龄、性别、地域人群的性能验证数据;需说明是否采用重采样、对抗训练等偏见修正技术;强调算法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鲁棒性与泛化能力。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5%阈值不是僵化的数字,而是动态调整的参考框架,需结合疾病类型、临床场景和监管要求灵活应用,核心目标始终是确保AI医疗服务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公平性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医院可以反向利用合规的“护身符”作用。根据,对限制类技术进行规范备案是医疗机构开展前沿技术应用的合法通道。由此,医院可以将AI技术应用备案、评估、透明度审查相关资料内化为新项目上马的“准生证”和“护身符”,从而主动、安全地拥抱技术革新。 (2)训练数据来源及分布统计。基层医疗数据占比不低于20%,防止算法偏向大城市、大医院的数据。 这个20%的要求背后,是算法公平性的法律审查诉求。如果训练数据过度集中于三甲医院,AI系统对基层常见病的诊断准确率可能显著下降,这将构成对基层患者的隐性歧视。 (3)可解释性验证。医生能够理解并查证AI做出判断的依据。 在医疗纠纷中,如果AI系统的决策过程是“黑箱”,医院将无法证明医师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 3.远程手术与机器人手术的责任归属与合同条款 当机器人高度自主时,一旦发生医疗损害,责任可能涉及6个主体:远程主刀医生、本地辅助团队、医院、机器人制造商、软件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参照一般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处理裁判规则,通常应由医院承担首要责任,医院再依据合同向其他方面依约追偿。 因此,在引入AI手术系统前,必须核实该系统是否已取得NMPA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算法性能标准、数据偏见修正义务及缺陷导致损害的追偿权。特别是以下条款: 第一,技术故障的认定标准。什么情况下认定为“技术故障”,什么情况下认定为“操作失误”,必须有清晰的界定。建议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条款,在合同中约定“由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技术鉴定机构进行认定,鉴定费用按责任比例承担”。 第二,数据延迟或丢失的责任边界。远程手术对网络稳定性要求极高,5G网络虽然理论上可以满足需求,但实际使用中仍可能出现延迟。必须在合同中约定技术可预见性条款,制造商保证其技术在当前行业水平下达到特定性能标准,延迟超过××时间则视为“不可接受的延迟”,由此产生的损害由制造商承担全部责任。 第三,医师的最终决策权保留条款。无论AI系统多么先进,AI系统的最终动作必须受医师完全控制。 同时,必要时可引入第三方对AI系统进行公平性、鲁棒性审计,相关独立验证报告作为医院合规证据。 (二)国际医疗合作与高端医疗 1.跨境医疗数据流动 国际医疗合作的核心障碍之一,是医疗数据的跨境流动。患者的病历、诊断结果、影像资料等,往往需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机构之间传输,涉及数据出境合规问题。 2026年与此前及中的行业便利化措施,共同构成了中国“3+1=4”跨境数据框架。 第一步,评估合作方所在国法律风险(如长臂管辖)所关联的合作可能性。如可合作,也要在协议中设置数据索回与争议解决条款。如涉及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出境,必须按照要求事先报告和信息备份。 第二步,梳理涉及跨境传输的数据类型和规模,判断是否触发安全评估门槛(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自上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信息、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 第三步,如果触发安全评估门槛,必须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安全评估;如果未触发,可以选择签订标准合同或申请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第四步,无论选择哪种路径,都必须确保患者知情同意书中明确载明数据出境的目的、范围、接收方、保存期限等信息,并取得患者的单独同意。 第五步,建立数据出境后的跟踪机制,确保境外接收方按照约定用途使用数据,不得擅自转给第三方。 容易被忽略的是: (1)数据出境后的“二次流转”风险 即使境外接收方承诺不转给第三方,但如果该接收方所在国家的法律要求其向政府披露数据(如美国的CLOUD法案),医院将面临合规承诺与外国法律冲突的困境。建议优先选择与中国有数据保护双边协议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合作方。 (2)数据跨境合规强化国际竞争力 医院一旦通过完成严格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认证,即可向国际患者与合作方展示其数据管理能力高于国际一般标准,从而在高端医疗市场或国际科研合作中赢得信任,将合规成本转化为品牌溢价和合作门槛。 2.跨境支付与理赔 跨境医疗支付是国际医疗合作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前海2025年起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港人北上就医“无感即时理赔”。“无感即时理赔”的核心机制是:医院与香港保险公司建立系统对接,患者在医院结算时,系统自动将理赔信息传输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实时审核并支付理赔款,患者只需支付自付部分,无需先垫付再报销。 第一,与国际保险公司建立直付协议前,必须完成数据跨境传输合规评估。理赔信息的传输涉及患者的诊疗数据、费用数据等敏感信息,必须确保符合数据出境的合规要求。 第二,患者知情同意书需明确数据出境目的、范围和接收方。必须在就诊前明确告知患者,其诊疗信息将传输给哪家保险公司、用于什么目的、保存多久。 第三,与患者明确约定跨境医疗纠纷司法管辖与法律适用规则。避免纠纷发生后扯皮。 第四,与保险公司明确约定保险公司对智能合约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负全责,医院仅负责提供原始诊疗数据,不对理赔计算结果承担责任。同时,根据《外汇管理条例》,医院与香港保险公司的直付协议需在外汇管理局备案。 3.高端医疗定价 (1)预付式资金管理。会员预付金要落实专款专户专用要求,可设置风险保证金机制,应对机构经营异常、突发停业等特殊情况,兜底消费者权益风险。 (2)打包收费项目。高端医疗普遍采用“服务打包定价”模式,核心风险是借打包收费规避监管、隐匿过度医疗、套利医保规则、定价无溯源依据四大隐性违规场景,也是监管重点打击对象。 建议建立全流程定价溯源体系: 第一,所有打包套餐建立逐项成本核算台账,明确每个子项目的人力成本、耗材成本、服务时长、市场公允单价,留存完整核算依据、定价研判记录,实现定价可溯源、可核查。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进行定价审计。 第二,实行套餐服务清单化、公示化,明确标注必含服务、可选服务、自费增值服务,严禁捆绑强制消费、无效服务凑单。如果医院在打包收费中强制捆绑不必要的检查或治疗,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第三,建立动态调价机制,市场成本波动、服务标准调整时,同步更新定价台账并留存备案,杜绝随意溢价。 第四,定期开展内部价格合规自查,重点排查打包套餐与单项服务的价格逻辑、服务履约匹配度,提前规避价格欺诈、医保套利双重风险。 当然,在明码标价、成本可溯、服务清单化的前提下,设计差异化的“价值医疗套餐”完全合法。例如,将名医诊疗、多学科会诊(MDT)、专属健康管理等服务打包,并提供清晰的成本构成说明,这不仅是合规的,更是提升服务透明度、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实现优质优价的经营创新。 4.外商独资医院 外商独资医院的扩大开放,带来了特许经营与品牌授权的新模式。外商独资医院在运营过程中,可能涉及品牌使用费、技术许可费、管理费等跨境支付。外汇管理部门可能要求提供关联交易定价的合理性证明。如果医院与境外关联方的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市场公允价格,可能被要求进行转让定价调整,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建议在与境外品牌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时,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品牌使用费、技术许可费等关联交易定价进行公允性评估,并留存评估报告备查。 (三)其他 1.中药医院制剂 2025年标志着中药标准从“跟随西药标准”转向“建立自主标准体系”。2026年5月15日实施的强化了中药生产的全过程控制,2026年聚焦四个重点:(1)中药材源头质量评估;(2)中药注射剂差异化严管;(3)全过程信息化追溯;(4)数智化转型鼓励。 《中药复方制剂新药研发人用经验收集整理技术指导原则(试行)》为医院制剂向新药转化提供了人用经验的收集范围、数据质量标准、统计分析要求等明确路径。 2.粪菌移植(FMT) 2025年8月,国家医保局《消化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肠道菌群移植费纳入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其附件《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指导清单(第1版)》第4.3款,为菌群移植新技术有序转向活体生物药(LBP)管理提供了路径和依据。 合规建议: 第一,建立标准化的供体筛选、制备流程和剂量标准。必须建立严格的健康筛查标准,排除传染病、代谢性疾病、精神疾病等高风险人群。制备流程必须标准化,确保菌群活性和纯度。剂量标准必须明确,不同疾病、不同患者群体可能需要不同的剂量。 第二,移植前后对受体进行不良事件及疗效监测。必须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良事件。 第三,关注《粪菌移植技术指南》的发布,对标对表国家最新监管政策。 3.医疗区块链的应用 医疗区块链在电子病历存证、智能合约理赔、药品溯源等方面已有探索,但监管框架仍在完善中。 第一,优先采用许可型(Permissioned)可审计架构,建立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医疗数据涉及患者隐私,许可型架构可以控制数据访问权限。不同角色的用户(医生、护士、药师、管理员等)数据访问权限,应贯彻最小必要原则。 第二,确保与FHIR/ISO/IEC 27799标准集成。FHIR是医疗数据交换的国际标准,ISO/IEC 27799是医疗信息安全管理的国际标准。区块链系统与这些标准兼容,才能实现与其他医疗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第三,所有审查过程及结果通过区块链存证,确保全程可追溯且不可篡改。 需要说明的是,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不等于“不可删除性”。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患者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如果医院以"区块链不可篡改"为由拒绝删除,可能构成个人信息权益侵权。建议在区块链系统设计中,引入“逻辑删除”机制——在链上记录删除操作,而非物理删除数据,既满足法律要求,又保留审计痕迹。 4.细胞治疗药品的变更管理 2026年《细胞治疗药品药学变更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首次系统性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变更研究技术要求。 开展细胞治疗临床研究的医院,需建立药学变更评估机制和内部审批流程。无论是工艺优化、产能扩增,还是原材料更新、检测设备更换,都必须按照指导原则进行评价,判断变更的等级(微小变更、中等变更、重大变更),并采取相应的研究和申报策略,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避免因变更不合规导致临床研究被暂停或产品注册被驳回。 同时,细胞治疗变更管理的另一个隐性风险是“知情同意的动态更新”。如果患者在入组时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基于特定工艺,而后续工艺发生变更,医院是否需要重新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目前的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从伦理角度,建议医院在工艺发生重大变更时,主动告知患者并重新签署知情同意书,以避免后续的伦理争议和法律风险。必要时,建立知情同意版本管理制度,有效应对细胞治疗变更的知情同意动态更新。 综上,在这些前沿领域,医院至少可以着手做以下工作: 一方面,建立“合规-创新”一体化决策机制。在院长领导下,设立由临床、管理、法务、信息部门组成的创新项目评估小组。任何新业务、新技术上线前,必须经过“商业价值-临床效益-合规风控”三重评估,确保创新在安全轨道上进行。 另一方面,打造可复制的合规产品与服务模块。将经过验证的合规流程(如国际患者数据出境套餐、高端服务定价模型、AI辅助诊断伦理审查流程)进行标准化、产品化,形成医院可对外输出或内部快速复制的“合规解决方案”,提升整体运营效率。设计模块化、场景化的电子知情同意书,特别是在AI辅助诊疗、数据跨境、创新疗法(如细胞治疗)等场景,清晰告知风险与权益。 二、基本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合规 (一)2026年要点应对 密切关注“飞行检查”“智能监控”“DRG/DIP支付方式改革”新动向,吸取借鉴本单位以往经验和兄弟单位良好做法,责成医保办、法务部门、信息部门立即组织对《实施细则》的专项学习,修订院内相关管理制度、更新信息操作系统,建成“让医生容易做对、不容易出错”的新合规体系。 1.信用管理:从“单次处罚”到“持续信用约束” 建立院内信用风险预警与模拟评价机制,将医保合规质量与科室、个人的评优、晋升、绩效强挂钩,使“珍惜信用”成为全员内生动力。 2.长护险纳入监管:医保基金全险种监管覆盖 将长护险服务作为医院拓展亚专科、实现连续性照护的战略板块。组织专项团队吃透长护险支付与服务规范,设计合规且人性化的服务包,抢占老龄化市场的先机。 3.暂停结算期间住院患者费用结算规则:已住院参保人员的合规费用可在出院时直接结算 将此条作为医院危机公关与患者沟通的法定依据。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在极端情况下能依法保障在院患者结算,维护医院基本运营秩序和社会形象。 4.禁止编码套用行为,明确按病种付费下高套、低编病种编码的行为违规,细化“诱导就医”“协助骗保”等行为认定标准 医院应推动“病案编码”从后勤职能向前端临床决策支持转型,将编码管理前置于临床路径,建立“临床-编码-医保”联动质控会,通过“实践翻译”把编码规则转化为诊疗记录的客观、精准描述工具,比如针对高权重病种,制定“并发症/合并症(CC/MCC)认定的循证标准”,明确哪些并发症必须记录、哪些不能虚构,利用智能系统嵌入这些被“翻译”好的编码规则,在医生开具诊断时即进行提示与校验,将事后纠错变为事前赋能,提升诊疗记录的客观性与价值。 5.2026年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多部门协同、高压常态化 医院可主动构建“内部联合自查”机制,建立红黄蓝风险预警机制,定期由医保办牵头,联合纪检、审计、财务、医务、药学、信息等部门开展模拟飞检,变被动迎检为主动“体检”,提前化解跨部门衔接中的合规风险。 (二)医保考核融入诊疗管理 通过制度、技术手段化解“医生想好好看病”和“医保不让花钱”的矛盾,解决“规则没被吃透”和“创造力被错误限制”的问题。 将“次均费用”与“临床路径完成率”“患者预后指标”挂钩,把“指南推荐药物使用率”纳入医保合规考核,允许科室在循证基础上合理用药,研究建立科室医保信用积分制度,将合规结余按明确规则用于科室发展与人员激励,在框架下引导医务人员在合规框架内追求最优诊疗方案。 严格区分医疗救助与医保报销。建立院内公益基金或与慈善组织合作渠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患者自费负担,坚决不触碰骗保红线。 (三)外围配套环境建设 1.资质管理 除做好机构与人员的准入与资质合规外,在涉及第三方合作如医联体、外送检查、外包服务时,也要严格审查合作方的资质合规情况。 2.智能系统建设 引入或定制先进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需进行"隐私影响评估"(PIA)】,将医保政策规则、诊疗规范、收费标准、价格管理、诊疗合规审核等嵌入实时动态监控系统,实现HIS、电子病历系统、医保结算系统的实时数据交互。 比如,在智能收费模块中,实现标化医嘱与服务项目、药品/耗材、设备等相关收费信息相匹配,标化医嘱与收费信息、病案信息、医保结算信息相对应,医保结算系统与内部计价收费系统、病案首页系统相关联,出现异常收费,系统自动拦截并提示错误原因。 又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患者基础疾病、检查结果、用药记录等,识别、预警异常检查、过度用药等现象。 三、经济合同管理合规 医院经济合同管理面临着在医保智能监管控费、DRG/DIP支付改革、药品耗材零加成的三重挤压。药品采购合同与高值耗材采购是实务中压账压价的“重灾区”。 (一)采购合同:压账压价问题的“主动设计” 先看一则【虚拟案例】: 某三甲医院与药企签订药品采购合同,约定账期90天。到期后医院以“财政拨款未到位”“僧多粥少”为由拖延付款,要求药企接受打折结算,**天账期七点五折结算,**天账期八折结算。药企无奈接受,但保留了所有沟通记录。3年后药企上市审计,将此事作为“商业贿赂风险”披露,引发监管关注。医院院长被约谈,医院信用评级下调。 实务中确实存在个别医院压账压价“潜规则”。财政拨款不及时、医保回款周期长、医院现金流紧张、待结算药企较多——这些都不是医院管理者们造成的,但压账压价的风险,最终是决策者承担的。更麻烦的是,这种折扣合同的形成过程难免药企取证,相关责任人员面临较大合规风险。 在提出相关建议之前,必须着重强调的是:已于2026年4月1日生效。该细则对医保基金的结算拨付、智能审核、监督检查等作出了更具体、更严格的规定。任何涉及医保基金支付的合同条款,若意图规避或延迟结算,都将直接违反该细则及上位法的精神,可能导致医保协议解除()、罚款()乃至刑事责任()的严重后果。因此,医院需明确区分“医保基金支付部分”和“医院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分类管理。对于医保基金支付部分,必须严格保证其用于合规医疗服务结算,任何试图通过合同条款变相占用、延迟支付医保资金的设计都是高风险禁区。 针对医院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在遵守预算管理和采购相关法规框架下,建议: 1.预先优化设计合同条款赢得主动 (1)“现金折扣条款”。借鉴国际贸易中的“现金折扣”做法,在合同中明确约定“10天内付款享受2%折扣,30天内付款享受1%折扣,90天全款”。这不是压价,是给药企选择权。急需现金的药企会选择折扣,资金充裕的药企会选择账期。医院获得了灵活性,药企获得了确定性。为保证财务合规,现金折扣应按“总价法”入账,避免被审计认定为"账外账"。 需注意的是,现金折扣必须明示并如实入账。在合同中明确折扣率、支付期限,确保医院与供应商的财务账目均清晰记载该折扣。 (2)供应链金融条款。在合同中约定“医院配合药企开展应收账款保理”或“引入第三方供应链金融平台”。医院确认应付账款后,由金融机构提前垫付给药企,医院到期向金融机构付款。医院没多付钱,药企提前拿到钱,金融机构赚取利差,实现三方共赢。 需注意的是:一是合同应明确医院确认应收账款的义务与时限,以及配合办理保理手续的责任。二是不得因此变相延长占用医保基金的时间。三是不得因此增加供应商不合理成本。 2.优化院内审批流程释放空间 压账压价的另一个原因,是医院内部付款流程太慢。对此,医院可以推动内部改革: (1)建立“合同付款绿色通道”。对战略合作药企、急救药品供应商,实行“发票即到即审、符合条件即付”。这不是“优待”,是“分类管理”。 一是制定书面《供应商分类管理办法》,明确“战略合作”“急救必需”等类别的客观标准(如药品属性、历史履约评价、供应份额)。分类标准必须客观、合理、非歧视(如急救必需、单一货源、年度履约评价A级供应商)并经院办公会审议后向所有供应商公示确保程序正义,且与医院的正当管理目标(如保障急救药品供应及时性、维护战略合作关系)直接相关。若分类标准模糊或与采购决策人员存在利益关联,则可能构成不正当优待,引发新的合规风险。 二是将分类结果及绿色通道流程在院内公开或向供应商公示。确保“绿色通道”不成为变相拖延其他供应商付款的理由,否则仍可能构成违约。 三是确保财务支付系统有据可查,流程可追溯。 (2)推行“电子合同+自动对账”。有条件的医院可与主要供应商建立EDI(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入库、发票、付款自动匹配,减少人为拖延空间,也减少经办人员吃拿卡要的机会。 (3)设立“应付账款专项调度会”。院长每月主持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大额应付账款的支付安排。把付款从财务科的日常事务,提升为院长关注的战略事项。这既能加快付款,也便于院领导掌握真实的资金状况。 (4)将合规要求嵌入内部流程。在OA或合同管理系统中,设置关键风险提示节点。涉及药品、耗材采购的合同,必须经医保办会签。 3.优化改良供应链生态共赢发展 高阶的治理,是让药企从“怕医院”变成“离不开医院”。 (1)建立战略供应商制度。在通过合法集采程序确定入围供应商及价格后,医院可与其中部分供应商签订补充协议,就供应保障、应急响应、技术支持、联合科研等非价格条款进行深化合作,并约定“双方可基于历史数据与临床需求,对未来的采购量进行趋势性预测交流,该预测不构成任何形式的采购承诺或保证”。可与3-5家核心药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医院承诺年度采购量,药企承诺最优价格+优先供货+联合培训+科研合作”。用“长期利益”绑定“短期价格”,药企自然愿意在账期上让步。 违规红线:直接与未中标企业签订“战略协议”并承诺采购量,或通过该协议变相突破集采中标价格,均构成严重违规,可能被认定为串通投标或违反政府采购/集采规定。 合规实施要点: 一是严格在集采中标目录框架内筛选合作对象。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应严格限定在集采中标目录内,合作内容侧重于供应保障、应急响应、技术培训、联合科研等,并签订独立的补充协议,与采购合同物理隔离。 二是签订《战略合作补充协议》,重点约定:供应保障率、短缺药预警机制、临床培训服务、质量回溯合作等,可包含基于实际采购量的阶梯式服务奖励(非现金)。 三是协议须经医院采购管理委员会审议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四是协议中不得包含任何形式的“保底采购量”或“最低采购金额”承诺,以及变相影响其他供应商公平竞争的内容。 (2)建立上文所述的供应链金融机制。 (3)“数据助科研”模式:医院拥有大量真实世界数据(RWD),对药企的药物研发、市场准入极具价值。在合规前提下,合同约定“医院向药企提供脱敏后的诊疗数据用于X研究,药企向医院提供Y价值(该价值应对等匹配数据估值)的科研经费或技术支持”。 风险提示:直接以提供患者诊疗数据换取药品“折扣”,极易被认定为变相的商业贿赂或非法买卖数据,风险极高。合规路径在于将“数据”作为“科研合作”的要素之一,而非交易标的。 合规实施要点: 一是成立由临床、科研、信息、法务、伦理组成的专项工作组。项目须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双重审批,涉及数据提供的合同须经法务、信息科和伦理委员会联合审核。 二是合作限于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或真实世界研究,而非直接支持药品市场推广。 三是协议明确数据提供方(医院)不保证研究结果,药企支付的对价必须明确为“科研协作费”或“技术服务费”,由医院科研账户收取并开具合规票据,该资金流向与药品采购部门、采购合同完全物理隔离。 四是数据充分脱敏,所有数据提供行为需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并获取必要授权。 五是研究目的不得与药品营销具有高关联度,对价支付与采购合同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关联或暗示。 (二)医疗服务合作合同:从“单打独斗”到“生态构建” 1.合作期限的“阶梯设计” 不要一签10年。前3年合作期,后2年优先续约权,再之后双方重新谈判。给医院保留战略灵活性。 2.知识产权的“提前锁定” 数据资产是未来医院最核心的资产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技术改进、专利,归属必须明确。 3.退出机制的“和平条款” 提前约定“若医院因政策调整需终止合作,提前X个月通知,支付Y个月分成作为补偿”。这比事后打官司强得多,也给医院保留了政策应对空间。 (三)科研及成果转化合同:从“花钱做科研”到“科研生钱” 科研人员想发论文、评职称,医院想有成果转化、有收入。两者目标不一致,合同设计就必须兼顾激励与约束。 1.成果归属的“分层设计” 基础研究成果归科研人员,应用研究成果归医院,转化收益按“医院:科研团队:中介方=5:3:2”分配。这不是拍脑袋,而是允许的范围。 根据,需注意的是,收益分配方案需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成果归属与收益分配需符合及医院内部国有资产管理规定。 2.转化义务的“对赌条款” 约定“科研成果在X年内未完成转化,医院有权将成果对外许可,原科研团队仍享有Y%收益。”既给科研人员压力,也保留其利益。 需注意的是,“对赌条款”不得设定损害医院公益性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条件。“对赌”失败的后果应是科研团队权益的合理减损,而非医院承担无限责任或低价处置资产。 3.伦理合规的“前置审查” 生物医药科研涉及大量伦理问题。合同中必须明确“因伦理审查未通过导致项目终止的,双方按已完成工作量结算。”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科研人员从一开始就重视合规。 (四)捐赠合同:从“不敢收”到“规范收” 一些医院对捐赠“谈虎色变”,怕沾上“商业贿赂”的边。但规范的捐赠是医院重要的资源补充。捐赠合同不是“白拿钱”,而是医院与社会资本建立信任关系的法律纽带。 1.捐赠合同必须以加粗字体明确“本捐赠为无条件公益捐赠,不与捐赠方及其关联方同本院的任何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商业交易相关联。” 2.建立捐赠利益冲突审查机制和捐赠公示制度,合同附件包含“捐赠财产使用计划”。 3.大额捐赠(比如超过×万元)约定“医院有权聘请第三方审计捐赠财产使用情况”。 (五)信息系统建设合同:牢牢把握数据资产所有权 1.院长参与合同谈判 不是院长要懂技术,而是院长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治理信号。供应商看到院长亲自过问,就更不敢在条款里做手脚。下属科室看到院长重视,就会更加用心做好相关工作。 2.数据主权条款 合同约定“系统产生的所有数据归医院所有,供应商仅享有为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数据处理权”。数据是医院的命根子,这个条款必须加粗标红。 3.其他 除数据所有权外,协议还需明确约定供应商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泄露责任,以及合同终止后的数据返还与彻底删除机制。协议条款需援引并符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要求。对于健康医疗数据,应约定其作为“重要数据”或“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措施,确保所有数据需经严格的去标识化处理无法复原至特定个人。 最后,所有关于供应商分类、战略合作遴选、数据提供审批的会议纪要、公示记录、审批文件必须完整归档,以应对可能的审计或检查。如系统系基于开源软件研发,还需供应商承诺开源合规并承担相应违规责任。 四、采购合规 (一)采购立项实质性审查 采购立项时,组建由临床、采购、财务、法务(或外聘律师)构成的联合论证小组,强化需求论证的实质性审查。 重点审查: 1.技术参数合规性:确保技术需求描述为“性能指标”而非“品牌型号”,防止排斥潜在供应商。 2.采购方式合规性:根据项目特点(金额、紧急程度、复杂性)选择最合适的法定采购方式,并形成书面论证报告。 现行法律法规为不同采购场景提供了合法路径。除公开招标外,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以及框架协议采购均为法定方式。关键在于准确适用其法定条件并留存书面决策记录,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效率损失或程序风险。学会用“竞争性磋商”谈个好价钱,用“框架协议”快速买耗材,把采购科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 3.特殊事项合规性:如进口产品采购,需严格履行审批备案程序,不可事后补办。 (二)推行采购方式“分类精细化”管理 一方面,严格界定并记录采购决策过程,落实,确保验收独立、严谨。另一方面,实行采购档案终身负责制。确保从需求论证到履约验收的全流程文件(包括录音录像)完整归档,这是应对审计、监察和诉讼的最有力证据。 (三)将合规转化为供应商管理优势:建立院内供应商信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 对存在商业贿赂、串通投标、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的供应商,坚决清退并通报。这不仅能净化采购环境,还能向优质供应商传递“阳光合作”的积极信号。 (四)“让回扣无处下手”的反商业贿赂风控设计 1.轮岗。 采购关键岗位3年一轮岗。 2.双人双岗。 采购谈判必须两人以上参加。 3.供应商黑名单。 建立院内供应商信用档案,有商业贿赂记录的永久禁入,并通报行业联盟。 4.异常交易预警。 HRP系统设置预警规则(如单一供应商占比过高、采购价格偏离市场价15%以上等),自动触发内部审计。 五、反商业贿赂合规 医疗系统反商业贿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两高2026年《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二)》亮点不在于提高了处罚力度,而是确立了“穿透式审查机制”,并与国家医保局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形成联动闭环。 “穿透式审查”要求内控机制实质有效,医院仅“发现异常”不够,必须能证明对异常进行了有效调查、处置并留有记录,否则仍可能被认定为管理失职,无法实现责任切割。 本文主要就制定医院反商业贿赂主动治理SOP问题提出建议。 阶段一:风险预警 以异常交易、医药代表为例。 1.建立“供应商关联行为分析模型”。利用医院HIT数据,构建供应商-科室-医生-采购量的关联图谱。设定预警阈值:同一供应商连续3个月采购量异常增长、同一医生处方集中度异常偏高等。这不是监控员工,这是保护医院——当监管部门来查时,你能拿出证据证明“我们早就发现了异常并主动处置”。 2.医药代表“数字备案+轨迹管理+拒绝陪同”。按照要求,所有进院代表必须备案。但医院可以更进一步:建立代表拜访的数字化登记系统,记录拜访时间、科室、时长、议题,制定专项制度拒绝未备案的“老熟人”陪同备案代表进院。这个数据有两个作用:一是证明医院履行了管理义务;二是在发生贿赂案件时,为医院合规操作提供证据——“我们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注意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预警系统和代表管理系统收集处理大量敏感信息,必须贯彻最小必要原则,并有必要进行隐私影响评估并纳入本院分类分级数据管理流程。对本院员工,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明确授权医院为合规风控目的处理必要的行为数据。对医药代表,在备案及入院登记时,以单独、明示的方式获取对其拜访信息进行记录的书面同意。 阶段二:48小时黄金处置期 发现线索后,医院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以下动作: 48小时内完成上述动作并主动报告,在法律上容易被认定为“积极配合调查”,可以显著降低医院的法律风险。建议设计《疑似商业贿赂线索内部处置规程》,明确:①线索初步核实权限、方式与流程;②内部调查的合规边界(避免非法取证);③形成《初步调查报告》的时限与内容要求;④向纪检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报告的决定机制与路径。 阶段三:供应链合规评级 参照《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建立医院供应商反贿赂合规评级体系。评级体系、标准、结果应用应形成书面制度,并向所有供应商公示,要确保公平、透明,留有申诉渠道,避免被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差别待遇。 评级维度:不仅看价格和质量,增加“合规历史”(是否有贿赂记录)、“内控水平”(是否有合规部门、合规制度,无行贿记录、行政处罚、医保失信等历史记录,是否可提供可验证的合规证据)、合规绑定(是否同意签署专门的反商业贿赂合同或条款)三个维度。 “合规历史”应以政府行政处罚决定、法院裁判文书等公开信息为准。“内控水平”可要求供应商提供合规承诺、第三方合规审计报告等作为证据。对于无法提供第三方审计报告的小型供应商,可提供替代性合规证明选项,如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合规制度与执行情况说明,并接受医院方的简易合规访谈或问卷评估。 评级结果应用:A级供应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且可以简化审批流程,可议长期协议;B级正常采购,标准审批流程,年度复评;C级供应商限制采购额度,限期整改,季度复核;D级供应商直接排除,列入采购黑名单。 谈判话术:“不是我们不想合作,是你的合规评级不够。你可以去提升,我们明年重新评。”——这句话比任何廉政谈话都管用。 评级行为应仅限于提升医疗质量、降低廉洁风险为目的,要确保评级标准、流程、结果、申诉处理记录全留痕,避免被降级或淘汰的供应商提起行政诉讼(若医院为公立医院)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医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阶段四:设计学术合作防火墙 建立学术合作合规审查专项规程,对所有涉及药企资助的学术活动进行前置审查,把学术合作从“人情关系”变成“制度化交易”。 (一)资助必须去人格化 药企资助学术会议,资金必须进入医院或学会账户,不得指定受益人;医院设立独立的学术基金,药企捐赠进入基金池,由学术委员会统一分配。 (二)讲者选择双盲机制 学术会议讲者由学术委员会独立遴选,药企只有推荐权、没有决定权;讲者费用按统一标准支付,与市场公允价格挂钩,且单次上限、年度总额双限制。 (三)成果转化阳光化 医院与药企的科研成果转化,必须通过技术交易平台公开竞价,禁止私下协议定价;利益分成比例按国家规定执行,禁止抬高或压低技术估值。 除前置审查外,内审部门必须对学术活动进行事后费用审计,并在医院内部或向监管方进行适度公示,接受监督。关于公示的“度”,建议可在医院内部一定范围(如学术委员会、纪检部门)公示学术活动的资助方、总金额、费用构成及审计结论摘要,而非全部明细。对外公示应仅限于活动名称、资助方等非敏感信息,并事先获得相关方同意。 在DRG/DIP支付改革、医保飞检常态化、患者维权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医院的廉洁指数正在成为患者选择、医保评级、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反商业贿赂合规,也是医院的品牌资产。 六、人力资源管理合规 人力资源合规的终极目的,是释放创造力、激励主观能动性、降低治理成本。日常会听到有业内人士吐槽,过去三十年,医院人事管理走了一条“越管越死”的路:编制卡死、职称锁死、薪酬限死、流动堵死。结果是什么?——人才流失到体制外,编制空着招不来人,骨干考走留不住,规培生培养完就跑。本文不讲“不能做什么”,而是“在合规前提下,医院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一)未经单位同意考博考研,医院只能认栽吗? “培养了三年的骨干,一声不吭考上全日制博士走了,服务期协议签了等于白签,违约金法院不支持,档案还卡不住——这口气怎么咽?”——不是不能管,是医院没管对。 1.全日制 VS 在职:法律性质截然不同 法院审查的核心不是“考没考上”,而是“是否实质性影响劳动合同履行”。如果员工全日制脱产学习、长期不到岗,医院完全可以依据“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解除,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2.服务期协议的“生死线”:专项培训费用 明确规定,服务期违约金仅限于“用人单位提供专项培训费用”的情形。很多医院签的服务期协议之所以被法院驳回,是因为:①把“正常岗位培训”包装成“专项培训”;②没有保留培训费用票据、差旅凭证;③违约金约定超过实际培训费用。 建议医院对重点培养对象,走“专项培训+服务期+违约金”的法定路径,培训费用必须单独列支、专款专用、票据齐全。对普通员工考博考研,与其堵不如疏——建立“定向培养”机制:同意报考但约定毕业后回院服务年限,学费由医院承担但按服务年限分摊报销,中途离职按比例返还。 3.档案不是“人质”,但可以是“筹码” 赋予事业单位对离职人员的档案管理权,但不能无限期扣留。实务中,医院可以: (1)在聘用合同中明确约定“考取全日制学历学位须提前6个月书面告知”,明确“全日制学习需经审批,否则视为严重违纪”。同时完善本院人力资源规章制度,依法履行民主程序完善考勤、绩效考核等制度,明确“未经批准脱产学习”等属于严重违纪情形。 (2)建立“离职交接清单”,将科研资料、患者随访数据、在研项目等列为交接义务; (3)对违反服务期约定的,通过劳动仲裁主张违约金+损失赔偿(注意:不是扣档案,而是依法追偿)。 (二)未达到“双10年”条件的事业编员工,合同到期不续约,赔不赔?怎么赔?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两种情形下,事业编员工都可以依法要求订立“聘用至退休合同”。那么对于未达到“双十年”的中年员工合同到期不续签是否赔偿(甚至有些单位会为“妥善起见”,还会让员工期满后继续工作几个月)?如何赔偿? 对此情形并未规定,司法实践对此莫衷一是,尚未见按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赔偿离职经济赔偿案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相关规定,“适用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的有关规定。 笔者通过alpha数据库检索北京地区司法案例,仅发现一例支持离职经济赔偿案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刘静与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为】中,法院认为,事业单位非法解除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劳动合同应支付相应经济赔偿。 但问题是聘用合同到期终止不续约需要赔偿吗?笔者认为,应当适用规定给予离职者经济赔偿。否则,就会造成非事业编普通劳动者可以享受离职赔偿,而同样为单位工作多年的事业编劳动者却只能中年失业、分文不得,有违民法公平原则。同时,医院也要考虑到,离职劳动者作为科研成果成功工业转化的专利发明者,应继续享受相关专利分红、收入直至权利用尽。 (三)国家、省市业务骨干辞职,医院只能放人吗? 培养了十年的学科带头人,说走就走,去民营医院拿三倍年薪。竞业限制协议签了没用,培养费追不回来,团队散了,科室垮了——医院成了人才的“黄埔军校”? 医院手里至少有三张牌可打: 1.对核心骨干,聘用合同采用“脱密期+竞业限制+服务期”组合拳 服务期覆盖培养投入(进修、访学、专项培训)。竞业限制覆盖离职后2年,务必按月支付补偿(建议约定为离职前工资的30%)。如果竞业限制范围约定过宽(如“不得在任何医疗机构工作”),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脱密期覆盖离职前6-12个月,逐步剥离核心信息接触权限。 2.知识产权与科研成果归属 在聘用合同中增设"知识产权与科研成果"专章,明确:在职期间完成的职务发明、论文、课题成果归医院所有;离职时须移交全部科研资料、原始数据、在研项目;违反约定的,医院有权追偿损失并主张违约金。 3.柔性留人的制度设计 (1)学科带头人工作室制度。给予独立科研经费、团队组建权、绩效分配自主权。 (2)延期退休/返聘。对达到退休年龄的骨干,协商返聘或柔性引进。 (3)多点执业备案管理。允许骨干在院外执业,但须报备、收入按比例分成。 (4)股权激励/项目跟投。对重大科研成果转化给予团队股权或收益分成。
引言 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一文搞懂“医疗补助费”那些事。笔者主要执业地为北京地区,故,本文可作为北京地区的实操参考,如您在非京地区,还请关注地方性规定及判例。 需要先明确的是,仅有两种情形可能涉及医疗补助费,即:一、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二、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一、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终止 (一)用人单位仅在第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时,享有以到期为由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 需要说明的是,到期终止是否享有医疗补助费,与不再续订劳动合同的主体是用人单位亦或劳动者并无关联。即:即使是劳动者提出的不再续订,对于其是否可享受医疗补助费亦不应构成影响。惟,为了避免用人单位被认定为“违法终止”的法律风险,笔者需要提示广大用人单位到期终止权的适用问题。 对此,2025年以前,在上海地区,无论签订了几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均享有以到期为由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但目前全国已趋于统一,即,用人单位仅在第一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时,享有以到期为由终止劳动关系的权利。 (二)关于到期终止情形下,劳动者可享有医疗补助费的条件 依据对的复函第一条,职工临近劳动合同期满才发病,累计医疗期未满而劳动合同期已满,且需停工休息治疗的,根据劳部发[1995]309号文第34条的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疗期期满为止;在医疗期内医疗终结的,医疗终结之日即可终止劳动合同;对其中经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办理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退休、退职手续。不需停工休息治疗者,只要合同期满,便可终止劳动合同。 依据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对劳部发〔1996〕354号文件有关问题解释的通知第二条,《通知》第22条“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是指合同期满的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医疗期满或者医疗终结被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5——10级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鉴定为1——4级的,应当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 依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到期终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享有医疗补助费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劳动者持续病休至劳动合同期满后,医疗期届满或医疗终结终止劳动合同的。 2)劳动者被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5——10级的伤残的。 (三)医疗补助费的标准 依据,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对患重病或绝症的,还应适当增加医疗补助费。 依据上述规定,医疗补助费的标准为不低于六个月工资。患重病或绝症的,应当适当增加。 但是,何为重病、如何适当增加法律法规中并未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瘫痪、精神病(非精神类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通常不认定为精神病范畴)等难以治愈的疾病属于重病。重病的裁判口径一般为增加不少于3个月工资(即50%),绝症的裁判口径一般为增加不少于6个月工资(即100%)。 二、关于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一)解除流程 需要说明的是,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流程,否则将面临违法解除的法律风险。 依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5条,请长病假的职工在医疗期满后,能从事原工作的,可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医疗期满后仍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解除劳动关系,办理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退休退职手续,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被鉴定为五至十级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 依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以医疗期满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需要满足的条件为:医疗期届满—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经用人单位合理调岗后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另,需要同时注意:1、如果劳动者有规定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得以医疗期满解除。2、医疗期满解除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应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依据2026年5月1日实施的最新修订的北京市实施办法,用人单位应当提前五个工作日将理由通知本单位工会;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应当通知上一级工会。 (二)关于医疗期满为由解除,劳动者可能享有医疗补助费的条件 请读者们注意,此处笔者用的是“可能”而非“可”,笔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即使满足了相应条件,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享有“医疗补助费”(具体见下述第(三)项论述)。如前述《意见》所述,只有被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五至十级伤残的,才可能享有“医疗补助费”。 (三)2017年11月24日(含)以后,是否支持存在争议 全国关于医疗期满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支付医疗补助费的具体标准规定在(以下简称“《补偿办法》”)中,《补偿办法》实施于1995年1月1日,已于2017年11月24日废止。 《补偿办法》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五十,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百。 在《补偿办法》废止前,对于医疗期满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医疗补助费无任何争议,惟,随着《补偿办法》的废止,在北京司法实践中,以医疗期满解除劳动合同是否仍需支付存在争议,主流观点为不再支持医疗补助费。 (2020)京0102民初30301号判决中,法院认为:原劳部发[1994]481号中有在特定情况下,用人单位向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支付“医疗补助费”及“增加医疗补助费”,该文件现已废止。原劳部发[1995]309号文件、[1996]354号文件、中关于“医疗补助费”的规定,均是为落实481号文件而作出的规定,应随该文件的废止而停止执行;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全和覆盖范围的扩大,医疗补助费的功能已经被社会保险取代;关于此种情形下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中,并未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补助费”,可推定为法律对此持否定态度;劳动者因自身伤病丧失或部分劳动能力的,如果让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补助费,其医疗待遇标准可能高于工伤职工的医疗待遇标准。据此,本院对雷某此项请求不予支持,对中化能源北分公司此项请求,予以支持。 (2019)京02民终15291号判决中,法院认为,劳部发[1995]309号第35条规定“请长病假的职工在医疗期满后,能从事原工作的,可以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医疗期满后仍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由劳动鉴定委员会参照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解除劳动关系,办理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退休退职手续,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被鉴定为五至十级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规定“用人单位依据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依据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还应当依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支付医疗补助费”。上述规定仅规定了应当支付医疗补助费的情形,但并无明确的标准,均需按照[1994]481号第六条执行。但现[1994]481号已废止,故上述规定也就无标准可执行。劳部发[1996]354号第22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对患重病或绝症的,还应适当增加医疗补助费”。该条仅规定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支付医疗补助费。故刘连桂上诉要求新月汽车公司支付医疗补助费,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笔者认同上述法院的裁判观点《补偿办法》实施于1995年1月1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保、补充医疗等已可满足劳动者的就医需求,据此《补偿办法》于2017年废止,其废止后,医疗补助费的计算已无法律依据可供执行,故,不应再予以支持。 笔者希望作为用人单位亦或劳动者的您,均能通过阅读本文清晰、明确的认识到医疗补助费的相关问题,以避免相应法律风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26年2月14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国卫规划发[2026]6号, "《办法》"),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这是医疗卫生领域首部系统规定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部门规章, 标志着医疗健康数据合规监管进入新阶段。 《办法》共七章四十条, 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数据分类分级、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数据共享与对外提供、个人信息保护、跨境传输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定。对于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而言, 《办法》最值得关注的是对数据共享、委托处理环节的明确要求——这直接影响到真实世界研究、临床试验、科研合作等常见业务场景。为此, 我们特准备本快讯, 帮助相关机构和企业更好地理解《办法》核心要求, 做好合规准备工作。 一 数据分类分级——合规义务的基石 《办法》明确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分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一般数据三类, 并落实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不同类别级别的数据同时被处理且难以分别采取保护措施的, 按照其中级别最高的要求实施保护。不得通过邮箱、网盘、社交软件等传输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敏感数据。 《办法》特别指出, 个人信息达到一定精度、规模时可能构成重要数据。 我们建议: 医疗卫生机构应尽快开展数据资产盘点, 识别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 并向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医药企业在与医疗机构开展数据合作前, 应主动了解数据的级别属性, 以便匹配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合规程序。 二 委托处理与共同处理 (一) 对外提供重要数据(含委托处理)应进行风险评估 《办法》第十条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向其他数据处理者提供、委托处理、共同处理重要数据的, 应当: 1.通过合同等方式约定处理目的、方式、范围以及安全保护义务; 2.对数据接收方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 3.提供前进行风险评估(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的除外)。 我们提醒: 上述要求意味着, 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涉及重要数据的真实世界研究、临床试验数据共享时, 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且医疗机构有持续监督责任。医药企业作为数据接收方, 应配合医疗机构履行监督要求, 避免超范围使用数据。 (二) 鼓励数据共享, 明确对外提供数据的审批流程 《办法》第十二条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共享、调用数据; 《办法》第十三条明确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加强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工作, 但应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鼓励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原始数据不出域, 数据可用不可见, 数据可控可计量”等方式, 促进医疗卫生机构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在此基础上, 《办法》还明确了对外提供数据的审批程序: 涉及对外提供医疗卫生机构数据的, 需按相关要求报审, 执行"业务管理部门同意→医疗卫生机构领导核准→信息技术部门支撑执行"的工作程序。 此外, 第十五条还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及时将对外提供数据的情况报告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我们提醒: 未经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或领导班子批准,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将数据传递至医疗卫生机构之外。这意味着, 仅签订合作协议或达成其他非正式安排的情况下, 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的数据共享安排将无法满足合规要求, 必须走正式审批流程。 (三) 探索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制 《办法》第十四条涉及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要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 探索建立数据分类分级授权运营机制, 将授权运营纳入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集体决策范围, 明确授权条件、运营模式、运营期限、退出机制和安全管理责任, 授权符合条件的运营机构开展公共数据资源开发、产品经营和技术服务。 三 登记范围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登记的完整科目范围 《办法》第十六条明确, 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他人处理或与他人共同处理医疗卫生机构数据的, 数据安全责任不因委托而改变。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明确受托方的数据处理权限和保护责任, 并监督受托方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涉及云计算服务的, 应选择通过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的云计算服务。 《办法》第二十二条强调, 非本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在无监管情况下, 不得对信息系统或医疗设备进行远程运维, 必须获得授权; 建设运维期间, 收集产生的医疗卫生机构数据未经授权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服务完成后按照约定对医疗卫生机构数据予以返还或销毁; 信息系统建设运维项目的承担单位, 未经批准不得转包、分包。 对于委托处理个人信息, 第二十七条还要求: 1.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2.签订委托协议和保密协议; 3.明确委托处理范围、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种类、保护措施; 4.服务完成后, 受托方应将个人信息返还或删除, 不得保留。 四 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要求 (一) 调阅权限管理 医疗机构应当: 区分医疗、教学、科研、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等合法调阅情形; 实行动态授权管理, 离职、转岗人员及时回收权限; 推广授权管理、日志存档、数字水印等技术。 (二) 禁止性行为 不得超授权调阅个人信息; 未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 不得超出工作需要提供个人信息; 不得在公共区域显示患者个人信息; 不得通过通讯软件、社交媒体传输患者个人信息; 不得通过拍照、截图等方式公开患者个人信息。 五 违规责任 《办法》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明确了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 六 合规建议 (一) 医疗机构 即时行动: 盘点数据资产, 识别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 检查现有数据共享合同、数据处理协议是否约定安全保护义务, 供应商是否存在违反《办法》的情况; 核查数据提供审批流程是否符合规定; 建立对外提供数据台账。 近期行动: 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建立数据对外提供审批流程; 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 组织全员数据安全培训。 (二) 医药企业 在与医疗机构开展数据合作时: 主动了解数据级别, 匹配相应保护措施; 配合医疗机构履行监督义务, 避免超范围使用; 完善合同约定, 明确数据安全保护责任; 规范数据出境, 涉及跨境传输需完成合规程序; 避免非正式数据共享, 所有数据获取需走正式审批流程。
前言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以下简称:《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的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代理的人身损害赔偿侵权案件中,部分法院的观点是:①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妨碍受害人依据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获得赔偿,并不支持将受害人从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中扣除;②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属于其他法律关系,对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不宜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新司法解释施行后,该问题的解决将迎来改变,本文做以下整理、分析,以供大家参考、了解。 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应由第三人承担及追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1)(施行日期:2011-07-01) 第十一条个人已经从第三人……获得医疗费用……,应当主动将先行支付金额中应当由第三人承担的部分……退还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向第三人……追偿。个人拒不退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从以后支付的相关待遇中扣减其应当退还的数额,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医疗费用……后,有关部门确定了第三人责任的,应当要求第三人按照确定的责任大小依法偿还先行支付数额中的相应部分。第三人逾期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施行日期:2018-12-29) 第三十条第二款 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3)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施行日期:2022-05-01) 第六条第二款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 (4)(施行日期:2026-02-01) ……参保人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伤病,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部分,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依法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可……进行追偿。 司法实务中侵权人应否赔偿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裁判观点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版次:2022年9月第1版)一书针对“赔偿义务人应否赔偿社会保险机构已支付的医疗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我们认为,社会保险制度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分散侵权人侵权责任的功能,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不能因为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的给付而减轻或者免除。”。 (2)裁判案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保险合同纠纷案、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云03民终1495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上述裁判案例均采用了(1)中的观点,未免除侵权人对受害人基于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责任承担。 (3)从司法实务及裁判观点来看,受害人作为参保人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建立的社会保障法律关系,受害人与侵权人之间的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这两者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同,诉讼请求主张支付医疗费的依据也不相同。 司法实践中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存在交织,形成了如下几种解决方式: ①受害人通过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诉讼后,已经从侵权人处获得医疗费用,应主动将医保基金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应由侵权人承担的部分退还至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判决确定的责任大小)。此时,社保经办机构不再向侵权人追偿。 ②受害人先自行主动将医保基金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退还至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暂不考虑侵权人的责任大小),再提起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诉讼,向侵权人主张实际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包括退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已经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 ③受害人提起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诉讼中,社保经办机构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主张由侵权人向其承担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由法院确定侵权人的责任大小);若社保经办机构未提起第三人诉讼的,则法院可以通知社保经办机构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行使权利。 ④若受害人提起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诉讼,向侵权人主张实际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包括医保基金已经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在受害人从侵权人处获取实际发生全部医疗费用后,基于损失填平的原则,避免受害人一方重复受偿,社保经办机构可以根据的规定,对受害人(参保人)单独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就其双重获赔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内容对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在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审理上的影响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受害人能否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以及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的追偿权诉讼能否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一并处理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存在不一致。 2026年5月6日上午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的《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第十条通过两款的内容规定解决了上述问题。 自此,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受害人就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中,受害人就医疗费用的诉请可主张除医保基金报销部分之外其他医疗费用(即:在实际发生医疗费用中扣减医保基金报销部分);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则由社保经办机构向侵权人提出追偿的诉讼请求,在法院审查可以合并审理的情况下,应当合并审理。 《道交损害赔偿解释(二)》的施行及其第十条规定的内容,亦对于除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外的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侵权案件,在民事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诉讼中涉及医保基金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的审查处理提供了参考。 以上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一、引言 2026年5月1日, (国务院818号令)即将施行, 公众对于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关注和讨论充斥于各类媒体, 其中大量内容就是关乎体细胞治疗。体细胞治疗作为一种新型治疗手段, 在晚期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与之相伴, 体细胞临床研究也成为医学科研与监管的重点领域。 2025年7月, 某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某医院作出行政处罚, 认定该院开展的体细胞临床研究(IIT)不符合监管要求, 依据相关法规处以警告、罚款的处罚。该案集中暴露了我国体细胞临床研究监管规则的适用困境、临床研究与诊疗活动的边界模糊等问题。 本文以该案为切入点, 系统梳理体细胞临床研究的监管逻辑与法律适用要点, 并结合国务院818号令, 分析未来监管体系的调整方向, 以期为医疗机构合规开展研究及监管部门规范执法提供参考。 二、核心概念 (一) 体细胞与干细胞的区别 在生物医学领域, 体细胞与干细胞是两类功能、特性截然不同的细胞, 二者的核心差异直接影响临床研究的风险水平与监管强度。 1. 干细胞 干细胞是指在多细胞生物体发育的早期阶段产生的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 并可分化为多种细胞谱系的细胞。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我更新能力, 能够通过分裂不断复制自身, 维持细胞群体的数量稳定; 二是多向分化潜能, 可分化为多种不同功能的体细胞, 是人体组织修复、再生和发育的“种子细胞”。根据来源不同, 干细胞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 其中成体干细胞广泛存在于成年人体的骨髓、脂肪、脐带等组织中, 是临床研究中最常用的类型。 2. 体细胞 体细胞是多细胞生物体中除生殖细胞和生殖细胞前体细胞之外的所有细胞的总称。与干细胞相比, 体细胞具有明显的分化成熟特征: 功能固定且专一, 如淋巴细胞负责免疫防御、上皮细胞构成组织屏障、肝细胞参与代谢解毒等; 分裂能力有限, 大多已丧失无限增殖的潜能, 无法分化为其他类型的细胞, 仅能维持自身组织的正常代谢与修复。 总体而言, 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在于: 干细胞处于未分化或低分化状态, 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 潜在风险较高, 因此监管要求更为严格; 而体细胞已高度分化, 功能相对固定, 理论风险较低, 但在我国现行监管体系中, 其临床研究仍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干细胞研究进行管理。 (二) 体细胞临床研究与干细胞临床研究的界定 我国相关监管文件分别对体细胞临床研究与干细胞临床研究作出了明确界定, 明确了二者的研究范围与操作规范。 1. 干细胞临床研究 根据(国卫科教发〔2015〕48号)第二条规定, 干细胞临床研究是指应用人自体或异体来源的干细胞经体外操作后输入(或植入)人体, 用于疾病预防或治疗的临床研究。 其中, 体外操作包括干细胞在体外的分离、纯化、培养、扩增、诱导分化、冻存及复苏等一系列技术流程, 核心目的是验证干细胞在疾病治疗中的安全性、耐受性与有效性。 2. 体细胞临床研究 参考《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体细胞临床研究是指利用人自体或异体的成熟/功能分化细胞, 经可能改变体细胞特性的体外操作后(如分离、纯化、激活、扩增培养、负载、遗传修饰、冻存和复苏等, 不包括单纯分离), 作为研究性干预措施回输(或植入)人体, 用于疾病治疗的临床研究。 与干细胞临床研究相比, 体细胞临床研究的核心区别在于研究对象是已分化的成熟细胞, 体外操作的目的是改变其现有特性, 而非诱导其分化为其他细胞类型。 三、我国体细胞临床研究的法律监管沿革 我国体细胞临床研究的监管大体上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 早期质控阶段 1993年5月5日, 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发布《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 这是我国最早针对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仅从技术质控角度出发, 对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的质量控制要求作出了初步规定, 未从法律层面明确研究的流程、机构资质、法律责任等核心内容, 监管力度较弱, 难以满足临床研究规范化发展的需求。媒体广泛关注的“魏则西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期间, 之后, 体细胞治疗禁止用于临床应用。 (二) 征求意见与初步规范阶段 随着体细胞临床研究的快速发展, 监管部门开始逐步完善相关规则, 通过发布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广泛吸纳行业意见, 推动规则体系的构建。2019年3月29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首次尝试系统构建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的管理规则, 明确研究机构的资质要求、研究流程、伦理审查等内容。 2023年5月9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发布《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 进一步细化了体细胞临床研究的操作规范、备案要求与监管流程。该阶段的核心特点是“逐步规范、广泛征求意见”, 尚未形成正式的、系统性的法律监管体系, 但为后续的统一立法奠定了基础。 (三) 统一立法阶段 2025年9月28日, 国务院发布818号令, 该条例于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 将体细胞临床研究、干细胞临床研究、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新技术统一纳入监管体系, 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定义、机构资质、备案要求、法律责任等核心内容, 标志着我国体细胞临床研究的监管进入“统一立法、严格监管”的新阶段。 国务院818号令第八条明确规定,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包括四种情形: 一是直接对人体进行操作的; 二是对离体的细胞、组织、器官等进行操作, 后植入或者输入人体的; 三是对人的生殖细胞、合子、胚胎进行操作, 后植入人体使其发育的; 四是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该定义将体细胞临床研究明确纳入生物医学新技术的监管范畴, 为其法律适用提供了明确依据。 四、案例分析: 某医院行政处罚案的法律适用讨论 某医院行政处罚案的处罚依据与法律适用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体细胞临床研究监管实践中存在的若干争议问题。 (一) 案件基本事实 2025年7月, 某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 经调查确认: 被处罚人开展的“UCLM802细胞注射液在MSLN表达阳性的晚期恶性实体肿瘤患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初步有效性的探索性研究”, 属于研究者发起的、非产品研制的体细胞临床研究。 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七条规定, 该类体细胞临床研究应当参照管理, 而明确要求, 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应当为三级甲等医院。经查, 该院为三级乙等医院, 不具备开展该类临床研究的法定资质。 据此,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据规定, 认定该院行为属于超出登记诊疗范围开展活动, 并对其作出警告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 本案处罚的核心法律依据 本案中, 监管部门的处罚逻辑主要基于以下三部法规: 1.《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 该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干细胞临床研究按照管理。研究者发起的体细胞临床研究等参照管理。” 上述条款确立了体细胞临床研究的监管原则, 即在缺乏专门规范的情况下, 研究者发起的体细胞临床研究原则上参照干细胞临床研究的管理标准执行。 2. 该办法第七条规定: “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三级甲等医院, 具有与所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相应的诊疗科目。”此外, 第五十二条规定: “未经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擅自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 以及违反规定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的机构和人员, 按和等法律法规处理。” 据此, 在体细胞临床研究参照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的前提下, 监管部门据以认定开展相关研究的机构应为三级甲等医院。由于该院不具备该资质, 监管部门据此将其违规行为纳入调整范畴。 3. 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第四十六条进一步规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 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在本案中, 监管部门认为, 三级乙等医院开展需三级甲等医院资质的体细胞临床研究, 属于“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 并依据该条款作出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 本案的法律适用争议 尽管监管部门已作出明确的行政处罚决定, 但结合体细胞临床研究的性质以及现行法规体系, 本案在法律适用层面仍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参照管理”规则的规范效力问题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 体细胞临床研究“参照”管理。然而, “参照管理”是否能够直接等同于“直接适用”, 在规范解释上仍存在一定争议。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 “参照适用”不同于类推适用, 而属于一种规范效果的准用方式, 其基本含义是“比照既有规则进行处理, 但并不当然等同于直接适用该规则”。学者张弓长在《<民法典>中的“参照适用”》一文中指出, “参照适用”既有助于弥补规范体系中的制度空白, 同时也保留一定的制度弹性, 但在具体适用时应当注意准用规范的适用条件与范围, 不宜随意扩大解释。 具体到本案, 体细胞与干细胞在生物学特性及风险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 潜在风险相对较高; 而体细胞已高度分化, 功能相对稳定, 风险程度相对较低。在此情况下, 若将体细胞临床研究完全等同于干细胞临床研究, 并直接适用干细胞的全部监管标准, 在制度逻辑上存在一定争议。 此外, 从行政法原则来看, “参照管理”原则上亦不宜直接作为行政处罚的独立法律依据。监管部门在适用相关规则时, 仍需结合体细胞临床研究的具体特征进行合理解释与论证, 否则可能引发法律适用不当的问题。 2. 的法律适用问题 规定,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六条则对“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的行为规定了相应行政处罚。 据此, 该条例的规制对象为“诊疗活动”, 而违法行为则表现为医疗机构开展的诊疗活动超出其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范围。在这一规范框架下, 体细胞临床研究能否直接适用上述规定, 仍有若干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1) 体细胞临床研究是否属于“诊疗活动” 本案中, 监管部门依据(超诊疗范围)作出处罚, 其前提是认定体细胞临床研究属于“诊疗活动”。但结合相关法规的定义, 临床研究与诊疗活动存在明确的边界, 二者的核心目的、实施逻辑存在本质区别。 根据规定, 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 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 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而规定, 临床研究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的, 以人(个体或群体)为研究对象, 不以药品、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等产品注册为目的, 研究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康复、预后、预防、控制及健康维护等的活动”。 在司法实践中,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沪03行终16号行政判决书中亦明确, 诊疗活动需具备“检查、方法、目的”三大要素, 三者是检查、诊断和治疗的结合。结合该裁判观点, 在二者皆有“检查”及“方法”的情况下, “目的”是判断行为是否属于诊疗活动的重要因素。 根据上述规定, 诊疗活动的核心目的在于围绕患者个体, 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 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而临床研究是为了研究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康复、预后、预防、控制及健康维护。此外, 也明确,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目的是“判断其安全性、有效性, 明确其适用范围、操作流程、技术要点等”。 因此, 临床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技术验证与科学研究, 而非直接实现对个体患者的诊疗目的。在此意义上, 不能当然将临床研究等同于诊疗活动。 (2) 临床研究与“诊疗科目”的关系 诊疗科目是医疗机构根据医学学科和专业领域分类, 在执业登记中依法确定的诊疗服务范围, 通常分为一级科目和二级科目。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通过《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对相关科目进行了明确划分。医疗机构在申请设立或变更执业登记时, 应当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报拟开展的诊疗科目, 并经核准登记后方可开展相应诊疗活动。 然而, 体细胞治疗属于一种医疗技术, 其临床研究可能涉及多种疾病领域。在不同研究方案中, 体细胞治疗可能应用于肿瘤、心血管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等不同领域, 对应肿瘤科、心血管内科(或外科)、神经内科(或外科)等多个诊疗科目。在实践中, 多数三级医院在执业登记中通常已经覆盖上述相关诊疗科目。 此外, 临床研究项目备案与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的诊疗科目备案亦属于性质不同的管理制度。临床研究项目备案, 是研究项目在立项后通过我国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等平台对研究信息进行登记和公示的程序性管理措施; 而诊疗科目登记则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管理的一部分, 用于确定医疗机构可以开展的医疗服务范围。 因此, 不能将临床研究直接归类为某一具体诊疗科目, 也不宜将临床研究项目备案与医疗机构诊疗科目的登记或备案简单等同。 (3) 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分析 根据上文所述, 从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来看, 适用通常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行为属于“诊疗活动”, 二是该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范围。 而体细胞临床研究在性质上属于技术验证阶段的科研活动, 其主要目的在于验证相关技术的安全性、耐受性和有效性, 并不当然属于诊疗活动。同时, 在多数三级医院已登记相关诊疗科目的情况下, 也难以认定其超出诊疗科目的范围。 具体到本案, 医院开展的体细胞临床研究, 核心目的是验证UCLM802细胞注射液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初步有效性, 属于典型的技术验证活动。在此背景下, 若将其认定为“诊疗活动”, 并以“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为由, 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开展临床研究的行为直接进行行政处罚, 在法律适用上仍存在一定的逻辑瑕疵。 3. 体细胞临床研究的监管路径选择 在体细胞临床研究的法律适用讨论中, 有观点认为, 体细胞治疗属于医疗技术, 可依据进行处罚。但结合该办法的适用范围与体细胞临床研究的属性, 该观点的成立仍存在一定困难。 根据规定, 医疗技术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以诊断和治疗疾病为目的, 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而采取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其核心适用范围是“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阶段”, 即经过临床研究论证, 安全性、有效性确切的医疗技术, 应用于临床诊断或治疗的过程。而体细胞临床研究属于“临床应用之前的科学验证阶段”, 其目的是论证技术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尚未达到临床应用的标准。 此外,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国家限制类技术目录和临床应用管理规范》, 在细胞治疗领域, 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同种胰岛移植技术属于限制性技术, 需要进行备案管理, 其余细胞治疗技术均不属于限制性技术, 不允许被临床应用。 因此, 从制度定位上看, 体细胞临床研究既不属于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阶段, 也不属于需备案管理的限制类医疗技术。若直接适用进行处罚, 在现行规范体系下亦存在一定法律障碍。 五、818号令施行后体细胞临床研究监管的法律适用 2026年5月1日国务院818号令的正式施行, 解决了体细胞临床研究的法律适用争议, 明确了其监管标准与处罚规则, 监管力度与违法成本均大幅提升, 对医疗机构开展相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 (一) 新规下的机构资质要求 国务院818号令第十一条明确规定, 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是三级甲等医疗机构; (二)有符合要求的临床研究学术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 (三)有与拟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相适应的资质、场所、设施、设备、管理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能力; (四)有保障临床研究质量安全、符合伦理原则以及保护受试者合法权益的管理制度; (五)有稳定、充足的研究经费来源。 该条款明确将“三级甲等医疗机构”作为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含体细胞临床研究)的硬性要求, 解决了此前“参照管理”带来的资质模糊问题。这意味着, 2026年5月1日后, 非三级甲等医院开展体细胞临床研究, 将可以直接认定违法, 无需再通过“参照干细胞管理”的转致路径, 法律适用更加明确。 当然, 由于很多民营医疗机构不参加分级, 是否意味着这些民营医疗机构无法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 实务中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该问题涉及另外的医政管理问题, 本文不做讨论。 (二) 新规下的行政处罚升级 与原有的处罚规则相比, 国务院818号令第四十五条大幅提高了违法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处罚力度: 1.对机构的处罚: 不符合国务院818号令规定开展临床研究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责令停止临床研究, 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资料、物品,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2年内禁止其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 2.对人员的处罚: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3年内禁止其从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 3.未备案处罚: 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未依照国务院818号令备案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责令限期备案; 逾期未备案的, 依照上述规定予以处罚。 新规下的处罚金额最低为20万元, 最高可达100万元, 同时增加了“禁止开展研究”“禁止从事相关工作”的资格罚, 违法成本显著增长, 将对医疗机构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三) 新规下的合规提示 2026年5月1日后, 所有体细胞临床研究均需直接适用国务院818号令规定, 非三级甲等医院严禁开展相关研究, 已开展的需立即停止, 否则将面临新规规定的严厉处罚。 因此, 建议医疗机构应在新规施行前, 全面核查自身资质与研究项目, 对不符合新规要求的项目及时终止或调整, 避免因违规面临处罚。 六、结论 综上, 2026 年 5 月 1 日, 国务院818号令正式施行后, “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体细胞临床研究中无可质疑的硬性资质底线, 非三甲医院开展相关研究将面临严厉行政处罚。 该《条例》厘清此前 “参照管理” 界定模糊、临床研究与临床诊疗边界不清等法律适用争议, 监管执法标准自此明确统一。同时新规显著抬高医疗机构合规成本与违法惩戒力度: 医疗机构开展体细胞临床研究前, 须全面核验资质条件、科研能力与合规风险, 严格履行备案流程, 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严守法律红线。 在此监管新常态下, 医疗机构需精准对标新规要求, 平衡行业创新发展与合规监管边界, 共同推动国内体细胞临床研究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业界常言,“审计发现问题只是起点,法纪定性才是终点。”律师在医院审计里,不是去和审计组“吵架”的,而是当医院的“法律翻译”和“安全员”, 应对国家审计更侧重程序抗辩与救济,协助内部审计更侧重风险排查与制度建设。本文主要针对公立医院外部审计,律师如果参与其中,主要要做三件事:一是在审计前帮医院把制度、流程和资料理清楚,提前排雷;二是在审计过程中,把审计发现的技术问题,用法律语言说清楚,分清是工作失误还是违法乱纪;三是在审计后,帮医院把漏洞补上,把制度建好,保护干部,也保护医院。 一、医院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底层逻辑:从"查账"到"查责" 中办、国办(2019,以下简称“《规定》”)、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第3204号内部审计实务指南——经济责任审计》(2022,以下简称“《指南》”)是医院经济责任审计的现行有效的基础通用规则。 根据《规定》第3条,“经济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对其管辖范围内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管理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防控重大经济风险等有关经济活动应当履行的职责。”相比2010年32号文,审计内容主要变化为更强调履职尽责而非财务审计,具体为:(1)贯彻执行政策决策情况被列为首要审计内容。(2)新增对本部门本单位重要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情况的审计。(3)强调重大经济事项的执行过程合规审计。(4)新增“经济风险防范”和“生态文明建设项目、资金等管理使用和效益情况”两项审计内容。(5)强调领导干部要“在经济活动中落实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6)新增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的审计。 审计工作应按照权责一致、权责对等原则,紧密结合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围绕“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应该干什么、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确定审计工作重点。 如图,在责任认定方面,《规定》取消“主管责任”,形成“直接责任”与“领导责任”二元结构,并设置了“三个区分开来”的减免责任抗辩区间。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清单仅为示例,律师应结合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进行制作优化,且所谓清单也仅是律师进行初步责任研判和证据梳理的辅助工具,而非结论本身。最终责任认定必须建立在全面审查审计报告、财务资料、会议记录、合同文件等全部证据材料的基础之上。此外,虽主要针对央企,但其体现的“资产损失认定”“责任划分”(直接/主管/领导责任)等原则,在国资监管领域具有共通参考价值。 二、律师在审计全流程的嵌入价值 审计是对业务的审计,其评价标准包括党规党纪,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中央领导批示指示精神,责任制考核目标,行业标准,职能主管部门发布或者认可的统计数据、考核结果和评价意见,专业机构的结论或意见,公认的良好实操规程,以及被审计单位制定的重要发展规划、内控制度等。医院经济责任审计专业性强、行业法规繁杂、责任界定敏感,审计人员相对缺乏法律定性、合规边界、责任豁免、纠纷处置的专业能力,律师介入可实现审计合规性、合法性、公允性三重保障,在审前沟通、材料准备、内部调查、程序补救、损失评估、责任区分、整改报告等审计环节对被审计单位发挥法律指导与咨询作用。 (一)审前阶段:从“配合审计”到“审计合规” 1.审计范围的法律边界划定 审计应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并结合地区、部门、单位具体情况,以“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情况”而非账簿确定审计范围。律师应审核《审计通知书》确定的审计范围是否超出被审计人管辖范围和任职期间,对超范围事项准备书面异议。典型场景比如:医院党委书记与院长的经济责任划分;前任遗留问题与现任责任的切割;临床业务与行政后勤的权责边界等。 2.审前资料准备的法律风险管理 系统梳理“政治-政策”依据。系统梳理与被审计事项相关的国家及地方医改政策、行业指导意见、疫情期间特殊规定等,为“贯彻执行政策决策”的审计内容提供正面证据。 准备“履职痕迹”档案。协助整理“三重一大”会议纪要、请示批复文件、内部审核记录,保障形成完整的决策流程证据链,以证明决策过程集体研究、程序合规。再如,提出保密与豁免申请。指导医院对涉及患者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的资料申请豁免披露或脱敏处理。 3.内部控制法律体检 审查信息系统为体检基础。重点审查信息系统权限:HIS系统、物资/服务采购流程、财务ERP系统的不相容岗位设置落实问题。 审查相关制度合法性。比如医院自行制定的《药品遴选制度》《耗材临时采购规定》是否符合《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等规定。 (二)现场审计阶段:法律定性的实时介入 1.重大经济决策的“程序+实体”双审查 被审计单位可与审计工作组沟通寻求律师参与重大事项访谈,以更好保障访谈程序合规、笔录客观准确。 律师通过参与现场审计过程,可以及时反应,对“决策失误”与“违规决策”进行精准辨析。对于审计指出的造成损失的项目(如设备闲置),重点论证决策时是否经过了专业论证(如医学装备委员会)、集体决策,是否存在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如基建延迟)。将问题导向“领导责任”而非“直接责任”。 2.药品耗材采购的“穿透式”法律审查 高频风险点与法律定性场景为: (1)线下采购:违反《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行政违规;若涉及利益输送→涉嫌受贿罪/贪污罪 (2)两票制违规:增加流通环节→涉嫌虚开发票罪、偷税罪 (3)科室自行采购:违反→内部违规;若科室收受回扣→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律师可以协助审计人员区分管理不规范与违法犯罪的界线,对采购、捐赠等高频风险点进行“目的解释”。对供应商进行背景调查(穿透至实际控制人,识别关联关系),关注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未披露的情形,审查捐赠协议是否附有条件(比如以捐赠换输液产品配送权)等。对于未严格执行集中采购程序等行为,论证是否存在“抢救危重患者”等紧急情况,或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试点政策,避免简单定性为违规。 3.取证程序的合法性把关 通过监督被访谈人签字确认,保证访谈笔录的法律效力,避免事后反言。协助或检查对HIS系统、省采购平台数据等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等过程,确保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客观性,避免因取证程序瑕疵导致证据不被采信。 4.协助审结前化解 力争在审计报告出具前,通过充分沟通和法律论证,将问题性质控制在审计评价范畴内,尽力避免引发纪检监察调查、刑事责任追究或民事索赔。 (三)审计结论阶段:责任认定的法律检视 1.责任认定的“证据裁判”原则 (1)直接责任的抗辩空间:若领导干部能证明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如信赖专业机构报告),可抗辩“直接违反”。 (2)领导责任的减轻路径:证明已建立合理监督机制(如定期听取汇报、要求部门自查),可减轻“疏于监管”责任。 2.“三个区分开来”的适用论证 (1)时间维度:政策出台前还是后?(如新冠疫情期间的紧急采购) (2)主观维度:为医院发展还是个人利益? (3)程序维度:调查决策过程、背景,检查是否履行了必要的请示报告? 3.审计报告的法律审查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律师可审查报告中对问题的表述是否客观、证据是否充分、定性是否准确以及法规适用是否正确,对审计报告(或征求意见稿)中事实认定不清、法律定性错误、责任划分不当的内容,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出具正式、详实的书面法律意见表达异议。对于探索性改革中出现的偏差,积极向审计机关及组织部门提交专题报告,引用“三个区分开来”原则,争取书面免责或减轻责任认定,保障被审计领导干部正确行使陈述、申辩权利。推动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转化为具体的制度重建。 (1)避免绝对化表述。如“造成重大损失”“违反廉洁规定”需有具体审计证据+衡量标准,比如工资过高≠违反廉洁规定。 (2)审计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审计评价本质上也是适用规则和证据进行判断的行为。常见的目标责任法、历史参照法、业绩比较法等,会纵向比较被审计人审计时与上任相关数据、横向比较类似单位资源禀赋下相同或相近岗位相关数据,这些方法的运用应当从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岗位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类似情况类似评价”原则和证据规则,防止主观臆断。 (3)审计报告敏感性审查。审计报告可能作为后续法律程序(如纪检监察、民事诉讼)证据的敏感性进行审查,评估报告中的事实描述和结论性意见是否可能被其他机关直接援引,并提前准备应对预案。 4.保障“类似情形类似结论” 通过检索相应审计参考案例和执法司法案例,类比论证领导干部在已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时的责任边界。 (四)整改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避免“加强管理”等空话,提出具体可落地执行的制度修订建议,比如:建立经济责任履职档案,对任职期间的决策过程、会议记录、请示报告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归档,为离任审计提供“履职免责”证据链;制定重大经济事项决策法律意见书制度,对50万元以上设备采购、基建项目、对外合作事项强制出具法律意见;建立耗材超常使用预警阈值等。 律师介入有利于保证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措施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并协助被审计单位将整改措施纳入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确保新制定的内控制度经过医院党委会、职代会等法定程序通过,使其具有合法效力。 三、医院高频审计风险场景的法律应对 医疗行业经济责任审计的高频风险点主要集中在药品/耗材/设备采购、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安全领域,常表现为采购/接受捐赠中商业贿赂风险、选商采购程序履行不规范、系统数据不真实或存在内控缺陷等问题。 (一)公立医院信息系统(HIS)审计 公立医院信息系统管着全院的钱、物、账,怎么收费、怎么买药、数据真不真实、有没有漏洞,都体现在系统里。审计有明确的法规授权,查系统就是查领导管得好不好的关键。查的时候会用大数据比对各种数据,重点看有没有乱收费、采购违规、数据出错或泄露这些风险。如果系统出问题,领导可能要担责。 风险场景1:系统未互联互通导致“零加价”失控 审计发现采购系统与HIS未对接,耗材进价手工录入,无法监控零加价,违反《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第14条 律师介入:这并非单纯的IT问题,而是内部控制失效。建议将“系统权限设置”纳入不相容岗位分离制度。 (二)药品耗材采购审计 药品采购审计,就是给医院“买药”这件事做一次全面体检。要查的:(1)药是不是从正规公司买的(合法);(2)买的价格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多花钱(省钱);(3)整个买药的过程,比如谁申请、谁批准、谁收货、谁付款,这些环节管得严不严(管理好);(4)相关负责的人有没有认真干活、有没有出错(责任清)。查的方法就是看文件、问人员、跟踪流程、分析数据。 风险场景2:高值耗材“代销式”管理 审计发现A医院耗材先使用后入库,未通过省集采平台。 法律定性:违反《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第13条;若涉及账外核算→私设“小金库”或贪污 律师方案: 1.若已发生:论证是否属于“抢救急危重患者”的紧急采购例外 2.未来防范:设计“临时采购-备案-追溯”的合规流程,确保72小时内补录平台 风险场景3:供应商“绑定式”捐赠 审计发现捐赠设备与采购挂钩,比如如捐赠800万元设备换取30%输液产品份额。 法律定性: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第4条;若未入账→贪污;若入账但附条件→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 律师方案: 建立《捐赠合规审查清单》,接受捐赠前分析是否公益性质、是否定向捐赠、是否影响公平竞争。 (三)医疗设备购置审计 现在审计不光看流程走没走,更看重钱花得值不值、设备好不好用、采购过程干不干净。必须按最新的国家法律来规范采购。负责采购部门买设备每一步都要留好“证据”,特别是验收报告,签了字就要负责。付款必须按合同来,不能随意拖欠。供应商管理要严格,廉洁合同不能少。财务部门付设备款前,必须看到合规的采购审批单、有效的合同和正式的验收合格报告,三者缺一不可,这是保护医院资金安全的关键。 风险场景4:甲类设备闲置 审计发现1500万元甲类设备未装机,未纳入年度计划,未取配置许可。需判断是“决策失误”(领导责任)还是“违规决策”(直接责任)? 律师介入:若主张“领导责任”需证明院长听取了医学装备管理委员会意见,但受限于基建延迟等客观因素;若存在“一言堂”,方可认定为“直接责任”。 四、结语 律师不可能也不会替代审计,律师的核心价值在于参与医院经济责任审计时,将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精准的法律定性、合规边界判断与责任风险切割,最终目标是实现审计结论的客观公允、责任界定的清晰准确,有效管理审计结论可能引发的行政、纪律乃至刑事风险,并为医院构建长效合规治理体系提供法律支持。律师接受医院委托参与医院经济责任审计,必须具备丰富的医疗医药行业知识积累,具有与审计机构的专业对话能力。这样才能不做旁观看客。 限于本次写作目的,本文的首要不足与缺憾在于未能区分阐述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审计的律师工作区别。简单地讲,公立医院审计的核心是“公共受托责任”与“干部问责”,律师策略重在“合规抗辩”与“政治/行政责任切割”;民营医院审计的核心是“股东(或债权人)知情权”与“公司治理”,律师策略重在“捍卫商业判断规则”与“民事/刑事责任防范”。律师有效保障被审计人合法权益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审计背后的权力来源与诉求,并运用相应的法律工具进行应对。此外,本文作为框架性文章,未进一步区分公立医院外部审计的具体类型,比如国家审计署专项审计、卫健委行业审计、还是因贷款违约由银行委托的审计,相关内容缺乏足够的细分针对性,请读者注意甄别参考。 附件: 1. 公立医院经济责任审计高频风险-对应法规依据示例表 2. 律师介入医院经济责任审计全流程工作示例表
谢柯(化名)为其女儿小英(化名)投保一份少儿医疗保险。小英住院手术后,保险公司以“既往症”为由拒绝赔付。谢柯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保险金4475.21元及逾期利息损失。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谢柯的诉请。 案情简介 原告谢柯诉称,7岁的小英于2023年12月就诊时被诊断为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谢柯于2024年1月通过微信小程序为小英购买了保险公司承保的少儿百万医疗保险,保费为372元,保险期间自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保险限额600万元,一般医疗保险金在有社保的情况下赔付比例为80%。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既往症”及“等待期”条款:既往症指在本合同生效前被保险人已患有且已知晓的疾病或症状,由此导致的保险事故或医疗费用支出,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等待期为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确诊疾病并因此接受相关治疗,保险人亦不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 2024年3月,小英就诊时被诊断为腺样体肥大、慢性扁桃体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并被医院建议进行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手术。9月,医院对小英实施了鼻内窥镜下低温等离子射频腺样体消融术及双扁桃体切除术。本次治疗个人自付部分共计5594.01元。后谢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金4475.21元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4475.21元及逾期利息损失。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小英在投保前已患有该病三年,属于保险合同生效前确诊的既往症,因此既往症就诊产生的费用不属于保险责任,同时,保险公司还主张相关疾病的诊断发生于30日等待期内,保险公司应予免责。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关于既往症不予赔付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谢柯是否具有约束力。谢柯系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投保,保险公司虽于诉讼中提交了投保录屏,但该视频未能证明谢柯在投保时已查看相关免责条款。结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0年修正)第十二条之规定,法院认为,谢柯在投保时并未查看到有关“既往症”的名词释义及相应免责条款。由于保险公司的投保程序未设置强制阅读流程,且未能举证证明其已经通过足以引起谢柯注意的方式进行提示,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向谢柯作出明确说明,故该免责条款对谢柯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以此主张免责,法院不予采纳。谢柯于2024年1月投保,小英被医院诊断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并建议手术的时间为2024年3月,已超出30天等待期。因此,对于保险公司关于等待期内确诊疾病应免责的抗辩意见,法院亦不予采纳。结合少儿百万医疗险有关一般医疗保险金的约定内容以及就诊实际支出。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谢柯支付保险赔偿金额4475.21元及逾期利息损失。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父母为子女投保医疗险,核心目的在于减轻少儿常见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为孩子健康成长构建风险保障屏障。当前,线上投保已成为保险消费主流模式,微信小程序、APP等线上渠道因便捷高效而备受家长青睐。为减少争议,结合本案因电子投保引发的纠纷,在此分别对投保人与保险人进行风险提示。 对于投保人而言,需秉持诚信投保原则,如实告知被保险人健康状况。投保前仔细核对被保险人过往就诊记录、诊断证明,按保险公司询问内容如实申报,切勿隐瞒已知疾病或症状,避免因“带病投保”导致拒赔,甚至承担保险合同解除、保费不予退还的法律后果。需审慎阅读保险条款,重点关注免责事项。线上投保时,务必避免盲目勾选“已阅读并同意”选项,不应因条款繁琐冗长而忽视查阅。投保人应重点关注保险合同中的既往症定义、等待期时长、赔付比例、免责范围及加粗加黑字体等关键内容,对不理解的条款可及时通过客服咨询、线上留言等方式核实,并注意留存沟通记录。 对于保险人而言,需规范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保障投保人知情权。结合之规定,针对免责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该条款内容作出明确说明。若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该条款将不产生法律效力。保险人对其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因此,在线上投保场景下,保险人应杜绝以“默认勾选”“隐藏展示”等方式设计投保流程。相反,应通过弹窗提示、强制阅读、要求投保人手动输入确认等方式,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提示,以确保投保人充分知晓免责条款的具体内容。 综上,投保人应坚守诚信底线,如实告知、审慎投保;保险人应恪守法定义务,明确条款、规范服务。唯有双方共同遵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才能减少保险纠纷,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实现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共赢。
2025年年初,盐城何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抖音客服”的本地座机电话,称何女士曾在抖音开通电商直播会员功能,每月800元月费,如果不想被扣款就按照指示操作即可关闭服务。看到来电号码为本地号码后,顾女士放松了警惕,根据对方引导,登录某网站进行了一系列操作,后其银行卡被扣款3万余元。 经查,呼出诈骗电话的座机号码竟为盐城本地某医院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呢? 01、案情简介 2024年底,陈某通过某通讯软件认识上线“一起发大财”,与其约定每日300元工资加吃住费用报销,并按照上线的指示前往江苏省内各地医院踩点探明医院弱电间位置和内部情况,后将“VOIP”设备、路由器、插线板等与医院固定电话设备连接,使境外诈骗团伙能够在网络上通过医院固定电话虚拟拨号进行诈骗。经核查,陈某安装的设备供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共计647次,其中盐城、连云港的2家医院电话共关联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起,涉案金额50万余元。 此外,陈某在侦查阶段曾向公安机关多次、稳定供述明知上线是通过拨打电话方式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根据其指示实施了上述行为。 02、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罪。陈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决被告人陈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陈某不服,提起上诉。市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3、法官说法 “VOIP”是一种实现互联网与传统电话网络互联的硬件设备。犯罪分子混进医院、写字楼、酒店、小区等地的弱电井、机房,在境外诈骗分子的指挥下将“VOIP”设备接入内部电话线路,境外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操控该设备,能够伪装成国内座机号码进行电话拨打和短信发送,极大增强了诈骗行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在此,提醒大家,对不明来电,即使是本地号码,也应保持高度警惕,提高防骗意识,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各单位、公共场所也要加强巡查,防范违法设备的安装。此外,对于一些声称“设备安装、操作简单”“免费入住酒店、帮接线”“高薪日结”的兼职信息,不要随意接受,警惕沦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帮凶!
引言 2026 年 5 月 1 日,(国务院令第818 号,下称 “818 号令”)将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行政法规,818 号令首次明确生物医学研发可在药品路径之外开辟技术路径,构建起 “备案研究 + 审批转化 + 全生命周期管控” 的立体化监管体系,为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创新发展划定了清晰的合规红线与制度框架,具有里程碑式的法治意义。 然而,站在医疗企业实操落地的视角,新规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尤其是临床转化路径、受试者权益保护、院企合作机制、特殊区域政策衔接四大核心难题,成为行业普遍关注的焦点与堵点。对此,笔者将结合 818 号令核心条款与监管逻辑,从企业合规实践出发,解锁新规适用中的痛点与难点,以期为行业合规转型提供参考与思路。 一 临床研究如何顺利实现合规转化 818号令第二十九条明确临床研究结束后拟转化应用的,必须经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审查批准。[1]这一规定将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转化纳入国家层面统一监管,大幅提升合规门槛。但对医疗企业而言,生物医学技术如何实现合规转化仍存在多重障碍。 (一)审批标准与评估细则尚不明晰 818号令第三十一条明确指出转化申请需通过专业机构的技术评估与伦理评估,并经证明安全有效且符合伦理原则,方可予以批准。[2]但因国家层面并未明确或公示评估具体指标、专业机构资质要求或名单、安全有效性标准及伦理要求,具体审批尺度目前尚不明朗。一方面,这将导致医疗企业在准备转化申请材料时,易因审批标准不明而需修改或补充材料,延长审批周期;另一方面,这也会加剧临床研究终点的不确定性,导致医疗企业与医疗机构难以确定临床研究应达到何种标准才可实现转化应用。 (二)临床应用操作规范存在空白 818号令第三十四条明确生物医学新技术经转化应用批准后,可由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实际应用,并按规定收取费用。[3]但818号令未明确开展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应具备何种资质,是否应同临床研究一样必须由具备条件的三甲医院应用尚不明确。此外,目前也缺少规范临床应用收费的配套法规,具体收费标准以及是否可以纳入医保结算体系尚不清晰。这将大幅增加医疗企业授权技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收益的合规风险。 (三)转化应用优惠规则有待细化 818号令第三十二条明确“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及公共卫生方面急需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享有优先审批的权利。[4]同样,第三十六条针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规定经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必要性论证后,相关临床研究技术可跳过审批程序而紧急应用。[5]虽然上述规范明确医疗企业可在特定情形下享受一定优待,但优惠规则的具体运用措施尚待细化。如:优先审批优先在哪个环节,是缩短审批期限、简化审批程序,还是精简申请材料;新技术紧急应用时是否可收费及紧急应用期限届满后如何实现常态应用转化,都是后续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二 监管红线前如何履行受试者保护义务 818号令将受试者保护作为核心原则,明确临床研究中各方主体在受试者知情同意、安全风险防控、健康损害赔偿、个人隐私与信息保护等方面的合规要求,且明确临床研究发起机构是受试者健康损害赔偿的首要责任主体,压实医疗企业主体责任。但在实操中,如何严格履行受试者保护义务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实质履行知情同意程序难度大 818号令第十九条要求临床研究机构应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告知受试者风险,[6]但干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生物医学新技术专业性强,医疗企业与医疗机构用通俗语言完成风险披露的难度较大。若受试者以技术复杂而未充分理解为由表明未实际知情,易引发“形式上同意、实质上不知情”的合规风险。此外,该条要求临床研究方案变更需重新取得知情同意,若临床研究周期长、受试者分散,重新告知的实操成本较高。 (二)风险防控与长期随访责任风险高 818号令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六条要求临床研究机构应采取风险预防控制措施,[7]并对受试者进行长期随访。[8]医疗企业作为技术提供方,对研究过程中的风险识别更具专业性,但新规未明确其在风险防控与长期随访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根据818号令第二十七条,若在临床研究中因风险防控除与后期随访不当造成受试者损害,除非能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否则医疗企业需承担受试者治疗费用。[9]鉴于新规未明确医疗企业参与上述活动法定权利,且缺乏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规则,医疗企业收集证据以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实操难度较大。 (三)商业保险保障机制缺失 818号令第二十七条鼓励医疗企业与医疗机构购买商业保险为受试者提供保障,[10]但目前国内尚无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专属保险产品。医疗企业若投保其他健康类产品,易面临保险产品适配度不高的问题,如,保费高、理赔难、赔偿范围有限等。这不仅难以有效保障受试者安全健康,也增大医疗企业赔付风险。 (四)个人隐私与信息保护难度大 818号令第二十八条明确要求所有临床研究参与主体均应履行受试者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11]但临床研究通常涉及生物样本采集与存储、数据传输与共享、多中心协作研发等环节,研发链条长、参与主体多的特性使个人隐私与信息泄露风险高。如何准确界定区分包括医疗企业在内的各参与主体的保护义务与责任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 院企合作模式中如何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818号令第十一条明确临床研究机构应是具备法定条件的三级甲等医院,大幅度限缩合规临床研究机构的范围。基于此,可合理预见未来院企合作将是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主要模式,且符合条件的三级甲等医院将在合作中占据优势地位。目前,818号令仅对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原则性规范,未针对医疗企业权益保护制定具体条款,导致其在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合法权益易受侵害。 (一)协议核心条款缺乏强制性指引 818号令第十二条仅要求院企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并共同制定研发方案,[12]但未明确协议需载明的核心必备条款,如,研究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技术成果的转化权与收益分配、研究方案变更的协商机制等。实践中,医疗企业为推进临床研究以实现转化应用,在签订合作协议时通常处于被动地位。若不加甄别而接受“研究数据、生物样本归机构所有,企业仅享有有限使用权”等条款,或未经协议条款设计而直接签订模板化文件,极可能导致其丧失技术转化主导权,还可能因数据、技术归属问题陷入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二)多机构合作研发协调成本高 818号令第十五条允许医疗企业在两个以上临床研究机构发起同一项临床研究,[13]但仅要求由主要临床研究机构履行备案义务,未明确各机构间的协调机制与责任划分,如,临床研究实施中各方权利与义务、受试者损害赔偿责任划分。实践中,不同临床研究机构的技术操作水平、风险防控能力存在差异,若医疗企业在缺乏法规明确指引的情形下,以自主签订多份合作协议的方式开展临床研究,将显著增大协调成本与合规风险。 (三)临床研究过程控制权与监督权不足 818号令在“临床研究实施”章节将临床研究实施主体限定为医疗机构,未赋予作为发起方的医疗企业在研究过程的日常监督权、违规纠正权等。虽然医疗企业可在合作协议中自主约定相关监督控制权,但在缺乏法规明确规范且医疗机构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形下,约定条款易遭到医疗机构的质疑或拒绝。若医疗机构存在数据伪造篡改、操作不规范、未及时报告风险或终止研究等违规行为,极可能导致研究成果无效,并使医疗企业前期投入付之东流。 (四)临床研究终止后处置规范缺失 818号令第二十五条规定了临床研究终止的法定情形及再评估程序,[14]但未针对终止后的阶段性成果处置、已投入费用结算、剩余生物样本与数据处理作出规定。此时,若合作协议中缺失相关约定,医疗机构极可能因“研究未完成”为由拒绝向医疗企业移交已有研究成果,也不承担已投入的研发费用,引发后续知识产权、物权、不当得利等争议纠纷,增加医疗企业维权成本。 四 特殊区域政策如何选用与衔接 818号令颁布实施前,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凭借“先行先试”的特殊区域政策优势,为医疗企业提供生物医学新技术快速落地的通道。但自2026年5月1日起,818号令正式生效后,作为行政法规,其法律效力高于地方性政策。在此背景下,两地特殊区域政策优势将大幅缩水,医疗企业需重点关注新规与特殊区域政策的选用与衔接问题。 (一)北戴河示范区政策合法性基础不足 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在生物医学领域实行“先行先试”与“一事一议”政策,区域内部分民营医院并不具备三级甲等医院资质,却可依托上述政策开展生物医学临床研究与应用。但该示范区仅依托国务院同意设立的批复,及国家部委、省级配套试点政策实施优惠政策,缺少国务院专项授权法令,甚至未公开相关实操规则。在818号令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层级下,北戴河区域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存疑,医疗企业适用其开展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或存在较大合规风险。 (二)博鳌乐城特区政策优势限缩 博鳌乐城作为全国唯一拥有国务院特别授权的“医疗特区”,其原有政策因属地方性法规且获取国务院授权而具备较坚实的合法基础。但818号令要求其必须遵守国家统一的安全、伦理、质量标准,并接受国家统一监管。这意味着医疗企业在博鳌乐城开展研究与转化,需满足818号令的全部合规要求,原有政策优势大幅弱化。但在遵循818号令基础上,医疗企业仍可享受特区内转化应用审批时限较短、程序简化等优惠政策。 (三)新规与特殊区域政策衔接机制尚未建立 818号令未明确两区备案审批流程与国家层面备案审批规范的衔接方式。若医疗企业已在北戴河与博鳌乐城区域完成研究备案或转化审批,后续能否直接纳入全国统一的临床研究备案与转化应用体系,尚缺乏明确依据。因此,医疗企业可能面临重复备案与审批的问题,增加研发与商业化成本。 结语 上述四大核心问题,本质上是新规的原则性规定与行业实操需求之间的衔接空白。基于医疗企业角度,现阶段需以818号令为核心,梳理研发与合作全流程的合规风险,通过提前对接国家审批标准、完善受试者保护体系、细化院企合作协议、审慎布局特殊区域业务等方式,提前做足合规准备。基于行业发展视角,亟待国务院卫生健康有关部门尽快出台配套细则,明确审批标准、各方权利义务、政策衔接等具体规范,使新规真正落实落细,以实现生物医学新技术创新与安全的平衡。 注释 [1] 第二十九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结束后拟转化应用于临床的,应当经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审查批准。 [2] 第三十一条: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应当自受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资料转交专业机构进行技术评估、伦理评估,并自收到评估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对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且符合伦理原则的,予以批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转化应用申请审查工作规范以及技术评估、伦理评估工作规则,由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制定。 [3] 第三十四条:对经批准临床转化应用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医疗机构开展临床应用的,应当具备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条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遵守该技术的临床应用操作规范,保障医疗质量安全,预防控制风险。医疗机构开展临床应用可以按照规定收取费用。 [4] 第三十二条:对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以及公共卫生方面急需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转化应用申请,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应当予以优先审查审批。 [5] 第三十六条:为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经组织论证确有必要的,可以同意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应用正在开展临床研究的生物医学新技术。 [6] 第十九条:临床研究机构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应当取得受试者的书面知情同意。受试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当依法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临床研究机构应当以受试者或者其监护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告知其临床研究的目的、方案,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机构不得以欺骗、胁迫或者利诱方式取得受试者或者其监护人的同意。 变更临床研究方案对受试者权益可能产生影响的,临床研究机构应当重新取得受试者或者其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7] 第二十一条:临床研究机构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控制和处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实施中的风险。 [8] 第二十六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结束后,临床研究机构应当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报告临床研究实施情况、研究结果和临床转化应用建议。临床研究机构应当对受试者进行随访监测,评价生物医学新技术的长期安全性、有效性。 [9] 第二十七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造成受试者健康损害的,临床研究机构应当及时予以治疗,治疗费用由临床研究发起机构承担;但是,因临床研究机构过错造成受试者健康损害的,治疗费用由临床研究机构承担。 鼓励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为受试者提供相应的保障。 [10] 第二十七条: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造成受试者健康损害的,临床研究机构应当及时予以治疗,治疗费用由临床研究发起机构承担;但是,因临床研究机构过错造成受试者健康损害的,治疗费用由临床研究机构承担。 鼓励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为受试者提供相应的保障。 [11] 第二十八条: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以及其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机构应当依法保护受试者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 [12] 第十二条:临床研究发起机构和临床研究机构应当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并共同制定临床研究方案。 临床研究机构也可以自行发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 [13] 第十五条:临床研究发起机构在两个以上临床研究机构发起同一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由临床研究发起机构选择的主要临床研究机构依照前款规定备案。 临床研究发起机构在两个以上临床研究机构发起同一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由临床研究发起机构选择的主要临床研究机构依照前款规定备案。 [14]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临床研究机构应当终止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于5个工作日内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并告知临床研究发起机构: (一)发现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存在重大问题; (二)临床研究产生或者可能产生重大社会不良影响; (三)临床研究过程中出现不可控制的风险; (四)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